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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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82—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渐行渐远，但是危机治理政策还在发酵，一些国家宏观和微观层面均出现良性运转，长期和短期的治理效果都较好，而有的国家却出现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及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不一致的现象。就我国而言，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2013年6月短暂的钱荒引发股市波动。虽然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高涨，但政府却表明态度决不救市。前后比较可以看出，近些年政府政策变化较大。至此，有必要研究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到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以及政策制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正确评判过去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有助于理解当前政府的行为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政策制定是非完全理性的偶然的渐进过程，且受到权威人士的影响较大。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黑箱过程。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还存在及时性特点，参与决策的人数更少，因此相对于其他政策，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黑箱特征更为突出。基于此，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和论证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因素。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宏观国素主要包括：一是国家制度。所有社会力量和利益联盟的政策诉求。都要通过国家机器以及由此构建的政策平台才能实现。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在金融危机救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仅限于有货币国家）——为银行的负债担保，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在金融危机救治过程中，国家（最后贷款人）首先要确定的问题是救谁和救什么，而“救谁和救什么”是由国家制度决定的。然而，国家制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三是社会经济意识。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经济意识主导着人们的行为偏好和价值判断，而这些社会经济意识会影响到政策的选择。如果不顾及社会经济意识，不仅使经济得不到恢复，甚至会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社会经济意识的主导者一般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言行影响着居民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同时，社会经济意识也是传统、文化乃至习俗相结合的产物。三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从两个方面影响政策的制定，即国际经济环境本身和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得越紧密，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把国际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不过，超级大国可以利用其经济地位，率先实施某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而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该政策的影响。超级大国也可能为了避免引起众怒而采取政策创新，乃至按照大国利益修改国际惯例。

（二）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

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微观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行为。政府可以分为强政府和弱政府。强政府政策颁布和执行的时滞较短，而且一般可以实现预定目标；弱政府的政策时滞较长，且往往流于形式。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为了确保政局的稳定，不论强政府还是弱政府都会采取强制政策。从效果来看，弱政府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尽管时滞较长，但政策往往科学性、公平性相对较好；强政府治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较高，但政策的结果往往不能准确把握。二是企业。公共政策的实施结果总会是一部分人受益或者一部分人受益更多，但大部分情况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对此，企业会通过寻找联盟或者代言人的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使政策对自己更有利。这是企业间的博弈，也是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是以企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三是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直接参与危机救治行动、承担危机的损失，是源于官方救助资源的有限性。影响金融危机治理的国内社会组织主要是工会和行业组织，但其行为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影响表现在，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行为和自救行为，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度难关，还可以推动政府制定更有利的危机治理政策。消极影响表现在，游行示威、罢工等破坏行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转变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此外，国际社会组织也会对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如IMF作为重要的国际社会组织，对各国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践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尽管从结构上看，各国的治理政策都是扩张性政策，但各国的政策手段存在很大差异，且从结果上看，不同国家相同政策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而这是多种政策制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宏观影响因素具有趋同性

根据2008—2010年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制定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反推其政策的属性——制定的政策是否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一致，如果一致，就说明国家制度、经济意识和国际环境影响了政策制定，反之就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具有以下特点：维护资本利益、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也就是说，影响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宏观因素具有趋同性。宏观因素的趋同性给予了政策决策者一道保护屏障，因为纳税人能够较容易接受整体宏观环境的状态，从而减少了对决策者的质疑。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更加重视资本的权益。所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危机治理的首要考虑对象，尽量减少资本所有者的损失不仅是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是资本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其次，社会经济意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后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但要破除这种意识的影响还有待时日。从理论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政府干预经济已基本成为共识，但政府干预经济的背景仍是自由市场经济，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不过是短期应急行为而已。尽管有学者认为市场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但是已经没有政府敢冒这样的风险，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已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共识。最后，国际环境对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不一。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几乎成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尽管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已成为共识，但实施过程仍然障碍重重。国际货币体系、贸易体系的扭曲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但其变革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与此同时，国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国际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等也在影响各国金融危机治理政策的制定。总体而言，政治经济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环境制定利己的经济政策，并实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而一般国家只能适应国际环境，在既定国际环境中尽可能制定有利于提升国民福利的政策，或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实际上是对国际环境的适应性选择，而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意识只不过是以适应国际环境为前提，进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

（二）金融危机治理政策微观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

根据2008～2010年世界各国制定的金融危机政策，比较政策制定后各利益群体所获利益的大小，其中获利最大者也就是影响力最强的。各国不同的微观基础决定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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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消费 消极因素

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且就业困难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从潜在状态转化为显现状态，就业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表现为既有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又有就业结构性矛盾；既有来自城镇的就业压力，又有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带来的压力；既有新成长劳动力就业的需求，又有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需求。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有1000多万，加上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汇聚在一起，形成劳动力供给的高峰。

而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给我国的就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扩大，2009年将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各有来头，其中一增一失是就业两大难题来源。一增指的是，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一失即800万下岗失业人员，这两大群体构成了2009年就业工作的主要部分。蓝皮书指出，2008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到2008年8月，全国大学毕业生实际实现就业率为70％，2008年底，毕业大学生未能如期就业人数仍然有150万左右（汝信等，2008），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这将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近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大军，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加工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等领域，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更大。大批农民工因企业裁员而返乡的现象，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据保守估计，2009年全国大约有650万农民工面临再就业问题（陈昌明，2009）。就山东来讲，2009年城镇劳动力供给超过190万人，预计全年最多可实现就业120万人。2010年毕业和近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60万人，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相当多的毕业生不能实现当期就业。返乡农民工节后回城的有181.0万人，占节前返乡的60.1%，较往年同期减少20%；2月底又新增返乡农民工17万人，全年至少有72万农民工在城镇无法就业。

就业的困难，使相当一部分人对预期收入持疑惑甚至悲观心理，这也致使人们消费行为发生相应变化，即压缩了即期消费，增加银行储蓄。与居民预期收入下降相伴随的是居民预期支出上升。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是由政府或企业提供保障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个人负担的部分不断增多，这意味着人们在当前或未来会有较大数额的支出。预期收入减少和预期支出增加，减少了人们对当前消费的支出，扩大整个消费需求仍面临巨大压力。

收入分配不合理且有两极分化的倾向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总体趋势，世界银行的评价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目前，表明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我国由此成为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近年来，尽管山东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两级分化倾向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43.8元，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468.4元的37.1％，比2003年上升2个百分点，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把社保、义务教育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3∶1的警戒线。山东省农村人口占60％以上，本应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农村消费额仅占35％。农村居民可支配的现金收入相对减少，致使农村居民消费意愿降低，也使社会总消费额中农村居民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经1980-2005年（按五年一统计，下同）一路下滑，跌落了35.1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路上扬，从1978年的37.9%，经1980-2005年一路上扬，上涨了35.3个百分点（王石生，2007）。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2∶1扩大到2006年的2.4∶1。居民内部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6.1∶1扩大到2006年的7∶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是消费能力有限。当前我国少部分高收入群体掌握着大多数居民储蓄，而这些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据调查，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6，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85（夏兴萍，2005）。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仍将是今后影响我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着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将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而且还会增加居民未来的支出和预期的消费。社会保障的一般属性是国民收入社会化消费的一种再分配形式，它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期消费，它是指将目前取得的消费基金推迟到一定时期以后再使用。二是均衡消费，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的收入在更长的时间内平均使用；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调剂，使收入与消费在时间上衔接起来，使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终生比较稳定的收入。其二是均衡不同收入水平劳动者的贫富差别，使低收入者获得基本的生活消费。

总之，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即期消费，但它却营造了一个让劳动者消除后顾之忧的社会消费环境，减少了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不用担心年老、生病、失业等问题，可以在现有的、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基础上放心地去消费。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给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直接。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具有选择性，主要获得者是老年人、失业者、伤病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济、优抚对象，它会立即用于消费，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残有所扶、灾有所救、贫有所帮，从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改革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着消费支出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就业制度是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最大隐患，而且，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费用的增加，使得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用来储蓄以预防意外支出和未来的支出。比如，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费用支出，而家庭支出占主要部分，从而增加了家庭的负担，使得家庭增加的收入中会有一部分用来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的不公平使得广大的农村居民还需要依靠自己来就医；就业制度中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困难，随着面临的失业也会使居民把增加的收入存入银行来规避风险，而不是用来消费或是增加投资（黄国华，2007）。

垄断行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过高影响消费

目前，我国国有垄断资源程度还比较高。如在电信、电力、民航、铁道、邮政、金融和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控制。国有垄断企业享有在市场准入、投资、贷款等方面的特殊政策，高额的垄断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我国还是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这些领域的价格远远高于国际通行的、具有可比性的水平，在经济困难时期，许多群众对价格变动更加敏感，民生需要“减负”，而许多垄断企业却缺乏民生责任感，不从内部挖潜增效、节约成本上下功夫，而是仍坚持产品的高价位，以维持自身高收入，两者的反差影响了人们对消费的支出。

消费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消费

消费习惯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和发扬光大了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美德，即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上重积蓄、轻消费、戒物欲、崇节俭，维持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安定，这种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观念，受到了包括封建统治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使之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传统美德（王梦奎，2001）。而今我国居民仍保持着一概固守节俭、高储蓄的个人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数量上，居民养成了先积累、后消费的习惯，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愿意“负债消费”或者“超前消费”。

我国居民储蓄率居世界前列，最近IMF的经济学家查蒙（Chamon）和康奈尔大学的普拉萨（Prasad）教授在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了最新论文，他们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也就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居民的储蓄率也在稳步上升（周业安，2008）。到2008年储蓄率达到28.8％，刷新了过去最高纪录。当前的储蓄率无论与我国历史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大大高于被认为储蓄率较高的日本（6％）。高储蓄率意味着消费率较低，国内消费总需求不旺盛。更严重的结果是，高储蓄率加剧了我国内需不振的经济软肋，阻碍了我国经济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不利于当前经济的复苏。

结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单纯通过某项政策和措施来促进消费已不可能，必须通过多元化的组合措施解决影响消费的消极因素，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扩大就业为最根本的基础，只有扩大就业才能提供最根本的经济支持，才能解决“有钱消费”的问题。同时，有钱消费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尤其是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这样才能解决“敢消费”的问题。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措施，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缩小两极分化。至于消费习惯的改变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需要新的消费观念的引入，需要坚强的经济基础。要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导改变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不断扩大消费领域。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才能有效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系统性促进就业政策正起草.

2.汝信等.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陈昌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分析.中国经贸导刊，2009（2）

4.王石生.理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科学决策月刊，2007（3）

5.夏兴萍.改善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宏观思考.宏观经济管理，2005（11）

6.黄国华.从投资和消费的对比关系看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兰州学刊，2007（1）

7.王梦奎.中国社会主义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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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2013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44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对中国外汇储备产生影响。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多种因素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

Heller（1996）提出一国持有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是由使用外汇储备调整国际收支的调整成本和持有外汇而放弃其他收益的机会成本的均衡而决定的。国内学者徐永久（2002）认为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的原因。韩剑、徐振宇（2006）等认为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是外国直接投资。郭梅军、蔡跃洲（2006）认为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有：外债规模、贸易依存度、人均GDP和外汇收支的波动性。

二、分析方法和指标选择

本文使用SPSS18.0软件，外汇储备（亿美元）为被解释变量Y，对1992-2011年19年的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综合指标，再进行回归分析。

经济规模扩大，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增加，将GDP（亿元）作为解释变量之一，记作X1。贸易规模直接影响外汇储备需求，将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进出口贸易差额（亿美元）作为影响因素，记作X2、X3。FDI的快速增加对外汇储备的影响逐渐显著，记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美元）为X4。外汇储备可以清偿外债，外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外汇储备，记国家外债余额合计（亿美元）为X5。汇率也是影响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币对美元走高预示着外汇储备贬值的危险，本文采用美元加权平均汇率X6。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间接“增发”美元，给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很大的影响。本文加入中国、美国的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四个因素分析，各记作X7、X8、X9、X10。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的适用性检验

通过统计软件SPSS18.0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KMO值为0.784，Bartlett球形检验概率值为0.000。因此可判断本文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主成分的提取

表1 解释的总方差

有3个主成分被提取，对应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8.743%，能反映绝大部分的初始信息。

（三）主成分表达式的求解

表2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运用表2的数据可以得出三个主成分F1，F2，F3的表达式。

（四）主成分回归分析

对F1、F2、F3和被解释变量外汇储备作多元线性回归。主成分F1和主成分F2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但主成分F3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5%的显著性检验。

表3 系数a

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五）实证结果分析

因素F1说明一国外汇储备积累和年进出口总规模、外商投资规模、货币供应量有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美国国内物价上涨，中国进口减少，迫使人民币升值，减少中国出口，虽然这一传导机制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影响不确定，但会给中国极高的外汇储备带来消极影响。因素F2主要反映的是汇率因子的影响因素。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投基础货币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这一影响是通过汇率的波动起作用的。另外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变，热钱就会迅速撤离，中国外汇会储备剧烈的波动，甚至中国整体经济的大动荡。因素F3反映出我国外汇储备是和外贸规模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正向相关的。外贸规模的扩大从整体上为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但具体构成外汇增长因素的是贸易差额和外债余额。

参考文献

[1]Heller，Heinz Robert.Optimal International Reserves.The Economic Journal，Vol.76，No.302，1966 Jun，296-311.

[2]徐永久.外汇储备持有量——适度量模型及其应用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 （6）：70-74.

[3]韩剑，徐振宇.资本流入、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对我国外汇政策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6（6）：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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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的归纳和评述；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异，呈现全文的实证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从资本结构的决定理论来看，权衡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是对调整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的过程，即使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调整不能一蹴而就，公司也会主动向目标债务水平进行逐步接近。

国内外研究从数个角度研究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Frank and Goyal（2009）针对美国样本识别出资本结构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了公司成长性、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行业债务比重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盈利水平等六个控制变量；ztekin and Flannery（2011）则针对37个国家的超过15000家公司进行研究，则为资本结构影响变量的选择提供了国际对比经验，识别出最重要的因素为上一期的负债水平、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和行业债务水平，国内的研究中，顾乃康et al.（2007）借鉴了Frank and Goyal（2009）的方法，识别出公司规模、营利性、产业因素、名义所得税率、成长性等五个核心变量。此外，还有李朝霞（2003）采用主成分分析、洪正（2005）采用因子分析研究了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

针对国内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分析了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童勇，2004）、公司成长能力（童勇，2004；连玉君和钟经樊，2007）等财务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后续研究将调整成本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外部融资环境，考虑了制度因素（李国重，2006）、市场化进程（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宏观经济（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何靖，2010）、产品市场竞争（姜付秀等，2008）、地区差异（麦勇等，2011）等可能的影响因素，发现融资环境的改善均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三、样本来源和变量统计

上市公司基本财务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我们整理了上市公司2008～2011年公司财务数据，得到了本文研究的数据，并基于公司特征变量进一步筛选满足本文实证条件的样本，筛选原则如下：（1）选取2008年1月1日前上市且仅发行A股的公司；（2）剔除金融类和ST/PT类公司；（3）剔除总负债率大于100%，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分别在第1和第99百分位上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就核心变量—资本结构的定义而言，资本结构表示的是企业的负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普遍采用总债务（短期债务加上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的衡量方式。

此外，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我们使用TobinQ衡量投资机会。托宾Q定义为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我们用Cflow衡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来衡量。

我们用Cash衡量现金持有。对于现金持有量的衡量，在本文中用企业的货币资金除以总资产。

我们用Size衡量公司规模。由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在数亿到数千亿之间有巨大的波动，直接采用该变量回归使得估计系数非常小，且存在严重的异方差，因此我们将其对数化，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

我们用Tang衡量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即具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资产，该变量主要体现了公司真正具有抵押价值的资产占据公司总资产的比重。

此外，我们采用前三位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比重、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董事会规模变量来衡量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

下表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表1

四、实证结果

表2中，列出了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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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本文拟以2006年到2008年沪深两市数据齐全的公司为样本,分析它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何变化。

我国上市企业目前股权融资偏好现象比较严重,与传统的资本结构的优序融资理论不太一致。Majluf和Myers指出,投资者与内部人相比不具有信息优势,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股权在市场上的错误定价。例如,如果公司需要发行新股票为新项目融资,如果股价过低以使新股东获得超过比净现值更多的价值,将导致老股东的一个净损失。这样,即使该项目净现值为正,也会遭到拒绝。如何使公司价值不被低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基于这种情况,与股权相比,公司更偏好于内部资金,甚至不太多的风险债务也比股权优越。由此,Majluf和Myers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公司融资顺序有明显的先后之分,所需的资金首先依赖于内源资金;在内源资金不足,需要外部资金时,债务优于股权;因为外部股权融资成本较高,只作为融资渠道的补充来源形式。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一旦有机会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就会不遗余力地进入股市,“圈钱”动机比较严重。

对于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肖作平(2005)进行了总结。他从宏观经济因素与资本结构、行业因素与资本结构、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与论述。由于资产风险、资产类型以及外部资金的需求随行业而变化,平均负债比率将随行业的不同而不断变化。所以,本文同时基于金融危机的背景,拟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

1.多元线性回归

用回归方程定量地刻划因变量Y与多个自变量Y1、Y2…间的线性依存关系,称为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简称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

设有n个自变量X1、X2、…、Xn,一个因变量Y,以及一份由n个个体构成的随机样本,则有

Y=α +β1X 1+β2X2+…β nXn+ε

其中α为回归方程常数项,也称为截距,其意义同简单线性回归中的α;β1、β 2…,βn称为偏回归系数(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βi表示在除Xi以外的其它自变量固定的条件下,Xi每改变一个单位后Y的平均变化。与上式相应,我们有样本回归方程:

Y= α +β1X 1+β2X2+…+bnXn

其中a、b1、b2…bn是α、β1、β2…βn等的样本估计值,简称回归系数。

2.神经网络模型

倒传递类神经网络模型是监督式学习网络 (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 的一种,也是目前类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中最具代表性且应用最普遍的。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最陡坡降法(The 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Method)观念,将误差函数予以最小化。

基本的类神经网络架构可分为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分为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其中由处理单元再组成“层”,最后由若干层组成“网络”。

处理单元的作用可分为集成函数 (SummationFunction )、作用函数(Activity Function) 与转换函数 (TransferFunction) 三个函数说明,集成函数是将其它处理单元的输出值,透过网络加权值来将输入的信息加以汇总之后,再经由作用函数 (Net) 来将集成函数与目前的处理单元状态加以综合,因为一般类神经网络模型的作用函数采直接使用集成函数输出,作用函数并不明显,因此一般应用上如无特别说明,处理单元只用集成函数与转换函数,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倒传递类神经网络是直接以集成函数为输出。最后以转换函数将集成函数的输出值转换成处理单元的输出值(Y)。

在倒传递网络中,第n层的第j单元输出值是第n-1层单元输出值的非线性函数,如下式:

(1)

其中(2)

集成函数=作用函数

f:转换函数

Ai:输出层推论输出值

Wji:介于第 n-1 层的第i个处理单元与第n层的第j个处理单元间的连结加权值

θj:网络偏权值

至于倒传递网络的学习流程,可用下列五个步骤简述说明:

步骤1:确定网络架构,决定网络层数及各层间神经元数目 。

步骤2:随机设定权数或偏权值。

步骤3:选取一试验组资料输入网络中。

步骤4:调整权数及偏权值。

步骤5:回到步骤3,直至网络收敛为止。

三、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的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房地产行业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基础:

首先,剔除ST、PT上市公司;

其次,为保持各年度间数据及实证结果的可比性,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

最终,每年得到45个样本,三年总计135个样本。

2.变量选取

因变量的选取,借鉴已有的处理方式,结合房地产业的实际情况,本文以资产负债率作为因变量,采用账面价值;因变量主要分为三类,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具体见表1。

3.实证结果与分析

(1)2006年～2008年面板实证结果与分析

如表2所示,对面板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经过七步逐步回归,可以看出,流动性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说明流动性越强,公司可以减少举债比率;抵押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说明有形资产较多的企业举债规模会相对较大,与权衡理论一致;董监事比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说明,监事人数比董事人数越多,企业负债率越低,这可能是因为监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加强监管,从而可以限制企业举债;非债务税盾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而且数值很大,说明拥有较多非债务税盾的公司应更少地使用债务,而且在房地产行业中非债务税盾的作用是很大的;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说明规模越大,的确可以更多的举债;公司风险Beta值也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这个结果说明,在房地产行业中,即使公司风险较大,理论上应该降低负债率,但实际上,风险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是非理性的,即使风险较大,公司仍可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这可能与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之间的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有关;成长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房地产企业的发展需要银行贷款支持有关。

从表3可以看出,调整的 可以达到0.585,数值较高。

如图1,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得到的变量,采用倒向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一百步训练,可以达到0.022左右的误差,说明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效果还是很好的。

(2)2006年～2008年截面实证结果与比较分析

通过表4可以看出,2006年对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董监事比(-),抵押能力(+),公司规模(+),流动性(-),非债务税盾(-),由于2006年经济形势很好,而且房地产市场发展良好,尚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在正常年景情况下,这些因素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2007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初见端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结构造成影响的因素开始变化,抵押能力(+),流动性(-),仍然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这时,董监事比,公司规模,非债务税盾不再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取而代之,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一人(-),成长能力(+)成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在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越为严重,对公司举债越不利,而房地产行业公司的成长还是有赖于银行的贷款;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影响渐深,房地产市场也越来越不明朗,这时,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又发生变化,与2007年相比,抵押能力(+),流动性(-),仍然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但是,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一人和成长能力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再显著,此时,产生内部资源能力(-)成为显著因素,这可能与房地产行业特殊的行业性质有关,随着现金流的增长,举债反而降低。

表5可以看出,三个逐步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逐年增强。

注:2006年训练误差为0.00796303;2007年训练误差为0.0028532;2008年训练误差为0.0035722。

通过图3-2,可以发现,神经网络模型也有很好的训练效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62008年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和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发现逐步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整体较好,调整的 大体在0.5以上;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效果更好,误差都非常小,都在 到 数量级上。在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方面,无论是面板回归结果还是截面结果,可以发现抵押能力(+),流动性(-),都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从无到有逐渐增强,可以发现,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究其原因,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与商业银行的之间的关系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制度建设,提高法律意识,处理好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样,可以使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结构进一步合理化,同时,也使资本结构影响因素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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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主因素;灰关联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s;employment;main factor;grey correlation

中图分类号:F830.99; F24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4-0103-03

0引言

2009年大学毕业生达到610万左右,中国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调查失业率有可能超过9.4%。同年江苏省高校毕业生45.9万人,较2008年增加3万人,增幅7%。加上外省江苏籍毕业生、外省生源到江苏就业及往年积存尚未就业的毕业生,预计实际需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将超过60万人。劳动力不断激增,市场需求量却增长缓慢,早早地到达了饱和状态。在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下,大学生将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与风险。我国正处于知识经济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影响之中。就经济而言,地区发展不平衡,多种所有制、多级技术水平并存,企业制度处于调整变革之中,产业结构处于大的变动之中,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亟待提高。知识经济呼唤新型知识型劳动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的氛围正在形成。社会经济状况直接反映到职业的经济地位和行业的经济状况上。近几年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直线上升,对人才需求数量大幅上升,质量要求较高,毕业生就业出现结构性矛盾,表现为专业与需求,层次与需求的失衡现象。由于学校培养周期与社会需求变化的频率非同步发生,学校针对社会需求的调适往往是滞后以致错位。2008年开始,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增长下滑、各大企业纷纷裁员、更大幅降低招聘新员工计划、拉动就业能力减弱和就业岗位减少。在其冲击下,出口较大幅度下降和FDI流入减少,意味着对制造业的投资下降。这不仅带来制造业的就业需求减少,而且也会对服务业的就业需求产生影响,对毕业生的就业产生严重挤压。

大学生就业不仅关系到大学生本人的人生价值实现,也是家庭教育投资的一个收益过程,还是高等院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部分,更是人力资源投入社会发挥作用的重要表现,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牵动着社会、学校、家庭、个人、用人单位等各个方面。特别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马太效应体现在社会分层体系通过教育体系有效地实现自身的阶层封闭与自我循环,高等教育为这一分层链中重要的直接因素。一般而言,社会垂直流动机会的畅通与否被视为衡量一个社会封闭或开放的重要标志,社会流动率的提高是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体现。就业难的增加正在影响到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作用的发挥,影响到了社会流动。大学生群体接触社会经验较少,缺乏判断力,易受社会不良因素误导,对庞大未就业人群如不能及时给予安置或适当处理,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纵观以上各点分析,大学生就业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存在着复杂的风险因素。因此我们对于大学生就业风险度的调查和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与社会意义。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结构转型期,不仅能就毕业生就业给出参考意见,也能促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和谐发展。大学生是具有较高素质和文化的社会群体,是国家建设宝贵的人才资源。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其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随着我国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化的转变,及高等教育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高,高校毕业生往往面临着就业市场激烈的竞争。未就业大学生人数不断增长,不仅增加了社会就业问题,还严重影响了国家稳定持续发展。激烈竞争导致现代大学生心理压力过重,对其身心健康发展、能力技术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拓展均产生消极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不得到合理的解决,将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风险度的研究显得格外的重要。大学生就业中各种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方面关注,理论界也涌现出大批相关著作与文章。张雅强在[《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及知道对策》,《前言》2007.3]中指出我国大学生就业结构矛盾性十分突出;人才需求只是相对过剩;高校毕业生就业前景趋于明朗。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著名劳动就业问题专家谢维和教授认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关键是用人单位、毕业生和高校。影响用人单位引进毕业生的主要因素是人才成本,即利用较低的价格获得较高的人才使用效益。影响毕业生择业主要有三对相关因素:安全/风险,期望/报酬,个体偏好/舆论压力。影响毕业生就业的高校因素主要是毕业生供应量、高校声望、高校专业与社会的适应程度等。教育经济学相关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决定教育结构,教育结构反作用域经济结构。高校在快速扩招的同时,未能及时将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联系起来,导致高校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产生矛盾。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①大量采用定性方法分析问题,具备一定指导性,但缺乏定量分析的科学性;②罗列可能因素,但缺乏对根本因素的重要性分析与比较。

理论研究方面,文献1- 2指明了我国近一段时间内,时下学生就业形势,并针对时下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予以分析。文献3- 4将造成就业风险的原因分类,列举了包括个人、家庭、社会、学校、用人单位等划分的方法。文献5将问题细分化,突出了高等教育对于就业的重要影响。文献6提供了应用灰关联分析的方法与说明,定义了参数,指出灰关联在分析发展中系统因素影响程度的科学性,提供了因素比较的方法。

1导致大学生就业风险因素分析

本文研究的大学生就业风险因素是指可能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以及一系列衍生问题发生的潜在原因。通过研究已有文献,分析统计数据,我们将大学生就业风险划分为个人、社会、家庭、学校及用人单位五个方面分析考虑,提出影响因素。

1.1 大学生自身的能力,即个人因素,是影响其就业的主观因素之一在就业过程中,一些企业会要求一定的学历证书或技能认证,学历与学习成绩成为了是否能够成功就业的门槛与第一位的筛选标准。一定的面试技巧也作为重要的个人技能逐渐得到重视。当代大学生还存在学历与能力分离的问题,面对出现大量持有名校证书,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具备实践能力,或与他人相处交往能力较差的求职者的状况,交际能力、做事与处世技巧、工作、实习经验、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开始成为求职过程中必须考察的个人因素。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应具备合理预估与自我定位能力,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1.2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联系,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制约,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而服务。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规定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方向。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处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变革中。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效率的提高,相同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就业岗位已大大减少,社会发展和就业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就业人数过多、政府政策、求职中的性别歧视、人才类型需求变革等社会因素。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前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从国务院到各个部委,包括人事部、劳动保障部要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最好的政策环境和就业体系。”

1.3 家庭因素对于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在我国尤为明显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积淀,子女与父母之间依赖与被依赖、控制与被控制性较强。受其不同情况的影响,大学生在择业中表现出缺乏自主的勇气,依赖于父母的经验等情况。有的父母怕子女缺乏经验,生活阅历浅,控制子女的择业行为,不允许其自己做主。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大学生对父母的依赖程度或受父母控制的程度更强。有的父母支持和鼓励子女主动选择,自己做主,并提供参考意见。也有的大学生因为父母的从业境况或能力欠缺等原因,通过较有影响的亲友做主或征求其意见,根据其认同与否来决定自己的择业去向。

1.4 从大学教育来看,大学教育是按照专业门类来培养学生适应职业需要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活动和其他教育活动,使学生从某一专业的逻辑起点达到能够解决该专业一定问题的理论和技术修养水平,从而形成适应某类或某种职业需要的专业特长。也就是说,大学生所受的专业教育直接制约着其职业适应的范围。如果大学生所学的专业面较窄,其职业适应的范围就小;反之,职业适应的范围就相对宽广。因此,高校也要不断地根据社会职业的需要来设置专业或对业已形成的专业结构进行调整,扩大学生的就业范围,增强适应能力。近年来,针对毕业生知识面较窄、知识结构不合理、动手能力不强、组织管理能力不高等问题,我国高校努力通过改革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来培养专才与通才相结合、文理交叉、工管相兼的复合型人才。除了教育方面的因素,现在的高等院校还以就业指导讲座、就业心理辅导、模拟招聘会等方式,更好的帮助学生在求职中获得成功。

1.5 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因素,同时存在用人单位因素导致的就业满意度问题的风险。企业所提供的薪水、福利待遇、工作发展前景、升职潜力等等问题,作为求职者筛选职位的标准,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情况。

2基于问卷调查结果的主因素分析

2.1 针对筛选导致大学生就业风险因素的调查问卷以2008年11~12月期间,江苏省南京市各大高校,包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正德学院在内的本科专科院校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针对上文所划分的五个可能导致大学生就业风险的方面,分别列出几个从社会现状观察与统计资料显示影响较大的因素作为选项。采用多选、优先排序的填写方法,以求在结果中体现更直观的重要性。其中个人因素涉及面试技巧、学习成绩、交际能力、工作实习经验、专业知识和技能、做事与处世技巧、证书或技能认证、合理预估与自我定位能力八个维度;社会因素涉及就业人数、政府政策、性别歧视、人才需求变革四个维度;家庭因素涉及家庭社会关系、家庭所在地区、家庭环境及父母要求、家庭教育或传统四个维度;学校因素涉及就业指导讲座、就业心理辅导、模拟招聘会、学校声誉、社会实践、专业课设置六个维度;用人单位因素涉及薪水、福利待遇、专业是否对口、工作发展前景、升职潜力、企业类型六个维度。预期从问卷调查的结果中得到因素重要性的排序,科学的获取每个方面的主因素,以更好的认识、评估大学生就业中面临的风险,合理采取有效规避措施。

2.2 基础数据及分析对于重要性评价首先进行频数的基础比较,即根据被选择次数排序,根据所获得的频数结果排除1~2个频数最小的因素。继续分析剩下的因素,此时采用打分的方式,由于问卷问题设计为优先排序的方式,对于n个因素依据被选择次序打分,重要性排在第一的因素为n分,依次为n-1分、n-2分…0分。重要性评价中的n个维度得分分别为该维度被调查对象得分合计除以调查对象总数。因素得分越高代表其对大学生就业风险影响越大,即可被认为是该方面主因素。采用该方法,一方面可直观反映被调查对象对于可能导致其就业风险的因素的预期与重要性排序,结合打分的方法,亦排除了因素被选频数高,但重要性排序差导致单一频数分析结果预计过高的可能(见表1)。根据调查数据得,家庭教育或传统被选次数明显低于一般水平,因此排除该因素。对于剩下的三个维度进行打分,可得:家庭所在地区因素得分大于家庭社会关系与家庭环境及父母要求因素得分。于是可得家庭所在地区为家庭因素方面影响最大的因素。即为主因素。使用频数与打分的方法相结合得出个人、社会、家庭、学校、用人单位这五个方面的主因素分别为:交际能力,人才类型需求变革,家庭所在地区,学校声誉、工作发展前景。

2.3 基于灰关联的就业风险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对于五个方面下包括的各因素(Xi)进行百分制的打分,即根据选择中排序以100,90,80…递减打分。根据每个被调查对象打分分数的最高值确定参考数列X0。计算i(k)及Maxi(k)与Mini(k),其中i(k)为对应的参考数列值与该被调查对象对于每个维度打分结果的差,Maxi(k)与Mini(k)经过处理后分别为每个维度i(k)的最大与最小值。确定Max[Maxi(k)]与Min[Mini(k)],即Maxi(k)与Mini(k)的最大与最小值。计算ξi,γi (取ρ=0.5)i

ξi (k)=,

i=(k)

根据各维度i进行排序,i值越大代表该因素关联度越高,即对大学生就业风险影响越大,可认为是该方面主因素。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选择解释变量的方法称为灰色关联度法,它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接近程度。加权关联度则经过进一步改进,以确定非平权情况下的关联度。这是一种科学而有效的处理大量数据,化复杂计量问题为简单的确定主因素的方法。

以家庭因素为例:

第一步:对于各因素(Xi)进行打分,确定参考数列X0={100,100,……,100},见表2。

第二步:计算i(k)及Maxi(k)与Mini(k),见表3。

第三步:确定Max[Maxi(k)]=100,Min[Mini(k)]=0

第四步:计算ξi,(取ρ=0.5)

ξi (k)=,

i=(k)

第五步:计算i=(k)

得到:1=0.6428,2=0.7456,3=0.6256,4=0.4414,2>1>3>4,即家庭所在地区为家庭因素方面主因素。

使用加权灰关联分析得出个人、社会、家庭、学校、用人单位这五个方面的主因素分别为:工作实习经验,人才类型需求变革,家庭所在地区,学校声誉、工作发展前景。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意义是指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态势是一致的,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则可以认为两者关联较大;反之,则两者关联度较小。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在本文研究中,即被比较因素与就业风险同步变化程度越高,则确定为关联度较高的主因素。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做到主因素的筛选,还可以量化比较各因素对就业风险的影响程度,较之单纯的定性分析更为科学与合理。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不容乐观,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关系到个人、社会、家庭、学校、用人单位五个方面的一个系统工程,造成大学生就业风险,以上五个方面均存在着各种问题与责任。本文利用理论论证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科学使用打分与加权灰关联的方法对于样本进行处理分析,得到五个方面分别的主要因素。在实际应用中,大学生个人、家庭、学校、用人单位与社会应针对以上所得到的主因素,采取更有效的规避措施以降低大学生就业风险:①个人方面面对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不断完善个人能力,在迈入社会前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积极参与实习以获取经验。②家庭方面应鼓励大学生走向对人才需求量更大的地区寻求机会。③学校方面为帮助本校学生更好的获得就业机会,应努力提高自身声誉,让毕业生在求职的过程中赢在起跑线上。④用人单位方面应努力使求职者了解其工作发展前景,以使求职的大学生明确其意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工作。⑤社会方面,结合刚刚结束的“两会”关于解决就业问题提出的实施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并重的战略,促进高校与企业改革以适应社会人才需求变革的需要,建立、完善大学毕业生就业预测、预警系统,对大学生就业情况的动态变化、市场供求结构变动、各行业发展速度与劳动力供求关系等进行前瞻性的预测预警。

3结论

本文以灰色关联度法为中心,通过一系列定性与定量的方法,旨在筛选、确定及比较影响大学生就业风险的因素,为深入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合理规避大学生就业风险提供帮助。分析确定:交际能力与工作实习经验,人才类型需求变革,家庭所在地区,学校声誉、工作发展前景为主因素。本文的分析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分析大量数据时,计算量与工作量较大。使用灰关联法进行打分时,反映问卷数据的方式略显科学性不足。而且,对于获得的结果仍需要后续规避方案的研究以实现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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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会计风险最先源于金融行业，是指在生产管理中因为会计核算失误形成决策失误，对单位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单纯的从财务角度分析，金融会计风险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是在一定时间内的预期资金，作为金融风险中的中医组成内容，金融会计风险会因为财务人员、会计处理方式等原因，导致金融会计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二、事业单位金融会计风险因素

1.会计核算

财务部门是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所有业务活动核算的整体，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如果核算方法不正确或者不规范，则会导致风险因素而对出现。从实际角度分析，我国部分事业单位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往往会在信息处理上做文章，导致会计核算工作不规范，会计信息失真，这一系列的因素均会给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另外，对于部分业务，很多事业单位因受到人员因素以及处理方式的影响，导致结算数据不真实，会计信息存在虚假性，财务信息失真信息十分严重。从我国事业单位的性质以及发展现状分析，在会计核算中会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出错，那么则会导致会计工作失去平衡性，比如没有及时检查单位财务、在会计核算中所采取的方法不规范，导致贪污贿赂事件出现、没有对凭证进行严格审查、财务审查力度不够等。

2.会计操作

在近几年，我国事业单位得到有序发展，尤其是电子技术的应用为我国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全国各地事业单位已经形成了健全的会计结算制度，这对优化内部控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由于诸多财务人员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或者不具备专业的技能，在会计结算中并不按照规定办理业务活动，甚至出现越权办理业务的现象，这种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会计的结算风险。

3.人员管理

正如上文所言，在事业单位金融会计的发展中财务人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部分单位缺乏内部控制，对会计人员约束力不够，则会形成不同程度的人员管理风险，对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造成影响。其中财务人员约束不利主要表现在：部分财务人员操作行为不规范，在日常工作中容易出现差错；部分财务人员道德水平较低，甚至因追求个人利益，会肆意修改报表，对事业单位经济造成损失；事业单位所设置的会计岗位不合理，缺乏制约机制与激励机制，并且会计核算的程序不健全，对人员管理而言起到不良影响。

三、事业单位金融会计风险防范对策

1.构建完善的内控体系

在事业单位金融会计工作的发展中，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是保障单位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现如今，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事业单位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会逐渐增加，单位看清形势，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将内部控制的约束作用进行发挥。一般而言，在构建内部控制体系的时候需要结合事业单位实际发展现状，实现会计部门与其它部门的相互整合，保证完整性、规范性、科学性，进而形成符合实际发展需求的会计制度。另外，还需构建事业单位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金融创新以及金融会计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究，防范金融会计风险，提高信息真实性，提高金融会计的科学性。

2.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度

要想真正提高事业单位金融会计工作的有序发展，不仅需要构建完善的会计制度，并且还需要提高会计制度的执行力度。需保证会计制度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并且实现会计岗位的合理设置。另外，还需利用会计制度约束会计人员的基本行为，保证所有的会计人员都能够做到有法可依。与此同时，必要时候还需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监督与管理，减少金融会计风险的发生几率。

3.优化会计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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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总量上看，美国本土制造业在金融危机后占比逐渐反弹

美国商务分析局（BEA）提供的数据表明，1998—2002年、2005—2008年是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滑的两个时间段。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显著提高，2010—2012年均显著高于GDP增速，带动美国本土制造业占比明显反弹。

（二）从产业结构看，美国本土制造业恢复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汽车产业和石化产业

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复苏并不是全方位的复苏。其中，汽车行业在2005—2008年大衰退后已经开始迅速扩张，且扩张势头为历史最高水平；石化、化工、冶金等重工业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趋势，成为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扩张的主要动力。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统计，2010—2011年，美国的汽车行业增加值年增速高达78.1%，石化产业年均增速高达29.1%，远远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计算机、电子等美国本土传统优势产业虽然保持增长，但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而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纺织、食品等）的衰退势头仍在持续，只是有所放缓。如2010—2011年，美国纺织服装业、皮革羽毛制品业和食品饮料制造业的仍分别负增长3.12%、0.21%和0.45%。

（三）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美国制造业出现全面回流

由于个体企业的行为不能完全代表行业整体趋势，因此衡量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整体状况是十分困难的。考虑到制造业回流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下降，同时有可能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上升，因此可以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对比来衡量这一指标。结果表明，2009—201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年增速为6.2%，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速为6.5%，两者差距很小。因此，不能说整体上制造业出现了明显回流美国的态势。

（四）石化、电力设备制造等产业可能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重点产业

本文同样用上述方法对美国制造业下属各个子行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有四个行业（石油炼化、化工、电器器材和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速远远低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速，其中石油化工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甚至在不断下降，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不断上升。因此，可以认为这四个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造业回流现象，其中石化行业尤其明显。

二、基于要素禀赋对美国本土制造业增长原因的分析

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各国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各类要素禀赋综合作用的结果。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了科技（反映创新能力）、劳动力和能源三大要素作为本文分析的重点。选择这三类要素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述指标涉及美国近年来的几大热点问题——是否在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劳动力成本劣势是否减轻和页岩气革命是否改变全球能源资源格局等等。

（一）页岩气革命所导致的能源要素禀赋变化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本土制造业反弹的最直接原因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由于页岩气革命的影响，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其出井价由金融危机前的10美元/千立方英尺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美元/千立方英尺以下，远低于英国、法国、中国等其他能源净进口国。金融危机后拉动美国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几大主要动力产业——石化、化工、汽车和冶金均和天然气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天然气是石化和化工产业的主要原材料，冶金产业属于高耗能产业，能源价格也直接影响居民购买汽车的消费意愿。因此，能源要素禀赋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开始回升的主要要素。

（二）劳动力要素的比较劣势下降对美国本土制造业扩张有一定作用，但相对有限

目前部分学者较为强调劳动力成本在美国制造业扩张中的作用。但根据美国劳工部提供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整体上美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有所放缓，目前小时劳动者报酬已经基本稳定在35美元/小时的水平，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约在25美元/小时左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约在40美元/小时左右。加之考虑美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也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的比较劣势有所下降。这种比较劣势的下降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美国劳动密集型行业整体衰退势头减缓的重要原因。新兴市场国家和美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差距过于巨大，绝非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消除。目前墨西哥的小时劳动者报酬仅为6美元/小时，按照美国劳工部方法估算的我国劳动者报酬尚不到2美元/小时，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南亚东南亚国家更低。即便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劳动者报酬增速将明显高于美国，但未来五到十年之内接近美国水平也是很困难的。因此，美国的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确实存在，但是有限的，不足以根本改变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的格局。

（三）科技要素在美国本土制造业复苏中的作用并不强

基于国际专利和国际学术论文的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目前在科学研究上的比较优势仍较明显，但在技术发明上的比较优势已经有所下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称，虽然美国仍然是全球申请国际专利最多的国家，但在35个重点国际专利领域分类中，2012年美国只有20个排名榜首，较2008年减少了6个，而日本和中国排名榜首的数量均有所增加。在近年来美国本土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几个行业相关技术中，交通设备的专利数量占比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明显落后于德国和日本；在大分子化学、基础材料化学等领域的专利数量相较其他发达国家的优势也有所下降。而美国优势较为明显的生物技术、医疗仪器、药物技术等领域本土制造业规模并未显著增长。因此，此次美国本土制造业规模的扩张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并不强。

（四）汽车、化工等行业美国跨国公司的真实竞争力并未显著提升

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价值链的大环境下，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并不能准确反映相关行业跨国公司的真实竞争力。对《财富》五百强、全球化工行业五十强排名和全球汽车行业排名的分析表明，美国本土制造业扩张规模较快的上述行业其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排名均在下降。如在化工行业，除陶氏继续排名第二外，埃克森美孚排名由2006年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杜邦则由第六位降至第九位。而美国在半导体、医药等领域跨国公司的优势则进一步得以巩固，但这些领域本土制造业规模增长并不快，甚至陷入停滞。

三、未来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变化趋势预测

（一）短期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本土的可能性很小

固然美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进入缓慢周期，个别劳动密集型行业甚至出现报酬小幅下降，但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这种已经形成全面配套能力的新兴市场大国相较美国的生产成本差距仍然巨大；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但整体制造业水平更为落后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配套能力也将形成竞争优势，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美国的可能性很小。

（二）页岩气革命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积极作用短期仍将持续，长期存在不确定性

页岩气革命确实改变了美国的能源要素禀赋。石化产业的自身技术结构决定了大型石化企业倾向于在资源富集区建设大型制造基地，这一要素禀赋的变化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目前较为明显。美国能源署认为，未来页岩气在美国一次能源结构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且天然气化工很可能取代石油化工成为美国本土化工行业的支柱力量。从目前资料看，页岩气开采技术已经较为成熟，页岩气未来成为美国能源和化工行业主导原材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这种竞争力能否持续也依赖于其他国家页岩气开采技术的提高和其他能源和化工原材料技术的变化。若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成本大幅度下降，页岩气在能源上的优势将削弱；若煤化工技术取得新突破，目前严重依赖水资源，造成较严重污染的情况有所改变，页岩气作为主要化工原料的成本优势也将逐渐减弱。

（三）从中长期看，美国在科技要素禀赋优势的削弱仍会进一步影响其制造业竞争力

诚然，目前美国在科技方面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国际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际通用专利方面均处于第一位，仍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支撑。然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在科技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在逐渐缩小的。日本、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科技方面，特别是在专利技术方面已经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在部分领域甚至已经对美国产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若未来10—20年内，以东亚各国为代表的其他经济体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出现飞跃式提升，完全可以进一步提高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位势。

（四）美国仍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最有可能诞生地，但能否成为最大获益者则存在一定变数

科学（基础研究）和技术（各种专利）在技术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技术革命诞生之后，需要大量的产学研结合应用才能够产生很多实用性，能够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专利技术；但技术革命的开始则需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理论和观念层面产生重大突破。对过去十年内国际学术情况的分析表明，至少在未来十年之内，美国在科学研究上的优势仍然是无可比拟的。一是从论文数量上看，除中国外，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基础研究优势在上升而非下降；二是虽然中国的论文数量逐渐接近了美国，但我国学者的论文不但在引用次数上偏低，而且大部分均不是第一作者，即不是核心理念的提出者，多数完成的是一些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未来技术革命仍然最有可能发生在美国，而非其他国家。

然而，从技术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未必是诞生者。当年的半导体技术诞生于美国，但日本所得到的经济利益一度高于美国；电磁学理论和热力学理论均诞生于英国，但受益者最大的是美国和德国。在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时代，知识的溢出效应要远远高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特别是在基础理论和理念的知识溢出效应更加明显。随着东亚国家自身知识基础和高端人才的不断积累，加之东亚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以供制造业发展，东亚国家在技术产业化方面走在美国的前列是有可能的。日本在发电技术设备（如新能源）、中国在电信技术取得的成功经验完全具备在新技术革命下复制的可能性。

四、对策建议

（一）短期内不必过度担心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对我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

目前有观点认为，随着奥巴马重振制造业战略的实施，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迅速，将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产生巨大外在压力。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更倾向于能源要素禀赋，而美国劳动力成本相较我国的比较劣势并未明显减弱，科技优势则有下降趋势。综合几类要素禀赋看，能源要素禀赋的优势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局部的，而非全部的，中美两国制造业要素禀赋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短期内不必过度担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本土制造业一些新变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二）切实解决目前技术产业化能力较弱的现象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在技术应用领域，除在通讯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并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地位外，在生物技术、精密仪器制造技术、专用设备制造技术等方面虽然也有进展，但整体弱势地位并未改变。在这些专利技术较弱的领域，我国在国际文献上所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增长迅速，个别领域纯以数量论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这体现出我国的产学研结合能力较弱，科研成果缺乏和产业有机结合的渠道。建议逐渐改革目前的科研考核制度，变现在的科研成果考核为综合科研态度、科研素质、科研成果的综合考核，并由政府选择重点领域组织重点学科和产业界的联合研究联盟，鼓励学术界向业界推广应用成果。

（三）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能源发展路径

页岩气革命固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制造业发展的颓势，但在部分制造业领域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制造业产能扩张，也为相关行业的美国大型企业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再次夺取主导权创造了条件，其对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影响不容低估。由于地质条件、勘探开采技术等方面的差异，我国不能从根本上仿效美国的经验选择能源产业发展路径，而需要立足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特征，找出类似页岩气革命的，能够有效改善我国能源资源要素禀赋，拉动我国产业发展的发展路径。

篇9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篇10

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篇11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篇12

二、金融危机及其传导渠道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进程及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由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国际贸易交流变得更顺畅，再加上外商投资热情的高涨等因素，他们出口大幅提升，由此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1990—1996年间，马来西亚的年出口额增长均达到了18%，泰国为16%。出口的商品也由传统的原料商品转向高技术产品，如汽车、半导体等。这些高速增长为后来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种子。投资爆发、产能过剩、债务危机皆成为危机最终爆发的主要原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初始阶段表现为货币危机，各国的汇率制度在这次危机中首先被打破。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带动了进口快速增长，进口的大幅扩张也逐渐使得泰国的经常项目出现赤字情况，赤字规模达到了GDP的8.1%。此时国际投机机构看到了时机已成熟，便纷纷大举进入泰铢市场大量抛售泰铢。为维持固定的汇率制度，泰国央行不断地动用美元储备进行对冲。由于外汇储备有限，终于在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已经实施13年的固定汇率制度，泰国的货币危机由此全面爆发。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普遍与泰国相似，当泰铢出现大幅贬值时，其他东南亚国家纷纷出现货币危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过相继放弃了对本国货币的干预，其货币纷纷出现大幅贬值，由此，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后地处东亚北部的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货币受到严重攻击，中国台湾在1997年10月份宣布不再将新台币汇率固定，韩国随后在11月份放弃了对韩元的管制，并同时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救助。中国香港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波及，当东南亚的国家的货币制度被打垮后，国际资本炒家纷纷盯住了港元，开始对其大肆进攻，港元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由于备有充足的外汇以及香港政府采取的果断措施，港元承受了打击，维持了有效汇率制度。但是影响并没有减轻迹象，东南亚国家的这次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球市场，日元股市大幅下跌，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日元兑美元汇率也持续走低；金融危机很快在1998年传到俄罗斯，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后来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欧美市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东南亚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最明显的表现是各国经济水平出现严重的下滑。在亚洲各个国家(地区)中尤其以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受到影响最大（见表1）。除了对以上经济体宏观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之外，金融危机还严重破坏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各国的股市表现纷纷受挫，尤以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受影响最大。

（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进程及影响

21世纪初期，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从2001年到2005年，美联储开启连续降息的步伐。而2000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破灭，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成为这一“低息”时代来临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迎来了长达近10年的繁荣，甚而提出“0首付”的概念。然而繁荣也蕴含了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有学者指责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用一个泡沫（互联网泡沫）替代了另外一个泡沫（房地产泡沫），从而诱发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狂潮。无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在何处，显而易见的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成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对于深层次的原因不同学者表达了不一致的观点，主要包括对风险的错误定价，新的金融结构使得各种衍生产品不断增长和扩张而带来巨大风险，经济的全球化、经理人的过渡贪婪，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而在泡沫破灭之时，也正是信用机构进一步将全球经济推向深渊。金融市场创新的放开使得在过去的10年出现了形式多样的证券化，各种衍生品种类不断增加，如各种债务抵押债券工具和担保抵押贷款等。这种创新最开始是在美国，但很快扩展到了欧洲和海外。其主要手段是银行将住宅抵押贷款通过证券化打包然后分发给其他非金融机构，因此住宅抵押贷款就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非中介化。各大银行也与SIVs（结构性投资工具）建立密切联系，虽然很大程度上各大银行并不直接拥有SIVs，但却是其最主要的支持者。事后发现，SIVs也最终成为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些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管套利所导致。商业银行持有或有负债从而成为整个资本市场的最后贷款人，而当这种最后贷款人遇到问题时，与其直接联系的其他金融机构必然受到影响。如当时的贝尔斯登对冲基金在陷入麻烦之后曾一度牵连到巴黎国民银行等。正是这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以及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过度贪婪使得次贷危机最终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最早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8年9月，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而被政府接管，与此同时雷曼兄弟破产。2008年9月21日华尔街投资银行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而消失。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经济上的发展和便利时，也必然有其短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球性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到了全世界。美国华尔街的投行应声破产倒闭的同时，也牵一发而动全身感染到全球经济体。在2008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全球产出和贸易迎来了暴跌。此次危机影响至深，使得各国政府相应的救市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效果。由于出口需求的下降，更低的商品价格和更严格的外部融资约束，2009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经历漫长的恢复期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终于在近年出现一定好转，而新兴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却不容乐观，甚至有学者提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则在新兴经济市场。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行业的传导渠道分析

相当多的文献论述了金融危机通过贸易的机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如裴平（2009）和金碚（2011）等均认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工业始终处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工业当中制造业占比最大，而我国制造业外向度高，受国际市场价格和需求变化的影响大。经戴觅和茅锐（2015）测算发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从2005—2007年的18.8%降至2008—2012年的-6.2%，因而国内行业的发展焦点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就贸易这一机制，本文选择了资产价格渠道和财富收入渠道。金融机制方面，陈波（2013）认为得益于本国货币政策的支持，发源于外部的金融危机并不会造成本国金融机构流动性紧缩风险，反而是危机发生国（如美国）的金融机构由于资产负债恶化从而导致信贷紧缩撤出海外资本。综合第二部分论述中国行业的外资利用实际情况，本文选取金融机制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另外本文不考虑预期传导机制。1.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各国的投资机构或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锁定中国市场，他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中国经济建设中，各个行业也因充足的资金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力。然而一旦金融危机爆发，这些跨国机构会迅速意识到投资国经济景气的不明朗，便纷纷撤资。这种撤资行为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投资国是金融危机直接受害国，则外商投资者因其糟糕的国内经济形势撤出大量的资金；如果被投资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轻时，由于会考虑到经济的传染效应，为安全起见这些机构也会撤出先前的资金。图3描述的是中国在1996—2012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直到1998年中国的实际外资利用还是增长的，但增幅减缓。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外资利用在1998年出现了负的增长。随后的近10年中，一直处于波动的情形中。由于2007年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迅速演化成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实际外资利用额在2009年出现较大的跌幅，并在随后的两年里出现震荡变化。从图中很明显地看到实际外资利用对于金融危机有时滞效应，并且中国难逃这两次危机的影响。2.价格渠道价格是另外一个影响进出口的因素，这里的价格包括汇率和出口商品的价格。汇率能够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水平，具体而言如果一国货币出现贬值则会使得本国的商品以外币表现的价格竞相下降，和外国商品相比该国的商品更便宜，这会刺激该国的出口。在亚洲金融爆发时期，各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固定的汇率制度，导致各国货币普遍出现贬值，中国因此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宣称人民币不贬值，这必然会影响到出口量。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将大量的货币投入市场，此时中国由于前几年出现高的通胀，中国央行一直保持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量的外贸企业在那个时候出现倒闭。出口商品的价格显然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出口的重要因素。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危机受害国将自己的货币贬值会导致出口商品出现普遍下跌的可能，而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而加剧了中国外贸企业的竞争压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期，由于美元的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虽降低了国内出口商的生产成本，但同时也降低出口利润，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给出口商品带来的复杂性增加。3.财富收入渠道影响贸易的第三个因素是财富收入，也即国外需求渠道。收入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当居民收入增长时必然会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危机爆发后，受影响的国家经济活动出现下滑，价格下降，居民的财富收入开始减少，这导致了对商品的需求量的减少，由此波及与该国密切联系的贸易国的出口。欧盟、美国、东盟、韩国等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造成重大破坏，民众的收入普遍下滑，经济萎缩，对外需求也出现大幅下滑。图4描述的是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的居民收入情况。从图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两次危机给各国带来的影响。1997年之前各国居民收入均表现平稳增长，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表现强劲，收入增长均在5%以上。但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居民收入便开始出现负增长，尤其在1998年最为严重，而在这些国家中又以印尼受影响最大，美国和德国则受影响的程度不明显。很多国家居民收入从1999年后逐渐恢复增长。在2007年之前，各国居民收入处于一个稳定的增长期，但随后的次贷危机拖累各国居民收入，美国首先从2007年开始就出现居民收入下滑迹象，各国在2009年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最严重，在2010年以后慢慢复苏。在图4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居民收入这个角度，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广度要大于亚洲金融危机，但影响的深度却没有亚洲危机的大。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行业影响的比较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

图5描述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实际增速。①从行业增加值这个角度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行业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而言，制造业和金融业受到影响最为明显；而住宿餐饮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影响程度不深且都能较快地从危机中恢复出来；批发零售业在危机时期一直保持平稳增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明显；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在整个危机表现出了较快的增速；农林牧渔业由于影响其因素较多，此次受到危机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

图6描述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实际增速。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行业带来的影响不管是在程度上还是范围上都比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要大。具体来说，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金融业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都较为明显，其中尤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最为严重。住宿餐饮业也受到影响，但程度较轻。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由于影响因素复杂，因而这次危机带来的影响不确定。

篇13

前言：

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不能把责任都归结到公允价值会计身上，金融专家应该结合时展的特点，全面的对金融危机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公允价值会计具有促进金融经济的稳定发展的作用，通过提供透明的信息，使人们能够及时掌握金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因此，只能说公允价值会计只是产生了风险信息，而不是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

一、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危机的运用

1.公允价值会计随着金融危机的转变

公允价值会计的表现形式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差异较大。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的经济受损，我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经济的发展出现衰退的现象。尤其是我国的房地产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波及，使得我国房屋的价格不断的升高，人们在选择购房时，都成为了金融危机下的“房奴”。随着房屋价格的飙升，人们无法接受这种高额的住房，在购买房屋时就会选择贷款的途径来购买，逐渐产生了资产抵押的现象。经过公允价值会计对其资产进行计算之后，固有资产都产生了贬值的现象，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公允价值会计也逐渐成了人们认为是引起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通过金融专家以及金融投资者发表的不同意见，使得很多国家都减小了公允价值会计所行使的权利，减弱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公允价值会计也在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进行着转变。

2.公允价值会计对金融稳定发展的影响

公允价值会计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引起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周期效应，从而影响了金融危机的稳定发展。公允价值会计对经济的计算不仅可以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不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下降的情况下，公允价值会计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收益情况，所以，在公允价值会计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来时，往往会传递出经济受损的情况。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公允价值会计计算也促进了经济平稳的发展，公允价值会计会反映出经济市场的波动，使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受到了同行业之间的巨大影响，使其更加容易掌握缓解的措施，来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3.对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反思

在分析金融危机产生原因时，公允价值会计都会从自身找到容易引起危机发生的原因，也产生了很多会计信息不全的纰漏，公允价值会计计算的过程中，认为会计信息的透明度直接影响着金融危机的产生。根据公允价值会计对自身问题的不断探索，我国会计界也要从根本出发，对内部的信息处理进行管理和监督，杜绝危机发生的可能，要懂得制定有效的措施，来规范会计的行为，整理会计界的风气。根据反思也发现了公允价值计量存在很多的不足，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公允价值计量的价格不一定能达到公允的标准，金融危机使市场的经济波动非常大，而企业的经营却没有那么大的浮动，所以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市场的价格不能反映出企业的发展情况。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对产品价值的估测不准确，这样确定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就需要根据很多方面的因素来确定，所以，在金融危机发生时，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来制定合理的经营模式和资金的适应。

二、金融稳定情况研究

1.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原因

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金融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中央银行的监管、货币的流通以及金融的管理都是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因素。中央银行作为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具有着维持金融平衡发展的责任，减小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货币要保持畅通的流动，解决资金运作紧张的问题，中央银行对金融的监管也很重要，要及时掌握金融市场的变动，以便做出有效的措施，来避免金融不稳定的现象发生。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中央银行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对金融市场的交易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争取在第一时间掌握好金融的发展情况，可以对相关企业进行实际的帮助。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我国很多行业来说，都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人们在为危机担忧时，应该想出更好的方案来有效的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只有我国金融行业持续不断的发展，我国金融的稳定性才能不断的提高，金融市场的发展才能越来越长远，实现我国经济壮大的发展目标。

2.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保持金融稳定性

随着金融危机的产生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金融市场应该加大金融创新的能力，来合理的发展金融稳定性，金融危机使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金融市场正是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经营，才能更好的适应宏观金融市场的需要。金融企业部门应该明确知道，金融创新是可以促进金融稳定发展的，可以抓住市场的发展需求，创新的过程应该结合金融企业的自身发展情况，创新出新的主体经济，根据现有产品具有的特征，不断探索和创新出新的适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实现了金融的创新可以使货币更好的流通，更多金融交易的过程也更加简便，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金融企业要高度重视金融创新的重要性，提高金融交易的活跃程度，不断创新出金融产品，增加企业的业务水平，提高金融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结语

金融危机的发生给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危机的抵抗能力有限，给我国很多金融企业造成了经济损失，也破坏了金融稳定性。公允价值会计很长时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引起金融危机的最大原因，随着金融专家对金融危机的不断分析，逐渐探索出了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危机中起到的作用，证明了公允价值会计并非罪魁祸首，只是向金融企业传递了金融危机存在的信号。所以，人们在分析金融危机时，要全面的结合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从而找出原因，进而驱使金融稳定性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及时的创新来应对市场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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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友刚，梁冰.对我国商业银行呆账准备金提取及核销制度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2010，15（45）：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