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纠纷和民事纠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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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执行难；阻却事由；社会分析；改善措施

民事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难，在执行过程中较为普遍。具有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如果不能获得执行，不仅直接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落空，使当事人之间扭曲的法律关系进一步扭曲、变形，而且极大地损害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执行难”发展到极致，就会演变为“暴力抗法”、暴力抗拒执行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现象。［1］执行难已经超越司法领域，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应本着客观、务实的态度，分析造成“执行难”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并从多个方面探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2］

 

一、民事合同纠纷执行的阻却事由

（一）被执行人难找

民事执行，是指国家机关依债权人的申请，依执行依据，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民事权利的活动。执行依据中负有义务的人，在执行工作中就是被执行人。合同纠纷案件在申请执行时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情形大量存在，由此导致的执行难以进行的案件也占很大比例。被执行人难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执行的难度。许多被执行人在判决其承担义务以后，为逃避债务便跟当事人和法院玩失踪，同时随被告人一起失踪的还有被执行人的财产。

 

（二）被执行人对抗执行

很多案件，被执行人能够找到，法院的判决也合法、公正，但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执行工作仍然不能顺利进行。主要表现在：有的被执行人在订立合同时就没有履约的诚意，甚至没有履约能力，压根不想履行判决；有的被执行人则以为法院的民事判决要靠自觉履行，没有强制执行力，故意不履行；有的被执行人对法院判决不满意，对执行的抵抗情绪极大，公然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如擅自处分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故意撕毁人民法院执行公告、封条；有的被执行人则对法院的执行通知置之不理，企图用拖、赖等方式使执行不了了之；有的被执行人转移财产，以此逃避执行；还有的被执行人，通过各种关系与对方当事人沟通、打招呼甚至给法院施加压力，逃避执行。

 

（三）执行财产难寻

民事执行的实质是财产执行，执行案件立案后必须设法找到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调查债务人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以及可供执行的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然后决定采取何种相应的执行措施，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3］主要表现在：

 

1.人民法院享有调查权。法律赋予人民法院采取搜查、询问等措施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权力，但人民法院人力、物力、时间有限，特别是在基层法院，在很多案件中无法穷尽调查措施。如果每个案件的执行，法院都要向金融机构及其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电信部门、税务部门等单位和个人调查被申请人财产状况，不仅执行成本很高，而且导致执行的效率低，违背执行的及时原则。

 

2.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是被执行人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义务之一，但在执行过程中，主动申报的寥寥无几。

 

3.追求债权实现的申请人及其律师，法律规定其应当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但并未明确规定申请人及其律师的调查权，由此导致债权人及其律师调查被执行人财产难度重重。《执行规定》第28条规定“法院可授权申请执行人的律师调查”，但并没有规定律师的调查权限以及调查保障措施。

 

4.在企业、法人账户方面，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越来越多进驻大陆的跨国银行为吸纳资金允许企业、法人多开户头、公款私存，使法院和债权人难以了解和掌握企业、法人资金的真实情况。［4］

 

5.由于对企业缺乏严格的监管，有的企业为逃避债务，将企业财产全部转移，仅仅留下一个空壳企业，而将抽逃出来的财产注册新的公司，重新经营，给民事执行的财产调查造成重重阻碍。

 

一方面法院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其他获得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的途径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四）执行财产难动

民事合同纠纷的执行既要保障被执行的基本生活，又要实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具体的案件中对被执行人的保护与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会出现利益冲突，而导致二者不能兼得。

 

被执行人的财产原则上均可强制执行，但实体法和程序法基于保障社会安全或债务人的生存、维护社会公益、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等考虑，对于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和必须的生活费用等特定财产，执行法院不得采取执行措施。［5］在民事案件执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除了法律规定的执行豁免财产①，被执行人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不能执行的情形。这一问题最常见于“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被执行人有且仅有一套住房，而且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对债权人的债务，如果执行被执行人居住的房屋，则被执行人的生存则无法保障；如果不执行，则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种情况下当然是首选保障被执行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那么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实现，法律则缺乏相应的规定：执行法院陷入二难选择。

 

（五）“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大量存在

由于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或其他原因无履行能力，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仍无法找到可供执行的财产，被申请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现行立法规定，在执行措施已经穷尽的情况下可以中止或终结执行。一旦裁定终结执行，申请人就不能通过执行程序实现判决确定的权利，所以终结执行很难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和接受。如果法院依职权裁定终结执行，申请人则认为法院判决是一纸空文，降低司法的威信度。而对于中止执行，则有很多案件并不具备短期内恢复执行的条件，也无法推定今后是否能够再恢复执行。

 

（六）审判过程的不规范导致难以执行

法院审判过程是否规范，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执行，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规范在实践中问题突出，进而影响到判决以及裁定的执行。

二、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的社会因素分析

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这一现状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长期积累而来的，执行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公众的权利保护意识和风险预防意识不强

很多被执行人在订立合同时就没有履约的诚意，甚至没有财产，不具备履约能力。由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缺乏权利保护意识和风险预防意识，在合同订立之前没有对债务人的资信进行调查，或者在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缺乏对风险的认知和判断，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合同订立之初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在风险发生后，当事人又对造成的损失承担缺乏正确的认识。在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时，则试图通过诉讼程序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使自己的损失得以挽回，而不能认识到法律救济也存在风险和条件，以及执行不能的风险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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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公众的权利保护意识和风险预防意识不强很多被执行人在订立合同时就没有履约的诚意，甚至没有财产，不具备履约能力。由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缺乏权利保护意识和风险预防意识，在合同订立之前没有对债务人的资信进行调查，或者在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缺乏对风险的认知和判断，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合同订立之初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在风险发生后，当事人又对造成的损失承担缺乏正确的认识。在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时，则试图通过诉讼程序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使自己的损失得以挽回，而不能认识到法律救济也存在风险和条件，以及执行不能的风险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法律风险。

(二)社会信用的缺失，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成本偏小一方面，社会信用的缺乏，导致被执行人躲债赖债行为盛行，造成被告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的执行困境。另一方面，社会信用的缺失，纵容了民事执行中的违法行为，也导致被执行人不履行债务的成本较小。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来看，如果不履行债务的成本大于履行债务的成本，债务人就会自觉履行债务;反之，债务人则会选择逃避履行债务。

(三)执行过程中的违法操作，使社会对执行的认同度不高，加剧被执行人的对抗情绪目前的法院生效判决的实现大多是依靠强制手段，而缺乏对义务人主动履行判决确定义务的引导。在执行的过程中，执行工作人员没有与被执行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说服教育，而是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容易加剧被执行人的对抗情绪，不利于被执行人的自觉主动履行意识的形成。有的执行工作人员存在“官本位”意识，在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违法违规执行，未能有效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对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也容易导致社会公众对执行的误解。

(四)司法腐败现象加剧执行难度，社会影响恶劣虽然司法腐败、乱执行以及渎职导致的执行难，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普遍，但是在社会中的影响极其恶劣，极大降低司法的公信力。致使很多当事人在寻求法律救济的过程中稍有不如意，即使判决合法，也会怀疑其中存在司法腐败、法官徇私情、渎职存在。

(五)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权的干预阻碍法院执行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存在，一些地方对本地重点骨干企业或利税大户搞“挂牌保护”③，法院的执行往往阻挠重重，举步维艰。而当今法院财政、人事依附于地方的局面，在客观上是法院抗压能力差，有些可以执行的案件不得一拖再拖。还有一些执行的协助单位不履行协助义务，甚至向被执行人通风报信、出谋划策、设置障碍，干扰执行工作，增加了执行的难度。特别是涉及被执行人与执行法院不在同一地区，而需要协助执行时，行政权的干预则更为常见。

(六)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对执行工作有导向作用在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濒临破产，合同履行能力不足，由此导致的合同纠纷申请执行的案件剧增。一方面，法院要保护申请人的合法的债权的实现，就要对企业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另一方面，执行则会加剧企业的危机，使企业更无生还的余地，不符合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大局。这种情况下，执行工作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以求达到二者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二者利益无法协调，则需要对优先保增长还是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宏观的选择，而使损害减少到最低。

二、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的制度分析

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执行程序解释》规定对当事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等，其目的在于实现法院的生效判决。但是在法律作出了相关规定后执行难的现象依然存在，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执行方面的相关配套规定不够完善。具体表现在:

(一)对民事主体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法律调整从法律规定来看，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很多，权限也很大。但是执行这些法律条款的的前提首先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十分清楚的了解。这又依赖于国家队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的法律调整。民事主体资产的形式有许多种，这些资产可以是存款、股票、现金、实物、无形资产以及各种收藏等等。它们的处所以及流向只有所有权人最清楚。法律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后如何实现债权人合法权益缺乏进一步规定在民事案件执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除了法律规定的执行豁免财产，被执行人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不能执行的情形。由于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或其他原因无履行能力，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仍无法找到可供执行的财产，被申请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

(二)法院执行措施需要进一步具体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法律提供的只是指导性的措施，而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案。如被执行人只有一套价值较大的房产，如果将其房产置换成价值较小的住房，则可以部分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同时又可以保障被执行人的生存，但能否进行置换缺乏法律依据;即便可以置换，置换的操作程序、由谁主持、费用由谁来承担，这些法律尚未明确。如果由法院主持置换，在执行中执行法院为其找好置换的房子，被执行人如果拒不搬出原来住房又该如何操作?这些都需要法律的进一步明确。

三、解决民事合同执行难的建议

(一)制定确切的民事执行方面的法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逐步繁荣，执行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执行工作方面的立法已显得过于单薄，立法滞后的现象已经明显暴漏。因此，迫切需要制定更加确切的执行方面的配套法律。在有的国家采取了单独的强制执行法的体例，在实践中的优势也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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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合同是指依法成立的，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未生效合同是指合同成立后，按照法律规定合同不生效，须等到法律规定的条件成熟后才生效的合同，或者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未成立。这就是说合同未发生法律效力，事后当事人补办批准登记手续的或当事人约定的条件成立的，合同是很可能有效的。合同法增加未生效合同，填补了以前三部合同法在这方面的空白。因此，未生效合同绝不等于无效合同。违法合同是指从合同的构成条件看虽然构成一个合同，但是合同目的、内容、标的或形成违反法律、法规的合同。无效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虽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但由于该合同违反法律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合同。

事实上，由于合同违法的严重程度不同，有的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有的是违反法律、法规倡导性规定，有的是违反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这样就出现违法合同不一定是无效合同。当合同违法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就没有法律效力，即成为无效合同；而当合同违法只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的非强制性规定，即违反倡导性规定或违反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时，合同仍然是有效的。这时合同叫“瑕疵”合同。所以，违法合同不一定是无效合同，而无效合同必定是违法合同。

当然，违反行政法规的任意性规定、倡导性规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虽然对合同效力没有影响，但并不表明违规方当事人可不承担相应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分清当事人应承担的违法责任与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

二、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关系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批准登记等手续不是合同成立的要件，也不是合同的有效要件，仅仅是合同的生效要件，“生效”是与“不生效”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与“无效”相对应的。因此，“不生效”不等于“无效”。笔者认为，合同的生效与不生效，都是以合同成立作为前提的，如果合同根本不成立，则根本谈不上生效的问题，更谈不上有效或无效的问题。

一些法律、行政法规之所以规定有些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登记手续才生效，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交易安全，所以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未经批准登记就不能生效。

合同成立是指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生效是指已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的约束力。合同成立不等于合同生效。二者区别于：构成的要件不同；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同；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

由此可见，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合同成立主要体现当事人的意志，是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合同生效则体现国家法律的价值判断，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属于法律问题。事实问题通过审判活动和民事证据规划来查明，而法律问题则应当通过适用法律来判断，只有在查明合同成立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确认合同效力的问题。

三、缔约过失责任导致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法律适用问题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有过错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先合同义务，导致合同不成立，或者合同虽然成立，但不符合法定的生效条件而被确认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所谓先合同义务，系缔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是指自缔约当事人因签订合同而相互接触磋商，至合同有效成立之前，双方当事人依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协助、通知、保护、保密、忠实等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又是介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的一种特殊民事责任，其导致合同无效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该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但最高不得超过合同实际履行时可以预期得到的利润。

尤其应注意的是，因一方缔约过失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时，受损失的一方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及其请求权在一定条件下可发生竞合，对此问题合同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受损害人适用对其更有利的请求权提讼，以利其及时获得充分赔偿和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后，如果在一审开庭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不得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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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中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危机社会秩序以及其统治的重大刑事问题，较为注重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而对于处理以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大多以家庭为主的家长制以及者民间的调解制度来运作，而这些都与中国古代的传统熟人社会和长期的法律文化发展有很大的渊源。

争议解决机制在本质上就是社会伦理、政治制度以及法律之间相互作用的后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以及权威的程序。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也就是一个宗法、宗族社会，而"宗法"是指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的内部关系，来维护家长的统治的行为规范，那么解决民间的纠纷机制也受着宗法制度的影响。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古代民事纠纷的解决，因为是以家族内部的争议当事人双方与解决争议的裁决者之间的宗法关系而是强烈的和稳定的，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是不分的，实行司法自制，民事纠纷主要是由民间解决，由那些家长、族长等实际掌握国家司法权的主体来解决民事纠纷。中国古代刑事案件为"狱"，民事案件为"讼"，而一般说来"狱"是需要以刑罚来追究责任的，民事案件则是由一些在社会上有权威的人为裁判。

（一）宗族裁判

由于一般宗族内，都有一系列的家规、族规等制约族内成员的行为规范，涉及到家庭、婚姻、继承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而当族内成员产生一系列涉及到上述各个方面问题的纠纷时候，由族长对这些问题进行裁判决断，由于中国宗法社会价值文化的影响，一般官府也是承认族规对家庭成员的约束作用和族长对家庭成员间纠纷的裁决的承认。如清代道光时期有诏曰："凡遇族姓大小事均听族长、绅士判断。族众中如有不法匪徒，许该姓族长、绅士捆送州县审办。"

（二）族外止争

针对家族之外、不同家族宗族之间的纠纷，通常都是由乡老和里正对其有权裁判的事项来进行裁判，从汉代开始就设立了调整乡里民事纠纷的啬夫；而唐朝设置了村正、里正来进行调解，元朝时的社长，明代的里长以及申明亭等，而乡约耆老作为一种传统民事争议解决机制，建构方式在实质上也与家族宗法关系是同一的，在一些朝代，这些调处也是进行如户婚、田土、斗殴等项诉讼的必经程序，如明代的'民间应有词讼，许耆老准受于申明亭内剖理。'这就要求要进行官诉讼就必须要先经过乡里的调解方可以进行。除了以上的乡里调解，族外止争还包括邻里之间的调解纠纷，这种调解通常都是由邻里之中德高望重的人来进行调解，约束力不强。

（三）官府裁判

官府裁判也就是指由封建社会的行政长官来作为决断民事纠纷的方式。同前两个分类，官府可以进行调解，这种诉讼内的调解是民事诉讼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在古代的中国也是被推崇的，这与中国熟人社会，调解解决纠纷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当然，官府也解决了部分的民事诉讼事项，但是总的来说，官府还是偏重于教化、调解来使纠纷双方当事人。纵观中国古代民事纠纷的解决，形成了以民事调解为主，民事调解与民事诉讼并存的纠纷解决机制，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民事审判程序规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和模糊性，也没有像刑事犯罪问题那样得到了各个朝代统治阶级的重视，这些现象是受到了很多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后果。

（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讲究天人合一与和谐的，从古至今，我们都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应当和谐相处，在纠纷的解决上就表现为追求"无讼"，而"无讼"也是法律价值的追求，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追求，同时统治者也都积极希望自己的统治下无讼，他们在法律条文中体现"无讼"制度思想，并且以其指导实践。在思想上，统治者同时也在宣扬告诫，如在初审结案的判词中写出，不许继续上告，否则就会给予处罚。

（二），因为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大国，决定了宗法宗族大国的社会特性，而在这种社会中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依靠礼与道德，法律处于次要的地位，尤其在关注平民之间的民事活动上，礼仪与道德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依靠礼仪治国是中国古代的基本治国原则，人的生活行为模式是从小到大就慢慢培养而成的，而对他们的行为起着塑造作用的是礼仪，依礼来治国注重内在的约束，以及自我控制。同时，调解解决也有利于减少诉讼成本，节约劳力投入农业生产这对古代的中国是很有意义的。

（三），中国古代政府对调解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支持。中国古代的调解机制从一开始的自发形成到后来的制度化，与官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从民事纠纷本身来看，依靠家族和社会的调解解决更加有利于缓和的解决，从而减少激起民愤引起社会秩序的不安的几率，因为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减轻了官府的民事诉讼的负担，使得官府可以放更多的精力在解决刑事案件和维持统治秩序上。

（四）中国传统重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以来，都是重视义而轻视利益，这使得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局限性显现出来，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使调整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规范的发展也很缓慢，人们对乡里调解等解决机制是依赖而忽视了民事诉讼的权利，导致制度性的缺失，调解后果的相对确定可预测性使得人性化的民事调解制度更加受到古代人们的青睐。

古代的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城市与村庄民事纠纷的解决呈现出一定的不同。相对发达的城市以及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较快，人们的商业交往频繁，民事纠纷形态复杂，宗族的慢慢缩小分化，很多问题基于民事调解机制解决不太可能，为了防止矛盾复杂化，不得不求助与政府来进行时诉讼。在当今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除了包括实体的民事法律在内，更加规定了民事纠纷解决方面的程序性法律，为人们解决民事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拥有司法审判权的主体上，我国设置了各级人们法院来行使裁判，解决民事纠纷。

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中国不仅仅吸收了外来的优秀法律经验，而且 对于我国法律历史中有益的原则和规则进行了吸收：

（一）注重民事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作用。在现今社会，尤其是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商业贸易的繁荣，经济关系的复杂，人们交往的频繁使得对应的民事纠纷也充斥着社会，这些纠纷大部分都是可以相对的以比较缓和的民事调解来解决，相对于民事诉讼，首先，它可以节约成本，使得民事纠纷这种比较小的矛盾以相应的代价来解决。其次，中国现今社会虽没有古代那种宗族社会也是个熟人社会，这与中国千年的历史传统价值观是分不开的，人们都希望可以用和谐的方式有"礼"的来解决纠纷。再次，调解解决民事纠纷有利于缓和人们之间的矛盾。最后，为了经济的发展，现今政府也是提倡调解的解决纠纷，体现了人权主义，从而使人们更加的自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可以抑制无意义诉讼的泛滥，节约司法成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思想解放后的人们，无论大小的纠纷都倾向于主张诉讼来解决，以取得诉讼结果的权威可执行性，从原本的忽视权利到积极的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一种很好的趋势，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一定程度的泛滥诉讼，也给了司法机关很大的压力。这个时候中国古代重视的"息讼"、"无讼"原则就有利于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让审判机关更多的关注于刑事犯罪的审判这种比较可能危及社会秩序的现象。

对于现代的中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选用上，我们除了借鉴西方，也不可忽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改造其，使其具备现代意义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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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纠纷 犯罪 “民转刑”案件

一、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

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社会法律纠纷。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本属于不同的法律领域，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价值观念的转换，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亦呈现异常严重的态势。一方面，民事纠纷数量大幅增加，纠纷主体寻求运用解决机制日益频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文化的冲突加剧，各类社会矛盾激化，部分社会主体的法律观念淡薄，加上当前社会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少数贫困群体的心理失衡，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民事诉讼及相关制度处理纠纷的理念和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问题，无法适应各类民事纠纷的处理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基层组织调解功能的弱化，也致使小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进一步恶化。

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辅之以必要的条件，就会激化，或者说爆发。许多刑事案件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而是由于民事纠纷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转化而成。近年来，由婚姻家庭、经济、邻里、劳工、琐事等民事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增多，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二、由民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特点及成因

（一）“民转刑”案件特点

1、犯罪主体中农民及农民工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民转刑”案件犯罪主体的统计表明，犯罪嫌疑人中农民及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0%1以上，据某些外省市检察机关的统计此比例甚至达到80%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统计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与其他地区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一致。

2、多为因经济纠纷、劳资纠纷、侵权赔偿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的统计，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在“民转刑”案件中比例最高，为40%左右。此类案件多数为犯罪嫌疑人为追索货款、欠债等问题引发犯罪。发生比率较高的为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如犯罪嫌疑人王某为某餐厅厨师，后因餐厅整顿被解雇，李某为索要工资多次与老板协商，并到相关劳动部门反映，未得到及时解决，后情急之下持餐厅菜刀将餐厅老板身体多处砍伤。因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刑事犯罪的比例也较高。例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2009年2月至3月接连受理三起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家庭中夫妻矛盾引发的，其中二起案件是由于夫妻间感情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对方有婚外情的发生，而产生矛盾，引起的家庭暴力案件，另一起是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由于财产分割问题产生矛盾，另双方积怨较深，一直未得到正确的化解，最终丈夫持刀将前妻砍为重伤。

3、“民转刑”案件中暴力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偏高，后果严重

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的犯罪类型相对集中，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较高，最突出的为故意伤害案件。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民转刑”案件类型进行统计，故意伤害案件占总数的60%。其他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绑架、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案件的比例也比其他类型案件相对要高。

（二）形成原因

1、犯罪个体原因

第一、犯罪个体普遍自身素质较低，在民事纠纷产生时易产生刑事犯罪的主观故意，导致刑事犯罪发生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对刑事犯罪案件的调研，发现此类型犯罪主体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的人员占90%以上。由于缺少科学文化教育，这些人更容易表现为心态脆弱，情绪浮躁，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不讲道德、不讲亲情，只讲个人利益，往往以极端的方式处理矛盾纠纷。这种内因还体现在法制观念淡薄，不能自觉地用法律和法规约束自己，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容易冲动，不能通过正确的途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多感情用事，采取简单粗暴的维权方式，导致矛盾激化，酿成刑事案件，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第二、犯罪个体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民事纠纷处理不当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首先，农村地区受到客观因素影响，人们的文化水平偏低，对于社会道德和生活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且家族亲属意识较强，容易因个人利益、家族矛盾，以及农村地区特有的土地以及水利关系产生民事纠纷，同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这类地区作用不很明显，民事纠纷不易得到正确解决而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

其次，城市中的闲散无业人群以及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底层人群容易引发“民转刑”案件。城市中经济发展较快，社会成员的地位及贫富分化更为明显。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社会地位上均属于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生活中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或者家庭关系出现不稳，并且容易受到社会救济方式的忽视。这类人群也由于自身经济基础及生活环境的影响，遇到家庭或者经济纠纷后多数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在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后更容易产生绝望、厌世、甚至是仇恨的心理，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产生。

再次，家庭内部环境不和谐，引发刑事案件的发生。家庭氛围对人的行为意识有着重大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之其他社会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因此联系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经济、情感、子女、生活琐事等一系列问题十分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单亲家庭及再婚家庭等相对特殊的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基础往往较为薄弱，因此在处理家庭矛盾时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等情况，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2、社会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原因

第一、社会救济不到位

目前社会基层组织的调解工作能力总体不高，及时发现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有限。中国现行体制下，村委会、居委会、治保会、司法所、派出所等都有调解民间纠纷的权利和职责，但是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协调作战的观念。“民转刑”案件的民事纠纷大多发生在邻里、亲属、同事等相互熟识的人员之间，导致基层调解组织缺乏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主动性，加上部分调解工作人员工作方法不当、工作责任心不强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习惯坐等纠纷上门，导致矛盾积怨加深。

第二、公力救济程序繁琐不易行使

诉讼是一种极具职业专门性的技术性活动，在认知方面不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对于那种“法律适用模式”的诉讼（即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最后作出判决），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在心理上与诉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妨碍了对诉讼的利用。与其他民事解决纠纷机制相比，民事诉讼的程序复杂、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让人望而却步。绝大多数“民转刑”案件的当事人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民事纠纷成本高、时间长、判决执行难以保证，因此不愿采取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和国家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不适应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解决要求，也难以满足当事人之间不伤和气与维持原有关系的要求。

三、预防“民转刑”案件发生的对策

（一）加大普法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

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民普法宣传活动，普法宣传形式要多样化，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方位进行，宣传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活动，如在农村地区以及针对农民工群体，根据其文化素质、对法律的理解能力等实际情况，普法活动应当浅显易懂，结合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针对无业人员以及社会生活的底层人员，在帮助其解决生活、工作等实际困难通的同时，向其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使公民能够正确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用理智战胜冲动。

（二）进一步加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化运用

拥有调解民间纠纷职责的基层组织包括公安机关、基层法庭、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这些组织在预防调处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多个部门也会形成权责不明、互相推诿的弊端，因此，建议将调解权限收归某一部门，该部门负责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具体实施调解工作，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并将职权职责加以详细规定，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达到责任与权力相对应，建立积极有效的调节防控机制。如某地成立矛盾调处中心，整合了镇司法所、派出所、各行业主管部门、涉农部门、各村调解会，社会团体以及镇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等方面的力量，由综治委聘请上述人员作为中心工作人员，对一些重大复杂的纠纷案件进行联系调处，形成综治部门牵头、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的大调解格局。

（三）发挥政法部门职能，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