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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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篇2

“六大体系”打造平安海门

《意见》指出，在平安海门建设中，要力争在构建“大平安”格局上、在提升平安建设法治化水平上、在完善综合治理工作体系上、在创新体制机制上、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上、在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上、在夯实基层基础上、在提升平安建设绩效上这八个方面走在全省前列，实现蝉联“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市）”、“全省平安县（市）”和争创“南通市平安建设示范县（市）”的最终目标。

针对这一目标，意见提出了六大重点任务，分别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健全平安建设法治保障体系、建立和健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体系、构筑以人文本为导向的人口管理服务体系、构筑牢固的基层基础体系。 专业化社工参与群防群治

在平安海门的建设中，社会的力量不容小觑，海门市将不断壮大、规范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提升他们的素质。

《意见》提出，到2016年底，海门市全市登记的社会组织将达到900个，拥有万人的社会组织超过9个。并不断推进社会专业人才建设、鼓励高校毕业生、复转军人等社会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优化社区工作队伍人才结构。届时，每个城市社区社工达3人以上，每个农村社区至少有1名社工，城市社区综治社工职业化、专业化水平达90%以上，农村社区达80010以上。

海门市还将进一步壮大平安志愿者的队伍，到2016年底，全市注册平安志愿者占实有人口比例城区不低于5%、农村不低于3%，群防群治力量总人数超过4万人。同时，将不断加强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机制建设，制定完善专业社工和志愿者服务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人员选拔、教育培训、持证上岗、考核奖惩等工作制度，不断提升队伍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水平。

创新矛盾多元化调解机制

实现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调解，需要调解队伍加强排查、在源头防范，更需要机制的不断创新。

《意见》提出，要按照每月一次、区镇（乡）每半月一次、村（居）每周一次的要求，全面推进网格化排查工作，严格实行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零报告”和定期分析研判、分级预警等制度，构筑全方位、动态化社会矛盾排查体系。要不断创新发展大调解工作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尤其是提升医患、交通事故、劳资、消费、环保等工作站运行的质效。

在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中，调解人员应急处置的能力至关重要。《意见》要求调解人员牢固树立“每一起纠纷处置不当都有可能引发过激反应”的理念，对重大群体性事件，党政领导要亲临一线，积极与群众对话沟通，切实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对少数人员打着维权旗号、以不合法方式维权引发的个别突发事件，既要协调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其行为准确定性，依法打击各类歪风邪气。

立体化防控体系掌控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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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B

引言

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全面推开，建筑业也一同被纳入了营改增的范围。建筑企业如何适应营改增的新变化，从而做出相应调整，实现新的发展？建筑企业的资本注册额较大，资金周转链条较长，因此税务改革与其经营状况和盈利状况关系密切。营业税改增值税征收是国家于2012开始实施的一项税收政策，在经过近五年试行的时间后，全面扩大其实行范围，既包括推向行业的增加，也包括推行区域面积的增大，建筑行业也被纳入其实行范围当中。本文试图分析营改增对于建筑业的影响，并对建筑企业如何应对提出一些意见建议，期望能给相关此类课题研究者以启发。

一、营改增的概念及特点

营改增，即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是国家为了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减轻企业税负，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而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它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是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部分现代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陆地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建筑业包括航空勘探。金融业包括融资租赁-有形动产租赁。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等。

（一）会计核算难度增加

在介绍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之前，首先需要明确营业税和增值税差异，营业税的的征收依据是营业额，包括企业商品生产和单次商品流通、无形资产出售、不动产专卖，其共同点是针对于商品所有权转移进行税务征收。而增值税则是对商品价值增加以及附加价值正常进行税务征收。换言之，营业税的征收依据与交易总额有关，而增值税的征收则是建立在商家切实盈利的基础之上。

但是增值税在以盈利额为基准量进行计算时，会计核算的难度大大增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成本进项明细较为复杂，在核算过程中难以完全清算；二是发票名目众多，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出具；三是会计工作涉及到的部门增加，工作项目及职权范围出现了一定的重叠。

（二）短期缴税出现变化

增值税征收的主要对象为制造业企业，商家利润的来源直接来自于产品的出售，但是产品的出售只意味着所有权的变化，却不意味着商家的际盈利，因此将税务征收从与交易关联过渡到与盈利关联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是有利的。对于一些经营不善甚至是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而言，征收营业税实际上是企业背负的巨大压力，而改为增值税后实际上是减轻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和资金周转负担，有助于制造企业加强资金周转灵活程度。因此企业的短期缴税往往会下降，而随着经营负担降低，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会得到改观，市场开拓加快，净利润数额上升，增值税所收税款也上升，继而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了政府和企业的双赢。

二、营改增对建筑业的影响

自2012年1月1日起试点，2016年5月1日正式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建筑业也被纳入改革进程。建筑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建筑业，不仅有利于提供就业岗位，刺激钢铁、水泥、砂石等原材料市场，进一步扩大内需，而且有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

实施营改增后，对建筑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方面的，又有消极方面的。分情况来看：

（一）积极影响

1.避免了重复纳税。实施营改增前，因建筑企业采购的钢材、水泥等原材料，被划为增值税的缴纳范畴，购买时往往已经缴纳了增值税，但因建筑企业不能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这部分税款不能抵扣。而建筑企业缴纳营业税时，这部分采购又被计算在内，导致建筑业一直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营改增后，重复征税的问题便不再存在，建筑企业税负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减轻。

2.推动建筑业技术和设备更新。机器设备对于建筑业来说，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建筑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实施营改增前，建筑企业因采购机器设备而产生的增值税无法抵扣，导致建筑企业购买成本较高，出于盈利角度考虑企业一般不热衷于更新设备。而实施营改增后，这部分进项税额可以被抵扣掉，大大降低了建筑企业的设备购买成本，将提升建筑企业采购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主动性，从而提升建筑企业竞争力。

3.提升行业专业化水平。实施营改增前，建筑企业在缴纳营业税时，往往没有抵扣项，导致建筑企业为降低成本尽可能避免外购，很多建筑企业选择自己内部解决需求，这样既不利于社会分工，也不利于企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而实施营改增后，外购项目中很多可以被抵扣，建筑企业可以择优选择供应商供应材料，有助于细化社会分工，提高行业专业化水平。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也可以专心致志抓好主业，提高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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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1、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系列平安创建覆盖率达100%，深化基层基础建设，综治工作各项机制不断完善，各项措施有效落实，各项指标全面完成。

2、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一步完善，治安、刑事案件发案率不断下降；治安重点地区得到有效整治，居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明显提升，确保群众安全感92%以上。

三、重点工作

（一）完善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提升维护稳定工作水平。

一是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制度。严格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切实做到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二是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全面实施重大决策、政策、项目和活动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强稳评工作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向村（场）、社区延伸，不断加强评估结果的应用工作，从源头上预防矛盾发生。

三是完善大调解组织网络。扎实推进镇调处中心平台规范化建设和实体化运行，确保人员、经费、制度、办公场所和设施落实到位，强化调解员队伍建设。

四是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和相互融合的工作机制。整合专业调解和社会调解资源，推进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推动大调解与工会、妇联、劳动、法律援助、仲裁、民政等社会资源有效对接。

五是着力解决进京非正常上访。积极参与依法治理进京非正常上访专项治理，大力推行“阳光”，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制、积案终结制，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依法做好劝返接回工作，依法规范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行为，坚决压降进京非正常上访。

（二）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水平。

一是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推进流动人口居住区建设，按照“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和社区化管理模式，在工业园区高标准建立新市民服务管理站，落实新市民社会化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对出租屋的管理和“群租”现象的专项治理。建立对社区、企业、物业、中介、学校、旅馆等全覆盖的流动人口信息采集体系，切实掌握流动人口落脚点动态。

二是创新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机制。抓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深化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活动，切实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加强和改进吸毒人员社会化管控工作，配好禁毒社工，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达80%以上，戒毒康复人员安置就业率达70%以上。建立精神病人定期排查机制，实行分级管理，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率达80%以上。

三是构建公共安全监管工作机制。深入实施交通安全生命保障工作，推进以“四个文明交通建设”为抓手的交通安全进社区工作，加强道路交通智能化、社会化、精细化管理。推进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加大火灾隐患整治力度。大力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行动，今年要按照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的要求，对集镇交通秩序实行挂牌整治，突出抓好校园周边地区的整顿，完善安全隐患“群防、群控、群治”社会动员机制。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提高监管水平，杜绝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四是创新鲜明正确舆论导向机制。抓好平安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禁毒、反、交通安全、防火防盗等治安防范宣传教育，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平安建设成就和治安防范举措。加强网络虚拟社会服务管理机制建设，强化基础信息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导向。深化“两新”组织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三）紧紧围绕提高群众安全感目标，提升平安建设水平。

一是开展专业化打击违法犯罪行动。组织开展打黑除恶、治爆缉枪、打击“两抢一盗”、打击电信诈骗等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多发财犯罪和涉众涉稳型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深入开展反专项工作，大力推进“无地区”创建活动。

二是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快推进“感知安保3.20”和家庭技防建设，60%以上的城市老小区和安置房小区达到城市安防标准，积极推进“平安E家”等安防项目，提高居民户、商铺等技防设施覆盖率。加强专业巡防队伍常态化巡防，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巡防，大力弘扬见义勇为行为。

三是开展常态化治安重点地区整治。以治安复杂、案件高发的地区和部位为重点，坚持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原则，发挥综治部门牵头作用，组织和动员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开展排查整治，健全滚动排查整治、包干问责、巡防管控、联合整治等长效机制，落实长效管理。

四是深化系列化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平安村（社区）等平安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平安企业、平安学校、平安医院、平安家庭、平安交通、平安工地、平安娱乐场所等系列平安创建活动。

（四）强化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提升服务群众工作水平。

深化镇政法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统一指挥、集中办公、整合资源、处理实务的工作机制。加强村（场）、社区综治办规范化建设，各村（场）、社区落实1名主管综治工作的干部，实现综治办、治保会、警备室、调委会“运作一体化、运转实体化、流程规范化”，使之成为化解矛盾、畅通民意、治安服务、重点帮教的基层综治工作平台，提升服务水平。

四、工作措施

一是落实责任。强化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责任意识，严格履行综治和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与个人责任制，通过定目标、定任务、定责任等办法，健全并严格落实综治和平安建设的责任机制，做到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做、责任有人负，确保年度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圆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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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意义

以我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水资源短缺问题客观存在；一方面人均占有量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水资源管理的方法滞后，以粗放型为主，用水效率有待提高。但是我国拥有十分广泛的节水空间，意识到水资源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树立水环境保护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全面推动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具备重要意义：

1）实现水资源的优化利用，推动水资源的效益平衡，发挥最大效率。

2）全面强化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促进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达到效益均本文由收集整理衡目标，顺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2 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思路与方法

2.1 公布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具体项目

在我国提出的《水法》中已明确规定，我国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实际上也就是归属于我国的各级政府，但是当前我国“多头治水”的问题普遍存在，造成水资源的产权不清，管理目标不明确、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若想从根本解决这一实际问题，必须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创新水资源产权体系，将每一条江河归属于明确的产权人。通过构建水资源国有资产公司，明确产权所有者的职能与责任，将水资源的污染治理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一方面，对江河水质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控，避免发生水资源污染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治理已经发生污染问题的江河水资源，通过面向市场的方式，公开招标水环境治理项目和保护项目。

2.2 规范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运行过程

以我国当前水资源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而全社会的参与热情不足，没能从根本发展产业化运营，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必须加大水资源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更多力量的积极参与；作为水资源国有资产公司，具体的任务或者项目，由专业性的公司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治理污染的权利，全面推动市场化运行。

在我国发展环保产业过程中，水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是较为重要的环节，实现社会化运营势在必行。对于专业性的经营公司来说，以市场主体的形式存在，一切工作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通过自负盈亏的方式获得持续性发展。一方面，国家在资金、政策、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全面加快水资源的运营体制改革，带来更多市场化运营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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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2.040

Abstract The course of "Situation and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it has long not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unit teaching system of centralized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uneven teaching quality standard， and the tendency of stylized， dogmatic and utilitarian，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erious and normative， effectiveness and the indirect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urse of "Situation and Polic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Keywords “Situation and Policy”； problem； countermeasures

对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定位，2004 年、教育部以《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 文件给予了明确：“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①然而，鉴于形势与政策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1.1 课程设计缺乏灵活性、趋于程式化

形势与政策课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可相比更具有时代感和时效性。对于认知力、判断力和行动力的自主性都趋于成熟的大学生而言，形势与政策课本身更具有吸引力，它应是教师引导大学生运用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学习的相关理论观察、解释现实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以及判断并预测时展趋势的实践性课程。形势与政策课首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时也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自我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素质提升课程。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术能力训练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呈现。这一教学目标及其背后的育人价值的实现之前提在于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的科学合理。然而，现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却呈现出缺乏灵活性、趋于程式化问题。在课程设置上基本是将政策宣读与社会实践硬性焊接在一起，没有贯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教师讲形势时只描述社会现象而不分析问题，讲政策时只照本宣科而不解读内涵。实践部分参观游览、交流座谈变成了走马观花看热闹，津津有味听故事。这种停留于程式化的感性认知教育，根本无力回应大学生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多深刻现实问题的追问，也不可能保障课程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实现。

1.2 课程讲授缺乏现实性、趋于教条化

形势与政策课讲授缺乏现实性、趋于教条化本质上是其缺乏灵活性、趋于程式化问题的延伸。之所以形势与政策课程脱离现实并教条化与其课程归属、教师素质直接相关。与形势与政策课程相比，其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归口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从而在经费、科研、师资、课程讲授和考核标准等各方面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提供了专业化的保障。然而，形势与政策课课程配备的师资基本上是高校各学院的辅导员，辅导员归属学工系统管理，学工系统非教学单位，教学的经费、科研、师资、课程讲授和考核标准难以保证。而且教育部的高校辅导员专业化要求是将辅导员认定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并且提出了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高的选拔和工作标准，②然而真正落实却多有“走样儿”。高校的不同学院更倾向于选择本学院的毕业生留校担任本学院的辅导员。这导致了大量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没有经过严格的选拔培训之后就直接走上了辅导员岗位兼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师，而他们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特点、规律、规范、目标等是没有专业化认识的，大部分人的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有限。所以教学中只能是教条化的照本宣科，无法从科学研究的高度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最终导致课程在缺乏现实性中趋于教条化。

1.3 课程效果缺乏价值性、趋于功利化

形势与政策课效果缺乏价值性、趋于功利化是前文所述两个问题导致的连锁反应。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师充实到兼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辅导员岗位，专业化功底薄弱后期培训欠账使这些辅导员从事形势与政策教学力不从心。很多人仍然“坚守岗位”，主要是将形势与政策课视为转岗教学的垫脚石亦或申报职称的登云梯。没有寄托职业理想的形势与政策课难以让辅导员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研究和创新。对于无志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辅导员兼职教师而言最简单的应对就是教条化的政策宣读。还有部分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擅自更改教学内容，将形势与政策课程变成了学生例会或者主题班会，甚至以形势与政策课考勤情况作为大学生奖学金评定的加分项处理。原本承载着引导大学生“四个自信”的形势与政策课的r值被，形势与政策课沦为大学生日常管理的替身。相应的，大学生难以深度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程，则以功利化的态度来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程，上课出勤被认为是挣工分。被抽离了价值内涵的形势与政策课不论在辅导员还是大学生的课程价值认定谱系中都处于边缘化。毫无育人之功，徒显画蛇添足之效。

2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困境的解决对策

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③形势与政策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目标的选择，所以，以切实有效的方法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1 增强课程设计多样性，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赢得大学生的信仰认同

感性认识是人类认知的逻辑起点，课程设计死板单一则影响课程感性吸引力，因此一门课程如不能唤起学生兴趣，则很难吸引学生深入探究其内涵与价值。所以，形势与政策课设计也应坚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承载内容。课程设计趋于多样性，形势与政策科课程教师要着力打造课程精品模块，激发大学生对课程价值的求知欲。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灵活性也表现在课程设计中，要考虑不专业背景的学生不同的兴趣点，有的放矢而非整齐划一。各个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办学层次，学生培养目标，各学院可以结合自身专业特色设计多样化的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模块。但是要在追求课程设计多样化的同时，坚持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育目标和育人价值，其内容设定的核心不能偏离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舆论热点，针对舆论热点结合不同学科大学生的知识积累设计相应的问题，提高大学生依据国际国内政策结合自身掌握的理论知识提高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同时，打造精品实践内容，让大学生走出校园，投身社会实践，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在服务生产，服务群众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并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相统一，提高大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文化的认同，并将这种认同提升为自信，从而坚定大学生在价值层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

2.2 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在综合运用多种教育方法中实现价值观教育目标

高校现行的以辅导员充实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做法是可行的，而且高校辅导员长期工作在大学教学、管理、服务的一线，是最了解大学生思想困惑，明细大学生关注焦点，洞察课堂教学盲点的教学和管理人员，优秀的辅导员都是能够兼任多种角色的高素质人才，是高校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之一。之所以出现上文所述形势与政策课程讲授缺乏现实性、趋于教条化的问题之根源是担任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辅导员专业化程度没有达到课程要求。什么样的辅导员才能够胜任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任务。2015年新修订《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给出了明确的标准：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具备运用理论分析、调查研究等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能力。积极学习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围绕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进行有效舆论引导，……敏锐把握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群体性问题。要解决学生关注的焦点与困惑，教条化的政策宣讲收效甚微，有效的教育要求综合运用教育教学、实践养成、文化熏陶、研究宣传等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学生日常管理服务各个环节，使大学生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3 完善教师发展保障机制，在全身心的育人投入中践证职业理想与价值

很多毕业生都将从事于辅导员工作作为留校的权宜之计，而非寄托职业理想与价值的终身事业。在兼任形势与政策课程科研和教学工作中他们很少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多是在这一岗位上获取专业博士学位之后就迅速脱离这一队伍，转任专职教师。这种高流动性直接制约了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要解决这一问题，则要从教师个人发展上给予完善的机制保障，吸引辅导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寄托自身职业理想c价值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事业。工作中需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通过选拔优秀辅导员参加国内国际交流、考察和进修深造，支持辅导员在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上攻读相关专业学位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的专门人才，享受专任教师培养同等待遇，并在职务和职称晋升上为他们开设绿色通道，让辅导员能够看到光明的职业前景，增强其职业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专心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在全身心的育人投入中践证自身的职业理想与价值。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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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专业化；辅导员；职业能力

在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下，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能力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高校辅导员在职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专业教育缺陷，从业思想松懈、职业能力较低，职业道德素养较差等方面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辅导员职业化的发展。基于这些现实问题，辅导员的专业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既符合了高校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满足当下的现实需求。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问题其主要限制瓶颈在于辅导员的培训机制方面，培训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制约着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深化。因此在加大培训力度方面，重视高校辅导员的基地培训和校本研修，加深和巩固辅导员职业化发展。

一、专业教育

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教育涉及诸多方面，既需要机制的保障，也需要辅导员自身的提高。从机制保障上来说辅导员的专业化必须提供相应的行业标准。客观、科学地衡量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至关重要，是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当前，最重要的是：按照辅导员不同工作岗位的实际要求和辅导的具体类别，制订相应的专业标准；以是否达到一定的专业标准，作为评判或衡量辅导员队伍专业化程度和辅导员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客观依据，引导和促进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虽然国家提出了相应辅导员专业化标准，但各高校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每个高校根据国家标准应建立符合本高校的专业化标准体系。

首先，根据辅导员职业准入的基本要求（学历标准、岗前培训和职业资格）和辅导员岗位职责的具体要求，严格区分辅导员职务层级和人员类别，并按照不同的职务层级和人员类别制订相应的辅导员专业标准。通过入职准入机制严格把守从职辅导员的质量水准，在对现有辅导员进行职务和类别上进行严格的区分，根据其现实工作的绩效，进行职务上的安排。

其次，在职务层级上，把辅导员分为见习辅导员、初级辅导员、中级辅导员、高级辅导员。制定职务层级标准，和确立相应的待遇水平，鼓励辅导员积极从事其职业，既可以达到维护职业的稳定性，又可以促进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确保辅导员服务机制的完善，为高校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提供保障机制。根据现实需要，把辅导员职业岗位进行类别上的划分，其可以分为政治辅导员、心理辅导员、生活辅导员、职业规划辅导员、学术辅导员等。

第三，在专业标准方面，注意区分不同人员类别辅导员所需知识的专业领域及其职务层级，制订相应的专业资格和综合业务能力量化指标体系。根据不同的事务划分不同的专业领域，诸如政治辅导员，其职业领域就是政治教育相关的专业，既了解政治理论，又可以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辅导员还需要实力相应的资格标准、专业资格的认定和综合业务能力测评体系的构建。在岗位职责方面，应规定辅导员在日常教育管理、专业培训与考核、辅导员各专业领域学术研究等几个主要技术参数上的考核标准和具体要求。

辅导员专业化在有机制的保障上，还需要对辅导员自身进行专业化的教育。辅导员职业化要求辅导员必须具备基础的知识储备，包括理论、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这些知识的掌握是辅导员从事其工作的基本素养。除此之外，辅导员还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本理论方法；中国化相关理论及知识体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务相关知识；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相关知识；大学生党团、班级建设的相关知识；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相关知识；校园文化建设、网络、社会实践等学生日常知识；危机事件、突发事件应对与管控的相关知识；法律法规知识等。这些专业知识的学习必须要求辅导员自身的努力学习，同时也需要对辅导员进行教育。事实上对辅导员的专业化知识内容做出了相应的要求，但是大部分辅导员并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这既是由于辅导员入职门槛较低，也是因为入职后对辅导员的专业教育不够重视的结果，单纯依靠辅导员自身的学习是达不到这一要求，辅导员从事的工作内容不明确，杂务繁多，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来进行学习，因此有必要对辅导员的职业进行专业化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

实现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应从增强高校辅导员职业吸引力开始，坚持以职业化建设为必要前提，把辅导员引导到专业化发展的兴奋点，帮助他们找准专业化发展的切入点与契合点，促进辅导员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①

二、基地培训

辅导员职业专业化的提高在机制保障以及对辅导员的职业标准、职业资格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明确要求下，最主要的在于对辅导员的专业基地培训。

首先，在基地培训中做好岗前培训的工作，在入职前期对新进的每一位从事辅导员职业的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在岗前培训中注意辅导员学科背景的复杂性。大部分新入职的辅导员并不具备当辅导员的基础技能，因此，在岗前培训中对辅导员要进行基本技能的培训。包括专业知识与基本素质培训，并要对培训考核严格把关，达到培训的效果。

其次，完善培训机制，增加培训基地。培训基地建设要考虑到每一位辅导员都能进行职业性的训练，培训基地不仅仅依靠校级培训，省级培训，更多还需要依靠国家级培训。国家培训基地的建设是辅导员职业化培训的最高水平，也是辅导员培训能达到高素质执业的重要保证。省级培训和校级培训是当前辅导员职业化建设培训的主要渠道。但是省级培训和校级培训的培训质量由于各方面原因使得辅导员在培训方面并不能完全掌握辅导员职业所具备的必要的知识和素养。因此，在省校级培训基地建设方面，除了增加培训基地的数量外，还需要提高其培训质量。建立从国家级培训基地到省级培训基地再到校级培训基地的完整体制，确保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培训考核的系统完整，避免出现培训内容重复、方法单一的情况。

第三，完善在职培训、提高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岗前培训仅仅是让辅导员在胜任其职业前奠定一定的基础，掌握从事该职业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辅导员专业化是需要一个长期培训的过程，在入职后的培训是辅导员专业化形成的关键。在基地培训过程对辅导员的岗前和在职培训必须进行区分，在职培训是为提高辅导员的专业能力而进行的培训，因此，在在职培训方面，培训的内容应更多关注于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在培训方法上应更加注重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培训机制上应稍加延长培训时间，在考核机制上必须严格考核程序，做到科学合理，能有效反映出培训效果。②

三、校本研修

校本培训是高校辅导员职业专业化培训的主要模式。在高校辅导员职业专业化发展的趋势下，校本培训就成为了高校辅导员职业专业化培养的主要方式。校本研修在高校辅导员培训中显得尤为重要。它立足于学校、服务于学校和辅导员的发展。培训针对性强，是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保证学校和辅导员队伍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培训方式。

1.校本培训主要内容

校本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与技能，根据辅导员工作性质，辅导员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事务管理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由此校本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学生事务管理方面的知识。根据国家教育部2014年3月份颁布的文件，辅导员职业的专业化需要掌握职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职业基础知识除专业培训所必须的内容外，还外加了对本地的风土人情的了解。专业化的知识内容为主，分为两类：一是职业思想道德与法律法规；二是职业能力应用，主要体现在管理学生工作的具体内容方面。可见，高校辅导员既要掌握基础性的知识，又要在此基础上掌握专业性的知识，通过校本培训熟练掌握这些知识，辅导员才能提高其专业化水平。

2.高校辅导员校本培训的模式

⑴对培训辅导员的学科背景和学校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校本培训即包括职前培训也包括在职培训。在进行职前培训必须对辅导员的学科背景和学历背景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分析，了解清楚培训人员的构成成分以及其兴趣、爱好、特点和需求，在培训过程中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既让他们掌握基本知识，又要对那些有能力的辅导员让其深化学习了解其职业专业化的研究和动态。同时充分了解学校的现实需要、教育发展及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对学校的组织机构、设备现状以及培训师资的知识、经验、能力等进行认真分析。这样才能正确确定辅导员培训目标，进而设计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和课程，提高培训成效。③

⑵设定培训目标。根据对参与培训的辅导员具体情况结合学校战略发展、现实需求进行分析，然后制定相应的培训目标，培训目标制定的科学和合理有利于学校辅导员专业化的发展。同时，设定基于实际需求基础上的培训目标，可以指导培训方案的制定，这就出现不了目标和实际培训操作不一致的情况。

⑶制订培训方案。依据培训目标、学校的现实条件，选择培训方式，选聘名师，设计培训课程，做好组织保障等。学校的现实条件是指学校对培训计划在人、财、物等方面投入的力度，培训方式主要根据辅导员是职前培训还是在职培训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在师资的选聘上必须根据辅导员的工作性质，以及教师的专业水平确定。对课程安排需要科学合理，培训不是在短时期就能完成的，因此在课程设计上需要考虑培训人员的接受能力。在培训过程中做好组织保障以利于培训的顺利进行。④

⑷执行培训方案。根据培训方案落实培训计划，在执行培训计划过程中，确保培训人员按时参与培训。在培训期间内做好考察记录，避免出现培训的形式化，同时，要获得部门支持、人员配合，确保在时间、经费、场地、物质上的保障，严格培训管理。

⑸培训考核和评价。在培训过程中采取不同的考核标准，了解培训的实际效果，一般采取的是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从培训内容、培训要求、以及辅导员的培训心得等方面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的结果进行总结，及时对培训做出调整和改进。

通过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的系统培训，实现辅导员职业专业化的生成。生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专业化培训的内容应用在具体的学生管理工作上。高校辅导员在通过其职业的专业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后具备了作为辅导员的工作能力，但是辅导员的专业化水平主要还在于其工作中积累经验、思考、反思、研究才能逐步提高。

引文注释

①林娜.学者论点：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N].中国教育报，2008.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Z].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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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5）11-12-02

太湖县现代农业发展正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取得了较明显的绩效，但要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一道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就此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提出一些发展对策。

1 太湖县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做法

1.1 现状 太湖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面积2 040km2，辖15个乡镇、174个行政村、10个社居委、人口571 970人，其中农业人口503 328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集山区、库区、革命老区于一体的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及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4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8 010元，较上一年增长13%，实现“十一连增”。农业科技贡献率达59.7%。据县统计局2015年5月15日：2014年全年实现农林牧渔总产值413 061万元。其中：农业产值130 393万元，林业产值50 038万元，牧业产值167 785万元，渔业产值56 545万元，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8 300万元。全年粮食播种面积39 572hm2，粮食总产量202 822t；油料播种面积12 481hm2，总产21 991t；棉花播种面积5 284hm2，总产9 150t。全年肉类总产量73 196t。全年水产品养殖面积1 358hm2，总产量33 500t。2014年年末，全县农业生产机械总动力26.0万kw。其中：拥有农用拖拉机10 500台，联合收获机253台，排灌动力机械9 501台，农用水泵7 950台，农用运输机械3 609辆。全年化肥用量（折纯）30 581t，农村用电量12 134万kw/h。

1.2 做法 为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太湖县坚持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抓手。（1）设立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县财政每年切块1 000余万元专项资金对粮食生产、畜牧产业提升、油茶产业提质等进行以奖代补，全社会关心农业、支持农业、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和调动。（2）积极主动地用足用好党的各项强农惠农育农政策，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在及时落实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政策的同时，对新增农业补贴注重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3）改善农村金融服务。通过改革创新，优先满足农户所贷需求，加大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信贷支持力度。（4）强化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工作。太湖县于2008年5月启动全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全面理顺农技推广的体制机制，建立起“县农委―乡镇农技站―村农技员―示范户”四级农技推广服务网络。县乡农技推广经费由县财政全额保障，村级农民技术员相关服务补助由所在乡镇政府予以安排，真正做到了全县农技推广有专管之人，有明确之责、有专项经费，使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充满新活力，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2 太湖县现代农业发展存在主要问题

太湖县现代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偏低，农民种植水稻、小麦、油菜、棉花等传统作物只能在丰年略有赢利；二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不十分完善，田间沟渠、道路等设施还在制约着规模化生产发展；三是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程度不高。水稻机直播、机插秧、棉花机收等是薄弱环节；四是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弱。在农业气象灾害频发、农业有害生物频现情况下，农业生产遭灾受损严重。

3 太湖县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

3.1 因地制宜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治农，科学发展。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时，强化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加快农村危旧房、空心村改造，支持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开展农村垃圾专项治理，加大农村污水处理和改厕力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治理农业污染，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依托乡村生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休闲业。引导农民房前屋后、道路两旁植树护绿。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环境整治和民风建设为重点，扎实推进文明村镇建设。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有害生物绿色防控、农膜回收再利用等措施，真正实现农业生产发展，而化肥、农药、农膜实行零增长。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农业建设新格局。

3.2 做好“转方式、调结构”大文章 在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下，县委、县政府要主动做好“转方式、调结构”这篇大文章。围绕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等问题，因地制宜闯出一条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子来。如继续发展木本油料腾地种粮，集成技术发展春马铃薯生产，冬闲种饲草发展畜牧产业等。就发展木本油料腾地种粮来说，我县油茶树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与优势，且宜植油茶树的丘陵、岗地、荒田资源充足，油茶油还是市场稀缺紧俏商品，可以继续大力发展油茶产业。通过油料生产上山、占荒，腾出大豆、油菜田发展小麦、马铃薯生产。腾地种粮，既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还能提高种田效益，促进农民增收。随着“一年两熟”面积扩大，冬闲田面积增加，可引导农民在冬闲田里种植饲草、春马铃薯，助推畜牧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同时，还可借助农业物联网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给力现代农业发展。

3.3 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培育发展多元服务主体 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原则，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公益与经营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3.3.1 强化农业公益体系 县委县政府要从理顺机制、健全网络入手，结合全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全面理顺农技推广的体制机制。建立起“县农委（下设种植业管理局、农机局、畜牧兽医局等二级机构）―乡镇农技（农机、畜牧兽医）站―村农民技术员―示范户”四级农技推广服务网络，将现代农业发展所需的农业实用技术和信息普及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真正发挥好农业科技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要加强保障，激发活力。县、乡两级农技推广机构的人头费、推广经费应由县财政全额保障，并加大投入改善农技推广的硬件、软件条件，让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手段明显改观，服务效率、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还要以提升农技推广服务队伍综合能力为抓手，健全完善农技推广责任制度。以正在实施全国农技推广财政补助项目为契机，建立“农技指导员+示范户+辐射户”的技术服务模式和县、乡、村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网络，着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全面提升公益性农技推广的服务水平。

3.3.2 加强农业经营组织建设 要加强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组织建设，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发挥经营组织的生力军作用。要抓住国家正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契机，拓展基层供销社经营领域，更好履行为农服务职责。创新机制、鼓励和引导县、乡供销合作社采取大田托管、代耕代种、股份合作、以销定产等多种方式，为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资供应、配方施肥、农机作业、统防统治、收储加工等系列化服务，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新农资服务方式，推动农资销售与技术服务有机结合，加快农资物联网应用与示范项目建设，积极承担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

3.3.3 创新模式，提升服务水平 针对太湖县地域南北跨度大、山区乡镇多的实际，农技推广服务工作，可采取6种技术服务模式：一是“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服务模式；二是示范带动服务模式；三是农技服务大厅服务模式；四是信息进村入户服务模式：与电信、移动公司合作，通过手机、电话与LED电子显示屏为农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五是“农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的合作推广模式；六是专业化服务模式：组建专业化植保服务队伍、专业化机耕、机种、机收等专业化服务队伍。根据群众需要，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

3.4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让农业生产走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的路子 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毫不放松粮食生产，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强化农业物质技术支撑。太湖县以种植水稻、小麦、油菜、棉花等农作物为主，茶、蚕、果及林产品有一定的发展。常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稳定在38 460hm2以上，要通过结构优化、单产提高来实现总产的增加、质量的提升。随着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养殖小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断涌现，现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在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要引导他们走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之路。这既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又促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3.5 农机与农艺结合，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在农业生产要素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常态下，创新体制机制，集成推广应用农艺农机一体化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随着现代农机、农艺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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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安保卫人员要更加自觉的把治安保卫工作放在企业总体布局中谋划和推进，紧紧围绕企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打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等职能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着力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企之要。要紧紧围绕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找准企业治安保卫工作服务发展的切入点，更加重视依法保障和完善企业改革、改制，保障和促进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保障和促进企业经济增长和事业健康发展。严厉打击和预防在企业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有效维护企业安全生产、生活秩序。

（二） 着力保障企业文化建设。要密切关注企业意识形态领域中复杂形势，坚决打击国内外一些不健康的文化思潮渗透企业文化，保障企业文化事业、产业健康发展。把维护公共道德作为安保的重要价值追求，促进提升职工群众公民道德素质。着力保障企业生态、生产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突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治安保卫工作要深刻认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有效预防和推动解决损害职工群众健康环境问题，为建设美好企业作出贡献。

二、积极参与平安企业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治安保卫工作要紧紧围绕做好维护企业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确保职工群众安居乐业、企业社会安定有序、企业长治久安。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确保企业大局持续稳定。要切实增强安保工作意识，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各类损害企业建设发展的违法犯罪，密切关注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领域的新特点，新动向，紧紧抓住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积极参与治安重点问题专项整治，突出打击各类犯罪行为，依法严惩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危害公共安全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积极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治安保卫部门要加强自身素质学习提高，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主动融入社会管理体系，充分发挥治安保障作用，促进企业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进一步完善机制措施，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源头治理，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和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对象等特殊人群以及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不断拓展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方式，促进企业社会管理法治化、科学化。依法公正合理对待职工群众诉求，切实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解决好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建设平安企业的重要目标。要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使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积极推进法治企业建设。

治安保卫部门作为企业党委领导下的维稳队伍，是建设法治企业的重要力量，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道路，自觉把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治安保卫工作全过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企业作出积极贡献。带头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努力提高治安保卫部门自身严格履职工作水平，治安保卫部门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以对国家、对企业、对职工群众、对法律高度负责精神，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真履行职责，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弘杨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引导职工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益、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促进企业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推动实现企业各项工作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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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行政管理主体与权责不清晰，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管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建设、管理分别有住建、环保、水利三个部门，这种多头管理模式势必会造成以下问题：一是缺乏统一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资金使用过于分散，污水处理设施工艺复杂多样、质量参差不齐，治理效果不明显；二是部门分工不明确，设施建设、运行、监管相互脱节，设施运行不足、停用闲置问题突出；三是省、市、县主管部门不同，难以对地方管理进行有效的指导，地方部门工作业绩无法得到上级的肯定，缺少行政激励和持续性。

1.3处理工程运维与监管体制建设滞后，运行资金缺乏，设施运转率不高在管理理念上，受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供应、运营等传统思路的制约，大部分设施有镇（村）自行运行维护。但由于人力及技术上的限制，以及运维资金得不到保证，设施运行情况及效果不容乐观。特别是经济薄弱村，受村级经济影响，不愿承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及维护费用，运维费用成为的包袱，开开停停，有的甚至弃之不管，造成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闲置、“晒太阳”。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对策及建议

2.1统筹规划，健全制度，强化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领导一是科学合理编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原则，环境保护、城镇体系、镇村布局、国土整治等规划相结合，明确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的空间布局与建设时序，并结合实际明确对应的主管部门；二是注重管理的规范化、长效化，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制度，明确部门职能及运营主体，协同分工，保障运营经费来源及使用，优化运行标准及监管方式、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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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辅导员素质构成要素

辅导员素质的构成即辅导员素质的结构，是指辅导员素质这个系统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研究辅导员素质培养，必须研究辅导员素质的结构，根据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与职责要求，辅导员素质结构主要由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能力素质和身心素质构成。

二、加强高校辅导员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性

当前，高校辅导员更多地是做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然而，辅导员工作并不只是管理学生纪律、评奖评优、提供咨询服务那么简单，辅导员还承担着重要的育人职责，担负着重要的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多方面的教育职责，而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来做支撑，必须专业化，尤其应强化其综合素质的培养。首先，国内外新形势和环境的变化，使高校辅导员工作面临全新的挑战，如国内外政治格局的新态势使辅导员的任务更加艰巨；思想文化领域的错综复杂呼唤辅导员承担新的使命；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增加了辅导员工作的难度。其次，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提升高校辅导员的综合素质。

三、当前高校辅导员素质的现状

1辅导员专业化程度不高

辅导员队伍专业化水平整体偏低，影响其正常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当前很多高校的辅导员并不是通过层层考核来选拔合格地人才，而是选择留校的大学生来担任辅导员，虽然这些大学生拥有者高学历，但是并没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经验、能力，比如说如何处理大学生之间的冲突事件、如何通过管理专业班级建立优良的学风等，这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是十分棘手的工作。另外，很多高校安排了辅导员学习与培训的计划，但是大多数属于“形式主义”，辅导员并未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

2辅导员队伍职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大学校园健康、稳定地发展

现在我国的高校辅导员整体队伍的年龄过于年轻化，他们的能力很难获得家长与学生的认可。从事辅导员工作的人员都认为这个岗位没有前途，都只是将其作为暂时的就业岗位，所以他们缺乏职业使命感。另外，高校对其辅导员队伍重视程度不够，辅导员岗位缺乏明确的专业和职业要求，整体忙于处理学生事务，没有时间开展科研与进修，导致很多人不愿意长期从事该项工作。

四、加强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的建议

1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

高校辅导员整天忙于学生日常管理事务，往往忽视思想政治教育这项“主业”，使得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的职责做得不够到位。提高辅导员思想政治素质的有效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从辅导员自身来说，应把加强理论学习作为提高理论素质的根本前提，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提高理论素质的根本方法。从高校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讲，应把加强对辅导员的培养和培训作为提高辅导员理论素质的基本方法，把积极鼓励辅导员结合实践开展理论研究作为提高辅导员理论素质的主要途径，鼓励辅导员走专家型而不是经验型的发展道路。通过加大理论研究力度，提升辅导员的专业成熟程度，使其真正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辅导员的职业形象，从而提高辅导员的整体素质。

2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

首先，在建设高校辅导员队伍时，各高校应明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直接关系着高校所培养的人才素质和层次。因此，各高校在建设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中央颁布的各项规定，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另外，在建设辅导员队伍时，各高校应该制定科学的选拔标准，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选择，将具有专业水平，思想道德水平高的人才引入到辅导员队伍之中，使辅导员队伍逐渐趋向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方向发展。第三，要加强对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考核和管理力度，制定完善的考核制度，及时发现辅导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督促辅导员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3加强各项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素质能力拓展的根本基础，合理的制度建设能为高素质辅导员队伍建设保驾护航，是辅导员队伍建设和辅导员素质、能力提升的重要保证，是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支撑。高等学校应该结合本校实际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并严格执行。如辅导员的准入制度，培训制度、选拔办法、进修发展等，明确辅导员的考核办法，明确辅导员的职责、奖惩等制度。用外部的制度建设激发其素质能力拓展的源动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和吸引更多德才兼备、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和奉献精神强的教师加入到专职辅导员队伍中来。使辅导员队伍能良性循环，为打造优秀辅导员队伍打下良好的基础。

4加强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当前辅导员队伍存在流动性较大，队伍不稳定等问题，辅导员的社会认同度、自身价值认同度不高，发展方向不明确等是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走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道路是必然选择，同时专业化、职业化也是辅导员素质和能力拓展的重要方向。学校和辅导员自身要重视辅导员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客观的对自身特点和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后，根据工作内容结合自身所长和兴趣，确立自身发展方向，并参加系统培训，目标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比如在心理咨询、创业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事务管理等方向。学校可以结合本校实际通过交流研讨会、主题沙龙等形式，引导辅导员寻找自己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方向，同时根据专业化方向组建团队，提升专业化和理论研究水平，为提升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搭建平台；辅导员自身也要重视学习，结合自身特点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加入专业化团队，切实提升专业化素养和科研能力。

5完善辅导员的绩效考评及考核机制

完善辅导员考核机制和绩效考评方法。为了进一步提高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各高校必须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科学的辅导员考核机制和绩效考评方法，这样才能不断督促高校辅导员提高自身能力，清理辅导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在制定相应考核机制时，高校应该围绕辅导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以及工作能力方面进行。在高校建设过程中辅导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工作必须起到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各高校需要加强对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力度，不断提高辅导员的素质和能力，采取科学的方法建立一支专业化的辅导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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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1-0025-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的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教育服务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和选择。

一、教育服务组织的内涵

教育服务组织是“介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办学实体或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以提供教育专业服务为职责的、以促进公共教育利益为目的的一种非政府组织，也是教育类社会中介组织的一种，主要承接政府和民间法人代表委托、购买的具体教育事务，为学校提供专业服务”，“是按照法律、法规，坚持独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社会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公证、监督功能，实施具有服务、执行及部分监督职能的社会组织”。从组织形式来看，当前我国的教育服务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学校组织，它是以传统的学校模式组建、运行的教育服务组织，主要以成人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等为工作内容。另一类是社会组织，它是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企业甚至公民个人组建的、以开展非正规的成人教育、培训以及提供其他教育服务为工作内容的组织。

一般而言，教育服务组织的特点主要有：第一，专业性。著名学者靳希斌认为，“教育是一种具有服务性质的实践活动，教育服务就是教育活动的产品，或者说是一种服务形态的产品”。据此，我们应该明确教育服务是一种有助于提高劳动技能、改善劳动状态的专门服务，是一种具有较强专业性的特殊服务。第二，服务性。教育服务组织的基本功能就是承担政府分离出来的部分功能，为政府、学校和社会提供各类专业服务。第三，独立性。教育服务组织是一种非政府公共组织，不依附于任何单位和组织独立开展工作，通常由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运作。第四，公正性。教育服务组织依靠为社会各类主体提供服务来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社会声誉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声誉是来源于客观、公正和优质的服务。第五，非营利性。作为一种准公共服务，教育服务更应该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目标。作为一种非政府组织，教育服务组织不应该以经济效益为目的。至于教育服务组织的一些收费是为了维持正常运转，不应以营利为目的。

二、当前教育服务组织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专业门类齐全化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的办学体系以及以城市为中心、城乡相结合的办学网络，但在教育服务组织的发展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1　整体发展不均衡

当前，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与学校、市场和社会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教育服务组织的发展缺乏总体规划和目标，行为也不规范，运行还不顺畅。从出身来看，教育服务组织沾“官气”的多，“草莽出身”的少；从区域来看，发达地区教育服务组织发展较快，欠发达地区教育服务组织则发展较慢；从业务领域来看，提供热门、有利可图的教育服务组织较多，比如留学服务机构、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等遍地都是，而与教育可持续发展联系紧密、专业性强的教育服务组织为数不多，尤其是政策咨询、质量评估类的教育服务组织较多，其他类的很少；从服务水平来看，规模小、层次低的教育服务组织较多，一流的、有影响力的、有专业权威的教育服务组织少。甚至有一些教育服务组织以营利为目的，不顾服务质量进行恶意竞争，严重地损害了教育服务组织的形象。

2　自主发展的空间小和能力不强

一些社会团体和私人根据教育市场需要建立的教育服务组织主要以学生课外辅导及出国留学为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在市场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缺乏规范和引导，匆匆上马，发展过滥，质量偏低，信用状况堪忧，在这类组织中，能够持久发展的、具有专业权威性的较少。依附于公立学校从事教育服务活动的部门或机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服务组织，这些组织的优势在于拥有高质量的师资和教学设施等，其不足在于它的运作在～定程度上要受制于所属学校，独立性不强，限制了其服务领域的拓展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教育服务组织官方色彩浓厚，政府往往通过任务安排、授权、人员配备等方式对这类组织实施控制或影响，这类组织不是通过专业、可信和可靠的服务来谋求发展，而是依靠政府部门的权威开展业务，甚至实行业务垄断，它们一般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第三部门的职能，而是政府部门职能的延伸机构。

3　组织的现代性不足

在与政府部门或公立学校有紧密联系的教育服务部门，业务推进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这些教育服务组织并没有成为真正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独立主体，政府“欲放还守”，教育服务组织“欲迎还拒”，两者的角色转换均不到位。部分社会团体或私人牵头建立的面向市场、经营性较强的教育服务组织，虽具备真正的独立法人地位，拥有自主经营权，但由于层次较低，从业者素质不高，欠缺现代管理理念等原因，在组织建设上远未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其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而言，这些组织大多沿袭着传统组织模式、行政化的等级结构、程式化的运作机制和被动式的工作状态，这些极大地限制了组织成员主动性、创造性和个体潜能的充分发挥，导致组织对外界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生存与竞争能力不足。

4　人员专业化水平不高

在目前教育服务组织中，带有官方、半官方性质的占绝大多数，这类组织往往成为政府部门改制和人员分流的渠道。非专业人员的进入不仅影响了专业人才从正常渠道进入教育服务组织，而且限制了组织功能的发挥。他们未经过专业化的训练，导致组织的专业化水平较低，服务质量不高。在开展业务时，他们往往采用外聘专家的形式，高层次专业人才的不稳定性必然影响这些教育服务组织的服务质量和竞争力，使一些较高层次的、大型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服务项目较难开展。也有一部分教育服务组织是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匆匆拼凑建成的，没有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和认定，其中兼职人员多，离职人员多，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多，人员结构不合理，队伍不稳定，再加上内部规章制度不完善和随意性很大等原因，使这些组织很容易出现专业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和自律精神不强等问题。

三、教育服务组织培育与发展的策略选择

教育服务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要依靠政府、社会和教育服务组织自身等多方面力量来扶植的，故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应该有不同的策略选择。

1　要理顺政府部门与教育服务组织之间的关系

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要充分认识到教育服务组织是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必要选择，它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实现政府对教育发展的引导、协调和监督。政府部门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加速与非独立的教育服务组织脱离行政关系，使其真正转化为独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并把本来应属于教育服务组织承担的职能彻底转移。政府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加强对教育服务组织的引领、监管和指导。从教育服务组织来看，要加强自身建设，使自身成为一种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社会组织。

2　要加强教育服务组织的制度建设

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统一的专门针对教育服务方面的法律，教育服务基本上作为服务行业的一种类型存在和发展着。在管理和运行中遵循的是与其他教育服务行业相同的制度规范，专业性不突出。为此，首先，要尽快制定针对教育服务组织的专门法律，明确教育服务组织的性质、宗旨、服务对象及成立的法定程序等；同时，还要制定相应的法规，来规范教育服务组织的准入标准、服务标准和行业规则。其次，为了增强现有教育服务组织的竞争力，改变目前存在的规模小、实力弱的状况，要对一些相关执业资格的教育服务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归类合并，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再次，要加强对教育服务组织的日常监督，促使其提高服务质量。对于不良的市场竞争行为甚至违法行为要通过制度规范给予约束和打击，以保证整个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3　要提升教育服务组织人员的专业能力

篇13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3—0134—04

[作者简介]曾茂林，湛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广东湛江　524048)

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保持和提高学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而改善地方高师院校教师质量的关键，则是围绕凸显师范本色和特色建设需要，分类开展教师专业化工作。

一、分类专业化的必要性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具有专业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这一权威界定突出了教师专业化的终身性、自主性和教育专业性，但是还没有涉及高校教师学科专业的高水平特征。实际上，高校教师的专业化是以高水平的学科专业化为前提的。

(一)高校教师专业化的需要

相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提升学科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是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能，高水平的学科研究能力则是其区别于中小学教师专业化的最大特点。一方面，高校教师专业化要求高师教师付出较为持久的学习和研究时间，才能达到扎牢本门学科基础的目标，这就需要采取按学科分类的专业化路径。另一方面，地方高师的师范本色决定了必须强化教师的教学专业化。即通过教育类理论、技能和实践课程的学习，获得“如何教”的知识、技能。高师教师专业实践性强，除了需要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等教师专业化知识外，更关键的还要具备相应行业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达到“教学做”合一的专业化(指教师教学的专业化、指导学生学习的专业化、引领学生操作的专业化)教学水平。从高师教师学科专业化的高水平特性及其对应的行业生产和教学实践经验形成的长期性可知，其不可能像小学教师那样凭借过硬的教学专业化水平，就能在多门学科中熟练地开展教学工作，成为教学多面手。高师教师需要专深的学科专业知识与教学专业化的有机结合，这不仅需要高校教师付出大量的心血和劳动，而且还需要地方高师院校提供其对口实践的基地和教学岗位、科研平台等条件。因此，高师教师的专业化，需要根据教师学科基础、背景经验，结合学校岗位实践分类实施。

(二)地方高师目标定位和特色发展的需要

地方高师院校发展目标的定位，主要是为当地培养中小学教师和其他应用型人才。因此，师范院校首先必须抓好师范本色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的教育理论研究者和高师课堂教学能手，同时还需要一支专业化的大学生指导教师队伍。在当今高校扩招、就业压力巨大的办学环境下，地方高师院校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针对师范特色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化，更需要围绕学校特色专业建设，实现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模式更新的有机结合，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的实践路径。地方高师院校的特色建设，一是在优势专业中打造出特色学科。如高师院校的教育、心理、音乐、美术等专业，就具有理工科院校所没有的优势。抓住其中一两个学科，从科研和教学的高水平专业化人手，集中力量打造一批“科研一教学”一体化的名师，就相对容易建成特色学科。二是地方文化造成的研究特色，如四川师大的巴蜀文化研究。但地方师范院校特色的形成，还需要在对比国内外师范院校特色之后，根据本校资源优势找准自身立足之“本”和特色创新点，再以特色创新愿景为指南，围绕特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分类设立有助于教师发挥专业技术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研究机构和相应的实践岗位。这不仅有助于教师分类专业化的成长，汇聚特色建设所需的研究人才，组成项目攻坚和新课程开发团队，而且还有利于学校争得国家一级的大项目，实现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建设目标。形成了这样分类明确、学科特色显著的专业化教师队伍，课堂教学的专业化水平也会因此大大提高，从而确保对学生知识教育、技能训练和指导管理的专业化，并最终以专业质量过硬的毕业生凸显服务地方定位目标的实现。

(三)现有岗位设置的需要

一般讲，地方高师所设立的研究机构和岗位主要体现服务地方、注重应用理论研究的特点。就我国地方高师院校看，设立的教育类机构主要有：担负中小教师培训任务的继续教育学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现代教育技术研发中心、相关师范类二级学院等，其特色主要集中在教育理论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上。即使是理论创新也多限于地方文化与民族特色的创新，这是由其物质和人力资源、实践条件局限导致的。就教师个体而言，工作岗位不仅是其展示教师专业水平的舞台，更是其专业化发展的现实条件，这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方向和水平。就目前地方高师岗位设置看，主要有侧重于学科教学的教师岗位，侧重于学生管理的政工和辅导岗位，侧重于实践操作的学科实验和教育实习指导岗位，还有少量的侧重于学术和资源开发的科研岗位，教育硕士校外兼职导师岗位等。这些岗位是根据各类人员的教育功能和担负的责任设置的，其考核标准也是按照岗位职责而定的，相关岗位人员必须围绕其岗位考核目标，发展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样的专职教师、科研人员、兼职教育硕士导师、教辅人员的岗位划分，不仅为地方高师教师分类专业化提供了现实条件，而且决定了其专业化发展必须采取与岗位划分基本对应的分类实施路径。

二、分类专业化的努力方向

首先，地方高师院校需要教学和学生指导两支专业化的师资队伍，确保师范本色得以彰显。其次，围绕特色建设需要，组建项目研发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两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有了这四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从四个方向实现专业化发展，地方高师院校本色加特色的打造也就有了师资保障。

(一)分类专业化的共性素质要求

高师教师分类专业化中，除了需要具备教师专业化的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教学组织和语言文字表达、板书等专业技能，开展教学实践的条件性知识等教师专业化共性素质外，作为高校教师还需要具有学术更新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在高师教师的专业化结构要素中，学科专业水平是其所具有的某一学科专业领域内专业化程度的标志。地方高师院校教师，运用其专业化的学科理论来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所表现出的是其作为“应用性专家”的专业化水平。而当其将自己研发或新技术运用中创新的教育资源用到人才培养过程中，以课程或教学模式创新所展示出的智能体系，则构成了其教学专业化的要素。这样，地方高师院校教师既要担负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推动当地社会的进步和科技发展的重任，又要具有教育创新的精神，善于将知识和技术创新转化为学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的创新。可见“学术性、教育性、社会性和创新性是高校教师专业化的状态特征”，也是地方高师教师专业化共同追求的理想要素。

(二)凸显师范本色的教师专业化努力方向

从高校教师教育实践的角度看，在高校教师专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学科研究成为硬基点，而教育教学技能水平则成为软基点，这样的偏差在地方高师中必须予以纠正。因为地方高师的价值取向，要求教学专业化及其相关教育理论的研发应居于中心地位，而且学科研究也应跟教学专业化相一致。在地方高师院校中，教育理论研究和教师专业化的实践本身就是其学科研究的核心所在，是衡量其师范本色是否突出的关键。在地方高师院校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教育类专业和学科具有相对优势。在这类优势专业和特色学科建设上，教师学术水平的提升与教学专业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将教育科研成果直接用于课堂教学实践的“一体化”。从事这类专业教学的教师，应围绕教学的专业化开展学科研究，即以教育理论研发和教学专业化实践技能的形成为其专业化的核心。这就需要其获得相应的中小学教学经验，形成对中小学教育深入系统的认识和体验，最好具有两门以上中小学学科教学和班主任管理经验，才能做到以基础教育行业为依托，形成相应的实习指导和职业规划指导的专业化背景知识。而要真正全面、深入、系统地掌握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岗位经验、职业素养和发展阶段特征，就需要高师教师长期深入到中小学及其教学之中，一是向着将教育理论研究与中小学教学实践有机结合的“双师型”教师专业化方向发展，二是向着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实践的研究方向努力，形成高师职业指导师的专业化知识背景。

(三)凸显特色建设的教师专业化努力方向

地方高师院校要凸显特色，需要针对教师的“学术性”进行创新型师资队伍建设。地方高师院校为了成功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就需要一批既有深厚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实践能力和特长的专业化教师队伍，以科研创新的方式实现其专业化特色建设。这就需要“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特色建设攻坚队伍。在这类教师专业化中，又可以分为项目创新和人才培养模式开拓两个专业化发展方向。以创新研究项目为核心类型的教师专业化，侧重于学科研究的学术水平。但作为地方高师教师，还担负着传播最新研究成果的责任，因此向院内师生和当地服务对象演示、讲授其最新研究成果，让他们更好地接受其新知识和技术，就成了其教师专业化需要兼顾的内容。以新的研究成果和地方特色资源为依托，开发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师队伍专业化，则不仅需要对教育资源进行搜集、组织、编排的开拓创新，而且还需要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实施等方面围绕特色人才培养，进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研究。这类教师是地方高师教师专业化的重点所在，也是凸显其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得以实现的关键。从学科特色打造和人才培养规律考察，还需要有应用型技术专家的加盟。尤其是具有教育硕士授权点的地方高师院校，为了让教育硕士形成学科专业化的实践技能，就需要组建一支具有硕士导师专业化水准的校外兼职教师队伍。这样的导师队伍首先必须是行业名师，他们在中小学教学上技艺超群，有自己的教学风格或模式，训练方法上具有不断创新的特征。其专业化的关键在于，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断加深对研究生教育特征的认识，形成具有大学教师研究特性的专业意识、专业素养。

三、分类实施专业化的有效路径

(一)建立分类专业化的平台与机制

首先，应根据办学定位分类制定教师专业化建设规划。地方高师院校应根据当前教师状况，明确教师专业化的指导思想，制定出师资建设的发展目标，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优化等方面予以具体化。同时，创新管理体制，创造出有利于学科特色建设的岗位群，以建立机构和管理机制方式将学院特色建设与教师专业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学科建设一研究机构一岗位设置”的有形链条，不仅明确专任教师学科教学专业化的责任，增强其研究与教学专业化的动力，而且制定出配套的评价、管理制度，强力推进教师学术和教学双维专业的发展。在建立相应类别教师的考评指标体系中，对负责特色建设及人才培养模式开发的教师，需相对侧重研发和创新成果的应用考评，其创新数量要有一个基本的规定。由于这部分教师较少而且多是精英，其劳动的创造力要求高，因此主要采取鼓励性评价机制。只要达到底线就给予全部工资、津贴，达到底线后实行多劳多得的奖励制度，以激发更多具有创新潜力的教师加盟。对于以教学和学生指导专业化为己任的教师，则应对其担负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有相对明确的规定，重视其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实践教学等相关方面专业化的态度与质量的考评。为了强化高师院校教师学术与教学双维专业“一体化”，地方高师院校对各类教师的考评，还应在项目研究与教学改革的结合上有所侧重，以便借助“一体化”的评价手段，实现学科理论研究与教学专业化的有机结合。

(二)立足师范本色的“双师”专业化路径

根据现有地方高师重学历和理论研究水平、轻实践操作能力的现状，应在中小学教学和行业实践技能形成的专业化上狠下功夫。一是建立专业教师定期下中小学(企业)的培训制度，组织教师去中小学跟师学艺，到行业、企业脱产集中培训。同时，让教师带着课题到教学或生产一线培训，将中小学、企业的实际问题带回高师研究，用中小学教学或生产中的研究成果充实高师课堂教学，提高教师的专业教学水平。二是职业指导师队伍的专业化。以政工和管理、辅导人员为主体组成的学生管理辅导队伍，已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教育心理学知识，最重要的是弥补青少年感兴趣的新兴文化知识，真正做到心理上与学生同步，教育方式上达到专业化的水准，把自己打造成为学生职业素质发展和求职服务的专业化职业指导师。这就需要这类教师深入相关行业，体会业内人士的言行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让自己先成为业内人，再开展大学生职业规划指导工作。有了这支专业化的职业指导师队伍，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发展才有依托，对在校生的心理健康和职业发展指导才能走上专业化的轨道。要解决职业指导师队伍的专业化，还需要师范大学设置立足学科的“职业指导师教育专业”，针对行业特征培养出具有专业化指导师知识和技能的毕业生。此外，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上也应增加“职业指导师”系列。

(三)立足特色建设的教师专业化路径

一流研发教师的打造。由于高师特色项目建设需要理论、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两类教师的协同努力，因此在这两类教师专业化发展中需要有所侧重。对于立足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的少数人员，重在学术水平的提升，必须具备学科领域专家的理论基础，专业化的研究方式和知识创造技能。对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教师，如新课程开发、教学模式创新类教师的专业化，则需要具有工程专家的素养和技能，形成应用项目研发的专业化生产方式，不断地具有体系性成果出现。这两类教师的专业化都需要注意以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为依托，培育自身跨学科综合素质，形成将创新项目与学科整体发展结合、与教学结合的“一体化”专业发展路径。地方高师教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强化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理论创新与教学实践创新的有机结合。经常以新增课程和特色课程建设方式消化理论创新，强化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以此拓展学生知识深度和广度。不断促进学生形成别的同类学校学生所没有的技能，最终实现以毕业生的特色彰显专业办学特色目标。因此，这类教师的专业化尤其需要重视利用特色专业科研平台，培养专业教师的特色教学能力，通过与中小学(企业)的合作，形成应用研究类特色和优势。

行业名师的专业化。为了强化特色人才培养模式的开发，高师院校需要与当地中小学、企业密切合作，从中选聘出实践技术过硬的行家里手，将其聘为高师院校的兼职教师。地方高师院校通过中小学教学名师和企业技师团队等，可以打造出地方高师校企联姻品牌、特色实习基地，并开发出系列富有地方和行业特色的精品课程。在精品课程建设中，让行业名师与院内对口专业教师合作，以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为切入点，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作为精品课程和教师专业化的突破口。行业名师不仅具有本行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创新技术，而且还应具有高师教师专业化教学的水准。为此，需要对其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结合的高师教师专业教学技能训练，形成师院内部教学能手与行业名师结对子的交流机制，让行业名师参与高师院校的科技和教学模式创新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行业名师的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增强地方高师教师实践能力；而且有助于合作打造学校专业品牌，实现行业名师的高师教学专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