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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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有关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增长问题的渊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财富增长的思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国民财富的增长归结为分工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发挥资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会财富；以哈罗德，多马，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假定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而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源泉完全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又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所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分析，可归纳得出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源泉。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理论综述，我们首先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K）、劳动力（L）人力资本（H）几个指标来分析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数据可从统计年鉴中找到，而人力资本存量（H）我们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计法。

其次，我们采用以下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进行分析：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形式为。本文将采用双对数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各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其回归方程为;2.有效劳动模型。为估计要素产出弹性，采用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实证分析

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根据GDP增长率态势我们可将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阶段（1978～1990）；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的深入阶段（1991～2005），数据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在湖南省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分别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通过OLS回归得到各因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具体情况如下表：

下面根据估计的模型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得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产出弹性）（1.33）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4）；在改革开放的第

二个阶段劳动力变量产出系数t检验未能通过，劳动力的贡献被挤出，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零，但在改革开放的总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0.66）要大于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率（0.56）。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大从业人员的数量，湖南省的经济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为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同内研究中均有出现，这当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劳动相对资本相对富余或本阶段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积累所推动，但仅仅用劳动力数量作为测度劳动投入的指标只能反应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不能反应其质量，因此去改进选择既能反应劳动者人数有能反应其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

2.有效劳动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人力资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及第二阶段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0.87，1.32），总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也优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这种模型的分析结果更能反应湖南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即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明显与重要，人力资本即人才资源将日益发挥收益递增作用。由于这个模型既考虑了劳动者数量又考虑了他们的素质――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够真正反映出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转变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提供以下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教育科技，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经济增长理论证明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一些内生因素。上述实证结论也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资源在全国都占据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这种比较优势提高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发展高科技，加强人才资源管理，实现人才强省的腾飞。

2.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资本积累对推动湖南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资本积累的扩大与知识技术相结合必定产生巨大推动力。湖南省储蓄率较高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造成巨额的资金闲散与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必须改革融资体制简化或取消先行审批过程，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融资机制，推进经济增长。

3.推进制度创新，加强政府管理。任何的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中发生，制度因素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响和改变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作用程度，从目前来看，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还有不少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视行为、趋利行为、寻租腐败行为等问题尚未较好解决，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之，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要素投入不仅要求数量上的优势，更应强调其质量上及组合上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温州与苏州比较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贺东伟: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发展战略选择.西安财经学报，2007（1）

[3]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篇2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基于一国的实践，很少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际出发探讨在两者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实际。而今，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金融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来回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给予理论支撑。本文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论”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并选取中国相关数据设计实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篇3

一、前言

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问题，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根据当前主流的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研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麻文奇（2010）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的贡献率，通过调查统计运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约为12%，但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明显，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对东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胡磊（2011）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理论，引入集约化指数，采用2002～2007年间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进口和RD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有促进作用，并根据估计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吕冰洋等（2008）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通过发展战略转变、产权改革、技术模仿、价格市场化等因素，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要素投入三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角度出发，运用非参数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中这三方面作用进行分解，从而说明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张新（2007）试图将技术进步、研发创新与人力资本这些新增长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来共同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源泉，尤其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引入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等因素，试图来构建一个分析经济开放情形下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对模型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求解，研究发现长期稳态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研发产出效率以及贸易开放程度，因此拓展了已有增长模型对开放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实证研究则运用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检验，其中技术外溢渠道包括进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投资率是关键的推动因素，然而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在研发投入方面，来自国外研发外溢的技术进步作用更为显著；比较两类技术外溢的传播渠道，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可能要比进口贸易更为显著。

二、模型介绍

1928年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提出以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生产函数模型，后经不断改进，使得模型对技术要素的描述更贴切。

改进的C-D生产函数的形式为（19）

其中，Y为产出，A0为初始技术水平，ert为综合技术因素，是与时间t相关的函数，集合了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作用，包括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综合结果。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α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当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条件，有：

α+β=1

那么，（19）为对上式进行对数变换，得到：

1957年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增长方程，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产出增长率，为技术技术进步率，为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

令代入（22），得：

分别用EA、EK、EL表示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劳动贡献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年度数据，时间跨度从1991年―2010。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社会从业人员人数（L）、劳动报酬、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年度数据采用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以GDP平减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二）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显著水平取5%的条件下，方程整体通过F检验，各估计参数通过T检验，并且显著性较高。可决系数R2=0.983573，表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27）式得到福建省的生产函数：

则索洛增长速度模型为：

各个要素的贡献度见表4。

注：八五到十一五阶段的平均值为五年间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1991-2010的平均值为20年间的几何平均值，增长速度为相邻两年之差与前一年的比值。

结果表明，1991年-2010年，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度为28.47%，劳动投入的贡献度为7.30%，那么经济增长中35.77%来自要素投入。而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

分阶段来看，“八五”、“九五”阶段，技术进步取得较大的发展，贡献度超过平均水平，分别达到68.95%、79.60%。而在之后的期间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低于平均水平。说明福建省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的增长转而依赖于要素的投入。要素投入的贡献度在“十五”、“十一五”阶段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主要是来自于我国投资推动政策的影响。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四、结论

1991-2010年，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23.86%，要素投入的贡献度为35.77%，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64.23%，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更加依靠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大。但是分阶段来看，“十五”、“十一五”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显著下降，因此福建省在“十二五”阶段应当注意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依赖要素的投入对经济的贡献。从集约型增长的角度考虑，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的投入，把社会资源用于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实现集约型有效的经济增长的方式。

参考文献：

[1]Robert M.Solow,Technical Chang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8).

[2]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1).

[3]张军,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4]李治国.转型期中国资本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6).

[5]麻文奇.技术进步对东莞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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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篇5

在现代的开放经济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当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60％左右。因此，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专门领域。本文将对传统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并介绍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进行述评。

一、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传统理论和观点

(一)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集中考察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即：资本一产量比(C)、储蓄率(s)、有保证的增长率(Gw)。得出的基本方程为：

Gw=s/c

从基本方程可以看出，哈罗德强调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只要一个国家的资本的积累率即储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它的经济就会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模型为代表)延续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经济思想，强调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索洛模型提出，一国的人均储蓄有两种用途：一是为每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另一部分是为新生人口配备每人平均应得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广化。索洛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均衡条件为：人均储蓄=资本广化。由于人均储蓄：储蓄率文人均产出，因此储蓄率越高，均衡的人均资本水平越高，从而均衡的人均产量水平就越高。显然，他们认为，消费水平高会使资本积累减少从而降低人均产出水平。

20世纪60年代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在这一认识下，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于1961年找到了与人均消费最大化相联系的人均资本应满足的关系式。这一关系式被称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分割律。其基本内容是：人均资本量的选择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时，均衡状态时的人均消费达到最大。黄金分割律揭示了人均消费与人均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拥有的人均资本少于黄金分割的数量。则该经济能够提高人均消费的途径是在目前缩减消费，增加储蓄。直到人均资本达到黄金分割律的水平。从消费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黄金分割律”通俗地解释为：如果我们对每一个当代和未来世代的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消费。则人均消费的最大数量即为“黄金消费”。

(三)凯恩斯的消费需求不足会抑制增长的观点

凯恩斯认为，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是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致无法实现充分就业。而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也会增加消费，但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的作用，人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用来增加消费。

二、发展经济学家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观点

(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率的“U”型曲线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近似一条平缓“倒U”型的曲线(或称为“马鞍型”曲线)；消费率变动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平缓的“U”型曲线(或称为“倒马鞍型”曲线)。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二)罗斯托关于消费一增长具有阶段特征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较大的比例，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

第三，起飞阶段。一部分人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罗斯托把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

第四，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

第五，大众高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三)钱纳里关于消费率与人均GNP动态变化的实证研究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不同水平时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来衡量。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时(中值70美元)为最高。达到77.9％，为贫困型高消费。此后，随着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费率开始直线下降，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但是，当人均GNP迈过1000美元门槛以后，居民消费率的图景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此时，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加快。根据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在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以后，食品和衣着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迅速上升。代表居民食品、饮料、烟草等消费支出比的恩格尔系数，从100美元时的53.2％下降到1000美元时的28.4％，降幅达24.8个百分点。在人

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上(中值15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降幅趋缓，仅下降1.6个百分点。

三、对上述理论观点的评价和结论

传统的经济理论是非常忽视消费对增长的作用的。认为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小，经济增长率越高。即使消费与增长有关系，那么这也是通过其他指标间接作用于增长的，消费对增长拉动往往遵循消费一储蓄一投资一增长这样的逻辑推导链，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因此，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同意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提高储蓄率以促进资本形成。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暂时牺牲消费以获得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量投资。这些理论在少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大国(前苏联、我国建国初期)曾经实践过，但事实证明，虽然曾经一度有过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超越现有条件的过快过大规模的投资抑制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