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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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理理论提出的背景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它始终都是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新的内涵。在有关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具权威性。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治理不是规则体系，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单向的，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这些特征使治理与传统的政府统治或管理存在本质的不同。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了阶级统治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统治的独立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行政权力迅速扩张，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物的组织工具。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结果开始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开始，人们提出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重塑政府。但他们在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灵，同时也看到了政府的失灵。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的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大，“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正式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在这种背景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使公共管理真正成为社会的联合行动。

治理理论主导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应是多元化，政府从集权走向分权是必然的。通过行政分权将权力下放给非政府组织，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可以有效提高政府服务质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得它们在社会管理中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由非政府组织独立行使或它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内涵阐述

“治理”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报告中。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现在逐渐发展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广泛的理论。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

各方面对于治理不同的解读都是希望政府要积极转变治理公共事务的方式，通过授权和分权的形式，鼓励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笔者认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合作管理。其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1）多元化治理。治理理论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它认为管理社会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不一定是政府，社会上还有些志愿性的或属于第三部门的机构，如志愿团体、非政府机构、社会企业、社区互助组织，它们运动在负责维持秩序、参与社会事物的管理与调节，形成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治理的局面的领域内。（2）互动性治理。传统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统治以行政命令为核心机制，权力运行以政府为中心，是自上而下的。在这种运行模式下，社会是权力受侵者，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而治理的互动性，主要指的是权力运行的方向是双向互动的，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各行为主体互动的过程。（3）网络化治理。治理的核心是信任合作，以此为基础形成合作网络。这个网络以多中心为特征，网络的各个结点就是组织之间的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目标的指导下，各个对象参与管理，实行自我管理，形成了一个自组织的管理网络。

以治理理念为指导的当代西方管理改革，既弥补了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也反映出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西方公共行政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同西方国家共处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之中，同样要应对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挑战。对于治理这一公共行政新理念，我们不能漠然视之，应认真研究，积极借鉴，以改进我们的行政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同时，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切不能照搬照套，操之过急，要研究其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的适切性。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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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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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木柳（1975-），男，广东汕尾人，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课题项目：本文系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教研项目“高职高专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编号：SWJY09-005)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3－0035－03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辨析

所谓实践教学，是一种基于实践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活动。它通常指在教学过程中，“建构一种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的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思考、主动探索为基本特征，以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教学观念和教学形式”。[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去验证理论的真理性，自觉增强对的认同感、道德规范的意识，使学生坚定信仰、加强修养、发展思维、提高能力。实践教学是认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体现，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但从理论层面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是什么? 形态内容上如何把握如何界定？思想政治理论界尚存在不同观点。

许多研究者受传统的“社会观”和实践观念的影响，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二维划分为“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且对 “实践教学”往往理解为“社会实践”活动，认为实践教学就是仅指组织和带领学生离开课堂，走出校门，开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社会活动，是相对于课堂教学而言的。有的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区别于课堂教学，主要利用社会实践等空间组织的教学活动，主要采取参观、实地调研、现场参观、共同研讨等形式”。[2]有的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是“学生直接参与的感性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走出课堂，投身于鲜活的社会实践”。[3]基于这种认识，有的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该定位于走出校门的社会实践，以大面积覆盖、规范化开展为努力方向”。[4]

上述观点虽然看到了社会实践教学环节重要性，但对“实践教学”的内涵和教育教学理念的理解存在片面性，不能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发展变化了的实际。首先，概括尚欠全面。由于单一强调“带领学生离开课堂，走出校门”，无疑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理论认知的获取来自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统一，学生不可能都参与到直接经验的环节中。社会实践并非是学生唯一接触社会的方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进行可以在课堂内，也可以在课堂外；可以在学校内，也可以在学校外，具有灵活性和广泛性。其次，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资源相对短缺上看，难以支撑纯粹单一的全体学生“走出校门的社会实践”的实践教学。目前，全国有2000多万名大学生，每位学生在大学期间外出实践，全国每年将有8000万人次参与实践，有限的资源必然被高频率反复利用而不堪重负，造成实践资源生态失衡。如果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局限在“走出校门的社会实践”，势必造成有限的教学资源难以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开展。第三，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设计带来困惑，“课堂教学”就是“课堂理论教学”，课堂内展开的是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就是“社会实践教学”，是课堂理论教学之外的那部分教学活动。这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划分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两种相融合在一起的教学割裂开来，如果再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就会出现各行其是和难以整合的困境。

对“实践教学”的内涵的正确理解直接关系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定位和方向。就必须从实践教学的实践性本质特征认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从教学论角度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它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固定的形式，更不限定在特定场地，而是运用符合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原理开展的各种教学方法。所谓实践教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以实现认识上感性的理性化和理性的感性化的互相转化。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富含“社会实践性内涵”的教学，判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的课程标准，主要不是从形式上看教学场所是否“在社会”，而是从教学理念和内容实质上看教学内容是否“在社会”，即是否具有“社会实践性内涵”，也就是“关注教育教学内容与相关的社会实践的内在统一性关系，即以教学内容的观念形态反映相关的社会实践—生产劳动、政治变革(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指导思想，实际过程和成果”。[5]由此可知，实践教学不应片面被理解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教学活动”，而应被理解为“教学内容中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教学。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突破从狭义实践观范围内理解实践教学的局限，除了通过参观、社会调查等手段接触和了解社会的社会实践形式之外还有其它内容和形式，可以在融入“实践性内容”的前提下，在课堂内外开展灵活多样的实践活动，开辟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平台，引导学生持续和全方位地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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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5938/ki.iper.2017.01.012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61-0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素质高低关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的发挥。反思研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利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阐释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本质的理解以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现状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界定。就现有研究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涵理解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定义的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先天素质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适应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比较稳定的品质。[1]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又基本沿袭传统教育学意义上关于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将其视为教育者在先天素质基础上的经由后天社会实践锻炼，所型塑的品格和能力。显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之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一般规定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该如何界定，应该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核心命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质的理解，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定位、价值确证。就其实质而言，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内在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社会公共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生成性的相对稳定的品质和能力。

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同质性亦很明显。现有研究基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德、识、才、学、体”等方面展开，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信仰坚定的者、学养丰厚的专家、言行一致的楷模、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2]有学者指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中，“教育科研能力是基本层面，创新精神是重要内容，人格魅力是必要方面，道德风范是核心内容”[3]。还有学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结构视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由基本素质、共有素质、主体素质和核心素质等四个层面组成”。一般性体现为：身心素质、广博的教育科学知识、基本教学科研能力及基本价值观念。特殊性表现为：精通理科学知识的主体素质、坚定信仰的核心素质。二者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素质’”。[4]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社会思潮，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多元，思想价值观念复杂多样。这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新情况、新问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提出新要求、新内容，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话语权（龚萱2015）、正确的历史意识（朱哲，薛焱2015）、“底线思维”（吴艳东2014）、理论转化能力（梁妙荣2014）、媒体素养（倪娜2016）等。总的来说，学者们根据教师的素质、能力结构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需要来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及其结构，基本涵括了思想政治素质、知识文化素质、教学科研素质、身心素质等方面。但现有研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的类别划分、内在联系、整体结构的分析还较粗混，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职业境遇和师生之间价值观交往的视域观照。

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发展现状。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下降趋势、创新动力和能力欠缺、社会实践活动素质不高、师德素质受现代社会生活冲击”[5]。也有学者从教师素质开发角度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存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观念滞后、教师数量相对不足、教师职称结构有待改善、学历结构需进一步优化、教师培训缺乏规划和制度保证”[6]。此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受社会环境、教学科研压力和个体素质能力差异等影响，这一群体在政治定位和职业定位之间的角色期望、角色地位、角色行为冲突问题凸显[7]，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已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应该说，上述分析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发展现状，对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是有意义的。

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策略。现有研究依循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构成，来探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政治、师德、文化、科研、能力、身心等方面素质的具体策略。近年来伴随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培养取向”，[8]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的题中之义。有学者认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树立专业化发展意识；实行教师准入制度，加大专业化培训力度；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声望”[9]。其目的在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从单一型到复合型，从职业型到专业型，从主导型到引导型，从知识传授型到信息分享型，从灌输型到渗透型的现代转型”[10]。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就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具有自足性的社会空间”“现代性政治的实践形态”和“高度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教师的实践智慧。“在教育理念上，从‘观念意识’的理解、传授，转换为‘社会空间’的建构”“将思想政治理论化作穿透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现实地参与社会公共实践活动”。[11]这种理解凸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现实性、思想价值观念的能动性和师生交往的社会性，为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说明与意义理解奠定了基础。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建设既要注重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还应落实于师生的交往实践、教师现实的生活世界及其职业幸福感。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困境

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本体论探究不足。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涵的界定是一种教育学意义的移植，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理念立场和社会空间，未能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特质。结果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结构、功能作用、意义价值、培养问题的分析仍然混沌不清、机械空泛。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活动的“主体条件、内在根据和潜在能力”[12]的素质如何内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如何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格结构等关键问题依然不明。原因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其所是”的本体论探究不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师生在思想领域展开的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生成平台的独特精神性政治交往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只有回归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澄明基础上，才能开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完整的人”、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气质。惟其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体与本质、结构功能及其与社会的关联互动才能在教师的职业实践、生活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变革情势中得到深入理解与把握。

其二，现有研究侧重于依附性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主体及其主体性不彰。由于无视或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立场、视域、思维习性与社会生活实践，现有研究执著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之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功能定位。虽然它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十分必要，但却是一种外在为它的依附性说明和功能性论证。素质问题之于教师的人性表征、社会本性的说明、人的劳动本质的确证缺乏经验说明、意义理解与实践批判。马克思曾言：“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3]而现有解读之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外在的、“超尘脱俗”的，是被注解的。它漠视了作为素质主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生存感受性、职业信念和思想观念领域的价值交往。缺乏对教师素质培养的主客体、内外因素、主客观条件、环境资源以及教师安身立命的时代、社会与生活情境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体验与意义理解。甚至值得追问的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能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的代言人。尤其，置身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何以“一种自觉的职业姿态”，从“教育理念、手段方法、载体等方面回应从独白到复调的社会条件转换”，达致“课堂即社会”的理论教学生活化与“社会即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化的统一与平衡[14]。它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置身于鲜活的社会公共生活实践与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在知识、思想、价值观念交汇交融与选择博弈中实现个体素质的知情意信行的相互转化与一体生成，从而确证自我的主体地位和主w性品格。

其三，现有研究呈现出主客二分的静态化模式，欠缺社会、历史与实践的统一视域。有学者道出教育研究中的素质问题现状：“一是论者习惯于给出实践指令，既无逻辑推理，也无实证调查，也非自身经验的凝练概括。二是此种实践指令的句式常常是只管呼吁不管干，只是一种无主语的祈使句：‘要如何如何。’”[15]应该说，类似问题同样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现有研究的碎片化的条块分割和独断性的话语论断，未能生动有效地再现教师的社会实践与生活情境以及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独特面貌，也未能抽象出教师素质的一般规律。一是研究视野较狭隘，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主体由以生成发展的实践场域、社会历史环境、共同体生活等社会条件的考察与分析。现有研究常先预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地位与功能、素质现状的好坏优劣，然后各取所需地裁剪教师素质的不同片段、方面和环节。不难预见，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育人、改造社会的能动作用与公共性品格遭到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开放性、发展性与实践性等维度归于凝固。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认识基本裹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展的宏大论域中，欠缺实践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未能深入触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形成发展、作用实施的动力机制。由于隔绝于师生交往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发展实践，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现状素描仍然是一种外在化研究，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未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联中得到诠释。三是认识的直观性、主客二分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与社会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者被割裂，或者被线性地加以关联，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混同，素质含义、内容与素质培养之间的简单对照，结果很可能导致“素质灵性的丧失、素质本质的迷失、素质整体性的撕裂”[16]。

其四，研究的学理性不强、研究方法单一，欠缺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论观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核不仅在于教师掌握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在于教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提供专业的知识涵养、自足的理论阐释和能动的社会建构作用。因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应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题中之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生发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域。它理应关照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离开人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借鉴，我们很可能既难以窥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全貌，也难以在实践中生成、优化教师的素质结构，更难言培养“完整的人”。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趋向

其一，继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具有教师素质的共性，还应有区别于其他教育者的独特个性。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既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点，也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针对性的重要抓手。因此，我们要在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与本质的深入理解与把握中，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价值观互动生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掌控力、理论阐释力和实践建构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深化、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内涵、内容结构、价值作用、路径培养等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把握。

其二，强化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与社会性。现有研究多以政策文件和政治实践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与理论论证，经验性明显而理论性不足、之于人的规训意味浓郁而实践解放气质不够，结果造成研究的同质性、扁平化。未来，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构成，还要深入阐释素质的内在结构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联、素质发展的动因、素质功能作用发挥与效果测评、素质培养优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我们发挥理论学科的理论支撑作用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解题功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人与社会紧密结合的课题。它既要回应时代社会历史变迁，更应厚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镶嵌于教师现实的生活场景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生活世界，在师生思想价值观念交往互动的生活世界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与实践。同时，还要加强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观察、实验、问卷、访谈、比较等方法，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直接性和可感性。

其三，树立整体观念，生成、绽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现有研究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社会实践性的宏观把握，而宏观把握的缺失，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及其动态生成发展的深入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它关涉教师素质系统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教师素质系统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之间的实践互动，以及教师素质培养主体、培养体系、评估测评体系等。因此，构建整体视域，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存在、整体性优化和整体性发展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它需要我们从理论、实践和社会现实的多维层面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与差异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理想性与现实性、客观性与实践性等关系结构及其张力研究，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深入研究与实践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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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雪凌.试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基本素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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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吴坚强，舍娜莉.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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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佘双好.积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化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09（3）：54.

[10] 彭小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现代转型[J].教育评论，201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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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袁F仁.论人的素质[J].社会科学辑刊，1993（5）：21-30.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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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笔者以为，在支持这一新理念的同时，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关键词 ：生态型政府；内涵定位；广义上世纪70 年代以来，由于环境问题的弥散性，环境因素已成为关涉和平、发展与安全的新变量，生态环境治理被逐步纳入政府管理重点范畴。在此背景下，南京农业大学黄爱宝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1 期上发表的《“生态型政府”初探》一文，从内涵定位与基本特征两个方面提出并阐述了“生态型政府”新理念。以谋求“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促进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令人甚感鼓舞。但笔者认为，在支持这一新理念的同时，却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所支持者，把生态问题纳入政府重点治理范畴乃全球环境治理大势所趋；所商榷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定位则不应限于狭义。

一、大趋势：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参与

关于全球环境治理，学界目前尚无明确一致的界定。但根据联合国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文件,可以认为，所谓全球环境治理，主要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经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就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家（主要指各国政府）是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各国通过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来影响全球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在作用渠道上，在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退化与沙漠化防治、危险废弃物处理、污染防治、水域保护、资源能源开发与利用等较为广泛的议题领域，各国通过双边、多边对话以及全球环境会议，形成相应的合作体制，签署国际公约，以促进各国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解决。

在原则规范方面，国家环境主权原则、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国际合作原则等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同时，各类涉及环境发展问题的国际法律规范也已通过国际公约或会议宣言得到阐明，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巴塞尔公约》等。

在操控方式上，主要包括环境立法、经济措施、政策调控、资金援助、技术转让、建构信息知识网络、监督评价等，都已在环境治理中得到应用。

在全球环境治理大趋势下，一方面，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纷纷制定相应的国内环境规划。通过国内环境立法，在政治决策与社会发展中贯彻环保理念，比如“环境友好”概念以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城市、生态社区等新理念的相继提出等。另一方面，一大批环保NGO在民间社会自发成立，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国际等，他们通过发动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如呼吁、示威游行等）的环境运动，既推动了生态环境理论层面的思考，又促进了国内环境治理进程。

中国作为大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采取多种参与方式，包括参加国际环境发展会议或论坛，出席有关国际公约缔约方大会，签署、批准或加入国际环境发展条约、协议、修正案，参与国际环境治理项目合作，主办大规模高等级的环境发展问题国际会议或论坛。因此，从全球环境治理背景看，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政府治理重点范畴已是大势所趋。

二、内涵定位：从狭义浅生态到广义深生态

对“生态”一词的内涵界定，就目前研究而言，在范畴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在层次上有深生态与浅生态之别。狭义界定主要指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广义界定则指任一主体与周围环境趋向生态化的动态平衡与综合协调的哲学思维。浅生态侧重于对环境问题的技术性解决，深生态则倾向于对自然内在道德价值的思考，进而主张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全方位的生态化。黄爱宝教授把生态型政府中的“生态”内涵定位于狭义的浅生态，即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那么，“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就是指“致力于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或者说是以保护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为根本目标与基本职能的政府”。

狭义的浅生态定位本身并非错误，可能有利于突出对自然环境的纯粹保护议题。但从深生态哲学、生态政治乃至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狭义的浅生态定位并不一定有利于环境治理的实践进程。

从深生态哲学角度分析，深生态哲学的生态主义思考与我们平常所讨论的环境主义思考有所区别。一般的环境主义仅“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而生态主义则认为：“要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使人满足的生存方式，必须以我们与非人自然界的关系，我们的社会与政治活模式的深刻改变为前提。”明确“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一体共生、内在统一关系，从而“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论，针对人类面临的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危机状态为主的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寻求战略层次的根本性、长远性解决”。否则，生态环境危机将在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模式下重复发生，人类社会就将处于循环往复的生存危机之中。

从生态政治角度观察，生态政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以系统论为认知方法，以综合协调与动态平衡为理论内涵，从而成为把政治、社会与自然视为三位一体化、紧密联结的有机系统。要求实现政治与社会的生态化，不仅力求政治体系内的协调与平衡，更谋求政治体系外政治、社会、经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在“强调社会民主、政治民主和权力分散，追求公民不分种族和性别的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主张建立一种“符合生态的分散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模式”。因此，或许可以通过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城市、生态社区等概念往上推延。那么，一种环境友好型政府进一步说是一种“生态政府”的理念呼之欲出。即：政府不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保持高度关注与关怀的政府，而且应当是贯彻生态原则——协调、平衡、多元化、开放性、兼容性、非集中化的政府。如此，则可以首先从行动理念上缩小甚至避免单方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所造成的局限，扩大并深化全方位推进环境治理的有益成果。

从目前环境治理实践看，单纯以环境技术方法推进环境治理进程并不能取得较大成效。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已普遍认识到，环境治理是一项浩大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在环境与发展、环境与社会之间综合协调。

因此，生态型政府的“生态”内涵，如果定位于广义的深生态层面，则更为恰当。尤其在新世纪初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乃至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处于大力推进“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之中，在公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仍然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带动引领作用情况下，面向未来应当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仍然应该是值得学界与社会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就全球范围而言，21世纪将明显是一个“治理”的世纪，而治理的内涵即多元互动协调。定位于广义深生态内涵的“生态型政府”理念或可作为一种有益于新探索的新启示。因为，只有具备生态思维的政府，才能引领出一个具备生态思维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黄爱宝“. 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1).

[2] 黄爱宝“. 生态型政府”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1).

[3] [英]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M].郇庆治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

篇6

王弼作为一名哲学家，在《老子注》中不仅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更加表达了他个人对于社会治理的一种看法，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崇本息末”思想。“本”、“末”的概念并不是由王弼所提出的，早在中国秦汉两朝的典籍中就已经有记载，王弼在《老子注》中将其进行了演绎和提升，将其上升到一个新的哲学高度。本文将从王弼老子注中“本”、“末”的含义出发，探讨王弼老子注中“崇本息末”、“崇本举末”的思想内容。

1 王弼老子注中的“本”与“末”

在王弼之前已经有学者试图通过“本”、“末”之间的讨论来需找一条适合社会发展的治国道路，这一点在汉代古籍中已有记载。例如《潜夫论.务本》中王符提到的“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1]。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也都是将“本”定义为“自然不求”，将“末”定义为“有意为之”，认为要“务本”而“后末”。综上所说可以看出，以上的观点都是将“本”和“末”两者区别来看的，但是王弼是将“本”、“末”结合来看，并提出“由本其末”的政治哲学观点。在王弼的观点中“本”是指宇宙自然的本体，是“以无为本”，这里的“无”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而是指本来就存在的宇宙万物。在《老子注》第一章中就有“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2]。而“末”是指法律、教化等人为现象。在《老子注》第五十二章中，他还用母子关系来形容“本”和“末”的关系，“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3]也就说“本”是母亲，而“末”是由“本”所孕育的，通过这种母子关系这种形象的比喻，很好的说明了“由本生末”的这种思想内涵，同时也说明了“本”的重要性。

2 王弼老子注中的崇本息末思想

在上文中我们明确了王弼老子注中有关“本”和“末”的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角度来说，王弼认为“无”就是“本”，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都是因为有“无”这个“本”存在，因此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本”认为是无形的宇宙。而“末”就是因为“本”的存在而所发生的一些世界万象。而“崇本息末”中的“崇”是指重视、崇尚，因此“崇本”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是要人们重视和崇尚宇宙、自然，而“息”的意思不是说要去除“末”而是指在“崇本”的基本上让“末”得以生息。按照王弼对“本”、“末”之间母子关系的比喻来看，“本”是“末”的原体，通过“本”可以统驭“末”。而在《老子注》的第三十八章王弼提到“守母以存子，崇本以举其末”[4]。“母”与“子”，“本”与“末”都是非常重要的。从这角度看，王弼提出的“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之间并不矛盾，而是一个连贯的过程，通过“息末”来达到“崇本”，而达到“崇本”时候就可以起到“举末”的效果。简单来说，“崇本息末”是一种哲学思想，而“崇本举末”是这种哲学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运用，通过“崇本息末”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来最终达到“崇本举末”的社会治理效果。

3 从“崇本息末”到“崇本举末”的政治哲学

在王弼《老子注》的第57章中提到“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道”来治国的话，是一种“崇本息末”的方法以刑法来治国的话，就是失去了“本”而专注与“末”了。王弼认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应该“以道治国”，而“以道治国”的具体方法是“崇本息末”，统治者自身要首先自己做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这样通过自己的表率作用引导万物万民，让万物万民恢复本真，这样就会天下无事。统治者要想让社会稳定不能只是简单的出台一些法律政策来杜绝犯罪的发生，而是应该自己首先应该做到简朴归真，心怀善念，起到表率的作用。进而通过“举末”来去除人们心中的邪念，从而最终让社会达到一个高度文明、自治的境界。而在上文中提到在王弼的“崇本息末”中“末”是指由宇宙自然的“本”而产生的万物现象。而他提出的“崇本举末”中的“末”具体的是指社会统治秩序和伦理道德以及统治者采取的有益于社会的必要措施。[5]因此，在“崇本举末”是指统治者自身应“崇本”要做到“简朴”，然后遵循社会伦理道德，心存善念的去治理国家，是“以德治国”的一种的体现。而在《老子注》第三十章中提到“言用兵虽趣功济难，然时故不得已后用者，但当以除暴乱，不遂用果以为强。”[6]由此可见，王弼同样认为当面对一些暴行时，统治者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和行为的。综合以上观点来看，本文认为“崇本息末”这种哲学思想是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应用，是要求统治者要“崇本”，自身要简朴，要心存善念，成为万民表率，是社会治理中“以德治国”的一种体现。而在其“崇本举末”的思想中可以看出，王弼并不反对统治者的“有为”的治理国家，而这里“末”即包含了“德治”的内容，通过也包括了“法治”的内容，但是因为有“崇本”作为前提，因此这里的“法治”是在“德治”的基础上成立的，它是要求统治者做好自身的“德”，心焉埔獾娜ブ卫砉家，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伦理道德、采取有益于社会的相关措施。而不是监视百姓、不相信百姓，通过严峻的法律制度来约束百姓的行为。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王弼所提出的“崇本息末”哲学在具体社会治理中要求统治者“以道治国”，因此“以道治国”是“崇本息末”哲学在社会理念中的一种运用，而王弼所认为的“道”即继承了老子有关“道”的“无为”思想，同时有将其进行了升华，将“道”扩大到“德”的层面，而这种“德”是通过“崇本”来实现的，可以说王弼所提出的“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思想是中国社会治理中“以德治国”的一种体现，为中国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4 结论

关于王弼老子注中的“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思想，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两者之间“本”、“末”的异同学者们也都有着自己的解释。本文是基于前人对“崇本息末”中“本”、“末”的概念定义，来阐述“崇本息末”思想的哲学内涵，进而通过这一哲学内涵来分析王弼所提出的“崇本举末”社会治理理念的真正的含义。在本文看来，“崇本举末”其真实内涵所体现的是一种“以德治国”的理念，是中国古代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理论中“德治”的一种体现。“崇本息末”思想中关于“本”、“末”的概念是从哲学角度来提出的，而“崇本举末”思想是其哲学概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体现，两者之间不仅并不矛盾，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哲学思想指导，而后者是前者具体应用的实际体现。

注释

[1]王符《潜夫论》电子书 公共版权 务本第二。

[2]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3]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4]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5]刘季冬《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探微》，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6]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

参考文献

篇7

[9][11]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Z].教职成[2011]9号，2011.

[10]马建富.职业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5-66.

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rand Specialty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LIU Zhi-feng

篇8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价值内涵 

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体现为我关系，所表明的是主客体关系的重要概念，以客观对象的需求对人的需要满足来衡量。在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关系中，客体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主体主要是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广大受教育者及身处其中的个人和社会。因此，广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可以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实践活动满足广大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需要的效用，是作为客体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实践教学活动同作为主体的社会的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在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主体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狭义上，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价值可以定义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实践活动满足广大受教育者和社会需要的效用。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主要包括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是第一要义，使发展承载了科学的内涵与人文意蕴，彰显了人文关怀的时代价值。“坚持以人为本，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核心价值就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和核心价值。所以以人为本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定位是必然的结果。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文关怀价值层面相契合。 

二、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基本原则 

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那么如何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体现人文关怀的基本价值，大力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就成为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面临的重大教学问题。由于人文关怀内涵丰富，其教育的方式方法多样，笔者认为应主要把握三大基本原则，才能达到以上的教学目标：个性化原则是内容、生活化原则是核心、幸福化原则是目标。 

1.个性化原则是内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那么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也就不例外，必须让它具有个性化。一切的管理条文、规章制度都应该从培养学生的人格角度出发，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思考，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尊重个性至上，培养健全的人格至上，要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满意，要让学生按照自己的个性特点去发展自己，关怀他人，发挥潜能，超越自己，走向世界。个性化教育就是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下，以社会法律为行为底线，以自己健全的人格为核心，尊重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学会自己负责，关心自己、爱护自己、照顾自己，树立基本的、健康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基本的处世原则，克服缺点、发挥优点。当然，也应该容忍别人的缺点，给自己和别人提供发展的空间，使自己形成独立高尚的品格。 

2.生活化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核心，生活是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 

高校的大学生活也不例外，这也是人的本质，只有把一切融入自己的生活，个人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必须生活化才会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化、生命化。高校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注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培养他们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建设者。 

3.幸福化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的目的 

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归属和目标，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例外。从某个层面来说，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人生的主题，幸福是需要教育的。以育人为崇高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幸福。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人为本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要目标内在统一起来，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人文关怀教育的平台和着力点，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方法，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文关怀素养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要把这三个基本原则贯彻下去，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人文关怀教育的实效性。 

篇9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实践教学则是促进理论内化为学生思想自觉,深化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大学生,成为深受大学生喜爱的一门课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无论是关于实践教学的认识,还是实际操作过程都存在很多问题,导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普遍缺失。因此,进一步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机制,探索一种切实可行的、被广大学生所接受的、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方法和制度尤为重要。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

建立高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机制,首先源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的正确理解和准确定位。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在学生获得较为系统、全面、完整的科学理论和学科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将基本理论知识与“大学生个性发展规律以实践活动的形式整合起来, 实现学术性知识与体验性知识、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显性实践教育与隐性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它以社会为场所,强调以学生的经验、社会实际、社会需要为核心,以主题的形式对课程资源进行整合。它要求大学生参与实际活动,引导学生通过对周围生活世界的各种现实性、综合性问题和现象或事件的积极探索与参与, 主动获取直接经验,有效地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将科学理论内化为自身信念与修养。 它“把实践教学与社会 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改变过去以“教师为主体、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平台”的封闭式教学实践状况, 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中心、以社会为平台”的开放式实践教学过程。

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不只表现为实践性, 而是强调实践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并重的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理论为基础和理论载体的, 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除具有本身固有的实践性特点外,还具有研究性学习的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所强调的研究性学习与实践性学习并重的学习方式, 主要是指学生在实践过程中, 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主动获取并综合运用知识, 内化有关政治理论和道德知识, 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类课程要求学生用所学理论去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对理论的理解与把握,课程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善于总结和思考,不断提升学生自身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对于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扩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高校只有准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才能制定科学的课程规划和进行完善的课程建设,使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真正受益。

二、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几点思考

1.提高认识,建立常规的管理制度和协调组织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其课堂理论教学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的组织和实施涉及多个部门和教学单位,需要多方协调和相互配合才能完成。比如,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等课程,教学对象包括大学一二年级的所有本专科学生,人数众多;它的教学任务一般由各高校专门的“两课”教学单位承担,而学生则分别由不同的院系进行管理。由一个教学单位与全校所有的平行的教学管理单位进行协调组织,其难度可想而知,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上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因此,为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能够顺利开展并有序进行,学校应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成立由学校主要领导牵头,“两课”教学单位和各院系以及团委、学生处、宣传部、教务处、财务处、科研处等相关负责人组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指导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制定严格的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与管理细则,将工作任务下达给学校相关部门并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要求上述部门分工合作,各司其责,每学期高效完成相应的实践教学计划,并将其工作绩效作为年度考核的指标之一,使理论课实践教学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2.设立专项活动基金,保证实践教学的经费开支

长期以来,众多高校并没有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纳入常规的教学体系中,每年仅有的开展得几项较有声色的活动也与大多数学生无关,参加者多为学生骨干,而且多利用寒暑两个假期突击搞,学生遇到问题得不到教师的现场指导或及时沟通,课题或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不能进一步展开,实践教学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得不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很普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经费。没有经费,授课教师徒有好的教学计划和活动规划,难以组织调动人数众多的学生积极参加;没有经费保障,各院系也就觉得属于公共课的这些实践活动可有可无,在人员和时间协调配合上就不那么重视,多数实践教学计划就这样被搁浅;没有经费,学生参观访问、实地调研、宣传报道、成果交流和展示、成果汇编和出版、优秀调研成果的奖励等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实现,学生完成各项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

因此,高校必须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专项基金,保证实践教学的各项经费开支,做到专款专用。

3.设立实践教学基地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选择好适当的实践主题和实践场所。否则,非但达不到预想的效果,甚至会趋向相反。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到的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方向的基本问题,涵盖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对这类问题在认识上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但在实践中可以从某一个具体方面入手,比如,一个地区、一个乡镇一个村落、一个社区、一个具体的单位或某一项具体的社会公益后动等。因此,实践教学基地是保证学生社会实践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学院应积极主动与社会各界保持良好互动,取得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同时,要从专项资金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适当投人,本着双向受益的原则,建立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有代表性、有特色的实践教学基地。这样,高校可以定期组织大学生轮流到各基地或相关单位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社会调研与社会考察。并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就新农村建设、街道社区、企业调研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见解,写出有价值、有收获的调查报告。这样,不但使广大学生通过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将课堂上所学理论知识服务于社会现实,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同时也促进、检验、落实了实践教学成果,使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进一步锻炼提高。

4.提高实践教学任课教师的综合素质能力

实践环节开展的好坏,对广大的教师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首先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理念上改变单纯地讲好课本知识,和一切以“我”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做到在理论上讲清问题的同时,能够深入地了解社会,把社会现实问题或生活中的案例引入课堂之中,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理论。实践教学要求任课教师不但要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还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公关能力;还要求教师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社会现实问题具有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具备良好实践教学能力,从而在实践教学中选准题目,设计出有思想、有意义的实践方案,指导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提高学生认识和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头脑。因此,高校必需加大力度提高“两课”教师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尤其要提高教师在实践教学中的“实战能力”,全面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多重需求。目前,提高教师综合素质能力主要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理论学习,与时俱进,时刻把握学科新发展,深入社会,研究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另一方面,锻炼和培养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调查研究水平,加强独立开展实践教学工作的能力。要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教师的培训、交流、进修、调研锻炼等,使他们进一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丰富教学素材,以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高校必须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教学原则,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有效机制,不断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目标。

篇10

“治理”（governance）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物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越来越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世界形势更加复杂。时代的大变迁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却日益显示出运作僵化和反应迟钝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纷纷赋予治理这一概念以丰富而崭新的内涵，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即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被认为是替代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新思想，并逐渐地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广泛运用。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以后各国学者又对“治理”这一概念做了许多新的界定。

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另一位权威人物格里・斯托克认为治理是公共机构与自愿社团的相互依存，意味着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来自公民社会的机构和行为者对传统的政府权威提出了挑战，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原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起也开始关注并研究治理理论。毛寿龙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将Governance译为治道，认为“治道变革指的是西方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来界定自己的角色，进行市场化变革，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领域”。1俞可平则认为治理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由于目前治理理论发展的还不成熟，各国学者对治理概念的理解也有差异，因此对于治理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从治理概念的基本涵义来看，治理包含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第一，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不同层次上和范围内的权力中心；第二，强调在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存在模糊性，两者相互依存和互动，不再坚持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第三，重视管理对象的参与，他们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其行政管理责任，自我管理的主动性不断强化；第四，主张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还存在许多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采用和推广这些新措施来不断提高效率，有效控制和引导公共事务。

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不仅承认我们的政府愈来愈复杂，而且提醒我们注意责任的转移，要求那些属于第三种势力的志愿社团组织为解决集体关切的问题做出贡献，标志着统治这个领域正在发生变化和与过去的决裂。即使我们使用“政府治理”这一概念，其治理主体也不仅仅只是政府组织，还包括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正是由于治理与统治之间存在着这些不同，才使得治理理论能够弥补传统政府统治的不足，对政府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

二、治理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由于实际国情不同，我国政府改革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别国的模式或理论，只能学习和借鉴他们的一些有效机制、合理因素。治理理论作为21世纪国际前沿的理论之一，对于我国政府改革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1.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

过去普遍认为我们的政府是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实际上它管了许多不应该也无力管好的事情，从而产生了政府失灵。因此，我国政府改革必须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使政府的职能和精力集中于提供只能并且必须由政府供应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在一些竞争性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上，要实现政企分开，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机制，允许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参与，这正是治理理论所积极倡导的。就政府与社会关系而言，政府行为只能发生在公共领域而不能是合法的私人领域，不能侵犯社会的自主和自由，而要建立与社会的合作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优势

“治理主义主张政府要找到管理市场和社会的合理界限，通过多元化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安排，在市场的确能够发挥作用和优势的领域”，1确定首先由市场组织来提供服务，满足利益要求，并承担相关的责任。通过政府政策性的间接支持和引导，使市场功能与政府职能彼此协调，打破政府垄断局面，进而将市场的供求机制和企业精神引入政府部门，使政府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实现与市场机制的最佳结合，这是政府改革的根本途径和思路。

3.培育社会公众的自我管理意识

如果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政府的管理运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善政，而无法达到善治。随着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社会正在兴起和发展。为了使之在公共管理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政府需要大力培育社会公众的自我管理意识，使每一位公民学会成为自己的治理者，学会与他人协作来解决问题或满足需求。政府要提供组织上和制度上的支持，积极推进基层民主管理，通过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的不断完善，提高公民自我管理的主动性。

4.为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随着社会自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我国第三部门的运行机制尚不健全，资金匮乏，缺乏独立自主性。政府应积极为第三部门的独立发展和自主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建立约束机制，保证其行为符合公益目标。为了使第三部门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可以制定鼓励向第三部门捐助的法律和政策，扩大其吸收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使之彻底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同时利用政府政治社会化的优势地位，加深公民对第三部门的认识和信任，使社会自组织体系充满活力。

三、结束语

治理理论兴起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世界各国行政改革和公共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试图明确划分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界限，而是强调通过多方合作，共同分享公共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虽然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基本概念也比较模糊，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它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如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多方主体的对话与协作。当今世界流行的口号是“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作为民主的一种新的现实形式，治理带给我国公共管理和政府改革很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黄健荣等.公共管理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毛寿龙.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篇11

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第一次正式将控制环境纳入内部控制的范畴，认为内部控制结构由控制环境、会计制度(或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三个要素组成；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IC-IF）”认为，内部控制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五个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2004年，COSO委员会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对原来的五个要素进行深化和拓展，将其演变为八个要素，分别是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

2008年，我国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下称“基本规范”）规定，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的五要素之一；2010年，我国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下称“应用指引”），分别阐述了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等与内部环境相关的内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基本规范。

一、中美内部控制环境的内涵比较

IC-IF认为“控制环境决定了企业的基调，直接影响企业员工的控制意识。控制环境提供了内部控制的基本规则和构架，是其他四要素的基础。控制环境对企业行为架构、目标设立和风险评估的方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控制环境包括员工的诚信度、职业道德和能力；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人力资源政策；董事会的经营重点和目标等。”

ERM框架指出，内部环境包含一个组织的基调，影响其员工的风险意识，同时还是企业风险管理所有其它组成部分的基石，提供纪律和结构。内部环境影响企业战略和目标的制定、业务活动的组织和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执行，还影响企业控制活动的设计和执行、信息和沟通系统以及监控活动。内部环境因素包括风险管理哲学、风险文化、董事会、诚信和道德观、能力承诺、管理哲学和经营风险、风险偏好、组织结构、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人力资源政策和实务等。

我国基本规范认为：“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一般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职业道德修养与胜任能力、企业文化、法制意识等。”应用指引指出，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支配着企业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影响着全体员工实施控制活动和履行控制责任的态度、认识和行为。

可以看出，中美都认为内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其他组成要素的基础，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保障。但是，美国COSO框架①是通过阐述控制环境在内部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进行解释的，认为控制环境应当包括两大方面或具备两大职能，即设定一个组织的基调和提供内部控制其他要素建立的基础。而我国基本规范没有强调设定一个组织的基调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职能，也没有说明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基础。应用指引中虽然比较全面认识了内部环境的作用，但没有厘定控制环境的内涵。

美国COSO框架中对控制环境因素的划分主要是以控制环境因素责任主体的不同进行的，除了人力资源和实务具有间接影响性之外，其他环境因素都有直接影响性。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中规定的内部环境因素较多，对其划分参考美国COSO框架的痕迹较明显。在应用指引中还提出了如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战略、社会责任等热点概念，但没有充分考虑内部环境的本质，看不出这些因素提出的理论依据和分类标准，并且同一体系下的分类明显不一致，使得设定的环境因素显得不够严密和成熟。

二、中美内部控制环境因素比较

中美对内部控制环境内容的规定相互交叉，相互重叠，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有所差异，二者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一）中美公司治理结构比较

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最高层次，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民主、透明的决策程序和管理议事规则，高效、严谨的业务执行系统，以及健全、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中美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有以下不同。

美国采用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和董事大会组成，不设监事会，公司治理中的常设机构是董事会，负责制定决策；执行工作由经理层负责，独立董事负责监督执行董事及经理层；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采用的是“二元制”，即单独设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和经理行政管理系统，并全面规定了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形成的权责分配、激励与约束、权力制衡关系，以及他们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责。图2、图3对中美两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比较。

美国侧重于规定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相对于管理层的独立性、成员的经验和声望、对企业活动的审查参与度和其行为的适当性，以及他们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我国则侧重于规定公司治理机构的设置和权责分配，分别规定了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在内部控制中的职责。

（二）中美内部审计比较

美国IC-IF中指出，由于在企业中的组织地位和权威性，内部审计在监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内审人员在评价、维护企业内控系统有效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ERM框架也指出，内部审计人员在企业风险管理的监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业绩质量依赖高级管理者、下级管理者或部门执行人员的特殊要求，通过对管理者风险管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监控、检查、评估、报告和提出改进建议来帮助管理者和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

我国基本规范规定，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结合内部审计监督，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内部审计机构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应当按照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程序进行报告；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有权直接向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报告。

美国相关规定中没有专门对内部审计作明确规定，只是在组织结构中提及了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将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作为组织结构中的一个例子，对内部审计多在《萨班斯法案》中作出规定。我国基本规范和应用指引中则有明确规定，专门特别强调了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权责配置和职能发挥要求。

（三）中美组织架构比较

建立和完善组织架构可以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舞弊风险，为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应用指引中的组织架构包含公司治理、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三个方面，相对应于美国内部控制环境中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组织结构、授予权利和责任的方式三个方面的内容。

中美组织架构在规定上详略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美国的规定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详细，将二者分别进行规定，侧重于对组织结构、授予权利和责任的方式涵义的解释和设计，以及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我国应用指引的规定则带有很强的原则性，侧重于根据企业内部控制需要来设计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规定，强调内部控制对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对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作为权责分配的例子，对其规定很简略；而我国则专门强调了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权责配置和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四）中美企业文化比较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

我国应用指引中所指企业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的整体价值观，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经营风格与职业操守，员工的行为守则等，这与美国COSO框架中管理哲学和经营方式、员工的诚实性和道德观是相对应的，但是二者侧重点不同。

美国COSO框架中规定了风险观念、正规化观念、会计观念等一些对内部控制建设和运行有直接影响的方面，没有涉及法律法规遵循性的观念，以及其对整个企业内部控制基调形成的重要性；我国基本规范则强调企业法治观念，要求企业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但规定过于宽泛，缺乏企业文化应当包括的行为规范方面的规定，对管理理念和经营风格的规定也不足。

（五）中美人力资源比较

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机制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源泉，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力。

美国的人力资源规定主要从企业员工的角度出发，其内容包括员工的诚实性与道德观、员工的胜任能力，以及人力资源政策和实施三个方面，皆在强调各自的重要性，相关规定的范围比较广；我国则认为人力资源是企业组织生产经营该活动而录用的各种人员，包括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重点强调人力资源政策，对员工职业道德的规定不明确。

COSO框架主要从对内部控制影响的角度来阐述员工的诚实性与道德观、胜任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建设，强调诚信与道德价值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我国的规定则弱化了人力资源与内部控制之间的相关性，侧重于强调人力资源的建设，甚至包含了如关键岗位员工的休假和轮换制度、机密重要岗位员工的离岗限定性规定等属于控制活动的内容。

三、完善我国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的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中美内部控制环境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二者内容详略不同，所含要点相互对应，又略有差异，各有所长，但由于中国的内部控制建设起步较晚，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应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一）完善法规，使基本规范与应用指引的内容相一致

我国基本规范的目的是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应用指引、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是基本规范的配套文件。但是，我国基本规范中规定内部环境因素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职业道德修养与专业胜任能力、企业文化、法制观念等；应用指引中的内部环境因素则包括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等，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应用指引中看不出基本规范的指导作用，使其显得依据不足。因此，相关法规制定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基本规范与应用指引，使二者紧密相关，互相补充，相关指引应以基本规范为依据，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

（二）明确内部环境要素内涵，避免相互间重复交叉

在应用指引中，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五个因素中所涵盖的内容互有重复交叉，缺乏明确的划分依据，不便于规范，也不利于明确责任。例如对员工的相关规定，在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中都有交叉，员工的道德价值观影响企业文化氛围，也影响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是企业选拔员工的人力资源政策；再如，企业组织架构的设计，与企业文化中公司的经营管理风格相重复等，这些都使得各要素相互之间的界定不够明确清晰，内容冗余重复。因此，应细化相关指引，明确各个要素的内涵，尽量避免对相关指引笼统的规定，使之更加合理具体。

（三）分别规定公司治理与组织结构的指引

虽然我国基本规范作为一个单独的内部控制环境要素进行了规定，但是，我国应用指引中用组织架构取代了基本规范中公司治理、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三部分内容。尽管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和权责分配，在内容上有所交叉，但各自的重点、主要工作和主体不同，应当是两个互相独立的要素。公司治理层和管理层在企业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工作任务不同，公司治理主要是治理层对内部控制的指导和监督责任，而组织结构的权责分配主要是管理层的责任，其工作重点是经理层的组织结构设计和权责分配。因此，应将二者分别制定指引，既有利于明确治理层和管理层的责任，也便于发挥好它们各自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四）细分企业文化中对治理层、管理层和员工的 规定

企业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且不确定的范畴，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为企业多数员工所认同的道德价值观、管理理念、经营风格和企业精神等。它的主体涵盖了从治理层到普通员工的各个层级，企业的每一分子都会对企业文化的营造产生影响，很难把握其具体内容和边界，这将无法厘清治理层、管理层和员工分别对内部环境要素的关系。企业文化的内容不都属于内部环境因素，有些属于内部控制活动，将企业文化作为内部环境因素之一太过笼统，且具体指引中规定的企业文化侧重于对企业法治观念的规定，要求企业有积极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这与社会责任指引有所交叉。因此，应对企业文化指引进行具体细分，厘清企业治理层、管理层和员工在内部环境要素中的作用，将三者分别作为内部环境因素进行规定和建设。

【参考文献】

［1］ 杨瑞平.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51-76.

篇12

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理论源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无物的，实践又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也是辨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理论教学应当走在实践教学的前面，理论教学主要传授基本原理的“知识”，实践教学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是把基本原理的“知识”与具体的实践活动形式结合起来开展的教学环节。

1理论教学应当走在实践教学的前面，为实践教学服务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主要传授基本原理的“知识”，是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社会发展和变革实践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要避免空洞无物的、脱离历史环境和现实生活的“理论阐述”，不能出现“学而不用”而使学生觉得“学而无用”的状况。认为，“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理论要应用于实践，才具有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也是这样，理论教学走在实践教学的前面，目的在于应用于实践，为实践教学服务。我们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重视理论在实践教学环节运用的“情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大学生。

2实践教学以理论教学为基础，在理论指导下进行

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人类的科学理论知识对于实践过程的引导作用，在于使人们的实践具有目的性。我国开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授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分析、看待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过程。在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等方面，这与专业课和其他公共课具有不同的特色，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应以理论教学为基础，在理论的指导下来进行。只有这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才不会出现盲目性、无序性的误区，才能实现通过实践教学使大学生学会运用的理论思维辨证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目的，减少他们社会实践的盲目性。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本质要求。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教学环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从课堂教学的角度看，课堂的理论教学必须是一种带有丰富“社会实践性内涵”的教学活动才会变得生动活泼；从实践教学的角度看，实践教学的过程也必须渗透着课堂教学的理论成果才会使学生的实践活动目的明确和有的放矢。因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要与课堂的理论教学结合起来，才能增强实践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

1实践教学内容要明确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把基本理论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与大学生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热点明确地结合起来，在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践教学中选准题目，设计出有思想、有意义的实践方案，指导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使大学生在理论联系实际中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对社会现实问题具有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有目标，内容明确，“对学生要提出具体要求，明确此次实践教学对哪些基本理论加强理解，或提出若干问题，使学生带着问题目的明确地进行社会实践”。在这些专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比脱离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更具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可以使学生少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

2实践教学形式要关联

作为具有“社会实践性内涵”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学工部举行的“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他们对实践教学的认识和对实践教学过程的操作都存在很多问题。事实上，实践教学环节本身就是对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需要设计出与理论运用具有紧密关联性的教学形式。在校内，实践教学是可以组织学生举办讲演会、辩论会、理论学习小组等活动来开展，使实践教学形式具有多样性，激发大学生强烈的参与感、积极性与主动性；在校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须有教学计划，运用社会力量建立一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进行社会调研与社会考察，写出有价值、有见解的调查报告。

3实践教学教材要体现连贯性

为了促进实践教学的开展，我们务必编写出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与实践教学相一致的具有实践性的教材，才能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体现出连贯性。在理论教学上，我们坚持以“学马列要精要管用”为原则，以应用为中心进行理论与实际的渗透；在实践教学中，我们要重研究性内容，启发学生的辩证思维过程，使学生摆脱传统的重结论轻结论产生过程的倾向。在这个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课堂教学过程看作是学生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一部分，立足现实生活，发掘优质的教学资源，对现有的教材进行创造性地开发，实现“教材”向“学材”转换，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成为社会理论的探索者和政治思想的思考者，从而深化对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

4深化教学改革，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教高司函〔2004〕259号）指出，高等学校应着眼于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注重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要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基础课程，也要主动顺应这一教改潮流，深化教学改革，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思政课的实践教学与各专业课的实践教学相比，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一实践教学体系也有着自己的内容，一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服务；二是多方筹集资金，探索合作教育的新形式；三是改变职称评定政策，吸引高水平教师从事实践教学工作。

篇13

    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的生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学者们从多层面对协作性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分析与归纳。

    1.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缘起

    (1)思想传承:行政协调论的现代生长

    行政协调论是传统行政思想的一个优秀因子,在西方传统行政理论中不乏丰富的行政协调理念。1887年,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对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做了进一步阐述,“分权的原则使每种机构只限于行使一种被分开的政府功能。然而,实际的政治需求却要求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之间协调一致。”“法律与执行之间缺乏协调就会导致政治的瘫痪。”[1]12-51为此,他提出通过行政适度集权化和政府体制改革等措施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1947年,怀特也在《行政学概论》一书中对行政协调的动因、机构及原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协调的困难性是行政单位数目的增加”,从而导致“在各个方面的活动中,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十分困难,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实现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应该设置政府委员会以利于行政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而“协调机关的组织原则是对任何事件均由主管会制定完整的政策,用以领导相关的各部”[2]76-82。佩里?希克斯指出,“政府之间的协作和整合必要性决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尽管具体的形式、偏好的工具和特殊的问题已经时过境迁,但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和整合,不管是被称作是‘协同的’、‘整体的’,还是‘协调的’、‘整合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政府组织永恒的追求目标。”[3]9因此,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传统的合作理论的一种复兴,只不过其内容更加复杂,具有综合性和理论性”[4]。

    (2)理论反思:碎片化治理的根治之道

    碎片化治理是新公共管理改革走向极端的产物。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地推行了一场以新公共管理改革为内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管理大量借鉴工商企业管理的原则、方法和技术,把传统的官僚制政府改造成小型化和分权化组织结构模式。“新的组织形式以灵活性的日益增强和垂直整合组织结构的解体为特征,合同承包广泛地被采用,大型组织规模大幅小型化,并被分裂为更具自主性的商业单位。”[5]12-13如新西兰除创立国有企业单位外,将剩余的政府部门分割为更小的、更专业的机构,英国也在“下一步改革方案”中建立了大量小型化的执行机构。但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进,也产生了新公共管理的限度问题,即机构裂化问题[6]。碎片化治理就是机构裂化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新公共管理的碎片化治理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转嫁问题,让其他机构来承担代价;互相冲突的项目;导致浪费并使服务使用者感到沮丧;互相冲突的目标;由于缺乏沟通,不同机构或专业缺乏恰当的干预或干预结果不理想;在对需要做出反应时各自为政;公众无法得到服务,或对得到的服务感到困惑,他们常常不知道到哪里去获得恰当的服务;由于没有考虑问题产生的原因,而是强调可得的或固有的一套专业干预,从而导致服务提供或干预的遗漏或差距[7]48。可见碎片化治理的根源在于新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没有摈弃传统官僚制功能性组织原则,而且强化了功能性组织设计,从而导致政府机构之间协调和整合问题急剧增加。因此,寻找一种增加协调和合作的治理模式就成为根治碎片化治理的根本出路,协作性公共管理正是对这种理论反思的结果。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公民当成客户回应,隐含着把公民视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被动接受者的危险,忽视了政府和公共机构与公民之间开展协作。协作性公共管理则抛弃公民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概念,以协作为基础,强调加强政府和公共机构与公民以及其他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和伙伴关系[8]。

    (3)实践需求:复杂性问题的应对逻辑

    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是协作性公共管理产生的直接动因。在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世界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地方政府面对的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这在客观上需要跨越功能划分、组织界限甚至地理界限的协作性公共管理活动。奥尔图提出组织间网络管理等跨组织结构普遍存在且可能增加的五个原因。a.是处理艰难或复杂政策的需要。传统社会中官僚制组织形式可以有效解决的那种容易界定、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的问题已经让位于需要多方共同解决的恶劣问题。b.政府直接干预的局限性促进了基于网络解决方法的增长。c.政治驱动力诱导出需要超越政策目标,使联网成为基本需求。d.实现联系制度化的努力结果。由于二级项目效果的信息不断增多,通过组织之间的特别工作小组和计划团队等制度安排也相应地增多。e.横向规定和交叉法令等在内的命令层次提供的额外压力。因为在许多热点问题中,如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不同的项目之间具有不同的目的、资金来源、颁布标准及利益相关者,协作与互动沟通势在必行[9]22-23。可见,跨组织结构应对复杂性问题是协作性公共管理产生的现实动因。

    2.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

    协作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一个核心理念,它对于理解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具有重要的作用。学者们主要从组织间关系、组织结构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三种视角对协作进行了界定[10]104:a.组织间关系视角的协作是指基于特定议题的利益相关者自发组织、参与到同一过程中,采取行动或共同决策。b.组织结构视角的协作主要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协作,认为协作过程是松散的、多层网络组织的相关组织领导利益相关者以解决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c.集体行动的逻辑的视角的协作意味着自治的参与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共同制定的规则和组织结构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决定和解决共同关注的事务。

    基于协作的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大量存在于各种跨组织协作、网络管理和公私伙伴关系等实践之中,学者们从多种视角、多个层次对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进行了揭示和探究。沃尔特?鲍威尔从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的比较中揭示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含义,认为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场自发性协作和等级制度有意识性管理的诸多过程[11]。罗伯特?阿格拉诺夫和迈克尔?麦圭尔在《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一书中把“协作”作为在政府组织间进行管理的基本描述符号,“它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纵向和横向活动的复杂结合,其中仅有一些结合可以被认为是协作的,但是所有的结合都是多方参与的。”[9]3-39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则认为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种网络化治理模式,它象征着当前改变公共部门形态的四种有影响的发展趋势正在合流:由公私联合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方政府;联合政府若干机构提供整体服务的协同政府;基于先进技术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与外部伙伴进行适时合作的数字化革命;要求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选择。这四种发展趋势的集合,使网络化治理成为一种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它将第三方政府高水平的公私合作特征与协同政府充沛的网络管理能力结合起来,然后利用技术将网络连接到一起,并在服务运行方案中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12]8-17

    总之,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官僚制单中心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分权化治理的地方政府治理理论的新模式①。以公民为中心、多中心安排治理和整合性公共服务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三个基本特征。

    二、结构、机制与模式

    在实践中,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发生在区域、地方政府和社区管理等多个层次,且横向协作和纵向协作是相互重叠的,协作既可以存在于中央政府层级(如美国联邦系统内)的纵向环境中,也可以存在于参与者是地方政府(代表社区内多种利益)的横向环境里。协作性公共管理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类型、协作机制和实践模式。

    1.结构类型

    协作性结构可以在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和体制环境,即在纵向政府各个层级和公私部门中组织互动的横向环境中产生。在具体运行时,既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还可以在自外而内的网络环境里操作[13]。一个公共管理者可能同时涉及跨政府边界、组织边界和部门边界,且负有正式的契约责任,从而很难区分不同环境中的边界,因此,划分协作公共管理的结构类型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米尔娜?曼德尔和托迪?斯蒂尔曼根据西方国家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了实践中协作公共管理的基本结构类型及功能特征(见表1)。上表从问题导向、对目标的承诺、联系强度、努力宽度、目的的复杂性和努力范围等功能性特征分析了如下五种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网络类型[14]。

    (1)间歇性协调

    这主要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组织相互调整、相互适应地完成同一目标的政策和程序中。间歇性协调结构的交互作用一般在较低的层次产生,组织间的承诺也只是保持在目标完成的深度,资源共享也相对较少和低风险。

    (2)临时性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