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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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后，冯仑带着国内立体城市的计划，陆续进入成都、西安、温州3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口号提出已有近5年时间，但立体城依旧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它比起东京和纽约寸土寸金、结构密实的超高容积高楼大厦，以及香港比比皆是的“牙签楼“，至今仍没有具体产品面市。

篇2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spect of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a public 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under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 safe city construction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traditional city public saf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entity， modeling and computable relay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big-data technologies. In this way， city safety system， which is sensible and automatically measured， is constructed.

city public safety； public safety assessment； smart city； big data

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已经从理论层面落实到中国很多城市的实际建设层面。中兴通讯作了不少实践，并有一些自己的提炼思考。在智慧城市中，城市公共安全的建设作为基础性需求，不容忽视。为有效预防、减少和降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必要规范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本文从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出发，探讨基于智慧城市建设理念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与评估体系，为具体智慧城市系统建设提供借鉴。

1 智慧城市建设理念

智慧城市理念论述众多：从城市管理者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意味着一种发展城市的新思维、新策略，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需要，是一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实现城市全面数字化后可视、可测量的智能化城市管理和运营模式，可以推动城市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跨越式提升。从信息化专家的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形态，是城市的信息化经历数字化、智能化后的必然结果。从市民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意味着生活品质、民生服务、居住环境等得到极大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渗透到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智能、便捷与舒适成为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

智慧城市是借助信息技术，把已有的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形成技术集成、综合应用、高端发展的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市。基于此，我们认为智慧城市具有信息（Information）、智能（Intelligence）、创新（Innovation）、市民与城市互动（Interaction）的“4I”特征。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组织形态，作为众多个人构成的集体活动实体，实际上在城市整体需求上也体现出了与个人需求相对应的层次需求模型。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亦称为社交需求）、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5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由此，安全需求不论对个人还是一个城市都是仅次于“活着”或者“存在”的基础性需求。

一个城市的安全需求是众多个人安全需求的集合，是一种公共安全的需求。城市安全关系到城市中的每个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安全是一个基本模块。进行安全城市建设，必须坚持安全建设与评估两条腿走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15]。

2 智慧化的安全城市系统

构建

在智慧化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中，物联网是城市公共安全基础信息采集、汇集的基础架构，大数据分析则是对海量基础数据进行模型分析的基本技术支撑，而云计算架构则为高强度的、成本可接受的柔性计算能力获取提供了基础保障。这些新技术的成熟应用是使整体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构建成为可能的关键。

2.1 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现状

近些年，城市公共安全的信息化建设主要落地到平安城市建设方面。构建平安城市业已成为政府建设共识。但当前平安城市的建设尚存在如下具体问题：

（1）信息系统缺乏整合

相关信息主要为公安等具体部门服务，缺乏从城市层面的共享与整合，其他城市管理部门建立了大量“烟囱式”的监控系统，缺乏标准互不相通；部门间的信息没有实现共享，“信息孤岛”现象非常普遍。基本上各方各自建设，各自享受自己的建设成果；各城市的电子防控系统多呈现分而治之状态，一个平安城市系统中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安防平台，且大多数之间没有实现互联。

（2）信息系统与城市中其他系统联动较少

缺乏业务的有机整合，视频监控系统自成一体，覆盖面小，应用面窄，缺乏与应急联动、警务指挥、城市管理等业务的高效整合，视频监控信息与警用地理信息系统（PGIS）及其他公安信息没有进行关联。

（3）各城市普遍存在“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对与智慧城市建设相配套的运作管理机制、服务模式、政策措施，要进行妥善的分析和梳理。建设与管理并重才是实现智慧城市最终目标的重要保障。信息化部署完成了，它只是个系统，是工具。此后，需要相应的城市管理人员和市民一起使用这套系统，并从中汲取“智慧”的价值，这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

2.2 智慧理念下城市公共安全实践

当前，依托智慧城市理念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从技术角度看，城市公共安全建设可有如下升级方向：

（1）大联网平台建设

随着GB/T28181-201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于2012年6月1日正式生效，大联网平台建设已经成为未来几年平安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视频监控联网管理平台，必须开放系统能力，能够与主流监控厂商前端设备进行信息对接及互操作，可进行不同平台和设备之间的业务组合和调用，实现不同平台信息的往来交互。

（2）信息全网可调用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大联网平台建设的逐步深化，使得区域内经过授权的监控平台的操作台，均能够在区域范围内自由调动信息。同时，以上的互联和共享将完全在权限可控的状态下进行，以最大限度保证海量数据的有序使用。

（3）业务流程实战整合

发展应用型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专业化系统。城市公共安全系统的核心在于系统与警务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这样视频信息才能成为真正的“大数据”。和警方已经建设或者正在建设众多数字化的业务信息系统有效关联，使得平台系统更加贴近公安部门的实际业务应用，做到“三实”，即实际、实战、实效，从而贴近公安实战，促进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4）高清设备的大量使用

公安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建设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的阶段。更高的清晰度成为提升视频监控质量的首要诉求。高清摄像机和高清编码器等被平安城市建设大量引入，同时移动高清摄像机也被各方案补充引入。

（5）视频智能分析深度应用

海量的视频文件、日志信息的挖掘、分析，可以有效提升治安监控系统的工作效率。通过对视频内容进行视频诊断、视频浓缩、视频检索、视频压缩等先进视频处理技术等，使视频资源从粗放无序的数据真正转化为精细可用的信息，并最终实现高效应用。

（6）云计算的大量使用

高清视频的广泛使用及城市级视频网络的完善将会产生大量视频数据，只有云计算的强大架构扩展能力，高可用性将使海量视频数据的有效处理成为可能。这对于对城市安全管理意义重大。

基于以上对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建设的理解，中兴通讯提出了自己的平安城市解决方案，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3 安全城市的评估和实践

从实践中看，无论在之前的平安城市建设还是最新智慧城市架构下的智慧公安系统建设，不少地方都已经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类相关系统，在不少城市也已经初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但在这些系统建设中，是否有从城市公共安全评估的角度出发，更严谨地在事前基于评估数据更合理规划整体方案，在系统建成后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评估城市安全水平的提升或变化，从而适度调整相关系统侧重或在后续建设中更加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对重点地区、重点问题进行安全系统规划和实施，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实际情况中这方面通常被忽略。很多系统的规划设计，往往是侧重在“设计”系统本身，说明系统本身要解决的问题。而对系统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缺乏量化。相当于说，事先缺乏定量评估问题，事后缺乏定量评估成效。很多系统上马了，只能笼统地说“有了提升”，最多总体而言某个指标提升或下降了之类。而这些和城市公共安全评估应达到的“以评估指导规划，以评估调整布设，以评估安排升级”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3.1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识别方法

影响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进展的主要因素包括：评估时间、力度、展开幅度和深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和城市实际安全状况和城市特性的不同点相符合。对不同的城市而言，应该选择适合本城市特性和发展水平的风险评估方法。这样的评估过程与正在进行的平安城市或智慧城市安全建设是一个并行关系，相互吸收经验，相互促进。

根据对各要素的指标量化及计算方法的不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分析可分为定性分析、半定量分析和定量分析，或这些分析方法的组合。

3.1.1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性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风险分析方法，在城市公共安全分析中也同样如此。定性分析方法对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和后果可用如“低、中、高”这样定性表达程度的表示方式。

但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实际定性分析过程中，有时仅仅使用“低、中、高”这样的程度表达并不能显著分辨不同风险值间的差别，因此，在实践中，有时会考虑给这些主观判断的值设定一个数据化的结果，比如，设“高”为“3”，“中”为“2”，“低”为“1”。该“3”、“2”、“1”，并非一个客观的实验值，相反只是一个相对值。对本意仅用来确定等级的对应等级数据进行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定性分析常用于：在开始细致风险分析前的最初风险鉴别，以找出可能需要更细致分析的风险；或者相关风险可能不值得花更多资源去进行更充分分析；或者实际具备的数据不足以进行更细致定量分析的场合。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性分析是基础性的分析方法。即使在可采用更进一步评估方法的场合，定性分析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选择。

3.1.2 城市公共安全的半定量分析

半定量分析是在定性分析基础上的提升，同时也是对花费更大的完全定量分析的妥协。在半定量分析中，定性分析的某些定性分析数据可能已是确定数字，但每个子项所确定的数字并不一定与具有非常精确的对应关系。

在应用半定量分析时需要小心，因为半定量分析可能不能正确地区分各种不同风险，尤其是当分析结果或可能性处于极端状态的时候。因此，在实际分析时可将“可能性”分解成两个要素“暴露频率”和“概率”。所谓暴露频率是风险来源存在的程度，而概率是当相应风险源存在时产生后果的可能性。在上述两者间关系不是完全独立时需要审慎对待分析结果，因为相互干涉后的分析结果可能产生偏差。这是半定量分析需要注意避免的问题。

3.1.3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量分析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量风险分析主要关注两个基本数据：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和风险对应可能损失的资产。这两者相乘的结果称为年度预期损失（ALE）或年度成本估算（EAC）。理论上可依据ALE计算威胁事件的风险等级并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决策。

ALE的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评估城市单项资产的价值V；然后根据客观数据计算威胁的频率P；最后计算威胁影响系数μ：

ALE=V×P×μ

显然的，城市公共安全整体ALE值应该是各单项ALE的总和。

但上述方法存在数据可靠性问题。定量分析依赖准确数据，而准确数据整体上依赖于人类的科学发展水平。对于某些安全威胁，人们确认已可掌握相应数据信息，但对于另一些威胁来说，可能还无法掌握实际数据。这是定量分析当前的局限性。

在定量分析实际应用中，对于这样定量化的困难，可尝试使用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客观概率用于有人们已经掌握客观数据的情形；主观概率则针对尚无法掌握直接根据数据的情况，此时将利用包括经验数据、主观判断等进行替代。举例来说，在社会稳定度评估中，对于攻击行为的威胁可考虑如动机、手段和机会等要素。

总体而言，完全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是有相当难度的。但从城市公共安全精细化、智能化及未来发展来说，定量分析毕竟是城市公共安全最希望采用的方法。

3.2 “全生命周期”公共安全评估实践

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在城市公共安全评估价值这方面应具备“全生命周期性”。所谓“全生命周期性”，是指应在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建设的规划设计、实施部署、使用运维、系统升级4个阶段全面引入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方法，通过评估数据的变化指导上述4个过程形成闭环，不断提升整体城市安全系统的水平及有效性。

具体来说，在系统规划设计阶段，首先要做的是基于现有信息系统形成的各类数据，有针对性地对待建系统所要解决的公共安全问题现状进行评估，形成各类辅助决策分析结果，指导规划设计体现出应有的重点问题的侧重性、区域的差异性等。

针对平安城市的高清智能卡口布设问题：

（1）规划阶段进行风险识别和定量分析

利用比如历史报警数据、案事件区域数据、车流量数据、人口分布数据等计算出整体区域风险度分布图。将该数据所体现的区域差异性和整体卡口布设其他因素进行叠加，最终确定实际卡口布设位置、区域密度方案。

（2）在实施部署阶段多次联调测试及系统试运行

获取相关测试数据，进而评估系统整体有效性，发现系统不足，及时调整、改进系统本身及相关部署。

（3）运维阶段进行长效的公共安全评估

系统将在这个阶段持续给出城市公共安全状况评估，这不仅是给决策者对城市整体安全管理所用，也是给系统运营维护方面甚至于系统自身进行系统参数调整的必要依据。如果说决策人根据相关评估进行决策和调整是传统安全系统应做到的，那么系统自身根据自身产生的安全评估在事先系统设计模式下进行相关参数调整才是真正“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统的智慧体现。

毫无疑问，如果安全评估体系长效机制建立起来的话，系统升级参考相关评估进行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系统的自我调节总是有效有限的，社会状况的变化、科技水平的提升则是永远的，所以，在反应现实公共安全状况的评估持续给出情况下，规划新的系统升级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系统升级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规划设计”阶段，在持续评估的机制下，整个城市的公共安全体系将形成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不断螺旋式提升的正向轨道。辅助这个全生命周期循环的形成，也正是智慧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最大价值所在。

4 结束语

当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巨大、影响深远，而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基础性需求之一，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智慧城市的规划阶段就将城市公共安全评估体系纳入其中。传统上城市公共安全定量评估分析的方法，可以应用最新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从而降低评估的成本。这正是我们在后续智慧城市建设中需要不断探索、落实的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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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涵着以人为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寻求共识的基本理念，将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事实上，这也是对其本身的建设实践提出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要求。青少年由于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及自身的特点，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重点对象。

一、养成教育是促成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模式

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个体的需要是价值存在的前提。价值观便是价值观念，是主体以自身的需要为尺度，对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或现象所蕴涵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往往表现为信念、信仰、理想、追求等形态。这可以说，价值是人们的利益与需要的反映，也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与行为选择。作为统治与指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要真正深人个人，它必须以个人的需要和认同为前提条件。党在十七大提出了“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自觉追求。那么，促成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也需要以他们的特点和需要为出发点，真正落实以人为本。

作为未来社会的主体，青少年的价值观状况不仅关系自身的发展而且关系着社会的发展前景。对当代青少年社会心理特征的认识，“个性时代”不失为一个简洁和具有特色的概括。而此个性时代同时是一个不成熟的过渡发展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可塑性的时代，是一个价值观教育的关键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主导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导青少年的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的发展和青少年健康发展和谐统一的必然要求。基于青少年个性的社会心理特点，促成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并自觉接受，养成教育不失为好的选择。因为养成教育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体现的精神，也符合青少年的社会心理特点。

所谓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养成教育，笔者认为是指社会、学校、家庭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道德成长规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通过对他们的道德行为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复训练，使之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习惯，从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心理结构，凝聚其品质的教育体系。养成教育十分强调青少年的个性特点，并以此作为教育的起点和突破点，贴近青少年的个性时代特征。同时，养成教育的目标是崇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内化为青少年的道德品质，以形成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习惯为外在表现形式。

习惯是自然、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东西。从个人层面看，习惯是后天习得的自动化了的动作、反映倾向和行为方式，它是条件反射在个体身上的积淀。从社会群体层面看，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相对稳定行为方式和反映倾向。因此，我们可以说，当青少年以及以后成人的行为习惯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现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实为青少年接受和践行时，体现人本的要求的养成教育便促成了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

二、养成教育体现了青少年的个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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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相比父辈，生长在城市、远离农村和农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处于迥异时代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有所消减，而对进入城市社会有着较强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却面临着就业歧视、社会网络狭窄、人力资本匮乏、心理认同度低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经济上融入，社会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实质性融入现象，传统的由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成为新的二元结构，即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是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悬空的一代，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与城市融入的梦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城镇化已经取代物的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入人文关怀、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让新型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使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要跨越城乡二元制的藩篱即取得城市户籍，还要能够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资本，获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纳和社会资本，并且拥有在城市安居兴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无论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都从政策、制度或机制上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新型城镇化所提倡的人性关怀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成因并寻找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路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续改进我国城镇化质量、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成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三种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复合治理解决思路与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模式以及户籍制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学者在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人口和移民为研究对象，关注城镇化以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

西方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解释，力图发现人口迁移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推拉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都从工业化、城市化视角研究农业转移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镇化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扰世界城市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逐渐从宏观视角转向对于转移人口个体及家庭迁移动因或迁移行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半城市化现象的论述，后来演变成为从特征、过程的角度定义半城市化，并对半城市化问题发展机制、发展现状以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西方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解决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层面，如社会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提出的流动人口通过接受当地主流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并实现心理认同的同化过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开，但为中国错综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台，为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第二，国内学者以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为研究起点，进而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独特性以及其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及半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的流向、规模、人口学特征等人口流动的静态特征，逐步演变为流动过程、工作和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社会融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为标志，学界开启对农民工代际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热烈讨论。在王春光城市融入与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在三个方面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第一，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群体特征、权益保障、心理状态、就业状况、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虽然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都使其处于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决定论”。还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导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学界展开了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演进趋势及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经过修正的西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城镇化在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时，应该结合我国实践并结合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术上，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类实证研究，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实证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怎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然而，纵观国内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等问题，因此，亟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软实力――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各种因素各自为政的桎梏，通过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外劳动力迁移、城市化进程和半城市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回顾，本研究归纳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演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问题。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32份，问卷Cronbach'salpha系数=0.864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实证分两部分。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即各个影响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关系进行单因素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显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关。其次，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有市民化倾向=1，没有市民化倾向=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而1-P为没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导出：P= （2）

（2）式为logistic回归模型。在式中，a为常数项或称为回归截距，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系数，xm为作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自变量。

本研究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13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组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虽然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国家一系列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措施出台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产生变化;人口学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四、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社会复合治理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张红芳，吴威（2009）认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协同关系，三者的协同是开发个人潜能、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林竹（2011）认为，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张洪霞（2013）也认为，通过三者的协同可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的协同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决其半城市化问题。

所谓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排斥其他主体参与，向多种社会主体协同以促进治理绩效优化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能力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复合型”协同参与，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主体在治理机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即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和其他各主体的全面参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治理结构强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互动，与传统科层组织形成网格状治理结构，各个参与主体成为连接多渠道治理路径的结点，其网络触角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需求反应更为及时灵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引入复合治理的理念，引导第三方组织和企业与政府进行“复合型”协同型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维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关联所构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主体网络。据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解决的复合主体则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旨在打破不同主体间的“部门分体制”，塑造一种互相嵌入、功能互补的互通互联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一是注重“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合作的组织模式，也注重不同主体的主动性和专业性，促进各主体的优势复合发挥。二是复合治理主体构建了主体间相互融通，共同分享，优势互补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治理全过程不同环节、领域的部门割裂、主体分立。三是实现主体间互联互通的内部化，对于有效整合多主体间的社会资源，加强融通协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实然性。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构建政府与企业主体、政府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主体与第三方组织之间“双向互动”的良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和犄角支撑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创新半城市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在这一社会复合治理结构的支撑下，运用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全方位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增加其心理资本，增加其职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努力增加其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拥有心理归属感，并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通过网络组织进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在内的心理培训，加强对其挫折心理的疏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促进其主动融入城市以提高社会资本，激发其自身强烈的成就动机以提高人力资本。

[参 考 文 献]

[1]张兆曙.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对杭州3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曹堂哲.公共行政执行协同机制――概念、模型和理论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0（1）

[3]何继新，陈真真.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汪锦军.构建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一个界定性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

[5]张洪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

[6]陈藻.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3（4）

篇5

摘 要：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多元评价模式是采用多种方式方法评价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成效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教学成效的，它是一种以现代质量管理理论、建构主义和多元智能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教学过程为主线，既充分考虑到高考社会化趋势下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的现实需要，又综合参考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等各项指标的科学性、实用性的评价模式。

关键词 ：多元评价模式；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8-02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制区社科规划项目“高考社会化趋势下高效英语专业教学问题及对策研究”（2014B130）

随着高中全面素质教育改革的正式“起飞”，高考选拔制度改革从考试内容到选拔模式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务实，更加符合高校培养人才的需要。在新的教育考试模式下，教育评价的人本回归和多元评价模式的运用必将促使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个性发挥得到充分尊重，并得到更多的发展通路，而多元评价模式也是高考社会化趋势下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

一、高考社会化趋势下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多元评价模式的内容

1.形成性评价理论。形成性评价理论（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与终结性评价理论(assessment of learning)相对应的理论，强调的是学习过程，是为了促进学习而进行的评价；终结性评价是指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注重学习所取得的结果。形成性评价理论由美国学者Carol Boston在《形成性评价的概念》一文中提出的，强调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观察，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参与程度的差别，教师对学生的学业成绩的分析等，这种评价模式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课上与课下的交流，有利于教师全面了解学生的英语知识技能，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全面发展。在高考社会化趋势下，对于学生英语水平的要求，更加注重学生英语整体能力的要求，高考英语分数在比例上提高了听力和口语所占的比重。注重形成性评价在大学英语教学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发挥信息技术在记录、分析、处理数据方面的优势，合理地设计评价工具与评价方法，实现评价重心由终结性评价向形成性评价的转移，有利于学生英语水平整体能力的提高。

2.建构主义评价理论。建构主义评价理论强调学习是知识建构的过程，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对学习者如何进行知识建构的技能指导，而学习者所获得的学习效果直接由学习者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决定。利用建构主义评价模式来评价大学英语教学，是将评价结果与评价教学过程结合起来，侧重于针对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的评价与努力开发学习资源的评价，能够达到评价的深度和广度。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只要求学生提供正确的问题答案，而对于学生如何获得这些答案却漠不关心，使学生的学习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在面对具体问题上，不能鼓励学生自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难以形成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可以避免学生只重问题的答案、忽视探索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注重科学探究的过程、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与精神。建构主义评价体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各种潜能，促使教师、学生注重探索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问题的答案是否正确。

二、运用多元评价模式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应注意的问题

1.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首先应该保持教学评价的常态化与正规化。多元评价模式是一个比较综合复杂的评价方式，它对促进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也非“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需要教师的教学水平、自身素质、教学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因此，保持评估的常态化既是多元评价模式实施过程中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教学质量过程中从积累到“质变”的现实需要。保障教学评价的常态化与正规化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制度，探索科学的评价方法。要想做到评价管理的公开、公正，每一段时期的评价必须妥善设计，并且坚持始终。合理设计评价的调查问卷仅仅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环节，调查问卷应该包括教师之间的评价、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以及其他层次的评价。如何要从众多的评价结果中获得有代表性的数据，保证将测试的偏见降到最低，建立数据收集程序也很重要。除了注重评价问卷的设计，评价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也同样重要。在进行评价问卷调查后，要想了解客观、公正的调查结果，调查问卷应由被调查者自愿提交到公开的投递箱内，再进行整理评价的数据，这样才能保证评价结果的信度。

2.运用多元评价模式对大学生英语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既要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也要评价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在教学过程中以“评教”和“评学”为双内核，符合以学生为本，兼顾教师发展的教育理念。对于学生学业水平的考核应包括学生的语言素质、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学业成绩，同时还要考核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探索知识与实践应用的能力。对于大学英语教师的评价应包括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师素质、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

3.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需要设立教学评价委员会。教学评价委员会是评价工作的权威机构，负责制定评价体系、审核评价数据、公布评价结果、解释评价依据。其成员应该由教学水平、教学能力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教师担任，这样既可以对大学英语教师队伍起到规范管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方法起到指导提高的作用，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学评价委员会应该制定广泛认同的评价体系和以质量为本的评价标准。多元评价模式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授课教师和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学管理流程的顺利进行也需要教师、学生等各方人员的积极配合。为此，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成员组建、体系制定、评价实践等环节都必须得到大学英语教师的广泛认可，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应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可，才能从原动力上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表现欲。

4.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需要处理好考试与评价的关系。对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多元评价既需要通过考试检测学生英语能力，包括日常的课堂提问、随堂考试、大规模的英语竞赛和标准的英语能力测试等，更需要对课程内容、教学设计、学生基础、接受能力及学习兴趣等全面的评价，也就是说考试只能为综合评价提供“参考数据”，而不能替代评价，这样的评价才是公平的和令人信服的。

5.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需要始终遵守全面客观的原则。利用多元评价体系评价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目的是提高教师的英语教学水平以及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在整个评价的过程中需要评价者合理地使用评价结果，全面客观地反馈评价的各方面信息，通过课程评价体系信息真实地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效果，以及学生的英语基础和学生英语水平提高程度。

三、运用多元评价模式的意义

多元评价模式是把教师教学的实际效果与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接收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主动适应高考社会化新时代的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教学评价对大学英语教学行为的指导作用和对学生学习状态的掌握，有利于对教师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监控，有利于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学生的健康均衡发展，对全面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推动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对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和英语教师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评价内容必须是多维性的，需要评价各方充分理解课程评价的理念，有效地开展评价工作。在多方配合下，及时全面地掌握评价信息，再采用知识评价、能力评价、学业内容、非学业内容等数据，形成立体式“影像”呈现为、评价结果。实践证明，多元评价模式切实能够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刘丽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新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0)：79.

〔2〕张林英.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形成机理、有效教学评价及质量管理体系构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08.

〔3〕王志丽，李利红.多元智能理论视角下的课堂教学评价革新[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5):61.

篇6

[摘 要]城市公共危机在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之间存在一种极大的张力，其本质不仅是构建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问题，还是政府与社会权力关系重构的问题。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目标的根本在于建立“自治、共治、公治”并行的现代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在公共危机事件干预全过程和公共危机治理全要素支持的双层叠加回应机制中设计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体系结构，将风险管理（R）、危胁管理（H）、应急管理（E）和灾害管理（D）整合形成连续统的治理框架，打造全主体参与、全要素剖析、全过程应对的协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形成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应急预案有效、机构职能明确、技术手段先进的创新战略。

[关键词]城市公共危机；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结构；框架战略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410X（2012）05- 0063- 07

一、应对城市公共危机的模式转变：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

进入21世纪之后，城市危机出现了一些新特征：（1）危机发生的频次高，诱因呈综合化特征；（2）危机产生的时域突发性，传播的方式多元化，波及的领域宽泛化；（3）危机跨地域传播，叠加性影响及暴力的程度加剧。这些特征的出现与传统政府模式面临的五大方面挑战紧密相关：一是以单中心自上而下管制和命令为特征的普遍政府管理模式越来越掣肘于风险社会的逼近与来临，无力应对非常规的突发事件；二是以科层制和“命令－控制”为组织结构并以规则、效率而著称的“官僚制典范”在日益频繁的公共危机面前已显得捉襟见肘、行动乏力；三是以解决共同政治问题和服从价值权威分配的政府“典则规范”[1](P113）在危机频发的状态下亟须增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反倒日益衰减；四是在高度动态性、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组织惰性带来的组织社会敏感度的迟钝甚至是缺失，成为传统政府回应性缺失的致命的限制性因素；五是现代社会的统治需要具有实质的合法性，而这些实质的合法性则来源于社会和公众对其实际统治过程的认可，危机局势是对社会稳定构成的最直接的威胁，会使政府的合法性与良好形象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

篇7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篇8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城市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中国电科总经理樊友山表示。

与智慧城市相比，新型智慧城市在发展理念、建设目标、实施途径、核心功能、资源和形态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强调在国家层面开展体系规划与顶层设计，实现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信息融合共享以及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强调数据归心、信息主导，通过数据的集中、融合和开放，汇聚社会力量，共同挖掘数据的内在价值，支持城市的管理者、使用者和建设者实现更加合理的决策，并利用信息流驱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其他流态，完成智慧的组织，推动政府管理扁平化和高效化，加快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三是坚持探索开放经济和共享经济，打造基于开源信息系统的经济发展能力，把数据存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充分汇聚信息、利用信息、挖掘信息，以开源的方式催生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等新兴经济模式蓬勃发展，形成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四是强调便捷为民，通过建立基于智慧信息系统的便捷为民服务体系，形成高效便捷、无处不在的信息服务。

“互联网+数据融合”解决城市治理难题

城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承载着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期盼。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进入协同发展新时期，以城市治理与新一轮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为代表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在樊友山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在技术上涉及基础网络、感知设备、云计算设施、共性平台及基础信息资源，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则面临着更为严苛的要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应从全局视角出发，根据国家总体规划、城市现状、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发展规划，对城市的特点、竞争力、吸引力、发展驱动力、信息化可提升的点线面进行全面分析。

纵观当前的城市治理，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跨域业务协同方面，城市信息化建设，缺乏全局的顶层设计；管理机制建设方面，各部门条块分割和层级化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城市信息化发展；数据共享应用方面，城市基础数据资源未能实现充分共享和综合利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方面，尚未建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体系，形势严峻……要解决这些问题，对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还要成体系的信息系统技术来推动城市管理改革。

在此背景下，许多企业都在积极布局，致力于通过“互联网+数据融合”催生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自2010年开始，中国电科先后承担了北京、重庆、天津、上海等100多个城市的智慧城市设计与建设。2015年8月以来，中国电科与深圳市、福州市、嘉兴市达成协议，深度参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运营、大数据管理、网络安全等多领域运用体系工程方法，自顶层向下开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最终打造改革开放、创新生态、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方面的“新型智慧城市的新标杆”。

作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落地的重要技术手段，在物联网通用体系架构指引下，各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可实现城市内及城市间各部门应用信息的接入、汇聚和整合，通过数据融合共享和开发开放，可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日常运行状态信息和应急响应决策依据，便于城市管理者进行一体化应急指挥调度、多部门协同处置、精细化和精准化城市管理。

“通过在普通监控摄像机中嵌入多种智能识别算法，当探头发现实时信息，自动将信息传送至视频平台，实现了对监控系统‘智慧’技术的革新。”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表示，将可视化的视频设备与物联网、视频云平台等技术结合起来，还可实现智慧交通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

智慧方案为生活带去更多便利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核心是为民服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浓厚氛围下，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致力于利用“互联网+”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智慧解决方案。

提起看病，很多人都有过去大医院就诊的经历：挂号排长队，候诊等半天，反复检查太折腾，开大处方花钱多……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难”。那么，是否可以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运用到医疗领域，实现更为便捷的智慧医疗？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电科的技术“极客”们推出了“全科医生”解决方案：患者通过智能手机连接社区全科团队，可以得到更加方便有效的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全科团队利用信息系统在循证、知识库、认知技术的帮助下提升诊疗水平，更好服务患者，全科团队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对接高端医院专科医生资源，实现远程会诊、远程门诊。

篇9

中图分类号：R124.3 文献标识码：A

一 前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城市生活垃圾的数量每年也以较快速度增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与日俱增的生活垃圾已经成为困扰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垃圾管理的规范化程度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不相适应。审视当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现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只有系统地分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路径，重构和完善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运作体系，才能更好地推进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发展进程。如何在数字化的今天更好地寻求垃圾治理路径成为摆在城市发展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 相关概念

(一)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是“数字地球”的思想在城市范围的延伸和具体实现，即是运用信息共享的理念，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将物质城市数字化重建，据此整体研究解决城市问题的综合系统。数字城市代表了城市信息化的发展方向，是推动整个国家信息化的重要手段。广义的数字城市概念即城市信息化。它是指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信息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实现城市经济信息化、建立城市电子政府、电子商务企业、电子社区并通过发展信息家电、远程教育、网上医疗、建立信息化社区（王宏伟，2009）。狭义的数字城市是指利用传统的数字城市理论，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以及遥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和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实施和信息系统。其本质是建立空间基础设施并在其基础上深度开发和整合应用各种信息资源。研究采用的则是狭义的数字城市的内涵。

(二)城市垃圾

城市垃圾是城市中固体废物的混合体，包括工业城市垃圾，建筑城市垃圾和生活垃圾。工业废渣的数量、性质及其对环境污染的程度差异很大应统一管理，根据不同情况由各工厂直接或经过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放置于划定的地区。建筑城市垃圾一般为无污染固体，可用填埋法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多指人们日常生活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它伴随居民生活而产生，成分和产量也伴随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的变化而改变。研究主要是以城市生活垃圾为主要分析对象展开论述的。

(三)运用数字化技术解决城市垃圾治理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以及技术手段的限制，传统的城市垃圾治理措施只能够在一种比较被动的情形下进行实施以便解决城市垃圾治理问题。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以及数字时代的到来，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可以使我们更加有效地去面对城市垃圾问题，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处于或是尽量处于主动的位置。同时，现行的某些制度措施具体实施起来还存在不少制度上的局限，某些信息可能不被重视；内、外部评价所占比重不明确，绩效评价受政府内部掌控，透明度不高、操作不规范，中心的监督指挥系统负荷过载，实际运作中存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此外，许多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是数字城市赖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支撑，有了这些支撑和保障无疑会对我国解决城市垃圾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三 现代城市垃圾治理现状分析

从国外看，日本的垃圾治理主要将减量化作为垃圾治理的长期战略，强调垃圾分类是实现“减量化、资源化”的基础工程，制定并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保障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视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为治理垃圾污染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形成了政府、企业、公众互动的“三元管理”体系，实现垃圾综合管理。美国城市垃圾处理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序列，垃圾卫生填埋、焚烧以及堆肥方式还仍然继续利用，但统计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堆肥和路边分类回收、废物回收、庭院垃圾处理、餐厨垃圾治理等组成废物变资源序列，促使废物回收与再利用得到了快速地发展。新的时期，美国是一个既能够有效防止污染，又能够开发利用再生资源的垃圾综合处理体系正在得到快速提升；西欧国家在垃圾处理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北欧也在迅速发展。

国内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中，成熟且常用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主要有填埋、堆肥和焚烧三种，回收利用技术目前仅在少数几个城市中进行试点工作，应用实例尚不多。另外，现阶段有关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地方性法规已在陆续出台。研究认为，有效健全中国的垃圾管理体系，应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垃圾处理处置技术，参照国外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综合利用及处置的体系，建立一套我国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体系，不断构建和完善环境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在垃圾处理过程中贯彻“4R”理念，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研究则在此基础之上从一个新的角度――管理与技术角度去探讨城市垃圾治理的新路径，目的就是为努力提高城市垃圾治理的效率和效益提供思路。

四 数字化时代城市垃圾治理的趋势与路径设计

(一)发展趋势

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城市垃圾的治理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会大大提高治理的效率。研究认为数字城市的发展趋势或发展原则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最优效率和最佳效益。目前国内数字城市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结为三部分：一是各级政府努力构建综合性数字城市发展平台及应用系统。其次是实现数字化与城市垃圾治理的有效对接；三是完善数字城市中垃圾治理的操作流程与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管理、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体系，能给城市垃圾科学化治理提供科学的保障。

(二)城市垃圾处理体系建设的路径设计

1.垃圾处理信息化网络体系建设

基于数字时代垃圾处理网络化的基本要求,垃圾处理网络化体系建设势在必行而且是现行条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构建垃圾治理的信息处理体系时机已趋于成熟，具体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进行规范化垃圾回收、运输、登记管理工作。所谓规范化就是要不断提高此项工作的效率性和可操作性，在垃圾的分类回收等方面尽可能地使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来进行操作与控制，不断提高垃圾回收的效果与效率，实现垃圾回收的半自动化或全自动化。二，不断创新完善垃圾运输实时监测技术。根据我国垃圾处理的实际情况，可以采用对城市垃圾处理车进行编号，并安装卫星定位器，以便对其进行空间直观控制。此外，对城市固定垃圾处理池进行卫星定位器置放，通过卫星的监测技术进行定点管理等。三，垃圾处理登记管理工作可以分阶段进行。目前阶段，我们可以使用电子刷卡技术定位垃圾处理人员以及垃圾处理车的工作状况，为我们以后建立更为便捷的电子信息档案打下基础。

2.垃圾处理信息化收费体系建设

城市垃圾是个社会性的问题，问题由社会产生，理所当然我们可以借助、利用社会的力量进行垃圾处理工作。城市垃圾污染防治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来建设大量的无害化处理工程，所需要的建设资金原则上应当由国家、地方和受益者共同承担。研究以为，城市垃圾的清运处置费用可以通过资源化产品的出售、已封闭城市垃圾处理场地的地产开发、城市垃圾收费以及财政补贴等途径予以补偿。外部效应存的存在要求政府与个人和组织都应该建立相互间的利益制约关系。简单来讲，包括以下几点：政府对于不同的获得城市垃圾处理权限的组织应该予以定期绩效评估，对有较大成绩的组织给与政府补贴或给予税收优惠；对其他组织和个人也应落实“排污付费”原则；对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开征城市垃圾费，以补充城市垃圾清运、处置费用的不足，减轻政府财政压力。而所有的这一切通过网络数据库则可以更快实现。

3.垃圾处理信息化制度体系建设

建立良好的垃圾处理制度体系有利于垃圾处理各个环节之间的协调与监督，更有利于垃圾治理工作的顺利高效进行。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去思考对策。一是垃圾处理特殊许可证制度。另外就是建立和完善垃圾处理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政府部门根据辖区内的城市垃圾管理目标，综合考量各区域城市垃圾处理设施的消纳量和区域发展规划等因素，确定每个区域城市垃圾的最大排放量；然后，通过发放城市垃圾排污经营许可证具体分配排放指标；同时，通过建立城市垃圾排污权交易市场，使排污权能够合法合理买卖。

4.垃圾处理信息化竞争体系建设

优化绩效的评价体系，虽然分出了内评价与外评价两方面，但是对于内外评价各自所占的比例应该做适当的安排，不能盲目操作。充分运用当前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进行监督的同时建立起合理的社会评价竞争体系，充分体现出公平性，不同主体不同对待，如做好对不同主体处理垃圾数量的统计、对不同的主体进行奖励或是进行财政补贴等。建立开放、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社会化、多元化的城市垃圾处理投入产出机制，实现社会资本资源在城市垃圾处理产业领域的合理配置，并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用。

(三)小结

研究主要是从数字城市发展和城市垃圾治理相结合的角度对数字城市时代垃圾治理路径进行了基本的分析，比较详细的理论基础体系并客观地预测了数字城市的发展趋势。然后从一个新的角度和侧面，比较深入地说明了现有的城市垃圾治理的努力方向，即从加强管理制度与提升技术操作手段方面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最后提出了数字城市背景下城市垃圾治理的路径设计，也为数字化时代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治理城市垃圾、保护环境，发挥其社会服务能力准备了思路。研究认为，数字化时代城市垃圾治理会有更好的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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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百科要览》（下卷）中指出：“社会管理除了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福利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组织与领导外，更重要的是协调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对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社会诸因素从宏观上进行管理。”本文在此基础上并针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问题进行认知。

首先，城市流动人口收入低。据2011年河南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就业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1742.9元，明显低于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2554元）。其次，流动人口处于被边缘化状态，政治权利无从谈起，劳动权益无法保障。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参加政治选举及各种社区委员活动的比例均较低。在就业、医疗及福利方面，差异化明显。目前大多流动人口从事“脏、累、苦”等低端危险工作，且在流入地享有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仅为27.1%。其他社会福利更是难于企及。此外，由于社会资源的欠缺，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圈较小，除了参加计划生育协会活动（54.1%）和其他社会公益活动（44.2%）外，近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近一年来未参加过任何社区活动。

分析以上问题的成因，无不与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有关，对流动人口社会服务管理的优化将有助于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更好管理。

二、城市流动人口社会服务管理的创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开始向多元目标整合转变。但是从现阶段看，由于人口的特殊性，仍需要对其进行优化。

（一）强化“以人为本”的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理念

创新社会管理，要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是社会系统的第一要素和社会管理的第一对象。要减少或者消除传统户籍制度下城市二元社会之间的排斥和对抗等不和谐因素，打破进城落户的限制，实现以城乡一体化管理，增强其归属感。正确认识流动人口对城市建设的贡献，肯定其政治身份，树立城市新市民、新工人的观念及党的重要接班人的理念，鼓励其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并充分发挥其政治权利及社会价值。

（二）建立和完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支持体系

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对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要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加强政府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公共服务及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监管；其次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使流动人口拥有更多时间和资源来加强自身就业能力培训；第三要对流动人口进行分层次、多形式的（免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最后要给予法律保护，保障其享受平等的就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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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的地位与作用

1、城市是电力体制改革中不容忽视的管理主体之一

党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而城市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能源供应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电力是重要的二次能源，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重要的公用事业，电力安全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安全，从而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安全。多年来，我国能源短缺和电力供应的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很多城市的管理者不了解城市电力供应的问题，对于电力供应的安全性、电源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经济承受能力与城市竞争能力之间的关系缺乏足够认知。

2、城市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现状。

首先，城市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缺乏理论指导。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相关研究本身就滞后于改革实践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迅速，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发电、输电、配电各环节实行一体化垄断经营的旧的电力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务院于2002年3月确定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打破垄断，引人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理论界的研究也就是围绕着政府既定的改革目标展开。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先导性，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始终是步履维艰，并屡遭非议。

其次，电力体制改革更多的是侧重于技术层面。电力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由于电力工业的特殊性，由于电能产品的特殊性，电力体制发展历史等因素，目前电力体制改革更多的是侧重于技术的层面，工具的层面，改革目的旨在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缺少对电力管理体制宏观层面、政治层面的思考和运作。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充足的价值理性考量。由此导致电力体制改革理论也多是侧重于技术层面的研究。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人，有必要研究如何加强政府监管，对电力监管的模式、手段、方式、方法作出有益的探索。在电力行业的垄断问题日益为社会所重视和非议的背景下，有必要从公共管理视角下对电力体制改革、对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市场体系作出深入的思考，有必要在公共管理的背景下探索城市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的合理路径。

二、公共管理模式－城市电力体制改革背景的新趋势

l、建国以后到1993年，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是在统治型治理模式之下进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形态上是计划性的管理手段，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则是统治型的治理模式。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内部结构是垂直的集中的层级节制的统治型模式，政府和社会之间也是权力层级节制的统治模式，公共领域侵吞私人领域的空间，私人领域没有自由独立的权利。电力管理体制也是一种政企合一、垂直垄断的管理体制。从1949年到1978年，由于电力工业管理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政企合一、垂直垄断的管理体制，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的主线始终是以中央管理为主，大区电业管理局分片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城市作为电力管理主体没有生长的土壤。作为电力行业的主管部门，不论是燃料工业部还是电力工业部，对电力工业都是实行集中管理的体制，尽管后来的水利电力部作为主管部门，对电力工业实行了分散管理的尝试，但也没有改变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电力工业的体制。1975年10月17日国务院批准了《跨省电网管理办法》，重申跨省电网的统一管理体制。

2、统治模式向管理模式即公共行政模式过渡中的城市电力管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反映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就是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管理型治理模式的过渡。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主体的形成，是契约精神的体现，也是政府与社会平等关系的开端。私人领域本着自由契约精神彼此互动交往，政府不再能任意践踏市场中平等主体一的私权。从1978年到1997年，电力工业对政企分开、市场化管理体制改革。在这种思路下自1993年我国《宪法》确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电力体制改革进人了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如果说1993年电力工业部从能源部独立出来只是一个形式的话，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挂牌，则标志着电力体制出现了本质的飞跃。

在这一阶段，初步搭建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在电力行业管理的合作互动结构形式。在此期间中央电力管理部门经过了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能源部、电力工业部四次变更。在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曾研究过全面包干经济责任制，简政放权、自负盈亏、以电养电等方案，最后成立了华能集团公司及各大区的电力集团公司，这一时期的电力改革朝着国务院提出的“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电力体制改革原则进行。1988年12月成立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网省，电力管理局、电力工业局的基础上成立电力集团公司和省电力公司。由此，实现了电力工业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行业自律性管理职能的初步分开，电力行业管理主体结构框架初步搭建。但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过渡性，专业化的行业监管机构尚未建立，多元主体在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等方面没有明确，其职责和功能基本上还是含混不清。所以，只能称这一段时期搭建了多元主体治理的草图，没有形成真正的多元共理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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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利用标准化手段，系统地制定和推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有利于高效公平地运用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杭州市拱墅区成立了全国首家“社区卫生服务管理集团”，市质监局将试点成果上升为杭州市地方标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同时又成为省级试点，引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化。

标准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空白的补充。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权责清单制度，就是用标准化的方法全面梳理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构建“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标准化是提升社会管理绩效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内部的请示和审批，提高政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和水平。被授予“国家级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创建示范县”称号的安吉县，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的原则制定了20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使美丽乡村各环节建设有据可依、简便易行。《美丽乡村建设规范》上升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建设地方标准。

标准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奠基措施。标准作为自愿性手段，是法律体系向具体化、精细化方向的延伸，既体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又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为依法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杭州市上城区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权力清单，推动了政府主导型服务向群众需求型服务转变，经验型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

标准化是社会共治的权威依据。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就是要用标准体系为自治和共治提供遵循，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提供规范。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家政服务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导，协会主导，企业支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同时引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实现了社会共治。

“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国家标准化体系发展规划（2015-2020年）》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标准化体系。“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要确立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标准化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成为实现人人受益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标准制订和执行，破解标准真空，让标准成为政府管控的重要职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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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决策的因素

影响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决策的因素可分为两类：准则和治理方法。

固体废弃物治理准则是确定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的依据，也是开发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法时必须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固体废弃物治理的具体要求。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无害化，循环型社会系统建设要求资源化和减量化，资源节约与保护及经济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节约土地、节约资金以及资源化和减量化，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居民满意，由此可见，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固体废弃物治理的主要准则有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节约土地、节约资金和居民满意6项。

治理方法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处理方法及维持治理意义上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政策、措施和程序。因此，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软方法，主要指经济手段、科技手段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治理除包含垃圾处理外，还包括垃圾管理及政府与社会互动等层面对垃圾处理的作用，软方法虽然不能引起量变，但对后续回收、热转换、生物转换和填埋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应列入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法之一；另一类是硬方法，目前可以商业化应用的硬方法有固体废弃物分流分类、物质回收利用、热转换、生物转换和填埋处置。传统上，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指热转换、生物转换和填埋处置三类，不包括分流分类与物质回收利用，前者在以消纳垃圾为首要目的时代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后者因物质回收利用权属经贸部门而未被垃圾处理管理部门纳入垃圾处理范畴。由此可见，目前应综合评估的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法有经济手段、科技手段、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垃圾分流分类、物质回收利用、热转换、生物转换、填埋处置八种。

（二）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决策的层次结构模型

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的决策至少涉及上述十四个因素，决策的关键是通过找出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隶属关系，形成一个层次结构模型，将决策过程层次化，从而将决策问题归结为求解最低层（方案、措施、指标等）相对于最高层（总目标）权重的数学问题。

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的决策可归结为一个三层结构的层次结构模型，最高层是目标层，目标就是选择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中间层是准则层，由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节约土地、节约资金和居民满意六个准则组成，最低层是治理方法层，包括经济手段、科技手段、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简称“生产者负责”）、分流分类、物质回收利用、热转换、生物装换和填埋处置八种方法。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决策就是先分析各种治理方法相对于每个准则的重要性，再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分析各个准则的重要性，最后找到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治理方案一般应是同时选用多种治理方法的综合治理方案，但也可能是只由一种优先选用的治理方法组成的简单方案。

二、因素的权重分析

由上文所述可知，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的决策是一个多准则下多方法按优先程度排序的多层次结构分析问题，可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层次分析法是二十世纪80年代美国运筹学家Saaty教授提出的一种多方案或多目标的决策方法，按照思维、心理规律把决策过程层次化和数量化，成功地将定性与定量决策结合起来，具有简单、灵活、适用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经济管理、能源系统分析和绩效评价等社会经济各个领域。

（一）因素重要性的标度方法

为构造层次分析法的判断矩阵，首先要对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标度。引入1至9标度法：与因素i比较，若因素j同等重要，则用1标度；若稍重要，则用3标度；若明显重要，则用5标度；若极其重要，则用7标度；若强烈重要，则用9标度；2、4、6、8表示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二）治理方法相对于每个准则的权重

表1给出了八种治理方法相对于每个准则的重要性的标度。其中，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对其他6种方法都将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且具有同等重要性，而且，其对固体废弃物治理的作用大于其他六种治理方法的任何一种，这两种治理方法对每个准则的标度都取为9。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减量化和资源化都极其重要，因垃圾产量与排放量减少，故其对节约土地与节约资金也极其重要，此外，因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产品生产者（包括制造、运输、销售、进口者），居民对其也非常满意，但因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执行分散且跨部门，监督较难，不利于提高无害化水平。鉴此，相对于无害化准则，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只标度为5，对其他五个准则都标度为7。

分流分类对资源化和节约资金极其重要，标度为7；对节约土地也比较重要，标度为5，但对减量化没多大作用，标度为1（基准值）。这里的减量化系指严格意义上的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量，分流分类、回收利用、热转换、生物转换及填埋都起不到减量化效果，故这些治理方法对减量化的标度都为1。

物质回收利用是居民极其满意的治理方法，对居民满意准则的标度为7，但不利于无害化控制，对无害化的标度为1。

热转换是无害化和节约土地的好方法，对这两准则的标度为7，但建设投资和运营费用较高，极不受居民欢迎，对节约资金与居民满意的标度都为1。

生物转换是无害化和居民满意的好方法，对无害化和居民满意的标度为7，但占地较大，对节约土地的标度为1。

卫生填埋是一种无害化方法，对无害化标度为7，但占地较大，对节约土地的标度为1。

通过代数运算后，得到8种治理方法对6个准则的特征向量构成的权重矩阵W（3）：

0.218 0.237 0.314 0.217 0.226 0.218

0.218 0.237 0.314 0.217 0.226 0.218

0.091 0.140 0.209 0.143 0.141 0.130

W（3）= 0.063 0.140 0.033 0.098 0.141 0.091

0.020 0.074 0.033 0.098 0.107 0.130

0.130 0.074 0.033 0.143 0.022 0.020

0.130 0.074 0.033 0.021 0.068 0.130

0.130 0.074 0.033 0.063 0.068 0.063

（三）各准则的权重

因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判断准则的重要性排序会有所不同。居民环境意识强的地区会强调居民满意度，土地紧缺地区要优先考虑节约土地，资源贫乏地区优先考虑减量化和资源化，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则会优先考虑节约资金。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各判断准则重要性的标度。表2给出了几种判断准则重要性的标度情形及特征向量。

三、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

通过计算W（3）W（2），即可得到不同情形下各种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法的排序。表3给出了表2列举情形下各种方法的排序和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给出了不同情形下固体废弃物的综合治理方案，二是给出了不同情形下应该优先选择的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法。从表中可以看出：

1.无论哪种情形下，经济手段、科技手段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这3种软方法都具有明显优势，尤其减量化强烈重要条件下（情形6），优势更明显，这是因为软方法对任何准则都极其重要。

2.无论哪种情形下，热转换、生物转换和填埋这3种传统意义上的垃圾处理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只有在情形4即土地极度紧张条件下，热转换才稍具优势。这是因为这3种方法的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在多准则下其总体表现持平。

3.分流分类和物质回收利用相较于热转换、生物转换或填埋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因为做好分流分类和物质回收利用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热转换、生物转换或填埋的优势。

4.从技术角度看，分流分类优先于物质回收利用；但情形2、3说明，当居民满意最具强烈重要性时，物质回收利用应优先于分流分类，这是因为相较于分流分类，居民更乐意接受物质回收利用。

综上所述可见，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案决策可以层次化，因而可应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系统、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决策，从而得出适合本地情形的固体废弃物治理的综合方案，找出治理方法的优先程度。软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固体废弃物治理方法，应大力运用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动用行政手段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热转换、生物转换和填埋可多法并举，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选择问题。但填埋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应具备一定的填埋库容；对于广州这样的居民满意具有强烈重要性的城市，除大力运用经济手段、科技手段和行政手段外，应优先推进物质回收利用，同时推进垃圾分流分类，适当加大热转换比重，以适应土地日益紧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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