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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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38-06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注释：

①碳生产力是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平均产出，碳生产力越高，各种物质投入和能源消耗的产出效率越高。

②根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③碳足迹是指企业或个体在生产、运输、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集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参考文献：

[1]BALTA N，WATSON T，MOCCA E.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and low carbon transitions： insights from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J]. Energy Policy，2015（10）：500-510.

[2]齐绍洲，付坤.低碳经济转型中省级碳排放核算方法比较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2）：85-92，129.

[3]钱明霞，路正南，王健.产业部门碳排放波及效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2）：82-88.

[4]彭水军，张文城，孙传旺.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15（1）：168-182.

[5]石敏俊，王妍，张卓颖，等.中国各省区碳足迹与碳排放空间转移[J].地理学报，2012（10）：1327-1338.

[6]赵慧卿.我国各地区碳减排责任再考察――基于省际碳排放转移测算结果[J].经济经纬，2013（6）：7-12.

[7]肖雁飞，万子捷，刘红光.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碳排放转移”及“碳泄漏”实证研究――基于2002年、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 财经研究，2014（2）：75-84.

[8]沈可挺.碳关税争端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0（1）：65-74

[9]汤维祺，吴力波.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和统一――基于中国区域间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减排政策模拟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3（3）：81-96.

篇2

2008年5月1日，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正式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一员。借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平台，积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以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科学的方式、更加出色的成绩，全面践行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全方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加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

应中国大唐集团的要求，挪威船级社（DNV），一个具有140多年历史，以风险管理为核心业务的第三方机构，对其2007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独立验证。

验证依据为《DNV可持续发展报告验证规章》，该验证规章基于AA1000AS和GRI（G3）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验证和编写原则，标准化、规范化、结构化了整个验证过程，使验证结果更加透明、公平和可信。

DNV组织了具有丰富经验的验证小组在大唐总部范围内进行了报告的验证，并从完整性、响应性、准确性、可比性、中立性等几方面进行了评述，验证采用了企业社会责任风险预评估、风险排序、人员访谈、利益相关方访谈、文件资料查询、平行计算、可靠性评估、敏感度分析等方法进行。DNV认为，《报告》中披露的有关大唐集团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信息和数据是基本准确和客观的，DNV未发现任何系统性的或重大的错误。并希望提高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系统性，充分辨识实质性问题。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是中国五大发电企业之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安全稳定的运行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对合理使用资源、环境治理、社会就业、区域经济等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提供清洁电力，点亮美好生活”充分反映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

在2007年，大唐集团在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谐企业建设、尤其是经营发展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继续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超额完成了年度投产计划，总装机容量突破6000万千瓦；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境外投资项目实现“零”的突破；积极开展以电量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工作，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逆势而上，发电量突破了3000亿千瓦时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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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引言

随着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湖北抓住机遇，到2013年凭借其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使湖北省的GDP在全国各省市中跃居第9位，其GDP增长速度上升到第11位。在中部6省中，湖北的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总量位次居前，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但是，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了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

二、湖北省区域不平衡性分析

近十年，湖北省经济的发展势头很猛，从2004年到2013年，GDP翻2番，超过26000亿元，各地市的GDP也都在快速增长。但是从地市GDP占全省的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各地市所占的份额很不均衡，存在几个较大的“断层”，呈现出阶梯式的发展格局，每个梯队上的地市发展水平相当。

第一梯队：武汉“一城独大”的局面一直未能被撼动。在全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武汉开始走下坡路，逐步跌出全国一线城市的行列。近十年来，武汉的发展又重新回到上升通道。特别是近五年，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5000、6000、8000、9000亿元台阶，迈入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方阵；到2013年底，武汉的GDP已经跃居全国城市第8位。在省内，武汉GDP所占的份额持续增大，从2004年的31%增长到2013年的35%，超过了三分之一，远大于其他地市。武汉是湖北省的增长极，是湖北经济发展的驱动器。

第二梯队：宜昌和襄阳“比翼双飞”。宜昌和襄阳是湖北省除武汉之外的发展势头最猛的两个城市，二者的GDP份额已经双双超过10%，让除武汉以外的其他14个地市望尘莫及。武汉、宜昌和襄阳正好是构建湖北省“金三角”的中心城市，构成了湖北省三大经济圈。

第三梯队：六城并进。黄石、十堰、荆门、孝感、荆州和黄冈的发展局势十分接近，2013年GDP份额都处在5%上下；但是纵观这十年，这六个城市的GDP份额在缓慢减少，有被宜昌、襄阳“掠夺”的趋势。

第四梯队：其余八个地市的GDP份额都处在2%上下。但是，咸宁市的发展速度比较迅猛，有追赶第三梯队的势头。

由此可见，近十年来，尽管湖北省的整体经济实力在提升，但是省内各地市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差距。下面将通过库兹涅茨比率来进一步分析省内区域不平衡性的趋势。

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度量时提出库兹涅茨比率，它是一个以数值反映总体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指标。库兹涅茨比率也可以用来描述区域总体差异，它把经济收入与人口分布联系起来，以经济的相对比重与人口的相对比重差别为基准，考察不平衡性，社会意义更明显，而且计算方便。库兹涅茨比率的计算如下：

式中：K为不平衡系数，pi为i地区人口占背景区域人口的比重，qi为i地区GDP占背景区域GDP的比重。K越大表示区域差距越大，反之则区域差距越小。近十年湖北省的库兹涅茨比率如下：

以上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湖北省库兹涅茨比率在缓慢持续增长，说明区域差距越来越大。将湖北省、湖北省（除武汉）和湖北省（除武汉、宜昌和襄阳）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见图2），我们发现近十年来，全省的区域不平衡性一直处在很高的位置；除武汉以外的地市之间的区域差异较小，但是其不平衡性在迅速扩大；除去武汉、宜昌和襄阳，其他地市的发展相对较均衡，但是自2009年以后，其不平衡性也略有扩大。

可见，湖北省在区域发展上存在着很大的“断层”，主要大城市支撑作用明显。武汉市在湖北省的经济首位度过高，宜昌市和襄阳市迅速崛起，使得湖北省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明显的极化效应，区域差距过大。

三、武汉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之间的差异分析

鄂东九个地市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1.11%，人口占全省的一半以上，GDP占全省的份额接近60%。相反，鄂西八个地市占全省的国土面积接近70%，人口比重一直低于全省的一半，GDP份额也难以突破40%。

湖北省多年来倾力打造“两圈两带”战略，旨在增强湖北省的区域综合实力，并实现东、西部协调、又好又快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差距。然而，十年来，武汉城市圈的库兹涅茨比例一直处在高位，区域差异表现的十分明显，发展很不平衡；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最初的区域差异较小，不平衡性没有明显扩大，但是2007年以后，区域不平衡性打破了低位状态，呈现出快速扩大的态势。

通过库兹涅茨比率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形成前后，区域差异似乎并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尤其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内部城市的差距扩大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湖北省“两圈两带”战略尚未发挥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效用。

借用回归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近十年的库兹涅茨比率的线性回归模型的斜率相同，表明二者的区域不平衡性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见图3），只是武汉城市圈的区域差异更大；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区域不平衡性趋势与湖北省（除武汉市）的趋势也具有相似性。由此不难看出，武汉“一城独大”，是形成武汉城市圈乃至湖北省区域不平衡性局面的最直接因素。

四、湖北省区域差异的因素分析

库茨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结构变化，因此按照他的观点，区域发展差异影响因素也来自这三个方面。此外，库茨涅茨还强调社会变革对促进现代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将结合库兹涅茨的观点，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角度来分析近十年来，影响湖北省区域差异的原因。

近十年来，影响湖北省区域差异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是区位条件的差异和政策倾斜度不同。

1、区位条件的差异

区域区位条件的差异使各个地区初始发展的机会和竞争环境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处于第一、二梯队的三个地市的区位优势明显，为其经济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武汉为于江汉平原东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重要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宜昌携长江“黄金航道”之利，又有高速公路相连；襄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南船北马”之称，是湖北省紧次于武汉的重要交通枢纽；而处于第三、四梯队的地市，大部分不具备区位优势。如鄂西和鄂东北境内多山地，交通不便，信息堵塞，极大的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2、发展策略及政策倾斜度不同

结合库兹涅茨的观点，笔者认为正确的发展策略和政策也是一场社会变革，能极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级的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战略会导致不同地区在发展时空上的经济分离，造成了各地区之间经济政策环境之间的差异，进而使得各地区得到的机会和收益不一样，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就各异，由此引致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武汉作为湖北省会，国家及省政府对其给予的优厚政策扶持自然不言而喻；宜昌一个国家级的三峡工程为其全市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襄阳改市名也是刺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策略。更重要的是，2003年湖北省委、省政府还将宜昌、襄阳确定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将其培育成区域中心城市。这使得以上三个城市在全省的发展速度更加突出。相比较而言，其他地市获得的政策扶持力度显然较少。从大的区域来说，武汉城市圈是或国家批准建设的“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必定会得到国家和湖北省大力的政策和资金扶持，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只由湖北省扶持，二者的受扶持力度明显不同。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存量，包括劳动力投入的不同是影响湖北区域差异的两个经济因素。

1、产业结构的差异

区域经济学家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产业结构多样化有助于推进区域内经济循环，以提高区域产业的附加值；大部分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可以减少区域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或者失业。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武汉市和神农架林区呈“三、二、一”型的产业结构，恩施呈“三、一、二”畸形的产业结构，其他地市均是“二、三、一”型的产业结构，有的地区第一产业占很大的比重，当然，神农架有其特殊性，所以全省除武汉市以外，产业结构水平偏低，这也武汉的发展水平在省内具有绝对优势的一个原因。从产业结构多样化来看，武汉作为省会，除了工、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其他服务业也具有绝对优势，宜昌和襄阳的产业结构正在走向多样化，其他地市的产业结构则比较单一。如十堰是依靠汽车产业发展起来的城市，“二汽”的搬迁将对十堰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前几十年，矿业资源极大的促进了黄石和鄂州的经济发展，但是近年来，比较单一的产业结构已经影响黄石和鄂州在全省的经济地位；神农架的农业和工业基础薄弱，只有依靠单一的旅游服务业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

2、知识存量不同

世界上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在迅速增加，库兹涅茨认为当这种存量被利用时，它就成为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从某种程度上看，知识存量就是人才储备。区域人才存量差距会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武汉市的高校数量和在校学生的人数居全国第三位，科技人员的数量在全省乃至全国首屈一指，并且拥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院所，还有两个国家级的开发园区，科技势力雄厚，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高素质的人才正在向宜昌聚集，其科技实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襄阳市也拥有除武汉市以外的全省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水平、科技实力和劳动力素质也相对较强。而其他地市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实力较差，这些都从深层次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湖北省区域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全省的发展差距在扩大，存在几个梯队。武汉，还有宜昌和襄阳正在跨越式的发展，其他地市跟不上前两个梯队的发展步伐。武汉城市圈的区域不平衡性发展趋势和全省的趋势很相似，但是武汉城市圈的区域差异更大；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不平衡性趋势正在逐年凸显。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区位条件、政策策略、产业结构和知识存量等方面的不同。因此，我们要认清湖北省区域发展的差异，理清形成差异的原因，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尽量缩小差距，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磊、王波：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2] 郝群会、邓文胜：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

[3] 刘亮：库兹涅茨比率及中国地区间财力差异与调节[J].商业研究，2005（29）.

[4] 吴殿廷、宋金平、梁进社、张同升：库兹涅茨比率的分解及其在我国地区差异分析中的应用[J].地理科学，2003（4）.

篇4

中图分类号：F127；F713.5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102-07

The Study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ZHAO Wen-dan1, LI Lin2

(1.School of Global News and Transmiss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for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Technology market prosper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separable and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ongqing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 shows that in regional technical market pattern, the impact of market scal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technology-imported areas on technical flow scale and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 a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demand change in technology-exported areas on total trading pattern is not obvious, however, the effect of demand change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on tot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remarkable. Based on this,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n less-developed areas should be based on demand market feature of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and local technical trading reality, use the two strategies of “market-developing”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nal technology and import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tudiously push forward policy innovation, gradually optimize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and upgrade regional core competence.

Key words:Market Share Mode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technical flow scale;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一、引言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强大的经济实力背后都有着雄厚的科技能力支撑，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技术所蕴含的效益均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在技术市场投入了大量资源。技术交易格局已成为反映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科技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技术交易总额由651亿元上升至3 039亿元，年均增长18.7%。从各省区的实际看，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10年间在技术交易规模上牢牢占据前两位，两者在全国的市场份额也由2000年的33%上升至55%。总体上讲，我国技术市场活跃的地区大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或者是高等教育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辽宁、重庆、湖北等），北京与上海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心城市，兼有这两方面的优势；而经济发展和文教领域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市（自治区），在技术交易市场的占有量不高。由此可见，经济因素、科研实力与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呈现正相关性。

赵文丹，李 林: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区域技术交易格局研究按照我国传统区域划分，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可划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和西部地区（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从总量规模上看，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同时这一比重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部和西部在全国份额的逐年降低，到2009年，中部和西部占全国份额降低到15.6%。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两者差距逐步缩小，市场规模相差无几；但从发展潜力上看，西部地区上升潜力较大，十年来，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年均增长12%，高于中部地区2.3个百分点；就个体而言，随着西部地区重庆、四川、陕西、贵州、青海等省市技术交易规模的持续扩张，西部地区将会有较大规模的增长。

二、我国不同区域技术交易的不平衡性

1.区域技术交易不平衡性的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三个地区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演化规律，必须定量测度三个地区历年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状况。由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技术交易水平差距很大，测度方法应当能够研究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技术交易不平衡对我国技术交易不平衡的影响。因此，测度方法应当将三个地区技术交易不平衡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中部地区内部不平衡，西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本文选择泰尔指数这一数学工具对区域间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进行分解测度。

设y=(y1,y2,y3…,yn)是n个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分布向量，测度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泰尔指数可表示为：

T(y;n)=1nni=1yiulogyiu

式中u=ni=1yln，为n地区在统计年中技术交易水平的均值。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各个地区在技术交易中的不平衡性，本文选取2000年到2009年共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实际规模，数据取自2001―2010年全国统计年鉴。

2.计算结果分析

按照泰尔指数的表达式，计算泰尔指数结果如表1。

第一，总体来看，我国技术市场规模的不平衡性逐年加剧，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277 379上升为2009年的0.476 597，这一结论与基本判断大体一致。

第二，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正在扩大。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00年至2003年，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低于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二是2004年至2009年，不平衡性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与全国各地区不平衡性发展趋势一致，说明东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对全国技术交易水平影响最大。

第三，中部地区技术市场不平衡性呈现下降趋势，中部6省之间技术交易水平差异逐年缩小，2006年泰尔指数降低到0.1以下。

第四，西部地区的技术市场不平衡性经历了三个阶段：2000年到2005年，西部地区内部差距逐步缩小；2006年内部差距的急剧扩大，2007年又缩小；2007年后随着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经济的飞速发展，西部地区内部技术市场差距呈缓慢扩大的趋势。

第五，通过对三类地区泰尔指数的分析可知，促进区域技术需求和供给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活动数量三个方面。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是区域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增强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能力，也有利于增强先进技术的供给能力；区域经济结构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存在重大影响，在反映经济结构的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对扩大先进技术需求的作用更大。任何经济发展活动都涉及先进技术的应用，基本建设投资、挖潜改造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技术改造投资等的增加，都将直接拉动技术交易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活动主要包括企业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等，既需要吸收先进技术，又可能出让技术成果，所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项目数量及经费投入、人员投入量以及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等，都可成为影响技术交易规模的因素指标。

三、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是用于反映某一国（地区）出口增长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模型，最初由Tysznski（1951）年提出，后经Leamer和Stern、Jepma以及Milana多次修改完善，成为研究外贸增长源泉的重要模型（帅传敏 等，2003）。鉴于技术交易“服务当地，辐射周边”的特点，在技术交易格局的研究中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优点在于:在产品划分和市场划分两种情形下对基本模型进行简化处理，继而分析某一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分布和不同的产品结构分布条件下的变动情况和影响因素，既有利于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也有利于推动相对落后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1.市场份额模型

假设某一地区A的各类技术产品在时期1的输出量（或者其他地区从该地区的输入量）为：

式中，Vij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j表示某地区各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其他地区的输出量；V1j和V2j分别表示某地区在时期1和时期2对不同地区j输出技术交易额的绝对值，二者之比即构成不同时期某地区对地区j的输出增长率rj，同理，r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总额增长率，r表示不同时期技术交易总量的增长率。

由此，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的增长(V2-V1)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1）rV1表示A地区对全国技术交易贡献的一般增长，反映由市场规模因素产生的效应。

（2）mi=1(ri-r)V1i表示A地区技术产品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量增长，反映技术产品分布因素效应。

（3）mi=1nj=1(rij-ri)V1ij表示A地区技术市场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额增长，反映市场分布因素效应。

（4）mi=1nj=1(V2ij-V1ij)-rijV1ij表示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增长与在每种技术产品对每个地区保持市场份额所需的增长mi=1nj=1rijV1ij之差，反映竞争力因素效应。

2.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东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持续上升，短期内不会降低。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而中部6省内部不平衡性逐年缩小，全国技术交易区域间不平衡性逐年加剧，这说明中部区域的技术交易规模对全国影响有限。同理，西部地区在2005年后内部不平衡性呈缓慢扩大的趋势，与全国趋势一致。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把西部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不仅对西部地区自身技术交易格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全国欠发达地区提升科技综合竞争力也具有重大意义。

西部地区包含12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除重庆和陕西在技术交易规模上曾进入全国前十强外，大部分总量规模较小，对于研究技术交易格局意义不大。基于此，本文选择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一是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六次进入全国前十强，在技术交易这一指标上，位列西部地区首位；二是重庆作为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政策优势明显，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科技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对西部腹地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较为显著。

本文在数据的选择上，遵循了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取性原则。在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输出地是在重庆市历年技术流向中排名前十的省市，并做简单算术平均处理；在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是全国的总量数据。为了更准确地测度重庆市技术交易格局，把2004―2009年六年分为两期，并在数据上采取均值的方法处理。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数据的采集尽量做到同类数据出处相同。数据主要取自2004―2009年《全国统计年鉴》以及2004―2009年《重庆市科技统计报告》。

3.重庆技术产品流向格局分析

（1）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市场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产品的模型。单一产品的市场份额模型相当于对上面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简化，不需要再考虑不同产品类别的贸易份额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而只需关注某地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市场份额变化即可。公式简化为：

根据技术交易流向的实际情况，重庆市技术产品的输出地区以国内省市为主，选取国内16省市作为模型分析对象。这样的样本选取涵盖了重庆市技术市场80%以上的份额，对反映技术交易格局有较好的代表性。

根据表2反映的两个时期重庆对主要省市技术产品输出的变动情况，在总体市场规模扩大的背景下，重庆技术市场萎缩，来自四川以及本地市场交易量锐减是其主要原因。

从表3的模型计算结果可知，重庆市技术产品在第二时期（2007―2009）较第一时期（2004―2006）减少了0.4亿元，市场份额下降了1.08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总量规模下滑造成的。而从两期重庆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看，重庆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逐步合理，主要表现在市场分布效应对于市场总体规模整体具有极大的止滑作用。其中重庆在第二期对北京、浙江、广东、辽宁等地的输出份额大幅攀升，而对本市输出份额大幅下跌，说明重庆市技术市场对外辐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从竞争力来看，重庆技术市场竞争力也有明显提升，对于全市技术交易规模下跌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抵消作用。

总体上看，重庆市技术交易总体规模变化受全国输入省市（自治区）市场规模影响很大；而全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和技术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对重庆市技术交易市场带动效应明显。

（2）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产品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市场模型。单一市场的市场份额模型是对恒定模型的另一种简化形式，即不再考虑不同市场分布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只关注不同时期某地区不同产品的输出份额即可。公式简化为：

按照本研究的划分，技术产品可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四大类。样本的选取，遵循在可靠范围内的最大化。

表4反映了重庆各类技术产品从第一期（2004―2006）年到第二期（2007―2009）在技术市场上的输出额和市场占有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重庆市第二期较第一期技术交易出现较大萎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项目的交易金额都较上一时期有较大的下滑。在全国技术市场中，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项目交易最为活跃。重庆市技术服务交易量的减小对其技术交易量的整体下降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表5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二期与第一期比较，重庆市技术市场规模大幅萎缩，市场份额也由第一期的35%下降到第二期的2%，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类技术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尽管产品结构有所优化，但对整个技术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依然较弱。

1.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各省区技术区场格局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而中西部地区的18省市（自治区）在全国的份额不足20%。同时，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部不均衡各有特点，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逐年加剧，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

第二，对重庆的实证研究发现，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在总体交易规模波动增长的同时，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技术输出的角度看，重庆技术产品对外辐射的分布较为分散，输出市场对东部发达地区的集中度较高；重庆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等几个地区的输出份额较大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输出规模都比较弱。技术市场的竞争力和输出市场规模变动对重庆技术市场格局影响显著；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

第三，由于本文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重庆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国技术市场格局特点，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格局特点。依据输出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和竞争力因素对技术输出规模的影响，对重庆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自治区）技术交易市场格局的改进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技术输出市场结构的调整，可以选择中部省市、西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等技术产品竞争力较弱、技术交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作为重庆及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大的市场选择。从技术交易市场四大类产品的竞争力水平看，四类技术产品均有较大的规模拓展空间。

2.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技术输出地的需求变动对总体交易格局影响并不显著，而相对发达地区的需求对其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要立足于较为发达地区的需求市场特征，结合当地技术交易实际，采取“开拓市场”和“内培外引”两大战略，大力推进政策创新，逐步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第一，实施“开拓市场”战略。区域技术市场交易格局的优化要密切结合发达地区需求市场的变化，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输出方式，提高技术输出的档次和附加值。尤其要加大对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省市）的输出比重，拓展中部及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市场，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技术交易市场，逐步减小对当地技术市场的依赖度，实现技术产品输出的多元化市场营销战略。

第二，实施“内养外引”战略，引进国内外知名研发机构，大力培育本土研发机构，提升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一是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平台，借力科研院所、高校及龙头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等的研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自建或联合建设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支持境内外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发展产学研联盟，整体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科技文献中心及科技检测中心、质量计量检测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第三，注重政策创新。增强法规配套性和政策操作性，形成贯穿整个流程的统筹配置科技资源和贯彻执行政策法规的合力。加强科技法律法规的执法调研和执法检查，完善部门依法行政基本规范；细化科技政策法规实施办法，加强科技政策法规的宣传解读，扩大技术开发费税前抵扣、高新技术企业奖励、重点新产品奖励等科技政策执行面。

参考文献：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04―2009.重庆科技统计报告［R］.重庆.

帅传敏，等.2003.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估计［J］.管理世界（1）:97-10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4―2009.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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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7-0124-06

收稿日期:2008-04-24

作者简介:周辉莉(1987-),女,福建泉州人, E-mai:l Chenruhua.省略

一、引

言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选择市场经济的取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形成。90年代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每一年的增长率几乎大于零,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特别自2004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远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惊人,在过去的3年间三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大约分别上涨了123.4%、38.4%、73.1%,中部地区房价也有所上涨,但增长幅度远不及东部地区,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地区历史经验及理论研究表明,房地产价格出现不正常的持续上涨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拉动经济过热,引发房地产金融风险;抑制其他消费支出,制约经济稳定和均衡发展;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1]。2006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引发了许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引起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政府连续两年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采用金融、土地、税收等多种政策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时至今日效果仍不明显。

房地产是指房屋建筑和建筑地块有机组成的整体,是房产和地产的有机结合体[2]。房产必须附着在地产之上,因此获取土地对房地产商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实行城市土地国有制度,目前政府的土地出让制度以协议出让方式为主,部分地区采用招标或拍卖方式出让,这就成为房地产商主要的进入壁垒,决定了房地产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国内大多数学者据此通过我国房地产商的垄断定价能力研究房地产价格机制。又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每一个房地产产品都有一个惟一的、不可复制的位置,即使是毗邻的建设用地有可能是类似的,但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相对于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的粮食、煤等有形商品或股票等无形商品来说具有完全差别性;一般而言,产品差别假设是不完全竞争理论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同样,房地产产品的完全差别性对房地产价格形成有重要影响。然而这种差别程度却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房地产商可以不断从产品的品种、质量、服务等方面强化产品差别程度;另一方面产品差别程度客观上受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影响。本文将根据房地产商品完全差别的内在特性,把我国房地产价格问题放在宏观经济背景下,从房地产特殊的市场结构探索促使我国宏观调控房地产价格政策有效性发挥的经济运行条件。

二、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市场效应及社会影响

进入壁垒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存在的根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进入壁垒,厂商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某一市场,则市场可以达到完全竞争或可竞争状态,但某一行业的垄断势力大小并不单单取决于该行业厂商数目和规模,更大程度上与该行业各厂商生产的产品的差别程度相关。鉴于此,下文将基于差别产品垄断竞争的模型[3]分析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市场效应。

假设两房地产商分别提供两种差别化的产品且成本都为零。房地产商1的需求q1不仅取决于价格p1,也取决于房地产商2的价格p2。显然,根据需求定律, q1随着p1的增加而降低。同时,根据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如果厂商2的价格p2增加,其需求也会增加,因为此时厂商1显得相对便宜。假设两种产品增加的影响是对称的,则可以用下面两个对称性函数分别表示对厂商1和厂商2产品的需求。

q1=a-bp1+cp2

q2=a-bp2+cp1(1)

其中, a>0,是容量参数; b>0,表示两种产品的产量对各自价格的敏感程度; c>0,表明两房产有一定替代性,反映一种商品对另一种商品的替代程度; b>c,表示每种产品对自身价格敏感程度更大,也就是说,如果p1增加一定幅度,只有当p2增幅更大时,厂商1的需求才会保持不变, b与c差距越大,两种产品差别性越大。在上式中,我们将两种产品的需求表示为价格函数,但也可以通过反解得到每种产品的逆需求函数:

p1=m-nq1-rq2

p2=m-nq2-rq1　 (2)

其中,m=a/(b-c), n=b/(b2-c2), r=c/(b2-c2)。注意n>r,即每种产品的价格对自身产量变化的敏感程度更大。根据式(1),厂商1选择最大化利润的p1:

l1(p1, p2)=p1q1=p1(a-bp1+cp2) 　(3)

一阶条件给出:

p1*(p2)=(a+cp2) /2b 　(4)

这相当于一个反应函数,即给定厂商2的价格p2,厂商1的最佳反应由式(4)给出。根据对称性,可以得到差别化产品的伯川德均衡结果为:

qib=ab/(2b-c)

pib=a/(2b-c)

lib=a2b/(2b-c)2　i=1, 2

如果两个厂商进行差别化产品的古诺竞争,

则根据式(1),厂商1选择最大化其利润的q1:

l1(q1, q2)=p1q1=q1(m-nq1-rq2)

一阶条件给出:

q1*(q2)=(m-rq2) /2n

同样,根据对称性可以得到差别化产品的古诺均衡结果为:

qic=m /(2n+r)=a(b+c) /(2b+c)

pic=mn/(2n+r)=ab/[(b-c)(2b+c)]

lic=m2n/(2n+r)2

=a2b(b+c) /[(2b+c)2(b-c)]　i=1, 2

从以上分析中,得到结论:

dpib/dc>0, dpic/dc>0, dlib/dc>0, dlic/dc>0,即随着产品差别程度的增大,产品间替代作用减弱,厂商间的价格竞争趋于减弱,利润趋于增加。qic-qib0, lc>lb>0,即在差别化产品古诺竞争导致的市场均衡产量更低,价格更高,利润更高;同时,差别化产品的伯川德竞争中企业价格和利润均大于零,避免了“伯川德悖论”。产品差别程度的大小与企业市场力量的强弱正相关,即产品差别程度越大,厂商的市场力量越强,其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越强,以至于是完全差别产品,即使市场上有多个房地产商,也可以对自己的产品行使接近于垄断的市场力量;反之,即使市场内只有很少的几个厂商,但如果它们的产品是同质的,则它们的市场力量较弱,甚至于接近竞争水平。

下面进一步分析产品差别化的社会影响,即它所产生的福利效应[4],如图1(a), (b)所示,产品差别程度加强后,房地产产品需求弹性变小,厂商加价MV-P*变大,有更大的垄断势力,但攫取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社会的无谓损失(阴影部分)也增大了。

联系中国现实国情,如图2所示,由于历史、自然、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形成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地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即使各大经济带内部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东部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最为发达。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客观上加剧了房地产产品的差别化,加强了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强化了其市场垄断势力和垄断定价的能力,这也是政府对房地产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抑制房地产业价格上涨的政策收效不甚明显的重要原因。下文将进一步定量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业垄断势力关系,探究我国房地产垄断定价机制对房地产价格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业垄断势力关系的实证检验

本文引进勒纳指数[5]和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进行分析。勒纳指数L是市场垄断势力的测度,等于价格减去边际成本再除以价格的加价率,用公式表示为:L=(P-MC) /P,式中P、MC表示产品价格和产品边际成本;勒纳指数在0到1之间变动,数值越大表明垄断势力越大。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勒纳指数为零;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勒纳指数在0到1之间。这个指数本质上考察垄断者的行为,它计量的是价格偏离边际成本的程度通过建立房地产产品销售成本(ZC)与销售量(ZQ)的对数模型得到价格弹性系数来进行房地产产品的边际价格分析。结果为: ZC=-6.45E+10+1 916.663ZQ,该模型通过计量检验,数据来源于中经网,表示房地产产品每增加一平方米,房地产总价就增加1 916.663元,即房地产产品的边际价格为1 916.663元,是常数。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用K表示,由于具体计算各省市地区经济差别太复杂也不必要,于是按中国的东中西经济带划分来估计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假设东中西三地区经济总量分别为GE、GM、GW,其占全国经济总量比例分别为GE/GDP、GM/GDP、GW /GDP,三地区经济发展绝对平衡时,其占全国经济总量均为1/3,所以K=Abs(GE/GDP-1/3)+Abs(GM/GDP-1/3)+Abs(GW /GDP-1/3),Abs()表示取绝对值,K越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越强,若地区经济平衡,K为0。利用1994―2007年勒纳指数和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中国商品房本年销售价格、商品房竣工房屋造价、各地区GDP及GDP等变量数据同样来源于中经网,其中东中西地区GDP等于各自包含省市GDP加总而得,三大区域划分以中经网为准。为克服异方差,分别对L、K取对数lnL、lnK。

1・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将导致谬误回归现象。采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变量lnL、lnK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5.0软件,检验结果见表1。

2・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6]认为,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并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协整检验有多种,这里,主要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回归方程残差的协整检验方法。变量lnL与lnK都是一阶单整的,建立协整回归方程如下:

lnL =-0.322181+1.665190lnK

(-0.911399)　(5.007346)

R2=0.758115　R2=0.727879　DW=1.307148

F=25.07351

(注:括号内为相应的估计量的t值)

从上面的回归的统计量来看,回归方程效果比较好。再对模型估计的残差序列et采用ADF

检验,检验其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残差序列在5%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et―I(0),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表明了变量lnL与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回归方程系数为1.665190,是正数,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存在长期稳定正相关的均衡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的基本思想[6]是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是在短期波动的不断调整和修正过程中实现的。因为lnL与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ΔlnL、ΔlnK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L=0.226359+0.224468ΔlnK-0.356157et(-1)

(3.485613)　 (0.796871) 　(-1.984627)

R2=0.398352　R2=-0.197803　DW =2.745455　F=1.986306

(注:括号内为相应的估计量的t值)

从结果看出,误差纠正项的系数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大小为0.356157,表明反向纠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约为35.62%,说明当长期均衡关系出现偏离时,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比较慢。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大小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涉及到滞后阶数的选定,这里对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是基于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来确定的,即根据AIC定阶准则确定,最后确定最优滞后阶数K=1。从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看出, lnL格兰杰引起lnK的概率是75.294% , lnK格兰杰引起lnL的概率是82.543%,均较大。这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增强的原因,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增强反过来会加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

4・脉冲响应分析

以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大小间的动态关系。在VAR模型的标准式中,扰动项也称为新息,脉冲响应函数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其它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7]。根据Eviews所提供的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和函数图备选项,用组图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程度,结果如图3所示。实线部分为计算值,虚线部分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对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的影响总体上具有较明显的正向响应,从第一期开始影响幅度不断增大,到第2期达到顶峰,从第2期开始,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保持比较稳定状态。

(二)我国房地产业的垄断定价[3]

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业垄断势力的关系,接着建立房地产垄断定价模型,考察我国房地产业的垄断势力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影响房地产产品价格的因素是供给与需求,为分析它们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情况,分别取供给中的成本变量和需求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进行回归。由于我国房地产业相关统计资料的不完备,时间序列较短,所以采用我国2002―2007年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分地区商品房售价、房屋造价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情况的相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方法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于中经网。商品房售价、房屋造价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用P、C、Income表示,为克服异方差,分别对其取对数lnP、lnC、lnIncome。

回归方程结果:

lnP=1.776672+0.185917lnC+0.499254lnIncome+

(1.231170)　 (2.208723) 　(3.641586)

[AR(1)=0.844056]　(15.66469)

R2=0・933477　R2=0.931814　DW=2.229866　F=561.2994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动与房屋造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明显呈正相关,但房屋造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地产价格影响有差异,房屋造价每增长1个百分点,房地产价格仅增长0.185917个百分点,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房地产价格就增长0.499254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成本并不是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而市场状况的影响较突出,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垄断势力确实很强,进行产品定价时更多的是基于消费者的保留价格而攫取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这是当前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等影响更大,形成了经济发展―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恶性循环,加重了居民的经济负担。

另外,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总体上是地区经济发展好的衡量指标,但并不是它的完全指标,经济发展不但指经济增长状况,还指经济发展的质量,包含发展的经济环境,体育、教育、文化、卫生状况,经济发展潜力等方面,是一个综合指标。具体分析,泉州、福州GDP并不差于厦门,但房价低于厦门,杭州曾经一度是中国大陆房价最高城市,虽然这其中不排除房地产商投机炒作等因素,但归根到底由于厦门、杭州发展的经济环境,体育、教育、文化、卫生状况,经济发展潜力等方面较好,吸引了外地的资本投入房地产业,提高了房地产需求的购买力,使房地产商能更多地攫取消费者剩余。

四、结　论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我国政府的土地出让制度造成房地产进入壁垒和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内在特性导致房地产市场不完全竞争性,形成垄断竞争市场;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了房地产产品的差别性,加强了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提高了他们进行垄断定价的能力,可以攫取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房价更高,上涨的更快,例如南昌1平方米可批2 000元,厦门可批7 000元;我国的房地产产品价格呈现总体上持续增长,区域差别扩大的局面。目前我国对房地产价格上涨控制的政策主要是集中于宏观层次,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贷款买房的利息率,抑制过热的需求,甚至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直接干预房地产价格上涨,控制其上涨幅度,或增加住房补贴等被动的针对房地产价格变动而进行调控,但并未达到理想效果。因此要有效地抑制当前持续上涨的房地产产价格,不能仅仅从房地产“过热”的表面现象出发,而必须从房地产产品的内在特性和市场结构入手,配合其宏观经济运行条件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减轻房地产产品的差别化趋势,抑制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削弱其垄断定价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发挥当前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政策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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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汤树华・中国房地产实务全书[M]・北京:新时代出版社, 1992・

[3]　苗天青・我国房地产产业:结构、行为与绩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38・

[4]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97・

[5]　杨建文,周冯琦・产业组织[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3・87-88・

[6]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54-158・

篇6

一、 问题的提出及理论综述

保险作为现代金融的支柱之一，在推动经济的发展平衡，促进社会稳定等发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必要研究保险业发展。习惯上，从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这两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的保险市场发展水平。本文基于保险基准深度比，来衡量区域保险市场发展水平为基础，保险密度又通过人均保险费用来体现，所以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动因研究也就转向了对保费收入驱动因子。尽管近些年我国的保险市场经历了高增长，但是不难发现这背后隐藏了严重的地区不平衡性。

2004年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我国存在保险市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很好的解决。中国地区保险市场的不平衡性由来已久，深入分析保险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利于及时地调整保险市场的发展战略，促进地区的平衡，进一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差距同时发挥保险对我国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数据的选取及处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除外）做了东中西部的划分。

（1）选取的数据如下：

保费收入（Y）：用各地区总保费收入来衡量保险需求状况。

城市化建设水平（X1）：用各地区的城市化建设状况来反映。

地区人口结构（X2）：包括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

地区居民储蓄（X3）：当地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储蓄额度。

地区生产总值（X4）：用地区生产总值来刻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Di哑变量：（东部地区（1，0，0）；中部地区（0，1，0））

（2）数据的性质和检验：

由于选取的是截面数据，模型的构建相对简单，因为此时可以忽略时间序列对变量自回归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地区间的需求，宏观经济将不作为考虑的因素。

（3）数据的分析和模型的初步建立：

1.变量分析：

初步确立回归方程为：

OLS估计法的结果：考虑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运行模型，

Y = -45.9+ 0.014 X1 + 2.89*X2^2 + 0.02*X3 + 0.01*X4*D1 + 0.012*X4*D2 + 0.01*X4*（1-D1-D2）

（50.99） （0.0087） （0） （0.00443） （0.0037） （0.0033） （0.00581）

T=-0.66 （1.78） （2） （4.638） （2.69） （3.6259） （2.3973）

（4）模型的检验：

①数据单位根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有LLC 检验。检验的结果P值显著，即拒绝非稳定和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可以认为各变量是平稳的，数据有效。

②模型检验

Obs*R-squared=1.47

③经济学意义检验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2010年我省各地的保费收入同各省的城市化建设水平、地区人口结构、地区居民储蓄、地区生产总值有关系。随着各省经济的增长和人民储蓄的增加，城市化的推进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保费的收入呈上升趋势。

三、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2010年研究我国各省划区保费收入，得出了保费收入受到各省的城市化建设水平、地区人口结构、地区居民储蓄、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根据研究的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推进发展地区平衡的市场机制有利于我国保险市场的完善，对于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是符合理论研究 结果的。各省的保险市场的发展要注意与本省的经济体制相契合。

2. 保险产品的开发应该立足于当地居民的需求。现阶段，居民的储蓄对保费有促进作用，保险公司应该积极开发储蓄性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

3. 保险公司应及时转变经营策略，深度挖掘西部保险需求市场。通过模型的结果可以得出，西部经济的发展对保险的带动作用强于中部和东部。

最后，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如没有考虑到各个年份的增长趋势，各省保费的年增长对比情况等问题，以后的研究可以在本文的基础上进行。

参考文献：

[1] 郑伟 .中国保险业区域发展比较研究——新判断、新解释、新启示”的专题演讲 2007.

[2] 肖志光.中国保险市场地区差距： 1989-2008. [J]保险研究. 2010-02-04 .

[3] 徐哲，冯喆. 中国保险市场区域发展不均衡性分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17-20.

[4]宋梦晶，蔡超. 中国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_基于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 . 2008，3.

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 相关系数 散点图 不平衡性

研究背景

由于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人口年龄结构也不同，社会负担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不公平性比较突出。

林治芬（2002）就全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比例及缺口、替代率、抚养比率等指标，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但该研究的统计指标都比较简单，而且没有分解区域差异；彭海艳（2007）首先运用GE 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然后运用GINI 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变动趋势不一致，且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差别较大；社会保障各项支出的贡献率差异较大，其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成为总体差异的主体因素。冉维（2007）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问题有所凸显，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量较少、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越来越严峻，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公正的缺失，必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来解决好这些问题。刘畅（2009）运用1998 - 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提出应对方案。

本文试图分析我国各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以及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发展水平的平衡性问题，即要考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是否也越高，两者是否为同向发展，如果是同向发展就是良性的，否则，经济实力越低，经济发展越慢的省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却越高，而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反倒是经济发展实力强的省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却低，社会保障的负担水平越低，对经济的阻碍作用越弱。反映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指标是社会保障水平，其计算方法是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文选择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29 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作为样本。分析样本时间为2007 年的统计数据。

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由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与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等项目组成，其中，后三项是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它与社会保险基金的总和构成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本文社会保险基金分项、分省数据来源于2008年《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表示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该指标也是衡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本文研究各指标相关性使用简单相关系数又称皮尔逊相关系数，它描述了两个定距变量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样本的简单相关系数一般用r表示，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样本量， Xn，Yn，X，Y分别为两个变量的观测值和均值。r描述的是两个变量间线性相关强弱的程度。r的取值在-1与+1之间，若r>0，表明两个变量是正相关，即一个变量的值越大，另一个变量的值也会越大；若r

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指标相关性研究

为了分析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差异，本文分别计算了2007年各省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以及财政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如表1）并绘制了散点图（如图1），借以研究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及其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

（一）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来看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0143，再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其中比例高的5 个地区是：青海11. 86 %、甘肃8.91 %、新疆8.31 %、宁夏8.05 %、云南7.93 %；比例低的5 个地区是：福建2.55 %、浙江2.62 %、贵州2.63 %、山东3.05 %、广东3.19 %。本来，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应该上升，但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却看到相反的现象，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低的却是经济发达的省份。这一方面是因为上述比例低的5 个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5 个地区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负担相对较轻。

（二）从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关系来看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0554，再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能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本来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应当相应的较高，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反倒是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小的省份，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而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社会保障水倒较低，这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存在着不合理现象，按理说，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虽然也相应较大，但是其社会保障水平却是相对较低的；而经济落后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相对较小，但是其社会保障水平（或者说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却相对较高，这暗含着，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额，因为其经济实力较强，并且其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较低，提高地社会保障支出可以适当地转移支付到经济落后地区。

（三）从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关系来看

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21437，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本来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也应当相应的较高，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反倒是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小的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高；而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反倒较低，这表明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存在着不合理现象。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并没有与社会保障支出按比例增加。

（四）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来看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财政支出的相关系数为-0.44645，再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财政支出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本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大的省份其财政支出也应当相应的较高，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反倒是财政支出小的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高；这表明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也存在着不合理现象，经济发达地区，财政支出绝对值相应较大，但是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是相对较低的；而经济落后地区，财政支出绝对值相对较小，但是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相对较高，这也暗含着，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进一步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额，因为其经济实力较强、财政收入也较大，并且，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低，提高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可以适当地转移支付到经济落后地区。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散点图，揭示了我国社会保障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而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究其原因，负相关性来自于我国省际之间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严重不协调，这表明，我国省际之间在社会保障支出负担水平上的不均衡将导致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难以达到各地均衡发展的总体目标。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必须尽快实行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全国确定统一缴费标准收取社会保障基金，然后根据各地的消费水平确定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社会统筹帐户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统收统支。或者实行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社会保障基金的转移支付，从制度上确立富帮穷的公平机制，达到全国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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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2001年入世以来，凭借成本优势和出口导向战略引导，我国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使我国贸易不平衡性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因此，研究缓减贸易不平衡状况的政策措施对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讨论扭转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财政政策措施。

一、我国国际贸易现状及其隐患

（一）我国国际贸易现状

当前我国经济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国际贸易额逐年增加，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贸易不平衡性表现为长期的贸易顺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贸易顺差幅度有所下降，2010年顺差总额为1831亿美元，2011年降为1549.94美元。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我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5633亿美元增加到38667亿美元。商品结构方面，从1998年至2008年，工业制成品中的8类杂项制品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这些商品基本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则出现逆差的情况。

（二）存在的隐患

从我国贸易现状来看，我国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贸易顺差的趋势没有变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隐患：

商品结构不合理不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引导资金向出口相关产业投资，大量的资源通过出口企业转移到国外。一方面，我国大量出口对国际造成巨大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本国资源被大量转移到国外，造成大量的战略资源损失，不利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跃升。例如，2009年，稀土出口额为6.49亿美元，进口额为1.84亿美元，顺差达4.65亿美元。

贸易顺差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1996年我国确立外汇结售制度，中央银行要以人民币购买外汇，国内货币量随着顺差的加大而增加。人民币这种别动的投入到市场上，削弱了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

二、缓减贸易不平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一）依靠外资向扶持本国资本转变

实施导向性的财政投资措施，引导本国资金对高新产业的投资，逐步降低对外资依赖，缓减贸易顺差。据统计， 2003年，美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340亿美元，但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仅为290亿美元。引导本国投资，增强核心竞争力。从我国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初级加工品占有重要地位。为扭转不利于局面，我国应改变重点利用外资的做法，积极稳步推进内资对行业高端的投资，助推产业升级，改善商品结构。

（二）制定鼓励重要物资、技术进口的税收政策措施

税收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政府应充分利用税收政策来缓减贸易不平衡，优化贸易结构。其一，免除重要物资和技术进口税收，刺激进口，同时提高资源出口税。利用重要物资弥补国内稀缺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掣肘，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其二，逐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做了积极贡献，但也导致我国长期贸易顺差的问题。因此逐步降低对初级产品出口退税力度，大力扶植新兴产业发展，可缓减贸易顺差。因此，要有重点的扶植战略进口行业发展，并逐步调整对传统出口行业的退税政策，逐步实现贸易平衡，优化产业结构。

（三）扩大内需的财政扩张政策

扩大内需是有效缓减贸易顺差，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方法。我国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因此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缓减贸易顺差，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其一，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开发，加大出口转内销力度，使这些地区人民享受发展带来的福利，同时缓减贸易顺差。其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消化大量初级产品，提升其生活水平的同时缓减贸易顺差压力。其三，加大财政补贴，引导本国资金流向教育、服务、社保等行业，减少对初级出口加工行业投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并缓和贸易摩擦。

三、财政政策措施实施面临的障碍

（—）体制机制不完善

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表现为对国有企业补贴过多，教育、基础科研、社保等领域财政支持不足，财政开支监管不足，财政政策执行效果受到影响。

（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2009年至2012年债务总额均占GDP的30%以上。由于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土地出售收入，2010年和2012年均超过GDP的6%，可见在推行新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会受到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制约。

参考文献：

[1]叶哲源.贸易收支顺差背景下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研究[J].国际商贸，2012.

[2]张清.造成我国巨额顺差的出口贸易结构分析[J].经济论坛，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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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源辽阔，基础、资源、政策等因素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所以养老保险金方面的供给与需求状况也有较大的区别。目前，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在养老保险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出现入不敷出的状态，再加上国家并没有制定跨区域调剂养老保险金的办法，从而导致一些富足的地方有充足的养老保险金，而一些贫乏的地方不足以按时支付养老保险金，以至于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养老保险金的使用效率。如果能解决养老保险金跨地区管理这个问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养老保险金因地区差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一制双轨，资金管理难统筹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国养老保险金制度实施的行政区域大多集中在市、县级城市。而国务院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养老保险主要采取行业统筹制度的方式，这种养老金“双轨制”必然会导致地方养老保险金和行业统筹之间出现不协调。即使部分行业统筹的模式正在以一定的方式逐步向地方社保部门转移，但是统筹初期的缴费率和支付水平不一致等不规范的操作，都会直接影响到地方养老金的统筹。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供给不平衡性的问题，具有一定的难度。据资料显示，我国离退休人员的增幅逐年加大，预测到2050年，城市的退休员工与在职员工的比例将达到1∶1。可以说，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将会小于养老保险金的供给。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统筹管理措施，就不能实现日益增长的支取意愿，所以建立养老保险金的积累制度迫在眉睫。

3.三世同堂，支付压力很明显

目前，我国存在的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金平衡性的问题涉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统筹的问题。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的赡养比率为13.7%，2000年上升为15.6%，预计到2025年将上升为29.46%，2050年上升为48.49%。如果再加上抚养幼年子女，2025年的赡养比率将达到59.55%，2050年将达到76.8%。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保险金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但却给现在的年轻人增加了经济负担和压力，他们不仅要养育子女，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还要积累自身的养老保险金，使得养老保险支付经济压力明显增大。

二、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金平衡性问题的对策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实现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金的平衡性供需，关系到国计民生，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维系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笔者建议可尝试如下措施，来缓解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金平衡性的问题：

1.加强监管及多体系融合

一方面，加强养老保险金的监管。行政职能部门内部监管和民间外部监督“双管齐下”，加强对养老保险金的监督和管理；保监会、审计部门、财政部门定期检查盘点养老专项资金，细化养老保险金的来源和去向，有效减少和遏制贪污、挪用等现象发生；大力提倡地方专业志愿者与离退休专业人员监督使用和管理养老保险金的过程，定时定期公开养老保险金收支情况，提高养老保险金的透明度和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国家和地方要结合使用和管理养老保险金的实际情况，制订完善的养老保险金法律法规，以此来约束养老保险金的使用、投资和管理，把养老保险金管理纳入政府社会保障预算体系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和理财，盘活“睡眠”中的养老保险金，增加养老保险金的合理收益，将养老保险金管好、管活、管出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保险金供需平衡问题。

2.延迟退休年龄，促进收支平衡

据资料显示，在全面推广养老保险制度下，截至2012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75亿，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有8400多万，而2013年全国企业参保退休人员月平均基本养老金为621元。另据统计，1980年，中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1990年这一比例为10∶1，2003年这一比例锐减到3∶1。此外，每年新增退休人员300多万人。如果现行政策不变，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收支均衡赤字将在2016年后凸显出来。同时，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只覆盖总人口的15％，97％的农村人口没有养老保障。我国公民受教育的年限在延长，如果不延长退休年限，势必会缩短参与工作的年限，也容易导致老龄化与养老保险金在供需方面的不平衡,所以延迟法定的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3.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以有效应对挑战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金主要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两种积累形式，这是较为基本的养老保险模式，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对于许多初期历史遗留的欠账问题，如缴费率不一致和支付水平差异等，尚没有有效的处理方法，于是出现了个人账户基金被挪用到基本养老金进行发放等情况。因此，在解决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金平衡性问题时，个人账户一定要做到专款专用，按照法律法规去投资管理，使得个人账户资金升值，一部分利润用于个人账户的利润分成，另一部分利润用于弥补以往的亏欠，力促积累的个人资金规模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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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现有人员的就业问题，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发展，促进国际之间的收支达到平衡，以及推进经济飞速提升等宏观性的经济政策目标，同时能够加强经济福利，有效控制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及政府针对性制定的指导原则与措施。经济政策又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等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是指为了市场经济能够运作正常，政府确立的法律条例等。

一、经济政策内容

在制定与经济政策时，应当确保其连续性，严禁出现忽左忽右的情况，防止给市场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经济政策时，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遭遇特殊情况时应当视情况来判断问题，并且及时针对问题对政策中出现疏漏进行调整改革。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关系着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正确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国家与政府在对经济政策进行制定时，主要包含，围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通过有效控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确保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规划；通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以及财政与信贷之间的平衡政策，来有效促进消费与积累存在的比例，进而有效确保社会财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性，保证货币的发型量，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等情况；通过建立其收入分配政策，能够为消费需求提供发展导向，进而达到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以保证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之间的平衡比例，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出现。

二、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扩张性财务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财政政策主要包含了扩张性与紧缩性两大方面，这主要是按照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来进行辨别区分，而扩张性政策是通过减少税收收入，提高政府支出等手段。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若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时，可通过扩张性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行合理调整，已达到有效控制供需之间的平衡性。在政府对税收进行调整时，由于加大支出或者降低税收等方式，会使社会总共需求出现上升，这时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加大，为此，企业应当及时抓住时机，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通过整顿管理体系，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产品出产数量。并从采购原料开始进行改革，改革过程应当包含生产要素，加大生产质量的监督管理，强化物资的控制，优化薪酬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调整，以此来确保更加优质的产品进入到市场销售行列中。当然，在销售中，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永无止尽的，因此，企业的掌舵者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准确掌握生产数量，并注意控制产品质量，严格控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达到标准化，确保在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应当明白，扩张性政策不可能永远存在，因此，应当及时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及需求，结合市场的规律，有效确保企业经营能够更加持久。

(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紧缩性财政政策也可以称之为盈余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降低财政支出或加大税收收入等方式有加大财政收入或有效控制总需求的提高，其主要表现在财政结余，而其主要方法为降低财政支出，加大税收收入等。若发生通货膨胀亦或者经济发展过快的情况时，国家将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控制，以此缓解经济压力。对企业来说，这时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随之减少，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扩大生产也不是不可为的，这就需要企业及时调整战略计划，加大对市场的调研力度，掌握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市场实际情况，来控制生产，并积极研制开发更新的产品，对现有产品进行引导更换，增加时下更加流行的理念，例如：“有机”“环保”等。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货币政策也同样分为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若出现经济萧条的情况时，中央银行将通过提高货币总供给，以此来控制利息率的下降，并通过刺激投资及出口，来提高总需求。若出现经济发展过快或者通货膨胀等情况时，中央银行也将随之降低货币供给，加大利息率，以此来控制消费与投资，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使物价随之上升。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贷款也随之变得容易，因此企业应当抓住时机，进行适当地储备。在有了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应当加大产品开发力度，积极引入新项目，以此来加强企业的信誉度与竞争力。若出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企业要取得贷款就相对比较难，这时企业应当减少生产数量，并注意降低生产成本。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对企业经营管理是一大挑战，为有结合市场、社会以及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发展脚步，才能有效确保企业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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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的视觉平衡性

“丑陋等于滞销”是80年代流行于工业设计界的一句话。设计师最为关心产品的形态，是否生动、是否悦目是否有情趣、是否有文化艺术内涵等等。设计的功能要求与艺术审美要求都是被当代学者所强调的。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批量生产带来的是不堪入目的丑陋。社会呼吁产品要带有设计的艺术性。而我们设计的服务对象不是设计师自己或者少数人而是面对全体大众，众口难调，我们在坚持艺术性原则的同时，要把握好客观存在的普遍性的美学和艺术标准，首先考虑大众的审美需要。作为以人为本的工业设计，在视觉上依然是产品与人的平衡点。

工业设计的心理平衡性

工业设计的视觉平衡性与心理平衡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个是感官上的，一个是感受上的。人对物的使用心理平衡表现在我们要求所设计的产品易看懂、易操作。就是让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理建立一个良好的心理模型，引导消费者正确的操作或者说让正确操作成为一种自然而然。我们希望消费者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工业设计就是要让产品给人形成的心理模型达到完美平衡。

工业设计的情感平衡性

人性化再人性化是对工业设计不断的要求，要注重产品对人的情感因素。让处在重压下的人们感受到埋藏在心底的愉快就是工业化设计的人性化设计。注重对人性的关怀属于情感设计，同样也包括产品与人的情感交流。产品深层次的情感语言不就是产品的内涵么。人们对产品情感上的依赖与满足将是产品的未来，也是我们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比如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产品的民族文化能唤起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因此，工业设计同样是人与产品的情感平衡点。

工业设计中的健康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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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035-03

引言

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山西是我国最大的产煤、输煤大省，因此山西煤炭资源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山西省如何实现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煤炭的生产与使用平衡性是衡量煤炭行业是否良好发展的重要标准，是判断煤炭行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准则。因此，从战略的高度出发，依据山西省煤炭行业的实际情况，本文建立了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使用平衡性分析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使用平衡性进行了研究，以期为煤炭行业更加有效地把握全局提供帮助。

一、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使用平衡性指标体系

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使用平衡性分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指标体系的有效建立则是评价系统的基础。本文结合山西省煤炭行业的实际情况，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2000―2014年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与使用数据的研究，依据系统性、科学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建立了包含本年度煤炭生产总量、加工转换投入产出差数、外调出省与出口、终端消费、年末煤炭存量5个一级指标及12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设u为山西省煤炭行业平衡性评价指标集，其中u1、u2、u3、u4、u5为一级指标分别对应本年度煤炭生产总量、加工转换投入产出差数、外调出省与出口、终端消费、年末煤炭存量，uij为一级指标所属的二级指标。

二、熵值法的内涵

熵是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创造的术语，用来表示一种能量在空间中分布的均匀程度。在系统论中，熵越大说明系统越混乱，携带的信息越少；熵越小说明系统越有序，携带的信息越多。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根据来源于客观体系的信息，通过分析各指标间的联系程度及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客观地决定指标的权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目前常用的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评价法中主观因素的偏差。

信息熵e表示信息的效用价值，信息熵e=1表示信息完全无序，此时信息的效用价值为0。信息熵e的范围为[0，1]，信息的效用价值系数等于e与1之间的差值d，即：d=1-e。利用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实际上是通过效用价值系数d进行计算的，对同一体系，d的值越大，其重要性也越大，其对应的权重也越大。

三、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使用平衡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2000―2014年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与使用数据进行分析，所有数据均来自山西省2001―2015年统计年鉴。

（一）数据的标准化

由于指标之间的量纲不同且数量级差别很大，各指标不能进行直接的比较、运算，因此必须先对各个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数据可进行数量运算和数量比较。本文采用各指标在问题中的比重来标准化的方法，在体系上与熵值法确定权重是一致的，公式为：

（二）权重的确定

1.本文选取了山西省十五年的数据建立基础数据矩阵，因此样本数为15，即m=15。共有12二级指标，因此n=12。列出数据矩阵A，基础数据矩阵为X=AT。

2.根据上述方法将基础数据矩阵转化为标准化矩阵。

3.利用上述熵值法的计算方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如表3所示）。

（三）综合评价结果

通过表3中各指标的权重，可以求出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使用平衡性的综合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并将其结果以折线图的形式展示（见下页图）。

结论

由图表的结果可以看出，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使用平衡性的综合评价值从2000―2014年基本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由此可知，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与使用平衡性在逐年增强。从各指标权重和各年份的指标评价值我们可以看出，一级指标u1本年度煤炭生产总量和指标u4 终端消费的权重较大，分别占到了0.313和0.283，在这两大指标中u13从外省市调入量和u43第三产业终端消费所占权重分别达到了0.1726和0.0855，对所构建的山西省煤炭行业生产使用平衡性指标体系的影响较大，此外，u22加工转换产出量权重达到了0.0988，在所构建的平衡性指标体系中为第二大影响指标。由此可知，增大从外省市调入量u13，增大加工转换产出量u22，同时减少第三产业终端消费量u43可以有效控制山西省煤炭行业的生产使用平衡。

煤炭行业生产与使用平衡性是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山西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山西省作为我国煤炭生产和出口的第一大省，其煤炭贸易出口量占全国煤炭出口量的40%以上，但其盈利率低于全国水平0.46个百分点，再加之对煤炭的过度开采，导致了山西省煤炭行业发展的不稳定、不平衡态势，同时造成了环境大量污染等外部效应。

作为山西省煤炭企业，增大从外省市调入的煤炭量，使周边省市的煤炭企业以质高价优的优势进入煤炭市场，无疑会对山西省本省的煤炭企业产销状况造成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外省市的煤炭企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将外省市的煤炭调入量作为山西省对煤炭需求的补充，并从中不断优化煤矿开采技术，通过高科技提高煤炭加工转换的产出量，同时降低煤炭开采成本，在周边省市中寻找资源更加丰富的煤矿资源，进而减少对山西省内煤炭的过度开采，降低对山西省整体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将对山西省的煤炭行业发展乃至整个山西省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加有利。

在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指引下，山西省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深刻变化，山西省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减少山西省第三产业的煤炭消费量，寻找可替代能源，使第三产业中的煤炭使用更加合理，减少碳排放量，积极响应节能减排的号召，对山西省的生态环境改善将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第三产业中推进煤炭供需平台的建立，使煤炭的生产加工、物流、使用（消费）群体集合于平台内，缩短供给时间，最大化地匹配供给与需求，凭借第三产业发展提升煤炭供需匹配的效率，既为互联网、电子商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又极大地增强了山西省煤炭行业的区域平衡性发展。

关注省内煤炭行业的区域发展平衡性，尤其在对外省市的调入量、加工转化产出量和第三产业终端消费上做好统筹兼顾，才能保证山西省煤炭行业的生产使用平衡，才更有利于实现山西省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保忠，黄解宇，王保庆.山西省经济增长与煤炭生产量、消费量的相关性分析[J].技术经济，2008，（12）：60-64.

[2] 田能瑾.熵值法在高校实验室创新能力建设评价中的应用[J].科技管理研究，2008，（12）：230-231.

[3] 任桂镇，赵先贵，郝鸿忠.基于熵值法的陕西省可持续发展能力动态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34-37.

[4] 郝建成，王成彪.循环经济视角下加快山西煤炭产业转型的对策[J].中国经贸导刊，2011，（19）：49-51.

[5] 张磊，吴红梅.山西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0，（1）：129-131.

[6] 王宏英.山西煤炭工业发展战略研究[J].税收与企业，2003，（10）：9-10.

[7] 王萍，刘思峰.基于熵值法的高新园区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9，（7）：161-163.

[8] 王世文.中国煤炭消费、生产的现状与挑战[J].经济问题，2011，（11）：38-41.

The Balance of Utilizing and Production of Coal Industry of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Entropy Method

LIU Fei-fei1，LI Jun-jie2

（1.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Business，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Jinzhong 0306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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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供给是以运输需求为基本目标，通过对各种供给因素的调节使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实现运输市场均衡发展。本文首先从运输供给的特性出发，分析了影响运输供给的因素；其次从数量和质量上论述了运输供给规模与运输供给效率，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有效供给；进而提出完善运输供给的相关政策意见。

【关键词】

运输供给；运输市场；有效性

1 引言

运输供给体现的是分布在一定空间上的能力，是指运输生产者在某一时刻，在各种可能的运输价格水平上，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各种运输产品的数量。与一般商品的供给相比，运输供给的特点在于其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基础设施、运载工具、运输服务的供给。运输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国民经济对于分布在一定空间的客货位移的需求数量，其次运输系统具有一定的服务特性。国民经济除对运输具有量的需求外，还对服务水平有一定要求，如快速、舒适、经济、安全和可靠等，这对运输供给有了更高一步的要求。

2 运输供给的特性

2.1 运输服务的不可储存性

运输市场出售的不是实物产品，而是不具有实物形态、不能储存、不能调拨的运输服务，消费者在运输市场中的购买，不是为了直接占有运输产品，而是通过运输实现旅客货物的“位移”。运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即运输产品不能脱离生产过程而单独存在，所以不能像工农业可以将产品储存起来，具有非储存性的特点。

2.2 运输供给的不平衡性

运输供给的不平衡性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运输需求的季节性不平衡，导致运输供给出现高峰与低谷。由于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地产业的不同特点，运输供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运输供给的不平衡性还表现在运输方向上，比如矿区对外运矿的运力需求远远大于其它生产及生活资料的向内运输，加上有些运输需求对运输工具的特殊要求等，导致回程运力浪费。

2.3 运输供给的部分可替代性

运输供给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和多个运输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构成。有时存在着可分别由几种运输方式的多个运输生产者完成同一运输对象的空间位移，即运输供给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同时，由于运输产品在时间上、空间上的限制，以及人们对运输服务的经济性、方便性和舒适性的要求等，使得不同运输方式间或同一运输方式中替代性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又使每种运输方式间或同种运输方式中的具有差别的运输服务都可能在某一领域的运输供给上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因此，运输供给具有部分可替代性，它的替代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有条件限制的，运输市场的供给之间存在竞争也存在垄断。

3 运输供给的有效性

3.1运输供给规模分析

1．运输基础设施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起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美国、日本、韩国等都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把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基本国策。正是由于在政府支持下的大规模交通运输投资，才形成高度现代化的交运输体系，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保障。

2．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适应度分析。运输基础设施的形成和扩大，可以把国民经济不同地区、市场连接起来通过合理的劳动分工改进资源配置。从短期看，运输网的扩大带来的运输成本降低，会造成对某一个地区的产品的更大的需求。从长期看，运输网的扩大会鼓励在不同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进行新的投资。

3.2 运输供给效率分析

1．信息效率分析。开发利用好信息资源对提高车辆效率、合理配置资源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运输产品的特殊性，运输需求与运输供给在时空上的规律性、在运输方向上的单向性、个别运输需求对运输工具的适应性等导致回程运力浪费，这就要求运输企业必须掌握运输信息，搞好生产的组织与调整。对货运企业来说，货源信息的畅通更为重要。货物在尺寸、重量、密度、脆性和其他装载性质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而旅客运输的性质非常相似。货物性质的差异造成货运企业动力调配的难度，对货运企业和货主来说，货源信息网的发展与完善极为重要。

2．企业组织规模效率分析。目前，我国个体运输户发展过猛，很多社会企事业单位车辆参与营业性运输活动，国有大中型运输企业推选单车承包为主的分散经营方式，使运输业大部分处于小规模且经营单一的状况。没有系列化、专业化运输能力，运输生产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济效益增长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企业生产经营的规模经济水平、技术进步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等已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实现企业规模经济的载体。

4 运输市场供给的完善

4.1 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强运输硬件供给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条件，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与运输需求相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量规模仍然不足。因此必须合理有序、平稳较快地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省干线公路改造，提高路网服务能力；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全面推进内河水运建设，推进沿海港口有序发展等，加速形成基础设施网络、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坚持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相统一，实现交通运输又好又快发展。

4.2 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做好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需要优化交通运输布局。从科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出发，建立健全综合运输规划体系．合理布局各种运输方式，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在大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和完善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要考虑各种运输方式的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以实现整个系统效率的高效为目标建立综合运输网络系统。同时要着力促进区域和城乡之间交通运输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交通运输服务质量、效果和保障水平，使交通运输发展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出行的新需求，实现交通运输协调展。

4.3 重视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交通运输人才

该项工作需要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的软硬件环境水平．并加强运输业在职职工的培训工作。同时实现交通运输设施、设备、配置的现代化，提高运输业的信息管理水平，密切关注交通运输技术领域的新动向、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方针，充分实现现代科技，加大对交通运输领域技术的研究、引进，并尽快投入生产运营，以提高运输速度和服务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严作人，张戎.运输经济学［M］，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