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产业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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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和吉林是吉林省中部的两座特大城市，空间距离75km，时间距离仅30分钟。两市人口占全省的45%，经济总量占全省的60%以上。其中长春市是吉林省的政治中心，在经济发展上有区位优势；吉林市则具有多样性的资源条件和雄厚的产业基础。

然而无论是长春或吉林，如果仅凭本城市自己的经济总量或综合实力，在国内外都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若要提升长吉两市在国内外整体实力，应充分利用长春、吉林两市近在咫尺的区位关系以及地域联系，合理组织两个核心城市以及周边城镇在区域中的分工，实现一体化发展。

实际上，长吉两市一体化发展的想法由来已久，同时长吉两市一体化发展也早已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然而之所以长吉两市一体化发展进程较慢，其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经济不具有强有力的竞争性。而现阶段面临全球化竞争和挑战的大背景下，地区产业一体化程度，则是增强区域经济实力，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必由之路。2010年在《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吉林特色城镇化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率先实现长吉一体化的目标，宣告了长吉一体化区域发展的全面启动，为提高长吉一体化地区的区域经济实力，如何提高产业一体化程度就成为一体化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产业发展概况。

长春市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19亿元，同比增长15%。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工业产值4400亿元。汽车、农产品加工、轨道客车等已发展成为全市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不含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能源和材料等新型产业呈现出竞相发展态势。

是国内文明的“汽车城”、“电影城”、“科教文化城”和“光电信息城”。吉林市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00.1亿元，增长17.7%。重化工业是吉林市工业产业特点。拥有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吉林化纤集团、中钢吉林铁合金厂等一批在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大企业。主要工业产品2000余种，化工、冶金、农副产品深加工三大支柱产业占全市工业的70%。

二、产业一体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其近些年产业趋势来看，虽然长春市产业顶着“汽车城”、“电影城”等光环，吉林市的重化工业在国内外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然而长吉两市无论在产业竞争力还是综合实力都存在下降的趋势。从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三化统筹”等目标考虑长吉两市的产业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有：

产业结构偏重、资源集约化程度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化工产业、粮食深加工、能源、材料等重、化行业占有非常大的比重，能耗和污染压力较大。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高端服务业、信息、商务会展、现代物流、服务外包等部门发育程度较低。第一产业仍以传统的种、养殖业为主，经营单体规模普遍很小，不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

空间格局尚不清晰，区域内部分工不顺畅。长、吉两市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基地，但管理体制上各自为政，“竞相发展”的制度性矛盾依然存在，导致“恶性竞争”多于“良性互动”，产业结构趋同。连接两地的产业发展轴带和重要节点已具雏形，但总体空间格局和功能定位尚不清晰，区域内部分工不顺畅。

产业发展的就业吸纳能力不足，制约“三化统筹”。偏重的产业结构以及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得产业发展的就业吸纳能力不足（城镇人口的单位从业率和报酬处于较低水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多于“统筹”。长吉两地的产业关联度不高，成为一体化发展的“短板”。产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内容，而长春、吉林两个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条上的技术关联很少，一体化的内在需求不明显。产业一体化已经严重滞后于长、吉两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一体化。成为发展的“短板”。

三、长吉一体化区域产业优化策略。

1.引导区域一体化发展。

首先，要大力培育长、吉两大产业基地之间的关联环节，特别是其基本经济部门（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学工业）之间的关联，形成产业链条。其次，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培育产业功能区和产业基地之间的关联，形成“核心-外围”结构，让一体化区域内的各个城镇能够最充分地利用核心城市发展的力量。最后，培育不同产业发展轴带、城镇产业共生区之间的关联，形成联系紧密的产业链网络，实现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 产业发展向高级化转变。

从第一产业角度来讲，应注重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尝试耕地流转制度，扩大单体经营规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倡导发展绿色农业、休闲农业、工厂化农业、特色农业、观光农业和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在减少农民的基础上提高农民收入。利用英俊、泉眼、劝农山、四家、奢岭、齐家、山河、太平、万昌、岔路河、一拉溪、搜登站、大绥河等全省农业产业基础较好的8个节点镇，发展现代农业，重点在岔路河中心节点，建设中国新加坡（吉林）食品合作产业园区，打造世界一流的农产品生产、出口基地和农业生态新城。建设劝农山无公害蔬菜基地，开发高端、绿色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使之成为供应长吉两市的“菜篮子”。

从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转变。提高科技含量，增强创新能力，做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同时，处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有意识地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扩大就业。具体来讲，以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和吉林市汽车产业园区为主要载体，依托一汽等重点企业，重点发展整车和零部件产业，打造汽车产业集群；以中油吉林石化为依托，带动发展地方配套化工，加快完善以石油化工、生物化工为基础，以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化学品为特色的化工产业体系，打造石化产业集群；依托大成、中粮、燃料乙醇、天景等龙头企业，建成世界级农产品加工基地；以中国北车集团长客股份公司为龙头，以长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园、吉林风电核电装备产业园、九台农机产业园为载体，建设独具特色的装备制造业基地。

鼓励发展承载大量就业的基础服务业，大力培育金融保险、会展、创意设计、现代物流、服务外包等高端服务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具体来说，依托长吉高速公路、长吉城际高铁西段和龙嘉国际机场构筑的现代服务业产业带，重点发展长春综合保税区、总部经济、航空服务、TOD商住、商贸物流等现代、高端服务行业。

培育新型业态。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发挥域内科技优势，培育发展潜力大、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型业态”。近期，重点培育高性能纤维（碳纤维、聚乳酸纤维）、生物化工（多元酸、多元醇、生物丁醇、生物柴油）、平板显示、RFID射频标签、固态照明光源等新型业态，以便在未来的产业扩张当中占据主动。 引导产业联动发展。

从实现“三化统筹”和践行新型工业化的角度，必须强调现代服务业、新型工业和现代农业之间的联动发展。以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总部经济、金融、中介、设计研发、信息服务、物流、咨询等高端部门引领传统工业部门步入新型工业化，带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城镇就业，承接新型工业化和发展现代农业所转移出的劳动力。以发展新型工业夯实现代服务业的扩张基础，为传统农业转型提供物质和技术上的保障。以发展现代农业加速区域城镇化进程，为现代服务业和新型工业提供良好的生态空间和基础供应。 积极拉动就业。

新型工业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排斥居民就业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遇到的一个难题，在东北地区特别典型。到2020年，长吉一体化区域城镇人口将达到650万左右，城镇化率达到80%以上。与现状416万城镇人口比较，意味着新增200多万城镇人口。因此，通过产业发展增加城镇就业，推动“三化统筹”，意义格外重大。

当前切实可行的举措有：依托区域产业特色，发展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为汽车、轨道客车产业配套的小型零部件、纺织、内饰、皮革加工等。为石化、粮食深加工产业配套的包装材料制造。保洁、安保、配送、家政等都市型服务业。

转变发展理念，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激励，挖掘现有产业的就业增量。给与安置就业多的企业以多种优惠政策，从补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转向补贴新增就业岗位。对于食品加工、旅游业、服务业、商务会展和物流等就业潜力较大的行业，在发展理念上就要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成为推动城镇化的有力“抓手”。

在双阳、九台、永吉等转型新城建设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给与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一是培育自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二是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吸纳就地转移的农业人口，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统筹发展。 推进一体化区域“两型”产业体系的发展。

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体系，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压力。执行国家最严格的保护耕地政策，保护并留住生态用地，有限制地扩张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大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碳权”和污染物排放交易制度。严格限制既没有科技含量、又无就业增量，市场前景充满风险、高耗能、耗水，占用大量工业用地的项目。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大力发展“静脉”产业。

6.引导一体化区域空间统筹。

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本质是为获得空间效率的节约，并实现空间效益的最大化，要在效率最高的地区集中配置资源，让资源最充分地流动。依托长吉间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强化的交通走廊建设，培育产业发展轴带和廊道；依托轴带上规划发展的新城、新区和新镇等，培育产业结点；依托现有的各类开发区，合理配置特色鲜明的城镇产业共生区。形成产业基地、轴带（廊道）、城镇产业共生区，层次分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总体空间格局，实现一体化地区空间结构的优化和空间效率的最大化。

四、结论长吉一体化产业发展，就是要通过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新型业态，以及优化区域内部分工，强化产业关联，拉动就业等产业发展策略，使产业发展服务于“三化统筹”，服务于转变发展方式，使产业一体化其成为一体化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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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企业应对机制分析

（一）产业链一体化的最高成本转移

通过对产业链一体化企业知识生产成本的静态分析，本文认为在产业链一体化过程中，成本曲线最高点的转移代表着产业链生产成本曲线的改变，是分析企业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成本曲线最高点的移动，一方面表明产业链原有生产成本随一体化后向和一体化前向。分别左移和右移，使得原有产业链生产的重心转移到阶段一与阶段二、阶段二与阶段三的边界点上，转变了原有的产业链生产模式：另一方面，产业链生产重心向生产阶段边界点的转移，推动一体联合生产企业将成本较高的知识生产资源向成本较低企业转移，而生产阶段边界点上知识成本的上升，提高了多用途、共用型生产知识的利用价值。

（二）产业链一体化成本的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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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 沈本一体化 发展对策

产业集群演化升级的理论基础

(一)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理

对于产业集群形成和演化机理的研究和阐述,涉及一些观点和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其在《经济学原理》中,最早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产业集群是由外部规模经济所导致。马歇尔提出,当产业持续增长时,在该区域会出现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先进的附属产业,产生专门化的服务性行业,以及刺激铁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改进。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还会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技术信息的传播,而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外部规模经济,进而导致了产业集群的出现。

克鲁格曼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将导致产业集群的外部性分为经济型外部性和技术型外部性。他认为,中间投入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这类市场因素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可称为经济型外部性:而人力资本溢出、技术扩散带来的溢出效应可称为技术型外部性。这两种外部性都形成了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同时,在集群内企业间市场份额竞争、价格竞争对区域集聚的分散作用,称之为集聚的离心力。克鲁格曼在其理论中强调了产业及其产生的自发性和空间分布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集群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从马歇尔到克鲁格曼的100年间,经济学家研究和关注的焦点是从经济学理论层面解释产业集群,而使产业集群成为政策操作层面的当属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波特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表明一个国家(地区)持久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产业竞争力上,而产业竞争力集中体现在其集群的竞争力。产业集群竞争力取决于该地区的要素条件、市场需求条件、关联产业和辅助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

(二)产业集群的主要特征

1.集群的专业化特征。产业集群并非是毫无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空间上的聚集,而是有明确的分工内涵。集群的最终产品以一两个产业为主,相关产业为这一两个核心产业服务,具有显著的专业化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专业化分工,才使集群内的企业之间,企业与机构之间产生紧密联系。这种建立在彼此信任基础上的紧密联系,使集群内部降低了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生产,是集群优势之所在。

2.集群的网络化特征。所谓集群的网络化特征是指集群内部各主体之间因为专业化分工而产生的密切的交互作用。这种网络既包括因为各种合同关系而形成的正式网络,又包括因为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非合同的稳定关系构成的非正式网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正式网络关系对集群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在长期非正式的交流、交易与合作中形成的稳定关系,能有效的传递和扩散各种无法编码的经验类知识,有力的推动集群内的创新,增强集群的竞争力。

3.集群的根植性特征。根植性是指经济活动深深的嵌入社会关系之中,与社会密不可分。集群中的企业和机构不仅仅是在空间上接近,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强烈的本地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经济上,还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区域文化的影响。简单的说,集群内主体的行为不仅仅受自身的利益驱动,更受到区域文化氛围的影响甚至决定,也就是说,一个成功集群的最终竞争力来源于其特有的文化。

辽宁产业集群演化升级视角下“沈本一体化”的可行性

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的经济现象。产业布局在静态上看是指形成产业的各部门、各要素、各链环在空间上的分布态势和地域上的组合。在动态上,产业布局则表现为各种资源、各生产要素甚至各产业和各企业为选择最佳区位而形成的在空间地域上的流动、转移或重新组合的配置与再配置过程。

产业布局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中决定区域竞争力与产业布局的先天条件及核心要素为区位因素,后天可以弥补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区域政策因素。现代区位理论对产业布局的区位选择提出了三个标准:成本最低、市场份额最大和聚集效益。现代产业布局既是一个市场均衡问题,又是一个区域均衡问题,实质上是成本均衡问题。无论是古典的区位理论还是现代区位理论,距离以及由距离所造成的运输费用,始终是布局问题的关键。现实中具体区位的选择是将上述三个方面标准与区域总体发展的要求结合,综合考虑区域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作出产业布局的最终选择。

(一)“沈本一体化”战略的优势分析

沈阳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本溪是全国18个较大的市之一,同为全国老工业基地,产业关联度强、山水相连、互补性大,无论从自然地理角度,还是从区域经济角度,两市都是相对完整的地域单位,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沈阳和本溪同是满族文化肇兴地,浓郁的满族文化和风情把两市人民融合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两市人民同根同祖,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本溪是辽宁中部城市群中距离中心城市沈阳最近的城市之一,与沈阳区位一体、产业相依、资源互补、人文同缘,是较为典型的“近中心城市”。

(二)辽宁产业集群演化升级是促进“沈本一体化”战略实施的动力

“沈本一体化”不是“一样化”、“同一化”,而是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有机结合,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一体化,是利用地域相邻、相近两个城市间的各种生产要素、社会事业及文化,互为融合、互为依托、互为补充和互为流动的联合协作体,并在空间上连绵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现象。辽宁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促进了“沈本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并将形成其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从沈阳市发展趋势看。沈阳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及战略是打造“大都市圈”,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和服务业新一轮大分工格局中。也就是说,以沈阳市作为一定行政区域的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范围的一些大中小城市,连接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区域城市带和经济带,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按着这一发展走势,沈阳在未来的发展战略及目标选择必然要打破传统的发展模式,发展成为“总装经济”的中心城市。这就需要解决好产业的集聚与扩散问题,突出其整合带动功能,必定要向周边城市转移非战略优势的产业,这就给本溪发展带来了历史的机遇。

从本溪发展自身现状看。本溪市地处辽宁东部的一个山城,地城面积相对狭小,是发展空间不足的一个腹地型城市,地理位置处在相对劣势状态。在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和辽宁中部城市群发展战略上,本溪只处在边缘,不是先期开发建设和重点扶持的对象,面临着百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加之本溪是国家老工业基地,多年来积累了许多历史滞留问题,结构性矛盾也非常突出。因此,随着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本溪必须融入辽宁省经济大循环中,主动与“五点一线”沿海经济联系,主动与中心城市攀亲结缘,全方位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接受“五点一线”与腹地城市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加入辽宁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中去。

“沈本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利用双重机遇促进两市城市化发展的客观条件,不仅具有时代的必然性,更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沈本一体化”发展对策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立足于保护土地、节约用地、合理用地, 贯彻循环经济理念, 厉行资源节约、环保先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对各类开发区用地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审批控制起步区规模,注重开发实效,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对招商项目要科学论证,园区进驻项目要贯彻循环经济理念,注重通过集群配套,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环境保护,贯彻国家“降耗减排”方针,严格控制审批“三高”项目,鼓励发展环保、再生能源产业及旅游休闲、创意产业等清洁型服务业,保护好有限的岸线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实现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与中部城市群及辽西发展的良性互动

沿海经济带、中部城市群和辽西经济区构成了辽宁经济地域系统的三大板块。按照不平衡发展理论以及弗农的梯度开发理论,考虑开发条件的现状与基础,加大“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力度,实施率先突破,符合经济规律。同时,沿海开发需要腹地支撑,辽宁中部城市群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通过“海陆一体化”加快发展的迫切要求,辽西地区面临发挥临海或近海优势实现整体跃升的现实选择。所以,处理好沿海开发开放与腹地的关系,努力实现三大板块互动发展,是实现“沈本一体化”的大前提与大原则。

(三)正确处理“一体化”与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国外产业集群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工业化的产物,同时产业集群能促进工业化发展。要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工业产业集群是有效途径。产业园区建设要符合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应主动接受母城服务功能的辐射,防止更多占用园区周边耕地资源。园区发展依托母城,工业园区的发展会推进区域城市化水平,进一步强化母城的区域中心功能。另外,母城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搬迁也为园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机会与可能。大力开发环保产业和生态农业,逐步实现区域产业化的链接和与城市工业化的连接。

(四)坚持科技创新且强调产业差别化

产业集群发展在运作中应强调差异化。差异化的创造,主要取决于高级化、专业化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而不是靠吸收低级生产要素来压低成本。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级生产要素的集群不会有长久国际竞争力,必须以高级要素的投入提升区域产业集群的水平,获得持久发展力。产业集群是技术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企业技术创新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保证。要通过各类开发区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完善要素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创建富于技术创新竞争力的园区发展环境,防止集群发展过程中“营养不良”、技术创新不足。顺应产业集群发展趋势与产业布局规律,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开发自主技术,提高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进而打造企业品牌、园区品牌,提升区域产业集群层次与竞争优势。走以特色集群为发展基础,以园区管理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作支撑,促进特色集群层次升级的集群发展之路,从而维持园区、企业、产业布局与集群发展的持久生命力。

(五)坚持科学化的工作程序以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规划、产业布局、产业集群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合理的工作程序,统筹安排。要防止与避免工作程序的本末倒置,给“一体化”发展后续工作埋下隐患与先天不足,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选准发展功能定位,充分依托沈阳基础设施条件、功能配套、资源共享,加快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在产业布局建设上,充分考虑水、土地、能源等要素支撑条件,适度集聚发展,杜绝盲目圈地、一哄而上。在环境保护上,要预先规划和管制。遵循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产业为纽带,以配套促聚集,注重上、中、下游产业的衔接,打造产业平台,增强产业竞争力。如:提升钢铁深加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恢复通用机械设备加工制造能力,为以沈阳为中心的装备制造业形成零部件配套加工基地。整合现有的机械加工企业,有差别地选择主导产品线,形成汽车零部件、机械器材及配件、新型管材管件和新型五金制品四大系列产品的产业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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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京津冀都市圈位于我国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八座城市（石家庄、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承德、张家口和唐山），该区域城市密集，经济发展迅速，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廊坊处于河北省中部、京津两大直辖市之间，市区距北京40公里，距天津60公里，距天津新港100公里，所辖1区、2市、6县（1区指廊坊市区；2市指三河、霸州两个县级市；6县分别为香河县、永清县、固安县、文安县、大城县和大厂回族自治县），全部环绕于京津两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廊坊作为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总量增长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一、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概况

2004年2月，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京津冀三方达成共识，正式确定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思路。京津冀都市圈中长期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增长极，三层次发展战略。京津冀都市圈占地183704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9％；人口7605.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8％；2009年GDP合计为36600亿，占全国GDP的10.9%，该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和天津的核心地位显著。

在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坚持以一体化发展为中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方向的同一性、产业结构互补性的特点，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产业的整合与重组，实行地区经济联合与协作，从而以整体优势参与对外竞争。都市圈内隶属河北省的8个城市都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有效途径，其中廊坊依靠自身的土地、区位等优势，将与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一起，成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三大“黄金点”（魏后凯，2006）。

二、廊坊的自我定位

一个城市的发展关键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发展战略是否正确，城市定位是否合理，产业定位是否科学。如果一个城市的自我定位本身就不合理、不实际、不科学，势必会严重影响这个城市的发展。

廊坊在上世纪的80年代的定位为“城效型”，90年代的定位为“外向型”，进入21世纪，将定位调整为“生态型”。应该说廊坊的城市定位在随着周边环境和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着不断地调整优化，十年一发展。“城效型”“外向型”“生态型”三种定位的内涵不同，但相互联系，标志着廊坊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体现着廊坊发展理念的进步和驾驭能力的提高。

“生态型”城市定位的全称是“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致力于优化产业结构，凸现集群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定位不但符合廊坊的实际而且符合时代的特征，更加注重增长方式的转变，图1为廊坊市的工业发展定位，可以看出廊坊工业发展更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重点发展高新经济、循环经济。

三、廊坊经济发展状况

（一）经济总量快速增长

图2为2001—2010年廊坊市生产总值及发展速度的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十年间廊坊的经济总量保持快速增长，其中2004—2007年增长速度不断加快，2006和2007年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均在15%以上；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和2009年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10%以上，2010年逐渐回升，达到12.5%，发展势头良好。

（二）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2005至2009年，廊坊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数量和利税方面均实现较大程度的发展，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1134家，是2005年的1.66倍，实现利税144.6亿元，同2005年相比增长了3.5倍。2009年廊坊市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30，获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三）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2001年廊坊市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为1：2.82：1.59，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4.53：2.93，十年间廊坊市的产业结构获得了较大的调整优化，这主要得益于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表1为2001—2010年廊坊市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及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廊坊市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其中2006年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为19.0%，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为15.1%；2007年第三产业增长率高达19.6%；2010年廊坊市经济已经逐渐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重新开始新一轮的加速增长，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

四、三河市成功借势京津

三河与北京仅一河之隔，西距天安门32公里，处于环京津、环渤海经济圈的腹地，是廊坊所辖1区、2市、6县中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地区。近年来，三河市经济发展迅猛，综合经济实力常年位居廊坊市首位，是河北“十强”，全国“百强”。2009年，三河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68亿元，占廊坊市总产值的22.8%。三河市经济能够表现出如此强的活力，获得如此傲人的成绩，诀窍是一个“借”字，依托区位优势，“借势”京津，三河市通过对接交通、对接基建、对接服务、对接产业成功地打造了与北京的无缝对接。

传统产业如食品、蔬菜、花卉、建材等努力打造京津的供应基地；制造业不断加强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围绕驻京跨国公司、大型龙头骨干企业、总部基地和各类科技研发中心，大力发展配套产业，从而促进先进制造产业及高新技术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确立了研发在北京，生产在三河的发展思路；服务业的目标是“做大做强做优”，定位于消费型、服务型城市，努力吸引京津居民来三河旅游休闲、消费娱乐，各类大型企业及经济组织进行商务活动。三河的各类型产业正是通过找准定位，与京津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才得以获得蓬勃发展。

三河市“借势”策略的成效已经逐渐显露，经济发展速度令人惊叹，值得其他各县（市）学习借鉴。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对三河的影响远远超过天津，这也是整个廊坊“借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天津牌”尚留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五、结论与建议

1、廊坊市准确把握自我定位。通过对城市定位的不断优化，逐渐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找准方向，确定功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2、廊坊市依托区位优势，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发展，工业效益显著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综合实力稳步加强。

3、三河成功借势京津，经济发展令人惊叹。三河市通过成功打造在交通、基建、服务、产业等方面与北京的无缝对接，全面改善了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中外资本，最终实现经济的迅猛发展，其借势经验具有极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柏素敏，刘雪.京津冀一体化条件下廊坊市主导产业发展途径思考[J]．职业时空.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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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文献回顾

改变我国物流企业功能单一、服务质量低的问题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相关学者在不同领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总体来说，相关问题的研究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而就产业集群环境下的相关研究也相对较少。陈畴镛［4］利用Porter［3］的“钻石”模型对产业集群中的第三方物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第三方物流对物流生产要素具有强化作用，第三方物流可以对社会上分散的如车辆运输、仓储设施、物流设备设施等物流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从而可以提高第三方物流的综合一体化服务能力，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成果表明:企业化模式可以有效促进产业集群物流服务综合一体化的发展。宋留栓［5］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对广东产业集群以提高物流服务质量为目的物流合作治理结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资产专用性的高低决定了物流合作所采取的治理结构，即随着资产专用性的递升应采取更加紧密的治理结构。采取合理的治理结构才能更好促进产业集群物流的发展，进而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陈治亚、陈维亚［6］指出中小物流企业可以通过构建水平一体化联盟来提升企业综合服务能力，并实现规模经济。他们认为，由于物流的功能要素很多，每个功能都具自身的技术经济规模特性，因此第三方物流企业不可能同时将所有功能要素都做强做专，尤其是成长中的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企业，由于资金、人才、管理等的缺陷只能专注于几个具有核心优势的运作层面。对于这一类企业，可以采取水平互补结盟的方式来实现物流资源重组优化。

卢锐等［7］对南京王家湾物流园区的运作模式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物流园实际上是扮演一种信息中介的角色。物流园依托其计算机网络资源，搭建了一个虚拟交易的信息平台，为物流需求商提供运输、仓储、包装配送以至于供应链设计与策划等综合物流服务。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物流园区进行统一调度管理，以实现资源的最合理利用。此外，翟丽丽［8］、晏卫平［9］、李艳丽［10］等也在相关领域进行了探讨。总体来说，目前相关研究存在两个问题:就我国物流企业规模小、功能单一、不能提供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提出了市场交易平台、联盟等资源整合治理模式，但未结合产业集群的背景;对产业集群背景下的配套物流综合一体化服务能力欠缺、服务质量低问题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或只提出一种提高综合一体化能力的模式，或提出了多种提高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质量的治理模式，但模式结构模糊，在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只提出一种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集群环境下综合一体化物流的3种模式的具体结构，并从交易特性的3个维度对模式的选择进行了立体分析。

3相关理论介绍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威廉姆森［11］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出发，运用不完全契约下影响交易水平和特征的交易的3个性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的性质。他认为在基于市场和企业的交易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中间状态的治理结构———联盟结构(图1)，联盟结构是交易制度的一种创新与变迁，这种制度安排兼具市场与企业的优势。(协议或者是产权的约束共同发挥作用，或者一种机制促使另一种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又能克服两者的弊端(科层组织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中一次易的巨大成本)［12］。基于威廉姆森的这一理论，完整的综合一体化物流可以采取以下3种组织方式:1)市场方式，即若干具有相应核心物流功能，但是核心功能单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自愿衔接或者在相关组织方协调下通过市场契约的形式完成综合物流全程服务;2)企业方式，即以组成一体化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形式，形成覆盖全部或大部分物流功能的大型服务网络，也就是说由一家物流功能完整和平衡发展的大型企业来完成综合物流服务;3)联盟方式，该方式处于前两者之间，即通过比市场的外部合作程度更高、合作时期更长远但不及企业内部管理程度的一体化形式完成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全过程。3种组织方式具有特点不同的交易组织特征，在进行产业集群物流支持体系的建设中，应因地制宜进行选择。

4产业集群3种综合一体化物流模式

产业集群的显著特点是大量相关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聚以及企业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物流支持系统是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操作中，集群管理部门通过物流园区的模式完成分工不同(核心功能不同)的物流企业的地理集聚，地理集聚带来了集群物流的基础优势，为产业集群物流服务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采取何种组织模式(治理模式)来改变具有地理集聚优势的集群物流企业的无序经营现状，进而提升集群物流综合一体化服务质量、完成集群竞争力的升级逐渐成为产业集群管理者关注的重点。本节将结合威廉姆森［11］的相关理论具体描述3种产业集群综合一体化物流组织模式结构。

1)市场交易平台组织模式。产业集群的物流市场交易平台组织模式是指:通过专门的组织机构，如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等，将社会上分散的物流资源集中管理与优化组合，来为物流服务需求商提供综合化的物流服务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组织模式下，各功能性物流提供商是独立的市场参与者，他们凭借企业单一的核心物流服务以完全的市场角色参与市场化交易，在交易过程中接受平台运营商的监督与管理。物流平台运营或管理者则扮演物流功能资源整合与管理者，作为市场交易的中介机构存在于交易过程中，一方面，平台通过市场的导向作用，沟通了需求与供应，既能开发新需求，又能有效促使供给的增加［13］;另一方面，根据市场上服务需求方要求的服务水平整合分散的物流资源，为需求方提供相应的综合化物流服务。这种组织模式的组织模型如图2所示。

2)企业组织模式产业集群的综合一体化物流的企业组织模式是指由传统物流功能性公司转化而来的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企业将企业自身的核心功能从原有公司抽取出来进行资源的重组优化，组建功能平衡的新形式的大型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模式(如图3所示)。这些中小型第三方物流公司是由传统的运输、仓储以及新兴的物流设计公司转化而来，尽管随着第三方物流概念的引进在原有业务上进行了一定的拓展与延伸，但是在提供综合化物流服务时，除了原有的核心功能外相关的物流功能往往成为企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短板，而基于物流功能的企业重组使企业的综合能力得到广泛的加强，为提供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基于企业的一体化管理模式在物流的组织、管理与控制方面具有其他组织模式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3)联盟组织模式物流企业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流企业之间，为实现资源共享、成本共担，或者优势互补等特定目标，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通过股权参与或契约联合，结成的较为稳定的集约化物流合作伙伴关系，以达到共同拓展物流市场、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益的目标。物流企业组成联盟之后，基础资源得到了跨领域或跨地域的扩展，软件资源得到了完善，优势资源得到互补，各种资源都得到一定的扩充［14］。物流联盟的优势互补效应决定了其在构建产业集群综合一体化物流支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物流联盟能够使核心功能单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组成结构相对稳定的虚拟结构，而核心功能采取这一相对稳定的结构不仅为产业集群制造企业的综合一体化物流需求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而且能够为联盟成员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联盟成员之间稳固的业务往来形成的稳定关系常常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产业集群中综合一体化物流的联盟组织方式的结构如图4所示。

5基于交易特性的产业集群综合物流模式的选择

威廉姆森［11］认为，相关交易组织模式的交易特性可以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3个维度进行分析．本节从这3个维度出发，对产业集群综合一体化物流的组织模式选择进行探讨。

5．1产业集群物流的资产专用性分析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至少可以分为地点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以及专项资产专用性等。从国内第三方物流的情况来看，国内大部分第三方物流是由传统的运输、仓储等传统的物流功能公司转化而来。这些经过业务拓展与延伸演化而来的“第三方物流”以原有传统功能为核心业务功能为经营的重心，核心功能的资产包括核心功能的实物资产、人力资产以及专项资产等，这些资产具有相对的专用性。在提供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的过程中，为了维持这种含有专用性投资的物流合作易，功能单一的物流公司就会有动力去寻找合适的机制来保护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威廉姆森［11］的启发式模型(HeuristicModel)认为，市场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占有优势，而内部组织则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根据启发式模型，产业集群综合化物流的成本可以分为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两大部分，以h表示港口物流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设企业化治理成本为gα(h)，市场化治理成本为gβ(h);企业化生产成本为cα(h)，市场化生产成本为cβ(h)。当h=0时，gα(h)＞gβ(h)，因为市场化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优于内部组织，而资产的通用性使交易对应变能力的要求降低。随着h的提高，交易对治理结构的应变能力的要求变高，市场的治理成本也会变高。据此，令Δg为企业治理成本与市场治理成本之差，即Δg=gα(h)－gβ(h)，(1)ddhΔg＜0。(2)如图5所示，当交易涉及的资产专用性较低时，企业化治理成本大大高于市场治理成本，随着资产专用性的逐渐提高，市场化治理结构的这种优势会逐渐丧失。在某一点h=h*上，市场治理成本和企业治理成本相等，随后市场治理成本逐渐高于企业治理成本。

令Δc为综合物流的企业化组织与市场化组织成本之差，即Δc=cα(h)－cβ(h)。(3)另外，市场较企业可以更容易实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以Δc是h的减函数，所以有ddhΔc＜0。(4)而且企业化规模经济永远不可能大于向市场化时的规模经济，所以，Δc最小时不会小于零，如图5所示。产业集群物流生产的最终目标是Δg+Δc的最小化。图5中的h*构成了将产业集群物流业务在市场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分界点。当资产专用性小于h*时，市场治理占有优势;当资产专用性大于h*时，企业治理占有优势;当资产专用性在h*附近时，就会出现中间组织形式。。基于以上分析，在为产业集群提供综合一体化物流过程中，各个功能单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之间的资产专用性较大。因此，采用联盟一体化与企业化的组织模式比采用市场化的组织模式更具有成本优势。

5．2产业集群物流的不确定性分析

在产业集群的综合一体化物流组织构成过程中存在着高度的内生不确定性和外生不确定性的交易。首先，从外生不确定来看，随着物流市场的繁荣，竞争日益白热化，产业集群物流的需求数量以及需求质量等每时每刻都处在一个变化的复杂环境中;其次，从内部的不确定性来看，在核心功能单一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为提供综合化服务而寻求合作伙伴时往往由于“有限理性”而付出更高的成本，以及与合作伙伴在合作过程中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而可能使合作处于破裂等。联盟这种一体化组织模式在所形成的双方的长期重复交易可以有效地避免机会主义的发生，同时又不必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支付额外的成本，而企业化的组织模式更具有一体化管理模式在规避不确定性方面的各种优势。

5．3产业集群物流的交易频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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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资本运作缓慢

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对土地都有很强的依赖性，将土地看的非常重要，作为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本，因此缺少对土地流转运营的认识，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如果没有土地，就会感觉到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所以土地的资本运作缓慢，土地流转的进程受到了阻碍，除此之外，即使在已经流转的土地上，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传统农业生产劳作模式，制约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不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2.农业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现阶段的农业产业结构对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不利，不但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收入，还会影响农民转变的积极性，急需进行调整，否则会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但是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容易扎堆，一旦认可了一个好的产业之后，之后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推广，然后造成产业过剩，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

3.缺少资金、技术和信息的支持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最新的农业信息支持，但是目前的状况是这三个方面都有所欠缺。资金是改变农具生产方式和土地改造的重要支撑，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这些工作无法完成；除此之外，先进的农业技术材施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缺少先进的农业技术，土地流转的作用难以发挥，对于提高生产效益帮助不大；最后，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以最新的信息为依据，因此只有及时地了解到最新、最准确的信息，才能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发展。

4.生产技术落后

现阶段土地流转的进程受到了制约，因此大面积的流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直接影响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推广，影响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农村，仍然使用传统的劳作方式，而且土地较为分散，很多大型的农业机械无法得到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也无法得到实施，不但制约了劳动力的解放，还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二、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措施

1.规范土地市场，推动土地的流转

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对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权和收益权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主体、利益关系等已经给予了界定，但是各地方政府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规范土地市场，指导市场行为，从而建立良好的土地市场秩序，健全可行的土地流转规则和制度，使土地流转工作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为农民的自愿流转做好解答工作。

2.健全农业保险，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民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种植结构和种植方式，如果发生改变，农民担心会给自己的稳定收入带来风险，因此，在缺乏必要保障的情况下，农民不愿做出结构调整。所以，为了增加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意愿，就需要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给农民的生活给予必要的保障，但是由于农业保险体系的风险高、汇报低，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最大限度地配置最优资源，政府要健全农业保险方面发挥出主导作用，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3.增加资金、技术和信息方面的支持

要想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首先就需要保障资金的供给，一方面争取国家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还要选取一些前景较好的项目，利用自身的优势吸引外部的投资，还可以争取银行贷款；其次要加强技术配套，制定好的政策吸引专业的人才，引进先进的生产技?g和工具；最后要保障信息的畅通，充分的利用网络资源，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4.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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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丰富的年代，文化诉求成为社会的焦点，文化产业赫然显现。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文化建设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文化被区分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两部分。文化之于我国开始肩负“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如此而言，谓之曰“能体现出文化品格的经济形式”必然偏重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体育文化的促进与发展已经开始被委之以重任，并逐渐提上日程。尤其是在2012年3月5日总理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体育的部份表述是“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在我国虽然近些年来作为文化消费的主力军的体育文化产业业已蓬勃兴起，但在官方文件中一直没有得到认可。“体育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在经历了曲折发展之后第一次作为官方表述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并理清了“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关系之后，暗示了“体育文化事业”的“公益性”和“体育文化产业”的“经营性”。

1.2体育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阻隔与融合

当代中国体育正在成为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和社会亲和力于一体的综合社会价值实现平台，体育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从目前我国体育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来看，其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在：（1）体育文化产业自身结构布局不合理，尚未形成多方位且具有一定特色的产业集群；（2）对于体育文化产业通过创意与实体产业形态融合不到位；（3）缺少推进文化发展的责任担当；（4）国家对体育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政策不统一。作为体育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剂”的——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应发挥其作用。从理论层面上说，将任何一种体育商品赋予文化创意的内涵后，都会使其附加值提升，从而成为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滋生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体育文化门类都可以变为商品，形成产业。只有那些能够作为体育商品交换或提供有偿服务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才能化身为产业形态的文化，才可以作为产业经营运作。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浪潮当中，在体育文化发展被提上日程之后，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值得人们的注意，因为通过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们既可以将抽象的、崇高的体育文化实体化、产业化，通过经济手段将其更好的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可以将时代气息融入到现有的体育文化产业当中，使其更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更容易参与其中、感受其中。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必将在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二、体育文化创意产业——为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开拓新空间和新领域

2.1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开拓性

由于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因此能够将技术、商业、创意和文化融为一体，使制造业得以延伸，有利于拓展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创意产业在生产环节上不仅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并且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性，其核心创意设计为众多行业生产提供服务，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必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是创意产业成为高增长性产业的基础。如此而言，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将是对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一种质的提升和超越。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将融合体育文化、体育科技和体育经济三方面内容，汲取并集结各界人才，将文化资源优势融合到体育资源当中，从而大幅度提高传统体育制造业产品的文化知识含量，进而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体育产业的整体经济贡献能力。体育是社会活动的一种极为活跃的形式，体育运动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实质、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能力、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共存都为体育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可供培育的土壤。分析我国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使体育文化交流能促进产业互动，使体育创意理念能引领体育产业的走向，使体育文化资源成为激发体育产业的动力，从而以特色的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带动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以及其层次的提升。可以说，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在细化体育产业发展的同时，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开拓新空间和新领域。

2.2体育文化创意产业推动体育文化产业由二维向三维发展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其中健身娱乐业、职业体育和赛事经济、体育中介服务业、体育用品制造和销售业、体育旅游业、体育传媒产业都日渐成熟，发展迅速。体育文化产业虽然起步比体育产业要晚，但是也通过实践总结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特色的经验，例如中国奥组委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市场开发取得丰硕成果，北京奥组委的市场开发包括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和独家供应商等赞助企业62家，15家奥运体育器材供应商，35家残奥会赞助企业，5家火炬接力赞助企业，累计收入超过10亿美元。伴随着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的同时，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初具雏形，2008年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的征集、选秀、知识产权保护、营销等一系列过程，正是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例再现。福娃具有独创的知识产权和广阔的市场开发空间，在全国各地北京奥组委授权的特许商品零售店销售。其营销范围主要有玩具、服装服饰、箱包、文具、贵重金属纪念章、徽章等六大类近300种。同时，福娃动漫也充满了创意，106集动画片《福娃》是全球第一部以奥运文化历史及奥运吉祥物为题材的动画片。作为奥运会吉祥物，是刺激奥运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从历届奥运会的经济数据中，足见吉祥物的“含金量”。按往届奥运会，吉祥物收入一般占奥运会收入的10%左右来计算，将有近3亿美元左右的收入记在福娃账下。北京奥运会期间，“福娃”等奥运特许商品的销售异常火爆，带动相关税收收入大增。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共开设奥运会特许商品零售店超过6300家，销售12大类8000余款奥运特许商品。奥运会吉祥物本身是体育文化的一角，“福娃”则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文化创意，而“福娃”产业链则体现了体育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的效应。体育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拓宽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使其由二维的——体育与文化，发展成三维的——体育、创意、文化。在巩固已有市场的同时拓宽思路，培育新型的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市场领域。将生产力与文化力紧密结合，将故有体育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巧妙融合，从而实现促进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与发展，这是体育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策略和思路。

三、体育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体育经济发展

在信息、科技都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绝不可以只拘泥于现有形式，而应该多元吸纳信息元素，充分实现创意的融合，创意产业的发展是现代社会符号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当我们将视域界定在体育领域，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则成为体育文化产业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是体育社会功能符号化转向的重要表征。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将促进无形体育文化资源的实体化，使被“束之高阁”的体育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听觉、视觉、触觉、感觉或知觉而得到的文化体验。作为具有体育文化体验、富有体育文化内涵、体现体育文化品格的经济形式——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体育产业的活化剂，为新时期体育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对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缘起和意义的追溯，对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以及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繁荣背景下进行追溯的反思。在追溯以及反思之后抽象出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义以及提升路径，即发展体育文化创意产业应遵循体育是背景、文化是资源、创意是思路、产业是出口的基本原则。体育文化创意产业能够通过转变增长方式，促进体育经济全面发展；通过提高社会效益，促进体育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体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塑造体育品牌形象，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只有实现以体育文化交流促进体育产业互动、以体育文化创意理念引领体育产业走向、以体育文化资源激发文化产业动力、以有特色的体育文化整合方式带动体育产业提升，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体育文化力”与“体育生产力”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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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ation Analysis of Backward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Retail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Based on H Company’s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ermarket Docking

ZHANG Hao，LEI You-chu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 China）

Abstract： Taking H company as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norminal case study method， including field interviews， secondary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coding，the motivation of backward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Retail Enterprises were presented. ①A small number of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iers meet the quality standards；②Frequent deal with upstream suppliers and high transaction costs；③BIg default risk of the suppliers；④Large scale of local chain supermarket and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subbranches. The study could provide advices and referenc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retail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manag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Key words： supply ch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ckward integration； supplier； quality standards

为了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2008 年 12 月商务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对农超对接试点工作进行部署。农超对接成为我国农产品流通的新兴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带动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其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正规化、规范化建设，提高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保障水平[1]。农超对接的实质是农产品供应链节点的减少与链条的缩短，目前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零售企业+合作社+基地”是指零售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按照零售企业内部的质量标准，与其签订长期的采购协议。但是，由于现阶段缺少足够的符合零售企业供货要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且生鲜农产品易腐的自然属性决定了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之间必须紧密衔接，要求产品的周转周期尽可能短。因此，第二种自建基地模式应运而生。“自建基地”是指零售企业向生产源头延伸，雇佣管理团队全程掌控农产品生产过程，更直接地“按需定产”。在这种模式中，零售企业将农产品生产环节与自有的零售环节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实体来运营，形成纵向一体化的“超级企业”[2]，农户成为基地的雇员。基地通过专业管理人员直接管理和监督农产品生产过程，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零售企业供应符合数量要求和质量标准的农产品。

已有学者对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因开展了大量研究[3-6]。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因有减轻税赋[7]、规避管制[8]、节约交易成本[9]、获取信息[10]、获取竞争优势[11]、提高企业绩效[12]等。刘洋[13]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分析组织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因有：增强垄断力、产品生命周期、规模经济等。Arrow[14]和Carlton[15]分别从供给与信息不确定性和转移风险的角度分析了纵向一体化的动因。徐斌[16]通过假定需求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与纵向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纵向一体化的动因。结果表明：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纵向一体化对一体化双方均有利，且缺乏信息的企业一体化意愿更为强烈。部分学者认为企业是否实施供应链纵向一体化需要多种因素之间的权衡。如Collis等[17]提到在有限的范围内纵向一体化可以使组织增加收益，超出一定的复杂限度，一体化的管理成本就会增加，组织收益反而会减少。王宗胜[18]借助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之间的权衡是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关键。方世敏等[19]考虑到当市场交换的成本超过了它带来的收益时，企业应该实施纵向一体化，提高组织内部能力。杜建耀[20]研究发现纵向一体化是用组织内部协调代替市场交易协调的一种典型方式。纵向一体化是否发生，发生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实现纵向一体化前后的成本收益比较。节约交易费用是促进纵向一体化的因素；管理费用的增加，则是限制纵向一体化的因素。由此可见，企业是否实施供应链后向一体化需要多方面的权衡，而后向一体化战略实施过程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纵向一体化的动因。但由于实际中缺乏相关典型案例，目前对中小零售企业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基于H公司农超对接的案例，探讨中小型零售企业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旨在为顺利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1 案例选择

研究选择的案例企业――青海H超市有限公司（简称H公司），是一家本地化的中小型综合连锁超市。2010年3月，H公司初步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成立青海省首个由超市直接投资建设的农超对接种植基地――青海H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简称H基地）。H基地位于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由H公司出资组建，主要从事蔬菜种植、收储、保鲜和配送等经营业务。选择H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有以下两点原因：①符合单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与构建要求。H公司作为中小型零售企业是青海省西宁市首个实施“自建基地”的代表性企业，在过去几年的经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虽然这种模式可能不带有普遍性，但“它往往提供了在极其稀少或极端的情况下探究一种重要研究现象的机遇”[21]。②符合便于调研和持续跟进的要求。研究人员在青海，利用地缘、学缘等有利条件，与H公司持续保持着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自2010年以来开始积累H公司的案例资料，对H公司实施农超对接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这可以方便地接触案例企业并收集数据资料，也有助于确保研究的信度，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选择单一案例有3个理由：一是单一案例研究是多案例研究的开端，也是构建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有时单独一个案例可以用作确认或挑战一个理论，也可以用作提出一个独特的或极端的理论[22]；二是单一案例研究能更加深入地进行案例调研和分析，更容易把“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说清楚；三是在案例筛选过程中发现目前实施“自建基地”模式的企业还很少，符合条件又便于获取数据资料的就更是难得，这种不常见的现象适合或只能进行单一案例研究[23]。

1.2 数据来源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遵循案例研究数据采集的规范步骤和方法，数据来源包括：①研究小组对H公司高管（副总经理和生鲜部主任）、H基地管理人员共5位管理者进行了多对一或多对多的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平均为45 min。同时，在H基地选择了8位种植人员进行了一对一的开放式访谈，每位访谈15 min左右。本文涉及的访谈对象、访谈时间、访谈内容、样本描述等情况如表1所示。②实际观察。研究小组在H公司内观察农超对接货架的农产品销售情况，以及消费者选购农产品的过程；在H基地观察蔬菜检测中心种植过程以及技术指导员对种植人员的技术指导工作。③档案文件。档案文件主要包括：H公司从实施农超对接以来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过的有关农超对接的文章或报道；从H公司网站和公司内部获得的数据资料（实施农超对接相关的文件、材料）；网络中消费者对H公司实施农超对接的评论及看法。不同来源的数据资料形成了三角验证，为案例研究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提高了案例研究的信度。此外，针对H公司内的消费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分析消费者对农超对接的认知度和对超市内农产品质量的评价。

1.3 数据分析

分别对深度访谈、档案文件和实际观察三方面的数据进行编号，其中对6类深度访谈者依次分别编号为I1―I6；从文件档案得到的其他资料依公司文件、新闻报道、期刊杂志等被分别标号为A1―A3；由实际观察归纳的文本被标号为O，消费者调查数据被标号为Q。然后，针对重点研究的问题，对已编号的文本资料进行提炼，找出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语句，一一列在表格上，进行具体而详细的分析，最终得到研究发现。

2 基本发现

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升，为了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果蔬类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更加倾向于提升产品质量，因此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快速发展。有学者认为实施后向一体化能够改善或保障产品质量[24-26]。Hanf等[27]研究发现农产品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但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不满意度越来越高，而纵向一体化通常被用来解决这一类的市场失灵。根据王瑜[28]的描述，农产品加工业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需求波动越大，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动力就越强，进而对紧密型纵向一体化模式的要求就越强烈。我们的数据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消费者对超市内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高，而供应商提供的农产品无法满足超市规定的质量标准时，超市更有意愿实施后向一体化，通过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全程监督和管理来生产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 本地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供应商越少，零售企业越倾向于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消费渠道的转变，更多的城镇消费者倾向于到超市购买[29]。与农贸市场等多对多模式相比，超市一对多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更有能力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另一方面农产品销售增加了超市的客流量，带动了超市其他商品的销售。因此，提高农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增加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信心对超市至关重要。青海是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差大，夏季大田可种植部分应季蔬菜，但由于设施蔬菜种植发展滞后，反季节蔬菜供应存在较大缺口，目前市场上很大一部分果蔬需要依靠外地调运。

农超对接初期，H公司和西宁市大通县F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合作，对接产品主要以应季蔬菜为主，大部分是生长周期短的叶菜类。而且对接以合作社为主，合作社自主决定每日供应超市的蔬菜种类和数量，缺乏与超市之间的交流，对于农超对接的蔬菜质量标准，双方没有达成共识。H公司周边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程度较低，从2008年开始到2011年11月，仅注册了350家，合作社的数量与质量都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本地的合作社没有强烈的意愿和足够的资金去改善生产、加工条件，从而使得农产品品质难以达到超市标准。

H公司作为青海本土企业，难以在本地找到符合标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超市对接，因此为了有效地保障农产品质量，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H公司决定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战略――建立H基地。基地依靠超市的资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和当地村民签订为期15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从而获得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目前基地建设了高标准蔬菜种植深冬温室250栋（包括标准化育苗温室4栋）；建设蔬菜保鲜库1座，达到年保鲜贮藏及加工销售鲜菜能力5 000 t；同时，建设配套的蔬菜检测、加工（分捡、清洗及包装等）、配送中心等设施。对于当地农民采取合同聘用形式，把农民作为员工进行管理。聘用专业技术人员对农民进行培训、指导。农产品种植过程中，首先从育苗、栽苗、管理到采摘都有专业技术指导员进行一对一指导，农产品生长期间，种植人员根据不同农药的残留期，严格控制农药喷洒时间和次数，质量安全员详细记录农药化肥喷洒时间。其次，成熟的农产品在采摘之前都要在基地蔬菜农药残留检测中心进行农药残留抽样检测。最后，超市在上架之前，对所有农产品进行第二次农药残留抽样检测。此外，H基地已注册商标，由基地统一包装、配送的农产品都标有该商标。由基地种植的小乳瓜、紫白菜、菜瓜、香芹、黄瓜等已经获得了国家无公害产品认证。H基地实施规范化、科学化的种植生产，严格控制蔬菜质量安全，实现农产品质量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控制。因此，当中小零售企业在本地难以找到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供应商时，自建基地的后向一体化模式成为超市保证农产品质量的一种自然选择。

Perry[30]和Williamson[31]从三个维度来衡量交易内部管理的有效性，分别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当交易频繁发生，而且需要较高的交易专用投资时，机会行为就会发生，导致交易成本升高，市场交换就会被更有效的纵向一体化代替。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可以使原来市场中的交易关系转变成企业组织内部的管理关系，进而降低交易费用。陈铭涛等[32]认为企业后向整合度与生产成本负相关，与资产专用性程度、盈利能力、交易费用及管理费用正相关。由此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2 与上游供应商的交易越频繁，交易费用越高，实施后向一体化的可能性越大。

Williamson[33]从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刻画交易，当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与专用性投资三者结合起来会严重阻碍市场交易，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频率越高以及不确定性越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越大。所谓交易成本，就是与生产成本相对应的，在交易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所产生的成本，包括违约成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等。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的自然风险和交易的市场风险等不确定性、农产品集中收获的季节性以及专用性投资的存在，使得超市将业务范围逐步拓展到储藏、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农产品具有易腐特点，在供应链中环节越多、时间越长所造成的腐烂损失越大，会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交易成本。而供应链后向一体化是减少农产品损耗的客观要求。

H公司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交易费用：①蔬菜配送中心减少交易次数，提高交易效率。H基地建设了配套的蔬菜检测、加工（分拣、清洗及包装等）、配送中心，分散重复的交易都集中在配送中心统一完成，使各分店与供应商之间复杂的外部关系变为超市内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减少了交易次数，提高了交易效率，“内化”了交易活动，降低了交易费用。一般而言，规模越大，配送中心的作用越显著。②统一采购节约了采购费用。配送中心将各门店的订货计划汇总，统一向各分店供货。配送中心的建立减少了超市在搜寻、谈判、签约等方面的交易费用。③节约保管费用。H基地建设了蔬菜保鲜库，达到年保鲜贮藏及加工销售鲜菜能力5 000 t，保鲜库将各门店的库存功能集中，合理安排库存结构和库存时间，减少保管费用。④节约运输费用。H基地经理认为基地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运输距离，H基地位于西宁市郊区，离H公司相对比较近，基地到超市最近的门店距离12.5 km，基地有专门的配送车将配送中心的农产品高效、安全地向市区运送，大大减少了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基地配送中心将各门店所需商品统一调配，一次性地送到门店，使运输过程简化，运输次数减少，降低了运输费用和人工费用。

杜建耀[20]提到实行纵向一体化可以在不确定的市场交易中获取较确定的投入要素供给。为了保证供货的及时性，企业倾向于实行后向一体化，生产自己需要的投入品。于干千等[34]研究了餐饮企业，发现实施后向一体化可以增强企业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通过实施后向一体化，餐饮企业可以确保企业原材料的稳定供给和产品的销售，即使是在原材料供应紧缺时企业也能得到充足的供应，在需求降低时仍能有一个产品的输出渠道。因此，后向一体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由此有以下命题：

命题3 供应商违约风险越大，零售企业越倾向于实施纵向一体化。

农产品市场需求不稳定，供应商对风险性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是提高产品价格，特别是需要紧急供货时，供应商会额外提高价格。外部供应商的加价行为也对需求方实行纵向一体化形成强烈的刺激。方世敏等[19]认为通过纵向一体化，企业可以确保投入品的稳定供给或产品的方便销售。而且一体化能保证的产量以下游需求单位所能吸收的需求量为限。因此，一体化战略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随意终止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

基地建立以后，H公司的大部分农产品由基地的配送中心统一配送，超市和基地之间保持紧密的信息交流。当超市需求增大时，基地可以调运库存或者通过从本地批发市场统一采购来满足超市需求；而当超市需求减少时，基地可以将过剩的产量储存起来，缓解销售压力。种植基地的建立使得超市在农产品采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时游刃有余。

DEN Ouden等[35]指出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过程中会存在产量过剩或需求过剩，在市场上销售过剩产出，对纵向一体化企业来说都比较困难，因为企业需要将产出销售给竞争对手。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的初期，无法准确预测农产品产出和市场需求时，基地将面临很大的销售压力，充足的销售渠道是建立种植基地的必要条件。本土连锁超市规模越大，超市才越有能力承受巨大的销售压力，另一方面各个连锁店大规模的需求量才能给基地种植带来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由此可得出：

命题4 本土连锁超市规模越大、分店越集中，实施后向一体化的可能性越大。

企业实施后向一体化和规模经济密切相关，尤其是农产品零售企业实施后向一体化自建基地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自建基地是否能够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这就需要基地保证一定的生产量；第二，如果通过扩大生产量来实现规模经济，那么生产的农产品是否有充足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H基地占地面积27 hm2，2013年已建成冬暖式日光节能温室130栋，每栋大约90 m2，其中50栋由H种植基地雇佣8户种植人员种植蔬菜。基地种植的蔬菜一部分在H公司进行销售，另外H基地和华润万家、王府井超市长期合作，在华润万家超市和王府井超市内设有统一的销售专柜，由H公司的销售人员负责销售，支付华润万家和王府井超市固定的摊位费。基地还和华联超市有短期合作，华联超市亲自来种植基地挑选和采摘需要的农产品。H公司已有2家连锁店，分公司1家。两家连锁店的农产品都由H基地统一供应。目前H公司正在西宁市附近的各州县兴建超市分店，这一扩张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基地农产品的销售压力。分店开始运营后由H基地统一供应和配送农产品，这样一方面基地可以在农产品种类和数量上保持一定的规模，通过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基地规模种植的农产品可以自产自销，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基地农产品供过于求的风险，从而缓解H公司的销售压力。

与大型连锁超市如王府井、华联相比，中小型本土连锁超市的扩张范围相对比较集中。大型连锁超市一般分布在全国大中城市，如果自建基地统一向全国各地的分店供应和配送农产品，会大大增加运输成本和损耗成本，因此这些超市一般都选择与本地郊区的合作社合作。而像H公司这样的本地连锁超市，分店一般都集聚在本省内，分布相对集中，分店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运输方便，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于超市自建基地统一供应和配送农产品。因此，比起小规模便利店或者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型连锁超市，本地连锁超市的规模越大，分布越集中，超市越有必要实施后向一体化。

篇9

DOI：10.16640/ki.37-1222/t.2015.24.069

随着人们对气候水平的不断关注，带动了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光伏是一种重要的可再生能源，近年来，得到迅猛的发展，在发达国家被广泛的开发，具有很大的潜力。晶体硅太阳电池在我国的市场占很大比例，成本逐渐降低，太阳能行业朝着平价上网的趋势发展，这一发展趋势的实现离不开降低生产成本及不断提升电池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以降低每峰瓦硅料的耗损料为出发点。在确保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硅片的厚度，进而有效的降低生产成本。

1 硅片切割技术

多线研磨液硅片切割技术是较为传统的切割技术，传统切割技术是以碳化硅和PEG为媒介切割硅片，这种切割方式会对硅片造成较大的损伤，导致传统的切割技术无法得到较薄的硅片，无法进行产业化生产。金刚线切割技术是最新的切割技术，这种技术对附有金刚石的金属线进行切割，水是在切割过程中常用的冷却剂。采用此种切割技术耗费较高，但是，使用方便、快捷，运营成本降低，金刚线切割技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青睐。PolyMax是由SiGen开发的一种新型技术，这种技术的使用开启了超薄硅片产量化的局面。PolyMax切割技术是在硅锭中注入离子束，经过撕裂，将其分割成为厚度一定的硅片。这样的方式降低了原料的使用量，并简化了工艺流程，减少了粘贴、切割、清洗等步骤。如果PolyMax切割可以进行产业化的生产，降低硅片的厚度和使用率，便可以实现成本的降低。理论上说，硅片越薄，企业的生产成本越低。但是，在进行切割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碎片，如何降低碎片率的问题摆在了企业的面前。事实表明，只有尽量减少制作的步骤，才能尽可能降低硅片的碎片率。

2 自动化生产

近些年来，受到国际经济市场的影响，部分国外光伏企业没能经受住考验，相继破产，但是，我国光伏企业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不大，主要是由于光伏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我国的人力成本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当光伏产业中的超薄电池成为主要产品时，由于超薄硅片在生产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破损，手工操作会加大硅片损坏的概率，所以，采用大量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已经对超薄硅片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未来太阳电池的制作将以生产全自动为主要方向。

3 电极制备

电极的制备是指网丝印刷和烧结的过程。电极制备使用的是减反射膜的太阳电池。首先，要在电池的反面刷上银浆，经过烘干后，刷上一层铝浆，再继续烘干，将电池的正面刷上银浆，将温度升高到800-88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进行烧结，晶体硅光伏电池的正负极制作完成。

浆料的不断改进有利于太阳电池技术的不断发展。当硅片的厚度不断下降时，浆料经过高温作用后的翘曲率较低。如果电池片的翘曲程度过高，不仅对电池的性能产生严重破坏，还会增加制作过程中的破碎率。

电池生产过程中已采用Ni/Cu/Ag等结构的前电极电镀和背面蒸镀铝工艺。在经过电镀和蒸镀铝过程后，只需要经过低温的退火过程，能与欧姆产生良好的接触，从而避免翘曲现象的发生。电镀和蒸镀铝技术的使用对电池的生产过程进行了简化，有效地降低了碎片率。电镀工艺因其制作成本低、工艺过程监督等优势成为企业研究的重点工艺，也是未来超薄晶体硅太阳电池制作发展的趋势。

4 电池结构改进

超薄电池的翘曲问题得以解决离不开对浆料的改进。我们需要利用先进的电池结构取代传统的电池结构。背面钝化的局域金属接触结构的背面反射器、背面钝化的性能较为优良，是未来电池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双面电池结构，由于不具备全铝背场结构，对解决硅片翘曲问题很有帮助。但是，在双面电池结构中，只有安装优良的反射器才能将光的透射程度降低。

5 制绒及后清洗工艺

当硅片的厚度小于100微米时，使用传统的碱制绒工艺会起到双面制绒的效果，当晶硅“金字塔”的高度为5微米时，双面“金字塔”的高度会达到10微米，会对超薄硅片造成一定的威胁，导致电池的碎片率增加。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应采用小绒面结构，也可使用单面碱制绒等新型工艺进行单面制绒。

现阶段，主要使用滚轮单面去背结流水线为后清洗设备，硅片的厚度有明确的要求，应控制在140-160微米，对于较薄硅片的产业化，使用单面化学湿法腐蚀去背结，会导致硅片边缘化受到侵蚀。当硅片的厚度过小时，硅片的韧性会得到充分体现，在后清洗的过程中，硅片会出现弯曲的现象，现有的设备难以去背结。所以，需要依据硅片的厚度对设备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进行生产工作。

6 p-n结制作

通过热扩散、离子注入的方式可以完成p-n结制作，但是，热扩散法制结能够达到产业化生产目标。热扩散法制结是将V族杂质加入p型或者n型硅中，这个过程是在加热的条件下进行的。杂质元素会在加热的条件下通过扩散进入基体，温度不同导致杂质元素在基体中的分布不同，对电池的电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扩散需要在清洁的环境下进行。扩散所用的器材必须经过严格的清洁，要保证相关试剂的纯度符合标准。热扩散之后，硅片周围会产生扩散层。实现光转换必需的硅片光照面被称为前结。在接下来的工序中，要想办法将p-n结及扩散层去除。

硅片切割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晶体硅太阳电池的不断改进，晶体硅太阳电池越来越薄，太阳电池的生产成本逐渐降低。通过对晶体硅太阳电池关键工艺的分析描述，并提出产业化的想法，希望能为超薄晶体硅太阳电池关键工艺及产业化的发展指明方向，更好地发挥出太阳电池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为人们的生活谋取更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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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育事业的产业化应运而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不仅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向世界充分展示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提供了一个最广阔的舞台，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作为新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体育产业，在我国刚刚起步，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有利因素。因此，如何趋利避害，认清并把握奥运经济的特殊规律，继而使北京奥运会成为一届名副其实的“最好奥运会”，认真分析历届奥运会的经济价值，寻求各国的经验和不足，尽快使我国的体育产业按照市场化的标准走上正轨。

一、历届奥运会的经济价值分析

从经济领域看，奥运会无疑为主办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举办城市乃至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契机。举办奥运会的成功将带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我国为举办奥运会的总投资将达到350亿美元，而国家的投资又会带动民间的投资，最终转化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1.对主办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过举办奥运会，主办国可以吸引大量的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同时可以带动相关的服务行业迅速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奥运会为主办国所带来的收入在奥运经济周期内呈现出平稳增长――高速增长――逐步回落的趋势，奥运会所带来的收益集中于奥运会举行前后的2～3年。

2.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举办奥运会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建筑、交通运输、贸易、金融等非货物贸易行业是举办奥运会的主要受益者，举办奥运会对农业、采矿、冶炼、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影响几乎为零。

3.对提高就业水平的影响

奥运会的举办需要兴建和改造大量的体育设施和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因此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奥运会期间大量的运动员和旅客也将带来服务业发展，历届奥运会在带动主办城市就业方面都发挥的重要作用。奥运会的举办将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

可以看出，奥运会将有助于举办国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经济结构调整等棘手的经济问题。承办奥运会所带来的经济意义不只在于奥运会当年，而是一个长达6～10年的高速增长期。

二、2008年奥运会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北京申奥成功，将预示着我国经济可能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获得更快、更大的发展，北京奥运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已下主要影响：

1.将促进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

申办奥运会的成功将带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我国为举办奥运会的总投资将达到350亿美元，国家的投资又会带动民间的投资，最终全部转化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奥运会的举办还将刺激消费需求，这些大规模的需求将对北京的建筑、通讯、旅游等行业产生推动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2.将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举办奥运会将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非货物贸易行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加快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的阿差别特结构调整。鼓励非货物贸易行业的发展，举办奥运会导致国际间的大量人员流动、技术传播和资金转移，这与服务行业中的建筑、运输、旅游、金融保险、通讯广播等产业领域产生密切的联系，带动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3.将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筹备奥运会一般需要将近8年的时间，要兴建各型各类的大量体育场馆、交通设施、通讯、服务等设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些都为举办国增长了就业机会，解决了就业问题。以往奥运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办国尤其是主办城市的就业压力。据专家估算，北京奥运会将会带来200万个就业机会。

三、借2008奥运之机，开发人力资源，加大我国体育产业的投资，全面推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开发，使之形成产业化，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经济是体育发展的基础，体育的发展依赖于经济又服务于经济。体育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准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国富民强的晴雨表。中国体育产业如此迅猛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生产方式由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由劳动型生活方式转向休闲型生活方式的大势所趋。体育产业是一个特殊产业，它是体育运动和产品制造、商业运作等密切结合而又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联合体，也是一种社会性极强、市场蕴量很大的产业。体育产业在很多国家已是GDP的重要增长点，但在我国毕竟刚起步，发展还在摸索之中。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给我们全面介入体育产业国际化提供一次重要机遇。我们必须珍惜这个机遇，结合我国实际，大胆创新，勇于开拓，与时俱进，迎来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局面。

我国体育虽然发展很快，但是体育产业却还在摸索之中，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体育产业的道路。尽管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成功能够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但“行百理者半九十”，更何况还有那些不利因素。所以，只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来参与和关心它，并人真分析和审视其中的利弊得失，大胆借鉴和采用国外先进的体育商业化运作模式，提供更宽松、更合理、更公平的市场发展环境，我国体育产业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参考文献:

[1]赵晓:奥运：正经济与负经济[J].经济内参，2001-16

[2]奥运经济也谨防泡沫[EB/OI].新浪网，200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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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和经济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参与价值取向、广泛的覆盖方式被认为21世纪全球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因而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高度重视。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率先在国内提出发展文化产业，2005年开始确立发展文化产业、打造创意之都的发展战略，并将文化产业作为首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空间载体，自2006年以来在北京迅速发展起来，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创新模式的重要发展方式。但经过几年发展，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出现了整体布局不足、空间利用不高、同质化发展严重等瓶颈问题。市场、产业、企业、公众都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集聚区根据自身特点，细分整个市场、消费者和服务对象，提升服务水平，形成差异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已成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世界城市”建设的时代需求

城市是伴随人类文明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人文家园，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是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控制力的城市，具有国际意义的生产要素聚集和配置的战略中心。”①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首次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加以确定。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提升文化影响力是北京打造创意之都，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战略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发展方式，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是多元的、集约的、低碳的。设计、会展、媒体、软件等文化产业行业门类的蓬勃发展，可以逐步取代不适应世界城市发展要求的落后企业，为城市创造新的活力和经济增长点。“据统计，2011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938.6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12.1%.全年文化产业实现收入突破9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产业支柱地位更加稳固。文化产业收入增速高于第三产业收入增速3.3个百分点，”②北京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通过创新文化功能，传承城市文化，创造文化价值，极大地满足了世界城市的发展要求。

虽然，近些年北京市文化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在经济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水平提升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从全球来看，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文化产业在经过长期精细化、集约化、可持续化的内涵式发展之后，汇聚了创意产品研发、制造、供应的整个产业链条，开放的政策环境、完善的中介服务、专业化的培训体系、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实现了产业内信息、资本、人力等要素资源的最大化共享，形成了一套系统化、专业化、完整化的产业服务体系。北京文化产业由于起步较晚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使其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集约化管理等方面，与世界城市还存在一定差距，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科学、专业化的服务指标体系加以衡量，局限了北京文化产业服务水平的提升。

努力提升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服务水平，拓展国际化市场份额，打造“文化之都”，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优先发展路径。北京市亟需将以文化创意领域为代表的“软实力”加以升级，针对产业链条发展的各个环节，企业创业需求，公众消费预期，打造精细化、专业化、完整性的服务指标体系，有效指导文化产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开发服务特色，促进北京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增强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实现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定位。

二、集聚区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

与传统产业相比，文化创意企业的集聚不仅有利于文化智力资源的共享，节约运作成本，促进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而且产业集聚所引发的关联效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交通、金融、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作为创意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2012年1-5月，“北京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拥有规模以上文创法人单位778家，实现收入479.8亿元，增速甚至比全市规模以上文创产业收入增速还高5.5%。”③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最初大多由一些企业改造老厂房自发运营，具有成本低、可复制的特点，短期经济利益的取得也加剧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间的竞争，各区县为争夺优质文化产业项目，吸引优秀文化企业入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产业园泡沫等发展弊端。2013年《北京市文化产业资源空间布局规划》，也指出北京市将整合已有的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19个产业功能定位鲜明的文化产业功能区，有效改善集聚区同质化竞争现象，形成错落竞争，重新布局产业定位，强化集聚效应。

近十年来，基于城市空间成本的增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逐步由中心向外扩散，中国（怀柔）影视基地、宋庄原创艺术与动漫产业集聚区、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等市级集聚区的规模、品牌和影响力已逐渐赶超中心城区集聚区。可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并不单纯依赖地段、政策、资源，而越来越向品牌、内涵、服务发展。仅以收取租金和提供物业配套初级服务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只能带来低端和同质化的客户和企业，在经过快速扩张和优胜劣汰之后，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开始更加注重内涵建设，逐步转型到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产业整体联动发展的新阶段。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推广是政府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重要载体。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内容涵盖政策咨询、产品孵化、技术服务、人才培训、展示推广、投融资等，从多个维度为集聚区提升配套增值服务，使集聚区从一般房屋租赁到提供完备的物业服务，进而发展到注重集聚区服务能级提升和运营模式创新的新阶段。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从单纯的招商引资向孵化企业、同区域企业共同成长转变，努力实现从集聚区运营者到区域产业撬动者、从二房东到服务集成商的角色转变，促进区域的整体转型升级。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孵化器，集聚区服务水平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北京市应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提升发展效能的必然需求；是文化产业投资热点背景下，集聚区经营者提升企业识别和服务能力的阶段需求，在调结构、促转型、增活力、提能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对用。

三、中小文化企业优化创业环境的的成长需求

服务对象的需求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目标和主要方向，文化创意集聚区的服务对象大部分为从事文化产业的中小企业，其生存现状与可能面临的发展问题是集聚区所致力解决的关键问题。自2011年以来，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着普遍性问题。政策扶持在高成本、高通胀时代下，力度仍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小文化企业的生存问题，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和持续落实，已成为中小文化企业发展的关键，加之落实政策审批一系列时间、交通、协调等隐形成本，也削弱了政策的贯彻执行。据北京市社科院调查发现，北京中小文化企业每年用于获得政策扶持的公关费用占到收入的5%，费用之高不仅限制了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扶持政策效益的良性发挥。融资困难同样也带给中小企业成长的阻碍，据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报告显示，北京市中小文化企业从金融机构直接融资比例还不足2%，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比重不到20%，当企业受到资金制约时，由于投融资渠道不畅，导致企业破产或项目中止，这对创业人员和民间资本投资都是一种打击和浪费。中小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未建立，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放款难度。在面对第三方服务组织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时，中小企业仍无法以自身力量冲破制约。针对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的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等中间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措施、管理体制、交流平台、活动经费等方面还存在不健全、不完善、不充足、不规范等问题，资产规模和经营范围有限，大多局限于本地区，经营管理的随意性较大，难以保证业务质量，无法提高工作效率，导致针对中小文化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十分有限，获得人才、资源等发展要素的独特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中小企业的创业环境，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中小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因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面对中小文化企业上述诸多问题之时，推出更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增值服务十分有必要。如在针对中小文化企业人才欠缺，面对与求职者信息难以对等时，应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宣传、招聘、培训、考核、监督等服务；对于扶持政策难以落到实处的问题，集聚区应推出针对政策咨询、政策实施反馈、优化政策落实的服务。而中小企业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进行合作与共赢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鉴于服务多元、外延等特性，以一套标准规范、具有参照性的服务水平指标作为中小企业选择集聚区的衡量工具也极为关键。因为服务指标体系的制作是通过大量调研将难以用常规直观的衡量标准评判的服务水平系统分层分类，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赋权量化，再通过不同角度进行合理性求证的过程。根据此过程，研究者可以通过指标更加客观地了解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服务目标、服务侧重以及每一项服务的指向性，而园区服务的方向正是园区入驻企业的需求所在，因而指标体系的建立同样恰好反映出入驻企业对集聚区的服务的需要。此外，从北京三十家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角度而言，指标体系的构建目标是可以更好地衡量三十家集聚区的服务优劣以及在不同服务方面的侧重或偏颇，这将是入驻企业选择园区最好的参照依据，如某一企业对人才培训方面有较高需求，可参考指标评定结果找出在人力资源等部分得分较高的集聚区。而其最终结果通过数据分析对三十家集聚区进行分类排名，如排名靠前的A类园区分别是哪几家，排名最靠后的C或D类园区是哪几家，一方面提供合理的依据刺激集聚区两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初创阶段的企业提供发展方向。因此，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园区中小企业对集聚区大背景的需求，是对集聚区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需求，是结合自身发展方向而在合作园区方面进行择优入驻的需求，也是中小企业成长发展选择创业背景的需求。

四、公众提升文化消费服务层次的心理需求

除了园区入驻企业，公众也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主要消费者与服务对象，这种园区一般包括消费型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主要业务涵盖旅游休闲、艺术品鉴赏收藏、文化体验等文化消费，如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北京（房山）历史文化旅游集聚区、琉璃厂历史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卢沟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斋堂古村落古道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前门传统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北京欢乐谷生态文化园等。而国内的文化消费市场却并不景气，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短板，长期的贫困、灾难、危机的集体记忆和对突发事件的恐惧，成为我国民众不敢多花钱、乱花钱，并养成要多存不时之需的储蓄习惯。而今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育高支出等现实问题，又为大众的文化消费增加了不小的经济与心理阻力。加之我国长期的审美教育缺失，文化认同感与共鸣不足，缺乏对于知识产权及“软”性、品牌、无形价值消费的意识，也成为制约文化消费发展的主要因素。④以北京市为例，其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仍有待挖掘。一方面，北京市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人均GDP达到13797美元，依据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已达到中上等国家水平，这也是文化消费的爆发期；另一方面，北京市文化消费水平人均只有700多元。2013年9月3日，2013文化产业（北京）研讨会“文化消费与文化投资”分论坛上发言指出，北京市文化消费尚不及生活消费的10%，而欧美的发达国家已达30%。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人视野的不断开阔，有许多市民有了强烈的文化消费意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提供文化消费设施与场所的主要平台，有必要提供相应的文化消费服务，并且以此来促进公众对文化场所的了解，对文化活动的关注与参与，从而带动文化消费市场的活跃以及提升国民文化消费能力。一般广义的文化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方面，具体到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针对大众或个人文化消费而提供的服务包括观光旅游消费、展览观赏消费、游乐设施消费、娱乐场所消费、艺术品购买消费、线下文化活动参与消费等，这些活动大部分需要特定的文化场所，如北京的前门传统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欢乐谷生态文化园等，与日常生活场所具有一定的割裂性，因而个人或公众的自发性文化消费需要文化消费提供方做形式上的诱导，使消费者对文化消费的选择有时间、空间上的参照。根据前文所述，公众在选择文化服务时由于与意识形态或个人审美等因素，以及由于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积累的种种社会因素，“没有相应的信息反馈采集系统，没有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之间彼此关系的互动模型，以及没有面向全社会的文化统计数据存储和的权威平台”因此“在文化的消费生产营销领域缺少统一完整科学的指标体系”⑤，即缺少一套公认度较高的量化标准，因此，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北京市个人或公众文化消费的选择指南，是提升公众文化审美的重要衡量工具。

总之，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文化产业资源集聚的主要路径和载体，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集聚区服务功能发挥的有效程度，是检验集聚区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立足城市、集聚区、企业、受众的发展需求，提升集聚区服务水平，对集聚功能效能、形成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印刷学院校级资助项目《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指标体系研究》（编号：E-b-2014-02）阶段性成果。

注解：

①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对策研究》[J].周家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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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3

一、研究背景

自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国内业务以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伴随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保险市场主体已呈现百花齐放的竞争局面。但是渠道效率低下、企业绩效不良，承保主业微利甚至无利的现状困扰着各家主体和监管当局。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保险行业投资利润的大幅缩水，骤然间给承保利润亏损的各家保险企业敲响了警钟。本文试图从新型的电话营销渠道入手，引入保险经济学原理，对于保险行业的渠道竞争优势进行比较与分析，讨论研究保险企业及行业的绩效提升可行性和现实操作意义。

二、原理解析

保险公司销售渠道的选择及不同渠道间资源投入的多寡是公司权衡内部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从财产保险行业的成本构成上看，行业成本分为费用率和赔付率两个方面：

C=f（F，E）

F代表费用部分，包括管理运营费用F1和保单取得成本F2两个部分；

E代表满期赔付，是终极赔付额度以及与理赔相关的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和。

理论上讲：①当企业存续期间，管理运营费用有刚性，不随业务发生也要列支；②根据大数法则，某一特定风险类型的标的，其满期赔付率也是稳定的数学期望值。因此，有效降低保单取得成本，提高销售效率，促进边际效用的提升，就变成保险行业及各主体能否实现利润的重要因素。

选择并支持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的销售渠道开展业务，同时辅以科学的承保、理赔管控手段，也可以大大降低该渠道业务的赔款支出，从而降低公司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提升行业盈利水平。

三、渠道比较与分析

从国内保险行业发展轨迹来看，财产保险行业销售渠道可以做以下划分：

①按照业务来源，分为直销渠道和中介渠道。直销是保险企业直接向客户销售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的行为，其过程中保险企业发生直接的销售费用，不产生中介费用。中介渠道可以分为和经纪两类业务，是指经保险人授权的人代表保险企业向客户销售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的行为，其间保险人向人支付手续费，人可分为专业人、兼业人和专属人；经纪是指经纪人授客户委托代替客户向保险人购买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的行为，其间保险企业向经纪人支付经纪费用。

②按照办理过程，分为传统渠道和新型渠道。电话销售、网络销售等都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催生的新型渠道。客户通过传统渠道购买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的时候，要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公司的人或者经纪公司的经纪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而在新型渠道中，由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支持，客户可以通过非面对面的互动方式通过电话、网络、手机等方式购买到保险及风险管理产品。

各种渠道试析如下：

（一）传统渠道

1.直销业务。中国国内保险业1979年复业以后的较长时期是直销业务占主流地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最早复业的PICC一直担负着企业风险管理和政府风险保障服务的双重职能，而后的中国太保、中国平安等主体进入市场之后，在上个世纪后10年国内业务一直以直销为主，涉外业务则辅之以中介渠道中的经纪业务。传统渠道直销业务是指公司业务人员进行直接展业的方式。具体说来直销方式又包括缘故（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等）和陌拜（扫街、扫楼）两个类型。直销业务的优点在于可以培养公司自有销售队伍，承保的业务逆选择少，道德风险较低，承保质量高，适合团体客户。同时，传统渠道直销业务的缺陷也显而易见，首先，维持庞大的销售队伍，公司需要支付高昂的人力成本；第二，高产能的团队和个人与公司的议价能力强，在当前产品、服务趋同的条件下，公司面临高效能销售人员群体流失的困境；第三，非现场工作方式，使公司不易评价销售人员的工作量，只能以结果为导向确定工资水平，引起“关系展业”、“买卖保单”的不良现象，使大量低产能、无业绩的人员长期隐藏在公司中，消耗人力成本。

2.中介业务。中介业务分为和经纪两个方面。业务分为专业和兼业两个类型。经纪业务分为原保险经纪和再保险经纪。中介机构进入保险市场，细化了分工，提升了产业效率，与此同时，大量违规、违纪现象也随之产生。其一，保单“过水”。销售人员为了增加收入，通过买卖“手续费发票”的方式，套取手续费，引起市场混乱，有损行业形象；其二，拼点位。各保险主体为了提升业务规模，抢占市场，对中介机构“诱之以利”，以高昂的代价获取业务，降低保费充足度，增加经营风险；第三，拖欠保费，“应收”困难。中介机构倚仗渠道优势，长期拖欠保费，甚至发生“不出险、不录单、不交费”的现象，违背了“大数法则”这一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第四，道德风险。部分兼业机构，例如4S店、修车行，为了攫取不正当利益，通过虚造赔案、以次充好、扩大损失种种行径，蒙骗客户，从保险公司获取不正当赔款；第五，控制客户，使保险公司展业成本居高不下。数据失真，使保险公司无法掌握优质客户资料，续期交易依旧掌握在中介机构手中，使展业成本常年居高不下。综上所述，中介机构一方面使保险公司提升了业务规模，另一方面又使保险公司的费用和赔付成本居高不下，如果管控不利，公司没有承保利润，边际效益为负，通俗的讲，就是“做得越大，亏得越多”。

（二）新型渠道

1.电话销售

电话销售在保险行业的应用始于英国直线保险公司（Direct Line）。作为电销业务的开山鼻祖，英直线公司一直是各保险公司开展电销业务前以及运营中详加研判的经典案例。

该公司成立于1984年，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击败Aviva、AXA等保险巨头，迅速成长为英国最大的私家车保险提供商。2005年，英国私家车净保费收入88亿英镑，直线保险公司私家车净保费收入9.16亿英镑，占比10.41%，位居私家车保险市场第一。2005年，直线保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为91.3%，其中赔付率为72.7%，费用率为18.6%。而2005年英国私家车保险市场的平均综合成本率为105%，其中赔付率为77.4%，费用率为27.7%。直线保险公司在赔付率和费用率控制方面均优于市场平均水平，尤其在费用控制方面做得极其成功。因此，直线保险公司有9%的承保利润，属于业绩非常好的公司。直线保险公司目前是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旗下的保险子公司之一。

从国内看，平安保险是业内最早引入电话销售的主体，截至2009年中，共有平安保险、大地保险、天平保险、渤海保险、安邦保险、中国太保、中国人保、民安保险等多家产险主体获准经营电话营销业务。

和传统渠道相区别，电话营销业务的运营具有独特性。

第一，上线产品特殊。这是电话营销模式的一个特色，从保监会《关于规范财产保险公司电话营销专用产品开发和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7]32号）要求看，“保险公司电销专用产品只能用于承保分散性的个人业务，非分散性个人业务和非电销渠道不得使用电销专用产品。”监管机构严格限制了电话营销业务开展的对象为“分散型的个人客户”，也就明确了上线险种局限于机动车辆保险和个人意外、健康险、家财险等少数险种。这样的要求为实务界提出了两个难题：其一，个人私家车业务从行业来看赔付率较高，电销渠道如何独树一帜，实现效益经营？其二，个人意外、健康险，家财险等险种，赔付率低，销售简便，但是受限于单均保费较低的短板制约，难以弥补保单递送成本，使得这类产品往往需要组合出售，提升了销售难度。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限制上线产品有着监管部门较深远的政策意图：产品-渠道组合匹配，提升渠道业务集中度。

第二，业务流程特殊。和传统渠道相区别，电话营销的业务流程自成一体。总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呼叫中心呼叫阶段，其职能包括客户接触、公司介绍、产品说明、价格咨询、异议处理、生成订单、客户回访七个步骤；第二阶段，落地机构递送阶段，其职能包括接受订单、预约客户、打印派送三个步骤。（如图一所示）

图一

独特的业务流程，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第一，销售人员、落地机构、与客户三者分离，降低了传统渠道中销售人员与分公司、客户串通，制造假赔案的可能性，规避道德风险，降低公司理赔成本；第二，落地机构打印单证、送单，保证了客户信息资料的真实性，公司内部留存了客户信息，降低了续保业务展业成本；第三，费用、理赔成本“双降”，提升了电销业务的边际效益，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引导行业资源向客户服务领域配置。

第三，管理手段特殊。区别于传统渠道，电销渠道的展业过程实现了由“非现场管理”向“现场管理”的转变。将对于业务人员的考核由简单的“结果导向”延伸至“过程管理与结果导向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的上的延伸使保险公司“基本工资”这项固定费用的支付更加科学，引入工厂“计件制”考核方式，推动了行业管理水平向科学化、精细化转移，提升产业效率。同时，电销方式也推动行业由传统的“关系型展业”向“技术性展业”转变。

第四，核算方式特殊。这是电话营销业务低成本的关键所在。传统渠道变动费用一般包括：营业税及附加、手续费、保险保障基金、营业费用、利润及风险附加五个方面，行业平均水平在30%左右。电销渠道取消了传统渠道的手续费因素，一定程度上提升营业费用（主要用于设备投入、人力成本、业务推广），从实务上看，业内一家成熟产险公司电销业务的费用率在18%-20%左右，大大缩减了费用成本。由于电销业务边际效应的存在，运营得当的话一般2-3年便可以将先期固定费用投入摊销完毕，实现渠道盈利。

以业内某经营电销业务的中型财险公司为例：

在首年度内，该公司电销渠道共计实现保费收入1021.63万元，发生费用为581.28万元，其中：固定费用522.85万元，占总费用的89.95%，变动费用58.44万元，占总费用的10.53%；电销业务固定费用率为51.18%，变动费用率为5.72%，满期赔付率为62%。

根据文首提出的产险公司成本核算公式可知，

C=f（F，E）

F包括固定费用F1和变动费用F2两部分，因此，

C=f（F1，F2，E）

=f1（F1）+f2（F2）+f3（E）

=fe/P + ve/P + K

=522.85/1021.63+58.44/1021.63+62%

=51.18%+5.72%+62%

=118.9%

其中，fe（fixed expense）为固定费用，ve（varied expense）为变动费用，P表示统计期内保费收入，K表示赔付率，理论上为常数。

虽然，总成本率C超过100%，但是f2（F2）+f3（E）=67.72%远远小于100%，这说明电销渠道边际效益为正，存在边际利润。可以推断的是，如果保费收入达到1620万时，f1（F1）=522.85/1620=32.27%，与f2（F2）+f3（E）之和恰为100%，也就是说，保费收入为1620万时，是渠道业务盈亏的临界点。（如图二所示）

图二

这条成本率曲线之所以向内弯曲，是因为业务规模的扩大会降低变动费用率，（因为每位电销代表无论做多少业务只能获取一份基本工资，或其它因素导致），因此在相同的保费收入条件下，实际成本率要比在上述线性条件下推导出的结果低。

将上述案例推而广之，可以指导开办电销业务的主体做好电销业务发展规划，合理分摊固定费用，实现渠道盈利。

2.网络销售

网络销售和电话营销基本同时兴起。但是，网络销售需要克服网上支付、电子保单、电子印章的技术困难，在现阶段只是作为电话营销的客户资料获得的方式存在，但是其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产险行业电话营销swot分析

四、发展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任何销售渠道都有自身优势和不足，要实现产险行业科学发展、市场有序、主体盈利，就要选取与之匹配的业务发展模式，不能独一而论，最后，我们做如下建议：

第一，传统渠道直销业务。人力成本是这个渠道的主要成本，为了平衡人力成本，产险公司应当利用这一渠道发展团体业务，比如团体车险、团体意外险，用大规模保费弥补人力成本。同时由于这类业务的承保与理赔相对易于管控，赔付率压力不大，总体成本较合理。

第二，传统渠道中介业务。这类业务的弱点在于中介机构的议价能力强，导致保费充足度低，还有“应收”风险，同时业务续保没有成本优势，依旧保持很高的费用水平。产险公司应当利用这一渠道进行大项目拓展，比如大型财产险、水险业务、工程险业务用相对较低的赔付水平来平衡较高的费用水平，同时可以借助中介机构的技术优势，进行展业外包、查勘外包，公司可以将剩余资源配置到风险研究、客户服务方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客户服务水平。

第三，电销、网销等新型渠道效率高、展业成本低的优势可以用来进行分散型个人业务推广（监管部门亦是如此规定）。在公司信息技术支持的条件下，在进行展业之前还可以进行客户筛选，将出险多、车龄长等公司不愿承保的业务进行屏蔽，充分利用从车、从人因素，分类制定承保政策，有效提升风险管控水平，降低公司成本。

参考文献：

[1]余泓.产险公司车险电话营销创新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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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造 “昌九工业走廊”到推进昌九一体化，昌九两地融合备受瞩目。随着昌九一体化工程启动，昌九两地的经济联系将会越来越密切。昌九一体化的计划在顺利实施，但结合我国其他地区经验，区域经济一体化若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将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如今昌九融合面临着重大考验与挑战，其中最难的就是产业一体化。要想实现产业一体化，麻智辉提出“须实行错位发展，形成强化产业对接、产业互补的发展模式”。

一、昌九一体化的介绍及昌九地区产业结构分析

1992年改革开放之初，江西省开始打造“昌九工业走廊”，主要以工业为主；2006年7月昌九由一条走廊升级为城市群；2012年6月，昌九工业走廊正式升级为 “昌九一体化”。

产业结构是地区以往经济发展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指出：在昌九一体化过程中，产业一体化是最艰难部分。 产业一体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目标一体、产业功能对接、产业布局协同、产业要素互通等四个方面；结构互补是需要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制度构建是产业一体化的推进保障，分工与合作是产业一体化的主要方式。

（一）三次产业比重分析

（二）昌九地区的区位商及产业同构性分析

1. 区位商分析优势产业

在区域经济学中，通常用区位商，即区域比重除比重全省（或全国）的商，来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优势产业，显现地域分工的基本格局，是分析区域产业布局和产业优势的指标。

据区位商分析，南昌和九江没有明显的优势产业。南昌第二产业区位商为1.04，是南昌基础产业，专业化程度不高，优势不明显；第三产业区位商最高，为1.13，在一定程度上对南昌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九江第二产业区位商为1.05，属于九江基础产业，其专业化水平稍高于南昌市。

2. 产业相似度分析产业同构性

产业结构相似度是一个分析区域市场发育程度、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指标，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同化，产业相似度偏高，容易导致企业间过度竞争。

由表2可以看出2009～2013南昌九江的相似系数都很接近1，说明两地的产业结构一直都呈现产业结构高度相似，互补性较弱的特征。两市产业结构高度相似必然导致各经济地域单元在产业发展中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三）产业结构偏离分析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指各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与相应的劳动力比重的差异程度即指用产业结构比重与就业结构比重之差，公式为：E=Xi-Yi（i=1，2...）。Xi为第i产业结构比重，Yi为第i产业就业结构比重。南昌、九江的就业比重如表3所示。由表2、表3可计算出南昌和九江的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如表4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南昌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为负值，说明其产值比重小于就业比重，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第三产业负值逐渐减少，说明第三产业对农业有一定支持，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但劳动生产率较低存在隐性失业。第二产业为正值，说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大于就业比重，未充分就业，第二产业没对第一产业形成有效支持。其次，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变化相对平缓； 从中明显看出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间不均衡程度一直在缓慢增大，成为比较突出的矛盾。因此南昌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偏离。如表格所示九江第一产业的产业偏离度为负值，第二为正值，第三在0左右正负分布。这就说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大量多余劳动力应该向其他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对劳动力有排斥作用，产业结构比重大于就业结构比重，未到达就业充分就业，有迁入劳动力可能。

根据

数据分析，在区域发展中，南昌和九江都有自己的利益格局，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导致资源与环境浪费与破坏，从而制约江西产业集群和经济的整体发展。应充分发挥两市的优势，形成区域互动合作机制，进而促进昌九地区经济一体化。

二、政策建议

分析可知昌九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以下问题：昌九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不高，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压力缓解；地区内产业同构性严重，南昌和九江没有优势产业或者说优势产业的优势不明显；劳动力生产力低，劳动力剩余，资源分配低，分散生产，导致产能过剩。根据昌九产业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创新发展理念，加大对教育、职场培训的支持力度。

两市树立“共赢”和“协同”发展理念，在区域一体化治理问题上消除“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区域内联合发展教育与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第二，坚持市场机制，完善一体化共同市场。

市场机制是基本的资源配置机制，产业结构调整要借助市场力量，依靠市场力量可以淘汰一些落后企业，制约一些产业的规模。市场机制始终贯穿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变动过程，短期内市场机制调节产业结构会带来资源浪费，但是从长远来看，市场机制必是资源配置最有效手段。

第三，发展优势产业，推动产业错位互补，实现新旧产业结合。

南昌应该加快发展汽车、食品、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发展，推进南昌航空城，金融商务区建设。九江优化第二产业。在区域内培育若干集中度高、产业关联紧密、技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集群，打造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旧产业与新产业结合，打造新型产业。

第四，建立协调体制，拟定有约束力的区域公约。

建议在省级层面成立昌九产业一体化的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南昌、九江及各市产业发展规划，协同谋划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问题。建立有约束力的区域公约，限制企业间恶性竞争，加强企业间合作。

第五，推进圈内与域外融合。

要实现昌九经济一体化，不仅要靠自身产业结构调整，还要得到周边地区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孔颖.昌九一体化最难就是产业一体化[N].九江新闻网―九江晨报.2013-08-01.

[2]陈文秀，陈艳伟.昌九一体化发展规划有望年内出台[EB/OL].上饶新闻网，2013-07-24.

[3]王安平.产业一体化的内涵与途径―以南昌九江地区工业一体化为实证[J].经济地理，2014（09）.

[4]白彩全，姚旭悦，何宜庆，李敖.中部六省省会城市金融集聚度测量及其与京、沪的对比[J].商业时代，2014（27）.

[5]李华.略论昌九产业一体化推进途径[J].九江学院学报，2014（01）.

[6]曾巧生.基于产业分工的昌九经济一体化研究[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