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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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8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2-0299-02

伊金霍洛旗地形地貌基本呈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倾斜，海拔1 070～1 556 m。东部属晋陕黄土高原的北缘水蚀沟壑地貌，中部为坡梁起伏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是风沙地貌比较发育的毛乌素沙地。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风大少雨，寒冷温热，温差大，是温带干旱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地带，全旗年降雨量340～420 mm，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全旗年平均气温6.2 ℃，无霜期130～140 d。土壤总面积534 560 hm2，占总面积的95%，栗钙土占15%，粗骨土占10%，风沙土占61%。属温带半干旱草原，草原植被广泛发育，草类大部分由多年生的草群组成，而又以丛生禾本科为主，其次是油蒿和豆科杂草，灌木和半灌木占有较大比重，草群主要以毛乌素沙区的植被类型为主。

1草原畜牧业取得的成效

1.1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过去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因素，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通过禁牧、人工种草、生态项目实施等，伊金霍洛旗天然草原生态效益明显改善[1]。1999年禁牧前，天然草原植被覆盖率仅30%~40%，牧草生长高度约20 cm，梁地草原和沙地草原的产草量（干重）为30～60 kg。2012年禁牧后，天然草原植被迅速恢复，优良牧草生长旺盛。据测定，天然草原植被覆盖率已达到86%，牧草生长高度达到35 cm以上，梁地草原和沙地草原产草量（干重）分别提高到50～80 kg，产草量平均提高了30%左右，全旗生态环境逐步向良性循环方向转化。

1.2畜牧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借助国家生态项目实施，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使草原畜牧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加强。目前，全旗人工种草保有面积达7万hm2，主要种植品种有草木栖、沙大旺、紫花苜蓿等，年产干草平均在7 500 kg/hm2左右。积极推进模式化、规范化养殖，全旗建成养殖小区93处，其中绒山羊36处，肉羊42处，猪8处，肉牛4处，奶牛3处；标准化配种站128处，其中肉羊79处。现已形成稳定生产各种肉类7 500 t、绵羊毛600 t等优质畜产品生产能力。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8%。

1.3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变

伊金霍洛旗将舍饲畜牧业作为农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点和突破口来抓，促进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在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农牧结合有了深层次的突破，种养业内部结构更趋合理。羔羊育肥、肉牛养殖、饲草料加工调制等适用技术的应用，增产效果明显，母畜繁殖成活率、个体乳肉、生畜出栏率明显提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2]。

1.4农牧民保护草原的意识普遍提高

草原是畜牧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生态安全的根本保障，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3]。为了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等地区开始禁牧，生态效益明显。各地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禁牧及草畜平衡的重要意义，使广大农牧民充分认识到草原保护和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草原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草原“三化”程度严重，人工草地不足

目前，伊金霍洛旗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程度仍较严重。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测定，该旗可利用草原面积42.59万hm2，草原退化面积17.60万hm2，占草原面积的41.3%，其中轻度退化面积11.60万hm2，中度退化面积 4.70万hm2，重度退化面积1.30万hm2，未退化面积21.73万hm2。而人工种草面积仅为7.00万hm2，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6.4%。

2.2草业发展相对落后

当前，伊金霍洛旗草业生产明显滞后于畜牧业发展，特别是养殖园区快速发展、全年禁牧、全面实施舍饲圈养的大环境下，人工草地建设远赶不上当前畜牧业发展的需要。一是劳动力素质低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或创业，而留在农村从事农牧业的人员大都在50岁以上，他们对草原生态建设新技术接受能力差，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造成草地建设发展缓慢。二是生产与加工脱节，产业化程度低。牧草产业是一次性投资巨大的行业，仅靠一家一户或单个企业很难支撑。政府对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牧草收割、加工等机械作业关键环节的引导和投入相对较少，各地存在收割、加工能力不足、生产与加工脱节的问题。据调查，该旗养殖园区约50%饲草从外地调入，大大增加了养殖成本。在霍洛、札萨克、苏布尔嘎等镇，很多牧民饲养的家畜在200只以上，仅靠天然饲草和农作物秸秆远不能满足饲养需要，人工草地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农牧业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4]。

2.3草原建设专项投资不足

近年来，虽然政府不断加大草原建设与保护方面的投入，但仍与草原在畜牧业发展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的效益和价值不相适应。投入不足不但成为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天然草原保护与建设的主要瓶颈，而且成为退耕还草、农田种草为主的人工草地建设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5]。

3草原畜牧业发展对策

3.1加大牧草生产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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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核心能力不足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不断提高的生产顾客化程度，企业如果不能适时培植、提高其增长所需的核心能力，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虚拟企业作为一种能快速反应市场需求的企业动态联盟（马艳玲、侯郁达，2006），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被实务界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理论界也予以了高度关注，aidat等（200）从技术角度分析研究了虚拟企业网络工程框架及生产网络中盟员选择的优化问题。国内学者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解树江，2002；黄必清，2004；等）对虚拟企业及其实施战略展开研究。但综观国内外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大多成果是从技术视角或宏观经济视角研究虚拟企业。本文作者从2001年起着手从微观财务角度研究虚拟企业管理问题，对虚拟企业成本控制、管理、业绩评价、考核以及构建虚拟企业所引起的剩余生产能力的管理问题等进行了探讨。但是，上述研究成果尚未解决怎样合理选择组成虚拟企业的盟员企业。本文旨在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导向的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和组建的虚拟企业价值最大。

一、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界定

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必须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界定为前提，而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界定又必须建立在对虚拟企业概念特征充分了解与理解的基础上，因此，本文拟从剖析虚拟企业概念模型着手，对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作出界定。

（一） 基于供应链的虚拟企业概念模型

了解供应链管理是剖析虚拟企业概念的前提。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出自后勤学观点，该观点将供应链管理定义为从战略角度出发，管理原料、部件、半成品、成品从供应商经工厂而至用户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存储、订货及转换。分析此定义不难发现，它只考虑了对物流的管理，尚未考虑对资金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的管理。同时，供应链管理的实践也反映出了这种纯粹供应链管理的许多弊端：链内仍然存在竞争，链外也辐射竞争压力；盟员企业实际收益不大等。针对这样的客观情况，只有构建虚拟企业，才能避免盟员企业间不必要的相互竞争与倾轧，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核心能力。

所谓虚拟企业是指能带来实现经营目标所需核心能力（如技术、资本、市场等）的企业所构成的企业动态联盟（aidat, et al，200）。它有多种类型，本文以外包型虚拟企业为研究对象。在这种虚拟企业环境下，供应链管理已经从纯粹的物流及外部关系的管理转变为内外一体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价值流的集成管理，基于供应链的虚拟企业概念也就因此而产生。

和供应商的供应商（盟员企业）为上游，用户和用户的用户（盟员企业）为下游所集成的网络系统。模型上方反映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到达用户的物流变换及信息反馈；模型下方粗线所表示的是信息流、物流及资金流在供应链网络各盟员企业之间的传输与协调；模型中央椭圆所圈定的则是基于供应链的虚拟企业。可见，它是一种系统化、集成化、敏捷化的先进企业组织与管理模式（Persson，2002）。

（二） 虚拟企业理财目标

从虚拟企业概念模型的剖析可见，虚拟企业的理财目标不同于一般实体企业的理财目标，它不但包含了一般实体企业的理财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它应实现虚拟企业组建后整体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企业价值的提升。考虑到虚拟企业组建目标的层次性，本文认为虚拟企业的理财目标也至少分为三个层次：

1.虚拟企业整体获利能力最大化

虚拟企业整体获利能力最大化是虚拟企业理财的基本目标。虚拟企业整体获利能力概念上不同于单个实体企业的获利能力，数值上也不等于单个实体企业获利能力的简单相加。它是指虚拟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获利水平。由于虚拟企业组建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各盟员企业核心能力的集聚，所以这一整体的获利水平应高于各盟员企业原获利水平的总和，盟员企业的选择也就是要达到整体获利能力的最大化，否则，虚拟企业也就失去了组建的必要性。

2.虚拟企业整体核心能力最大化

虚拟企业整体核心能力是指虚拟企业在长期营运过程中能够持续保持比单个实体企业更有效地向消费者（或市场）提品或服务，并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特定技术、资本、市场等能力的集成与结合。虚拟企业整体核心能力最大化是组建虚拟企业的目的所在，也是虚拟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

3.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

由于虚拟企业独特的组织特性和运作模式，虚拟企业价值有别于一般实体企业的价值，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其内涵：（1）各盟员企业的核心能力是虚拟企业的价值驱动因素；（2）虚拟企业价值是以虚拟企业核心能力创造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整合价值；（3）虚拟企业价值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性。综上分析，可将虚拟企业价值界定为以企业核心能力所创造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整合价值。可见，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既包含了核心能力最大化目标，更涵盖了最基本的获利能力最大化目标，因此，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是虚拟企业理财的终极目标，也是前两层次目标的最终体现。

二、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导向的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

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是合理选择盟员企业的基础，而盟员企业的合理选择则是达到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关键。因此，本文拟以上述分析的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切入点，基于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构建盟员企业评价体系，并据此选择最优盟员企业组合。

以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构建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关键是虚拟企业价值的计算与确定，只有计算出不同盟员企业组合下的虚拟企业价值，才能比较不同组合下虚拟企业价值大小，从而确定最优组合。根据虚拟企业价值界定，计算、评价其以核心能力所创造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整合价值是构建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关键。要解决这一关键问题，首先是虚拟企业核心能力的识别，其次是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虚拟企业价值的计算,具体可分四步进行：

（一）虚拟企业核心能力识别

PP13.IF,9*2。26；%8%8，YS（”图2 虚拟企业核心能力及价值链分析图S）

在虚拟企业中，盟主企业是动态联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者，它最先发现市场机遇，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作伙伴――盟员企业。在虚拟企业的组建酝酿期，首先必须根据价值链思想识别盟主企业的核心能力，然后决定是否需要寻找盟员企业以及寻找具备何种核心能力的盟员企业。

虚拟企业组建后，其价值创造过程包括了研发、供应、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基本增值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组织建设、企业文化等辅增值活动，这些活动形成一个链状网络结构，即价值链（叶飞、孙东川，200）。本文将价值链思想及虚拟企业的核心能力综合于图2。

虚拟企业的组建遵照了典型的“木桶理论”，通过对价值链的分析，盟主企业可以明确自身最具优势的增值活动，将其从价值链上分离出来作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并集中资源对其加以培植与保护，此为木桶中的长板。但是盟主企业由于其资源及能力的有限性，也一定存在短板，短板则决定着其价值实现程度，因此，在组建虚拟企业时，须注重于借助外力使盟主企业的短板变长，即将价值链上盟主企业不具有明显优势的环节虚拟化，由具有核心能力的盟员企业来完成该环节的增值活动，从而整合成更具适应性、灵活性的价值链。

值得注意的是，盟员企业核心能力的识别存在双重性：在组成虚拟企业前，盟主企业作为竞争者或顾客评价可供选择的具有某种核心能力的合作伙伴时，是一种外部识别。但是，虚拟企业一旦组成，这又是一种自我识别。因为虚拟企业面临的竞争是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客户关心的不再是单个成员企业所能提供的核心能力，而是整条价值链的竞争力。盟员企业作为虚拟企业联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始终在为虚拟企业实现市场机遇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做贡献，所以盟主企业对盟员企业核心能力的识别是从虚拟企业组织内部出发的自我识别。

（二）虚拟企业核心能力评价系统的设计

虚拟企业组建后，如果其核心能力仅仅是各盟员企业核心能力的简单相加，那么虚拟企业的外部经济性就根本没有得以体现，这样也难以保证虚拟企业整体的成功、有效运行。因此，虚拟企业整体核心能力评价系统的设计至关重要，以便于从定量角度分析、比较虚拟企业组建前后核心能力的变化。

虚拟企业核心能力评价系统的设计，以图2中可识别的核心能力及辅增值活动为要素，通过要素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设计，构建完整的评价系统，如表1所示。

表1中，虚拟企业组建前加权分值可根据各盟员企业要素、指标的实际数值之和计算确定；虚拟企业组建后加权分值可根据虚拟企业整体要素、指标的预测数值计算确定。组建前后加权分值合计∑2与∑1的差即为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果小于零，虚拟企业就没有组建的必要；综合得分如果大于零，说明虚拟企业的组建和盟员企业的选择是有效的，但是，所选盟员企业的组合是否为最优，尚须通过价值计算排序确定。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要素、指标的设计和权重的设定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本文只是作方法上的探讨，在虚拟企业核心能力计算与评价实践中，可以根据所组建虚拟企业的性质及主要产品或服务的特性等具体实际情况对要素、指标及权重等进行适当的调整或修正。

（三）不同组合虚拟企业价值计算

按照本文对虚拟企业价值的界定，虚拟企业价值计算也就是以企业核心能力所创造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整合价值的计算。鉴于虚拟企业价值的特殊性，本文拟结合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汪平，2000）和超额收益法（徐海成、吴文往，2001）来计算、确定虚拟企业的整合价值。

超额收益法是最常用的确定无形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方法，由于核心能力具有无形性、持久性等特性，也属于无形资产之列，所以本文考虑采用超额收益法来估算虚拟企业各期超额净现金流量，并结合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来计算确定虚拟企业的整合价值。

1.超额净现金流量的确定。超额净现金流量可用以下公式确定：超额净现金流量=虚拟企业净现金流量-∑各成员企业净现金流量=(虚拟企业净收益+折旧)-∑(组建前盟主及盟员企业净收益+折旧)。本文认为虚拟企业资产即为盟主及盟员企业资产之和，因此虚拟企业组建前盟主及盟员企业的固定资产及折旧与组建后虚拟企业固定资产及折旧在数值上是相等的，在公式中两者刚好抵消；而组建后虚拟企业净收益即为组建后各实体企业净收益之和，所以超额净现金流量即为虚拟企业组建前后各实体企业净收益的差，也就是说，超额净现金流量=∑(组建后各实体企业净收益-组建前各实体企业净收益)=超额净收益。

2.折现率的估计。超额净现金流量确定之后，折现率的选取直接决定评价结果。在虚拟企业价值计算中，折现率的选取主要受虚拟企业资本成本、资本机会成本、投资者期望回报及虚拟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的风险影响，如市场风险、金融风险、政策风险、能力风险及虚拟企业内部协作风险等。一般来说，成本、期望及风险越大，折现率也就要求越高。

3.虚拟企业存续期限的确定。在虚拟企业价值计算中，除现金流量、折现率外，尚须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期限，也即为虚拟企业的存续期限。众所周知，虚拟企业是一个临时性动态企业联盟，核心能力一旦消失，联盟即告解体，从这一点看，虚拟企业的存续期限可用其契约期限来确定。

4.虚拟企业价值的计算。虚拟企业价值可用以下公式计算得到，式中： P为虚拟企业价值，Rt为第t期虚拟企业超额净现金流量，i为估计的折现率，n为虚拟企业存续期限。

.不同组合虚拟企业价值的确定。解决了虚拟企业价值的计算问题，对于不同组合虚拟企业价值的确定就易如反掌了。只要列示出所有可供选择的盟主及盟员企业的组合方案，就可采用上述方法计算出不同组合下虚拟企业的价值，由此决定盟员企业的取舍。

（四）盟员企业选择及最优盟员企业组合确定

评价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在计算确定了不同组合虚拟企业价值之后，盟员企业的选择就不再是件难事，只要按上述不同组合下虚拟企业价值大小进行排序，就可确定组合的优劣次序。但是，本文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在考虑终极目标的同时，还须确保核心能力最大化这一次级目标的实现，为此应结合表1核心能力计算评价系统，来最终确定最优的盟员企业组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虚拟企业组建中盟员企业的评价与选择不能仅以计算数值作为决策依据。虚拟企业的组建是项战略性工作，因此必须考虑虚拟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必须考虑竞争对手、行业壁垒等因素对虚拟企业价值链的影响，需以战略导向修正盟员企业的选择及最优盟员企业的组合。

三、结束语

目前，中国企业在组织构架、管理水平及核心能力等方面，与加入WO对中国企业所提出的要求相比，均还存在一定差距。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优化组织构架、提升管理水平、培植核心能力已成为中国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组建虚拟企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而盟员企业的评价与选择则是使所组建虚拟企业得以成功运作、有效运行的前提，也是实现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基本保证。对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导向的盟员企业评价体系构建的探索仅仅是本文作者所从事的虚拟企业管理研究的一部分，期望与学界同仁进一步共同研究、探讨，为从微观视角建立、完善虚拟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作点贡献。

”

参考文献：（3#6SS

马艳玲，侯郁达. 2006. 虚拟企业理论综述［］. 甘肃农业 (6).

解树江. 2002. 虚拟企业――理论分析、运行机制与发展战略［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23-133.

黄必清. 2004. 虚拟企业系统的理论与技术［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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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孙东川. 200.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虚拟企业组建与运作［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

汪平. 2000. 财务估价论――现金流量与企业价值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3-27.

徐海成，吴文往. 2001. 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形成与测算分析［］. 交通财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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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A System for Leaguer Enterprises Evaluation Based on Financing

Objective of Virtual Enterprises

W4”BQIU Yun

WB(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llege, 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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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盛唐时期的两通“马政颂碑”，记载了当时丝绸之路畜牧业发展的丰功伟绩，是研究唐代畜牧业的重要文献。从这两通石碑

>> 由《欢乐颂》想到的 由“怎样画马”谈起 由“北马”说开去 “由外及里，由内而外” 四川畜牧业由“一猪独大”转向“多元特色” 由《颜勤礼碑》解析学养和人品对书品的影响 由表及“理” 由“趣”及“志” 由彼及我 由《秋水》想到的 由小虫想到的 由南竹想到的 由化石想到的…… 由剩饭引发的…… 由车祸想到的 由变化想到的 由“过山车”想到的 由旧书想起的 由misnomer想到的 清代马政的缘起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0]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

Abstract： In early and high Tang Dynasty， two articles of Epigraph of Eulogy for Horse Administration recorded the gigantic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articles of epigraph， we can se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Tang， and can recognize the eclecticism and innovation i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culture of the Dynasty， and can also appreciate Tang people’ self-confidence of in management system in strictness and flexibility. They were jus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leaping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of the Tang. There was a good deal of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of the Tang’s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for the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fo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Epigraph of Eulogy for Horse Administration”； early and high Tang Dynasty；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culture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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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篇5

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包玉山教授于2003年8月出版了一部名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的专著，这是作者十几年潜心研究的精慎之作，也是畜牧业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因为：

第一，弥纶群言，匡正旧说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本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形态。在中亚和北亚等地区游牧文明先于农耕文明，而在西南亚则相反。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断言：“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在东方各国历史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抗衡、相互共生30多个世纪，构成其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内容。由于种种原因，游牧人的历史一般靠农耕人的记载而流传后世，而农耕人的记述往往厚己薄人，使后人对游牧文明产生诸多误解，甚至错觉。这种情况甚至连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著述都在所难免。近现代人中的游牧落后论、原始论、废除论、消失论等，或许与之有关吧。如果没有闪米特人、雅利安人、阿尔泰语系游牧人，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至少在前工业社会时期是不大可能的。作者在导论部分中，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指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和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可持续性，并提出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历史进步和发展的经济伦理标准的观点，做出了匡正旧说之贡献。

第二，精研一理，独抒己见

草畜矛盾是游牧畜牧业乃至草原畜牧业的基本矛盾。草原是能量的生产者、供给者，畜群是能量的消费者、需求者。供求矛盾分析，是历代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对游牧畜牧业的研究也不例外。其实，层出不穷的游牧民族内部纷争和他们所发动的接连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之因，均可以用这种草畜矛盾去说明和解释。以往的一些史学家，把游牧民族描述为武力、暴力的象征。这表明，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的一句至理名言：“暴力本身是个经济力量”之深刻涵义。游牧畜牧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争夺草场的战争、通商的要求，就会随之而来。本书第一部分即草原畜牧业的矛盾和特征部分，深刻地分析了游牧畜牧业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指出游牧民族的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注意保持人、草、畜三者之间的协调均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讲，游牧畜牧业有其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内核，“应天论”始终在游牧人思想观念中占统治地位。这可以从他们的宗教、习惯法、成文法中得到根据。“胜天论”者则视草原畜牧业为靠天养畜。如果我们把草原畜牧业的“靠天性”理解为顺应自然规律的一种行为的话，胜天论者之上述观点和批评就很难站得住脚了。本书精研一理之价值就在于此，独抒己见的分量也在于此。

篇6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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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1):117～140.

[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篇7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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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篇8

*县是一个农业大县，也是省上确定的畜牧业生产重点县。近年来，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稳定猪、鸡，增加*牛，发展奶牛”的工作思路，重点抓了以奶牛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实现了畜禽存栏量和肉类产量大幅增长。全县各类畜禽存栏量达61.8万头（只），其中*牛2.6万头，奶牛4.6万头，生猪12.5万头，羊4.1万只，笼养鸡38万只。肉类总产1.5万吨,蛋类总产0.21万吨，奶类总产5万吨。畜牧业产值达2.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1.67%。畜牧业呈现“区域养殖、规模经营、科学管理、规范饲养”的发展态势。

（一）、畜禽养殖呈现区域布局。

通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全县畜牧业养殖初步形成了四大产业带，即*兴路沿线的养猪带，*普路沿线的奶牛养殖带，*扶路沿线的养鸡带，北部地区肉牛、肉羊养殖带。

（二）、各类畜禽稳定增长。畜禽种类多，品种优良，特别是奶畜业发展势头强劲。我县奶年养殖起源于八十年代，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走出了一条由农民零散饲养到规模化集约化养殖的路子。近几年也有了跨越式发展，实现了速度与总量的突破，形成了产业化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目前，全县奶牛养殖已发展到12个乡镇178个专业村。奶牛存栏达4.6万头，其中产奶牛1.5万头，建成奶牛养殖小区（场）26个，建成机械化挤奶站42个，全县日产鲜奶180吨左右，年产鲜奶量达5万吨以上。成为银桥、光明、伊利等国内著名乳品加工企业的奶源基地，是闻名全省的“奶牛大县”和“奶源大县”。

（三）养殖基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同时在全县建立各类畜禽养殖基地254个，其中在*、*、*、*、*、*、*等乡镇，发展养猪专业村30个，存栏猪在20头以上的养殖户230户。在*、*、*、*、*、*、*、*等12个乡镇，发展奶牛养殖专业村178个。在*、*、*、*、*等乡镇发展存栏在20000只以上的专业村12个。在*、*、*、*、*、*等乡镇发展*牛专业村20个，肉羊专业村14个。

（四）、青贮饲料量逐年增加。我县饲草饲料资源丰富，建立优质牧草基地2万亩，年产优质畜草8万吨，农作物秸秆充足，年产农作物秸秆70万吨，青贮饲草30万吨，为大力发展畜牧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证和饲料基础。

（五）奶畜业产业化格局已经形成。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和我县奶畜业的大力发展，近几年，我县以奶畜为主的畜牧产业链已基本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延伸。20*年我县成功引进了西安银桥乳业集团*县分公司乳品加工项目，一期生产线日加工鲜奶80吨，为全县的奶畜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带动作用。目前，该企业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之中。由于龙头企业的拉动，不断拉长了奶畜产业链，仅3年时间，全县奶牛存栏迅速由2.8万头增加到了4.6万头，产奶牛由6000头增加到1.5万头，群众养殖观念也开始由“商品贩运型”转向“产奶增效型”，机械化挤奶站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猛增加，仅去年以来就由13个猛增到现在的42个，目前无公害管道奶占全县奶量的60%以上，初步形成了”公司+基地+小区+农户“的产业化格局。

二、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几年在畜牧业发展中通过市场引导、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典型带动、配套服务等措施，使全县畜牧业有了长足发展，为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目前我县畜牧业发展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大多数群众饲养畜禽方式落后，仍然是一家一户利用庄基、房前屋后进行养殖，管理水平低，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标准化生产的组织推行，整体效益难以提高。

二是畜禽存栏量虽大，但集约化程度低。据统计，目前全县共建成奶牛养殖小区（场）26个，且规模小，饲养量少。奶牛进小区饲养量仅为2000多头，占不到全县奶牛存栏量的10%。笼养鸡尽管为一家一户规模养殖，但缺乏集中布局。*牛、生猪、肉羊规模养殖量少，制约着我县畜牧业整体发展水平。

三是产业链还不完善，缺乏龙头企业。我县*牛、奶牛、生猪、鸡养殖历史悠久，发展潜力巨大，且畜禽种类较多，存栏量大。但是目前全县仅有银桥乳品加工一家龙头企业，而生猪、肉牛、肉羊、鸡等畜禽产品没有龙头企业的带动，加工还都是空白。畜禽产品的收购、深加工还需进一步加强，实现多层次增值。

四是畜禽疫病防治体系不健全，防疫力量薄弱。目前，我县县乡两级畜牧兽医防疫体制不够健全，缺员断层比较严重，业务人员严重缺乏，工作力量薄弱。乡镇站大多数人员无工资，无人干事，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导致防疫工作难度大，问题多。个别乡、村领导不重视、不配合。这与目前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严峻形势和要求很不适应。给我县畜牧业健康发展埋下不安全隐患。

三、采取的主要措施

要把畜牧产业做大做强，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要制定优惠政策，加大对畜牧产业扶持力度。畜牧业已成为我县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主导产业。为了确保这一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继续支持畜牧产业。从信贷、土地、物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并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科学养畜的思想和疫病防治的自觉性。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也要紧密配合，协同工作，支持和保护畜牧业，为其提供全方位服务，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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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3-0227-01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畜牧业、农业、工业以及手工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柱，并且畜牧养殖业已经成为人们致富的主要手段。通过畜牧养殖的不断发展，促使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目前，随着人类的生活需求不断增加，导致畜牧养殖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伴随着畜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畜牧养殖业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制约以及影响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研究畜牧养殖过程中出现一些的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对应的预防措施，从而促使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一、畜牧养殖过程中的动物疾病

1. 动物疾病的概念

动物疾病主要是指养殖动物的机体，并且动物由于受到外部以及内部环境等的不利因素影响而使得动物的机体受到损伤，最终导致动物的局部器官、系统或者全身的形态发生变化甚至动物的功能会发生变化，从而造成了动物的死亡。

2. 动物疾病的常见类型

2.1 普通疾病

普通疾病是一种在动物疾病中发病率较高的一种疾病，主要包括内科疾病、外科疾病以及产科疾病。内科疾病所表现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消化呼吸、神经、泌尿、心血管以及内分泌等疾病问题；外科疾病主要是指在养殖过程中会出现外伤或者四肢病等；然而产科病是比较复杂的，一般可以分为发生时期、怀孕时期、分娩时期以及产后期的疾病，比如：流产、难产以及胎衣不下等以及疾病等。

2.2 传染病

动物传染病主要是指病原微生物是主要的源头，并且该疾病具有一定的潜伏期以及临床症状，与此同时该疾病具有传染性以及流行性的特点。传染病的病原起源于病毒、细菌以及真菌等微生物。从大多数情况来说，动物传染病一般分为潜伏期、前驱期以及发病期这三个阶段。每一种传染病的病原是微生物，并且通过直接或者间接而在动物之间进行传播。动物被传染之后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以及病理变化是比较特殊的，并且这是一种比较难预防的疾病。

2.3 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主要起源于寄生虫对动物宿主的袭击，并且寄生虫主要分为节肢动物、原虫以及蠕虫这三部分。节肢动物一般是外寄生虫，然而原虫以及蠕虫这两类大多数是内寄生虫。大多数的寄生虫的发育期比较长，并且具有固定的终寄生宿主，并且直接的将病毒传播出去。

3. 动物疾病的原因

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动物疾病的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在饲养的过程中，动物生长所处的环节以及饲养人员的照顾起着重要的作用。

3.1 动物生长的环境因素

生长环境的优劣影响着动物的健康。如果在动物的生长环境下，存在一些对动物机体不利的因素，此时的动物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无法顺利进行，以致于动物机体不能够进行生理调节，导致动物机体内部的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引发了动物疾病。

3.2 动物疾病发生的人为因素

在饲养动物过程中，造成动物疾病发生的人为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在使用药物由于不合理，从而会损伤动物机体。由于一些养殖场管理者不懂药理知识以及缺乏一定的技术，从而在对动物进行施药的时候，不仅会降低药性，而且会使得毒性增加，以至于动物疾病的发生。第二，缺乏完善的设备以及养殖场的相关建筑。大部分的养殖户没有考察养殖场的建筑，并且在养殖场建设中缺乏较为完善的排污系统以及通风系统，从而造成了动物疾病。第三，养殖场的管理问题。比如：有关养殖场的消毒或者处理病死动物的手段。

二、畜牧养殖中对于动物疾病的防控措施

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动物疾病给畜牧养殖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不断加强畜牧养殖过程中动物疾病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在加强对动物疾病控制的过程中，要做好动物饲养的日常工作，并且要不断加强安全检疫工作，从而能够为动物生长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1. 不断加强对动物饲养以及管理

在动物疾病控制过程中，动物饲料的管理工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进行饲养管理过程中，要严格检查饲料，并且要做好相关的消毒工作，确保人和动物的健康以及安全。在清洁养殖场的时候，要将粪便处理好，并且要做好相关的安置工作，从而使得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最终能够保证环境的干净。在管理饲料的时候，要确定科学的饲料配比，并且要根据动物的需要来进行配比饲料的工作，促使动物对抗疾病的能力得到提高，最终促使动物的健康成长。

2. 不断加强安全检疫工作

在动物疾病控制以及管理工作中，安全检疫工作是一个重点内容，对于一些刚刚引进的动物要进行隔离观察，确保这些动物是安全才可以进行混养。在养殖场内要不断减少无关人员进入到养殖场中，然而对于那些外来的车辆以及物品要做好消毒以及检疫工作，确保动物群体的健康成长。

3. 保证养殖环境的健康

养殖环境的健康对动物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管理养殖环境的时候，要确保养殖场的空气具有流通性。由于一些疾病是通过空气传播，因此要确保养殖环境的痛风性能良好。在选择养殖场的时候，要选择通风性较好以及排水方便的地区，确保动物的健康成长。

4. 不断加强疫情处理工作

在发生疫情之后，要做好处理以及善后工作。养殖户要妥善做好相关的善后工作，防止疫情扩大，从而减少经济损失。

结束语

在畜牧养殖场发展过程中，养殖户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好管理养殖场的工作，并且要不断加强动物的饲养工作，确保养殖场拥有一个干净的环境，从而保证动物能够健康成长起来。

参考文献

[1]. 高天宇，贲百灵，高睿.动物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内容[J].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05（11）

篇10

中图分类号: 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0892 (2007) 05- 092- 05

收稿日期: 2007- 01- 24

作者简介: 段辉娜,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WTO 规则及涉外经济; 王巾英,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一、引言

在2005 年的哈洽会期间, 欧盟一个畜产品进出口贸易商到我国黑龙江正大企业, 欲采购金额达上亿元的活体肉鸡, 但是在欧盟厂商代表参观完正大企业后,宣布交易取消, 原因是正大企业“不够宽敞的鸡舍”。这一事件凸现出了一项新的贸易壁垒――动物福利壁垒。所谓动物福利壁垒就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 一国以保护动物, 或者以维护动物福利为由, 制定一系列动物保护或者维护动物福利的措施, 以限制甚至拒绝外国货物进口, 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动物福利发起于西方发达国家, 名为善待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和生态平衡, 实则进行贸易保护。我国目前对动物福利壁垒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李诚志博士指出, 动物福利的概念起源西方, 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背景, 东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使中国人在现阶段接受动物福利的概念肯定有障碍; 翁鸣亦提出了动物福利壁垒的国家差距可能会成为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新壁垒[1]; 赵书华等对于动物福利的国内外立法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比; 纪月清等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动物福利转变为贸易壁垒的条件; 周正祥分析了动物福利壁垒形成原因, 并提出了初步对策。但关于动物福利壁垒对我国畜牧业的影响及对策的分析尚很缺乏。

本文通过分析动物福利壁垒的发展, 透析动物福利壁垒对我国畜牧业对外发展的影响, 并对此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应对模式。

二、动物福利壁垒的发展

1976 年, 美国人休斯提出了动物福利的概念, 认为饲养在农场中的动物, 要使其与其环境保持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目前, 国际上通认的动物福利基本原则为: 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心理福利和行为福利, 具体如表1 所示:

目前, 一些发达国家在动物福利方面已制定相关规定。美国于2002 年启动了“人道养殖认证”标签,该标签的作用是向消费者保证, 提供这些肉、禽、蛋、奶类产品的机构在对待家禽方面符合文雅、公正、人道的标准。

欧盟也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如2003 年1 月, 欧盟理事会提出欧盟成员在进口动物产品之前应将福利考虑在内; 从2004 年开始, 市场上出售的鸡蛋必须在标签上标明是“自由放养的母鸡所生”还是“笼养的母鸡所生”。[2]

这些均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动物福利壁垒日益盛行。

1. 动物福利壁垒已具有合法性

首先SPS 协议确立了WTO 成员运用必要措施保护人类、动物、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的权利。而且在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督促和推动下, 2003 年2 月, WTO 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第一稿及其修改稿, 已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 并将有关动物福利内容正式列入WTO新一轮农业谈判,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动物福利在贸易中地位的认可。世贸组织又规定允许成员方采用“为保障人民、动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措施”。到目前, 世界上已有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动物福利法规, 这些都成为动物福利壁垒合法并日益盛行的客观基础。截至2004 年, 世界动物健康组织(OIE)成立两年就已经有167 个成员国。

2. 传统技术壁垒的逐渐失效催生动物福利壁垒

在GATT 和WTO 的不断努力下, 随着一系列规则的确立, 关税作为一种贸易壁垒的作用已逐渐减弱,非关税壁垒蜂拥而起, 在此冲击下我国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提高产品质量, 建立相关法规制度, 积极应对,致使非关税壁垒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而且在香港举行的WTO 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胜利闭幕, 亦标志着非关税壁垒将受到进一步规范, 成员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 出口补贴和国内技术支持将进一步削减, 贸易保护程度总体上将有较大的下降。这些因素刺激一些发达国家寻找新的贸易壁垒, 达到保护本国利益和市场的目的, 于是动物福利壁垒应运而生。[3]

3. 生态健康的要求奠定了动物福利的重要地位

随着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类的安全健康意识加强, 更关心产品对身体健康和安全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人类也越来越关心赖以生存的地球和生态的平衡, 因而要求国际贸易中的产品本身及其生产加工过程都不要以破坏环境及生态平衡为代价。疯牛病、口蹄疫以及2003 年的SARS、2004 年的禽流感等事件更加使人类认识到生态、环境、健康之间的关系。不规范的养殖、运输、屠宰均会影响畜产品的质量, 进而影响人体健康, 这致使动物福利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4. 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推动动物福利壁垒

在全球经济发展迟缓的环境下, 我国持续多年保持贸易顺差, 且大多年份顺差额呈增长趋势, 这使欧盟、美国等很多国家发起了“中国”。中国成为WTO 成员后, 各国对于中国产品的恐惧更是有增无减。曼德尔森于2006 年7 月7 日发表的《中欧贸易与投资: 挑战、机会与选择》演讲中提出一个“ 中国墙”概念, 标志着欧盟将会制定强硬的对华贸易战略。其他各国也在积极创造各种壁垒对我国产品进行“ 封杀”。在动物福利方面, 我国几乎处于空白, 未建立相关法规、标准体系等, 这给一些发达国家可乘之机,预示着动物福利壁垒将成为我国畜牧业发展对外贸易的又一大主要障碍。[4]

三、动物福利壁垒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对外贸易的影响

1. 市场准入门槛提高

动物福利壁垒的市场准入主要是指发达国家通过动物福利立法或制定苛刻的动物福利标准, 限制发展中国家动物源性产品的进口, 进而达到遏制发展中国家动物源性产品对本国出口的目的。表面上, 是保护环境和人类身体健康, 关爱动物; 实质上, 是阻碍外国动物源性产品输入, 保护本国市场。

2005 年2 月, 瑞士等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表相关文章, 就河北肃宁县皮毛动物养殖和加工业进行了不

实报道。其中, 轻视毛皮动物养殖和活剥动物皮毛的报道被国外多家媒体和国内部分媒体大量转载, 这使我国毛皮出口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淑华称, 中国养殖业在发展过程中, 一直努力学习欧美国家先进的养殖技术、环境和设施, 屠杀均采用电击和注射等国际通用做法, 养殖场的管理、技术都是采用欧美的养殖标准。“文章对河北肃宁县及中国养殖业情况的报道以偏概全, 诋毁了河北肃宁及中国毛皮行业的声誉, 这样的报道和评价严重影响了中国毛皮的出口和毛皮行业的健康发展。”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具有较完备、先进的生产经营技术、检疫检测体系, 并且其标准不分国别一视同仁, 这对处于经济和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无疑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我国由于发展水平所限, 在畜产品的养殖、屠宰、运输、加工等技术上处于落后水平, 不规范的养殖、不安全的加工成为发达国家把我国畜产品拒之门外的合理理由。动物福利壁垒起到了关税配额的作用, 使贸易条件恶化。

2. 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畜牧业在我国属劳动密集型行业, 产品出口价格较低。以猪肉为例, 我国猪肉出口价格总体上低于日本和美国, 并且大体呈逐年递减趋势, 只2004 年因为疯牛病和禽流感的影响, 猪肉价格略高于上年( 如图1, 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 。低成本、低价格正是我国畜牧业的相对优势所在, 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可以从畜牧业的对外贸易中获利。

但动物福利壁垒的出现, 会逐渐削弱我国畜牧业的对外贸易优势。动物福利壁垒以SPS 协议和TBT 协议为基石, 这两项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较高的国际标准。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 畜牧业还未实现规模经济, 成本优势主要表现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原材料上, 尚未考虑到动物福利问题, 若按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标准, 我国现有畜产品生产及加工方式都需进行彻底的改变, 这必然会导致我国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 降低市场竞争力, 使我国畜牧业的对外贸易逐渐恶化。

表2 揭示了我国加入WTO 以来畜产品的国际贸易状况, 自2000 年以来我国畜产品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且畜产品出口在农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大体呈下降趋势。动物福利壁垒提高了我国畜产品的进入国际市场的准入门槛, 大大降低了出口量, 是造成我国畜产品出口贸易恶化的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 根据2002 年- 2006 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经济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3. 贸易争端增加

我国在经济水平、生产方式、消费结构和传统习俗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有较大差距, 我国不规范的屠宰方式、不安全的饲料成分是发达国家抵制的。瑞典某电视台播放了我国东北地区虐待动物、活剥狗皮的画面, 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感与抵制, 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甚至要求政府抵制从中国进口相关产品。此外,动物福利具有复杂的特性, 各国规则各有侧重、不尽相同, 在我国出口畜产品时极易引起贸易争端。

贸易争端增加了交易成本。争端期间贸易不能正常进行, 造成贸易停顿甚至取消, 使出口商面临现金流不能按期回收, 甚至现金流损失的风险。贸易争端的处理耗费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些均增加了交易成本, 使出口商为获得国际贸易利润所支付的代价增大, 导致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降低, 出口能力下降。

如图2 所示, D 为国际市场需求曲线, 交易成本使出口商供给曲线由S 移到S’, 均衡点由A 点移动至A’点, 出口商剩余由三角形EDA 所代表的面积减至三角形ECA’所代表的面积, 出口商剩余减少了图形A’CDA 所代表的面积, 出口量从OL 减少到OL’, 减少了LL'。

此外, 动物福利壁垒也暴露了我国动物福利状况的弱点, 制约着我国畜牧业的外向型发展。

首先, 在意识上, 我国尚未意识到动物福利的重要性。美国的民间组织“善待动物协会”发起抵制肯德基和麦当劳的运动, 因为他们为了节约成本, 没有建立足够的鸡舍, 使鸡拥挤在狭小的空间, 这一运动以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妥协而结束, 而在我国狭小鸡舍状况比比皆是, 从未考虑过动物也要享受五项福利。在技术上, 我国在养殖、运输、屠宰等相应环节上仍然落后。例如利用电击屠宰生猪, 电击量应该把猪击晕而不是电死, 然后再给它“温柔一刀”, 使其痛苦降至最低, 同时其它待宰活猪不能目击这一幕, 否则会因为恐惧而使肉质恶化。在我国, 屠宰场一般把猪四肢捆住, 在猪的哀嚎中给其放血; 也有用电击的, 但由于技术原因电击量不是过大就是过小, 使猪遭受更大的痛苦, 而其同伴则满怀恐惧地目睹这一幕[5]。2006 年欧盟销毁了一大批从我国进口的肉食品, 因为我国的肉用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过程中没有按照动物福利的标准执行。

其次, 从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畜牧业应走外向型发展之路。自改革至今二十多年, 我国畜牧业连续年平均增长9.9%, 产值增长近5 倍。但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自20 世纪80 年代变化就不大,基本保持在人均年消费20 千克的水平上, 这表明国内对于畜产品的需求基本饱和。[6]日益增长的畜产品急需拓展国外市场, 走外向型发展之路。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经验的积累, 我国畜牧业对外贸易状况在逐渐改善, 但动物福利壁垒的出现成为一个难度更大的难题, 严重阻碍了我国畜牧业外向型发展的步伐。

四、我国的应对措施

动物福利壁垒即将成为我国畜牧业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障碍, 对此我国要建立“四位一体”的应对模式,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调动企业的自我完善能力、消费者的理性消费能力,紧密结合“四位”的力量, 共同应对动物福利壁垒。

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 1) 发挥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作用, 严厉抵制滥用动物福利壁垒

按照WTO 规则, 遵循动物福利条款是必须的, 但一些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以动物福利为借口, 制定苛刻的技术标准, 阻碍发展中国家畜牧业的对外贸易, 这严重违背了WTO的宗旨。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在世贸组织中的话语权,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利用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减少单边歧视性制裁, 依照SPS 协议和TBT 协议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 要求发达国家考虑我国在实施动物福利方面存在的困难, 严厉抵制某些发达国家滥用动物福利壁垒, 为我国畜牧业的对外贸易争取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

( 2) 充分利用农业支持政策

WTO 规则允许各成员国实施“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在规定范围内对农业进行支持。2003 年2 月WTO 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第一稿及其修正案中已将“ 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绿箱政策”共有12 项, 我国现已使用的只有6 项, 尚有很大空间可以利用。我国可设计合理的财政补贴措施, 由政府给予畜牧企业补贴,以弥补其为提高动物福利所耗费的成本。政府可以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或资金, 以调动畜牧企业改善动物福利状况的积极性。

( 3) 加快动物福利立法

从立法角度确立动物福利的法律地位, 对经济动物的文明饲养, 给它们以适当的生存条件, 无论对提高畜牧业的科技水平和产品质量, 发展对外贸易, 还是对提高人类文明的水平, 都是十分必要的。世界上第一部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法律出台于1822 年, 由爱尔兰政治家马丁说服英国议院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家畜的“马丁法案”。目前, 西方关于动物福利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都很完善, WTO 规则中也有明确的动物福利条款, 这为动物福利提供了法律保障。而我国现行的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为数不多, 没有一部专门、完整的动物保护的总括性法律。2006 年5 月初, 北京市法制办拟为“动物福利”立法, 最终因有关专家“给‘动物福利’立法过早”的反对意见而不了了之, 这形成了动物福利无法可依的局面。企业在畜产品生产环节缺乏约束机制, 造成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质量要求。不过在2006 年颁布实施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中, 新增加了“动物福利”的章节, 尽管内容只有短短不到200 字, 但这是我国首次将“动物福利”的概念正式列入法律, 标志着我国动物福利意识逐渐增强。

( 4) 建立健全质量认证和检疫检测体系

我国加入WTO 后, 实施标准化管理势在必行。目前, 在畜牧产品方面我国的相关质量认证和检测体系尚不完善, 与国际标准有很大距离。我国应积极建立信息收集系统, 了解国际动物福利通行标准和各国或地区的特殊要求, 然后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畜牧产品质量认证与检测体系, 与国际标准体系接轨。在质量认证和检测体系的建立完善过程中, 除强调终端产品的认证与检测外, 更要注重产品生产过程的合格性。

2.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

畜牧企业应建立健全行业协会, 增强行业自律,监督行业内动物福利标准执行情况。并且当行业内企业遭遇动物福利壁垒时, 行业协会便于集中行业力量,代表出口企业向有关部门反映、申辩, 并对外应诉。各国动物福利立法及检疫检测标准不同, 信息繁多, 单一企业要搜集各贸易对象国的相关规定和标准,就必须投入巨大的成本。行业协会可以设立专人收集信息, 充分应用信息技术迅速、全面地掌握各贸易对象国的动物福利壁垒动态, 并通过信息技术便捷地与相关专家交流, 及时、准确地向各企业提供国外动物福利标准、发展动向及有关的分析研究结果; 同时行业协会应有效地收集、分析本国出口产品的信息, 包括价格、质量、市场份额等信息, 预测可能受到壁垒限制的概率, 使畜牧企业及时规避风险。

3. 提升企业竞争力

( 1) 畜牧企业加大投入,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企业应增大投入, 尽可能参照有关动物福利标准来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 使动物在养殖、运输、屠宰等过程中均能享受到较高的福利水平。[7]

同时要积极引进新技术, 提高畜产品的技术含量。目前HACCP 被发达国家广泛应用, 这是一种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 由美国最早开发。HACCP 一般应用于生产环节, 通过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一环节的控制, 来保证合格产品的生产。企业根据各自生产和加工的具体情况, 确定影响产品安全的关键环节控制点, 并在每个关键环节设定严格的限制, 加强监督,确保达到关键的控制。如屠宰企业可以选取致晕、放血、噪音、悬挂、电刺5 个环节作为关键控制点, 来检测、监控屠宰过程, 有助于畜产品质量和动物福利水平的提高。

( 2) 积极开拓新的市场我国畜产品的出口过于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增加了贸易风险。2006 年一季度我国畜产品的主要出口到货地有: 日本、香港、俄罗斯、美国、印度、德国、波兰、韩国、新加坡、意大利和澳门, 出口总额为5.39 亿美元, 占畜产品出口总额的85.73%。[6]与上年同期比, 对日本、美国、德国、韩国、新加坡和澳门的出口下降, 其中美国、德国、韩国和新加坡的出口降幅较大, 均超过20%, [6]给我国带来很大损失。我国企业应该积极拓展新市场, 分散风险。不同的国家对动物福利的标准不同, 企业在完善自我的同时, 要注意出口市场多元化, 避免产品在某一国受阻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的局面。企业亦可在产品出口前, 研究不同国家的福利标准, 根据本企业产品的质量, 选择适当的市场, 规避风险。

4. 增强消费者理性消费观念

在国内需求环节, 一方面应宣传相关动物福利法律, 提高我国公民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的意识; 另一方面积极宣传科学知识, 积极倡导理性消费。有研究表明, 在肮脏和密集的环境里, 猪、鸡、鸭等动物自身免疫能力会大大降低, 很易生病, 进而引起动物疫病。而动物如果处于突然的恐怖和痛苦状态时, 肾上腺激素会大量分泌, 影响肉的质量, 并且这些激素有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要使消费者明了享受不到福利的畜产品会降低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这样便于从需求角度规范畜牧业的发展。

动物福利壁垒对我国畜牧业的影响愈来愈大。我国应积极调动各方因素, 并将其有机结合, 应对这一新贸易壁垒, 提高我国畜牧业的对外贸易能力。

参考文献:

[1]翁鸣. 不可低估的道德壁垒――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动物福利问题[J]. 国际贸易, 2003, ( 6) , 28- 29。

[2]刘双芹. 我国禽畜产品出口面临的新问题――道德壁垒[J].国际经贸探索, 2005, ( 5) : 57- 61.

[3]蓝海涛. 国际农业贸易制度解读政策应用[M].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2: 8.

[4]吴强. WTO 框架下农产品贸易争端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8.

[5]Lund, Vonne; Olsson, I. Animal Agriculture: Symbiosis,Culture, or Ethical Conflict? [J] .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Environmental Ethics 19, no. 1 (2006): 47- 56.

篇11

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比今天温湿，整个黄土高原是原始农业的“一统天下”，后来气候变得干冷，黄土高原的南部问题不大，先民照样种地，但黄土高原的北部，环境逐渐恶劣，庄稼生长得越来越差，家猪要吃人的剩饭，而人已经没有剩饭了，所以猪也不易喂养了。这里的先民，在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另一种维持生活的方式――多养到野外食草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与人争食，人还可以从其全身索取生活资料。于是，人们一手握锄，一手执鞭，开创了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由于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在黄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用现在的话说，是两类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南部地区，水土条件好，农业持续发展，人口与时俱增，城郭壮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区，人们要艰苦得多。他们“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各分散居蹊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处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进化当然缓慢得多。于是，南北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别日益增大。后来，南部的人叫作华夏，而北部的人称为戎狄，相互反目，关系紧张了很久。

在华夏人撰写的史书中，戎狄主要是“反面角色”，除了侵犯抢掠、祸乱华夏，便没有什么正面的历史贡献。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公平的。

戎狄起源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北方畜牧业产生的过程，反映了人类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在“适应”中也伴随着创造，畜牧业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司马迁称赞北方许多地方是“畜牧为天下饶”，这里面就包含了对戎狄历史贡献的肯定。

古代汉族文人看不起戎狄的人，却盛赞戎狄的马。有名的“if”，就是指戎狄的骏马。《左传》记载：“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有“屈产之乘”，乘就是驷马。汉族文人忘了，马是人喂出来的，没有戎狄的养马技术，哪里来的北方良马。

篇12

其次，就中国本土农业而言，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是各自独立起源的，并无先后继承的关系。即黄河流域是旱作农业区，主要栽培粟、黍、稷、麻、豆等旱地谷物。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区，主要栽培水稻。“二者在农业发展上是并行的两个系统，而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11]这是由各自的自然条件造成的，也为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因而国内外学者大都持赞同观点。

不过，中国的学者更注意着力探讨的是稻作起源地的问题。

关于稻作的起源地，国际学术界素有争议。在20世纪上半叶，国外有些学者认为稻作起源于印度，然后渐次传到中国、日本和南洋诸岛。这是因为当时考古出土的稻谷标本以印

度的较早。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各地出土的稻谷标本的年代越来越早，远远超过印度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于是，更多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学者)主张应该在中国本土寻找稻作起源地。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种观点。

(1)起源于华南

最早提出这一假说的是已故中国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早在1949年他就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南海即今之华南有关”[12]。1957年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再次论证“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生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13]。有不少学者赞同这一观点。如童恩正先生在《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断定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省杭州湾一带，但更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14]李润权先生在《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一文中更明确提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其主要理由是：(1)分布在中国的普通野生稻是多年生野生稻，是公认的栽培稻祖先。它在中国分布的海拔高度约为30米至600米，东起台湾的桃园(121°15’E)，西至云南的景洪镇(100°47’E)，南起海南岛崖县的羊栏(18°15’N)，北达江西的东乡(28°14’N)。这一范围才有可能是稻作栽培的起源地。(2)在这一范围内只有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发现了较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其碳十四测定年代都早到公元前8000年以上，远远早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这些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都有多水的低洼地或沼泽，适于水稻种植。(3)这些遗址当时虽未发现水稻遗存，但已出土许多石斧、石锛、蚌刀、石磨盘、石杵等可视为从事农业的工具，表明人们已能利用谷类作物，这些谷类作物应该就是水稻[l5]。裴安平先生在稍后发表的文章中也持相似的观点。他着重从古气候学角度来研究华南地区的稻作起源问题，认为距今25000至11000年是中国近10万年来气候最干冷的时期，为大理冰期峰期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比现代要低8°C左右，属于暖温带气候。而现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亚热带气候，当时则收缩到北纬24°以南地区，亦即广西中部以南。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先前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准备过程，那么，这时期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区域应当首推华南。至于长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气温较低而危及到普通野生稻的存在。“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16]多年以后，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甚为盛行之际，裴安平先生在1997年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重申了这一观点[l7]。裴先生正是“长江中游说”的主要考古学证据彭头山遗址的主持发掘者，他却不主张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而是力主起源于华南说，这种探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甚为难得。

(2)起源于云贵高原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特别是农学界)主张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如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认为水稻的原产地是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椭圆形地区[l8]。菲律宾学者张德慈也认为

“可能系自尼泊尔-阿萨姆-云南地区经由云南引入黄河流域，且自越南经由海路引入长江下游盆地”[l9]。中国的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境线内，多主张起源于云南或云贵高原。如农学家柳子明认为：“根据云南、西江流域、长江流域、海南岛、台湾省等广泛地区都分布有野生稻的事实和文献记录，可能说明起源于云贵高原的稻种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农学家游修龄，考古学家汪宁生、李昆声诸位先生。他们认为水稻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云南的植物种类多达一万五千种，约占全国的一半，有“植物王国”之称。云南的稻种现有三千多个品种。稻谷种植的垂直分布从海拔40米直到2600米。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的特点，云南现代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云南的现代普通野生稻，因而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20]。

(3)起源于长江下游

主张此说的有农史学家闵宗殿先生。他在1979年就根据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认为中国的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以江苏、浙江为中心而向外传播”[21]。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22]。他将1980年以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按年代早晚和分布地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勾画出中国栽培稻发展的一个大概轮廓：“它们很像是从一个中心出发，像波浪一样地逐渐向周围扩展开来。由于河姆渡第四层的年代最早，稻谷又最丰富，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看待的。接着的第一个波浪到达长江三角洲的近海—侧，即马家浜文化期所代表的范围，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3700年之间。第二个波浪沿长江向西发展，直达两湖盆地，就是阴阳营期和大溪文化分布的范围，年代约在公元前3800年至公元前2900年左右。第三个波浪是在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100年左右发生的，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两湖盆地的屈家岭文化、北江流域的石峡文化，以及分布于黄淮平原、江汉平原和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属于龙山文化时代诸文化的范围之内，都已有了水稻的种植。”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考古学家杨式挺先生，他在《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23]一文中，批驳了起源于云贵高原说和起源于华南说之后指出：“从长江流域古今野生稻的存在、栽培水稻生活的自然条件、考古发现的稻谷遗迹，以及我国古籍的有关记载，完全可以认定，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我国栽培稻的一个起源区。”

(4)起源于长江中游

当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在当时是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之后，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假说就盛行一时。主张这一假说的有卫斯、向安强等中青年学者，也有刘志一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他们都有长篇论文论述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24]|。除了彭头山遗址的发现之外，90年代初期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又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稻谷遗存，也成了这一假说的有利证据。

(5)起源于黄河下游

持这一假说的是李江浙先生。他在《大费育稻考》[25]一文中，根据《史记·夏本纪》中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认为益是种稻技术的传播者。又根据《史记·秦本纪》考证益即伯翳，又作大费，又考证“费”是“秜”字的变形，也就是野生稻，因此认为大费及其先人是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创始人。他还考证大费先人所居住的鲁南、鲁西、苏北等地都是卑湿多水之地，是野生稻生长之地。结合江苏省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发现过距今7885年±480年的稻谷遗存，认为“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是其族的居住地，即今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时问大约至少距今七千八百年”。

(6)起源于长江中游一淮河下游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地处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稻谷遗存，地处淮河下游的龙虬庄遗址也发现了5000年至7000多年前的稻谷遗存，于是有人认为淮河流域也应该视为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之一。如农学家王象坤先生就提出：“我们认为长江中游与淮河上游可能是同一历史阶段发生并列发展的中国栽培稻的最初发祥地。”[26]

以上各种观点，以“黄河下游说”较难成立。这是因为该说缺乏生物学方面的根据，过分依靠文字训诂，甚至用拆字分析方法，“不顾‘六书’常识，混淆了形声字和会意字的界限”。如大费之“费”字是否就是“秜”字的变形，古文字学界尚无定论，据此来推论就缺乏说服力了[27]。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水稻只能起源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可能发源于以旱作为主的黄河流域，这也已经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连云港二涧村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只能说明黄河下游种植水稻的历史比人们所了解的要早得多，但却无法证明它是稻作的起源地。“淮河流域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而赞成的人不多。

其他四说则都是在适合水稻生长的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来寻找中国稻作的发源地，它们各有其立论依据，但还都不够充分，以至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

主张“云贵高原说”的中国学者的观点和日本学者的意见大致相同，主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根据云贵(特别是云南)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丰富的野生稻资源来论证，但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据。迄今为止，云南只发现为数有限的几处稻谷遗存，既不丰富，时代也晚，最早的仅距今3500年左右，远远晚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除非将来有比长江、华南更早的稻谷遗存出土，否则只能停留在生物学上的推论。此外，云南的野生稻主要是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作为栽培稻直接祖本的普通野生稻仅仅在靠南边的个别地点才有发现，因此云南不是普通野生稻分布的中心。近年来，通过农学家的研究，还发现云南的野生稻和内陆的野生稻遗传基因有些区别，云南的野生稻偏向籼型，内陆的野生稻偏向粳型，与当地的栽培稻的基因更为接近，因而云南的野生稻不大可能是长江流域栽培稻的直接祖本。因此，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云南说”的根据也并非是很充足的。

“长江下游说”主要是根据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当年是年代最早的大量稻谷遗存而立论，由于后来位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以及淮河流域的贾湖等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都远远早于河姆渡，因而也就失去说服力。游修龄先生还从水稻品种资源的角度提出批评： “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资源，……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同福建就完全不同，同安徽则同中有异。江苏、浙江的水稻品种在历史上既表现出丰富性又表现为特定地域性，使它的影响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一直散布华中、华南。湖北、湖南、江西的水稻地方品种在明清的方志中，其名称、称呼都和太湖地区有很大差别……所以把它们归结为以太湖地区为中心，呈波浪形的持续几千年的扩散恐难以成立。”[28]

同样，由于彭头山等遗址的发现而兴盛起来的“长江中游说”，也是主要依靠考古发现来立论。但是考古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目前发现是最早的遗址，将来未必就是最早的。别处目前没发现，不等于将来不会发现，如果只根据考古发现的早晚来推论稻作起源地，本身就容易被考古新发现所否定。因此，虽然目前“长江中游说”的根据似乎最充分，但仍然无法成为定论。

而“华南说”过去因该地区出土的稻作年代较长江中下游为晚，为不少人所否定，但从古气候学的角度分析其成为栽培稻起源地的可能性，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近年来在江西万年仙人洞、接近于广西的湖南道县玉蟾岩以及广东英德牛栏洞都发现了距今l万年左右的稻谷遗存(稻谷及水稻植硅石)，就使得“华南说”更加具有说服力，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总之，中国稻作起源于何处，目前还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而且，一时也不可能有定论。以致有人认为水稻的起源可能是多中心的。如日本学者冈彦一就认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29]连主张“长江下游说”的严文明先生也说：“既然适于栽培的野生稻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那么栽培稻也就可能在许多地方较早地独立发生。中国的水稻固然不必到外国去找根源，而中国本身也不必只有一个栽培稻起源的中心。”[30]。因此有些学者主张不必将稻作起源中心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可以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包括华南地区)都视为起源地，其时间至少距今l万年以上。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在1984年就认为“中国的稻作农耕以长江流域为最早……从考古上可以证明它是稻作农耕的起源地”。“并且长江中下游可能是它的起源中心”[31]。严文明先生在《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中，也赞同将长江中下游视为起源地，“作为一种假说，也未尝不可以把华南和长江中下游看成是一个统一的稻作农业起源区，只是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罢了”[32]。于是，1993年在日本佐贺大学举行的“中日国际稻作和东亚农耕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参加的有农学家王象坤，考古学家严文明、何介钧、刘军和陈文华。在大会上陈文华代表中方代表团发言，明确表示不赞同“稻作起源于云南说”，而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说”，得到许多日本学者的支持[33]。

其实，就考古发现来说，要探求稻作的起源，仅有稻谷标本还不够。因为仅靠稻谷标本本身无法了解当时水稻的种植情况，因此寻找原始稻作的稻田一直成为中国南方考古学家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3．古稻田的发现

古稻田的发现对研究稻作农耕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稻谷标本的发现，固然可以推断稻作起源的年代，但是却难以了解稻作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也无法确定当时种植的规模和技术水平。只有原始的稻作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出现稻田，因而古稻田的发现对研究原始稻作农耕的起源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可是，我国过去长期未能发现原始农业的稻田遗址，一直引为遗憾。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先后在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和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稻田遗址。

1992年至l995年以来，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同行们合作，对原吴县(今划归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进行重新发掘，目的是寻找当时的稻田遗址，结果获得成功，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稻田遗址。在马家浜文化遗址东区发现水稻田33块、水沟三条、水井六个。水稻田的平面多为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的浅坑。面积小的仅有0.9平方米，大的达12.5平方米，浅坑深0.2～0.5米，成西南一东北成行排列。水稻田之间有的用水口相通，并有水沟、蓄水井(坑)等设施，使水流经水沟、蓄水井(坑)而进入水稻田内。在西区发现人工开挖的大水塘二个、水田11块、水沟三条、水井四座。稻田的形状、大小、排列方式，均与东区相同。这种稻田的结构形态，从田边有水沟、水井发展到有水塘，“已具有我国历史时期水田结构的雏形，从原始形态发展到规模经营，说明稻作农业生产已日趋成熟”。“因此，对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应作出崭新的科学评估”[34]。

1996年冬天，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对澧县城头山遗址进行重新发掘时，在早期城墙下发现了古稻田。l997年冬对古稻田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清理出三条田埂。三条田埂之间形成二丘田。稻田中的泥土为青灰色纯净的静水沉积，有很强的黏性，形成龟裂纹，泥土中还保存着稻梗和根须，从局部剖面观察，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须或留下的痕迹，可辨识出当时采用的播种方式是撒播。稻田可分两层，下层的泥土经光释光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6629±896年。这不但在国内，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目前已经发掘出来的年代最早的古稻田。

同时还发现了与水稻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有水坑和水沟。已发现的水坑有三个，直径为1.2～1.5米，深约l.3米。坑底有一层很浅的淤泥。水坑高于稻田，有水沟连接通向稻田。目前已发现的水沟有三条，在沟中发现一些汤家岗文化的陶片，从而为灌溉系统的断代提供了物证。汤家岗文化的年代为距今6500年至6300年，与上述稻田泥土用光释光法测定的年代十分接近。这也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农业灌溉系统，对研究原始稻作生产的起源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35]。

草鞋山和城头山两处古稻田的发现，表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在6000年前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播种方式是撒播，已经有了初步的灌溉系统，这些都是过去研究中只能猜测而无法肯定的事情，现在终于能够获得考古学上的证明，可以说是中国农业考古中有关原始稻作农耕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也使得主张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说的学者受到鼓舞。

4.家畜的起源

畜牧业是从原始狩猎经济发展而来的，但是野生动物是如何被原始人驯化为家畜，其具体过程到底如何，却无法从考古学上取得直接证据。因此许多学者经常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来研究原始畜牧业的产生过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诸先生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三位先生在他们合作的《原始畜牧业起源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探索》一文和李根蟠、卢勋二先生合作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一书中对驯化野生动物的过程有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

随着狩猎经济的发展，人们征服野兽的能力大大增强，对野生动物的习性也日益了解，这就为畜牧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并必然导致对动物的饲养。将野生动物变成家畜，一般要经过拘系圈禁一野外放养一放牧一圈养几个阶段。

首先是拘系圈禁。原始人在捕获较多野兽之后，如果一时吃不完的话，常将一些幼畜拘禁起来，这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式。然后经过饲养，逐渐使其驯服，再进行牧养。如云南的佤族，最早养的猪就是野猪。开始人们用绳子把它拴住喂养，养熟了才实行放牧。直至解放前，云南西盟佤族有些猪还带有明显的半野性。东北的鄂温克人饲养的驯鹿也是经过了拘系圈禁阶段。他们将性情温顺的野生鹿崽带回家放在栏栅内，用鲜苔喂养，日久成为家鹿。云南怒江的怒族和傈僳族经常猎取到江边饮水的扭角羚，有时将小扭角羚捉回后，放在木栅里关起来，养大了宰食。台湾高山族驯养野牛的方法也大致相似。清人黄叔墩《台海使槎录》中引《居易录》：“台湾多野牛，千百为群，欲取之，先置木城(按：即木栏)四面，一面为门，驱之急则人，人则为扃，闭而饥饿之，然后徐施羁鞠，豢以刍豆，与家牛无异矣。”《番社采风图考》记载捕饲野牛的情况：“以长竿系绳为圈，合圈束其颈，牛曳绳怒奔，则纵其所往，伺其力尽，绳势稍缓，徐徐收系于木，饿之，渐进草食。……”汉字中“畜”即从“兽”孳乳而来，《广韵》中为同音，皆读“许救切”。甲骨文中的“畜”，郭沫若指出：“乃从幺从囿，明是养畜义，盖谓系牛马于囿也。字变为畜。”幺为绳索纠结的象形，有拘系之义，用它代表牲畜，说明牲畜是经过拘系驯化的野兽。即是《淮南子·本经训》所说的“拘兽以为畜”。

其次是野外放养。这是普遍存在的原始饲养方式。即将驯化后的家畜放养在野外，任其自由觅食与活动，既无专人看管，亦无牲畜栏圈。如解放前，西盟佤族的许多村寨都是把牛

羊放养在野外，日夜不归，无人看管。与野放并行的是野交，不懂得人工繁殖，有的家牛在长期野放中恢复了野性。平时实行野放，需要吃用时才捉拿，甚至要用火枪射击。当然野放要有一定的范围，并非漫无边际。如怒族、傈僳族喜欢把牲畜放在山谷里，用树木、石块堵住山谷的隘口。牲畜放在山谷中，日夜不归，主人只是偶尔巡视一下。野放不但适用于牛羊，也适用于猪。如怒族、西盟佤族、傈僳族等都是将猪野放在山坡上让其自由觅食。晚上甚至都不回村寨。至于鸡、狗则在村寨中的空地、草堆中觅食，一般也不喂饲。野放是与游猎经济相适应的，在原始农业时代，则是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在游猎时代，牲畜只能靠采食野生植物，不可能有专门的牲畜棚圈。即使到了原始农业的初期，人们还不可能生产充足的谷物，还得依靠渔猎和采集补充，要经常以农副产品喂养牲畜是困难的，因此牲畜基本上只能在野外觅食。再加上当时人们经常迁徙，住所十分简陋，自身还是穴居野外或“结草为庐”，哪能为牲畜专门营造栏厩?在野放的情况下，由于饲料不足，营养不良，活动多，消耗大，牲畜生长缓慢、瘦小。如解放前怒江地区的猪一般到三四十斤就不长了。同时因野兽的伤害和自然灾害的袭击以及山崖跌伤等原因，牲畜的死亡率也高。因此当时的生产力是低下的。

再次是放牧。锄耕农业和村落定居出现以后，原始畜牧业这种生产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是从野放发展为专人放牧。怒江地区的怒族和傈僳族虽然基本上处于野放阶段，但有些地方已开始实行冬季专人放牧。当地的牛羊夏天在山上野放，寒冬到来前，便被赶到江边。若干家的牛羊放在一起，由各家轮流派人看管或由专门的辅助劳力看管。台湾的高山族雅

篇13

中图分类号：GO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180－02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因此，图腾崇拜与其说是对动、植物的崇拜，还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崇拜，这样更准确些。图腾与氏族的亲缘关系常常通过氏族起源神话和称呼体现出来。

图腾的第二个意思是“标志”。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它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职能。同时通过图腾标志，得到图腾的认同，受到图腾的保护。如旗帜、族徽。中国的龙旗，据考证，夏族的旗帜就是龙旗，一至沿用到清代；古突厥人、古回鹘人都是以狼为图腾的，史书上多次记载他们打着有狼图案的旗帜。

中国最早的图腾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但没有留下确凿的遗迹。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期。但在中国却发现了不少图腾文化的遗迹。这包括半坡遗址的彩陶纹，鱼纹等。同时，中国古代各民族也有各自的图腾文化，每个少数民族各自的图腾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根据民族学资料，中国的少数民族图腾文化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以动植物为原型的图腾，如蒙古族的狼图腾，阿昌族的大象图腾以及傣族的孔雀图腾，仫佬族的竹图腾，等等。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中，以动植物为原型的图腾最为普遍，这是缘于当时初民的眼界险隘与氏族制度的特点。原始人不懂得男女媾和繁衍人类的道理，而认为本氏族的祖先与某种动植物、特别是动物有密切联系，氏族的祖先就是图腾动植物的化生或转世。

2、以无生物为原型的图腾，这一类包括以生产工具为原型的图腾，如保安族的腰刀；以乐器为原型的图腾，如毛南族的铜鼓，京族的独弦琴以及布朗族的三弦琴；还有以建筑物为原型的图腾，如白族的白塔，回族的清真寺，藏族的布达拉宫等。

图腾文化的丰富多彩也体现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图腾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是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类型的高度概括，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其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和原型意义。因此，可以说图腾本身就是一种升华的地域文化。同时，文化本质上就是经济类型的产物。一个地区的精神气质显然与其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形态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文化的类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反作用。就一个地区而言，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特别是一种新的精神气质、新的精神面貌，对经济形态的转变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的核心价值之所在，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灵魂。而作为地域文化的核心――图腾，更是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要讨论各民族图腾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关联性，首先，从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类型分类人手。根据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的物质生产条件、生产水平、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生计方式的特点，少数民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经济类型：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畜牧经济类型；以及农耕经济类型。

一、采集渔猎经济类型

其中以赫哲族为例，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同江县、饶河县、抚远县。少数人散居在桦川、依兰、富饶三县的一些村镇和佳木斯市。赫哲族最具代表性图腾图案上是一只天鹅和两只从水里越起的鱼。考古资料表明，赫哲族的古代文明，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黑龙江文物考古队在密山县新开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带有浓厚渔业文化气息的陶器、石器、骨器。陶器上饰有美丽的图案：象征着鱼身上的鱼鳞纹、千孔百洞的鱼网纹、表现江河湖水荡漾的水波纹、变形夸张的渔网菱形纹。骨器主要有鱼钩、鱼叉、鱼标等捕鱼工具。另外，在不少赫哲人中流传着“赫哲人是鱼的后代”的神话，鱼的生殖能力给赫哲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国早期的一些文献中称赫哲族为“鱼皮部”或“鱼皮”，这一称呼反映的是赫哲族人以鱼皮为原料制作衣服(乌提库)、(温塔)等，亦足见鱼在赫哲人中的显赫地位。赫哲族的经济结构以传统捕渔业为主，加上以鱼皮制衣的特色产业，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捕鱼观光旅游业，这一切都与先民的图腾鱼有关。先民对鱼的自然图腾崇拜反映了鱼在他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鱼也成为了赫哲族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柱，成为了赫哲族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二、畜牧经济类型

以分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到准噶尔盆地西缘，南到青海草原、甘南草原、藏北草原及横断山脉中段广大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宁夏回族等为代表。其中，以宁夏回族为例，畜牧业对于回族穆斯林是继商业之后的第二大事业，从对待畜牧业的文化观念、习惯传统和心理因素上说。回族十分重视畜牧业，而且也擅长畜牧业。这使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畜牧经济类型。然而近些年来，蒙古地区以及地区的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宁夏的畜牧业的优势在进一步弱化，如何才能找到突破口，调整优化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需要从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特点着手。伊斯兰教主张不崇拜植物、动物和自然、灵魂，不崇拜偶像。也不信什么财神、火神、风神等鬼神。因此，在回族的图腾图案上是一座清真寺，而不是动植物。这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使得回族很适合发展寺院经济，以清真寺为代表的寺院经济，是最具伊斯兰特色的宗教经济，也是伊斯兰教经济中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极其可观的发展前景，其优势在于经济来源广，宗教仪式盛大，如每年的麦加朝圣。以及围寺展开的回族特色餐饮服饰，再加上比其他机构更容易募集到较大数额的资金，使投资活动变成现实。这些优势使得“以寺养寺”的发展模式更便捷。寺院经济对于活跃市场经济，推动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将是前景光明。由此可见，图腾文化显示了回族民族文化的特点，而民族文化的特点进一步决定了回族优化经济结构的所在。

三、农耕经济类型

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雅鲁藏布江流域，澜沧江、怒江流域。云贵高原一带，其中。我们以雅鲁藏布江流域

的门巴族为例，门巴族的图腾图案上是一个精致的木碗。何以以一只木碗作为图腾呢?原来这与门巴族的生产力水平有关。门巴族聚居位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东南，峰峦重叠，原始森林茂密。在那里，有十分丰富的竹木资源，门巴族特别擅长竹蔑藤条的编织工艺。竹方盒、竹斗笠、藤背篓、竹筐等制品坚固耐用，工艺精美。特别是他们制作的传统手工艺品――木碗，别具一格，夺目生辉，在乃至国外享有盛誉。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门巴族的生产力水平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生产工具虽然铁木并举，但十分简陋，多为木犁、木锹、木耙、尖木棒、木叉、木槌、木连枷等，木制的农耕工具相比铁制工具，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简单的农耕业，再加上以木编、竹编为主的手工制造业，使得门巴的经济结构一直处于很低级的层次。木制的生产工具使门巴族生产力难以发展，而同时木制的碗因为其精致、轻便深受人们喜爱，使门巴族为世人所知。也许，把木碗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是门巴人民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的体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图腾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关联性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