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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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起步较晚，最初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部署。但是在逐渐的推进过程中，中国自贸区战略逐步清晰。2008年多哈回合再一次无果而终之后，中国坚定了加强区域合作的决心。截止2011年9月，中国已签协议的FTA有10个(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国－东盟、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智利、中国－新西兰、中国－新加坡、中国－秘鲁、亚太贸易协定、中国－哥斯达黎加、大陆－台湾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正在谈判的FTA有5个(中国－海合会、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冰岛、中国－挪威、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正在研究的有4个(中国－印度、中国－韩国、中日韩、中国－瑞士)。

本文主要对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实践进行分析总结，梳理脉络，并探讨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实践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我国同其他国家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目前建成的最大的自贸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边贸易持续攀升。目前，东盟是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实施进程一览表

根据我国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与东盟贸易总额为1303.7亿美元；2006年达到1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4％；2007年贸易总额达到2025亿美元，同比增长25.9％。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2311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双边贸易实现了稳健、持续的增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520亿美元，占我吸引外资的6.08％。同时，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东盟的投资也出现了快速增长态势。2008年我对东盟直接投资达21.8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随着《投资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和经贸关系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业已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对亚洲及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必须看到，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中国与东盟之所以能形成如此紧密的合作，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两地在资源、市场等方面高度互补。

但必须指出的是，东盟与中国的合作，仍有若干关键环节需要打通，例如基础设施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对接，以及商品流通网络的建设等。不然，这种互补仍然停留在潜能上，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此外，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几乎全部由发展中国家构成，这既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机遇，又带来一系列合作的隐忧，事实上，我国与东盟各国在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强势的国际贸易企业以及成熟的贸易规章体系，这就意味着，我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需要通过组建具有公共品意味的大流通平台来加以促成。并且，在法律法规的接轨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大力度。

3、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迄今为止我国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通过分析其建设进程，我们可以对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推断性分析与总结。

3.1　中国缺乏战略规划与管理

自由贸易区谈判具有谈判难度小、内容丰富以及合作方式灵活等特征，成为各国获得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贸易战略工具。虽然中国已经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但仍然处于实践的初始阶段，缺乏一套主旨明确、安排有序、措施具体的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规划。这种战略规划上的劣势不利于中国适应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最大限度地获取战略利益。此外，中国自由贸易区谈判涉及外交、金融、商务、农业等众多部门，但却没有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管理上存在劣势，会对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当前自由贸易区网络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各国大都纷纷设立专门的机构对自由贸易区谈判进行综合管理，协调自身在全球FTA网络中的利益。比如，美国不仅制定了目标明确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创造一个有利于美国商品和企业的竞争性自由化环境，为美国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以及安全利益服务，还成立了专门的双边谈判机构和多变谈判机构，进行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的谈判与规划。

3.2　中国缺乏谈判经验和谈判人才

虽然规划和管理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谈判才是一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关键。一国对外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需要明确的谈判授权和高效的谈判队伍。

中国商务部在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时，缺乏相应的授权支持，在没有更高一级部门进行协调的情况下，谈判的效率和效果就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很容易造成谈判成本和协调成本的增加。同时，中国在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时由于缺乏据有经验的专业人才而出现了能力不足的问题。当然，这与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时间较短有关。因此，我们缺乏一支精通国际规则、熟悉国内外现状、谈判能力强的队伍。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加速培养有关自由贸易区谈判方面的人才，组建一支具有高水平谈判能力的队伍。

3.3　中国服务业发展缓慢，处于被动地位

现在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不同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只涉及有关货物贸易的内容，同时它更多的牵扯到服务贸易、投资、金融、农业、环境、安全等多各方面。尽管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服务业发展方面的相对落后却会对我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产生消极的影响。

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统计，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060.36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1589.24亿美元，出口额为1471.12亿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中国总体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运输、咨询业等生产业。

3.4　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起步较晚，具有后发劣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多变贸易进程受阻，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始成为各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

要形式。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性，2007年提出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此时，以欧盟为中心的FTA网络已经形成，美国成为美洲FTA网络的核心，中国现在主要的贸易伙伴大都是FTA的组建者或参与者，中国已经失去了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先机。中国构建FTA网络存在后发劣势。首先，如果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组建自由贸易区，竞争对手可以获得竞争优势，占领贸易伙伴国市场，对中国形成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即使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组建自由贸易区，在商品和投资方面失去的市场也难以恢复，我们的市场进入方面存在后发劣势。其次，如果中国的贸易伙伴与他国组建自由贸易区，他们就会现行根据自身需要制定相应的标准。不管中国加入该自由贸易区还是组建新的自由贸易区，都必须根据已有的标准进行一定幅度的调整，这就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制定标准的先机。最后，根据“轮轴一辐条”理论，中国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成为轮轴国的先机，失去了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特殊利益。同时如果盲目进行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很可能成为辐条国，分享不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成果。

4、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策略建议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起步较晚，既面临挑战，也存在机遇。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中，中国需要谨慎思考、步步为营，最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道路。中国需要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FTA网络，以此来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策略，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条件。

4.1　积极参与、合理控制

中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开放优势、市场优势、竞争优势和大国综合优势，可以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贸易利益。因此中国只有通过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建设，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才可能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中国在自贸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适当控制，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协调成本和调整成本。要保证每一个自由贸易区协议的执行效果，必须制定相应的监督机制。随着中国参加协定数量的增加，面对着为不同协定而设定的标准，协调成本势必会增加。所以，中国应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合理控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数量。

4.2　循序渐进、先易后难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虽然整体上可能提高我国福利水平，但是国内各个产业或产品的发展状况不同，其竞争力水平也层次不齐。对于每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国应该进行必要合理的可行性研究，权衡利弊，有步骤、有层次的逐步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开放我国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金融投资市场，切忌急功近利。首先，先选择地理位置相近、经贸关系紧密、政治关系和睦的经济体；其次，选择富有竞争力，但是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最后，选择富有自由贸易区建设经验的经济体，然后发展其周边区域。

4.3　差异化策略

与不同对象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谈判的内容和谈判的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中国在进行自贸区谈判时必须根据对象的不同实施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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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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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整体发展全面提速，成为北方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来了新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整合地区资源，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区域内城市功能区域的转移和人员的大规模流动，拉动了市政、公用、交通、水电、通讯等系列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无疑为城市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市场机遇。本文拟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背景，分析这个过程中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的选择。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城市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主要影响

对城市商业银行而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其影响是必然和多元化的，既有直接临时性的表面化影响，也有间接长期性的深层次影响。但利弊相权，机遇还是大于挑战，主要表现在：

1．区域内城市功能规划的重构将首先在物理形态上打破商业银行现有的网点格局，对长期以来营业网点与附近企事业单位及居民所建立的较为稳定的业务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使城市商业银行网点发展将重新面临一个客户市场的定位、开拓并占领的问题。

2．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改造建设导致大量居民搬迁与人员流动，必将刺激和拉动居民的消费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为商业银行发展房地产信贷业务和以住房按揭贷款为龙头的个人消费贷款业务提供难得的机遇。

3．经济功能区的调整和组合会上马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将会产生大量的信贷资金需求，为城市商业银行拓展优质信贷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有助于城市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和提高资产质量。

4．部分企业因受区域经济整合影响而享受到某些特殊优惠政策，从而获得意外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有利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清收、盘活与处置。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策略选择

(一)利用区域内城市改造之机调整网点布局，完善服务功能，使营业网点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1．以市场为导向，优化网点布局，合理配置资源

由于区域内城市改造建设的重点一般放在旧城改造和新区规划建设层面，因此，它将直接导致城市功能区域的重新定位，进而带来工商业区和居住区的大规模改造建设。而与此相应，传统城市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本身也有可能因改造建设原因而搬迁，或即便本身不在拆迁之列，但因改造后周边客户市场发生变化，也需要进行优化调整。所以，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在城市改造建设的推动下，以量本利分析为基础，将收缩性调整与发展性调整相结合，化被动为主动，重新进行网点资源的规划整合。对那些客户少、效益差或地理位置相互邻近的营业网点坚决予以撤并，并及时向那些新建的住宅小区、高尚生活社区、新兴工商业中心或效益好的优质企业附近设点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增强营业网点的辐射面、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2．以客户为中心，完善服务功能，实现集约经营

新网点的建设要适应新形势下的客户需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走内涵发展道路，提高集约化经营程度。除了提供宽敞、整洁、舒适的营业环境外，关键还是要依靠科技力量，在产品规划整合上下工夫，做到业务品种多样化、业务功能综合化，并根据其经营规模和发展潜力进行科学定位。如可将小型营业网点(如分理处等)建成以传统存取款结算业务及中间业务为主的营销网络，将大中型网点(如分支行)建成功能齐全的金融服务中心，除了办理传统的会计结算、储蓄出纳业务外，还提供自助服务、理财服务、咨询服务和消费信贷等综合，配备自动柜员机、补登折机和多媒体查询机等金融电子设备，为客户提供多元化、全方位、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只有通过业务功能的提升和拓展，才能把网点做大、做强、做活，真正实现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转变，树立起商业银行的品牌形象，从而全面提高营业网点的经营效益。

(二)适应市场需求，加快发展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代表的零售银行业务，大力培育新的客户群体与新兴业务市场

1、及时调整市场定位，加快个人金融业务品种的一体化。城市功能的重新划分对零售银行业务，特别是个人资产业务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个最有力的佐证就是来自于对住房按揭贷款的巨大需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居民搬迁提供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异地安置，一种是拆迁补偿。但无论哪种方式，重新安家置业对于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都会面临一次较为集中的大额经济支出，再加上独生子女一代结婚高峰来临所带来的家庭格局变化，进步刺激住房需求市场，为城市商业银行围绕住房这个中心安排一体化金融服务产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商业银行要及时调整市场定位，加快零售银行业务品种的一体化，除了传统的住房按揭贷款以外，还要配台推出家庭装修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等金融业务品种，及时抢占市场，不断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资金需求。

2、以发展个人信贷业务为龙头，大力培育新的客户群体与新兴业务市场。就目前情况而言，选择个人住房等消费信贷业务的客户群体，已逐渐过渡为经济独立的小康型家庭，有定经济基础或有一定发展潜力的优质客户比重较高。个人信贷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可以为城市商业银行储备大量的长期客户资源。这些客户与银行建立了信贷关系，就为银行营销业务新品打下了基础。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推广灵活便捷的资金结算手段等方式，相应培育起银行卡、电子银行、理财服务、财务咨询等新的客户群。由此可见，个人贷款业务所带来的客户贡献率虽然在短期内较为有限，但其长期综合效益必将十分巨大。

(三)将城市建设与信贷进退机制相结合，加大对优质客户的贷款投入。促进信贷结构优化调整

1、加大对重大工程项目的营销力度。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拉动的一系列市政、公用、环保、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城市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新领域。项目贷款具有金额大、期限长、还款来源稳定等多种优势，已成为利息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各家商业银行信贷营销的主攻方向。城市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熟悉地方经济环境特点的自身优势，积极制定可行的营销策略，加强与政府发展规划部门、垄断系统行业及特定重点客户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项目信息及资金需求状况，并从中选择优质建设项目作为切入点，通过提供项目过桥融资、项目贷款安排、融资顾问策划、资金结算服务等一揽子产品，有的方式地进行直复营销。同时全程参与项目资金运用监督，保证结算资金在本行体内循环，增加派生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

2、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实施有选择的支持。城市建设带 动地产热是必然的事实，房地产业的购销两旺，为城市商业银行开展房地产融资提供了市场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商业银行要在合理规避政策风险的基础上，一方面结合城市经济环境和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细分房产客户市场，对一批区位环境优势、户型结构合理、建筑质量优良、市场前景良好的规范住宅小区或商住楼项目予以有选择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关注土地一级开发市场运行情况，认真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体条件下的城市规划，对一批符合规划要求、地区发展潜力较大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予以有选择的支持。同时，将住房开发贷款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有机结合，彼此形成相互依托的互动资源，在开拓房地产贷款市场的同时，占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市场。

3、与信贷进退机制有机结合，提高资产质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传统生产流通行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商计划退出已是共识，支持国家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垄断性行业和新兴行业已渐成趋势。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拉动的基础设施与重点项目建设，符合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准入政策，也符合信贷资金“三性原则”的内在要求。只要流动资金退出过程中能够做到“边压边放”(即尽量全部现金收回或收多贷少，在收回再贷过程中压缩一定比例的金额)，再辅以个人贷款市场的快速增长，这种合理的信贷进退机制必然会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和资产质量提高。

(四)借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推动，积极探索清收处置不良资产的新思路

1、敦促企业用拆迁补偿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对于那部分困恰好被列入城市拆迁改造范围的企业，按照国家的有关拆迁政策，都可获得一定数量的拆迁补偿资金。城市商业银行要注意抓住机会，积极介入，及时与相关不良贷款企业、企业主管部门及政府拆迁主管部门沟通，全程跟踪拆迁补偿资金的归集情况，敦促企业用拆迁补偿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甚至在必要时借助于法律手段，以诉促谈，双管齐下，最终达到清收不良贷款的目的。

2、抓住区域经济一体化房地产市场升温的历史契机，将困难企业的土地抵押(或抵贷)物参与房产开发，用以盘活不良资产。在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中，机器设备等抵押物品由于专用性强，使用年限长，往往难以具备相应的评估价值，而其土地资产却有可能因区域经济一体化房地产市场升温而升值、增值。出让土地用于房产开发成了困难企业获取资金、减轻包袱、摆脱困境的“捷径”。因此，对有土地抵押(或抵贷)物的困难企业，银行要主动与企业沟通协商，通过招标拍卖等多种方式出让土地用于房产开发，争取通过获取一体化收益来实现不良资产的清收处置。

3、运用投资银行手段，力促企业并购重组改制。在区域经济体化的政策支持下，一些产业新区所给予的税费优惠政策，无疑对那些正欲外延扩张的优势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此过程中，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发挥地区信息资源充足、熟悉了解地区企业发展状况、服务本地化等优势，积极运用投资银行手段，力促具有互补优势的企业进行并购重组。通过并购行为，优势扩张企业可以获得困难企业的部分机器设备、熟练劳动力甚至产品品牌，困难企业可以起死回生，城市商业银行则在救活企业的同时实现不良资产的盘活，实现一举多赢的目标。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不利影响及风险规避

1、防止企业逃废债。区域经济体化可能导致企业搬迁或抵押物的拆除，使银行的债权落空，部分企业也可能会以抵押物丧失为借口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因此，要注意跟踪抵贷物品的形态及价值变化，及时补充完善抵押担保手续，确保银行债权不被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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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加入WTO后，我国在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顺利进展，以及我国与一些国家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FTA）的节奏加快，从此我国步入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阶段。回顾世界双边FTA的历程，疏理其内在的原因和特点，通过已有双边FTA文本的比较，无疑有助于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而推动与有关国家地区进行双边FTA谈判的决策。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为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商务、无纸贸易等新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在这种条件下，WTO成员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双边FTA，其特点是两个经济体商签双边FTA，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层面自由化的区域贸易协定。

签署双边FTA是我国多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WTO后，在双边FTA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最近几年，有关双边FTA的也较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证部门，都对双边FTA进行了探讨，但它们中的多数没有认识到把国内与国际、与经济分开的带来的。

在学术界，在方法论上对双边FTA强调关税效应的静态分析。从经济效应看，双边FTA通过相互间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特殊优惠安排，促进成员方有利自身的贸易转移，使成员方货物进入彼此市场的机会大为增加，从而促进成员方的贸易和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双边FTA推行的贸易和投资便利优惠措施，减少了相互间的投资障碍，降低投资成本，鼓励公平竞争，提高彼此的化程度与水平，发挥一体化市场的规模效益；双边FTA促进成员方技术和人才流动，弥补各自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不足，提高彼此的技术水平，增强成员方的经济和综合发展能力等。

在实证部门，围绕双边FTA利弊的争论此起彼伏。支持者认为，双边FTA将消除各国间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加强WTO功能、完善其多边规则，从而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消除壁垒、实施投资管理及市场监管等政策创新方面，双边FTA要比繁琐的WTO谈判快得多。反对者认为，在多边谈判中提出双边安排是偏离主题的危险行为，会损害多边贸易体制。WTO现任总干事素帕猜在2002年的悉尼部长级峰会上，曾警告区域主义正在抬头，提醒各成员“通过歧视第三方来创建复杂的贸易体系，将会增加全球贸易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美国紧急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卡尔曼·科恩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贸易和投资不断扩大的前景，另一方面各协定间的差异有可能使贸易环境恶化。”

二、世界双边FTA活动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情况

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特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它们依次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在特惠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实行部分特惠关税减让。在自由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每个成员有权对非成员设定各自的关税税率。关税同盟也是自由贸易区，但成员对所有非成员采取共同的对外关税。共同市场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除拆除成员之间所有贸易和投资障碍外，还允许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它包括各成员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体化。最后甚至可能导致政治一体化，出现经济政治同盟。包括双边FTA在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并非新事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产生过三次浪潮。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个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它以1956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标志。构成欧洲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另一个主角是由英　国提议并于1960年成立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其成员除英国外，还包括一些西欧小国。这是一个纯贸易集团，不具备欧洲共同体那样的超国家特性。今天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虽然还存在，但成员只限冰岛等4个国家。除此之外，在拉丁美洲也出现了一些由发展中国家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大部分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与美国的强烈反对有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美国最初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它主张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来实现自由贸易。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个浪潮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标志着美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它放弃了反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一时期，欧共体迅速扩大，并向欧盟过渡。接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这直接带动了拉美和非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一些旧的自由贸易协定重新生效，并形成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如南锥体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等。亚太地区晚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1989年才出现亚太经合组织（当时仅12个成员），1992年成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三个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浪潮的特点是区域贸易协定特别是双边FTA在全球各地涌现。据WTO统计，到2003年5月，通知WTO/GATT的区域贸易协议已经超过265个。在这些协议中，有超过190个已生效，有138个是1995年1月1日后通知的，其中大部分是双边FTA性质的；另外有60个虽然还未做出通知，但也是可操作的。根据已报告的数字来判断，到2005年生效的区域贸易协议可能达到300个。这次浪潮包括欧盟与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中亚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数十个双边FTA的实施，以及亚太地区正在商签的大批双边FTA。

1、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最早的双边FTA是1983年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在1989年以前，它一直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双边FTA。至于东亚地区， 尚没有一个双边FTA出现。1997年，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唯有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及香港特区没有加入任何双边FTA，它们都在东亚。但是，1997年以后，东亚各类双边FTA大量涌现，构成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浪潮在亚太舞台上的主角。据不完全统计，亚太地区处于不同阶级的双边FTA已超过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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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金融合作的概念和内容

1.概念

一般来说,所谓区域金融合作,是指由地理位置临近、经济联系程度较紧密的若干地区,为获取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通过协商达成各金融主体的联合与协作,以实现金融资源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由流动而形成的,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表现,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 内容

区域金融合作主要包括区域金融资源的共享、金融市场的联结、金融制度的统一、金融政策的协调等方面。

金融资源的共享是指区域内包括金融合作所需资金、人才、管理、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共同使用。一个金融区域内的要素只有能够摆脱地理上或行政上的束缚,使区域内各成员享有自由享用的权利,才能够带来资源优化配置的好处。资源的共享是建立区域金融、区域经济的必要条件。

金融市场的联结是指整个金融区域内的市场是个统一的整体,没有市场进入或退出的壁垒,金融市场是开放的、完整的,是一个大市场而不是相互分割和独立的。分割独立的市场对经济联系较紧密的地区的发展是不利的,国与国之间的市场如果相互封闭那就享受不到开放经济下自由贸易和合作的好处,区域亦然。

金融制度的统一是指在一个区域的金融领域内拥有同一的制度,包括法律、规章、准则等具约束性的规范。制度是人为制定的,各地区因为不同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背景而具有不同的制度,但是要进行区域金融合作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制度约束,如果制度杂且乱就失去了制定制度以便于管理的最初目的。

金融政策的协调是指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政策需要相互协调以适应整体区域的发展。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地区金融政策的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因其具有总体上的优势而率先发展,其经济基础雄厚,产生了较发达的金融业,其政策需求和供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适应性上都要多且优;相反,西部边远地区因其区位劣势造成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不得不停留在较低层次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上,对应的政策需求和供给也有显著的不同。因而,不同地区的政策需要相互协调来适应区域金融合作的需要。

二、参与区域金融合作利弊分析

安徽参与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抓住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的机遇是有利的,即能够在中部振兴中加快提升、带头前进。然而,参与合作,必然也会有很多不利的结果,下面就安徽省参与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打利弊进行分析。

(一) 安徽省参与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有利分析

1. 可以筹集地区资金,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区域金融合作,可以使成员地区在资金上进行融通,以弥补单个地区资金不足对地区发展的制约,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首先,区域内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有更多的投资者,资金来源会较之前充足很多。其次,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筹资能力被放大了。无论从担保上、信誉上还是还款能力上都比单一地区更有优势和实力。这样就有效克服了以前单一地区、单一企业、单一政府筹措资金能力不足的问题。200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在面临国内外不利的金融发展环境下,长三角地区仍然体现出较强的吸收资金和存款的能力。从存款情况看,2008年末,长三角16城市本外币存款余额突破9万亿元,达到95945亿元,同比增长19.9%,比上年提高4.0个百分点。可见,安徽加入长三角地区金融合作必然也可以享受资金融通带来的好处。

2. 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升本地金融软实力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桥头堡”,尤其是上海更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的又一中心。上海集中了金融业的先进技术和高级管理经验,有很多世界著名银行、证券等金融业机构的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像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恒生银行和东亚银行等外资银行。上海与拥有世界先进和前沿技术经验的国际性金融机构相联系、相交流,使上海成为传达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前沿地区,因而毗邻上海的整个泛长三角地区都会享受到金融辐射带来的好处。安徽作为长三角腹地,与长三角地区建立区域金融合作关系会极大的有利于本地区的金融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提升。

3. 享受资源优化配置的好处,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金融要素在“无形的手”的支配下,从低收益率区域向高收益率区域流动,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使充沛地流出要素、短缺区流入要素,最后形成整个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内要素的自由流动,还会极大的节约成本。因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流动性加强,并且有个更大的市场来让这些要素自由流动,这样可以达到机构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益。譬如当一个产业足够大时可使资源有更好的配置,该产业内企业的平均成本也可以因为产业的规模扩大而降低。形成更低的交易成本,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随之降低,节约在融资中介过程中所占用的各种资源,提高资本配置收益。这些的共同结果是一个更大的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4.区域联合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受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关联度的影响,也就是说,金融风险可能会在一体化程度高的区域间迅速传导。而安徽处于长三角腹地,其经济金融要明显滞后于沿海地区,这种客观现实在短期内并不会消失,也是因为金融关联度不强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隔金融风险的传播。另一方面,区域体系内如果政策制定得当、金融监管有力、防范措施健全,那么区域金融风险就难以形成。最后,当然,如果整合地区的整体力量,相互给予金融支持,发挥区域连接的资金、管理上的优势,就能提高地区抗击投机资本的冲击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5. 金融方面差异化大,有利于与长三角金融业的互补而非竞争,提高整体竞争力

安徽缺少创新类金融产品,例如金融衍生类产品、金融理财产品;缺少创新类金融业务,例如金融租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风险投资和融资担保等业务;缺少各种类型金融机构,例如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专业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证券市场不发达,地方政府的债券、企业的债券、公司的债券、专项投资项目的债券发展落后。但是安徽金融有其发展特点,虽然在现代化程度上是落后的,但正因如此,才与长三角地区不存在激烈竞争。安徽金融可以定位于低端商品,侧重传统商品的继续发展,发展金融支持农业、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做好符合本地区实际的融资需要。差异性会让本省薄弱的金融业拥有自己的发展机会,会提高其竞争力,走出去发展壮大。这也有利于提升长三角整体金融实力,有利于加快区域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

(二)安徽省参与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不利分析

1. 落后的金融基础设施可能不利于合作的深入展开

这是安徽本地金融弱势的表现,目前,从各项统计数据上来看,安徽金融业整体水平差强人意。金融基础设施的落后体现在金融机构上:缺少外地金融机构、本地数量不多,且局限于国有商业银行,非国有银行、中小银行较少;体现在吸收资金能力上,据统计,安徽在08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首度突破万亿元,达到10303.3亿元,而07年长三角三省市这一数据分别是江苏30450.5亿元,浙江29030.33亿元,上海30315.53亿元;体现在法律法规建设上:还没有建立资本市场的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欠逃债务、政府干预、法律执行力不够等问题还相对严重;体现在政策服务上:没有发达的金融业就肯定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服务,因而这方面也是缺失的。基础设施薄弱可能会让“有想法”进驻安徽的外地金融机构也无法实现,可以说这是个“硬伤”,也是外地金融机构最担心的。

2. 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会带来本地优良要素流失的风险

要素自由流动是把双刃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某个区域的要素自由的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地区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区流动,达到利润最高的地区,有利于该区域整体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对于要素流出区来说,这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尤其是资金的流失和人才的流失,前者可能会导致银行等金融产业的流动性风险,后者可能会削弱金融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流动性无论是对于银行或企业都是致命的,缺乏流动性就意味着这个银行或企业可能会破产倒闭,失去存在的基础,无论哪家银行或企业都不会无视这个风险。对于金融业竞争力不强的安徽来说,尤其不能有大量资金的流失,否则不要说合作带来的益处了,只能承担巨大的风险。人才是创新之源。没有金融高级人才就不会有金融的创新发展。创新现在在任何领域都是个相当热门的词,因为创新会带来巨大的利润、带来持续的发展。安徽金融在成长阶段也就更不能流失大量的高级人才,而区域间的合作,出于利益考虑,人才不一定可以留得住。

3. 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扩大了风险

跨省市的区域金融合作显然使金融监管的难度加大,多加个地区可能会多加几倍的风险。首先是监管机构不一定了解该地区现存金融业的状况,要去查找调查会花费时间和成本。其次是监管机构就算可以容易的获得该地区的金融所需资料,这方面的成本较低,但是,也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分析加入后监管条例的适应性和统一性,并制定出相应的适合整体区域的监管条例或法规。最后,新增了一个地区显然增大了惩罚区域内违犯法律法规的金融机构或人员的工作量。从这几个方面来说,融入长三角金融区,如果没有建立起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和治理金融危机的制度安排,就会扩大市场风险,造成风险和监管之间的失衡。

可以看出,安徽融入长三角金融区是既有收益又有成本。但是区域金融一体化是一种趋势,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需要更广阔的腹地来支撑,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有利之处将是大于其付出的成本的。所以基于以上分析,本人提出了安徽参与合作的策略。

三、安徽融入长三角区域金融的策略分析

(一) 加强地区间的交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强有力的利益协调机制是成功创建金融合作区的重要保障。参与合作的各区域都有要求从区域合作中获得利益的权利,只有各地区均能公平合理地从区域金融合作中获得收益,才能带来持续的合作动力,并能严格遵照区域经济合作的要求及规则开展市场化条件下的区域金融合作。如果各区域在合作以后反而丧失了其基本的合作利益,并且似乎还有被“边缘化”的威胁,区域金融合作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但是,区域整体利益与各地区的局部利益并不一定能保持统一,总会由于区域间各方面的区别而产生差异,各个区域内每个个体作用力的总和构成了区域整体的利益。因此,建立一套公平、合理、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保障各方的合作积极性,是金融合作实现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建立利益协调机构

首先需要的是,有个大家公认的或者共同组建的机构来协调金融合作中的利益。其形式可以是组建一个专门的部门,如泛长三角金融发展协调委员会。负责加强各地区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高层间的信息互通和相互合作,统一协调金融合作的相关事宜,制定统一的金融合作方针及政策,对金融合作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或者可以以会议形式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加强各自的沟通。对于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地区间利益冲突,应该根据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利益兼顾和适当补偿的原则、以实现整体的最优利益为准则、以共同遵守的条例为规范、适当以法律为保障,妥善处理和协调。要能够形成既充分调动各地区开展金融合作的积极性,又有合力,既有整体利益又有个别利益,各地区协调发展的局面。

2. 发挥政府协调的作用,坚持利益共享

市场机制引导金融资源跨地区流动,然而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的时候就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组织者、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市场运行的调控者,在规划产业布局、推进区域市场开放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必须以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为目的,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发挥其良性作用。对安徽省来说,金融基础薄弱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这样才能发展本地金融业、保护本地金融业。另外,在金融合作过程中肯定会有某一地区成为发展重心,长三角肯定是以上海为中心,但是,每一个地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只要能充分利用优势,准确把握本地区在区域合作中的定位,都将能享受到金融合作所带来的收益。所以要坚持利益共享的原则,最终实现整体的利益。

(二)加强区域内金融监管的协调

在金融监管上,长三角16城市加上安徽省的金融机构分属人行上海分行、南京分行、杭州中心支行监督管理。金融管理当局的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并不完全吻合,主要按行政区划分工的模式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

1. 职责分工明确,搞好本范围内的事情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分工合理,这是适应当前我国金融制度的要求。首先要把属于自己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安徽处于内陆,安徽银行业分属人行南京分行管理,因此在南京分行的带领下,本地银行业机构要明确定位,防止监管错位;要建立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和检查制度;对于监管不明确的地方,要相互协商;要明确责任制,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防止出现监管空白和相互推卸责任。

2.进行沟通,推进信息共享,建立区域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披露是发挥金融风险监管职能的有力保障,信息交换的及时准确性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出现信息沟通不畅与信息闭塞将会极大地阻碍合作发展,信息流不畅提高了企业和银行各方面的成本,增加了银行面临的潜在风险。当前信息流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因而,要加强区域间信息沟通,金融业高层、各协会、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定期不定期的会议、报告等建立沟通机制,及时准确的传递、披露信息;要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体系,设立评估机构,进行追踪、分析和预测;要加大信息建设投入力度,扩大和完善信息传导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以优惠的政策,引导要素流进来

主要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以提升本地的金融业实力。

资金方面,一是需要政府以优惠政策,如进入市场的便利、税收的减免、竞争的限制等措施来吸引外地企业的进驻;二是需要本地大中小企业加快自身发展,以实际需要来扩大资金需求。比如安徽省应该加大力度发展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地民族汽车产业,使其发展成更具出口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在发展中对资金的需求会加大,有需求便有供给,可以引导资金流入,促进本地企业发展,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在技术上,同样要引进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如为了发展本地金融业,可以借鉴相邻省份,具有类似业情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结合本地特殊业情,以本地实际需要为准制定政策。安徽目前缺少技术上的创新,原有技术落后,因而要把创新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更新理念,在融入长三角金融区时着重技术的引进。

人才引进上,人才在现阶段是任何行业都需求的。对于落后的安徽来说,想要快速发展和提升,人才的引进是个捷径。有了具有丰富知识、先进管理经验和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可以带来知识的“溢出效应”,使总收益大于投入的总成本,节约发展的时间、提高发展的效率。所以,政府应以各种优惠措施挽留人才,给与他们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发展空间。

(四) 建立风险联动防控措施

1. 建立风险预警体系

风险虽然不确定,但还是可以通过种种方法来预知并控制的。这就需要建立整个区域内的风险预警体系。可以通过专门机构首先对区域内可能发生的风险类别、关联度、危害程度等一一作出预测和评估,根据风险的以上信息制定预警指标以供参考。定时对以上各参数重新估计,不定时根据需要和当前形势对各类风险追踪分析。

2. 及时有效的风险处理

发生较大风险后,本着缩小化解的原则来处理。某个成员较小的风险使其不要蔓延至其他地区,较大的风险要集中各成员的力量,通过自我救助、外部救助等形式,通过注资、募股、再贷款、收购、破产关闭等方法来处理。能够继续经营的要坚决给予帮助,不能够再继续经营或者救助成本十分巨大的也要毫不惋惜的令其关闭破产。对任何风险都要及时处理,卡住风险源头,否则就有可能使小风险变大风险,大风险变巨大的风险。

3. 提高风险意识

任何认为加入一个区域就可以依靠别人来帮助自己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区域内是需要相互支持的,然而却绝不是相互依赖。安徽省要加入长三角金融圈也不能放松风险意识,妄图想要在风险发生的时候依靠他人来给予解决是不现实的,只有在风险发生已经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时,相互帮助才是义务。因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风险意识。而正因为加入长三角金融圈可能面对更多更大的风险,我们更应该提高风险意识。

参考文献:

[1] 王伟潘. 长三角地区金融合作优势与前景探讨[J]. 国际经济合作.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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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丁萌. 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研究[D]. 南京理工大学

[4] 向松祚译. 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汇率与最优汇率区[M].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10)

[5] 胡汝银. 经济与金融市场一体化:制约因素与行动取向.上海金融.2006(1)

[6] 易会满. 经济一体化与金融区域化――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联动策略研究[J]. 金融论坛. 2004(2)

篇6

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任何一门经济类公选课程设计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需要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对象的不同，综合考虑“三求”，即学科要求、学生诉求和社会需求，为此需要兼顾三个基本原则。

1、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基础性原则（学科要求），关注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关键知识点，将这些内容传授给学生，也就是“学科体系有什么就教什么”。目的是将已有的知识结晶高效传授给学生，这是教育存在之根本原因，也就是传统教育所采取的主要原则。

二是针对性原则（学生诉求），即要考虑学生的诉求，采用拉动型教学，根据学生的关注点去安排教学内容，也就是“学生要什么就教什么”。这种重点考虑学生需求的“点菜式”教学安排，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是实效性原则（社会需求），即考虑到社会的需求，当前社会要求学生具备哪些知识和能力，教学中要重点传授这些内容。即使由于课程自身特点导致涉及的实效性内容不多，但在教学内容设计时，也要尽量考虑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上述三原则可以根据课程性质的不同来确定优先级的顺序。专业课必须考虑到基础性原则，教学内容的选择要注意搭建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公共选修课则更应该关注针对性和实效性，教学内容的选取要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2、《世界经济热点问题解析》内容选择的具体原则

实际上，世界经济热点问题没有现成的教材。当然也可以从国内众多的《世界经济学》教材中选定一本，略加变动教学内容后进行授课，但这可能导致授课内容被迫注重基础性原则，而忽略了公选课要注重的后两个原则。另外如果过于注重后两个原则，虽然教学效果好，但是对于缺乏经济学素养的理工科学生来讲，只是能搞懂所讨论的专题，不能形成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学也只是达到了“授鱼”而非“授渔”。因此如何专题化类似《世界经济热点问题解析》公选课的内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基于基础性原则。《世界经济热点问题解析》的核心内容是分析当前世界经济热点问题背后隐藏的世界经济一般运行规律，主要体现为什么是世界经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世界经济运行主体及其运行的一般机制、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等。

基于针对性原则。《世界经济热点问题解析》公选课的内容选择上要考虑学生的需求情况。学生学习需求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和课间随谈来获得。问卷调查在第一堂概论课课后进行，概论课讲述世界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基本框架，在课后对全体选修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并回收分析，了解学生选修本课的目的、感兴趣的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基于实效性原则，《世界经济热点问题解析》内容选择上，要反映当前社会需求和热点，主要体现为所讲授的内容要有助于学生解释和解决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

二、教学内容的专题化设计

河南科技大学公选课《世界经济热点问题解析》共计30个学时，10次课，除去各1次相关世界经济热点视频学习和随堂考试，共计安排8次专题。遵循基础性原则，把握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点，将教学内容分为8个专题。

专题一是世界经济导论，结合中国的实际，从最基本的经济测度指标GDP谈起，循序渐进导入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何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等。专题二是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探析，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开始，进而考察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最后一般性总结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专题三是世界经济中的贸易问题，回顾历史上国际贸易战，并结合实际谈我国对外贸易遇到的倾销反倾销问题，进而分析贸易战背后的主导因素和变动趋势。专题四是世界经济的汇率问题，结合中国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先升后降这一现象，分析什么是汇率、汇率与贸易关系、汇率变动决定因素等。专题五是世界经济中的能源问题，考察历史上历次能源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波动，总结能源价格波动影响世界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如何采取措施减少不利影响。专题六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结合2008年世界经济波动，探析区域经济波动是如何传导扩散，最终导致世界经济波动形成的，进而总结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和变动趋势。专题七是世界经济一体化问题，以当前的热点问题TPP为分析对象，考察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决定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加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专题八是世界经济协调治理问题，结合2008年金融危机，分析世界经济失衡、出现波动，已远非一国之力能治理，需要世界各国协调一致的采取措施来共同应对。

三、专题化教学过程

1、专题内容的调整

教学内容的专题化设计的最大优点是实现了一种在保持学科体系完整性下的灵活性。在保持基础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需要和现实情况来调整各个专题化的教学内容。如笔者上学期在讲到专题二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时，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为啥遇到发展瓶颈，为什么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世界其他国经济发展怎么样？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会出现金融危机，其经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等。在讲授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时，结合参与金砖国家峰会，分析了中国为啥看重金砖国家。同时结合最近媒体关注的TPP，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并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分析为啥美国意欲主导TPP等等。

2、专题化教学内容的灵活导入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专题化教学内容要注重灵活的导入方式：

一是可以采用故事诱导法，以一个醒目的疑问式话题引入，形象描述出一种问题情境，从而诱发学生思考。如在讲解专题七（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可以假设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贸易没有任何阻碍，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在进一步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完全自由贸易和完全封闭对世界总产出和各国经济会有怎样影响等，让学生感受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与弊等。

二是采用时事诱导法。时事应该是当前各方热议或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学生们有深入了解的兴趣。如讲授专题四时，可以联系2013年人民币汇率一路升值，追问汇率为啥升高，对就业有和中国经济有啥影响；而到2014年后人民汇率连续贬值，这背后的推动因素是啥等。

总之，课程内容专题化设计的关键在于专题的合理确定和每个专题的问题导向性。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要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又能根据学生需求和社会需求灵活组织内容，真正兼顾基础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三原则。同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每一个专题的学习都能使他掌握解释一类现象或者处理一类问题的概念和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参考文献

[1]龚新湘.高校公选课教学内容模块化探讨[J].大学（学术版），2011（9）：26-29.

[2]陈炜，邝季萍.新时期高校公选课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2）：34-37.

篇7

从上讲，能够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应当具备如下条件或性质：

一是耐久性。具有的属性必须经久耐用，不因频繁的流通和岁月的流逝而丧失其重量或改变其质量，从而保证其所包含的价值量的稳定不变。

二是可分性。为保证贸易和借贷活动的顺利进行，要求各种不同面额货币的发行和流通。

三是轻便性。货币的轻巧便携有利于各种经济交易的进行，较小的体积和较轻的重量但却可以包含较大的价值量，亦成为其一个特征。

四是同质性。货币由其发行国别和面值所产生的差别是客观的，但在质上却是相同的。即作为商品交换到一定阶段的媒介和一般等价物，它们本身都有价值，都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

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特别适于充当货币”。贵金属黄金、白银等由于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使之最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的最佳选择。纵观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贵金属特别是黄金都充当着国际本位货币的职能。与之相应的是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该制度下各国都规定金币的法定含金量，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是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对比来决定的。这种以两种金属铸币含金量之比得到的汇率又称为铸币平价（mintparity），它是金本价（Gold parity）的一种表现形式。金本位制度下作为决定汇率的基础的铸币平价，是外汇市场上由于外汇供求变化而引起的实际汇率波动的中心，其上下波动的幅度要受制于黄金输送点（GoldPoints）。这是因为金本位条件下黄金可以自由跨国输出或输入，当市场汇率与法定铸币平价之间的偏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有关国家不用外汇而改用输出黄金的办法来办理国际结算。决定黄金输送点的量的界限，是用于替代外汇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黄金的铸币平价加上（或减去）该笔黄金的运送费用（如包装费、运费、保险费和运送期的利息等）。

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金本位制先后被以“黄金—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纸币信用本位制所取代。建立在怀特方案基础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基本锁定了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外汇平价；另一方面，确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各国政府可将所持有的美元与美国政府兑换黄金。这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其本质是一种以黄金为价值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与金本位制比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与贵金属黄金已无直接联系的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国际本位货币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耐久性、可分性、轻便性、同质性的国际经济交易一般等价物”已经不被视作充要条件，国际经济交易的价值符号，则成了当代国际本位货币共同特征。

当代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尽管各国特别是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国都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黄金，但货币的发行与相应的商品准备从理论上来讲已无必然的联系。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国际货币体系所确立的黄金非货币化的结果，货币黄金在世界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呈总体下降的变化。

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各国货币的发行再不必与某种特定商品保持法定的比价关系，其结果是各国货币之间比价的客观依据也不复存在，这亦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浮动汇率机制产生和存在的温床。

二、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

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急速发展的挑战，尤其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投机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及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一些深层次进一步暴露出来。人们往往自然将导致国际货币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归咎于现行的纸币信用本位制，亦启发了对当代国际货币价值基础的思考。

纸币信用本位条件下的汇率决定与调整，要受制于众多的因素。究其性质和特点，可以从长期和短期角度考察。不同国家货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是决定汇率的一个基本的长期因素。

在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初期阶段，各个国家一般都规定过纸币的金平价。即纸币名义上或法律上所代表的含金量。在纸币实际代表的金量与国家规定的含金量一致的情况下，金平价无疑是决定不同货币汇率的价值基础。

然而随着纸币流通制度的演进，纸币的发行开始与黄金的准备及兑换相分离，黄金非货币化的纯粹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货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其发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为基础，其实质是由本国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组合为基础。不同国家的单位货币所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成为其汇率决定的基础。当然不同国家货币的价值量对比，主要是由其购买力相对地表现出来。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纸币的购买力或物价水平，可以较为合理地决定两国货币的汇率。

不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状况，是决定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长期因素。一国货币的强弱，是以该国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为重要依托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状况等宏观经济指标构成了衡量这一大背景好坏的综合指标。

除了上述导致长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作用或影响短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相对利率的高低；货币供应量的大小；政府或中央银行汇率政策和其它干预行为；心理预期因素及信息因素，等等。此外，国际上、军事等方面因素也会在短期内对汇率变动产生影响。

当然，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存在，与现行以浮动汇率为主体的国际汇率机制，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利弊的争议表明，尽管浮动汇率也有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但倾向于汇率相对稳定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优势。因为后者不仅更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亦是经济全球化条件国际经济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需要。

在实行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同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离不开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及后来的欧元）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本质上仍是少数国家的信用货币。这种国际本位货币机制由于没有黄金作基础，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情况。发行国相对经济实力的强弱变化，以及其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的倾向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该国货币的强弱和人们对该国际本位货币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国际汇率的稳定。应当承认，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本位下基础货币发行国与其它国家相互牵连，国际清偿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并没有使“黄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国际汇率的波动大为加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加混乱，各国间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摆脱国际本位货币对少数国家国别信用货币的依赖。这种新的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应当是某种与 SDR相类似的由一个类似于IMF的国际组织发行和掌管的纯粹的货币符号。这种货币符号是由若干国家和国家集团（如欧盟）的通货所组成的“篮子”（Basket），或者说是由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为依托。参与该“篮子”或复合体的货币，按各自国家GNP在世界所占比重的大小，确定在该“篮子”或复合体中所占权数。当然，这种新的作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的多种货币复合体，是与黄金脱离联系的，与之联系的只是“篮子”组成国的货币的购买力。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均与该篮子货币挂钩，与之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在国际经济领域，一切交换归根到底，实际上仍然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及服务的交换。由金本位制到与贵金属黄金不发生联系的纯纸币信用本位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本身并非必须是价值实体，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或价值符号而发挥作用。一篮子形式的国际货币符号所代表的价值，源于组成该货币篮子的可自由兑换的各国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既然后者可以成为国际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类似职能的发挥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离不开一个由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大的国家所共同认可的，组织较为健全的国际通货管理协调机构的存在。

三、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渐进性和过渡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尽管是必要和理想的，但要最终成为现实，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及一体化作为一种趋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尚不能消除国家的界限和差别。世界经济领域里不同国家经济、和发展的不平衡，客观上仍在发挥着作用。脱离了对国别信用货币依赖的纯粹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出现，与拥有高度统一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运作一样，势必在较大程度上与许多主权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不仅在当代南北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中得以表露，更充分地反映在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轻易是不愿意因此而放弃作为现行主要国际本位货币发行国所享有的铸币税好处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特权。由此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立必然带有渐进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一方面，现行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欧元、日元和特别提款权（SDR）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体制，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仍将有其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脱离了对个别国家国别信用货币依赖的国际本位货币的运作早日成为现实，应是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发展方向。

首先，作为一种机制创新，新的国际货币本位机制的建立要考虑现实的基础和创新成本的高低。可以考虑从进一步扩大和改进特别提款权的作用或职能人手，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要改变按份额分配特别提款权的原则，而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往来的需要，根据各国GNP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各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占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比重进行分配；并使特别提款权成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各国货币均与其挂钩，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其次，推动区域性国际货币合作，作为迈向新的世界单一本位货币和执行全球统一的货币管理体系的过渡。适宜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现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三大区域性一体化经济圈，责无旁贷地将成为21世纪范围最为广泛、经济实力及影响最为强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代表，并以既相互联系合作，又鼎足对峙的态势，把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矛盾的错综复杂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体化性质的经济集团内部，随着商品、劳务、资本与技术的跨国流动自由度的加大，为稳定成员国之间货币汇率，降低区域外其它国际货币波动的冲击，建立一体化区域内的本位货币及其特定汇率机制显得很有必要。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货币单位（ECU）和汇率机制（EBM）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种特定区域性国际本位货币单位，作为欧洲货币体系运转的基础，是由加入该货币体系各成员国货币按一定比重所构成的一篮子复合货币。它起着确定各成员国货币汇率的依据，成员国官方之间清算和信贷的手段，以及被用作欧盟的储备手段和进行汇率干预的手段的作用；并成为欧洲货币体系以区域内各国货币汇率实行可略有调整的准固定汇率，对外则实行区域货币“篮子”的联合浮动为主要特征的汇率机制 （ERM）得以在顺利运转的基础。尽管这种区域性货币联盟的实施，对该区域内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有着较高的要求，但作刀一个方向，区域性货币政策的推动，不失为介于由传统国际本位货币走向未来的实现单一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管理体系的一种可行的过渡形式。当然，适于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差异，区域性货币合作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选择，如联系相对松散的货币区，或支付同盟等多种形式；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达到较高程度时，再走向货币联盟，即实现区域内的单一货币，并建立区域性中央银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除此而外，还应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基金组织在监督协调成员国货币、汇率政策及全球性国际收支调整中的作用，使之成为发行和掌管新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具有相当权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并作为未来统一的世界中央银行的前身或过渡。应给予发展家在基金组织中以平等地位参加重大事项讨论与决定的权力。参照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及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所确定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积极探索并寻求逐步建立相应的适应于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要求的现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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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凯恩斯。货币论[M].第1、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美]C.C.Lodge.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的全球化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4]P.霍尔伍德等。国际货币与金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英]劳伦斯，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篇8

处在桥头堡的城市也在谋划做足大桥文章，“大桥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

长三角经济圈提速

大桥通车之后，不少评论认为，继巴黎、伦敦、纽约五个国际级大都市圈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Z”字型长三角15个城市群有望成为“第六个国际级都市圈”。

上海海事大学城市现代物流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指出，昆山到上海的高速公路很方便，作为重要的便利条件之一，昆山吸引了很多外资，而相对来讲，浙江之前在这方便则稍逊一筹。交通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杭州湾跨海大桥不仅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是一条经济大动脉。它的通车将影响整个长三角，将重构区域格局。”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的沈玉芳说,大桥的建成将使宁波的经济腹地明显扩大,直接进入上海经济圈的核心圈,成为长三角核心副城之一，并和上海相辅相成,形成功能上的匹配。

前不久，浙江东海边的梅山岛设立我国第五个保税港区，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使用，而处于宁波港核心区域的梅山岛的区位优势也更为凸显。

对上海来说，跨海大桥将进一步巩固上海的金融、贸易、航运的中心地位。对整个长三角来说，区域经济的聚合力，社会发展同城效应、协同效应将成倍增长，人们翘首以盼的“世界级第六大都市圈”的轮廓变得更加分明。

在大桥经济的带动下，杭州湾沿岸地区正加速新一轮产业布局。例如宁波在杭州湾南岸规划建设了杭州湾新区，重点培育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随着大桥的建成通车，杭州湾新区将成为上海、杭州、宁波三大中心城市的中心。

做足“大桥经济”文章

跨海大桥对杭州湾两岸的经济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桥经济”应运而生。

其中，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大桥两翼连接的宁波和嘉兴。以嘉兴为例，嘉兴原先以皮革、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为主，大桥建成后，通过上海与宁波等大城市的辐射，嘉兴将大力发展装备工业与机械加工、光机电产业、信息产业。嘉兴的海陆运交通优势由此变得极为明显，将迎来物流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当地的产业结构中，现代物流业的分量也会越来越重。

同样，对宁波而言，到上海的车程缩短了一个多小时，这让宁波接轨上海变得更为触手可及。打好“桥牌”是当前宁波谋划的重点。“我们将充分发挥宁波区位、港口、开放、产业的优势，做足做深‘大桥经济’文章，全面推进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宁波市市长毛光烈日前指出。

当然，兴奋的不仅是宁波和嘉兴。慈溪日前批准建设杭州湾新区，规划面积145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上海埔东的面积。由于地处交通不便的慈溪市，过去许多当地企业在技术研发、物流成本控制、人才引进以及金融支持上都遇到很多困难。

“杭州湾跨海大桥经济效益极为可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说，预计在建成通车后十年内，浙南地区运输成本将减少400亿元到500亿元，节省时间成本100亿元。

也有不少企业看好一个半小时经济圈内同时拥有上海、杭州和宁波三大空港的区位优势，例如世界500强企业库柏电气有限公司牵手耐吉集团也是源于杭州湾新区符合其战略布局的条件。

港口竞合

跨海大桥建成通车，除了加速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融合外，对于长三角业已形成的外运通道――港口也将重新整合。目前，长三角宁波港、上海港等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港口群，跨海大桥则是连成这个港口群的关键环节。

徐剑华告诉记者，港口是浙江重要的资源，浙江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也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发展。

港口是宁波的核心战略资源。2007年，宁波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5亿吨,位居大陆港口第二位,世界港口第四位；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35万标箱，居世界港口第十一位。今年两会期间，宁波港集团公司总裁李令红就曾透露，宁波港正在酝酿上市融资。

“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后，将大幅度拓展宁波港腹地。”宁波市交通局副局长张延认为，以前主要选择上海港出口货物的杭嘉湖地区和苏南地区，将可能取道大桥便捷路线选择宁波港。

篇9

国际技术转移主要指技术跨越国界的转移活动，包括商业性的、非商业性的转移。

一、国际技术转移对输出国的影响

对于技术输出国的积极影响。1.扩大出口。技术出口可带动设备、零部件、劳务的出口，据统计，技术出口与其带动出口的比例是1:50。2.通过技术贸易，输出国企业走向国际，可以利用国际资源、市场，获取规模效益。3.通过技术转让、东道国资源开发，进口该国资源，满足国内经济发展之需。4.技术贸易使出口增加，国外收益汇回本国，改善国际收支。5.国际技术转移有利于扩大输出国的经济影响力，使本国处于国际分工的有利位置。

对技术输出国还有很多负面影响。1.技术优势丧失。技术具有无限扩张和再造性。国际技术转移使输入国的技术提高，削弱了输出国的技术优势，很多输入国创新能力较强很快在技术上超越输出国。2.造成国内产业的竞争压力和国际贸易赤字。技术输出使国外生产更加廉价，对国内产业造成压力，不利于产业升级的顺利进行。长期内，使输出国产业不能自给，进口增加引起贸易赤字。3.技术研发力的流失。技术输出可能造成研发和人员培养向成本低、效应好的地区转移，导致输出国研发力的丧失。以上是国际技术转移的对技术输出国的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可能性大于现实性。

二、国际技术转移对输入国的影响

国际技术转移对输入国来说也有两方面影响。积极影响有，1.通过技术引进，输入国调整了产业结构，增强了产品品种、质量和档次，提高了自给和出口能力。2.进口技术优化了产业结构，加强了各部门、行业间的协调，提高专业化水平，有利于本国的人力、自然、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3.促进科技文化的进步。输入国引进技术过程中，不仅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而且开阔了视野，有助于更新观念及时吸收人类文明的新成果。4.输入国通过国际技术合作，提高本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改善国际环境，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

技术输入的负面影响，1.使输入国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输入国引进的多是过期技术，涉及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产业，导致受制于输出国并且加剧环境污染、能源耗竭。2.多数发展中国家研发力不强，只是拿来主义，国际技术成为国内研发替代品，造成输入国创新力减弱甚至丧失。3.输入国由于机制落后，技术引进适应性不强，造成引进成本过高和资源浪费，影响本国经济其他部门的投资。4.技术输入过程中，输出国往往掌握主动，技术输入国不仅要付高额的成本还往往要附带其他的条件，影响到国家完整和独立。国际技术输入对于输入国，尤其是经济、科技实力较弱的国家，负面影响的现实性超过了可能性。

三、国际技术转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影响

国际技术转移是一种生产力和资源的在全球范围的再分配，对国际经济关系来说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首先国际技术转移使国际经济关系不断深化扩展。以技术贸易为例，1985年贸易额为500亿美元，2000年则激增至5000亿美元，平均5年翻一番。国际技术贸易增长本身代表了国际贸易和服务的发展。伴随的是是国际投资的增长，从1993年起年均增长达21%。国际技术转移还深化了国际分工。20世纪60年代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使国际分工转向产业内。进入90年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使国际分工发展到全球范围产品内的分工。国际技术转移，加强了各国联系，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加快了经济全球化。其次，国际技术转移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1.经济主导权的变化。工业技术的扩散促成19世纪末第二次科技革命，美、德也超过英国成为新的经济大国。二战使大量科学家逃到美国成就了美国经济科技的强大，而美国对欧、日的技术援助、技术贸易，也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三足鼎立的形成。2.确立了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技术转移促成了世界经济中心-边缘的格局，北南方技术转移是垂直型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加工厂，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位置。3.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东亚为例，日本70年代开始实行的“雁行战略”，将东亚经济产业层次化，各国经济互补，促进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

最后，国际技术转移促进了各国合作-竞争的加剧。20世纪80年代美日欧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科技发展计划，其背景是国际技术贸易竞争的激烈化。另一方面，现有科技研发费用高、任务繁重，又需要各国合作共同开发。因此，国际经济关系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得到激化。

四、总结

国际技术转移在利弊博弈中，改变了当事国，也改变了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技术转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的影响总体上利大于弊，但弊端不可忽视。当代存在一个矛盾现象，那就是各国技术差距不断加大的同时，国际技术转移速度也不断加快。这一现象可能加剧技术转移的负面效应，输出国可能加强输出限制，输入国可能为输入付出更大代价，进而使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来说，加强技术合作、加快国际技术转移制度建设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李志军著：《当代国际技术转移与对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陈绍荣著：《国际技术转移法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10

关键词 企业集团 财务管理模式 集权 分权

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产权联结、契约、专利技术等为纽带，以一个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单位即母公司为核心，把母公司和若干相关子公司、分公司、关联企业等联结起来而形成的多法人经济联合体。在历史传统、经济环境、产权制度、企业经营方式与理念等影响下，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虽经历多次机制转换与变革，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本文正是基于此来分析我国的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特点与问题，期望能为构建一套科学的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持续变革，我国的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已经初步形成三种形式：集权式、分权式与相融型。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对于促进中国大型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1.集权式模式

这是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相对应的，企业集团为了应对挑战和强调总部分配资源的权威性，而对分支机构和子公司进行财务集中控制。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的特点是财务管理决策权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各级子公司基本没有财务决策权，拥有的只是负责母公司所计划内容的具体实施。换句话说，集团内部的各项决策均由母公司制定和部署，子公司只相当于母公司的一个直属分厂或分公司。这种模式的有三个显著优点：一是能实现集团一致性战略的控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协调能力较强，能够强有效的优化资金配置；二是集团可以凭借其资产和信誉优势，拓宽融资渠道以便于进行有效的融资决策；三是统一纳税有利于增强集团实力。其缺点主要有：集团最高决策层一般远离经营现场，决策信息不灵，造成低效率；财务决策灵活性较差；制约了子公司理财的积极性和经营自主性及创造性；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能规范产权管理行为等。这种模式适用于集团成长初期阶段。

2.分权式模式

分权式财务管理模式是为了弥补集权型的失效而产生的，是指财务决策权分散于各子公司，母公司起控股公司的作用，它是建立在一种完全的委托----受托责任基础上的。其优点主要是：财务决策周期较短，决策针对性较强；子公司具有比较灵活的财务决策权，能加强其市场应变能力；有利于培养子公司的资金成本和风险意识等。其弊端主要为：过度分权会增加整个集团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矛盾与不协调，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容易产生随意挪用资金和私自设立小金库等行为；集团公司的财务决策权行使会受到一定影响；子公司常发生“一放就乱”等。

3.相融型模式

它是分权式与集权式的结合，主要是为了借鉴参考二者利弊而产生的，根据母公司集权程度的不同，这种管理模型又可以分为相对集权和相对分权两种类型。其优缺点主要表现为：有利于统一调剂集团资金，降低资金成本；有利于发挥母公司财务专家的作及降低行政成本；能减少母公司一旦决策失误造成的影响，使决策更加理化，同时也能调动子公司的积极性；名义上是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实质上成为集权型财务管理或者彻底的分权，造成财务管理混乱。

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企业集团组织的扁平化加上母子公司的财务特征导致了分权的必然性，而公司的规模效益、风险防范又要求集权，所以大型企业集团对分权与集权程度的拿捏适度与否会对企业集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加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体趋势，引起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重大变革。我国大型企业集团起步较晚，在财务管理模式上与欧美等成熟模式相比存在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会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财务管理模式不够完善

我国大型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模式不是过度集权就是过度分权，过度集权模式下，企业集团往往将“统一领导”的原则绝对化，把子公司当作附属工厂或车间，整个集团则当作一个大企业来进行管理。过度分权容易导致集团公司无法对整个企业集团实施有效的控制，筹资上整个集团缺乏内部资金融通，资本结构不合理，举债规模容易扩大；投资上整个集团频发生投资结构欠佳现象，资金闲置与重复投资层出不穷。这种缺乏一体化的财务管理实际上阻滞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要素的优化组合，对于企业集团的发展起到了阻滞作用。另外，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财务控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没有有机统一。

2.企业集团资金运作不规范

目前，我国大型企业集团资金运作不规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企业集团存量资金盘活效果差；其二是企业集团资金条块分割严重，我国很多企业集团表面上以资本和契约作为纽带来进行资金运营，但是实质上仍是行政命令虚拟的企业联合形式。其三是企业集团内部聚积大量的沉淀资金，许多企业集团存在一个奇怪现象即一方面资金缺乏制约企业发展，另一方面确有很多资金闲置不能增值。其四是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监控乏力。

3.财务控制缺乏一体性，且缺乏健全有效的财务监控

当前我国许多大型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集中在事后控制，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作为至关重要的环节往往被忽视，加上很多企业集团的财务控制各自为政，没有建立起贯通母子公司的财务控制机制，这就造成其财务控制缺乏一体性。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财务监控制度不完善、监控手段和方法落后、财务监控重视程度不够及政府部门中介机构不够尽责等因素所造成的财务监控低效率不健全也普遍存在于大型集团。

三、新经济环境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构建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新经济环境下，为了更好地适应企业集团的发展，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要遵循这一思路：实行集权与分权的结合，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灵活的对集团财务管理的方式进行调整；同时坚持以资金运营为核心和纽带，将整个企业集团内的各个具备法人地位的子公司或者关联企业联合起来。

1.以产权和资本为纽带并对企业集团财务进行统一领导，加强对集团投资的管理，在集团内部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统一的财务软件，并统一集团财务会计制度。同时，要设置集权为主、有效分权控制的财务管理机构，进行财务相对集权的管理。

2.实行财务总监委派制，这样可以加强事中控制和事前控制，能够保证集团财务管理的反馈及时性。独立性、专业性和审计经常性。另一方面，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来控制整个企业集团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资金营运。

3.进行有效分级管理，处理好财务权利的集中和分散。其基本思路是：改变原有的过度集权或过度分权模式，集团母公司不再全面控制或者全面放权，而是只对重大的全局性的财务成本管理做出原则性、政策性的规定，并将次要的不涉及全局性的财务决策权和集团总部决策的执行交给成员企业。

4.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预算体系，加强资金集中管理。企业预算与财务信息系统及资金运营结算中心有效连接，能够有效防范企业集团的财务风险。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就是要将资金监控系统、共用银行集中账户、企业内部资金管理机构、结算中心与财务公司联结起来，由集团母公司统一监管，这样有利于集团公司从总体上把握资金运营效果，加速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5.加强企业集团各个法人单位的财务信息沟通，做到双向反馈。它要求企业集团财务运行模式各个环节之间的信息传递和财务决策执行权中的各个层次之间的信息传递必须都是双向的，这样就能使集团母公司及时掌握集团各个组成部分的财务信息及资金运营效率，提高财务决策权的科学有效性，减少甚至避免资源浪费。

参考文献：

[1]李慧仙.我国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问题探讨.东方企业文化.2013（1）.

[2]周洁.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创新问题研究.会计之友.2009（12）.

篇11

[中图分类号]C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45―05

1982年，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在中断了30年后开始恢复重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其分支领域――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应运而生且日益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着重就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发展状况及前瞻作一梳理和研讨。

一、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问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

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

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

《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

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 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人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八)区域公共管理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国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文献还有待丰富，国内外区域公共管理的比较研究也有待加强。因此，需要加大力度翻译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系列著作，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并参考借鉴国外区域治理前沿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精华，并与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以深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推动区域公共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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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瑞莲。谢宝剑，回顾与前瞻：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主要区域政策[J]，政治学研究，2009，(1)。

篇12

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重要的今天，我国应当了解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并根据这些新趋势和新特点，制定优异的国家经济合作战略，使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健康持续发展。

一、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经济政治形势

1.国际经济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世界经济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迅速回升，但随着刺激政策的作用衰减和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发展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从目前形势和发展态势看，世界经济贸易将继续维持低速增长。主要经济体进一步分化，发达经济体总体回升向好，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较快，但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经济复苏面临很多制约。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回落，从新兴经济体内部看，对资源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面临很多困难，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情况相对较好，但由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内生动力增长不足，而外需疲软利用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普遍持续放缓。尽管各地区各国经济状况悲喜交加，但总体来说世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经济状况日趋稳定。

2.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国际资本大进大出，据联合国统计， 2015年从新兴市场流出资本达6000亿美元。2016年以来，国际资本加速流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出现剧烈动荡，东道国货币大幅贬值，证券市场出现剧烈动荡。目前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状态虽然有所好转，但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债务水平不断上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显示，2007年以来，全球新增的债务近一半出现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这将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并缩小财政政策空间，进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美国政策发生转折性变化，美联储去年12月宣布启动加息进程，尽管美联储一再强调加息过程是渐进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加息预期下也已释放部分风险，但加息预期改变了美国金融资产价格和长端利率预期，势必影响消费和投资，经济增长将面临许多新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加大制约依然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

3.全球物价持续低位徘徊

由于以往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刺激能源资源类产品生产规模大幅增加，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低迷，短期内又难以改变大宗商品供大于求的格局，能源资源输出国为增加收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不愿减少产能，加之美元走强会进一步抑制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此，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仍将低位震荡，总体来看可能只有小幅度上行，但仍难以推动全球物价水平上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将加剧资源出输口国的经济困难，对资源进口国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也会加大通缩压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兼有。

4.地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演变，国际力量对比显著改变，近年来新兴大国崛起，美国影响力下降，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和既得利益，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各种矛盾显现，竞争摩擦加剧。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频繁，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不断上升。从当前形势来看，英国脱欧公投显示脱欧已成定局，西班牙大选、移民危机、希腊债务问题，中东局势、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美俄关系、朝核问题等，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因此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国际经济合作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合作是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联系形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方式，国际经济合作是一个历史性的经济范畴，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带来世界经济活动的变化，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战后国际分工的新变化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产生与发展打下基础，战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产生与发展主要原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出现，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促进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主要以提高各国人民生活福利，推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识，并在某些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国际生产要素市场的状况也会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开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背景，不断的科学技术革新，导致国际经济合作在不同的时代，显示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1.国际经济合作趋向集团化、区域化

由于生产要素移动趋向集团化，各经济集团内国家之间，经济集团与经济集团之间的经济合作业务逐渐增加，因此通过建立集团组织，可以有效促进集团内部成员更好地实现内部人员、资金，技术、产品的流通与合作，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使得自身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组织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等。

2.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更加激烈

在资本要素市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国内推出新的优惠政策，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国际市场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从总体情况看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劳务输出国之间必然会展开激烈的竞争。

3.国际经济合作制度化、政策协调经常化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逐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解决国际经济交往中出现的矛盾减少摩擦，保障和推动国际经济的稳定和正常发展，需要建立国际经济协调制度和法律保护。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WTO成员，已达144个，成员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90%以上，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随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经常化，制度化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和合作。现在，美日之间，美欧之间，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在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内进行的经济政策协调日趋频繁，并且正在向定期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

4.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多样化发展

国际经济合作形式随着国家经济合作业务内容的发展而不断多样化，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出现的新形式主要有非股权形式的国际投资，BOT投资方式、联合研究与开发新技术或新产品、劳务支付形式的补偿交易、带资移民、带资承包工程、对外加工装配等形式的境内国际商务合作，跨国性经济特区等。

三、国际经济合作新特点

1.国际经济合作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当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相关政策也会作用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在相互均衡之中相依存并得到充足的发展。随着各国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各国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近些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不嘣龀ぃ国际经济合作更加紧密，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一方面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高度依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上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中国的政策和经济调整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

2.全要素合作是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经济特征

国际经济合作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重新组合配置。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全要素合作趋势变得越发明显。生产要素的国际差异，价值链形式的分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在这一体系当中，每个国家不可能全然拥有所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且每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也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者产品某个方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全面跨国流动必然会成为一种趋势，一国要想在世界经济发展之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必须积极参与到全要素国际经济合作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争取在全球产业链生产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席位，以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势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并以此获得相关的经济利益

3.全方位合作是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特征

合作共赢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成为今天发展的鲜明主题，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各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考虑到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争取能同其他国家之间开展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合作，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水平。

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经济发展体系中，无论在范围和形式上，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同多数国家之间就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比如说劳务合作、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国际租赁业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四、中国有效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策略

依据当前国际经济新形势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新特点、分析我国参与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策略。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合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频率不断增强，我国已越来越意识到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给自身带来的巨大利益。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走出去最佳战略选择，它不仅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赢得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又符合我国树立和平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只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才能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加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更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巩固中国的大国地位。

1.立足亚洲，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就目前的形式来看亚太地区将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最重要和最有地缘优势的地区，我国应该运用好这一地缘优势，积极倡导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东亚的区域合作是中国对外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立足点。在参与和倡导组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过程中，中国应发挥积极作用。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所参与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都在我国的周边地区，如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东盟l0+3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正是通过这种优势使我国能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得极大的贸易利益，从而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根植本土，加速两岸四地的合作进程，走大国经济之路

两岸四地经贸往来日趋频繁，依赖层度不断递增，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形势之下，加强两岸四地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在经济融合过程中的资源重新配置，使得大陆的制造业基地同港澳台地区的信息技术优势以及国际销售网络相结合，会使四地产品的比较优势更加突出，而且可以产生较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减少港澳台地区对美日欧市场的过分依赖。从而构建起我们自身的经济大国地位和身份，并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过程当中掌握充分的主动权。由于目前两岸之间的某些壁垒尚未拆除，无法彻底实现“资源优化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也未充分发挥。因此，今后两岸四地要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四地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竞争力，并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和陆权回归奠定基础。

3.面向世界，构建全球性合作网络

当前各大洲之间以及最主要的区域性经济组织之间的跨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不断加强，无论是从合作的范围、程度以及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扩展。因此，从经济发展全局考虑，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当中，要具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在重c发展周边地区区域合作组织的同时，也要注重寻求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只有面向世界，加强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才能顺应国际经济潮流，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水平。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运作，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前景十分光明。客观地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决策层从战略高度出发，用全球一盘棋的视角，立足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诉求提出了这一倡议。这一战略既是中国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也是中国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的应对之策。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还应注意减少对美国的过分依赖，要充分援引WTO的有关规则与规定，制定出有利于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政策，防范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使我国在全球经济战略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综合而言，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在策略上，扩大国际影响力，树立负责人大国形象，在实现途径上，以互利共赢为依托，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争取道义和现实利益双赢，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永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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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一、TPP协定简介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协定”，最初共有智利、新西兰等四个成员国，因此又称P4。截至2015年10月，TPP成员国共有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等12国。这些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总量的40%，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对世界经济影响重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同年的APEC峰会期间非正式的倡议成立“太平洋五国自由贸易区”，但并没有真正加入。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高调加入TPP，明确将其作为战略武器。同年12月，美国贸易代表柯克正式告知国会有关启动TPP谈判的决定，这标志着美国正式开始了TPP谈判的具体工作。2011年11月，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2013年9月，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而中国至今还没有加入其中。2016年2月4日，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在新西兰奥克兰正式签署了TPP协议，这标志着TPP协议最终达成。

二、美国力推TPP的战略原因

美国高调加入TPP，不仅仅只是考虑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有着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这些利益一起构成了美国力推TPP的战略动因。

一是理念上的原因。美国极力推动TPP，不仅仅是因为其处于安全战略和经济利益方面的保护，还有其自身价值观因素的考量。长期以来，美国以亚太国家自居，获取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地位，推广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念，以此推动其TPP战略实现的基础。

二是地缘政治因素。亚太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被称之为“世界资源宝库”。亚太地区正在成为新兴经济体，但其内部大问题众多、矛盾交织，各政治大国展开竞争与合作，以实现自身利益。因此，美国对亚太的关注将会越来多。

三是政治方面的原因。美国TPP战略意图强化其亚太政治影响力，为美国合法进入亚太地区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美国加入到TPP后，TPP的影响力大增。如果某一国被边缘化，自然会收到很大的损失，将会由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依靠其联盟关系，拉拢盟国加入，进而其示范作用将会日益巨大，从而获取在该地区更大的政治利益，掌握该地区的经济规则制定权。

四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合作表现十分强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贸体制的建立正是这一欲望的强烈体现。所以，美国通过TPP将亚太国家“捆绑”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生产销售网络上，放大“轮轴―辐条”效应，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经济新格局。亚太地区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人口众多，可以为美国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美国以TPP作为其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提升美国企业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力，削弱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影响。

三、TPP对美国的机遇与挑战

TPP作为美国新时期针对亚太地区的经贸政策能否继续推进，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国内因素

1、政治体制因素。美国国家制度的核心是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各归国会、政府及最高法院所有，而三者又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美国政府是一个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但其国会议员代表的是其选区利益，为了获得连任，往往会受到社会利益的牵制。而美国的政府与国会之争由来已久，并且将继续常态化、持续化。因此，国会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国会不像政府表现的那样积极，其他国家的加入热情也将会受到影响。2、政府内部因素。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严重挫伤了美国经济。次年12月，奥巴马总统在《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中明确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以“再工业化”为战略理念重振美国制造业，这标志着美国经济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转变。但是，在“再工业化”过程中，美国各个部门的不同反应也成为了影响TPP走势的重要因素。

（二）其他成员国因素

1、域内大国因素

（1）日本。在所有成员国中，日本位居其二，占据TPP内经济总量的20%。所以，TPP能够争取到日本支持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在日本国内，有着两种声音即赞同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日本反对的声音中，农业因素是其反对声音中的最大原因。虽然日本已经成为TPP谈判的重要国家，但一旦国内农业利益受到巨大损失时，日本的农业利益集团就将会阻挠日本参加进一轮的谈判；（2）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其成员国中，其矿产、农业和服务业有着巨大的比较优势。2005年《美澳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并未给其带来太多经济利益。因此，澳大利亚要借助TPP来改善其经贸环境的意愿并不大。但因为美国的加入及东亚国家的观望将会成为澳大利亚TPP政策考量的重要因素；（3）新西兰和新加坡。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有着巨大的相似。但是，新西兰国内市场的狭小，与美国、澳大利亚农产品产业部门的分歧，将会影响到新西兰经贸政策的决定。新加坡开放程度较高，加之新加坡独特的地理区位，作为原始会员国和既得利益者，将会继续支持TPP协定的签署及落实；

2、小国因素。TPP成员国中有很多成员国是东盟成员国。一直以来，东盟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已经与众多APEC会员国签订贸易协定，例如2002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东盟已经成为“10+1”“10+3”等多种形式区域合作的核心力量。TPP也是未来区域合作的重要模式，东盟也将参与其中。但是，东盟内部矛盾重重，自身述求不一，各国担心东盟凝聚力下降同时担心自己将会受到边缘化。因此，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使东盟积极支持将是域内大国不得不考量的重要因素。TPP中还有其他成员国如秘鲁、智利等国家，虽然自身力量弱小，但是TPP的扩容首先必须处理好这些国家的利益述求。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毗邻美国，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是美国重要的区域合作伙伴，美国的态度决定了其未来TPP政策。因此，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态度将会是积极的。

（三）国际环境因素

2001年11月，启动的新一轮多哈多边贸易谈判，但因谈判的失败，影响到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此后，由于成员国利益冲突无法调和，多哈谈判也长期未见结果。直到2013年12月底，在WTO第9届部长级会议上，159个成员国全数通过达成《巴厘一揽子协议》，实现了多哈谈判零的突破。但是多哈谈判对TPP的影响也将随着谈判的继续进行而影响着。

世界经济的进展表明全球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并显示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因而，这些因素将会促进TPP成员国尽快达成协议。

四、美国TPP的前景预测

TPP是美国继WTO坎昆会议失败后付出努力最多的所推进的区域贸易协定。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TPP的最终实施已成定局，但其中将会经历许多挫折和打击。美国提出的许多标准不仅不能让小国接受，甚至也超过了发达国家所能接受的范围。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竞争政策等新国际贸易规则方面争执不断，并且在市场准入、原产地标准、贸易壁垒等传统领域也难以达成一致，形成了谈判的技术性难题。因此，未来TPP的谈判将围绕这些议题为中心进行谈判。美国将积极和这些国家进行谈判，力争TPP协定的早日实施，并会拉拢其他国家加入到TPP协定中来。（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参考文献：

[1]毕晶.中国加入TPP的利弊权衡及战略选择[J].国际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