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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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金融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体制转变方面

经济体制变更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特点，有效完成经济体制的改革。

（二）经济体制及经济增长方式变化方面

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金融改革看成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变化及经济体制变更的关键点。金融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相关体系构建方面

从本质角度来讲，可以将金融改革的目标看成以下几种：第一，资金借贷体系构建目标。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讲，该目标的意义在于促进市场机制在资金配置过程中调控作用的发挥。该目标涉及的金融改革对象主要包含银行、资金等。第二，中央银行调控体系。该体系对经济发展的调控具有宏观性特点。当经济发展出现方向错误等问题时，该体系能够及时发挥自身的调控优化作用，有效保障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1]。

二、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分析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分析：

（一）转变方式方面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模式转化优势较为明显的集约型模式。

（二）对银行影响方面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银行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银行信贷资金方面。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的利用率和利用质量会发生显著提升。对于信贷资金需求企业而言，银行信贷资金的这种变化能够有效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因此，企业所生产出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质量会发生一定提升。

2.银行发展规模方面。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下，企业资本的宽松程度发生相应提升，因此，银行的存款数量也会发生相应增加；除此之外，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应用使得企业获得的经济利润发生了一定增加，银行利用存款资金开展信贷业务获得的利润参数也会随之发生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认为，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扩大了银行的发展规模。

3.银行信贷业务开展方面。相对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而言，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集中型优势更加明显。对于银行而言，集约型模式会使得银行的信贷资金逐渐流向市场竞争优势较为明显的资金需求企业。与普通企业相比，这类企业的偿还能力相对较高，银行信贷业务面临的风险系数相对较小。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从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积极性[2]。

（三）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关键问题

在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需要对以下几种问题加以重视：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途径问题。从本质角度来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第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途径。就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高新技术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在优先发展高新技术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下，我国需要鼓励创新群体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既有高新技术企业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等方式，提高高新技术占整个产业结构的比重。第二，强化高新技术应用途径。为了实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合理转变，还应该提高各大传统企业应用高新技术的力度。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支撑问题。从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变化过程可知，经济增长与技术息息相关。为了保证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需要对技术的创新工作加以重视。从本质角度来讲，技术的创新工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新设备引入方面。设备是企业商品生产效率与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当企业引入一定数量的新设备之后，其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会发生相应提升，进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这种变化的积累会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第二，新工艺应用方面。新工艺应用的作用与新设备引入的作用原理基本相同[3]。

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控制问题。从本质角度来讲，在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强化控制的关键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第一，需要加对我国整个经济增长流程的控制，通过所有环节产生经济效益及发展质量的监控保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第二，扩展投资范围，提升投资的实效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4]。

三、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优化策略

为了保障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的实现，需要对以下几种优化策略的应用加以重视：

（一）银行发展机制调整策略

银行发展机制的调整应该将提升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参数作为主要目标。银行发展机制的调整重点为银行的信贷管理体系。为了提升企业的信贷业务数量，可以通过构建多元化银行信贷系统的方式，为企业提供种类更加丰富的信贷交易选择类型[5]。

（二）金融市场扩展策略

融资体系是影响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的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此，应该将银行信用、互联网金融等因素充分整合起来，提升我国融资体系的完善水平。

四、结论

从本质角度来讲，我国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主要包含技术支撑问题、转变实现途径问题等。为了保证转变目的的实现，可以加强金融市场扩展策略及银行发展机制调整策略等的应用。

参考文献：

[1]赵爱明，廖祥. 关于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J]. 软科学，2003，01：6-9.

[2]杨迈军. 关于利用期货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 J ] . 上海金融，2011，01：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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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代表人民并按人民的意志行使国家权力，政府占有并支配的国家资产实质上为全体人民所有，包括各种税收或其他形式取得财政收入，那么一切以人民名义取得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消耗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从而才能保证其真实、合理、有效，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

二、惩治腐败、打击，建立高效、精干、廉洁的政府机构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飞速发展。伴随着公共支出大幅度扩张，由于规划不当，经济责任不清和铺张浪费等原因造成的公共资金浪费日益严重，在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中突出存在几个严峻问题：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管理效率低下；二是严重，腐败盛行，这种现象在经济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浪费。开展绩效审计，提供公共资：金使用方面信息，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已成为当务之急。要使政府有效的使用资源，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关键是要提高政府管理官员的责任感、责任心和法律政策水平。政府绩效审计审查的就是政府管理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评价政府的责任履行情况，发现不足，提出建议促进提高效率，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确保国家职能发挥的需要

虽然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连年增长，然而财政支出占CDP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且连续出现亦字，财政状况不佳，这就要求我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经济有效地使用资源。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还很不合理，财政支出绩效不高，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改善投资环境的支出相对较少，人员经费成为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许多地方财政主要是吃饭财政。更有许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存在重收入轻支出，重开源轻节流的理财观念，这种低水平的财政支出局面已经严重制约和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而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的低下更是雪上加霜。对财政支出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检查，有利于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加强财政支出的控制，提高财政支出的绩效。

四、适应集约型经济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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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联系

通常分析中，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但实际上两者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衡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民收入（NI）等。经济增长方式实质是指依赖什么要素，凭借什么手段并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振兴。现代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包含结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收入分配、经济效益、城市化程度、环境保护、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强调经济增长，同时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生产技术，完善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它的内涵不仅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德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而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转变：一是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二是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并举转变。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相径庭，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应该突出经济领域中的“数量”变化，更应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其鲜明特征是：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可持续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2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别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不能视为同一概念，但是经济发展显然包含了经济增长，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疑也要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总结起来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第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经济发展的方式，但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方式侧重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质量的提高，二者共同构成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也讲求经济质量增长，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就是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二者相互促进，又快、又好、又省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又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持续，更有效。总而言之，经济增长只是手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经济发展才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经济发展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就无所谓经济发展。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与高发展，同时取得了举世瞩目和令国人振奋的光辉成就。但高速增长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各种问题，并且这次些问题十分明显和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举出桑，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次提出的目标更强调人均理念。从总量翻两番变为人均翻两番，既考虑了人口增长的因素，是一个更高标准的小康；又增加了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要求，这比实现小康难度更大。所以，十七大报告更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同时也是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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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测算方法

时至今日，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过去单纯依托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数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成果的标准的状况，而逐渐关注经济增长的效率、质量等。我们不仅希望经济能够在数量上增长，更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民众的福利，改善民众的生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几十年的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问题的产生。为此，我们不禁反思，经济增长真的只是从GDP增长总量数据就可以判断经济增长的效率与质量吗？对于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迫切需要，客观上也促进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即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衡量与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发展，如今，利用TFP衡量经济增长已成为国内最为流行的一种测算方法之一。

1. TFP内涵

自索洛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增长方程，通过将产出增长率中超出资本与劳动力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扣除（索洛余值）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并将全要素生产率来源定义为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由索洛余值的求解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除了包括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还包括没有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差。

它的一般含义是指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的开发利用的效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与总产量之间的比值，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也是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但是因为TFP还包括未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测量误差，因此，TFP对技术进步的衡量只是一种近似测量。TFP的来源除了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效率提升与规模效应，比如组织创新、专业化以及生产创新等。但是，在索洛模型中，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并没有考虑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外部性情况下，因为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最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效应会为零。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通过改进技术水平，从而带来边际产量递增的现象不符，这也使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能力与借鉴意义大打折扣，即全要素成产率成为“黑箱”。[1]

2. TFP测算方法的缺陷

TFP的测算方法虽然简单可行，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TF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指标的有效性与代表性。

2.1 用于测算TFP的要素投入数据为存量数据

在对TFP进行测算时，必须考虑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根据新古典生产理论，一定时期的投入带来一定时期的产出，换言之，我们所要考虑的要素投入只是某段时期的投入量，即该段时期的流量数据，而不是某一时点上的存量数据。但是，从目前关于资本的指标统计口径来看，我们将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用固定资本的存量数据代替资本的流量数据，其中隐含了固定资本某一时点上的存量与其在此段时期内的资本流量成正比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假设显然是不一定成立的。综上所述，因为，用于衡量相应变量的指标，尤其是资本，在统计口径以上存在局限，造成计算结果投入与产出的不一致，从而使TFP的测量值偏离真实结果。

2.2 TFP自身的“黑箱”使其内涵含混，需要进一步分解

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那么如果求接触TFP，如何看出其中到底是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还是资本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呢？显然，并不能一概而论，并且TFP自身的“黑箱”特点还使其包括不能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与由此带来的误差，所以对TFP进一步分解，将其分解为其中影响较大的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可以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外部性的如何作用。技术进步自身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中性技术进步、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以及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例如，管理方式的改进，可以促进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属于中性技术进步；而机器设备的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属于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促进投资利用率的提升，属于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TFP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最佳指标，也有必要进一步分解，从而判断技术进步的类型。

2.3 TFP测算弱化一国阶段性经济增长方式特点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再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由于对于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投入一单位的资源，带来的边际产出较大，因此，必然会带来要素累积，例如资本累积，当要素累积到一定阶段，就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而随着要素投入的逐渐增长，要素投入的技术系数即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会接近一个最佳技术系数。当资源配合比例达到最佳系数，如果继续增加要素投入量，就会带来边际产出递减的结果，这个时候开始从粗放型经济增长逐渐步入集约型经济增长，边际产出会逐渐递减为零，此时达到总产出的最大值。为了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在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我们可以通过改良生产技术，提升人力资本，遏制边际产出递减的趋势，甚至到达边际产出递增的结果。因此，如果一国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那么用于要素累积的部分必然较大，而TFP是扣除要素投入对产出影响的这一部分，所以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的TFP较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TFP低。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如果盲目将发展中国家的TFP与发达国家的TFP进行对比，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欠妥。[4]

另外，上文中提到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且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是不一致，除此之外，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一般也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在一开始的工业经济阶段，通过增加物质的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是递增的，但是随着物质投资的增大，最终，物质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会趋于零。因此，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将会成为主导力量，且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没有上限的。而TFP的测算，显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类型，以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这也使得TFP的计算结果过于模糊。（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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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有其特有的经济发展规律与过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在给社会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难题。生产结构的不合理、生产链条的初级阶段、生产资源的浪费与整合都是新一轮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作为目前可行的发展方式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武汉城市圈等经济区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与实践。实行区域生产力一体化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大利用，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提高经济竞争综合实力。

一、区域生产力一体化的发展过程

生产力发展往往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条件生产关系，发展过程呈现出特有的生产形态。就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而言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劳动者依然是人，劳动对象也基本是大自然，而劳动资料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最初的石器发展到现在的机械化生产，生产资料的改革带动生产力的变革，构成了上层建筑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分散型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城市建设相对落后，。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珠江三角洲面临发达国家第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契机，借助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城市建设基础，开始建构大珠三角城市群。通过城市之间的比较沟通，整合地区资源，发展集约型经济，从而大大提高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简单来说，生产力一体化的发展得益于城市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通过城市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制定统一的发展策略，由分散型经济发展到集约型经济，实现生产劳动力、结构、规模、市场的统一，实现生产力一体化目标。

二、生产力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生产结构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要想实现生产力一体化目标，需要各个组成部分的配合与适应。生产力结构大致由五个方面组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也由最初的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方向转变。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释放了资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提升了发展空间。在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差异，比如长三角发展模式与苏南发展模式，各有其独特的发展条件和限制条件，因此在做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要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了低端生产状态，将科技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改变了以往靠消耗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低效益、高污染局面，有效缓解了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劳动力、资源市场的调整，就劳动力而言，以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正在慢慢消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科技人才。资源市场的转变改变了以往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将资源的能量释放出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二）生产规模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生产规模一体化过程其实也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过程。小规模的经济发展状态不利于发展地区优势，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目标。生产集团的吞并与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整合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生产集团规模的扩大，从内部来讲，分工的细化优化，可以有效的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发展速度；从外部来说，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形成统一有效的市场，商品销售，人才培养都具备了相应的市场供应，统一的市场一旦形成，地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地区的投资环境，拉动海外投资市场的扩大与增长，这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三）生产力布局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生产力布局一体化过程往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的产物，经济效益的提高要求生产的集约化与效率的提高。因为资源利用成本、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生产商为了减少成本，更有效的利用有限的公共设施资源，会自觉的发生进行集聚，发生集聚效应。加上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产业的生产布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与限制性，这些都促使生产力布局朝一体化方向发展。生产力布局一体化不仅可以有效的节约生产成本，还有利于加强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形成统一的销售市场，增强地区经济竞争实力。

三、结语

生产力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产业布局的调整与统一规划，并通过打破行政界线，组建城市共同发展圈的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整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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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1、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重要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阶段,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非常活跃,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递减趋势,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明显上升。从现在起到2020年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技术贡献率,实现到2020年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仅仅靠进一步挖掘矿藏资源和出卖矿藏资源,采取资源型的发展模式来实现中国经济翻两番的目标,把我国的资源和国际上可供给的资源加在一起都不够。

联合国统计署出版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中正式提出的绿色GDP概念的计算公式是:绿色GDP=GDP-固定资产折旧-资源环境成本。逻辑上GDP数值应当是正值,但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下,治理环境污染发生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GDP创造的价值。由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300个省市绿色GDP指数报告》呼吁绿色GDP应成为考核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该报告将北京作为基准城市,不仅是因为北京具有直辖市和一般城市的双重特征,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进入服务经济文明的城市,连续两年在《中国200个省市管理效率指数报告》中排在第一位,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英国平均水平,是国内绿色发展的先进标杆。报告认为,统计的273个城市绿色指数平均值只有0.1469,水平比较低,意味着这些城市资源环境效率平均只相当于北京资源环境效率的14.69%,多消耗了85.31%的资源环境,存在着巨大的资源环境浪费隐患。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属于粗放型经济。

2、我国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外延型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是与集约型经济相对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内涵型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较高。在当代,提倡的是集约型经济。对我国正在探索的经济体制转型,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坚持认为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和消费结构。同时他认为我国今后的经济体制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效率来拉动经济发展,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才能实现和谐社会。

多年来,我国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支持经济高增长,数量上的低水平扩张。目前,钢铁、水泥、有色金属、轻工纺织等产业都是采用这种增长方式,这种粗放式的方式是以不计成本、效益,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使经济获得增长。以广东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凭借灵活的政策优势以及地缘、人缘优势,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5.7倍,年均增长13.4%,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黄华华在2005年初召开的广东省经贸工作会议上指出,广东省工业重型化趋势日益明显,中海壳牌南海石化、茂名乙烯扩建、广州本田汽车扩建、丰田30万台发动机等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广东是全国最大的原材料消耗地”,2004年1―10月份,广东省进口乙烯780万吨;2004年广东钢材消耗量为3000万吨,原料油、成品油消耗3300万吨。”黄华华还强调,经济发展的重点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广东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循环经济是1996年诞生在德国的一个概念,它的核心就是将以往“资源――产品――废品”的单向流动,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的双向流动。据统计,广东省的GDP每增长一个亿,所需投入的资金逐年增加;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需投入的土地也逐年增加。同时,随着国家扶持政策的减弱,广东的经济发展竞争力有下降的压力。2009年5月厉以宁率队调研广东民营经济,对广东经济转型提出建议:“转型势在必行,晚转不如早转,不然就会落后于长三角、渤海新区。”

二、自主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自主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经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VD行业,大批企业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1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国家一再强调,必须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对我国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既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又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所以,自主创新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自主创新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术、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至今方兴未艾。新科技的发展,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使人类社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如此巨大的力量、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面貌。科技革命以及以科技革命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本世纪头20年的机遇期对我国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大国之间加强协作,使我们有可能争取到相对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环境;现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为我们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乘势而上提供了条件;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广泛利用国外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最主要内容和标志,它不仅关系到人们生产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自主创新的科技革命为各国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自主创新是向服务型、创新型经济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大转折中最突出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迁。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中国企业可以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做创新。比如在视听领域,如果没有在前面的兴起创新,中国提出的TD-SCDMA其实也就很难生存。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企业需要更加努力的自主创新,只有创新才有出路,企业才更有生命力,并且这种创新更要符合服务型、创新型经济的转变要求,现在企业有个行话,创新不一定有出路,但不创新一定没有出路。每个企业都要有自己的特殊的创新领域,独特的企业产品,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让企业立足于不败之地,抗衡目前世界经济的风波。

三、实施自主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

1、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具有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科技进步的特征,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一是新科技发明发现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前。希腊德库西亚迪斯教授认为,20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30年内开发出来的知识、技术、信息的总量与前1970年的总量相等。英国科学家詹姆斯认为,人类的科学技术,19世纪,每50年增一倍;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一倍;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一倍;20世纪80年代,每3年增一倍;预计到2020年,每73天信息量增一倍。二是科学技术新成果转换为生产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速度大大加快。据统计,19世纪一项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约为10年,20世纪前半期为5年,20世纪50―60年代为1―3年,80年代为数月,90年代为数天,21世纪可以达到数小时。三是综合应用,集成发展。现代科学研究不断综合着数学、基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的众多分支的新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在技术创新上,企业应当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注重自主技术与关联技术。

2、品牌创新

品牌创新是指打造知名品牌,世界名牌,生产高附加值的新产品,生产具有核心技术价值的商品, 注重企业品牌宣传和培养,提升品牌的影响力,不能再像改革开放初期低成本低价值的贴牌经营。创新能力是制约一个企业发展的非常关键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创新,打造知名品牌和核心技术。成功的产品不只是来自于技术,还至少有一半来自对市场的理解,有了产品开发能力就可以把对本土市场的理解转化为产品的特定性能来获取竞争优势。品牌创新也是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全面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必须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完善相应的战略和政策,不断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在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过程中提高跨国经营企业的实力、能力培育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国际知名品牌。

3、服务创新

管理服务理念的创新,以IT市场为例,从以产品为中心过渡到以用户为中心,一切必须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服务理念创新还包括摒弃一些不合理的理念,创新用户服务模式。在战略创新方面,需要IT企业根据市场环境以及用户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比如前几年IBM提出的随需应变的战略以及HP共同成长企业战略。

4、管理创新

在管理体制方面,我们要变革企业人才制度,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在产品创新方面,我们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产品升级换代,加快产品更新频率。同时,关注细分目标市场,开发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通过应用的创新,可以实现从产品提供商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提供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发的新应用。

5、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理念的创新,是企业核心文化先进文化理念的转变,一个企业成功与否的核心竞争力价值文化的体现,面向未来,特别是面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对创新的需求,必须实现一些发展思路上的重大转变,从路径上、体制上、方式上的部署都要转变。发展路径要从跟踪模仿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体制,要进行深入改革,建立完善的企业创新体系;创新方式,要由单项技术创新转变为集成创新。

6、结构创新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目标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优先发展信息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信息产业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大力发展服务业是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自主创新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赢得市场地位,扩大市场的份额;从整个经济产业发展来看,通过企业自主创新可以带动产业链上更多企业的创新,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实力,促进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顺利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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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b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扩大消费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大源动力，消费需求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消费需求上升规律决定了居民消费在超出维持自身生命活动的基本需要后，会趋向于追求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满足，进而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就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之时却发现，消费的急剧增长固然带来了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水、电、燃油、燃气等资源的大量耗费，以及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尽管不能绝对地说这完全是居民消费行为所致，但是近现代社会以来享乐主义消费观，以及在这种消费观引导下的高消费、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等超越实际需要的消费行为和模式，在强劲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进而严重影响到人口消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紧约条件下的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

作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基础性要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和根本保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 215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40 507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0%；然而，经济快速增长也付出了大量消耗有限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沉重代价，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企业的生产供给、居民的消费需求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趋紧，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由此而生。所谓“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进而对居民消费需求实现而形成的一种显著偏紧的限制和约束状态。不仅如此，即使现有市场产品供给充裕，如果它是以沉重的资源耗损和环境破坏为代价，亦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的明显下降来实现，那么该国或该地区居民的消费增长，乃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仍然处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的运行状态。目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不仅是世界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实现消费需求增长，进而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命威胁。

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消费需求是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第一，由于消费可以通过自身的增长直接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消费需求所提供的消费市场增长空间，对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明显的直接拉动作用。在资源供给和生产能力的界限之内，消费需求的增长直接就是经济的增长。而对于投资需求，其表现形式就是通过消费拉动投资，投资被拉动起来以后，它就和消费一样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只要不存在资源性供给约束，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带来投资需求的增长，由消费增长及其所引致的投资增长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投资需求是通过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对经济持续增长起间接拉动作用。第二，由于消费与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环节，因此居民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生产增长和经济增长幅度，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上是消费与经济，或者说是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探讨生产决定消费，不只是生产的内容决定消费的内容，生产结构决定消费结构，以及生产的方式与水平决定消费的方式与水平，还有经济增长方式制约和决定消费增长方式。

同经济增长一样，消费增长也有一个“增长方式”问题，也有粗放和集约两种类型。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是指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的现代社会，促进节能减排已经逐渐上升到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以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而消费的粗放型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资料数量上的累积和增加，最终表现为对资源环境的粗放型消耗和破坏；消费的集约型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质量的改进和消费效益的提高，以及出于对自然资源节约使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而对低碳、绿色产品需求的增加等。当然，这两种类型不是截然分开的，数量和质量是相互依存的，只不过在一定时期有一种类型的增长是主导的。

消费增长由粗放主导向集约主导转变，是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是生产发展的结果，但集约型消费需要对于企业开发、设计和生产环境友好产品具有明显的导向和激发作用。第一，集约型的消费需要是靠集约型的生产满足的。生产为消费需要提供了消费的对象、方式以及数量和质量的界限，没有集约型的生产就没有集约型的消费。那种通过对土地、淡水和森林等资源进行粗放型开发和利用而进行的产品生产方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且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必然是资源浪费型和环境污染型的；第二，集约型的生产是由集约型的消费需要激发出来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解释道：“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来媒介的”［1］。因此，集约型消费需要通过激发和引导企业的集约型生产，促进企业的节约资源和节能减排，推动国民经济走上内涵式经济增长之路。

在当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集约型消费需要对生产导向或激发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广大居民对绿色环保型产品的消费需要自然会激发企业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而不是那种过度消费、高消费等不合理消费需要而引发的企业对资源高耗型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生产与消费这两个层面的决定作用如果从微观经济，或从企业营销的角度看，前者称为满足需求或者紧跟市场，后者称为创造需求或者创造市场。因此，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一方面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企业通过产品设计、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经济活动，不仅要满足广大居民的绿色消费需要，而且还要创造低碳、环保的绿色产品需求；另一方面，集约型的消费增长方式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消费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对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所提供的绿色环保产品的消费需要。

二、资源紧约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整个20世纪是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地球生态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社会出现了三大全球性问题，即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日益深化，使人们对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模式产生质疑，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早期研究中，西方经济理论都是从单纯经济增长来看发展的，从而把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单纯增长问题，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的增加，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我们将互相替代地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2］。然而，这种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战略，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并导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的质量和效益不高，以及经济结构失调、分配不均、资源耗损、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

应当指出，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在经济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仍然是社会物质财富增加和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标志，是实现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状况逐步改善的物质基础和基本保证。即便是特别注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区别，也会得出“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结论。［3］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物质财富积累，仍然是广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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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

1.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内涵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指合理有效的利用土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率，以最小的土地成本满足最大的土地需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最大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要求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从外延扩张型转为内涵挖潜型，从用地粗放型转为用地集约型，因地制宜的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和保护政策，以实现真正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缓解土地供需矛盾、解决城市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体现。

2.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现状

土地集约利用包括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2.1我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用地迅速扩张，造成农用地大量流失，土地资源严重浪费。（1）城市盲目扩张行为，导致用地扩张的速度远远大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现象既是对土地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2）土地闲置现象普遍存在。土地闲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府过度追求招商引资进度，大面积占用土地，多处圈地建设，但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和研究，导致大量土地被圈后长年闲置，浪费惊人。（3）“城中村”带来的土地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城市扩张速度较快，城市内部的一些地区仍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建设用地所包围之中，形成城乡并存的二元结构，即为“城中村”。“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之中，有的甚至还处于黄金地段，但其土地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多数依旧采用农村传统的住房方式，建筑密度和容积率都较低。

2.2我国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析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不够全面，对土地的管理较松散，农村居民点没有统一的规划，造成了农村土地结构不合理，土地布局混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再加上农民对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认识不够深刻，“一户多宅”、建房乱占耕地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如果进行有效的农村土地整理，对废旧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对农村居民点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不仅能达到节约集约用地的目的，实现耕地面积的增加，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使广大农民受益。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经济增长的方式通常可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包括劳动力）的投入使产品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资源资金利用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迅猛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这种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带了很多问题。高消耗、高污染、高成本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损耗和浪费。而我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1.4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土地资源的浪费将会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必然之需，即经济增长的方式向可持续型转变，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向节约集约型转变，向低碳经济型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实现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需要。

三、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下有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会引起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在不同的区域和阶段也会带来的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方式也是粗放型的，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更不利用经济的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节约集约用地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目标。土地集约利用的一些指标，比如建设用地容积率、工业项目投资强度等，可以有效的控制企业建设用地面积，迫使企业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以及管理完善等方面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现阶段我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潜力非常大，国家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实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遵守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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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念的阐释

1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增长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多种因素组合与利用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具体地说，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途径、手段、方法、方式和形式的总和。

经济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多种不同的分类，主要有：第一，从经营方式或经济增长效率的角度，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增长就是主要依靠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支撑，其结果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其片面追求数量、产值和速度，忽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忽视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集约增长则是主要依靠提高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利用率来增加产品的生产量，这种方式更注重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通过提高要素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提高生产质量和增加社会效益，其结果是低消耗、高质量、高效益。第二，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外延型和内涵型。外延型增长方式是指扩大再生产主要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内涵型增长方式是指扩大再生产主要靠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采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产出的经济效益也是截然不同的。

2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人力资源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者的能力，即处在劳动年龄的已直接投入建设或尚未直接投入建设的人的能力。作为具有现代管理能力的新企业，组织的成长发展，企业的兴旺发达需要具备有效地员工个人能力开发的机制，使事得其人、人尽其刁‘、才尽其用。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在新经济时代有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源在各国现如今都被视为第一位资源的战略地位。

二 经济增长方式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多种因素组合和利用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类型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同。随着资源和资源竞争的时代正被以科学技术竞争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所代替，人力资源尤其是创新型人力资源的作用将愈益凸显。人力资源不仅要具备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技术创新能力、客观分析问题的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还要具备团结合作能力、协调能力、抗压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等。这些客观要求迫使人们必须树立长期的、终身学习式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改变和更新自身的人力资源结构，以全面发展为宗旨，适应复杂多变的动态环境。其对人力资源产生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对就业机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单位产品所耗用的活劳动减少，必然是资本替代劳动力。如果被替代的劳动力不能被其他产业所吸纳，将难以避免产生一定的就业挤出效应。从人力资源来说，主要是劳动力素质较低的人群。劳动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新兴部门、产业的兴起也将更好地吸纳就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产生相应的就业派生效应。

（2）对人力资源配置产生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人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必须有所改变，人力资源的配置区间更需趋于平衡：一是对职业间配置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力资源由直接参加劳动变为对劳动过程进行调节控制，实现劳动过程的无人化，人们更加倾向于服务性的工作。二是对地区间、国际间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了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地区间、国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更多的关注是如何与竞争对手共存、共赢、共利、寻求多方合作与发展。

（3）对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影响。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新兴人才不仅要面临随时变化的复杂环境，还要能够专有所长，解决突如其来的难题。这使得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受到重视，高素质人才对管理的标准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管理主体加大管理的深度与广度，使高素质的人受到更加丰厚的物质待遇和更为人性化的人文关怀。

三问题及对策

多数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总体上还是典型的粗放型，一方面主要表现为受投资拉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从我国与其他国家情况比较看，我国的资本要素投人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一指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约为2.5倍；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即使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率上升到30％左右，缩小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但仍明显偏低。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适合了中国的国情，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差的同时，相伴随的是资源消耗高、浪费严重，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我国综合能源消耗相当于日本的5倍、美国的2.6倍，而现实情况是，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不少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耕地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石油为1/8，天然气为1/20，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在粗放型经济

增长方式下，显然是难以达到的。

从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来看，我国必须放弃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人力资源现状而言，又不能完全选择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应选择一种新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即粗放集约过渡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以下特点。粗放型经济增长强调人力资源数量的投入，集约型经济增长则重视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过渡型经济增长方式兼顾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作用.从长远看，我国必须加快过渡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的快慢，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明确人力资源结构配置的层次性

从宏观经济管理角度看,人力资源配置有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人力资源呈现出层次性结构,因此,我们要根据层次性特点来配置人力资源,才有可能达到最佳效果。第一,地区性配置要合理。要以一个地区人力资源状况为基础,以该地区的物质条件与经济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地区性的人口和劳动力迁移以及不同地区的人口政策、劳动力政策的调节予以实现。第二,行业性配置要合理。对人力资源行业性配置,要以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为主要目标。

（2）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人力资源的配置过程是使劳动者进入需要他(她)的产业、地区和企业的动态过程,它是通过人力资源供求关系来实现的。人力资源市场是人力资源开发配置的载体。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中,要重视其建设,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使其为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服务。第一,加大人力资源市场基础建设力度,全力推进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进程。针对人力资源总量不足和人力资源区域分布、行业分布、能级分布等结构性矛盾,在人力资源开发配置上变政府行为为市场行为。第二,全面提高人力资源市场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在服务领域方面,挖掘人力资源市场社会化服务潜力,全面推行人事制度。

（3）优化教育结构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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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

贸易模式的变迁既包括贸易方式的变迁，又包括贸易主体范围与贸易客体结构的变迁。当然，贸易模式的变迁并不是指由新的贸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贸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贸易模式的不断产生与发展。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贸易模式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在贸易的广度上，贸易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贸易（交换）产生以来，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呈现出不断拓展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大体上表现为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区域）间贸易再到国家间（国际）贸易的变迁路径。

早期部落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贸易行为只是偶发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贸易活动变得逐渐频繁。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为那些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专门从事手工劳动提供了可能。随着手工业者从村落中的分离、商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形成了城市。此时，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运输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贸易半径有限。

技术的进步、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贸易壁垒，使得贸易半径不断扩大。然而，封建割据成为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障碍，城邦（或诸侯国）为贸易活动设置了许多人为的壁垒—捐税、过境税、限额等，这就使得贸易活动很难超出城邦（或诸侯国）的领地范围。当然，随着自然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束缚，贸易活动在国家内部变得活跃起来，贸易半径空前扩大。而国家之间的人为贸易壁垒，成为当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打入国外市场，获取贸易收益，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贸易活动变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贸易的深度上，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的层次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变迁路径。

16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开拓，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制成品生产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体系；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等少数国家垄断了先进工业，并把落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亚非拉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体系；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系。二战前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产业为界限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模式，即不同产业间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单向流动。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分工领域由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间，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内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维护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在贸易模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的替代性产品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也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以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协作，原来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国家。这种非一体化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三）在贸易方式上，由一般贸易方式向要素流动、加工贸易和外包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产国际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丰裕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出于绕过他国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贸易方式上，表现为产品跨国流动向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经过对自己生产的成本与从外部购买的成本的比较权衡，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环节分离出去，由市场来承担。这在国际贸易方式上也表现为一般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另外，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方式实施其全球化生产战略，对产品生产工序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别外包给最具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促进了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跨国外包的新型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的原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贸易模式的变迁是分工模式演化的体现，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与专业化收益的比较，决定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所需，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贸易模式的变迁，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与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术和航海远洋技术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贸易中的运输成本负担；通讯技术的研发与进步，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可视会议等全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和改进，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流成本，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通讯成本交换信息，有效降低了业务拓展中的贸易洽谈成本和业务协作中的组织协调成本。

（二）体制的完善降低了人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约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中还包括各经济主体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人为交易成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统一了国内市场，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所制造的各种贸易负担，促进了一国内部贸易的开展。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了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与协定，有效降低了国家之间设置的人为贸易壁垒。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专业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优势效应，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累计产出数量的增加，这就产生了学习效应，即通过积累经验、提升技能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都带来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业寻求更加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变迁，贸易模式变迁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又反过来扩大了市场规模、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

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的不断拓展，通过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规模增加了总的市场容量。在贸易模式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间贸易再到国家间贸易的变迁过程中，经营者所面对的市场首先从一城一乡市场扩大到整个城邦，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扩大到整个世界，市场总容量不断扩大，这就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提高了企业在其所专门经营的产品或工序上所面对的市场规模。

例如：假设整个世界共有A、B、C三个国家；A国为劳动丰裕国家；B、C两国完全相同，均为资本丰裕国家；三国市场需求均为每年2000辆卡车、2000辆轿车和2000套服装；并假设A、B、C三国分别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供应市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阶段，每家企业每年都要生产1000辆卡车、1000辆轿车和1000套服装。在产业间贸易阶段，劳动丰裕国家A国的两家企业分别生产三个国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3000套；资本丰裕国家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生产1500辆卡车和1500辆轿车，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本国市场，其余产品供应A国市场。在产业内贸易阶段，A国的两家企业还是分别生产3000套服装；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会专门生产3000辆卡车或者3000辆轿车，企业在特定产品（卡车或轿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间贸易阶段时的1500辆扩大了一倍。在产品内贸易阶段，则可能出现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专门生产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零部件或者装配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情形，企业在特定工序（生产零部件或者装配整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内贸易阶段时的3000辆又扩大了一倍。

（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的增长。

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越来越细化的特定领域，促进了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另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部门，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如仓储、物流、咨询等）的发展。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广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的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企业由多产品的全过程经营逐步转向某一产品、某一工序的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的集中度并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特定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资源，相对增加了资源供应数量，进而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了相对较小市场上的垄断格局，会使得无规模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全行业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增加了对更加专业性的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得专门化的企业家和研发人才不断涌现，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吸收外资、技术引进、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等贸易方式的开展，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贸易模式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反映了经济的历史、预示着经济的未来，也启迪着经济的今天。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弥的新环境下，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历史潮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动我国的贸易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以充分享受贸易利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此，我国需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基础设施

贸易活动的开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人为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贸易中的运输、商务洽谈、组织协调等自然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国要在积极做好立体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对交通运输技术、新能源技术、通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

（二）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

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有利于降低人为交易壁垒，并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国企业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分裂的弊端可以从19世纪初的德国略见一斑。当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各邦国使用各自的货币，对货物流动分别办理过境手续并征收关税。这就为邦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贸易壁垒负担，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贸易的开展。为了搞活国内市场，我国首先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措施实现国内经济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切实实现政企分离，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我国还要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通过贸易谈判方式，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优惠贸易安排或协定，建立多种形式的贸易组织，以降低贸易壁垒，活跃与这些市场的经贸往来活动，使我国企业能够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蔡小勇.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研究.商业时代，2008（21）

2.李娇.东亚贸易模式转变—基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国际经贸探索，2008.5

3.卢峰.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世界经济，2007（8）

4.孙云奋.浅谈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经济纵横，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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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法的互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良好转变

(一)经济法的完善可以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它可以使民生得到改善，只要扩大消费需求才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现有的经济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以及社会保障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都能够有效的保障正常的消费，不断地促进消费的扩大。其中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可以为人们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社会保障法可以消除人们消费的顾虑，财税法是人们的收入分配得到充分的保障，从而增加消费的能力。因此在经济法的保障下才能够不断地扩大人们的消费，进而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法的基础上从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转变为以出口、投资与消费共同协调发展的方式。

(二)经济法的完善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城乡间不协调的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不协调等现象，存在这种弊端和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缺乏约束力，这样一来就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采用经济法的手段，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利用相关的优惠政策来配合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我国区域间经济协调的发展，进一步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可持续与协调的方向转变。

(三)经济法的完善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

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属于粗放型的方式，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和问题，其能耗高、污染高而且投入较高，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为主，在不损害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经济的发展，属于一种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绿色和低碳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法中的一些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极大地帮助，在《企业所得税法》里面相关的规定激励和提倡了企业要实施低碳和绿色生产。

三、通过经济发展方式和和经济法的互动实现经济法的完善

经济法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经济法与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是紧密互动的关系，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中进行分析，才能使经济法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金融法，在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美国为了及时的矫正当前的经济模式，就颁布了《金融改革法案》，以促使金融系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稳定和安全，此外还对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进行了限制。由此看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是促使经济法不断完善的过程。第二是企业法，国有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本质主要是为了服务民生、提供公共产品以及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等，但由于近些年部分国有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使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垄断市场地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为了及时的遏制这种现象，我国对企业法进行了改革和完善，使国有企业的经济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法的完善。最后是产业法，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了世界的多个国家，我国为了应对此次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在2008年出台了相关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并在此政策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产业法，国家强制的保证实施。这些都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可以促使经济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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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X171.1 [文献码] A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10-176-1

0前言

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完成中华民的复兴，但是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必须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基础，并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依据，不然现代化目标将会因生态环境的恶化幻灭。

中国是个正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会遇到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如过快人口增长、严重的环境污染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必将面对原本在发达国家的社会中才出现的社会问题，其中生态困境就是个典型问题。因此，环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更为复杂、广泛，也更为艰巨。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大，学术界对环境保护的研究逐渐深入和拓展。随着对环境保护不断深入的研究，环境问题研究已步入反思和创新的阶段，中国特色理论观点和学科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在不断增加环境保护思想储备时，环保实践也蓬勃发展。自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通过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以来，也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之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开始觉醒。

1中国生态困境现状及产生原因

（1）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压力持续加大。中国环境保护部于2011年4月的报告显示，中国“十一五”期间虽然如期完成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环境形势虽在局部地区有所改善，但没有从根本上遏制环境总体上恶化的趋势，依然有着很大的环境保护压力。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这30多年中集中出现在我国。大量的生态事故显现了中国在高速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生环境问题的现实。

（2）工业化发展加快，但依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高耗能和高消费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只能为片面追求生产率与利润而忽略提高资源利用率与保护环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前进，我们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多处于国际分工的底端，多表现为资源的高消耗、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环节，因此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消耗了沉重的环境资源。在国内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也将伴随着环境污染转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始终面临着始终面临极大环境压力。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开始呈现出城市到农村、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扩散的趋势，总体上讲污染的程度表现出持续加重的趋势。

（3）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一方面，国内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多是反映传统的发展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经验。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日渐突出，现行的法律法规也很难以适应今后一段时期内的要求，亟待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不健全综合决策机制。当今国内追求发展速度的欲望常常远大于保护环境的制约，与环保出现冲突时，常常会选择经济增长[8]。由于还在使用传统的环境污染程度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远低于污染损失的真实成本，往往小于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付出，这就使得企业不愿意在污染治理中过多投入，也致使污染无法抑制，继续扩散蔓延。

2针对我国目前环境问题所进行的思考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困境，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打破体制机制阻碍，进行全面的改革，发展集约型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国民改变消费习惯，节约资源，发展生态经济，修复生态环境，走出环境困局。

对于目前中国而言，现代化进程的转型的突破口是改革开放。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思想是从民间到政府的形式不同，当代中国的环境保护过程应该是 “外源式”的。从体制内看，对于环境问题是从拒绝承认到承认后又简单的以为可以通过一定手段彻底消除污染的一个过程，显露出一条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的发展路径。在体制外看，一些人从信赖科学技术对解决环境问题的功效，到重新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的一个过程，显露出一条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的演化轨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稳扎稳打地开展环境保护。避免陷入到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而增加对环保的实践，加速环境保护的进程。

至今，中国环境与生态保护面临的形势仍比较严峻，因此我们还不能对环境保护问题过于乐观。对于中国，环境保护仍将是一条艰难而崎岖的道路，因此，中国今后必须改革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其经济发展方式――从只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粗放型经济模式，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集约型经济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刘增明，牛传允.求解生态困境的哲学理路[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44-46.

[2]赵业丽.裂缝与弥合：人类的生态困境与路径选择[D].导师：许素菊.广西大学，2012.

[3]牛庆燕.生态困境的伦理审视及其道德哲学回应[J].浙江社会科学，2009，（05）：59-64+126-127.

[4]曾建平，彭立威.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的视点[J].哲学动态，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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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得到相应的发展。快速折旧法同时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快速折旧法对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一方面，政府通过在一些行业实行快速折旧法，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递延交纳，相当于向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另一方面，快速折旧法可以引导企业加快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快速折旧法是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年限的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则少提折旧，从而相对加快折旧的速度，以使固定资产成本在有效使用年限中加快得到补偿的一种方式。它相对于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来讲，较好地反映了二战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快速折旧法最早出现在美国，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规定接受军事采购合同的垄断企业，其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年限可以由原来的20年以上缩短为5年。美国政府还在所得税法中规定了政府承认按照快速折旧法计算的应税所得额。目前，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中普遍采用了快速折旧法，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大体上在3－5年。

对于快速折旧法，从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识来看，基本上是持肯定意见的。他们大都认为，这种折旧方法之所以为世界各国所普通接受和应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快速折旧法的折旧计提符合成本和收入相配比的会计原则。因为固定资产一般早期生产能力要比后期大，早期营业收入也比后期要多，依据配比原则，在固定资产前期具有最大经济效益时应多提折旧；其二，由于新使用的固定资产修理费较少，在使用多年后，修理费用会逐渐增多，采用快速折旧法，就可以使每年的折旧费用与修理费用的总和比直线法更为平稳；其三，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更新加快，企业固定资产的经济年限越来越短，快速折旧法可以减少旧技术淘汰时发生的损失；其四，对于企业而言，采用快速折旧法还可以使其获得推迟缴纳所得税的好处。从财务角度讲，早期计提较多的折旧费，加大成本，便可相应减少所得税的缴纳。虽然在固定资产全部使用年限中的折旧和纳税总额是相同的，但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实质上推迟了纳税，相当于政府给企业的一项无息贷款，对企业来说是有利的。这些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在经济实践中快速折旧法的作用。如果把快速折旧法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它实际还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二，快速折旧法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有效手段。

一、快速折旧法与经济增长方式

固定资产的折旧源于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方式以及损耗的程度。固定资产可以在有效期内连续使用，其价值随着损耗程度逐次转移到产品中去，成为产品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随着产品的销售而收回。固定资产的损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损耗，也称自然损耗，它是指固定资产由于使用或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发生的损耗；一种是价值损耗，也称精神损耗，它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固定资产价值上的损耗。技术进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革新型技术进步，它使得生产原有固定资产的工艺得到改进，或提高了生产效率，或使其使用效能提高，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一种是创新型技术进步，它可以创造出效能更高的新型固定资产来替代原有的固定资产，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快速折旧法主要针对的是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因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考虑精神损耗而沿用匀速折旧法的话，就会出现账面成本低于实际成本、账面利润高于实际利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更新以致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固定资产折旧率的变化并不是个别企业行为的结果，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能使个别企业的产品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并不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只有整个社会或某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固定资产的社会平均价值降低的时候，才有必要对固定资产的折旧率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的幅度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为依据的。

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长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效能的提高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二战以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其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均实现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库兹涅茨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迅速增加了的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存量就成为现代经济高比率的增长和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从一般意义上讲，技术与劳动分工一直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却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到了经济高度发达，科技飞跃发展的当今社会，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随着技术进步周期的缩短而不断加大，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IT产业、生物工程领域等，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因此，快速折旧法的产生、确定以及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也就是说，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相应发展，先后出现了定率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限积数法等多种形式。定率递减法又称余额递减法，它是将每期固定资产的期初账面净值（原值减累计折旧）乘以一个固定的比率，计算该期折旧额的一种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年限积数法又称为年数总和法，是将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残值后的净额乘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这个分数的分子代表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数，分母代表使用年数的逐年数字总和。这些不同的方法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的特定要求。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来看，快速折旧法的实行适应了高新技术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一直沿用的是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直到1993年历史性的会计改革后，才开始规定可以对高科技机器设备折旧时采用快速折旧法。目前，我国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医药生产企业以及其他经财政部批准的特殊行业的企业，均可选用相应的快速折旧方法。但是，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影响到普遍实行快速折旧方法因素，概括起来讲有如下一些方面：其一，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的速度及经济总量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虽然在某些领域的发展中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从总体上看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走的仍旧是粗放型发展的道路。因此，固定资产的折旧还是以物质损耗为主。其二，经济周期问题。快速折旧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讲，经济周期直接影响到快速折旧率。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时期，一些非经济因素对产业的发展还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尚在建设阶段。因此，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波动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周期，快速折旧率的确定就失去了客观依据。其三，我国市场机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主要是低成本价格竞争，而快速折旧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上这些因素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讲，快速折旧法既是集约型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应该着力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快速折旧法成为普遍的会计准则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快速折旧法与税收

快速折旧法不仅是一种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的会计准则，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快速折旧法的出现，就是二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法，可以使固定资产的成本在使用期限中加快得到补偿。从固定资产全部使用期间来看，折旧总额不变，因此，对企业的净收益总额并无影响。但从各个具体年份来看，由于采用加速的折旧法，使应计折旧额在固定资产使用前期摊提较多而后期摊提较少，必然使企业净利前期相对较少而后期较多。

笔者以某企业为例，了解一下在快速折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某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200000元，预计残值为18000元，使用年限为5年。该企业适用33％的所得税率，资金成本率为10％。该企业未扣除折旧利润分别为：第一年，100000元；第二年，120000元；第三年，128000元；第四年98000元；第五年90000元，合计：536000元。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快速折旧法中的一种方法，它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直线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年折旧率＝2／折旧年限×100％；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年折旧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年折旧率。会计制度规定，在计算最后两年折旧额时，应将原采用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改为用当年年初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减去估计残值，将其余额在使用的年限中平均摊销。

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折旧率＝2×1/5

×100％＝40％。则：

第一年：折旧额为：200000×40％

＝80000（元）；利润额为：10000－80000

＝20000（元）；应纳所得税为：20000×33％＝6600（元）；

第二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40％＝48000（元）；利润额为：120000

－48000＝72000（元）；应纳所得税为：72000×33％＝23760（元）；

第三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

－48000）×40％＝28800（元）；利润额为：128000－28800＝99200（元）；应纳所得税为：99200×33％＝32736（元）

第四年后使用直线法计算折旧额：第四、第五年的折旧额＝（200000－80000－48000

－28800－18000）／2＝12600（元），第四年利润额为：98000－12600＝85400（元）；应纳所得税为：85400×33％＝28182（元）；

第五年利润额为：90000－1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