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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6 14:44:39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中医的哲学基础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中医的哲学基础

篇1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篇2

高等数学是高校一般专业的必开的基础学科,微积分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通过高等数学的学习,使学生提高自己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表现在对数学知识的记忆,更主要的是掌握数学的思维推理方法。进行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为其它课程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微积分教学过程中,恰当地进行哲学思想的渗透,有利于学生对微积分的理解、运用,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微积分中的许多概念及方法都蕴含着哲学思想。下面就几个微积分教学中融入的哲学思想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1、极限概念中的对立统一规律

极限是一种研究变量变化趋势的数学方法,体现了辩证法思想。理解极限概念和其思想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对掌握高等数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无论是概念的引入还是概念本身,都体现了变与不变、过程与结果、有限与无限、近似与精确的对立统一。

数列极限的定义: 对于数列{an}, 当n无限增大时,其通项数an 无限趋近于某个常数A,则常数A称为数列{an}的极限。

n不断增大的过程中,数列中的每一项an 的值在不断变化, 这个过程是动态的, 项数也是有限的, 但是, 当项数n 无限增大时, an 无限趋近于一个确定的常数A, 这个无限运动变化的结果是一个数值, 因此在极限思想中无限是有限的发展, 有限是无限的结果, 是对立统一的。

17 世纪法国数学家柯西首次较完整地阐述了极限概念。他用描述性语言给出极限概念: 当一个变量逐次所取得的值无限趋近一个定值, 最终使变量的值和该定值之差要有多小就有多小, 这个定值就叫做所有其他值的极限值。18 世纪维尔斯特拉斯提出了极限的精确定义, 即ε-N 定义, 给微积分提供了严密的理论基础。极限概念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反映了哲学中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之否定经过一个周期的运动回到了起点, 又高于起点。

2、 导数概念中的量变质变原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由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不断前进。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在任何事情都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极做好量的积累,为实现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在量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只有改变事物原有的性质才能向前发展时,要果断地抓住时机,促成质变,实现事物的飞跃和发展。

割线的极限位置――切线位置

三个定理层层递进,由特殊到一般;反过来,拉格朗日定理定理是柯西定理的特殊情形,罗尔定理又是拉格朗日定理的特殊情形。

辩证法认为,任何概念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定的,不同的条件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它必须研究确定概念的不同条件和不同结果。而具体研究几个不同条件和不同结果,也只能是运用有限的手段,遵循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个一个去研究。

简单一点说,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指出事物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结果。

教学中,引导学生去发现三个定理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它们之间有何联系;从理论上再到直观图形上,鼓励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精于总结;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学家B.Demollins说过:“没有数学,我们就无法看穿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穿数学的深度;而若没有两者,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教师如果缺乏哲学眼光,就不能正确认识数学,就不能正确把握数学课程的价值取向,就无法讲清数学思想.数学教师在高等教学中运用哲学思想及其基本规律,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深人理解高等数学的思想,掌握高等数学的方法,还可以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

总儿言之,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只要我们用心挖掘,认真备课,正确引导,科学讲解,就能将唯物辩证法与数学思想科学地结合起来,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高职学生学习高职数学兴趣,进一步掌握本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逐步使学生在实践中增强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唐维彦.浅谈哲学思想在微积分教学中的渗透 [J] 职业.2014.

[2]常军.哲学思想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应用[J] 数学教学研究.2010.

[3]胡晶地.高等数学[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篇3

【摘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脑出血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脑出血患者长期卧床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压疮。中医护理以整体观作为指导思想,辨证施护。通过对压疮患者及压疮高危患者的生活起居、饮食调养、情志护理、功能锻炼、中药制剂等中医护理技术的应用,达到有效防治压疮的目的。

关键词 脑出血;长期卧床患者;压疮;中医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9561(2015)07-0102-01

临床资料 我院2009年1月—2010年12月因脑出血住院病人438例,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疾病学术会议有关脑出血的诊断标准[1],经头部CT或MRI检查确诊为脑梗死。其中脑出血后长期卧床患者继发压疮范围及部位不等病例28例。年龄56-92岁,其中偏瘫25例,全身瘫痪3例。中医认为,压疮的发生,在内是由于久卧伤气,气虚而血行不畅,久病而出现气血亏虚;在外由于躯体重量对着褥点的压迫及躯体着褥点的摩擦挤压而致受压部位气血失于流畅,造成局部皮肤失养而坏死肉腐,形成疮疡[2]。随着临床护理经验不断积累,我院运用中医护理技术在脑出血患者继发压疮的防治工作中取得良好效果。

1一般护理

1.1 饮食护理: 中医十分重视饮食的调养, 良好的膳食是改善患者营养状况,促进疮面愈合的重要条件。中医饮食调护是根据中医的“因人制宜”思想,审因用膳,辨证用膳,强调饮食的针对性。选择适宜自身病情需要的饮食,可以增强脏腑功能,充盛气血,对疾病有重要的辅助治疗或治疗作用。脑出血患者饮食调养原则是:饮食适量,定时定餐,不宜偏嗜。以清淡低盐易消化为原则,忌肥甘辛辣食物,戒烟酒。意识障碍、吞咽困难者,可采用鼻饲。发生压疮的患者或压疮高危患者,多患有慢性疾病且需长时间卧床,饮食护理需兼顾原发疾病和压疮局部修复的营养需要,如心血管疾病患者,应给予高蛋白、低热量、低胆固醇、低盐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食多餐。

1.2 生活起居护理:环境与休息:保持室内整洁安静,空气新鲜流通。春夏两季阳气活动旺盛,患者应着柔软、宽大、吸汗的棉质衣物,注意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爽,及时清除汗液等分泌物;秋冬时节,阴气转盛,应注意帮助皮肤适当补充水分,增强皮肤抵抗力。勤整理床铺,保持平整、清洁、干燥、无皱褶。鼓励和协助卧床病人经常更换卧位,减少受压时间,建立床头翻身记录卡。对有大、小便失禁,高热汗出的患者,应随时观察皮肤情况,发现衣服、床单浸湿后要立即更换,并使 用气垫床,避免压疮的发生,也有利于压疮的愈合。

1.3 情志护理: 脑出血后抑郁与情志密切相关,由于风瘀、痰、热交搏郁结,,神明失其清展而情绪低落,出现抑郁[3]。对脑出血且继发压疮患者或压疮高危患者来说,长期住院治疗、对疾病的忧虑和疼痛的折磨,导致了患者的抑郁情绪。 中医情志护理“情志相胜法”出自“内经”,是古代中医学中最典型而系统的心理治疗方法,是以五行相克为理论依据,用一种情志纠正另一种情志所致疾病的方法[4],即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悲,悲胜怒。护理人员给予疏导、解释、安慰,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减轻或消除不良情绪对疾病的影响, 有效改善了患者抑郁状态,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4 功能锻炼:适当的运动有利于通畅气血,活动筋骨,健脑强神,增强抵御病邪的能力。可根据患者的情况,采取早期良肢位摆放、定期翻身、指导患者适当进行床上运动、或为患者做恰当的被动运动,同时配合针灸、推拿等中医疗法,一方面有利于原发疾病的康复,另一方面帮助患者增强体质,尽早离开病床或轮椅,以降低压疮发生的机率,同时也有利于压疮的愈合。

2疮面护理

2.1 对压疮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大小、原因、部位、程度及合并症,制定护理计划。病发部位初为淡红色,肿、热、有触痛,此多为压疮的前驱期,用温水擦浴受压部位,擦背或用热水进行局部按摩,定期用红花油擦背或受压部位,并配合适当的按摩,勤翻身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改善局部营养状况,防止组织营养不良。

2.2 局部红肿向外扩大、变硬,皮肤变为紫色,常在表皮有水泡形成, 保持局部清洁、干燥,用无菌注射器抽出水泡内液体,表面以聚维酮碘溶液消毒,涂以湿润烧伤膏,并以神灯或鹅颈灯(60 W灯泡,距伤口25 cm)每日照射1~2次,每次10~15 min,或频谱治疗仪照射,每日1~2次,每次20~30 min。

2.3 局部皮肤色紫,渐趋溃破,浸及肌肉,腐烂坏死形成溃疡。创面色鲜红为正气上充,内蕴热毒,局部聚维酮碘溶液消毒,中药金黄膏外敷每日2次。疮面稍凹,边缘微肿,中央生黄、绿色脓液,质稠气臭,为热毒蕴结,营血失调, 先以聚维酮碘溶液局部消毒,再清除坏死组织,生肌散外敷,每日1次。同时内服中药以补气养血。一般5~7天后创面组织向上及中央生长,新鲜肉芽组织生长良好,创面逐渐减少。

3小结

脑出血继发压疮虽病在局部,但与整体密切相关。祖国医学认为,压疮的病因病机是:局部受压,气血瘀滞,瘀血腐肉,破溃感染,热毒至久,伤阴伤阳,经久不愈,气血双亏。患者一旦患上压疮,不仅痛苦不堪,而且其并发症还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尤其是重度压疮。因此,运用中医护理的起居护理、饮食护理、情志护理、功能锻炼、中药制剂应用等方法,对脑出血患者继发压疮的预防和治疗不仅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而且将突显中医护理的优势。

参考文献

[1]中华神经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论断要点[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96:29(6):379.

篇4

在《算术基础》中,弗雷格追溯了数学表达式之不变的逻辑基础的同时,清理了带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心理主义。但心理主义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在蒯因那里得到复兴,而且蒯因还基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否定了弗雷格对数学基础的探寻。本文试图借由解读弗雷格和蒯因的文本,展示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并借由弗雷格的文本对蒯因的心理主义做出回应。

关键词

基础主义;心理主义;分析性;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063-07

作者简介:刘钰森,广东潮州人,哲学博士,(广州510006)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讲师。

蒯因(W·V·Quine)在《从刺激到科学》开头“追忆往昔”一章中提到弗雷格(Gottlob Frege)时,将弗雷格的理想概括为探寻数学知识的本质以及数学真理的基础。他认为弗雷格和罗素、怀特海在这一方面是同路人,他们的结论是认为数学可翻译为纯逻辑,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导出数学真理是逻辑真理,并且它的全部都能还原为自明的逻辑真理。蒯因认为弗雷格等人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哥德尔1931年的论文以及罗素1902年的发现使得弗雷格等人的理想烟消云散

弗雷格当年在《算术基础》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如蒯因以上所说的基础主义

理想,否定了密尔等人关于数学的心理主义所带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然而,蒯因否定弗雷格等人对数学基础的探寻的背后,恰好是他在《真之追求》等著作中所概括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立场。本文试图通过从《算术基础》到《真之追求》的解读,展示数学哲学中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的某种面貌,也试图基于弗雷格的文本,回应蒯因新兴的心理主义。

一、弗雷格的“基础主义”

“如果在万物长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变的,永恒的,那么世界就不再是可认识的,一切就会陷于混乱。”

弗雷格要探求的就是这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一名数学家,他的这种探索是从数字入手的。比如数字1,惯常的说法是它指示一个事物;将1这个数说成属于事物,却没有说明事物是哪个;这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任意理解这个名称,关于1的同一个句子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心理主义会导致的这种相对主义是弗雷格所反对的。

弗雷格认为,思维本质上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绝不能根据对象而考虑不同种类的思维规律。不同于心理主义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来解释意义,弗雷格要找的是一个客观的外在基础:“人们从本书将能看出,甚至像从n到n+1这样一条表面上专属于数学的推理,也基于普遍的逻辑规律,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聚合思维的规律。” 弗雷格要的是在语言、数字后面的那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他要的是一种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思维”、一种普遍的逻辑规律。

弗雷格力图说明,感觉与内在图像具备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数学概念和对象则具备确定性和明确性;因此算术与感觉根本没有关系,内在图像对于数学是无关紧要和偶然的。如果从心灵本质对概念进行心理学解释,并以为由此可以得到概念的本质,那么这只会使一切成为主观,走到底甚至会取消真。要认识到概念的纯粹性质,需要大量的理性工作以追溯定义普遍的逻辑基础:

如果定义仅仅在后来由于没有遇到矛盾而被证明是有理由的,那么进行证明的严格性依然是一种假象,尽管推理串可能没有缺陷。归根到底,人们以这种方式总是只得到一种经验的可靠性,实际上人们必须准备最终还是会遇到矛盾,而这个矛盾将使整个大厦倒塌。为此,我认为必须追溯到普遍的逻辑基础……

普遍的逻辑基础的追溯需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是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要时刻看到概念和对象的区别。”同上,第8—9页。 换言之,坚持客观性原则,要求只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表象”,把表象与概念和对象区别开来,前者代表心理的和主观的,后者代表客观的和逻辑的;坚持语境原则,要求避免将个别的心灵的内在图像或活动当作语词的意谓;函项原则要求的是,未充实的概念不可成为不变的客观对象。

客观性原则预示着弗雷格所追溯的基础将是与具有相对性的心理表象无关的客观逻辑基础,它是普遍性的;而函项原则与语境原则将在获得作为算术基础的数定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这三个原则之后,弗雷格指出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回到一种甚至要努力超越欧几里得的严格性,那就是人们对各种概念进行严格的证明;而且他相信沿着严格证明之路,必然能获得构成整个算术基础的数概念以及适合于正整数的最简单的句子。

于是在弗雷格眼中,数学本质上只要能用证明就不用归纳来获得确证。证明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真摆脱各种怀疑,并且提供关于句子的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认识。句子间的真的依赖性在哲学上需要对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做出区分。在弗雷格看来,与此区分有关的是判断的根据(justification),而非其内容。因此,通过证明达到的根据如果是普遍的逻辑真理和一些定义,获得的是分析的真;而根据非普遍逻辑性质的特殊知识领域的真得到证明的句子,则是综合的。类似地,是否完全从本身不能够也不需要证明的普遍定律得到证明,则是区分一个句子的真是否先验的标准。

从根据而不是从内容区分真的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这也是弗雷格追溯基础理想的一种体现,更直接的是,它与追溯算术基础时所必需的严格证明之路密切相关:在数学领域,要尽可能严格地证明算术定理,避免推理串中的每个缺陷,找到证明所依据的原初真命题。比如:

2加2等于4,这不是直接的真;假定4表示3加1。人们可以如下证明这一点:

定义:1)、2是1加1;2)、3是2加1;3)、4是3加1

公理:如果代入相等的数,等式依然保持不变。

证明:2+2=2+1+1=3+1=4(定义1,定义2,定义3)

所以;根据公理:2+2=4

弗雷格认为莱布尼茨的上述证明有缺陷,应该更精确地书写为:

2+2=2+(1+1)

(2+1)+1=3+1=4 同上,第16—17页。

莱布尼茨的证明缺少2+(1+1)=(2+1)+1,它是a+(b+c)=(a+b)+c的一种特殊情况;以这条定理为前提,其它公式都能以这种方式被证明,并且每个数就能够由前面的数定义。“我们甚至没有关于这个数的表象,可确实就这样把它据为己有。通过这样的定义,数的无穷集合化归为一和加一,并且无穷多数公式均能够由几个普遍的句子证明。”基于这种证明方式,弗雷格试图从a+(b+c)=(a+b)+c的形式来说明,借助几条普遍规律,仅从个别数的定义可以得出数公式,但这些定义既不断定观察到的事实,也不假设其合法性(不需要justification)。他在批评前面提到的密尔等人的聚合性思维的同时,认为数的规律不可能是归纳的真命题:归纳如果是习惯的话,“习惯(作为一种主观状态)完全没有保真的能力”,“归纳必须依据概率学说,因为它至多可以使一个句子成为概率的。但是如何能够在不假设算术规律的前提下发展概率学说,却是无法预料的”。

弗雷格认同莱布尼茨的观点,数学中发现的必然真的命题必须有一些原则,其证明不依赖于例子及感觉证据。他认为几何学定理之间可以互相独立,它们不依赖逻辑的初始规律,因而是综合的;但经验综合的性质并非算术规律的性质。就数而言,每个数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它要求关于数的科学原理是分析的,数相互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关于数的普遍句子不必只适用于眼前存在的事实,数学的真命题“会有一系列未来使用的推理串,其用途将在于:人们不必再进行个别的推理,而是能够立即说出这整个系列的结果。”

如果真的可以达到上面提到的作为根据的普遍句子,以便由之推导出数公式,那么这样的句子应该是从更基本的数定义得出的。因此,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考虑数的定义。

以往由于定义尝试的失败,数总被认为是不可定义的。把数看作事物性质,数是主观的东西,把数解释为集合、多或众多,通过对不同的实物集合加以不同的命名来解释数,这些说法都被弗雷格一一驳斥了。而对欧几里德的“数是一种单位集合”的解释,在指出后人的很多说法中的问题及困难之后,弗雷格提出解决困难的方法是:把一和单位做出区别。具有客观性的“一”作为数学研究的一个对象的专名,不能是复数;相应地,单位应该是一个概念。概念不同于专名,只有当概念带上定冠词或指示代词时才能被看做一事物的专名,但因此它就不是概念了。因此,“数是单位”的解释把概念词混淆为专名了。

弗雷格认为,“数的给出包含着对一个概念的表达”,“数的给出表达了一种独立于我们理解的真实的东西”。上述观点提醒我们:每一个个别的数词是专名,它不等同于概念词,当一个概念词被它“充实”而饱和了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专名。在贯彻语境原则的前提下,弗雷格认为,为了获得数这个概念作为对象的数,必须确定数相等的意义。他借助的是莱布尼茨“用一个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而不改变真,这样的事物就是相同的”的解释,把数相等界定为外延相等(数值的相等)。这与他在《含义与指称》中提到的等值置换原则相一致:在逻辑中,真值相同的词项和命题可以互相置换。我们可以由两个等数的概念得到其下的数相等,加上“n在自然数序列中紧跟m”这个表达式,就能定义0和1,并且进一步确定数序列是无穷的。

基于客观性原则,弗雷格反对心理主义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他把算术奠基于一种不变的逻辑基础之上。遵循语境原则和函项原则,他在《算术基础》中主要展示了一种追溯算术基础的方法。根据这种严格证明的方法,弗雷格认为从一些自明的公理(即他所谓的普遍的逻辑基础、普遍句子)出发,加上数的定义,可以演绎出所有关于数的真命题。虽然这有循环论证嫌疑,但是弗雷格明确地认为按照他的严格证明的方法,可以追溯作为算术基础的数的定义以及自明的公理。他在《算术基础》中谈及其基础主义的哲学动机,在于澄清算术真是属于先验还是后验、是属于分析还是综合。如前所述,从判断的根据而非内容解释真,由算术真所根据的是不可证明的普遍句子来看,算术真(truth)当然是先验分析的。换言之,从算术真的基础可以得出算术真是先验分析的。这种哲学动机促使弗雷格进行基础的追溯,而分析性也因此成了算术命题的特性,并且将其与综合性的心理命题区分开来。

二、蒯因的《真之追求》及弗雷格应对的可能性

弗雷格以澄清算术真的分析性为其哲学动机,蒯因则由对分析性概念的批判而提出一种整体论的彻底经验主义,他的经验主义就是所谓的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基于对分析命题的态度,这种经验主义并不承认数学中存在如弗雷格所追求的那种分析性的基础。

蒯因在他著名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所批判的第一个非经验论教条,就是分析与综合之分:奠基于非事实的意义的真(truth)是分析的,而奠基于事实的真是综合的。而且,对分析与综合之分根源同一的还原论的清理之后,他的结论是:由真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得出,每个陈述的真可分解为语言部分和事实部分,这是很多胡说的源头。根据这种划分,如果某陈述的真只与语言部分有关,那么该陈述就是分析的。这种分析和综合之分,在蒯因看来是顽固地抗拒任何明确的划分。科学看起来总体上依赖于语言与事实,但逐个地审视科学陈述,却能发现并非如此。 没有教条的经验论应该主张:“我们所谓的知识或者信念的总体,从最具因果性的地理和历史的事实到相当复杂的原子物理或者甚至纯数学和逻辑,是一个人造的构架,其仅仅是沿着边缘侵入经验。”Ibid., p.39.

把架构在经验基础之上的人类知识体系比喻成一个倒扣的碗的话,纯数学和逻辑即便处于碗顶,也最终要与经验相关。这种思想在蒯因后期的《真之追求》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弗雷格固守理性、固守不变的基础不同的是,蒯因固守的是他心中的经验论规范:“nihil in menter quod non prius in sensus(心灵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以前感觉中没有的)”。他的出发点是:感觉的刺激-感受才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客观性的保证:

有关我们外在世界的知识的客观性保持在我们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从而在我们的神经摄取和与之相应的观察句中得以确立。我们从整个句子而非从词项出发。函项的一个教益是,我们的本体论,像语法一样,是我们自己对关于世界的理论做出的概念的贡献的一部分。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但这仅仅是经由对具体表达人的预见的观察句做出整句的“是”或“否”的判断来达到的。

在蒯因看来,我们经由感官刺激(stimulation),在历代累积的创造性之下构造关于外部世界的系统理论。在刺激和感受的关系或者刺激和我们的外在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关系的分析中,神经科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遗传学或者历史学都可以提供资源,而其中有一个部分可以仅借助逻辑分析来加以考察,那就是理论被预言检验的部分,或者属于证据支持关系的部分。这就进入到了“求真”的领域,并且看来他也将采取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式,从目标和方法上看似乎与弗雷格对算术基础的追求是一致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究其一生,蒯因直到最后的著作《从刺激到科学》都立足于前面提到的那个经验论规范。虽然蒯因有时候认为有些数学命题是没有经验内容的,但是不同于弗雷格所认为的对每个对象都必然有意义的命题都是重认命题(recognition?judgment),比如数学中的等式,他认为有意义的命题恰好是有经验内容的命题,也就是能被检验、值得检验的命题。

蒯因更直接要解决的是所谓“科学游戏的目的”的问题。他认为,科学游戏的压倒性目的是技术和理解。从技术和理解的角度来看,“所指和本体论如此后退到单纯的辅助者的地位。真句子,观察的和理论的,是科学事业的始终。它们由结构联系起来,而对象扮演了结构的纯节点的角色”。这种结构就是逻辑的联系,在函项的理论下,px原来意味x是p的地方,可以重新诠释为x是p的f;即在重新解释后的句子逐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观察句依然和以前一样与相同的感觉刺激结合在一起,而且逻辑联系完好无损,理论的对象却被随意大幅度地移换了。

这说明对象“对于观察句的真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观察句对理论句提供的支持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这个理论预言中的成功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能保证与感觉刺激结合,那么作为“人造架构”的观察句、理论句的对象就可以随意移换。语词、句子不过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人类可以“任意”地解释,当然,前提是与感觉刺激结合:“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施。”对象在蒯因这里并不重要,对真句子来说更重要的是与感觉刺激相合。但这种相合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在他看来,直接面临经验检验的是所谓的观察范畴,而蕴含观察范畴的是一个理论的整体,其中,算术和其他数学的分支是理论背景的一部分。在《真之追求》第6节中,蒯因试图通过在整体论所要求的最低限度肢解整体的准则之下,保护任何纯数学的真,但这种保护不是因为数学的基础性,而是因为数学渗透到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的各个分支,对数学的破坏将令人无法容忍。蒯因认为,这可以解释数学必然性,并且基于一个所谓的未阐明的原理:人类在自由地拒斥其它信念的同时却要捍卫数学。由于整体论,加上数学对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系统的渗透,在数学得到应用之处,经验内容也被数学所分享。

蒯因的老师卡尔纳普在他的数学哲学中,使用分析性来解释缺乏经验内容的数学如何有意义以及为何数学是必然真。之所以使用分析性,在蒯因看来,是因为类似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分析性反映了语词的意义。不过,如前所述,蒯因认为通过整体论就可以解决卡尔纳普通过分析性所解决的那两个问题。蒯因对于数学必然性的说明,并不是给出像弗雷格那样的基础主义证明,而更主要是从数学应用的效果来说明;与其说他想说明数学的基础性的必然性,倒不如说他想通过整体论来说明数学如何跟经验关联。

在《真之追求》第40节,蒯因专门讨论“数学中的真”。在他看来,数学有一部分因为不应用于自然科学而不享有经验意义,集合论的高级部分也是这样,而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与应用数学一样用相同的语法和词汇来进行表述的。或许因为这种数学的高级部分的非应用性,蒯因认为要是将之排除在二值逻辑之外,就需要不自然地划分语法。因而,由于简单、经济和自然的考虑,这些高级部分或者是不必要的想象,或者可以在谓词逻辑和集合论这类基础上给出来;并且这样处理缺乏经验内容的纯数学,跟自然科学内部进步的简化和经济达到一致,“它是关乎使我们关于世界的整体系统紧凑(tightening)和简化(streamlining)的问题”。

从以上对蒯因在《真之追求》中的观点的述评可见,蒯因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人们使用的数学(包括逻辑、集合论作为其组成部分)只是人们的工具。蒯因不像弗雷格那样试图分析出一种外在的数学的基础,他只是从数学的应用来说明数学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最终与经验相关的应用关联起来:数学作为理论背景的一部分,蕴含观察范畴,并且当观察范畴遇到反例时,唯有数学不能被破坏。在《从刺激到科学》中蒯因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逻辑和数学,其中的观点与《真之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可以增进对他关于逻辑和数学的心理主义观点的理解。

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对于逻辑的习得有一种“进化”的过程:人类从孩提时代习得“并非”、“并且”、“或者”这些逻辑联结词以及“有的”、“每个”这些量词的时候,就逐步把蒯因界定的狭义的逻辑的基本律内化了;而当人类数学理论成熟时,就能够在一种形式化中把这种逻辑压缩为:证明一个给定的前提集对预期结论的蕴含,就是证明该前提集与结论的否定的不一致。这种观点把数学当成比逻辑更加高级的知识体系,蒯因接下来的一句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乐意于如此狭义地限制词项‘逻辑’,而把集合论处理为数学另一更高级的分支。”他在后面甚至把集合论当成数学的代名词,即逻辑是数学的分支、集合论则是更高级的分支。并且,这种“狭义”的逻辑和集合论及数学的其它分支,有着三个重要的区别:一、逻辑没有能称为属于它自己的对象,其变量允许所有离散的值;二、除去同一性,逻辑没有自己的谓语;三、逻辑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序,而数学其它分支则由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而不允许有完全的证明程序。

从以上对比可见,就没有对象与谓语而言,逻辑如前面所引述的《真之追求》的观点所表明的那样,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种联系的功能;就证明的完全性来说,逻辑看来比之数学的其它分支更有优势。如前所述,在蕴含观察范畴方面,蒯因把数学律与自然律的作用等同起来,因为集合论和数学其余部分的规律排列在进行蕴含的前提之中,等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和假说。不过,这并不与公认的数学缺乏经验内容的看法相冲突,蒯因认为数学的这种参与并不赋予经验内容,因为经验内容是属于进行蕴含的集合并且不被其成员所分享的。

在《真之追求》里能够享有经验内容的是应用中的数学,而这里作为进行蕴含的集合一部分的数学,是所谓的非诠释数学(uninterpreted mathematics),它们不仅缺乏经验内容,且缺乏真假。蒯因在比拟这一类数学真理为经验真理时,主要出于其对观察范畴的蕴含有帮助的考量,而将其对经验的背离忽略不计。蒯因认为许多这样的语句可以用应用数学中所坚持的规律来处理,另外一些解证地独立于先前理论的情形则还是用经济原则来处理。加上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令蒯因为难的还有:有许多属于数学的闭合句在一致的证明程序中,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最后,蒯因只能与这种超出他认为的值得并且能够检验的才是真陈述的要求的句子做出妥协。但是,他还是强调,即使这涉及到康德的物自体问题,关键却还在于人类的用法,而并非宇宙之秘。

与密尔等心理主义的前辈相比,蒯因并不否认数学尤其是纯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而对于逻辑,他则更主要从一种工具的角度来对待。在写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时,蒯因认为人类的知识最终都与经验相关;而到了《从刺激到科学》,他却承认非诠释的数学对于经验的背离。即使借用应用数学的规律处理部分这样的数学陈述的真假问题,同时用奥康的剃刀处理另外一些数学命题,还是存在着真假不定的数学命题,蒯因提到非诠释数学即抽象代数时说它们没有经验内容、也没有真假。而这与前面提到的他所贯彻的经验论的规范是冲突的。

蒯因的这种困境在弗雷格看来或许并不成为困境。弗雷格其实并不否认经验的作用,他承认感觉印象是认知数和其他一些东西的条件,但他强调在数学基础方面中经验是无关的。在《概念文字》的序言中,他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一类是其证明纯粹由逻辑完成,另一类是必须被经验支撑的。不过,即使是第一类,也是与这样的事实相一致的:“没有任何感觉活动的话它是绝不会在人心中称为意识”;只是它并非源起于心理学,而是基于分类之上的最好的证明方法。感觉活动是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包括其证明纯粹由逻辑完成的科学真理也是如此,不过感觉活动却并非基础。泰勒·伯奇(Tyler Burge)考究了奠基(grounding)一词的德语,认为基础和奠基是与理性相关的。哲学家所谈论的理性,一般意指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性,即弗雷格在《算术基础》第31节提到的,使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更高精神力量。 作为算术基础的命题恰好是不需要检验的、自明的,其作为真命题的意义因此不在于蒯因所要求的值得检验和能被检验,而在于它们所含有的内容是理性所必须确认的。

与《算术基础》开篇建立的那三个原则相适应,弗雷格把科学真理分成两类,其中,客观性的算术真理纯粹由逻辑得到证明。算术领域的真在弗雷格那里如同赤道与北海的存在一样,具有超乎经验的客观性。算术真理在弗雷格那里具备的独立于经验的地位,恰好就标出了蒯因极不情愿地作出妥协后逐步接近的那种立场。另一方面,即使蒯因的经验论看起来似乎更符合人类的实际(人们通过微弱的纽带与包括数学对象这一类抽象对象的外在世界相连,更多的时候,人们谈论知识就是在谈论人们经验中的知识,在此意义上,人类提出建议,世界付诸实践),但是他却无法将经验主义的规范贯彻到非诠释数学的领域。

篇5

一、农村初中写作教学存在的若干问题

农村初中指的是地处县城以下的乡镇初中,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城镇初中的学生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在近几年的中考中,卷面清楚、优秀的作文几乎都是城镇初中学生的;卷面不整洁、低分作文,甚至空白作文大部分是农村初中学生的。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农村初中学生作文水平为何彷徨不前?反思写作教学,存在以下问题。

1.写作教学缺少情景的设置。

农村初中教师很多时候是直接命题,“叫”学生写作,不注重情景的设置。在脱离具体情境的写作环境中,学生只能是“硬”写,为完成老师的作业进行“假、大、空”的拼凑,时间久了,学生就对写作越来越没有兴趣。

2.写作教学缺少写中指导。

课堂写作教学的流程,一般都是先写前指导,教师讲授“写作导引”中的写作知识、“写作实践”中的三个题目中的“提示”,接着让学生开始写作,然后教师课后批阅(或打一个分数,或写几句评语)。有的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写作课上对学生的作文进行概述性的讲评(或表扬几篇优秀作文,或笼统指出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流程看上去,教师给了学生很多指导,但缺少写作过程中的指导,而且写前指导、写后的反馈缺乏针对性。

3.写作教学脱离农村生活。

叶圣陶说:“写作的根源在于自身的生活,脱离生活,就无从说起。”农村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传统文化资源、乡土实践资源。这是农村初中写作教学的优势。很多农村初中教师没有指导学生观察生活和感悟生活,从农村生活中获取作文素材。

4.写作教学脱离综合性学习。

人教版实验教科书语文教材强调了语文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由浅入深地设计了一系列“综合性学习”。这样就把作文与综合性学习整合在了一起,密切了作文与生活的联系。但农村初中教师很少会把“综合性学习”和写作整合在一起。

面对现状,笔者认为要提高农村初中学生的写作水平,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的“读者意识”。所谓“读者意识”,是指学生在写作时自觉地与读者的需要、接受水平、接受心理、审美兴趣等方面进行交流的思维活动,是一种交流意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标准》)明确指出:“写作时考虑不同的目的和对象。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合理安排内容的先后和详略,条理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显然,《标准》将培养学生的读者意识纳入到写作教学的训练视野,倡导一种在真实情景中的写作。

二、读者意识训练推进路径

语文教育学者林一平指出:“在作文教学中我们倡导的‘读者意识’是:在学生的写作过程中让其以假想的读者对阅读对象进行写作。”写作的本质在于表达和交流,也可以说是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影响读者。只有在写作过程中把读者的因素考虑进去,才能使作者的写作更深入地影响读者,写作效果才能够得到显现。如果仅仅依靠几节写作课,要想增强学生的读者意识,提升其写作水平是不大现实的。因此,我们在实践中采用了以下三个推进路径。

1.阅读引路,自主推进。

在阅读教学中增强学生的读者意识。学生在阅读文本时从作者角度思考,作者为了读者的阅读取得效果,做了哪些努力。例如《背影》中作者通过动词“攀”“缩”“倾”的运用,使读者好像看到父亲爬月台的具体过程,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体验到父亲的拳拳爱子之心。教师引导学生发现单元课文的写作共性,体验作者的读者意识。

2.合作互助,互动推进。

在写作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合作,互动互助解决写作过程中的问题。这样作文能力差的可以获得即时帮助,作文能力好的也可以获得满足感。学生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在互助实践过程中增强了读者意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学习中心的约翰逊兄弟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上运用小组,使学生共同活动以最大限度地促进自己和小组成员的学习。”合作学习,引发的“脑力震荡”,有效强化了表达交流效果。

3.社会生活,并行推进。

综合性学习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真实的写作对象,更容易训练学生的读者意识。农村初中学生的课外生活大多单调乏味,特别是一些留守学生。写作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观察能力。教师要通过综合性学习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使学生懂得农村的自然、传统文化、乡土实践都是写作资源,是农村学生的个性体验。

三、读者意识训练的实施策略

1.创设语境,锁定读者。

语境是言语表达的前提。从心理过程来看,言语表达“是一个根据具体的言语环境选择、创造一定的言语形式来表达一定的言语内容的过程”。把语言表达的对象看做语境中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给作文题目创设语境,锁定读者,培养读者意识。例如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写作《叙事要详略得当》提供了三个题目:(1)扩写“童年生活中印象深刻的普通人”。(2)《晒晒我们班的“牛人”》。(3)《我的假期生活》。只有第二题提示“写完后小组内交流”,指示了特定的读者,其他两题都没有。学生面对题目,首先思考的是“为什么写”“写给谁看”,假如没有语境,学生就会感觉不好写。例如第二题,我们可以为学生创设语境,开展一次“谁是我们班的牛人”评比,这样写作就有了真实的意义,并且学生也知道了写给谁看。我们可以把第三题《我的假期生活》的读者锁定为“家长”或“老师”或“朋友”等,面对不同的读者,就产生了不同的“写作目的”,不同的“表达方式”。

朱自清认为写作必须明确读者对象,但实际的读者人群毕竟是有限的,为此他主张让学生设定“假想的读者”。他还提出“书信”是最能激发读者意识的载体。我们只要把题目转换成“给某某的一封信”,学生写作时就有了读者意识。例如《安妮日记》,作者因为要求交流要求理解的愿望的迫切性,就把日记本作为知心好友进行表达交流。所以,创设语境、锁定读者,可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使写作从被动变成主动,从虚假走向真实。

2.读写一体,培养读者。

叶圣陶指出:“不要把指导阅读和指导作文看成是两回事,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把课文讲好,使学生理解每篇文章的思路是怎样发展的,语言是怎样运用的,这就是很好的作文指导。”决定课文表达的是作者写作时的读者意识。所以,我们要在阅读中体会作者为读者所作的努力。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写作,重在引导学生在写记叙文时,根据文章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合理安排内容的详略,并能运用多种叙述、描写的手法进行详写和略写。“写作导引”呈现的是写作知识,什么是详写、略写;怎样详写、略写。但知识不等于能力。学生为了完成写作,自然期待把课文当成范文阅读,教师要引导学生体会作者在表达上的读者意识。例如引导学生归纳整理出《背影》之所以能把事件写得详细是因为作者从事件,环境,正面、侧面展现,内心感受等维度进行写作。这也印证了“写作导引”中的写作知识。

《亲爱的汉修先生》一书,是读写结合成功的范例。鲍雷伊在小学二年级时读了一本课外读物,他很喜欢那本书的作者汉修先生,便写信同他联系。通过和汉修先生的书信往来,鲍雷伊不但学会了面对生活,理解了父母无法共处的原因,体会到了父母对他的关爱,还练就了一手好文笔。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作为读者和作者交流,读写互促。所以,读写一体,不但可以强化学生的读者意识、提升写作水平,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格。

3.自我提问,假想读者。

国外教材比较注重策略性知识,以下是国外某教材通过问题设计所呈现的假想读者的策略。

当一个作者开始计划或起草的时候,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考虑:

(1)什么是我想与读者交流的特定的主题?(论点性质)

(2)什么是我的写作意图?(支持、解释、辩论、娱乐、分析等)

(3)谁是我的读者?是一般的还是特定的人群?

(4)我的读者需要什么信息?什么是信息安排最好的形式或结构?(叙述、议论、问答、说明,等)

(5)哪种视角、语气和风格是我所要创造的这种类型的文本最合适的选择?(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客观/主观;严肃的、讽刺的还是诙谐的、机智的,等)

我们可以借鉴以上策略自我提问,培养学生的读者意识,使学生写作时努力地为读者进行言语表达。如第一题扩写“童年生活中印象深刻的普通人”,学生可以自我提问思考这些问题。有学生就这样回答:(1)我想和读者交流我们要学会关爱人的主题。(2)支持自己的观点。(3)一般人群。(4)我的读者需要我把事件叙述得具体。(5)第一人称,客观,朴实。

4.信息反馈,多元读者。

原来的写作教学,教师是唯一的读者,而且只能是写后给出一个评价,学生其实没有得到多大帮助。现在基于读者意识训练的写作实践,读者是多元的,在写作过程中,只要有需要,学生就可以得到同伴或老师或其他读者的即时信息反馈。教师也可以提供一些反馈支架,例如建议学生考虑作文是否连贯、阐述是否具体、是否有细节描写等。学生可以把自己当成读者,考虑自己的作文该怎样修改。这样经过多元读者的不断信息反馈,学生的文章越改越好。学生就在不断修改实践中学会了写作。

四、读者意识训练的实施成效

1.树立读者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写作兴趣。

树立读者意识后,学生写作有了明确的读者,写作成了“倾诉”,再也不是为了分数而写作,而是在抒发自己生活的积蓄,写作成了一种需要,一种兴趣。

2.全程互动指导,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树立读者意识后,多元读者为学生的提供了写作前、写作中、写作后的即时针对性的指导,思维的碰撞拓宽了写作思路、深化了写作主题。由此,学生在不断写作中,提高了写作能力。

3.引入生活源泉,培养了学生的个性。

农村广阔的天地成了学生写作的源泉。学生从生活出发写作,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体验的个性差异,不断拓展思维空间。由此,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

参考文献:

[1]叶黎明.写作教学内容新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

[2]董蓓菲.语文教育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篇6

摘要:本研究旨在教学语法视角下分析初中高三组水平学生语法测试结果,来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主谓一致习得状况。结果发现:1.中国英语学习者并未完全习得主谓一致,水平越高不意味着习得越好;2.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出现形式和意义分离现象。

关键词:教学语法;主谓一致;形态;意念;话题突出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7—0111—03

一、研究背景

主谓一致,即主语和谓语动词在“数”的观念上协调一致的语法形态关系。主语所体现的“数”有形式、意义两层次,其源于主语缺乏表示“数”的语法标记和NP短语体现“数”的观念多样性。教学语法中主谓一致实质是协调性一致,只有协调才能解决“形式”和“意义”的矛盾。虽能提供解决矛盾的理论框架,却不足以解释主谓在“数”的匹配中所呈现的特殊性,只有将普遍原则和特殊规则结合才可能较好地促进习得。

Bock & Miller和Bock发现了局部名词诱使受试对谓动“数”的匹配发生误判的“吸引效应”,一些学者在此效应下发现受试理解、产出受句法和短语线性次序影响,局部名词能造成语义和句法操作冲突,复数形式标记更易激活并影响一致的产出。国内学者对三原则进行了理论探讨,有研究发现汉语处理经验能够影响英语处理过程。国内研究多偏重理论,虽有学者采用了实证方法考查主谓一致,但仍未从教学实践中通过测试手段探究主谓一致习得总体状况,而这恰是本研究聚焦点。

二、研究方法

1.研究问题

(1)中国学生主谓一致习得状况上有什么特征?

(2)造成这些特征的原因是什么?

2.受试

受试分初级(初二)、中级(高二)和高级(大二)。三组以自然班形式参加调查,每组均为50人。

3.工具

工具是语法测试卷。第一部分考语法一致、意义一致、就近和不干涉原则,每题1分,满分42分。第二部分考特殊规则,每题2分(1’-判断+1’-改错),满分24分。调查在2005年上旬进行,回收120份有效试卷。测试项目内在一致性较好(α系数为0.7785)。

三、数据分析结果

1.普遍原则上总趋势

表1(略)显示三组在语法一致和不干涉原则上差距不大;在意义一致上有显著差异,初、高中和大学组有随水平增长而提高的趋势;在就近原则上,最低、最高分持平,大学组平均分最高,高中组其次,初中组最低。

2.普遍原则上组间差异

从表2看出,在意义一致和不干涉原则上组间差异明显,显著性水平都达到了0.000。对照表3发现,初中与高中、大学平均值差异十分明显,概率均达到了0.000。但是,高中和大学组相比,置信区间含零,概率分别为0.238、0.961,差异不显著。三组在就近原则上显著性水平为0.175>0.05,差异不明显,通过表3发现三组间概率均大于0.05,任意两组置信区间含零,组间差别不大。在语法一致上,组间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51≈0.05,较为明显。高中组最高,大学组其次,初中组最低。

3.特殊规则上的差异

一、二题考主语为none of +n.(pl),初中生多做对第一题,高中和大学生多做对第二题;三、四题考only one of 和the only one of 在定语从句中搭配,初、高中生多做对第四题,而大学生多做对第三题;五、六题考存现句,三组中多做对第五题;七、八题考算术表达式,初中生半数以上、高中、大学生绝大多数两题全对;九、十题考主语为a/the majority of +n.(pl),大多数初中生、超半数高中生做对第十题,大学生两题全错较多;十一题考主语为分数表达式+of+n.,十二题考it is强调句,初中生大多数两题全错,高中生大多数两题全对,大学生在十一题上错误率高,在十二题上对错刚半。

四、讨论

在教学语法中,形式、意义和用法是三个主要层面。三者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形式与意义层面发生互动,形式和意义层面又分别与用法层面产生互动关系,三层次间紧密联系使得任何一个层次变化也会引起整体变化。但不管变化如何产生或发展,形式层次着眼于准确性,意义层面在于意义化,用法层面在于得体性,三者统一于语言交际中。从三者所形成的连续体来看,教学目的是运用语法完成语言交际任务,互动是推动三层面发生关系的助推力。因此,任何两个层面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三者形成的循环机制。如果某两层面未形成接口,互动关系就不能产生,从而影响到体系运行。就主谓一致而言,虽然规则追求形式和意念统一,实践中却是形式和意念的主次问题。形式占据支配下,意念就退居次要;意念掌握支配时,形式就退居次要。因此,主谓一致实质是形式和意念妥协性一致,两者接口呈弱性。这使形式和意义只发生有限互动,影响到形式、意义和用法整体互动,进而对循环产生不利影响,学习者很难将规则运用到交际中。

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错误上,它与中介语发展紧密关联,具备系统性、可渗透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系统性是指中介语系统整体结构是有秩序的,中介语出现的错误也有规律可循,体现在大部分学生在规则或不规则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变化上出现了系统性错误,并因水平不同而呈现不同特征。可渗透性是指随着输入在“量”和“质”上增加和提升,学习者不断地修正原有规则,增添新规则,或是重建整个系统;动态性则指全过程是随认知能力提高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三组学生在习得上更灵活地运用新规则修正并更新头脑中的旧规则,使其不断接近目标语规则体系;但对比后发现大学生虽然在知识掌握上不如高中生,但从总体上认知过程仍然在发展。

中国学生在主谓一致习得上仍保持了中介语发展的普遍特征,但也存在滞后现象,这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认知因素和心理机制是内因,而外因的母语因素通过认知因素和心理机制产生干扰。认知因素主要是头脑的知识系统,头脑中存在隐性和显性知识系统,隐性知识是学习者在无意识习得中构建的体系,显性知识是学习者在有意识学习中构建的体系,显性知识可以部分、有条件地转化为隐性知识。只有当学生处于能够吸收的发展准备阶段时,显性知识才可能经现存知识系统过滤后融入中介语转化为隐性知识。这一过程也易引起过度泛化,高阶学习者常通过扩大目标语规则使用范围建构起对中介语的认知模型。其本质是相似类比,利用使用对象相似处,依照目标语规则展开混合形成新结构,学习者可能构建出部分甚至全体相似性的错误认知结构,将导致经历“平台期”,伴随通过心理机制产生暂时性梗阻的“稳定化”现象。它在大本二年级容易产生,也被称作“二年级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能力出现全面退步,局部停滞不能否认整体进步。

“稳定化”如果不能被克服就会导致僵化,原因在于语言习得机制和普遍语法中参数设定。语言习得机制可以将输入规则通过普遍语法内化为语言能力,进入关键期后所构建的中介语在未达到目标语设定前发生僵化,但成年人的“潜在语言结构”可被激活并使普遍语法转化为目标语语法结构。但激活也可能无法完成,这是因为参量设定中规则标记性的作用。学习者较容易认知非标记性语言材料,如果在习得时呈现出有标记性特征,学生错误就会出现,此外母语干扰不容忽视。因为汉语的“话题突出”结构中的话题和谓语很少存在一致关系,话语决定着句子成分间语法联系,不需动词与主语在性数上配合。英语是主语优先式语言,要求动词与主语在性数上保持一致。虽然汉语“话题”和英语“主语”常位于句首,但汉语“话题”相当于英语“简单话题主位”,更强调客观信息。中国学生使用英语有限且缺乏语境,大脑就会使用母语配套知识帮助形成目标语结构信息,迁移就发生了,对习得产生了干扰,其集中体现在对输入信息处理上。汉语注重“意合”,由于缺乏标志一致形态句法提示,学生会忽略与其相关提示的低突显性信息,这种经验很容易迁移至英语中。而外显信息程序化在工作记忆中进行,学生一次只能聚焦结构里不同提示(如主谓一致)中高突显性提示作为解读信息,低突显性提示(如单数第三人称)被忽视,这样导致显性记忆模块中陈述性知识未被“程序化”,外显记忆中陈述性信息就不能转换成程序性信息存于内隐记忆,学生难察觉到单数第三人称信息,失误就出现了。

[参考文献]

[1]Anderson, J. R.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M].Freeman: W. H. Freeman and Company,1990.

[2]Biber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篇7

[中图分类号] R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02(a)-0066-02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nsive Insuli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Sever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WAN Zou, SONG Zeng-liang, LIU Hua-wen, YAO Yong, ZHENG Peng

Neurosurgery, Nanchang Third Hospital, Nanchang, Jiangxi Province, 33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bservation of the intensive insulin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sever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6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sever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1 to May 2012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 cases in each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medication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hypoglycaemic agents basic 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intensive insulin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GOS score, incidence of pneumonia and survival condition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patient’s condi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pneumonia was 66.7%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90.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urvival rate was 93.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66.7%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Acute sever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Regular insulin; Intensive therapy; Clinical effect

重症急性脑出血常合并血糖应激性上升。应激性高血糖为重症急性脑出血的病情恶化的高危因素,预后较差,对病人的生命质量产生严重威胁[1]。重症急性脑出血病人常出现医源性肺炎等并发症,常规临床疗法是尽量控制血糖在10.0~11.1 mmol/L范围内,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一般控制血糖水平在4.5~6.1 mmol/L范围内,缩短住院时间,降低发生其他不良并发症。故该研究对60例2011年5月―2012年5月收治的重症急性脑出血病人予以胰岛素强化疗法,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的该次60例研究病人均来自2011年5月―2012年5月该院收治的重症急性脑出血病人,根据用药情况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30例,年龄53~84岁,平均年龄(67.9±3.7)岁,根据NIHSS评分≥5分,其中男18例,女12例。观察组30例,年龄53~84岁,平均年龄(67.8±3.4)岁,其中男18例,女12例。NIHSS评分≥5分。纳入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脑血管疾病科学会制定的关于脑出血疾病的诊断标准[2],经颅脑核磁共振、CT临床检查、临床特征确诊为重症急性脑出血,检查病人均呈高血糖应激状态;全部病人均无糖代谢异常障碍、糖尿病病史;两组病人以上资料(NIHSS评分、年龄、性别等)大体一致,P>0.05。

1.2 方法

全部病人入院24 h内均应用糖耐量试验(OGTT)法检测其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监测末梢血糖4~6次/d,血糖检测应用血糖仪(沪械注许20152400264强生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生产)(正常范围为3.9~5.6 mmol/L)。同时予以预防消化道出血、感染、脑保护剂、控制血压、颅压、脱水等疗法;当患者幕下出血>10 mL、慕上出血量>30 mL时及时予以微创手术,血肿清除。对照组病人服用常规降糖药,当血糖值>9 mmol/L时加用胰岛素;观察组在生理盐水中加入普通胰岛素,微量泵泵入,病人24 h血糖值控制在4.5~6.1 mmol/L,如能进食可多次皮下注射胰岛素(国药准字H22025171)。密切监测病人,防止其出现胰岛素过量及医源性低血糖,维持肠外营养支持。

1.3 疗效评价标准

入院时及治疗14 d后进行1995年的中国脑卒中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量表评估其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情况[3];随访病人3~6个月,根据格拉斯哥结局评分(GOS)评估临床效果,1分-死亡;2分-昏迷状态;3分-重度残疾;4分-中度残疾;5分-恢复良好。

1.4 统计方法

全部数据进行SPSS 19.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进行t检验,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并进行χ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GOS、NIHSS评分情况比较

两组病人治疗后,病情均有所改善,观察组病人的NIHSS评分及GOS评分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

表1 两组患者GOS、NIHSS评分情况比较[(x±s),分]

2.2 两组患者生存率、肺炎发生率情况比较

两组病人治疗后,病情均有所改善,观察组的医源性肺炎发生率为66.7%、对照组的医源性肺炎发生率为90.0%;观察组的生存率为93.3%,对照组的生存率为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患者生存率和肺炎发生率情况比较[n(%)]

3 讨论

危急重症之一为急性脑出血,临床死亡率极高,多种高危因素可影响预后,其中之一为血糖水平。而研究其死亡原因:主要和血肿直接压迫、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间接影响脑干而造成多脏器损害等[4]。多项临床研究表明,急性脑出血病人发病12 h内血糖水平呈现应激状态,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与血糖的上升幅度密切相关,且影响预后。目前,临床上对于应激性高血糖的相关报道尚在探讨阶段,但其应激原的消除和外周胰岛素的抵抗能改善血糖幅度,从而缓解患者病情。同时,近些年的相关研究也表明:胰岛素疗法可显著改善机体的能量代谢水平,降低临床感染情况,进而提高预后。这与相关报道结果一致[7-8]。重症急性脑出血病人应激性高血糖需及早进行胰岛素强化疗法,缩短住院时间,有效降低临床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病人预后。

该研究结果显示:两组病人治疗后,病情均有所改善,观察组的医源性肺炎发生率为66.7%、对照组的医源性肺炎发生率为90.0%;观察组的生存率为93.3%,对照组的生存率为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重症急性脑出血病人予以胰岛素强化疗法,可显著提高生存质量,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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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 针对病人不同心态有的放矢实施教育,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取得病人的信任,共同建立一种指导—合作—共同参与型的护患关系,使病人乐于接受护士传递的信息并深信不疑

由于患者主观感受疾病的危害越高时,采取遵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护士要了解患者对高血压病的态度和信念,清楚患者的想法和影响病人治疗的因素,有针对性的帮助患者充分认识到治疗的目的和意义,以及遵医服药的重要性,调动患者自身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其依从性。

1.1 我行我素、满不在乎型。存在此种想法的病人多数年纪较轻,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平素身体健康,症状较轻微,不影响生活娱乐。认为医护人员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对服药控制血压及疾病发展没有充分的认识,此种病人潜在的危险更大,极易发生心、脑、肾等多种脏器的并发症。对这种病人要讲解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及对健康的危害,引起病人的足够重视。年轻病人对知识的理解接受能力较好,可以向他们详细讲解心脏血管的解剖生理在身体中的重要作用,使病人迅速改变观念,主动接受治疗。

1.2 自暴自弃、精神颓废型。平素身体健康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得了这种终身性疾病,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指望了,整天唉声叹气,郁郁寡欢,对治疗预防不积极。此时要提醒他们对父母,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并介绍病愈病例,鼓励他们互相交流感受,使他们对治疗、预后充满信心。

1.3 焦虑恐惧型。病人过于注意自身疾病,感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每天小心翼翼,这类病人多数在四十五岁左右,身兼多重角色,思想负担重,顾虑重重。对这类病人,首先要做好亲属的思想工作,请他们积极配合,共同关心开导病人,使他们感受到温暖与被尊重,介绍经过按时服药、适量运动、饮食控制等积极治疗后症状消失,血压控制理想的病人,通过真实病例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

1.4 工作狂型。这类病人多是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对工作认真负责,对自己的身体满不在乎,即使出现症状也不休息,经常忘记吃药。对这类病人要指导亲属督促其吃药、休息,反复讲解,实例举证,只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可以更多更好的工作。这些病人多数在领导岗位,要注意教育方式、语气、态度等,做到既达到教育目的又提高护理满意度。

2 根据患者生活情况和个性化的原则,寻求对患者最佳的药物和剂量,医护合作,共同加强用药指导

中青年患者大都有一定的医学保健知识,在服药过程中常自我诊断,当情况好转时就擅自停药或减少剂量,这样会大大影响治疗效果,有时甚至会增加抗药性或产生药物不良反应。故医护人员应通俗、简明、肯定的说明各个药物的服用时间、用法、用量及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药物的停止时间等,要告知患者高血压病人的血压多数靠药物维持,且多需终生服药,在无检测血压的情况下,切勿擅自停止治疗,以免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

3 丰富健康教育内容,使病人乐于接受。

高血压患者要保持平和心境,避免生气,激动和过于劳累。做好健康教育,要同时调动患者家属的积极参与,使患者自觉地采取有利于健康的行为,提高对自身疾病的认识,正确理解治疗方案,打消顾虑,并取得家属配合,支持和监督患者依存性接受治疗,同时要告知患者和家属不能随意听信广告、宣传和一些所谓新药,避免服药后产生不良影响,同时要指导患者合理的饮食、生活起居和各种功能训练,帮患者谨遵医嘱规范性用药,达到各种药物治疗的最佳时限,保证院外中青年患者的用药安全。

4 全程教育模式

由于高血压药物治疗是一个长期甚至终身过程,健康教育要延续到病人的生命全过程。所以医护人员必须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患者入院时要帮助患者熟悉环境,稳定情绪,是他们有安全感、信任感,从而建立平等、朋友般的护患关系,并留下病人的详细通讯地址、电话,为预防联系不到病人,还要留下联系人的详细地址、电话,出院时给予详细的书面指导,出院后定期电话指导,必要时家访,可定于出院后一,三,六个月,以后每半年一次,解答患者出院后出现的问题,定期询问服药和血压控制的情况。这样不仅提高了健康教育效果和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也增加了病人对医院的信任,扩大了医院的知名度。

服药依从性是评价患者是否按照医嘱进行治疗的一项重要指标,它的高低直接影响高血压患者的治愈率和控制率。[2]因此,加强医护人员对患者服药依从性的认识和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临床工作中护士不应过分强调患者如何去做,而应重视通过医患、护患之间的互动关系调动病人的主动性,最终提高患者的血压控制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总之,通过对出院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不同心理状态的分析,并针对性进行健康教育,提高了患者服药的依存性,从而帮助病人树立正确的态度,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最大程度地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篇9

Application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

ZHANG Lun-yu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Qianjiang Central Hospital,Qianjiang 433100,Hube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Methods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tradermal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immunoglobulin test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rate of skin test was 14.00%,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36.00%.IgG content of control group patients for(1361.8±42.4)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009.9±50.3)mg%,control group IgA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224.6±60.7)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80.6±20.5)mg%.Control group IgM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171.8±22.4)m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139.9±22.3)mg%.By analysis,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PSS;Immunosuppressive agents;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流行性出血崾茄侵薰家常见流行性疾病,现我国发病率仍很高[1-2]。出血热的症状主要为发热、出血及器官损伤,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且极易造成后遗症,影响患者日后的生存质量[3-4]。该疾病发病急、愈后差,寻求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出血热的主要发病机制为DIC以及自身免疫损伤[5-6]。故能有效延长凝血时间的PSS与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有望提高该疾病的治疗效果。现即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剂在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药物安全性。选取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来院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著,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在我院治疗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100例。其中男55例,女45例。患者年龄19~60岁,平均年龄(46.35±5.45)岁。纳入标准:①未应用过影响血凝相的药物;②没有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排除标准为:①年龄大于60岁者;②不愿配合实验者。将该100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其自身情况,经检验,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①对照组:该组患者接受常规出血热对症治疗药物以及糖皮质激素类:可的松等免疫抑制剂的治疗。②实验组:该组患者在接受对照组患者治疗方法的基础上,还接受PSS治疗。治疗方法:静脉滴注,1 次/d,300 ng/次,连续应用3 d。

1.3判定标准 将两组患者双链酶(SK-SD)皮内实验结果及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对比。

1.4统计学检验 使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本次实验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2以及t检验,P

2 结果

2.1两组患者皮肤实验情况 对照组患者皮肤实验正常率为14.0%,实验组为36.0%。经分析,具统计学意义(χ2=12.91,P

2.2两组患者免疫球蛋白测定情况 对照组患者血中IgG含量为(1361.8±42.4)mg%,实验组为(1009.9±50.3)mg%。对照组患者血中IgA含量为(224.6±60.7)mg%,实验组为(180.6±20.5)mg%。对照组患者血中IgM含量为(171.8±22.4)mg%,实验组为(139.9±22.3)mg%。经分析,均具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流行性出血热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疾病,且在我国时常发生。该疾病的主要临床特征为出血、发热以及多器官衰竭等,其中以肾衰竭为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且由于该疾病易造成器官的永久性损伤,故其极易给患者造成多种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愈后的生活质量。流行性出血热属于自然疫源性传染性疾病,传染源主要为鼠。根据老鼠种类以及地区内鼠的种类的分布情况,该疾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家鼠型出血热发病高峰为2~5月;野鼠型出血热发病高峰为11~次年1月[7-8]。出血热具有多种传播途径,分别为:虫媒传播、消化道传播以及呼吸道传播等[9-10]。该疾病起病急,且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进一步寻求更加有效的治疗药物及手段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流行性出血热发病过程中,DIC与免疫反应发挥重要的作用,造成全身性出血及肾损伤。PSS是从褐藻中提取后人工处理的多糖硫酸酯,其能在不影响血小板的情况下起到有效的抗凝作用。从而有效缓解出血热中的DIC,改善出血情况。免疫抑制剂则能有效抑制患者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降低免疫细胞及相应的免疫因子对机体的自身免疫损伤。DIC与免疫抑制剂结合应用,能有效缓解患者出血、发热及相应的器官损伤。

现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剂在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药物安全性,特选取100例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PSS能有效降低血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同时改善皮内实验,延长凝血时间。该治疗方法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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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图分类号] R743.3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7-0093-03

脑出血是中老年人群高发病,是我国因疾病死亡、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卒中后抑郁(PSD)是脑卒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占脑卒中患者的20%~30%[1],临床特征主要包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思维迟滞、睡眠障碍等,PSD 严重影响脑卒中患者的预后,增加卒中后致残率及病死率。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表明C反应蛋白(CRP)和皮质醇(Cor)均与抑郁的发生呈正相关[2]。特定而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负性情绪,减少抑郁的发生,同时可对血清中的相关指标进行良性调节。本实验通过观察特定护理干预对脑出血康复期患者抑郁评分的影响,分析干预对血清中CRP和Cor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2011年1月~2013年1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脑出血康复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240例,其中男134例,女106例,年龄51~75岁,中位年龄62岁,平均(63.76±7.35)岁。诊断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并经头颅CT/MRI证实。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疾病史的患者;②伴有严重内脏器官疾病的患者;③近6个月家庭中有重大变故的患者;④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或不能正确理解量表中内容的患者。按照入院顺序及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20例,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1.2 护理干预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照专科疾病护理常规进行护理,包括:①偏瘫肢体的康复训练:根据患者的病情转归合理安排康复训练,如偏瘫肢体的功能位摆放,肢体被动和主动功能锻炼,并且在专业康复技师的指导下进行器械练习,增进康复训练的效果。②日常生活活动训练:根据患者偏瘫肢体功能恢复情况,让患者进行吃饭、洗漱、穿衣服等日常生活活动训练,训练时注意肢体的功能位的保持,并且逐渐增加精细活动的训练。③加强基础护理:保持适宜的病室温度、湿度及安静舒适的病室环境,及时更换床单位,保持床单位的平整、清洁、干燥,定时更换,防止压疮的发生。④落实健康教育: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高血压脑出血的基本病因、高危因素、运动方式、合理饮食等,提供患者及家属正向疾病导向。

观察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加用特定护理干预,包括:①积极的心理干预,主要应用认知行为疗法。干预分四个阶段进行(每周3次,每次1个小时,共4周)。第一阶段(第1周)为心理诊断阶段,护理人员与患者和家属形成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通过沟通找出患者内心的不良心理问题的原因,努力发掘根源,并确定患者需要解决的主要心理问题;第二阶段(第2周)为领悟阶段,针对第一阶段我们确定的心理问题及其成因,使患者积极主动面对问题;第三阶段(第3周)为修通阶段,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主要包括患者对不良心理问题的原因、神经功能缺损以及愈后周围人们对其态度的改变,让患者可以主动寻求帮助,使患者对其固有观点进行内心自我辩证,努力纠正自己;第四阶段(第4周)为再教育阶段,也是治疗的巩固阶段,让患者强化治疗效果,并逐渐养成与错误理念进行辩论的方法。②放松疗法:应用放松疗法、音乐疗法等帮助患者学会自我调节方法。放松疗法包括头部放松法、四肢放松法等,每日3次,每次30分钟。音乐疗法可选择舒缓的轻音乐,如《步步高》、《茉莉花》等,音乐疗法能够缓和交感神经的过度紧张,减轻压力反应,降低对当前应激事件的敏感性。干预共进行4周。

1.3 抑郁量表的应用

选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纳入对象进行评定,分数范围是20~80分,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重。均由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进行调查,时间为25~30 min。

1.4 CRP和Cor的检测方法

CRP和Cor的试剂盒均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RP的检测应用免疫比浊法,Cor的检测应用放射免疫法。严格按实验步骤操作,并均由同一技师完成,以减少误差。

1.5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采用SAS 6.12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比较应用t检验或χ2检验,以α=0.05为检测水平。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抑郁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抑郁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抑郁评分明显降低,而对照组无明显变化。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抑郁评分比较(x±s,分)

2.2 两组护理干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对护理干预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表3 两组护理干预满意度比较[n(%)]

2.3 两组干预前、后血清中CRP和Cor变化的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血清中CRP和Cor的表达差异不明显,干预后CRP和Cor均下降,但是观察组患者血清中CRP和Cor的下降值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4。

3 讨论

脑出血患者康复期时常存在负性情绪,主要表现为抑郁。有研究认为抑郁患者血清中CRP和Cor的表达上升,并对加速抑郁的进展有明显作用。CRP是主要在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反应蛋白,由细胞因子如IL-6、TNF诱导的肝脏细胞产生,参与局部或全身炎症反应,是反映炎症或组织损伤的重要指标,其血清水平的高低反映动脉病变炎症反应的强弱[3]。CRP与脑血管疾病的密切关系主要在于神经组织损伤及修复性反应时,CRP通过经典途径激活补体系统,产生大量终末产生物,损伤神经系统的认知功能[4,5]。虽然血清细胞因子与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机制尚未明确,但有研究发现,免疫系统作为大脑的一种弥散感觉器官,可以与大脑形成双向联络网,随着免疫细胞的激活,可以导致大脑发生变化,进而出现情感、认知及行为的改变,而血清细胞因子,尤其是CRP和Cor参与了神经-内分泌-免疫过程,亦可能参与了抑郁症状的发生过程[6]。CRP和Cor均以某些特殊的转运方式到达脑组织发挥对神经细胞营养的调节作用。多种因子可对晨间的Cor进行调节,使Cor对急性心理应激的反应相对迟钝,引起抑郁和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发生。也有观点认为,神经细胞中去甲肾上腺素和5-HT激活后引起应激源的刺激作用明显增强,HPA轴亢进,垂体分泌旺盛,肾上腺产生Cor增多,抑郁情绪加重[7,8]。因此CRP和Cor与抑郁情绪具有直接相关性。

本实验的研究结果显示特定护理干预对脑出血康复期患者的抑郁有明显调节作用,提示临床中可以针对性地对患者开展干预,也可以对抑郁程度重的患者普遍应用。观察组患者对护理干预的满意率较高就充分证明了护理干预的有效性,通过对观察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患者的疾病不确定感降低,战胜疾病的自信心提高,抑郁程度明显降低。实验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血清中CRP和Cor的表达较对照组明显下降,提示护理干预可以有效地调节与抑郁相关的CRP和Cor表达。CRP异常表现时可通过对下丘脑或杏仁核的刺激使HPA轴活性增强,促进抑郁的进展,CRP异常表达是引起情感相关细胞因子级联反应的始动因子,血浆中CRP的改变可以促进抑郁的发展[9]。抑郁水平直接影响自主神经失衡的程度,因此有效地应用药物或相关干预措施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神经系统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及内分泌系统,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有效缓冲心理应激,唤起患者的适应机制[10],使血浆中CRP和Cor的表达下调,对治疗或改善脑出血患者抑郁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1,12]。

总之,脑出血患者康复期时积极应用心理干预,可以有效地缓解抑郁情绪,同时可以有效降低血清中与抑郁相关的CRP、Cor表达,患者满意率高,在临床中可以积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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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医扶正培本对白血病化疗患者扶正减毒作用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52例初治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按随机化原则分为2组。对照组26例单纯给予化疗药物治疗,观察组26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参芪扶正注射液中医扶正培本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周围血象、生活质量及化疗毒性反应等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1疗程临床完全缓解率84.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1.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后未缓解的15.4%,明显的小于对照组的38.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出现胃肠道反应的10.0%、骨髓抑制的15.0%、肝功损害的10.0%、肾功损害的5.0%,明显小于对照组的胃肠道反应25.0%、骨髓抑制的30.0%、肝功损害的20.0%、肾功损害的2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中医扶正培本治疗对白血病化疗患者具有良好的扶正减毒效果,明显改善了患者化疗期间的成活质量,有效降低了化疗期间化疗药物毒副作用的发生情况,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及有效率,值得我们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

关键词 ] 白血病;化疗;中医;临床效果

[中图分类号] R2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8(c)-0038-03

白血病属于血液系统的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临床致死率,据统计我国白血病的发病率为约为3/10 万,死亡率也排名恶性肿瘤中的前列。目前临床上对于确诊白血病的患者多采用规律、联合的药物化疗治疗。有效的化疗可以可减少白血病细胞,恢复正常的造血功能。但是临床上化疗期间,大部分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药物毒副作用,对患者的造血系统、胃肠道、肝、肾等脏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1-2]。严重影响了白血病患者的正常治疗,近年我院采用中医扶正培本治疗初治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扶正减毒作用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现文章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1~6月间救治于我院的52例初治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的临床资料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化分组原则,均分为两组,每组26例。其中单纯给予化疗药物治疗的26例为对照组,其中男15例,女11例,年龄33~57岁,平均(39.3±4.6)岁,病程2~21个月,平均(10.2±2.5)个月;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中医扶正培本治疗的20例患者为观察组,其中男14例,女12例,年龄35~58岁,平均(50.1±4.9)岁,病程2~24个月,平均(11.2±2.7)个月。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全部患者白血病诊断明确,根据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案进行化疗,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用VDCP方案,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除M3外)用DA方案[3]。对照组:本组26例患者根据其病理类型选择合适的化疗方案。观察组:本组26例患者在对照组的化疗基础上加用参芪扶正注射液中药扶正减毒治疗。中医扶正减毒治疗方案:给予参芪扶正注射液静脉滴注进行治疗,参芪扶正注射液250 mL/d,静脉滴入,从化疗第1天开始至化疗结束前连续应用治疗。根据患者化疗期间毒副反应的类型以及毒性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对症调整中医药物的类型和剂量。

1.3 观察指标

全部患者治疗期间抽血检查患者周围血象变化情况,根据患者血相变化及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并评价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差异以及化疗期间毒副作用的发生率。

疗效标准[4]:①完全缓解:临床上没有白血病浸润的症状和体征。血象:血红蛋白男性>100g/L或女性>90g/L,中性粒细胞绝对值>1.5×109/L,血小板计数>100×109/L,外周血白细胞分类中无白血病细胞;②持续完全缓解:从治疗后完全缓解之日起计算,期间白血病未复发达3~5年;③临床治愈:指在完全缓解基础上停止化疗5年或无病生存达10年者;④未缓解:骨髓象、血象及临床症状3项均未达到上述完缓解标准者。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7.0软件对两组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一般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的形式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统计资料比较情况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1疗程临床完全缓解率84.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1.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后未缓解的15.4%,明显的小于对照组的38.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2.2两组患者化疗期间毒副作用统计资料比较情况

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出现胃肠道反应的10.0%、骨髓抑制的15.0%、肝功损害的10.0%、肾功损害的5.0%,明显小于对照组的胃肠道反应25.0%、骨髓抑制的30.0%、肝功损害的20.0%、肾功损害的20.0%、15.0%、4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3 讨论

白血病作为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在中医中认为白血病的病变部位在肾脏与脾脏,因此中医中认为精髓亏乏、气血双亏是白血病发病的主要病机,同时认为化疗药物属于“热毒之邪”,因此化疗期间在化疗药物进入体内后易伤阴耗气、损精灼液,导致化疗患者脏腑功能失调,严重影响着患者的气血生化之源,使患者出现气阴两亏的症状[5]。因此,目前中医治疗初治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案为补肾益髓、益气养血,已达到有效的治疗白血病和减轻化疗毒副反应的基本治则[6]。参芪扶正注射液选用黄芪、党参,经过处理后制备而成的静脉型中药输液剂。具有补气、养血的治疗功效。对气虚证的肿瘤患者,采用扶正固本、活血化瘀的治疗方案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本文研究中,我们对于化疗中的患者加用参芪扶正注射液以及补肾益髓方等中药进行治疗,其中联合中药治疗的观察组患者其经1疗程治疗后临床完全缓解率84.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1.5%,且未缓解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该结果充分表明联合中药治疗白血病疗效明显优于仅使用西药;另外,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化疗药物对患者造成的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肝功损害及肾功损害等毒副作用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该结果进一步表明,对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联合中药治疗,对其西药的化疗时产生的毒副反应具有一定的扶正减毒作用,本研究结果与郭素丽[7]等使用中药联合TA化疗方案治疗急性白血病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中医扶正培本治疗对初治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具有良好的扶正减毒效果,明显改善了患者化疗期间的成活质量,有效降低了化疗期间化疗药物毒副作用的发生情况,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及有效率,值得我们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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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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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7-1413-03

在目前的中医发展问题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拒斥哲学的倾向,表现有三:(1)把中医理论中的哲学特质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否认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虽不明确否认哲学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但对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3)在中医发展研究中缺少哲学的指导和配合。这种倾向对于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中医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笔者认为,中医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1 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

中医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哲学为其理论的基础。中医在产生初期是与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医学知识都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知识的母体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医学知识贫乏,无法揭示人体的内部成分和组织结构以及致病的原因和机理,因而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也就不得不采取哲学思辨和猜测的方式。是中医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使得中医能够树立大体正确的人体观、疾病观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并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

随着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兴起,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西方的古代医学把自己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完成了由朴素医学到科学医学的转变,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世界医学发展的主流形态。中国的自然科学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国情而未能有长足的发展。因此,中医没有象西医那样获得自然科学和实验的有力支持,没有走上医学发展的常规道路,造成“中医发展两千多年来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朴素医学阶段。

中医在当代如何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中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有一些学者对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颇有非议,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中医能够有效地诊治疾病,除了它是同疾病长期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之外,也与它的理论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尽管存在着直观性、猜测性等缺陷,但它们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把握是大体正确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客观世界唯物辩证性质的正确反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是在宏观或一般层次上的反映,而自然科学则是在微观或具体层次上的反映。因此,以哲学为基础的中医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医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治疗疾病,这正是哲学作为中医理论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原因。中医运用哲学建立的唯物主义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医突出的疗效也充分证明了哲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药毒副作用和抗药性的不断出现,医源性疾病日益增加和疾病谱的改变,西医对一些疑难病症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的优势更加凸显,这里面理所当然地也包含着哲学的积极作用。

2 哲学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去掉了哲学特质中医理论也就解体了

如前所述,中医是借助哲学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基本概念,如阴阳、五行、天、象、气等等就是直接从哲学中移植过来的,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或者说,中医主要就是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进行思维的。以阴阳学说为例。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是构建中医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其内容涵盖了中医理论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方剂与药物等方方面面。如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就是建立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人体的产生,中医认为是阴阳媾精而形成的。《内经》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阳化气,阴成形”。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也是如此,《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人体内外、上下、表里、腹背、脏腑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与外界环境之间,无不构成阴阳联系、对立统一,并由此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学术体系”。中医对疾病的诊断也要运用阴阳学说。中医认为,人体只有阴阳平衡协调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反之则生疾病,即《内经》所讲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中医诊断疾病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八纲辨证”中的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其中阴和阳为总纲,即表、热、实归属于阳证;里、寒、虚归属于阴证,这是中医诊断时分析病情的最基本的依据。中医治疗疾病的思路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即调治阴阳,使其恢复平衡,即以“阴平阳秘”为目的。中药的性、味、功用也分为两大类,如辛、甘、淡味,性温热、燥烈、升散的药物属阳;酸、苦、咸味,性寒凉、滋润、降敛的药物属阴。可见。阴阳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无处不在,指导着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组方用药。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已经深深渗透在中医的全部理论之中,也是贯穿于中医观察人体、诊治疾病、组方整个过程的根本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理论置换出中医的哲学特质,那么,就必然造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中医的其它理论、方法的激烈排斥,导致“两张皮”的后果,或者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崩溃。因此,在中医的的创新过程中,中医理论的哲学特质应当保留。当然,作为未来的、新的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哲学,应该是去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中的不合理的成分、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改造过的科学的哲学。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保留其合理成分之外,还必须注意继承和保留它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的哲学理念和传统的中医理论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我们对它的继承和发扬。

3 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而辩证思维正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世界医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朴素医学(古代医学)阶段,正在经历科学医学(近现代医学)阶段。从它的发展趋

势来看,它将发展到“系统医学”(后现代医学)阶段。

朴素医学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以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用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朴素医学也存在很多缺陷,如它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理论没有严密的逻辑性,缺乏实验的证实和自然科学的根据,直观性、猜测性较为突出,在诊断治疗上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技术规范,等等。

科学医学克服了朴素医学的直观性和猜测性,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了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的有力支撑,使自己具备了“科学的形态”并能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因此称之为“科学医学”。但科学医学由于受还原论的影响,对人体的研究只关心各个部分的形态、结构和功能,虽然对人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但它却不关心整体,忽略了人体疾病与人的心理、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它在许多复杂疾病的治疗方面很难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科学医学否定了朴素医学,大大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但它在整体观、辩证思维上与朴素医学相比,却产生了倒退,这也正是制约它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系统医学是一种以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为指导,以系统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为基础的辩证医学,是世界医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公认的新世纪医学。系统医学将否定科学医学,当然,系统医学对科学医学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它将保留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即以自然科学和实验为基础的医学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诊疗手段。同时,抛弃了科学医学形而上学的人体观、疾病观。它强调医学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深入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阐明发病机理,建立系统分析和预测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理的新理论体系和技术平台,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可见,医学的发展必然要“回归”到辩证医学形态。

中医虽然也是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但它是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需要向现代的、科学的辩证医学发展。但中医发展的未来形态并不是系统医学,系统医学只是西医发展的新形态。而中医必须在坚持其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来发展自己,所以,中医的未来形态只能是一种类似于系统医学的、与系统医学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新中医学”。但无论如何,从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这一大趋势来看,哲学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医的发展不能拒斥哲学思维,中医的哲学特质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4 中医发展研究需要哲学的指导需要中医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携起手来进行合作

篇13

论述了古代哲学“精气合一”到中医学中精、气涵义分离的演变,揭示了中医学中“精”与“气”的根本区别在于:“精”为人体最基本的物质基袖与本原而无调控之用;硕士论文“气”为调控维护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而不是最 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本原。古代哲学气分阴阳、阴阳和则万物生化的辫证调控思想在中医学得到充分合理的继承。中医学“气分阴阳”最大的意义是在气为人体调控之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人体之气的调控之道。

中医是古代哲学科学化的产物之一,又通过其科学哲学化不断丰富和充实古典哲学的内容并推动了古典哲学的发展。“气”、“精”与“气分阴阳”为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与指导思想,中医学对它们进行了演变和传承。

1.古代哲学的气、精及中医学涵义的演变1.1哲学之气的涵义与精气合一古代哲学之“气”的涵义是非常复杂的,气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摄了广泛的义项与外化形式。曾振宇川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的“气论”分门别类地加以剖析。认为古典哲学之“气”是一个模糊、驳杂而游移的概念,具有泛生命性、泛伦理道德性、直观性和前逻辑性等“四大特质”,其内涵与外延都不清晰,只是一个“前哲学”的概念。这种中国古代哲学中概念的笼统性、模糊性的特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气学理论是诊释自然、生命、精神、伦理、社会、人事等多维世界哲学规律的思维载体,“气”的概念虽然“辞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却以它“大一统”的独特优势达到了古人经世致用与认知追求的价值目的。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气“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释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要而言之,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气,是指占空间,能运动的客观存在”。去粗取精后可以看出,气的最终涵义有“元素与本原”物质之义[4〕,一方面气为天地万物之基本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本体“元素”,是 存在于宇宙中的运行不息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具有构成万物的“质料因”;并且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调控、维系着万物发展变化从而具有“动力因”。另一方面气为宇宙万物之“本原”,为化生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这种“元素与本原”的观点反映在古代历代“气本论”哲学思想中。持“道本论”的道家、持“理本论”的程朱理学家在认识气方面,则否定气的“本原”部分,把道或理作为天地万物之本原,但保留了气“元素”部分的涵义。古典哲学中也有“精”的概念,但与气的概念基本是统一的困,如《管子》有“精也者,气之精者也,”“一气能变曰精”,《淮南子》有“烦气为虫,精气为人”,可见精与气概念的统一性,有时精是指气的精华部分,总属于气的范畴,所以哲学中常“精气”并称,都是存在于宇宙中运行不息且无形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元素与本原”物质,如《易传?系辞上》说“精气为物”。古代哲学精气的思想渗透到中医学中,对人体的本原与物质基本的认识无疑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1.2中医学中气、精涵义的区别与关系中医相对于哲学来说是具体的科学而不是抽象的。中医学之气、精主要指人体之气、人体之精,它本身的精气概念是为了自身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应用而生,所以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医学的人身之气“是人体内的活动力很强的运行不息的、无形的极精微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气运行不息,推动和调控着人体内的新陈代谢,维系着人体的生命进程。气的运动停止,则意味着生命的终止。”故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其运动来维系和调控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在人体这个系统中,气是一个具有调控动力作用的流通物质及信息的载体。中医学人体之气的概念的形成源于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方法与观察体悟,并受到古代哲学精气思想的渗透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之气的“元素”的部分含义,以“元素”中的“动力因”特点为主,即主要表现为调控作用,作为“质料因”的涵义是不完整的,气只是基本物质之一,并不是“最基本物质基础”,气是不断运动的,不能直接凝聚为人体脏腑和代谢形体等有形物质,只能通过其不息的运动来促进和调控精、血、津液等基本物质的化生。正因为如此,人之本原也不可能来自于气,中医学之气已无“本原”之义。人体之精的概念,《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第7版中的定义是“由察受于父母的生命物质与后天水谷精微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精华物质,是人体生命的本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狭义上讲,精为来源于父母生殖之精、即先天之精,如《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这是人之本原的含义;广义上讲,它包括生殖之精、水谷之精、血、津液、髓等一切精微物质,且“精一般呈液态储藏于脏腑之中或流动于脏腑之间。”所以精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基础,如《素问?金匾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中医学人体之精的概念源于古人对“生殖之精”的认识,并受到古典哲学中精气思想影响〔5〕。在其概念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古典哲学中精气“本原”与“元素”的双重涵义,但它继承的“元素”部分的涵义也是不完整的,只有其中的“质料因”,而没有“动力因”,也就是说精只构建人体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而没有推动、调控、维系作用的含义,这和气的“动力因”为主的特点形成互补。看来古代哲学之“精气合一”的气学理论渗透到中医学中,其气的“本原”与“元素”的涵义被作了新的调整与分配,中医学人体之气主要是继承了“元素”中“动力因”的涵义;而人体之精继承了“本原”和“元素”中“质料因”的涵义,这样中医学精与气的涵义与作用有了不同而分离开来,从而构建了人体大致模型:在以精为最基本物质与本原的基础上,以气为人体信息调控、维系的物质力量。因为气的无形性、不断运动性的特点与精的有形性、相对静止内藏的特点,二者因而构成阴阳关系:气为阳,精为阴。二者互相化生、互相依赖而存在。一方面气可化精,气可通过调控运动促进精的生成;另一方面精又可化为气,精虚则无气。

2.古代哲学“气分阴阳”思想及中医学对其传承2.1古代哲学“气分阴阳”的思想及意义气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与元素”,它化生天地万物,并推动、调控、维系万物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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