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寓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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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汉语 英语 问候语 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交际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问候语普遍存在。它们也是常规用语,构成了礼貌用语的一部分。通过问候语的使用,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角色以及二者之间的亲疏关系被突出出来并加以确定。国外学者关于礼貌的研究,已经有了 Leech的礼貌原则、Brown和Levinson(1978)的面子理论以及作为这些理论基础的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等影响较大的理论,国内学者顾曰国(1990)也提出了中国社会的礼貌准则。布朗与莱文森(1978)指出,问候语存在于各语言中。高夫曼(1971)认为问候语具有建立和延续各种人际关系的作用。

比如说汉语常用的问候语有:“吃了吗?”“去哪儿?”“忙什么哪?”“上班去?”、“下班了?”“上街去?”“回来了?”等等,问话具体,种类繁多,形式灵活,不拘一格,主要是根据见面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与汉语相比,英语的问候语则简单得多,也抽象得多,而且往往是模式化的套语,如“Hello”、“Hi”、“How are you?”、“Good morning”等。

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汉语中的文后语,大都脱离了他们产生初期那种对人表示关心、讲究具体实用的特点。人们见面时说出这些应景式的问候语,其实并不要求对方明确回答,即使对方答非所问也不会计较,只要发出的信息被对方知道了,就算实现了打招呼问候表示友好和礼貌的目的。但来自英语国家的朋友,常常会产生误会。比如把“吃了吗”误解为对方要请他吃饭,把“到哪儿去”误解为对方在打听、干涉他的行动自由等等。还有的外国朋友认为,既然你已经看到人家“回来了”、“上班去”、“正忙着”,却还要问,这不是多余的吗?很显然,他们是把虚化的问候语跟字面完全一样、实义的询问语等同起来了。其实汉语中的“吃了吗”、“到哪儿去”这类招呼语,和英语中的招呼语“How are you?”其语用功能并没什么两样。这说明汉英问候语在其功能及使用方面是相同的,但其文化内涵及其所可能涵盖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一种语言中认为有礼貌的说法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并不认为有礼貌,不同的问候语方式,受制于不同的文化规范。

就内容而言,汉语问候语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常常以对方的切身生活作为话题,如多大年龄,干什么工作,收入多少,是否结婚,有几个孩子,身体如何等等。而英语国家的人却决口不谈这些话题,这与人们不愿涉及对方隐私的文化心理有关。汉文化中用表达关切之情的许多礼貌说法在西方人看来会感到“爱干涉他人的私事”或“爱给人下命令”,因此听话人会因自己的面子受到威胁而极为反感。这类询问他人行动去向及个人情况的问候语在西方人看来都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的行动自由,听话人会感到极为反感,一点儿也感觉不出是礼貌行为。这种差异正是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造成的。

中国古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就是典型的实用哲学。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也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色彩。这种重经验、讲实用的思维定式,反映了中国小农经济的特色,也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着眼目前、注重实际的生活习惯。汉语中的各种问候浯,就深深地打上了这种烙印:从字面上看,汉语的问候语,几乎是着眼于眼前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过,同时又和对方直接有关的具体话题,很少有抽象化、模式化的用语。

英语的问候语则明显带有简单化、模式化和抽象化的特点,这同样和英语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西方人长于抽象,把具体的问候语简化成了几条固定的“公式”;他们又“精于分类”,所以往往把事物条分缕析,论述得相当完备。这种“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的现象,正是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使然。

汉英问候语的内容差异如此之大,在实际交际中产生的文化冲撞也就更多,假如一个中国人对来自英语国家的朋友初次见面就无所顾忌地谈起上述那些话题,会被认为非常失礼。而中国人不仅不会反感,反而会产生一种亲切感,这有其历史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农耕生活的特点之一就是安居。由于久居一地,世代繁衍,人际感情自然会特别深厚,这就是中国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因。“中庸”原则也把人的个性心理规范于一个统一“和谐”的秩序之中,更使人难以表现个性和追求个性的发展。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习惯于就生活问题问长问短,不仅不觉得涉及个人的隐私,还成了联络感情、密切关系的有效手段。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以私人生活作为寒暄问候的话题了。

西方盛行的则是个体本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态,同样有其历史缘由。西方社会的经济很早就不是以农耕为主,而是以手工业和商业立国。当时的人民不是长期安居,而是经常流动,社会充满竞争。这正体现了工商经济的特点,也造成了人们血缘观念的淡薄。不仅个体对群体的依附程度比中国人小得多,而且群体对个体的约束也远比中国松驰。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观念十分流行。早在古希腊时期,个体性就已经成为世界观的核心,当时一批哲人无一不强调“个体”、“自己”的重要价值。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英语国家,人们讲究自强自立,即便是亲属之间也是界限分明。如老少聚餐,每个人要自掏腰包;儿子帮父母干活,父母要支付酬金。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英语国家却习以为常。人们追求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自由,“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试想在这种把个人天地视为禁区的社会氛围里,人们又怎么可能会把私人生活作为寒喧的话题呢?

归根结底,汉英问候语的文化差异源于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首先,中华民族重视“伦理”道德,本质上就是对“礼”的重视。“伦”就是等级、类别之间的次序。“礼”就是这种等级次序所遵循的规律。本质上,“伦理”就是 “礼”之根本。中国社会的礼貌原则如同“礼“的基本精神一样,强调“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等级差别的标志。尽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人们所遵循的“礼”,与其历史上所涵盖的内容已有很大变化,但不能不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其初始的印记,区别是程度上的,不是本质的。具体讲,在交际行为的节制方面,“上尊下卑”或“卑己尊人”是“礼”的具体体现。明白了名分,就明白了社会身份,就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样说,不该怎样说,人际间就没有隔膜、误会。这种等级关系,在现代社会,也是用其体现并维系社会等级差别。而在西方来讲,由于人们追求自我实现与个人奋斗,人们高度重视个人权力与个人隐私;人们强调各开其口,各行其是,各展其才。前者代表了个人从属于社会的价值观,后者则代表了以个人为为中心的价值观。

正是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不同的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人们说话方式的差异,以及对问候语使用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候语这类礼貌常规用语使用问题进行英汉对比研究,这有助于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

参考文献:

[1] Brown,P. and Levinson,S.C.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2] Goffman,E.Interaction Ritual: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M].Garden City, New York:Doubleday and col,Inc.,1967.

[3] Gu,Yueguo.Politeness phenomenon in modern Chinese[J].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0,(2):237-257.

[4] Leech, Geoffrey.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3.

[5] 毕继万:《‘礼貌’的文化特性研究》,赵永新:《et al.汉外语言文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

[6] 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胡文仲:《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

篇2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当人们遇到熟人或者朋友时，他们总是彼此问候。问候的目的是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公式化的表达经常被运用，但是这些公式化的表达经常引起冲突，因为在中国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

在英语国家，人们常常使用以下的表达方式来问候彼此：“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天气很好，不是吗”，“近况如何”。但是在中国，人们会说：“吃了吗”，“你要去做什么”，“你去哪儿了”等等。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那是因为不同的民族有文化差异。一般而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所以它是文化差异的一面镜子。

本文将分析中国和英语国家之间在问候语上文化差异的原因，聚焦怎样缩小文化差异以及培养文化意识。

一、 问候语在现代交际中的重要作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许多学者研究在跨文化交际中问候语的文化差异。

从微观角度来看，语言学家主要研究问候语的语言行为能力。作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CA（会话分析）代表，Harvey Sacks和Emanuel A.Schegloff致力于会话结构的研究。他们相信问候语主要采用了话轮。来自于同一会话的FPP（第一部分）和SPP（第二部分）组成了话轮。一个话轮的组成是由两个不同的说话者轮流进行，并且后者的发言是由前者决定的，与前者相关。话轮是会话的最小单位。

社会学家关注问候语在社会交际角色的研究。Erving Goffman认为问候语是交际的开始。它是人类关系的一个标志、是一种行为礼仪。问候语有三个功能：1.问候语帮助人们重塑社会关系；2.问候语能够确认不同的社会地位；3.问候语能够确保当陌生人问候彼此时的社会安全感。

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学家研究文化对问候语的影响。Esther N.Goody研究在加纳问候语的使用。他认为问候语是社会和日常交际的开端。问候语能够树立和巩固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能够为了特殊目的调节人际关系。在加纳，说话者的身份和地位能够通过问候语来建立和巩固。因此，在加纳的问候语的研究对于理解社会阶层和人际关系是有帮助的。

总之，问候语能够反映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问候语对于理解社会和它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学者也在问候语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

陈松岑是研究问候语的学者之一。他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研究问候语，他认为问候语被用于确定交际关系。从1986年到1987年，他在江西高安和北京做了一些在不同问候情况下的初级水平之上的成年人的调查。他认为问候的内容和结构与社会环境有关。

钱厚生从微观语言分析方面研究问候语。有了这些调查，他对表达方式进行了定量分析。他认为必须加强礼貌用语的对比学习。

总而言之，问候语对于研究英语国家的文化是重要的。

二、中英之间思想体系的差异

价值观的形成与社会密切相关。中国与英语国家有不同的社会体系，所以价值观不同。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儒家学说有关。儒家学说坚持“亲亲”、“尊尊”的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学说的“礼治”主张贵贱、尊卑、长幼有其各自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儒家学说的“德治”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儒家学说的“人治”就是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与英语国家不同，中国人更尊重权威、更重视有序社会。然而，英语国家更崇敬新想法、自由表达。

在儒家学说中，集体主义是被看重的。它强调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个人的成功也源于团队中成员的合作。为了集体主义，个人兴趣的牺牲是一种高尚的被中国人极力赞扬的品质。

英语国家的价值观经常有意无意地与中国的价值观相对。因此，找出英语国家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必须的。

一些学者指出现代英语国家的价值观体系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欧洲，人们重视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价值观核心是个人主义。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们开始强调人性的尊严和当下生活的重要性，人们强调自己的信仰，不仅有权利享受生活的美好，而且有能力完善自己、实现梦想。这是人本主义的开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尊重人性，然后发展到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由和民主是一种个人主义。

现在我们以美国为例，最优先的个人价值观是自我信赖、努力工作和维系在个人实现和帮助他人之间的纽带。在社会价值观的体系中，美国人崇尚的价值观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个人权利和自由辩论等。

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权利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相信每个人应该有其身份和个性，应该被认可和支持。因此，没有理解个人主义是无法理解英语国家和它的人民的。理解了个人主义，中国人就能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怎样定义家庭、友谊和隐私。个人主义的核心是追求个性和成功。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个人主义对个人、社会和天神都是重要的。个人主义传承于他们的祖先，因此，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而是美德。

因此，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他们不想知道别人的秘密。通常，在他们的对话中，不会涉及到任何个人隐私。问候时，他们更愿意从天气开始：“天气真好啊”，“昨晚的暴风雨真大”，“天快放晴了”，“天气很好，不是吗？”这些问候都是可以接受的，也不会打扰到他人，因此交流能够顺利进行。“你几岁了？”这种开场白在英语国家是绝不会被采用的。如果有人使用了，他将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特别是对妇女而言，她们不谈论年纪。个人主义是英语为母语的人的信仰，即使他们老了，他们也不要别人帮助他们。在他们的讨论中，他们会避免讨论年纪，这样会使他们觉得舒服，也可以帮助他们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三、 如何避免文化差异对交流的影响

中国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交流的时候总是有一些语用失误。在日常生活中，问候是交流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文化差异，语用失误非常有可能发生。所以缩小文化差异变得非常必要。有许多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此，我们将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态度是感情和行为的一种方式。它是形成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认知能力的一个部分。外语学习者应该建立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例如，不抱有偏见。

当中国人用“近况如何？”来问候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通常回答“很好！”在英语国家，这是非常普通的问候方式，但是一些中国人也许不理解。在中国人的问候中，人们问候倾向于提供更多信息，因为对他们而言，信息越多越好。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引起偏见。

而偏见应该被避免。文化中的偏见涉及到对待其他文化的不容忍和不公平。不考虑偏见的存在，跨文化交际也可能变得困难，因为它阻碍了外国文化中知识的习得。当面对新的文化时，人们应该灵活，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入乡随俗”对正在经历文化差异的人来说是有效的方法。因此，对文化差异抱持开放的态度是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成功交流的必要条件。

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成功交流是主要目的。外语学习者需要的文化信息在真实的交流中比其他内容更为优先。

为了提高个人交流能力，外语学习者应该读真实的材料，例如外语报纸、广告、日志、小故事、小说、剧本和其他种类的文学作品。

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文学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文化中，特别是被广泛教学的语言，文学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反映文化，帮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目标社会，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的民族性和其怀有的价值观。

如果外语学习者认为文学是珍宝屋，而且拜访过它，那么他们就能吸收文化信息并且储存下来。提供信息的文学作品与民族性有关，那是另一种文化信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从事目标社会的研究，然后写下这些作品。外语学习者能从这些作品中受益，因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人们在目标社会中的具体诠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与外语学习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阅读材料，例如报纸和杂志。因为囊括了地理、历史、风俗、宗教和哲学的大多数内容是真实的，这将外语学习者暴露在真实的文化背景之下。这种阅读材料将帮助外语学习者更好理解目标文化并且关注它。

电影也能够通过传递重要的价值观来提高跨文化交际。看完电影后，外语学习者可以记下他们的观察，与那些已经分享了相同电影的人交谈，然后将来某一天他们能够运用他们已经学到的内容来进行真实的跨文化交际。

外语学习者也应该参加外语教师或者有在国外经验的人讲授的文化讲座。一些讲座可能聚焦在目标文化上，另一些可能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无论参加哪种讲座，都可以通过不同文化的描述和在跨文化交际中行为技巧来增加文化意识。在讲座之后参与讨论可以巩固在讲座上获得的文化信息。还有，这些讨论能够揭示在社会活动中价值观体系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行为之间的关系。

外语学习者可以到英语角去学习文化。当与其他文化的人交流时，外语学习者容易犹豫是否开口，他们经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想知道他们会喜欢我吗？”，“假设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怎么办？”，“如果他们不理解我说的怎么办？”当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问候中国人时，一些人会假装他们没听到，或者低下他们的头，莫不吭声。另一些人会害羞地笑笑，赶快走开。所有这些行为都会使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尴尬。当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问候我们“你好”时，为什么我们不回答一句“你好”呢？中国人必须尝试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交谈，积极争取每一次机会在放松的环境下与外国教师和学生交谈。我们将会从交谈中受益匪浅，我们不仅要练习语言，也要观察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行为，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交换我们关于文化差异的感受。

参考文献：

篇3

在日语中,“道”作为“汉语造语成分”用法很是广泛,除表示道路(国道、轨道、铁道、隧道……)、准则、道理(王道、佛道、邪道、正道、常道……)等外,更多地是表示专门的技艺、学问。如日本茶道、剑道、柔道、书道、花道、艺道、香道、歌道、武道等,都是作为日本人的一种素养而专门学习的技艺。在我们中国,一般说来人们是不会轻易称"道"的,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道”是一种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带有崇高性。而日常可以称之为"道"的,恐怕只有茶道了。喝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日常行为,但是它已经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一种文化,一种意境。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业的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茶道兴于唐代,盛于宋、明。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的巴蜀,当时的巴蜀,以茶作为一种贡品,在茶业史上已有突出的地位。两晋三国时期,巴蜀增强了与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长江中游地区茶业开始发展壮大,随后波及到了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到了唐朝,茶业传播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当时的制茶技术也发展到了一个高水平,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当时的茶叶成产技术中心,带动了全国各茶区的生产和发展,而“茶道”一词也在当时产生。

中日文化交流始于7千年前,但中日茶文化的交流是随着遣唐使的出现才开始的。日本开始学习引入中国古老文化,奈良时期,中国朝廷赐茶给日本,日本从此开始接触到茶。公元805、806年,日本日本最澄、海空禅师来中国留学,回国时带回了茶籽,开始建立茶园,开始了日本的茶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的茶叶开始传入日本时,只作为“药”来饮用。但中途由于宇多天皇下令终止与中国的交流后,中日茶文化的交流也因此中断,直到宋代的荣西禅师又从我国传入茶籽种植。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茶道。

中国茶道融入了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三者相互结合,体现了“礼义仁德” 等道德观念。自古以来,各寺庙历代都有种植自己的茶园,来满足僧人对茶的需求。因为僧人们都把茶作为修身养性时的伴侣。高僧们竞相以茶为题,吟诗作对,把佛教中的哲学思想和理念运用在茶上,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给茶文化更增添了一种神韵。而日本茶道则主要讲究中国的“茶禅一味”的思想,吸收了部分中国茶文化的思想,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美德。它告诫人们要修身养性,平等待人,和平共处。

中国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树立茶德的基础上创立的。茶道讲求的是精神内涵。中国茶文化继承了儒、佛、道的精神理念,把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茶的品饮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达到精神和人格上的洗礼,这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

台湾中华茶艺协会表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讲究的是“清、敬、怡、真”。“清”指“清洁、清廉、清静、清寂”。不仅要讲究事物外表的清,更重要的是讲究内心的宁静、明廉、知耻。中国茶文化最初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有着渊源关系。 “敬”是万物之根本,是指对人尊敬,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要诚恳待人不能带有轻视虚伪之意,谨慎行事。“怡”则带有愉悦之感,是指茶道中人的一种身心的享受。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培养自身的宽阔胸襟,远大目光。“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要以科学的方法求取饮茶的真谛,求得一切事物的至诚。总而言之,就是感悟人生的真谛,用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待人,尊重别人,更要尊重自己。

日本茶道的茶道虽然起源于中国,但远不及中国的历史悠久,但是发展至今,它也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名族色彩。日本人把茶道视为日本文化的结晶,也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它将日常生活与宗教、哲学、伦理、美学融为一体,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文化艺术活动。日本的茶道不是个人的茶,而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陶冶人们的情操,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和审美观。通过茶道使人们摆脱现实社会的制约,从内心得到共鸣。

日本的茶道要求严格,步骤繁琐,而且,根据来宾身份,地位的不同或是季节的不同,室内装饰摆设也要有所改变。同时,主持人的动作要规范流畅到位,并且与音乐相融合,伴有节奏感,这样才能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体现了“和、敬”的精神。而日本某些有地位的家庭有专为品茶或举行茶会而建的茶室。大小以“榻榻米”四叠半为标准,面积大于四叠半的称做“广间”,面积小于四叠半则称作“小间”。一般在茶室旁有一个“水屋”,用来准备和清洗茶具。茶具要保持清洁,同时品茶之人的心情也要清净。泡茶时,茶室要求气氛怡静,茶人表情庄重。体现了“清、寂”的精神。总之,“和、敬、清、寂”就是希望我们在品茶之时扫除心中杂念,去享受茶室的宁静,好好地去喝一杯茶。

日本茶道中,客人入座后,茶师就按规定点炭火、煮开水、冲茶或沏“抹茶”。泡茶过程中,有时会使用一种圆形竹刷的茶具,搅和茶叶末起泡方可饮茶。客人在品茶时,要将茶碗放在胸前顺时针转两次,每次约30度,然后开始品茶,每次一小口,不能一次喝完。品茶完了,右手指在品茶处稍稍擦拭,再逆时针转两次以还原。日本茶道在服装方面,也很有讲究。必须穿黑色的带有白色纹饰的和服。

日本茶道讲究之典雅,礼仪,使用茶具之精,恐怕与茶道元祖中国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很难想象日本的茶道的严谨,复杂。它已经超出了品茶的范围,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享受。

然而,中日茶道也存在着相同之处,那就是茶道都体现着生命的生生不息,体现着生存的喜悦之意。因此,在茶室可以安放一些小生物,譬如:插花或养鱼,养鸟之类的。但不宜多放,以免破坏了茶室原有的纯朴之味。品茶时可以相约几个茶友,边品茶,边体味这些小生物的美好。但这些小生命即将凋谢之即,大家也可以相互交流,感悟生命的凄凉与衰败。通过友人之间互通心得,进一步培养对生命的无畏。

同样是品味生命的枯竭,日本茶道重在欣赏其死亡,而中国茶道则重在使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欣赏生命。这就是中华文化高于日本文化之处,更是中国茶道胜于日本茶道之处。

中国的茶文化可谓在各个阶层都很普及。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茶文化甚至深入到了市民阶层,茶成为友人之间交流的媒介,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日本的茶文化尚未到达全民化程度。但是日本的茶道却具有典型性,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族特色,相比中国茶道,由于太过普及,无仪式性,所以一说到茶道,往往首先会想到日本。

中日茶文化的交流经历了一千多年,也可谓历史悠久。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发展主流,中日两国在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关系由紧张慢慢发展到和平友好往来,中国的茶文化在其中也有着一定的带动作用。中国的茶文化现在正一步步走向世界,走入各国文化中。中国茶文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中日两国紧张的局势,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喝茶能缓解心情,舒缓压力。独自倚在窗边,静静地品上一杯茶,回忆过去的时光,构思美好的未来,甚是惬意,让人陶醉。“萦萦茶香,伴我一世;悠悠岁月,与茶共度。与细品慢啜中体会茶之神韵,追求人生的泰

然!”

【参考文献】

[1]漫谈儒家思想与中国茶道精神--《茶叶通讯》2004年03期

[2]中华茶艺的基本精神--《农业考古》1993年02期

篇4

食文化的核心不在于吃什么，也不在于吃的味觉，而在于怎么吃、如何吃。大多数地方的人在解决了填饱肚子的问题后，吃越来越变成了一种社会活动的行为。不论什么食品，过到嘴里和肚子里之后都变成了生物学和营养学的问题，而在吃之前，则更能反映文化的习惯。文化的差异在中餐与西餐中反映更是明显。

从点菜说起，西餐的菜单大多只有一页纸，最多是正反面，还包括了饮料和甜品，越是好的餐厅，菜单大多很短，就像西方文化，虽然也很丰实，但它的集中度很高。而中餐则不同，菜单一般都很长，选择也很多，点菜变成了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是多样的融合，中餐的丰实表现在其多样化上。中餐的前后道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合，食物与酒水饮料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很有些像中国多元的文化观念，多样、包容、同化、为我所用是基本特点。不过也有些海外的中餐馆把中餐改成了西餐的吃法，也把中餐分开了头盘，主菜，餐后甜品，外国人果然吃得不亦乐乎，既享用了中餐的美味，又在心理上觉得顺序很舒服，看来文化融合的结果是好的。

西餐是各人点各人的菜，中餐是主人把菜都点好大家只管吃，两者各有千秋。自己点菜对个人选择更尊重一些，自己点，好吃不好吃自己负责，但选择单一，吃起来也没有那么热闹，但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中个体的独立性。而中国文化中更多的重视整体，点菜的人要满足不同人的口味，可能会受到赞扬，也可能会受到批评，古语有云：“众口难调”，也知道这是件难事，可还要这样做，因为觉得整体的一致更重要。中餐讲究分享，这种分享被带到西餐中来，即使大家都各自点了菜，也会在吃的时候你尝点我的，我尝点你的，搞得餐桌上还是很热闹，一派乐融融的气氛。

中西餐吃法在餐桌上不同，在厨房里也很不一样。西餐的厨房更像一间标准化工厂，有很多标准设备，有很多计量、温度、时间的控制，厨房的布局也是按流程设计的，有对出品的样式、颜色的严格要求。其实国外把事情标准化、程序化，就提高了做事的效率和连贯性，麦当劳和星巴克的成功都是产品标准化的结果。中餐里的厨房则很不一样，推门进去，火光冲天，一排厨师，汗流满面，调料品摆了几排，然而最终出品的好不好吃，要看厨师手中的勺子怎么掌握了。所以中餐就难统一标准，更多的时候要靠厨师的个人技术，否则就不是中餐了。这可能与中国文化很多事都要靠某个人的行为才能完成是一样的。

西方人吃饭用刀叉，有人说现在还用刀子来切带血的牛肉的民族一定是文明进化得不够，不过因为刀叉很实用，外国人也没有改的愿望。不论西方文明再怎么进步，刀叉看来改不了。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外国人时常惊奇中国人怎么能灵巧地用筷子夹起盘中软软的豆腐和滑滑的花生米。刀叉和筷子常常是餐桌上的讨论话题，这几年不会用刀叉的中国人少了，可不会用筷子的外国人还很多，可见中国人吸收学习的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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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20801

1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交际时，会经常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交际、理解难题。

例如，“东施效颦”这一汉语成语典故，对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其文化内涵，但对于不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来说，若仅仅理解为“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就没有准确、形象地表达和再现原典故的含义。东施是谁？西施又是谁？就没有交待清楚。为了让西方读者能了解这一成语的内涵，比较合适的做法是采用加注的方法: 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 (His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Tung shih was an ugly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这样，就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可采用类比的理解方法。据说，有一次陪外国客人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作了很多说明也没能让外国客人弄懂故事内容。此时，提示翻译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通过这一类比，外国客人马上明白了剧情的主题思想。

中国历史灿烂悠久，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历史成语典故俯拾即是，意蕴浓厚，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亡羊补牢、塞翁失马、滥竽充数、朝秦暮楚、毛遂自荐、班门弄斧、名落孙山、三顾茅庐以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蜀中无大将，寥化作先锋”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等，每一个历史典故和成语都包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都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因此在交际、理解时，应在弄懂典故含意的基础上，注重文化之间的差异，采取恰当的交流、表达方法。

中国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亦如此。《圣经》中仅收入辞典的典故就有700条，莎士比亚作品的典故更是熠熠生辉，有些莎士比亚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本身就成了典故。

2地域文化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在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南面为主，北面为朝”，南为尊北为卑的传统，人们经常说“从南到北，南来北往”，“南”的方位在说法上常常置前。而英语文化却恰恰相反，英美人从英语地域文化上来理解汉语中的“从南到北”，自然是“from north tosouth”，“北屋”为“a room with southern exposure”。诸如“西北”、“西南”、“东北”、“东南”之类的方位词语，英语方位在说法上也和汉语文化相反，分别为“northwest ”，“southwest”，“northeast”，“southest”。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风”象征“春天”、“温暖”，它吹绿了中华大地，使万物复苏，故有“东风报春”之说，所以中国人偏爱东风。而英国的“东风”(east wind)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它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之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曾写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在诗的最后，诗人名传千古的佳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Oh，the west 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理解此诗时应对这一地域文化差异作一注释，否则会给缺乏英国地域文化知识的一些汉语读者造成困惑或误解。

地域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存在着差异。有些事物在一种语言文化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且能引起美好的联想，而在另一种语言文化里却平淡无奇，毫无文化意义。这就是文化的个性和差异。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古往今来我国不少名家皆喜以牛自喻:鲁迅先生曾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明代名臣蒋冕年迈衣锦还乡后，皇上御诗，称其为“江南――老牛”，蒋冕也作诗谢辞:“老牛用力已多年，劲破皮穿只想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耕牛与农民朝夕相处，且勤劳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国人对牛的热爱和赞誉。与中国不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

3风俗文化差异

风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规定和习俗。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用的几句客套话是“你到哪儿？”“你要干什么？”“你吃过饭了吗？”，这几句话中国文化里并无多深的含意，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礼节性的打招呼的一种形式。然而西方人对这几句却很敏感和认真，“你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在他们看来纯属自己的私事，别人不能随便打听，除非是亲密的朋友。而“你吃过饭了吗？”则使他们不知所措，对方会以为你想请他(她)吃饭。像这样的见面问候，应视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为英语惯用语“hello”，“goodmorning!”,“how are you?”等。

各民族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共性的东西，但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个性的东西。

4宗教文化差异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有神话中的“龙王”，有“开天辟地”的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而这些概念欧美文化中并不存在。欧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对于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交流、理解时应予注意。例如，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刘姥姥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时，把它英译为“Man propses，God disposes”，似乎神形兼备，汉语成语巧对英语谚话。但由于两者存在着不同的宗教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差异，译文就有使刘姥姥由信佛变成了西方基督教徒之嫌了。因为严格地说，此例中的“天”与“God”并不完全对应。在此认为用“Heaven”来代替“God”更忠实于原文。

总之，文化差异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在两种语言之间交流、交际、表达，除了通晓两国的语言文字外，还必须有深厚的两种语言文化功底，深刻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且做到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等值，也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做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英词典［S］.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2］R•R•k哈特曼，著.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S］.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3］王春晖.英语课堂教学中东西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J］.中小学外语教学，2001.

篇6

擂茶是我国特有的茶饮风俗，由于其具有独特的制作方式和丰富的养生价值受到广大茶饮爱好者的喜爱。地处武陵山片区的常德和雪峰山腹地的益阳安化都是最早出现种茶、打擂茶和食擂茶的地区，两地在擂茶的发源，制作、饮用习惯上存在着一定的异同，特别是在饮用习惯上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

一、常德擂茶与益阳擂茶发源于同一时期

（一）茶叶的起源

对于擂茶的起源问题，首先要从茶叶的起源谈起，因为擂茶必不可少的原料就是茶叶。关于茶的起源流传最广的是人文化初祖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发现茶的作用而开始推广茶叶种植，神农氏生活的范围就是我国湖南、湖北一带；吴觉农先生也提出我国西南地区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说法，并可追溯到三千万年前茶树已出现；《茶经》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向掇之。”其巴山峡川指的就是四川东部，湖北西部及湖南西北部的武陵山片区，已有种茶、采茶的历史，都能充分证明湖南常德及益阳地区自古就是茶叶主产区，为擂茶制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二）擂茶的起源

关于擂茶的起源，各地说法不一，湖南《桃源县志》谓：“始于东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带兵平定“五溪蛮”，民间献茶以报德的说法较为有说服力。传说东汉马援将军率军南征，途经武陵乌头村（今桃花源一带），将士因水土不服，染患瘟疫，一老妇献出“三生汤”，将士饮数日痊愈，得胜回朝。这种“三生汤”就是擂茶，用生茶叶、生姜、生米擂成糊状，饮用时用水调匀煮熟，从此，“打擂茶”之风广为传播。 据同治《安化县志》载：“县西二百五十里之四都奎溪坪，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驻兵于此，居民立庙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从两地县志不难看出都认为擂茶源起东汉与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五溪蛮”相关，只是在驻兵献茶的地点上有不同的看法，常德擂茶与益阳擂茶发源于同一时期则是共同认可的。

二、常德擂茶文化与益阳擂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关联

（一）擂茶保健的功效与道家文化的关联

擂茶作为一种饮食具有保健的作用。居住在湘、鄂、川、黔交界武陵山片区的人们将擂茶称作“三生汤”，也有“五味汤”、“七宝茶”的说法，都体现出擂茶保健的功效。擂茶中的食材一般有茶叶、生姜、生米、花生、芝麻等物资，中药学研究结果表明：茶叶有提神祛腻、清心明目，姜能理脾解表、去湿发汗，米仁能健脾润肺、和胃止火的作用，如此配制的擂茶，自然即是饮料可解渴，又是良药能保健。常德擂茶与益阳擂茶在制作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原料上也大致相同，所以基本上都具有保健的功效。这也与道家文化中讲求内外兼修，追求长生和注重养生的文化正好相吻合。

（二）擂茶文化地域性与道家文化地域性重合

根据调查常德食用擂茶的主要集中地为桃源县、鼎城区花岩溪等地都是道家文化的中心，道家讲求阴阳风水、洞天福地，桃源县的桃花源就是道家所讲的洞天福地之一，而与鼎城区相连的德山就是道家所说的七十二福地第五十三福地所在。在益阳安化县也处处可见道家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云台山真武寺被当地人称为小武当，据省县志记载：云台山真武寺建于明朝年间，武当山法师行道至此，发现云台山风光秀美，放眼望去一览众山小，且云雾霭霭，好一幅人间仙境的美景。于是便在此修建寺庙，并在此终其一生。因法师师出武当，故取名为“真武寺”，同时也称“即武当”。安化县的地名中也处处可以见到道家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如资水南岸的思贤溪之火烧洞、竹林溪之条鱼洞、大酉溪的潭水洞等等，这里的洞即道家所倡导的洞天福地。在被调查人群中有85%的人群或家庭信奉道教，可见道家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德山善德观的道长也有午时擂茶的习惯，当注重养生的道家文化与擂茶相遇时，擂茶文化与道家文化自此相辅相存，可以这样说，道家文化的养生之道对这一地区的擂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擂茶也为道家文化的养生提供了实物佐证。

三、常德擂茶重在宴饮形式，益阳擂茶更注重养生功效

（一）常德擂茶的宴饮形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擂茶的饮用方式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常德黄土店，擂茶宴成为了一种时尚，早年间常德地区喝擂茶，只是在擂茶里放入一些炒米，佐以一些花生或红薯片，大家围在火堂边喝喝茶、聊聊天，现在的擂茶已出现了一种新的宴饮形式。所谓宴也有很多的开式：家宴、婚宴、丧宴等等，而擂茶宴则是典型的家宴。常德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深远，儒家的修身、齐家的思想根深蒂固，家庭观念浓厚，宴饮亲朋、家庭聚会则是十分平常之事，喝擂茶也是不错的选择。所谓擂茶宴，其实就是将擂茶放上餐桌，配以其它的食物构成满满一桌达到宴请的规格，常德擂茶宴上，一般二三十个碗碟不等，大多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小食，主要有发糕、酱板鸭、毛豆、糖由粑粑、腌菜，再加上炒米、花生、红薯片、麻糖糕等，这此小食往往都是主人现做，既营养又美味。亲友们围上一桌，拉家长、评时事、嘘寒问暖其乐融融，家庭、家族关系在这浓浓的擂茶中更加和谐。到过桃花源旅游的朋友也应该感受到当地的擂茶已不在饮用擂茶。而延伸到品尝擂茶宴中的小吃和主人的热情。

（二）益阳擂茶更注重养生功效

益阳地区民间把擂茶列为药茶，加上草药擂于茶中，既解渴又治病，尤其安化擂茶品种最多，在保健、养生功能上，有止渴的、消炎的、防暑的、抗寒的等多种擂茶配方。在擂茶饮用形式上，虽然益阳擂茶辅料有花生、葵瓜子、南瓜子、麻糖、薯片（条）、等碟，多为炒熟的香脆之物，边喝茶边吃碟子，打发饮茶间隙，但仍就民饮茶为主，尤其是安化“后乡”地区，仍保留最原始擂茶的制作工艺和饮用形式。

四、结论

1、常德擂茶与益阳擂茶都始于东汉时期。

2、常德擂茶文化与益阳擂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辅相存，可以这样说，道家文化的养生之道对这一地区的擂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擂茶也为道家文化的养生提供了实物佐证。

3、常德擂茶重在宴饮形式，益阳擂茶更注重养生功效。（作者单位：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常德市社科基金一般课题“常德擂茶文化产业创新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吴觉农、吕允福、张承春.我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J].茶叶，1979.（01）5-10

篇7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经济领域中以资产融合为特征的企业重组现象日益增多。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并购决策都是基于经济和财务方面的考虑，而忽略了企业文化方面的因素。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如果只重视经济上的资源配置，忽视对新的企业组织上的文化整合与重塑，势必会阻碍资本经营的有效运作，加大企业管理成本，影响企业经营效率。因此，文化整合是企业重组不可或缺的配套工程，企业并购过程不仅仅是企业间有形资源的优化组合，更重要的是企业无形资源的优化组合。

一、文化整合在企业重组中的作用

文化也是一种管理手段。文化对企业管理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它是用共同的价值标准培养企业意识的一种手段，可以统一成员的思想，增强企业的内聚力，加强职工的自我控制。

第二，能激励职工奋发进取，提高士气，重视职业道德，形成创业动力。

第三，它是一个企业进行改革创新和实现战略发展的思想基础，有助于提高企业对环境的适用性。

第四，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使群体产生更大的协调力。

第五，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扩大企业的影响。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成功的公司和企业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文化”。如IBM公司，其创始人沃森十分重视经营哲学和文化管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为公司确定了“以人为核心，向所有用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的宗旨，明确提出了为职工利益、为顾客利益、为股东利益的三原则，后来发展为“尊重个人”、“服务”和“完全主义”三信条。这就是IBM公司今天的管理哲学。他们认为IBM最大的秘密在于：“卓越的企业伦理”，一个职工只有当他们被看作是高尚的人而受到尊重、受到信赖时，企业的价值才能展现光辉。

事实上，管理效率依赖于诸如价值系统、管理哲学等文化变量。日本的成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后，美国不得不放下架子去研究日本。美国人发现日本的一些具体管理办法不同于美国，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禀议决策制、企业工会等。但他们认为这些具体的管理办法同日本的民族传统与社会习惯有很大的联系，美国人很难借鉴。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寻求其本质，他们发现日美管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对管理因素的认识有所不同。美国管理过分强调诸如技术、设备、方法、规章、组织结构、财务分析等这些“硬”的因素，而日本则比较注重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而这些“软”因素与整个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美国人在发现这些差别后，又回过头研究美国的经营成功的企业，发现美国成功的企业也同样注重这些“软”因素。他们最终得出结论：文化的这种软因素是管理的核心因素，是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的因素。

二、文化整合的误区

文化是现代企业之魂。文化整合并不是简单地将各企业文化要素相加，也不是纯粹地抛弃一个只要另一个，而是双方长期复杂的磨合过程，是扬长避短和优势互补，从而形成新的企业文化特质。它包括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其出发点和归宿是尊重和坚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各个环节调动并合理配套有助于企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因素，形成合力，在企业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

文化整合的关键：一是要形成注重合作的团队精神。有人曾做过一个关于竞争与合作的实验：在一个装有若干个纸做的圆锥体的大玻璃瓶里，把每个圆锥体的尖端用细线系在瓶外；在瓶子的底部装一个水管，可导水入瓶；被试者可用细线将圆锥体拉出瓶外，但因瓶颈较窄，每次只能拉出一个。实验结果证明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合作大于竞争。二是要建立充满活力的创新机制。3M公司常常被认为是美国最富创新精神的管理样板。在3M公司，组织上下不断地致力于创设一种能自我更新的公司文化。公司的每一位科学家和管理人员都面临“保持第一”的挑战。为达到这一目标，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要求有15%的时间花在能在未来给企业带来极大效益的小项目上。这种高风险、高成本的策略给3M公司带来了许多利润丰厚的创新型产品，包括市面上流行的黄色的粘可贴。另外，公司还鼓励研究人员与营销人员结成团队以共享信息，并与市场保持紧密联系。事实上，当3M公司德克萨斯的奥斯丁郊外成立“第二大本营”时，它特意设计了大型的办公大楼，“迫使”组织不同部门的人员相互交换。在3M公司，人的发展被视为关键。公司花费大量的资金进行广泛的人员和组织变革，目的在于维护一支一流的职工队伍，而公司的竞争优势也由此而得以加强。如果询问3M公司为什么历经这么多年，还始终维持着如此高的业绩，那么，公司的总裁会告诉你两个事实：创新和质量。“这是我们这个日益激烈的竞争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工具”。

三、文化整合的症结

企业重组中存在着三个重要的环节：战略重组，过程管理，重组后的文化整合。从我国企业重组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相对前者而言，文化整合最为困难也最复杂。文化整合的困难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文化冲突和文化阻力，从根本上说源于文化差异。

（一）企业之间文化传统的差异

每个企业都会有自己的企业文化，而在各自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经济和文化等环境的影响不同，发展历史不同，自然形成的企业文化传统也就不同。企业之间的地域、民族、素质、行业和所有制形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文化性格和文化模式的差异。企业文化传统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企业员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不同，给企业重组带来了很大的文化阻力。文化传统的差异是企业之间的根本差异之一，也是企业文化整合的最大难题。

（二）企业重组中员工的心态

事实上，企业重组中文化阻力很多时候来自企业员工的心态。主要表现为：一是被重组员工对原有企业文化怀旧心理。二是被重组企业员工对变革前景“不确定”的疑惧心理。三是“兼并”与“被兼并”的心态反差。四是被重组企业的员工对“利益减少”的危机意识。

（三）企业文化本身的特性

任何文化都是长期沉淀的结果，企业文化也是一样，它是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而成长，并在各种要素综合作用下不断演化、成熟的，是企业全体员工长期共同努力、协作和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以及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长期相互磨合的结果。因而，企业重组中要改变或创新一种企业文化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而不可能一蹴而就。此外，文化的存在可能长于组织的存在，当组织形态改变后，原有企业文化并不会立即消失，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存续期，继续对原组织成员产生影响。由于这种延续性的存在，使文化的改变和更替具有迟缓性，并非组织结构一经更新，文化也随即更新，重组中企业从旧文化到新文化的转变是一个缓慢持久的过程。企业文化所具有的这些生成的长期性、存在的延续性和改变的迟缓性等特点，会给企业文化的变革和整合增大难度。

四、文化整合的方式

企业文化整合是指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将相异或矛盾的文化特质在相互磨合和调整后形成一种新的和谐的文化体系。企业重组中的企业文化整合方式，主要由双方企业文化的强弱程度、相适应性以及企业重组的战略目标共同决定，大致可有以下几种：

（一）替代式

当强势企业重组弱势企业时，强势企业向弱势企业输出自己的管理模式和文化模式，促使弱势企业的文化发生根本的改变，最终以自己的强文化取代对方的弱文化。典型的例子是海尔兼并青岛红星电器有限公司。海尔在兼并之初，首先派去的不是市场营销人员，也不是财务人员，而是企业文化部的人员。通过对被兼并企业进行先进文化理念的输入和一整套文化模式的改组，使被兼并企业职工的斗志空前高涨，企业的生产经营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海尔的成功在于坚持以自己积极进取的创业文化取代对方的守业文化，以自己的无形资产盘活对方的有形资产。

（二）融合式

在强势企业与强势企业重组时，双方都有令人自豪而优秀的企业文化，彼此只能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文化的优点，在文化上相互同化，使两种不同的文化最终复合成为一种更优秀的新型企业文化。例如上海贝尔公司是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比利时阿尔卡特贝尔公司和比利时王国政府合作基金会合资建立的。在公司建立之初，各方就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加强沟通，精诚团结，逐步形成了全新的“团结、奋进、为大家”的贝尔文化。虽然我们在贝尔公司的文化模式中仍可以找到合资各方的原有文化踪迹，但却已今非昔比，其文化已具有新的内涵。

五、文化整合的步骤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也是一个文化实体，企业重组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因此，企业的领导者应该充分重视重组中的文化整合，并有意识地塑造一种理想的企业文化模式，最终提高企业重组的效益、实现企业重组的战略目标。具体步骤如下：

（一）分析比较，找出差异

认真调查研究，对重组企业内部原各企业群体的文化状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比较，明确该坚持、提倡、弘扬的是什么，该摒弃、纠正、完善的是什么。切记一刀切，因为优势企业也可能存在某些落后的不合理的文化因素，劣势企业也可能存在某些先进、合理的文化因素。

（二）立足实际，弥补差距

立足双方企业文化的实际状况，根据企业重组的战略要求，对未来的文化模式的实施措施进行科学设计，并将设计好的理想文化模式进行适当的细化和量化，详细规划对新文化的推广。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整合。企业重组后，应当通过宣传动员，将员工对企业目标、企业的市场形象、员工成功的标准等问题的不同的看法规范为一种新的适应企业发展战略的统一的价值观。其次是制度文化的整合。企业在重组后，适当按照分工协作的要求，建立新的一整套规章制度，以便从硬约束的角度与其他各种软约束因素共同强化新文化在员工思想上的积淀。制度设立不宜过繁，以免束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制度一旦确立，便要严格执行，不能徇私枉法。再次是物质文化的整合。运用员工服装、企业商标、标志物、厂房车间、工作环境、娱乐场所等物质因素进一步强化企业员工的协同感和对企业深层观念文化的理解，进而使新的企业文化渐渐在员工心中生根发芽。

参考文献：

1、王蔷.组织行为学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篇8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而出的精华，文化的沉淀的而促使为地方形成一定的文化精神。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近距离地域也使得两国之间相交甚为频繁，这也是两国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追溯两国文化交往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与日本交往已有两千的历史，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以日本的茶道精神与文字等为例，从中皆可看到中国文化的身影。但毕竟中国与日本之间为两个国家，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发展方向以及历史不同，因此也导致两者之间的文化具有异性的差异。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缩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新、艰苦探索之手所创造出的，因此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发展历史下，中国更应坚持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坚定奋斗信念，自强不息，并将中华文化不断地推向世界，在继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弘扬优秀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两国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历史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见证，谈及历史发展人们将会想到日期以及相关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当今都将造成重大的影响，1972年中日建交公报的签订就是其中一重大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受到众多关注其重要原因在于首先，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渗透出了一种文化的特性，另外，两国交往通过文化相互渗透来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后代，这也是历史视域下文化交流多特有的特性。人类历史发展不能忘却历史，在历史长河发展下也使得民族文化形成以多元文化为代表的艺术形式[1]。实际上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中华历史的上下五千年造就了今天中国人自求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下形成的、实践下形成的发展观念。中国的独特的发展观念则来源于中国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东邻海洋，四处环山，西北边陲临近沙漠，这种环境也是养成了中华民族发展下的坚韧性格[2-3]。追溯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不论良好的影响方面还是坏的影响方面，这些促使中国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历史文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日本富有特色的文化，日本从地理上进行划分为岛国，因此历史文化也具有强大的鼓励性。古代中国历代朝代变迁，日本也曾见证了的中国各朝代的繁华，因此日本也在一段时间内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深受地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交往中也多呈现出不安等现状，时刻担心自身与他国之间的差异[4-6]。在日本发展上，“明治维新”事件影响深远，削番置县集中重要的权利，并以引进西方发展技术，这一历史事件则直接推动了日本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之中，也正是这一变革，使得日本未能卷入半殖民地的发展之中。探究日本的历史文化，不难发现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的茶道精神，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并颇具东方韵味，最早曾被称之为“茶汤”是一种以茶为饮品的待客方式。茶道多有讲究，如主人的穿着，动作，茶具等这些都有着一定的讲究，而这种文化艺术形式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方式流传至今。

二、历史差异化发展下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一）社会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分析

当前社会发展中任何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社会环境而独活，因此日常的社会交际不可避免，个体如此那么国家也亦是如此。社会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方式。日本的社会交际中多重视礼仪，因此也导致其语言中出现了众多的问候语，部分地区人们也将这种问候语语法形式称之为公式化的问候。例如，双方在交流中，必须进行正式的应答，如回到家中需讲到“我回来了”，而对让也需说“你回来了”，在吃饭之前需说“承蒙招待，我开动了”等，各种问候语也是日本人际交往中所不能或缺的方式[7]。

相比于日本的人际交往问候方式，中国就显得较为随和。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客套话语通常运用与陌生人打交道之中，而关系较近人之间则不需要过多的客套，但这并不意味着亲近之人之间不需要礼貌，而是讲关系亲近的人之间不必过多的客气。此种方式尤其体现在家人之间，家人之间若过于客气，则将会容易引发误会，误认为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公式化的问候方式中国人际交往中也有，如“打扰一下”，这一词汇多用于两个双方生疏的人之间，在麻烦对方或者打断对方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汇[8]。

总之，中国的问候语多用于交际会话之中，且多数是没有格式要求的，并且中国的交际问候可进行随意的调节，结合不同人群，以及不同交际地点都可进行调节，而相对于日本的交际用语多是较为正式性的。但实际上不论是交际用语其都是一种民族文化形式的表达，更是一种文化的展示形式。

（二）民风民俗之间的中日文化差异

两个之间的地域不同因此造就出的文化传承方式也将有着一定的差异，与日本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较为保守，而日本文化相应与较为开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保守思想与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之间息息相关，受到多年文化思想的禁锢，虽然国家倡导打开思维，着眼于世界，但此种保守的心态仍然深深的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9]。

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两国民风民俗之间的众多差异，以婚庆习俗为例，婚礼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婚礼中各种风俗习惯也皆渗透出当地传承的各种文化艺术风格[10]。在举行婚礼中不论各种布置，还是婚礼服等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式会场布置中有着一套系统的流程，首先新郎与亲友去新娘家接亲，到新娘家后，新郎与朋友需缴纳红包方可进入新房之中，而后为了多留新人相处时间，多采用藏鞋等方式，最终新郎怀抱新娘步入婚车。会场布置，通常为新娘家为结婚当日的前一天，主会场为新郎家，新郎家结合参加婚礼人数，摆放桌椅食物，并在会场中摆放气球，燃放礼炮等。待到吉时在司仪的见证下，双方完成婚礼。

日式婚礼会场具有众多的礼节，例如婚礼中男女双方需要通过多次的交杯来完成意识，此数量多为339次，在客场上，客人给新郎倒酒，新郎必须分为三次喝下，这代表着对客人祝福的答谢，而后客人之间相互的敬酒。而在婚礼会场中还有一点重要体现那就是，在佛前宣誓，这与西方教堂式婚礼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日式婚礼中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家人把“纸垂”剪成纸条，而后将纸条绑在树枝上，此种寓意着要将亲人的魂魄召回来，以此保证此对新人的平安幸福[11]。

（三）交往方式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历史中形成了众多派别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则中国具有代表特色的思想观念。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华数千年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从春秋时期开始，儒家思想便影响着我国社会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因此，在交往方式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与融合亦十分明显。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涕”。而“仁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儒家学派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及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和要求[12-13]。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所有思想著作、理论都是以“仁”为前提和基础，“仁”所体现的“爱人”、“仁以处人，有序和谐”等思想。除了儒教思想的渗透，也有其他各派别，如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以及后来演变而生的“天人合一”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更是几千年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这些一度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思想，并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我国具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团结共处，和谐共进，这种地理发展特征也要求着中华儿女应融合相处，坚持“仁爱”，广交天下，一同建设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交往方式中，中国人也更加喜欢交朋友、在汉语语言中常见的词语如“老朋友”一词，朋友之间相互交往，进而使得朋友逐渐成为一种家人，对待朋友坦诚如宾，当朋友遇到困难更会积极的深处援助之手，中国古典成语中更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等词汇来表达朋友之间的交往深情。中国人可以在任何场所中广交朋友，如饭桌之上，列车之上等。

日本交往文化中则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文化产业异常发达，有资料显示，其文化产业占CDP总值的20%左右，而其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十位。实际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日本在借鉴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也推动了本土文化的良好发展，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下也形成了当前日本的多元文化[14]。而这一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快速发展的岛国，其多元文化主义中也具有主要的发展脉络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等，这些文化也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向多元文化发展。多元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称呼，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中，多种文化相互交织与融合统称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与构成难以脱离人类社会发展，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日本在交往中认为与不熟悉的人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更不会因为习惯而养成的一点小事儿成为朋友，相对于社会交往则并不会积极主动，而对于请求别人的帮忙，日本人则是很少会强求他人。

由此可见，中日文化中国交往也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注重情感，看重朋友这些被誉为中华美德。因此，中国人在广交天下的同时，也应注重与朋友之间相处的度。而日本交往中的淡薄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相处冷漠，与此同时，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发展。各个国家相互借鉴吸取，方能更好地推动世界之间的交往[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见证，从历史视觉下探究中日之间的交往，可以得出两国文化有着众多的差异，而部分差异也是由历史差异演变而来的。基于此，本文从历史文化差异视角下探究了中日之间社会交际差异、民风民俗的差异、交往方式的差异，而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包括众多差异，本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与日本之间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下这些文化发展也逐渐趋同，并共同推进地球文明的前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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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现象是单单的技术差异造成的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有哪些：中医学对技术的认识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特别强调知识和操作规则，每每把它视作要素；如《内经》中便把具备一定医药知识、经验和操作技能的、出色的行医者称为"上工"；而把那低劣的，"诊不备三常，疗不慎五过，不求余绪，不问持身，亦足为粗略之医"者称为"粗工"；二是技术也包括从师学习而获得的，或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技巧、能力和方法；故倘若"不终师术，惟妄是为，易古变常，自动循已"（王冰语，见《素问o徴四失论》注），则常被斥之为"妄作杂术"；三是基本不包含物化的手段。西医学的技术观念与中医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较少地含有理论、知识规则的成分；二是继听诊器、注射器、手术器械等诊疗物质手段和工具的发明及应用之后，对技术中工具和设备的地位及其作用就日益加强，今日之技术越来越成为科学理论物化的结果；三是技术中的经验、技能、规则和方法不再只是贮存于人脑中，而是以电子计算机等设施进行物化的"软件"了。

由此可见，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是很大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并不能责备中医师不懂西医，或西医师不懂中医，即使通晓中西医的人，在处理中西医各自技术获得的诊断资料时，也是分别运用两个技术系统去操作的。那么构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技术的差异是表层的，不是主要的和本质的。因为医学不仅是实用技术，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成分，不但不能脱离文化整体，反而要受文化整体的制约和支配。技术只是文化的物化形态，它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总是接受某种文化指令的产物。由此，不同类型的文化，便支配了不同类型的技术。根据这一原则，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本质上是由中西医文化差异决定的。

中医理论起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从而使中医具有极其鲜明的人文医学特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古代中国，一面为大海所围，另一面被高山峻岭、戈壁荒漠所隔，这一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相互隔绝，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可以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中持续地发展，而不至于中断或异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既有一脉相乘、独立完整、日臻成熟、内容积累极为丰富的一面，又具有相对封闭、创新能力较弱的一面。广义而言，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乃至后世余绪，大多出自殷商时代的巫史文化，大都尊崇自然力，强调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不可违逆；各家学说又多崇尚权威，易于调和；推崇祖先"慎终追远"；重人伦礼乐而轻自然事理；重思辨顿悟而拙于逻辑论证。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知行合一，注重实践，求实精神和实用主义倾向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成为了中医理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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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叶及茶文化向东亚的传播

（一）茶向朝鲜的传播

从地缘上看，朝鲜半岛与中国接壤，通过陆路便可通达。从汉代起，中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便交往频繁，这种交通往来“对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形成有着某种催化作用。”⑧进入唐代后，中朝之间的往来更为密切，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到昭宗干宁四年（897年）的近200年间，朝鲜曾向唐派遣使团89次。与此同时，唐代的风俗、饮食等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茶作为重要的饮品同样流入了朝鲜半岛。《三国史记》载大武神王9年（26年），孙无恤吞并盖马国，杀其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闻盖马国王被杀“举国来降”。“苟茶国”中出现了“茶”字，但笔者推断这可能是金富轼在写作《三国史记》时，用汉字“茶”表朝鲜语之发音。西汉时，中国关于茶的文献记载尚颇为罕见，此时茶叶当不会传入朝鲜半岛。从公元7世纪起，茶已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文献和碑刻中便有所体现。金立之《崇严山圣住寺事迹碑铭》中有“茶香”字样，收藏于韩国东国大学《崇严山圣住寺碑片》有“茶香手”字样。①高丽时代，一然《三国遗事》收录金良鉴撰《驾洛国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②文中记载的是新罗文武王即位之年（661年），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推断，茶在此处当为饮品。这是7世纪中后期，朝鲜半岛已有饮茶的史实。《三国遗事》中的记载并非孤证。《三国史记》载有薛聪的《花王戒》：“又有一丈夫，布衣韦带，戴白持杖，龙钟而步伛偻而来曰：‘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临苍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头翁。窃谓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③薛聪生活在7世纪中后期到8世初，白头翁“茶酒以清神”之句，可推断在薛聪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茶有振奋精神的作用。白头翁衣着为“布衣韦带”，这是未仕或隐居贫贱之士的粗陋服装，白头翁的生活环境是一个交通便利却又人烟稀少的地区。7世纪末在朝鲜相对偏远的地区，一般的贫寒士子之间，茶应该已是较为寻常的日常饮品了。

《三国史记》兴德王二年记载：“冬十二月……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④善德王在位时期为唐初，该时期茶便已经在朝鲜开始传播了。兴德王二年是唐太和元年（827年），在茶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了200余年后，朝鲜人已经将茶作为重要的饮品。遣唐使大廉在9世纪初将茶种带回国内，朝鲜半岛开始栽培与种植茶叶，朝鲜的茶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茶也是佛教供养佛祖的至要之物。景德王（742－765年）每年春天置茶会，以茶赐臣民。《三国遗事》第二卷载有僧人忠谈向国王献茶的记录：“三月三日王御归正门楼上……僧曰：‘每重三重九之日，烹茶飨南山三花岭弥勒世尊，今兹既献而还矣！’王曰：‘寡人亦一瓯茶有分乎？’僧乃煎茶献之，茶之气味异常，瓯中异香郁烈。”⑤这则故事发生在景德王二十四年（763年）三月三日，忠谈肩背“樱筒”，樱筒可容纳不少茶具，方便携带，可随处煮饮。忠谈在每年的重三与重九之日，向南山三花岭弥勒佛祖供奉茶水。以茶礼佛是唐代佛教的习俗，唐代以茶献佛的风俗在朝鲜半岛也得到传播。忠谈以茶供佛、以茶献王，这是朝鲜半岛茶礼习俗的初步萌芽。景德王是一位喜欢饮茶的国王，他还以茶赐人。景德王十九年（760）四月，景德王请高僧月明师作散花功德，他赐茶以示嘉奖：“王嘉之，赐品茶一袭，水精念珠百八个。”⑥新罗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遣唐使、留学生、僧人等人，他们在中国与茶有着广泛的接触。新罗国王子金乔觉（696－794年），又名金地藏，在九华山择地栽茶，“金地茶，梗空如筱，相传金地藏携来种”⑦，《全唐诗》收录了其茶诗《送童子下山》。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提到众多新罗人，其中有名有姓的新罗人近50人。⑧新罗人与唐人杂居，他们熟悉唐代茶及饮茶习俗。在唐代生活的新罗代表人物李元佐于843－845年与圆仁多有往来，李元佐曾送圆仁“路绢二疋、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⑨新罗来华著名文士崔致远与茶同样密切，他为创建双溪寺的真鉴国师（755－850年）撰写之碑文中写道：“复有以汉茗为者，则以新爨石釜，不为屑而煮之。”瑏瑠崔致远茶诗《谢新茶状》：“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瑏瑡两者描写的都是唐代盛行的煎茶法。崔致远生活在唐僖宗时期，正是煎茶法大行其道的时期，他应是相当熟悉的。综上所述，唐初茶文化已经向朝鲜半岛传播，7世纪末，茶在朝鲜半岛已较为普遍。新罗人入唐把唐代文化制度带回新罗的同时，也把茶叶及茶文化带回了新罗。这一方面在朝鲜半岛传播了唐朝先进的饮茶文化，另一方面又提升了该地茶文化发展的层次与水平。9世纪后，新罗人已不满足于从中国输入茶叶，他们开始尝试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煎茶法，努力提高本国的茶文化层次与内涵。茶被用来祭祀先祖、接待宾客、日常饮用、赏赐群臣、供奉佛祖，用途极为广泛。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朝鲜茶文化的发展、演进与唐代茶文化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是接受程度较高的国家。

（二）茶向日本的传播

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认为茶叶传入日本当在圣德太子时代（593年左右）①，但他并未列明佐证史料。日本大化改新之后，中日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从贞观四年（630年）到干宁元年（894年）的260余年间，日本共遣使15次。他们全方位学习唐代文化，如饮食服饰、雕刻建筑、音乐美术等、社会习俗、典章制度、释道儒学等。中国的茶叶及茶文化也随着这股汹涌的文化交流大潮，源源不断地向日本输出。奈良时代（588－780年）日本文献中关于茶的记载极其少见，最早的地方志《风土记》、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没有相关记录。仅在日本现存最早官修史书《古事记》中有两处记载，一是仁德天皇（313－399年在位）时代《志都歌》，二是雄略天皇（456－479年在位）时代之歌。文中提到茶山、茶树、茶花等。《古事记》所载多神话传说，只能从侧面反映其成书年代，即8世纪初日本茶叶传播的某些踪迹。日本正史中关于茶的文献记载见于840年成书的《日本后纪》。嵯峨天皇弘仁六年（815年）4月，“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崇福寺大僧都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龙颜大悦，赐之以御冠。这段文字向我们透露了几个信息：嵯峨天皇应该已经接触过茶；茶已经被当做饮料使用；茶是贵重的物品，用来接待贵宾；都永忠所煮之茶味道不错，深得天皇赞许。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令畿内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国植茶，每年献之。”②这些茶作为贡品进献朝廷，他还把皇宫内的东北隅辟为茶园。平安时代前期（794－930年），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开始种茶、制茶、饮茶、咏茶，茶文化之风大盛。该时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僧侣来实现的，皇室成员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澄（767－822年）于804年来到浙江天台山，向道邃、行满等禅师学习天台宗教义。在佛陇寺庙时，曾任智者塔院的“茶头”。

805年初春，最澄归国时，友人举办了一场茶会③。在天台山茶风的熏染下，最澄对唐代茶文化有深入认识。最澄致力于茶文化在日本贵族阶层及僧侣阶层的传播。嵯峨天皇与最澄的唱和诗歌《答澄公奉献诗》：“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④嵯峨天皇在诗中提到陆羽，日本贵族阶层已经了解唐代茶文化发展的情况。弘法大师空海（774－835年）是日本另一位重要的茶人。他与最澄同年来华，据《弘法大师年谱》记载“大师入唐回国的时候，把茶带回来，奉献给嵯峨天皇”。⑤815年，嵯峨天皇临朝时，空海上书《献梵字及杂文表》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震旦之书。”《高野杂笔集》提到茶在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思渴之次，忽惠珍茗，香味俱美，每啜除疾。”他在一首诗歌的序文中云：“曲根为褥，松柏为膳，茶汤一碗，逍遥也足。”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看出，空海不仅看重茶的具体功用，更注重茶所带来的清净自由之境界及审美感受。空海不仅喝茶、诵经，他还经常写诗作文，与一些皇族、诗人酬唱应和，其中不少与茶有关。嵯峨天皇曾作七言诗《与海公饮茶送归山》：“道俗相分经数年，今秋晤语亦良缘。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⑥仲雄王拜会空海诗作《谒海上人》描写唐代煎茶之法：“石泉洗钵童，炉炭煎茶孺。”①学者、诗人小野岑守与空海唱和诗作《归休独卧，寄高雄寺空海上人》：“野院醉茗茶，溪香饱兰宦。”②空海给兴元寺护命僧正80岁的贺寿诗序言中描绘了与知己相聚，设茶汤之会的情景：“聊与二三子，设茶汤之淡会，期醍醐之淳集。”空海对茶的种植、唐代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高僧文人之间的茶诗唱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被称之为日本“茶祖”。

篇11

随着当前国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加之众多相关的研究者对语言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都使人们深刻的意识到文化与语言之间所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语言不单单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各种不同的语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包括文字、语法以及文化特征等方面。翻译是一门很重要的学术能力，成功的翻译不但可以加强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沟通，也可以成功的增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所以说，一名称职的翻译者不单单需要了解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还需要了解对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

一、日语中的文化特征

每一个民族自己语言的发展，都与其生长的环境、发展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些特定的民族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会发展起自身语言，而正是这些语言，切实的反应出了这个民族的品格、文化特征，以及这个民族的历史故事以及文化传统等。日语也不例外，它也是在日本这个民族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随着日本这个民族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具体体现出了日本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

（一）日语的表达方式比较含蓄

通过对日语的文学典籍、文学作品以及日常对话等材料的分析与研究后，不难发现的是，在日本这个民族中，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是十分含蓄、暧昧的。例如，日本人想要拒绝别人的时候，不会直截了当的说“だめです。”，而是会用“それはちょっと…”来委婉的拒绝别人，以避免尴尬。

（二）日语的语言交流比较模糊

在日本这个民族中，他们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说话用词都会比较委婉，不会把要说的话直接挑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他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会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

（三）日语的称呼用词十分尊敬

日本这个民族，是一个社会等级观念十分浓厚的民族。在他们的国家里，整个社会都有着十分分明、清晰的等级观念。例如，男女、长幼等级等等，都有着十分清晰的社会等级观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一些与身份相符的敬谦词汇。

（四）日语的男女用语十分清晰

在日本这个民族中，男士的社会地位较之女士的社会地位来说更高，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男士在日常生活中的用语一般就会比较强硬霸道，而女士的日常用语相对来说就会柔弱一些。

二、汉日翻译中如何有效体现文化特征

（一）翻译中要注意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

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来说，广大民众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都比较喜欢耿直的说话方式，表现出来的整体特征就是直来直去，开门见山。然而，日本这个国家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和我国人民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全然不同，他们在日常交流中喜欢含蓄、委婉的表达出自身的想法及意愿。这样一来，就要求汉日翻译的工作人员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重对语言表达方式进行适当的转变，即将平时耿直的说话特点转变为翻译时较为含蓄的说话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很好的将日语中所要表达的深刻含义准确的表达出来。

例如，日语中有和汉语“请～”相同意思的“～てください。”，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种说法有强加于人的感觉，一般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都会采用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即“～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意思是“您能为我～吗？”。

另外，日本人在说话的过程中，通常会在所说的一句话后面加上一些语气助词，如“が”或“けど”等，并省略后面想要表达的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一种言外之意的感觉。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这些语气词适当的省略或者合理的翻译出一部分来。当然，这个翻译的前提是不会影响到所要表达的含义。

（二）翻译中要注意谦敬的称呼用语

和我们了解到的一样，日本这个民族的等级观念十分强烈，这就决定了日本人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也要对称呼、敬谦表达进行合理的应用。与什么样的人进行交谈，或者与什么样的人共事，在这些过程中需要运用的敬谦词语都是约定俗成的。这样一来，便使得汉日翻译的工作人员要注重分析各种场景与内容。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将文本或对话中的各个不同的时间、地点以及场合弄清楚，与此同时，还需要对长辈、晚辈之间，上级、下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掌握。例如，在介绍别人时，要用礼貌表达“こちらは～です。”，而在自我介绍时要使用“～と申します。”的自谦表达方式。因为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到汉日翻译工作的成效。

（三）翻译中要注意区分男女性别

日本是个传统观念十分浓厚的国家，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即男性在家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一家之主，多数的事情都需要他们来决定，而女性则一般是主内的更多一些，具有贤妻良母的优良品德。如此一来，男性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用语自然也会有所不同。女性一般会采用温柔、委婉的语言，而男性一般会采用一些霸道、强势的语言。尤其是终助词和感叹词的使用，女性一般使用如“わ、ね、かしら、あら”等柔美的词汇，而男性使用的则是感觉比较粗俗的“さ、ぞ、ぜ、おい”等词。正是这些不同的语气词语的使用，让人可以深刻的意识到人物的性别。

三、汉日翻译中日本语言文化的必要性

语言是各个国家之间运用次数最多的交流工具，然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往往会存在不同语言的情况，这样一来，为了更好的发展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有翻译存在。当然，翻译的工作不是对两国的语言了如指掌就可以胜任的，文化的不同也会影响语言的交流，生硬、直接的翻译方式可能会阻碍关系的发展。只有了解了两国的深层次的语言文化底蕴，才能将两国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准确完整的翻译出来。所以，为了更好的做好汉日翻译，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在不断加强两国语言方面造诣，提高翻译的综合能力和水平的同时，更要深入了解两国之间语言文化的差异，只有这样，翻译者才能翻译出更加生动、形象的作品或文章，以达到深入交流的目的。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当前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的过程中，要想成为一名称职的翻译者，不单单需要对本国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有着系统的掌握，还需要对对方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是因为，翻译不只是一个语言上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它还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汉日翻译事业的顺利发展，就需要广大翻译工作者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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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检察机关的文化自觉，必要要正确处理检察文化建设中觉悟、形式、内容三个基本问题，实现觉悟、形式、内容的突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以文化之”的效果。

提高检察文化自觉，首先必须解决觉悟问题。对于文化的内容，人类有一个“觉”、“悟”的过程，也就是感受与理解的递进关系，是一步一步加深的过程。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事物接触，在接触中一步一步发现客观存在的事物，这是以人为核心感受到的情况，在感受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握和利用。如此才能达到自觉与统一，因与果，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具体到检察机关的文化建设，也有一个觉悟的过程。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检察文化的表象，通过自已的思考与理解，进一步感受其中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使检察文化真正为检察工作服务。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核心，一个是它的外观，即它的内容与形式，检察文化也不例外。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在处理形式问题上我们应贯彻“引进、结合、融化”三部曲。检察文化可以成为一个无所不容、博大精深、无可限约的文化。一切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我们都要引进它，这样才能把检察文化塑造成一个有自己特色、随时在发展、善于融合得生命力量，才会达到形式不拘一格、丰富多彩。尤其在当今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文化的建设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形式，应充分利用网络这种高效便捷的方式来建设检察机关文化。

检察文化建设的主体内容，概括言之，就是要不断丰富检察人员的精神家园，促进检察人员全面发展。培育文化载体，加强作品创作，引导干警实现自我教育、自我表现、自我服务。

二、增强检察文化自信，努力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四项核心价值观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体系和文化价值的肯定、坚持与弘扬。具体到检察机关，则指要把努力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四项核心价值观，作为加强检察机关自身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树立祖国至上的理念，做人民忠诚卫士；着力回答和解决“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要始终把“忠诚于党”作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灵魂紧抓不放，坚定干警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下大力集中解决干警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方面的突出问题，筑牢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和思想根基。始终保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做为民护民的勇士；着力回答和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教育干警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承担着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我们来自人民群众。时刻铭记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精神父母，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本。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理当做人民喜爱的检察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增强大众情怀，摒弃小众意识，想问题、做事情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都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意愿，自觉同群众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把为民作为检察机关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做维护公正的战士；着力回答和解决“怎样办案、如何执法”的问题。“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正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促进司法公正是检察人员的最高价值追求。实现公正执法与司法的最有力途径是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将法律作为司法、执法的准绳。检察机关要把维护司法公正作为天职，把推动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强化法律监督、严格公正司法上，努力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树立纯洁至上的理念，做捍卫廉洁的斗士；着力回答和解决“崇尚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廉洁即为不贪，不贪接近纯洁。古语“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用廉洁文化教育引导检察干警自觉反对各种不正之风，坚决做维护清正廉洁的勇敢斗士，坚守检察干警清正廉明、无私奉献的基本操守。

三、实现检察文化自强，努力达到导向、自律、凝聚、激励、辐射五个作用

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最终是要实现文化自强。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实现文化自强。

任何一种文化对人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和风细雨的，但这种文化一旦被人们接受，其影响却是根本的、长期的和广泛的，检察文化也是如此。检察文化建设的真正意义远不止丰富检察官的文化生活，搞几场热闹的专题活动，而在于将检察群体的内在精神、业务素质，人文修养加以提升，使现代司法理念对检察人员产生深厚的影响，并通过其司法活动的内容、方式、过程等呈现出来。检察文化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导向作用。检察文化所崇尚的就是广大检察人员所追求的，检察文化能够对检察人员群体和个体的价值行为起导向作用，使之符合检察机关的宗旨和职能。在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导向功能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以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武装检察人员的思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来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引领风尚;第二个层面,是以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为指导,将“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和“严格、公正、文明、廉洁”的目标要求融入检察队伍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检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转化为检察人员的自觉追求;第三个层面,是牢牢把握“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始终践行“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检察职业宗旨。

二是自律作用。检察文化对检察人员个体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规范作用，这种规范源于检察机关内部营造的文化氛围、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无形的精神力量，会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的群体心理压力和动力，使检察人员产生心理共鸣，继而达到行为的自我控制。检察文化的自律功能主要通过约束检察人员的行为来实现,指的是检察文化成果的行为规范力,它向检察人员传达什么样的行为是被许可的、什么样的行为不被许可。

篇13

1 习语、语义、文化

习语（Idiom）在《英语习语分类词典》（2001年）中是这样界定的：“习语是指英语中长期以来习用的、表达完整意义、结构定型的固定词组或短句。”习语的范围很广，它包括比喻性词组、俚语、俗语、谚语、格言、惯用语、成语、还有歇后语（平洪，张国扬 2000）。习语是语言宝库中绚丽多姿的瑰宝，其生动形象、寓意深刻、韵味隽永，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也闪耀着语言艺术的光彩。总之，习语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语言中的精华。

语言不是词的简单集合体，习语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习语的语义有其独特之处。大多数习语语义不能或基本上不能从其独立的词语来判定，即从习语的组成词里根本看不出该习语的含义，因此，分析习语语义时要将其当作一个整体看待，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不是其组成部分含义的总和。例如：汉语的“翘辫子”、“开夜车”、“临时抱佛脚”。英语中的kick the bucket不是“踢桶子”而是表达“死”的含义；the skeleton in the closet不是“壁橱里的骷髅”而是指“家丑”；as fit as a fiddle不是“像小提琴一样强健”而是“神采奕奕”。这是人们长期使用而约定俗成的意思，无法从组成习语的各个词中去推测。可以看出，习语语义的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和特异性。所谓习语语义的整体性是指习语语义是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语义无法从其各组成词的单独词义中推出；特异性是指习语语义不符合逻辑，习语各组成词的含义和习语语义之间明显地背离思维逻辑，但其独特的内涵约定俗成，并沿袭至今。

历史悠久的英语和汉语都包含着丰富的习语。习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是人们在长期的观察、劳动、生活、娱乐等文化活动中积累的相沿远久、约定俗成、具有完整独特意义的词语，是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的最典型的表现（平洪，张国扬 2000）。大量的习语不仅承载着明确的民俗文化信息，更隐含着深层的民族文化涵义，揭示英汉习语的内涵，就犹如打开一本民族历史的画卷，展现出英汉两个民族的民俗风情，以及历史文化给两种语言留下的深刻烙印。本文从文化的视角探究英汉习语，以生动具体的语言实例阐明文化共性与文化差异，同时对英汉习语语义进行归类分析，准确把握习语的文化内涵，跨越文化的屏障。

2 语义重合的英汉习语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共享一个大自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自然环境或生活体验，同时人类社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也存在种种共性，不同民族的经历和意识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在人类思维中，以人所共知共有的概念，凭借相似的认知经验，形象地比喻、描述某事物或现象具有广泛的共性。因此，尽管中国人和讲英语的人文化背景不同，但在英语和汉语中相同或相似的习语也不少，即表达形式相同或相似，字面和内涵意义相同或相似的习语，也就是语义重合的英汉习语。例如：

英语习语

汉语习语

safe and sound

安然无恙

to talk black into white

颠倒黑白

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披着羊皮的狼

More haste, less speed.

欲速则不达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趁热打铁

To go in at one ear and out at the other.　 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A rat crossing the street is chased by all.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以上的这些英汉习语的语义整体上是相同的。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语义重合的英汉习语体现英汉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共性，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即文化重合，进一步反映了人类文化思维具有一定的相同性。

3 表达不同，语义相同

英语和汉语中有不少习语是用不同形式来表达同一事物或现象的，其习语中的词语字面含义不同，但习语所表达的内涵相同。习语常常运用不同修辞手法，并以极其简洁的语言形式来体现。英汉习语中常借助比喻，通过具体的形象来生动地说明人或事物的特性。实际上，在用比喻义进行表达时，习语所指称的不是词所指称的事物本身，而是同这一事物在某方面有关联的另一事物，也就是言外之意。习语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不同，导致对同一事物和现象不同的认识，形成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同一事物和现象的英汉习语，这些习语的表达形式不同，却具有相同联想或褒贬感彩的内涵义。本文分析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关的英汉习语，探讨其所折射出的英汉民族不同文化差异。

文化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文化的价值在于使人适应自然环境。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习俗道德等等，都是为了利用和适应环境而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的心理认知、语言形式具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地理位置影响一个词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自然环境对思维的影响。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也正是因为地域、气候、环境的不同才有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的文化。

英国四面环海，是一个岛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航海、渔业、造船、海运业非常有利，因此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英语习语与海洋、捕鱼、航海有关。例如：to clear the deck（准备战斗）；to be in the same boat （处于同样的困境）；plain sailing（一帆风顺）；Hoist your sail when the wind is fair.（好风快）； trim one’s sail（见风使舵）。起初水手使用这些习语，后来逐渐被人们用来比喻类似的事物，久而久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习语了。然而，中国以陆地为主，人们的生产、生活及经济活动依附于土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反映在语言上自然就以陆地上的人和事物为主。汉语习语中反映土地、农耕生活的较多，如：拔苗助长、瓜熟蒂落、斩草除根、瓜田李下、瑞雪兆丰年、五谷丰登、春天一刻值千金，农事季节不饶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习语不仅是语言的精华，而且是语言的缩影，是语言特征的集中反映。语言是人们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并在交际中不断发展，习语中的大部分就是来自普通老百姓的生产劳动和生活经历。英汉两个民族的人民生产劳动和生活经历不同，习语中的用词也就各不相同。这些特征在两种语言的习语中得到了较完整的反映。例如，同样是引申指在严峻考验下才能显示出谁是最坚强者时，英语习语为“A good pilot is not known when the sea is clean and the water is fair”(在天气晴朗和大海平静时看不出好舵手)，汉语则为“疾风知劲草”；同是指“在小范围内出名的人”，英语为“a 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汉语为“小庙里的大和尚”；同样指“平时做好准备”的联想意义，英语习语为“while it is fine weather mend your sail”，而汉语用“未雨绸缪”；同是指“犹豫不决”，英语是“hang in the wind”，汉语为“举棋不定”； 同是指“在内行者面前卖弄自己的本领”之意，英语习语为“teach fish to swim”，汉语为“班门弄斧”。从这些例子不难发现，是由于自然环境不同才造成英汉两个民族的人民在使用语言时的不同思维与概念系统。每一个民族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因而不同民族的一些习语的产生便和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山川物产密切相关。所以，在英汉习语中语义相似而用词却完全不同正是由于两个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导致的。

4 表达相同，语义不同

由于英、汉两个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各不相同，观察事物、认知外部世界的视角也不同，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情感依附，因此对同一客观事物的褒贬好恶、情感评价和文化心态就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的文化里拥有不同的价值，引起不同的联想，具有不同的内涵。近年来，学者们对不同语言中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文化词汇”、“联想意义”、“国俗语义”等的概念，指出语言中有些词汇直接或间接地承载民族文化信息，隐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culturally-loaded words）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它们的字面义相同，但各自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例如，英汉两个民族的色彩取向不同，英汉颜色词的国俗语义也不同。在中国红色具有的象征意义比西方国家要强烈的多。在汉族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幸福、喜庆、欢乐、吉祥、热烈、顺利和成功。例如：开门红、满堂红、红光满面、红红火火、万紫千红等等。西方人从斗牛的文化传统中深感“红色”为不祥之兆（red for danger），因此斗牛士用来激怒牛的红布（red-rag/red-flag）被喻为“令人恼怒的事物”。

与动物有关的英汉习语中，两种文化对动物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动物习语中动物所引起的联想意义和文化内涵差异是很明显的。例如，在表达同一种意思的英汉习语中所指称的动物不同，老黄牛(work like a horse)汉语中的“牛”对应英语中的“马”,露马脚（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汉语中的“马”对应英语中的“猫”，杀鸡取卵（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golden eggs）汉语中的“鸡”对应英语中的“鹅”。又比如，经常被大家引用的“龙、凤”在英汉习语中含义相去甚远。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汉民族素以“龙的传人”自称。许多与“龙”有关的习语如：生龙活虎、藏龙卧虎、龙腾虎跃、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等都有积极向上、吉祥美满的文化涵义；dragon（龙）在西方神话中是嘴里能喷火的怪兽，是邪恶、凶恶、罪恶的象征。《圣经》中把撒旦称作“the great dragon”，而“the old dragon”就是魔王。虽然老虎和狮子都被称为兽中之王，但汉语习语中“狮”的构词能力远不及“虎”。汉语中“虎”的文化象征意义很丰富，既有褒义，也有贬义。常见的习语有虎背熊腰、虎踞龙盘、狼吞虎咽、如狼似虎、虎将、英雄虎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等。在英语中，lion（狮子）是百兽之王而不是老虎，“狮”在英语中的象征意义是威武雄壮，如：勇士用“lion heart”、狮心王查理一世被称为“Richard I, the lion-hearted”。很显然，英语中有关狮子的习语多于老虎，由于狮和虎在英汉民族中象征意义相似，因此，英语习语译成汉语时常用“虎”来代替“狮”。例如：a lion in the way（拦路虎）、beard the lion in his den（老虎头上搔痒，捋虎须）、place oneself in the lion’s mouth（置身虎穴）等。在英汉习语中，由不同动物名称构成的习语还很多，都是英汉民族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心理倾向。总之，研究英汉习语所反映的英汉民族心理异同，有助于更加深刻地了解英汉习语不同的文化内涵。

5 表达相同，语义空缺

英汉习语存在着语义空缺的现象，即一种语言中的习语语义，在另一种语言的习语里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语义。语言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有的语义存在于一种语言中，但在另一种语言中却不存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有大量的源于古典名著、寓言神话、形成的习语，它们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反映了英汉民族灿烂多彩、历史悠久的文化。这类习语语义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往往此有彼无，或彼有此无。

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抒发感情。文学艺术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通过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一些精彩语句进入了大众的普通语言，经过反复使用，脍炙人口，成为习语。由于两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作家及文学表现形式各有特色，英汉习语表达和内涵各不相同。英语里这类习语主要出自莎士比亚的作品，例如：out of joint（乱了套）出自Hamlet（《哈姆雷特》）；a pound of flesh（欺诈或高利贷）出自The Merchant of Venice（《威尼斯商人》）；a plague on both your houses（双方都受到伤害）出自Romeo and 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to wear one’s heart on one’s sleeves（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出自Othello（《奥塞罗》）；That’s all Greek to me. （我对此一窍不通）出自Julius Caesar(《裘力斯•凯撒》)；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出自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皆大欢喜》)等。这类习语也出自其它英美文学名著，如：a nine days’wonder（轰动一时的事物，一现的昙花）出自Geoffrey Chaucer的诗歌Troilus and Gressid（《特罗勒斯和克丽西德》）；an Uncle Tom，指逆来顺受的人，出自Harriet Beecher Stowe的Uncle Tom’s Cabin（《汤姆叔叔的小屋》）；a Catch-22 situation 出自美国当代小说家Joseph Heller的小说Catch-22（《第22条军规》），指不可摆脱的困境。汉语文化源远流长，习语繁多，意蕴深远。这类习语多出自《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中的人物和事件。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智多星；逼上梁山；三顾茅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猪八戒倒打一耙等。出于其它作品名句的也很多，比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 《水调歌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荀子 劝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温故而知新（《论语》）；世外桃源（陶渊明 《桃花源记》）；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 《后出师表》）；出淤泥而不染（周敦颐 《爱莲说》）等。

神话寓言是原始人的重要艺术创作之一。神话不仅有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描绘，也有对事物起源的解释。神话寓言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寓言神话，一个民族的寓言神话是该民族文化发展的土壤。一个民族的语言也浸透着该民族神话寓言的影响，习语更是这样。英语习语中所反映的寓言神话传说主要来源于希腊罗马神话和伊索寓言。而汉语中所反映的神话寓言来源则要广泛得多，有的来自上古关于众神的传说，有的来自《封神演义》、《世语新说》、《聊斋志异》等古书。由于神话寓言的来源不同，英汉习语语义空缺尤为明显。英语中来自神话的习语有：the Achilles’ heel指致命弱点，薄弱环节；an apple of discord指不和之因，祸根；the Trojan horse指暗藏的危险，奸细；Greek gifts指阴谋害人的礼物；a Herculean task指艰巨的任务；a Penelope’s web指永远做不完的工作，缓兵之计；Aladdin’s lamp指魔法无边的万能武器。。来自寓言的有：sour grapes指聊以；nurse a viper in one's bosom指姑息养奸；a fly on the wheel指妄自尊大；a lion’s skin指假装聪明的懦夫或傻瓜；汉语中源于寓言神话故事的习语尤其丰富，如：精卫填海、狐假虎威、叶公好龙、滥竽充数、削足适履、刻舟求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枕黄粱、女娲补天等。不同民族的神话寓言既承载着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又融入各自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之中，推动各自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勿庸置疑，源于神话寓言习语在某种程度上大大丰富了该民族语言的独特性。

语言与宗教密切相关。宗教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宗教是不同文化的表现形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体现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习语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更能折射出宗教对语言的影响。西方文化受基督教（Christianity）影响颇深，基督教经典《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对西方的语言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圣经》中的习语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经久不衰，据统计源于《圣经》的习语被收入词典的就达700余条，如：garden of Eden（伊甸园，比喻乐土或人间天堂）；bear one’s cross（忍受苦难）；Judas’s kiss（出卖、背叛）；the Tower of Babel（空想的计划）；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想受人尊敬，必须尊敬别人）；a soft answer turned away wrath（婉言可以释怒）； a covenant of salt（不可违背的盟约）；to turn the other cheek（宽大为怀）；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一贫如洗）；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等。佛教（Buddhism）传入中国已将近两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与佛教有关的习语很多，例如：四大皆空、五体投地、六根清净、现身说法、借花献佛、慈悲为怀、清规戒律、普渡众生、不见真佛不烧香、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英汉习语语义空缺现象主要是由于文化渊源差异造成的，主要体现在古典名著、神话寓言和等方面。

6 结语

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习语是人们经过长期和广泛的使用形成的，它们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浓缩了人类社会各个时期的生活，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习语存在于每一个民族的语言中，说明不同民族语言具有共同性，但每个民族语言的产生、发展各不相同，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因此造成语言差异。英汉语言中都有丰富多彩的习语，作为民族文化的缩影，习语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通过英汉习语语义的对比研究表明，习语语义的相同与不同交织在一起，有语义重合，更有语义差异和文化差异，而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不同是导致英汉习语语义差异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过对英汉习语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可以了解英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民情；同样，透过文化背景，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包含在习语中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而帮助英语学习者加深对习语的了解，提高文化的敏感性，跨越文化的屏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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