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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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了一鳞半爪。尽管零星破碎，但却是最早为人知的历史，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比较可信的夏代歌谣，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语言简陋，却记载了原始生民真实的生活。

至文字产生之前，文明就已经存在，文字的产生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卜辞，再到钟鼎铭文，文化借助文字延伸，如果说原始社会，诗乐舞一体，那么到春秋时期，诗歌从乐舞中独立分化出来，产生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风格，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便是文明的一种进步，而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状况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互有侧重，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禅学之于唐宋文学、理学之于宋明文学；包括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等都标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在漫漫文明长河中流光溢彩。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不难了解，古国的成长与曾有过的辉煌。我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辈的古文献研究学者，他们旧学根底好，博学多识，且有丰富经验，然这笔宝贝财富，被时间无情地渐渐失去，中青年一代又跟不上，青黄不接，一方面，这一阶段的人旧学根底不好，两一方面，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阶段，只有极少人能够沉淀下来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学校设置了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硕士、博士点，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古代文学在古代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倘若百无一用，就不会有产生的土壤，纵而观之，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也不无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传承真、善、美。就古代文学本身而言，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艺术的感染力和审美价值，求真、向善、尚美。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尚美体现为“文体升华”，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是人类三个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与美学，给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鸣。古代文学的研究因此显得更加有必要，它对于培养以“真、善、美”为内在核心的人群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大体看来主流思想不外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人际关系新的认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强调“德政”则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这一点纵使在今天也有着莫大的指导意义，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单个的人，追求“无为”洒脱，是精神层面的另一种反应，且无论是儒是道，共同汇注了中国人独有的性格特质，连接起了祖国灿若星辰的历史文明，古代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教导我们前行。

第二、研究古代文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孔子提出的儒学，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修养方面，也体现在维护社会秩序层面，表现了对政治的一种美好理想。《礼记·大学》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对和谐的一种比较早的阐释，《礼记·礼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这些都为社会和谐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和谐共融。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不容忽视，它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以社会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团结各个名族的人民，有利于传承中华独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能终止，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敞开国门，就走入了全球化的世界中，机遇与危险并存。如何保持本民族特色，始终值得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古代文学在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日益边缘化，所以文学研究者更有责任深化对它的研究，疏源流，传文明。

“无用之用”意即世俗世界中，没有直接而实际的效用的事物，往往有着间接不显著的大用，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也在于此，它帮助人们感受真善美，传承中国文明，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芳民.展望、回顾与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3（4）：171-175.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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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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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066-01

一、民谣概论

民谣：民谣是人民其中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个民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性格色彩，民谣既是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所以各地民谣的风格亦有不同。看其能否反影它的出处和环境、文化特质，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乐器的多少、轻重（当然无可否认，乐器本身很多时候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们活在香港，民歌音乐的文化早已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们今天说的民谣，大多数也就是西方（美国）的民歌。

二、民谣的发展及研究内容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则不仅掀起过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热潮，而且一些大家、名家开始对民间歌谣进行探讨研究工作，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曾有文章和专著研究民间歌谣。朱自清甚至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歌谣课程，当时甚至还发行《歌谣》周刊，民间歌谣在当时受到学者们空前的关注。研究民谣语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民谣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旨在分析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八十年代后，古今民间歌谣一度淡出了学者们的视野。近些年来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虽然日益兴盛，但是这些学科特别强调田野调查，而忽视文献研究，此外近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漠视古代民间文学创作，文献上的古代民谣因此备受冷落。这使得古代民谣研究一直处于初级阶段，止步不前。

三、文献整理分类与分析

政治角度的分析是基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的研究角度。从当代的政治角度看待历史的文化研究也是一项研究突破。如茹宁的《政治民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将政治民谣的流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将政治民谣作为一种有利的工具将其应用。

民族文化对于时代的潜移默化影响，使上世纪末的民谣研究出现的新的视角又将人们的一部分视线从当代的时尚风潮中拉了回来，国家的重视使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平台。此时的民谣研究已从繁荣阶段继续红红火火的发展着，尤其从广度上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尹明举、薛家太、蒲亨强、许钰、陈子艾等人将各民族深处的优秀的民谣进行搜集、整理，不断壮大着民谣的队伍。但此时的民谣研究在深度上并不尽如人意，只是一味地纪录、整理，却未从中得出新的文化结论和研究成果，过于表面化的研究，未能给绚烂的民谣文化研究添姿加彩。

从记述文献的角度来讲，新千年的到来，并没有给民谣的发展和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点，这一阶段的民谣整理研究处于平静期，主要的研究方向依然局限于表面的收集与整理上，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此时诞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文献。如孙玉石的《郭沫若《〈民谣集〉序》的真实性及其价值》，何中孚编《〈民谣集〉序》中搜集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浙西民谣，包含了多方面的社会与民俗的内容，反映了底层农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的心理与呼声，具有民谣史、民俗史和俗文学史的意义。杨文全、李治儒《试论当代中国民谣语的语言特点及修辞策略》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并分析了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

从文化学角度来讲，张璐在《民谣意象与文学性》中纪录了笔者对于民谣《三只乌鸦》中意象的具体分析，揭示民谣中意象所蕴涵的文学性，帮助读者欣赏民谣的语言魅力，王俊周、王岁孝、高强在《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中认为研究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将有助于移风易俗，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等。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张海欣在《浅论民谣在当代的发展》中试从时政谣、校园谣、手机谣三大方面对当代民谣的内容加以分类，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并从成因、传播、民谣自身的魅力三方面探索当代民谣的繁荣原因；刘晓贵的《从政治性民谣中透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针对政治性民谣这一现象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其在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同时又能对政府作风起一种“良药苦口”的作用；控制不好会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控制得当则能够缓和转型期政府与民众的不顺畅关系，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等。

对于当代的民谣新形式――校园民谣，近两年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如王小波的《校园民谣的没落》一文从校园民谣自身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两方面分析了校园民谣的没落。 王蔚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论》论述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个人间接，认为音乐学术研究的学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去介入流行音乐的研究，并在流行音乐研究的方法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另外，还针对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重点阐明了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民歌和民谣的关系并对校园民谣的发展到今天的衰败做了实践性的阐述。

结语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今天，民谣的研究也将随之发展、壮大，在与时代交融和文化影响的双重性上，也将取得更高更、深入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谣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它为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就能在不同朝代的民谣中找到相应的对照，民族发展过程中人民经历了什么，我们依然在民族的民谣中找到它的印记。所以对于民谣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入，在平稳中求发展。

篇4

【关键词】《红楼梦》；《源氏物语》；贾宝玉；光源氏；对比

一、作品简介

《红楼梦》成书于中国封建王朝末期，作者曹雪芹经历了家道中落人生悲喜后，思考历史趋势，结合生平经历，淡看时间沧桑，十年呕心沥血终于谱写出了位于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的旷世经典。它以中国封建社会贵族家庭的腐朽生活为全文背景，以宝黛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衰亡为情节，揭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并揭示出封建社会必将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

而《源氏物语》比《红楼梦》的出现早700年，由平安时代的没落贵族紫氏部执笔完成，它被公认为世界最早的完整的长篇散文体写实小说，被誉为日本文学的最高峰。作者紫式部主要描写了源氏的爱情生活，他在俊丑不一的一堆女子中努力追求情爱，在政治仕途上一心追求一席之地，但人生的可悲和虚幻，最终使他万念俱灰，丧命中年。故事以平安时代为背景，讲述了奢华糜烂的贵族生活和在冰冷的环境中的身不由己，以及极度渴望爱情滋润的人性。揭示了女性的悲剧命运，体现了虚无观和对无常命运深深的哀伤。

二、男主人公对比

男性作家曹雪芹和女性作家紫式部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描绘了她们的复杂性格与丰富心理世界、艰难的生存境况和悲剧性的命运。《红楼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作为封建男权社会的代表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性，但是由于作者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受所处时代的限制与作者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们笔下的男主人公人物形象不可能是相同的。

（一）唯美。对于《红》和《源》这两部文学巨著，都以一个男主角展开描述，而在人物设计和写作手法上，无论是曹雪芹还是紫式部，都给予了笔下的男主人公从内到外的极尽完美。

含着美玉出生的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单是外貌就芳华盖世，无人能及。其次，在性格设定上，又赋予了宝玉对功名利禄的淡漠，和对封建家族的反叛。再次，在对待女性命运方面，宝玉更超凡脱俗，他不仅把女性放在一般的男子之上，更把她们放在了自己之上。贾府之内，从上到下，从贾母到王夫人，从众姐妹到寻常的丫头侍女，甚至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他都能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爱护。由此可见，贾宝玉的形象，是完美的充满了唯美气质的理想主义色彩。

与此同时，光源氏的刻画也展现出了一个几乎十全十美的男人形象。他从小就色艺双全光彩照人。“这小皇子长得异常可爱，即使是赳赳武夫或是仇人一看见他的姿态也不得不面露笑容。”由此可见光源氏的容貌之秀美。接着，光源氏又被赋予了绝世才华与生性浪漫的情愫。“规定学习的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清音响彻云霄”。而且他的“风韵娴雅、妩媚含羞”的姿态更是从小就令人惊叹不已。与宝玉极为相似的是，虽然光源氏生性好色，放荡不羁，但却屡次被作家美化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妇女的庇护者。

（二）泛爱。纵观两组作品，《红》和《源》的男主人公所处的生活环境都是香韵缭绕的女儿国，对于女性，贾宝玉和光源氏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点，都具有泛爱的特性。但是，由于贾宝玉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的 ‘泛爱’与新兴的民主要求息息相关。体现了最初的男女平等意识和对女性的欣赏、赞美、关心、照顾，可谓一副菩萨心肠，而不求回报。总体来说，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态度是尊重的，注重情感的交流，而疏于两性关系。

而与之相对，光源氏的‘泛爱’，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连，他作为一个为仕途地位奋斗终生的封建阶级代表，对于女性的爱更多的是非理性的，对于女性的情感更多的体现在对情人的温存体贴，有情有义，悉心照顾上。

（三）悲观。《红》和《源》在人物描写上都是以男主人公为中心，与身边女性产生感情故事推动情节发展。但是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都成为苦的化身。最终都以出家遁世或死亡得到最终的解脱和救赎。两部作品都满载着佛教的虚无主义和无常观念，处处体现着悲彩。

贾宝玉作为封建贵族的叛逆者，外表光鲜，锦衣玉食，但内心却一直不得平静，对表妹黛玉深爱，却不能违背家族意志娶了表姐宝钗，抑郁不已。对社会陈规的抵触，对家族约束的不认可，在成了他彷徨的生命轨迹，最终家道败落，看破红尘，大彻大悟，回归太虚幻境。

光源氏是世人眼中的美男子，光彩动人，人人羡慕，但是每得到一个女人的爱就多一分愧疚，在众多情人的相互妒忌中愈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更是由于爱侣紫姬去世，最终悲观厌世，一心渴望早日遁世，终于还是归隐佛堂，悄然逝去。透过源氏的身世命运，从他的用世，到玩世，最终超世，映射出了佛教人生苦海无涯，四大皆空的观念，

三、主题思想类似的原因

比较两部作品，虽然成书于不同年代更是在不同的国家，但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发展方面却惊人的相似，分别谱写了一道缠绵婉曲的封建主义末世哀歌。两部作品都以大量的描写展现了当时上流阶级社会的荒奢华，但这种盛世场面更多的是为了结尾的哀伤做出强烈对比只用，不仅反映了作者对世事无常的哀叹，也体现出盛极必衰的社会发展规律。两位作者在抒发悲剧主题时对封建贵族必将没落的预见，并不是巧合。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社会制度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更是处于相同的东方文化体系，侵染着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东传，都为两部作品的内在气质相似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人民文学出版社.

篇5

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诗派中，吴中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研究综述》[10](P37-42)从综合性研究、文学思想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等宏观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诗社研究等微观方面入手，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吴中文学论述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该文未尝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晏选军《元明之际吴中地区士人群体与文学思想研究》[11]。元代浙东地区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特别是在元明之际，浙东文人阶层因其与朱明政权的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12]关注浙东文人的生平出处与政治选择，都将文人命运放在元明易代大环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选取刘基、宋濂、戴良三人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他们的生平交游和文学创作。饶龙隼《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过浙东文人择主心态的变衍，反溯其根源在浙东“正学”：将“正学”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为公的悖论，终使择主失败。江浙郡邑文学研究方面，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14](P380-400)粗线条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传承情况，并扼要分析了形成这一文学集团的历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区的文士和文学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当地的诗文创作情况，并为黄溍、胡助、吴师道、宋濂、王祎五人编制了年谱。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际四明文士的心态及其文学理论与主张，并对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诗文活动分别设章进行了研究。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朱传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两篇学位论文则关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体和文学现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学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刘明今的《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18]两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刘辰翁和吴澄，分析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江西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学特质有异于其他地区。饶龙隼《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将该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与南唐时期旧家古族迁居于此联系起来，并发掘其深刻的文学意蕴，认为其雅正和平的文风与明初台阁体的出现息息相关。唐朝晖、欧阳光《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20](P141-145)与饶文的结论颇为相似，该文认为江西文人群以其独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吴中、越中文人而成为文坛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朴的诗风文风与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成为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台阁体。刘建立《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以刘壎、李存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的交叉为切入点，以刘壎和李存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介绍元代社会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坛风气基础上，分析了刘壎与李存的陆学思想，以及在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汇聚之地。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开科举的一百年间，以燕京及大都为中心的文学圈内，文人群体的诗文活动。该文以准备、开端、融合、前奏为次序描述大都文坛的历史发展，全景勾勒出文学的盛景。杨镰《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23](P96-103)例举大量文人事迹，回顾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几年间大都文坛最后的繁荣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坛在沟通南北文人联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无可挽回地曲终人散的结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史》[24]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北京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对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对北京元代文学状况的简要勾勒，上编的主要篇幅则是以作家介绍为主的大都杂剧、大都散曲、大都诗文三部分。下编为北京元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杂论之作。

篇6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5-0064-04

在古代小说史上，清代李汝珍创作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的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流行模式，极富创新性。作者开创了一种新鲜的长篇小说体制，并且驾驭自如，一空依傍，别出心裁。相比《红楼梦》、《儒林外史》这种全景式社会生活图景的描写，“《镜花缘》就是百科全书式的才艺演绎”。[1]6作者完全将小说作为一种表现才学、表现自我的方式。那么是什么促使《镜花缘》炫才现象的出现？这里我们将运用重要的心理行为科学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来解读《镜花缘》的炫才现象。

一、《镜花缘》之炫才现象

《镜花缘》中的炫才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鲁迅定位《镜花缘》为“以小说见才学者”。[2]181研究者对于才学的研究，多从小说文本出发，挖掘其中所包涵的炫才因子，或者结合时代背景证明，“‘炫学’只不过是作者濡染乾嘉学派学风之‘积习’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3]77。从2012年8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可以看出，“《镜花缘》文本生成与审美创造研究”[4]65和“《镜花缘》文化意蕴研究”[4]66占据大会论文的大部分，这都是对小说中所蕴含的炫才现象的研究。

（一）《镜花缘》的类型地位

《镜花缘》的叙事结构复杂，意象和内涵极为丰富。对于小说类型的定义，历来争议颇多。认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5]137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则将其归之于《西游记》一类的灵怪小说；若从充满全书的讥讽调侃来看，其又近似于讽刺小说。[6]270何满子虽然对《镜花缘》的艺术价值不是特别肯定，但是还是勉强给了一个“杂家小说”的评价。[7]271《镜花缘》中融合论学说艺、数典谈经等元素，因此张俊也称“杂家小说的代表作，当是《镜花缘》”。[8]316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以小说见才学者”给《镜花缘》以基础定位，这是因为鲁迅充分注意到了《镜花缘》作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的显著特征。[2]182确实，从《镜花缘》一问世，人们对它的印象就是博学，如许乔林在《镜花缘序》中言“枕经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且津逮渊富，足稗见闻”；[9]1麦大鹏在《镜花缘序》里称其“忠孝节烈，文词典雅，百戏九流，聪明颖悟，闺秀团聚，谈笑诙谐，足见一斑”；[9]1-2洪棣元在《镜花缘序》中称其“繁称博引，包括靡遗，自始至终，新奇独造”。[9]2实际上，表现才艺是《镜花缘》的一个基本点，其中融汇了神魔、讽刺、社会问题等诸多小说类型的因素，可谓包罗万象，极尽炫才。

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镜花缘》叙事的独特性。李汝珍并不把情节性当作作品的叙事生命，作品的情节没有剧烈的转折和悬念，也不作日常生活的细致准确描写，刻画人物形象和性格也不是非常的鲜明。全书的情节结构主要是给作者提供自我表现的场地，叙事结构变成了作者展示才学的载体。但是，作者又不是粗粗搞一个框架，把自己的东西胡乱装进去，像是开一个杂货铺。它有着完整流畅的故事情节，故事情节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其中贯穿着许多思想，如正邪斗争、因果报应、儒家伦理道德、道家出世思想等，而且还始终贯通着作者对女性和对才学的关注和肯定。此外，它的叙事结构相当复杂，仙凡因果线索、反周复唐线索、才女线索、海外线索，或隐或显或疏或密地齐头并进，互相交错，组织得有条有理，极有章法，情节千头万绪而不见紊乱，细针密缝，行文非常缜密严谨。可谓是行云流水炫才情！

（二）《镜花缘》之结构行文

《镜花缘》的结构整体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海外游历，展示海外风物；第二部分是百女聚会，展示诸般游艺。二者大体篇幅相当。李剑国评价此书：“《镜花缘》与以往的长篇小说完全不同。尽管我们可以发现它借鉴了《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的某些构思和手法，但它终究是本特别的书――结构特别，题材特别，叙事特别，内容特别，观念也特别。”[1]3

第一部分的描写最为精彩，光怪陆离，引人入胜。这些素材都是得自古书，大部分出于《山海经》。作者李汝珍在书中第三十九回提到“天朝有部书是夏朝人作的，晋朝人注的”，[9]227正是《山海经》。第一回还提到《博物志》、《拾遗记》，也是素材之所出。李汝珍依傍古书而不拘泥，鲁迅曾赞道：“惟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2]182-183作者对原始材料大都进行了深度加工，相当于重新虚构，海外诸国都被赋予新的含义，妙趣横生。因此读《镜花缘》尽管可以用“好似读了一部《山海经》”（赵苕狂《足本镜花缘・本书特点》）来做比，但毕竟不是《山海经》的翻版，是新鲜的意象。

第二部分所写百艺，涉及极广。作者李汝珍自己介绍他这本所谓“少子”以其姓李而与《老子》相对的内容：“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鞠、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鲁迅的“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这一赞誉很准确。[9]135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这些内容未必有趣，甚至有的还会使人感到枯燥，但却为研究游艺史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充分展现了作者李汝珍的渊博才学。

学术界对于《镜花缘》中的炫才现象的研究，虽已相当充分，但这些分析基本都着眼于文本中的炫才，而对于作者李汝珍的研究不够深入。笔者拟从作者的角度着手，以李汝珍的创作心理为出发点，结合时代背景、个人的成长经验和才学，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较高的后三层次为立论点，层层剖析，逐步挖掘。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论视野下的《镜花缘》炫才现象分析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马斯洛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指出“动机”一词，并非如一般所持“动机是促发行为的内在力量”的说法，他所说的动机，是指人性本质中的善根。人类的动机也就是个人出生后，一生成长发展的内在潜力。因此，马斯洛的动机理论亦即其人格发展理论。马斯洛在该书中，将动机视为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求所组成，故而称为需求层次论（need - hierarchy theory），在书中将动机分为 5 层：

1.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指维持生存及延续种族的需求；[10]40-44

2.安全需要（safety needs），指希求受到保护与免于遭受威胁从而获得安全的需求；[10]44-49

3.爱与归属的需要（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指被人接纳、爱护、关注、鼓励及支持等的需求；[10]49-51

4.自尊需要（self - esteem needs），指获取并维护个人自尊心的一切需求，包括自我尊重和他人尊重；[10]51-52

5.自我实现需要（self - actualization needs），指在精神上臻于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的需求，亦即个人所有需求或理想全部实现的需求。[10]53

五层需求分为两大类，较低的前二层称为低级需求，较高的后三层称为高级需求。低级需要一般为外部物质得到满足；高级需要一般为内部精神世界得到满足，出发点基于自身的所定非物质目标得以实现，才能使需求得以满足。各层需求之间不但有高低之分，而且有前后顺序之别。只有低一层需求获得满足之后，高一层的需求才会产生。但仍然有可能出现意外。例如：人的创造性驱动力，比任何其它需要都更为强烈，有些人的价值观和理想是如此强烈，以致宁愿死也不放弃。

对于《镜花缘》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如梦如幻的画面和新奇鬼怪的艺术风格。从首届《镜花缘》学术研讨会论文中看，“大会内容涉及《镜花缘》作者、版本、本事、方言、思想、艺术、影响等各个方面。”[11]250很少有从心理学视角对作者的创作动机进行研究，通过对作者创作动机的研究，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的考据索引等方法的束缚，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解读不一样的《镜花缘》。

美国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四要素，文学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四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对于《镜花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作品本身。确实，《镜花缘》这本小说极尽炫才，广泛采撷前人典籍，罗列各种技艺，让读者目不暇接，所以研究者多侧重小说中的炫学之风。从作家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一些，但主要是集中在李汝珍的生平和交游考证，还没有从李汝珍的创作心理来研究的，以李汝珍的创作心理为出发点，结合小说中出现的炫才现象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因为从作家到作品是存在互动关系的。

（一）《镜花缘》的产生与李汝珍的爱与归属的需要

乾嘉时期，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学派逐渐放弃了清初顾炎武等“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他们响应“博学好古”、“无征不信”的号召，在整理和考订古书上有较大贡献。但他们冥心追古，脱离现实，又把经史变成一种空疏的东西。同时，通过八股考试制度和统治者的提倡，程朱理学也成为独尊一时的统治思想。这种风气，无疑会影响到一些文学创作。当时的文人将这种学风视为一种时尚，纷纷以炫才展示自己才情，意欲与之相伍。李汝珍也是其中典型的一员，他创作《镜花缘》实际上是出于一种爱与归属的需求。

他们把考据引入小说的艺术构思，甚至连闺阁琐事、小女闲情的生活描写，也充满各种百戏之类的文字内容。李汝珍的《镜花缘》出现也与这种学风不无关系。正如《镜花缘的引论》所云：“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4]136郑振铎《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也曾指出，《镜花缘》出现于嘉庆间，是时代使然，在小说中“作者也未尝不夸耀其文学”。[8]213三十五岁开始创作《镜花缘》的李汝珍，首先期待的是自己的作品被当时文学主流乾嘉学派和当时的环境接纳、爱护、关注、鼓励及支持。那种文人的迫切精神需求引导他在文学史上书写出《镜花缘》这一极具特色的奇葩。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乾嘉学派，也在中国古典小说即将转入低谷之际，呈现出别开生面之作。

（二）李汝珍炫才，学识渊博文人获自尊的需要

纵观李汝珍的生活经历，需要指出几点，都是与《镜花缘》有关的。

李汝珍在《镜花缘》末尾曾说自己“恰喜欣逢盛世，喜戴尧天。官无催科之扰，家无徭役之劳。玉烛长调，金瓯永奠。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9]624-625似乎活动得舒服潇洒。其实这是自我解嘲的话，不能认真。连个像样的功名都混不上，也只好寄情于学问、游艺和小说了，所谓“心有馀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馀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8]625这倒是真实写照。也正是因为李汝珍的潦倒落寞，让他需要获取尊重，以在《镜花缘》的炫才来努力维护个人自尊。

再者，李汝珍是音韵学家，他对韵学的浓厚兴趣和造诣最显著体现在作品中的歧舌国的那张字母表。

此外，李汝珍编过围棋谱《受子谱》，表明他对围棋也有相当研究。由此推及其他诸般游艺之事，包括正在流行的河古游艺，他肯定也都有浓厚兴趣。他的知识和才能极为宽博，这些就成为他的《镜花缘》里得以对种种技艺得心应手地进行描写的基础。这也是他发挥自我才华、展示渊博学识、欲使“尊重需求”得以满足的一种方式。

（三）炫耀才学，反映时尚，李汝珍精神的自我实现

小说第二十三回，假林之洋打诨，说明本书的写作，也有矜才炫学、“随笔游戏”之意。因此在书中，作者采撷前人典籍，杂取旁收，举凡诸子百家、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鞠、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正如鲁迅所说，成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9]135这反映了一种时尚。其中有些描写，以文为戏，妙语解颐，饶有情趣；大多则敷衍成文，意味索然。作者似只在通过卖弄博学，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即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需求――它是指在精神上臻于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的需求，亦即个人所有需求或理想全部实现的需求。

《镜花缘》后半部分，即作者为了实现自我需求，展现自我才华，炫耀才学所作，是作者对自身文学才艺的淋漓尽致的表达和发挥，也是作者自己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自我超越的一种形式。

《镜花缘》之炫才现象，诸子百家，各有争鸣。既有鲁迅先生的“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赞誉，又有“敷衍成文，意味索然”的批评。[2]182但《镜花缘》对于李汝珍自己而言，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二十年成一书，他渴求这二十个酷暑寒冬能展现出他所有的才华。于是便有了李汝珍结书后“心有馀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馀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的感慨之言。[9]625这是精神需求的一种满足，是价值和理想的一种追逐。

参考文献：

[1]李剑国，占骁勇.镜花缘丛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安凤琴，阿运锋，王倩.《镜花缘》炫学现象解读[J].古代文学研究，2009（3）.

[4]王立，秦鑫.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综述[J].辽东学院学报，2012（6）.

[5].文存二集（卷四）[M].上海：上海书店，1924.

[6]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何满子.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J].社会科学战线，1987（1）.

[8]张俊.清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篇7

“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广义上包括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蒙古族以及甘肃、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在没有特指说明时，“德都蒙古”即指后者。“德都蒙古”这一称呼在很多蒙文书籍中都有蒙语记载。在汉语记载中一直习惯用“青海蒙古”或“西海蒙古”，由此一来“德都蒙古”名词就成了蒙古族圈内的自称法，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因素，因此，也被生活在此的蒙古族欣然接受，成为引以为豪的美誉和象征。在学术界，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问题，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延续性被各方有所忽略，大家对其历史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德都蒙古”称谓或概念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和链接线。

由于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德都蒙古”既较好地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包括语言、习俗、民间文化以及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又与广大东部蒙古地区有所差异，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也有不同之处，继而形成特有的德都蒙古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地理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汉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通婚，使许多风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沿袭至今。因此，保护“德都蒙古”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其存在价值和艺术价值，显得紧迫而重要。

本文在梳理“德都蒙古”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以海西蒙古族为例来分析“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梳理有关“德都蒙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可看出呈现以下特点，从地域上来讲，蒙古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内蒙古，而是扩展到青海、新疆等地区；从学科上来讲，不仅限于从历史、宗教、心理和社会等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而是与考古、艺术、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学和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主要按内容不同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有贾儒的《青海湖畔传说》（1981年），齐布仁巴雅尔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1986年，内部资料），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故事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海龙、乌云其格搜集注释《青海德都蒙古族祝赞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跃进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纳・才仁巴力的《德都民间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民间诗歌、英雄史诗、民歌、谚语、传说、故事等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全部类型；才仁巴力的《论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特征》一文，从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点入手，探究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其独有特征，从而论证青海蒙古族文学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上这些研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民间文学和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变迁、民族间文化关系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类是“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贾儒的《德都蒙古文化简论》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德都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知识，通过对那些似乎比较繁琐的民俗事项和文化规约的论述，在理性层面上对其本质特征和文化精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变迁研究论集》中汇集了20余位国内学者以汉文发表的关于“德都蒙古”民俗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30余篇论文。从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德都蒙古”饮食服饰民俗、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方面的文章，如艾丽曼的《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僧格的《青海蒙古族“羊胛骨卜”及其民俗――卫拉特民间巫术调查之一》等。第二部分是“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如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艾丽曼的《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索端智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褚琼、徐黎丽的《多民族认同的变量分析――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社区为例》等文，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和分析了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关于“德都蒙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芈一之的《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青格力的《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杜常顺的《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等几十篇关于德都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为德都蒙古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关于“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跃进的《柴达木民间文化――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之一《德都蒙古民间传说》（2014年）等。然而这些研究仍与民俗文化研究雷同，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如何保护的问题，未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系统的思考。

梳理以上成果就会发现，该方面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居多，绝大多数研究着眼点侧重于德都蒙古文化某一文化遗产现象研究，而系统研究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现象、生存现状、保护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成果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价值。

学术价值：通过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使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使德都蒙古族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应用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会弱化，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和传承德都蒙古文化，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当地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及其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符合国家当前有关实施文化战略部署，更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的青海省增添民族文化亮点及文化旅游产业亮点。

二、“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德都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祁连县等三个蒙古族文化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包括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区域。其种类繁多，且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史诗）、长调、戏剧以及美术和体育竞技（摔跤、赛马），传统医疗以及节日、婚礼等民俗事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德都蒙古人迁居青藏高原之后，承袭蒙古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对周边汉、藏、回、土等民族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性文化。如，以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青海省河南县蒙旗等。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封闭的游牧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社会正在经历着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消失、濒危、变异、衰退等情况。因此，保护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德都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就以青海海西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挖掘整理收效明显，建立健全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

海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是从1986年6月开始。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间，文化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编辑翻译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歌谣》3本内部资料书，填补了海西蒙古族民间文学汉文翻译的空白，为海西州的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基础。从2003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海西州文化部门继续有目地、有计划地在全州范围内对许多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挖掘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又出版了《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上、下）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艺人》《海西那达慕》（画册），《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瀚海友情》《青海土尔扈特蒙古人》《青海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汉文版）等民间文化书籍。其中，2009年出版的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的汉文书籍，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以上资料来源于2014年7月2日去海西州民族文化中心访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教授时获取资料。）

自2008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至以来，按照“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种类”的工作要求，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56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完善档册管理，编制保护名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和档案的建立健全工作。目前，海西州申报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代表作名录的有3项，代表性传承人1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项，代表性传承人10名；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7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走入学校――汗青格勒传承方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跃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最为核心和带有根本性的举措。

《汗青格勒》作为海西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以说唱的方式所表现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对英雄史诗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其生活观念和欣赏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传统英雄史诗多少表现出了冷漠和无知的态度。因此，英雄史诗说唱和演唱的民间艺人普遍年龄偏高，出现年龄断层现象，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此，海西州政府于2007年建立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中，州教育局负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校园、进课堂。《汗青格勒》的传承就在海西州各民族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由老艺人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利用学生假期，走进学校授课，培B了一批又一批说唱小艺人，并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表现了孩子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时代文明的追求。

（三）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行为――访老艺人曲日青

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为此，海西州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先后申请并成功审批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文化传承人就有10个，其中1名为国家级，9名为省级（见表1）。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海西州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在对海西州民间艺人的简历及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德都蒙古民间艺人》（蒙文版）一书，书中收录了已去世和年长的老艺人的资料，成为研究民间艺人及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为了使现有的文化得以传承，海西州十分重视由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途径。

“孟赫嘎啦”文化节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孟赫嘎拉”是蒙古语，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一节日是海西州群艺馆和柴达木报社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创办的一项创新活动，是以诗歌朗诵为主的文化节，并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自2002年在都兰巴隆地区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全州各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日益激发了海西蒙古族群众诗歌创作的热情，涌现出―批牧民民间艺人和优秀诗歌作品。文化节也从当初单―的诗歌朗诵，逐年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内容，拓展到如今的长调、说唱以及采词、拉利等不同风格的表演项目。孟赫嘎拉文化节是富裕起来的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草原牧民进行文化交流、继承传统、展示才能的最佳平台，尤其在挽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强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届节孟赫嘎拉文化节与第六届蒙古族那达慕有机融合，更加凸显出节日的传承功能。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经适度的规划与开发，打造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同时，旅游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通过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欣赏、体验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此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贡献之一。

海西州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化率高，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前景也较好。在采访专家跃进时也了解到海西将一些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如祭敖包、祭火等文化遗产，成为海西乃至青海省极具有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海西州政府以建设“高原旅游名州”为奋斗目标，正在投资建设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园。它是以德都蒙古族文化为主题，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演艺、民族竞技体育、休闲、体训、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大型产业园，主要由德都蒙古族文化博物馆、柴达木岩画公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和汗青格勒文化墙、蒙古族哈萨克族民俗村、德都蒙古饮食文化产业基地、非物|文化演艺厅、柏树山旅游景区等组成。用充满德都蒙古文化特色的设计，将柏树山德都蒙古族旅游文化产业园打造成集历史文化观礼、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由此，体现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能明确在其保护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活态性遗产保护，推广文化生态的理念，彰显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

第一，确立生态文化保护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区域、产业目标、重点项目、传承人培养。以此科学有序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和增强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的自觉性，这是保护和弘扬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第三，根据“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确立遗产各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管理、检测及评价体系，做到保护与发展协调进行，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四，创新“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发展，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保护珍贵的“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将“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极纳入到国家积极推进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中，争取国家层面的投入与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16EH194）

参考文献：

[1]贾儒.《德都蒙古文化简论》[M]，民族出版社，2014.

[2]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2010年.

[3]刘春玲.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当代意义[J].阴山学刊，2013.12.

[4]张玉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J].西部蒙古论坛，2015.1.

[5]群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和途径[J]，群文天地，2012.9.

篇8

戏剧剧本作为文学的基本样式之一，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世界文学史上，古希腊悲剧、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莎士比亚作品、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剧本、荒诞派戏剧等一座座高峰巍然耸峙：中国文学史上，则有《西厢记》“天下夺魁”、关汉卿自铸伟词、《牡丹亭》“家传户诵”、《桃花扇》“时有纸贵之誉”等等一系列名作佳品。然而时过境迁，西方的戏剧创作薪尽火传、绵延不息，达里奥・福(1 997年)、耶利内克(2004年)、哈罗德・品特(2005年)等剧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中国的戏剧创作却陷入了无奈的停滞，除了源于西方的话剧时而还有个别佳作面世以外，传统的戏曲文学创作出现了一段几近断层的低潮期。

当下的戏曲剧本，优秀者寥寥无几，许多戏曲剧本要称之为文学作品甚至都颇可踌躇。各种文学选本基本不选当代戏曲剧本，各类文学史基本不提及当代戏曲剧本――从这个标准上来说，当前的戏曲剧本已经基本被剔除出当代的文学范畴。戏曲剧本的没落伴随着戏曲行业的整体衰弱，让许多学者慨叹戏曲在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已经死亡，“戏曲属于古典艺术范畴，这不仅因为它的蕴育、形成、兴盛的时间属于古典时期。而且还因为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文化精神。美学价值等都属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体系，这是戏曲所应属的历史坐标”。

当前文化界对戏曲的态度总体上“遗产保护”多于“文化研究”，这样的态度对戏曲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种艺术形式被判定为“遗产”，本身就是对这种艺术现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遗产”这个词总是使我们更容易注意它的历史价值而非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是否戏曲和戏曲剧本真的走到了它的尽头了呢?是否戏曲的存在只具有历史文化学的意义，只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学理性时代，人们对一件无价文化艺术品的珍视和崇敬”呢?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任何一种文学形态，只要它可以承载特有的符合时代和人类共同心灵的内容，就可以继续存在并且不断繁衍，形式结构的创新只是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而已。这个道理正如我们今天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即使再如何花样百出也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伟大一样，文学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它是否启发或回应了人类的情感与思索。虽然由于本身语言形式的问题。戏曲剧本不大可能被学术界划入“当代文学”这个充分强调反叛传统主题的文学研究范畴。但作为“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中的文学样式，戏曲剧本理应保有在“当代”的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当代文学史对于当前戏曲剧本的莫肯一顾，更多的只是由于戏曲剧本自身的原因――当前戏曲剧本缺乏足以受到当代文学界关注的创作。

创作群体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当前戏曲剧本创作存在的一个问题。谢柏梁先生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文学”命名中国当代戏曲剧本的专著，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当代戏曲剧本创作作出统计和评价的专著之一。与其他文学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罗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部文学史里，只列出了郭启宏、魏明伦、郑怀兴、陈亚先、王仁杰、周长赋、罗怀臻、陈西汀、顾锡东、马少波、李学忠等十数位比较知名的剧作家，而且往往某个剧作家只有一至两部作品可堪一观。与全国剧种总数超过250个、演出团体超过1500个、全年演出超过25万场的演出规模相比，戏曲的剧本创作滞后状况令人担忧。创作人群狭隘，创作成果自然相应地稀少，许多剧团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旧有剧本，将那为数有限、质量也有限的几个剧本翻来覆去地搬演。作品严重脱离当前的现实，与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尚奇的审美需求越来越远。戏曲在许多年轻人观念中的陈旧形象，创作人群的狭窄与新作的稀疏要负一定的责任。

情节的不够严谨不够精彩还比较容易弥补，相比从前的剧作，当代许多新编的戏曲剧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不乏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剧《曹操与杨修》、黄梅戏《徽州女人》、蒲仙戏《秋风辞》等。其实对于当代戏曲剧本的创作而言，情节的缺陷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思想性的缺失。当前大量作品的创作思想基本停留在传统文学时代。主题上多是宣扬精忠报国、善恶报应，内容上无非贫女含冤、公子落难、忠臣蒙屈，这些作品中，人物经常严重背离现实可能，情节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与当代许多电影或电视剧情节上的环环相扣、悬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实可亲相比，大量戏曲编剧的粗陋更是表露无疑，这是许多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剧场、甚至羞于走进剧场的原因之一。

曹文轩先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几处精彩论说。我以为谈到了当前大部分中国戏曲的病根：

(中国戏曲)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质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对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风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学那样将崇高感作为悲剧的效果，而是将怜悯感作为悲剧的效果。

……西方悲剧最终产生的是震撼灵魂的力量，而中国悲剧仅仅流于悲苦感情的倾诉，最终缺乏崇高之美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曲被请出了当代的文学殿堂，也丢失了对新一代知识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只是越来越沦为老年人――特别是知识底层老年人――的“过时”消遣。

戏曲剧本的当代文学身份缺席，是对戏曲当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场上，与流行文化相比，戏曲显得过于边缘化、过于雅致：文化上，与当代文学相比，戏曲又显得过于粗陋、过于俗白――这种两难的中间者困境却绝不是像金庸武侠小说或者好莱坞电影那样能够雅俗共赏的潇洒悠游。这样的两难困境造成了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城市中上知识阶层很少参与戏曲消费，宁愿将文化消费托付于电视或者明星演唱会。戏曲演出虽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层百姓特别是老年观众群的追捧，但演出票价低廉，市场潜力有限，欣赏群体知识素养的低下也不利于戏曲本身艺术性的提高。由于这种不景气，大城市的剧团经常要仰仗政府资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类剧团则举步维艰、濒临破产解散的境地；农村的民间剧团固然演出频繁，但水平低下，欣赏群体也只限于中老年观众，同时受到日渐普及的电视网络的冲击，日渐萎缩。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文峰研究员的《戏曲的生存现状和应对措施――综述》文中已经作了相当详 细的叙述，此处不再多言。

戏曲如果想要求取复兴之途，必须先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在剧本上首先重回当代文学殿堂。而戏曲剧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学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须立足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充分参考世界思想进程，由政治学、道德学的附庸转向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时空的永恒魅力；情节上，必须改变原有的物质关注套路(仅仅关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质层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复国、孝女含冤等)，将眼光放及人类面临困境时候的一切搏击：语言上，则必须处理好文言唱词与白话的关系，处理好雅词俗句的比例等问题。我们看到，当前一部分剧作家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探索努力。魏明伦的《潘金莲》《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剧，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溥新编京剧，王仁杰的《枫林晚》、《董生与李氏》等经典梨园戏，郭启宏的《南唐遗事》、《司马相如》等创作昆曲……这些剧作家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冲突，对戏曲的浅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矫正，虽然也尚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如过于偏离文化传统、情节过于荒诞，将人的欲望放纵视为人性的自然解缚加以颂扬，将真实无条件地等同于艺术的美……但是毕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戏曲剧本的文学素养。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认为，中国的戏曲远没有达到凄凄惶惶走上绝路的地步。

现代城市文明的崛起让许多评论家慨叹“在现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学已注定是一个迟暮老迈的角色，尽管它想方设法保存元气、黾勉自撑，甚至不惜以体衰之身迈开大步来追赶年轻的已不属于它的时代，但是这都不可能改变它日薄西山的命运”这样的评论对于文学的当前困境作了充足的审察，但这样的评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当前“困境”的产生背景。与十九世纪以前曾经高达80％的文盲率相比，现代化所带来的公民普及教育大大减少了文盲的比例，这样的受众环境应该是越来越适合文学发展的，而绝非导向文学没落的悲叹。文学界所慨叹的文学“边缘化”更多的只是由于话语权的失落――在遥远的文盲众多的时代，文学素养较高的人群曾经把持着话语权以及对于话语权的叙述权，文学充当了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幻想意义上的“哲学王”角色，做的是不大符合自己身份的僭越之举。然而事过境迁，文学对话语权和叙述权的掌控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而失落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人群分摊了文学的叙述权，而话语权则被国家和媒体所攫取。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边缘化”身份才被广为流播。然而，得失之间仔细斟酌，相比于从前依靠话语权掌控而在文盲群体中形成的敬畏感，现代文明时期回归自我的拥有更为广泛读者群体的文学实际上要更富有生命力。今天一个普通的欣赏者，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对于文学发展所提供的作用相信要远远大于《儒林外史》里面那个打了中举的范进后便感觉“手隐隐疼了起来”的胡屠户。

篇9

：南开大学图书馆提出了“加快向复合型现代大学图书馆转变的步伐”的发展目标，请问“复合型”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张毅：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和长久的发展目标，当下更多地体现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高效、便利为服务追求的现代化过程。通过这样的现代性发展理念与可持续的实践，逐步构建“泛图书馆”的学习阅读环境，除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外，还能让读者通过手机和多媒体信息载体获取知识，实现随时可读、随地可读的自由阅读，在同一阅览空间实现纸质文献阅读、数字文献阅读、数字文件下载、电子文件传输、个性化印制等一体化服务。所谓“复合型”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馆藏资源建设，要逐步实现多元化，即纸质文献清查与建设协同共进，电子文献资源引进与自建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是人才培养，要使图书馆员成为“复合型”人才，不仅具备信息资源的组织、加工和管理技能，而且能够捕捉知识的发展动态，对知识进行优化组合和创新，为读者提供专业咨询和学科服务。

：南开大学图书馆一向倡导“服务第一”的管理理念。请问您是如何理解数字化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涵的？

张毅：为读者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宗旨，高校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围绕更好、更有效地服务于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这一主线来展开。由于图书馆所处的大的环境在变，高校教学科研的需求也在变，我们的服务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这就涉及图书馆服务内涵的创新问题。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例如：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加快，信息量急剧膨胀，但很多信息是无用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时效观念，提高效率，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加强有用信息的搜集、推送。数字化环境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和服务方式，通过网络向读者传递信息、提供服务成为流行的趋势，这要求图书馆的服务要更加注重以读者为本，尊重、理解直至满足广大师生的各种知识获取方式的诉求。随着读者自身获取信息能力的增强以及信息需求日趋多样化，我们必须创新服务方式，在细化深化服务、在贴近教学科研上下工夫，而技术手段的进步，高校图书馆作为信息中枢地位的增强，也为我们深化服务创造了条件。

：那么南开大学图书馆有哪些重要的创新服务举措？

张毅：近些年来，我馆在服务读者方面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创新举措：

一是开展各种文献信息的推介活动，方便读者理解和接受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方式。每到新学年我们都要深入学院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读者充分享用现代信息技术，能更加快捷有效地查找和利用信息，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

二是优化文献资源结构，根据读者需求特点，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如通过引进大型专业数据库，开展特色文献数字化建设，加强信息资源导航等，增强信息资源保障能力。与此同时，积极开发、共享网络资源，通过文献传递等方式开展校内外文献服务，有力地延伸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和可利用资源。

三是加强教学科研的嵌入服务，构筑“学科馆员―信息教授”的交流服务模式。我们通过学科馆员深入院系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主动参与专业院系的教学科研活动，开展定向跟踪服务。在深入探索学科相关文献检索、调研、文献计量分析、战略情报分析、前沿综述、动态跟踪等方法和工作模式的基础上，利用LibGuides，DIALOG，ESI，SPSS，Scopus等学科服务工具，完成了基于Spotlight的南开大学物理学院、化学学院、数学学院等院系的优势学科分析系列报告。

四是开展特色服务和重点用户服务，以高端人才、学科带头人、科研人员、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等为重点，开展科技项目咨询及成果查新、论文收录及引用查证、专题/定题检索等高层次的信息服务，帮助科研人员及时跟踪科研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及自身科研成果被关注的程度。

五是为适应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需要创建特色数据库，如公司治理研究专题数据库、南开话剧研究专题库、教学参考书数据库等，使文献信息服务更加贴近读者、更加贴近教学科研。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服务教学科研的基础。请问南开大学图书馆在馆藏建设和使用方面的情况如何？

张毅：南开大学图书馆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基本构建形成了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齐头并进的馆藏格局。我馆现有藏书382余万册，其中中文图书245万册，古籍线装书30万册，外文图书60万册，中、外文现刊2000余种，电子图书30万册，馆藏文献以经济、历史、数学、化学等学科最为丰富。近年来，在不断加强文献资源建设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着力加强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从国内外购买引进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检索利用价值的数据库系统。截至2012年年底，拥有可访问的数据库系统97个，子库315个，基本上覆盖了我校所有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在CALIS集团采购成员馆中，像SciFinder Scholar，ACS，RSC等化学类专业数据库，Emerald等经济管理类数据库，南开大学的利用率都位居前列；一些综合类的数据库利用率也很高；还有一些生物、工程类的数据库也非常好，如EI工程索引，我们在111个成员馆中排进前10位。

另外，结合学校特色学科和优势馆藏，开展特色文献数字化建设，深受师生欢迎，使文献充分得以利用与共享，同时又很好地保存了传统文献。我们坚持“立足优势、强调特色，依靠专业力量、服务学科建设”，汇总了南开大学的重点学科信息资源优势，开发和建设了一些专题特色数据库。例如：从发挥专业优势、定位学科特色、服务教学科研角度建设了公司治理研究和跨国公司研究专题数据库；从挖掘文献优势、传承中华文化、发挥教育职能角度建设了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网；从依托地域文化、开发特色资源、凝聚人文精神角度建设了南开话剧专题库；从贴近学科需求、加强数据工作角度建设了中美一流大学物理学教学信息数据库；等等。

为了促进各种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我们以加强信息资源导航为重点，系统整合部分重点学科的核心出版信息、网络信息以及本校、本馆的特色资源，供南开师生检索使用。该项工作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建设与维护的系统工程，也确实是一种有较高检索与利用价值的信息获取和积累途径，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在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基础上，我们不断加大推广使用力度，借助于lib2.0平台，面向更广泛用户开展更具人性化、个性化的用户咨询与教育服务。其中最受师生欢迎的是RSS信息订阅服务，直接将个人定制的最新信息源聚合到一起即时推送到读者桌面，从而为图书馆开展有针对性的用户服务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广阔平台。

：南开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设置涵盖文、理、医学等多个类别，请问图书馆是如何构建面向全校的信息资源保障和服务体系的？

张毅：南开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学科研都有不同规律和特点，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差别很大。近年来我们围绕构建信息资源保障服务体系，重点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保障文献资源覆盖面。在学校的统筹下，以“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为契机，建立了以不同层次的学生数、专业数、重点学科和重点课程等为重要参数的经费分配体系，既保障重点学科的发展，又兼顾学科的覆盖面。在资源建设的配置上，以图书馆为中心馆和院系资料室为分馆的藏书模式，能够照顾到学校学科建设的需求和发展。在资源建设中，图书馆和各院系资料室采取“各有侧重，分散收藏，全面服务”的原则，图书馆在满足全校文献资源需求的基础上，更注重对重点学科的文献保障，服务于全校师生；而院系资料中心则侧重自身学科的专业文献建设，借阅服务于本院系，阅览服务于全校，共同构筑南开大学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二是优化文献资源结构，保障重点学科需求。图书馆与重点学科之间建立长期与稳定的信息保障协同关系，定期了解教学、科研的发展情况，了解学术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对文献信息需求的变化情况，不断提高采访工作的透明度，文献购置紧紧跟着学科发展走。邀请专业教学骨干和专家教授参与选书，听取他们对文献建设的意见，共同商讨存在的问题，妥善解决学科建设供需之间的矛盾。

三是保障文献资源的技术支持。加大硬件设备投入力度，强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构建特色鲜明、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信息体系，让有限的资源通过共享发挥更大效用。

：学科馆员制度是中外高校图书馆都十分重视的一项服务举措，南开大学图书馆近两年也加大了学科服务团队和学科服务平台的建设，请问目前运行状况如何？

张毅：2002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就实施了学科馆员制度。根据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2011年我们重组和优化了学科服务团队，按照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标，以覆盖学校现有学科为原则，组建了人文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生物化学部、工学部五大学科服务团队，每个团队由资深馆员或博士担当学科馆员牵头人。

各学科服务团队是虚拟学科服务团队，其成员分散在各部门，是兼职学科馆员。这种虚拟的学科馆员团队实行双重的管理体系，即每个学科馆员隶属于某一个部门，由所在部门进行行政和现岗业务管理，所兼职的学科馆员工作则归属于学科服务团队牵头人管理，整体学科馆员的工作组织与协调由主管副馆长负责。对于学科馆员，在年终会根据考核结果给予一定的奖励，并在岗位提升、职称晋升、培训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学科馆员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资源建设、信息服务、用户培训三方面。学科馆员参与并主导资源建设，承担文献资源的筛选、典藏、审剔；纸质和电子资源的采购评价、文献馆藏利用分析与评价（包括数据库利用的评价）；从源头上把好信息资源的品质关。另外还承担了资源导航、学科化整合与学科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其学科信息服务基本内容包括：推荐和宣传图书馆的信息与服务；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科技查新；定题跟踪服务；收录引证报告；学科信息咨询与RSS推送；建立重点学科资源导航。

：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图书馆也是新技术、新产品的重要使用者，但同时也会面临着选择的困惑，南开大学图书馆是如何考虑的？

张毅：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选择，不能一味贪新贪洋，必须实事求是。

首先要考虑如何将新技术和新产品融入图书馆的服务和文献保障工作中，真正能为广大师生的知识获取带来便捷。一项技术产品可能很先进，其功能很强大，但如果管理者、使用者操作起来很复杂、很不方便，那么它的实际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要考虑它的兼容性、可扩充性等问题。新技术、新产品的采用，一方面须与本馆现有资源和技术兼容，要有扩容潜力；另一方面还须与业内的相关技术产品兼容，才能实现共建共享。应该说，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都是数字与传统的有机结合的复合型图书馆，纸质文献和数字资源并存，两者应该并行互补。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以海量数字信息存储为主要特征，但是如果单纯追求信息技术和数字资源，而脱离了图书馆的深化服务，不过就是一个被动的数据库。图书馆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必须以既有的馆藏资源为基础，以读者需求为中心，使之成为以服务为主导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性价比要好。目前高校的财力有限，钱要花在刀刃上。一项新技术、新产品在引进之初就必须考虑它的使用年限、维护费用等因素。我们2013年于老系统到期后，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更换了适合本馆业务流程的管理系统；由于性价比好，使用方便，受到广大师生好评。

：有人把图书馆比喻为学校的心脏，但也有人说图书馆在大学里的地位并不高，往往处于“后勤”的位置。您怎样看待图书馆对于一所大学的作用？

张毅：从国际国内高等院校发展情况看，但凡一流大学，必定以一流的图书馆和一流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为支撑，即便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也是如此。从科研的知识创新来看，是一个在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突破过程，没有一定的学科知识作为基础，科研只能是空想，有如在空中建楼阁。当今高校教学科研的竞争，实际是信息资源的竞争、知识创新能力的竞争。为什么目前各高校的科技查新服务受到重视？就是因为科研成果太多、太快，如果闭门造车，那么好的选题、大的立项都无从谈起。我们处于一个知识爆炸、信息丰富的时代，大学要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中心、知识创新的平台和文化承传创新的基地，迫切需要有一套现代大学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体系做支撑，这在业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我们围绕加强文献信息保障做了大量工作，把支持重点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作为中心，以满足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需求为导向，在完善物理馆藏的同时，构建数字化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优化学术信息资源的构成系统，同时努力使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水平达到国内一流，为学校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科学创新提供文献情报方面的保障。

高校图书馆的知识获取服务水平效能取决于学校、图书馆和师生读者三者的互动，学校作为经费、政策的掌管者，为图书馆的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图书馆作为资源管理的实施者，其管理思想与服务模式决定了师生读者获取文献信息的有效途径；读者对图书馆资源的认识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则决定了图书馆文献信息利用的效率。高校图书馆应分析本馆的馆藏特色、馆员的服务能力以及读者的知识需求等，形成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创新理念，主动深化服务，打造品牌。近年来，我们通过查新、嵌入式学科服务、跟踪科研定题服务，使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丰富起来；又通过“读书节”“馆员读者同乐会”“读书达人”等活动，使图书馆营造的认真读书的风气旺盛起来。

我们要通过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自身专业服务能力的提高，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对知识、信息的获取需求，促进图书馆各项工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为才有位，有位更有为，随着服务受众面不断扩大，广大师生的知识创新愈来愈离不开多样化的知识导航服务，学校的学科建设也离不开文献信息的支撑。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进入事业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