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6 14: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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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8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5-0069-01
舞台美术设计作为戏剧中的重要内容,其具有多维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能够借助舞台演出要求和剧本的实际内容,通过多样化的造型艺术手段,对剧中角色与环境的外部形象进行创造,从而与剧本的内容相互辉映,渲染舞台氛围[1]。戏剧则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其能够融合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特点,既具备建筑与绘画的视觉性和空间性,又具有音乐与文学的听觉性和时间性,能够在实际演出过程中与观众实现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一、戏剧的基本特性
对于戏剧而言,其基本特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需要将舞台造型艺术、演出空间处理以及表演艺术进行有效结合。戏剧诞生之初,没有专职的舞美设计师、导演和编剧,其主要是以文学为基础,通过造型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创造者进行创作与表演。戏剧综合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后,方才产生舞美设计师、导演和编剧,其是在三度创作中形成的综合艺术。其中舞美设计师和导演是二度创作者,编剧是一度创作者,观众与演出主体则是三度创作者,舞美设计师、导演和编剧利用舞台的艺术形象来演绎剧本的文字形象,借助演出空间的特殊处理,从而在独特的艺术氛围中融合演员的表演,与观众一起完成戏剧的艺术审美价值。其次戏剧是时间与空间的艺术。表演者需要在具有一定高度、宽度和长度的三维空间中展开动作,但是这个空间的容积大小主要是以表演艺术的需要加以确定,存在一定的限度。这不仅是舞台美术设计中独特空间形式创造的基础,也是戏剧艺术的立体空间性。当然三维空间的表演需要以时间延续为基础加以展开,通过规定的内容来确定时间的长短[2]。总而言之,这种时间与空间艺术的延续统一体,是舞台美术设计创作的出发点,也是戏剧艺术的重要特征。最后戏剧是观众与演员在同一现场的艺术。戏剧的主要特征就是演员扮演的角色与观众进行面对面交流,从而在欣赏过程中,使接受主体和创造主体形成共同的创造关系,保证演出空间与表演空间的有效结合,实现戏剧的高度假定性与真实性的演出,促进舞台美术设计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舞台美术设计与戏剧的艺术特性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主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舞台布景方面。现代剧院舞台的设计模式多是“伸出式”舞台和“镜框式”舞台,而舞台的布景则是其重要的构成元素。不管是传统的绘制平面布景,还是现代的电脑设计布景,其都是对天幕、沿幕、侧幕的透视画法绘制进行巧妙利用。当然布景设计师在实际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剧本进行认真阅读,深入研究和分析剧情以及演员的心态与表情,利用生动形象的手法有机融合时间与空间,从而吸引观众的注意,增强演出效果。二是道具方面。道具可分为随身道具、小道具和大道具,其具有变换性和多样性特点,能够对剧中人物的特点加以表现,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制作随身道具时,需要结合剧中人物的民族、职业、特点和年龄;而在制作大小道具时,则需要以事件和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与地点为依据加以制作。三是化妆与服装方面。化妆与服装相辅相成,两者能够告诉观众舞台的世界,对剧情发展的地点与时间加以表明,含蓄而间接展现舞台上的风土人情与社会文化。一般个别的化妆与服装能够准确传达演员的阶级、职业与年龄等,确保演员个性的鲜明性以及形象的突出性。四是音效与灯光方面。戏剧中的灯光具有照明的作用,能够保证剧情的精彩度,因此灯光设计师需要对灯的阴暗、颜色、角度和位置等进行合理存在,随时调整光的强弱[3]。此外,音效与音乐也是戏剧的重要元素,其能够强化台上的行为,支撑人物的情感,有效过渡场景,如话剧《雷雨》中的电闪雷鸣的音效设计,能够给观众身临其境之感。大胆且鲜明的音效与灯光设计,多是用于戏剧化效果的创造,如百老汇音乐剧《猫》,其采用美妙的音乐和多变的灯光色彩,营造出递进式的剧情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戏剧的基本特性不受东西方不同观念的影响,不会被不同戏剧流派中的不同主张所淹没,是舞台美术设计与戏剧研究的基础。将戏剧与舞台美术设计之间的相互变幻来渲染舞台的角色与氛围,创造出真实与现实的幻觉,从而引发观众的共鸣,强化戏剧情节的感染力和表现力,使观众从戏剧中寻找生活的影子,更为享受和热爱生活。
参考文献:
[1]曹林.戏曲舞台美术创作现状与发展概述[J].戏曲艺术,2013,(01):98-104.
二、“行动”是剧作的根本任务
从剧作的角度审视行动,本文所说的“行动”特指戏剧中的“事件和冲突”。如当我们阅读了某个剧本后,会说出“这个剧本富有动作性”或“这个剧本缺乏行动性,’,这个“行动性”就是说明了剧本有否尖锐的冲突及重大的事件。动作(情节)也罢,性格也罢,要成功的表现出来必须经历一条无法避免的途径:纠纷和冲突,既然戏剧人物的性格是个别具体的,那么,只要一付诸行动,就必然和旁人的目的发生对立和斗争,这便是情节,可见冲突确实是至关重要的。黑格尔在冲突对于戏剧的重要性上说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其中“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用作剧艺的对象,剧艺本是可以把美的最完满最深刻的发展表现出来”,下面我们来重点谈谈剧本中“动作”的灵魂—“冲突”。剧本中根据矛盾双方的起因和内容,冲突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单纯的自然性原因如疾病和种种自然灾害所产生的冲突,黑格尔认为这不是理想的戏剧冲突,只能成为戏剧冲突的基础、原因和起点。第二种是由自身无法掌握的家庭出身、阶级地位,天生性情察赋所产生的心理冲突,这里面又可以分出好几种情况。在黑格尔看来,这些由自然条件起作用于心理而导致的是比较深刻的冲突。第三种则是心灵本身的分裂与矛盾,黑格尔认为这才是最为理想的冲突。
三、情境是创造人物行动的前提
爱德华・阿尔比是美国戏剧界的常青树,他一生共创作了30多部剧本,多次获普利策奖、托尼奖等奖项和荣誉称号。但是在高产和获奖的背后,阿尔比的作品常被打上荒诞派的标签,这种标签式的解读掩盖了阿尔比作品的独特性,也阻碍了学术界对于阿尔比戏剧的艺术特征进行深层的挖掘。近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对此单一化倾向的解读提出质疑,但尚未能彻底改变对阿尔比标签式的解读。本文试图从非荒诞性视角出发,探讨阿尔比戏剧的时代特征、主题表达、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和戏剧语言,从而挖掘其深层的艺术特征。
一、契合时代特征的社会批判
最早将阿尔比戏剧划入荒诞派范畴的论者是艾斯林,他认为阿尔比的作品攻击了美国乐观主义的根基,和欧洲荒诞派一样,是一种对于存在主义的反叛。这一论断被我国多数学者接受并不断传播,导致学界对于阿尔比作品的解读过于单一化。其实,从艾斯林自己的论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阿尔比作品与欧洲荒诞派作品具有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特征。欧洲荒诞派戏剧发迹于“二战”后的法国,后在欧洲大陆不断发展欧洲经历过“二战”,不仅人类的物质文明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人们在面临生存危机时,和尊严受到极大的打击,对现实世界产生了一种幻灭感。荒诞戏剧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和社会氛围下孕育出来的,它展现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的丧失,大声疾呼人类的终极命题――生存状态的不合理和无意义。而当阿尔比开始戏剧创作时,美国的社会景象和欧洲截然不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空前繁荣,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大,收入提高,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果实。但是在这样的后工业化时代,物质的丰富并没有阻止种族、性别、阶级等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中产阶级的精神世界愈发空虚,他们的生活充斥着交流、性、婚姻、金钱等具体困境。在这样的环境中,阿尔比戏剧的关注点由虚转实,由大转小,不再像荒诞派那样讨论虚化的存在问题,而是描写和批判社会的现实问题:不再关注整个人类,而是将视野缩小到美国的中产阶级个人生活。所以,阿尔比戏剧所要体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特征与荒诞派是截然不同的,它是针对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社会而专门定制的。
二、反击虚无的主题表达
阿尔比戏剧和荒诞派戏剧都关注了在困境中人的能力的丧失和无助。但两者的区别在于,贝克特等人用荒诞派戏剧强调了劫后余生的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境况的荒诞和人类的绝望与无助,仅限于唤醒了人们的痛苦意识,而阿尔比戏剧通过展现美国后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不仅要唤醒人的痛苦意识,还要唤醒人的生存意识,是对荒诞派虚无主义的有力反击。阿尔比在戏剧中秉持着积极的批判态度,希望通过戏剧达到对社会的改造,他认为人的生存状态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只要勇于面对现实、寻求沟通、打破后工业社会强加的意识形态就有获得救赎的希望。因此,在阿尔比的戏剧作品中,救赎就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在《动物园故事》中,中产阶级的代表彼得陷入虚无主义的精神危机,杰瑞为了规劝和帮助他,最后不得不采用自杀这一极端方式来感化彼得,实现救赎。纵观阿尔比的戏剧,无论生存的环境多么恶劣,人类都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救赎,而没有陷入虚无的精神境界,放弃摆脱困境的努力和希望。由此可见,阿尔比戏剧的主题比荒诞派要更加积极正面,有利于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
三、丰满的人物形象塑造
阿尔比戏剧中的人物看似怪诞,但是他们的形象却与荒诞派作品中的人物大不一样。在荒诞派看来,世间的荒诞和无意义导致人物也不需要给予过细的描写,许多人物被刻意淡化,他们没有鲜明的性格、明确的身份,有的甚至没有名字或只有代号。而在阿尔比的戏剧中,主人公虽然不是传统戏剧中的英雄人物,但是这些小人物却是情节的主要参与者或推动者,是重要的救赎者或救赎对象,因此他们的形象比较完整、鲜明。首先,阿尔比给他的主人公们取了朗朗上口的名字,而不是用一些冷冰冰的代号来称呼他们。如《美国梦》中的贝克,《动物园故事》中的杰瑞《山羊》中的马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使得观众仿佛一下看到了自己的熟人,拉近了观众和戏剧的距离。其次,阿尔比戏剧中的人物社会阶层比较明确。由于阿尔比选取美国社会作为戏剧展现的背景,所以他挑选了最能代表美国的中产阶级来作为主要人物的身份。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力大,他们同时也是后工业社会中深受虚无主义困扰,亟需救赎的人群。明确的主人公的中产阶级身份使得戏剧的批判更加典型而明确第三,在人物的性格方面,阿尔比试图塑造出更加多面而富于人性的人物。由于戏剧的批判目的,剧中的许多人物都是以负面形象示人,冷漠、无聊、空虚。但是在现实中没有人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这些戏剧人物也会在轻松时幽默诙谐,在遇到挫折时愤世嫉俗,在受到救赎时感动涕流。这种具有完整个性的圆形人物形象塑造展示了现实生活的复杂和多样性,是使戏剧批判主题更加深刻的催化剂。
四、现实主义的情节设计
荒诞派剧作家认为世界与人都是荒诞的,表现这种荒诞就需要抛弃具有理性色彩的传统的艺术手段,采用荒诞的形式表现荒诞的内容。在情节上,荒诞派戏剧的剧情常常循环重复,暗示世界是荒诞的,并且荒诞具有普遍性。它抛弃了传统戏剧中的因果逻辑结构,没有明显的故事发生、发展、结尾;剧中故事时间和地点也通常不确定,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的任何地点。一些学者认为阿尔比的戏剧属于荒诞派戏剧,也具有以上的诸多情节特征。但是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阿尔比戏剧的情节设计与荒诞派大相径庭。在结构上,阿尔比戏剧不像传统戏剧那样,剧情没有被明显地划分为发生、发展、、结尾四个部分,且在某些剧中,剧情的某一部分或几个部分还有所缺失。但是阿尔比戏剧依然具有清晰的因果逻辑,情节没有陷入无意义的重复。戏剧开端一般都有传统的剧情和人物介绍等,如《沙箱》开篇便介绍了主要人物和场景,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虽能看到许多令人惊讶之举,但是人物的一举一动也在情理之中。虽然阿尔比戏剧中的冲突不如传统现实主义戏剧那样明显,但它并不像荒诞剧那样将情节发展降至最低,而是具有阿尔比独特的情节设计特点,令人惊讶但不荒诞,不同于现实但不脱离现实,依然充满着现实主义的元素。
五、寓意深刻的戏剧语言
阿尔比戏剧中的语言中穿插着插科打诨、胡说八道、话题突转、台词重复、大段独白等,这种接近恶作剧般的戏剧语言表达方式,被许多论者认为是传统荒诞派戏剧的标志性特点这种解释其实比较牵强,类似的语言特点早就出现在古老的“纯”戏剧中,包含杂耍、马戏、哑剧等,含有强烈的寓言性质。而阿尔比出生于美国杂耍剧表演世家,自小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杂耍剧的语言因素也就毫不奇怪了。
阿尔比在戏剧中运用近似荒诞的语言来达到并不荒诞的目的。在美国,百老汇戏剧长期居于支配地位,戏剧传统、商业利益和懒惰的思想使美国戏剧已经陷于僵化的状态。阿尔比认为艺术就是要使自满的观众感到震惊,并使他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戏剧的发展要挑战传统的审美向度,用幽默、犀利甚至是荒诞的语言唤醒被百老汇的商业运作长期侵蚀的审美意识。
好的影视剧作品,总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影视作品本身的情节外,还包括给人以震撼力的画面效果。而这种画面除了影片的场景和道具的运用,很重要的还有演员的服饰造型。它不仅可以辅助演员表达剧中角色的性格特征,还是概括影片所在的时代背景最有利的工具,它烘托了影片气氛,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展现出的丰富的服饰文化形态和内涵。基于影视剧服饰设计的挑战性和梦幻性,许多的知名服装设计师被吸引并加盟其中。他们与演员们一起使明星梦工场增添了更多光彩夺目的形象。作为服饰设计工作者,为了创作出更好的荧幕服饰造型,对服饰造型设计艺术特质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影视剧服饰造型设计的概念
影视剧服饰造型设计是影视作品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镜头语言表达不可缺少重要的内容,属于影视美术的范畴。它需要根据剧本和导演影片的风格,以及演员、化妆、布景、美术设计等因素的共同要求来帮助影视作品创作主人公的典型性格。它主要运用服饰造型手段艺术的来表现剧中人物外型特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服装服饰形象与剧中人物能有机的统一起来。影视剧服饰必须整体设计出剧定的时代感、地方性和民族性,准确的表现剧中人物的身份背景和性格特征。影视剧服装工作是由服装设计、服装管理、服装制作三方面组成。服饰的整体造型设计是其灵魂。
二、影视剧服饰设计与生活装设计的关系
生活服饰设计和影视剧人物服饰设计在功能、审美方式、造型技巧、时空因素等方面有所区别。前者是后者的创作素材,后者对前者则经过选择和衍变而提升其艺术含量。
我们说生活中的服装设计是为某特定群体来服务的,体现穿着者的身份爱好或某种需要;而影视剧服饰设计是为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剧情的推动而服务的,它依附于剧情的需要而存在。
生活服饰艺术是具有时空复合的综合性的,影视剧服饰艺术也同样具有这一特性。但影视剧人物服饰除了生活服饰具有的现时性以外,还具有历史时空的规定性。
生活服饰是由人穿在身上表现其审美价值的,是人创造和自我欣赏的重合;影视剧人物服饰则是由表演者和服装设计师共同创造的,是为了使观众对其认同,从而体现其审美价值的,其创造与欣赏含有某种分离因素。
对服饰艺术来说,造型因素大于活动因素,空间性重于时间性;影视剧人物服饰的造型魅力,是在人的动作过程中才有充分展示,其空间性和时间性是并重的,要在人物表演动作过程中来检验设计是否合理适用。
生活服饰设计中,设计师会以有限度的造型手段修饰人体的不足之处,如用垫肩修改人体肩部造型,或以鞋跟达到造型的时尚要求。而在影视剧人物服饰设计中,为塑造角色的形象可以使用各种特殊造型手段来改变表演者的装扮。
三、影视剧服饰造型设计在创作中的作用
当银幕上人的角色远离戏剧性和人为性的同时,依靠服饰这一充满符号象征性的外来道具,具有了某种补充、附加意义。我们可以从服饰对角色心理表达与形象塑造上、服饰予人的审美功效、服饰色彩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服饰对场景的烘托与营造、以及服饰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及社会学意义等方面来分析服饰造型的在影视剧作品中的重要作用。
服饰设计可以反映人物身份、表现人物性格、渲染人物情绪、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可以衬托人物处境、可以营造氛围;中国的观众广泛接受的审美形式是现实主义,这种审美取向必然会影响创作者、影视人物及影视作品的风格。影视剧中,在画面问、镜头问、段落之间的呼应、对比、流向,在角色与角色的服色之间,服饰色彩与环境色彩之间,构成色彩关系的配置和变化,成为影片的节奏、旋律、氛围表现的重要元素。影视剧中,服饰造型对历史的回顾展现、对时尚潮流的创造、对文化价值符号的构建、对文化解读视角的剖析以及对社会经济实力的展现都是其对社会形态影响的体现。
四、影视剧服饰造型的设计特性
我们可以将影视剧服饰的设计特性概括为:实用性、唯美性、象征性和再现性。
1、实用性
影视剧服饰造型是根据剧本和导演对剧中人物的刻画描绘而进行设计的,需要忠实于生活。设计的依据就是生活,作品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设计时要到生活中进行社会调查。为了营造超级视觉效果,吸引观众的眼球,在角色服饰设计上,在形象的塑造和角色的心理表达上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功效,我们设计师不能不做出认真的思考。在阅读剧本、了解剧中人物后,首要的问题是要收集剧本所提供的要求的那个时代的服饰资料。从报刊、杂志、文字记载、图片、照片、历史画、出土文物、同时代的影视片或者人物口头采访、调查等各种渠道去收集,越多越好。从而保证设计的实用性和真实感。
2、唯美性
服饰文化不仅是一种形象而直观的物质文化,同时还包含着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此,影视剧中的服饰造型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视觉元素,通过直观化的形象包装来表现一定的内容。设计师大多根据剧本的要求,虚拟现实设计服装,灵感往往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拍摄电影、电视剧的过程中,服饰作为一种艺术以它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精美别致的造型、适时的色彩,为这一视觉艺术添上了一笔重彩。它极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同样也起着修饰画面的效果,所以一个好的服饰造型设计对影视的成功与否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侯孝贤的《海上花》中,为了展现当年人们身上的讲究与美艳,艺术指导黄文英参考当时租界洋风盛行的社会状况,在这些服装中还加入了许多混合西洋风味的蕾丝、蓬裙的设计。这些设计,经由手工缝制之后,完全呈现了当年上海在洋风吹袭下的中国情愫,写实而唯美。
3、象征性
服饰是文化现象,和民族的历史沿革息息相关的,不同历史时期各具特色。影视作品能反映出时代、民族和社会特征,因此影视剧中的服饰不完全是历史的再现,而是特定时期的符号,服饰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作为电影表现的元素,有时某些服饰道具是导演作为一种象征与暗寓而设计安排的。比如为了体现气氛风格主题,或者角色个性情感等。《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的花棉袄,与家中的辣椒色调一致,揭示了人物的个性既善良又执着;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金色的盔甲表面上看是华丽和富贵的象征;影片《夜宴》的服饰用了比较暗的调子,大量的黑白灰用以表现《夜宴》一个哈姆雷特的主题。
4、再现性
服饰造型在影视作品中,犹如无声的语言,向观众讲解着画面的背景和故事。比如影片《英雄》在服装上,完全是以色彩来表现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内心的情感;电视剧《大明宫词》那绚丽华贵的明代宫廷服饰,给我们展现明朝的昌盛繁荣,朝廷、宫中的权力之争;电视剧《金粉世家》服饰上则运用于华丽的旗袍、考究的西装、洋服,来反映三十年代金融资本家,富商家族的奢华生活以及他们之间利益权贵之争。如《水浒传》的服装设计以独特的造型和恰当的色调,展现出当时的情景,服装色彩选择和搭配对衬托演员的个性至关重要。
五、如何按照人物塑造的需要进行影视剧服饰设计
一名合格的服装设计师要成功的设计出符合角色形象特征的服装,就必须按照剧本的需要,深入分析角色的身份,境遇以及心理历程,才能使效果符合剧情而又有真实感。
首先要做的就是研究剧本,明确故事发生的历史与时代背景,深入了解人物的身份、地位、兴趣爱好,以及人物形象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导演以及演员要及时地沟通,以导演的要求和演员的自身素质为前提条件,确定服装的风格和类型。
[中图分类号] F713.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4-0092-04
[作者简介] 倪云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网络经济理论;
朱六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浙江 杭州 310027)
报酬递增思想最早出现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而当马歇尔把经济学的注意力引向资源配置和市场价格有效性之后,报酬递增思想一直不为主流经济学所正视,直到1928年阿林・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重新发现斯密定理后,报酬递增问题的研究才逐步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在此基础上有了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产业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经济分支的发展。布莱恩・阿瑟等主张正反馈的学者采用了80多年以前数学家逐步发展的非线性随机过程理论,为正反馈学说构筑了一个复杂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但由于其高深的数理内涵没有被广泛而有效地用于解释现实现象,即使在阿瑟认为可以而且只能用正反馈机理来解释的无形商品经济,人们用一般正反馈理论解释经济现象时也感到费力。因此,我们遵循经济学经典的从供给方、需求方再到市场均衡的分析思路,推导出局部正反馈原理,并通过运用该原理对艺术品市场的分析显现和证明该原理对无形商品世界的强大解释力。
一、局部正反馈原理的推导
1.供给方的报酬递增和供给曲线的下倾
供给方报酬递增的研究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就早已有之。斯密用专业化分工理论解释了经济增长,其基本的逻辑是,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从而产生报酬递增,而进一步的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的扩大。这种因果积累的过程体现了生产中的报酬递增机制。而在新古典框架下,企业被看作黑箱,内部的创新、技术变化以及分工都被忽略,马歇尔在对产业集群研究中用静态均衡分析来处理动态的报酬递增,提出内外部规模经济概念,让人们一度把报酬递增归因为规模经济。由于新古典长期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分工论也一直为人所忽视。直至杨格认识到分工和市场的自我循环相互促进的报酬递增机制,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人们才又把视线转回到对报酬递增源泉的思考上来。而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和其他数学规划方法将古典分工论数理化,带来了专业化分工理论的真正复兴。新兴古典关于专业化分工和报酬递增的核心思想是: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通过交易效率决定分工深化程度,而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决定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知识的进步,决定了报酬递增。而生产效率、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分工收益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分工,分工演化加速进行,形成了报酬递增的自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清楚地表达了专业化和分工经济如何带来供给方的报酬递增。
在无形商品世界中,商品多为知识密集型商品,知识和信息生产中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有着不同于传统商品的特殊性――固定成本多为巨额的沉没成本,而边际成本可以几乎为零。贝恩(Bain 1956)将沉没成本认为是信息产业中新企业进入的主要门槛,Roberts和Mailgram(1982)年对其作了博弈论下的分析,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2000)、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2000)把信息生产中边际成本为零的实现过程称为“复制(copy)”,并在《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中将其描述为“资金大部分被用于原始第一个产品的研发制造中,一旦成功,生产另一个商品的成本就微不足道”的过程。信息的这种特点让专业化本身就可以带来报酬递增。
专业化分工理论发展的成熟化给供给方的报酬递增提供了精密完整的分析框架,将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和供给理论引向长期动态、群体互动的分析。“复制”现象的存在让无形商品在有了第一个原始产品之后的生产方报酬递增显得更为明显。报酬递增显示在供给曲线上就是边际成本的下降和供给曲线的向下倾斜。
2.需求方的报酬递增和需求曲线的上扬
相比供给方报酬递增研究的源远流长,需求方报酬递增的研究要晚许多,这和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主要关注供给方,对需求方的研究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束缚仅局限于消费者个体短期分析有关。
对消费者群体消费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与需求方报酬递增相关的提法有:网络效应、网络外部性、需求方规模经济、消费外部性、社会相互作用理论等。其中最为系统是关于网络效应的研究,普遍接受的网络效应定义是:产品的效用随着基于交互作用的用户的增加而变化。罗尔夫斯(J.Rolfs)作为公认最早对网络效应进行分析的经济学家从IC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产品的研究出发提出了“倒U型需求曲线”、多重均衡、临界容量等网络效应研究的基础内容。20世纪80年代卡茨(Karz)和夏皮罗在著名的网络效应文章《系统竞争与网络效应》(《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中把基于交互作用的网络外部性分为直接外部性、间接外部性和由理性预期带来三种。布莱恩・阿瑟进一步通过多重均衡、锁定、路径依赖等概念描述了网络效应的存在,明确提出网络的交互作用会带来报酬递增。之后,伊克洛米德斯(N.Economides)、希梅尔伯格(C.Himmelberg)、杨和巴瑞特(Yang and C.C.Barret)、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都对传统的需求函数进行了挑战和修改。其中贝克尔把个体交互作用彼此影响的思想集中到他的消费社会相互作用论中,并用社会资本S来表示影响人们选择的社会力量,并把效用函数扩展成:U=U (X t, Y t, Z t, S t )式中,X 、Y、Z分别表示不同的商品。这一函数将消费者交互作用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内生化。
贝克尔同时引入个人资本存量概念将个人消费行为的分析从短期扩充到长期。用P表示个人资本,则扩展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成:U=U (X t, Y t, Z t, P t ) 式中, X 、Y、Z分别表示不同的商品。由于现在的选择会影响将来的个人资本水平,由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本身所决定的次效用函数即传统的效用函数U=U(X t, Y t, Z t)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会随着Pt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消费者对某一种产品的消费量的增加,他愿意支付的需求价格可能增加,深层次原因在于消费者的学习效应,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积累消费的人力资本。如果边际效用是随着P t呈现递增的,就会出现被贝克尔称为“成瘾”、被阿瑟和夏皮罗称为“锁定”的消费行为。
效用函数中引入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后,边际效用就可能出现递减、递增或者不变的现象。无形商品以信息为核心要素,消费者的行为是高度彼此影响交互作用的;消费信息商品时必需积累一定的“消费能力”――个人资本,这就使无形商品消费时“锁定”“成瘾”现象的出现成为必然,由网络效应和成瘾性带来的需求方报酬递增体现在需求曲线上就是边际效用递增和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3.局部正反馈形成机理
通过分工专业化论、复制现象探讨供给方报酬递增,证明无形商品供给曲线的下倾;通过网络效应、成瘾性探讨需求方的报酬递增,证明无形商品需求曲线的上扬,即局部均衡(图1)中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将出现倒置(见图2),F点就不再是均衡点了,而是均衡的对立面即反均衡点。根据系统控制理论的说法,F点就是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点。尽管在F点,当Q=QF时,PD=PS,市场出清;但是如果市场出现偏离F的情况(扰动),市场的自发力量将会导致越来越远离F点。具体来说,当Q=Q1时,PD< PS,即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市场交易无法达成,Q1无法实现,出现过剩;当Q=Q2时,PD >PS,即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市场交易能够迅速达成,Q2能够实现并出现短缺。
局部正反馈原理从形式上看是与局部均衡原理相对立的,但事实上,正像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是现实经济中互补的两方面那样,正反馈与均衡也是互相补充的两套原理。只有将均衡原理和正反馈原理结合起来,才能大大增强经济学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二、艺术品市场中的正反馈原理
《中国美术词典》和《简明美术词典》都通过定义艺术来定义艺术品,艺术是“含有美学情味和美的价值的活动及其活动之产物”,是“用形象反映现实并比现实有典型性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形式”,从而艺术品是“具有新颖独创性的构思和艺术的魅力,由艺术家凭其灵感和技巧进行创作,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作品”。从这个定义思路可以看出艺术品是一种有具体形式但完全满足人无形精神需求的商品,其价值在于艺术家通过物质载体所传达的美学信息,其生产消费也就具有无形商品的特性。
1.艺术品供给方的报酬递增现象
专业化分工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在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都极为低下,最早作画的人选择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即通过自己的作画自己欣赏,自娱自乐来满足自己对艺术的需求。在缺乏有关组织信息的知识时,社会关于专业化分工的实验从最简单的分工组织开始,画家与偶尔发生的上门求画的人进行交易,而求画的中间最特殊的是宫廷――画师豢养模式。帝王权贵们分工资金和市场,画师们只需专心作画。这种类似内部化的分工模式将信息成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风险带来的交易费用降到最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带来技术知识的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权衡了专业化报酬和交易费用以后实验新的分工组织,带动进一步的分工。春秋以后,工匠开始流动,出现广泛的酬劳交易,到了魏晋初步出现中国书画市场雏形,直至唐代,书画消费者主体转移到士大夫阶层,营销工作才正式由书画商承担,而西方艺术品市场从最早的希腊城邦制中就强调分工对市场发展的重要性,“模仿形象和色彩的艺术家不容许充当商人的角色”、“职业的混淆是对国家最大的危害”(柏拉图,公元前346)。对于分工的重视使得西方艺术品市场的分工迅速演化,由此带来的报酬递增导致了中西方艺术品市场如今的差距。
艺术品作为知识密集型产品,同样存在高沉没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生产特性。在艺术家层面,艺术家用大量的时间修炼自己的艺术功底,一旦成名,再创作出的艺术品的成本就远低于第一件成名作品,“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朝成名天下闻”体现的就是这种现象;在画廊和艺术家经纪人层面,就是前期投入了大量的对艺术家的包装,一旦将该艺术家“捧红”,就可以坐收该艺术家作品升值的超额利润;在拍卖行层面,前期投入大量制度创新成本,一旦摸索出一套好的经营模式,可以在不同投资板块、不同地域低成本“复制”,以最低的成本做出最有影响力、最低流拍率的拍卖会。
2.艺术品需求方的报酬递增现象
艺术品消费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由网络效应和成瘾性带来的需求方报酬递增现象。
艺术品消费中的网络效应表现在社会认可度对艺术品价值的影响上。现行最常用的艺术家作品的价格估算公式是: P =Pa×a/A
式中:P――某艺术家作品价格
Pa――参照均价
a ――某艺术家的社会认可度
A――社会认可的参照度
由此可见,社会认可度在艺术品定价时起到决定作用。这种社会认可度就是消费群体对商品的消费量即商品的社会资本积累达到临界点所产生的。最简单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凡・高的画,同样的一张画,画家在世时社会认可度为零,价值为零,随着人们在拍卖市场上的不断追捧,凡・高画作的价值一路攀升,1998年他的《加歇医生肖像》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创造了8250万美元的美术作品拍卖世界纪录。艺术品市场上名家名作总是和高价格联系在一起,这种所谓的名气的大小就是其消费量的多少、社会认可度的大小、社会资本积累的多少。除此之外,艺术消费形式中一种重要的消费形式――炫耀性艺术消费,就更是因为其现实的经济意义和社会象征意义而和艺术品的社会认可度社会消费量密不可分。
就像马歇尔强调音乐欣赏能力影响人们对“美妙”音乐的偏好一样,艺术品的鉴赏力决定着人们的消费能力,影响着消费者的偏好和效用。顾兆贵在《艺术经济学导论》中将其定义为“主体进行审美消费实践所必需的心理功能和审美能力的外在表现”,审美消费能力取决于消费者过去欣赏“消费”艺术品的经历,即消费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审美经验知识的积攒、审美能力的提高。而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消费者在审美方面的个人资本存量的积累,也可以说是原先在消费艺术品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同样一幅《最后的晚餐》,在缺乏审美消费经历的人看来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叙事壁画,而在一个对艺术语言、情景意象、再现规律等有所把握,对宗教历史绘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创作主体的思想倾向、美学追求和创作意蕴等有所了解的人就能通过审美理解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更大的审美享受。因此,艺术品的消费能力是建立在知识的获取和积累上的。随着艺术品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就不断得到强化,获得的效用也加大。
3.艺术品市场中的局部正反馈现象
艺术品消费行为中,成瘾性和网络效应引起边际效用递增导致需求曲线出现了反向走势――向右上方倾斜。艺术品生产过程中,高前期投入成本、低复制成本引起的边际成本递减导致供给曲线也出现反向走势――向右下方倾斜,所谓的“赢家通吃,输家通盘”就是正反馈原理在艺术品市场中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在这几个层面:
第一,艺术家和艺术品层面。
艺术家成名,即突破正反馈临界点后,其艺术品的价位就高,价位越高名气越大越能拉高价格,形成自循环的正反馈现象;不能成名的艺术家即不能突破临界点的艺术家,他们不但难以收回将自己培养成艺术家的巨大沉没成本,而且在多次正反馈作用后退出竞争沦为出卖劳动力复制其他人作品的画匠。
第二,艺术品经营组织层面(画廊和拍卖行,艺术品交易网站)。
以拍卖行为例,拍卖行在推出拍卖会的前期要投入巨资做包括自身组织的建设和拍卖配套服务在内的大量的准备工作,如测市、预展、宣传、拍卖师队伍和鉴定师队伍的建设等,以此来扩大影响力,因为只有影响力巨大、参拍者众多的拍卖才能带来巨额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扩大拍卖行的名气,使下一次的拍卖更为业内关注,成为正反馈中的赢家,而规模小且不能突破临界点的就会慢慢萎缩退出竞争。
第三,艺术品的行业层面。
就国内艺术品市场格局来看,具有较高分工水平、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高文化教育水平程度、较浓郁人文气息的京、沪、杭三地有着较强的供给方报酬递增和需求方报酬递增,形成的正反馈现象推动三地艺术品市场作为强者赢家的寡头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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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确保了该文化的延续。传统戏剧表演艺术要能够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涓涓流淌,离不开传承人这个重要载体。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自于民间且依赖于人而存在的动态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仅证明遗产的存在,而且还要将这些文化表演出来、复制下来。传统戏剧只有依托于传承人的表演,才能够呈现出来,所以,其并不是物质性的实在存在,而是一种形式的存在。传统戏剧作为一门传统艺术,与传承人是共同存亡的。
(二)传统戏剧需要传承人口头演唱与人体表演相结合。传统戏剧作为表演艺术,有其独特性。在中国民间艺术中,有音乐、曲艺等口头讲唱的听觉艺术,有舞蹈、竞技等人体表演的视觉艺术。但是传统戏剧则不同,其是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的综合体。传承人在表演传统戏剧的过程中,不仅要口头讲唱,同时还要通过人体表演,以使戏剧表演更为生动。关于传统戏剧的评介,王国维从其审美特征的角度提出,从事戏曲的人,就是用歌唱和舞蹈表演的方式将故事内容呈现出来,融合了语言、舞蹈、歌唱和化妆等艺术要素,使传统戏剧之美具有高度的综合性[1]。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戏剧的这一评介,也是中国传统戏剧区别于西方戏剧之处。由于传统戏剧是在文化滋养下而焕发出生命力的,要对该门艺术加以传承,就需要传承人对其实施保护,以将传统戏剧的历史价值延续下去,充分体现其现实文化价值。那么,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不仅要将传统戏剧的精湛技艺传承下去,还要将传统戏剧的精神内涵传承下去。
二、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功能
(一)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要获得文化认同。传统戏剧依托于人而得以延续,所以传承人不仅是遗产的延续者,更是创造文化的人和文化的拥有者。传统戏剧表演艺术需要传承人不断地学习、表演,才能够使该门技艺世代传承,在艺术传承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地融入新的文化元素,使传统戏剧文化具有时代性而被更多的人所喜爱、接受。这就意味着传统戏剧表演艺术要能顺利地传承下去,就要获得文化认同。传统戏剧表演艺术有极具代表性的实物艺术元素,诸如戏剧脸谱、表演服饰等等,在进行戏剧表演的时候,不仅以戏剧表演形式将艺术呈现出来,还要将具体的表演形式赋予传统审美的特征,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才能够对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之美加以明确定位。传统戏剧的表演以是唱、念、做、打等形式来呈现的,语言活泼有趣,场景生动,整个戏剧表演结构不断地变化着,通过传承人的表演,不仅展示出形式美,更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体现出来,所以,传统戏剧表演艺术是综合形式美的体现。只有通过传承人的表演,才能够使传统戏剧更富于生命力且持续发展下去[2]。
(二)传统戏剧的价值通过表演艺术传承人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值得传承的传统文化并不多。要能够将有价值的文化传承下去,不仅要传承文化的表现形式,更需要在一定的文化空间中传承,才能够使文化的内涵伴随着艺术表演形式传承下去。传统戏曲表演艺术,扎根于民族文化命脉,民族文化精华蕴含于其中,保存至今是民族文化滋养的结果。要将传统戏剧文化传承下去,就需要传承人将表演形式和精神内涵传承下去,其中获得民族文化认同是传承人的责任,也是将该门艺术传承下去的根本。传统戏剧表演艺术是以传承人为载体存在的,传统戏剧的价值则直接地体现为传承人自身所具备的文化价值。传承人承担着技艺的传承和文化精神内涵的传承,因此被称为遗产的活标本。
本研究以健康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为前体细胞,体外诱导其为树突状细胞(DC),分别负载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及WT1多肽抗原,产生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以探讨其对白血病Jurkat细胞的杀伤作用。联合应用rhGM-CSF、rhIL-4、rhTNF-α及rhsCD40L等细胞因子,密度梯度离心法、贴壁法从外周血获取单核细胞并进行诱导扩增,培养出DC,分别用冻融抗原及WT1多肽抗原冲击致敏DC。实验分4组:冻融抗原致敏DC组为实验组A,WT1多肽致敏DC组为实验组B,未致敏DC组为对照组A,单核细胞组为对照组B,观察CTL对Jurkat细胞的杀伤作用。结果表明:培养出了具有典型特征的DC,它高表达CD40、CD80、CD1a 及CD86等表面标志,能体外诱导强烈的同种异基因混合淋巴细胞增殖反应。实验组显示高水平杀伤率,与对照组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验组A、B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结论: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及WT1多肽抗原冲击致敏DC能有效诱导T细胞抗白血病作用,为临床研制DC疫苗提供了实验依据。
【关键词】 树突状细胞; Jurkat细胞; 冻融抗原; WT1多肽抗原;细胞毒作用;白血病
Antigen-loaded Dendritic Cells Trigger Killing Effects of Specific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on Jurkat Cells In Vitro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umor antigen-loaded dendritic cells (DC) stimulating the specific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CTL) on Jurkat cells in vitro.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were isolated by Ficoll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from normal human heparinized blood,the adherent monocytes were cultured with 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M-CSF),interleukin-4 (IL-4),alpha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and sCD40L,DCs were co-cultured with frozen-thawed antigen of Jurkat cells or WT1 peptides,and then T cells were triggered into specific CT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suspended cells exhibited distinctiv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DC which expressed CD40 (96%),CD86 (97%),CD80 (77%),CD1a (69%),and gained the powerful capacity to stimulate proliferation of allogeneic lymphocytes. Under the effector ∶target ratio of 20∶1,CTLs derived from cultures with DC and frozen-thawed antigen of Jurkat cells showed 91.1% cytotoxicity against Jurkat cells,CTL derived from cultures with DC and WT1 peptides showed 87.5% cytotoxicity against Jurkat cells,cytotoxicity of CTL derived from cultures with unloaded DC against Jurkat cells was 42.1% and cytotoxicity of monocytes was 22.7%. Cytotoxicity of CTL derived from culture with frozen-thawed antigen or WT1 peptides loaded DC was strong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s(P<0.01).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umor antigen-pulsed DC can induce efficient and specific anti-tumor immunity,may play a great role in clinical therapy for leukemia.
Key words dendritic cell; Jurkat cell; frozen-thawed antigen ;WT1 polypeptide; cytotoxicity; leukemia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是已知体内功能最强的专职抗原呈递细胞,最大特点是能刺激初始型T细胞活化和增殖,是特异性免疫应答的始动者,DC在抗肿瘤免疫反应中起关键作用。但大多数白血病患者有DC功能缺陷,在体外扩增DC并诱导白血病特异性细胞毒性T细胞发挥最大限度特异性抗白血病效应,使消除白血病病灶、延长患者寿命、防止复发成为可能。本实验应用细胞因子rhGM-CSF、rhIL-4、rhTNF-α及rhsCD40L等由健康人外周血单核细胞(monocytes)诱导活化出DC,使其分别负载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及WT1多肽抗原(Wilms tumor antigen,WT1 ),体外诱导产生特异性细胞毒性T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观察CTL对Jurkat细胞的特异性杀伤效应,为DC疫苗在白血病免疫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材料和方法
主要试剂及仪器
rhGM-CSF、 rhIL-4、rhTNF-α、rhsCD40L均购自美国 Cytolab公司; 鼠抗人FITC-CD14、CD1a、CD40、CD80、CD83、PE-CD86等流式细胞荧光标记抗体(美国eBioscience公司产品);LDH-Cytotoxicity 分析(美国Biovision公司产品);Nikon TE 2000-U 倒置显微镜(日本Nikon产品);Model 680型酶标仪(美国Bio-Rad公司产品); FACS Calibur流式细胞仪(美国Becton Dickinson公司产品)。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株(Jurkat)为WT1基因(+)细胞系(本院血液室保存,RT-PCR检测WT1基因阳性)。
单核细胞来源的DC的体外诱导培养及鉴定
采集新鲜抗凝健康人外周血,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获得单个核细胞(mononuclear cells),以含10%胎牛血清(FBS) 的RPMI 1640培养液调整细胞浓度为3×109/L,接种于25 ml塑料培养瓶,在 5% CO2饱和湿度、37℃条件下孵育3小时,吸出非黏附细胞,用预热的培养液洗去未贴壁的细胞,即获得贴壁的单核细胞(monocytes)。加入含10% FBS 的RPMI 1640培养液(含rhGM-CSF 100 μg/L,rhIL-4 50 μg/L,2 mmol/L L-谷氨酰胺),在5% CO2、37℃条件下培养,第3、5天半量换液,同等量添加上述细胞因子,在第5天收集悬浮细胞于6孔板培养,并添加rhTNF-α 20 μg/L,rhsCD40L 2 mg/L。第7天收获细胞,瑞氏染色并摄片,流式细胞仪检测免疫表型。
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LR)
收集上述方法中获得的非贴壁单个核细胞(淋巴细胞),加入RPMI 1640(含rhIL-2 20 000 U/L低浓度培养),每2-3天半量换液,培养7天作为反应细胞;刺激细胞为向DC诱导的细胞,收集培养第7天的DC悬液,离心。同种异基因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组为实验组,与同种同基因淋巴细胞反应组为对照组。MTT法检测淋巴细胞增殖活性:DC与淋巴细胞比例分别为1∶10,1∶20,1∶100(淋巴细胞浓度为2×109/L),各0.1 ml接种于96孔板,混和孵育72小时,加 MTT 10 μl(5 μg/L)再作用4小时,酶标仪检测波长490 nm的A值。
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制备和WT1多肽合成及抗原冲击致敏DC
收集Jurkat细胞,生理盐水洗涤,调整细胞浓度为1×109/L,放置-70℃冰箱10分钟,37℃水浴复温,反复冻融5次,500×g离心10分钟,收集上清,10 000×g低温离心30分钟,取上清用0.22 μm微孔滤膜过滤,-20℃冰箱保存备用;选用WT1蛋白第126-134位9个氨基酸残基的多肽,氨基酸序列为RMFPNAPYL,由上海生工公司合成,HPLC纯度检测>95%,分子量1 108.3,取5 mg 溶于5 ml PBS中,分装,-20℃冰箱保存备用。在DC培养的第4天每毫升培养体系实验组分别加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及WT1多肽50 μl,作用24小时,RPMI 1640培养液洗涤,重新添加细胞因子继续培养。
IL-12含量的检测及活化T细胞免疫表型检测
收集诱导培养的第7天DC上清,用ELISA法定量检测IL-12的含量,具体操作按试剂盒(法国 Diclone 公司产品)说明书进行。收集上述方法中分离获得的非贴壁异体单个核细胞,用含IL-2 20 000 U/L的RPMI 1640培养液培养7天,加DC继续诱导培养72小时,DC与淋巴细胞浓度比为1∶20。DC诱导的T细胞表型为实验组,未经DC诱导的T细胞表型为对照组,收集培养的细胞悬液,洗涤、离心后加PBS悬浮,加入CD3、CD4、CD8及CD28荧光抗体,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细胞毒作用的乳酸脱氢酶(LDH)释放法测定
收集上述方法培养的活化T细胞作为效应细胞,取传代后24小时的Jurkat细胞为靶细胞,效靶比为5∶1、10∶1、20∶1。实验分4组:实验组A: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冲击致敏DC+异体淋巴细胞+ Jurkat细胞;实验组B:WT1多肽抗原冲击致敏DC+异体淋巴细胞+ Jurkat细胞;对照组A:未致敏DC+异体淋巴细胞+ Jurkat细胞;对照组B:单核细胞+异体淋巴细胞+ Jurkat细胞。LDH释放法测定细胞毒效应,按LDH-Cytotoxicity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酶标仪检测波长490 nm处的A值,参考波长为630 nm。细胞杀伤活性计算:细胞毒(%)=[(实验组A值-低控组A值)/(高控组A值-低控组A值)]×100%
统计学处理
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用(X±SD)表示,两组资料采用t检验,P
结果
外周血DC的诱导扩增及鉴定
培养48小时后,悬浮细胞增多,第4-5天,多数细胞呈悬浮生长,并聚集成团,细胞体积明显增大,圆形或不规则形,表面有毛刺样突起。第7天悬浮细胞较散在分布,细胞体积大,毛刺、树枝样突起增多、变长(图1A)。瑞氏染色RG 可见细胞体积大,直径约15-35 μm,呈圆形、不规则形,表面有伪足样突起(图1B)。流式细胞仪检测CD86达97%,CD40达96%,CD80平均为77%,CD1a平均为64.62%,CD83平均为40%,而单核细胞特征性标志CD14<5%(图2),表明经细胞因子诱导后绝大部分单核细胞转变成了DC。
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结果
结果见表1。DC与同种同基因或同种异基因淋巴细胞按不同比例混合都可产生增殖反应,1∶20,1∶10比例下,两组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1∶10时增殖反应最强,这表明经细胞因子诱导得到的DC具有强的免疫原性,具有更强的刺激同种异基因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的能力,且随着DC细胞数的增多,刺激同种异基因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的能力增强。Table 1. Proliferative response after mixture of DC with autogeneic and allogeneic lymphocytes (略)
活化T细胞免疫表型及IL-12的含量
检测结果见表2。由表2可见经DC激发的T细胞有明显上调CD3、CD4、CD8、CD28分子的作用(因检测例数少,未进一步作统计学分析)。ELISA法定量检测IL-12的含量为61 μg/L。Table 2. Phenotype of T lymphocytes effected by DC(略)
致敏DC诱导CTL细胞毒作用的观察
用LDH释放法检测CTL的细胞毒效应,结果见表3。用配对t检验,对实验组A、实验组B及对照组A、对照组B在各不同效靶比下的杀伤率作两两比较,在任一固定效靶比例下,实验组A、B与对照组A、B两两比较,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验组A、B间两两比较(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结果表明,经抗原致敏DC能显著增强CTL对Jurkat细胞的杀伤作用。Table 3. Frozen-thawed antigen and WT1 peptide-loaded DC triggering CTL mediated killing effects on Jurkat cell (略)
讨 论
近年来研究证实,DC被各种形式的肿瘤抗原致敏后可以在体内外诱导出肿瘤特异性CTL[1-5],目前利用DC进行肿瘤免疫治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GM-CSF与IL-4联合应用可诱导单核细胞成为具有未成熟表型的DC,再予一定的刺激信号作用,如TNF-α、CD40L等细胞因子,可诱导出成熟DC,使其抗原呈递功能达到最佳状态。CD40L是人类DC成熟重要刺激信号,sCD40L在体外不仅具有显著的诱导DC分化、促进DC成熟的功能,而且经sCD40L作用的DC能更有效地激发T细胞[6],sCD40L有希望成为制备高效DC疫苗的重要细胞因子。CD40L与DC表面的CD40相互作用后能诱导DC的分化成熟[7-9],上调共刺激分子的表达,且CD40-CD40L的相互作用诱导DC分泌一系列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IL-12、TNF-α、MIP-α等。IL-12主要来源于DC的分泌,其功能主要是控制CD4+T细胞向Th1细胞亚群的分化,诱导产生INF-γ,在体液抗肿瘤免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90年Call 等[16]从Wilms瘤细胞中分离出WT1基因,其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1P13,编码复杂的mRNA,由于其2个可变连接区的变化,可产生4种不同的转录产物。近年来研究发现,在正常造血系统及造血系统恶性肿瘤中WT1基因有不同表达,在多种实体瘤如乳腺癌、肺癌等中高表达。采用RT-PCR技术检测WT1基因的表达,发现在AML、 ALL及CML急性变中有高表达[11,12]。WT1多肽是已经鉴定出的白血病多肽。Ohminani等[9]用WT1多肽致敏T细胞后,后者对HLA-A24阳性白血病细胞株具有特异性的细胞毒作用。WT1多肽致敏的DC通过诱导细胞毒T细胞对表达WT1基因的急性白血病、慢性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实体瘤等肿瘤细胞产生杀伤效应,故可用于白血病、实体瘤的免疫治疗[13-15]。
我们从健康人外周血中分离出单核细胞,经诱导培养出具有典型树突状形态特征的DC,它高表达CD86(最高达97%)、D80、CD40(最高达96%)及CD1α,表达CD83平均为40%,混合淋巴细胞反应提示其具有极强的免疫原性。在DC培养至未成熟阶段,用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及WT1多肽抗原致敏DC,继而加入TNF-α、sCD40L,使DC趋于成熟,诱导激活T细胞,引起特异性抗肿瘤效应。冲击致敏DC诱导激发的CTL在冻融抗原及WT1多肽抗原不同效靶比下对Jurkat细胞的杀伤率均高于单纯DC组和单核细胞对照组(P<0.05),且在每一组中,它们所激发的CTL杀伤活性均随着效靶比的提高而相应提高,显示了杀伤活性的量效关系,说明DC已成功摄取了冻融抗原或WT1多肽抗原,加工后经MHC类分子呈递给淋巴细胞,同时通过共刺激分子、黏附分子等将T细胞激活,对白血病细胞产生了特异性杀伤作用。其中未致敏DC、单核细胞组表现出一定的杀伤效应,它们对白血病细胞是非特异性杀伤,所以效率较低。实验组A、B间两两比较(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WT1多肽抗原(单一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与Jurkat细胞冻融抗原(获得全肿瘤细胞抗原)所激活的CTL对Jurkat靶细胞杀伤效应相当,这也不失为有效负载肿瘤抗原的方法,此两种方法都具有临床应用价值,为进一步应用于免疫治疗的体内实验奠定了基础。我们只合成其中一种WT1多肽负载DC,至于其它3种多肽抗原负载DC能否诱导出更强的CTL,尚需进一步研究。已知的抗原不一定能诱导出最佳抗肿瘤免疫反应。一种抗原负载DC,其优点在于诱发的免疫反应特异性强,但是诱发的仅是单一克隆的CTL,效果有限,存在诱发抗原调变的危险。冻融抗原所获取的抗原信息量大,可提供多种已知和未知肿瘤特异性或相关性抗原,诱导T细胞多克隆扩增,避免发生某些变异株的免疫逃逸,保证抗肿瘤免疫的全面性和强效性;缺点是特异性抗原纯度底,对DC的负载效果相对较不特异。虽然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和WT1多肽抗原冲击致敏DC激活CTL,体外对Jurkat细胞产生明显杀伤效应,但是在体内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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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敏DC诱导CTL细胞毒作用的观察
用LDH释放法检测CTL的细胞毒效应,结果见表3。用配对t检验,对实验组A、实验组B及对照组A、对照组B在各不同效靶比下的杀伤率作两两比较,在任一固定效靶比例下,实验组A、B与对照组A、B两两比较,差别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实验组A、B间两两比较(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结果表明,经抗原致敏DC能显著增强CTL对Jurkat细胞的杀伤作用。Table 3. Frozen-thawed antigen and WT1 peptide-loaded DC triggering CTL mediated killing effects on Jurkat cell (略)
讨 论
近年来研究证实,DC被各种形式的肿瘤抗原致敏后可以在体内外诱导出肿瘤特异性CTL[1-5],目前利用DC进行肿瘤免疫治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GM-CSF与IL-4联合应用可诱导单核细胞成为具有未成熟表型的DC,再予一定的刺激信号作用,如TNF-α、CD40L等细胞因子,可诱导出成熟DC,使其抗原呈递功能达到最佳状态。CD40L是人类DC成熟重要刺激信号,sCD40L在体外不仅具有显著的诱导DC分化、促进DC成熟的功能,而且经sCD40L作用的DC能更有效地激发T细胞[6],sCD40L有希望成为制备高效DC疫苗的重要细胞因子。CD40L与DC表面的CD40相互作用后能诱导DC的分化成熟[7-9],上调共刺激分子的表达,且CD40-CD40L的相互作用诱导DC分泌一系列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如IL-12、TNF-α、MIP-α等。IL-12主要来源于DC的分泌,其功能主要是控制CD4+T细胞向Th1细胞亚群的分化,诱导产生INF-γ,在体液抗肿瘤免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90年Call 等[16]从Wilms瘤细胞中分离出WT1基因,其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1P13,编码复杂的mRNA,由于其2个可变连接区的变化,可产生4种不同的转录产物。近年来研究发现,在正常造血系统及造血系统恶性肿瘤中WT1基因有不同表达,在多种实体瘤如乳腺癌、肺癌等中高表达。采用RT-PCR技术检测WT1基因的表达,发现在AML、 ALL及CML急性变中有高表达[11,12]。WT1多肽是已经鉴定出的白血病多肽。Ohminani等[9]用WT1多肽致敏T细胞后,后者对HLA-A24阳性白血病细胞株具有特异性的细胞毒作用。WT1多肽致敏的DC通过诱导细胞毒T细胞对表达WT1基因的急性白血病、慢性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实体瘤等肿瘤细胞产生杀伤效应,故可用于白血病、实体瘤的免疫治疗[13-15]。
我们从健康人外周血中分离出单核细胞,经诱导培养出具有典型树突状形态特征的DC,它高表达CD86(最高达97%)、D80、CD40(最高达96%)及CD1α,表达CD83平均为40%,混合淋巴细胞反应提示其具有极强的免疫原性。在DC培养至未成熟阶段,用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及WT1多肽抗原致敏DC,继而加入TNF-α、sCD40L,使DC趋于成熟,诱导激活T细胞,引起特异性抗肿瘤效应。冲击致敏DC诱导激发的CTL在冻融抗原及WT1多肽抗原不同效靶比下对Jurkat细胞的杀伤率均高于单纯DC组和单核细胞对照组(P<0.05),且在每一组中,它们所激发的CTL杀伤活性均随着效靶比的提高而相应提高,显示了杀伤活性的量效关系,说明DC已成功摄取了冻融抗原或WT1多肽抗原,加工后经MHC类分子呈递给淋巴细胞,同时通过共刺激分子、黏附分子等将T细胞激活,对白血病细胞产生了特异性杀伤作用。其中未致敏DC、单核细胞组表现出一定的杀伤效应,它们对白血病细胞是非特异性杀伤,所以效率较低。实验组A、B间两两比较(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WT1多肽抗原(单一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与Jurkat细胞冻融抗原(获得全肿瘤细胞抗原)所激活的CTL对Jurkat靶细胞杀伤效应相当,这也不失为有效负载肿瘤抗原的方法,此两种方法都具有临床应用价值,为进一步应用于免疫治疗的体内实验奠定了基础。我们只合成其中一种WT1多肽负载DC,至于其它3种多肽抗原负载DC能否诱导出更强的CTL,尚需进一步研究。已知的抗原不一定能诱导出最佳抗肿瘤免疫反应。一种抗原负载DC,其优点在于诱发的免疫反应特异性强,但是诱发的仅是单一克隆的CTL,效果有限,存在诱发抗原调变的危险。冻融抗原所获取的抗原信息量大,可提供多种已知和未知肿瘤特异性或相关性抗原,诱导T细胞多克隆扩增,避免发生某些变异株的免疫逃逸,保证抗肿瘤免疫的全面性和强效性;缺点是特异性抗原纯度底,对DC的负载效果相对较不特异。虽然Jurkat细胞冻融抗原和WT1多肽抗原冲击致敏DC激活CTL,体外对Jurkat细胞产生明显杀伤效应,但是在体内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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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科莫・普契尼(Gpuccini Giacomo,1858―192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现实主义歌剧艺术的代表作曲家之一,一生执著于歌剧创作;以其感人肺腑的戏剧情节和优美清新、结构缜密的音乐,成为继威尔第之后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歌剧作曲家。
普契尼创作了许多经典的歌剧作品,其题材内容广泛,种类形式更为多样;在刻画人物内在心理方面,往往着力于女主人公的心理悲剧,在这方面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普契尼的创作成就对后世的意大利歌剧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普契尼在自己的创作中,继承和发展了意大利传统歌剧的表现手法,并以他对歌剧艺术形式本质上的深刻理解,使得歌剧在戏剧性的表现,以及剧情与音乐的贯穿发展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切都体现在他那富有创造性的优美流畅的旋律和对多声部音乐那丰富多彩的技术超群的艺术处理上。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艺术实践,使歌剧的戏剧效果和音乐效果达到了完善的统一,使演员和观众之间达到了十分融洽的有益于理解的交流。
普契尼塑造了极富典型性格特征的女性人物形象,完美诠释其中女高音的咏叹调对普契尼的歌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试图对普契尼的两部歌剧《曼侬・莱斯科》与《波希米亚人》中女性人物的艺术特征和演唱特点进行研究,使演唱者能够更好地把握其艺术特点,更加深入地了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声乐风格。
普契尼所创作的歌剧,有着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演唱风格。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以女性人物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展开剧情。他创作的许多歌剧作品,有着不同的故事情节、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矛盾冲突,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者的创作风格,每部作品都十分重视女性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演唱风格。在普契尼的笔下,每个女性都有着栩栩如生的面貌,仿佛活生生地走出舞台,来到我们面前。普契尼是以“女性观点”来谱写他想要的题材,他认同的角色是女人,而非男人。他的歌剧抒情而细腻,多愁善感,所表现的是普通男女之间纯粹的爱。《曼侬・莱斯科》和《波希米亚人》是普契尼早期创作的两部歌剧,也是他的成名作。《曼侬・莱斯科》体现的是一种真挚的爱、执着的爱,《波希米亚人》体现的是诗一样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两位女主人公虽然有着不同的感情经历,但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年轻人对于爱情的坚贞与执着。
一、人物形象
1.内在与外在的美
这两部歌剧中的女性人物都拥有美丽的容貌,以及与众不同的气质,使剧中男主人公为之倾心。具有一种娇小玲珑的美,而曼侬则是天真纯洁的美。从这两部歌剧中男女主人公的初次相遇就可得见,男主人公都是对女主人公一见钟情,此后甘愿为爱付出一切。
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对爱情坚贞不渝,愿为爱情牺牲一切。是善良朴实的美。曼侬为了爱情走向死亡,从侧面的角度来看,曼侬对爱情也是执着的。
2.多舛的命运
一部作品都要有一定戏剧矛盾因素,从而使歌剧更富于戏剧性。例如《曼侬・莱斯科》中的曼侬由于对荣华富贵的崇拜,抛下自己的真爱,嫁给了富豪。但是当她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却感到寂寞与孤独,希望重新找回自己的真爱。当面对逃亡的时候,她的贪念使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命运就是这样弄人。而《波希米亚人》中的经历过年轻人的悲和喜,最后在爱人的陪伴下平静地去世。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残酷。
3.悲剧性的结局
普契尼善于渲染悲剧色彩,这两部歌剧都是以悲剧收场,给人留下无尽的悲伤。两位女主人公都在追求美好幸福的爱情,但是命运弄人,她们都是以悲剧收场。曼侬在悔恨中死去,在爱人的怀中遗憾地死去,使人们难以忘怀。普契尼能以别致的手法倾诉大众的伤感之情。悲剧更容易让人们为之感伤,这也是普契尼所独有的创作特点。
二、咏叹调的戏剧性
咏叹调作为音乐的一种体裁,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有抒情性、叙事性等类型。普契尼的作品旋律流畅动人,具有典型的意大利风格,咏叹调更是优美如歌,极富戏剧性。特别是演唱女性人物的咏叹调,具有不同戏剧特点的,也体现着不同的戏剧类型。
抒情性咏叹调是歌剧中最迷人、最精彩、最具歌唱性格的声乐体裁,如《曼侬・莱斯科》中曼侬的咏叹调《挂满柔软的幕帐》是抒情性的咏叹调,她以柔美如歌的旋律抒发人物内心的情感,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抒发曼侬内心的情感。叙事性咏叹调是通过如歌的旋律讲述事件,介绍情节,回忆往事。这首咏叹调是在第二幕中,曼侬已经在巴黎住进了吉龙特家的一座豪华的房子里。她的哥哥莱斯科夸耀他和曼侬的阔情人做了一笔好生意,可是曼侬却在对他诉苦:“挂满柔软的幕帐”,“我那可怜的小屋,就在面前”。她为了寻求富裕豪华的生活离开了格里欧。现在好了,她享受到了荣华富贵,她问哥哥:“你看,这件衣服我穿着多么合适。”虽说是这样,她却仍然对她漂亮而又年轻的情人念念不忘。歌词内容较简单,表达了曼侬对哥哥和当时生活的不满,以及对青年骑士格里欧的暗恋的痛苦、哀伤的心情,曲调衰婉柔情、优美感人。
《挂满柔软的幕帐》的演唱是在第二幕开始处,为故事的情节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首咏叹调具有展开剧情的作用,并且具有宣叙调和咏叹调的双重功能,既能抒发人物情感,又能推动剧情发展。其特点是旋律性强,有乐队伴奏;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富有戏剧性,是展开剧情的咏叹调的类型。演唱者要表现好这首轻盈美妙的咏叹调,必须将非凡的技巧同丰富的感情和内容融为一体,绝不能卖弄技巧。在《挂满了柔软幕帐》的演唱中,为表现曼侬细腻、伤感的情绪与内在涌动的激情,要求声音的强弱、明暗变化幅度非常大,因此,这对演唱者处理色彩和空间的能力运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053-01
一、《魔笛》作品分析
《魔笛》作为莫扎特生命最后一年写就的歌剧作品,深度应用了音乐素材完成了对于人物形象以及审美特征的衔接与转化,从序曲到终章都以不同的生命内涵完成对于性格的刻画,保证了人物以及故事之中的冲突性能够被其结构形式以及音乐体裁突出出来。
总体来说,在《魔笛》这部艺术作品之中,西方歌剧艺术的基本审美特性以及人物塑造方式都被深度地诠释出来,其丰满的艺术效果保证了剧情能够与音乐设定进行结合,人物的情感以及性格冲突能够在深度的艺术内容中被展现在观赏者的面前。对《魔笛》的人物角色以及审美特征进行分析,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西方歌剧艺术的内涵。
二、西方歌剧中的审美特征
西方歌剧艺术的人物角色以及情节艺术的设定都需要符合西方艺术发展的基本审美特征,无论是强烈的音乐情绪还是特殊的演唱技巧,都需要以角色为中心,以审美特征为基本设定,保证其演唱的旋律以及线条都能够与故事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相契合。本文从《魔笛》这一西方经典歌剧入手,从其不同的创作背景、题材风格以及故事内容简要分析歌剧审美中所具有的戏剧美、形象美以及情感美,深入探究其不同的审美特点对于不同的歌剧角色来说所具有的艺术性。
(一)戏剧美。在西方歌剧艺术中,所谓的戏剧美,就是指在表演者情感以及心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过程中对于其行为引起的戏剧性变化,意志力从内心展现出来而对于外界产生的影响表现了戏剧性的重要特点。在《魔笛》中,戏剧美展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第二幕中帕米娜以抒情性的咏叹调来诠释故事剧情,在音乐曲调的配合之下,无论是无奈而又伤心的感情还是纯真而又执着的自我情感都被进一步释放出来,歌剧以戏剧性的艺术冲突来完成对于人物的塑造,而最后戏剧性的悬念设置更为这部作品之后的冲突性发展埋下了伏笔。从整体上来说,这样的戏剧美主要展现在人物塑造的情感冲突之上,戏剧的悬念设置更加能够增加歌剧艺术的神秘感与艺术感,帮助观赏者深度理解故事中人物的基本特性,从角色艺术的角度展现基本的歌剧艺术审美。
从戏剧美的角度来说,歌剧艺术中所具有的冲突性和叙事性也能够表现西方歌剧艺术对于审美的需求,无论是在情节铺垫还是在冲突设置的过程中,戏剧美都能够保证人物角色的塑造更加丰满,根据歌剧内容的主要线索来激化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品格,以此保证故事情节的合理性和转折性。
(二)形象美。从人物角色设定的角度来看,形象美更加能够符合西方歌剧艺术中对于角色特点的设定要求,保证了能够根据一定的故事情节设定标准来完成具体的人物特点转化,以此来保证角色具有更加生动的特点。在歌剧《魔笛》之中,其个人角色的形象美主要是以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音乐形象能够以深度的概括性来展现角色的个人情感及其内心思想,保证欣赏者在了解歌剧独特风格的过程中还能够在心中深度刻画出其基本的人物性格以及丰满的艺术形象,保证形象美这一艺术审美特点被全面性地展现出来。
在《魔笛》中,形象美被演唱者不同的声音特点完美地诠释出来,以萨拉斯特罗为例,其所拥有的男低音,将《魔笛》中太阳之神的角色进一步地展现出来,其宽广浑厚的声线塑造了光明、正义的艺术形象,保证了人物角色在艺术演唱的过程中与基本的审美特征进行了衔接与转化,而歌词对于角色形象的设定能够将艺术角色与歌词特点完成基本的统一,角色的基本定位就这样在音乐形象性中体现出来。
(三)情感性。对于歌剧来说,音乐以及情感是必不可少的艺术元素,音乐作品的不同风格直接决定了歌剧艺术中的不同情感,能够作为歌剧的基本标志之一对于歌剧作品进行一定的分类。所以,情感性在歌剧艺术中的展现主要从音乐中人物形象设定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题材、种类以及格调设定完成对于情感内容的表达。
在《魔笛》中,其审美特征的抒情性主要可以通过诗、曲、声这三种基本的要素展现出来,由演唱者以极度抒情的效果来丰富人物形象,以此来完成对于作品主题和形象特征的诠释。在人物特征以及形象的设定之中,无论是历史背景、人物地位还是人物关系,都能够在抒情性的情节中被情感细化出来,保证歌唱性与抒情性的紧密相连,以此来完成对于歌剧艺术的二度创作是演唱者所具有的基本能力。
参考文献:
[1]徐艺.论莫扎特歌剧音乐的戏剧性――以歌剧《魔笛》为例[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03).
戏剧团体的管理者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岗位,应该具备三种技能,才能实施有效的领导行为。首先是专业知识或技术技能,他(她)应该是通晓本门艺术知识又懂得戏剧管理,集两种专长于一身的通才型专家。戏剧艺术创作是非常复杂的从分散的个体精神性劳动到将这些个体性创作集中起来的综合艺术创作,带有自身的创作规律,一个不懂得戏剧艺术创作规律领导者自然也就不可能戏剧创作生产做出符合其内在规律的预测和决策。只有一个通才型的戏剧艺术领导者,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以创新的态度,有勇有谋的将戏剧事业推向前进。其次,是人文技能。擅长与人共事和对属下实行有效领导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戏剧事业领导者的人文技能比其艺术和学术水平的高低决策能力等更为重要。三是观念技能,领导者应该对整个组织的性质和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及作用有着深刻的了解,了解各部门对完成总体目标各自所起的作用。了解戏剧艺术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发展情况及社会对本门艺术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善于把握时机和发展机遇做出正确决策,从而达到圆满完成组织目标和组织成员个人需要的工作目的。作为一个戏剧艺术管理者还必须做到正确识人,德才兼备,用人所长而不求全责备。这也本身表现了管理者领导者的一种能力,一种领导素质,同时也表现了管理者领导者的一种勇气。
前言:戏剧欣赏和戏剧批评二者各有侧重,戏剧欣赏主义以欣赏和审美为主,戏剧批评则是以理性思考和判断为主,二者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着。因此,本文笔者从戏剧欣赏和戏剧批评两方面着手,从而不断提升自身审美情趣,培养戏剧艺术细胞,更好的满足戏剧审美愿望。
1.戏剧欣赏与戏剧批评
所谓欣赏指的是对戏剧艺术的品位和欣赏,也可以称之为对戏剧艺术审美,每个观众进入剧场的目的、动机都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从中获得审美愉悦。一部分观众是真正喜爱戏剧,一部分只为娱乐、放松,还有人是为了寻找灵感,进而获得人生启迪。观众决定了新时期戏剧的发展走向,戏剧也越来越重视内涵表现,顺应新时期戏剧观众要求。戏剧欣赏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内容:
1.1戏剧舞台
舞台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戏剧艺术不应浮于表面,而是要解释人心审美表现。舞台艺术主要由演员和动作为中心,而音乐、化妆、服饰等军事为演员表演而服务。观众观赏演出就是在这些元素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观赏戏剧演出的,观众需要紧密关注演员的表演和动作,这样才能掌握艺术戏剧核心和灵魂。戏剧欣赏时,要分清主次,切忌不能喧宾夺主。戏剧欣赏要掌握赏析要领。戏剧赏析需要根据戏剧流派和种类,遵循基本美学原则,拉近美学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戏剧欣赏也要掌握要领,理解演员动作和表演的意义,从而得到审美思想启迪和审美愉悦感。
1.2戏剧表现形式
国内外文化氛围、底蕴存在一定差异。他们不懂什么是戏剧,更是不理解戏剧虚拟化和象征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一场戏剧表演看下来如同鸭子听雷,就是咿咿呀呀,正是因为不懂他们对戏剧的批评和指责都是不正确、不公平的。戏剧中采用的虚拟化表演形式让很多人不理解,就连都表示出不理解,转个圈就是好几里路、翻过桌子就是跳墙、登山,一大群人跑个龙套,几个动作、筋斗就是一场大戏简直莫名其妙,而懂戏剧艺术的,则是对其津津乐道。非要以“写实”的眼光看待“虚拟化”的戏剧是极为荒谬的,根本不具有鉴赏资格的,这样的戏剧批判我们也是不接受的。
1.3戏剧舞台一般规律及特点
戏剧欣赏一定要在懂的基础上认识戏剧种类和流派的特性,进而不断提升欣赏者的审美境界。下面我们就对依据欣赏要领进行简要总结:
排除杂念、全身贯注。戏剧欣赏本身就是一个审美过程,审美就是人心灵自由创造活动,处于审美境界的人整个身心都是自由、放松、充满活力的,这一阶段取得的审美意象和体验,才是最具审美价值和创造性的。人们的审美意识水平在这个审美创造过程中不断得到升华和精神解放,自由的意识才是完整的意识。席勒认为“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想和意志的主动状态这一转变过程只有通过审美自由这个中间状态才能实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感性转变为理性,从而掌握审美的秘诀。审美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娱乐和愉悦效果,而是能够不断净化、陶冶、提高人精神境界。戏剧欣赏和审美同样如此,我们只有进入审美状态,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戏剧艺术精髓。
排除杂念、保持心灵纯净、专注于审美对象。欣赏者应放下所有的包袱,排除功利思想和利害思想,保持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心理距离,以感官直觉感受审美对象。审美是超越理性思维和功利而存在的,只有排除了各种因素的影响,才能够全神贯注于审美对象,才能够达到心灵自由创造的审美境界,进而获得审美愉悦感、陶冶情操,完成审美理想和戏剧欣赏。戏剧心上人一定要排除理性思考和精神杂念,以感官直觉和“超功利“的状态去感受审美状态,机内最佳的戏剧审美状态,取得良好的欣赏效果。
2.戏剧批评
所谓的戏剧批评就是以理性思考和对戏剧艺术审美感受的基础上,对成败得失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和判断,这一切开展的前提是在对戏剧艺术理解的基础上,它要揭示戏剧的艺术表现、艺术风格、思想内涵以及审美价值等方面得失情况。戏剧批评一定要从多方面、整体进行综合评价,并开展戏剧欣赏体会专题讨论,从排除一些利益得失的角度上去鉴赏戏剧艺术,谈论艺术欣赏的感受和体会,不一味指责、不夸大其词,力求公正、客观、深入人心,一是一,二是二,杜绝无关痛痒和空泛议论,真正体现戏剧批评的启示意义。
开展戏剧批评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戏剧艺术家艺术实践和观众欣赏提供有益指导,戏剧批评和戏剧实践常被人看做是戏剧艺术相互推动、相互发展的两只轮子、缺一不可,二者的相互协调有利于推动戏剧艺术发展和变革。真正有水平、有眼光的戏剧艺术家都将戏剧批评看的很重,只有发现问题,找到缺点和不足才能够得到发展、取得进步,拒绝客观、公正的戏剧批评是不可取的,是落后的、不思进取的,戏剧艺术家应以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去见证戏剧批评,虚心接受批评,并从中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升华。
戏剧批评一定要建立在戏剧欣赏的基础上,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审美是戏剧艺术的根本属性,能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戏剧批评是十分难得的,戏剧艺术家一定要花大力气、下苦功不断提高自身艺术修养、开阔胸怀。这也就是为什么好的戏剧艺术批评家也是优秀艺术家,他们是以发展、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艺术欣赏,深谙审美创造奥秘,拥有雄厚的艺术理论修养。艺术家修养指的是具有丰富想象力、艺术感受力以及广泛艺术涉猎,能够博众之所长,不仅懂艺术、懂创作,还要懂舞台,对各种历史流派和风格有所了解,还要对舞蹈、音乐等艺术元素有所涉猎。
结束语:
戏剧欣赏和戏剧批评都是要建立在理解戏剧艺术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戏剧欣赏一定要净化心灵,以最佳的审美状态去感受戏剧艺术,戏剧批评则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进行评论,任何带有色眼睛看待戏剧都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努力提升自身修养,利用戏剧欣赏和戏剧批评的有效结合不断推动戏剧艺术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通识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更多地关注通识教育的创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传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发生集体性危机的中国当下和全球化语境下,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传承,因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发”(甘阳语)。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精神传承途径,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应该把“文化自觉”理念贯注在每个大学生心中,促进其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铸就主体精神的文化自觉,这应是当前通识教育巫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一、戏剧艺术与文化传播
戏剧艺术是一种文化。“文化”大概是人类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1952年)一书中,共收集了1“条文化的定义。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一文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至今学术界还认定为权威的定义,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则细化和拓展了泰勒的观点,他说,“文化”一词是英语语言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文化的当代意义大致有三个方面:(1)作为艺术及艺术活动的文化;(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符号的文化;(3)作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文化。m<_,无疑,艺术及艺术活动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是被用来阐释艺术及艺术活动的。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戏剧艺术当然是一种文化,但其表现形态却有着自身特质,即戏剧是由演员直接面对观众进行表演的一种艺术和文化。
戏剧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身份的代言。“对艺术史家来说,他们深深地意识到艺术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或现象,一个其所处时代的符号,一个历史、社会、文化或个体成长、身份、变革或转化的标志。公正地说,甚至在艺术发展最具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刻,这种观念在艺术史学科也曾是一个既定的观念”,我们知道,世界戏剧有两大基本系统,即以中国传统戏曲为代表的东方戏剧艺术和以欧洲话剧为代表的西方戏剧艺术,其中,梅兰芳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无疑是这两个系统中最突出的代表。从梅兰芳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品味到美情统一、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妙处,从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我们可以感悟到充斥着博爱、罪责和忏悔之情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底蕴。把握两者的差异,追寻两者形成的精神质素,从而更深人、更真切地展现文化内涵的差异,这是历史学家所无法提供的鲜活的文化标本。
戏剧艺术是在文化传播中生成、发展和完善。“文化由外层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从动态和过程的角度,确定了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传播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同样,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戏剧艺术正是在文化传播中得以生成、发展和完善,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播,戏剧文化将是一种“死文化”;如果没有戏剧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将丧失一种重要的路径。
二、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
非常遗憾的是,随着戏剧艺术的边缘化倾向加剧,戏剧艺术这种文化传播传承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渴望着在还没有完全沦落为“社会机体的“功能性器官”的高校能够担当重任,守望文化家园,传承民族文化精神质素,铸造新的人格。如此,实施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就相当重要而紧迫。
18世纪末,西方高等教育就注意到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的意义,“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识到,艺术史和文学研究一样,是探索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重要途径。同样,学习艺术史和文化传统有助于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推动社会的进步”。1874年,艺术批评家诺顿受哈佛大学之邀担任艺术史教授,他说:“对我来说,艺术史是一种最为神圣的文化传统。通过研究艺术,人们可以发现自身潜在的精神追求和美的理想,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文明”。的确,一个文明、一种文化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有意义的艺术接受活动,就是接受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艺术世界的精神漫游和灵魂之旅,也是接受者获取文化精神和历史信息的过程。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播效应是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企及的。诚如前苏联著名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指出:“人的审美教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但是不能不承认,艺术是对个人目的明确地施加审美影响的基本手段,因为正是在艺术中凝聚和物化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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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其现场直观性、双向交流性而在接受者面前“打开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无限美妙的欲望与生命的世界n/别林斯基语),在这个世界里,观众身临其境,把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射其中,逐渐形成浓郁的“扮演意识”。拥有这种扮演意识,接受者更易深入了解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确定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此来审视他者的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戏剧艺术的这种文化传承功能,又是其他艺术所无法代替的。因此,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途径。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都应是连续的,任何一个链条的脱落都可能造成文化根基的丧失,而这种丧失往往导致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体沦落。这种悲剧历史已然有上演。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之链正面临着再一次被断裂的危险,当人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争相追逐着西方文化浪潮而忽视甚至漠视脚下深厚的文化土壤时,“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因此,在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并不是一种现时流行的时尚,而是一种恒久的文化传承事业。同样,戏剧艺术通识教育也不是高校的装饰品,而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传承的连绵不绝决定了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恒久性。
三、文化自觉:高校戏剧艺术通识教育的灵魂
现在的大学教育随着全球知识产业的兴起与推动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不可否认,这是大学教育的一种进步。但当目睹着民族文化精神资源在此热潮的裹挟下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价值逐步被遮蔽之时,我们又会悲叹大学精神的沦落和功能的偏移。诚如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所认为,现代化不应该只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成,而应该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素质。他说:“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的国家”,而作为一个“现代人”最深层的表现就是坚守自身的文化归属,拥有主体的文化自觉。
因此,文化传承并不止子传统文化知识的吸纳,尤其不能“把历史的馅饼按时代和地区切割成大小不等的部分,然后再按照编年的顺序把它们分别吃下去”,因为“这种机械的拼盘游戏使历史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因而缺乏一种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性和精神深度”;也不止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播,而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体的文化自觉。
歌剧艺术在西方音乐历史上的地位不容质疑,从1600年《达芙妮》的出现开始,经过蒙特威尔第、A·斯卡拉蒂、吕利等人对其基本艺术形式的确立,再经过莫扎特、罗西尼、多尼采蒂等人对其艺术表现力的发展,终于在威尔第、瓦格纳、普契尼等人的作品中达到了顶峰。在交响乐作品为欧洲人民所熟知之前,即曼海姆乐派、海顿等人的交响乐创作实践之前,歌剧一直是西方人民音乐生活的中心。即使是巴洛克后期,器乐作品开始乘胜追击,并在古典、浪漫主义时期获得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这段时间,歌剧也没有被这股势力冲淡,而是与器乐作品(主要是交响乐作品)并驾齐驱,一起统领着西方音乐的发展方向,双方甚至是呈交融合作的态势共同发展的。
歌剧能在西方艺术观念、主题、形式不断变迁的这三百多年时间里一直保持活力,不被淘汰,那么它一定具备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为各阶层人民所共同热爱的艺术美感。要知道,这段时间里被淘汰的音乐体裁是不少的,如大协奏曲、康塔塔等,甚至古典主义时期极为盛行的器乐奏鸣曲到浪漫主义中、后期也慢慢淡出作曲家创作的视野。那么,歌剧给予欣赏者的是怎样的一种美感?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不少的研究,其中被提及最多的便是“综合美”一说,但真能以“综合美”简单地、机械地概括歌剧的审美特征吗?毕竟这一说法的立足点只是单从歌剧作为综合艺术的形式特征这一点出发的,因此,我们不妨对其再作重新的思考。
一、“综合美”适合于概括歌剧的审美感受吗?
谈及歌剧的美感问题,我们总能听到诸如“歌剧是音乐与戏剧的结合体”,“歌剧展现的是多种艺术形式交织的综合艺术美”等的句子。似乎“综合美”已被大家默认为是歌剧最基本的一种艺术体验,但实际上,“综合美”只是对歌剧艺术美感的一种模糊定义,只是道出了歌剧艺术包含了多种个体艺术美的呈现,不能让人认识到歌剧艺术美的本质。“我们还时常听到一种大家都认可的说法——‘歌剧是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其实,这种歌剧定义与其说发人深思,不如说它妨碍了我们进一步的思索”①。首先,“综合”一词用在歌剧上本身就显得空泛,因为包括歌剧、话剧、舞剧、戏曲、电影、电视剧在内的各种剧艺都属于综合艺术,用一个大艺术类别(综合艺术)的特征来概括具体艺术种类(歌剧)的审美特征,这首先显得空泛、无力。其次,“综合”二字实际上是歌剧美感研究途中的一个障碍。以“综合美”回答歌剧美感问题似乎无可厚非,因为歌剧在形式上的确是综合艺术,但这却是一个伪答案。一旦将歌剧的基本美感被定义为“综合美”,那研究者的目光马上投射到歌剧内含的文学、舞蹈、音乐、戏剧、美术等各种艺术中,研究的焦点被分散了,研究的方向被生硬地指向各种艺术中,容易从“综合”里再分裂出歌剧的文学美、戏剧美、舞蹈美等分散的、繁琐的论题。这样的说法不仅没有触及歌剧独特的艺术美,也难以形成一种概括性的论述,深入的研究也将难以为继。
综上所述,“综合美”貌似回答了歌剧美感的所有问题,但这个答案的内在却是空心的。因为它只道出了歌剧的形式构成,及这种构成所产生的、模糊的审美轮廓,并没有触及歌剧艺术审美特征的独特性,并阻碍了我们对这种特征形成条件的进一步研究。此外,我们必须强调,并不是说我们因此便否定了歌剧艺术的综合特征,歌剧仍然是综合艺术,综合美也仍然存在于歌剧艺术,只是这不意味着它就是歌剧最基本的、显著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二、歌剧展现的是音乐与戏剧的关系美
那么,歌剧的基本美感如果不是“综合美”,那么会是什么?“人们判断某种艺术的特殊本质,并赖以作为艺术分类学的客观标准,主要是它的存在形式或运动形式以及由此而给人们带来的特殊美感。”②居其宏在他的《歌剧美学概论》里将歌剧美感分成形式美感、内容美感、风格美感、载体美感、综合美感五种。他的划分与阐释可谓面面俱到、相当详尽。而其中形式美感被他视为“歌剧综合美感最重要的来源”。如他所强调,艺术的存在形式与运动形式是“判断艺术性质和艺术分类的依据”,美感的探寻也要从艺术形式出发。因此,对歌剧最基本、独特美感的探寻,也要从歌剧的形式说起。“虽然谁也不会否认,歌剧是一种集音乐、戏剧、诗歌、舞蹈及美术为一体的高度综合的艺术品种,但在科尔曼看来,这种‘综合性’并不构成歌剧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和体裁的根本特征。科尔曼坚定地认为,歌剧首先、而且主要是‘戏’——通过动作和事件展现人的冲突、感情和思想。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承担着最重要的表现职责。换言之,歌剧理应属于‘戏剧’的大范畴,而它之所以不同于话剧、诗剧或舞剧等等其他戏剧品种,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中心艺术媒介不是对白、诗歌或舞蹈,而是音乐。”③这段话指出歌剧艺术形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歌剧表现的中心是“戏”,二是歌剧以音乐作为表现戏的主要手段。我们可以这样对歌剧的形式作定义:歌剧是用音乐表现戏剧的艺术。
音乐如何与戏剧内容相契合是贯穿歌剧历史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戏剧的品格,从歌剧诞生的那一天起始终是歌剧的基本品格;作为戏剧的歌剧,始终把戏剧特性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④这种观点强调“戏”,是歌剧的首要表现目标,而音乐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基本的、贯穿始终的手法。因此,歌剧欣赏活动,主要是指听表现戏的音乐与看用音乐表现的戏这两个共同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音乐与戏剧的关系相比于“综合”要更引人注目,实际上,“综合美”说里提及的,“歌剧由音乐、戏剧、文学、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组成”,这样的说法强调了各种艺术对歌剧美感形成条件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舞蹈就不属于歌剧的必要组成,《游吟诗人》、《丑角》、《乡村骑士》、《奥赛罗》等没有舞蹈场景的歌剧作品不胜枚举。再如,说文学是歌剧的组成要素之一,不如说它是随戏剧进入歌剧中的。许多歌剧中的文学文本面世至今愈数百年,有的作品甚至采用广为熟知的民间传说,这些作品的情节观众早以熟知,不乏一些狂热的观众甚至倒背如流,当他们进入歌剧院时,清楚今晚每一幕的情节、每一句台词绝对无异于以往,但他们还会及早奔向歌剧院,生怕错过演员的任何一个动作,这是因为他们欣赏歌剧的目的并不在于感受文学作品的魅力,而是另有所图。
总言之,无论一部歌剧的组成要素有多少,其中一定不会变化的只有戏剧与音乐(当然,这要排除不同演绎着带来的变化),演员动作、舞台布景、服饰装扮等这些在歌剧演出中一直都是可变量,观众允许它们可变的原因是它们的改变并不会影响歌剧作品的艺术本质。只有戏剧、音乐是不容改变的,一句对白也不能多、不能少,一个音符也不容许改变。这些都说明,歌剧艺术的重点在于音乐与戏剧,观众来剧院是要听表现戏剧的音乐,以及观看用音乐表现的戏剧,他们所追求的是歌剧进行过程中,戏剧与音乐不断有机结合而呈现的关系美感,这种美感是音乐不断适应动作而展现出来的运动形式,因此音乐与戏剧等因素(主要是戏剧)的关系而产生的美感,才是歌剧艺术最基本的一种美。音乐与戏剧的关系如何展现,以及因此带来美感体验才是歌剧艺术就基本的审美特征。
三、从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出发看歌剧美感
狄德罗在《论美》一文中提出了“美在关系”的著名论题。他给美下定义说:“美是一个我们应用与无数存在物的名词,存在物之间纵有差异,若非我们错用了美的名词,便是这些存在物皆有一种性质,而美这一名词即其标记,二者必居其一”; “我把一切本身有能力在我的悟性中唤醒关系概念的东西,称之为在我身外的美,而与我有关的美,就是一切唤醒上述概念的东西”,前一句所要传达的是,我们之所以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概念——“美”,来形容各种不同的事物,其原因是不同的事物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共同性质,而在第二句话中,狄德罗就指出这种性质就是唤醒人关系概念的能力。上述是狄德罗“美在关系”理论的基本思想,而狄德罗在谈及“关系”的概念时,总是与“情境”的概念结合起来。朱光潜先生对此是这样解释:“美要靠对象和情境的关系,情境改变,对象的意义就随之改变,而美的有无和多寡深浅也就相应改变。” 狄德罗以高乃依戏剧《贺拉斯》中的一句台词:“让他死吧”为例,在不知道情境的情况下,单纯的这句对白本身并无美丑可言,而当观众知道这是个老人鼓励儿子为祖国荣誉而战斗、不畏牺牲而说时,这句话就具有了崇高感,它就美了。
这运用到歌剧艺术,即歌剧音乐美的体验要建立在戏剧情境之中。纯器乐作品,即便是标题性器乐作品,所能提供的音乐内容,感情都是抽象的、难以具体化的,即便是像《幻想交响曲》这种给予每一乐章具体文字说明的作品,每个音符、和弦代表的涵义仍是任由听众驰聘想象的。“歌剧的音乐,自然不能象交响乐那样独立自在地发展,以发挥其最大限度的形象概括能力。歌剧总谱,不是一般的乐谱,而是一部有着特定性格的人物形象的绚丽多彩的画卷,是活生生的人物的心里动作、形体动作、语言动作和音乐动作互相渗透、结合而形成的音乐戏剧性动作体系。”⑤因此,歌剧艺术的关系美感主要见于歌剧如何以音乐中的旋律、节奏、调性、曲式结构等去指向具体的戏剧内容,如何以音乐展现戏剧的艺术魅力。音乐与戏剧的关系是将戏剧的艺术魅力转成歌剧中音乐美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宏观上看歌剧作品中音乐与戏剧的关系,戏剧情节展现的是抒情段落,歌剧音乐呈现的就是展现人物情绪的抒情旋律;戏剧情节展现的是人物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歌剧音乐也就动荡激烈;戏剧情节若是插科打诨,音乐自然也会妙趣横生,这便是所谓的“音乐戏剧性”。微观地看,戏剧中的各种组成要素,包括人物性格、人物的动作、戏剧情境、人物冲突引起的戏剧冲突、以及戏剧事件发生的环境等,都是导引歌剧音乐创作的风向标。并且这种导引是十分深入、细致的,即便是人物情绪的一点小变化,音乐都不能忽略,音乐艺术也因其丰富的表现形式而胜任此工作。
音乐与戏剧之间的这种关系尤其鲜明地体现于歌剧中的冲突性重唱部分,这也往往是作曲家对关系最难把握的部分,并常作为一幕甚至一部歌剧的地方而出现。“冲突性重唱由于把几个登场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冲突溶注在几个不同性格的旋律的纵向叠置之中, 并运用丰富多变的和声与复调手法加以对比、变化、 发展, 使它们按照预定的戏剧轨道互相碰撞、冲突、斗争, 因此既有强烈的戏剧性, 又有丰富动听的音乐性, 是戏剧性与音乐性的高度统一。”⑥以歌剧《弄臣》中那首著名的四重唱中,威尔第将四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冲突缜密地组织在了四重奏的逻辑结构里,包括曼图阿对新欢倾诉虚伪爱情的抒情浪漫曲调,玛达琳娜与公爵调情的戏谑、欢跃的旋律,吉尔达声部中那因被爱人背叛而愧恨交集、断断续续、与不成句的哀号,里格莱托则冰冷地压着自己的愤怒,沉吟中暗藏杀机。作曲家通过调动复杂的和声与复调,将戏剧中的这四种冲突情绪在音乐中纵向同时展现,其真切生动、紧张感人令人信服,并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雨果曾在欣赏完这首著名的四重唱后对冲突性重唱高度评价道:“如果我也能在我的戏剧中让四个人物像歌剧那样地同时说话,而又使观众懂得人物的台词和情感,我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显然,雨果对冲突性重唱的认可是基于音乐能以不同的旋律同时展现不同戏剧人物的行为、情绪这一点价值上的,成功地把握这些动作、情绪与音乐的关系,并有效将这种关系置放于音乐进行逻辑结构中,是冲突性重唱成功的重要标准。
歌剧音乐能否提供符合戏剧内容的音乐是评价一部歌剧作品最重要的标准,即音乐的戏剧效果。“对于创作家来说,用音乐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剧中人物在具体情境中的心理状态,便是歌剧写作成功的关键所在。对于歌剧的接受者而言,洞察歌剧音乐以怎样的手段达到了上述目的,既是理解、鉴赏和评价歌剧的重要途径。”⑦也就是说,戏剧与音乐的关系对于创作与欣赏来说,都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歌剧的艺术效果的来源便在于此。
四、结语
我们放弃“综合美”,而对歌剧艺术的审美特征重新提出疑问,是因为歌剧应当具有自己独立的审美本位,具备自己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而不是其他艺术审美特征的拼贴。从艺术创作的目的、方式及体验的角度来说,“关系”显然重于“综合”,“综合性”只是歌剧这项艺术,因形式要求而被动存在的特征,歌剧创作者并不会主动追求“综合”,接受者所期望的也不是“综合”。他们的追求与期盼是“关系”,音乐与戏剧的“关系”,把这种关系处理好了,音乐便能以戏剧中的冲突、抒情等要素为自己形式提供内容,给予接受者更深刻的美感体验。因此,与其说“综合美”,不如说“关系美”才是歌剧艺术的基本美感。
注释:
①[美]约瑟夫·科尔曼:《作为戏剧的歌剧》,杨燕迪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2页。
②居其宏:《歌剧美学论纲》,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③[美]约瑟夫·科尔曼:《作为戏剧的歌剧》,杨燕迪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④居其宏:《歌剧美学论纲》,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