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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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38-06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注释：

①碳生产力是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平均产出，碳生产力越高，各种物质投入和能源消耗的产出效率越高。

②根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③碳足迹是指企业或个体在生产、运输、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集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参考文献：

[1]BALTA N，WATSON T，MOCCA E. Spatially uneven development and low carbon transitions： insights from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J]. Energy Policy，2015（10）：500-510.

[2]齐绍洲，付坤.低碳经济转型中省级碳排放核算方法比较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2）：85-92，129.

[3]钱明霞，路正南，王健.产业部门碳排放波及效应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2）：82-88.

[4]彭水军，张文城，孙传旺.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15（1）：168-182.

[5]石敏俊，王妍，张卓颖，等.中国各省区碳足迹与碳排放空间转移[J].地理学报，2012（10）：1327-1338.

[6]赵慧卿.我国各地区碳减排责任再考察――基于省际碳排放转移测算结果[J].经济经纬，2013（6）：7-12.

[7]肖雁飞，万子捷，刘红光.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碳排放转移”及“碳泄漏”实证研究――基于2002年、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 财经研究，2014（2）：75-84.

[8]沈可挺.碳关税争端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0（1）：65-74

[9]汤维祺，吴力波.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和统一――基于中国区域间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减排政策模拟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3（3）：81-96.

篇2

2008年5月1日，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正式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一员。借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平台，积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以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科学的方式、更加出色的成绩，全面践行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全方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加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

应中国大唐集团的要求，挪威船级社（DNV），一个具有140多年历史，以风险管理为核心业务的第三方机构，对其2007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独立验证。

验证依据为《DNV可持续发展报告验证规章》，该验证规章基于AA1000AS和GRI（G3）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验证和编写原则，标准化、规范化、结构化了整个验证过程，使验证结果更加透明、公平和可信。

DNV组织了具有丰富经验的验证小组在大唐总部范围内进行了报告的验证，并从完整性、响应性、准确性、可比性、中立性等几方面进行了评述，验证采用了企业社会责任风险预评估、风险排序、人员访谈、利益相关方访谈、文件资料查询、平行计算、可靠性评估、敏感度分析等方法进行。DNV认为，《报告》中披露的有关大唐集团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信息和数据是基本准确和客观的，DNV未发现任何系统性的或重大的错误。并希望提高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系统性，充分辨识实质性问题。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是中国五大发电企业之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安全稳定的运行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对合理使用资源、环境治理、社会就业、区域经济等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提供清洁电力，点亮美好生活”充分反映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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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引言

随着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湖北抓住机遇，到2013年凭借其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使湖北省的GDP在全国各省市中跃居第9位，其GDP增长速度上升到第11位。在中部6省中，湖北的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总量位次居前，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但是，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了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

二、湖北省区域不平衡性分析

近十年，湖北省经济的发展势头很猛，从2004年到2013年，GDP翻2番，超过26000亿元，各地市的GDP也都在快速增长。但是从地市GDP占全省的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各地市所占的份额很不均衡，存在几个较大的“断层”，呈现出阶梯式的发展格局，每个梯队上的地市发展水平相当。

第一梯队：武汉“一城独大”的局面一直未能被撼动。在全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武汉开始走下坡路，逐步跌出全国一线城市的行列。近十年来，武汉的发展又重新回到上升通道。特别是近五年，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5000、6000、8000、9000亿元台阶，迈入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方阵；到2013年底，武汉的GDP已经跃居全国城市第8位。在省内，武汉GDP所占的份额持续增大，从2004年的31%增长到2013年的35%，超过了三分之一，远大于其他地市。武汉是湖北省的增长极，是湖北经济发展的驱动器。

第二梯队：宜昌和襄阳“比翼双飞”。宜昌和襄阳是湖北省除武汉之外的发展势头最猛的两个城市，二者的GDP份额已经双双超过10%，让除武汉以外的其他14个地市望尘莫及。武汉、宜昌和襄阳正好是构建湖北省“金三角”的中心城市，构成了湖北省三大经济圈。

第三梯队：六城并进。黄石、十堰、荆门、孝感、荆州和黄冈的发展局势十分接近，2013年GDP份额都处在5%上下；但是纵观这十年，这六个城市的GDP份额在缓慢减少，有被宜昌、襄阳“掠夺”的趋势。

第四梯队：其余八个地市的GDP份额都处在2%上下。但是，咸宁市的发展速度比较迅猛，有追赶第三梯队的势头。

由此可见，近十年来，尽管湖北省的整体经济实力在提升，但是省内各地市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差距。下面将通过库兹涅茨比率来进一步分析省内区域不平衡性的趋势。

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度量时提出库兹涅茨比率，它是一个以数值反映总体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指标。库兹涅茨比率也可以用来描述区域总体差异，它把经济收入与人口分布联系起来，以经济的相对比重与人口的相对比重差别为基准，考察不平衡性，社会意义更明显，而且计算方便。库兹涅茨比率的计算如下：

式中：K为不平衡系数，pi为i地区人口占背景区域人口的比重，qi为i地区GDP占背景区域GDP的比重。K越大表示区域差距越大，反之则区域差距越小。近十年湖北省的库兹涅茨比率如下：

以上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湖北省库兹涅茨比率在缓慢持续增长，说明区域差距越来越大。将湖北省、湖北省（除武汉）和湖北省（除武汉、宜昌和襄阳）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见图2），我们发现近十年来，全省的区域不平衡性一直处在很高的位置；除武汉以外的地市之间的区域差异较小，但是其不平衡性在迅速扩大；除去武汉、宜昌和襄阳，其他地市的发展相对较均衡，但是自2009年以后，其不平衡性也略有扩大。

可见，湖北省在区域发展上存在着很大的“断层”，主要大城市支撑作用明显。武汉市在湖北省的经济首位度过高，宜昌市和襄阳市迅速崛起，使得湖北省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明显的极化效应，区域差距过大。

三、武汉城市圈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之间的差异分析

鄂东九个地市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1.11%，人口占全省的一半以上，GDP占全省的份额接近60%。相反，鄂西八个地市占全省的国土面积接近70%，人口比重一直低于全省的一半，GDP份额也难以突破40%。

湖北省多年来倾力打造“两圈两带”战略，旨在增强湖北省的区域综合实力，并实现东、西部协调、又好又快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差距。然而，十年来，武汉城市圈的库兹涅茨比例一直处在高位，区域差异表现的十分明显，发展很不平衡；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最初的区域差异较小，不平衡性没有明显扩大，但是2007年以后，区域不平衡性打破了低位状态，呈现出快速扩大的态势。

通过库兹涅茨比率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形成前后，区域差异似乎并没有缩小，反而在持续扩大，尤其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内部城市的差距扩大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湖北省“两圈两带”战略尚未发挥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效用。

借用回归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近十年的库兹涅茨比率的线性回归模型的斜率相同，表明二者的区域不平衡性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见图3），只是武汉城市圈的区域差异更大；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区域不平衡性趋势与湖北省（除武汉市）的趋势也具有相似性。由此不难看出，武汉“一城独大”，是形成武汉城市圈乃至湖北省区域不平衡性局面的最直接因素。

四、湖北省区域差异的因素分析

库茨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结构变化，因此按照他的观点，区域发展差异影响因素也来自这三个方面。此外，库茨涅茨还强调社会变革对促进现代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将结合库兹涅茨的观点，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角度来分析近十年来，影响湖北省区域差异的原因。

近十年来，影响湖北省区域差异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是区位条件的差异和政策倾斜度不同。

1、区位条件的差异

区域区位条件的差异使各个地区初始发展的机会和竞争环境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处于第一、二梯队的三个地市的区位优势明显，为其经济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武汉为于江汉平原东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国重要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宜昌携长江“黄金航道”之利，又有高速公路相连；襄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南船北马”之称，是湖北省紧次于武汉的重要交通枢纽；而处于第三、四梯队的地市，大部分不具备区位优势。如鄂西和鄂东北境内多山地，交通不便，信息堵塞，极大的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2、发展策略及政策倾斜度不同

结合库兹涅茨的观点，笔者认为正确的发展策略和政策也是一场社会变革，能极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级的宏观政策与区域发展战略会导致不同地区在发展时空上的经济分离，造成了各地区之间经济政策环境之间的差异，进而使得各地区得到的机会和收益不一样，其经济发展速度也就各异，由此引致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武汉作为湖北省会，国家及省政府对其给予的优厚政策扶持自然不言而喻；宜昌一个国家级的三峡工程为其全市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襄阳改市名也是刺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策略。更重要的是，2003年湖北省委、省政府还将宜昌、襄阳确定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将其培育成区域中心城市。这使得以上三个城市在全省的发展速度更加突出。相比较而言，其他地市获得的政策扶持力度显然较少。从大的区域来说，武汉城市圈是或国家批准建设的“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必定会得到国家和湖北省大力的政策和资金扶持，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只由湖北省扶持，二者的受扶持力度明显不同。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存量，包括劳动力投入的不同是影响湖北区域差异的两个经济因素。

1、产业结构的差异

区域经济学家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产业结构多样化有助于推进区域内经济循环，以提高区域产业的附加值；大部分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可以减少区域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或者失业。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武汉市和神农架林区呈“三、二、一”型的产业结构，恩施呈“三、一、二”畸形的产业结构，其他地市均是“二、三、一”型的产业结构，有的地区第一产业占很大的比重，当然，神农架有其特殊性，所以全省除武汉市以外，产业结构水平偏低，这也武汉的发展水平在省内具有绝对优势的一个原因。从产业结构多样化来看，武汉作为省会，除了工、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其他服务业也具有绝对优势，宜昌和襄阳的产业结构正在走向多样化，其他地市的产业结构则比较单一。如十堰是依靠汽车产业发展起来的城市，“二汽”的搬迁将对十堰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前几十年，矿业资源极大的促进了黄石和鄂州的经济发展，但是近年来，比较单一的产业结构已经影响黄石和鄂州在全省的经济地位；神农架的农业和工业基础薄弱，只有依靠单一的旅游服务业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

2、知识存量不同

世界上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在迅速增加，库兹涅茨认为当这种存量被利用时，它就成为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从某种程度上看，知识存量就是人才储备。区域人才存量差距会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武汉市的高校数量和在校学生的人数居全国第三位，科技人员的数量在全省乃至全国首屈一指，并且拥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院所，还有两个国家级的开发园区，科技势力雄厚，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高素质的人才正在向宜昌聚集，其科技实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襄阳市也拥有除武汉市以外的全省唯一的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水平、科技实力和劳动力素质也相对较强。而其他地市的教育水平和人才实力较差，这些都从深层次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湖北省区域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全省的发展差距在扩大，存在几个梯队。武汉，还有宜昌和襄阳正在跨越式的发展，其他地市跟不上前两个梯队的发展步伐。武汉城市圈的区域不平衡性发展趋势和全省的趋势很相似，但是武汉城市圈的区域差异更大；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不平衡性趋势正在逐年凸显。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区位条件、政策策略、产业结构和知识存量等方面的不同。因此，我们要认清湖北省区域发展的差异，理清形成差异的原因，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尽量缩小差距，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磊、王波：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2] 郝群会、邓文胜：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

[3] 刘亮：库兹涅茨比率及中国地区间财力差异与调节[J].商业研究，2005（29）.

[4] 吴殿廷、宋金平、梁进社、张同升：库兹涅茨比率的分解及其在我国地区差异分析中的应用[J].地理科学，2003（4）.

篇4

中图分类号：F127；F713.5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102-07

The Study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ZHAO Wen-dan1, LI Lin2

(1.School of Global News and Transmiss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for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Technology market prosper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separable and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ongqing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 shows that in regional technical market pattern, the impact of market scal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technology-imported areas on technical flow scale and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 a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demand change in technology-exported areas on total trading pattern is not obvious, however, the effect of demand change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on tot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remarkable. Based on this,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n less-developed areas should be based on demand market feature of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and local technical trading reality, use the two strategies of “market-developing”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nal technology and import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tudiously push forward policy innovation, gradually optimize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and upgrade regional core competence.

Key words:Market Share Mode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technical flow scale;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一、引言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强大的经济实力背后都有着雄厚的科技能力支撑，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技术所蕴含的效益均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在技术市场投入了大量资源。技术交易格局已成为反映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科技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技术交易总额由651亿元上升至3 039亿元，年均增长18.7%。从各省区的实际看，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10年间在技术交易规模上牢牢占据前两位，两者在全国的市场份额也由2000年的33%上升至55%。总体上讲，我国技术市场活跃的地区大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或者是高等教育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辽宁、重庆、湖北等），北京与上海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心城市，兼有这两方面的优势；而经济发展和文教领域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市（自治区），在技术交易市场的占有量不高。由此可见，经济因素、科研实力与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呈现正相关性。

赵文丹，李 林: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区域技术交易格局研究按照我国传统区域划分，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可划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和西部地区（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从总量规模上看，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同时这一比重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部和西部在全国份额的逐年降低，到2009年，中部和西部占全国份额降低到15.6%。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两者差距逐步缩小，市场规模相差无几；但从发展潜力上看，西部地区上升潜力较大，十年来，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年均增长12%，高于中部地区2.3个百分点；就个体而言，随着西部地区重庆、四川、陕西、贵州、青海等省市技术交易规模的持续扩张，西部地区将会有较大规模的增长。

二、我国不同区域技术交易的不平衡性

1.区域技术交易不平衡性的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三个地区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演化规律，必须定量测度三个地区历年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状况。由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技术交易水平差距很大，测度方法应当能够研究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技术交易不平衡对我国技术交易不平衡的影响。因此，测度方法应当将三个地区技术交易不平衡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中部地区内部不平衡，西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本文选择泰尔指数这一数学工具对区域间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进行分解测度。

设y=(y1,y2,y3…,yn)是n个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分布向量，测度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泰尔指数可表示为：

T(y;n)=1nni=1yiulogyiu

式中u=ni=1yln，为n地区在统计年中技术交易水平的均值。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各个地区在技术交易中的不平衡性，本文选取2000年到2009年共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实际规模，数据取自2001―2010年全国统计年鉴。

2.计算结果分析

按照泰尔指数的表达式，计算泰尔指数结果如表1。

第一，总体来看，我国技术市场规模的不平衡性逐年加剧，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277 379上升为2009年的0.476 597，这一结论与基本判断大体一致。

第二，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正在扩大。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00年至2003年，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低于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二是2004年至2009年，不平衡性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与全国各地区不平衡性发展趋势一致，说明东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对全国技术交易水平影响最大。

第三，中部地区技术市场不平衡性呈现下降趋势，中部6省之间技术交易水平差异逐年缩小，2006年泰尔指数降低到0.1以下。

第四，西部地区的技术市场不平衡性经历了三个阶段：2000年到2005年，西部地区内部差距逐步缩小；2006年内部差距的急剧扩大，2007年又缩小；2007年后随着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经济的飞速发展，西部地区内部技术市场差距呈缓慢扩大的趋势。

第五，通过对三类地区泰尔指数的分析可知，促进区域技术需求和供给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活动数量三个方面。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是区域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增强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能力，也有利于增强先进技术的供给能力；区域经济结构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存在重大影响，在反映经济结构的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对扩大先进技术需求的作用更大。任何经济发展活动都涉及先进技术的应用，基本建设投资、挖潜改造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技术改造投资等的增加，都将直接拉动技术交易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活动主要包括企业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等，既需要吸收先进技术，又可能出让技术成果，所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项目数量及经费投入、人员投入量以及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等，都可成为影响技术交易规模的因素指标。

三、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是用于反映某一国（地区）出口增长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模型，最初由Tysznski（1951）年提出，后经Leamer和Stern、Jepma以及Milana多次修改完善，成为研究外贸增长源泉的重要模型（帅传敏 等，2003）。鉴于技术交易“服务当地，辐射周边”的特点，在技术交易格局的研究中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优点在于:在产品划分和市场划分两种情形下对基本模型进行简化处理，继而分析某一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分布和不同的产品结构分布条件下的变动情况和影响因素，既有利于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也有利于推动相对落后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1.市场份额模型

假设某一地区A的各类技术产品在时期1的输出量（或者其他地区从该地区的输入量）为：

式中，Vij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j表示某地区各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其他地区的输出量；V1j和V2j分别表示某地区在时期1和时期2对不同地区j输出技术交易额的绝对值，二者之比即构成不同时期某地区对地区j的输出增长率rj，同理，r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总额增长率，r表示不同时期技术交易总量的增长率。

由此，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的增长(V2-V1)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1）rV1表示A地区对全国技术交易贡献的一般增长，反映由市场规模因素产生的效应。

（2）mi=1(ri-r)V1i表示A地区技术产品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量增长，反映技术产品分布因素效应。

（3）mi=1nj=1(rij-ri)V1ij表示A地区技术市场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额增长，反映市场分布因素效应。

（4）mi=1nj=1(V2ij-V1ij)-rijV1ij表示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增长与在每种技术产品对每个地区保持市场份额所需的增长mi=1nj=1rijV1ij之差，反映竞争力因素效应。

2.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东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持续上升，短期内不会降低。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而中部6省内部不平衡性逐年缩小，全国技术交易区域间不平衡性逐年加剧，这说明中部区域的技术交易规模对全国影响有限。同理，西部地区在2005年后内部不平衡性呈缓慢扩大的趋势，与全国趋势一致。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把西部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不仅对西部地区自身技术交易格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全国欠发达地区提升科技综合竞争力也具有重大意义。

西部地区包含12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除重庆和陕西在技术交易规模上曾进入全国前十强外，大部分总量规模较小，对于研究技术交易格局意义不大。基于此，本文选择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一是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六次进入全国前十强，在技术交易这一指标上，位列西部地区首位；二是重庆作为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政策优势明显，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科技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对西部腹地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较为显著。

本文在数据的选择上，遵循了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取性原则。在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输出地是在重庆市历年技术流向中排名前十的省市，并做简单算术平均处理；在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是全国的总量数据。为了更准确地测度重庆市技术交易格局，把2004―2009年六年分为两期，并在数据上采取均值的方法处理。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数据的采集尽量做到同类数据出处相同。数据主要取自2004―2009年《全国统计年鉴》以及2004―2009年《重庆市科技统计报告》。

3.重庆技术产品流向格局分析

（1）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市场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产品的模型。单一产品的市场份额模型相当于对上面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简化，不需要再考虑不同产品类别的贸易份额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而只需关注某地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市场份额变化即可。公式简化为：

根据技术交易流向的实际情况，重庆市技术产品的输出地区以国内省市为主，选取国内16省市作为模型分析对象。这样的样本选取涵盖了重庆市技术市场80%以上的份额，对反映技术交易格局有较好的代表性。

根据表2反映的两个时期重庆对主要省市技术产品输出的变动情况，在总体市场规模扩大的背景下，重庆技术市场萎缩，来自四川以及本地市场交易量锐减是其主要原因。

从表3的模型计算结果可知，重庆市技术产品在第二时期（2007―2009）较第一时期（2004―2006）减少了0.4亿元，市场份额下降了1.08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总量规模下滑造成的。而从两期重庆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看，重庆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逐步合理，主要表现在市场分布效应对于市场总体规模整体具有极大的止滑作用。其中重庆在第二期对北京、浙江、广东、辽宁等地的输出份额大幅攀升，而对本市输出份额大幅下跌，说明重庆市技术市场对外辐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从竞争力来看，重庆技术市场竞争力也有明显提升，对于全市技术交易规模下跌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抵消作用。

总体上看，重庆市技术交易总体规模变化受全国输入省市（自治区）市场规模影响很大；而全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和技术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对重庆市技术交易市场带动效应明显。

（2）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产品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市场模型。单一市场的市场份额模型是对恒定模型的另一种简化形式，即不再考虑不同市场分布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只关注不同时期某地区不同产品的输出份额即可。公式简化为：

按照本研究的划分，技术产品可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四大类。样本的选取，遵循在可靠范围内的最大化。

表4反映了重庆各类技术产品从第一期（2004―2006）年到第二期（2007―2009）在技术市场上的输出额和市场占有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重庆市第二期较第一期技术交易出现较大萎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项目的交易金额都较上一时期有较大的下滑。在全国技术市场中，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项目交易最为活跃。重庆市技术服务交易量的减小对其技术交易量的整体下降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表5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二期与第一期比较，重庆市技术市场规模大幅萎缩，市场份额也由第一期的35%下降到第二期的2%，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类技术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尽管产品结构有所优化，但对整个技术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依然较弱。

1.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各省区技术区场格局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而中西部地区的18省市（自治区）在全国的份额不足20%。同时，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部不均衡各有特点，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逐年加剧，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

第二，对重庆的实证研究发现，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在总体交易规模波动增长的同时，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技术输出的角度看，重庆技术产品对外辐射的分布较为分散，输出市场对东部发达地区的集中度较高；重庆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等几个地区的输出份额较大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输出规模都比较弱。技术市场的竞争力和输出市场规模变动对重庆技术市场格局影响显著；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

第三，由于本文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重庆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国技术市场格局特点，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格局特点。依据输出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和竞争力因素对技术输出规模的影响，对重庆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自治区）技术交易市场格局的改进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技术输出市场结构的调整，可以选择中部省市、西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等技术产品竞争力较弱、技术交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作为重庆及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大的市场选择。从技术交易市场四大类产品的竞争力水平看，四类技术产品均有较大的规模拓展空间。

2.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技术输出地的需求变动对总体交易格局影响并不显著，而相对发达地区的需求对其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要立足于较为发达地区的需求市场特征，结合当地技术交易实际，采取“开拓市场”和“内培外引”两大战略，大力推进政策创新，逐步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第一，实施“开拓市场”战略。区域技术市场交易格局的优化要密切结合发达地区需求市场的变化，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输出方式，提高技术输出的档次和附加值。尤其要加大对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省市）的输出比重，拓展中部及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市场，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技术交易市场，逐步减小对当地技术市场的依赖度，实现技术产品输出的多元化市场营销战略。

第二，实施“内养外引”战略，引进国内外知名研发机构，大力培育本土研发机构，提升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一是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平台，借力科研院所、高校及龙头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等的研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自建或联合建设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支持境内外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发展产学研联盟，整体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科技文献中心及科技检测中心、质量计量检测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第三，注重政策创新。增强法规配套性和政策操作性，形成贯穿整个流程的统筹配置科技资源和贯彻执行政策法规的合力。加强科技法律法规的执法调研和执法检查，完善部门依法行政基本规范；细化科技政策法规实施办法，加强科技政策法规的宣传解读，扩大技术开发费税前抵扣、高新技术企业奖励、重点新产品奖励等科技政策执行面。

参考文献：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04―2009.重庆科技统计报告［R］.重庆.

帅传敏，等.2003.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估计［J］.管理世界（1）:97-10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4―2009.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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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7-0124-06

收稿日期:2008-04-24

作者简介:周辉莉(1987-),女,福建泉州人, E-mai:l Chenruhua.省略

一、引

言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选择市场经济的取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形成。90年代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每一年的增长率几乎大于零,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特别自2004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远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惊人,在过去的3年间三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大约分别上涨了123.4%、38.4%、73.1%,中部地区房价也有所上涨,但增长幅度远不及东部地区,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地区历史经验及理论研究表明,房地产价格出现不正常的持续上涨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拉动经济过热,引发房地产金融风险;抑制其他消费支出,制约经济稳定和均衡发展;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1]。2006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引发了许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引起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政府连续两年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采用金融、土地、税收等多种政策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时至今日效果仍不明显。

房地产是指房屋建筑和建筑地块有机组成的整体,是房产和地产的有机结合体[2]。房产必须附着在地产之上,因此获取土地对房地产商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实行城市土地国有制度,目前政府的土地出让制度以协议出让方式为主,部分地区采用招标或拍卖方式出让,这就成为房地产商主要的进入壁垒,决定了房地产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国内大多数学者据此通过我国房地产商的垄断定价能力研究房地产价格机制。又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每一个房地产产品都有一个惟一的、不可复制的位置,即使是毗邻的建设用地有可能是类似的,但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相对于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的粮食、煤等有形商品或股票等无形商品来说具有完全差别性;一般而言,产品差别假设是不完全竞争理论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同样,房地产产品的完全差别性对房地产价格形成有重要影响。然而这种差别程度却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房地产商可以不断从产品的品种、质量、服务等方面强化产品差别程度;另一方面产品差别程度客观上受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影响。本文将根据房地产商品完全差别的内在特性,把我国房地产价格问题放在宏观经济背景下,从房地产特殊的市场结构探索促使我国宏观调控房地产价格政策有效性发挥的经济运行条件。

二、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市场效应及社会影响

进入壁垒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存在的根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进入壁垒,厂商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某一市场,则市场可以达到完全竞争或可竞争状态,但某一行业的垄断势力大小并不单单取决于该行业厂商数目和规模,更大程度上与该行业各厂商生产的产品的差别程度相关。鉴于此,下文将基于差别产品垄断竞争的模型[3]分析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市场效应。

假设两房地产商分别提供两种差别化的产品且成本都为零。房地产商1的需求q1不仅取决于价格p1,也取决于房地产商2的价格p2。显然,根据需求定律, q1随着p1的增加而降低。同时,根据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如果厂商2的价格p2增加,其需求也会增加,因为此时厂商1显得相对便宜。假设两种产品增加的影响是对称的,则可以用下面两个对称性函数分别表示对厂商1和厂商2产品的需求。

q1=a-bp1+cp2

q2=a-bp2+cp1(1)

其中, a>0,是容量参数; b>0,表示两种产品的产量对各自价格的敏感程度; c>0,表明两房产有一定替代性,反映一种商品对另一种商品的替代程度; b>c,表示每种产品对自身价格敏感程度更大,也就是说,如果p1增加一定幅度,只有当p2增幅更大时,厂商1的需求才会保持不变, b与c差距越大,两种产品差别性越大。在上式中,我们将两种产品的需求表示为价格函数,但也可以通过反解得到每种产品的逆需求函数:

p1=m-nq1-rq2

p2=m-nq2-rq1　 (2)

其中,m=a/(b-c), n=b/(b2-c2), r=c/(b2-c2)。注意n>r,即每种产品的价格对自身产量变化的敏感程度更大。根据式(1),厂商1选择最大化利润的p1:

l1(p1, p2)=p1q1=p1(a-bp1+cp2) 　(3)

一阶条件给出:

p1*(p2)=(a+cp2) /2b 　(4)

这相当于一个反应函数,即给定厂商2的价格p2,厂商1的最佳反应由式(4)给出。根据对称性,可以得到差别化产品的伯川德均衡结果为:

qib=ab/(2b-c)

pib=a/(2b-c)

lib=a2b/(2b-c)2　i=1, 2

如果两个厂商进行差别化产品的古诺竞争,

则根据式(1),厂商1选择最大化其利润的q1:

l1(q1, q2)=p1q1=q1(m-nq1-rq2)

一阶条件给出:

q1*(q2)=(m-rq2) /2n

同样,根据对称性可以得到差别化产品的古诺均衡结果为:

qic=m /(2n+r)=a(b+c) /(2b+c)

pic=mn/(2n+r)=ab/[(b-c)(2b+c)]

lic=m2n/(2n+r)2

=a2b(b+c) /[(2b+c)2(b-c)]　i=1, 2

从以上分析中,得到结论:

dpib/dc>0, dpic/dc>0, dlib/dc>0, dlic/dc>0,即随着产品差别程度的增大,产品间替代作用减弱,厂商间的价格竞争趋于减弱,利润趋于增加。qic-qib0, lc>lb>0,即在差别化产品古诺竞争导致的市场均衡产量更低,价格更高,利润更高;同时,差别化产品的伯川德竞争中企业价格和利润均大于零,避免了“伯川德悖论”。产品差别程度的大小与企业市场力量的强弱正相关,即产品差别程度越大,厂商的市场力量越强,其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越强,以至于是完全差别产品,即使市场上有多个房地产商,也可以对自己的产品行使接近于垄断的市场力量;反之,即使市场内只有很少的几个厂商,但如果它们的产品是同质的,则它们的市场力量较弱,甚至于接近竞争水平。

下面进一步分析产品差别化的社会影响,即它所产生的福利效应[4],如图1(a), (b)所示,产品差别程度加强后,房地产产品需求弹性变小,厂商加价MV-P*变大,有更大的垄断势力,但攫取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社会的无谓损失(阴影部分)也增大了。

联系中国现实国情,如图2所示,由于历史、自然、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形成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地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即使各大经济带内部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东部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最为发达。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客观上加剧了房地产产品的差别化,加强了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强化了其市场垄断势力和垄断定价的能力,这也是政府对房地产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抑制房地产业价格上涨的政策收效不甚明显的重要原因。下文将进一步定量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业垄断势力关系,探究我国房地产垄断定价机制对房地产价格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业垄断势力关系的实证检验

本文引进勒纳指数[5]和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进行分析。勒纳指数L是市场垄断势力的测度,等于价格减去边际成本再除以价格的加价率,用公式表示为:L=(P-MC) /P,式中P、MC表示产品价格和产品边际成本;勒纳指数在0到1之间变动,数值越大表明垄断势力越大。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勒纳指数为零;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勒纳指数在0到1之间。这个指数本质上考察垄断者的行为,它计量的是价格偏离边际成本的程度通过建立房地产产品销售成本(ZC)与销售量(ZQ)的对数模型得到价格弹性系数来进行房地产产品的边际价格分析。结果为: ZC=-6.45E+10+1 916.663ZQ,该模型通过计量检验,数据来源于中经网,表示房地产产品每增加一平方米,房地产总价就增加1 916.663元,即房地产产品的边际价格为1 916.663元,是常数。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用K表示,由于具体计算各省市地区经济差别太复杂也不必要,于是按中国的东中西经济带划分来估计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假设东中西三地区经济总量分别为GE、GM、GW,其占全国经济总量比例分别为GE/GDP、GM/GDP、GW /GDP,三地区经济发展绝对平衡时,其占全国经济总量均为1/3,所以K=Abs(GE/GDP-1/3)+Abs(GM/GDP-1/3)+Abs(GW /GDP-1/3),Abs()表示取绝对值,K越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越强,若地区经济平衡,K为0。利用1994―2007年勒纳指数和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中国商品房本年销售价格、商品房竣工房屋造价、各地区GDP及GDP等变量数据同样来源于中经网,其中东中西地区GDP等于各自包含省市GDP加总而得,三大区域划分以中经网为准。为克服异方差,分别对L、K取对数lnL、lnK。

1・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将导致谬误回归现象。采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变量lnL、lnK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5.0软件,检验结果见表1。

2・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6]认为,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并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协整检验有多种,这里,主要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回归方程残差的协整检验方法。变量lnL与lnK都是一阶单整的,建立协整回归方程如下:

lnL =-0.322181+1.665190lnK

(-0.911399)　(5.007346)

R2=0.758115　R2=0.727879　DW=1.307148

F=25.07351

(注:括号内为相应的估计量的t值)

从上面的回归的统计量来看,回归方程效果比较好。再对模型估计的残差序列et采用ADF

检验,检验其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残差序列在5%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et―I(0),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表明了变量lnL与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回归方程系数为1.665190,是正数,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存在长期稳定正相关的均衡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的基本思想[6]是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是在短期波动的不断调整和修正过程中实现的。因为lnL与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ΔlnL、ΔlnK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L=0.226359+0.224468ΔlnK-0.356157et(-1)

(3.485613)　 (0.796871) 　(-1.984627)

R2=0.398352　R2=-0.197803　DW =2.745455　F=1.986306

(注:括号内为相应的估计量的t值)

从结果看出,误差纠正项的系数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大小为0.356157,表明反向纠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约为35.62%,说明当长期均衡关系出现偏离时,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比较慢。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大小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涉及到滞后阶数的选定,这里对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是基于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来确定的,即根据AIC定阶准则确定,最后确定最优滞后阶数K=1。从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看出, lnL格兰杰引起lnK的概率是75.294% , lnK格兰杰引起lnL的概率是82.543%,均较大。这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增强的原因,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增强反过来会加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

4・脉冲响应分析

以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大小间的动态关系。在VAR模型的标准式中,扰动项也称为新息,脉冲响应函数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其它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7]。根据Eviews所提供的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和函数图备选项,用组图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程度,结果如图3所示。实线部分为计算值,虚线部分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对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的影响总体上具有较明显的正向响应,从第一期开始影响幅度不断增大,到第2期达到顶峰,从第2期开始,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保持比较稳定状态。

(二)我国房地产业的垄断定价[3]

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业垄断势力的关系,接着建立房地产垄断定价模型,考察我国房地产业的垄断势力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影响房地产产品价格的因素是供给与需求,为分析它们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情况,分别取供给中的成本变量和需求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进行回归。由于我国房地产业相关统计资料的不完备,时间序列较短,所以采用我国2002―2007年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分地区商品房售价、房屋造价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情况的相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方法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于中经网。商品房售价、房屋造价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用P、C、Income表示,为克服异方差,分别对其取对数lnP、lnC、lnIncome。

回归方程结果:

lnP=1.776672+0.185917lnC+0.499254lnIncome+

(1.231170)　 (2.208723) 　(3.641586)

[AR(1)=0.844056]　(15.66469)

R2=0・933477　R2=0.931814　DW=2.229866　F=561.2994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动与房屋造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明显呈正相关,但房屋造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地产价格影响有差异,房屋造价每增长1个百分点,房地产价格仅增长0.185917个百分点,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房地产价格就增长0.499254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成本并不是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而市场状况的影响较突出,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垄断势力确实很强,进行产品定价时更多的是基于消费者的保留价格而攫取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这是当前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等影响更大,形成了经济发展―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恶性循环,加重了居民的经济负担。

另外,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总体上是地区经济发展好的衡量指标,但并不是它的完全指标,经济发展不但指经济增长状况,还指经济发展的质量,包含发展的经济环境,体育、教育、文化、卫生状况,经济发展潜力等方面,是一个综合指标。具体分析,泉州、福州GDP并不差于厦门,但房价低于厦门,杭州曾经一度是中国大陆房价最高城市,虽然这其中不排除房地产商投机炒作等因素,但归根到底由于厦门、杭州发展的经济环境,体育、教育、文化、卫生状况,经济发展潜力等方面较好,吸引了外地的资本投入房地产业,提高了房地产需求的购买力,使房地产商能更多地攫取消费者剩余。

四、结　论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我国政府的土地出让制度造成房地产进入壁垒和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内在特性导致房地产市场不完全竞争性,形成垄断竞争市场;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了房地产产品的差别性,加强了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提高了他们进行垄断定价的能力,可以攫取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房价更高,上涨的更快,例如南昌1平方米可批2 000元,厦门可批7 000元;我国的房地产产品价格呈现总体上持续增长,区域差别扩大的局面。目前我国对房地产价格上涨控制的政策主要是集中于宏观层次,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贷款买房的利息率,抑制过热的需求,甚至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直接干预房地产价格上涨,控制其上涨幅度,或增加住房补贴等被动的针对房地产价格变动而进行调控,但并未达到理想效果。因此要有效地抑制当前持续上涨的房地产产价格,不能仅仅从房地产“过热”的表面现象出发,而必须从房地产产品的内在特性和市场结构入手,配合其宏观经济运行条件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减轻房地产产品的差别化趋势,抑制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削弱其垄断定价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发挥当前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政策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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