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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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8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2-0299-02

伊金霍洛旗地形地貌基本呈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倾斜，海拔1 070～1 556 m。东部属晋陕黄土高原的北缘水蚀沟壑地貌，中部为坡梁起伏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是风沙地貌比较发育的毛乌素沙地。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风大少雨，寒冷温热，温差大，是温带干旱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地带，全旗年降雨量340～420 mm，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全旗年平均气温6.2 ℃，无霜期130～140 d。土壤总面积534 560 hm2，占总面积的95%，栗钙土占15%，粗骨土占10%，风沙土占61%。属温带半干旱草原，草原植被广泛发育，草类大部分由多年生的草群组成，而又以丛生禾本科为主，其次是油蒿和豆科杂草，灌木和半灌木占有较大比重，草群主要以毛乌素沙区的植被类型为主。

1草原畜牧业取得的成效

1.1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过去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因素，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通过禁牧、人工种草、生态项目实施等，伊金霍洛旗天然草原生态效益明显改善[1]。1999年禁牧前，天然草原植被覆盖率仅30%~40%，牧草生长高度约20 cm，梁地草原和沙地草原的产草量（干重）为30～60 kg。2012年禁牧后，天然草原植被迅速恢复，优良牧草生长旺盛。据测定，天然草原植被覆盖率已达到86%，牧草生长高度达到35 cm以上，梁地草原和沙地草原产草量（干重）分别提高到50～80 kg，产草量平均提高了30%左右，全旗生态环境逐步向良性循环方向转化。

1.2畜牧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借助国家生态项目实施，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使草原畜牧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加强。目前，全旗人工种草保有面积达7万hm2，主要种植品种有草木栖、沙大旺、紫花苜蓿等，年产干草平均在7 500 kg/hm2左右。积极推进模式化、规范化养殖，全旗建成养殖小区93处，其中绒山羊36处，肉羊42处，猪8处，肉牛4处，奶牛3处；标准化配种站128处，其中肉羊79处。现已形成稳定生产各种肉类7 500 t、绵羊毛600 t等优质畜产品生产能力。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8%。

1.3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变

伊金霍洛旗将舍饲畜牧业作为农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点和突破口来抓，促进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在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农牧结合有了深层次的突破，种养业内部结构更趋合理。羔羊育肥、肉牛养殖、饲草料加工调制等适用技术的应用，增产效果明显，母畜繁殖成活率、个体乳肉、生畜出栏率明显提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2]。

1.4农牧民保护草原的意识普遍提高

草原是畜牧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生态安全的根本保障，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3]。为了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等地区开始禁牧，生态效益明显。各地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禁牧及草畜平衡的重要意义，使广大农牧民充分认识到草原保护和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草原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草原“三化”程度严重，人工草地不足

目前，伊金霍洛旗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程度仍较严重。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测定，该旗可利用草原面积42.59万hm2，草原退化面积17.60万hm2，占草原面积的41.3%，其中轻度退化面积11.60万hm2，中度退化面积 4.70万hm2，重度退化面积1.30万hm2，未退化面积21.73万hm2。而人工种草面积仅为7.00万hm2，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6.4%。

2.2草业发展相对落后

当前，伊金霍洛旗草业生产明显滞后于畜牧业发展，特别是养殖园区快速发展、全年禁牧、全面实施舍饲圈养的大环境下，人工草地建设远赶不上当前畜牧业发展的需要。一是劳动力素质低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或创业，而留在农村从事农牧业的人员大都在50岁以上，他们对草原生态建设新技术接受能力差，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造成草地建设发展缓慢。二是生产与加工脱节，产业化程度低。牧草产业是一次性投资巨大的行业，仅靠一家一户或单个企业很难支撑。政府对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牧草收割、加工等机械作业关键环节的引导和投入相对较少，各地存在收割、加工能力不足、生产与加工脱节的问题。据调查，该旗养殖园区约50%饲草从外地调入，大大增加了养殖成本。在霍洛、札萨克、苏布尔嘎等镇，很多牧民饲养的家畜在200只以上，仅靠天然饲草和农作物秸秆远不能满足饲养需要，人工草地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农牧业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4]。

2.3草原建设专项投资不足

近年来，虽然政府不断加大草原建设与保护方面的投入，但仍与草原在畜牧业发展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的效益和价值不相适应。投入不足不但成为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天然草原保护与建设的主要瓶颈，而且成为退耕还草、农田种草为主的人工草地建设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5]。

3草原畜牧业发展对策

3.1加大牧草生产补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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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核心能力不足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不断提高的生产顾客化程度，企业如果不能适时培植、提高其增长所需的核心能力，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虚拟企业作为一种能快速反应市场需求的企业动态联盟（马艳玲、侯郁达，2006），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被实务界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理论界也予以了高度关注，aidat等（200）从技术角度分析研究了虚拟企业网络工程框架及生产网络中盟员选择的优化问题。国内学者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解树江，2002；黄必清，2004；等）对虚拟企业及其实施战略展开研究。但综观国内外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大多成果是从技术视角或宏观经济视角研究虚拟企业。本文作者从2001年起着手从微观财务角度研究虚拟企业管理问题，对虚拟企业成本控制、管理、业绩评价、考核以及构建虚拟企业所引起的剩余生产能力的管理问题等进行了探讨。但是，上述研究成果尚未解决怎样合理选择组成虚拟企业的盟员企业。本文旨在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导向的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和组建的虚拟企业价值最大。

一、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界定

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必须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界定为前提，而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界定又必须建立在对虚拟企业概念特征充分了解与理解的基础上，因此，本文拟从剖析虚拟企业概念模型着手，对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作出界定。

（一） 基于供应链的虚拟企业概念模型

了解供应链管理是剖析虚拟企业概念的前提。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出自后勤学观点，该观点将供应链管理定义为从战略角度出发，管理原料、部件、半成品、成品从供应商经工厂而至用户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存储、订货及转换。分析此定义不难发现，它只考虑了对物流的管理，尚未考虑对资金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的管理。同时，供应链管理的实践也反映出了这种纯粹供应链管理的许多弊端：链内仍然存在竞争，链外也辐射竞争压力；盟员企业实际收益不大等。针对这样的客观情况，只有构建虚拟企业，才能避免盟员企业间不必要的相互竞争与倾轧，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核心能力。

所谓虚拟企业是指能带来实现经营目标所需核心能力（如技术、资本、市场等）的企业所构成的企业动态联盟（aidat, et al，200）。它有多种类型，本文以外包型虚拟企业为研究对象。在这种虚拟企业环境下，供应链管理已经从纯粹的物流及外部关系的管理转变为内外一体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价值流的集成管理，基于供应链的虚拟企业概念也就因此而产生。

和供应商的供应商（盟员企业）为上游，用户和用户的用户（盟员企业）为下游所集成的网络系统。模型上方反映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到达用户的物流变换及信息反馈；模型下方粗线所表示的是信息流、物流及资金流在供应链网络各盟员企业之间的传输与协调；模型中央椭圆所圈定的则是基于供应链的虚拟企业。可见，它是一种系统化、集成化、敏捷化的先进企业组织与管理模式（Persson，2002）。

（二） 虚拟企业理财目标

从虚拟企业概念模型的剖析可见，虚拟企业的理财目标不同于一般实体企业的理财目标，它不但包含了一般实体企业的理财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它应实现虚拟企业组建后整体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企业价值的提升。考虑到虚拟企业组建目标的层次性，本文认为虚拟企业的理财目标也至少分为三个层次：

1.虚拟企业整体获利能力最大化

虚拟企业整体获利能力最大化是虚拟企业理财的基本目标。虚拟企业整体获利能力概念上不同于单个实体企业的获利能力，数值上也不等于单个实体企业获利能力的简单相加。它是指虚拟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获利水平。由于虚拟企业组建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各盟员企业核心能力的集聚，所以这一整体的获利水平应高于各盟员企业原获利水平的总和，盟员企业的选择也就是要达到整体获利能力的最大化，否则，虚拟企业也就失去了组建的必要性。

2.虚拟企业整体核心能力最大化

虚拟企业整体核心能力是指虚拟企业在长期营运过程中能够持续保持比单个实体企业更有效地向消费者（或市场）提品或服务，并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特定技术、资本、市场等能力的集成与结合。虚拟企业整体核心能力最大化是组建虚拟企业的目的所在，也是虚拟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

3.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

由于虚拟企业独特的组织特性和运作模式，虚拟企业价值有别于一般实体企业的价值，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其内涵：（1）各盟员企业的核心能力是虚拟企业的价值驱动因素；（2）虚拟企业价值是以虚拟企业核心能力创造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整合价值；（3）虚拟企业价值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性。综上分析，可将虚拟企业价值界定为以企业核心能力所创造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整合价值。可见，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既包含了核心能力最大化目标，更涵盖了最基本的获利能力最大化目标，因此，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是虚拟企业理财的终极目标，也是前两层次目标的最终体现。

二、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导向的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

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是合理选择盟员企业的基础，而盟员企业的合理选择则是达到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关键。因此，本文拟以上述分析的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切入点，基于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构建盟员企业评价体系，并据此选择最优盟员企业组合。

以虚拟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构建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关键是虚拟企业价值的计算与确定，只有计算出不同盟员企业组合下的虚拟企业价值，才能比较不同组合下虚拟企业价值大小，从而确定最优组合。根据虚拟企业价值界定，计算、评价其以核心能力所创造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整合价值是构建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关键。要解决这一关键问题，首先是虚拟企业核心能力的识别，其次是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虚拟企业价值的计算,具体可分四步进行：

（一）虚拟企业核心能力识别

PP13.IF,9*2。26；%8%8，YS（”图2 虚拟企业核心能力及价值链分析图S）

在虚拟企业中，盟主企业是动态联盟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者，它最先发现市场机遇，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作伙伴――盟员企业。在虚拟企业的组建酝酿期，首先必须根据价值链思想识别盟主企业的核心能力，然后决定是否需要寻找盟员企业以及寻找具备何种核心能力的盟员企业。

虚拟企业组建后，其价值创造过程包括了研发、供应、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基本增值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组织建设、企业文化等辅增值活动，这些活动形成一个链状网络结构，即价值链（叶飞、孙东川，200）。本文将价值链思想及虚拟企业的核心能力综合于图2。

虚拟企业的组建遵照了典型的“木桶理论”，通过对价值链的分析，盟主企业可以明确自身最具优势的增值活动，将其从价值链上分离出来作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并集中资源对其加以培植与保护，此为木桶中的长板。但是盟主企业由于其资源及能力的有限性，也一定存在短板，短板则决定着其价值实现程度，因此，在组建虚拟企业时，须注重于借助外力使盟主企业的短板变长，即将价值链上盟主企业不具有明显优势的环节虚拟化，由具有核心能力的盟员企业来完成该环节的增值活动，从而整合成更具适应性、灵活性的价值链。

值得注意的是，盟员企业核心能力的识别存在双重性：在组成虚拟企业前，盟主企业作为竞争者或顾客评价可供选择的具有某种核心能力的合作伙伴时，是一种外部识别。但是，虚拟企业一旦组成，这又是一种自我识别。因为虚拟企业面临的竞争是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客户关心的不再是单个成员企业所能提供的核心能力，而是整条价值链的竞争力。盟员企业作为虚拟企业联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始终在为虚拟企业实现市场机遇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做贡献，所以盟主企业对盟员企业核心能力的识别是从虚拟企业组织内部出发的自我识别。

（二）虚拟企业核心能力评价系统的设计

虚拟企业组建后，如果其核心能力仅仅是各盟员企业核心能力的简单相加，那么虚拟企业的外部经济性就根本没有得以体现，这样也难以保证虚拟企业整体的成功、有效运行。因此，虚拟企业整体核心能力评价系统的设计至关重要，以便于从定量角度分析、比较虚拟企业组建前后核心能力的变化。

虚拟企业核心能力评价系统的设计，以图2中可识别的核心能力及辅增值活动为要素，通过要素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设计，构建完整的评价系统，如表1所示。

表1中，虚拟企业组建前加权分值可根据各盟员企业要素、指标的实际数值之和计算确定；虚拟企业组建后加权分值可根据虚拟企业整体要素、指标的预测数值计算确定。组建前后加权分值合计∑2与∑1的差即为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果小于零，虚拟企业就没有组建的必要；综合得分如果大于零，说明虚拟企业的组建和盟员企业的选择是有效的，但是，所选盟员企业的组合是否为最优，尚须通过价值计算排序确定。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要素、指标的设计和权重的设定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本文只是作方法上的探讨，在虚拟企业核心能力计算与评价实践中，可以根据所组建虚拟企业的性质及主要产品或服务的特性等具体实际情况对要素、指标及权重等进行适当的调整或修正。

（三）不同组合虚拟企业价值计算

按照本文对虚拟企业价值的界定，虚拟企业价值计算也就是以企业核心能力所创造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整合价值的计算。鉴于虚拟企业价值的特殊性，本文拟结合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汪平，2000）和超额收益法（徐海成、吴文往，2001）来计算、确定虚拟企业的整合价值。

超额收益法是最常用的确定无形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方法，由于核心能力具有无形性、持久性等特性，也属于无形资产之列，所以本文考虑采用超额收益法来估算虚拟企业各期超额净现金流量，并结合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来计算确定虚拟企业的整合价值。

1.超额净现金流量的确定。超额净现金流量可用以下公式确定：超额净现金流量=虚拟企业净现金流量-∑各成员企业净现金流量=(虚拟企业净收益+折旧)-∑(组建前盟主及盟员企业净收益+折旧)。本文认为虚拟企业资产即为盟主及盟员企业资产之和，因此虚拟企业组建前盟主及盟员企业的固定资产及折旧与组建后虚拟企业固定资产及折旧在数值上是相等的，在公式中两者刚好抵消；而组建后虚拟企业净收益即为组建后各实体企业净收益之和，所以超额净现金流量即为虚拟企业组建前后各实体企业净收益的差，也就是说，超额净现金流量=∑(组建后各实体企业净收益-组建前各实体企业净收益)=超额净收益。

2.折现率的估计。超额净现金流量确定之后，折现率的选取直接决定评价结果。在虚拟企业价值计算中，折现率的选取主要受虚拟企业资本成本、资本机会成本、投资者期望回报及虚拟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的风险影响，如市场风险、金融风险、政策风险、能力风险及虚拟企业内部协作风险等。一般来说，成本、期望及风险越大，折现率也就要求越高。

3.虚拟企业存续期限的确定。在虚拟企业价值计算中，除现金流量、折现率外，尚须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期限，也即为虚拟企业的存续期限。众所周知，虚拟企业是一个临时性动态企业联盟，核心能力一旦消失，联盟即告解体，从这一点看，虚拟企业的存续期限可用其契约期限来确定。

4.虚拟企业价值的计算。虚拟企业价值可用以下公式计算得到，式中： P为虚拟企业价值，Rt为第t期虚拟企业超额净现金流量，i为估计的折现率，n为虚拟企业存续期限。

.不同组合虚拟企业价值的确定。解决了虚拟企业价值的计算问题，对于不同组合虚拟企业价值的确定就易如反掌了。只要列示出所有可供选择的盟主及盟员企业的组合方案，就可采用上述方法计算出不同组合下虚拟企业的价值，由此决定盟员企业的取舍。

（四）盟员企业选择及最优盟员企业组合确定

评价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在计算确定了不同组合虚拟企业价值之后，盟员企业的选择就不再是件难事，只要按上述不同组合下虚拟企业价值大小进行排序，就可确定组合的优劣次序。但是，本文盟员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在考虑终极目标的同时，还须确保核心能力最大化这一次级目标的实现，为此应结合表1核心能力计算评价系统，来最终确定最优的盟员企业组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虚拟企业组建中盟员企业的评价与选择不能仅以计算数值作为决策依据。虚拟企业的组建是项战略性工作，因此必须考虑虚拟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必须考虑竞争对手、行业壁垒等因素对虚拟企业价值链的影响，需以战略导向修正盟员企业的选择及最优盟员企业的组合。

三、结束语

目前，中国企业在组织构架、管理水平及核心能力等方面，与加入WO对中国企业所提出的要求相比，均还存在一定差距。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优化组织构架、提升管理水平、培植核心能力已成为中国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组建虚拟企业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而盟员企业的评价与选择则是使所组建虚拟企业得以成功运作、有效运行的前提，也是实现虚拟企业理财目标的基本保证。对以虚拟企业理财目标为导向的盟员企业评价体系构建的探索仅仅是本文作者所从事的虚拟企业管理研究的一部分，期望与学界同仁进一步共同研究、探讨，为从微观视角建立、完善虚拟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作点贡献。

”

参考文献：（3#6SS

马艳玲，侯郁达. 2006. 虚拟企业理论综述［］. 甘肃农业 (6).

解树江. 2002. 虚拟企业――理论分析、运行机制与发展战略［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23-133.

黄必清. 2004. 虚拟企业系统的理论与技术［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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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孙东川. 200.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虚拟企业组建与运作［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

汪平. 2000. 财务估价论――现金流量与企业价值研究［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3-27.

徐海成，吴文往. 2001. 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形成与测算分析［］. 交通财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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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A System for Leaguer Enterprises Evaluation Based on Financing

Objective of Virtual Enterprises

W4”BQIU Yun

WB(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llege, 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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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盛唐时期的两通“马政颂碑”，记载了当时丝绸之路畜牧业发展的丰功伟绩，是研究唐代畜牧业的重要文献。从这两通石碑

>> 由《欢乐颂》想到的 由“怎样画马”谈起 由“北马”说开去 “由外及里，由内而外” 四川畜牧业由“一猪独大”转向“多元特色” 由《颜勤礼碑》解析学养和人品对书品的影响 由表及“理” 由“趣”及“志” 由彼及我 由《秋水》想到的 由小虫想到的 由南竹想到的 由化石想到的…… 由剩饭引发的…… 由车祸想到的 由变化想到的 由“过山车”想到的 由旧书想起的 由misnomer想到的 清代马政的缘起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0]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

Abstract： In early and high Tang Dynasty， two articles of Epigraph of Eulogy for Horse Administration recorded the gigantic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articles of epigraph， we can se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Tang， and can recognize the eclecticism and innovation i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culture of the Dynasty， and can also appreciate Tang people’ self-confidence of in management system in strictness and flexibility. They were jus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leaping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of the Tang. There was a good deal of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of the Tang’s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for the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fo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western China.

Key words：“Epigraph of Eulogy for Horse Administration”； early and high Tang Dynasty； animal husbandry on Silk Road； culture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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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篇5

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包玉山教授于2003年8月出版了一部名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历史与未来》的专著，这是作者十几年潜心研究的精慎之作，也是畜牧业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因为：

第一，弥纶群言，匡正旧说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本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形态。在中亚和北亚等地区游牧文明先于农耕文明，而在西南亚则相反。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断言：“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在东方各国历史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抗衡、相互共生30多个世纪，构成其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内容。由于种种原因，游牧人的历史一般靠农耕人的记载而流传后世，而农耕人的记述往往厚己薄人，使后人对游牧文明产生诸多误解，甚至错觉。这种情况甚至连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著述都在所难免。近现代人中的游牧落后论、原始论、废除论、消失论等，或许与之有关吧。如果没有闪米特人、雅利安人、阿尔泰语系游牧人，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至少在前工业社会时期是不大可能的。作者在导论部分中，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指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和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可持续性，并提出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历史进步和发展的经济伦理标准的观点，做出了匡正旧说之贡献。

第二，精研一理，独抒己见

草畜矛盾是游牧畜牧业乃至草原畜牧业的基本矛盾。草原是能量的生产者、供给者，畜群是能量的消费者、需求者。供求矛盾分析，是历代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对游牧畜牧业的研究也不例外。其实，层出不穷的游牧民族内部纷争和他们所发动的接连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之因，均可以用这种草畜矛盾去说明和解释。以往的一些史学家，把游牧民族描述为武力、暴力的象征。这表明，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的一句至理名言：“暴力本身是个经济力量”之深刻涵义。游牧畜牧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争夺草场的战争、通商的要求，就会随之而来。本书第一部分即草原畜牧业的矛盾和特征部分，深刻地分析了游牧畜牧业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指出游牧民族的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注意保持人、草、畜三者之间的协调均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讲，游牧畜牧业有其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内核，“应天论”始终在游牧人思想观念中占统治地位。这可以从他们的宗教、习惯法、成文法中得到根据。“胜天论”者则视草原畜牧业为靠天养畜。如果我们把草原畜牧业的“靠天性”理解为顺应自然规律的一种行为的话，胜天论者之上述观点和批评就很难站得住脚了。本书精研一理之价值就在于此，独抒己见的分量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