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差异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民族文化差异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湖南文理学院语言教学中心，湖南 常德415000）

摘 要：

英语和汉语习语，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练出来的固定短语或短句。习语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华，它指的不仅仅是固定短语和谚语，还包括一些俗语（colloquialism）和俚语（slang）。本文将采用对比分析法，从习语产生的生态环境和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等方面分析习语的形成及其差异，以求达到两种文化准确、生动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习语；民族；文化

前言：习语是谚语、成语、等的总称，是语言宝库中绚丽多姿的瑰宝，其生动形象、寓意深刻、韵味隽永，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也闪耀着语言艺术的光彩。习语存在于每一个民族语言当中，说明不同民族的语言具有共同性原则，但每个民族语言的产生、发展所经历的过程不尽相同，文化背景亦不相同，因此造成语言差别，语系中各语素在语境中的差别，以及同一语素在不同语言中所指也不相同，而习语又是最具有文化内涵的语素，追溯这些习语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正确理解这些习语的关键所在。英、汉民族在生态环境、生活习惯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习语无论在语言形式还是表达方式上都各有特色，由于英、汉习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具有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帮助英语学习者正确理解并使用这些习语。

1英、汉习语的民族特点及文化差异

1.1经济生态环境和人们生活习惯对习语的影响

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对航海和航运事业非常有利，因此有相当大一部分习语来源于航海业，如：“cast an anchor to wind ward”(未雨绸缪、“hoist sail while the wind is fair”(趁热打铁) A small leak will sink a great ship.(小洞不堵要沉大船)。Hoist your sail when the wind is fair.(好风快)Still waters run deep.(静水流深)。这些习语极其重视海洋的影像。有关航海的其它习语有：when one’s ship home(如果变成富翁)；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会儿)；trim one’s sails(见风使舵)；to clear the deck(准备战斗)；in deep water(处于水深火热之中)；plain sailing(一帆风顺)。起初，这类习语只是船员使用，但由于表达力强，后来逐渐被陆地上的人所采用，在更广泛的范围上比喻相类似的事物，成为家喻户晓的习语。例如：on the rocks(触礁)，现在用于形容事业或婚姻出了问题。当然汉语里也有一定数量的有关航海的习语，但是中国虽临海，而且海岸线漫长，但航海业一直比较落后，与水有关的民俗习语也就相对要少得多，常见的有：同舟共济、一帆风顺、随波逐流等。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所以汉语民俗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农耕生活的，如“五谷丰登、青堂瓦舍、粗枝大叶、树大招风”等。由于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英汉民俗、习语的许多比喻形象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汉语常用“雨后春笋”来描绘某物(常常是有价值的东西)突然间大量涌现，英语却说“spring up like mushroom”，反映了中、英两国各自的生态特征：英国不生长竹子，bamboo在英语里是一个借用词。英语的“plentiful as black berries”出自“黑莓遍地，俯拾皆是”的生态环境，汉语说“多如牛毛”，则因为牛是中国农民的最好帮手。我国和地貌特征相关的习语很多，形容沙漠的有：不毛之地；形容陷入困境的有：深陷沼泽；形容道路崎岖的有：自古华山一条路。和发达的英国航海业相比，我国一直秉承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这可以从有关习语中看出，如：拔苗助长、瑞雪兆丰年、瓜熟蒂落。称商则为：奸商。有时候，简洁的语言常常让人不知所措，有些关键字让第二语言学习者望文生义，产生误解。说“pullover”时，不是拉翻了的意思；在快餐店里，店员问“for here or to go?”，初到国外的人往往不知所云；give me a ring.可不是用来求婚的；drop me a line.更不是要你排队站好，“pullover”是把车子开到旁边，for here or to go是在这里吃还是带走，give me a ring.是打个电话给我，而drop me a line.是写封信给我，party animal 是喜欢参加舞会的人，而不是开party时带个小动物。改革开放以来，年轻人的“N多”,“酷毙了”,“帅呆了”更是信口拈来。有些学者认为，计算机领域是语言的屠宰场，如“boot”不是靴子，而是启动；blue tooth用来描述终端进行数据输入、输出和交换的意思。（黄碧蓉 2005. P102-103）

1.2动、植物习语所反映的民族心理

英、汉两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各自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形成了他们独有的心理状态。例如，英汉文学作品中有着大量的动、植物形象描写，这些形象是特定民族心理的积淀，承载着人们对动、植物的崇拜。自古以来动、植物就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对象，人们对动、植物自然属性和作用的认识虽然基本相同，但各民族对其有用性的感受程度和崇拜是不同的。不同民族对动、植物的偏爱在民俗习语中可以得到验证。从他们对某些动物的不同态度即可看出不同的民族心理及动、植物在习语中具有的不同的象征意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要想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一门语言,就一定离不开该语言所在的地域文化。不同文化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如对狗所表现出的态度便是这一差异最好的例证。“狗”在汉民族的文化史上从来就是卑劣低贱的代名词，常被用来形容坏的东西或反面人物，例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狗改不了吃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狗彘不如”等等。而在英、美人的眼里，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并赋予狗忠实勇敢的品质。因此，英语里跟狗有关的习语常用来表达良好的、温柔的情感。尽管英语里有时狗的寓意具有明显的贬义，如blush like a black dog(厚脸皮) “狗”在西方民族传统观念中是“人之挚友”(man’s best friend)。“狗”在英汉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也是截然不同的。当“dog”用以指人时，其意思相当于fellow，非但没有任何贬义，相反还略带褒义，使语气诙谐风趣，这种寓意和语气在汉语中是没有的。如a 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 dog in a double(果敢坚决的人)。当然，有时狗的寓意是中性的，没有明显的褒贬情感色彩，如underdog(失败者)，dog does not eat dog(同类不相残)；dog’s treat(大众不喜欢之事)， dog此时相当于“man，fellow”。在我国猫头鹰(owl)也称夜猫子，与蝙蝠一样是一种专门夜间出来活动的鸟类，由于它的啼声凄厉，人们把它的叫声与死亡相联系。“夜猫子进宅”意味着大祸临头，厄运将至，人们把猫头鹰看作是厄运的征兆。而西方人把猫头鹰看作智慧鸟，是智慧的象征。“牛”是汉民族生产劳动的好帮手，所以中国人对牛有一种偏爱，汉语中常见的有关牛的习语有“九牛一毛、气壮如牛、风马牛不相及、俯首甘为孺子牛”等。英语中以“horse”构成的习语较多，这是因为英民族早期用马耕地，与马结下了缘分。例如：horse of another color(完全是另一回事)、back the wrong horse0(下错赌注)、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 (事后弥补为时已晚)等。英、汉习语中，由不同的动物名称所构成的习语都是英、汉民族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反映着不同的文化心理倾向。

2英、汉习语的文化心理对比

不同的民族心理产生不同的民俗文化。民族语言在其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俗习语作为语言的精华，蕴含着与语言相关的种种民族心理因素，英汉民俗习语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魏云 2005. 102-105）

首先是生存方式。英汉民族因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生存方式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我们从生活方式上来看，因为华夏民族长期受农耕社会滋养，中国人心理上有一种固守家乡、依恋故土的感情。“叶落归根”、“月是故乡明”的情感,在我国工业迅速发展的今天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如青岛啤酒厂针对港台地区的广告语是“喝一口青岛啤，等于喝一口家乡水”；另一则针对海外华人的旅游广告词则是“分享历史的荣耀”，两则广告均有唤起思乡之情的作用。西方人不断追求新奇,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们处在不断流动、不断奋斗之中。根据资料统计,美国人一生中搬家达十几次之多,平均三至五年搬一次家，家乡观念淡薄。“Where do you come from?”，是美国人初次见面开始交际的话题。激烈的生存竞争对英语的变化影响也很大。如“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号召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解放自己，倡导自我奋斗精神；“Keep up with the Joneses”(赶上富邻居,争比阔绰)等。

其次从生存状态。英汉民俗习语从饮食、服饰、住所、婚葬、节日喜庆、交通工具到游艺习俗规则，反映各自的民情习俗，丰富多彩。与饮食相关的民俗习语如：汉语中有“大锅饭”、“生米煮成熟饭”等；英语中有“in the soup”(在困境中)、“a piece of cake”(很容易的事)、“earn one’s bread”(谋生,糊口)等。汉语表示服饰的习语有“黄袍加身”、“戴高帽”等；英语民俗习语中的“take the gloves off to someone”(毫不留情对付某人)、“pull one’s socks up”(摩拳擦掌,大干一场)等均与服饰有关。汉语民俗习语中的“洞房花烛”、“金榜题名”、“鸣锣开道”等，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习俗；英语民俗习语中的“above the salt”(尊为上宾)、“a red letter day”(重大喜庆日)、“a feather in one’s cap”(成绩卓著，荣誉的标志)等反映了英语民族特有的习俗。表示住所的词语在英汉民俗习语中也非常活跃，如汉语中的“青堂瓦舍”、“土阶茅屋”；英语中的“build the castle in the air”(空中楼阁)、“put as poke in the wheel”(阻挠计划,阻止发生)、“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s”(本末倒置)、“back-room deal”(幕后交易)等,从中可以看出英汉民族不同的居住条件。有关游艺习俗的民俗习语也不少，如汉语的“摆龙门阵”、“马后炮”、“舍车保帅”等；英语中“play one’s trump card(s)”(打出王牌)、“a card up one’s sleeve”(取胜法宝，绝招)和“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经掷出，木已成舟)也是有关游艺习俗的习语。

再次就是礼仪规范。不同文化衍生出不同的礼仪规范。中西方人对称赞的反应方式是不同的。英美民族对频频出现的称赞语从肯定方面坦然接受，并表示感谢对方,以“Thank you”作答。而中国人却往往做出自我否定或淡化赞扬的反应，以示谦虚。因此，汉语社交活动中的自谦语比较多。如“承蒙夸奖、才疏学浅、不吝赐教”等。送礼和受礼在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社会规范。汉族人将心意的表达同送礼的轻重相联系，礼物的轻重表示心意的轻重，与受礼人的关系密切程度有关。英美人重在心意表示，小小礼品重在表达情意。在受礼习惯上，汉族人表现得更含蓄。英美人收到礼品决不推辞，并当面打开加以赞扬，以示感谢。汉语赠受礼品时的自谦语有“礼物微薄，不成敬意，略表心意，请笑纳”等。

最后可以来看看其颜色取向。颜色词是构成民俗习语的一个重要语素，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极其丰富的表现力。由于人类具有相同的生理机制和视觉神经系统，对颜色刺激的感受从理论上讲并无质的区别，英汉民俗习语表现出共同之处实属情理之中。如“颠倒黑白(call black white)、开绿灯(give sb. green light)、白发老人(gray-haired man)、当绿林好汉(go to the green wood)”等。由于不同民族生活环境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对颜色的感受往往也不尽相同，从而导致喻义的差异。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取向上的差异也很明显。汉民族自古喜爱红色，因为太阳和火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红色象征幸福、喜庆、欢乐、热烈、成功、光明、发达、吉祥。因此，人们把结婚称作红喜事，新娘要穿红衣，顶红盖头，新郎要披红绸，戴红花；过年过节门上挂红灯。与红色有关的民俗习语有“红光满面,看破红尘,红颜知己,红颜薄命”等。但英美人则视“红色”为不祥之兆(red for danger)，斗牛士激怒牛用的红布被喻为“令人恼怒的东西”。英美新娘结婚礼服穿白色表示纯洁、美丽、高尚。黄色在中国历史上象征着神圣、皇权、尊贵、庄严，源自皇帝黄袍加身。英美民俗习语“born in the purple”(出身豪门，出身王室)出自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君主穿紫色的袍子，因此，紫色就成为尊严、豪华和

权力的象征。同样，“in the red”(亏损)、“blue Monday”(讨厌的星期一)、“blue mood”(闷闷不乐)、“in the black”(盈利)都有各自特定的含义。（陈莉莉1996. P.91-93）

3英、汉习语的特征

习语具有特别的语言成分，具有自身与众不同的特征。语言中的词汇与文化息息相关，而词汇中的习语则是词汇中对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社会文化生产的每一个侧面都会反映到习语中来。习语的形象、简练、寓意深刻、机智幽默等特点使得它在体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性上，比其它语言成份在体现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习语是一个民族文化特征的集中反映；习语以极其简洁的语言形式体现出语言系统中不同的修辞手法。尽管英汉习语在起源上有很大的相似胜，但两者在影像的选择和内涵意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语言学习者来说，正确理解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是很有必要的。

3.1习语的修辞手段

习语一般都运用恰当的比喻来生动地说明人或事物的特性，如汉语中“猫哭老鼠”、“海底捞月”等，英语中有over head and ears in love(深坠情网)，a snake in the grass (潜伏的危险)，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一针及时省九针)等，通过比喻，这些习语给读者留下一幅幅生动的图像，比直截了当的语言有力得多，也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

(1) 相同的比喻形象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见

世界各地的人同住一个地球，有些经历和意识是相似的，因此，英汉两种语言有时会用同一事物或概念来表达相近的意思，如全心全意―heart and soul；趁热打铁―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鱼目混珠―to pass fish eyes for pearls等。

(2) 不同的比喻形象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见

由于英、汉、民族是在不同的社会地域环境中的两个不同的民族，因此，在表达同一意思时，会用不同的比喻形象，这是习语的民族性的典型表现，例：雨后春笋―mushrooms，缘木求鱼―to fish in the air，狐假虎威―like a donkey in a lion’sshade，挂羊头卖狗肉――to cry wine and sell vinegar等。

(3) 同一比喻形象在两种语言中表达不同的含义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背景，所以同一事物对不同民族可能引起不同的感情，中英两个民族对狗的喜恶，前面章节我们已经对此作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在此就不再重复。

3.2习语的音韵和谐

除了生动形象之外，习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利用声音的和谐来达到易懂易记、顺口入耳、主动有力的目的，许多英语习语利用头韵(Alliteration)和尾韵(Rhyme)、重复(Repetition)及对仗(antithesis)等手法来增加语音美感和修辞效果。

(1) 头韵：我们传统上称之为“双声”。汉语中有“伶俐、参差、淋漓”good as gold(［小孩］很乖)，might and main(竭尽全力)，hot and heavy(猛烈地)，Money makes the mare to(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尾韵：汉语中有“仓皇、逍遥、从容、窈窕”等，我们传统上称之谓“叠韵”，英语中也有art and part(策划并参与)，By hook or by crook(不择手段)，high and dry(孤立无援)，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3) 重复：在英、汉语中重复是常用的修辞手段，如汉语中的”热腾腾、眼睁睁、头头是道落落大方”等，英语中有”step by step(逐步前进)、measure for measure(针锋相对)、call a spade a spade(直言不讳)、neck and neck(不分上下)等。

(4) 对仗：如汉语中“大同小异、古往今来有勇无谋”、“朝令夕改”等，英语中“fair an soul(风雨无阻)、weal or woe(祸福甘苦)、no and over(机不可失)、sooner or later(迟早)”等都是常见例子。

3.3习语的独立性、固定性及整体性

汉语中我们常说的“装蒜、倒霉、落花流水”等习语对于只知道单个汉字意思的外国人来说无论如何也猜不出其意思，同样，英语初学者对英语中的“to rain cats and dogs(倾盆大雨)，to paint the lily(画蛇添足)”等习语也会感到困惑不解，而bring down the house(博得满堂彩)，to pay through the nose(被敲竹杠)等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因为习语是语言中独立、固定的成份，我们只能说“雪中送炭、乱七八糟、露出马脚”，而不能说“雪中送煤、乱六七糟、露出牛脚”，英语也同样”A stitch in time save nine”中的”nine”不能用其他任何数字代替，”as fit as fiddle(神采奕奕)也决不能望文生义。

结语

以上对英汉习语的民族及文化特征、文化差异、文化心理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我们能把握英、汉两种语言间的某些语言共性。“语言教学亦文化教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出现的一些习语可以从文化背景、修辞、音韵等方面，采取比较教学方法，使语言形式、词汇意义及文化内涵同步并学，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习语的了解，提高学生对于文化的敏感性，逐步了解英语文化，从而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并增强他们学习英语语言的兴趣。

［参考文献］

［1］ Gernando, C. Idioms and Idiomaticity［M］. Oxford: OUP, 1996

［2］ Bolinger. Language and Cultur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35

［3］ Smith, L.P. Words and Idioms［M］. London: Constable. 1925

［4］ Mcmordie, W. English Idioms and How to Use Them［M］.Oxford, OUP. 1978

［5］ Gary R. Weaver,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readings in intercultural relations,［M］ Boston, Mass. Pearson, c2000

［6］ 魏云. 英汉习语翻译中的文化兼容.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05: 102-104

［7］ 黄碧蓉. 翻译视角下的习语文化差异探究.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5.5: 102-102

［8］ 陈莉莉. 试析汉英颜色词的社会文化差异［J］. 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6,(2): 91-93

［9］ 金惠康.英汉跨文化交际翻译［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

［10］ 郑寒冰. 试论英汉习语的文化传译［J］. 中国科技信息, 2005.1: 180

［11］ 刘永红.从汉英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化的不同［J］. 英语学习.2000.1:50-51

［12］ 胡文仲. 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00

［13］ 蒋磊. 英汉习语的文化观照与对比［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14］ 张学英. 汉英、英汉习语大全［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7

［15］ 覃先美.英语动物文化考释［M］. 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篇2

在文化传播中，有这么一个规律，“愈是世界的就愈是民族的”，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东西往往是最受欢迎的。动画是一种文化产业，是从文化产业再延伸到经济范畴的，自然也带有自己本国的文化内涵，动画片的发展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美国无疑是世界动画强国，他们的动画电影、动画连续剧在全球都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以动画人物、场景为中心的迪斯尼乐园更是赫赫大名。中国是一个正在急起直追的动漫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性都在自己的动画片中有所呈现。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主题、情节设计或画面设计、故事取材、商业运作看这些动画片中所呈现的民族文化特点。

1、主题：中国的动画片大多脱不了一个目的――教育，“寓教于乐”，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都在奉行的传统。无论是早期的《三个和尚》、《骄傲的将军》还是后来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或者是现在的《喜羊羊与灰太狼》，都脱不了这一痕迹。《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华德育故事》、《弟子规》这些动画片，更是致力于面对儿童传播中国传统美德而制作的。

和我们强调教育相比，而美国动画则不同，自诞生以来，它试图带给人就是欢笑和快乐。就是为了娱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动画片的故事性和趣味性被特别强调。但是也并不是不讲究教育，他是在娱乐的基础上以一种类似“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对孩子输入一些价值主流观。比如 “励志"一向是美国动画大片的主打特色。《狮子王》中那只叫辛巴的小狮子经受了各种考验，懂得责任，成为草原之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强调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强调个人奋斗的重要。

2、情节设计或画面设计：孩子是想像力丰富的，作为孩子是主要观众群的动画片便要特别强调幻想特性。同时孩子又是纯真的、天真烂漫的，所以动画片应强调趣味与想像的结合，回避那些过于现实、复杂的东西。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的特点以剧情为主，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动作表演生动夸张。如《猫和老鼠》，整部动画片中几乎没有配音，孩子们可以通过动画片中主人公夸张、调皮的动作与表情对其所要表达的意思一目了然。猫鼠追逐，斗智斗勇。体型巨大的猫却总是被小巧机灵的老鼠打败，洋相百出。中国的动画片想象力和夸张手法上比不上《猫和老鼠》，节奏也比较缓慢，但值得一提的是，早期中国的动画画面形式采用了多种民间艺术方式，如《铁扇公主》把中国山水画和戏曲艺术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小蝌蚪找妈妈》和《牧笛》这两部影片则把典雅的中国水墨画与动画电影相结合，而《大闹天宫》的人物设计更是在当时震惊了世界。 Ww

3、故事的题材：我们的动画片一般大量的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中去挖掘、改编，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如京妙音动漫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出品的《中华德育故事》，《至善之道》，沈阳动漫产业基地在央视播出的《中华传统美德故事》，是一部反映我国历代著名人物高尚道德情操的系列木偶动画剧。《百花公主》、《福娃娃开心游记》、《憨娃》、《淘气宝贝》、《中国神话故事》和《字字龙》等1l部作品也都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没有本土文化，其文化基本是综合欧洲和其他世界各国的文化而产生的。所以美国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综合性、开放性的特点。但美国在经济上的优势使得美国文化也处于强势的地位。这也在动画片中体现出来。美国的动画片除了自己原创出《米老鼠与唐老鸭》、《猫和老鼠》这样优秀的作品，也喜欢从别国的文化中去吸取养分，从《白雪公主》到《花木兰》，美国动画电影也有很多是改编自欧洲、亚洲的经典名著和童话，通过大胆的想象，加以美国式的诠释后，“返销”到故事的原产地，大多获得成功。其中《功夫熊猫》更是集合了“功夫”和“熊猫”这两个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元素，不但得到了中国观众的喜爱， 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这一点已经在中国的动画创作界引起极大的思考。

4.要有很强的商业导向 ：衡量竞争力的标准是出口能力。商业世界里，谁拥有了市场谁就拥有了成功。2002年，英国的儿童市场中美国大制作占了74.5%，其中单单迪斯尼就占了37%的市场份额。而2000年，英国的《小鸡快跑》大获成功，也是主要得益于美国梦工场的帮助。

中国的动画创作艺术性都很强，但市场意识薄弱，市场的开拓不够，发掘中国的动画市场是当务之急。《宝莲灯》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这部国产动画“大片”改变了“动画片赔钱赚吆喝”的惯例，投入产出基本持平，在当时被称为奇迹。然而当初《宝莲灯》只做了VCD、CD光碟和故事画册、笔记本等衍生产品就仓促收场。好莱坞的一部动画片投资4500万美元的《狮子王》，其票房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就达7.5亿美元。有专家针对这种现象指出，国产动画要崛起，必须走上产业化的道路，国产动画片在国外动画的冲击下缺乏竞争优势，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

动画片的输出大国美国、日本等在输出动画片的同时，也输出了他们本国的文化。而文化侵略在那些大国，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减弱过势头，每一个国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个忘记本民族特色的民族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参考文献

［1］李三强.中美动画文化精神之比较［J］.探讨与争鸣.2007（1）

［2］杨阳.试论中国动漫的传统文化表达与发展［N］.山东大学 2009

篇3

汉英两个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传统，英汉两种语言都是丰富而又发达的语言。英语、汉语都有很多极富民族文化语义的词语。然而，事物本身的属性是一致的，人门对某些事物及其现象的认识能力大同小异，因此，英汉对应词的民族文化语义有共性，其民族文化语义基本相同。例如，汉语中的“狼”和英语中的wolf具有基本相同的民族文化语义，两者均可表示“残忍凶暴”或“贪婪成性”。汉语说某人“狼心狗肺”，则是说他心肠狠毒，忘恩负义;说某人“有狼子野心”，则是指此人如狼一样，毫无良心。此外，汉语中有色狼之说法，英语也有类似说法。又如，“狐狸”和fox，有相同的民族文化意义，两者均表示“狡猾”、“多疑”。例如，英语的cunning as a fox和汉语“像狐狸一样狡猾.，英语an old fox和汉语老狐狸均有“老尖巨滑、诡计多端”的民族文化意义。

同样，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同一词语在构成比喻中具有相同的民族文化语义，如，英语的“stone-hearted”和汉语的“铁石心肠”英语的”meek as a lamb“和汉语的“驯服得像羔羊”英语的“light as a feather”和汉语的“轻如鸿毛” 英语的“pure as the driven snow”和汉语的“洁白如雪”，英语的“sweet as honey”和汉语的“甜如蜜”等等。

二、 民族文化语义部分相同

汉英语言中有些对应词，其民族文化语义只有部分相同或相似，即对应词只在某些方面其民族文化语义相同，而在其它方面则不同。也就是说，在汉、英两个民族的文化中，对应词语在某些方面会引起共同的联想，而在其它方面却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就民族文化语义相同的方面而言，它们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相同点;而对于在其它方面所引起的不同联想说明了汉、英两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即不同的民族文化存在着个性的差异。以上这类词语不少，如，英语的“rose”和汉语的“玫瑰”在西方和中国有着相同的文化语义，即都象征着“爱情”。但是，在英语成语under the rose中，rose的民族文化语义却是“秘密、沉默”的象征。再如，owl和“猫头鹰”在英、汉两种言中都有“不吉利、凶兆、死亡”的民族文化语义。在中国文化中，猫头鹰俗称“夜猫子”由于它在夜里发出凄历的叫声，所以被人们将其与“倒霉、厄运、不吉利”等联系起来，并被认为是一种不吉利的鸟。它落到谁家，谁家就要遭殃。民间有忌讳“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其意是指猫头鹰能带来厄运。这就是英语、汉语中对应词语owl和“猫头鹰”的共同的民族文化语义。但是，英语却有汉语没有的“精明、智慧”，“神情严肃的人”等民族文化语义。

三、 民族文化语义不同或截然相反

汉英语言中对应词在各自的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语义，有些语义在不同的文化中大相径庭，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由于英、汉语言是使用这两种语言的社会成员的不同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的产物，而英、汉民族在认识、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与英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很大，这就决定了英汉民族文化语义的差异性。除此，英、汉两民族的不同，以及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决定了英、汉语言中的对应词的民族文化语义差异。如:“西风”和west wind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语义。当西风吹起来的候，英国正是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的季节，而中国，则正至深秋或隆冬。

再如，“龙”与dragon在汉英文化中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语义。在汉语中，“龙，，象征吉祥、尊严、权力等，如，“龙凤呈祥”，“龙颜”，“望子成龙”等等。中国人甚至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称“龙年”为大吉大利之年。然而，在英语中，dragon却是“神话中的一种妖怪，口吐火焰，全身长鳞，长有双翼，爪子和长尾”，象征邪恶、灾难、凶狠等。A dragon year就是a disaster year(灾年)。注意到了西方dragon的民族文化语义，在翻译亚洲“四小龙”时，就译成了four tigers，因为英语的tiger有褒义的民族文化语义。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能把自己文化中的某一意义套用到其它文化中。

篇4

一、刺绣艺术的民族性

（一）民族艺术的多元性

不同的民族有着其自身不同的经济基础与风俗习惯，处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包括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等，在彼此之间形成了很多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世界民族艺术的多元化局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艺术、服饰艺术、饮食艺术等，都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通过劳动、生活所自然产生的具有本民族风格的艺术。不同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地域的独特属性，但每一种艺术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它必定和多种艺术门类并存，从而形成符合这个民族习性的艺术。

（二）民族艺术的世界性

民族艺术的世界性体现在各民族艺术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不同的风格。对于不同的民族艺术来说，时间和新旧程度是不一样的。与你是新的，与我却是旧的。与你古代的，与我却是现代的。各民族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各个民族的艺术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它艺术的影响，一个民族的艺术要向前发展，不仅是本民族自身绝对的、纯客观的东西，还要借鉴其它民族艺术中好的东西。因此，艺术的发展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是在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发展的。在交流中彼此融合，越发丰富多彩。

二、中西方地域文化差异性

（一）中西方的文化特征

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存在着众多差异。其中文化内容差异最突出的是中国的文化是多元的而西方的文化则是一元化的。钱穆曾说过，“西方文化主要在物，可谓是科学文化。中国文化文化主要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可见中西方的文化确实有其区别。在194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英国人将刺绣艺术带到美国。所谓美国文化，基本上是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等欧洲等国家的风格文化艺术，而本土的文化反而很少受到重视。中国是56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各区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化和风俗，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中国的文化相对于美国来说更加的多元化。中国的刺绣文化在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国，著名的刺绣就有苏绣、蜀绣、湘绣、粤绣等，也称之为四大名绣。

（二）中西方民族性差异对刺绣的影响

刺绣是印第安人的主要传统手工艺，有棉线刺绣、绒绣、珠绣、羽毛管刺绣、发绣、补花等。在美国，靠北部的森林地区，最古老的印第安人的刺绣属羽毛管刺绣。他们大多以捕鱼为生。在当地的人们除了捕鱼之外，鸟禽也是主要的食物之一。因此，鸟兽身上的羽毛管自然成为了制作刺绣的原材料。珠绣则是在分布在美国南部最为著名的刺绣，这与地理位置和环境特征是息息相关的。南部地区离海近，所以大多就地取材。所制作的珠绣中，有贝壳珠，珊瑚珠，也有果核珠和粘土珠等。珠绣的品种繁多，人们大多在庆典节日上穿着带有珠绣的饰品，服饰上修修满珠绣图案，光彩夺目。

中国刺绣是中国优秀的民族性传统工艺之一。刺绣与养蚕、缫丝是分不开的。所以，刺绣又称为丝绣。中国刺绣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发现与使用蚕丝最早的国家，人们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养蚕。所以中国的刺绣原料都以针线为主，刺绣品的图案丰富，色彩清晰。在中国，刺绣文化多采用象征手法，早期的民间刺绣纹样都从刺绣工艺的角度反映了传统图案的精神品格。最早的刺绣图形是天子褒服十二章。这种手法代表着古代刺绣图形的设计思想，历代传承，不断拓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创作原则。

三、中美文化在刺绣中的表现

（一）美国印第安人的刺绣文化

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美国印第安人的刺绣充分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宗教、信仰和思想观点等。他们所创造的传统刺绣，特别是珠绣，羽毛管绣，在世界艺坛中可谓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技法和民族艺术的风格，是一份宝贵的艺术财富。如今，美国印第安人的地位有了提高，人口有所增加，即使受到白人的侵略，他们也顽强的保守着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文化。印第安人在刺绣上使用的色彩是和他们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思想观念以及等密切联系的。比如他们很少用红色，红色象征着战争和流血。黄色是印第安人的主要谷物，是玉米的色彩，寓意着五谷丰登；绿色似乎温暖的色彩，象征着万物复苏；蓝色则代表平静、温柔。在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崇尚太阳神，祈求五谷丰登，草木繁盛，所以大都喜爱白、黄、绿等，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大都以游牧和狩猎为主，性格粗矿，所以就更偏爱黑色。

（二）中国民族传统的刺绣文化

中国的刺绣用品涉及到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刺绣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华”可谓恰如其分。传统刺绣展现其独特魅力，刺绣也辐射各族人民的喜爱。通常也要做出相应的更改，以确保民族服饰刺绣图案的完美表现。中国的民俗节日丰富多彩，一年12个月基本月月都有不同的传统民俗节日，各地的人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在欢庆着这些节日，大多节庆活动中也少不了精美的刺绣工艺。居住在山寨的喜用花卉、鸟兽构图，以绿、蓝二色为主；居住在溪河边的多取材于鱼虾、人物之，以红、黄二色为主；还有凉亭、佛塔、寺庙和各式各样的几个图形。中国刺绣是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在特定的文化、思想、的孕育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刺绣具有历史积淀的文化精神，这决定了它不单是形体。民族刺绣是一种带有自发性、业余性和自娱性的艺术创造。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也自然形成了它独特的审美造型和独特风格。

四、结语

艺术是为了表达感情和交流而产生的。在艺术的世界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优势，这使得我们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的传承具有了艺术价值。本文主要将美国和中国的刺绣进行比较，对比中西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由于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刺绣文化的历史形态。彼此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形成了世界民族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格局，才使得世界艺术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郑珊珊.刺绣[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篇5

一、民族关系的现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维、汉、哈、蒙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新疆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维吾尔族人口为1011.98万人，汉族人口为841.96万人，分别占了全部人口的46.42%和38.99%。占据新疆人口总数前两位的族群关系是影响新疆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共同的经济生活将各民族的利益更加紧密、直接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初，有100余户汉族农民自发来疆并在维吾尔族人聚居的民丰县定居，当地各级政府帮助他们解决住房、用水、用电、子女入学等问题，维吾尔族农民主动为其中的贫困户、缺粮户捐钱捐物，以后这些汉族农民带头进行科学种田，传播利用塑料大棚种植蔬菜等方面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经济交往的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通讯工具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各种文化因其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相互碰撞甚至冲突。

二、民族文化的差异

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背景势必会使人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实际上，在民族关系的整个过程中，文化的差异始终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文字

人类交际工具的种类是繁多的，有手语交际、旗语交际、音乐等多种形式，但语言文字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交际工具。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以其使用的语言为标志的。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是这个民族认识、解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与此同时，一个民族往往将自己的历史，以及自己对于环境做出反应的一些经验积淀在自己的语言中。在民族关系的实际中，差异最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符号化行为中。

人类的思想文化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的。语言的差异导致文化的差异是必然的。维吾尔族是以维吾尔语为母语并作为日常生活用语，而且保留了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在民族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成为了两个民族隔阂的重要因素，语言的不同，言语的不理解，思想文化表达的制约成为交际的阻碍因素。由于语言的不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的民族意识，弱化了彼此接纳的心理，进而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差异。

2、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大约在十世纪初，即我国唐末至五代时期，比中原地区晚了两个多世纪。大约在十五世纪伊斯兰教取代了其他的宗教，成为全体维吾尔族共同信仰的宗教。从此，伊斯兰教就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维吾尔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文化的意识形态范畴内，宗教属于文化的重要要素，维吾尔族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表现在维吾尔族的经济、社会生活当中。维吾尔族的行为准则都是以伊斯兰教的典籍《古兰经》以及“圣训”为指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维吾尔族的里的禁忌：维吾尔族不食自死的牲畜，维吾尔族不食猪肉、狗肉、兔肉、驴肉、骡肉等等，不食一切动物的血。在维吾尔族的清真餐厅吃饭，不能把非清真的食物带入餐厅，这样是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的不尊重。

汉族不是一个全民信仰宗教的民族。汉族对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有的吸收并成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在整个汉族群体里，是不同的。

之间因的不同引发的民族关系问题以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尤为突出。部分伊斯兰教信仰者总是在强调自身与异教徒的对立，强调正统与异端的区别，由此构成了不安定的因素威胁着新疆的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

3、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人们积久而成的风尚和行为模式，是一定社会中大多数人共同遵守的规范。风俗习惯作为一种文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维吾尔族风俗习惯主要是依托《古兰经》伊斯兰文化而形成的独特的、完整的民族风俗。维吾尔族喜爱吃馕、抓饭、烤包子、拌面等食物，有很多著名的风味菜肴和小吃，如烤全羊、手抓羊肉、帕尔木丁、薄皮包子、烤羊肉串等，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传统节日有：肉孜节、古尔邦节、诺鲁孜节等。维吾尔族十分重视传统节日，最重大的节日是“古尔邦节”。

（1）饮食禁忌。穆斯林的饮食禁忌种类很多，但几乎都是对动物性食品及其脂类，而且要求比较严格。禁食猪、狗、驴、骡肉和猛兽猛禽的肉。禁食未经宰杀而自死动物的肉，也禁食所有动物的血。禁食不是穆斯林宰杀的牲畜。这种禁忌的行为准则来源于《古兰经》以及“圣训”。

（2）生活习惯。维吾尔族在生活上是非常严谨的民族，维吾尔族忌讳洗过手后甩手，忌讳在别人面前剪指甲、擤鼻子等不雅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在汉族文化中没有对饮食的禁忌，也没有严格的行为准则来规范生活习惯。

三、民族关系需要和谐发展

民族交往需要两个民族彼此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并需要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里相互协作、协调发展。民族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两个民族的团结发展，两个民族的团结发展是建设和谐新疆，使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

之间的交往障碍主要是由于语言的不同、的差异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着重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中，维吾尔族学习汉语语文显得尤为重要。维吾尔族学好汉语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交流，能够学习到更多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在维吾尔族学好汉语的同时，同样对汉族也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的地方工作的汉族干部，只有掌握好维吾尔语，汉族干部才能够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才能够更好地与维吾尔族群众沟通交流。

新疆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在市场经济日趋深入的现代化进程中，新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中隐含的封闭性、排他性和落后性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本民族的发展，这就需要维吾尔族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与其他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交融，只有在不断交往中才能够凸显出自己民族的先进与落后，才能够推进文明与进步。两个民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发现彼此之间的长处与文化精华，逐步使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拉近，逐渐淡化彼此之间的文化分歧。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看，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加强，社会分工愈加细化，世界犹如一个大的工厂，需要一种高度统一的高效率的管理来指导、协调和组织社会生产，而经济活动的本质是无民族差异的。因此，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需要新疆民族站在社会发展的前沿，扬弃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模式，认同与接受适应社会化管理与发展的新文化观念，新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各民族共同利益，促进各民族繁荣进步，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①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②彭岚嘉，陈占彪：《中国西部文化发展战略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③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

④牛丽红：《新闻报道中的西北民族问题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7

⑤蔡帼芬、徐琴媛：《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3）

⑥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黄泽：《民族文化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⑦刘双、于文秀：《跨文化传播：拆除文化的围墙》[M].黑龙江出版社，2000

⑧[英]・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⑨陈青，《跨文化传播中的中西方差异及传播策略》[J].《声屏世界》，2005（3）

篇6

英汉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方式有异而形成各具特点的习语。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因而英语中产生了大量的来自航海用语的习语。如：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take the ropes了如指掌，to trim one’ sails to the wind随机应变，nail one’s colors to the ma坚持到底等等。英语 中有不少用鱼来比喻人的习语：a poor fish可怜的家伙，a cold fish冷淡的人，queer fish怪人，a shy fish羞答答的家伙等……

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土地、山水对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汉语中有许多与土地、农业有关的习语，如：山崩地裂、东山再起、水到渠成、土生土长、卷土重来、揠苗助长、顺藤摸瓜等。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汉语是挥金如土。又如，中国盛产竹，竹子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习语如胸有成竹、势如破竹、罄竹难书、节外生枝等。古代的文人墨客也咏竹之高洁与坚贞。英美民族生活地区不产竹，bamboo是舶来品、借用语，所以英语中与竹子相关的习语寥寥无几，更无联想意义。形容事物迅速发展，汉语用雨后春笋般、如雨后春笋，英语用 like mushrooms。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夏天常常是骄阳似火，赤 日炎炎似火烧。英国夏季气候凉爽宜人，英国人形容夏天是如“爱人”般可爱、温柔、美好。在汉语中东风是春天的使者，在英语中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著名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

二、风俗习惯差异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民俗是习语赖以生长并获得顽强生命力的深厚土壤，许多习语就出自民俗。要表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汉语有习语“小菜一碟”英语有习语 a piece of cake。汉语的“小菜”与英语的“蛋糕”都有“容易(或轻松愉快)的事情”之义，这与两国的饮食习惯有关系。蛋糕是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品，所以他们就用piece of cake表示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在中国，小菜在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中必不可少，吃一碟小菜对中国人来说易如反掌，因此常用“小菜一碟”来形容一件事情很容易。这两个习语反映了英汉两个民族不同的饮食风俗习惯。

在性格方面，中国人质朴凝重，谦虚宽容；英美人性格外向开朗，看重自我，从不贬低自己。汉语习语如“不为祸死，不为福先”、“知足常乐”、“安贫乐道”、“枪打出头鸟”、“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命中无者莫强求”…等表现了中国人以自苦、中庸、明哲保身为特点的为人处世哲学。而英美人则强调人要不断创新，不满足现状，标新立异，寻找新的机会。如No money，no honey．没有钱就休想得到称心如意的女人为伴侣 ；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在爱情和战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等习语就是这种形象的反映，这些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是接受不了的。

三、历史文化差异

中英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习语中有很大一部分皆来源于此。由于古代中国长年战争，许多习语如围魏救赵、临阵磨枪、毛遂自荐、四面楚歌、卧薪尝胆、负荆请罪、三顾茅庐等出自国家间的征战故事，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 古代的英国，磨坊和铁匠铺是农村的主要手工业生产地，许多习语如 a rut! of the mill job没有多大变化的普通工作，to go to something at hammer and tongs全力以赴地，call a spade a spade实话实说 ，to come under the harmer被拍卖”等与此紧密相联 。

四、典故和神话故事

大量英汉习语源于典故。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黔驴技穷”等是源于寓言故事，“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画龙点睛、愚公移山”等出自神话传说。英语习语如cat’s paw受人愚弄的人，the bear and the two travelers患难见人心，the dog and the cook吃一堑，长一智”等出自《伊索寓言》，A laddin’s lame能满足人的一切愿望的东西等出自神话故事。神话故事以其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丰富了习语 ，成为语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对事物认知的差异

汉英民族对客观事物各持己见，赋予事物不同的内涵。如“龙”在汉语中象征着吉祥尊贵、威严和力量。习语有“望子成龙、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有时也用“腾飞的巨龙”来形容我们的国家，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然而在英语中dragon是邪恶的代表，是一种凶残狰狞的怪兽。撒旦被称为dragon，凶暴的女人称为dragon，“亚洲四小龙”是Four tigers，而不是Four dragons。又如在中国北方，猫头鹰出现就是一种凶兆，和吉祥全然无缘。英语中却有 as wise as an owl，表明西方人把 owl象征“狡猾、机警、聪明”。两个民族都养狗，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多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丧家之犬、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腿子、狗头军师”等口语。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狗讨厌之至，对狗没有任何赞美之意。

然而，对西方人而言，狗既可以看门或打猎，也可以做人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多数有褒义。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top dog优胜者；a gay dog快活人；a water dog水性好的人；You are a lucky dog．你真幸运。”又如中国人用“花花公子”表示“只追求享受、过纸醉金迷生活的轻浮阔少爷”，用“拈花惹草”表示作风不正派的男人。而英语的 flower却无汉语中提到的含义。再如daffodil汉语中是“黄水仙”，仅仅是一种花而已，但在英语中它是春天、欢乐的象征。在色彩方面，英语中的白色象征着快乐、纯洁。例如习语“days marked with a white stone幸福的日子，a white lie无恶意 的谎言，white elephant大、笨而无用之物”…。但在汉语中，白色蕴涵悲怆贫寒，衰败死亡之意。如“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一穷二白”，都勾勒出苍凉寂凄、衰败哀愁的意境。

篇7

中图分类号：J622.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对于小提琴民族化的理论研究大都集中在音乐作品创作或演奏技巧方面，较少涉及文化层面。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对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缺少民族风格的理解与把握。笔者曾在外国听到过这样的评价：中国学生的演奏技巧还不错，但对音乐表现和风格把握比较欠缺。如果这是指演奏西方作品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本民族的音乐作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吗?因此，笔者尝试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演奏的民族风格问题。旨在从文化层面上对中国小提琴作品演奏有一个多视角、多层面的理解和思考。

一、中国音乐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民族风格的不懈追求

小提琴作为西方文化代表之一的乐器自进入中国以来便开始了与中国文化融合的漫长过程，中国的小提琴艺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反思中不断地更新和发展，有无数理论家、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为小提琴音乐表现中国题材、中国民族风情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南国光首次把小提琴带进中国，在中国宫廷里进行了表演。“”之后，小提琴随着通商和传教等活动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

20世纪初，中国已有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小提琴，早期学习小提琴的老一辈音乐家有聂耳、冼星海、刘天华、丰子恺、谭抒真、陈洪、王光祈，还有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汪德昭等等。他们普遍具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在学习和传播小提琴艺术过程中，均自觉关注着小提琴音乐的民族化问题。从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李四光曲)开始，中国的小提琴音乐便深深打上了中国民族特色的烙印。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克莱斯勒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中国花鼓》，充分显示了西方音乐家对东方音乐的敏感和对中西文化互融的把握，被称作是“中西文化撞击的火花”。用中国民族元素创作中国题材的小提琴音乐作品，是中外音乐家共同的艺术选择。

20世纪3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留学生的回国，小提琴创作开始焕发出艺术活力。马思聪的《摇篮曲》、《第一回旋曲》、《绥远组曲》，冼星海的《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小提琴乐曲借鉴西方的作曲技法，探索表现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创作。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涌现出大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小提琴音乐作品，何占豪、陈刚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茅沅的《新春乐》、李自立的《丰收渔歌》、陈刚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宗江、何东的《鹿回头传奇》等作品，无不反映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气质与风格。其中，《梁祝》融合了中国的音乐特色和西方的创作手法，中国的小提琴音乐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深受中国百姓的喜爱，也使新时代的音乐家们感受到了西方音乐和本土文化结合伟大成果的鼓舞。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作曲家有意识地尝试用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元素进行创作，如：谭盾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戏韵》、瞿小松的《山之女》、郭文景的小提琴无伴奏组曲《川调》、夏良的《幻想曲》等等。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创作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1986年，中国小提琴作品被列为《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中的规定曲目。全国及部分省市的小提琴比赛也都设立了“中国作品演奏奖”。

在小提琴中国作品的演奏上，马思聪、盛中国、俞丽拿、吕思清等演奏家做出了许多成功的探索，他们在民族风格的理解和演绎上，均有令人赞佩的独到之处，把民族风格的演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外国小提琴演奏家也在努力学习探寻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演奏艺术，中国小提琴音乐民族风格在国际上已经占有一席光彩照人的地位。

伴随着小提琴艺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发展，关于“民族化”的话题备受关注并被不断地深入探讨着。其中关于小提琴演奏中国作品的民族风格问题，当然也是有待长期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从中西文化的差异看中国音乐的民族特征

1、在哲学上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于西方“征服自然”的“竞争”法则

中西文化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是由古希腊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海洋文化，由于在航海中人们不断与风浪和自然抗争搏斗，在竞争中寻求生存和发展，所以非常强调对立与矛盾冲突，许多音乐作品表现人与自身能力、与对手和与大自然的抗争。“协奏曲”(Concerto)原意就有“竞争”、“竞奏”的意思。浪漫时期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通常用奏鸣曲式写成，奏鸣曲式宏大的构思、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突更加鲜明地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征。例如：呈示部中往往是主题与副题在音乐性格和调性布局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展开部强调矛盾和冲突，再现部的副题一般回归于主题的调性，体现出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思维特征。

中国的传统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精、气、神相统一的生命观。追求和谐与平衡，是由于中国普遍的农耕方式需要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整体。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与天地自然都是由气构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而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保持“中道”，不偏不倚。

因此，中国音乐不像西方音乐一般要有两个对比的主题进行抗争，而是一首乐曲里往往有好多主题，力求在共性中求变化，很少有强烈的对立面和矛盾冲突。而且，描绘自然、借景抒情和托物言志的乐曲多于抗争性的主题和纯粹的内心刻画，音乐中的多段性结构在速度、力度、色彩的变化上体现出渐变的过程和圆滑过渡。抒情时讲究“发乎情，止于礼”和“乐而不，哀而不伤”的分寸感，反映出中国农耕文化及生活方式中所追求的和谐安宁、讲究秩序、重视人伦的心灵结构和人文思想。

2、审美上追求意境，不同于西方音乐严谨的结构形式

“意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理论特色，“中国传统审美方式并非不重视‘象’、‘境’、‘形’等实的方面，但在审美中更侧重的是‘意’、‘神’等虚的方面，如中国绘画不重视反映客观的真实，重神似不重形似，只求表达画家主观情感寄托和本人的人品。”中国山水画常用虚实法、空白法、顺延法去表现近似印象派所追求的较抽象的意境，而没有西方油画写实的、理性的、逻辑推断一般的严谨构架。中国音乐也是重意(境)不重

形(状)，故有“得意忘形”之说。中国音乐讲究的是“气韵生动、虚实相生”，在意境和韵味方面追求“清、静、淡、远”审美思想的含蓄与深邃，却常给抽象的音乐以具象的提示并体现在作品的标题上，如：传统音乐《高山》、《流水》、《潇湘水云》，小提琴音乐的《渔舟唱晚》、《海滨音诗》、《夜景》等等。

西方音乐讲究结构美，有着严谨的曲式结构和创作原则，通过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如：动机、乐句、旋律、和声、织体、结构的变化进行运动和发展。“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更具衍展性特点。音乐通常遵循‘散――慢――中庸――快――急――散’的模式”。“表面来看，‘散起’与‘散束’亦似再现，但一头一尾的‘散’功能不同，性质亦不同，不具‘再现’特征。”西方人处事注重效率、直奔主题，最重要的乐思往往呈现在乐曲的开始、句头或主题首部，而中国音乐重要的段落一般会出现在乐句或乐段的尾部。由于中国音乐在结构上比较自由，给演奏者的二度创造和听者的感悟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3、在思维和语言上的差异，导致不同于西方音乐的表达方式

历史、传统、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擅长整体性的感性思维，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是一种横向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世界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提倡通过灵感直觉达到顿悟。西方人则更重视个体、求“知”求“真”，注重科学以及对具体事物的深刻把握，对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要求纵深性和准确性，是一种竖向的思维方式。比如中医通过观、闻、问、切进行诊断，治疗讲究“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而西医诊断，则必须通过仪器、化验等一系列科学手段，某种情况下还得用手术刀打开病灶看个究竟。

音乐旋律的民族风格特征是区别于他民族音乐艺术的最鲜明的标志。中国音乐重旋律轻和声，与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一样崇尚线性美，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偏重“线型”思维的特点，这与西方音乐以音程和声“团块”纵向构成的和声系统、以及音乐发展逻辑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语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思维和语言表述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中国汉语说“我们晒太阳”很自然。但西语一定要说“太阳晒我们”或“我们被太阳晒”，表明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西语是“一词多音，一音一声”，多个字母或句法的排列组合必须构成某种逻辑关系语意才能成立。所以，西方音乐要求大的整句或整段的变化，以动机为最小单位，对乐句，段落进行艺术处理，一般不在一个音上做很多变化。

中国人使用最多的汉语是“一字多声，一字多韵”，每个字都有不同的发音和不同的意思，每个字都有声母到韵母的变化，而同样的发音还有“四声”(阴、阳、上、去)，其字义和书写完全不同，方言的“声调”则更多，“闽南话竟被分离出13种声调”。中国古代音乐和语言是二为一体的，“念、读、吟、唱，由语言引发，构成整部中国文学史，亦即中国音乐史。”因此，中国民族音乐一个音的本身就会变异、衍生和运动，讲究的是细节，注重的是装饰和变化。在乐曲中有很多装饰音、滑音等等力求在每个音上的变化，而每个变化都有无数种表现的可能，好比中国古代建筑的雕栋画梁，每个细节都要装饰；就像中国戏曲的唱腔，每个音上都要做文章；又如诗词里的某一个字，能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三、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民族风格的把握

1、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民族风格”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小提琴教学在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艺术审美标准等方面沿用西方的体系，琴童从习琴伊始，西方传统的小提琴教学法则伴随着成长，在耳濡目染中造成本民族文化的音乐母语教育和审美体验的缺失。我当上了老师以后，多次参加国内外音乐会的演出，才深切感到要让小提琴音乐为广大民众所喜爱并走向世界，必须探索“小提琴演奏和乐曲创作如何走民族化的道路”的问题。目前，仍有不少中国的学生演奏我们本民族的音乐明显带有西洋色彩，却又在不知不觉中用与生俱来的中国感觉去演绎西方音乐。即演奏西方作品不够“洋气”，而演奏中国作品又不够“民族”，甚至认为，只要加点滑音就是“民族风格”。由于对中国民族音乐和戏曲不了解，听觉长期处于西洋大小调的思维模式中，调性感觉单一，从而导致在演奏中国作品时把握不准。

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在旋律方面主要从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中吸取素材，其中一部分是改编曲或戏曲唱腔移植。在曲式方面吸取民族音乐的多段体、循环曲式、民间加花变奏曲式等音乐发展手法，同时从各种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和演奏法中吸取音色、节奏的素材，以增加民族特色。

所以，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只注意音符本身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仅是个人审美观的问题，也不只是单纯模仿某种乐器的音响或演奏方法问题。而是要在端正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态度基础上，先从文化的层面上去分析、理解和把握作品的主题、结构、句法及风格等特征。增加中国文化修养，认真学习音乐中各种现象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最终才能将文化内涵“外化”到演奏中去。在小提琴教学中，我们应该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国乐曲，要让学生大量学习中国民歌、戏曲和传统音乐，培养民族审美意趣。作为教师，应该正视并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应多讲解文化背景知识，仔细分析中西文化的差异，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敏感度和音乐表达能力。既要耐心地启发学生的兴趣，又要研究出适合表达中国民族风格的演奏技法，来提高演奏中国小提琴作品的能力。

2、中国小提琴音乐从民族乐器的演奏中汲取营养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自有一套完整丰富的由民族乐器演奏的传统音乐。中国的民族乐器在设计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让每个音有运动起来的可能性。如：竹笛通过不同的按孔方法得到音色上的变化；琵琶的弦高和品距大大方便了左手推拉吟揉对音高和音色的改变；二胡没有指板，使揉弦的方式具备更多的可能性；编钟敲在不同位置音色是不一样的。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古琴，通过虚与实、持续与震颤、游移与阻断等变化，使一个音有着演绎无限风情的可能。

小提琴传人中国后，在演奏技法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民族器乐的影响。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和“润腔”特点成为小提琴音乐模拟的对象，中国小提琴音乐通过对中国民族乐器音色的模仿和演奏手法来增强民族特色。例如：“二胡”音色优美，被称为“中国的小提琴”，二胡演奏方法中的滑指，揉音等装饰手法被广泛应用在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演奏中。例如：《渔舟唱晚》、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抒情乐段。《思乡曲》的主题开始在D弦上靠近指板演奏，模仿出中国箫的朦胧音色，加上滑音的装饰体现其哀怨的色彩。如《喜见光明》中的第150―160小节以及《梁祝》中的“抗婚”段落，都是以模仿琵琶的扫弦效果来增加情绪逐渐激动的戏剧性效果。在《广陵散》中小提琴模仿古琴的散音、按音、走音、

泛音等发声方法来获得丰富多变的音响。中国吹打乐中的唢呐，音色亮、音量大，紧张尖锐，雄厚刚健，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应用极广泛，而锣鼓所营造出的热烈欢腾的气氛，《庆丰收》采用中国西北民歌音调为主题，吸收唢呐音乐和戏曲音乐中的三击锣鼓节奏，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喜庆丰收的热闹场景。《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中用小提琴的拨奏来模仿新疆弹拨乐器的声音以渲染其民族特色。

3、演奏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常见的几个技术问题

(1)指法

指法是指“乐器演奏的手指排列方式与手指交替顺序在乐谱中的标注”，它直接关系到小提琴演奏的音准、技术发挥和音乐表现力。西洋音乐以自然大小调式和七声音阶为基础，左手每个手指之间是大二度或小二度音程，1―4指在每根弦上形成四度音程的排列比较自然，一般采用三度换把，即选择奇数把位换把。

中国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五声调式比西洋七声音阶少两个偏音，即F和B。因为音阶中音与音之间的音程关系没有了小二度，如果用相隔的两个手指按小三度就会空出一个手指，而用相邻的两个手指按小三度就得用伸张指法，1―4指在每根弦上往往构成五度音程的排列。为了避免频繁换把换弦会破坏旋律的流畅性，常需要用第二把位或用四度换把来演奏，即选择偶数把位换把。由于我国小提琴教学长期沿用西方传统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一般以西洋大小调音阶作为基本训练，演奏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就会感到不顺手，音准也比较难控制。所以，加强五声音阶及其练习曲的训练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应将它作为基础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融进整个小提琴的指法体系中，并作为表现中国小提琴音乐民族风格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

(2)滑音

滑音又称滑奏，在小提琴演奏上一般称为“滑指”，是中国民族拉弦乐器中最常见演奏技法之一。滑音的不同位置、方式和速度上的变化使中国小提琴音乐的滑音具有多样性。例如：《哥哥回来了》中，上、下滑音快滑表现了欢快的喜庆情绪；《苗岭的早晨》引子和尾声的主题旋律，以慢滑的装饰音表现出苗族民歌润腔上的特点。回转滑音的演奏方法是手指由本位音起――下滑――再回到本位音的来回滑动，滑动的音程一般在半音之内，可以是柔和的、速度较缓慢；也可以是较有力的、速度较快；也有戏剧性的音腔模拟滑音、与揉弦同时进行的滑音、回旋滑音、震音滑音、颤弓滑音等根据音乐的需要而决定，这在《梁祝》等乐曲中运用较多。大距离的滑音上、下、快、慢在各个音区变化音色的滑音，尤其适合表现中国北方风格的豪爽、幽默和热情，如《西皮韵》、《梆子风》、《送春泥》等。

中国小提琴乐曲中的滑音运用是造成音腔音势的重要手段，是借鉴民间弦乐器的演奏手法来增强民族特色和艺术感染力的一种方法，但这种“中国式滑音”，尤其在换把过程中的滑音，对于西方小提琴演奏和教学来说则是一种不能普遍接受的“错误”。因为，西方的音乐审美和教学体系要求尽量保持乐音的稳定性和音准，不可随意变化。

(3)装饰音

装饰音包括颤音、倚音、波音、回音等等。在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中，装饰音基本上是由作曲家严格规定好了的。但是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装饰音是一种即兴发挥的状态，也是中国小提琴作品中运用最为广泛和丰富的表现手法之一，如：在《梁祝》、《夏夜》、《思乡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恩情》、《南泥湾》等乐曲中，装饰音的不同位置，不同的速度表达出不同的韵味。所以，每个装饰音的长与短、虚与实、疏与密不仅要力求细节变化还应符合音腔表现的需要。而西方音乐的演奏，一个音就是一个音，不能随意或增或减去装饰。所以有人说，西方音乐是音的运动，而东方的音乐是运动的音。

(4)运弓与发音

中国音乐无论是戏曲、民歌还是器乐，对音响有着或透亮圆润或虚淡深邃的审美要求。因此，演奏中国作品时运弓不宜过于追求“实”，而是通过弓弦摩擦的触点、弓速和压力的变化来改变音的强弱，也可以通过手指在琴弦上的抹动和揉弦幅度的变化，在运弓和气息的虚虚实实之中“虚中求实”，以达到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的意境。

小提琴演奏在西方以实，厚、浓、润的发音为美，演奏西方音乐强调动力在前和发音的稳定性。根据笔者的体会，小提琴在演奏西方音乐时，一般“音头”所表现出来的音质是音乐主要表现力之所在(动力在前)，而演奏中国音乐却往往在一个“主音”发出后的后续运动中表现出其韵味，也就是对一个乐音的音头――音腹――音尾的不同部分进行变化衍生和运动，任何一个部分都可加以装饰或者变化。演奏中国乐曲常常需要运弓的动力置后并加以变化，这种类似“大肚子音”演奏西方古典音乐是非常忌讳的。我在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访学期间，听到不少来自欧美的小提琴大师班的讲课都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学生在这方面常常受到批评，这就是用东方的审美习惯，演绎西方古典音乐的尴尬，东西方文化在审美上的差异在此凸显出来。

小提琴演奏中的中国民族风格问题是“小提琴民族化”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化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品格的音乐化状态。”中国文化和民族传统音乐博大精深，要想通过小提琴的演奏传达出真正地道的中国民族风格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经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有利于中国小提琴音乐作品演奏的民族风格把握，也利于对西方音乐的风格的把握，促进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

①郑羽《从文化角度探讨中西审美方武的差异》，《前沿》，2008年第1期，第206页。

②赵晓生《中国钢琴语境》，《钢琴艺术》，2003年第1期。

篇8

医院文化通常包括医院硬文化和医院软文化两方面。医院硬文化主要是指医院内的物质状态，如医疗设备、医院建筑、环境、医疗技术水平等；医院软文化是指医院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本医院特色的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是长期医疗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理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医院文化是在一种医院精神的统领下，增强职工凝聚力、向心力、事业心等，将医院各种力量统一于既发展医院又发展个人的共同方向上，培养医院的共同价值观和医务人员的共同情感，形成医院自身的文化。中医民族医医院文化更是体现了中医药文化不同于其他医院的特点，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思想和方法体系。笔者现就新疆各中医民族医医院关于医院软文化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总结分析，以了解各医院文化建设的现状。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7家中医及民族医医院的院领导及科室管理人员200人。

1.2 调查范围

调查问卷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发放，问卷内容包括医院基本信息和医院文化建设信息两部分。其中医院基本信息包括医院

名称、所属地区级别、创办时间、职工总数、床位数、临床科室数等，医院文化建设信息包括对医院文化的概念和意义的了解、医院文化在医院建设的医院管理中的作用、对医院的理念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等。

由统一研究人员对问卷进行发放和回收，在Excel中同时对问卷调查双录入，对内容不全者进行剔出。

2 结果

本次调查回收问卷178份，问卷回收率为89%。

2.1 个人基本信息

2.1.1 学历 硕士3人，本科73人，大专85人，中专15人，高中2人。

2.1.2 职称 初级30人，中级58人，副高39人，正高27人，其他24人。

2.1.3 专业 临床专业（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民族医等） 95人，护理45人，检验3人，药学12人，卫事管理5人，其他17人。

2.1.4 职务 院长12人，副院长9人，书记2人，护士长29人，科室正副主任87人，正副科长5人，其他8人。

2.2 医院基本信息

按地区划分，区级医院为A级，州级医院为B级，市级医院为C级，县级医院为D级。其中A级2家，B级2家，C级4家，D级29家。平均职工数247人，平均床位数211张，平均临床科室9.5个。

2.3 医院文化建设信息

本次调查研究发现，被调查者中有97人（54.5%）对医院文

概念和意义处于简单了解。尽管171人（96.1%）的被调查者认为医院文化和医院形象对医院的发展非常重要，167人（93.8%）认为医院文化在医院管理中发挥了作用重要，但仅有93人（52.2%）所在的医院在长期经营服务过程中，形成了日趋稳定独特的“价值观”及“核心理念”。

有163人（91.6%）认为医院的大多数职工具有一致的服务理念，174人（97.8%）所在的医院制定了适合医院的“道德行为规范”，但仅有126人（70.8%）所在的医院重视了“精神文明建设”，114人（64%）认为医院职工工作满意度一般，142人（79.8%）所在医院有“院训”，98人（55.1%）被调查者表示所在医院有院歌，但77人（43.3%）所在医院的职工不会唱院歌，116人（65.2%）所在医院有院徽，73人（41%）对所在医院的建设表示满意，81人（45.5%）认为医院的环境需要改进，70人（39.3%）所在的医院院内标识非常规范，104人（58.4%）所在的医院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化建设体系，150人（84%）所在的医院选择用宣传展板对医院文化进行传播，55人（31%）所在的医院进行网站宣传。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医院管理者中从事临床专业（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民族医等）较多（53%），主要为各科室主任、副主任及护士长。学历主要为本科与大专学历（89%），高学历人员较少。职称以中级与副高较多（54%）。由于调查对象为各中医民族医医院，以地州县级医院较多，其中29家为县级医院，平均职工数、床位数及临床科室相对均较低。表明由于新疆地区相对内地偏远落后，医疗及人才资源相对不足，缺乏高学历人才，且职工数、床位数等医院基本条件也较为薄弱。本次调查还发现，尽管96.1%的被调查者认为医院文化、医院形象对医院的发展非常重要，93.8%的被调查者认为医院文化在医院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有54.5%对医院文化的概念和意义有简单了解，仅有52.2%被调查者所在的医院在长期经营服务过程中，形成了日趋稳定独特的“价值观”以及“核心理念”。仅有70.8%的医院重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尚有4.5%的医院将医院“精神文明建设”敷衍了事，值得深思。提示尽管普遍对医院文化建设有一定的了解，但重视程度不够，而且对医院文化如何建设及其内涵了解甚少。

调查发现，97.2%的医院将“以病人为中心”理念贯穿在医疗行为中，凸显了医院以病人为服务中心的理念。医院职工尤其是科室主任参与医院决策的意识较淡薄；大多数中医民族医医院发展目标没有能与职工个人的目标统一；部分医院内部缺乏创新意识、危机意识、竞争意识；部分中医民族医医院没有解决医院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目前中医民族医医院文化建设存在以下问题：①认识上误区较多。对医院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不甚了解，对医院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认识肤浅，并简单地模仿其他行业文化建设模式。②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医院文化建设的不平衡，同一地区处于优势的大医院，其环境文化、科技文化及精神文化等明显优于基础较差的小医院，人才素质差异对医院文化建设产生深刻影响。③医院管理层的思想水平和管理能力还不适应塑造医院文化的要求。所以，要更好地建设医院文化应从产生问题的原因入手，对中医民族医医院来说，医院文化是中医民族医药几千年发展进程中积累形成的文化精髓，中医民族医医院作为中医民族医药文化继承和创新、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场所，加强中医民族医药文化建设，有利于体现中医民族医医院的基本特征，有利于巩固中医民族医为主的发展方向，更好地保持发挥中医民族医药特色优势，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民族医药服务的需求；同时也主导着中医民族医医院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从而扩大社会对中医民族医药文化的认知度。

篇9

一、文献回溯与问题提出

1.“文化反哺”的国外研究

青少年的社会化问题是究青少年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社会化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社会行为模式，对其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各种简单与复杂的刺激能够给予合适、稳定反应。

传统的社会化有明确的方向，即父母、老师和其他教育机构作为施教者，青少年作为受教者，接受父母或老师关于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这是因为父母与老师是传统知识与权威的代表，一个新的社会成员若要能够在已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生存下去，必须向这些传统权威与传统知识的代表者学习基本的言行思维的标准规范。但当社会出现剧烈的变迁，这种文化规范的自上而下的传递模式就会受到冲击，从而出现“文化反哺”的现象。

人们对“文化反哺”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传承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有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又有晚辈向长辈提供最新的信息与生活模式，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可以为长辈指点迷津，提出建议与意见。1968 年，贝尔发表《再释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被认为是研究“文化反哺”问题的奠基之作，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儿童与家长关系的“双向模式”。1970 年，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喻文化”理论，指出“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而且后喻文化也成为新时代的一种基本文化传递模式。”同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赖克在其著作《美国的返青》中提出“第三意识”理论，指出“年长一代应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学习进行再教育”，并充分肯定了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1986 年，马赫列尔在《青年问题和青年学》中指出：“后喻文化影响下的教育价值取向，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这一取向首先是基于对同喻文化影响下的制度化教育的批判”。

2.“文化反哺”的国内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将上述国外论著译介到国内，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由此开始，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1988 年，周晓虹先生发表《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文化反哺”问题的奠基之作，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文化反哺”概念。至此国内开始了有关“文化反哺”的相关性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1）研究“文化反哺”的内容与表现。例如：陈正良《“文化反哺”现象及社会意义探析》（《宁波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白显良《青年社会化中的“文化反哺”现象探析》（《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研究“文化反哺”的成因。例如：刘浩《青年文化反哺现象及对策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08年第1期）；弓丽娜《现代社会青年文化反哺的新趋势》（《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3期）。

（3）研究“文化反哺”的社会意义。例如：王凡《文化反哺：新时期青年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理论教育》2005年第7期）。

（4）研究“文化反哺”与学校教育。例如：雷维运《从伦理角度看文化反哺对师生关系的结构与重构》（《大众文艺》2008年第6期）；吴小红《从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教学与管理》2011年第8期）。

（5）研究“文化反哺”与家庭教育。例如：杨立《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调查与研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6）研究“文化反哺”的引导。例如：王凡《文化反哺：新时期青年文化的社会功能》（《思想理论教育》2011年第7期）。

综上所述，许多学者从教育方面的、亲子代际方面的、以及一些概括性研究的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我国少数民族青年文化反哺的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新疆是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一个部分，对新生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他们的民社族会心理、语言能力、知识结构有自身的特点，所以文化反哺的内容、效果有特殊之处。对上述因素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能够完善这一邻域的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反哺”是新疆未来的多元文化的前期准备，由于医学生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认知能力使得他们的“文化反哺”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正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而又充满魅力的部分。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

2.网络时代中的青少年所面对的社会生活与学习状况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即使在新疆的边远农村地区电脑与网络的使用也非常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帮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思维活跃，有较高的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心理上对采用新技术来改变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有极强的一种渴求感，传统的社会化内容与方式在当今互联网技术普及的今天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青少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变化的新时代的需求。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多数成年人包括父母与老师对电脑与网络的知识与应用水平总体上远远落后于青少年。这些使得青少年在与父辈的交往关系中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传统的父教子承、师传生受的学习方法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网络时生了极大的变化。

3.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是以新疆医科大学少数民族学生生为调查对象，从2013年4月开始，本次调查采取问卷收集资料，并辅以个案访谈。实际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8份，有效回收率88%。

二、数据分析

互联网在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使用极为普遍，使得他们在现实社会之外有了另一个交往与生活的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处于新技术的领先地位、新观念的引领地位、新规范的制定地位，他们凭借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技术与心理上的优势，与以成年人为主导地位的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发生着或轻或重的冲突与不协调。

1.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文化反哺”的态度问题

在问卷中，为了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文化反哺”的态度问题，从而设计这方面的问题，用来调查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网络社会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背景下，由于在技术上拥有优势地位，及对“文化反哺”所拥有的看法及产生的变化。

针对问题 “当您的父母或其他长辈不太了解网络等新技术时，您是否建议他们试着学习使用”，88人中，“强烈建议”的占15%，“一般建议”的占52.1%，认为“无所谓”的占25.9%，“从不建议”的占5.6%，“其他”为1.4%。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当今网络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父母学习使用网络等新技术的建议是相当积极的，这实际上反映出了他们对“文化反哺”的一种积极认同态度。也可以看出， 他们对自己在这些方面的领先地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父母或其他长辈在电脑网络等新技术上的不足能较为敏锐地察觉到，能够自觉地对父母等长辈进行劝导，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职责，积极主动地做出反应。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您从互联网上获得最新的消息或新的知识，您是否会主动告诉父母？”在所有填答的回答中“几乎不告诉他们”的只占总人数的1.9%，而回答“总是告诉他们”和“经常告诉他们”的却占4.9%和30.3%，其总数共占35.2%。这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长辈获得信息渠道的单一性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接触网络的机会和时间普遍超过成年人，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其中有不少信息都是从传统媒体无法或很难获得的。子女将这些信息告诉父母、老师等长辈，也是“文化反哺”的重要形式之一。

2.“文化反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作用

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可反应现出网络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作用：如果您的父母向您请教电脑方面的知识时，您会觉得怎样？在88人中，30%的回答“觉得自豪，乐于解答”；41.66%“觉得他们基础差，应付一下”；6.9%对此“不屑一顾”，另外2.5%有“其他”答案。通过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面对父母长辈关于电脑网络的咨询，青少年很乐于帮助。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是比较困难的，更不用说是子女教父辈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了。但是，从从此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父母长辈请教自己关于电脑网络的知识十分自豪，很乐意解答，父母与子女在这方面的交流是相对畅通的。这样的交流也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体会到了成长的喜悦，对于他们掌握新技术的积极性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使得他们更加自信乐观。

3.网络时代“文化反哺”中少数民族家长的表现

为了了解长辈对电脑网络知识的态度的目的，问卷中设计：问题，“当您使用电脑、网络时，您的父母或其他长辈是否表现出兴趣？”，其中选择“很感兴趣”和“一般”回答的分别占32%和50.4%，肯定性的回答占总数的82.4%，而明确回答“父母不感兴趣”的问卷只占16.5%，两者之间具有巨大而明显的差距。

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您的父母承认您的理解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超过他们吗？”回答十分一致，回答“承认”和“口头不承认，但心里承认”的人数之和占填答总数的92，其中口头承认的占66.6%。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成年人已经意识到并承认，在电脑网络方面他们的子女已经超越了他们。

从这样的结果来看，少数民族家长对电脑网络等信息技术是比较感兴趣的，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这方面的技能，对向子女学习的行为也能认同和接受。这是成年人对青少年技术优势的认可，既体现出是对现代技术的理性认同，也体现出对于现代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三、对于少数民族医学生“文化反哺”行为调查结论

从本次调查看来，网络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对传统的教育模式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庭中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单纯地由父母或长辈等传统教育力量对青少年进行知识文化、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教化与指导，出现了很多由子女向父母长辈进行逆向的教育行为，其中电脑互联网知识及技能的传递尤为突出。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网络时代中对“文化反哺”显得十分积极主动。

首先，当今社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一个部分，对新生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对于民族文化起到引领的作用，他们在学校学习现代互联网技术，锻炼良好的语言能力，知识较为多元化，他们已经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次，青少年也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父母长辈在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方面的不足；第三，他们对于自己在向父母长辈推广电脑网络知识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有着很明确的认识。

2.“文化反哺”能够帮助少数民族家长提高自己的电脑网络知识及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的适应现代化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同时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有较好的作用。

从调查中可以知道，亲代与子代之间存在沟通良好的“文化反哺”，可以建立良好的代际关系，有助于家长与学生间的沟通与交流，明显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与积极性，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向上和乐观主动的心理素质，有助于青少年的人际交流的能力培养。

3.考察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中少数民族父母长辈的表现，可以发现，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父母生活在电子信息化的洪流中，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已经深刻体会到现代信息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益处，也感受到自身在这方面的欠缺和紧迫感，所以他们能比较坦然接受技术上的落后，对子女在掌握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表示了认同，同时希望能到帮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家庭中“文化反哺”的积极作用，以期提高全社会的电脑网络知识水平。

作者简介：

篇10

我国各民族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来说，适应文化差异问题，能够给学生生活以及学习带来诸多帮助。当前少数名族大学生主要有以下几点文化差异：（1）风俗习惯，各民族之间都有属于各民族的风俗文化，其中就包含节日、生活习惯以及服装等。因此在高校当中，不同民族学生包括老师无论是在学习过程或者校园活动当中十分容易引发矛盾。（2），我国是一个奉行宗教自由的国度，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所信奉的宗教有所不同，部分宗教之间存在信仰冲突，就导致部分民族之间存在信仰冲突问题。（3）民族价值观，由于我国各民族之间人文、地理差异较大，生活环境也有所不同，所以各民族的价值观也存在较大分歧，对社会当中存在的现象，也有不同的态度以及看法。希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少数民族学生适应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减少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文化分歧。

一、思政教学模式与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

文化来源于思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的影响到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当中，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就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少数民族学生在上大学之前所接受的都是本地文化，对于其他民族文化并不了解。由于文化的差异，所以当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后，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得学生之间很难相处和适应。为此大力加强思政教育，可以使各民族学生了解本民族以外的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同时逐个介绍各民族的特色，既能够增长学生见识，又能够将各民族文化得到推广，让各民族文化都能够得到认同以及发展。所以思政教育模式对少数民族文化适应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程度与思想政治教学现状

1、文化长期存在较大问题

由于我国民族数量众多，土地饶阔，以及社会发展平衡等问题，导致我国各民族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是不可避免。我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部分民族拥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在思想发展的过程当中，发展方向有所不同。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还不足百年，很难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化解，该方面还需要有待加强。由于我国近年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带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学生选择教育质量高的城市发展，来到陌生的城市需求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也使得我国诸多高等院校迎来一批少数民族的学生，这就给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击带来了机会。这一点直接使得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碰撞，由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校时间十分有限，所以学生很难去适应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且使得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直延续到今日。

2、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够完善

我国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开始得到逐渐发展，思想政治教学起步也较晚，同时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问题也没有得到重视。由于诸多影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问题变得十分棘手，由此看来，我国当前思政教育模式并不完善。其原因在于我国高校教育模式以及教育方式都十分相近，缺少教学模式的探讨以及对于特殊的群体没有做出相应的教育模式，疏忽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殊性。我国当前的教育重心主要放在教学的理论知识以及教学过程，不能结合实际问题，导致文化差异始终存在。

3、文化适应与思政教学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

当前我国对于文化差异问题只有专门的民族学校十分重视，但是其他院校在文化适应问题以及文化差异问题并没有做出太多贡献，然后专门的民族院校十分有限，这就导致思政教育模式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与预期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主要表现在：（1）我国诸多高校都是以完成目的来实施相关教育指示，并没有领会到该教育模式的意义以及重要性，就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重视问题；（2）当前我国教育部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背景了解不够充足，且不够尊重各民族文化；（3）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程度没有以思政教学模式作为标准和参考。使得思政教学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缺漏，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使得民族文化差异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三、加强文化适应与思政教学模式构建之间的协作

1、加强师生交流，增进对少数民族的了解

以思政教学模式来促进学生适应各民族文化，为此需要搜集诸多民族资料，了解到各民族之间差异、各民族对外民族的敏感程度等。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才能够充分了解到文化差异的核心问题，再通过思政教育模式化解文化差异问题。例如，在民族大学中，在每年新生入学之前，教师就会将各学生的民族信息进行仔细的统计，并且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各民族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文化。在了解到学生的民族信息后，教师会同不同民族的学生沟通交流，打开学生的内心，帮助学生了解新环境、新文化，让学生能够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在平时课堂上，教师也应当了解到各学生的学习习惯，并完整的记录，最后进行系统的统计，根据记录了解到各民族学生的差异，以便于大学后半段时期的教学。

2、依靠学生自主管理，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国大学生年龄主要分在成人阶段，该年龄的学生能够理性的支配自己的行为举止，教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管理上应当留出一定的空间，让学生自主支配自己。例如，组织各班级的班委，经常开展班级聚会，切实了解到学生之间的问题，尽可能减少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矛盾。教师多加鼓励学生融入到高效生活当中，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的各大组织当中，既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又能让学生更加适应文化差异。除此以外，学校应当多加开展民族文化主题活动，既能够带来学生交流的机会，又能让学生了解各民族文化和魅力，让个民族文化都被接纳。

3、利用各种教学资源，从多个方向促进教学工作的开展

思政教学模式对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意识有所要求，还需要了解各民族文化的特点所在，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完整的了解到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并且需要建造一个完整的文化认同环境。例如，民族大学，完善该校的图书资料，购买完整的民族文化书籍以及思政教育书籍，让学生有了解到各民族的机会，并且使用一定的手段鼓励学生了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并规定教师固定的时间总结出思政教学模式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根据总结情况反馈出思政教学模式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情况，并根据反馈信息，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四、结论

在几年来，各大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导致部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产生一定的民族文化冲突，为了减少民族文化冲突，各大高校逐渐重视起思政教学模式，通过该模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内在思想和素质，让学生充分了解各民族的魅力，减少民族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思政教学模式需要各界的帮助共同来完成，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 亚力坤・马木提.浅议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J].河南科技，2014（14）65-66.

篇11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2-0106-02

语言教学以听、说、读、写为基础不断延伸，语言的四要素成为外语教学和提升语言技能的基本步骤。外语教学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着文化中所蕴藏的思维方式和言语习惯以及历史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民族的言语交际习惯和思维方式差异，进而折射出民族文化的迥异。

1.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1.1文化的界定

所谓文化，即人文化成，人文由大脑对自然现象进行认识、改造和重组的一系列活动所形成。文化作为社会历史积淀产物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将与衣食住行等以实用性为重点形成的认识和运用活动视为文化，将长久形成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也视为文化，文化由语言和文字两大要素组成，特定社会群体创造共同认可和使用的语言文字，它们共同成为社会群体文化的缩影，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体现了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人类社会不同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民族文化，文化和语言相辅相成，二者共同作用，共同影响。

1.2跨文化交际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立足中西文化差异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根据学者文秋芳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将其分为跨文化能力和交际能力。交际能力作为语言的最重要功能，交际能力主要包含语言、语用和策略三部分;而跨文化能力主要指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与宽容度以及如何灵活处理文化差异三方面的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主要是对语言深层文化差异的灵敏度和辨别能力，它有效地帮助语言学习者厘清语言文化交际的深层差异性。而对待不同语言文化的宽容度则是指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能理解与尊重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而灵活处理文化差异中则要求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通过辨别文化差异，用目标语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来指导自己的言语活动，尽量减少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冲突，从而实现语言交际效果。

2.中西文化差异

由于中西文化属于不同文化体系，导致文化间自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文化差异集中体现在语言文化的使用方面。作为汉藏语系的汉语与作为印欧语系的英语代表两种语系的不同文化特征，要想提升外语教学效果和教师的教学能力，外语教师通过专业知识积累与教学经验不断进行外语教学中文化差异积累和反思。

2.1 中西语言特征差异

在外语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文和外文（以英文为典型）在词法和句法层面具有巨大的差异性，词法层面差异主要表现为，汉语词汇缺乏丰富的形态变化、词汇主要采用词根复合构成，词缀不发达;而英语词汇形态丰富，通过形态实现词性的转化，具有丰富的前后缀等。这种词法差异导致汉语构词缺乏词法规律，而外语教学可通过总结词缀形式在教学过程中减轻学生的词汇记忆负荷。比如英语中的“friend”、“friendly”、“friendship”、“friendless”由“friend”作为词根，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词汇，而中文对应的是“朋友”“友好的”、“友谊”、“无依无靠的”，词法构成的规律相对缺乏，导致词汇的记忆难度较大。某些词语出现意义不对等，比如“the one”表示独一无二的人（唯一），笔者曾错误地运用“I’m the one.”是为了表示我也是其中一个，结果让外国朋友觉得很尴尬，他说“the one”一般用于情人之间，表示对方的唯一挚爱。

而句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中西SVO的句法结构中S的成分有所差异，汉语通常是话题型主语，将话题作为强调部分置于句首。而外语尤其是英语在句法方面强调应用语态，比如英语经常使用被动语态，而汉语在口语中极少使用被动，或以主动代替被动。这种语言句法的不对等导致学生在语言学习中采取语言迁移方法的难度加大。

2.2 中西语言环境差异

中西方由于地理环境和语言所处的经济政治等社会背景具有极大差异性，导致了跨语言交际的文化差异，进而导致语言对照空缺或词义不对等，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词汇空缺。中西方语言词汇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会出现部分词汇对照的空缺，比如英语中Give the person a sack（给某人一个袋子），指解雇某人;Pink list（粉红色清单），指解雇通知等等。而汉语中一些蕴含民族文化的词汇如之乎者也、土地庙、观音菩萨、南柯一梦、中山装等，在英语中也基本呈现空缺。第二，词义不对应。由于中方民族文化背景不同导致词的意象与词义的联想不同导致词汇表达不同语义，甚至词义在不同民族出现词汇色彩意义的褒贬对立。“aggressive”在中国人理解中会偏向于“有侵略性的”、“好胜的”而在美式英语中多指代“开拓进取”。“狗”在中国的很多表达中含有蔑视和鄙夷色彩，比如“打狗棒”、“狗腿子”、“关门打狗”、“狗仗人势”等，而西方则常用狗来形容亲近的人或忠诚等形象，比如“爱屋及乌”即 love me， love my dog，You are a lucky dog等。词汇的这些差异背后都蕴含着语言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容易造成语言交际过程中的语义冲突。

2.3 中西语言习惯差异

语言交际习惯在中西文化差异中屡见不鲜，这种语言习惯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日常用语（见面问候语、告别语、致谢词、道歉语以及各类忌讳语和隐语等）展现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巨大差异：见面问候时，西方人习惯讨论天气，而中国人则更常询问吃饭没，干什么去等简单的问候和寒暄形式。对于别人的称赞采取不同回应，中国人偏向于采用谦虚和客气，表示不敢当，而西方人会欣然接受并感谢。在日常交往中，西方人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忌讳在聊天中讨论年龄、以及个人收入等私人问题，他们认为这些内容侵犯了个人隐私，或者他们认为与交谈者并没有亲密到可以分享私人信息。

2.4中西文化习俗差异

作为外语教师必须充分了解中西文化习俗的差异，要想地道而准确地表达自己，学生在学习语言过程中除了要准确把握语法结构和词汇，还要考虑目标语使用者的文化习俗，理清母语和目标语双方存在的生活习俗差异，这种习俗差异成为语言运用是否恰当的重要标志。比如在中西方文化中对于红色的理解有极大的反差，中国人喜欢红色，红色代表喜庆和欢乐;而西方人则不爱红色，他们认为红色代表血液和暴力。这些就是民族传统认知和文化习俗的差异。

3.中西文化差异对外语教师角色影响

中西文化差异作为外语教学提升的关键，外语教师引导学生如何准确地运用外语思维方式把握中西文化差异，成为外语教学重难点。鉴于中西文化迥异，导致外语课堂上教师与其他学科的教师角色具有较大不同之处。

3.1教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更繁重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较大，语言间的区别性特征较多，导致外语课堂教学不能仅从传统语言教学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着手，教师除了把握语言学习的四要素之外，还要充分把握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尽量减少由于语言负迁移对语言学习的消极影响。这要求外语教师必须提升自我专业文化素养，教师必须通过自身对中外文化背景的深入了解和对比，把握语言间的文化差异，进而减少跨文化教学过程中的外语教学难度。同时，教师还要以教材为蓝本，不断挖掘教材中所蕴含的文化知识，将文化教学渗透进外语教学的各个板块之中，及时进行中西文化对比，运用实际的语言材料等语言事实让学生领会外语思维方式与汉语思维方式的差异，并不断汲取和吸收外语思维方式，不断调整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中式英语错误表达方式。从这一角度而言，教师的整体教学任务在中西文化巨大的差异中显得更加繁重，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语言间的差异，引导学生进行准确地道的语言表达。

3.2外语课堂氛围更轻松，师生间的相互关系更平等

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导致师生关系具有等级性，学生对待教师毕恭毕敬，而不敢丝毫懈怠，教师成为课堂的主体，学生应当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而削弱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相比之下，外语课堂应当创设外语学习情境，让学生在仿真的语言环境中熟悉并运用外语思维方式，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让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显得更自在，处于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状态中，教师应当主动让位于学生，以教学主导的身份引导语言教学过程，让学生成为课堂主体，在外语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学生外语实践能力。

3.3教师成为外语文化的引导者

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通过中西文化差异选用灵活教学策略和手段让学生更准确地把握外语学习过程中，对文化差异准确把握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熟悉中西文化在语言特征、、语言环境、语言习惯、习俗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教师应当拓宽教学渠道，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外国风俗和外语表达习惯，可以通过图片、电影、电视等多媒体手段，以及小说、报纸等文字材料来把握，同时可以创设情景来理解外语遣词造句上的差别，把握字词意义差别或句法结构差别，或者把握一些非常地道的外语表达方式。

4.结语

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民族语言中可窥探出民族文化形态的多样化，也将民族文化差异表现的淋漓尽致。作为汉藏语系的汉语内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信息，儒家中庸思想成为汉语表达的重要准则，强调语言表达的含蓄委婉，重视语言表达中的集体主义等等，而相比之下，以印欧语系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强调语言内容表达的直接性，突出个体特征等特征成为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语言思维。外语教学实践过程中把握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有效地调整教师的教学策略，转换自身教学定位，不断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学生创设和模拟外语语言环境，才能全面提升外语教学质量，共创良好的中西文化差异的课内外学习环境和氛围。

参考文献：

篇12

在文化的具体定义上，Wilkins和Ouchi（1983）借助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来定义组织文化，并把组织文化称为“团队型”控制机制，将其视为组织实施控制的三种机制之一（另外两种：市场型和层级型）。Denison（1990）在《企业文化与组织绩效》中这样定义组织文化：“潜在的价值观、信仰和原则，是组织全部管理系统、管理实践和行为的基础，反过来这套管理系统、管理实践和行为又体现并强化了这些潜在的基本原则”。影响更为广泛的是Schein（1992）的侧重描述组织文化的形成过程角度对组织文化的定义：“一个群体在适应外部环境和进行内部整合时，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为所有成员所认同的一套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而传授给每位新成员。最后这种假设变得根深蒂固，渗入员工的潜意识中，后来每一位新员工经过耳濡目染就会被潜移默化”（彭玉冰，2006)。而从这个定义出发表明，组织文化并不能通过外部因素（如公司采取的价值转移训练），而只能通过文化的内部发展得以实施。

梳理了以上研究者对组织文化的定义，有人会问：组织文化到底能否被影响？笔者认为，组织文化确实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但它不是瞬间产生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自身发展的。而这种自身发展也不是说由文化本身发展而是组织本身的历史决定的。这个历史既包括组织内部的共识也包括外部因素的影响。最后共享组织历史的员工有着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原则。Hofstede（2011）提到“由于组织文化来源于实践，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管理的”。所以本文认为组织文化是能被影响的，而且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民族文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

（二）民族文化及其差异

在对民族文化及其差异的研究中，Hofstede和他IBM研究无疑是最杰出的。全球很多研究已经引用了其研究结果。Hofstede关于文化表现形式归结为四个名词：符号、英雄、仪式和价值观，并且指出符号代表最表层，价值观是最深层的表现，而英雄和仪式则处在中间位置（见图1）。到目前为止，他共提出5个文化差异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除此之外，Hall/Hall（2011）将文化归结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指的是，在传播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则正好相反；Missana（2011）谈论文化差异时考虑时间和空间，分别将文化分为单一时间模式和多元时间模式、高领土权和低领土权。另外，Houseetal.（2004）和Grove（2005）在领导力和组织行为的有效性研究中定义了9个文化维度：绩效导向、不确定性规避、人本导向、宏观集体主义、微观集体主义、坚定性、性别平等、未来倾向和权力距离。世界上还有很多学者在研究文化维度。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化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维度，并且各维度内容也不一致。尽管如此，在这些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存在差异。所以在跨国公司中，如何应对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成为首要的问题。

（三）跨国公司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

正如前面所述，对于跨国公司民族文化与组织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从而很多人可能会从上述两个层次文化的相互影响上去考虑接下来的问题。即不仅考虑民族文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而且也会思考组织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然而笔者认同霍夫斯泰德的观点：国家文化属于心理软件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中包含了很多基本的价值观，然而组织文化是当我们长大后进入一个工作组织后获得的，那时我们的价值观已经稳定，组织文化主要包括的是组织的实践活动（表层的内容）。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改变组织文化是很容易的，也不是说组织文化对民族文化没有任何的影响。在此笔者认为相对于组织文化影响民族文化而言，民族文化更能影响组织文化。所以本文主要探讨后一层关系。

1.跨国公司其原籍国民族文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Chung-MingLau和Hang-YueNgo（1996）研究了在中国香港经营的一些跨国公司的组织文化。他们通过竞争性价值框架来比较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美国、英国公司的文化重点。该研究将在中国香港经营的跨国公司作为目标样本（仅包括原籍国单一的公司），从而提供了一个环境来研究不同背景的组织文化，即对于在同一国家经营的跨国公司其原籍国的民族文化对其组织文化的影响研究。如图2右所示，矩形代表原籍国研究结果是在中国香港经营的美国公司侧重发展文化和理性文化；英国公司侧重层次文化；中国大陆的公司侧重于集体为导向的文化。从而表明一个跨国公司其原籍国的民族文化影响其在另一个国家经营的子公司的组织文化及绩效。

2.东道国的民族文化对跨国公司组织文化的影响

霍夫斯泰德从1974年开始对同一家大型跨国公司（IBM）在50多个国家的分公司进行调查。从样本选择来看：除了东道国国籍，样本中每个单位在其他方面都是相似的（如图2左，椭圆代表东道国），从而不同东道国之间的民族文化差异也就一目了然了。虽然他的研究初衷在于找出衡量文化差异的维度，但笔者认为该研究同样能反应对于同一家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经营时东道国民族文化对其组织文化的影响。比如在IBM数据库74个国家和地区的阳刚气质指数中，我国得分66，排名与德国、英国并列第11名，属较具阳刚气质的国家。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在我国设立分公司的跨国公司，无论其原籍国是哪国，在中国的分公司的主要领导层都以男性为主。

二、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启示

比德斯和沃特曼在《追求卓越》中写道：文化的主导性和一致性往往是优秀企业的本质特征。组织文化越强，组织对于政策方针、规章制度的需求越少。本文除了考虑跨国公司首次开展跨国经营时对东道国民族文化的选择外，主要在融合民族文化与组织文化过程中，探讨跨国公司如何打造组织文化，增强组织文化对外部的适应性和内部的一体化，以应对民族文化的挑战。

首先，正确认识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及其对组织文化的影响。成功的企业跨文化管理必须建立在民族文化和组织文化的透彻了解之上（Varner，2005）。无论是公司准备拓展市场去其他国家进行跨国经营，还是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正为文化冲突而苦恼，公司管理层都应正确认识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例如基于IBM数据库，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维度上，美国的个体主义指数位居第一，而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都位于50名之后，个体主义比集体主义低得多。因此我国企业涉美经营时，管理层必需认识这一文化差异的存在，在企业中制定与文化相适应的制度，才能更好经营。如果企业管理层以自己的组织文化为中心，因循守旧地沿用原有企业的文化模式，忽视东道国的民族文化，无疑会加剧跨国公司组织文化与所在经营国民族文化的冲突，不利于公司跨国发展甚至导致跨国经营彻底失败。

第二，进行跨文化培训，协调不同国籍员工的文化差异。跨国公司对员工的跨文化训练既包括原籍国员工对东道国民族文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能力，也包括东道国员工对原籍国民族文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能力。例如我国公司涉美经营，一方面培训我国本土员工认识美国文化，在美国分公司中有意识地融合民族文化差异，在某些方面按照对方的文化来处理问题。另一方面，也对分公司员工培训，使他们了解中国员工的工作习惯及管理方式。笔者认为很多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以上两方面跨文化培训上的失败。笔者建议两方面应结合一起，总公司与分公司建立良好的沟通与互动机制，更有效的融合民族文化与组织文化间的冲突。比如分公司员工由分公司所在国国民和总部原籍国国民混合组成，或在总部与分公司之间进行部分人员互换。

第三，将组织文化中的隐性文化显性化。笔者在此将霍夫斯泰德所说的符号、英雄、仪式归为显性文化，而将文化的核心层即价值观归为隐性文化。隐性文化无法直观地认识，更不可能在组织实践中有效传递，所以跨国公司要做的是将隐性文化显性化，或者说将隐性文化植入显性文化中，使显性文化在实践中具体化，在组织成员间共享并得以强化，从而更有效地更深入地改造组织文化。比如将跨国公司的价值观寓于组织的商标品牌；再例如引进或培训一些有着与组织文化相适应的价值观的管理人才，形成“英雄”，在组织中起着楷模的作用，将内在的价值观在其实践中以显性的方式传递或影响其他员工，最终内化为稳定的组织文化。

篇13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跨国企业纷纷运用跨国并购来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掀起跨国并购狂潮。从奔驰与克莱斯勒的合并，惠普与康柏的组合，到埃克森和美孚石油的强强联合，跨国公司搭上并购顺风车，整合各自优势，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并购，TCL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随后又收购了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联想以1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IBM公司的PC分部；上汽集团购买了韩国双龙汽车50.91％的股份等等。虽然这些并购案金额巨大，涉及世界顶级商业巨头，曾为业内人士看好，但是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企业都出现跨国并购的通病——忽视跨文化整合，而就是文化整合决定了并购企业的成败。

跨国并购的出发点是实现并购双方的经营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完成并购方的预期商业价值。然而，从全球并购结果来看，部分跨国兼并没有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反而在并购后因双方企业管理，经营理念及企业文化的差异导致并购以失败告终，背离预期结果。“据实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1/3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亏损，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有65％的跨国合作是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有85％的CEO承认管理风格和公司文化差异是造成购并失败的主要原因。”“世界著名商业论坛机构Conference Board对财富500强企业中147位CEO和负责并购的副总进行调查，90％的调查者认为：实现企业并购后的成功，文化因素至少和财务因素一样重要。”可见，客观存在与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影响并购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及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如不妥善处理，将导致文化冲突的产生，最终导致并购失败。而并购要想成功，关键是进行文化整合。

中国企业要想在并购浪潮中做大做强，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要理解文化差异，懂得如何应对文化冲突，实现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整合，激发双方优势互补。本文对明基与西门子之间的“闪婚”背后文化差异与冲突进行分析，以跨文化视角阐述明基西门子跨国并购在文化整合方面存在的三大弊病，并由此提出跨文化整合的建议，对积极投身于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明基西门子“闪婚”之跨文化剖析

2005年6月7日，明基正式宣布收购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业务，西门子填补5亿欧元债务，并向明基提供2.5亿欧元的现金与服务，以5000万欧元购入明基股份，同时明基保证2006年底使公司扭转亏损局面实现赢利，并购使明基迅速成为国际第四大手机生产商。然而，并购以来明基移动连续亏损，自2005年10月以来，明基已向其公司注入了8.4亿欧元资金，并形成了6亿欧元账面亏损，最终明基宣布停止向德国子公司注资，申请破产保护。西门子与明基之间的差异，在并购刚刚宣布时被视为“优势互补”，为何中西合璧最终以“闪婚”宣告结束?“闪婚”的背后是否与文化差异有直接的关系?本文以跨文化视角进行剖析，将“闪婚”症结归结为三种原因，以便深入理解跨国并购与跨文化能力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前收购期准备不充分

根据庄恩平的分析，“合并或合资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前期阶段犹如恋爱阶段，后期阶段犹如婚后阶段。在前期阶段，双方选择合作伙伴一般都有一定的要求，有权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也可以共同考虑产品开发、产品定位、技术引进与开发、股份比例、管理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等事宜。”明基之所以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首先看中的是其品牌，希望借西门子百年品牌打造高端手机品牌，提升明基的国际知名度，开拓更大的市场，实现产业价值。然而真实情况是，西门子手机在收购前已经沦为欧洲低价手机的代名词，不断出现质量问题，以致声誉受损，这与明基的期望恰好相反，显示出明基并购前期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这就导致并购之后双方出现矛盾，由于这一矛盾在并购之后无法调和，也就成为并购失败的另一导火线。此外，在明基与西门子签订收购协议时，双方对联合品牌明基—西门子(BenQ-Siemens)的使用权限也没有进行详细说明，只是笼统地规定明基可在5年内使用明基—西门子(BenQ-Siemens)这个双品牌，这也就导致了双方“闪婚”后在双品牌使用问题上的纠纷：明基坚决声称，明基停止投资后，与西门子签订的协议仍然有效，因此仍将使用“明基—西门子”品牌，而西门子方面则表示将对明基是否有权继续使用西门子品牌进行评估，该品牌只会允许长期合作伙伴使用。明基与西门子争执的根源在于合并前期阶段谈判中所达成的条件。外方是以合同内容与条款作为与中方合作的准则，在谈判中，中方往往忽略细节，在合同中仅确定几条原则，而未注明详细的条款，或仅在口头上达成共识，所有这些都是日后产生冲突的源头。明基在并购前的产品定位上就走错了一步，偏离其既定高端目标，之后又在并购合同问题上忽视了细节，这一切都为并购后整合期的矛盾留下隐患，可谓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二)忽视中德文化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文化特征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及解决问题的方式。通过分析文化差异，我们可以窥见并预测不同文化国家的认识如何沟通、如何思维、如何解决问题的。中国属于感性的东方文化，德国属于理性的西方文化，二者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反映在西门子的企业文化中就是其独特的管理制度，经营制度及强势的工会文化。

首先，德国企业管理制度上强调依法治理，注重制度、规范。根据庄恩平“对民族文化、企业文化的分析，只有通过分析该企业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是该国的民族文化决定了该企业的企业文化。”德企的管理制度是有其固执、坚守而又理性的民族文化决定的。因而，“德企注重法治，按照国家法律依法经营，雇主和员工都极其重视法律和契约。”明基无法理解当中国的研发人员为抢市场为一个产品研发加班加点的时候，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却在享受圣诞温馨。因为按照中国的管理制度，一切工作强调人伦化，按照上级指示，这是由中国中庸、注重人际关系的民族文化决定的。因而，明基要求工人加班时，员工不打折扣地服从安排。

其次，德企在经营理念上注重质量，认为质量是成功的核心。明基CEO曾表示，“德国的系统倾向于做出来就是做完美，但花很长时间准备。可手机业容不得我们这样去等。想得很清楚才做，商机就丧失了。”显然，明基对“德国速度”表示不满。在中国企业看来，灵活适应市场才是企业经营理理念。然而，对于具有稳重扎实、谨慎周密德国文化底蕴的西门子而言，其企业文化已深深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典型的经营理念“以新取胜，以质取胜”规定其必须慢工出精品。明基作为收购方并没有事先对被收购企业文化进行调查了解，足以见得尊重与学习异国文化的重要性。

再次，德国的强势工会举世闻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中肯地评价工会：没有工会富有责任感的、以全体人民福利为目标的态度，我们国家今天就不可能这么好地屹立在世界上；没有工会富有批评的、向前看的合作，我们大家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经济、特别是政治方面普遍稳定的德国之中。德国战后经济上的繁荣和成就，其中就凝聚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一工会的巨大努力和卓越贡献。”显然，德国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与中国工会是截然不同的。德国模式是通过工会参与经济决策，实施经济民主，为工人谋福利，提高其经济地位。德国模式同样存在于西门子手机部门。完成并购后，明基随即意识到西门子有3000名员工在德国工作，劳动力成本有3亿欧元之巨；研发人员冗员过多导致成本开销过大，便想到将工厂转移向工资较低的非德国地区，想到裁员减薪来降低成本，这一切却遭到德国当地工会的强烈抵制，使其领略到德国强势工会享有的发言权，“明基当初的调查了解显然不够充分。”结果，整合过程受到了当地文化和法律的影响，而文化与体制冲突风险加大了整合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