经济文化发展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6 08: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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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尔，2002），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基本上都对此做过界定。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2005）。此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欧阳强、宋德勇，2005）。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就有论述，因此本文只是简单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阐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他们通常把文化看成是伦理道德、理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波、张志鹏，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充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人”，以及从“经济人”出发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在他看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马歇尔也认识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它与印刷术、发现新大陆三者共同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后来，韦伯（1995，2002）明确考察了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也探讨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韦伯之后，更多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或强调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总之，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一领域延伸到金融发展上。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
早期的学者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研究了宗教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才渐渐放松禁令；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而佛教不仅允许放贷取利，而且对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至今还比较缓慢；历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区金融发展未受太多约束；基督教对高利贷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魏悦，2004）。
以后的经济学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关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没有论及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论及金融发展。他们主要阐述了文化如何影响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文化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个人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增进经济绩效。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对权利保护、公司治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表现很显著。宗教在解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国别差异上要比国际贸易、语言、法律起源这些变量的力度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其它国家好。不过。文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总体而言，宗教和语言能表明一国如何实施各种权力保护投资者，进而影响金融发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认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公司治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根据Stulz和Hofstede的分类法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并根据LLSV所创造的衡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反董事权利指数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确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证实了：（1）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同时，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强调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3）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4）产权保护不强、腐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于那些强产权和腐败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二）社会资本、信任和关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数量非常少，因而这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秘鲁的集团银行业的影响。他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贷款偿还率和储蓄率越高，储蓄所产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区分是因为道德风险还是因为个人所面临的真实不良冲击而造成的违约。同时，他还发现，文化异质性和地理扩散性可以解释借贷行为，一般地，那些拥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较近的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个国家1980-1994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法律法规后，信任也都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有关数据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的法律机制和金融机制都没有正式部门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长得快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非正式部门中存在着非正式的融资通道和治理机制，如声誉和关系等，在支撑该部门经济的高速增长。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会规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总之，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解释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三、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较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论述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经济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目前，金融理论界对于文化的研究滞后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步伐。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二是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化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是金融文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淡薄，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阻力。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意识淡薄导致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微观基础；二是金融意识淡薄阻碍了金融企业形成自负盈亏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种风险的最后承担人；三是金融意识淡薄使金融制度变迁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强制供给，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
张俊生、曾亚敏（2005）和卢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选择的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执行质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变量后，结果仍然比较显著。
国内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顾肃（1999）指出，国际金融投机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陈立旭（2005）也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内不少人着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金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是金融业不断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认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设对金融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又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而从金融的视角看，文化建设会推动金融发展。因而文化与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范恒森（2000）明确界定了金融文化，认为，金融文化是指“人们在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债信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而且，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认为，文化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为货币文化、信用文化、票据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陈志武（2006）探讨了金融技术、经济增长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因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为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他看来，包含金融技术在内的金融发展影响到各国的文化内容。秦池江（2006）指出，现代金融和现代金融文化孰为因，孰为果，就如鸡和蛋一样无法说清。总之，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必须也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现代金融。
四、评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文化多是社会资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语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难量化，而且有些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因而关于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国家，如意大利，为样本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某些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推广性不强。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国外文献所定义的指标，如无偿献血率，来检验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无偿献血率差别很大。因而，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后，在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上，难以确定究竟是文化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引导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金融发展。但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腐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对文化的重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先进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是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展不活跃，特别是经常发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内核之一信用在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忽视了诚信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特别强调信用的作用的，因而，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务必要先将信用和市场文化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陈立旭.2005.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5）.
陈志武.2006.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J］.国际融资（2）.
范恒森.2002.金融制度学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79.
高波,张志鹏.2004.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J］.江海学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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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肃.1999.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3）.
卢燕平.2005.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8）.
曼格尔.2002.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M］//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119.
篇2
在集群与联盟、网络与竞合视角下重点分析了三地大学城如何通过集群与联盟的耦合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提升区域产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研究认为大学城与区域经济联动， 是推动区域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
新增长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一国或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生产和供给主要部门的高等教育，对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高作用甚大。因此，发展高等教育是明智之举。
但经济社会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内容和发展方向，高等教育不可能离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研创新，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融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其最大功能和核心价值。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专业化分工的知识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专业结构如果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互适应，则人力资本积累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就会相互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干边学”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二者不能相互适应，则教育投入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力资本的专业转换成本，从而产生资源浪费。
大学城的评价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问题。因为大学自身定位不同，那么他们的发展重点必然不同，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一样，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学的校园扩建和多个大学的综合建成的大学城他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一样。
发挥集聚功能，汇集高素质人才，吸引优势高校入城发展。大学城不仅仅是本地高校的集聚地，更应吸纳国内甚至国外名校的加盟。发挥大学城的辐射功能，满足地方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
大学城除了常规性的高等学历教育外，还可利用园区内师资和教育场所的共享优势，举办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特别是大学后续教育;也可借助城内的办学条件和潜在的培训市场，吸纳各类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技术、技能认证机构到城区内设立或联合开设分支机构。
各类培训机构在城区及附近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讲座和学术交流，将加速中心城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为中心城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层次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大学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联动效应和城区的开放性特点，使得城市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促进了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新建的大学城一般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在大学城内修建不同风格的建筑，这比在老校区上建设要容易得多。新建校园的人文景观使校园文化与城市文化在园区内整合、升华，一方面可以陶冶在园区内就学的学生，培养其人文精神、塑造其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成为所在城市的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周边地区的人群来参观，如果做得足够出色的话，可以集教育，旅游于一体。
现如今对于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由于阐述的角度不同其概念和内涵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趋势[1]，沿海地区展开教育资源竞争，以带动人才战略、技术升级和产业换代及文化发展。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背景下，教育被列入第三产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可能也有必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研究北京地区高教发展的有利与不利条件以及高教向边缘发展，向沿海发展，向企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的趋势。
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着新一轮资源配置，高等教育走廊和远距离校区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表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与交通及通讯事业发展的相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宋宏教授则认为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所一直关注的学术命题[2]，也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跃升为大众化之际有关大学改革的实践命题。我国的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需要从再造共生单元、创新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三个环节着力尤其需要以具有系统性的战略思路和方案加以推动。
刘志民教授提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是：互动程度不高，表现在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方面[3]。
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提供环境保障;高等院校应主动出击，发挥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导作用;企业应积极配合，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篇3
1、经济新常态与社区文化
1.1经济新常态
2008年以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保持着较为高速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也保持着较为领先的位置。但从08年开始，这一连续领先的状态被打断，各国的经济发展也一再陷入低迷状态，而我国也逐渐开始认识到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转变，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速度由两位数的高速度增长变为7%～8%单位数的中高速增长，要求经济结构升级，把第三产业等消费性、服务型的产业当作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上种种的转变都是我国对于经济发展的一种价值选择与判断，从我国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何种作用的转变来看，在经济发展上选择这样一种新常态的路径也是大势所趋的。
1.2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是社会的地域特点、人口特性以及居民长期共同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反映。 它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方式，大体上的理解方式就是在广义上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在狭义上多是指一些文化现象。当前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现在所提倡的使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变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其目的最终都是希望经济能够得到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最终惠及人民，改善民生。而社区是社情民意、社会基层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反映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城市发展的微观状态。我们在走经济新常态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便是让文化紧随而上，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打出“新”的旗帜。社区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内容，因此所体现出来的社区文化也是不一样的，主要有市、区、街道三个层次，本文中所研究的社区文化发展方向单指街道层面的社区文化。
2、经济新常态下社区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
2.1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文化产业作为一个非传统产业，它的发展自身就存在着许多的不足，而社区文化更是文化产业链中的弱势群体。我们一直在强调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对于文化产业也是如此。在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不能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要做到博采众家之长，吸收省内外、国内外符合我国国情的，先进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利用与当今时展潮流相适应的文化传播载体――网络，使之对社区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发挥辅的作用。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的模式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以互联网+为驱动，最终惠及民生，改善民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热词――经济新常态、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改革，无一不给我们的社区文化发提供新的路径，让我们乘着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走出一条现代化的社区文化发展道路。
2.2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城乡二元化的体制一直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然而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文化方面。社区有城镇社区与农村社区之分，而近年来的城镇化建设使大量人口由农村迁移到城市，他们在城市的社区中生存，带去的不仅是人力资源还有乡村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通讯事业的进步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便利的条件，因此乡村居民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能够充分的接受城市社区文化这种集教育、科技、娱乐为一体的社区文化发张方式；随着近年来的“民工潮”“打工热”的盛行，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打工者们，他们参与了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吸收了城市的先进文化，他们的流动使这种文化传入乡村，成为现代文明传播的载体，给新农村的建设添砖加瓦。与此同时，他们也把乡村所具有的睦邻友好、一家有事三家帮、庭院文化等生活方式带到城市社区，对于城市社区中闭户不见、互相都是陌生人的状态也有所改善。要想建设城乡一体化的文化发展方向就要坚持文化发展的先进性与创新性，这不仅符合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文化发展上走出一条特色化，符合本地区民情，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加大城乡之间的互动，协调发展，在文化方面相互促进相互吸收，这就一定要求了两方的工作人员的沟通与交流。利用乡土气息、民俗文化、自然风光去吸引人群，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繁荣发展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2.3文化享受均等化的发展方向
社区文化是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下的一部分，而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能够让居民均等的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是建设社区文化的一大重点。文化享受的均等化不是指绝对的平均与强制性的施加到每个人的头上，而是在文化产品多样化并能够充分达到均等分配的前提下，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个人的文化需求为基准，以此来进行的文化产品的分配。而我国现阶段在社区文化均等化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在社区中忽视文化发展，图书馆，艺术馆很少几乎没有并且典藏量不能达到要求，文化表达方式单一这在根本上就没有满足实现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前提。社区的文化服务本就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乡镇居民进入到城镇工作，生活后，由于户口的限制在原本居住的地方所享受到的社区文化并不能够跟随他们一起来到城市，而在城市中由于经济等条件方面的差异也不能够充分享受到社区文化的成果。我国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思路，最终也就是希望由经济发展最终带动其他方面发展，并通过其他方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经济方面的发展，从事实现成果由全人民共享。所以在发展社区文化中一定要注重均等发展，实行普惠政策，优化公共服务的投入，可以与民营企业联合解决资金的投入问题，促进社区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最终实现社区文化享受均等化。
【参考文献】：
[1]曹爱军 杨平.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1
[2]刘宝顺. 我国城乡社区文化建设综述研究[J]. 管理学刊. 2010，（6）
篇4
江苏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拥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多元同存的经济文化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社会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小康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江苏省在1998年已基本完成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转变，进入全面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的新阶段。2001年，江苏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2922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小康标准值高2.18倍；人均GDP已突破14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785元，小康实现程度均为100%[2]。在这种发展态势下，2003年江苏省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两个率先”[3]奋斗目标。
江苏省省长李学勇曾深刻分析道[4]：“江苏是经济大省，但自然资源少，人口密度大，环境容量小，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这一特殊省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扬科教人才之长，避资源禀赋之短，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之路”。同时，“江苏省研发机构众多，人才资源总量较大，创新意识较强，科教优势突出，为走创新驱动之路提供了强大动力。”为此，科教兴省、创新驱动成为了江苏省又快又好推进“两个率先”的战略决策。
2005年江苏省政府做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教育事业在全省‘两个率先’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当前，我省现代化建设已进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省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最大的优势是教育优势，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进一步增强我省的综合竞争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快‘两个率先’步伐，最关键的是推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决定》强调指出，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以深化教育改革、扩大教育开放为主要动力”，并且提出了“推进中外合作办学，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作为增强高校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扩大教育对外交流，……建立一批对外交流的国内培训基地、国外办学基地和教师培训基地”；“开拓国际教育服务市场，面向世界推介江苏教育品牌”等重大举措。
从政府的战略部署来看，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已经成为江苏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江苏省教育厅沈健厅长更明确指出：“将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作为江苏省教育发展的四大战略之一，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主动融入世界。”[5]自此，江苏教育国际化事业全面展开。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省已经开启了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之路。1986年9月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了国内首例中外合作办学的先例，江苏因此而成为率先开展并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的省份。自2003年以来，江苏又在全国率先建立海外教师培训基地，成为全国首创之举。特别是2007年在加拿大多伦多设立的苏安中心（2009年起更名为苏安学院）更是江苏省教育厅倾力打造的北美教育交流与培训平台，每年交流、培训加上办学等业务规模超过千人。在高质量、高效益完成教师海外培训工作的同时，苏安学院不断拓宽与海外教育机构的合作与新业务，全面推动江苏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成为向世界推介江苏教育、树立江苏教育品牌的重要平台。
江苏省教育厅沈健厅长在2008江苏中小学校长国际论坛上指出[6]：“江苏能不能通过国际化融入全球化、加快推进现代化，让国际化与新型工业化、城市现代化互动并进，归根结底是能不能发挥我省在教育、科技、人才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省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能否有效推进。”换言之，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已成为江苏未来发展的关键要素。
2008年江苏省政府又出台了《江苏省关于扎实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国际合作教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客观趋势；中外合作办学是江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江苏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各地、各校要从‘以国际化推进现代化’和‘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的高度，提高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认识。”因此，江苏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逐渐形成了江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格局，主要表现在[7]四个方面：一是江苏省各级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成绩显著。2006年，全国第一所本科层次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高校——西交利物浦大学在苏州正式成立并招生；全省高中阶段共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30个，有1750对中外中小学结成友好学校。二是国际交流平台不断拓展。目前江苏省已在英国曼彻斯特、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堪萨斯设立了四个海外教育交流与培训中心。三是师资国际培训得到加强。江苏省是全国率先组织教师赴境外培训的省份之一。自2003年起，江苏省教育厅实施大规模的教师海外培训计划，每年选派1000名教师出国（境）培训，从2008年起，每年培训规模扩大到2000名。四是积极从国外引进急需的师资来江苏任教，全省具有聘请外教资格的学校达400余所，每年聘请外专外教1600人左右，聘请外教学校数和聘请的外教数均位居全国前列。
《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是特别指出：“教育国际化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是建设教育强省、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必然选择。”《纲要》还提出了教育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合作交流的具体指标，如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方面，“到2020年，高水平大学本科生中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达5%以上、其他院校达3%以上”；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方面，“到2020年，职业院校20%以上的专业课要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在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方面，“到2020年，在苏学习的留学生达5万人左右，其中高水平大学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达5%以上”；在教师国际化能力方面，“要扩大海外教师培训规模。着力建好教师海外培训基地，充分发挥基地在加强海外教师培训、扩大教育国际交流、强化汉语国际教育、展示江苏教育成就等方面的作用。”■
（本文原题《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新征程：苏安学院跨境办学的案例分析》，有删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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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上。
[5]沈健.教育国际化视野下的学校领导力建设[J]. 江苏教育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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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原国务院参事郎志正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对“五位一体”当中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阐释。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为指导，引出2013年中国进出口首破4万亿美元、中美投资协定、世贸区、孔子学院、等经济文化现象，共同探讨了2014年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新方向。
研讨会期间， 各驻华使馆对十三中全会关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双方合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其中埃及驻华大使提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与埃及就信息咨询、培训、展览交易会以及政策研究等方面合作协议的签署应被提上日程。并对进一步发展扩大未来中小企业的合作前景提出“就中小企业发展增强两国信息沟通、经验分享；鼓励中国中小企业对埃及的海外投资；为两国贸易投资营造最佳发展环境；支持南南合作的经济政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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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自然环境赋予巴蜀地区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决定其开发的巨大潜力。在众多的文化载体中，巴蜀酒文化可谓是一枝独秀，负载着久远的历史与厚重的价值。明清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巴蜀地区以川酒为代表的酿造业得到了飞速发展，随着满长岁月的累积，酿造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川酒与地方经济、文化的互动
川酒大都分布在四川东部盆地以内,其外圈“西起广元、江油、灌县、邛崃一线，向南经过乐山、犍为、宜宾、泸州、合江，向东延伸至重庆、涪陵、万县和云阳；内圈西起绵阳、德阳、广汉、成都、彭山、眉山，南过荣县、自贡、富顺，东连合川、广安、渠县乃至达县” ,呈U字形分布。川酒文化千年传承,形成了许多独特遗产,极大的丰富了酒文化内涵。
1.川酒与诗词歌赋
酒与诗向来联系紧密，诗人们将自己的思想行为、生活感情、政治抱负等融入到酒文化之中，饮酒也由一种日常生活变为了一种具有多层意蕴的复合意向与文化符号。它所积累的情感与文化心理，成为一种民众认同的象征主义文化载体。在《华阳国志》中写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由此可见，远在巴蜀时期以酒为载体的诗词文化现象就已经出现。这些诗词也正因为川酒的独特韵味而获得了丰富的内涵，赢来了一次次文学艺术的创造巅峰。
2.川酒的文化继承
课题组成员相继考察了五粮液、文君酒厂、水井坊、沱牌四个酒文化建设基地。以五粮液为例，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五粮液是儒家中庸文化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不偏之, 谓中, 不易之谓庸”, 五粮液酒具有的“香气悠久, 味醇厚, 入口甘美, 入喉净爽, 各味谐调,恰到好处, 酒味全面”的卓越品质, 体现儒家思想和谐理念。五粮液和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一脉相承, 体现了中庸和谐的集杂成醇文化理念, 达到了色、香、味俱全的佳境, 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庸和谐”的完美境界。
3.川酒与经济开发
酒文化与酒文化资源之间是一种相生关系，酒文化产业集生产示范、科学普及、旅游观光为一体，能够展示独有的地方特色，这些酒文化风情构成了独特资源，是四川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它们展现了巴蜀酿造特有的文化底蕴，再现了不同民族的人类文化传统符号，对吸引外来游客、传承民族文化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此酒文化背景下，四川的民俗产业应运而生，“通过旅游活动，亲身体验到当地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审美情趣，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川酒开发的问题及建议
一般认为，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连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就是以系统观点出发，抓住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环境，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综合的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优处理问题的学说，其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目的性、稳定性、突变性、组织性和相似性等特征。” 系统论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现代社会问题研究中。
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我们认为川酒文化的开发关键在于用系统论的方法处理好产业、资源两者的关系。
首先，应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针对四川酒文化的发展战略，建立科学的论证、备案、与审批制度，以保护各类酒文化资源，提高其资源开发效率。
其次，运用点线面一体的开发思路，避免粗放式经营，四川酒文化资源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若采取传统的零散无序的粗放式经营开发模式，便会降低酒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因此在四川酒文化开发过程，应运用点线面一体的开发思路。
四川酒文化资源是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综合体，因而，要使其得到科学的发展必须建设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能将历史与文化角度将四川酒文化资源做到有机结合。对四川酒文化进行系统开发，不仅仅是建设资源所在地经济、文化事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引领着我们对地域文化未来道路做出思考与选择。更应建立内部发展机制――对特殊资源的系统开发是一条有效途径。
1..杜亚然、覃曼、冯铁辛.重庆山区特色资源开发状况的调查报告.科技致富向导.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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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基于酒文化的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战略.安徽农业科学.2010.13.
篇7
法定代表人林志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黄普照，男，汉族，47岁，该公司副总经理，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洲红旗街16号101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8号汇欣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杨学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马庆炜，北京市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李艳华，北京市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永盛世纪音像中心第十一分店，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甜水园东园东街10号。
负责人王保治，该店经理。
委托人潘作峰，男，汉族，33岁，该店法律顾问，住北京市海淀区建清园1号楼13单元601.
上诉人珠海经济特区海纳激光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洋洋公司）、原审被告北京永盛世纪音像中心第十一分店（以下简称永盛世纪十一分店）侵犯邻接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3）朝民初字第11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3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原审诉称：该公司于2000年和2001年分别制作了田震演唱的专辑《震撼》和《未了情》。2003年3月，该公司发现永盛世纪十一分店销售了名称为《田震 未了情》的CD光盘。经比较，该光盘中使用了该公司录制的上述专辑中的12首曲目，该光盘是由海纳公司利用母盘复制的。该公司认为海纳公司、永盛世纪十一分店未经其许可，擅自制作、发行、销售侵权光盘，侵犯了其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海纳公司、永盛世纪十一分店立即停止侵权，在《北京青年报》上公开致歉，连带赔偿经济损失22.5万元及为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1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永盛世纪十一分店原审辩称：该店从未销售过涉案的侵权光盘，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上诉人海纳公司原审辩称：该公司依据武汉音像出版社出具的委托书复制了500张《未了情 流行音乐》CD光盘，后由于武汉音像出版社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明手续，该公司将已经复制的光盘全部销毁。现喜洋洋公司提供的涉案侵权光盘和外包装版号不一致，发票没有客户名称、数量、单价和所购音像制品的明确名称及数量，故不能证明该公司复制的光盘已经流入市场。且该公司没有审查复制内容的著作权的能力，故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原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喜洋洋公司作为录音制品的制作者录制了《田震 震撼》和《田震 未了情》CD+VCD光盘，并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出版发行。其中《田震 未了情》CD收录了《水姻缘》、《月牙泉》、《白兰鸽》、《草原之夜》、《我热恋的故乡》、《阿里山的姑娘》、《分手真的很难》、《未了情》、《守候》、《世界很小》10首曲目；《田震 震撼》CD收录了《爱不后悔》、《靠近我》2首曲目。根据喜洋洋公司与香港互动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泰达音像发行中心的合同，喜洋洋公司每发行一张《田震 震撼》或《田震 未了情》可获版税15元。
海纳公司提出其于2001年10月依据武汉音像出版社出具的、委托复制1万张光盘的委托书复制了《流行音乐》CD光盘。该光盘中收录了上述12首曲目，盘面上标注有“未了情”、“流行音乐”、“武汉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ISRC CN-F05-00-514-00/A.J6”等字样，盘芯刻有海纳公司的激光数码储存片（即CD光盘）来源识别码（简称识别码）“ifpi B400”。喜洋洋公司未举证证明永盛世纪十一分店销售了上述《田震 未了情》CD光盘。
原审法院认为：喜洋洋公司对《田震 震撼》和《田震 未了情》CD光盘享有该录音制品的录音制作者权。海纳公司依据出版单位的委托书复制的光盘中使用了喜洋洋公司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曲目，但并未举证证明审查了相关证明文件，故其复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属非法复制行为。同时，由于海纳公司未举证说明所复制光盘的去向，从而不能证明其仅从事了复制行为，因此应当承担非法复制、发行的民事责任。海纳公司非法复制、发行被诉光盘的行为，侵犯了喜洋洋公司对涉案录音制品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给喜洋洋文化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因此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由于喜洋洋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损失和海纳公司的获利，故根据海纳公司复制、发行被诉侵权光盘的经济目的和数量、侵权事实、主观过错程度，以及喜洋洋公司发行其光盘可能获利的情况，酌情判处赔偿数额。由于喜洋洋公司并未就其调查取证和提起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举证，故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海纳公司的侵权情节，书面致歉的方式已足以实现赔礼道歉的目的，故喜洋洋公司要求海纳公司登报致歉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鉴于喜洋洋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上述侵权光盘现存的地点和数量，故其关于销毁侵权光盘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鉴于喜洋洋公司未举证证明永盛世纪十一分店销售了上述侵权光盘，因此对于喜洋洋公司要求永盛世纪十一分店承担侵权责任之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2001年10月27日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缺席判决：一、海纳公司立即停止复制、发行涉案的CD光盘；二、海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喜洋洋公司书面致歉（致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本院将依法公开本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相关费用由海纳公司负担）；三、海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喜洋洋公司经济损失十八万元；四、驳回喜洋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海纳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喜洋洋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上诉理由为：一是喜洋洋公司取得的作者授权期限已过，被上诉人无权就此主张权利，其不应为录音制作者权人；二是海纳公司依据武汉音像出版社出具的委托书复制了500张涉案CD光盘，后由于该出版社并未提供相关的证明手续，该公司将已经复制的光盘全部销毁。现喜洋洋公司提供的涉案侵权光盘应是海纳公司留存的样盘，该样盘已交公司原负责人李万恒。由于该公司已将复制的500张光盘予以销毁，喜洋洋公司不可能从市场上购得该光盘。喜洋洋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提供的涉案侵权光盘的来源，不能证明该公司复制的光盘已经流入市场。且该公司没有审查所复制内容的著作权的能力，故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三是认为原审确定的赔偿数额过高，法律依据不足。因此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喜洋洋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但表示同意原审判决。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海纳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两份证据材料：一是经广东省公证处公证的海纳公司职工余维杰、李永毅出具的声明，证明二人曾见到该公司职工孙忠华、方礼应公司原负责人李万恒的要求，将该公司自1999年至2002年6月加工的所有光盘样品托运到北京；二是珠海市顺途快运公司货物托运单两张，证明上述光盘样品已托运至北京。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对两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海纳公司的主张，不能证明涉案光盘为该公司复制的光盘样品。鉴于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货物托运单所载货物名称为“配件”，不能证明托运给李万恒的货物为光盘样品，公证书中两职工的声明也不能证明所托运的货物中包括涉案光盘样品。
本院经审理查明：喜洋洋公司在制作涉案录音制品时，取得了相关曲目词曲作者、表演者等权利人的著作权使用许可。2002年7月5日和2002年7月12日，海纳公司自珠海托运货物至北京市西城区李万恒处。该两份货物托运单所载货物名称为“配件”，托运人为“孙忠华”。2003年11月5日，经广东省公证处公证，海纳公司职工余维杰、李永毅出具声明，证明二人曾见到该公司职工孙忠华、方礼应公司原负责人李万恒的要求，将该公司自1999年成立至2002年6月期间所加工的所有光盘样品托运到北京，其中发货经手人为孙忠华，方礼为仓库保管员。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作为《田震 震撼》和《田震 未了情》CD光盘的录音制作者，其对该录音制品所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应当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上诉人提出喜洋洋公司对涉案相关曲目取得授权的期限已过，喜洋洋公司不应对涉案录音制品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抗辩主张，但该期限属于喜洋洋公司与相关权利人就合同履行期限而进行的约定，并不影响喜洋洋公司取得涉案录音制品的录音制作者权。
上诉人海纳公司依出版单位的复制委托书所复制的涉案光盘中使用了喜洋洋公司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曲目，现其未举证证明对著作权人的授权等相关证明文件进行了审查，且不能证明所复制的涉案光盘的去向，因此上诉人海纳公司非法复制、发行涉案光盘的行为侵犯了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对涉案录音制品所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上诉人海纳公司提出其已将所复制的500张涉案光盘予以销毁，涉案光盘并未进入市场，被上诉人所取得的涉案光盘为该公司留存的样盘的主张，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所复制的涉案光盘已经销毁，也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光盘为该公司留存的样盘，因此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海纳公司应赔偿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的经济损失的数额问题，鉴于喜洋洋公司未举证证明其经济损失和海纳公司获利的具体数额，原审法院根据海纳公司复制、发行涉案光盘的数量、主要侵权事实、主观过错程度等情况酌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妥。上诉人海纳公司关于原审法院确定赔偿数额依据不足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海纳公司的侵权情节，确定书面致歉的方式并无不妥；鉴于被上诉人喜洋洋公司未举证证明原审被告永盛世纪十一分店销售了涉案光盘，原审法院对于该公司要求永盛世纪十一分店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海纳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2001年10月27日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960元，由珠海经济特区海纳激光制作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960元，由珠海经济特区海纳激光制作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明艳
审判员
张晓津
审判员
何 暄
篇8
一、经济发展以文化为主要内容
经济过程是经济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决定了资源的价值。在文化经济时代 ，文化内涵能改变资产的价值含量，例如喜来登酒店的一餐饭，决定其价格构成的将不再是它的原材料，而是附加上五星级品牌、特色配方、品位、情感和信仰等饮食文化含义。引入文化因素可以增加资源的内在价值，通过资产增值引发经济总量的扩张。文化含量是决定企业商品价值的关键性因素。因此企业间的服务价格与质量的竞争将主要表现在文化含量的竞争，文化品位也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人们在消费上更侧重情感和心理需求的满足，商品价值构成中文化含量必然会越来越大，文化附加值逐渐成为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文化在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中实现了自身的繁荣与发展。以强大的物质为基础支撑的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了文化发展的活力和实力，通过提升现代服务业中的文化含量可以增强产业竞争力， 以文化资源开发积淀为基础的品牌战略是现代服务业占据竞争制高点的关键，这一趋势彰显文化力正成为现代服务业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的动力与源泉。金融保险业、物流运输、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远程教育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分支产业无一不是以知识、技术为支撑，体现了文化对经济的渗透，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文化创造通过新产品或品牌标识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二、文化可以展示民族风情和异域情调，促进对外开放，带动经济发展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有他们的风味饮食、服饰、婚俗、礼仪、节庆、歌舞等特色文化，这些特色文化可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因为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旅游业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而旅游的实质和最高层次是追求文化差异和文化认同，而这些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所在。近几年民族旅游热的出现，正反映了人们的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发掘它并且使之市场化，这样必然带来民族旅游业蓬勃发展，推动我国各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由此，将吸引大量的外来资金，形成经济发展中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相互涌动，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展文明、健康、高雅的文化活动，可以向世界展示自己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风俗，灿烂的文化，这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篇9
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新概念。近几年来，我国的浙江、广东在文化大省建设中相继提出了“文化经济”概念，并首次把“文化经济”作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实践课题。“文化经济”概念的提出既充分体现了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特征，又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契合。积极发展文化经济，将有力地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社会的和谐。那么，文化经济产生的背景是什么，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怎样，如何发展？现对这些问题试作探讨。
一、经济文化一体化是文化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文化的力量日益凸显，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经济日益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
伴随着经济文化化，文化不断地向经济活动渗透，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决定着资源的开发、组合，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检验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推动着先进价值体系的形成，协调着市场和环境的结合与互动，以及人才素质的提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文化的内在驱动力比经济力、政治力具有更强大的牵引力。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影响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被接受程度和价格的高低。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经济发展中观念的、科技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等文化要素大量进入，使其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成了经济的重心。与之相呼应的是，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工与“蓝领”工人的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百分比已上升到65.5%。而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的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1]（P3）。
伴随着文化经济化，文化日益进入市场，进入产业，其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对企业的兴衰、产品的销售及品牌的流行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文化本身也成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还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商品属性日渐显现，从而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尤其明显。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以音乐磁带、激光唱盘、M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DP的70%，加拿大GDP的60%。迪斯尼公司产业规模及赢利均进入世界前十强，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全球1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等等，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经济价值[1]（P18）。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互动，将构成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打造文化经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转变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合理选择。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靠政策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靠环境优势，21世纪靠的是文化优势。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以及文化所创造的人文环境，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最终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21世纪，各地区经济的赛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2002年5月13日发表的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进一步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经济”这一概念。张德江在讲话中首先精辟地概括了新世纪经济的显著特征：“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在新世纪对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联系更加密切，文化和经济出现加快融合乃至一体化的趋势。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然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世纪的经济，就是‘文化经济’。”自此以后，文化经济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和政界的赞同，虽尚未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但却有取代“知识经济”之势。
二、“文化经济”的涵义及其与“知识经济”的异同
（一）“文化经济”的涵义
文化经济，是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含量十分丰富。概括地讲，文化经济就是建立在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新型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之后的又一种经济形式。文化经济的出现，深刻反映了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的现象，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文化经济是对知识经济的提升，其内容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文化经济”的要点是:(1)精神生产上升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系统。(2)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都包含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而且经济借助文化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3)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文化以其人文格调和高科技含量，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文化的精神要素和技术要素高度统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高度统一，形式不断创新，内容更加丰富，人类的存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4)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产的当代形态，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日益具有经济功能和市场效益，范围不断拓展，包括了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健康产业、体育产业、休闲产业等诸多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原来在知识、技术之外的文化要素作为生产力要素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过程，其势头迅猛，潜力巨大，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发新的产业群，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5)文化在政治运行和治理中的作用也日渐突出。政治运行越来越多地通过文化的形式来表现。政治理念融入大众文化之中，政治内容通过文化形式生动表达[2]。
（二）“文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异同
“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由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的，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被众多政府当成了自己的发展战略，至今仍在学术界占居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智能型经济，是一种区别于过去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与文化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文化与经济互相渗透、交融的文化经济相比，高度相似，但又有区别。其共同之处主要表现为：
第一，都注重精神因素的作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这些传统经济都只重视物质因素的作用，是在单一地、尽可能多地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取更大利润。文化经济和知识经济则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十分注重精神因素的作用，在利用物质资源的同时，充分利用文化、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人文环境等精神性资源，注重创新能力和高素质人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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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改革，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达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提升。在深化改革中，发展贵阳特色文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拟从真正把贵阳打造成创新型城市的思路出发，对此进行研究与思考。
1贵阳特色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1.1 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1.1.1 刺绣是贵阳民族文化的奇葩。自古以来，贵阳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等民族的刺绣在原材料、加工、工艺以及文化符号的表达方式上都与众不同，有各自民族的内涵和特色。至今，这种工艺从脱棉、纺纱、织布、浆染到绣制成品等各个环节，仍沿袭使用传统的竹木质器械和手工技艺。
1.1.2 苗族服饰是贵阳民族文化的瑰丽之宝。苗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史书”，历史久远，渊源深邃。苗族服装大多遍施图案，刺绣、挑花、蜡染、编织、镶衬等多种方式并用，做工十分考究，令人眼花缭乱。尤其从刺绣图案中往往可以寻出苗族的历史和象征意蕴，其色彩的搭配、位置的处理等，都反映出对山川、江河的向往、对生活环境变化的记忆、对情感的流露表达等紧密相联。苗族服饰反映了苗族历史悠久、居住分散、风俗多样、支系有别、尊幼不同等特点，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现实存在。
1.1.3 蜡染艺术是中国极富特色的民族艺术之花。蜡染，是一种古老的纺染工艺，古称“蜡缬”，与绞缬、夹结一起被称为我国古代染缬工艺的三种基本类型。蜡染工艺品的魅力除了图案精美外，还在于蜡冷却后在织物上产生龟裂，色料渗入裂缝，得到变化多样的色纹，俗称“冰纹”。同一图案设计，做成蜡染后可得到不同的“冰纹”。贵阳少数民族，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蜡染工艺，已成为少数民族妇女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
1.2 源远流长的乡土文化
1.2.1 乡土节日长久不衰。乡土节日是民众祭祀祖先、歌唱生活、感恩万物、联络感情的一种传统形式，自古不衰。贵阳市少数民族比较有名、规模较大的乡土节日，有高坡苗族的“四月八”、跳洞节，孟关、马林、湖潮一带的苗族桐木岭芦笙节，清镇市农历正月苗族同胞跳花节、“六月六”布依族节，开阳县高寨乡苗族斗牛节、杀鱼节和禾丰“六月六”歌会，新堡布依族乡的“三月三”，花溪区布依族的“六月六”等，一直延续不绝，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充满现代气息，把民族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1.2.2 民族歌舞独具魅力。民族歌舞常常伴随乡土节日而行，在贵阳民族中，有节必有歌舞，无歌舞不成节，欢快无比、欢腾自信。贵阳各民族在各种节日中表演的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体育项目有芦笙舞、花棍舞、花鼓舞、反排木鼓舞、猴鼓舞、斗鸡舞、簸面舞、板凳舞、跳地戏等，在乡土节日中广泛采用，现在，也常常在迎宾活动中大量采用，传达给人们一种清新活泼的欢快气息，催人至上。
1.2.3 民间技艺新颖古朴。古朴的民间技艺，正在逐步传承扩大，形成一种各展才艺的群众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形式，正在不断改变着农村群众的生活与精神面貌。目前，贵阳已有新堡乡被贵州省命名为“农民画之乡”、花溪区高坡乡、乌当区新堡乡被贵州省命名为“文化艺术乡”、花溪区高坡乡、乌当区永乐乡分别被贵州省命名为“苗族芦笙艺术之乡”、“根雕盆景艺术之乡”、白云区沙文乡儿童文化园被授予全市第一个“农村儿童文化园”。
1.3 内涵深厚的遗产文化
1.3.1 阳明文化享誉世界。阳明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举世瞩目。阳明文化形成于贵州，“龙场悟道”是其形成的原点，具有区域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惟一性特征。在贵州传播阳明文化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以贵阳为中心的涉及8个地州市20多个县市的阳明文化圈。最大化地利用贵州的阳明文化品牌，通过建立王阳明展览馆、心学文化博物馆、阳明文化图书馆等把贵州阳明文化旅游圈的人文资源开发出来，并展示其迷人的魅力，使贵州旅游业在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1.3.2 甲秀文化历史悠久。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六年的甲秀楼，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虽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风吹日晒，却依然清晰的保持着自己的面貌，为贵阳城市增添了一种复古的文化气息，是贵阳的市徽和标志，是贵阳山水与文化的精华。
1.3.3 黔灵文化虚无缥缈。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年），赤松禅师云游来筑，募化四方，建成的黔灵山弘福寺，乃贵州首刹。寺内的法化塔、九龙壁、大山门、钟鼓楼、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玉佛殿、藏经楼、说法堂、客堂、双桂楼及方丈苑，以及碑廊、素香斋、五观堂和五百罗汉堂等大小72座建筑，占地近11433平方米气势宏大，进入寺内礼佛观光，令人有梵宫深邃，庄严肃穆之感。
1.3.4 红色文化厚重炫目。贵阳发展红色旅游的意义，首先是让全体市民重温历史，牢记发展历程。其次是繁荣经济，发展经济。红色旅游能为旅游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
1.4 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
1.4.1 群山迤逦、绿水清澈的山水文化。作为喀斯特地貌发育典型地区，贵阳拥有以“山奇、水秀、石美、洞异”为特点的喀斯特自然景观，既有花溪、天河潭、百花湖、乌当温泉、香纸沟、渔洞峡、高坡、红枫湖、鱼洞峡、金龙谷、桃源河、南江大峡谷等以山、水、林、洞为特色的高原自然风光，加之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宜人气候，真是得天独厚，世所难及。全市现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个，国家4A级旅游区2个，国家3A级旅游区2个，省级风景名胜区8个，同时依托贵阳四周分布的省内的1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独特的生态环境，备受世人关注。
1.4.2 方兴未艾的生态文化。2007年，“中国避暑之都”的称号落户贵阳，成为贵阳生态优势的最好证明。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中，市委、市政府勇敢担负起了历史责任，建设十里河滩城市湿地公园、小车河城市湿地公园、黔灵公园、长坡岭森林公园、图云关森林公园、顺海公园、阿哈水库、百花湖等若干大型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以治理、保护“两湖一库”等饮用水源的强有力举措，形成城市重要生态战略点，努力形成保护城市山水林城相融合的生态格局，作了大量工作。未来十年，贵阳市将围绕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目标，倡导“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城市精神，深挖城市生态文化内涵，使之形成突出的城市文化特色，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布局合理的覆盖全市的生态文化功能体系，从“育土”、“养民”、“致富”、“弘文”四个方面，真正建设起一个世人瞩目的生态文明城市。
2 发展贵阳特色文化的现实意义
文化是发展的重要组成要素，要真正把贵阳打造成创新型城市，发挥服务全省、影响全国、吸引世界的功能，离不开文化发展。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注重特色文化发展。贵阳要发展，不仅要提升改造传统支柱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还要提升和完善文化功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市建设模式、城市管理方式的同时还必须把城市特色文化发展提上战略高度。
一是通过发挥贵阳德信文化的特色优势，有助于增强全市人民思想凝聚力。发挥贵阳文化倡导德信的传统，以德信文化建设为“战略引领”，以“德信”为精神品格，就能引领全社会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知行合一，为民、务实、清廉、高效，依法、公平，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实现贵阳蓬勃发展。
二是通过发挥贵阳生态文化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增强贵阳文化影响力。通过“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生态文化的宣传普及，培养市民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良好的形态行为习惯，真正让贵阳从自然地理上的生态城市变成文化上的生态之城。
三是通过发挥贵阳文化的品牌优势，有助于增强贵阳经济社会的市场竞争力。全面打造新时期文化品牌，是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新动力。充分利用好地域文化这个新时期文化品牌的重要资源，全面打造新时期文化品牌，改变文化品牌发展与丰富资源不相匹配的现状，使地域文化与新时期文化品牌共同发展，就能推动贵阳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3 发展贵阳特色文化的对策措施
3.1 改变观念，提升认识
对特色文化要有新的认识。特色文化同样是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贵阳特色文化是推动贵阳实现升级版发展的重大举措，必须改变观念，提高认识。要建立特色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全新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为特色文化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合法性依据，创新特色文化制度理论、特色文化法制理论和特色文化政策理论。
3.2 加强规划，抓好落实。要通过《大力发展我市特色文化的意见》的制订和实施，落实好发展特色文化的目标和任务，整合特色文化资源，促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通过规划制订、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把着力点放到整合特色文化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上。做大做强以“多彩贵州”、“爽爽贵阳”为代表的民族歌舞、工艺美术、节庆会展、戏剧、影视、动漫等文化品牌；以“爽爽的贵阳・中国避暑之都”品牌效应，催生“清凉经济”，以阳明文化研究为契机，推动国际“知行合一”理学思想研究，以办好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等为抓手，大力发展会展业。以特色文化为吸引，积极引进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
4 深化改革，创新机制
4.1 要建立适应特色文化发展的管理机制。一要建立权威高效的统一特色文化管理机构，结束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状况；二要建立统一的特色文化大市场，积极发挥行政调控手段，大胆应用市场化运作机制，建立规范、有序、开放的特色文化市场体系；三要建立特色文化大市场的分类标准和统计指标体系。
4.2 建立适应特色文化发展的运行机制。按照市场要求对特色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和重组，逐步形成一系列符合现代化产业扩大在生产需要的生产、联通、营销、分配、消费机制，使特色文化产业运行充满活力。
4.3 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加快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政策扶持是关键。要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对特色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健立和完善“贵阳市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不断整合扩大资金规模，通过项目补贴、贷款贴息、业绩奖励等方式，加大对重大特色文化产业项目、企业和园区（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支持特色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4.4 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优势是最大的优势。加快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在充分发挥特色文化传承人作用的同时，把加强人才培养作为基础来抓。要建立各类特色文化技艺学校，培养一批特色文化产业基础型和紧缺型人才。
4.5 建立特色文化外贸体制。要把能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作为特色文化的首要标准，实现特色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着力发挥特色文化的进步、民主、科学要素，以现代精神对特色文化加以合理改进。
5 优势整合，发展产业
在市域发展整体规划范围内，制订区域发展目标。云岩区，要作为会展业发展副中心区之一，依托云岩区文化艺术节、“三月三”和“四月八”民族艺术节、云岩区少儿艺术节、广场消夏纳凉晚会等项目，大力发展文化类会展活动和旅游活动。
南明区，要依托“龙洞堡会议中心”和“多彩贵州城”项目，大力发展以国内大型会议、公众展览展销、文体演艺活动和常年产品展示为主的会展项目，及具有民族特色的“三月三”布依族文化节、“四月八”少数民族歌舞大赛、民族艺术节等项目。
6 转变节点，重视“创意”
特色文化发展要将有形和无形两种传承有机结合，同时并举。世代传承的手工艺制作技艺和丰富的地域资源，使贵阳民间工艺品融合了无尽的民族文化、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关键是要搞好民族民间传统工艺品与现代社会旅游工艺品的有机结合。改变长期存在的资源丰富，经济效益不佳的状况。要坚持原创的文化艺术内涵不能变，在挖掘与发展上下功夫；要坚持特有的地域资源不能变，在利用与保护上下功夫；要坚持独到的制作工艺不能变，在传承与培养上下功夫。
7 注重内涵，借助市场
7.1 突出“林城”特色。贵阳市森林资源丰富。目前，全市森林面积314万亩，灌木林面积105.1万亩，森林覆盖率为34.76%。距市中心区仅1―2公里多的黔灵山公园为国内少有的城区大型公园，森林公园森林面积达620公顷，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两公园内幽林密布，四季飘绿，被誉为贵阳的“城市之肺”。位于市区西北的长坡岭国家级森林公园，森林景观优美，密林、草地与湖泊、池塘相互辉映，这些都不失为开展森林旅游的绝佳之地。
7.2 突出“喀斯特生态”特色。贵阳属喀斯特发育典型地区，喀斯特地貌占全市面积的85%，绿水绕青山，奇峰藏异洞，激流飞瀑星罗棋布，对崇尚自然和生态的旅游者极具吸引力。目前，我市在继续抓好红枫湖、百花湖、息烽温泉等老景区的设施改造完善的同时，按照打造精品的要求，正集中力量进行开阳峡谷、六广河峡谷、香火岩景区等旅游项目的开发，逐步构建一个由红枫湖、开阳峡谷公园、六广河等景区组成的，能体现我市地理地貌特点的喀斯特自然生态旅游产品体系。
7.3 突出民族风情、地域文化特色。贵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苗、布依、土家等37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市人口的15%。镇山、李村、杜寨、黑土等一批苗、布依少数民族村寨，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民族建筑、服饰、风俗、节庆活动等，民风古朴浓郁，风情丰富多彩，可进一步开发建设成为向海内外游客展示我市少数民族风情的游览点。
7.4 突出人文历史、理性文化特色。充分利用和发挥贵阳修文阳明洞“王学”胜地、青岩古镇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于一镇、乌当香纸沟“古造纸术博物馆”的历史与现实效应。
7.5 突出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贵阳位于贵州省的中部，属黔中亚热带湿润温和气候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四季无风沙，气温、降水、风、光照等气候等综合要素都确实宜人生活，宜万物滋生发育，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非常适合现代人们的休闲、享受需求，堪为旅游度假、消暑避寒的好地方。
8 重视宣传，吸引世界
8.1 加强对主流媒体作用的重视
增加与晚报、日报及广电总台等媒体之间的联系，一起策划举行各种活动，使得覆盖的范围以及影响力得到扩大；创建有特色的媒体，做好网站的建设工作。组织建立起一个贵阳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网，积极开展各种专题报道，并且要实行包括在线申报、查询及网上下载等项目的各类在线的服务内容。
8.2 规划项目，做好宣传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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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261
1引言
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发展渗透在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才能使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共同协调发展。农村文化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
2农村文化的作用
农村文化的发展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协调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发展农村先进文化是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为农村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当前，在全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建设必须顺应形势所需，不断充实新内容，以变迎变，以新迎新，在载体上求特色，在实效上求突破，发展新文化、倡导新风尚，更好地服务新农村建设。农村文化以能动的反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政治的发展，为农村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让新农村文化真正成为提升新农村建设的软实力。文化是一个民族内在发展的核心动力。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言，文化具有凝聚、整合、规范社会群体等功能，这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
3农村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其困境
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壮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相比，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则表现地较为滞后，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适应。虽然新时期农村文化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目前农村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其困境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就目前农村文化发展的现状及其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文化自身具有的宗法性、保守性、封闭性、迟缓性、单调性等特点制约农村文化发展。二是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态度导致文化建设滞后。从目前新农村文化建设情况来看，政府对此并没有足够认识，没有建立起文化建设的全局观、整体观，不仅缺乏将文化建设融入新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也缺乏融入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当中的意识。三是农民自身的主体意识缺乏，对文化的认同感不高，文化主体意识缺乏。四是目前农村由于历史、地理、经济、人文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村文化市场尚不健全。五是农村文化消费能力不足。
4农村文化发展的对策
41尊重农民的主体性
农村文化建设农民是主体。农村文化发展要始终坚持“为农民服务、靠农民参与、让农民满意”。[1]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让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发展农村文化就是让农民感受到文化所带来的魅力。农村的文化建设应从农民的需求出发，结合农民自身的特点与不足，来举办相应的文化活动或开展相应的文化教育，针对农民群众存在的各种问题，培养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兴趣与耐心，并使他们认识到自身在活动或教育中的主体作用。一方面，农民是农村文化的需求者，他们既是农村文化的受益者，也是农村文化的参与者，尊重农民的意愿，激发农民文化的主体意识，让农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既是农村文化的建设主体，又是其受益主体。另一方面，农民又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创造者。要广泛动员农民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让他们在文化建设中创造历史，创造文化。使新时代的农民由“传统型”向“时代型”转变，由“盲从型”向“技术型”转变，由“愚昧型”向“知识型”转变。[2]转变农民传统的封建思想，使他们切实认识到科学文化知识在经济发展以及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文化教育使民众转变传统的封建思想，使他们树立起健康的思想意识，自觉地抵制封建思想的侵蚀，对传统的文化知识可以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对待，通过讲解或教育的方式来大力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革除传统文化中的陋习，使他们对新型的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科学的认识，从而保障农村文化发展的顺利进行。
42提高文化消费力水平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人的消费结构中，物质消费是基础，文化消费奠基于物质消费之上，是更高层次的消费。一般来说，只有基本的物质消费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会追求精神文化的满足。首先，增加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村文化消费水平的根本途径。其次，创新农民文化消费观，提高农民消费品位。向农民提供积极健康的文化产品，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环境，抛弃消极保守的文化消费观，最终引导农民优化文化消费结构，实现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
43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健全农村文化服务体系
在健全农村文化服务体系中，政府具有传播功能、防御功能、服务功能、扶持功能、监督功能和发展功能等。当前，经费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瓶颈，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文化投入，加大农村文化事业经费的投入比重。建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加大农村文化建设财政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机制，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个人、社会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层次、多体制的投资格局，保证农村文化建设所需经费，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基本文化服务均等化，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多元化投入的新模式、新机制，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个人、社会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入机制，建立“政府主导，多方支持”文化发展模式，解决农村文化建设经费不足问题，确保新农村文化建设和各类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
44丰富农村文化市场资源，建立完善农村文化市场机制
首先，加强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是繁荣农村公共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文化竞争力的基础和重要支撑。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稳定和发展农村文化队伍，逐步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其次，整合文化资源，拓展文化新路。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就地取材，整合农村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善于挖掘民间民俗文化资源，拉长产业链条，把文化特色转化为文化产业，用文化特色支撑文化产业，用文化产业彰显文化特色。建立农村文化市场，活跃农村文化，丰富农村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最终实现文化富农。农村文化市场要利用附近城镇文化的辐射作用，逐步缩小与周边城镇的文化差距。制定文化建设发展规划，逐步建立起点、线、面相结合的村域主体网络，形成社会化、开放式和整体效应优化的村域文化。最后，农村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是要建立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快农村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建设，完善农村文化管理的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农村文化市场调节与管理，遏制农村文化市场上不良文化的泛滥，政府在净化农村文化市场的前提下，在制度和政策辅助下，规范农村文化市场，丰富农村文化市场资源，建立完善农村文化市场机制，为农村文化健康向上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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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文化竞争正成为决定企业、民族和国家命运最根本和最后的竞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作为成都西部近郊的郫县，是古蜀国都和古蜀文化源头，应该对古蜀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发掘，让丰富的古蜀文化资源变为资本，打造文化品牌，整合文化资源，构筑特色文化链，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探寻郫县古蜀文化内涵及特色
古蜀文化是指从古蜀国建立到汉代初期古蜀人创造的文化。郫县地面和地下的历史遗存丰富，尤其以古蜀文化最具特色，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奠定了郫县在古蜀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一）、天下蜀人根在郫县，蜀文化源在郫县。郫县的县名贯穿了作为古蜀都蜀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的内涵和性质。郫是唯一一个用作地名，而无其它意义的字。最早在具今4000年左右，郫县在今古城遗址出现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聚落，它是成都平原最早的政治中心之一，具备了早期都邑形态，在西周时期望帝杜宇称帝于蜀，号为望帝，定都于郫，确立了古蜀国最早都城的地位。作为县城，郫县是秦国征服古蜀王朝后，张仪筑郫城，设郫县．郫县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而＂郫＂作为县名，一直延用至今。它的县城所在地郫筒镇也是文献记载上历史非常悠久的古镇。
从考古发现来看，以郫县古城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的发现，为探索古蜀文化渊源、长江上游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史料；郫县近年来发现了以德源商周遗址为代表的近十处商周聚落遗址，表明郫县在商周时期，古蜀文化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郫县红光等地发现的战国时期船棺葬成为研究晚期古蜀文化的重要史料，特别是铭文铜戈的出土，为探索古蜀文字提供了重要线索。从文献上看，在最早较为详细记载古蜀历史的《蜀王本纪》、《华阳本纪》中，记载了古蜀国望帝杜宇、丛帝开明的若干史实，而郫县城西南有全球蜀人寻根祭祖的圣地＿＿望丛祠，望丛祠内有望丛二帝陵墓。文献记载望帝建都于郫，而在城北还有传说为望城的杜鹃城遗址。望帝教民务农，丛帝开明治水，成为“开天府之师”。以上史实表明了郫县是古蜀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四川古蜀史中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二）、郫县古蜀文化的核心——望丛文化
（1）、望丛农耕文化。在巴蜀大地，是望丛二帝倡导并完成了农业文明这划时代的革命，这也奠就了望丛文化在整个古蜀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从游牧渔猎到耕种务农，不只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更带来了思想观念、社会组织的重构。望帝、丛帝时期，社会进入了农耕时代，这意味着农耕文化的开始。望帝教民务农，蜀人从以渔猎为生转为以农耕为主。每年春耕时节，杜鹃催春，留下了化鹃啼血、催人耕种的美好传说。后人们在春耕时节开展望丛赛歌会文化活动
（2）、望丛水文化。“开明肇其端，李冰集大成”。鳖灵和他的后裔李冰成就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最辉煌的一页，治水的壮举不仅开农耕文明之先河，浩大的工程造就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千百年来，惠及世世代代的巴蜀子民。旧时每年都江堰放水，地方官员必须先到望丛祠祭祀望丛二帝，每年春秋两季的赛歌会和民间仿古祭祀活动都有着久远的历史，也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3）、望丛都城文化。杜宇称帝于蜀，号为望帝，定都于郫。从此，郫县一直是古蜀文化的中心，也是古蜀王朝的政治宗教中心。大约2700年前这里就形成了都城文化。杜鹃城遗址、古城遗址的诞生，是重要标志。
二、郫县古蜀文化的思想内核
（1）、古蜀人浓重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杜宇化鹃、啼血催春、鳖灵治水都体现了古蜀人浓重的忧患意识和民本思想，故望帝杜宇被日本人敬为“农神”。鳖灵治水更是一部古祖先的英雄史诗，治水的壮举不仅开农耕文明之先河，浩大的工程造就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千百年来，惠及世世代代的巴蜀子民。
（2）、博大的包容性、开放性。诞生于盆地的古蜀文化显示出了博大的包容性，而与封闭、保守无缘，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在以血脉、民族为纽带构建社会基本组织的上古时代，望帝杜宇却启用了来自楚国的异族鳖灵为相，担刚治水的重任，并将帝位传于他。从望丛时期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古蜀人就与其他民族开始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兼收并蓄，乃成其大。
（3）、深厚的人文积淀使才俊辈出。深厚的人文积淀，使才俊辈出，灿若星辰，照烁古今。这里的钟灵毓秀之气造就了“西蜀孔子”扬雄，《甘泉》、《羽林》大赋名动江山，《法言》《太言》专著，绝后空前。汉代星相学大师严君平生学于斯，生后亦乐葬于斯。这里还孕育了北宋大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穷毕生心智，终成《资治通鉴》，铸就文学、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北宋著名诗人张俞，诗承，继承了古蜀人忧国忧民、关注民生疾苦的传统。文脉继承，世代绵延，哺育了享誉全球的女作家韩素音，音乐家廖昌永．．．．．．群星璀璨，光芒四射，延递着古蜀文化的思想和精神，也成为蜀文化重要的部分，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耀眼的星座。
三、以古蜀文化助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一）、树立文化理念，弘扬城市精神。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得到统一凝聚，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得到集中迸发，就会力大无比、不可阻挡。我们应该把厚重的文化积淀溶入城市精神引领县域经济发展。我认为我们应该弘扬“传承文明，开拓创新”或“创新、诚信、博大、和谐、跨越”的城市精神，更新观念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篇13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7-0070-02
一、体育文化
人类为生存而与自然进行的搏斗产生了运动，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逐步形成现代体育运动。体育文化泛指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在体育方面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是在人类的体育生活和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反映着人类本身需求，并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运动器材、动作技能以及无形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等表现出来，形成独具特色的存在方式。
与其他文化一样，体育文化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的特征，并规范体育行为、影响价值观念。中国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并深受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影响，形成了“统一、中庸、天人合一”注重修身养性的内向、封闭和圆满为特色的体育文化。而时代的发展也造就了体育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开放性、继承性、群众性和创新性。例如，云南省开宗教工作创新之先河，创设了云南省宗教体育运动会暨文艺汇演，目前已举办三届，为促进宗教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经济体系中的体育产业
体育文化总是与人的体育生活紧密联系，并同一个地域或民族的社会、物质文明产生互动发展的关系。体育文化必然依托体育产业。自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颁布，中国体育产业开启黄金发展期，成为资本追逐的“风口”。据国家y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国家体育产业总产出1.7万亿元，增加5 494亿元，在同期GDP中占比0.8%。其中体育用品和相关产品制造业总产出和增加值分别是11 238.2亿元和2 755.5亿元，在体育产业总产出和增加值中占比分别是65.7%和50.2%。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体育产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但产业状况实质上并没有太大改观，中国体育产业链过短，缺乏足够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服务和共同分担风险。
在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体育产业必将成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点。从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看，体育产业已成为其经济的快速增长点；而从国内来看，人们对体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欲望强烈，加之政策上的倾斜，在资本的热捧下，体育产业必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体育产业将使第三产业的范围扩大，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这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中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产业方面），并推动公民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的提升。而体育产业的发展，必将会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就业率，不但吸纳人员就业的能力强劲，还能拉动关联产业的发展。比如体育牵手旅游，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局联合印发《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部署体育旅游发展，涉及竞赛表演、健身休闲、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等业态。
三、体育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巴西世界杯时，巴西驻华大使瓦尔德玛・卡内罗・雷昂接受《财经天下》周刊采访时说，世界杯对巴西经济来说，直接影响有限，但间接影响深远。巴西在准备世界杯期间，建设了很多公共设施，如扩大机场、建设与整治交通运输等，对巴西经济来说影响很长久。巴西世界杯比赛在12个巴西城市举行，以前的比赛最多为8个城市，对于旅游业来说影响更多也是间接的，游客将从电视上看到关于巴西的画面、阅读关于巴西的资料，这可以间接吸引游客。有关国际组织做过调查，世界杯比奥运会更能吸引游客。当然，巴西经济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中国则不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依赖进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新浪财经网报道统计局释放明年经济向好信号，GDP增速将不低于6.5%。当前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未出现疲态，并于近期呈现出止跌企稳的面貌（徐洪才）。综合来看，体育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显性影响
首先，影响就业。比如南非世界杯时，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世界杯为南非赢得了约13万个就业岗位。我国体育产业有11个大类，除体育用品、相关产品制造业以及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外，其余9个大类均属于体育服务业。很显然，体育产业是第三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第三产业更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所以必将影响就业。比如目前最热的冰雪运动，自2015年北京联合张家口取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冬季运动开始逐渐进入寻常百姓的运动生活之中。以哈尔滨市为例，该市被称为北国冰城，几十年发展下来，打造了很多城市冰雪旅游精品品牌，以及世界性的运动在此举办有效推动了其冰雪体育场地、器材的兴建和更新，使其交通更便利，宾馆等服务设施增加。要接待游客，甚至为游客提供滑冰、滑雪器材和教练指导，必须要有广大的服务人员，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
其次，使相关行业联动发展，体育文化产业涵盖了很多方面，比如旅游、建筑、新闻传媒、制造业等。如上文的例子，巴西世界杯的举办让全世界认识到了巴西，吸引球迷去巴西观看世界杯比赛，并在赛事完毕后，产生深远的影响。亚洲体育营销论坛上，日本早稻田大学体育科学研究员教授原田宗彦表示，随着世界性体育赛事在亚洲频繁举办，亚洲体育旅游产业将引来一个发展良机。未来亚洲旅游人口中，将有10%的人是因为体育而选择出游的。相关数据显示，全世界旅游产业中体育旅游增长最快，每年约可创造4 500亿欧元的价值。姑且不论预测是否准确，但体育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是现实。再如新闻传媒业，未来体育IP将成为新闻媒体也争夺的焦点，我国很多互联网巨头早已布局体育产业，腾讯更是以5亿美金取代新浪获得了NBA独家转播权。再如建筑业，体育赛事的举办必定需要各种基础设施的支持，如比赛场馆、交通设施等等，这就会联动建筑业。
第三，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巴西筹办世界杯扩大了机场。随着人们体育意识的增强，对体育的热情不断高涨，那么我国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必定需要为城市居民提供体育设施，改善体育环境。同时当体育文化兴盛，带动旅游业，那么交通运输就需要改进，以便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
（二）隐性影响
体育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并不会立马显示出来，正如巴西举办了世界杯，直接影响有限，但间接影响深远。
1.影响国际知名度。为什么要争夺奥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的主办权，主要就是能蚪国家推向世界，打响国际知名度。
2.提升国际形象，涉及到国家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政治政策、经济水平等等。国际形象不同于国际知名度。体育将国家的历史文化等展现给世界，让全世界的人们认识了解，从而有助于国际形象的提升。
3.对外吸引外商投资，对内拉动消费。一次体育赛事的举办，就是一次对外吸引外资的机会，它将展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等，甚至会促进地产投资。比如，南非以前商品房很少，当世界杯举办时，全世界的目光都将集中于此，国际资本在认识到南非房地产有利可图后，必定会增加投资。
4.促进体育大环境的形成，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发展。比如在全民健身战略、文化强国战略等政策导向下，必定会引起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社会进步，转而间接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体育文化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当一个地区经济尚处于萌芽阶段，那么其经济性影响会凸显，文化性影响会偏弱。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极大追求，体育文化的文化性影响将凸显出来，慢慢促进体育大环境的形成。而当经济发展出现乏力情况时，体育文化就能够塑造出经济新增长点，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个阶段。
5.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体育产业中9个大类属于服务业，对于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可以有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而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体育大环境形成，以及体育文化的盛行，必定带来服务业的繁荣，而体育文化中低碳、绿色、环保的理念也将极大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四、反思
由于政策导向，我国体育文化发展处于黄金发展期，体育产业位于风口，将吸引大量资本流入。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体育产业链过短，体育市场呈现乱象。腾讯体育《体育旅游值万亿？体育产业GDP注水游戏何时休》一文引人深思。该文章指出，在政策导向下，体育市场出现了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体育公司。王健林说：“如果不算体育相关产业，中国体育产业GDP占比也就在0.3%左右。”与上文的0.8%对比来看，无疑体育产业产值是有注水的。这说明体育市场总体呈现一种浮躁现象。
虽然体育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在这种浮躁的大环境下，既不利于体育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我国正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体育文化产业将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国民经济发展做贡献。但浮躁的大环境下，体育界乱象横生，如比赛黑哨、操纵比赛等等，不利于体育文化的发展。而且以前的金牌至上战略导致了体育界的种种黑幕，好在体育总局已向该战略动刀（源自腾讯体育）。
对于体育文化来说，经济发展是其重要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体育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升了，资本才会加速流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追求才能得以满足。同时，体育文化也会受制于政策导向作用。所以体育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要采取恰当的措施，在规范市场，促进体育文化发展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
结语
体育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无论是直接的影响还是间接的影响，均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在我国面临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体育文化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并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但同样要认识到，在这个体育文化发展的黄金期，浮躁的大环境，既不利于体育文化发展，也不利于其带动经济发展，必须整肃市场，加强配套政策的制定，切实保证体育文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