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观念比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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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产物,是人们千百年来生存斗争的创造结晶,也是民族群体逐渐摆脱自然的控制走向成熟和自由的重要标志。中西文化各自生长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洗刷和社会积淀,各自张扬着迥异的文化个性,迸发出独特的历史魅力。自人类文明创建以来,中西文化经历了无数次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每一次东西彼岸的文明碰撞与交融,都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增进了本土文化的生命力,为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铺垫良好的基础。

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认知与普及,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文化的深层领域得以彻底地反映与体现。中西文化作为最具代表性民族异质,通过文化交流、彼此借鉴、相互渗透,互为补充,最终不断突破本民族的地域及内容限制走向世界,实现文化融合的过程。若想实现由文化本土化向文化全球化转变,就必须进行文化整合与民族文化创新。文化整合是民族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动力,同时民族文化创新还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对当今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多元共存的整合原则,力求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找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连接点,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构建。

一、中西文化的整合前提

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是文化变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文化冲突是文化整合的基础和铺垫,文化整合是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难以消除的文化隔离和个性差异,才使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成为不可阻挡的文化趋势。众所周知,“内陆外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文化更具典型的农业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塑造了中华民族旨在求安足而不在求富强的内倾型文化。(钱穆,1994,124-125)而“陆海相间”的地理结构赋予西方丰富的社会活动,健全的民主政治和开拓的民族精神使西方文化更具开放性和外向性特点。地域的隔离加深了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中国强调礼治,崇尚集体,重视伦理,天人合一的文化观,这种价值体系与西方强调法治,崇尚个体,重视民主,天人对立的文化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充分体现了中西社会时代水准的不同以及生活方式、礼仪习俗、语言文学和宗教艺术等精神领域的迥然。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封闭的自我繁殖, 而总是要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通过彼此间的文化渗透,使本土文化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 从而完成民族文化内部的更新与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西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我们只有通过探究文化差异的渊源,思索中西文化的特质和精髓,通过相互借鉴、彼此“扬弃”,使“娴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跃动”的西方文化相映,使东方的责任意识与西方的权利意识相辅,生成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马冬,2006,8)。

二、中西文化的历史整合

古老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与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们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从丝绸之路到唐僧取经,从到成吉思汗的西拓,从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郑和下西洋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在千年间的文化整合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灿烂果实曾经对西方文明的进步作出不朽的贡献。然而,近200年来,随着的爆发,西方列强凭借从中国引进的罗盘和火药轰开了中华封建帝国紧闭的大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绳索将中国裹挟进资本统治的世界秩序,深重的灾难使沉睡的中国人不得不透过破碎的国门,重新正视来自西方异邦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从而将中国文化置身于崭新的参考系。近代中国从“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从的东方化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闭关锁国的历史阴影。在西方,无论在《马可波罗游记》还是鄂多立克的《东游录》都体现了西方人对东方礼仪之邦的文化敬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殷切情怀,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用深邃的西方科学知识和神圣的宗教理论对中国的输入,到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对中国文化征服和经济掠夺,在漫长的中西文化历史整合过程中,两大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的对立与冲突乃至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命运发展演变,无不给人类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以深刻的启示,从隔绝到沟通,从冲突到交融,任何文明的成熟和壮大都离不开文化土壤的滋养,都无法脱离异质文化的整合。

三、中西文化的整合原则

经济全球化向文化全球化的转变对中西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全球化语境下,东西方文化究竟能否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是消极的认同还是积极地整合,民族文化如何进行创新才能够融入文化全球化成为有识之士的研究中心。环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正是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和整合的发展才使两个民族在艰难的交流中的、个性深化,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开拓打下坚实根基。中西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表明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无论对民族生活道德准则的理解,还是对人类价值体系的认同,全球文化都是会通中西的整合过程。中国文化拥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然而“悠久”不足以拒斥一切,“历史”不足以充当救命稻草,在文化交融中的学习借鉴绝不是步他人之后尘,更不能形成调和中西文明的折中以至全盘西化的激进。只有强调对立中的统一和矛盾中的和谐,才能通过相互碰撞,互为启发,挖掘他族的优势,将中西文化的多样性视为“全球化”时代的本色,将交往与对话作为中西文明相互碰撞的主旋律,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宽容气度和开放襟怀,理解异质文化的优势,吸纳不同文化的精髓,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通过兼收并蓄、包容万流,取长补短,中西会通,消除全球语境下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实现民族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共同建构全球文化“和而不同”的新格局。

四、民族文化的创新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冲突,民族比较和文明交融的时代。经过百年的的中西文化渗透和民族交往,中华民族对西方文明有了比较理性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对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利弊得失有了客观的判断和选择,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剖析和反思也变得更为深入和科学,这些都为民族文化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创新是中华民族富民强国的巨大动力,是中国保持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稳步提高,中国的强盛前所未有,中国的地位举世瞩目。中国人民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同时,不断地创造新的文化,完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创新,从理论创新到制度创新。正如,十六大指出:“在文化创新中一定要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营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王小凤,2007,70-71)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必须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克服无视西方文化的封闭思想,抓住文化全球化的契机,首先从思想理念进行创新,采取与时俱进的积极态度开拓文化理念的新境界;其次是文化观念的创新,创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观念,使民族文化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是文化体制的创新,遵循文化管理机制,参与中西文化的整合,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文化产业,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文化,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

总之,中西文化的融合是民族文化创新的关键,中华民族只有通过弘扬民族主体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将中西融合之道建立在多元化的统一、独立与开放相交融的基础之上,承认中西文化的差异,追求中西文化的和谐,放眼世界,广采博纳,审慎辨析,融会贯通,通过各种形式的中西交流、文化借鉴、互补渗透,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有意识地超越的既定模式,摆脱原有文化的传统积淀和历史束缚,在平等的世界交往中,形成中西社会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冬.中外文化交流及语用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篇2

    一、该书对梁启超文化观的前后转换及其内在的一致性进行了系统考察

    中西文化问题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且,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回答是不同学者展开自己学术工作的思想基础。就梁启超来说,这表现得尤其突出。但是,梁启超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回答,前后期颇有所不同。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的观点是“从‘离异’到‘回归’”,当然这是从梁启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来说的,即:梁启超前期激烈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大力学习、引进西方进步文化,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疏离;后期则对西方文化颇有微词,认为“西洋文明破产”,呼吁用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救治西方文化。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与梁启超本人的文化思想稍有出入。对一生都倡导中西文化融合的梁启超来说,他前期并非全盘地否定传统,后期也不是完全地回归传统。只是前期的中心工作是号召学习西方文化,后期的中心工作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用“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更为恰当。由是,作者引述了梁启超中西文明“结婚”的言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并高度评价了中西文明“结婚”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思想。作者认为,梁启超中西文明结婚的思想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明并重思想;二是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思想。这与他后期中西文明“化合”的思想是一以贯之了。后期的中西文明“化合”思想深化了早期的“结婚”思想,进一步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和文化交流、融合创新观念。正是在对梁启超文化观充分认知、解读的基础上,本书才有力地凸显出梁氏中国哲学研究研究范式转换上的意义。

    二、该书着重强调了梁启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上的意义

    在同时代的学者们当中,梁启超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的方法。因而作者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特色方面。这也是该书的一项重要学术建树。对梁启超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的贡献,作者概括为四大方面:(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除此之外,作者还将梁启超在各具体领域中方法特色,条分缕析,一一进行了总结。比如作者将梁启超先秦诸子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特色的概括:(一)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三)更趋深入、完善的考源镜流法;(四)学术研判中的客观态度和辩证意识;(五)学术研究与人格教育相结合的整体取向。又如作者对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特色的概括(:一)全方位论列各派学术思想,双向度寻求学术发展根据,具有全面性(;二)以忠实态度研究学术史,具有客观性(;三)联系当时的思想实际,具有现实性(;四)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具有前瞻性;(五)对重要学术问题和人物勇于做出论断,具有可读性。这些概括,不仅符合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实际,而且对于今后深入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亦不无启示意义。作者从多层次对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特色的概括,既充分彰显了梁氏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程度与丰富性,更重要的是明确地展现出梁氏在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作者看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诞生的标志性着作,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以“以西释中”的“西方化”范式代替了传统的“以中释中”的“本土化”范式,虽具有革命性进步意义,但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西方化”范式“主要着眼于中西哲学的共同性,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评述》“引言”第13页)。而梁启超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既在当时就对“西方化”范式提出的有力的批评和质疑,同时又以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在方法论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正如作者所说,“这为此后冯友兰、张岱年创立‘中西结合’范式提供了学术基础。”(《评述》“引言”第13页)就是说,由“西方化”范式转换为“中西结合”范式,梁启超是启其端绪者。作者同时指出,梁启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贡献,并不宜简单理解为方法上的变换与进展,而应该理解为当时学人在苦苦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背景之下,以自己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作为底色努力探索的表现。无疑,在这里梁启超文化观念的前后转换正是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有力思想支撑。

篇3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7-0066-01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步加强，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越来越多。在政治、经济领域内，外贸、外经、外交交际越来越频繁。中西文化差异之间的碰撞也越来越凸现出来。受中西方文化观念、国家制度的影响，交际作风对于交际活动的成败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都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所以正确认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关系着交际的成败问题，应该重视中西方文化差异给商务交际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1 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对交际活动的影响

每个国家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特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民性特征。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的不同,所以这种国民性很容易使双方在交际中出现误解和对立。

1.1 商务交际中的文化差异表现

商务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首先表现为伦理和法制观念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在调节人的行为和处理纠纷方面最能表现出来。中国文化习惯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可是西方人却正好相反，他们更擅长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这就发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问题。在中国占据人们思想主位的是“伦理至上”的观念,如果出现了问题，人们首先想的就是赢得周围舆论的支持。所以，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习惯于通过“组织”发挥道德规范化的作用，而不是诉诸于法律。可是西方人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这就导致了中西方文化在伦理和法制上的冲突。

1.2 中西方的人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的差异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这种文化积淀深厚而久远，中国人以此为自豪，也使中国人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感情,这对于民族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使中国人容易产生一种“自傲的偏见”,甚至固步自封,中国人时刻把“面子”作为自己交际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在商务交际中,中国人即使作出让步也一定要保全面子。谁要是不给中国人面子，就会使交际变得尴尬，就可能造成损失。但是西方国家而言，虽然各国风情不同，但是却有着一定的共性。西方人崇尚奋斗和独立行动,性格外露,充满自信,热情奔放。所以西方人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常常内外交际一起进行，采用各种手段，获得利益。西方人对实质性的东西看的很重，非常在乎，而对于表面的、仪式性的东西看得极淡,西方人崇尚的是一种直率的交际手法。

1.3 中西方文化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上存在差异

西方人比较崇尚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责任,积极倡导个人应当有足够的权力。这是与中国人的价值观正好相反的，中国人强调集体的责任,把最后的决定权让给集体。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商务交际中的表现也是非常不同的，所以西方人的交际代表只是一两个人,交际者的权限是决策机构事先赋予的;而中方交际代表,却是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在中西方双方进行的商务交际中，交际小组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首先交际小组要有足够的权利，然后再进行集体的理智思考，最后达成协议。

2 中西文化背景下如何顺利进行商务交际

我们知道中西文化各具特色，不能说哪一种文化就比另外一种文化高尚。所以在实际的商务交际过程中，一定要综合考虑双方的交际因素，努力寻求化解文化对立的有效办法，基本的原则就是主动适应，扬长避短。

2.1 首先就是商务交际过程中要坚持民主与集中的原则

我们知道中心文化冲突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决策权分配的差异。中西文化都会把民主与集中作一定的结合，只是中西方追求各不相同。在涉外交际中，西方决策者背后有一个完整的决策链，共同为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西方人把个体的智慧升华为集体的决策。中方交际团惯于众人交际。所以在涉外交际中一定要统筹兼顾民主与集中，避免决策权的过分集中，提高交际的有效性。

2.2 交际中一定要处理好细节与原则问题

中西方交际中，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人倾向于线性思维方式，注重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所以西方人往往会比较关注事情的细节，他们认为合同是一套完整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这也是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中国人重视综合性思维方式。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所以中国人在交际中，中方代表凡事“先谈原则，后谈细节”，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从整体到局部，一般情况下是先谈原则后谈细节，所以，在与西方人进行商务交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敏锐地洞察对手的需求，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善于把握细节，力争从细节上寻求突破，在与西方人的商务交际中赢得交际主动权。

参考文献

篇4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149-02

梁漱溟，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21年他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影响巨大。他在这本中发表了自己对于中西文化融合论的看法，对现代人看待中西文化融合现象起到了指引和借鉴作用。

一、梁漱溟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是在当时西方文化不断进入中国，而中国文化却“无力对抗”的背景下完成的。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有三个醒人的观点。第一，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孔家文化的眷恋之情。第二，梁漱溟先生将世界文化分成了三大类：积极进取为特点的西方文化、持中调和为特点的中国文化、消极退后为特点的印度文化。第三，将振兴世界文化的任务落在了中国的头上。这三种观点在学术界也引起了格外的注意。“梁漱溟先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谓西方文化的特征为‘向前进取’、印度的为‘向后倒退’，中国的为‘调和持中’（大意，非直录原文）。泛泛地讲，当然可以备一说，但严格地讲起来，横说吧，每一种里都可能包含此三者的成分；竖说吧，每一种都可能经过此三者所经历的阶段”[1]。还有学者认为“梁漱溟的三大路向说就其根本而言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2]。对于梁漱溟先生提出来的世界文化三大路向说这一观点上，虽然还存在批判，这种批判也影响到了“世界文化三路向说”是否能够成立，但梁漱溟先生的这种文化思维是不能因其论断能否成立而被忽视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这样说道：“我想但使中国民族不至绝亡他一定会对于这新化、故化有一番解决，有一番成就。又恰好这东方化的中坚，孔化是本地出产，佛化是为他独得。倘然东方化不值一钱固不必论，万一有些参酌之处，那材料不于中国而谁求”[3]237。并且这种文化的复兴，是人生态度的复兴。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尤其是孔家文化，尤为重视，他在书中也用了大量的笔墨讲道孔家文化，认为孔家文化是要批判性地拿到现实生活中运用的。梁漱溟对孔家文化有着难解情节，认为孔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实梁漱溟先生还是一个未脱离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束缚的人，他并不认为西方文化是优越于中国、印度文化的，只是中国、印度文化成熟过早，不切事宜罢了。西方人所走的第一条路向迟早是要走到尽头，要转向第二条路向，第二条路向也迟早走不通，就要走上第三条路向，他认为印度文化才是最最高级。他的这种观点本身自相矛盾。他在书中前半部分将世界文化分成三大类，后半部分又将这三大类说成是三种阶段。就看他说第一路向走不通将最终走向第三阶段来看，这就属于了世界文化三阶段范畴中，就与他所说中国与西方文化是两条平行线，不可能有交点相背离了。仔细阅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会发现，书中前部分理论与结尾的结论互相矛盾。但梁漱溟在完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也只有二十几岁，个人阅历不够多，处于时代的局限性中，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实属难能可贵。正如他在第八版自序中也说道自己观点存在不足的地方：“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尤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3]6。《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版，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着深远影响，他的独到之处并不是有着怎样的文化观点，而是他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在史学界，并非非要把一个人的论断说出个对错，而是要看这种论断能否走得更远，走不远就加以改之，走得远就继续下去。

二、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看东西方文化究竟可不可以融合

秉受东方化的民族不仅仅只有中国，日本、印度、安南、朝鲜、缅甸也属其中。但日本早早就接受了西方化，一个东方的民族，在东方的土壤里，却采用着西方化，二化并用，不仅没发现有何冲突，反而用得其乐融融，是天资尚浅还是东西二文化都没有完全领会得到呢？印度、安南、朝鲜、缅甸，还没来得及采用西方化就被西方给占领了，可以说是在强迫之下采用了西方化。所以说东西融合主要指的就是中国与西方的融合了。中国，唯一东方化的发源地，在这里也充满了西方化，对于吸收西方化可以说是有一个过程。起初，我们照搬西洋的科技，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搅乱了东方原有的文化步骤。之后，大家有了更进一步的觉悟，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这种改革，也没有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安设在中国。最后，大家更有了进一步的觉悟，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无尽的学习，不禁的反问，西方文化究竟哪里优于东方呢？西方文化有哪些特点呢？

早稻田哲学教授金子马治的演讲《东西文明之比较》中有扼要的一句答案：“西洋文明是势能之文明”。民国八年杜威先生的演说也只说西方人是征服自然，东方人是与自然融洽，此即两文化不同之所在。日本人助译的美国人闹克斯的书，他那里边所谈论的西洋人的文明精神，一个是科学，一个是自由。指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化有两样特长，一个是科学的方法，一个是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即自由。既然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也就是中国文化所不具备的特点。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中西方文化有何不同。中西方的科学精神是有着怎样不同的体现呢？在医学上来讲，西医是老老实实的指那一件东西，说血就是指人的血液，说气就是指人的呼吸，而中医却不然，说肝经有病了，也非真是肝病，是指一种现象为肝病耳。对于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上，西方是会用科学去解释，而中国呢，看到这种现象时，就会想到“雷公”、“电母”，上帝的思想反而在中国了。再看中西方的自由精神是有着怎样不同的体现呢？严尊卑与尚平等为中西两异的精神。中国“治人者”与“治与人者”是两个阶级，人生出来就已经分出所谓的尊卑了，并且要一直沿着这尊卑的路走下去。例如中国人除一面是皇帝的子民，一面他还是父母的儿女，他父母所属的东西，他父母怎样他，都是正常的。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讲的是人对那人的私德，没有人对社会大家的关系。西方一个人是“治人者”也是“治与人者”，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尊卑。又如西方人成年以后有自己的意愿，不以孝养老子为事业。西方人的伦理道德讲的是人对社会的功德，而且特别重视人对社会的关系。可见，西方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就是科学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

那是不是我们与西方文化存在不同就意味着我们落后了西方呢？是不是我们就应该与西方相融合呢？梁漱溟先生在书中所说的是，只是我们走的路向不同，即使我们走的再快，也达不到西方所有的，因为目的不同。用以上的论述也可以知道，我们中国与西方在精神与方法上都是不相同的。这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又怎样能够融合呢？我们中国人有一点享受一点，而西方人像风一样向前追求，所得虽多，但可能从未从容安逸地享受过，这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西方人无论做什么都要讲究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而中国人不分你我界限，看不到冷漠。这正是梁漱溟先生对于中西文化能否融合的观点，他把西方人积极向前的状态视为后退的，而把印度人消极退后的状态视为前进的，只有中国人，持中、调和状态才是最完美理想的。对于一个已经理想了的文化，怎还能需要与其他文化融合呢。

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带来的现实意义以及东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新内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西方人对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以及哲学思想是给予肯定的，他们认为中国学者已经对本国的文化开始思考探索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理论呈现出处于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和一个旧时代的结束的过渡性质。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比较模式，打破了过去以‘体用’学说为代表的旧的‘范式’。另外，他还开创了一个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研究的新境界，将以往肤浅的比较和解释深入到本体论和人类存在意义的层次。从这一点来看，梁漱溟的一只脚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开创者之一”[4]。虽说，这本书有些观点还站不住脚，有些矛盾，但学术界依然对梁漱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其现实意义不能被忽视。它现实意义的一方面，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永远不能被抛弃，只是要选择性的继承。另一方面，就像梁漱溟先生所说，讨论东西方文化融合问题，并不是一个遥远的问题。就拿到我们现在社会上来看，它仍然是一个热点。

用今时今日人们的眼光来看，我们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到底可不可以融合？街边大大小小的西餐厅，生活中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生活中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事物，只要是冠上国外进口的字样，不管是哪个国，都会被人们看作是极好不过的东西了。这种中西结合的现象已经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在不经意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是接受了这种西方文化的介入现象。现在的中西文化融合现象到处可见，即使是文化碰撞，在碰撞当中也都会出现文化融合，最重要的就是看人们怎样去选择了，选择中国式可以，选择西式可以，选择中西结合式可以。中西文化相融合，与其用融合来形容，倒不如赋予一个新的内涵，用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来作用与社会这样形容更加贴切。但我们肯定不是克隆一个西方在中国，只是吸取西方那种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加以运用与改造，这当然要结合现在的国情与现实的社会。现在许多学者也都认为，我们中国是要走上既有中国传统的孔教文化，又要有西方自由科学文化的道路。中西文化融合在梁漱溟先生那个年代，会被分得很清楚，中国注重伦理道德，西方注重个人主义，可能因二者注重不同，走不同路线，就被看作不能相互接触。而放到二十一世纪，已经是出现大规模的融合了，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也可能是物理反应，不过这些反应也司空见惯了。东西方文化融合，定是一种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周谷城.中西文化的交流[J].复旦学报，1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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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电影《刮痧》借中医疗法“刮痧”反映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展示了中西文化差异。

看了此片，观众会和本片主人公有相似的看法，明明是出于爷爷对孙子的爱而用的刮痧，怎么却被美国人认为是虐待儿童呢。许大同的父亲也感到同样的困惑，刮痧在中国已经几千年了，怎么一到美国就说不清楚了呢？其实影片中说不清楚的何止是刮痧疗法呢。比如许大同代替父亲承认是自己给孩子“刮痧”，许大同对上司说的“我打孩子是对你的尊重”等，这些在中国被认为的传统美德，并不被美国人理解和接受。 可见中西文化观念差异是比较大的。在中国属于常识的行为，在外国文化可能属于一种不合常识的行为；在中国某种礼貌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下可能就是无礼的行为；在国内满怀好意的一句话，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也许就成了讽刺和侮辱。

《刮痧》让我们意识到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如不了解双方的文化背景，确实会造成令人头疼的局面和后果。主人公的名字叫许大同，也是别具匠心，看来世界的大同文化要经历长时间的碰撞，相互交织，尖锐的冲突、磨合，才能融合与发展的。

为此，本文从医学领域的认识差异、法律观念、教育观念、礼貌观念和价值观五个方面阐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助于大家对此片反映的东西文化差异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医学领域的认识差异

刮痧是影片的主题，也是引发影片人物冲突的导火索，这种疗法在中国民间很常见，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疗法之一。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刮痧确实能够治愈一些常见病，提高身体抵抗力，在中国，不论寻常百姓家、中医诊所或一些养生会馆，刮痧疗法都被普遍接受和推崇。但是，这种疗法到了美国，治疗产生的血痕就成了大同对孩子施以暴力的罪证，造成大同被诉诸公堂，差点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中医在非典、艾滋等治疗方面的成功证明其科学性和有效性，是中国几千年来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是人类的瑰宝，为中国人的医学进步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现在西方也开始对中医刮目相看，针灸师、按摩师在国外也可以拿到行医资格，但这种治疗手段目前还不被西方主流医学认可，从影片可以看出，从普通百姓到法官对一无所知，更别说其疗效了。其实影片从这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文化冲突的原因就是缺乏相互了解和沟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为了让中医得到西方人的认可，解决更多世人的病痛，我们任重道远。

二、法律观念的不同

影片中最的部分是在听证会上，许大同发自内心的一段叙述；为了让儿子享受片刻的父爱，把儿子从福利院偷出来，在送孩子回去的路上，大同和紧追而来警车玩追车游戏。在法庭上，爱子心切的许大同还同对方辩护打了起来；圣诞节到了，不顾坠楼的危险爬到九层给孩子送圣诞礼物。这些情节确实打动了很多国内观众的心并赚取了观众的眼泪，但不代表感人的就是大家认可的，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犯法的。

影片中，最让国人费解的是，护士发现孩子背上的伤痕时，认为是孩子受到虐待马上报案，为了孩子不受虐待，其他人不惜出庭作证。许大同的老板兼朋友，本来想在法庭上助其一臂之力，但看到孩子的伤痕时，同样出席作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对小孩好。许大同对朋友的这一举动感到强烈不满，认为他不够朋友，后来不惜辞去那里的工作，还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朋友”观：既然是朋友，你就不应该背叛，你就应该和我一条心，你就应该为我辩护，否则你就伤了我的心。中国人讲究的是“桃园三结义”似的友谊,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为了朋友可以不顾法律和国家利益，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人们一直传诵着这些故事，也一次次有人效仿着焚香结义。

看到这里，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中国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多人遵循的做人原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何顾他人瓦上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事能忍则忍，很多人也把忍作为座右铭，岂不知有时这种态度会纵容一些错误甚至违法的行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很多侵权或违法行为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多人对此麻木不仁，任其发生，如果我们都能有影片中人那种法制观念，人人都拿起法律的武器，我们的社会会更有秩序、更加和谐。

中国人比较看重的是人情冷暖，尤其是对于亲情和友情特别看重，我们时常会因为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而或多或少地给予方便，强调给谁“面子”。但大同的美国朋友是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此事是否合法。后来朋友得知刮痧是一种中医疗法时，同样，为了法律的公正，不辞辛苦来到中国求证，使许大同一家重新团圆。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法治观念淡泊的点点痕迹。

美国是个法制社会,法制和法律观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打官司几乎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遇到一件事情首先想到是否合法，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律师曲解名著《西游记》的精神实质，为了证明许大同有暴力倾向，在法庭上，西方律师是这样描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别人种了九千年的桃子，他不跟主人打一声招呼摘来便吃，当人家制止时，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打出手毁了人家的桃园。别人辛辛苦苦炼好的丹丸，他拿来就吃，还把主人打得头破血流，临走还毁了人家的制作车间――像这样一个野蛮顽劣的猴子，竟然被许大同在电子游戏中描绘成英雄……” 虽然律师的目的是赢得诉讼,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他们的法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也可以纵观西游中的故事，有后台的小妖犯了法，都被神仙接走了，没有后台的被棒子打死了，这些情节在国人眼中很正常，也容易被理解，人情大于法的现象却另法制观念极强的西方人感到费解。

三、教育观念的不同

说到教育，同样也离不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许大同要自己的孩子向老板的儿子道歉，孩子拒绝后，大同打了孩子一巴掌。中国人认为打自己孩子并让其给领导孩子道歉是表示对老板的尊重，这种在国内大家认可的一种礼貌行为西方人并不领情，老板感觉这是 “乱七八糟的逻辑”，很难理解。

由此我们联想到中西方的教育观念也存在很大区别,“打是亲，骂是爱”一直是的中国传统观念，父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在盼子成龙的心态下，对儿女的责骂、体罚甚至鞭打，都认为是体现父母对子女的爱,“子不教，父之过”“不打不骂不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等古训无不体现这种思想并被国人所接受和追捧，作为教育子女的座右铭。

在西方家庭里，孩子是社会的财富，孩子和家长是都是平等的，都应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西方国家甚至制定专门的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平等和合法权利。 所以我们应该向西方国家的父母学习，尊重孩子，把孩子看做一个平等的人，与你享受平等的说话、批评和反抗权利，听话的孩子不一定是好孩子，更不一定会有出息。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很扎实，但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如西方一些国家的孩子，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四、对尊重的理解不同

还是同一个情节，在影片中，大同为了尊重老板打自己儿子，这是一种觉得是给老板面子，但老板并不领情也不能理解，他只知道，打人是违法的，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

中国式礼貌的最大特点是贬己尊人准则，贬己尊人准则可以说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礼貌现象,欧洲文化里没有贬自己抬别人的现象。中国受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晚辈在长辈面前要谦恭、要循规蹈矩,不然就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在西方,过分谦卑不但疏远彼此关系,而且会令人生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国在听到赞美之词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一番,以示自谦，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因为他们的话被直言否决而感到中国人不讲礼貌。

我们有个礼貌原则“满招损,谦受益”,中国人在作报告开始时总要做出谦恭的姿态,并诚恳地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而中国人的举动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认为既然你自己都认为是不完美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浪费别人的时间,这不是虚伪的表现是什么，这种“卑己尊人”的行为他们是不能够理解的。

电影导演黄建新一次在国外访问途中，见到一个残疾人正费力地推着轮倚上坡，出于好心便帮他推了上去，没想到那残疾人非但不领情，相反，还愤愤地回头看了黄导演一眼，原来我们在主动帮助别人时，没有充分认识与肯定对方独立的身份的缘故。帮助老人在国内是一种尊老表现，帮助者与被帮助者都欣然接受。而在西方老人也不太喜欢被陌生人帮助，他们不认为自己老到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步，因为他们崇尚的是独立自主。

又如,微笑是被中国人处处受人欢迎的，是对别人友好尊敬的表现，但让西方人常常感到不可思议。如果西方朋友有不愉快遭遇时,我们微笑地聆听显示同情和安慰,可他们却说他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的行为,会很激愤,在国外遇到这种情况听者会用明显的感情共鸣来做出反应。

打交道时，首先,我们要清楚不同原则皆缘于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不同,不同的礼貌原则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中国人传统的见面问候语“吃了吗?”与英美人的“天气如何？”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都很得体,关键要使用得体。

五、结 语

我们在与西方人交往时,如果对对方所生活的环境、历史、风俗、禁忌等一无所知，就会出现误解甚至冲突。影片中体现出很多中美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表明哪种文化更优越，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优点。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入国问俗,入乡问禁”,不同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原则或准则,各有各的讲究。你可以不认同那个“乡”、不赞成那种“俗”，但你还是得遵守它，只有那样才可以游刃有余地生活，才会快乐舒适。 了解它、适应它、慢慢去改变它不太完备的地方，哭过之后，还得理性地理解一些东西，这样电影才有一些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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