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方向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6 08: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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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同一性关系表现为二者相互促进，互利共生。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系更为密切，是一种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的高等教育，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区域经济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作为一股强大的原动力而存在，推动着职业教育的向前发展，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点亮了启明星。
（一）职业教育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需要随之进行不断地调整。而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力资源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所有的各种需要变动的生产要素中，由于人力资源结构变动是有意识的劳动者分布情况的变化引起的，人力资源配置结构的变动是最为困难的。而职业教育能够使劳动生产者快速的熟悉整个新的系统，使他们能够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这样则能够改善人力资源配置结构，而且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职业教育为企业员工的深化再培训和教育提供了主要的渠道，为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条件。
（二）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与消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作为职业教育机构的主要载体是高职院校，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在高校云集区域，大量学生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都带动了高校周边地区相关行业的发展和增长。提供了大量就业，创业的机会和条件，直接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高校发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并且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学生消费给区域经济发展所带的直接间接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三）区域经济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速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可用于教育投资的资金数量。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者职业教育的规模的扩大与教育质量的提升。从另一方面而言，区域经济的发展会使社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与就业机会增多，使得受过职业教育者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样，对职业教育的直接目的――就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与推动作用。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来看，沿海这一批先富起来的城市，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显著的推动了该区域职业教育朝气蓬勃的发展。
（五）区域经济促进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优化
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反过来也会影响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并对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进行优化。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在蓬勃发展中的产业，势必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趋势。好的发展趋势则会提供广大就业者较多的就业机会，并提供较为丰厚的劳动报酬。这将吸引受教育者在接收职业教育之前，选择职业方向时向报酬较高，好就业的方向前行。而这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高职院校对专业设置的重点与方向的改变，从而达到优化专业设置的目的。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制约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通过上述几点的对职业教育的同一性阐述中可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职业教育的发展中不好的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区域经济的各个方便都会反过来制约职业教育的进步。
（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职业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相互制约
从经济视角看待职业教育发展速度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相互作用，并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果。因此教育发展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教育需求与供给的差异。如果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则不能给职业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职业教育最需要支撑的点就是教师素质水平的高低，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就难以保证吸纳优秀的和培养提升现有教职员工。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高而导致职业教育投资不多，影响职业教育的质量，导致职业教育贫乏，又会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样，双方面的恶性循环将会导致双亏的情景发生。
（二）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的相互制约
从理论上来讲，职业教育能够用前沿的教育理念与先进的教育模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职业工作者，促进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生产力；区域经济也能够以实际生产需要与自身的欠缺不足的人员配置，影响高职院校的专业体系结构。能够让高职院校的专业配置更加贴近市场与实际，从而优化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但是，这仅仅只是从理论出发。如果在实际中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没有及时的跟上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的走向，校企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校企沟通中存在不全面、不科学、不合理的认识等等原因。就会导致在实际的教育中专业设置不合理，不能够将培养出来的人才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样，即使学校办的再好，教育质量再高，人才也无用武之地，从而造成人才过剩，积压，改行，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存在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配置过分的追求眼前利益，不按科学发展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影响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造成人才培养重复，过剩，淘汰周期短等弊端。
（三）区域经济的技术结构与职业教育人才层次双向选择的制约
在我国，由于东南沿海地区自然和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好，产业结构合理，城镇化程度快，出现了很多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以传统结构为主，工业化程度低。这一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两个区域的技术结构的不同与人才层次的不同。由于东南沿海城市在相同的岗位的薪资待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导致西部大量人才流入东部。这样，西部的经济在人才流失的情况下发展缓慢。而其职业教育也在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制约之后受到资金支持。实践证明，职业教育的层次安排并不是主观确定的，而是由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结构客观决定的。在一个地方的职业教育层次适合于技术结构的需要，则能够满足经济建设的人才需要，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就会滞缓经济发展，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科学发展建议
（一）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济投入
托达罗指出：“经济发展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因为发展不纯属于经济现象，发展必须包括不仅仅人们生活的物质和财经方面，并且发展应该是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包括整体经济与社会体系的重组与重新定位。”所以，资金投入不应该是以利益为导向，应该注重以人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名族一直重视人才培养，而人才的培养需要资金投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大而充足的资金充足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只能是天马行空。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能够培养专业型优质人才，推动生产力发展；能够让高职院校少受区域经济的负面影响，科学的设置专业体系。职业教育一旦发展，则会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二）高职院校要以自身的特色专业与市场为导向
为了避免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在职业对口上发生冲突，高职院校需要找准自身的定位，扬长避短，办好自己特色专业、优势专业。在此基础上以市场及未来市场发展趋势为导向。培养社会、国家需要的人才和技术过硬的人才。不造成人才的积压、过剩等问题就间接的为区域经济输送大批有用的、新鲜的血液。使区域经济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三）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要紧密联系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篇2
[关键词]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区域经济；复合型人才
一、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人才培养在区域经济视角下的重新定位
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是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为理论指导，涉及多门类、跨学科的交叉性学科，是英语的一种重要社会功能变体。其内容除语言文学外，还涉及经济、贸易、财会、管理、法律和文化等诸多人文领域。复合型 商务英语 人才培养是以专业为基础， 培养学生从事国际商务 交际活动的能力。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人才培养是以专业为基础，培养学生从事国际商务交际活动的能力。企业需要的外语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英语功底，更要有宽广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因为外语只是一种技能，一种载体，只有与某一被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专业。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来看，更多需要外语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与区域经济相结合的人才。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人才的培养要根据区域特点，本着服务区域经济，满足区域大众需要的原则，积极开设本区域经济、文化发展迫切需要的课程，以服务为宗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具有国际商务知识的应用型英语人才。
二、构建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教学理念：以复合求立足，以特色谋发展
面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审视和制定培养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人才的目标和方向。首先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对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教育的促进，又要看到其带来的冲击。要防止市场的短视性、逐利性和盲目性对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人才培养的不利影响。针对社会人才需求多元化的趋势，过去那种单一的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应转向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2.办学方向：立足本土，面向广东及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
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人才培养要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把国际化、本土化结合起来，必须顺应社会的趋势，建立科学的课程体系，培育出“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的适应区域经济需求的高级国际商务人才。而在当前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增长日益放缓的情况下，促进本土经济发展尤其重要。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教育和本土经济的结合是促进本土经济的有利因素，可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优良的文化环境与影响区域经济运行的再生性要素（主要指人力、科技）、牵动性要素和制动性要素直接对区域经济的运行发生作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高素质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人才对区域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同时对于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3.知识结构：培养有特色的英语专业（国际商务方向）高级复合型人才
未来的国际商务活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与国之间、多目标、多方式的交流方面，不同经济、贸易、政治、文化背景的交往空前广泛。网络贸易、电子商务使信息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充当主角，而英语作为世界各地的“通用语”更是扮演着重要的信息载体角色。这种国际商务特征对商务人才的培养有了更全面的要求。
三、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应遵循的原则
1.目标性原则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外语专业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复合型的，并规定必须开设的三类课程是英语专业技能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其中相关专业知识就是指除外语专业知识之外的某一复合专业的知识，包括外交、经贸、法 律、管理、旅游、新闻、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商务英语设置课程必须以《大纲》 为指导，其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必须凸显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和原则。
2.需求性原则
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是大纲规定的培养方向，付诸实践势在必行。但是由于各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同、各校本专业发展状况不同以及其他诸多因素，因此，培养目标与规格以及教学内容与形式自然会有所区别,各校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社会需求与本土化选择相结合，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在培养口径上，根据所处区域的需求和变化及学生个性与特长的发展，设置多个相关专业课程群，其目的旨在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思路，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
3.科学性原则
课程设置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既要充分体现社会需求，又要遵循课程设计的规律，从简单到复杂、从基础到专业、从理论到实践，并且还要考虑到教学资源、教学过程等客观因素，以保证课程体系的可行性，同时要正确地反映各门学科、课程内容符合科学体系要求，重视各学科、各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商务英语是英语语言文学与经济类各专业交叉的学科，在课程和教材内容上要妥善处理英语技能与商务专业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 各门课程的有机结合。
4.系统性原则
商务英语的复合型特点要求课程设置不仅要遵循两个知识领域内各自学科设置的系统性，还要求遵循两者知识体系结合过程中的系统性，既要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综合学习，还要注重培养英语语言技能在商务环境中运用的能力，充分体现知识的连续性和层次性。
商务英语专家 Brieger（1997）曾指出，商务英语范围主要包括语言知识、交际技能、 专业知识、管理技能和文化意识等核心内容。因此，完整系统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应涵盖以 上几方面内容。在课程设置中，根据学生所必需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的需要和商务方向， 将课程设计成几个模块，如语言技能模块、商务知识模块、跨文化交流和人际沟通模块。每个模块下设几门核心课程。所有这些课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商务沟通的综合能力的课程体系。
5. 发展性原则
商务英语不是一种静态的系统。随着国际商务不断发展和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商务英语 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商务英语课程除了原有的纵横两方面的课程安排，还会涉及更多经 济类以及其他跨学科领域或知识。同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变化，学习者的需求在变化， 高等教育也在变化。因此，课程设置不可能一成不变，应该随着这些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 形成一种动态发展模式。
篇3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从区域经济来看，房地产业是一个区域差异巨大、级差收益明显的行业。自1998年我国政府提出拉动内需，并提出将房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各级政府对房地产业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将其作为区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业起着其他产业无可替代的作用，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房地产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1 房地产影响区域价格弹性差异的形成。由于房地产业是房产与地产的集合，房产与地产形成一个固定的结合体即房地产。而在房地产中土地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房地产价格的高低，作为空间载体的土地是固定不可移动的，房产又固定于土地上，这就决定了房地产的固定性。房地产一旦形成就具有区位上的固定性，使房地产实体在空间上的流动性成为不可能，即在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市场上由于其实体对象无法流动，使不同区域的房地产价格与供求数量有着巨大的差异。某一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在短时期内无法将其他区域的房地产实体吸引过来，只能吸引一小部分房地产流动投资资金的进入，而这些资金要转化为房地产实体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这样就决定了房地产只可以就地开发利用而无法白区际交易中转移到相对有利的市场上加以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房地产商品的供求范围，使相对有利的市场上加以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房地产商品的供求范围，使房地产的经济运行具有了鲜明的区域性。房地产业的区域性最明显的表现在其价格区域差异性上，房地产业的空间固定性决定了房地产随着宏观区域的微观区位不同，其经济价值与价格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房地产市场上不同区域的房地产可以有不同的价格与价格弹性。
2 区域经济成熟度对房地产业的影响。从区域经济来看，房地产业是一个区域差异巨大、级差收益明显的行业。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差异，使不同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房地产业的布局结构、规模，速度等产生巨大的地域性差别。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而房地产商品属于高档次耐用性商品，所以房地产业的发展必须有高度发达的一二产业与高经济收入水平为后盾。与此相适应，一个区域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程度也必然受到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状况的制约。我国是一个土地辽阔，各地区经济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各区域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经济技术条件、管理水平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有很大差异。这种不平衡也决定了房地产业发展的不平衡。
篇4
【关键词】
地方高校；区域经济；联动相关
一、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关系分析
（一）地方高校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高校是培养人才、生产知识的基地，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因素、资源因素、市场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主要表现在：其一，地方高校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契机，通过扩大招生规模使更多的人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能够提高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使人力资本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战略性资源保障。其二，地方高校具备科学研究的职能，拥有稳固的科学研究基础，能够通过自创科技园区、校企合作等方式带动区域高新技术发展。其三，地方高校拥有数量庞大的大学生消费群体，加之地方高校为满足办学需求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区域经济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了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其四，地方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有利于优化社会法治环境和人文道德环境，为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区域经济为地方高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区域经济发展为地方高校教育教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主要表现在：其一，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提升能够为地方高校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使地区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助推地方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二，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导向决定了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方向，地方高校要充分考虑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自我规划，以实现人才输送与市场需求相衔接。其三，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以高新技术为支撑，这就为地方高校科学研究提高了项目来源，使高校科研成果更具有实用价值。
二、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联动相关体系的构建
（一）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
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在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联动相关体系构建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大对高校的政策扶持力度，利用政策倾斜鼓励高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引导高校教育科研事业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协调各行政部门建立组织管理机构，明确地方高校与企业的合作路径，制定资金投入计划，促使高校与企业共同发展、提高实力。通过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支持、协调作用，从而推动高校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二）地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
在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联动相关体系构建中，地方高校主动明确办学思路，使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首先，地方高校要准确了解市场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在此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开设与区域经济紧密联系的学科专业。其次，地方高校要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特色，对学科专业课程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开发特色专业课程体系，使课程体系更贴合于地方科技、文化、经济的现状，进而凸显高校的办学特色。再次，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高等教育规律，建立政策监督机制、高校自我适应机制、学科专业优化机制等，力求实现人才需求、人才培养、人才输送的循环发展。
（三）地方高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地方高校可与当地企业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利用优势互补创办高新技术研究机构，进而实现校企双赢。对于规模大、资金雄厚的大型企业而言，可由大型企业向高校提供研究经费和设备设施，而高校负责配备高精尖的研究人员，共同致力于企业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发，使企业获取科研成果的使用权，与此同时高校也可将这一项目作为高校重点科研项目，以提高高校的科研水平；对于各项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可由中小型企业提供研究经费，而高效负责配备实验设备和研究人员，通过共同建立研发基地，使研发工作均能纳入到双方的发展计划中，实现科研资源共享，从而推动地方高校与地方企业的共同发展。
（四）推进高校社会职能市场化改革
地方高校应积极推进后勤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有利于减轻学校办学压力，通过引入后勤服务公司补充办学经费，而且有利于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途径，吸收更多的投资经营者。此外，地方高校还可以利用兴建科技园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通过发展与大学消费群体密切相关的服务产业，从而带动区域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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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
关于转型，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 变，如厉以宁在《转型发展理论》中，认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转型是指中国 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而发展是指中国正在从不发达状态迈向现代化 [1]。但更多的人则从相对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转型，科尔奈认为，转型是一个大概 念，它包括 了许多方面，“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 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2］2。”“从集中管理的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是转型的一个 维度。从较 低发展水平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从一个农业社会到一个更为城镇化的社会是其他几个维度 [2］4。”他强调，在经济转型中，既要看到显在的经济绩效，也应看到潜在的经济 制度变革。 秦晓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着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体 制转型，这一双重转型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题[3]。”周振华在体制转 轨约束条 件下，专门研究过“增长转型”问题，但这里的转型主要是指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的转换。 他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增长方式的差异构成了不同总体特征反映的类型。但从 理论上讲，增长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没有统一的格式。…而选择哪种角度来划 分增长方式的类型，完全取决于其研究的内容及其需要[4]。”
笔者认为，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体制转轨互动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从一个 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转型包括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两个 方面，其中经济结构转变主要体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上， 而经济体制转变则是指经济制度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尽管相比于与发展 水平或阶段相对应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言，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转型更为本质的方面，但在体 制相对稳定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中结构 主义学派的重要观点[5]。这是因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 稳定的关 系[6］109。”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向另 一个结构 的多维过渡”。这种结构转型涉及到“由于国民生产总值连续的增长所必然引致的经济和机 制结构的一系列变化”，亦即“一个传统的经济体制向一个现代经济体制的转型[6]”。 M•赛尔奎因则进一步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 济 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7］206”而且认为，“结构变迁居于 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不存在持续的跨部门要素收益均等化的前提下，把资源再配置到那 些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可促进增长。在这类非均衡的环境中，如果结构变迁可以导致更充 分和更好地利用资源的话，那么，结构变迁将成为增长的潜在源泉。同发达国家相比，潜在 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似乎更显得重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非均衡症 状，而且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更快的结构变迁速率”[7］209。
而基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 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 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 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 转变”[8]，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建立一个资源合理配置且 能促进经 济持续增长的经济结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 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向更高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提升则是经济转型的根本要 求。
二、转变发展方式是促进经济转型的核心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成为开放的、以现代工业 为主体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经济结构、经济体制 和发展阶段等诸方面因素，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以农村工业化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具体时间是从1978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1年。这次转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政府直接推动或主导，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1979－1981年）颁布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 策文件，并从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 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重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 乡镇工业，逐步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轻小集加为基本特征的区域产业体系，促 进区域经济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转变；三是开放建设以小商品市场和其它各类 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网络，并通过“两头在外”、贸易兴省战略，促进产品经济向商 品经济转变，初步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以城乡结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特征，具体时间从1992年开始，从党的 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前。第二次转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 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后，在“整体 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指引下，市场化改革开始覆盖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推进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特征的企业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 有制格局，深化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二是与市场化改革相 适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化改革发动、组织和实施的主体，积极推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主导者 ，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也适时调整自身的职能，在积极扶持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不断减 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控制和干预；三是为适应工业化快速推进，以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 、培育区域增长点为内容的城乡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镇和大中城市的集聚 明显加快，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心镇密集的都市带或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四是对内对外开放并举、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 素跨区域流动趋势加剧，本土企业开始走向跨区域发展。
经过两次转型，浙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 活力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且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广泛尊重，作用不断强化， 这也标志着经济体制转变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发展阶段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和丰厚的民间资本积累，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内生发展机制 正在不断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加强。成功转型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与保 障，应该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较，浙江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 济体系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快速经济发展体。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 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影响。从国际角度看，为适应WTO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 ，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并促进宏观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改革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 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与此同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浙江微观 经济主体和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国内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 提高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及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要求更新发 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从区域层面看，随着浙江人均GDP从5000美元 向8000－10000美元跨越，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快速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区域产业结构 、发展动力以及发展协调性等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和趋势预兆着 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另一方面，传统发展方式所面临的各种困惑与挑战也 强化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原有增长动力不断弱化。投资拉动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也是 传统发展方式的核心动力。然而近年来，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持续下降，浙江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较见表1。2007年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1．1%，投资增幅比全省生产总值的增幅低3．4个百分点，相比 全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增幅分别低5．6和16．1百分点，投资增幅处于最低的位置 。
随着投资增幅的明显下降，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从投资和消 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率来看（按2000年价格计算），2003-2006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 增长的拉动率为44．7%，拉动6．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54．6%，拉动7 ．6 个百分点。特别是2005和2006年，消费对我省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增强并超过投资的拉动作 用。2006年，消费需求的拉动率为48．7%，投资需求的拉动率为40．9%，净出口的拉动率为 10 ．4%[9]。尽管目前我省的投资增幅下降是在前些年高位基础上的回落，且从投资 率来看也不 算低，但需要正视的事实是，随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的弱化，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的动力需要重建。
2．增长结构不合理。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当 前我国工业结构的 主体，而且是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与增长相对缓慢的消费品销售相比较，全国 背景下的投资快速增长推动投资品较快增长，而投资品较快增长导致相应行业增长较快，进 而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从而在产业层面上明显呈现出增长结构的二元性。即，一 方面是需求旺盛、快速发展的以投资品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部门，近年来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 ，另一方面，则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因生产成本显著上升、市场趋 于 饱和的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代表的轻纺产业，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减弱，这在浙 江表现得十分明显。以2006年为例，浙江制造业中的十大支柱产业，轻纺产业或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其中第一大产业为纺织业，占全部制造业的12．91%，劳动生产 率 只有61591万元/人•年，而全国制造业中的十大支柱产业呈现出明显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倾 向，其中的第一大产业为电子及电信设备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比重为12．05%，略低于浙 江 的纺织业，但劳动生产率高达140264万元/人•年[10］7。供给结构与增长结构的错 位，使得现有支柱产业对浙江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弱化。
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还体现在与国家产业政策的错位上。从2006年的数据来看，浙江 区域产业体系中，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比重相对较大，占全部制造业比重为21． 6%，比全国高出6．6个百分点；而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产业的比重相对较小，仅为32 %，比全国低4个百分点。在全省81个产业集群中，纺织、皮革、竹木制品、工艺品等附加值 比较低、能耗比较高、污染排放比较大的产业，产值比重占41%，高于全省制造业有关产业 比重近20个百分点[10］10-11。与此相对应，浙江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过 低。
3．发展成本递增。浙江经济运行总体上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 ，近几年省内企业生 产的最终产品输往省外国外的比重高于70%[11]。而资源型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则不 断提高， 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许多工业原材料和大型成套设备，绝大部分从省外国外输入，其中 一次能源自产率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0．6%，即90%左右要依靠外省调入和进口（若按当量 值 计算，一次能源自给率仅为4%， 96%要依靠外省调入和进口）[12]，主要进口商品 中包含了 钢材、废铜、原油、铁矿砂及其精矿、原木、成品油等多种资源型产品。一进一出、一高一 低，侵蚀了省内企业的大块利润。此外，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土 地环境的制约，等等，都极大提高了发展成本，制约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浙江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比较见图1。
发展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健康和繁荣 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13]，不仅标志着作为最重要经济资源的劳动力的产出效率， 更是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因此，从根本上说，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一个经济体追赶动态过程 的基本指标，如果把经济追赶看成是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向发达经济体逼近的收敛过程，那 么劳动生产率在国际比较意义上的相对和持续增长，则是这一追赶过程展开和实现的必要条 件和充分条件[14]。2006年浙江劳动生产率为49610元/人•年，虽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与 广东、江苏相比，约低5000元/人，其中第二产业差距更为显著，2005年浙江第二产业的劳 动生产率比广东、江苏和山东分别低25097元/人、15856元/人和14710元/人。与其他经济体 相比，差距就更大，1990年，韩国人均GDP为5770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4800美元/人，马 来西亚人均GDP2400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734美元。如果按韩国的发展水平，在人均GDP 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全员劳动生产率约为9000-10000美元/人，浙江至少要低3000多美元 。
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省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自 1999年以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低于人均GDP的增长幅度，其差距在不断扩大。199 5年，全省人均GDP增长16．0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17．63%，到2000年，人均GDP增长8． 1 %，全员劳动生产率仅增长6．93%，2005年，人均GDP增长上升到11．2%，而全员劳动生产率 增 长只有8．83%。全员劳动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增 幅低于全国近6个百分点[15]。
4．开放经济面临转折。“大进大出”决定了浙江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格 局和态势，但随 着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目前浙江的开放型经济正面临着重要的转折：一是在人 民币升值、成本上升、出口退税政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对外出口压力不断加大 。2006年，全省共遭遇国外两反两保、337调查和打火机CR案共53起，直接涉案4．6亿美元 。 目前，我省涉及国际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高达80亿美元左右，约占全省出口总额的8%，涵盖 我省机电、农产品、纺织品、服装、鞋、家具等多种传统优势出口产品；二是由于创新能力 薄弱，没有品牌和知识产权优势，传统支柱产业和民营企业难以摆脱“被全球化”困境，在 国际竞争中还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三是随着区域发展成本提升，大量传统产业领域 的 中小企业外迁，传统的生产制造优势面临挑战；四是区域性资本输出趋势日益明显。近年来 ，我省每年对外投资约在600－700万左右，对外投资累计7000亿元余。据有关部门统计，截 至2006年底，浙江共有440多万人在外务工经商，其中经商办企业的约有230多万人，在外创 办企业10万多家，注册资金约2800亿元，对外累计投资6400亿元[16]。另据浙江金 融机构存 贷比高于全国和广东、江苏、山东等省的数据，以及贷款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数据测算，浙 江多占用贷款4200-4300亿元，相当大部分用于民营企业资本输出（省内金融机构专家测算 ）[11］9，这意味着，浙江开放型经济正从商品输出阶段向资本输出转变，面对大 量资本外流，如何保持本土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5．区域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层次低。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 关键 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居于核心位置，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也是区域比较优势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浙江的 人力资本优势，即对市场经济的敏感性和高涨的创业积极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 力资本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弱化，而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日益突出。然 而，目前浙江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只有14．9%，初中及以下却有58．1%；具有专业技术 职 称的仅为13．6%，且59．2%为初级职称；具有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人数更为稀 少 ，仅有4．6%，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全省只有9．32万人，仅为0．5%。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则进 一步显示了浙江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6个 百分点，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重低6．0个百分点，具有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术等级证书人员 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国家统计局将各省每百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分为三档， 浙江与广东、福建、江苏省一起同为第三档，并且排在最后一名。而“初中及以下”的比重 超过50%的全国仅有两个地区，一是浙江（58．1%），二是西藏（51．3%）。在浙江912．67 万 “初中及以下”的就业人员中毕竟本省人口占主体，这与浙江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位的经济 大省身份实在不相符合[17]。
人力资本总体素质不高成为制约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特别是随着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减少，但对人才需求明显增加。近年来，浙江 高技术产业R&D人员人数投入居全国11位，2003年后有了较大的提高，上升到了第8位， 但是 仍无法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许多企业认为人才缺乏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主要因素。高技术产业R&D人员折合全时情况见表2。据全 省500家制造业企业抽样问卷调查，大、中、小型企业认为人才缺乏是企业自主创新主要困 难的分别占47．2%、46．5%和26．7%，认为资金缺乏是企业自主创新主要困难的分别占27． 8%、37．5%和55．7%[11]。
低素质的人力资本也从其收入中得到体现。尽管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前列，但制 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却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制造业人力资本的水平。浙江与有关省市制造业平均工资比较见表3。
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
转型的政策取向
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经济转型比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更加广 泛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包括了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内含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完善。 从浙江实际看，现有发展方式所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上 所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因此，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浙江经济转型的核心。
事实上，与以往两次经济转型相比较，这次经济转型有两个重大背景需要我们关注和把 握，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趋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 这“五化”之间的互动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二是 当前我省人均GDP正从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以及 发展协调性都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转型特征比较见表4。
根据上述分析，当前浙江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根据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推 进市场经济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法律和 制度成为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常规手段：市场主体的资格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 障；市场主体的行为要用法治来确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用法治来保障；宏观经济调控 需要法治来完善。二是在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现 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浙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发挥 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提升区 域产业体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层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推进空间 结构优化，统筹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要在综合考虑根据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加快都市经济圈规划和建设，进一步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根据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结合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要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要着重抓好以下方面：
1．进一步实施创新强省战略，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随着原有 增长动力的不断弱化，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途径，也 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现代创新体系的内涵包括创新、信息化和培训三大支撑。因此，创 新强省，不仅要强化创新投入，而且要把信息化、培训放在战略地位。创新驱动的核心在于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积极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联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 略和品牌战略，使创新成为企业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2．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提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素质。区域要素 禀赋结构是比较 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已难以维持。无 论是构筑新的竞争优势，还是促进新一轮创业创新，都必须依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知识经 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创业创新需要的是“知识精英”而不再是“草莽英雄”。因此，要实施人 力资本强省战略，通过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质量，吸引全国优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学，鼓 励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在浙江创业创新，进而为提升浙江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提 供不竭的要素资源。
3．加快区域产业升级，构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浙江特 色的现代产业体 系必须是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以浙江创造为核心。要积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趋 势新特点，积极引导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和商业 模式，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要顺应区域产业转移趋势，主动淘汰一 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浙江区域 产业结构向更“轻”更“新”方向发展。所谓“更轻”是以促进“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 ”作为产 业升级的目标，大力发展以研发、设计、营销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或生产业；“更新 ”是通过大力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新型业态，促使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变。
4．以都市经济圈为支撑，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 化既是空间结构 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本着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 源环境生态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原则，以三大产业带为依托，进一步优化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 ，促使地区间从竞争走向合作，促进人口和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集聚发展，使都市经济圈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要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业集 群竞争力。
5．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执法 机制、转变政府 职能是深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 体而是服务的主体，要努力为城乡居民和各类市场主体提权保护、激励竞争、规范市场 秩序、创业创新等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尽力减少 或约束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体制和机制，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专业性要素市场体系， 积极推进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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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政府 引导 基金 区域经济发展 影响
一、政府引导基金的定义及发展历程
从广义上讲，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的一种政策性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都属于引导基金。而狭义的引导基金主要就是指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自2015年起，各地政府纷纷开始积极设立政府引Щ金，设立的主题也从省级单位延伸到了市县级，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底，政府引导基金的数量达到了980支，总体的基金规模超3.3万亿元。
我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发展经历了探索期，这段时期为2002～2006年；第二个阶段是快速发展期，时间段为2007～2008年；第三个阶段即从2009年至今，为规范化设立与运作时期。
（一）探索期
自我国在1998年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后，创业投资的热潮开始出现，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到江苏、山东等地，数家带有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公司纷纷成立，且迅速成为了我国创投界重要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上广深及江苏等地的政府主导型的创业投资机构虽然不是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名号，但实际运作中却扮演着政府引导基金的角色。
2002年，全国第一支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成立，而当时国内甚至还没有“引导基金”一词的概念，通常所说的“基金”更多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这个引导基金由北京市政府辖下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设立。截至目前，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中心作为该引导基金的主体，资金全部来源于中关村管委会，主要采取参股创业投资企业、种子基金和跟进投资三种方式运作。
考虑到财政资金无法大量参与创业投资，2005年底，由国务院十部委联合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的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附加“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2]至此，“引导基金”这一概念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出现在正式文件上，其法律地位从而得以确立。科技部和财政部也在2007年联合出台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文规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目的、资金来源、运行规则、引导及管理方式。[3]
随着《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和鼓励下，北京海淀区、上海浦东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及无锡新区都陆续设立了各自的政府引导基金。2006年底时，全国已经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6支，总基金规模为40亿元。
（二）迅速发展期
国内的创业投资自2007年开始进入了迅速发展期，连地级市一级的政府也纷纷开始设立各自的引导基金。不仅北京、天津、江浙等地区的引导基金数量迅速增加外，山西、云南、四川、重庆、吉林、山西、广东等地也纷纷加入此列。据统计，全国在2007～2008年间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33只，其总规模达到200亿元。其中，财政部和科技部设立了一支首期规模为1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尽管很多地方政府都成立了引导基金，但由于相关的引导基金其监控考核、性质、管理、运作模式和风险控制等关键环节出现的很多问题导致很多的地方引导基金一直没有运作起来。针对这一问题的，为了有效指导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政府引导基金的规范设立和运作，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商务部及财政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的出台第一次清晰定义了引导基金的概念，且对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运作、监管、风险控制等等都作出了要求。
（三）规范化设立与运作期
为了政府引导基金运作产生的股权投资收入收缴的规范化，国家财政部和科技部在2010年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收入收缴暂行办法》，指明了政府引导基金的股权投资收入包括：所进行的股权投资项目中退出时的原始投资和投资收益；若是以跟进投资的方式进行的投资，则为在持有股权期间应取得的投资收益；若所投企业被破产清算，则为企业清算剩余财产的清偿收入。
为了使得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计划快速落地、加强资金管理，2011年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制定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中央财政参股的引导基金应集中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领域，如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与新医药、海洋装备、航空航天、先进设备制造、信息及节能环保等产业。此暂行办法明确表明了引导基金的投资范围，此举有利于推动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在各个地方的快速落地、促进中小型创业企业的快速发展，且政府资金也起到了杠杆作用，加大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随着以上各办法的颁布，给各地政府引导基金的规范化提供了实质性的法律指导。此后，全国各地政府开始迅速设立各自的引导基金，且还针对性地制定了配套的实施办法。自此，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步入了繁盛时期，各地区的政府在引导基金方面迅速发展，不仅体现在规模上，也体现在基金的数量上。如上海、内蒙等地方政府相继成立了规模在30亿左右的大型引导基金。据统计，2009年～2013年期间，全国已设立的各地方的政府引导基金总数达150只，基金规模超700亿元。
二、政府引导基金的意义和作用
政府引导基金目前已成为了创业投资领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国家对地方的产业规划及经济推动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此举有利于政府对宏观及中观经济的调控和指导，同时也为我国创投领域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要努力克服“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及尽量避免或降低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挤出效应”。[4]政府作为引导基金的实际主导者，应参与到资本市场的实际运作中来，所以政府应该发挥良好的示范效应，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没规范并引导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行为给市场一个稳定的资本环境。
目前我国政府参与创业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五种，分别是：引导基金、设立创司及产业基金、财政补贴、设立创业孵化器、制定政策法规。近年来，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角色正在慢慢转变，设立创司的方式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以设立引导基金的方式参与，此举能更好地吸引和撬动的社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财政资金也得到了杠杆放大，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新兴产业和政府鼓励的领域，极大地克服了社会创业投资因自由配置所е碌摹笆谐∈Я椤蔽侍猓促进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快我国产业升级的步伐。
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社会资本配置，促进产业政策落地
我国政府引导基金主要的投资对象是创新型企业，借此引导和吸引社会资本也参与投资这类行业。我国创投界的投资机构目前偏向于投资短期就能见效并识别的IT类、互联网类、餐饮、教育类项目，而对于如节能环保、生物医药、高科技研发型这等项目周期长、见效慢的投资项目偏好有限，而这与国家所鼓励和规划的产业布局和战略方向有偏移，创投资金无法有效发挥其对产业升级、调整、发展的促进作用。
政府通过设立引导基金，以其示范性效应和信用来吸引、鼓励和撬动社会资本，能起到对社会资本的配置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规划的方向进行调整，引导资本流向国家所鼓励的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这类战略新兴产业，从而加快孵化一批研发能力强、市场敏感度高、竞争力强的创新型企业，如此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才能尽快实现。
（二）撬动和引导社会资本，为创新型企业的孵化及发展提供资金来源
创业投资具有投资风险大、投资周期长以及流动性差等特点，故我国现阶段投资领域中的创业资本占比极小，更多的资本偏好流动性更高的投资方向如证券投资。如此造成投资领域中资本配置的严重失衡，创投界的投资资本供给严重不足，造成这一现象本质是因自由市场机制在目前阶段的配置失衡造成的。只有通过政府的手段，才能扭转这一局面。而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一方面能补充投资领域中创业投资方面的供给，从而解决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引导基金是以政府为运作主体，其参与创业投资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也起到了引导和撬动作用。所以，政府设立引导基金，以其财政资金和信用作背书，吸引社会资本、国外资本参与到创业投资领域中来，是对创投界资金供给端的一个巨大补充。
（三）引导投资资金的流向，扶持创新型企业成长
引导基金因其政府主体背景，因此具有明显的政策意义，即扶持和培育创新型或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从整个全球投资资本的投资偏好来说，包括我国和国外投资机构更偏向于中后期的项目，即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较为明确已得到验证的项目，典型的就是即将登陆资本市场（即Pre-IPO）的企业，造成成长初期的企业投资资本供给端相对缺乏。而种子期和初期的项目由于其风险巨大，投资回收周期不明确等特点，很难吸引到投资机构的投资。即整体格局呈现中后期项目供给过剩，甚至出现投资机构争抢融资份额的情况，而偏早期的项目融资困难，随时可能因资金无法支撑而被迫倒闭。
通过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以自身的示范效应加上政策的支持，撬动和吸引社会资金加入到投资初创期企业的行列中来，如此才能培育出潜在创新能力强、市场竞争力强的初创企业，加速其成长，为社会资本的投资进入降低风险，从而创造后续良好的投资合作，吸引更多的投资机构出资帮助这类创新型的企业做大做强，最终建立起企业与创投资本共同发展、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相互促进成长的创投体系，形成良性循环，培育出更多的创新型企业或者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企业。
（四）平衡社会资本的区域流向，促进区域间经济均衡发展
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使得创投资金和资源在区域间分配不平衡的分化更加严重，会造成强者愈强的格局，这样经济基础好、商业环境好的地区更加容易吸引创投资本的青睐，各地的资金纷纷向这些地方用来，类似于极化效应地使得相对落后地区的资源愈加贫乏。这种不平衡会加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分化，与国家政策方向亦不相符。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政府的示范作用和排头兵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和注意力投向中西部地区，发掘更多的投资项目，培育出一批当地的创新型企业，引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缓解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对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具备的多项积极作用，从加大创投机构对创业期企业的关注，到加大初期项目的资本供应；从培育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及地方产业方向的创新型企业，到平衡区域经济的发展等，为各地培育起一批具备创新能力和符合当地产业方向的企业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Z].200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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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琼海市房地产经济的特点分析
琼海市位于海南岛东部，东线高速贯穿全境。琼海市是本世纪初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崛起的海南省第三大城市，其基础设施良好，交通通讯发达。中心城市主要由嘉积，博鳌，官塘三大组团构成。在区域性方面，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市，全国文明城市，海南省东西两翼发展战略中东部沿海经济战略带核心城市之一。近年来。兴起了在琼海市投资，置业，休闲疗养等多位一体的旅游地产热。在2015年上半年琼海市房地产投资实现较快增长，其中2015年上半年，琼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94.1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4%，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68.3%，跟上年比较减少16.4个百分点。琼海市市区属于平民化的旅游地产，单价一般在5000～8000之间，官塘属于温泉度假区，房价高到一万左右。而琼海市博鳌镇属于一线海景旅游商务地产，拥有更多高价位的楼盘。
三、琼海市房产税征收概况以及房产税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因素
（一）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随着地方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2015年上半年，海南省公共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0.2%，其中房产税增长的速度为24.9%，在增速上位列第三。房产税税基是非常可观的，对地方财政收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税源稳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调控。
房产税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促进良性发展，而房产税也成为地方财政稳定的税源，更加有利于政府对财政预算的管理和监督。房产税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重要的，地方政府也会尽量的在房地产销售和价格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点。
（二）对土地出让金的影响
中国现在房地产火爆的现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性地产的影响形成的。房产税的征收有利于促使购买需求由投资性需求转向居住、经营性刚性需求。琼海市房产税的征收使投资投机需求减小，从而改变土地出让金价格飙升的状况，使房价进入良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刚性需求的置业空间。开发商也基于经营和财务压力降低销售价格，对土地出让金的定位也更加的合理。
（三）对琼海市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影响
琼海市在2009年掀起了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浪潮，但是随着市场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房产税的征收有效的打压了炒房的热潮，本土房产开发回到了一种健康有序的环境。房产税征收使房地产投资结构得到优化，制定了合理的房产税征收制度。琼海市房价在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的价格调查中，市区的基本价位已趋于稳定。炒房热早已退去，琼海市本土的房产销售商更多的是去库存和更多的倾向于刚性需求的发展，地产行业发展更加稳健。
（四）对城市建设以及琼海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房产税的征收有利于优化市场结构，进一步的规范琼海市投资的环境和行为，鼓励人们更加理性的进行消费。良好的房产税征税制度，能够更加合理的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对地区之间的经济起到协调发展，让广大民众体会到房地产和土地整治的好处，更加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体现，有利于政府改善公共福利设施的能力。
四、房产税的优化改进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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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11
中图分类号：F590；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0-0053-05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economy，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Durbin panel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Results showe that， firstly Chinese regional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etists significant spatial dependence， and spatial Durbin panel model is the best model. Secordly Regional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is typically driven by factors of production， endogenous technology，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irdly， Tourism resourc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 number of tourism practitioners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atmosphere have significant “intercepting effect”. The negative diffusion effects of tourism employees number， regional tourism environments atmosphere，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fixed assets are greater than the direct effect. The roles of tourism patents number and regional price level are not significant. Accordingly， 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of realizing the sustainable and efficient growth of tourism economy， and coordin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Key words：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influence factor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spatial Durbin panel model
目前，我国旅游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期，2014年实现旅游总收入3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同时，我国旅游业发展区域差异巨大，2014年旅游总收入变异系数已超70%。因此，研究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对未来我国区域旅游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起初，国外学者对旅游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发展对目的地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方法有旅游乘数理论、投入产出模型、旅游卫星账户、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1～3]，但忽视了对旅游经济增长本身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国外学者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以游客需求的影响因素为着手点[4]。国内学者对此研究多见于2005年以后，研究表明，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旅游资源、交通区位、基础设施、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制度环境等。就研究方法而言，起初有评价指标体系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等；之后，面板数据模型逐渐被应用[5]；近年来，少量学者已认识到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效应对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使用截面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6]。然而，时间、区域维度的相关性均存在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因此本文采用纳入时空协同相关性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更准确地刻画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依赖性的具体传导机制。
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基础，紧密结合旅游经济自身发展特性，利用纳入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旅游经济增长的因素及溢出效应，对实现旅游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以及区域旅游协调、联动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11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扩大，其理论发展主要经历了依靠人口和土地等资源禀赋、以物质与资本积累为中心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启动作用、主要动力为外生技术进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知识、人力资本等）起关键作用的新增长理论，以制度（市场机制、民主等）为根本解释变量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旅游经济是我国的一个新经济增长点，其增长直接受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知识增长及运用、人力资本增加、制度质量等因素的影响。
同时，旅游业具有自身特性，其经济增长还依赖于：①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旅游资源的丰度越高，其吸引力就越强。②旅游交通通达性。交通是连接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的纽带，其便利与否直接影响旅游客源。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作为高收入弹性产业，其需求量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同时，地区经济为旅游设施建设提供资本支持。④地区价格水平。对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地区价格水平越低，旅游需求量越大；对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则不确定。⑤地区旅游环境。环境氛围是旅游资源具有观赏价值的前提，其好坏直接影响游客满意度和重游率。
12旅游经济增长模型构建
依据上述理论，本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来估计各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旅游经济增长用旅游总收入（TR）表示。解释变量为：①旅游投入要素：旅游劳动力用旅游从业人员（TP）表示；旅游资本用旅游企业固定资产（EA）表示；旅游用地用4A级以上旅游景区（TS）表示（见公式1）。②旅游技术进步用旅游专利授权数量（PN）表示。③旅游人力资本用旅游院校学生数（CS）表示。④制度质量用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MI）表示[7]。⑤旅游资源禀赋用4A级以上旅游景区（TS）的加权数量表示（见式1）。⑥旅游交通通达性用交通基础设施（TI）反映，具体为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的加权，权重分别用公路客运量、铁路客运量的比重表示。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表示。⑧地区价格水平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表示。⑨地区旅游环境用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EP）表示。
由i区域、t时期10个解释变量构成的NT×10矩阵；a，b，...，j为待估系数；μi、vt分别表示空间效应、时期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标准面板数据模型采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估计（PLS）法，用 Eviews软件实现。
13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1～2014年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由于数据不全，样本不包括我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以及南海诸岛）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旅游局网、《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平台、《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等。
2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的设定
21空间面板模型的检验
（1）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为提高检验结果精度和稳健性，本文运用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4种方法分别对各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原假设都存在单位根。
（2）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 I检验研究变量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为：
式中，为旅游经济产出（lnTR）均值；i和j为省份；Wij为标准化后的n×n阶空间权重矩阵（n为研究地区数，在此n=31），本文采用更符合区域旅游发展实际的距离权重矩阵，即以各省份省会城市之间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权值
假定地球为圆形，通过确定地球半径和各城市经纬度坐标计算球面两点间距离而得。。Moran I值在-1和1之间，越接近1，旅游经济产出的正相关性越强；越接近-1，负相关性越强；趋于0时，空间不相关。
22空间面板模型
如果Moran I、LM、Robust LM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则表明标准面板计量模型忽略了空间效应，会导致参数估计有偏，因此应构建纳入空间效应的旅游经济增长模型。
（1）空间滞后面板模型（SLPM）研究本地区各解释变量和邻近地区旅游经济产出对本地区旅游经济产出的影响，其空间相关性体现在因变量的滞后项中，在此构建的SLPM见式（4），
（3）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滞后与误差模型的选择可用拉格朗日乘子（LM）检验及稳健的拉格朗日乘子（Robust LM）检验来判断。具体而言，若在计量模型的空间依赖性检验中发现，LM-Lag值的显著性水平比LM-Error值的高，且R-LM（lag）显著而R-LM（error）不显著，就应选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反之则应选空间误差面板模型 [8]。
23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除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外，若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影响因素对本省旅游经济增长也产生作用，则需引入空间杜宾面板数据模型（SDPM），见式（6）。假设H0：ζ（ξ）=0或ζ（ξ）+λα（β）=0，若Wald_spatial_lag和LR_spatial_lag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原假设成立，应将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简化为空间滞后或误差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L）法，用Matlab软件实现。
3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31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数据检验结果
（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2001～2014年我国31个省份各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4种单位根检验方法下11个变量的水平值均在1%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所有变量均为0阶单整I（0）。
（2）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检验。2001～2014年我国旅游经济增长（lnTR）的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 I指数如图1所示，可知14年来Moran I值呈稳定态势，且均通过10%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具有稳定、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进一步计算面板全局Moran I指数，结果为01128， 概率为00004，可知我国旅游经济增长（lnTR）在全局上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说明在研究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因素时，需引入空间计量模型。
32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的模型选择
（1）空间滞后与误差面板模型的选择。由标准面板回归PLS估计残差的LM及其Robust LM检验结果可知（见表1），空间滞后面板模型的LM和Robust LM检验值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仅LM通过1%显著性检验，Robust LM未通过10%显著性检验，且空间滞后面板模型LM的显著性水平高于空间误差面板模型LM。综上，应选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2）判断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可否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通过空间滞后杜宾面板模型的Wald和似然比（LR）检验进行选择，二者的值分别为46410和43434，且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说明原假设H0成立，因此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不可简化。
（3）固定与随机效应的选择。通过空间Hausman检验考察空间效应与旅游经济增长各因素间的相关性，结果为166431， P值为0733，未通过1%显著性检验，即接受个体效应与各影响因素无关的原假设，因此空间滞后杜宾面板模型应选择随机效应。综上，空间滞后、随机效应的杜宾面板模型是最佳研究模型。
33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总体估计及各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由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见表2），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滞后项（teta）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本省旅游经济增长对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存在正外部性。由于存在空间滞后项，空间杜宾模型的点估计值并不能表示自变量的边际效应，还需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来反映[9]。由计算结果可知（见表2），10个自变量的系数值与直接效应值的显著性水平一致；10个自变量空间交互项的系数值与间接、总效应值的显著性水平一致。具体而言：
（1）由直接效应可知，本省的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旅游资源禀赋、旅游院校学生数、市场化指数、旅游交通通达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促进本省的旅游经济增长，其中市场化指数系数值最大，其次为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从业人员、旅游专利个数、地区价格水平、地区环境氛围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
（2）由间接效应可知，旅游资源禀赋通过1%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空间传导机制促进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即我国在省域之间形成了旅游资源的初步整合，出现协调发展趋势。旅游从业人员、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地区环境氛围均通过10%显著性检验，但对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却产生负外部性，即邻近省这3种因素对本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加权影响为负。究其原因，这3种因素的发展会对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各种资源产生“截流效应”，进而削弱邻近省旅游经济的增长。旅游专利和旅游院校学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以及旅游交通通达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价格水平对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明显，说明这4种因素的发展对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均缺乏有效辐射，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未形成良好的省域联动机制。
（3）由总效应可知，旅游资源禀赋、市场化指数均通过10%显著性检验，说明均通过规模和溢出等效应促进所有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其中市场化指数系数值最大，说明宏观区域制度环境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更大。旅游从业人员、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地区环境氛围均通过10%显著性检验，但却阻碍旅游经济增长，与预期作用方向不一致，说明这3种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负向扩散效应远大于其直接效应。具体而言，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尚待提高；“游、购、娱”等高附加值部门占比较低，且国有饭店固定资产占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较大，产业结构尚不合理，这些都抑制了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环境投资中用于改善旅游环境的投资比重应加大。
4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因素及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为：
（1）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推动本省旅游经济增长，且2001年以来其空间联动效应稳定发展。
（2）纳入因变量空间滞后项和自变量空间交互项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是研究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的最佳模型。本省的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旅游资源禀赋、旅游院校学生数、市场化指数、旅游交通通达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促进本省旅游经济增长，居前三位的是：市场化指数、旅游资源禀赋、旅游院校学生数。可知，我国旅游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土地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制度质量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而非依靠追求技术进步，是典型的要素、内生技术、制度质量驱动型增长。旅游资源禀赋对邻近省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资源禀赋、市场化指数促进所有省份旅游经济增长。
（3）旅游从业人员数、地区环境氛围对本省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但通过“资源截流效应”对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向作用；旅游从业人员数、地区环境氛围、旅游企业固定资产的负向扩散效应远大于其直接效应，因此对所有省份的总效应为负。旅游专利数、地区价格水平对本省及相邻近省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不显著。
各因素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产生着错综复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带来明显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呈现出一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共存局面。如何实现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质量，并实现旅游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联动发展，成为当前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关键。对此，提出以下发展对策与建议：
（1）政府在制定旅游业发展规划时，应充分发挥旅游业发展“增长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加强地方政府之间信息沟通与合作[10]，促进各种资源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与集聚，实现其最大配置、最远辐射。
（2）各省政府应进一步拓宽促进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思路，“跳出旅游业来看旅游”，致力于区域整体制度环境的改善，进一步推动和深化要素市场改革[11]。应厘清政府对旅游主导的内容和范畴，避免过度行政干预带来的不公平竞争，鼓励旅游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
（3）借助我国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根据旅游资源的地理邻近性、内在关联性、互补性，进行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区域间旅游联合与协作。
（4）大力培养本地区旅游院校学生，增强旅游人力资本；借助地区经济完善旅游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共同促进本地区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质量的提升。
（5）采取相应措施减少邻近地区旅游从业人员数对本地区各类资源的截流，减小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对邻近省的旅游屏蔽作用，弱化邻近地区环境氛围对本地区旅游形象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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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发展路径选择是主攻附加值和产业能级高、发展空间大的高端、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也迸发出勃勃生机。比如，江苏省增强有效投入,加快了调结构、促转型的步伐。今年上半年，江苏三次产业全面增长，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以上，高于地区生产总值1.1个百分点。全省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和环保四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实现63%的增幅，光伏产业、风电装备产业的规模、产值、销售额均居全国前列。来自江苏省科技部门的信息表明，今年以来，江苏高新技术产业完成投资额、新开工项目、高新技术新产品增幅以及专利申请量，均居全国前列。
在政策的指引下，预计未来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第三产业倾斜，金融、文化、软件、信息、旅游等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将成为今后这一区域的主导产业；同时船舶制造、精密仪器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也将有一定发展；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稳定。目前，这种结构趋势已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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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居住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居住小区园林景观的设计已经成为人们选择小区的重要考量。因此，城市住宅园林景观的设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
1、住宅小区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
1.1 完善园林景观的功能性设计
现代住宅小区的园林景观设计往往存在误区，即过于追求小区环境表面形式上的光鲜亮丽，而忽略了园林景观设计核心：小区景观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当前，现代住宅小区的开发通常会将园林景观设计进行单独立项，设计人员需在项目成立之初，介入园林景观的规划与设计。有利于设计人员根据小区地貌、地形以及各种植被资源，合理规划设置小区园林景观的绿化功能、人车分流功能、休闲娱乐功能等方面。在小区园林景观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须始终将景观的功能性与实用性放在第一位，将优化居民的生活出行作为设计的最终目的。
1.2保护好居住环境，避免破坏整体的和谐
园林景观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绿色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和减少对居住环境的破坏。使用的材料、栽培的植物、观赏台廊的铺设等，既要注意环保节能，又不能对周围整体的和谐环境造成破坏，防止出现新修建的景观破坏原有的环境。
1.3科学合理的绿化配置
景观设计团队要利用取证的方式，分析住宅小区园林场地基本情况，包括土壤类型、排水方式、树冠、植物多样性以及一些其它因素。深入分析气候变化所显现的不同生态格局，提出对应变化频繁的生态系统的新景观拼接。环境叠加的过程帮助现场不同的景观类型选择最佳条件。植物配置遵循适地适树的原则，并充分考虑与建筑风格相吻合，兼顾多样性和季节性，进行多层次、多品种搭配，分别组合成特色各异的群落。
2、住宅小区景观设计现状
2.1轻视空间和功能的多样性
设计师往往太过看重形式，着重研究住宅环境的风格、形式以营造良好的视觉效果，忽略建筑本身的功能。只为追求有力的视觉刺激，看重形式美，忘了营建舒适有亲和力的活动空间，没能从功能方面考虑其空间的合理开放及隐蔽，出现过于单调、空旷的小空间。没有达到居民环境规划同时适应不同年龄、文化层次、兴趣的人开展活动的需要。
2.2没有体现环境景观的生态效率
自草坪风盛起，住宅区的绿化大多是疏林草地，完全忽略了乔木、灌木等改善生态环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造成居住环境绿化区单一的绿化结构和低下的生态效率，另外也造成了昂贵的草坪保养费。
2.3缺乏人性化设计
设计者没有充分调查居民意愿，没有与居民进行良性沟通。很多安全性、舒适性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如：预防水灾、火灾等灾害；设置盲道、绿色通道；消除噪音等。设计不贴近人群，缺乏亲和力。
3、住宅小区景观设计发展策略
3.1顺应空间层次设计园林景观
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的时候，园林景观的功能性主要就是通过不同层次来实现的，必须要避免促销和满足客户需要的珍贵树木而导致整个园林功能性的下降。无论是楼顶还是楼与楼之间的绿化，各个绿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必须要保障其各有特色，能够形成不同的主题。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的时候，一般小区必须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功能和作用建设一些小花园，进而能够促进居民能够亲近绿色和自然，并且享受绿化所带来的诸多益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园林在小区完成建设之后的几年时间内逐渐的树木死掉，仅剩下茂盛的野草，是园林设计本身的一种严重的损失。另外，园林的功能性作用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园林也不能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明艳的绿色，更无法充分的发挥出园林景观本身的作用和价值。
3.2营造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自然意境
现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人员要以综合城市基础信息与园林基本情况，以本土植物为重点，人性化、积极向上、新颖而不浮躁、美观而又实用、简单而满足需求、符合生态要求的城市园林是园林规划设计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住宅小区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系统的子系统，其景观的构成元素不仅仅是一个视觉或触觉上的感观认识，在住宅区中，绿化犹如呼吸系统，能起到空气净化和屏蔽作用，已成为提高住宅小区环境质量，创造健康小区必不可少的有机要素。合理的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是将建筑、绿化与小区居民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形成有机运行的居住环境生态机制，求得人文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
3.3整体规划，合理划分功能空间
在前期的设计分析^程中，要注意做好园林设计的统筹规划，相关的设计要注意科学性和整体性的统一。城市居住区的园林景观的设计首先要进行科学的规划，这是设计规划的重要前提，具体来说要注意园林设计和周围环境的统筹问题。既有多元化的设计，与此同时也注意园林的合理布局与搭配，在此基础上来促进相互间的和谐沟通，所以景观的设计既要注重美观，也要注意安全性、舒适性。除此之外，景观的设计要以居家为主题，营造和谐的家的氛围，设计上最好符合主流文化审美的特点，注重大方得体，景观性与舒适度之间最大程度的统一。文化的体现方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文化特点，在设计休闲空间之前，了解这片地区的区域文化是很有必要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设计要做到有特色，应从该地区特有的文化底蕴入手，把握该片区历史渊源和传统积淀，从文化体现着手设计空间表现。区域功能的和谐方面，休闲空间设计首先要注重平面空间的表现力。平面空间是休闲场所的基础性工程。其次，休闲空间设计除了要在平面上进行思维设计，还要在空中与平面进行伸展性空间思考。休闲空间的分区主要可以分为空地休闲区、绿地植被区、水池假山区、音乐喷泉区、小品雕塑区、回廊座椅区、健身娱乐区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这一分区只是理论上或设计思考中的分区，在布局设计和实际施工中，各个分区是融合在一起的，以共同构成城市公共休闲场所的小环境。
综上所述，景观住宅区是最接近居民生活的领域之一，在设计的过程中，还要关注住户的安全需求、归属需求、认知与审美需求等，建造多维景观生态空间。综上所述，理想的住宅景观设计应加强系统化设计，优化开发建设模式，完善法规政策，通过换位思考将艺术融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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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地理位置
城南新居住区二期项目位于克拉玛依城南片区，北部为城南综合商务区，西部联系克拉玛依会展中心地块，南部同克拉玛依工程教育基地相接，东部为自然地质公园，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以及同周边区域的便利联系。
1.2 规划范围
基地北临南环路，西接民生路，南依东环路，东连胜利路，纬四路中部穿越，这五条道路皆为城市级重要干路。
规划用地面积115.74 公顷。规划范围南北长约1600米，东西长约1200米。
规划区用地呈梯形结构，中部由城市道路穿越，使得基地一分为二。用地现状以空地为主。
（1）本项目临近民生路、纬四路延伸段、南环路等城市主次干路，南部邻近火车站综合开发区。交通便利，方便居民出行。
（2）东北部与规划一号井景区相邻，南部临近生态农业区，地块内分布部分自然山体及绿色植被，环境优美，自然景观条件优越。
（3）项目南邻工程教育基地，西靠会展及市民科技园，北近商务区，服务设施齐全，生活及休闲便利。
1.3 用地规划布局
克拉玛依新居住区二期用地由居住用地、道路广场用地、绿化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构成。
2.电力工程外配套系统说明
2.1 电力现状
2012年城南区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附近已建成和拟建的变电所：枢纽变电所距离本次建设用地约1.7km；胜利变电所距离本次建设用地约1.75km；（W101） 35kV变电所距离本次建设用地约4.6km；拟建二、四区变电所距离本次建设用地约0.5km；拟建文体中心变电所距离本次建设用地约3.0km。
枢纽变电所主变容量为20MV，最大供电能力为46.35MW；2010年最大供电负荷37MW，还富裕9.4MW；随着会展中心约2.024MW负荷的接入，还富余7.376MW。胜利变电所主变容量2×12.5MVA，最大供电能力为22.5MW，2011年最大供电负荷约13MW；随着新居住区一期前期4MW负荷的接入，还富裕5.5MW。W101变电所主变容量2×8MVA，最大供电能力为14.4MW，2010年最大供电负荷约14MW，已无富余容量。
本工程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纬四路与胜利路交汇处拟建新疆油田公司二、四区110kV/35/10kV变电所，容量为2×50MVA，110kV侧两条进线，引自枢纽变和克电厂（电朝线T接）。城南新居住区二期工程属于二、四区变电所供电范围，该变电所计划2013年投运。
纬四路与民生路交汇处新建2座10kV开闭所作为城南办公商务居住区一级负荷备用电源，开闭所10kV电源引自拟建的文体中心110/35/10kV变电所，容量为2×50MVA，110kV侧两条进线，引自区域220kV变电所。文体中心110kV变电所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
2.2 用电需求预测
用电需求预测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及需要系数法进行预测。
根据本次规划所提供的用地功能及相关控制指标，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密度法，指标参考《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1999），考虑克拉玛依城市属北方城市，且用地功能为商业居住，取值取中间值。根据规划中各地块的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面积、用电指标，规划计算负荷见下表：
序号 用电负荷名称 建筑面积
（万m2） 用电指标
（W/ ㎡） 额定负荷
（MW）
1 居住建筑 95.7872 30 28.736
2 商业建筑 27.2592 60 16.36
3 配套公建 24.0329 30 7.2
4 地下建筑 4.7840 10 0.478
总计 151.8633 52.774
根据上表计算可得出用电总额定负荷为ΣPe=52.774MW，取需要系数Kx=0.3，可得出规划区域内总计算负荷∑Pjs=15.83MW。
2.3 电压等级
本区域内一类建筑的消防负荷为一级，计算负荷为2500kW；其它负荷等级为二、三级。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用地区域内实际情况，规划电压等级为10/0.4kV两级供电网。
2.4 供电电源
2012年城南区经济适用房区域由于用电负荷容量大，负荷等级高，周边已建变电所已无法满足为其提供电源的要求。
二、四区110kV变电所建成后，由变电所引4条10kV专用电缆线路为2012年城南区经济适用房区域提供10kV供电电源。10kV电缆采用（ZRB-YJV22-8.7/15kV 3×240）型，载流量为349A，单条电缆供电能力约5700kVA。在建设用地用电负荷中心设（1#、2#）2座开闭所作为南、北2个地块10kV电源引接点，开闭所采用2进8出结构。建设用地区域内一级用电负荷10kV的备用电源引自纬四路与民生路交汇处新建10kV（11#，12#）开闭所，开闭所2路10kV电源引自文体中心110kV变电所。城南新居住区规划设置10kV开闭所12座，其中1#、2#，11#、12#开闭所及其有关线路由供电部门提供，不在本工程建设范围之内。
2.5 10kV电网规划
开闭所根据负荷密度和规划要求配置，两开闭所之间距不宜大于300m。居住小区、单栋建筑物的规划最终负荷分别达到8000kW、 4000kW或者居住小区建筑面积分别达到80000㎡、公共类建筑用地超40000㎡时应当预留至少1座开闭所。单个开闭所最大供电负荷宜为4000～10000kW，服务范围半径宜控制在250-500米。
10kV系统逐步实现环网供电，以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性。环网平时开环运行，每环可带负荷约3000-5000kW。
开闭所采用手拉手式环网接线方式。环网供电闭环设计，开环运行。开环点根据实际负荷确定。一个电源故障时，开环闭合，由另一路电源供电。
本区10kV配电线路全部采用电缆排管敷设，排管数量根据电缆的多少确定。电缆排管拐弯、分支及直线段每隔80m设电缆井一处。主干电缆采ZRB-YJV22-8.7/15kV 3x240型，分支干线电缆采用ZRB-YJV22-8.7/15kV 3x1200型。
2.6 低压配电电网
按地块建设10/0.4kV箱式变电站，变压器容量为不大于630kVA，负荷率不大于85%，变电站供电半径不超过250m～300m。小区内路灯采用专设箱变三相供电，微电脑自动控制，节约电能，光源以节能光源为主。低压接地系统采用TN-S系统。低压电缆均采用直埋敷设方式敷设。
高层建筑、大型公建等应预留10kV变配电设施用房（一般设在建筑首层设备房内），并满足有关技术指标要求。需独立占地的10kV变配电设施应结合周边环境统一设计，在保障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做到美观协调，一般需预留用地120-150m2。
2.7 节能与环境保护
箱式变电站10/0.4kV变压器采用S11-M型变压器，较之目前的S9系列变压器的空载损耗还要降低60%，更适合于负荷波动大、平均负荷率低的地区，同时单台变压器容量提高，均大大降低了配电变压器的损耗。
采用高效节能光源免维护照明灯具和微电脑自动控制设备，推广绿色照明工程，可降低照明负荷及用电量。
小区内配电变压器及配电开关采用无油化、低噪声、材料可回收的设备，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采用电缆埋地敷设，避免了树线交叉，减少了电磁干扰和污染，增加了绿地面积，协调并美化了环境。
2.8 供电设施保护
埋地电缆深度为0.8-1.0m，其线路两侧各0.75m所形成的两条平行线内的区域为保护范围。
3.通信部分外配套系统说明
3.1 范围
外配套通信系统设计内容包括火灾报警系统联网设计、通信配线光缆线路设计、小区监控系统设计、电梯应急电话系统联网设计以及居住区内的通信管道建设等。
3.2 设计原则
根据居住区的实际特点和需求出发，本着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原则，利用已建成的通信系统现状，综合考虑其语音及今后各类弱电系统需求，提出科学合理、可实施的通信系统方案，满足居住区内各单体建筑的语音和数据业务的需求，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利用资源，优化网络结构，达到最佳的系统性能价格比。（见表1）
3.3 通信系统内容
（1）语音通信系统部分
建议在居住区居中位置新建一座约240m2的通信机房，机房配线架设备配置按居住区内总用户量考虑，其余通信设备由各家运营商自行负责实施。
（2）有线电视部分
因居住区用户量大，建议考虑有线电视局站1座，从新建电视局站引主干光缆至各小区光接点箱。
（3）小区视频监控系统
在小区的主要道路口设置室外一体化摄像机，视频监控主机均安装在各区门卫室内，由门卫保安负责监控系统的管理。
（4）火灾报警系统
高层住宅建筑设置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其火灾报警系统线缆均由就近门卫室火灾报警系统主机引来。各小区均由门卫保安负责其火灾报警系统的管理。
（5）电梯应急电话系统部分
火灾报警系统内含有消防应急电话总机，消防应急电话可满足电梯内应急电话的要求，故将消防应急电话与电梯应急电话两套系统合建共用。
（6）通信管道部分
在小区主干道上建设6孔主干塑料通信管道，并与小区外已建通信管道连通；在分支道路下新建2～4孔分支塑料通信管道，为各通信运行商以及物业公司的光电缆的敷设及维护提供便利。
（7）光电缆敷设方式
篇12
众所周知,全国房地产价格近年来一路攀升,而我省目前最高房价也已经达到均价10 000元水平,是5年前3倍多。一份民间的调查显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居民普遍接受的房价心理价格是3 000元到5 000元之间,而黑龙江省的社会平均工资才1 815元。在老百姓看来,猛涨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市民的承受范围。
二、房地产及房地产市场的特征
房地产既是一种消费品,又是一种投资品。作为消费品,房地产既是必需品又是奢侈品。房地产有高资本价值特性。房地产具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性,又具有固定性、耐久性和稀缺性,而且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房地产比投资其他资产更具有保值功能,使之易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品。
由于房地产的特殊性,决定了房地产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其具有以下市场特征:1.房地产市场是权益交易市场;2.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市场;3.房地产没有物流形态;4.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5.房地产市场对金融业高度依赖性;6.房地产市场易受政府的干预。
三、高价房地产的形成原因
1.大量资金流入,银行资金占主体。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60%资金来自银行贷款,而国外银行贷款最多不超过房地产总投资的40%。从全国看房价持续走高为典型的资金推动型,银行是主要推动者。政府从银行获得足够的整理地产资金来源,地产商从银行获得可靠的建设资金来源,居民从银行获得购房资金来源,而银行又从地产开发企业获得可观的综合效益来源,利益互动激发了共同推动房价上涨的热情。
2.地价上涨,地方政府土地行为。地方决策者通过政府投资活动给该地区和集体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加快本地区和本部门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能通过寻租活动为某些个人带来寻租收益,这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腐败的重要原因。
3.利益群体的“默契”、推动和炒作。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与企业的赢利能力呈负相关,因此,各房地产企业有意识地通过“默契”来弱化竞争,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住宅房地产市场独特的市场结构使房地产企业间的“默契”不仅成为可能,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地产商通过炒作造成房价上涨的恐慌,加速民间资本入房市,推动房价上涨。
四、高价房地产的对我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已经成为我省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也将成为影响我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必须警惕房价的高涨。
1.高房价是抑制我省地方内需的重要根源。众所周知,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房价上涨过快导致居民购房负担过重,抑制了居民的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进而阻碍内需的继续扩大。
2.高房价使银行金融风险加大。高房价制造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隐患。房价持续过快上涨最终将导致房价下跌,从而直接威胁金融秩序的安全,进而给地方经济带来剧烈震荡,给我省经济带来隐患和不确定性风险。
3.高房价吸引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楼市,这对产业平衡不是一件好事。海尔重金进入房地产的事实说明,我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寻求利润开始进入房地产的投资与投机市场。价格上的垄断合谋加上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是房价不能够大幅下跌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这也抑制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平衡。
4.房价上涨过快加剧了地区之间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目前,我省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已初见倪端,而房价大幅增长,意味着财富以货币和固定资产的形式向经济发达、居住环境较好的地区在集聚,特别是投机购房者和房地产商手中集聚。相对而言,大部分居民和经营者的收入和财富则变相缩水,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五、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房价”
我省的房地产行业出现目前这种价格趋高的局面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大到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国特有的市场机制,小到经济自然环境、区域性经济的不平衡、政策导向等等,所以单从某一方面来约束或者调节房地产现有的政策,效果不会很明显。
1.整顿住宅房地产市场秩序,加强信息披露,规范企业行为。首先完善制度,让企图“默契”者不能“默契”。其次加大“默契”的打击力度,通过严格执法、从重打击或是市场禁入等一系列严厉的实施。并且要加强住宅房地产的信息政策,减少企业与银行的信息差距及房地产商与购房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后加强房价信息的透明,由省城乡和建设厅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以此来保护购房者的利益,尽可能为购房者提供客观、准确的房价信息。
2.继续收紧个人购房贷款政策。过于宽松的房地产信贷政策为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我省经济发展的水平可以将90平方米作为一个标准,对于首次购买90平方米以下自住房屋的,按揭贷款继续执行20%的首付标准。对于购买90平方米～150平方米自住房屋的,按揭贷款执行50%的首付标准。对于购买150平方米以上自住房屋的,不能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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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金融危机过后，政府债务问题成为世界经济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希腊债务危机使其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希腊成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违约的首个发达国家.而最近意大利政府公债规模持续攀升，其债务问题成为继希腊债务危机后欧洲经济关注的新焦点.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政府债务的合理水平存在争论，各个国家也都在政府债务的决策上有着不同态度.然而，与国外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地方债务主要表现为内债，债权人以国内机构和个人为主.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15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6万亿，当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截至2016年12月14日，地方债发行已高达6.04万亿.日渐突出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为热点并受到较大的争议：是否高速攀升的债务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向作用.
对于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已有的文献存在不同的结论.主流经济学领域将政府债务加入增长模型，认为政府债务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着负面影响（SaintPaul，1992）[1].Friedman（1987）[2]、Borio等（2001）[3]的研究也都表明政府债务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显著影响.Kumar和Woo（2015）[4]的研究发现在保持其他变量一定时，由于高度负债对投资与资本存量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得到初始债务存量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性的结论.另外，还有一部分研究则是围绕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展开.Reinhar和Rogoff（2010）[5]发现当政府债务与GDP比率未超过90%时，二者相关性较弱，但若超过该转折点时，债务对长期经济增长起消极作用.Cecchetti等（2011）[6]和Padoan等（2012）[7]选取OECD国家为样本对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同样发现政府债务占GDP比率超过85%时，政府债务的增长将会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Checherita和Rother（2012）[8]、Baum等（2013）[9]以欧元区国家为样本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OwusuNantwi和Erickson（2016）[10]通过实证对戛纳1970～2012年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间长期及短期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真实GDP增长率与政府债务之间在长期来看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短期显示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联系.Schclarek（2004）[11]以1970～2002年间24个工业国家为样本，对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进行验证，并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Ogunmuyiwa（2011）[12]选取尼日利亚1970-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EC模型探讨了尼日利亚的外债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者关系很弱且不显著.Herndon等（2014）[13]对Reinhar和Rogoff（2010）[5]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使用相同的数据重新计算未能得到相同结论，增长率在政府债务超过90%的阈值前后并无明显区别.
上述研究尝试证明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固定的影响关系，而还有部分文献发现二者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不同样本中结果各异.贾康和赵全厚（2000）[14]认为影响国债适度规模的因素复杂多变，不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规模标准，且适度规模具有时变性，不同国家发展阶段对应的规模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难以测算适度规模的具体值.刘洪钟等（2014）[15]的研究基于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对比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与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其结果表明两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从而债务阈值存在差异，两组国家具有不同的债务承受能力，并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政府债务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随着其规模的不断膨胀，最终产生不利影响.缪小林和付润民（2014）[16]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总体上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地方债务的促进作用在高社会投资率样本中较小，在低社会投资率样本中较大.Kourtellos （2013）[17]的研究发现民主政治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债务与当地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在民主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债务的增加则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Megersa和Cassimon（2015）[18]探究了公共部门管理效率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利用政府部门管理指标将样本分类为弱与强国家，发现在公共部门管理效率较低的国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在公共部门管理效率较高的国家呈正相关关系.Egert（2015）[19]运用非线性阈值模型探究了政府债务是否在某一区间对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非线性影响并发现，负线性相关关系只当政府债务水平占GDP的20%～60%时显著.Ghosh等（2013）[20]、Panizza（2014）[21]的研究认为每个国家或地区存在着针对该国的特定阈值，在该国家的债务水平超过其特定阈值后，债务水平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负影响.
以上文献针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是结论尚存在较大争议：部分研究表明两者呈线性相关或非线性相关关系，另一部分研究认为，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显著关系.此外，前人研究多集中于对国外债务、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对比分析，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相关研究较少，缺乏对我国不同经济区域的分区讨论.而我国国情决定了其地方债务问题的特殊性.我国国土幅员辽阔，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因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债务承受能力不尽相同.那么，针对我国不同经济区域具体分析地方债务的增加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其必要性.另外，根据Anselin（1988）[22]提出的空间相关性理论，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及其经济增长问题在各地区之间存在空间相关关系.李新光和胡日东（2016）[23]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传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政府的债务规模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区域之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空间依赖性逐渐加强.而现有文献对两者关系的探究多使用普通面板模型，相较于传统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从而使本文的研究结果体现更加准确并体现个体差异.
综上，本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全国30个省份的基础上，将全国总体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并考虑省域经济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探究在中国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究不同区域地方债务水平变量，究竟会对该区域经济起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抑或是两者并不存在影响关系，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2模型设定与数据选择
2.1标准面板模型
本文选取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参考国家统计年鉴，在全国30个省份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省份所在的地理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本文特将其剔除.参照张晏和龚六堂（2005）[24]以及ChecheritaWestphal （2012）[8]，设定二次项形式，回归方程为：
其中，i表示不同地区，t代表时间，ui代表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的随机变量，εit代表随机干扰项.git表示 i 县（市、区）在 t 时期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时滞，同时为了避免逆向因果问题，借鉴王文剑和覃成林（2008）[25]的处理方法，采用本年与滞后3年的人均GDP的增长率的滑动平均值代表t时期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Ln debt表示地方政府人均实际的债务水平，Ln debt2it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二次项，用于分析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2.2空间面板模型
空间相关性的存在是由于数据测量上的误差和相邻地区经济的往来造成的（Anselin，1998）[22]，传统面板模型忽视了不同地区存在空间相关性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一般而言空间相关性会体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其中常用的两种模型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与空间误差模型（SEM）（Anselin，2004）[26].空间滞后模型的形式如下表示：
2.3.2地方政府债务
考虑到我国实际国情，地方债务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机制，往年的地方政府债务的具体数据并没有系统全面的进行测算，各省市的审计结果没有对外.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性受到关注，国家审计局公布了2011年地方政府债务统计结果，之后在2012公布了部分省市审计结果、2013年公布了全国各省市债务审计结果.学者们往往会根据网络各渠道公布的零散的数据对长期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进行推测，但是无法考证数据来源是否真实可靠，其次测算也存在一定的偏差；也有学者通过寻找合适的变量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刻画.本文参考张廷和赵艳朋（2016）[30]的做法，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的变量，并以2004年为基期的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再除以当年常住人口得到实际人均债务，并对数据取对数消除异方差性.
2.3.3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Kourtellos（2013）[17]、刘洪钟等（2014）[15]、OwusuNantwi和Erickson（2016）[10]等文献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选取实际人均GDP水平的对数值（Ln gdp），以衡量经济增长中的“赶超效应”，这一指标被大多数实证研究所采用.人口增长率（popgr），是劳动水平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投入要素.宏观税负水平（tax），用每省当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代替.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城镇化率（urban），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此外，考虑到人力资本（humanc）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参照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31]用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学人数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库.从全国的经济增长来看，我国过去十几年里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年实际经济增长率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且全国整体的城镇化率水平已超50%的中等水平.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比较来看，中西部地区实际经济率略高于东部地区，对数人均GDP水平却相对较低，说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整体的经济体量仍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从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其次，人均实际债务水平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增加，以此来看我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主要集中于中西部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此外，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人口增长率、宏观税负及城镇化率等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因素，都表现出在经
3实证分析
3.1基本面板模型回归
模型（1）的标准面板模型包含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两种形式.表2给分别出了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其中，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在不同地区都由于随机效应模型，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的固定效应模型的可决系数都大于随机效应模型.故只针对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
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全国及各地区债务水平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确实能对经济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债务水平的二次项系数都显著为，表明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倒U性的非线性效应，而且刘金林（2013）[32]门槛值的测算公式debtthreshold=-b/2a（其中b为Ln debt估计系数，a为Ln debt2的估计系数）得出，东部地区的门槛值为5.813，高于中部和西部地^的债务门槛值，表明东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债务承受能力.
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对外开放程度及人力资本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税收会抑制经济发展，这与实际结果相符.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ln gdp的系数值为正，人口增长率的系数为负，这与刘洪钟等（2014）[15]的估计结果一直.此外，由于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呈现出L型，而城镇化率是逐年提高的，所以在回归中城镇化率的系数表现为负.
3.2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空间相关性是运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计量实证的前提，本文选用常用的lmerr、moranI及Walds空间相关性测度方法，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3种方法在全国及不同区域中都拒绝了截面个体之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原假设，说明本文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是合理且必要的.
出了基于空间误差修正模型对全国数据的估计结果，对此使用了无固定效应（1）、空间固定效应（2）、时期固定效应（3）和空间时期双固定效应（4）等方法进行估计.从表5中的（1）～（4）中模型的可决系数及模型似然值可以发现，两者数值都依次增加，其中可决系数达到0.491，也明显优于普通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中的可决系数0.387，从而表明对空间效应和时期效应都进行控制的模型（4）的表现更好.空间时期双固定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债务变量及债务的二次项都十分显著，两者系数与标准面板中的固定效应模型一致，说明债务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的非线性“倒U”型的影响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当人均债务水平变动1个单位会使得经济增长0.052个单位，但4个模型的债务水平的门槛值范围为4.6～5.2，换而言之，即当债务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债务的增加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当债务水平超过门槛值时债务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此外，空间自回归项的系数为0.583，且十分显著.在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中，实际人均GDP、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宏观税负水平及城镇化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表现出负向作用.在对全国样本运用SEM的估计中，最优模型为空间及时期双固定模型，为保持估计的一致性，在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中，仍选择SEM空间、时期双固定模型对三大区域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空间误差模型结果表明，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其债务门槛值从5.8下降到了5.1，表明对于东部省份而言经济关系的往来会使得债务门槛降低.同时，人均债务水平仍然对经济产生正向作用，且仍具有线性的“倒U”型影响关系：在东部地区，二者呈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保持适度债务规模，当其不超过特定阈值时，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刺激增长；但若任由地方政府债务无限扩张，当债务规模超过临界值时，反而对经济增长造成阻力，带来巨大风险.而对于中西部省份来说，在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地区人均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也表明债务对经济将不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相比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体量较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等原因，当经济出现较长期的下坡趋势时（本文使用的是4年人均GDP增长率滑动平均值，能代表经济的中长期增长率），以非再生资源开采为经济发展导向的中西部省份之间的下行风险，具有明显的趋同效应，如山西、陕西的煤炭经济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中西部省份地区基于高债务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有效促进地区间的经济增长.所以不能对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概而论，两者关系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有着很大差异.对于经济发展较为成熟、有着优越的经济发展环境的东部城市来说，保持合理的政府债务水平能够有效的拉动投资、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但过度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反而导致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带来新的产能过剩，加剧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副作用.而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债务承受能力较东部地区较弱，难以及时消化存量债务，因而政府债务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水平放缓，传统粗放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经济环境，而中西部地区对于举借债务、投资项目缺乏有效规划和科学的项目论证，基于高债务的基础设施投资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从而政府债务的急剧增长反而给经济基础较弱的中西部地区造成巨大的偿债压力，占用流动性，对经济发展没有起到预期中的实际效果.4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考察了2004～2015年我国省级人均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对人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考虑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及债务水平具有差异性的基础上，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运用了基本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为：
就全国整体而言，人均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显著的非线性效应，且具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关系，即当人均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超过特定值时，会抑制地方经济的增长.从分区域样本的研究来看，东部地区的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全国样本相同，也具有非线性的影响效应.这与现有研究从国家层面探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刘洪钟等（2014）[15]）、OECD国家（Cecchetti等（2011）[6]和Padoan等（2012）[7]）、欧元区国家（Checherita和Rother（2012）[8]、Baum等（2013）[9]）债务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论一致.而中西部地区在考虑省份之间的经济空间相关性后，债务对经济增长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表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基于高债务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拉动经济的有效方式.
研究结论表明，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存在差异，并不能对全国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概而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有利于债务融通、较快消化存量债务、及时化解风险，保持合理的债务比率，政府债务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而相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弱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其抗整w经济的下行风险较弱，过高债务及其投资水平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以上结论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参考.首先，针对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政策：对于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债务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但同时也要防止过高的债务水平给经济带来抑制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也不能一味盲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谨慎态度，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过高的地区应逐步减少举债，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水平整体放缓，应逐步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勿因短时之利而以高债务拉动经济增长，这对于中西部地区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
其次，政府应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紧紧围绕政府债务管理、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两方面，明确专员办监督重点，全面覆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预警、应急处置，以及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债务管理的责任主体，应加快推进建立全方位、常态化监督体系，督促落实管理责任，及时制止和查处违法违规融资和担保行为，严肃财经纪律，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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