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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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且依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就必须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和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就知识和科技而言，又都属于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就必须加大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制约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现在的经济增长而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或其他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必须依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而言，必须要摆脱以前那种单纯的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促进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观念。传统而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定义理解为：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维系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基本要素。就学理意义而言，生产要素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推荐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进行估算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分析前面两个方面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估算要素对其的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可以比对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就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最为知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经济增长原因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丹尼尔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就业人数及其性别年龄结构、劳动时间、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资本存量、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以及知识进展。在这七种因素中，他进一步认为知识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也会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公布其成员国的各种生产率数据。因此，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来对我国的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与比较就会更具科学性，并且也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

假设经济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为H，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表示为各类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运用公式表示，即为Q=H（k1，k2，L kn；l1，l2，L lm；T）（1），在这一公式中，Q表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而l1，l2和L lm则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用来表示时间。

假设经济增长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并且用A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科学、准确、客观的分析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衡量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并且对这种衡量在不同的学者看来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因此，从这层面上讲，对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最为理想的标准就是标准劳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此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系统化。目前我国在资本投入此类数据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资本存量总额或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

综合考虑到国内在此类核算方面数据的限制，笔者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收录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其的贡献。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数据衡量中，笔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录的各个年份的各类数据，以此来作为比对衡量的指标。这些数据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中的GDP指数、劳动投入指数、资本投入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的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当然，在对各类数据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还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在对资本投入的相关核算上，就主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推荐使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和衡量我国资本投入方面的情况。在资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与资本服务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提供劳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资本存量在资本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来核算和衡量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对投入要素中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回归方法，一种则是收入份额法。两种相比较，各有其优劣之处。回归方法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也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讲运用起来极为简便直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需要在进行数据核算分析中假设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量，因此在设定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的时候，就已经对准确核算这些数据产生了极大的局限。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影响到准确核算数据的得出。同样，虽然收入份额法不用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假定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方法却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些同样会影响到最终核算数据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核算。

通过对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估计与核算，我们会发现单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经无法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因此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还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今后更为持久的发展积攒后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篇2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8日

经济增长是反映一国或地区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指标，而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层次和质量，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研究有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消费经济理论研究方面，马歇尔主要从需求与价格方面进行研究，反映了此后西方消费经济学发展的数量倾向。Clom（1962）认为需求的变化会对供给产生显著的影响，Solow（1962）认为要关注有效需求对产出的影响。Blanchard和Quah（1989）通过设定统计模型，假定需求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是短期的，供给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是长期的，把总产出分解为被供给解释的长期波动和被需求解释的短期波动。Walker和Vatter（1999）通过对美国二战后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分析，认为忽略需求因素的正统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美国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生产力大幅度下降的问题，需求的影响在生产函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Keating和Nye（1999）根据对七国集团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二战之后需求冲击对产出变动的解释力比二战之前更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二战之后的价格调整比二战之前更缓。这为从总需求的角度研究我国经济波动提供了一种思路。

国内学者对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研究也正方兴未艾，通常有关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论著都侧重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探讨。

尹世杰（2004）分析了我国当前需求不旺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最终消费率、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消费环境等措施来扩大消费需求，要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消费热点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来促进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邓彦、吴培（2006）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从实证中得出结论：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最大，投资的拉动作用减弱，出口的拉动作用波动很大。许永兵（2006）通过建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结论是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投资的增长必须有消费需求的支撑，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否则长期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同时，作者认为消费需求在经济波动中具有稳定作用，消费需求的稳定性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制约因素。阙澄宇、马斌（2010）运用1978～2008年的经济数据，实证研究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农村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长期内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都是经济增长的强Granger原因，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会影响城镇居民消费，间接地对经济增长的波动产生较大影响。黄赜琳、傅冬绵（2012）利用1978年以来相关经济数据，对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暂时性增加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抑制作用；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效应，但其影响是正向的；CPI的持续上升不仅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对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会产生抑制作用；从长远来看，保持物价稳定、建立新的消费热点则是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理论分析

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宏观的角度看，在相对过剩经济成为经济运行常规状态的条件下，消费需求相应地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约束条件，如果消费需求规模大，经济增长的市场容量约束就弱，实际供给就越有可能接近潜在供给。反之，消费需求规模小，经济增长的市场容量约束力就越强，实际供给就越有可能小于潜在供给。当实际供给逐步接近潜在供给时，经济就会呈现出自主性增长的特征，表现为消费拉动投资，此时利润增加以致消费增加，从而拉动投资再增加，如此循环不断，伴随着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经济出现稳定自主性地增长。因此，在需求约束状态下，消费需求毫无疑问成为经济自主性增长的根本动力，消费需求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形成，经济增长如果过多地依赖政府投资支出，就会缺乏内在的驱动力。从微观层面来看，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是它所生产的产品能被市场所接受，如果有消费者来购买，就是说明它所生产的产品能够以自己满意的价格被购买。只要商品市场上存在着消费需求，甚至只要存在潜在消费，企业就会进行投资和生产，因为企业知道这会给它带来效益。可见，消费对生产、投资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

持久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首先，消费的增长直接扩大消费性需求，从而推动消费性供给增长，而消费性供给的增长又会扩大生产性需求，从而推动生产性供给增长。这样，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就会共同达到繁荣。其次，消费增长还会带动投资的增长，因为无论消费性供给的增加还是生产性供给的增加，都必须借助投资的增长来实现。鉴于投资具有加速经济发展的作用，又考虑到市场繁荣意味着供给和需求大体相适应，以及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的协调发展，因而消费通过投资增长以保证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发展，而且此种发展具有持久的性质，而不是一时性。从根本上说，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虽然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有一定作用，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持久的拉动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派生，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高投资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

三、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和数据说明。本文在选取宏观经济变量指标时，在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和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所选取的变量是得到市场和大家普遍认可的；其次，数据的可获得性。为了较为客观全面地分析我国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GDP作为经济增长变量，选取最终消费作为消费变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3年，这些数据均是以当年价格记录，数据分析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不变价缩减处理，其中GDP用GDP缩减指数缩减，最终消费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缩减，其中GDP平减指数根据年鉴上数据计算整理而得。处理后的时间序列分别记为GDPt和COMt，其中GDPt代表经济增长，COMt代表最终消费。为了减少数据波动性，对序列求对数，分别记为LGDPt和LCOMt。

（二）单位根检验。为了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利用Eviews7.0软件，采用ADF检验法对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如表1所示。（表1）

检验发现四个变量均是非平稳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四个序列均已平稳，说明四个序列均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检验。可对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以反映LCOMt对LGDPt长期的均衡关系，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模型如下：

LGDPt=？茁0+？茁1LCOMt+？着

采用Eviews7.0软件操作，可得如下回归模型：

LGDPt=1.536+0.358LCOMt

t （5.6121） （4.2484）

adj R2=0.9959 DW=0.6564

在回归方程中，调整的判定系数达到0.9959，即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9959，模型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很高，变量可以很好地反映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原因，经济增长可以归结为由该方程的变量的增长引起的。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的t检验值大于2，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变量的符号为正的，表明变量对经济增长是正向拉动作用，这符合经济解释。模型的变量采用的是对数序列，反映的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的概念。具体从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消费变量LCOMt的系数为0.358，这说明COMt对GDPt的弹性是0.358，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增长1%会引起GDP增长0.358%，这说明最终消费对GDP的作用达到35.8%。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证明，长期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

四、对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培养新的消费热点。优化产业结构除了发展信息等高科技产业外，还要发展休闲娱乐、文化教育、交通通讯等产业，以及社区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等产业。新产业不断发展了，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反转来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就会促进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作为新一轮的消费热点，住、行产业的发展将是立足点。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住房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应将成为重点产业，优先发展建筑和汽车制造业，并由此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增强鼓励消费的政策力度。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将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就必须调整消费政策，转变管理观念。一是及时清理并取消限制消费的各种政策和行为，加大消费政策的调整力度，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如鼓励个人汽车消费的政策，积极培育住房二级市场，降低居民购车、买房的门槛等等；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三）尽快建立和规范信用体系，推动消费信贷的全面普及。消费信贷长期落后生产信贷所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刺激消费的重要途径是发展消费信贷，尤其是发展对相关产业能起到较大带动作用的消费热点的信贷消费。把居民的自我积累型滞后消费转化为有信用支持的适度超前消费，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要达到全面升级，还应借助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因此规范和建立信用体系，才能促进储蓄转化为消费，使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特别针对居民不熟悉贷款程序等问题，大力发展代办贷款机构，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转化，有效缩短居民消费升级的时间。

主要参考文献：

[1]尹世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消费经济，2004.5.

篇3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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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二、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消费结构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消费结构能够反应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肃农村居民从1993年到1999年将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费，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和温饱状态;从2000年开始消费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关数据变动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 （1）

（0.002）（8.237）（2.469）

R2=0.873 D.W.=1.212 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 （2）

（1.095）（40.793）（3.908）

R2=0.997 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篇5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甘肃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生产总值构成变动分析。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同时是计算支出法生产总值的三要素,其中最终消费一直在我国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最大，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最大。1978年甘肃省生产总值为64.73亿元，2007年为2702.40亿元;消费率1978年为66.62％，2007年为59.78％,说明最终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因此实证分析甘肃省居民消费变动及其对经济影响作用有一定实际意义。

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1）

（0.002）（8.237）（2.469）

R2=0.873D.W.=1.212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2）

（1.095）（40.793）（3.908）

R2=0.997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篇6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

花旗集团中国区经济学家沈明高

《财经》杂志“中国经济”专栏

2006年7月17日

2006年上半年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调，是防止投资过热。与过去的单一目标不同，现有的紧缩政策，需要兼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缩小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同时还要考虑到与汇改政策和银行改革同步。

在多重目标之下，政策之间存在冲突，抵消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例如，政策紧缩的目标是控制投资增长速度，但现有的地区发展政策，如开发西部、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却鼓励在这些地区的投资。今年1月至5月，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了41.2％和33.8％，东部沿海地区的增速只有26.5％。同样，提高贷款利率本来可以抑制投资，但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存款利率的政策，却扩大了银行的利差，实际上鼓励了贷款的增长。

在种种条件下，我们将对2006年GDP增长的预测从9.3％调高到9.8％，且紧缩性政策可能使下半年的增速回落到9.5％以下。可能的紧缩政策包括：第一，在三季度再次提高基准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第二，人民币升值可能加快，预期全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可能高达7.5％，或在上半年温和升值的基础上下半年再升值6.2％，而且，今年下半年或最晚明年上半年是较快升值的最佳时间窗口期。第三，其他紧缩政策，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要求等。

（详见《财经》网络版省略“财经文萃”）

金融

完善法律可促进信贷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雷纳哈斯曼等

《比较》第25辑 2005年7月

有效的法律制度能够降低贷款风险，并使经济体中的信贷规模有所增长。对12个转轨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研究显示，债权人权利保护的总体水平与信贷规模正相关，法律变革与信贷规模之间也呈正相关。在区分了对债权人权利提供个别保护的法律规则（即担保法）和集体执行机制（即破产法）之后，发现担保法比破产法更重要。

此外，在贷款规模增长方面，市场新进入者，特别是外资银行，比现有参与者受法律变革的影响更为强烈，表现为信贷规模增长更大。这意味着，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既来自银行数量的增加，也来自银行平均信贷规模的扩大。

政策

不发达状况持久的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 拉古拉迈拉詹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世界计量经济学会2006年远东会议”发言

2006年7月11日

为何世界上的不发达状况如此持久？一种回答是，穷国缺乏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制度，制度状况的持久性造成了不发达的持续性；另一种回答认为，不发达状况源自教育的落后。但这二者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一些穷国已经具备了运作良好的民主和经济制度，但仍然无法摆脱贫困，而且教育状况长期无法改善的情况也得不到解释。

制度和教育的确是不发达状况持续的可能原因，但更深层的因素，是自我持续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发展陷阱”的本质在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比如教育资源的初始分配）造就了其特定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构成的利益集团又成功地使那些坏的政策得以延续，并继续产生新的支持者，从而自我复制。因此，要改变不发达状况，就必须把注意力从坏的制度，转向需要这些坏制度的利益群体，否则将徒劳无功。

（参见《财经》网络版省略“每日特稿”）

社会

2030年前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Rod Tyers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06年7月17日

通过建立一个GTAP 动态全球经济模型，可以计算出，在人口出生率从1.9％持续下降到1.5％的基准情形下，中国从现在到2030年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状况如下：

第一，老龄化现象变得严重。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老龄人口增加更快，年轻人口减少也更快。

篇7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增长需要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大量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获取这些要素的重要方式，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基础

传统的关于FDI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是基于Chenery和Adelman提出的通过外国资本弥补国内资金短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弥补资金短缺来发展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东道国存在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则FDI的流入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FDI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经济学界虽然有多种思考方法，但归结起来无非沿袭两种理论：一是Solow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二是Harrod、Kaldor、Thirlwall等人所代表的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强调，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率来源于劳动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经济增长的途径只有通过外生的技术冲击。

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考察一个国家的收入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增长的经济增长问题。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指出投资的增长将导致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需要投资品，这种投资品既可以出自国内又可以来自国外，其中FDI就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通过进口外国的投资品，实现经济增长，加速本国资本的形成。Pwrris和Schmitz提出，FDI可以提高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效率，带动本国出口，刺激本国进口，对国际贸易有促进作用。一方面它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将推动社会总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虽然其与贸易有着显著的替代效应，但是它同样也具有贸易创造和市场扩张效应，影响东道国的出口绩效。因此，FDI通过投资乘数和贸易乘数的作用，可以引起收入和消费的成倍增加，拉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罗默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认为，FDI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它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有着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技术。因此，FDI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它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后者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前者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FDI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FDI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FDI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二、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我国国内的很多学者也就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理论与实证分析。

贺红波、屠新曙首先采用ADF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运用MWALD方法进行非平稳变量的Granger因果检验，接着运用两变量的EG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发现GDP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二者的研究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国直接投资量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增长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平均一个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拉动大约48个单位的GDP的增加；另一方面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FDI进入中国最看重的是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矿产资源，而非我国的高经济增长率。

张国红认为，FDI对经济增长具有良性传导机制。针对中国内地的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海南、重庆、除外）1984～2002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计量方法方面，采用Panel Data模型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回归过程中主要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SUR），证明了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

吴超根据1978～2002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的方法，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虽然我国的GDP和FDI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两者之间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也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对GDP和FDI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长期互相影响的关系。FDI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促进FDI流入中国。但两者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GDP是FDI增长的原因，而FDI却不是GDP增长的原因。这也说明，我国在引进外资的政策上应该采用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才能够保证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持久的效果。

叶莉、郭继鸣从内生技术进步层面来探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同时选取了改革开放后几个典型年份中国利用外资的数据，分析得出FDI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即它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该研究认为，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以及各种其他途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将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尽快缩小差距，我国现阶段不仅应注意吸引外资，更应注重对外技术交流和发展对外技术合作。

王志鹏、李子奈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知识与技术的外溢性等特征，构建了一个新的考虑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外资本与国内资本的比例，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同时，FDI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弹性大于国际贸易的贡献弹性。

冯跃应用投资依存度国际比较及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FDI与一国经济总体规模的内在联系及其与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世界主要投资国的对外投资与其GNP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推动其经济增长。

王成岐、张建华、安辉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诸种因素。他们发现，无论在全国还是各省区分组的层次上，东道主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企业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地方政府应该且有能力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化改革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政策优化了经济增长的环境；FDI作为这种政策的一种体现，在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评价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关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来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了众多学者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由于该理论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强调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作用，这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当今国际上发达的国家，大多都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他们依赖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以及该类产品的高附加值等特点，在世界市场中正占有越来越多的利益份额。我国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正是由于看到了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性。我们一直说我国的经济结构要调整，所谓的更优化的经济结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引进外资这种途径，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超越资本本身的高等要素，从而提升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使我国更早地进入依靠技术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的行列。

另外，以上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FDI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关于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则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鉴定结果。笔者更同意的是吴超学者的观点，即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大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应当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政策来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持久的作用效果。而对于贺红波、屠新曙所认为的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中国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而非高经济增长率的观点笔者则持质疑的观点。世界上有很多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低廉劳动力的优势，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并没有实现国内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资本具有趋利性，外商选择目标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所选择投资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状况如何，未来的发展潜力多大，低廉劳动力仅仅是吸引外资在成本方面的优势之一，却不能成为决定或是重要原因。仅以中国国内地区间吸引外资来看，西部相比东部有着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是外商直接投资却一直集中在东部等经济增长快速的地区，并且这种趋势正越来越明显。东部吸引的外资越来越多，而中西部等落后地区却相反。虽然这不能仅仅归结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的影响，但它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四、结论

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健康快速，它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反过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只注重引进的外资数目的多少，更要注重其质量，充分利用引资过程中知识的外溢性特征，使得我们能获得超越资本以外的更多要素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1]吴涌超.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5.

[2]叶莉，郭继鸣.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研究[J].现代财经，2004.3.

[3]张国红.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J].学术交流，2005.7.

[4]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文汇，2004.3.

篇8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 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 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 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 增长率达到9.6%和8.7%。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 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 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 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 , 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 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 其他因素( 如管理水平等) 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 这些国家( 地区) 的高经济增长, 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 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人口红利, 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 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 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 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 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 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 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改革开放政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是中国经济得以收获人口红利并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比较优势;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政策为吸收与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人口红利具有动态性, 它在释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衰减、消失并最终转化为人口负债。

按照学者普遍认为的当人口总负担系数（总抚养比） 低于50%时就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中国1995 年总抚养比为50.22%，1996 年总抚养比为48.81%，低于50%，被认为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并且在1995―2009 年期间总抚养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2005 年下降到40.10%，此后总抚养比均在40%以下，2009 年下降到36.89%，比1996年下降了11.92 个百分点。但总抚养比内部变化方向却不相同，少年儿童抚养比为波浪式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为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前者下降速度快于后者上升速度。1995―2009 年期间，少年儿童抚养比从1995 年40.16%下降到2009 年的25.29%，下降了14.87 个百分点； 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995 年10.06%上升到2009 年的11.60%，上升了1.54 个百分点（见表-1）。可以看出，我国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儿抚养比下降影响，同时也说明少年儿童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老年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将面临着较大的养老压力，到时将会出现“人口红利”漏损。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学者的判断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大约持续

到2015 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机会之窗将开放到2020 年。彭希哲教授认为，我国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 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田雪原教授预测，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45为“人口赢利”期，中国可经历1995―2020年长达25年左右的“赢利”阶段，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50为“人口赢利”期，可经历1990―2030年长达40 年左右的“赢利”阶段。刘家强、唐代盛预测认为，从2005―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9.7%，人口红利时期基本结束。也就说我国还有20年“人口红利”期，意味着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

综上所述, 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 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 相反, 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三、实现人口红利的措施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 我们仍能有所作为, 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 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 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人口红利的兑现并非是自动的，它离不开良好政策的配合，要获得“人口红利”需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 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扩展就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因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人口红利”的兑现和最大化问题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劳动人口充分就业才有可能创造财富，获取“人口红利”。因此，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政策措施。例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等，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以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时，要做到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优先其他政策，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成本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优先社会收人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优先其他要素市场等等。

（二） 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进入“人口红利”期时间不同，特别是西部和欠发达省份，即使进入“人口红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业机会，丰富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会错过充分兑现人口红利机遇期。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人口红利”获取条件的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延长了城市和发达地区老龄化的进程和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城市和发达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找到工作，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利用各地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和不同地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因此，要对以户籍为核心的政策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取消那些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尽可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城市也要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者能在城市就业，充分享用从农村地区转移过来的“人口红利”。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使农村劳动力得以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三） 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要想获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红利”，不仅仅要发挥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还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数量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优势在一定时期会消失，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源泉。加强和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必须提高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因此，要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不仅要加强义务教育，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劳动力在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健康素质是劳动力参加劳动兑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质高有利于防止“ 红利” 变“ 亏损”。提高现有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努力实现和扩大“人口红利”的问题，而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如何保存“红利”、防止“红利”侵蚀的问题。因此，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

（四）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红利”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选择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有两项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

首先，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把部分第一人口红利储蓄起来，为获取第二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其次，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且实行现收现付的旧体制，社会的养老负担率最高；实行旧体制，但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可以减轻；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

养老保障体系中，但实行养老保障的新体制，可以把养老负担率降低；既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同时又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这个体系中，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因此，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 也是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要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充分兑现第二人口红利。

（五） 适时推迟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许多老人退休后余寿还很长，如果这些老人退休后全部由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负担很重。其实很多老人退休后身体还很健康，具有很强劳动能力。如果小步渐进推迟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增加了缴纳养老保险费年数，既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赡养负担又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同时，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是相对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延长了“人口红利”期，如果把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 岁逐步推迟到65 岁，可以延长劳动年龄人口5 年劳动时间，为进一步获取更大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均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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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瀛通 《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J].中国人口科学, 20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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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国崛起 未来经济增长 赶超发展

一、英国崛起的经验探索

1.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自由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崛起，从而使其成为第一个世界性的强国。虽然在工业化早期英国主要奉行重商主义，采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经济政策，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英国政府开始改变传统经济政策，转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改变重商主义的体制和政策，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国家就难以实现持久的繁荣和富强，而只会“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

2.强大的制度创新能力

旺盛的制度创新能力是使英国走向强盛的秘诀。研究表明，持久的经济增长起源于一种适宜财产权演进的环境，包括有效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对知识产权的鼓励等措施，直至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制度安排。英国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成熟的私有产权制度不仅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而且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对英国的经济繁荣和富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崛起的过程就体现为一个技术创新与时俱进、科技应用日益普及的过程。为了激励技术创新，英国政府曾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专利法，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思考

1.从经济增长因素方面改革

从经济增长理论看，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无外乎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长和技术进步，未来的经济发展也必须从这三方面着手。这就要求我国继续深化改革，释放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诸要素的潜力，以推动中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告别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生育率水平的不断下降，中国的劳动力在未来的几年达到峰值后就将处于下降的态势。面对这一问题，中国需要对户籍制度等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措施进行改革，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中国还可以通过发展劳动替代性技术来弱化劳动供给减少的影响。在资本投资方面，中国同样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中国要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步伐，加大金融行业竞争力度，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要改革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体系和地方财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问题。未来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以及资本边际产出的逐步下降，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更加重要。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我们要致力于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增长点和驱动力。

2.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而要实现产业升级，必须要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战略思想，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培养几个“高新技术战略产业”而是要全面提升我国各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要调动各领域、社会各层次、各地方的能力和优势，综合发挥政策和市场作用，排除矛盾，形成协同效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主导，发挥国有企业应有的作用，把握市场和政策指导、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平衡。

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是中国未来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且“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情况下，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途径是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上。要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 “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特别是科技型增长，重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未来中国必须要依靠自己，走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3. 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调整

林毅夫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必须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这种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现阶段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转型中的国家，这种结合既强调了我国应消除市场中遗留的一些干预，又强调政府要克服原来制度的扭曲，建设基础设施和补贴转型期中的产业。

从上述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不意味着市场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起决定性作用，也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的比重或作用范围。要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经济，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制造业融合，以及新的工业生产方式、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的生产制造模式基础之上。

三、结论

近代以来，大国的兴衰更替始终是世界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主题。伴随着相对力量优势的逐渐增大，它们对国际体系的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而这正是大国崛起和竞争的历史铁律。大国崛起既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体系变动中的权力博弈，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结构变化中进入中心区域的发展竞争，经济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无疑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当然，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总体失衡，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等一系列挑战。在当今社会，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我国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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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45-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王玉华，2011）[1]。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需拉动和投资高速增长。深入剖析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现高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而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需要国外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1978—2011年，中国以年均9.8%的GDP实际增长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与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投资的迅猛增长，1978—2011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8.2%上升至48.3%，年均投资率超过38%，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7.2%（图1）。与此同时，世界平均投资水平维持在19%～25%，中国的投资率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之列。即便是20世纪60、70年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日本，其平均投资率也仅为35%。

然而，高投资率并没有带来投资效率的提高。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是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重要指标。ICOR指资本存量的变动与产出增量的比率，该指标越小，表明资本生产率越高，资本运用也就越有效率。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迅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效率则总体呈下降趋势。如图1、图2所示，随着投资率和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的上升，增量资本产出率在1990年代后逐渐呈上升趋势，虽然在进入新世纪后有所下降，但2007年之后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总体而言，投资效率在1990年代后未有显著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高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在投资效率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还能够持续吗？本文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分析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中国经济表现出显著的“高投资—高增长”特征，许多学者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高投资的推动。王小鲁（2001）指出，改革20年来，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资本形成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改革开放前上升2.5%，但投资效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巨大潜力[2]。武剑（1999）认为，资本形成是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这一趋势会逐渐加强，到2010—2020年，资本贡献度将超过60%[3]。等（2006）通过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因素模型得出结论，资本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包括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效率提高、制度变迁等在内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较强，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4]。

中国经济“高投资—高增长”是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结构转变的深层次反映，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及生产。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4a，2004b，2005a，2005b）指出，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释，是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需要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5-9]。李扬、殷剑峰（2005）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10]。

与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低效率的高投资，投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浪费。在过去的20多年，这一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的积累为代价的。政府公共资本的拥挤效应推动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带来了诸如高能耗、高污染以及形成不良债务等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4b；2005b）[7][9]，还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平新乔，1998）[11]。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中，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容易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这种“大起大落”引起的剧烈周期性波动一直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损害了经济的稳定性（庞明川，2005；2006）[12][13]。

长期的投资增长能够扩大生产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投资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依赖于投资的“效率”和投资推动的技术进步及其性质（张军，2005）[14]。由此可见，投资效率的提升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投资增长是早期经济腾飞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此时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要靠投资驱动。新增长理论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重大区别，投资效率的提高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即现代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驱动[15]。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阶段，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整体水平及资源禀赋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此时对我国投资增长、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对于适时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十分必要。

（一）模型及分析方法

为了研究投资、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构建了包括投资、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三个变量的VAR模型。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高铁梅，2006）[16]。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较方便地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系统中随机扰动项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VAR（p）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形式为：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为滞后除数，T为样本个数。k×k维矩阵A1，…，Ap和k×d维矩阵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着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假设∑是？着t的协方差矩阵，是一个k×k的正定矩阵。构造VAR模型的关键是确保其稳定性，这也是确定VAR模型最优滞后期的重要评判标准。对于稳定的VAR模型，其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均要求小于1。

（二）实证检验

1. 数据说明与变量设定。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1980—2011年，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主要有：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投资效率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GDP和FINV分别代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单位均为亿元；用ICOR代表投资效率。GDP、FINV和ICOR的对数分别用LNGDP、LNFINV和LNICOR表示，LNGDP、LNFINVT和LNICOR的一阶差分分别用DLNGDP、DLNFINV和DLNICOR表示。

2. 变量平稳性检验。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方法对相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LNGDP、LNFINV和LNICOR进行ADF（Augment Dick-Fuller）检验，发现LNGDP和LNICOR在1%和5%的水平值是平稳序列，LNFINV是非平稳序列。对它们的一阶差分DLNGDP、DLNFINV和DLNICOR进行ADF检验，分别在5%、10%和10%的水平上是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1）。

3. 协整关系分析。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二阶段协整检验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法。本文对时间序列的检验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通过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来判别变量LNGDP、LNFINV和LNICOR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中，r=0表示三者之间无协整关系，r≠0表示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原假设r=0时，迹统计检验统计量的值41.341 12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9.797 07，最大特征根检验统计量的值33.158 914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21.131 62，故拒绝原假设，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4. 因果关系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是否可信，取决于变量是否都是平稳的或者虽不平稳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前文可知，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检验结果（表3）可知，固定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固定资本投资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也是引起固定资本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也会吸引更多的固定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之间也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投资效率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也是引起投资效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也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之间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固定资本投资是投资效率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固定资本投资的过快增长，使投资效率下降；而投资效率不是固定资本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效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引起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

5. 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来自另一内生变量的一个单位变动冲击所产生的响应，提供系统受冲击所产生响应的正负方向、调整时滞和稳定过程等信息。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如下图，图3、图4分别描述了经济增长分别对投资、投资效率一个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

图3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FINV（固定资本投资）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的冲击当期就有显著正向反应，这种正向反应之后逐渐增强，到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缓慢减小，在第7期达到最小值后，又呈缓慢增强趋势。

图4反映了变量LNGDP（经济增长）对来自变量LNICOR（投资效率）一单位标准差正冲击的动态响应。经济增长对来自投资效率的冲击在当期就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这种负向反应在迅速增强，到第2期达到峰值后，这种负向反应呈缓慢减小趋势，至第7期达到最小，之后又呈缓慢扩大趋势。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对来自固定资本投资增量冲击的反应为正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当前增加固定资本投资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对来自ICOR增量冲击的反应为负向且作用时间持久，说明投资效率的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反之提高投资效率则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6.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高铁梅，2006）[16]。即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差分解成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为了进一步分析投资、投资效率的结构冲击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程度，接下来借助方差分解对投资、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考察，定量把握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图5所示。

从图5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来看，经济增长的变动绝大部分源于其自身惯性导致，且自身冲击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固定资本投资与投资效率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呈上升趋势，但固定资本投资的贡献率要显著大于投资效率的贡献程度，到第10期，经济增长变动中73%来自于其自身的冲击，24%来自于固定资本投资冲击的影响，而投资效率冲击的贡献度仅约为3%。

方差分解结果说明，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GDP自身发展速度，在没有受到外界冲击情况下，中国经济系统将按着自身规律向前发展，所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至关重要。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增长要远高于依赖投资效率的提高，即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仍是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应该实行渐进性的转变，维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以及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当前投资增长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均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两者相比较，中国经济仍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来驱动，而投资效率的提高则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较微弱的作用。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增长而非效率的提高将引发许多经济问题，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其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投资的高速增长，而不是效率的提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形成了投资过热或过度投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降低。

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严重过剩的产能需要寻找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及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摩擦接连不断的情况表明，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另外，中国经济增长不但受到资源和能源的约束，而且也因能源和矿产品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增加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以及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必须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贯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善型经济发展方针，实现从依赖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第一，调整投资思路，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通过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鼓励自主创新，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密集度；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降低交易成本；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广泛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定位。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政府应该避免“越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则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如完善法治环境、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维护社会公平等等。

第三，完善制度建设，建立适应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改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环境条件，调整城市化战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努力发展金融市场和健全金融市场规则，加强信用环境，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提高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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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消费需求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既是GDP的组成部分，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投资需求作为一把“双刃剑”，短期可以增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长期可以形成一定的生产力，增加社会产品的生产能力，提高商品供给，推动经济增长。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出口的增长会导致国内有效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一国进行必要的外汇积累，资本和技术的进口，从而提高生产能力。另外，出口的增加也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效益。

一、“三驾马车”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分析

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是从需求角度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它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其公式为：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三大需求要素各增加量之和即为当年GDP总的增加量，其中每一要素的增加量占GDP总增加量的比重就是当年该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而用这一贡献度乘以GDP的年增长率就是该要素对当年CDP增长的贡献率。用公式表示即为：

某需求要素贡献度=某需求要素增量／GDP增量×100％：

某需求要素贡献率：某需求要素贡献度／GDP增长率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一)最终消费需求对青海省经济增长贡献较平稳

1994―2008年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分别为55.53％，72.24％，―27.77％，最终消费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位居第2。从时间区间上看。最终消费需求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比较平稳，1997年仅为-0.63个百分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为6.96％，成为这15年间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最低点；2005年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达到高峰值，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1.85％，对经济产生11.21个百分点的拉动力，极大地带动了青海省经济的快速发展。2008年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56％，拉动经济增长4.13个百分点。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总体波动趋势上看，除了1997年之外，最终消费对青海省经济增长贡献相对比较平稳，2000―2007年年均贡献率为75.55％，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和推作用。

(二)资本的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影响较大

从上表可以看出，资本的形成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1994―2008年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上看，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72.24％，平均拉动力为7.8个百分点，位居第1。从总体趋势上看，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波动性也较大，呈“双u+双N”形式。1997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2.84％，对经济的拉动为8.36个百分点，之后在2001年又达到高峰时期，对经济增长完全起拉动作用；2001年经济增长率为13.82％，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140.64％，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16.45个百分点；2002年资本形成仍对经济增长起绝对拉动作用，对经济增长拉动13.54个百分点，贡献率达111.89％。15年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峰值之差达80.72％，落差较大。2008年虽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但青海省的资本形成对经济的拉动仍呈上升趋势，拉动力为10.47个百分点。比上年增长了1.9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2.46％。

(三)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波动较大，且对经济增长呈负效应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又深居内陆地区，其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较低。“八五”之前其贸易主要以农畜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虽一改过去单一产品对外贸易出口的格局形式，但由于自身技术水平的限制，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对外贸易产品需求更加趋向专业化、技术化、科技化。从而极大制约了青海省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处于劣势地位。1998年之前，青海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正值，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均在1个百分点之上。自1998年开始，青海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负值，而且下降比速较快，2001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116.10％，达到对经济影响的最低点对经济的拉动为-13.58个百分点。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不能达到相关国际产品标准，致使对外贸易发展遇到了阻挫，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基于索罗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三驾马车”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运用索罗模型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行分析。

根据三大需求要素与YfGDPI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总消费TC，总投资I，进口(M)和出口(x)为解释变量，以GDP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Y=C+alnTC+BlnI+γ／lnX+δlnM

本文根据青海省1983―2009年相关数据，运用E-views5.0软件进行OLS分析可以得出：

由于R2=0.99，几乎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根据F分布表可知，时，F=5029.4>FOD1(4，22)=4.31，回归方程十分显著。由于to=3.36，t1=7.26，h=13.31，t3=3.03，t4=-0.19，给定显著性水平a=0.05，查t分布表中自由度为22(n-k-1=27-4-1=22)的相应临界值，t.(22)=2.074，可知t值除了进口外都大于该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除了进口外的四个解释变量都在95％的水平下影响显著，都通过了变量显著性检验。D.W=1.04.查D.W.检验上下界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k=5(包括常数项)，n=27时有du=1.76，dt=1.08，很明O

由于R2=0.99，几乎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F=3257.9>F0.01(4.21)=4.37 to=2.63，t1=3.77，t2=4.08，

t3=2.81均大于ta(21)=2.080，模型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又由于1.76

通过上述模型我们可以得出：消费每增加1％经济将增加0.36％，投资每增加1％经济将增加0.63％，出口每增加1％经济将增加0.02％，进口每增加1％将使经济减少0.01％。从弹性系数角度分析可知，投资是青海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次之，而出口对促进青海省经济增长的作用偏小，进口对经济增长起反向的拉动作用，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青海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和投资推动。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青海省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在日益提高，消费在未来数年内将超过投资贡献成为促进青海省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就目前来看，青海省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不大，相关性不强，不是青海省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但从长期来看，青海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呈上升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深入，进出口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可能与投资和消费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分伯仲。

为进一步促进青海省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满足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投资对产出的影响大于消费，且贡献率较大。这是由于青海省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青海省应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充分调动民间投资，满足地区经济建设需要。同时，由于青海省的投资主要投向了高能耗的粗放型部门，所以收效甚微，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严重，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破坏，今后应致力于改善投资结构和投资力度，以提高投资的利用效率。

(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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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以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以出口为导向促进经济增长。在新时期，我国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应扩大内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应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从增长机制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之分。从增长路径的层面看，经济增长有外延型和内含型增长的区别。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的机制，但也涉及到经济增长的路径，两者是有机结合的。

从经济增长机制看，相对于资源的使用，存在着“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或“集约”概念，起初应用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后来才扩大到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中。从经济增长的路径看，经济增长总是表现为生产成果数量上的增长，生产成果的数量增长取决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又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增长有“外延式”和“内含式”之分。

二、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型”增长方式。以依靠外资为主，拉动出口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贸易出口额一直处于世界首位，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现在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我国经济过度依赖投入的增加，仍是粗放式增长，技术水平低，劳动率低下，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突出。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迫切任务。应当看到，经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目前已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用大量投资支撑的增长，很容易造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从微观角度看，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会造成相关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从宏观角度看，粗放型的高增长方式由于对能源的大量需求，往往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不可再生资源耗费过度现象。改善环境污染现状，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集约型增长方式有利于人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更加重视转变增长方式，切实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轨道。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

为了实现经济又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和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不利局面，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方向，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现集约型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转变增长方式都需要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推进科技创新，必须从体制入手，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科技创新必须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没有有效的管理，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甚至于企业管理层搞腐败经营，科技创新的成果就难以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最终落空。加强和提高管理水平，又是提高职工劳动素质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匮乏的现象十分严重，产业工人中的高级技工只占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比，相去甚远。提高职工整体素质和技术工人的比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要有能够激励职工学技术、提高自己科技和文化水平的晋级晋升制度。

（二）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在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依然突出。实现集约型增长的基础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我们应该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配置的比例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一般都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资源密集，再到技术与知识密的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如果没有政府的约束机制，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通常并不考虑外部的经济性问题。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收入分配改革将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使经济具有内生动力。长久以来我国是以出口导向为主体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出口压力增大，所以要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五、结论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增长和环境的制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选择。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应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另一方面，要调整收入分配，扩大内需，改变我国长期以出口为导向促进经济增长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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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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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259-03

引言

农业人力资本是农业发展的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定量研究。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途径当中,教育通常都被认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第一产业,其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从理论上讲,教育对农业的发展也应当有较大的贡献,然而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于工业等其他行业发展却有着明显的滞后。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关于教育投入和农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孙士海、宋华明(2008)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的模型,测算出1995―2005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对农业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 0.905%。杨向辉、陈通(2009)以C-D生产函数为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农村教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郑会军(2007)对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进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教育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受理论不成熟影响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研究方法也不很全面,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安徽省也应该加大对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和安徽农业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从而为解决一直困扰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在制定措施时提供理论依据。

二、农村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与农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动态响应分析

1.变量和数据

本文按照刘厚俊和刘正良(2006),郭清和杨栋(2007),高素英、赵曙明和王雅洁的研究思路,根据所搜集到的可获得性数据将安徽省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中的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作为解释变量(X),以“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受教育年限在十二年以上的劳动力所占比例”近似代表;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以农业经济增长率衡量,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CPI将农业经济当年总收益折算成实际值,以剔除价格因素影响。然后利用1990―2007年安徽省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如下表:

2.模型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由于该模型所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产生伪回归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X为I(1)过程,Y为I(1)过程,所以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对两变量进行协整分析。e为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的取值,用基本的DF模型回归得到T统计量数值为- 4.833243,而对应模型样本容量的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的临界值τ2分别为-2.7158,-1.9627和-1.6262,在所有显著性水平上τ

(2)VAR模型。Tt=A1Tt-1+A2Tt-2+…+AqTt-q+εt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T=(Y,X),A1、A2为待估参数。ε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模型的阶数。

VAR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实验,在滞后阶数为5时AIC和SC均达到最小值,建立VAR(5)模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Y= 1.416148Y(-1)+ 3.268962Y(-2) -3.420586Y(-3) -

1.118811Y(-4) -1.043534Y(-5) -0.751625X(-1)+ 0.692756X(-2)+ 0.013170X(-3) -0.166014X(-4)+ 0.009126X(-5)+ 0.649610 (1)

X= 9.195316Y(-1)+ 6.322653Y(-2) -11.72573Y(-3) -4.467634Y(-4) -3.138890Y(-5) -1.463307X(-1) +2.219566X

(-2) -0.179778X(-3) -0.427044X(-4)+ 0.134213X(-5)+ 2.337635 (2)

其中,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1= 0.878926,R22= 0.995208。

从以上(1)式的VAR估计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农业经济增长受自身影响较为显著,前第一,第二期农业经济增长对当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明显且为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稳定性,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可以提高未来农业经济收入增长。前第三、四、五期的影响为负,并且影响具有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当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是在前第一、第二期,前第一期影响为负,前第二期影响为正向的,这是由于知识转化成经济需要一定时期的滞后。

(2)式中农业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较大,前一、二期影响为正向的,前三、四和五期为负向,说明了农业经济增长能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壮大,并且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影响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前期的影响趋势不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前第二期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为正向,但前第一期的影响转入负向影响,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受自身影响力逐渐减弱。

(3)动态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1)Y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1得出结论:安

图1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反应曲线

徽农业经济增长(Y)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农业经济增长率约增长了0.018,但影响时间不长,到第2期之后就已经回到了原水平,之后到第8期的影响均是负向的,尽管不是特别明显但持续时间较长,第8期之后又转入正向影响阶段。图1还显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在前8期波动较大,前两期的影响为负,到第3期的时候达到最大0.016,随后上下波动且有所下降,到第8期开始逐渐开始稳定。

上页图1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率冲击影响在第3期开始才出现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加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内才能有所凸显。因此要着眼未来,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来更快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分析。图2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X)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在第一期影响是正向的但影响不大,之后在2、3期很快进入负向影响阶段,到第4期之后才比较明显,第6期达到最大0.057,9期之后新息的影响基本消失。这说明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将会促进其发展,且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波动没有显著方向性,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图2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应曲线

图2还显示:农业经济增长率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第一期影响为正但不大,到第二期达到最大约0.15。第3期之后进入负向影响阶段,第6期达到最小之后影响幅度渐弱,9期之后又转为正向影响。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对高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影响较为敏感且具有持久性,农业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但这种促进作用较为短暂且在中长期波动明显不具有持续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1.加大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培养,以促进知识成果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转化。虽然从现有的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一方面受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与经济成果之间转化的时滞性造成的。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将其才能运用于农业上的积极性。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规模,促进其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规模的壮大。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农业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发展,加快促进安徽省农业经济的增长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优化安徽省农村劳动力构成,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以上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自身增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人才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安徽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也离不开安徽省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和结构的改善。只有加大对安徽省劳动力教育投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徽省农民的增收问题,才能使得安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质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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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Correlation is Studied Between Anhui Agricultural Manpower

and the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

―Regard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Workfor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UANG Qun-quna,ZHU Jin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