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村振兴的设想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对乡村振兴的设想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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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务的规模等级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国家审计署对乡镇政府债务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0亿元，其中有偿债务67100亿元，占据了62%以上的比重；有担保债务数额23369亿元，占据了21%以上；承担救助责任的债务16695亿元，占据15%以上。按照国家级次划分，全国范围内的省级政府债务余额32111亿元、市级政府债务余额46630亿元、县级政府债务余额28430亿元，分别占据了30%、42%、28%的比例。根据国家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省和直辖市的政府债务余额53200亿元以上、中部地区的省和直辖市政府债务余额24710亿元以上、西部地区的省和直辖市政府债务月29250亿元，分别占据了49%、23%、28%的比例。

2、乡镇政府债务类型

生产性债务。乡镇政府在日常运作过程中处于乡镇发展建设的需要，需要向地方或更高级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以保证发展过程中乡镇政府能够流畅运作。申请的贷款也大多用于兴办乡镇企业，提升乡镇的经济水平。基础性债务基础性债务也主要是乡镇政府用于乡镇建设而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债务，而这类贷款的主要对象是乡镇内的基础保障性设施，受益群体是乡镇的广大居民而不是独立的乡镇企业。公共产品债务。与基础保障性设施相对应，乡镇政府在运作过程中需要维持一系列基础的政策保障措施，包括乡镇内医疗保障政策、义务教育政策等等，在运作的过程中就会产生的相应的债务。行政性债务。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福利、乡镇政府办公所需要的贷款数额、政府工作中所需要的交通费等公款共同组成了政府行政性债务。

3、乡镇政府债务特点

（1）债务构成复杂

银行贷款所形成的债务是乡镇债务的初期阶段，随着乡镇不断发展的需求，单一的银行贷款已经无法满足政府的支出需求。而处于对政府运行状况的考虑，在银行贷款的基础上会以集体或个人的名义进行高息贷款，或以政府财政收入作为担保贷款。债务主体由单一的银行发展到了目前多方金融机构、企业或个人、农村信用社等多个层面与对象。同时政府债务中还涉及到了乡镇内基层干部工资、工程建设尾款等多方面，复杂的债务结构也导致了乡镇政府债务管理的高难度。

（2）历史性债务

乡镇政府庞大的债务数额经历了多年的积累而成，从盲目的初期建设阶段到乡镇内义务教育与医疗保障普及阶段都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性债务，另外还包括工程款项、拖部及民工工资等债务。乡镇政府债务一直是在旧债未还新债又添的情况下不断积累，因此债务不仅自身的数额庞大难以偿还，同时还产生了大量的利息，更加加大了乡镇政府的偿债难度。

（3）隐性赤字

隐性赤字包括了乡镇政府拖欠工资、工程款、挪用公款等违法操作所产生的债务数额。政府信息的不透明以及不披露机制导致了政府存在大量隐性赤字，乡镇政府在面对这类赤字问题是大多是模棱两可的态度，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使得乡镇债务的真实性一直很大得到保证与统一。

（二）债务的主要产生原因

1、发展乡镇经济

乡镇政府贷款的部分资金用于增加乡镇就业岗位，以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改善农民日常生活水平，另一部分则用于购置农业基础设备设施、普及农业知识以提高乡镇的农业生产水平。乡镇政府债务在一定程度确实弥补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缓慢的经济发展情况，促进了农村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但由于建设与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相关经验可以借鉴与效仿，导致了盲目的企业兴办、不科学的发展管理以及不完善的市场调查，乡镇企业在经过蓬勃的发展阶段后没有后续的技术与管理支持纷纷破产或倒闭。而遗留下来的债务便成为了乡镇政府早期的债务主体，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以及不平衡是导致乡镇政府债务不断积累与恶化的主要原因。

2、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各地的乡镇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交通相对闭塞，为了响应国家吸引外资的号召，兴修公路便成为了当时乡镇政府的首要目标。而由于资金的匮乏，政府在向银行借债的同时需要乡镇内居民分摊建设资金，同时为了保证上级组织的周期性验收，乡镇政府在接待方面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一步提升了政府债务情况。在乡镇发展的中期兴修的水利工程、电力工程等基础设施同样属于上述情况，逐渐积累成为了目前巨额的债务数目。

二、新农村建设形势下化解乡镇债务的对策

（一）积极核实债务

控制新债以及偿还旧债的前提是对现有债务进行核实，按照统一的分类方法对债务进行明细，明确各级政府在化解债务中的责任范围。具体的核实流程中需要对举债实践、用途、责任人等信息进行严格审查，将债务的具体款项落实到相应的负责人身上，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债务偿还情况加以监督控制。以逐步化解、妥善分类作为主要方针进行债务偿还以及债务控制。

（二）明确债务解决途径

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对危害了农民群体切身利益的乡镇债务是需要进行优先解决的对象，包括了拖欠工资、个体群众债务等等都是债务化解的主要对象。而在乡镇进行债务化解的过程中，应明确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作为工作主导，妥善的利用国家所制定的相关政策，包括挂账停息政策、国家承担义务教育债务的政策等等。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应根据乡镇的负债情况给予没有偿债能力的乡镇政府相应的财政补贴和借款，并从债务减免、财政转移支付等多个方面帮助乡镇政府进行债务偿还。

（三）控制新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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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发改委专门召开动员会，全面部署这次大走访大调研活动。会上县发改委副主任、驻李集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蔡家启带领全体帮扶干部，全文学习《XX县脱贫攻坚大走访大调研活动方案》，并就有关具体事项给大家做出说明解释，就走访调研的重点难点进行培训讲解，使大家深刻领悟方案精神，确保调研走访活动有的放矢。委党组书记、主任李绍奎在会上对大家提出具体要求。他强调，为进一步增强帮扶干部工作主动性和针对性，走访时要做到，问家庭基本情况要核实到人、问致贫原因要分清主次、问脱贫需求要准确无误;在拟定脱贫时限时要因人而异，在确定帮扶项目上要两厢情愿，在敲定帮扶措施上要切合实际，在划定帮扶责任上要岗责分明。要通过此次活动开展，把“量身定制”的帮扶措施具体落到实处。

二、广泛走访，摸清实情

会后，李绍奎主任带领委领导班子身先士卒，全体帮扶干部一行分四批前往临水镇李集村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活动，针对今年重新调整的53户包保户，他们各找门路，做到一户不漏。李绍奎主任先后走访了村两委和自己包保的贫困户，紧接着在驻村工作队队长蔡家启陪同下，查看2017年单位帮扶项目两条道路和一个水渠硬化现场。李绍奎要求，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要深入调研，了解20xx年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积极与村两委和镇政府沟通汇报，抓好李集村项目储备建设，立足村实际，制定三年发展规划、2018年度工作计划，精准组织实施;扶贫工作队要充分利用在基层工作、在脱贫攻坚中锻炼成长，不断提高自己，确保李集村2018年村出列任务按期完成，促进振兴乡村战略落地生根开花，为打造美好乡村，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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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工作设想

1、加快新中医院建设步伐。市中医院作为我市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龙头”，承担着中医药科研攻关、中医药服务、建设特色专科和创造品牌带动整体工作的责任。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市中医院现址位于会战中道，批准开放床位100张，属二级甲等中医院。现用综合楼为五层砖混建筑，建筑面积4186㎡，占地6.26亩。设有门诊及辅检科室12个，住院部3个。实际开放床位仅为60多张，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事业的需求，而且市中医院现址已经列入我市“三年大变样”城区改造二期工程；市委、市政府已连续两年将新建市中医院列为我市的大事实事之一。下半年，应在综合考虑城市医疗机构规划的前提下，尽快落实好新址用地。二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聚集中医药人才。市中医院现有专业技术人员中，中医专业技术人员远远低于国家二级以上中医院中医专业人才要达到60%以上的要求。为此，尽快建立中医药专业人才引进机制，我们计划对取得中医药专业硕士以上毕业生直接招录并签订用工合同，并列入事业编；每年参加全国执业医师考试籍考生中，总成绩排在前5名的中医专业或中西医结合专业考生直接招录，并签订用工合同。三是打造“名科、名医”。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医执业医师带徒培训，加强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补充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全力培育中医名科室和名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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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者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其中，乡村人口72135万人，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占6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670.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是“无农不稳”，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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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服务“三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创新，而从历史上类似实践中获得借鉴也是非常有益的。目前，已有学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与历史上著名的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乡村职业教育实验、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等几次声势浩大的农村教育运动一样，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将是新世纪的又一次教育实验，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一次中国农村教育的世纪性工程。”’一但这项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一次农村综合改革的可贵探索，是把中国农村融人现代化轨道的伟大尝试:这场历时十余年的教育运动，最终因的爆发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以及自身的缺陷而走向沉寂。乡村教育运动与当前以广播电视大学为主体的为“三农”服务的远程教育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这种比较是进行历史借鉴的基本前提。

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象和宗旨上的高度一致，那就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围绕农民、农业等问题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引导农民走上现代化之路。但毕竟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办学性质以及具体方式方法均有不同。乡村教育运动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时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外族人侵;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则是发生在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性质上，前者是“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体现，那就是“改造乡村、再造民族”;而后者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战略方针的具体实施。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前者总体上倾向于一种“在野”的个人作为，而后者则是当今“科教兴国”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前者是一种面对面的教育，怀着救国救民宏愿的教育家们带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乡间、田头，建立学校，组织民众，开展活动;后者目前主要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远距离地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教育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现代教育先行者的热忱和智慧在令我们钦佩的同时，也给我们良多启迪，其经验和教训足资借鉴。以下从总体的教育理念、从教者与受教者各自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实施教育的具体方法等方面作一展开。

二

乡村改造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家都从教育着手，但是他们并不是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教育上，而是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考虑，在教育理念上，他们都坚持“大乡村教育观”。

黄炎培把孔子的“富、庶、教”思想演变为“富教兼施”，且进一步走向“富、政、教合一”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他认为乡村是一个整体，应该进行整体改进。“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从此更进行扩大教育的范围，沟通生活界线种种方法，而理想的教育，或者因之而实现。”纽’〕陶行知推行“以学校为中心，以乡村教师为灵魂”的整体乡村改造模式，坚持“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则。他把整个教育的外延扩大化，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疮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更具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实施文艺、卫生、公民和生计等“四大教育”，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从而实现政治、经济、教育、卫生、自卫、礼俗建设的整体进步，达到复兴国家、振兴民族的目的。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被破坏而激起的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建立“乡村组织”(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实现“新乡政”，解决农村教育及政治、经济建设三大问题。具体途径是用乡农学校实现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生产劳动及知识教育等，以推进社会，组织农村，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

虽然上述几位教育家关于乡村整体改造的阶级性质及具体设想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大乡村教育观”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现代教育所应具有的先进理念和特色:一是教育地域的扩大，课堂、田间、车间、炕头等都可作教育的场所;二是受教、从教人员的增加，男女老少、农民、教师、官员等既是受教对象，亦都可作施教人员;三是教育内容的拓宽，读书、识字、乡政、自卫、农、工、商、贸等都是教育的内容;四是教育方式的灵活，课堂教学、课后活动、乡规、民约、劳动、陶冶、示范等多重方式灵活运用。可以说，中国20世纪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已初具现代终身教育的理念。

虽然目前已有人认识到:“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教育资本、文化资本，先使农民的脑袋富起来，再使农民的口袋鼓起来，腰杆子挺起来，人格的尊严立起来，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就目前状况而言，“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的宏观决策却相对滞后。一方面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政出多门、行政垄断以及行业壁垒等情况的严重存在，构成了远程教育向‘三农’延伸的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广播电视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之所以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高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社会体制和教育体制已经相当精细、复杂，电大教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分担其中一部分职能，但无论就社会需要还是自身发展，电大都应当具有这种全面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念。电大除了把自己做大做强，提高自身在农村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外，还要协调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及其他高校的关系，协助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与其他高校合作，这样才能拓展自身的教育业务，发展自身，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显身手。由此可见，在远程教育服务“三农”的工作中，政府应当成立相应的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而电大系统则应该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在从教者与受教者关系的处理上，乡村教育运动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

晏阳初早年在为法国战场上当“苦力”的华工当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物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我们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知觉……平民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发扬民力，发扬平民的潜伏力，发扬人格平等的精神。

在具体实践中，梁漱溟、晏阳初都强调“农民自觉”，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二梁漱溟提出:“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晏阳初认为:“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又说:“知识分子回到民间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就需要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他们都提倡知识分子下乡，与乡村居民结合，指导与帮助乡村居民进行乡村建设。1929年，晏阳初及其同仁举家迁往定县，形成一时传为美谈的“博士下乡”壮举。梁漱溟号召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打成一片，并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

梁漱溟抛弃优越的都市生活来到乡村，以满腔热血和激情“解救众生”，结果却遭到农民的冷遇，甚至反对，心中不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他意识到自己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晏阳初认为从事“人的改造”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希望从根本上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几十年乡村工作的实践使他感触颇深:一个强加于人民的计划，即使其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会因为满足不了其真正的需要而宣告失败。“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之处:伙’。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已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摆脱“救世主”的心态，而这对当代从事远程教育的人尤其有着警戒意义。

对农民人格的尊重，保持一种平等的态度，这是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要真正付诸行动，走出书斋，走出机房，深入民间。有专家建议，将普通高校的力量结合起来，让大学生、研究生在暑期进行实践活动，进行系统维护、技术培训和对农民作宣传等;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高校教师、学生与电大配合起来，在课程开发、农村需求调查、新经验总结推广等方面共同设计一些项目，分步骤实施。只要政府支持，这些措施应该是切实可行的。

四

乡村教育运动不仅有着先进的理念，平等的态度，也在实践中形成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这对现代远程教育的计划的制定、教育模式的改革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一，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晏阳初主张从实际出发，建立符合时代、符合国情、为全民而有的新教育体系。为此，他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并协助平民解决问题。他始终把调查工作列在第一位，强调一切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对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规划方案。在他的号召下，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深入定县农村，进行了中国现代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社会调查，时间之长、内容之广，前所未有，最后由李景汉汇编成70多万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了使调查能够顺利进行，并得到精确、有用的数据，他还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并要照顾到农民心理和农村风俗等民间生活状况。”·晏阳初这一主张对远程教育服务“三农”工作尤为重要。目前，农民讲求实惠，自主性差，有的还相当保守，看不到效益就不会主动介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呈现空洞化态势，这些都是要充分考虑的。’因为纵然有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先进的网络技术，有高水平的师资，若不通过调查获知农民的真实需要，那只能是摆设，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二，崇尚科学，注重实验。乡村教育运动创力、大量试验区，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试验(1929年)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试验区(1931年)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5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已达193处之多。为了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教育救国方案，晏阳初特别重视从农村、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材料，进行研究实验。他说:“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实验室，社会科学的实验也需要实验室，但这实验室不是在屋子里，不是在图书馆，而要在社会实践中，在农村里。”7’“，定县就是这样一个改造农村社会生活的大的“社会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