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地摊经济的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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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地摊经济”的由来及催生的原因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由于其非合法性存在而被视为城市里的边缘经济形式。人类发展“地摊经济”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地摊经济催生的原因很多，比如供求原因，失业问题等等，但是其中最为重要、起决定性的便是供求原因。

根据调查所得，下沙大学生用于饮食和衣服的费用月占65%，基础消费是最大部分。地摊经济大多为餐饮业和服装业，我们调查显示餐饮业和服装业占整个地摊经济的94.23%。据现有数据研究，假设一个人一个月买一件衣服，一个月的基本饮食需求是93顿饭，下沙现有18万大学生，则一个月需要18万件衣服，基本饮食需求1674万顿，而下沙现有的餐饮店家、服装店家，勉强能够应对这些需求。此外，由于店家分布呈集中状，位于商贸城、奥特莱斯广场等，距离和时间的问题，导致学生消费呈现比较困难的现状。

再者下沙大学城附近有工业城，大量民工和其家庭居住附近，为了谋生或者增加家庭收入，看到如此境况，设摊买卖，小本薄利，地摊经济便应运而生。

二、地摊经济的外部性分析

（一） 地摊经济的正外部性

1.地摊经济能缓解就业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指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员流入城市谋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更重的要是，从小商贩和外来人员的角度，到城市劳动谋生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在大学城区，我们发现摆地摊的人大多是失业人群。许多失业的人群没有一定的资本租赁店铺，也没有资金力量运转，对于他们而言，在街边摆地摊是最为简便和最具收益的。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地摊经济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道路，也为很多创业的人群提供模拟的平台。

2. 地摊经济满足了低水平消费及物质较为匮乏地区的人们的消费需求和娱乐需求。地摊上的商品与店铺中的商品相比，地摊商品因为成本比较低而比较廉价，低水平消费者往往偏好地摊商品，如果地摊经济消失，他们不得不面临着购物的新选择。这种选择的成本往往是比较大的。与此同时，地摊虽然零零散散的出现，但是在夜晚，他们常常会成群的出现，从而形成一条地摊小街。低水平消费者不但能够获取所需求的商品，也能够在选择中获得逛街的乐趣。除了低水平消费者之外，物质较为匮乏地区会有这种情况，比如，下沙大学城。

3. 地摊经济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下沙大学城地摊经济为大学生提供了创业的平台。他们可以通过地摊经济来积累资金，也能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当他们的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不会满足于流动的摊位，为了扩大经营，会选择租赁店铺，或者直接开始创办公司。

（二） 地摊经济的负外部性

1.影响市容，造成环境污染。下沙的地摊往往就设在街道的两边，会占据人行道，摊点的随意摆设影响到了行人的安全，也会影响到城市的整体市容。摆地摊的过程中也会给环境造成污染，果皮、塑料袋随地丢弃；烧烤浓烟四溢；小商贩的吆喝叫卖声嘈杂无章。这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洁和美观。

2.威胁社会治安。地摊摊点的管理责任现在都没有法规明确界定，小商贩因为利益而使地摊管理陷入混乱状态。有的小商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相互竞争吵架甚至大打出手，自己受伤的同时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给社会治安工作带来麻烦与困难。地摊多由闲散人员组成，客流量大，缺乏有效管理，时有失窃行为发生，这也使学生与摊主的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3.偷税漏税现象时有发生。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对调节社会经济、监管社会经济活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小商贩们法律意识淡薄，缺乏依法纳税的意识，这不但给国家财政造成一定的损失，还损坏了社会公平。小商贩们大多数都处在低收入阶层，可以相应的少缴一部分税收，但是绝不能偷税漏税。

三、地摊经济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政府、社会大众以及流动地摊主的利益互相影响，也存在着利益博弈，因此我们将对地摊经济进行博弈过程的分析，探究原因并得出最优策略。

首先，对于地摊主来说，最优策略是摆摊。原因如下：假设博弈双方为地摊主A和B，策略集为摆摊和不摆摊。由于地摊主的收益一般较少且互相影响小，因此假设摆摊收益为固定R，不摆摊的收益为0，无论地摊主B采取怎样的策略，地摊主A均会选择“摆摊”。同理，地摊主B均会选择“摆摊”。因此当（摆摊，摆摊）即地摊主A、B都选择摆摊的时候，其收益最大（R,R），达到纳什均衡。推而广之，对于N个地摊主而言，当N个人都选择摆摊时，其收益最大，达到纳什均衡。

其次，在地摊主和政府的博弈中，假设各博弈方完全理性，并有获得完全信息的能力。基于这样的假设，地摊主的策略集为“摆摊”和“不摆摊”，政府的策略集为“管理”和“不管理”。

假设地摊的固定净收入为R1元/天，由于政府管理对地摊主造成的损失为C1（x）元/天（0

当R1-C1（x）>0且R2（x）-C2（x）

当R1-C1（x）

当R1-C1（x）0，即地摊主在政府的管理下面临亏损，且政府的管理收益大于管理成本，有较大可能性进行管理，因此此时双方的策略为（不摆摊，管理）。达到纳什均衡。社会净福利取决于地摊主的得益是否足够弥补政府的损失，当地摊主的得益大于政府的损失，则社会净福利为正，有利于社会发展；当地摊主得益小于政府损失，则社会净福利为负，不利于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只有当政府管理力度较大（R1-C1（x）0）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不摆摊，管理）的局面，即政府管理收益高于成本，且地摊主在政府的管理下面临亏损，放弃摆摊。但是，这种情况对于政府管理的要求较高，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摆摊，管理）的情况才是地摊主与政府重复博弈中的均衡点，也很好证实了现实生活中政府管理下地摊屡禁不止的现象。

对于地摊主来说，为获取最大利益，摆摊是最优策略。对于政府来说，由于现实中管理存在种种困难，更倾向于不管理。其原因大致如下：

1．管理成本往往高于管理收益。政府在地摊整治上的投入有限，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地摊的整治和管理；

2．政府打击难度大。违法的地摊往往是在某个时间段出现，而且地摊流动性强，容易躲避管理，政府很难彻底将违法的地摊扫除，打击效果不好

3．制度缺陷。一味的取缔地摊难以真正地从根源上解决地摊问题，完善制度及管理才是根治之道。

基于上述原因，地摊主和政府一直处于游击战的状态，进行长期的重复博弈。

四、数据分析

我们团队以问卷调查为主要调查方式展开调查分析。调查对象是消费者，其中以学生为主。我们共发放问卷356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300份。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一）关于消费群体构成调查

本次调查中，男性消费者的比例占总体的35%，女性消费者比例占总体的65%，相比男性消费者，女性消费者多占了总体的30%。由此可知，女性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更青睐地摊。我们团队的课题以下沙大学城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是消费的主要群体。针对每月生活费的问题，7%的消费者月生活费不足800元，而68%的消费者月生活费在800-1200元之间，月生活费达到1200元以上的消费者只占了总数的25%。

高校周边的地摊在未实行管制前经营时间主要在15:00至22：00，是学生往返的高峰期。经过调查分析可知，未在地摊上消费过的人数占总人数的13%，而偶然在地摊上消费的消费者占调查总人数的79%，只有8%的消费者经常在地摊消费。可见，地摊只是便利消费者的一项途径，是消费者的选择之一。

（二）关于市场执法监管满意度调查

在未实行管制前，地摊存在众多问题。如环境脏乱、缺乏管理，秩序混乱、影响周边学生生活、与同行业租店面者形成不正当竞争，影响公平等。

在问及消费者对下次城管的执法满意度时，53%的消费者对此表示一般，不满意程度超过了满意度，甚至占调查人数的42%的人表示城管管理态度恶劣，而认识城管管理态度很恶劣的人数达到了调查人数的34%。城管对地摊实行直接管理，利益关乎消费者、地摊主和政府有关机构。因此，合理规范城管的执法力度，提高城管管理的满意度势在必行。

城管的管理自然会引起城管和地摊主之间的矛盾。对此，不同消费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占调查总体的57%的人认为城管的执法力度过大；而33%的人认为地摊是违法的，城管应该对其实行管理，剩下10%的则觉得无所谓，采取观望态度。

（三）关于地摊的存在形式及合理性调查

地摊经济是否应该支持，其对社会的作用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调查过程中，51%的人对地摊经济表示支持，而反对地摊经济的人数也占了15%，其余34%的人对地摊经济的存在与否表示无所谓。而我们则认为地摊经济的存在与否，将取决于多方矛盾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地摊是一种移动的形式，会占有一定的空间和土地面积，对占地费用的收取，占调查人数49%的人认为应该，和其余51%的人表示反对。费用的收取和费用分配的问题也是关乎多方的矛盾之一，亟待解决。

在我们的调查期间内，政府有关机构对地摊加大了管理力度。地摊逐渐被清理，对此，我们对地摊消失对周边人群生活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地摊的看法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占被调查人数的15%的人认为，地摊的消失使其生活极其不方便，62%的人认为地摊的消失对其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影响，其余23%的则表示没影响。占调查总人数的62%的人表示不应该取消地摊，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应该取消地摊，29%的人对是否应该取消地摊表示无所谓。

五、规范地摊经济的对策

（一） 现有政府政策

1.城管管理与打击。在2010-2012两年间，城管强制管理，铁硬手腕，将地摊驱赶至没有为止。

2.白杨商亭的设置。政府于2011年下半年，取缔地摊后，在大学附近设置了白杨商亭，混炒等比较受欢迎的饮食再次开业。

（二）现有政策问题

1.完全的打击和强制铁硬驱赶减低就业，减少了闲散人员的收入，同时使闲散人员失业，造成一部分的流动人员，导致了社会治安等问题

2.白杨商亭三三两两，而且开营时间并不固定。

（三） 主要对策

1.给地摊经济划定区域，限制经营时间。地摊经济的区域需要得到合理的规范，不能影响交通，要集中化，便于管理。时间段应该划分为早上中午晚上三段，三段要有时间规定。调研显示，仅有13.2%的流动商贩是全天制摆摊的，大部分的流动商贩都是选择上下学人流量高峰期出来摆摊，这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妨碍公共秩序，所以有必要对流动商贩的摆摊时间进行限制。

2.地摊主之间互相进行卫生与服务监督。同业之间的监督往往是最为严格的，为了防止恶性竞争和勾结，政府可以进行抽号配对或者电脑随机配对。对于调查后发现恶性竞争的可以进行惩罚性措施，例如罚款或者停业一段时间。

3.设置摊位费。地摊经济与店铺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成本，店铺因为租金、水电等费用，商品的价格一般较之要高一些，但是地摊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商品价格也比较低，这是其巨大的优势。收取合理的摊位费，可以使地摊经济和店铺经济良性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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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英军、黄华侨，地摊背后的博弈[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0，（10）.

[3]许浩. 大城市容得下“地摊经济”吗?[J]. 中国经济周刊, 2007,(12) [4] 朱孟进,淦玲莉. 经济时评:穷人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地摊经济[J]. 宁波通讯, 2007,(05) .

[5] 张广辉. 给予城市“地摊经济”生存的空间[J]. 辽宁经济, 2007,(09) .

篇2

城管与商贩的矛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外来人口增加。他们缺少生产资料，一部分成为工人，另一部分成为商贩。商贩多以贩卖水果蔬菜、零食小吃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由于商贩整体素质偏低，对垃圾处理不当破坏环境，乱摆摊位容易导致交通堵塞。政府为了维护市容，设立城管部门，对违反规定的商贩进行罚款、没收设备器具等处罚。但这对于原本就处于低收入状态的商贩来说难以接受，在抗议无效后较易引发暴力事件，尤其是在商贩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的摊贩集中地更易发生。

事实上，城管与商贩的矛盾并非完全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简单来说商贩为获得利润选择摆摊，但摆摊对环境、交通等造成影响，城管部门为了减轻甚至消除其影响，选择对地摊取缔，商贩因此利润受损。应该看出，商贩的目标是取得利润，而城管目标是降低不利影响，所以，只要商贩确保在摆摊期间主动降低对环境、交通的影响，也就是规范经营，两者的矛盾便可以消除。针对于此，实施怎样的措施使商贩主动选择规范经营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针对城管与商贩的矛盾，国内有不少文献进行了博弈分析，解释了其产生原因、指出可行的解决措施。王菲（2011）年建立了流动小摊贩与城管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错误预期，博弈陷入“经营、围堵”的结果。同时城管部门管理形式单一、执法方式不当加重了两者的矛盾[1]。向彦任（2011）通过城管与商贩合作前后博弈模型的分析指出，如果城管选择帮扶商贩，他们的效应可同时提高，两者将最终走向合作[2]。

本文通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首先对商贩的三种处理方式：简单罚款、颁发许可证和帮扶商贩进行博弈模型分析，找出影响商贩违规摆摊概率的因素，并对三种处理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

1、简单罚款的博弈分析

1.1 简单罚款博弈模型的建立

在简单罚款下的措施中，商贩不存在规范经营的选择，城管部门不区分商贩的经营情况，对检查到的正在摆摊的商贩都进行处罚。在这种措施下，城管选择检查或不检查，商贩选择摆摊或不摆摊。当城管检查到商贩摆摊时对其罚款，罚款金额为X（为起约束作用，罚金需大于商贩的利润），并勒令其撤除摊位。

当商贩选择不摆摊城管不检查的支付为0；检查的支付为—C，表示城管由于检查耗费的人力等成本。当商贩选择摆摊时城管不检查的支付为—K，其中K表示由于商贩的不规范经营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及造成交通堵塞等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失；城管选择检查的支付为X—C，城管收到罚金X，耗费了检查成本C，并使商贩对环境交通的破坏K降为0。

当城管不检查时商贩摆摊的支付为V，表示商贩利润为 V（V

假设商贩和城管拥有完美信息，则两者的博弈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其支付矩阵为表 1：

1.2 简单罚款模型下的结果分析

从结果可看出，当商贩意识到城管的检查成本升高时，会更多的选择摆摊；当对商贩罚款金额升高时，商贩会更少的选择摆摊；当对环境交通破坏严重时，城管部门会迫于上级政府及群众反映的压力，增强对商贩的打击力度，从而商贩会减少摆摊。

商贩违规经营的利润增加会提高城管检查概率，因为当检查机关意识到小摊的利润升高时，认为小摊会更多的涌现从而对环境影响更为严重，会更多的选择检查。

同时，虽然从增加对商贩的罚款金额可有效减少小摊数量，降低检查次数。但在实际生活中需对罚款金额慎重决定，如果城管执法给商贩造成的损失不大，会让商贩忽略城管的权威，但是如果处罚超出商贩承受能力，往往会激化矛盾[1]。

2、颁发许可证的博弈研究

2.1 颁发许可证模型的建立

针对简单罚款下无规范经营概念的弊端，有人提出了参照管理小餐馆的方法规范管理商贩，向商贩以一定价格出售许可证，并由城管部门针对商贩制定规范，为商贩划定摊位、规定营业时间、规定卫生要求等。城管部门对商贩是否持有许可证进行检查时，对持有许可证的商贩不予管制，对无许可证摆摊的商贩予以罚款。由商贩自由选择是否购买许可证。

现假设政府决定向商贩提供许可证，许可证售价为M。城管部门负责检查商贩是否持有许可证，如检查到的商贩有许可证，则只对其位置不当等行为进行纠正，如无许可证予以罚款。通过提供许可证的举措，使持证小摊成为合法经营，而政府也由最初的坚决反对变为一定程度上的容忍。

小摊贩因为移动位置清理垃圾等使其利润降低为V′（ V′

提供许可证后，其支付矩阵可表示为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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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当前，产业转移是任何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不可回避的现象，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它，恰当使用它，才能紧跟当前产业发展的潮流。对于云南，身处东盟合作机制的前沿，面对着东盟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又处于长珠三角产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所以云南应该利用这一“天时地利”，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及动力机制

产业转移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等。劳动密集型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非熟练劳动力，导致了非熟练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于是发达国家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概括为三大优势：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根据这三种不同优势组合来确定产业转移的具体方式；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认为，由于国家或区域之间产业发展的差距，决定了产业会从某一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也就是说，当高梯度国家或地区在某一产业上不再具有优势时，会选择新的产业，淘汰劣势产业，对其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继续保持其产业的整体优势，同时将其劣势产业转移到低梯度国家或地区。

纵观上述产业转移理论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大都以比较优势作为其理论立足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基于不同的比较优势组合选择不同的产业转移方式；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则认为产业在不同地方优势的差异，决定了产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那么，比较优势对于产业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林毅夫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有一段话论述了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低，竞争能力就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多，积累的量也就大。”他同时认为，一个企业只有充分利用所在地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这样的企业才会有竞争优势，才会有自生能力。因此，比较优势是产业转移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但是，有了比较优势就一定会发生产业转移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产业转移最终都要落实到企业的行为，一个企业选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生产，往往会出于不同利益考虑，这种利益的考虑可以称为产业转移的动机，日本学者小岛清就分析过产业转移的四种动机：自然资源导向动机、生产要素导向动机、市场导向动机以及生产与销售的国际化导向动机。其中，基于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原材料、零部件、机器设备技术）而转移的产业，其直接目的是要充分利用承接地域的廉价生产要素。而以市场导向为动机的产业转移则是利用承接地广阔的市场空间来获取更大的收益。

三、云南承接产业转移问题分析

（一）云南承接产业的可能性分析。云南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既有其比较优势所在，也有不足之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优势。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是工业发展的必须投入品。随着发达地区产业的发展，资源约束日益凸显，许多地方都出现“电荒”等资源紧缺现象。以浙江省能源消费和生产状况为例，2006年标准煤和电力消费量分别是13，222.53万吨和1，909.23万千瓦时，而同期浙江全省标准煤和电力生产量1，216.21万吨和1，765.93万千瓦时。而同期云南的原煤和电力生产量分别是7，339.08万吨和753.64亿千瓦时。所以，云南在资源方面有较大的优势。

2、成本优势。这个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比较2007年云南和浙江职工平均工资可以发现云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2007年云南的年职工平均工资为20，481元，而同期浙江的年平均工资水平达到31，086元。

3、市场优势。随着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日益成熟，云南与东盟各主要国家之间双边经贸合作日益扩大。2006年云南对主要东盟国家出口总值如下：新加坡4.33亿美元，较上期增长289.7%；越南3.74亿美元，较上期增长41.0%；缅甸5.21亿美元，较上期增长26.9%；马来西亚0.34亿美元，较上期增长10.3%。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云南对这几个东盟国家出口总量呈较快增长态势，未来对于进一步开拓这些市场，有着广阔的前景和潜力。

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以及广阔的东盟市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云南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所在，资源与成本的比较优势保证了承接过来的产业具有竞争力，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而广阔市场则是向云南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力之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云南承接产业转移中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制造业专业技术人员匮乏。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各类技术人员作为支撑，人员数量的短缺对云南承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移造成了巨大的不利。以2007年浙江与云南制造业技术人员的数量比较，可以发现云南在技术人员数量上有巨大的缺口：2007年浙江制造业技术人员数量为27.4万人，而同期云南的技术人员数量只有8.8万人，连浙江的一半都不到。

二是云南工业结构单一化。结构单一化，主要体现在云南的主要工业品大都集中在一些资源、基础性产业。如表1所示，云南的主要工业品集中在原煤、有色金属、水泥，或者利用本地资源进行生产的行业，如中成药、变压器（这是利用云南水发电的优势，作为配套产业发展的）。这些产业大都位于产业链上游，而位于下游的产业，或面向最终消费的工业则匮乏。而比较同期浙江省的主要工业品可以发现，既有钢材、水泥这样基础重化工业，又有像纱布这样的轻工业；既有集成电路，光电通信设备这样的下游制造业，也有面向消费终端的空调器、移动电话这样的行业。

工业结构单一化会直接影响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因为一个产业的发展，总是需要利用其他产业的产品作为投入品或者为其他产业提供投入品。如果相关产业匮乏或缺失，则直接影响关联产业的发展和壮大。（表1、表2）

尽管对于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云南尚有不足之处，但笔者认为云南承接产业转移比较优势明显，而且这些不足是能够予以弥补的。例如，技术工人的匮乏，则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来予以弥补；而工业结构单一，则可以通过承接一些轻工业、产业链下游企业来使结构合理化。

（二）云南承接产业转移的原则。承接产业转移应有选择地承接转移过来的产业，不应对任何产业都奉行“拿来主义”，而应遵守一定的原则。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应主要把握以下两个主要原则：

1、与主导产业相契合原则。也就是说，承接的产业应尽可能与当地的主导产业相配套。主导产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某阶段，若干产业部门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产业。任何国家，不管处在何种发展阶段，主导产业都是推动其整体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和原动力。但是，主导产业的形成是有一定条件的。罗斯托把主导产业的形成条件归结为三个部分：一是足够的资本积累，他认为一国对主导产业的净投资率（投资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要达到10%左右；二是充足的市场需求，这是产业不断壮大的基础；三是创新，这使得主导产业不断节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强产业竞争力。因此，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要尽可能地为主导产业的形成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主导产业的发展。首先，要积极承接与主导产业相关联配套的产业，也就是在产业链上，处于主导产业的上游和下游产业，这样既可以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投入要素，提升产业生产能力，同时也为主导产业创造了需求空间。其次，承接的产业在技术上具有领先或是优势地位，这样就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或者通过产业关联对于投入产出品的技术要求来提升主导产业的技术水平。

2、优化产业结构原则。转移过来的产业应起到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这两个方面来体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指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关系，这个协调既可以是产业之间比例的协调，如一二三产业比例的协调，也可以是产业之间相对地位的协调，如轻重工业之间地位的协调。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可以指产业结构的发展顺着从低加工度产业向高加工度产业方向演进。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状况来看，当前云南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不协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次产业比例的不协调。2007年云南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18.4∶43.2∶38.4，而同期浙江的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5.5∶54.1∶40.4。相比较浙江，云南的工业产值比例偏小，而农业比例过大。二是轻、重工业发展不协调。2006年云南省轻工业企业总数为767家，实现产值1，269.63亿元；而同期重工业企业数达到1，834家，实现产值2，840.62亿元。轻工业无论是企业数还是实现的产值都不及重工业的一半。而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角度看，云南的工业大都集中在一些加工度较低的有色金属采选以及冶炼行业，而一些高加工度的设备制造业，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工业增加值都远小于金属采选行业。2006年云南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企业数有84家，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企业数有190家，实现工业增加值分别为639，976万元和1，602，876万元；而同期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数仅有82家和42家，实现工业增加值仅为109，960万元和87，504万元。因此，云南承接的产业应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首先，应加大轻工业的承接力度，特别是承接本地还没有的轻工业，完善云南的工业体系；其次，应加大承接加工度比较高、产业链比较长的产业，改善云南产业普遍集中在基础性低加工度产业的局面。

（三）云南承接产业转移的具体措施。在第（一）部分中对云南承接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作了简要的论述，但最终发生产业转移还要落实到企业，小岛清把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动机归结为四点：自然资源导向动机、生产要素导向动机、市场导向动机以及生产与销售的国际化导向动机。所以，承接产业转移的具体措施就是要构建产业转移的动机机制，当然在构建这个动机机制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云南所面对的实际情况。当前，云南所面对的最大实际就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竞争。这个竞争主要来自于中西部省份，如广西、四川、湖南等省份的竞争。这些区域对云南承接产业转移构成了巨大的竞争，云南所具有的许多比较优势，如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优势，这些区域也都具备。这种同质化的优势并不能提升云南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力。云南必须把本地特色和企业转移动机相结合，构建差异化、有竞争力的承接措施。本文就构建云南承接措施提出以下两种思路：

第一，以市场吸引转移。市场是吸引企业产业转移的动机之一。云南应发挥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对于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对于国内市场，云南应积极打造西南片区商贸中心来带动产业的转移。这种以市场来带动产业转移的最著名实例就是浙江义乌模式。1982年9月国家作出开放小商品的决策以后，义乌人就开始通过摆地摊的方式进行小商品交易，次年这样的摊位就已达到1，050多个。在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的刺激下，围绕市场交易商品的加工厂逐渐兴起，形成了所谓“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随着义乌市场进一步扩容，围绕着市场逐步构筑起数个产业集聚区，培育了服装、针织、饰品、彩印、玩具、毛纺、五金等优势产业。也许现在无法确切统计出义乌由市场带动吸引了多少产业转移，但它所构建的产业集聚效应对于产业转移的吸引力确是不争的事实。义乌靠市场带动产业发展模式值得云南借鉴。云南当前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的商贸中心要算螺丝湾商城，但是它在影响力和辐射周边的能力方面还远不如义乌小商品城。未来云南应着力打造螺丝湾等有辐射能力、有知名度的商贸中心名牌，逐步形成以市场带动产业转移，拉动产业发展的模式。

而对于利用国外市场来吸引产业转移的构想，主要是依托云南毗邻东盟这一地理优势。随着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中国与东盟之间双边贸易不断扩大，中国已成为好几个东盟国家的主要进口国。例如，泰国2006年1～9月份从中国进口总额为10，120（百万美元），占进口总额比重10.4%，仅次于日本；同期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分别为27，248和11，696（百万美元），分别占进口总额的11.4%和12%，仅次于美国、日本。而从这三个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构成来看，占比重较大的商品大类集中在以下几项：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钢铁制品；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塑料及其制品。所以，云南应当把握这一大好时机，积极打造中国与东盟的商贸平台，为发达地区企业产品开拓东盟市场牵线搭桥，通过这些企业对东盟市场地开拓及依赖，逐步围绕市场就近生产，云南凭借其地理上的优势，势必会成为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这一商贸平台：

1、打造产销信息平台。云南应地理之便，积极开展与东盟各国商会和企业界的联系和合作，收集他们的需求信息，把信息整理汇总后，通过一定的信息沟通平台反馈给内地企业，使企业能及时利用这些需求信息建立产销联系。当然，也可以收集内地企业的生产信息，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东盟市场，以此促进贸易往来。

2、打造展销平台。云南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尝试，一年一度的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展销平台。但是，在展会规模上，还不能与广交会、华交会相媲美。云南未来应该在展会规模上实现突破，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有区域特色的展销平台。云南可以针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数量比较大的几种商品进行集中展示，邀请发达地区相关企业进行参展，通过这个展销平台来帮助中国企业开拓东盟市场，以市场来带动产业转移。

3、打造物流平台。云南应利用地理优势，加强云南通往东盟的陆路建设，努力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陆路大通道。物流平台的建立，能够方便贸易的开展，同时降低运输成本，这对于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云南应通过打造在国内西南片区有影响力的商贸中心名牌，以及为发达地区企业开拓东盟市场提供便利这两项举措，以市场吸引产业转移。

第二，以大企业吸引产业转移。具有规模大、产业链长等特征的大型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建立，往往会吸引居于该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产业转移，为其提供生产或服务配套，形成产业集群，由此会促进这个产业的整体竞争优势。上海安亭汽车城的发展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上海安亭汽车城最初发展是以1985年成立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为基础。现如今以上海大众为龙头，其他企业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及生产服务配套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循环发展的产业纵向供需链和横向协作链。从纵向供需链来看，有宝钢阿赛洛、上海新艺航空机械厂、众大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洋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形成的纵向供应链。这种按照供应链分工形成的紧密联合体，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成本，还促进了企业技术、产品的联动创新。而从横向协作链来看，有浩汉工业产品设计（上海）有限公司、艾尔维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博泽汽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德国舍弗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形成的横向协作链。这些横向产业链极大地提升了汽车城的服务功能和辐射力。

从安亭汽车城的发展模式可以看出，围绕着大众公司，吸引了一大批居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入驻，形成了产业集群，提升了整个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一发展模式可以为云南承接产业转移提供思路。云南可以打造有实力的机床企业，以此来吸引产业转移。机床种类多，具有较长产业链，上游可以发展机床的设计、研发以及众多地零配件加工生产，下游可以发展物流和营销。以国内机床行业的龙头――沈阳机床为例，伴随着沈阳机床的发展，在其周边建起了沈阳机床功能部件产业园，这一园区主要吸引了国内外数控系统、轴承、丝杠、卡盘、电机、导轨等功能部件生产企业的入驻。云南CY集团是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机床生产企业，但其在规模和产品种类上还赶不上沈阳机床，未来云南可以通过壮大CY集团，来吸引相关产业的转移，形成有本地优势的机床产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