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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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有关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增长问题的渊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财富增长的思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国民财富的增长归结为分工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发挥资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会财富；以哈罗德，多马，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假定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而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源泉完全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又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所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分析，可归纳得出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源泉。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理论综述，我们首先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K）、劳动力（L）人力资本（H）几个指标来分析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数据可从统计年鉴中找到，而人力资本存量（H）我们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计法。

其次，我们采用以下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进行分析：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形式为。本文将采用双对数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各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其回归方程为;2.有效劳动模型。为估计要素产出弹性，采用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实证分析

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根据GDP增长率态势我们可将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阶段（1978～1990）；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的深入阶段（1991～2005），数据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在湖南省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分别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通过OLS回归得到各因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具体情况如下表：

下面根据估计的模型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得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产出弹性）（1.33）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4）；在改革开放的第

二个阶段劳动力变量产出系数t检验未能通过，劳动力的贡献被挤出，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零，但在改革开放的总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0.66）要大于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率（0.56）。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大从业人员的数量，湖南省的经济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为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同内研究中均有出现，这当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劳动相对资本相对富余或本阶段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积累所推动，但仅仅用劳动力数量作为测度劳动投入的指标只能反应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不能反应其质量，因此去改进选择既能反应劳动者人数有能反应其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

2.有效劳动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人力资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及第二阶段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0.87，1.32），总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也优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这种模型的分析结果更能反应湖南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即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明显与重要，人力资本即人才资源将日益发挥收益递增作用。由于这个模型既考虑了劳动者数量又考虑了他们的素质――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够真正反映出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转变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提供以下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教育科技，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经济增长理论证明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一些内生因素。上述实证结论也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资源在全国都占据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这种比较优势提高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发展高科技，加强人才资源管理，实现人才强省的腾飞。

2.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资本积累对推动湖南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资本积累的扩大与知识技术相结合必定产生巨大推动力。湖南省储蓄率较高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造成巨额的资金闲散与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必须改革融资体制简化或取消先行审批过程，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融资机制，推进经济增长。

3.推进制度创新，加强政府管理。任何的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中发生，制度因素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响和改变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作用程度，从目前来看，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还有不少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视行为、趋利行为、寻租腐败行为等问题尚未较好解决，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之，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要素投入不仅要求数量上的优势，更应强调其质量上及组合上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温州与苏州比较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贺东伟: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发展战略选择.西安财经学报，2007（1）

[3]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篇2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基于一国的实践，很少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际出发探讨在两者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实际。而今，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金融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来回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给予理论支撑。本文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论”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并选取中国相关数据设计实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篇3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8).

[2]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1).

[3]张军,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4]李治国.转型期中国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6).

[5]麻文奇.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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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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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开放经济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当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60％左右。因此，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专门领域。本文将对传统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并介绍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进行述评。

一、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传统理论和观点

(一)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集中考察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即：资本一产量比(C)、储蓄率(s)、有保证的增长率(Gw)。得出的基本方程为：

Gw=s/c

从基本方程可以看出，哈罗德强调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只要一个国家的资本的积累率即储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它的经济就会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模型为代表)延续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经济思想，强调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索洛模型提出，一国的人均储蓄有两种用途：一是为每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另一部分是为新生人口配备每人平均应得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广化。索洛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均衡条件为：人均储蓄=资本广化。由于人均储蓄：储蓄率文人均产出，因此储蓄率越高，均衡的人均资本水平越高，从而均衡的人均产量水平就越高。显然，他们认为，消费水平高会使资本积累减少从而降低人均产出水平。

20世纪60年代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在这一认识下，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于1961年找到了与人均消费最大化相联系的人均资本应满足的关系式。这一关系式被称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分割律。其基本内容是：人均资本量的选择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时，均衡状态时的人均消费达到最大。黄金分割律揭示了人均消费与人均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拥有的人均资本少于黄金分割的数量。则该经济能够提高人均消费的途径是在目前缩减消费，增加储蓄。直到人均资本达到黄金分割律的水平。从消费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黄金分割律”通俗地解释为：如果我们对每一个当代和未来世代的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消费。则人均消费的最大数量即为“黄金消费”。

(三)凯恩斯的消费需求不足会抑制增长的观点

凯恩斯认为，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是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致无法实现充分就业。而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也会增加消费，但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的作用，人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用来增加消费。

二、发展经济学家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观点

(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率的“U”型曲线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近似一条平缓“倒U”型的曲线(或称为“马鞍型”曲线)；消费率变动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平缓的“U”型曲线(或称为“倒马鞍型”曲线)。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二)罗斯托关于消费一增长具有阶段特征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较大的比例，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

第三，起飞阶段。一部分人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罗斯托把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

第四，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

第五，大众高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三)钱纳里关于消费率与人均GNP动态变化的实证研究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不同水平时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来衡量。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时(中值70美元)为最高。达到77.9％，为贫困型高消费。此后，随着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费率开始直线下降，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但是，当人均GNP迈过1000美元门槛以后，居民消费率的图景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此时，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加快。根据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在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以后，食品和衣着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迅速上升。代表居民食品、饮料、烟草等消费支出比的恩格尔系数，从100美元时的53.2％下降到1000美元时的28.4％，降幅达24.8个百分点。在人

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上(中值15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降幅趋缓，仅下降1.6个百分点。

三、对上述理论观点的评价和结论

传统的经济理论是非常忽视消费对增长的作用的。认为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小，经济增长率越高。即使消费与增长有关系，那么这也是通过其他指标间接作用于增长的，消费对增长拉动往往遵循消费一储蓄一投资一增长这样的逻辑推导链，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因此，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同意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提高储蓄率以促进资本形成。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暂时牺牲消费以获得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量投资。这些理论在少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大国(前苏联、我国建国初期)曾经实践过，但事实证明，虽然曾经一度有过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超越现有条件的过快过大规模的投资抑制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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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被定义为产量的增加。具体理解，经济增长包括两层含义:(1)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体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增加，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2)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1］。中国在过去的近30年保持了增速较快的发展阶段，但是在近几年增速开始下滑。这些现象与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关，也与中国自身特殊的国情息息相关［2－6］。在下面，将逐步分析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模型的特点，并根据相应的经济学增长理论，分析中国近30年增速较快以及最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并给出展望。

2.中国近30年增速较快的原因

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一直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可以分别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方程的因素理论来加以分析原因。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在于总量资本增长、总量劳动增加以及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效率提高。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的范围持续扩大，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占有逐步重要的作用直到开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外开放扩大了利用外资和台资、港资的资本，经济体制和结构上改革，建立和发展了金融体系，银行体系不断成长，证券市场确立和成长，货币投放不断增加，居民储蓄维持高位，这些都增加了总量资本，也为产业的快速发展、调整和从三大产业的不断增长以及动力转换提供了存量资本和动力［6－9］。在总量资本推动产业的发展中，工业化快速发展，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过去30年，中国的总量劳动也快速增加，这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中，中国的人口总量继续增长，更多适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人口阶段，劳动力人口持续增加，总量劳动供给持续增加;同时，由于人口受教育年数的延长和大学教育从1998年的扩招，适应复杂劳动的高端劳动力总量增加，掌握专门技术和各种行业技能的人员的就业，也适应了中国劳动效率的提高，适应了工业化快速的推进;随着主导产业的转换，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工业转移，再进一步向第三产业的服务业转移;这使得折合成简单劳动计量时，总量劳动供给数量十分巨大，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快速增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过去近30年，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高也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先进的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层出不穷，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为制造业、城镇化、能源供应和利用、工业化、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广泛的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劳动效率提高的手段和新的工具，也使中国在过去30年基本变成工业国，并在东部沿海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并大幅度提高了城镇化率。这三个方面是过去近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国在过去30年的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劳动投入增加和建立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是我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8］。在核算理论中，产出增长率的提高也依据于资本增长的贡献、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和劳动增长的贡献。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为我国过去30年的产业结构转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资本以及劳动的供给增加和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在我国的资本形成与增长，技术进步和应用以及劳动投入增加以及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共同作用下，促进了中国过去30年的较快经济增长。

3.中国最近几年增速下滑或波动的原因

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可以分析原因。近几年，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全国总体工业化进入中期或后期，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已开始超过农业和工业的占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滑，是经济发展阶段转化和增长动力转换所致的［10］。我国的总量资本增长更多的是表现在货币进入房地产业、服务业、新兴产业和金融业;传统的工业化速度放缓，大量重化工业部门出现产能局部过剩，尤其是在钢铁、煤炭等领域产能过剩明显;受全球外部经济增长乏力的不利影响，出口乏力，内需消费的动力的成长还在过程中，投资增速下滑，新旧增长动力还在转换过程中;我国的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在东部已开始放缓;消费总需求增长放缓，储蓄率偏高;环保和生态约束提高使过去的粗放增长的企业进一步提高成本。这些方面是总量资本增长放缓以及经济结构问题导致的中国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在总量劳动增长和技术进步促进增长方面也可以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中国人口总量、劳动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老龄化的新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始于过去30年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持续发力，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新增劳动人口供应量持续放缓，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重，劳动力的刘易斯拐点在近几年已到来，这些不仅推高了用工成本，同时还降低了人口对国内住房和消费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经济在消费领域的消费能力，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放缓的作用。技术进步对传统工业产业的劳动效率的增长的贡献比重已降低，目前也无新的革命性的技术进步突破带来某几个大体量的新兴行业的经济增长改变经济版图;虽然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互联网、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是还无法对冲传统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体量，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作用有限。同时，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和规律性。中国的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自然结果，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我调整，是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表现。

4.中国经济的展望

对中国的经济的展望可以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做出。未来一段时间的国内总量资本、总量劳动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高会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到十五年的时期会在很大概率上呈现出L型的增长率轨迹。我国的经济结构处于持续调整阶段，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工业占的比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将深刻影响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的未来结构将进一步变化，金融、服务业、消费、产业升级、高科技产业、城镇化、生态环保、基建、大健康和制造业升级将进一步加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增长速度将会持续保持，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会继续优化;一直到与欧美日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差距趋于平衡或孕育新的技术革命突破和新的重大人类与社会需求的出现，中国经济在未来温和向好增长的趋势不会有大的波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前景和迈向中高端发达经济体的趋势是必然的。在未来，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有着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

5.结论

通过应用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近30年的较快增长速率以及近几年的增长放缓进行了解释，并对未来给出了展望。中国经济近30年的较快增长与总量资本、总量劳动和技术进步的贡献推动了经济增长因素的持续加强呈正相关，也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经济动力有关。近几年经济增速下滑是由于总量资本、总量劳动的下降以及结构转型、技术贡献率推动降低等因素的作用。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下持续增长，直到切换到新的平衡状态或获得新的强大增长动力，才会发生经济增长状态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J］.经济研究，2013，(11):4－16/55.

［3］徐浩庆.对中国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再检验［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2):27－30.

［4］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求是学刊，2016，43(1):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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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长庚，张晓鹏.劳动人口占比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国数据的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3):60－65.

［7］唐末兵，傅元海，王展祥.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研究，2014，(7):31－43.

［8］方福前，祝灵敏.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8):5－16.

篇7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二、宏观经济周期与理论经济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1]钟春平，田敏.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争议[J].经济研究.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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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选择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损害经济增长和公民生活质量。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依据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有限的，而质量的改善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因此，新的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转型，不仅仅限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密切相关，即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应该是看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长。因此，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面向福利增长的转型。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依据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解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并论述研究转型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二、政府规模研究的演进

(一)政府规模的概念及界定

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表现在政府所掌握和调控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大小。国际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总支出或各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

(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转型前的政府规模研究及理论解释

考察国内外相关的文献，根据其依据的理论，政府规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第一阶段，对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及探讨背后的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增大，即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鲍莫尔(Baumol)则推测，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只能以政府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研究者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需求导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纠正市场失灵。要求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长，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Kauand Rubin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劳动力供给增加，如果需求不变，则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在实践上，现代政府早已摆脱庇古时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的大政府论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备受推崇。总之，对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当经济高速增长。市场运行良好，人们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当“救市者”。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研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但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规模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员函数中包含的变量包括薪酬、所在机构及人员规模、权利及地位等，这些变量与政府预算成正相关。因此，追求政府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这种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政府失灵”，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恶化。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Borcherdingand Lee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规模的研究转到关注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阶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致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认为。政府规模扩大会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经济增长。Folster andHenrekson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Grossman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Armey证明并用曲线表达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称阿米曲线。而更进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还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马栓友、李国柱、马树才和刘方等学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政府规模指标，研究并估计了我国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结果。

三、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占主导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评价是根据GDP和GDP的增长来判断的。但在发展已经定义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国际国内的研究者已经从实证上做出了尝试。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近两年，国际上

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利用15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总的最佳规模为30％。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指标，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刘长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社会福利指数，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估计出我国最优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潘雷驰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虽然使用的指标与国际上的研究相似，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

四、政府规模研究福利转型的理论根据

(一)生态经济学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理论从需求或供给方面可以解释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公共选择也可以说明过度的政府规模会对其他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和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态经济学，作为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在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政府调控目标上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1　新古典理论及传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主要假设基础上的，但是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

假设一：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假设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规模，以便纠正市场失灵。

第一，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持续增长。Manfred Max-Neef提出“门槛假说”，即“在每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生活质量的改进到达一个点，即门槛点，超过这个点，如果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之后，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福利门槛，超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福利增长。

为了克服GDP作为福利测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为GNP替代指标来测量福利，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GNP持续增长但ISEW开始下降。之后ISEW被应用到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计算不同国家的ISEW发现，ISEW随着GDP的增长会达到某一点，超过这点ISEW的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没有全部转化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福利。生态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这些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第二，相对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规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显示存在福利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前面介绍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结论，即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Biornskov等的结论是，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这些结论构成了对假设二的挑战。

2　生态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1977年赫尔曼・E・戴利fHerman E.Daiy)发表了《稳态经济学》，重新将经济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在《稳态经济学》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驳了传统经济理论将经济过程与能量和物质资源脱离开来，提出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长的极限。戴利指出，经济理论和实践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释经济过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将潜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这样那样的商品，商品经过一定的时间被用光或损坏最终被抛弃。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将低熵的资源转化为高熵废物的中间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长和以不变的比率接受太阳能。所以。以无限制地将能量和物质输入经济过程。无限制地向环境输出废物为特征的无限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仍然缺乏根据。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规模的调整应该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即评价政府应该使用福利标准，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长。

(二)生态经济学对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推动力量

自从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国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Costanza)。生态学家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真实进步指标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实储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福利经济学，认为人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阿马蒂亚・森认为，HDI是广泛认可的用于比较国际之间福利的指标。

从福利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单一手段也不能持续地推进福利增长。那么，政府规模研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实现福利转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应该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

篇9

一、引言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它们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合理的产业结构将促使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阻碍经济增长。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对陕西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进一步深入了解陕西省产业结构的状况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掌握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和薄弱环节，为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推动陕西省更进一步产业均衡发展、经济科学发展提供依据。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

霍夫曼（Hoffman，1931）通过对20多个国家18世纪以来工业历史和统计资料进行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的比值不断下降，并且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库兹涅茨（Kuznets，1966）利用5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指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问题应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且经济的产业结构是由其生产方式决定的。萨克斯（J.Sachs，1996）在研究中国与俄罗斯转轨经济绩效时就提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制度转轨的产物，而是落后的二元经济快速转型的产物，二元经济转型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国内学者关注此类问题时间较晚，杨治较早将产业结构理论引入中国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认为促进产业结构本身及地区间的产业协调发展还得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以及运作来实现，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协调是很有意义的。周英章和蒋振生（2002）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等时间序列方法，对我国1952―1999年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他们的研究结果里，发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同变动关系，而且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长期影响。李懿洋（2011）采用灰色关联分析，通过对甘肃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联分析得出结论：产业结构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是第三产业处于主导地位，第二产业的份额居于次要地位。并且，甘肃省的经济总量随着第三产业份额的增大而逐步提高。

目前，国内学者运用灰色关联度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比较多，但是对陕西省域进行分析较少。所以本文研究陕西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分别研究陕西省三次产业结构与生产总值之间的关联度，试图找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陕西省产业结构演进及经济增长概况

（一）陕西省产业结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尤其是新世纪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实施以来，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81.07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4453.68亿元。

具体来看，第一阶段（1978-1987年）：以基础工业为突出主导，农业为主体，经济结构中仍然保留了国家“一五”“二五”和“三线”时期在陕西投放大量的工业设施，第二次产业对陕西省的发展仍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三产业刚刚起步发展，发展趋势良好。此阶段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0.79：45.49：23.72；第二阶段（1988-2001年）：以工业为主导，工业服务业经济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8.65：42.79：38.66；第三阶段（2002-2012年）：以能源工业为主导，服务业经济逐渐占据主体地位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0.12：52.95：36.93。陕西省三次产业结构在1987年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一产业产值，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依赖于第一二产业向依赖于第二三产业转变，2010年，经济总量历史性地突破10’000亿元，经济总量达到10123.48亿元，到2012年，经济总量达到14453.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5%。综上来看，陕西省一直在进行产业高级化和产业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了“二一三”向“二三一”的历史性转变，同时还保持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产业结构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四、陕西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一）数据的选择和说明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13年陕西省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局网站以及地方公布的社会经济发展公告。

本文以陕西省省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X0，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产值数列X1、X2、X3、X4、X5、X6、X7作为比较序列。

本文根据陕西省三次产业产值变动情况将1978-2012年划分为三段。第一个分界点为1987年，因为在1987年，第三产业产值开始超过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个分界点为2001年，因为在2001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差为1978年以来最小；并且在2001年以后，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态势呈指数增长，且第一、三产业产值增速明显加快。

即比较数列即为三段序列：1978-1987年各产业产值为第一序列；1988-2001年各产业产值为第二序列；2002-2012年各产业产值为第三序列。

（二）动态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将三段序列；依照上述步骤进行灰色关联度计算，分别求出不同时间段相关因素的灰色关联度，结果如表1。

在三次产业这个层次上来看：在第一阶段，第一产业的灰色关联度处于首位，在第二阶段处于第二位，在第三阶段处于末位。说明第一产业对陕西省经济产生的影响相对于其他产业不断弱化；第二产业在第一阶段的灰色关联度处于第二位，在第二阶段处于首位，而到了第三阶段则处于第三位。说明第二产业对陕西省经济最初发展时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随后其贡献率的地位便被第三产业渐渐取代；第三产业在第一阶段处于倒数第一，第二阶段上升为第二名，第三阶段继续上升，居于首位，成为陕西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者。这种变化也符合一般城市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般演进规律。

从三次产业内部来看：在第一阶段，与工业相比，第二产业内部建筑业的灰色关联度排序较靠前，在第二阶段落后于建筑业，但在第三阶段，处于第二产业内部的首位同时，也处于整个灰色关联度矩阵的首位，由此可见，建筑业对于推动第二产业发展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第三产业内部来看，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排名非常不稳定，而从总体态势来观察，房地产业在第三阶段对陕西省的经济增长关联度排名第二，对推动陕西经济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到：第三产业在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图1中的折线图更加直观地反映陕西省各产业灰色关联度的阶段性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从整体上来看，第一产业关联度曲线处于持续下降状态，第二产业先升后降，第三产业持续上升。具体分析：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相关数据得知，虽然陕西省的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一直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是源于陕西省在国家第一次建设时期（“一五”、“二五”、“三线”时期），陕西被列为重点投资和建设的省份之一，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五”时期，全国156项重点工程中，陕西省有24项，数目仅次于黑龙江（25项），与辽宁省并列位居第二位。再加之沿海一批骨干工厂、科研单位以及高等院校前迁移至陕西，以上因素为陕西省后期发展第二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根据灰色关联阶段性变动曲线观察到，第二产业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升趋势明显，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强变弱，并且有继续减弱的趋势；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增长，在第三阶段增长速度放慢，但仍然保持着较为明显地上升趋势。而第一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产业地位不容动摇，所以第一产业的下降状态不会持续下去，会在未来某时间点上开始趋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且其他产业的发展都或多或少会依赖于第一产业的发展而发展。

图2所示为陕西省第二产业内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的的灰色关联阶段性变动情况，第二产业建筑业一直处于稳中有升，且对经济增长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陕西省已查明的资源储量的矿产有92种，其中能源矿产5种，金属矿产27种，非金属矿产57种，水汽矿产3种。陕北丰富的煤炭资源、关中富饶的建材矿产以及陕南大量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对陕西建筑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虽然受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一部分初级工业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业对经济增长在第三阶段的贡献率骤然下降，但是工业在陕西省第二产业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据了很大比例，在新世纪以来，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梯，国家在关中先后布局了“国家级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国家级关中星火产业带”，通过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陕北布局了能源工业基地，不断优化陕北工业结构。这部分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大的稳健性，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

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绝大多数年份中都保持在0.8以上，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金融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先扬后抑的过程，在第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超越建筑业跃居第二，但是此阶段金融业在整个GDP中占比很小。由此说明，陕西省的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不均衡，以金融为典型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在陕西省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五、结论

本文基于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对陕西省产业结构演变、区域经济增长及两者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陕西省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三次产业朝着合理化方向稳步发展，其发展趋势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第一产业对经济影响力量逐步缩小并在未来某时点趋于相对平缓，第二产业影响力正在缩减，第三产业的发展势头良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经济发展朝着现代工业化省份步伐迈进。具体来说，虽然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在逐年下降，但是第一产业产量发展平稳，陕西省继续加快推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陕西省已经逐步形成以第三产业发展为基础的产业模型，且第三产业实现了优先增长。“十二五”规划阶段，陕西省将逐步从工业化中期阶段向工业化后期阶段迈进，把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将极大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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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对技术理解比较暧昧

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一个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长的动态特征。中国社科院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刘霞辉向《英才》记者介绍，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诞生时就已经存在了，斯密的《国富论》说的其实就是经济增长问题。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即第一次产业革命。这个时期主要是用机器代替手工，为了生产机器和母机，就要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资本积累。

对这种增长模式的理论概括就是“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产出增长取决于投资（储蓄）增加，并且资本与产出比率不变，投资越多，增长就越快。

“哈罗德与多玛提出了刀锋效应，认为投资的波动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更多地导致不均衡，也就是无法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所以经常出现很大的经济周期。”刘霞辉说。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阶段，即第二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发展出汽车、电力、化工等产业。这个阶段主要是靠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其理论概括就是罗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罗伯特·索洛在1950年代最先质疑哈罗德与多玛夸大了投资对增长的作用。他认为，资本要素同样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通过对1909-1949年间美国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索洛发现，资本和劳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30%多，另外60%多无法解释。

“这个无法理解的黑箱就叫索洛残差，是资本与劳动之外，其它能促进增长的因素，索洛无法确切解释，但他认为应该就是技术进步，或者叫全要素生产率。”刘霞辉强调，索洛指出了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不断地技术创新。

当然，索洛的理论也有缺陷。后人慢慢发现，索洛对技术的理解还是比较暧昧的。“索洛认为技术是完全外生的，偶然的，不稳定的，不是靠人类的努力可以左右的。一个天才突然发明了蒸汽机，于是经济就迅猛增长。”刘霞辉说。

这种外生性还体现在，先进国家产生了新技术，后进国家可以直接把这个技术拿过来，依靠移植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很快就能够赶上先进国家。按此推断，慢慢地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就会趋同。但历史事实是没有发生趋同，而且在过去200多年，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人力资本驱动增长

20世纪下半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三个阶段，即新产业革命，欧美日等国开始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阶段，主要靠信息化和服务业驱动。

这些国家的产业开始从纯粹加工制造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一端是研发、采购、设计，一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物流、金融等。与此相对应的经济学理论的进展是“新增长理论”或者“内生增长模型”。

1980年代中期后，保罗·罗默与罗伯特·卢卡斯等突破了索洛的框架，把舒尔茨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纳入了其中。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告诉《英才》记者：“他们对索洛模糊的技术进步概念进行了解释，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人力资本、制度等等。他们把劳动力分成无技能劳动力和受过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人力资本），这是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产出的核心。”

罗默等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有规律的。刘霞辉解释，内生就是经济系统本身能够产生的，人类通过一些手段能够促进的，比如企业对研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教育、制度的改进等等。

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和环境，一个国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经济系统产生更多的技术进步。

2009年，保罗·罗默等人又开始探讨新要素供给理论。早前经济学界探讨的要素不是资本就是劳动，而且二者有替代关系。如今他们发现一些新的要素，彼此不矛盾、不替代，而且越多越好、越用越好，没有边际效益递减。

“比如市场规模、城市规模、互联网范围、制度、创意思维、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在讨论人类更新的增长模式。”张平说。

中国增长三部曲

谈及西方国家增长模式转变的历史对中国的启示，张平认为，中国增长模式实现从粗放到集约、从投资驱动到科技创意驱动，需要经过“三部曲”。

第一步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也被称为工业化的赶超期。在这一发展阶段，只要把农业闲置资源变成工业资源，不管怎么粗放地利用，效率都极大提升，因为工业比农业效率高太多，“粗放的发展方式是这个阶段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中国过去能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

第二步是进入重工化阶段。企业主和农民工在前一阶段积累起财富后，大量储蓄变成了资本，就会导致高投资、高发展、建立城市等等。“这一阶段接近索洛说的外生性增长，因为我们是从国外引进了设备，自然就引进了技术。”

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靠近，开始逐步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就必须向自主创新发展了。原来中国60%-70%的增长靠资本投入，现在这个数字逐步变化，再靠大的投资，增长也上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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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所体现出的经济增长思想就包含有技术进步的因素。尽管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并没有直接地使用经济增长的概念，但在他在《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所阐述的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方式和机制，无疑是为后人分析经济增长及其方式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强调扩大再生产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此再生产理论分析的也主要是扩大再生产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实现扩大再生产有两种方式：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靠追加资本而实现的生产扩大是外延上扩大；在既定的资本价值下靠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而实现的生产扩大是内含扩大。

上述外延上扩大和内含上扩大，是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情况，着重从生产场所、生产资料和资本投入的角度来说的，我们可以这样归纳：主要以要素数量的增加而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外延上的扩大再生产；主要以要素质量的改善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就其实现条件来看，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要求更多的生产要素的存在，更多的资本、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资源；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必然要求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技术的进步与创新。

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开端于凯恩斯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之后又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著作，共同形成和发展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中，假定资本―劳动比率不变，因而资本―产量比率也不变，这样产量的增长率即经济增长实际取决于投资量，更进一步说是取决于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和转化的量，即资本积累率就成为唯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哈罗德―多玛模型中不含技术这一重要参数，这一缺陷后被索洛加以修正并提出加速技术决定作用的增长模型。

在索洛的增长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可以按需要通过市场价格进行调整改变，更重要的一点是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率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技术进步。从长期以及人均产量的角度来看，资本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的作用不大，这就更加凸显出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因素的关键作用。后来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为代表的增长分析理论，对你做了进一步的实证与补充，把总增长率中的大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率的“余值”归结到技术进步上，并且证实技术进步对总产出的贡献有增大的趋势。

总的来说，每一个增长理论都从它特殊的研究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和揭示了经济增长实践的部分现实，每一个经济增长理论的里程碑都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连接起来清晰地表明一条人类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经济增长源泉、结构的变化轨迹。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实践证实了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

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靠的就是用机器代替手工;为了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就要发展大机器工业，就要生产机器;为了生产机器，就要生产机器的机器；为了生产机器和和生产机器的机器，就要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的，所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就要靠投资去驱动，所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积累，用资本积累去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利用重工业来生产机器，利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是以资本、劳动投入驱动的要素扩张粗放型数量增长为特征的，与马克思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相一致。

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在总资本里面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不断提高，马克思把它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又叫资本深化。这种增长模式会带来的各种负面的社会效果，比如说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比如说污染的严重。《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就是分析这个问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中不变资本就是买机器设备、买原材料这个物质资本部分比重越来越高，可变资本就是开工资的那部分资本比重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一定会出现两条规律。一个规律就是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因为资本总量里面不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大，而能够创造利润的部分越来越小，平均利润率就会降低。另外一条规律就是开工资的可变资本部分在总资本里中的比重越来越低，那么它能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少了，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不了，所以马克思就把另外一条规律叫做“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的规律。

索洛也说如果说增长取决于这一种要素，就是资本的话，一定会跟土地那种要素一样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猛往上增加资本，开始的时候增加一点资本的效果很大，即产出会有很大的增加；但资本加多了以后，效果就会下降，这就是报酬递减的规律，所以就会出现增长率下降。

但预言与事实背离，是因为后来经济增长的模式变了。第二个阶段大致上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也就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从内燃机、铁路到电力、电动机，这些普遍实用技术或通用技术革命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后现代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以深化的集约型质量提高为特征，与马克思的内含扩大再生产、索洛的增长模型相一致。技术进步开始作为一个促进经济进步的最重要因素出现。索洛也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表明,技术创新促进了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就是技术创新的必然产物。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直接推动工业结构的变革,它不仅引起工业部门劳动力、设备和资本投入的重大变化,而且产生了许多新型部门和新产品,从而将工业不断推向高层次结构。技术创新促使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引发了产业革命,进而带来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变革,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三、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系问题的出现迫切要求技术创新

工业化在我国大规模推进是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开始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阶段。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逐步进入加速增长的阶段，此阶段以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出口替代为特征。第三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化的阶段。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情况来看。我国学者根据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情况分析得出结论:与人均收入水平1000美元相适应的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大致为18.6∶31.4∶50，就业人员比例大致为28.6∶30.7∶40.7。相比较我国现阶段在三次产业结构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上还有较大的差距。综合上述，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典型特征，但是还有明显差距。

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滥用自然资源，过度地消耗石油、煤炭、淡水、木材等，经济活动产生的废物任意地排入周围环境，造成环境的严重恶化，同时伴随着严重的就业问题。这是我国现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基本问题。

水、土、煤、电、油、运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例如，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电力供应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一般保持在0.8～1.0之间，我国过去40年此一系数的平均值也约为0.8，但是近年来由于大量发展耗能工业，此一系数已经提高到1.6左右，大部分省份仍然严重缺电，甚至连居民生活用电都得不到保证。电力紧缺导致煤炭紧缺，价格飞涨，一些煤矿为了增产，不顾安全操作要求，超能力大干、蛮干，致使矿难频发，造成极大的经济和生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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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选择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资本积累必须达到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依靠投资启动经济快速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应适度降低以避免生产能力过剩，必须进行投资结构的调整提高投资效率以促进技术进步，增强投资启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机选择应特别注重经济周期性影响。

投资启动扩大的是生产性需求，而消费启动扩大的是消费性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消费成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应当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而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由于资本相对匮乏，可以考虑选择消费或同时选择消费和投资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但如果过分强调消费的启动作用可能会导致经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恶性循环。

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和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净出口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对扩大总需求或弥补国内需求不足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小国而言，净出口需求可以是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性机制，但对于经济大国而言，净出口需求只能是一种辅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79至2014年，中国CDP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C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当前的7485美元左右，一跃成为当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7485美元，第三产业从2004年以来快速发展，到2013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46.8%，与第二产业基本持平，第一产业比重由2004年的7.8%下降了2.9个百分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至2013年占就业总人数比重的31.4%，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3%。因此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发生改变，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后期阶段就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来。换句话说，源自经济系统的、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倒逼机制正在形成过程中。

三、经济增长的动力

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宏观调控的目标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得出2001年-2013年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1）2001年的时候消费对于我国GDP的贡献更大一些，之后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在2011年和2012年再度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2013年又有所下降，投资的动力作用增强。（2）到了2002年之后，投资拉动GDP的百分点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2009年达到了最高值为8.0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87.6%，这主要来自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的四万万亿投资计划。（3）净投资的波动幅度很大，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一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严重受阻，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出现了负值。在大部分年份投资拉动GDP百分点比消费拉动百分比高。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结论，2000年以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以投资和消费为主，投资的动力作用更强。

四、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自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己经有所复苏，但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容乐观。笔者不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消费固然重要，但以消费来推动增长，就意味着每一年都必须要增加消费。唯一能够保证每年增加消费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手段如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改善基础设施等都离不开投资。

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第一是产业升级，第二是基础设施。这些投资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高回报。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除了要拥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外，还需要有投资资源。第一，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 %，第二，中国的储蓄率将近50%，政府的投资可以撬动私营领域的投资。第三，投资需要进口技术、设备及原材料，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关元，居世界首位。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均GDP、城市化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水平较低，中国正在向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现在不仅拥有难得的投资机会，还拥有丰富的投资资源，所以中国应该继续主导依靠投资的增长的模式，但是要注意投资结构的调整，同时兼顾消费的动力作用。

参考文献：

[1]2013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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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F83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4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5-96-03

一、投资时钟介绍

投资时钟是由美林证券根据美国完整的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提出的投资概念，即将经济周期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涨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由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变动方向来唯一确定；同时每一阶段都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或现金中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

（一）长期增长和经济周期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劳动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从短期看，经济经常偏离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就是要使其回复到可持续增长路径上来。在潜能之下的经济增长会使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而经济增长持续保持在潜能之上则会导致破坏性通胀。美林投资时钟理论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拐点判断方面，金融市场上一贯将增长率的短期偏离认为是其长期趋势的改变。正确地识别拐点可以通过改变资产配置而盈利，但生硬套用该理论也可能会出现错误。针对上述情况，美林的投资时钟理论中引入了增长评分卡的概念，增长评分卡是一个基于央行政策、OECD领先指标、商业信心指数和实际GDP市场共识预测的扩散指数。它是关于GDP增长方向的很好的6个月的领先指标，可有效用于拐点判断。

（二）经济周期的4个阶段

美林将经济周期分为4个阶段――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

1.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停滞，产能过剩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驱使通胀降低。企业盈利微弱，实际收益率下降。央行下调短期利率刺激经济，进而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此时债券是最佳选择。

2.复苏阶段。舒缓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同时因空置生产能力还未耗尽使得通胀继续下降，企业盈利大幅上升，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股票是最佳选择。

3.过热阶段。企业开始面临产能约束，增长减慢，通胀抬头。央行加息给经济降温，此时GDP增长率仍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趋缓，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利润增长与估值下降的权衡比较。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

4.滞胀阶段。GDP的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胀却继续上升，产量下滑，企业为了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价格，导致工资一价格螺旋上涨。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中央银行才能有所作为，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暖步伐。企业的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此时现金是最佳选择。

（三）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

美林利用美国超过30年的资产和行业回报率数据（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验证了投资时钟的合理性。以下是一部分研究成果。

1.美国不同资产类收益率：（1）所有资产中股票表现最好，年均实际回报率达到6.1%，相比债券收益率，存在约2.5%的股权风险溢价；（2）债券的收益率高出现金2%，反映其久期风险和违约风险。

2.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中资产的收益率比较。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示每一时钟阶段的理论最佳资产选择，在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期分别对应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实务对角线则反映每一阶段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除滞胀期大宗商品代替现金外，其余阶段资产表现与理论对角线相同。

二、投资时钟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应用

（一）主要指标和参数选择

将投资时钟理论应用于中国资本市场，首先是要选择合适的指标和参数，用于确定周期的不同阶段以及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对于经济周期的判断，美林投资时钟采用产出缺口来描述经济增长走势，用CPI来描述通胀。在我国，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单纯以产出缺口度量增长复苏与衰退的方式很难实际运用于中国经济周期的解释与定义中。当前的研究中，用于表征中国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有就业率、工业增加值、GDP增长率等，也有机构采用多个宏观指标，通过建立多因素模型进行综合描述和判断。本文我们主要采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相结合的方式描述经济增长，通胀部分仍采用投资时钟理论使用的CPI增长率来描述。

在各资产的收益情况对比中，本文对股票和债券资产分别采用沪深300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作为表征指标，大宗商品方面使用中国大宗商品指数（CCPI），现金部分采用复利计算的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作为表征指标。

（二）经济周期选取

对于经济周期时长的选取，投资时钟理论由美林首次提出时，是对自1973年4月至2004年7月美国超过30年的时间周期进行研究分析。该理论在我国的具体应用，当前不同机构的研究各有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起始时点的选择，如以1991年底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作为资本市场的形成标志，开始统计股票资产收益情况；或按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相关程度截取起始点，比如2000年后总市值首次突破GDP总量的40%。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样本空间越大统计分析所能体现的意义就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时钟理论的主要应用是对各经济周期中不同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合理选择资产配置方案，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的成熟度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变化的较高敏感度。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由于起步时间晚，发展过程短，市场本身一直处在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很多时候（尤其是发展初期）其对于经济的反映程度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结果不显著。近年来，经历了2007年的股市暴涨暴跌之后，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市场的走向与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加之一些可以准确反映资产收益走势的综合指数，如沪深300、中国大宗商品CCPI等的陆续，投资时钟理论的适用条件日益完善，理论中有关把握经济周期、判断经济形势以及资产配置决策等内容也将具有越来越多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依次走过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本研究将选取2008年下半年为起始点，通过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宏观经济数据确定完整的投资时钟，并对这一时期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现金等资产的风险收益情况按照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进行统计分析。

（三）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确定

在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对于不同阶段的定义中，衰退期为经济与通胀双降，复苏期为经济增长通胀下降，过热期为经济通胀双增，滞胀期为经济下降通胀增长。通过环比数据确定增长走势，从而将每一个月份都分别归纳在某一个阶段内。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类似的确定方法，将每月的同比增长数据与上月比较，确定该月所处阶段。比如某年4月份经济增长为10%，通胀率为5%，5月份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8%和6%，则判定5月为滞胀阶段。

指标选择方面，经济增长指标使用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季度累积GDP增长率加权平均处理，具体计算方法为：某月经济增长值=1/3*当季累积GDP增长率+2/3*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由于国家公布的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指标每年1、2月合并计算，本研究使用此数据时，将分别与上月和下月数据平均计算，得到1月和2月的估计值。

根据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对自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分别判断出每一个月份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结果表明，在所有42个月份中，衰退期占12个月、复苏期9个月、过热期10个月、滞胀期11个月，总体来说各周期阶段分布较为平均。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将上述3年半的时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2008年7月至2010年10月，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完整走过了一个时钟周期，依次经历了衰退（2008年7月-11月）、复苏（2008年12月-09年7月）、过热（2009年8月-11月）、滞胀（2009年11月-10年10月）四个阶段。第二部分是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这段时间内尽管通胀压力持续走高，但经济并未直接掉头下降，呈高位震荡态势，在时钟阶段上反映为滞胀期和过热期的反复，之后最终确认滞胀期。第三部分是自2011年8月至2011年12月，滞胀期确认之后，经济步入衰退，开启了下一个时钟周期。

（四）不同资产在周期各阶段的收益率对比

根据已确定的经济周期各阶段，分别按月计算不同资产的平均收益率，其中各资产的表征指标分别为：股票：沪深300指数；债券：上证国债指数；大宗商品：中国大宗商品指数；现金：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

按上述方法计算出的不同阶段各资产平均收益率，得到投资时钟在中国的实务对角线。结果表明，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相同，时钟前三阶段的最佳资产分别为债券、股票和大宗商品，收益率分别为7.1%，40.8%和26.8%。滞胀期于美国投资时钟不同，股票超过大宗商品成为最佳资产，收益率为20.4%，同时也超过理论对角线上现金的2.2%。

三、总结

（一）投资时钟的资产配置决策分析

根据不同阶段各资产的收益率情况，美林展示了投资时钟的理论对角线和实务对角线，其中理论对角线表明在各阶段理论上最佳的资产选择，即衰退期选择债券，复苏期投资股票，过热期追捧大宗商品，滞胀期现金为王；实务对角线反映每一个时钟阶段中，实际收益最好的资产。

我们分别统计了中国资本市场中各资产在不同时钟阶段中的表现情况，结果表明，前三个阶段中各理论最佳资产的收益明显好于其它。同时，分别考察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其在不同阶段的时钟表现也非常显著，说明各资产对于经济周期变化确实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从总体水平上看，债券的平均收益最高，其高出现金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看作长久期风险和信用风险溢价，这一点与投资时钟在美国的测试结果相同；与美国历史结果完全相反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股票的表现最差。总的来说，投资时钟理论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走势预期、资产配置决策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投资时钟理论的深入探索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