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担保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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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应收账款一般是指企业因对外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原因而产生的应向购货方或接受劳务方等收取商品或劳务的价款及价外费用的企业债权,其本质为一般债权。[1]大量现存应收款及不断增长的未来应收款,使许多企业遭受困扰。它们一方面背负繁重的应收款管理及催收工作负担,一方面又在资金融通和周转上面临困境。为摆脱这种困境,实践中出现了以应收款这一一般债权作为担保品融资的做法。这种做法把应收款管理与融资两个方面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解决难题的新思路。但其是否在法律上可行,担保法律关系当事人各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究竟有哪些担保方式可以选择,立法上应该如何应对,这都是在先行的实务面前不容回避的理论及立法问题。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财产的静态归宿关注较多,却忽视了天然具备动态特征的债权的转让和利用,反映到立法上来,以债权作为融资工具的法律规范不但粗疏,而且不成体系,甚至付之阙如。这样,理论及立法上的滞后与现实中需要的迫切就使对应收账款融资担保问题的探讨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一、应收账款融资担保的比较法考察

    从世界范围观察,应收账款作为融资工具,比较典型的有美、英、法、德等几个发达国家。美国法对应收账款的法律调整主要体现在《美国统一商法典》(ucc)第九篇。[2]该篇对应收账款作为担保物的各种要求作出了明确而完备的规定,如定义、登记、附着、完善、抗辩及优先权等。当事人间就应收账款进行的融资,不管形式如何、名称怎样,如设备信托、代办人留置权、动产抵押、让与、附条件买卖等,只要客观情况表明有设立担保权益的真实意图,则一律依ucc第九篇进行担保权益的登记,以完善担保权益,否则不仅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对债权人而言,都不能享有专为担保权人规定的救济措施。ucc第九篇对应收账款的买卖及担保均有效力,且以中央登记制解决了应收账款转让中的第三人保护问题。这些决定第九篇的实用价值极大。事实证明,这套制度经得起考验,在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和有力防止欺诈方面成效卓着,能够适应当代商业发展。

    在英国法上有以诉讼物担保的形式。诉讼物是指不能实际占有,但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认领和强制执行之物。以债权作为担保标的属于诉讼物担保。设质的债权被称为“应收债账”。可以认为,在英国法的实践中存在一般债权质押,但建筑合同和租买合同等以一般合同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一般债权质押是不被允许的。[3]另外,因为应收账款大多涉及后得财产即未来的库存及其收益,浮动的债务负担亦是可资利用的担保方式。[4]其主要特征有:第一,它是在企业的某一类财产或全部财产上设定的担保,这些财产或资产是现在的或将来的则在所不问。第二,已设定担保的财产在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中处于变动状态,只是在债务人届时不能清偿债务,或债务人公司发生停业或解散事由时,才最终特定化。第三,债权人不转移担保物的占有。在担保物结晶之前,债务人可以自由处分,第三人即使知道浮动担保的存在,对购买的担保物,亦取得完全的所有权。法国法上可以选择的担保方式主要有:(1)普通质押。需要指出的是,法国民法将各种财产权当作无体动产处理,债权质权的规范只能从动产质权中寻找。依《法国民法典》第529条之规定,“以可追索之款项或动产物品为标的的债与诉权”系被视为动产的权利种类。(2)整个事业的质押。担保物包括企业的所有财产(如商誉、应收账款、库存、设备、专利等),与英国法中的浮动的债务负担类似,但形式上要求比英国法严格。(3)loidaily。依1981年loidaily法,当事人通过向金融机构传递一个账债清单就可进行多次现在以及未来债权的转让。为使转让有效,借款人必须向银行寄送包含下述内容的电子账单文件:(1)有适用债权让与法或债权抵押法的字样。(2)有陈述适用1981年loidaily法规定的条款。(3)银行名称。(4)所转让账债的精确识别。包括账债债务人名称、地址以及有关债权的金额。[5]

    德国法主要采用债权让与担保来解决在应收账款上设定担保权益的问题。债权让与担保是指为担保债权人的一项债权,把债务人的

债权转移给债权人。概述如下:第一,前债权人与新债权人之间关于让与债权的合同一旦成立,新债权人就取代前债权人,如果债权产生于双务合同,担保的受益人并不取得合同当事人之一的地位,只是取得债权占有者的地位,即成为债权的持有人。第二,为担保让与债权,对第三人来说是全面的转移,但在当事人之间是受限制的。第三,债权让与担保不是附属权利,其存在不取决于被担保的债权。第四,将来发生的债权、多数不特定债权均可作为债权让与担保的标的。[6]值得注意的是,债权让与担保,在很多情形下取代了其他担保方式,例如债权质权。原因主要在于:债权质权的本质,是附条件的债权转让,即债权人届时不能对自己的债权人履行义务,而由后者直接行使债权,以实现自己的债权。其效果与债权担保完全一致。而债权让与担保制度比债权质权制度更加简明,而且易于执行。[7]

    综上所述,美、英、法、德四国在应收账款融资担保的问题上,主要采用了以下四种方式:应收款转让、浮动担保、普通债权质押、一般债权让与担保。但就单个国家而言,呈现多种方式各有分工、齐头并进的局面,当事人在以应收账款作为融资工具时,有多种选择。相比之下,单一方式的法律手段无异于限制当事人的意志,强迫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所幸这种对自由意志的践踏在以上各国并不存在。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四国,有关应收账款的融资担保方式,已经突破了民法范畴,进入了商法或者金融法的领域。这一点是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的。

    二、我国应收账款融资担保方式的应然选择

    应收款转让、浮动担保、普通债权质押、一般债权让与担保四种制度都在应收账款融资担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目前的企业发展也迫切需要应收款类债权利用的助力,那么在我国法律,尤其是物权法的框架内,究竟哪一种方式更适宜、更有效呢?梁慧星教授主持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将一般债权质押、浮动担保及一般债权让与担保一举囊括,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建议稿则仅仅确认了一般债权质押和让与担保。[8]两个学者建议稿代表了学界重视物权法指引功能的心理。但是,这种运用法律指导实践,使二者不致脱节的迫切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暂时还是一个疑问。

    一般债权质押,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可的一种担保方式。但我国担保法上却未见其踪影。仅仅第75条第4项“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这一关于质押标的的兜底性规定,依稀给人承认一般债权质权的希望。事实上,大多数学者在为现实中的一般债权设质寻找法律依据的时候,也倾向于作出将一般债权包含于“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的解释。推而知之,通说对立法明确承认一般债权质押持支持态度。但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9]质疑意见主要包括以下两点:其一,一般债权质押担保功能有限。一般债权质权的标的物是拟制的财产,实际上只是一种请求权,质权所担保的债权也是一种请求权。如果此种请求权的实现以另一种请求权的实现为基础,那么债权最终实现的程度难以预料。第三债务人(入质债权的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状况,第三债务人是否有履行能力,是否有抗辩事由,亦重新回到质权人的考察范围,而这正是担保物权制度所极力规避的。其二,一般债权质押缺乏合适的公示方式。质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具有物权效力,要求质权的标的进行公示,不特定的第三人方可知晓质权的存在从而产生公信力。当债权作为质权的标的时,能否公示,如何公示就成了一个难题。目前实践中采用的移转债权证书和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公示方式并不足取。

    但经过分析不难发现,以上质疑并非不可反驳。基于债权的请求权性质认为一般债权质押担保功能有限不无道理。但事实上,在一般债权质押实务中,没有人会不经过信用调查,甘冒巨大风险将资金出贷或者设定很难实现、甚至没有实现可能的质权。设想有这样一种人存在,与民法上“理性人”的基本假设是相悖的。这种信用调查包括对出质人以及第三债务人的还款能力等方面数据的整理与分析,以便为进一步决策提供依据。当然,这无疑是加大了质权人的信息咨询成本,因此有学者呼吁建立全社会多层次的信用和风险评级制度,[10]培育中介机构,分担质权人的负担,保证债权利用的良好运行。在这样的制度健全之后,随着不良债权成为质权标的可能性的减小,一般债权的担保功能会相应地增强。至于一般债权作为质权标的时的公示难题,在未找到合适的公示方法之前,可以通过其他制度设计尝试解决。权利质权作为物权,其所以需要公示,系由其对世性。换言之,一方面,质权人的质权需得到尊重,不受任何人的侵害,另一方面,潜在的后顺序质权人(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需加以保护。质权人占有债权证书一可以宣示质权的存在,二可使善意第三人从质权人处获悉债权设质的事实,在法律规定

债权设质需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场合,同一事实亦可从第三债务人处知悉。那么,若第三债务人谨遵诚信,以上设计似乎达到了对质权人和善意第三人的保护目的。但若出质人与第三债务人恶意串通,善意第三人从第三债务人处无法得知有价值的信息,甚至得知错误的信息,其利益难免受损。为有效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赋予第三债务人抗辩权的同时,对之课以如实告知权利状态的义务,使第三债务人处于出质人的保证人地位,当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综上所述,在“物尽其用”成为我国物权法孜孜以求的立法目标的大背景下,一般债权质押不能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担保法仓促出台之时处于对“三角债”问题的惧怕而过于谨慎的立场,而应借助相对成熟的理论准备,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在物权法上立足,以发挥债权财产化、价值化的应有效用。但一般债权质押不能替代一般债权让与担保和浮动担保。

    债权的让与担保是实务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权利担保方式。与债权质押相比,二者在成立要件、对抗要件和实行方法方面并无两样,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却迥然不同。第一,法律渊源上。债权质押是成文法的产物,大陆法系民法典大多对此予以明确规定。而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仅在判例法中可寻见踪迹。第二,债务人和债权人是担保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保护方面,是力求平衡还是各有侧重可以成为判断不同担保方式的标准。债权让与担保因担保权人直接取得了让与担保的权利,在对外的关系上,因不考虑是否善意的问题,第三人极易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其在制度上系为明显偏向债权人的担保制度。[11]相比之下,债权质在担保权设定双方的关系上更加平衡。第三,能用质权担保的现有或将来的债权必须是能够确定的,这种确定性不仅要求指出第三债务人的姓名,还需明确其法律原因,甚至债权发生期限(始期和终期)或债权发生的确定性、债权的金额等。[12]

    所以在未来债权作为担保物的场合,债权质权就显得力不从心。同理,在多数不特定债权之上设定集合让与担保的场合,债权质权更是无能为力。

    浮动担保也有自身的优越性。在法定或约定的结晶事由来临之前,浮动担保人可自由处置其财产,其经营活动不受担保事实的影响。这一特征不但使整个财产的抵押成为可能,扩大了抵押标的物的范围,而且可以使抵押人借助贷款资金,缓解资金周转的暂时困难,获得发展机会,从而从根本上增强偿债能力。但该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最主要的是债权人利益得不到最大程度的保障。这一难题克服与否,不但关系到浮动担保在现实运用中的生命力,而且对我国是否引进浮动担保制度影响甚大。但浮动担保中抵押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它有赖于浮动担保制度的精心构建。

    实践中运用的不断增多与立法粗疏甚至缺位的现状、使一般债权质押、浮动担保、让与担保等融资担保制度获得了实用性和立法的必要性。但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立法,仍是一个重要的立法选择问题。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关于担保物权,学者争议最大的就是是否增加担保物权种类以及新增哪些种类。对这一争议的不同回答,反映了对物权法的体系、担保物权的定位、物权法与担保法的关系、各种新型担保物权(方式)的法律构造等等命题的不同认识。我们认为,在物权法作出继受德国民法他物权制度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两分格局的选择之后,为法典的逻辑性与体系性考虑,就必须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尽力维护这种模式。例如,担保物权的分类标准采“限制物权说”,那么在吸纳新的担保物权种类时,就不能另立一套标准。当然,这可能暂时无法使新型担保方式在法律上得到承认,但匆匆作出将新出现的担保方式统统纳入物权法的结论更是不切实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特殊的、非典型的担保方式还将不断涌现,届时法典的修改是个难题,即使修改,也难以穷尽其种类。而且在担保方式的效力层次上,因为法律适用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则,物权法上的担保方式相对于特别法,就会被“普通法化”,从而失去优先适用性和原有魅力。因此,结合以上三种担保方式的特性,笔者认为以下安排较为妥当:一般债权质押由物权法明确规定,让与担保与浮动担保留待担保法修改时,由担保法予以吸纳。

    三、我国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法律规则的构成

    一般债权质押,质权不能仅依质权人的意思得以实现,还需借助第三债务人的履行行为。这导致质权人的风险加大,因而对质权人安全的保障成为一般债权质押中的重头戏。但是,债权质权的设定、行使及实现也有可能给第三债务人带来额外的负担,比如债务履行方式、履行地点的改变。一个完善的一般债权质押制度设计,必然要求在保障债权的流通性的同时,避免因债权出质可能给

第三债务人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见,质权人利益和第三债务人利益均在保护范围之内。这样,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就成为一般债权质押制度设计中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一个问题。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一般债权质押制度可作如下设计:

    第一,承认一般债权可作为权利质权标的。在这方面,梁慧星建议稿和王利明建议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二者采取的立法技术不同。梁稿将“其他依法可以转让的债权”与汇票、支票等证券债权质权并列,王稿则将“依法可以转让的一般债权”单独作为一项,与股权质权、知识产权质权并列。我们赞同梁稿的安排。因为一般债权与证券债权一样,是债权的下位概念,而只有债权质权才与股权质权、知识产权质权处于同一次序。将“依法可以转让的一般债权”单列,将导致种属概念在位阶上的混乱。

    第二,明确仅在具备以下三要件的情况下,才完成一般债权质权的设定。一是质押合同应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二是出质债权有债权证书的,应将债权证书交付质权人;三是应将债权出质的事项通知第三债务人。第二、第三个要件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债权证书的交付及通知第三债务人为一般债权设质的生效要件。债权证书并不是权利证书,其交付并不能产生与权利证书交付相同的效果。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还需要证明合同上已为履行行为的文书一并移转占有。因为在当事人的交易过程中,欲以合同债权设质多须设质人已为合同上给付而债务人未为对待给付时形成的单方债权,否则因债务人的履行抗辩权会使设质变得毫无意义。[13]

    这些在实务操作中,无论对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极为繁琐和不便。但是,债权证书的占有会使质权人多一种宣示权利的途径,从质权公示的角度考虑,有债权证书的,应当移转债权证书。对第三债务人的通知在一般债权质押的制度设计中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是质权效力的体现,起到约束出质人和第三债务人之间行为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对第三债务人利益的保护。但是,质权的生效仅仅取决于出质人与质权人的合意以及这种合意是否符合形式要件,与是否通知第三债务人无关。一般债权设质将通知第三债务人作为对抗要件更为妥当。

    第三,明确一般债权质权的实行方法。讨论一般债权质权的实行方法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被担保债权与入质债权其清偿期未必一致,二是两个债权的标的物亦有可能不一致。我们在立法中有必要一一予以区分,并制定不同的规则。[14]对入质债权的清偿期先行届至情况下质权的实行方法,立法及学说已有定论,即赋予质权人请求提存的权利,待质权人自己的债权届清偿期而未受清偿时,由其直接收取提存物。而被担保债权的清偿期先行届至时,质权人是否有权处分入质债权,学者意见不一。我们认为,不能因债权设质,而强迫债务人提前清偿从而剥夺其期限利益,况且两个债权的清偿期存在以上情况,在设定债权时,质权人即应明知。明知而仍设定质权,即意味着接受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此时,质权人的利益并无保护的必要。立法上可以参照担保法解释第102条,规定质权人只能在入质债权清偿期届满时方可行使质权。[15]

    至于是否区分标的债权给付物的不同,规定不同的实行方法,也应具体分析。标的债权的给付物一般为金钱或者金钱以外的物(亦称为他物)。给付物为金钱时,被担保债权的标的也可能为金钱或者他物,因而有两种不同组合,给付物为他物时亦然。但这看似庞大的阵容并不必全部在一般债权质权的实行方法中予以规定。以入质债权的标的为他物,而被担保债权为金钱债权的情况为例。质权人收取第三债务人给付的实体物后,实质上质权人的质权发生了变化,由权利质权转化为动产质权,动产质权的实行方法即可用,并无必要另立实行方法。但是,入质债权的给付物为金钱还是他物的区分还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日本民法典》第367条的规定可资借鉴。

    第四,引入第三债务人的抗辩权。赋予第三债务人以抗辩权,是保护其利益的一个重大举措。王利明建议稿第500条即规定:第三债务人可以以其对出质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对抗质权人。该规定确认了第三债务人的抗辩权利,却未届定可得主张的抗辩权范围。事实上,并非第三债务人享有的对出质人的所有抗辩权均得对质权人主张,债务人仅得以受通知时所能对抗出质人的事由对抗质权人。[16]对于通知后所产生的可以出质人的抗辩事由而使债权消灭或有瑕疵的风险,不应由质权人承担。

    明确了一般债权质押的具体制度设计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立法技术上如何处理。就质权一章,梁慧星建议稿及王利明建议稿均采用了“一般规定”。这样,权利质权在准用动产质权规定的同时,还可援用“一般规

定”,或者说一般债权质权与动产质权及其他权利质权的相同之处,可以在“一般规定”中规定。而《物权法(草案)》(四次审议稿)则仍然沿用“动产质权”与“权利质权”两分的体例。那么我们可能的选择就是在权利质权部分仅仅规定其特殊适用规范,从而在保证物权法担保物权编逻辑清晰、体系完整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条文重复。一般债权质权的处理也是同样道理。以下尝试就一般债权质权的各个具体方面作出安排。一般债权作为质权标的的问题,可坚持梁慧星建议稿的相关规定。

    一般债权质权设定的三个要件,“应采书面合同”在动产质权一节中规定,“有债权证书的,移转债权证书”及“通知第三债务人”可作如下规定:以一般债权出质,有债权证书的,出质人应将债权证书交付质权人。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将债权出质的事项通知第三债务人,未经通知的,不得对抗第三债务人和其他第三人。

    一般债权质权的实行方面,入质债权清偿期先于或后于被担保债权的清偿期时的实行,可与证券债权质权一并规定。入质债权的给付物为金钱或他物时的实行,可借鉴《日本民法典》第367条,作如下规定:质权人可以直接收取作为出质标的的债权。债权的标的物为金钱时,质权人以对自己的债权额为限,可以收取。债权的标的物不是金钱时,质权人于作为清偿所受的物上有质权。

    第三债务人的抗辩权可修改王利明建议稿的规定:第三债务人可以以其受通知时对出质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对抗质权人。

    注释:

    [1]有学者将应收款定义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指一人可以从另一人获得一笔款项的权利,不论其产生原因为何。后者指一人从另一人受付一笔金钱的合同权利。参见李国安主编《国际融资担保的创新与借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2106页。本文采狭义的应收账款概念。

    [2] 《美国统一商法典》称之为帐债。

    [3]参见费安玲主编《比较担保法——以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和中国担保法为研究对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4]阎秋平《在帐债上设定担保权益的法律比较》,载《国际贸易问题》1998年第9期。

    [5]阎秋平《在帐债上设定担保权益的法律比较》,载《国际贸易问题》1998年第9期。

    [6] 参见沈达明《法国/德国担保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2962307页。

    [7]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

    [8]应收款转让,其实质为一般债权让与。此时的应收款,像动产不动产一样,系买卖的标的物。转让的结果,对债权人来讲,是债权的提前变现,对债务人而言,意味着债务人的替换,第三人成为新债权人,原债权人退出该法律关系。此种以融资为目的的应收款转让,因基本不掺杂担保的成分,适用《合同法》中的债权让与制度为已足。另外,有不少学者指出,在一般债权(权利)作为担保物时,可以考虑权利抵押的方式。的确,在我国,权利抵押权与权利质权的区分并不明显。但依担保法的规定,权利抵押的标的物主要是不动产用益权,如土地使用权。本文坚持这一立场,因此不将权利抵押作为可选方式之一。

    [9]参见宁宁《对一般债权质押的质疑》,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1期。

    [10]参见许多奇《债权融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不过,许书系在讨论如何防范保理风险时,提出了该法律制度建议。

    [11]钟青《权利质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12]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222页。

    [13]许多奇《债权融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65页。

    [14]陈祥健主编《担保物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篇2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是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提出的。截止到2012年，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小微企业总数已达4000万左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小微企业点多面广、分散、征信困难、风险难测，实力也相对比较弱，一直以来没有作为金融机构融资的重点扶持对象，造成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发展缓慢。

海西小微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1、贷款难

一方面由于小微企业整体实力薄弱，可抵押质押物缺乏，财务核算不健全，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下，小微企业根本不具备对金融机构的议价能力，甚至很难进入正规金融机构的“法眼”；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数量有限，而小微企业数量众多，且分布散漫，也很难成为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对象。

2、融资费用高

由于难以享受银行的服务，小微企业要发展，不得不从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利率高，昂贵的借款成本必然影响小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即便有的小微企业享受到银行的服务，实付利率也不低，这主要是合同外的额外费用导致的，包括账户管理费、融资咨询费、顾问费等。

3、资本逐利取向

资本永远是逐利的，哪里有利润，资本就流向哪里；哪里利润更高，资本就流向哪里，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其目标也是股东利润的最大化。为了规避风险，尽可能的减少贷款坏账率，金融机构偏爱于有合作基础、家底厚实以及品牌价值高、有抵押物的大企业。

4、资金链断裂风险比较高

小微企业经营利润“比刀片薄”，由于其融资渠道单一、融资环境差、融资成本高、又参与高利贷的借贷，所以，在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与压力的同时，又聚集着一定的融资风险，往往还得使用担保或质押，压力无疑是巨大的，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发生资金链断裂，小微企业的生存就要受到威胁、甚至破产倒闭。

二、目前金融机构创新措施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根据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福建省各家银行打破传统思维，结合本地产业发展情况，积极研究和不断探索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新路子。

第一、针对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问题，各银行结合小微企业的特点和需求，量体裁衣，提供多样化、针对性的创新金融产品：如 “存货滚动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林权质押贷款”、“小微设备贷”，“林权、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组合宝”担保贷款等；

第二、银行的小微企业服务创新。如设立小企业金融部，构造独具特色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为小微企业搭建起一条金融服务的“绿色通道”；

第三、从单一贷款扶持到综合金融服务。着眼于当下融资需求的同时，不少银行还开发出现金结算管理、资产投资增值等金融服务，积极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的专业化财富管理服务，在满足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还提供公司保险、财务担保、资产评估等资询服务，公司汇款、“全国通”等结算服务。

第四、银行业通过与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商会等签约合作，组团支持小微企业。如通过同业公会或商会牵头担保，会员企业通过联保方式向银行贷款，然后同业公会或商会以及联保企业并对贷款企业进行监督，减少了银行一定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

采取小微企业金融机构创新后成效显著，如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仅民生银行泉州分行，截2011年末新增小微企业贷款13.22亿元，占全年新增贷款总量的117％（当年度压缩其它贷款来投放小微企业），小微客户新增1.3万多户，总数达1.7万户。但是金融机构创新辐射到的小微企业数量比较有限，并且有的条件还是比较苛刻，比如金融产品还只是针对某一类企业、同业公会对会员企业入会有着苛刻要求等等，因此很有必要采取更进一步措施，结合目前海西开发区比较多的特点，通过开发区内企业互助担保的方式来解决海西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三、福建省开发区概况

从1985年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福建开发区从小到大，从沿海到山区，规模不断壮大，截止到2012年，福建省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共有60多个，其从地域分布看，开发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及莆田，这些开发区充分发挥了“窗口、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服务外经贸发展，服务海西建设的要求，不断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开发区经济继续保持高位增长，也有力地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在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四、开发区企业互助担保方式解决海西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思路

1、开发区发起成立企业互助协会，引导会员企业规范融资行为，促进会员企业间互助担保，对个别会员企业出现的临时性还款困难内部互助，通过搭建企业互助平台，组织广大会员企业开展互助、担保业务，促进区内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

2、互助协会对会员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资金流量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评估和监督，并会同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定期对会员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估，定期组织会员举办企业发展战略、金融政策、市场营销等方面座谈会、研讨班等，这样有助于加强开发区内企业间的沟通与协作，对开发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3、协会也可以以集体信用作为担保向金融机构融资贷款，协会签约银行可直接为会员企业办理贷款业务，并给予会员企业优惠。

4、协会会员企业分别出资一定额度，共同组建合作平台资金池，以解决成员企业超短期流动资金紧缺，并且无须抵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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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融资担保 地方政府 创业投资 政府引导基金

融资担保模式是指根据信贷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在创业投资企业债项信用评级良好、资产负债率不高的情况下,引导基金以融资担保方式支持其通过负债增强投资能力。融资担保的具体做法是,创业投资企业通过公开市场发行证券或者从特定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由引导基金对其融入资金的还本付息予以担保。在创业投资机构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时,由引导基金代为偿付。为补偿所承担的风险,引导基金向创业投资机构收取一定比率的担保管理费。目前我国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普遍没有采取融资担保模式,本文试从引导基金实施融资担保模式的意义与条件入手,分析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实施融资担保模式的适用性。

地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实施融资担保模式的意义

地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采用融资担保模式,对提高引导基金的放大倍数、控制投资风险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放大倍数且增加园区中小科技企业融资供给

在参股子基金或跟进投资的运作模式下,由于引导基金需直接向创业投资企业或创业投资企业支持的创业企业提供资金,受引导基金自身的资本规模限制,流入地方政府科技园区的民间资本放大倍数有限。如中关村引导基金在过去六年中投入资金5328万元,带动合作机构投资额为22448万元,放大倍数为4.2倍。而融资担保模式不需要直接占用引导基金的资金,这样引导基金就能够为更多的创业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使流入地方政府科技园区的创业资本以更大的倍数扩张。美国SBIC项目自1994年开始实施融资担保模式到2002年止,财政共拨款2.285亿美元,并自2002年开始财政不再对SBIC项目投入资金。但仅在2002财年,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就批准了313家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注册申请,引入私人直接投资61.66亿美元,为小企业投资公司担保债务资金82.791亿美元,使当年可用于小企业投资的资金高达144.451亿美元,是累计财政拨款总额的63.22倍。

(二)可以有效提高引导基金的使用效率

在参股子基金的运作模式下,对于创业投资企业来说,引导基金的资金为无成本资金,因此个别子基金在引导基金完成出资后迟迟不进行项目投资,导致资金闲置。在融资担保模式下,创业投资企业对引导基金提供的债务担保承诺要支付承诺费,对已发生的担保债务要支付利息、担保费及管理年费等成本,这就会迫使合作的创业投资企业重视投资项目的选择及资金的使用效率问题,从而提高引导基金的整体使用效率。

(三)可以降低引导基金的投资风险且解决投资收益与风险不匹配问题

在参股子基金的运作模式下,为吸引参与合作的创业投资企业,引导基金采取较强的让利政策,在承担高的股权投资风险的同时只分享相当于同期国债收益率的回报率。这种低回报率与高风险的严重不匹配不利于引导基金的持续运行。在融资担保模式下,引导基金不直接承担投资风险,仅在创业投资企业因经营困难不能按期偿付担保债务时才出资代为偿付。担保(债权)人的身份使引导基金能够优先处置创业投资企业的资产,从而降低了投资风险。而在创业投资企业发生违约偿付之前收取的承诺费、担保费等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抵补了代为偿付担保债务所发生的损失。

(四)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资本规模偏小问题

目前我国设立的地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在1亿元到20亿元之间,其中由地方政府独资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多为5亿元人民币,这些引导基金多采取参股子基金的方式,运行一段时间就会显得资本规模不足,难以持续运行。如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当初设计的总规模为5亿元,到2008年末时已累计投入了3.75亿元,离当初设计的5亿元总规模仅剩1.25亿元。而园区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仍未得到充分满足,在单个创业投资基金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下,这些资金如果还采取参股子基金的方式的话,将远不能实现引入民间资本解决园区内科技企业融资困难的政策目标。但在融资担保模式下,由于引导基金可以在不直接向创业投资企业提供资金的情况下极大地扩大引入资本的倍数,这些资金作为提供融资担保的保证,就能满足引导基金持续运行的要求,并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实施融资担保模式已具备的条件与不足

(一)目前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实施融资担保模式已具备的条件

首先,法律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对创业投资企业实施融资担保。《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引导基金“根据信贷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对历史信用记录良好的创业投资企业,可采取提供融资担保方式,支持其通过债权融资增强投资能力”,这为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采取融资担保模式提供了制度依据。

其次,融资担保模式给创业投资企业带来较高的杠杆收益,提高了其与引导基金的合作积极性。利用引导基金提供的融资担保,创业投资企业能够较快地获得比引导基金提供参股资金更多的管理资本规模,并且在资金筹集规模及使用上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因而融资担保模式将会比参股子基金模式更受创业投资企业的欢迎。目前,因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创业投资企业的融资环境恶化也为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采取融资担保模式提供了有利机会。

再次,地方政府所在地区有众多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多与地方政府机构及中小企业已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这为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采取融资担保模式时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担保资金的融通问题。

最后,部分地方政府早在20世纪末就建立了政府担保机构,这些担保机构在贷款担保、票据担保、融资信托计划担保、公司债券担保等业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采取融资担保模式实施融资担保管理储备了人才。

(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采取融资担保模式存在的不足

在操作层面上,地方政府可以债券融资担保和贷款融资担保两种方式向创业投资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但如果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采取向合作创业投资机构提供贷款担保的模式,就要考虑贷款资金的获得与使用问题。我国《贷款通则》第二十条规定,“借款人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对于创业投资机构而言,其获得担保性贷款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对创业企业的股权投资,这与我国《贷款通则》中的规定不符。在这种情况下,引导基金可能难以找到能够提供贷款的合作金融机构,或在取得贷款后不能向创业企业提供股本性资金支持。这是融资担保模式能否得以实施的根本性问题,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还需要取得政策的突破点。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采取融资担保模式吸引民间资本从事创业投资能否取得成功还会受到自身信用级别的限制。目前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多以国有企业的身份存在,资本规模有限,担保信用级别并不高,对拟发行债券融资的创业投资机构吸引力不足。而在提供贷款担保时,由于我国相关政策规定担保机构可以提供保证金贷款倍数为其注册资本的5-10倍,且银行提供的贷款额度与担保机构的信用等级挂钩,这就使政府引导基金的放大倍数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如何确定担保费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引导基金融资担保模式的成功运行。由于我国担保市场起步晚,相关数据积累少,已形成的数据代表性较低。又因国情差异较大,借鉴其它国家(美国SBIC)的相关费率可能会出现偏误。这些都加大了引导基金确定担保费率的难度。如果在融资担保模式的实施早期收取过低的相关费率,引导基金融资担保项目就可能在运行一定时期后难以实现收支的自我平衡;而收取的相关费率过高,又会缺乏对创业投资机构的吸引力,难以实现引导民间资本从事创业投资的目的。

综上所述,当前实施融资担保模式对政府引导基金的持续运行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但是各地方政府在采取决策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突破政策上对贷款资金使用方向的限制,并科学论证我国当前对创业投资机构提供融资担保的适宜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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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6-0105-04

文化产业是一个知识密集、资金密集的行业，其发展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由于文化产业的项目具有高风险、难量化等特征，文化企业无形资产比重大、回报周期长、中小企业居多，一直面临“融资难”的发展瓶颈，这是国外文化产业曾经遭遇的共性问题。文化产业向市场提供的主要是内容产品，其投融资中存在收益的不确定性和资产的可抵押性相对较弱两大问题。我国银行偏好固定资产抵押，一般不愿接受中小企业的流动资产抵押，而大多数文化企业缺乏可以作为抵押的不动产，难以满足金融机构的放贷要求。因此，在国家政策面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如何进行金融创新，切实有效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当前急需研究的课题。

本文主要从文化企业贷款融资的角度，以影视制作业为例，总结了我国文化产业金融创新方式发展的特点，并重点分析了多个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这一主要金融创新方式。

一、我国文化产业金融创新方式发展的特点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从2006年开始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发展，文化产业和金融的结合日益紧密。从我国影视制作行业来看，无论融资的规模还是金融创新的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金融创新方式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多样化”的特点，即融资方式多样化与融资参与主体多样化。

(一)融资方式多样化

我国文化产业的贷款融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目前文化企业向银行融资采用的方式有专利权、版权、发行权、播映权、预期收益、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和版权信托融资等。这些融资方式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通过无形资产质押进行融资。由于文化企业缺乏可供担保抵押的有形财产，因此，无形资产成为唯一选择。其中版权、发行权、播映权质押融资和版权信托是主要融资方式。

版权质押融资是众多融资方式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文化企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无形资产比重大，而无形资产中最为核心的是版权。因此，在众多的融资方式中，版权质押融资成为文化企业申请银行贷款的主要方式。在实际贷款中，也有银行要求以文化企业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作为附加条款，如电影《集结号》贷款合同中除了版权质押，还附加了华谊兄弟的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和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的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发行权质押融资和播映权质押融资属于版权效力范围的融资方式。发行权质押融资相对版权质押融资，其质押力较弱。播映权质押融资则更弱。发行权是版权财产中的一项权利，是指版权所有人以出售或者赠与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原件或者复印件的权利，其中就包含了播映权。发行权质押融资的方式同样适用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等。如电视剧《桃花女》拍摄的融资采用了发行权质押的方式。播映权质押融资则只适用于影音作品。上影英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电视剧《神话》的播映权质押为《金枝玉叶》的拍摄申请了450万元的贷款，也成为全国首创的映播权质押融资方式。

版权信托融资是不同于质押融资的新型融资方式。2009年5月，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旗下的版权产业融资平台正式开通，为信托公司介入解决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了契机。版权信托融资的创新方式。为文化创意企业、版权企业提供了获取资金的渠道。文化企业可以通过将作品版权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再以这部分信托资产做抵押物，协助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从而增大了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

(二)融资参与主体多样化

文化企业多是中小企业，缺乏有形资产作抵押，仅以无形资产质押，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第三方主体的加入能增强企业信用，减少银行贷款风险。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融资参与主体除企业和银行外，还有担保机构、保险公司、风险投资基金、信托公司、文化产权交易中心等(见图1)。政府也是文化企业的贷款融资的重要参与者。政府通过对文化企业的产业政策扶持。对银行进行金融政策指导，建立版权交易中心和征信平台，为文化企业获得贷款融资铺平了道路。

担保公司目前是我国中小企业贷款中最主要的增信方。由于文化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因此，担保公司是文化企业贷款最主要的参与主体。大多数文化企业的贷款都是在担保公司的担保下得以完成的。目前采用的最为广泛的方式是版权担保贷款。如交通银行北京分行推出的“文化创意产业版权担保贷款”，是向文化创意产业的中小企业发放、以自主著作权为主要担保方式的，用于满足其融资项目的创作、后期制作、生产销售、衍生品开发、商业推广等整个经营过程中正常资金需要的一定金额的贷款。

保险公司的作用是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主创风险、盗版、生产与制作过程中的人财物损失和发行推广等环节的风险保障问题。通过保险公司对文化企业专利权、版权等无形资产侵权危害进行保险，对文化产品的形成和完工进行保险，对文化产品能否达到预期的市场表现如票房收益进行保险等，增强文化企业抗风险能力，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电影《夜宴》就是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其海外发行提供1年的出口信用保险，从而以版权抵押的方式获得深圳发展银行5000万元的贷款融资。

信托公司的信托与文化企业的版权相结合是目前文化企业贷款融资的一种新型融资方式。文化企业将版权信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再以该信托资产作为抵押物协助企业申请贷款。当资金出现问题时，信托公司对信托资产有全权处置权，这样就降低了银行的风险，也降低了文化企业贷款的门槛。由于版权属于无形资产，当信托业务涉足无形资产领域时，必须解决无形资产价值评估和风险控制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版权交易中心征信平台的建设。通过这个征信平台协助银行和信托公司审核企业背景，从而搭建银行与项目之间对接的桥梁，确保贷款融资顺利完成。

风险投资基金介入到文化企业的贷款融资过程中是一项创新。由于大多数文化企业处于初创阶段、成长阶段，因此，风险投资基金通常是作为股权投资的角色参与企业融资。目前，风险投资基金在文化企业融资中的一个新的角色则是作为文化企业申请银行贷款时的担保人。风险投资基金向银行提供担保，文化企业将一定比率的股权质押给风险投资基金作为反担保。当文化企业无法偿还贷款时，则由风险投资基金代偿，同时风险投资基金获得文化企业的股

权。如杭州峰景动漫公司通过引入风险投资基金的担保获得了银行的贷款融资。

二、我国文化产业金融创新方式的分析

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金融创新方式发展的特点，我们可以创造性地组合出多种贷款融资方式。比如，引人保险或引入担保的版权质押融资、发行权质押融资、预期收益质押融资、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等，以及版权信托融资、风险投资介入的版权或发行权等质押融资等等。在实际的贷款操作中，可以采用多种贷款形式和贷款主体进行结合。本文在分析单个企业多个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融资方式的基础上，借鉴中小企业集合债原理和版权质押贷款方式，提出了多个企业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方式。

(一)采用多个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的原因

将多个版权进行打包集合质押，附加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方式是一种新型贷款融资方式。版权质押是文化产业主流的贷款方式。版权从创作、形成到发售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如果仅仅以一个产品的版权进行质押贷款，银行将会面临单一版权集中的风险，如果该版权创作失败，无法形成，或是该版权受到盗版侵害，则该笔贷款也将受到损失。以电影行业为例，电影业的高投入可以带来高产出，但具体到某一部影片的投人和产出时，却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2009年我国电影产量为456部，进入院线播映的只有130部。按照我国院线电影只有30％的盈利比例计算，我国2009年所拍摄的电影中仅有8.6％是盈利的。因此，电影的投资风险很高。银行若是只对一部电影贷款融资，其风险是巨大的。若将多个版权进行捆绑打包，进行集合质押融资，可有效地分散版权质押贷款的风险。

(二)单个企业多个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方式

单个企业多个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融资方式是指一个企业将自己的多个版权打包进行集合质押，再由担保公司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见图2)。在这一贷款方式中，银行的贷款虽然只授予了一个企业，但面临的却是该企业多个版权的风险，相比单一的版权质押贷款。银行的风险是分散的。即使其中一个版权发生风险，还有其他版权的收益作为保障，从而确保了银行收回贷款的可能。不过这种方式的贷款主体是单一企业。其风险不是在企业之间进行分散，而是在企业的不同版权之间进行分散。因此，银行和担保公司必须对该企业进行充分的考察分析，对企业提供的多个版权价值和风险进行细致评估，而且对企业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这种贷款方式适用于规模较大的企业。

我国电影行业首次采用了单个企业多个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融资方式。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采用了该贷款方式成功为华谊兄弟发放项目贷款1.2亿元，主要用于华谊兄弟2009-2010年四部电影(《追影》、《风声》、《唐山大地震》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摄制与发行。该贷款以四部电影的版权进行打包集合质押，并附加企业法人个人连带责任担保。四部电影投资总预算为3亿元。目前四部电影实现的票房收入分别为1220万元、2.16亿元、6.48亿元、2.96亿元。按照票房分成比例40％计算，投资方共可获4.40亿元的收入，超过电影总投资。虽然四部电影票房收入有很大差距，但采用“打包”的方式使得影片间的各项收入“以丰补缺”，最大程度平衡了单片风险，确保了银行顺利收回贷款。

(三)多个企业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方式

除了单个企业自身的版权集合质押以外，还可以将多个企业的版权进行集合质押。本文借鉴企业集合债原理，创新性地提出了多个企业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的新融资方式(见图3)。

企业集合债是指以多个企业所构成的集合为发债主体，发行企业各自确定发行额度分别负债，使用统一的债券名称，统收统付，向投资人发行的约定到期还本付息的一种企业债券形式。对于文化企业，可以借鉴这种“捆绑发债”的方式，将各个企业的版权打包在一起进行集合质押。再统一由担保公司进行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根据各个企业的贷款需求和版权质押的情况向企业发放贷款。这种方式可以由各个企业之间进行联保，从而减少贷款的违约风险，降低贷款成本。为了进一步分散风险，也可以尽可能选择分属于不同文化行业的企业，实现降低行业风险的目的。

本文提出的多个企业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融资方式是一种更为灵活、适用性更强、更一般化的贷款方式。在进行版权集合质押时，企业可以选择一个版权进入质押集合，也可以选择多个版权。不同企业可以根据贷款金额大小和版权数量选择质押版权的数量。企业选择多个版权质押时，先将自己的版权打包形成版权包，再与其他的企业的版权(包)打包，进行集合质押，申请贷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前面提到的单个企业多个版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融资方式是它的特殊形式。此外。它对于企业的限制相对更少，尤其适用于中小型的文化企业。由于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版权比较单一，风险较大，单独贷款获批的可能性较小，通过与其他企业进行版权集合质押，贷款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考虑到我国大多数文化企业是中小企业，因此，在解决这类文化企业贷款问题时，可以采用本文提出的多个企业版权打包集合质押担保贷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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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注册登记的中小 企业 早已超过1000万家，数量占企业总量的99.3%，创造了GDP的55.6%，提供了全国75%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1]然而，在中小企业占据半壁江山的今天，对其 金融 供给却严重滞后。企业因自身条件不足等原因造成“贷款难，还款更难”的局面，迫切需要担保机构的协助以获得贷款。

一、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目前，在我国中小企业所获得的融资与其在国民 经济 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具体表现为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渠道狭窄，直接融资渠道也不畅通，并且融资方式仍很单一。

首先，从企业自身特点和经营困境来看，中小企业由于资产少，负债能力有限，因此在还款过程中容易受到周边经营环境的影响，而且部分企业信用意识淡薄，有意拖欠贷款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信用担保诚信度低，进一步增加了融资难度。

其次，从政府和金融业的融资态度和困境来看，一方面，政府“抓大放小”的方针政策导致金融业在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由于自身经营要求实行谨慎原则，这也不利于风险性较高的中小企业融资。[2]

最后，从中小企业能够利用的融资方式来看，最原始的方式就是企业自筹资金，多为企业所有者自身积累或向亲戚朋友筹集的资金。这部分自筹资金一般金额都比较小，难以满足企业的长远 发展 。比较高级的方式是直接融资，包括债券和股票等方式。这种方式较简便且符合 现代 国际融资理念，但是只有公司制的中小企业才有权使用，而且只有极少符合严格条件的企业才能公开上市或进入“第二板块市场”进行融资，同样难以解决多数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所以目前最为实用，也是被普遍采用的形式还是间接融资(包括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的短、中、长期贷款)。

实践证明，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甚至唯一选择。[3]贷款方式主要分为抵押贷款、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要求贷款企业的资产达到一定水平，但我国中小企业多数抵押担保能力不足，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导致这种方式利用率不高。第二种信用贷款的方式更是因为中小企业普遍信用度不高导致金融机构心有余悸而很少采用。最后，能被金融机构和企业普遍认同和接受，并为国际金融机构所提倡使用的即为担保贷款方式。

(二)信用担保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普遍采用的方式

由以上分析可见，对于企业来说，担保融资是其较好选择。其实不仅对于企业，而且对于政府和作为资金提供者的金融机构来说，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也是较好的选择。

对于政府部门这只“有形的手”来说，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作为一种市场现象，还要求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建立信用担保体系能使融资结构优化，自动调节其中的扭曲现象，减轻政府硬性调节市场以及被动处理逃废贷款行为的压力。

对于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说，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可使其规避风险并使潜在的交易成为可能。银行业通过承担其能够承受的风险获取利息收入，担保公司则是通过承担其能够吸收的风险来获取担保收入。由此，贷款的风险被担保机构大大分担。同时，担保机构的出现使信用不足、缺乏资金的企业和希望贷出资金的金融机构所形成的潜在交易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

可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是一个对利益各方都有利的选择。但是，虽然我国担保机构在数量上有了较快发展，但由于担保机构是新生事物，在运行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二、我国信用担保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信用担保体系的现状

中国 信用担保制度是于1990年启动的新型经济制度。原国家经贸委制定了“一体双翼”政策，即国家财政投入和民间资金的融入。在 法律 制定方面，2003年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担保机构结束了“试行期”。同年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积极劝说官办、民办的担保机构在“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注册登记。另外，现已针对机构的营运管理制定了具体规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办法》，使信用担保活动更加有理可依。

(二)我国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存在总体结构性缺陷。政府的财政性担保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民间资本性担保的比重严重不足。过多的政府干预，一方面加重了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不利于民间资本的进入，不利于机构自身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第二，存在经营性缺失。表现在缺乏风险分散机制。一是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没有合理分担风险，有的担保机构甚至被迫独立承担100%的风险。二是缺少专业的再担保机构，担保行业无法形成 网络 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担保行业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信用担保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针对结构性缺陷确立多层次的担保机构类型

根据实际情况，我国中小 企业 融资信用担保应该是一个以政府担保为主，其他担保形式并存的信贷担保体系。

第一，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信用担保系统。确立从中央、省、地区或市、乡或镇的综合 网络 ，由中央统一投资设立(专家建议投入100亿元[4])，逐级财政划出一定量预算资金，组建信用担保基金。

第二，成立商业性担保体系。以法人、 自然 人为主出资，按《公司法》有关规定组成责任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第三，设立互民间中介担保机构。建议由商会来组织中小企业按照自愿的原则组建，形成会员制度。各会员企业按规定缴纳一定的会费以获得数倍于入会费的担保贷款额度。之所以选择商会做“领头羊”的角色是因为商会比政府更接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能够在政府的利益与企业的要求之间作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