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二、关于财产保险受益人的学界观点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虽然没有规定财产保险受益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财产保险中指定受益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在“车贷”、“房贷”保险中，保险合同的“备注”经常被填写为“XX银行为受益人”。由此产生了关于保险受益人适用范围的争议，对于此，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肯定说。支持财产保险中存在受益人的学者主要认为：第一，私法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如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财产保险中亦不妨有受益人之指定，例如甲就自己货物，自订水险契约，而以丙为受益人，有何不可？”[1]被保险人可以自由处分其权利，只要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可。第二，我国《保险法》关于受益人的规定出现在保险合同的“一般性规定”之中，根据体系解释原则，该条款适用于所有的保险合同，不应有人身和财产受益人之分。

（二）否定说，该学说目前占主流地位，且为立法所采纳。否定财产收益人的主要依据为：第一，禁止“不当得利”。保险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为“损失补偿原则”，即损失多少，补偿多少。该原则的目的是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恢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所以没有受损的第三人无保险金请求权，否则会构成“不当得利”。第二，从受益人的由来看，“人身保险包括人寿死亡保险、健康保险及伤害保险常有以被保险人死亡为保险事故发生之要件，故除要保人、被保险人之外，尚须有受益人存在之必要，以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受领保险契约上之利益，即保险赔偿金额。”[2]所以，受益人应仅存在于人身保险之中。

三、保险受益人适用范围之我见

基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保险受益人适用的范围应及于财产保险。主要理由如下：

（一）财产保险中存在受益人有其合理性

1、“意思自治”原则应贯穿于所有的私法领域，保险作为私法领域之一，应遵循该原则。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来源于被保险人的权利，可视为被保险人对保险金请求权的处分。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不违背法律的规定，该权利就可以自由转让。

此外，根据“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虽然《保险法》中并无规定财产保险中可以有受益人，但同时也未禁止，因此根据当事人双方合意产生的“财产保险受益人”当然有效。

2、与人身保险相比，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规则”并没有其特殊性。在人身保险中，因人身受到损害所发生的补偿是以金钱财产体现出来的，受益人受领的亦为金钱，在此种情况况下，受益人并没有受到损失，但其仍然领取了保险赔偿金额，而这并没有被规定为“不当得利”。在财产保险中，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基于被保险人的损失给付保险金，受益人同样受领金钱，相比之下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与人身保险的损失补偿相一致，因此在财产保险中允许受益人的存在并不会发生“不当得利”。

3、从设置“受益人”初衷的角度来看，是为了防止在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死亡而无人受领保险赔偿金。由此出发，财产保险中也有存在受益人的必要，如发生交通事故，保险车辆完全损坏，且车内的人员无一生还，车主也没有继承人。此时保险赔偿金也无人受领，也符合设置“受益人”的目的，既然人身保险中可以存在受益人，那么在财产保险中设置受益人又有何不可？

（二）财产保险中存在受益人有其必要性

1、弥补我国立法的不足之处。我国保险事业起步较晚，所以作为规制保险行为的《保险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其颁布较晚（2009年实施），所以难免会有不完备之处。在财产保险中规定受益人将对我国的保险立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它可以弥补我国立法的不足之处，更好的规范保险行为。同时完善立法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2、适应我国保险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实践中，财产保险受益人的出现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我国《保险法》并没有对此做具体的规定，这必将会导致保险权利的滥用等问题，如果不及时调整，则会影响我国保险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3、为相关法律工作者提供依据。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在处理财产保险受益人相关案件时，会遇到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阻碍司法实践的进步。所以及时解决财产保险受益人的问题对我国司法实践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四、财产保险中受益人的限制

财产保险中设置受益人是保险发展的要求，但是财产保险中受益人的指定应有一定的限制，否则会出现许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为“道德风险”增大。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道德风险”程度不同，人身保险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受益人为了骗取保费而故意伤害被保险人，不仅可能触犯保险诈骗罪，还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双重的刑法制裁会产生更大的威慑作用，同时，客观上受益人的违法犯罪成本增大，降低“道德风险”。相比之下，财产保险的违法成本较低，受益人为骗取保险金而毁坏财产会引起民事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受到刑法惩罚，因此受益人为了骗取保险赔偿金而选择损毁财产标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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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思自治原则与法律行为的涉他效力:问题的提出

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就其本质而言,是承认个人有权规划其私人领域,排除他人不正当干预。与之相应,作为实现私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工具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形态,也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特征:在积极的方面,私人可以与他人通过法律行为来规划其私人事务,这种规划在符合一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被认为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能够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在消极的方面,为了确保意思自治原则中体现的,未经他人同意不得干涉他人法律领域的原则,法律行为不能对未参与法律行为的第三人的法律领域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概言之,法律行为不得具有涉他效力。

对法律行为不得具有涉他效力原则的突破,理论界关注得比较多的是利他合同。[1]但如果不从“合同”的层次出发,而是从更加抽象的“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我们将发现,除利他合同外,还存在诸多类型的法律行为,也同样被承认可以具有涉他效力。例如,采用了单方法律行为结构的债务免除行为[2]、遗赠行为[3]等,它们并不需要受益人表示接受利益的意思表示,就可以直接对受益人的法律领域产生效力。

由此可以提出的问题是,诸如利他合同、债务免除、遗赠等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法律行为可以产生涉他效力的现象,究竟基于何种基础?它们是否与任何法律行为,未经同意不得对第三人的法律领域产生效力的原则相吻合?以及基于这些制度,是否应该对意思自治原则本身的内涵进行某种重新的阐释,以此对这些制度的存在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二、利他法律行为的涉他效力的两种基本模式:契约模式与单方行为模式

法律行为的涉他效力,就其内容而言,有为第三人设定义务、负担和赋予第三人以权益两种形态。对于前一种形态而言,法律上普遍确认,并且理论上也不存在任何疑问的原则是:任何法律行为的当事人,都不能在没有得到第三人同意的前提下为第三人设定义务。[4]这可以在我国《合同法》第65条所规定的“由第三人履行的约定”中看出来。比较复杂的情况则是纯粹赋予他人以权益的“利他法律行为”[5]的情况。严格来说,即使是赋予他人以权益,同样构成了对他人法律领域的干预,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它同样也应该得到受益人的同意才能够产生法律效力。若坚持这一前提,那么关于法律行为的涉他效力问题就存在一个统一的答案:法律行为不具有涉他效力。这一结论在合同领域就表现绝对的合同效力相对性原则,在其他法律行为领域则表现为,不得通过法律行为单方面地赋予他人以权益。任何赋予他人以权益的法律行为,要对他人的领域发生法律效果,都必须以相关的受益第三人同意接受为前提条件。[6]

我们可以把上述认为法律行为不具有涉他效力,以及相应的,赋予他人以权益的行为必须以第三人的同意才能对其产生效力的做法,称为以第三人的合意为基础的“契约模式”。在“契约模式”下,关于法律行为是否可以具有涉他效力的问题其实已经被消解了。因为此时的受益人,并不是一个外在于相关的法律行为结构之外的“第三人”。通过同意接受的意思表示,实际上他已经参与到法律行为之中,与从事该法律行为的人,建立了契约性质的法律上的联系,由此,他已经成为“当事人”,而不再是“第三人”。

以“契约模式”来解决赋予他人以权益的法律行为,对受益第三人是否具有法律效果,比较典型的是以下制度:(1)关于债务免除制度,在结构上采用契约模式,认为做出债务免除的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在得到债务人的同意的意思表示以后,才产生消灭债务人的债务的法律后果,才能够对债务人的法律领域产生效果。(2)关于遗赠制度,原则上也采取契约说,认为体现在遗赠中的赠与的意思表示,必须在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之后,才产生遗赠的法律效果,对受遗赠人的法律领域产生效果。(3)关于利他合同制度,早期自然法学派其实也采用契约式的法律结构,认为合同当事人赋予第三人以履行请求权的意思表示,必须在第三人表示接受之后才对第三人生效,第三人才可以因此而获得针对债务人的直接的履行请求权。[7]

将以上几个制度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在“契约模式”下,当事人单方面的赋予他人以权益的法律行为,对受益第三人的法律领域并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而是被看作是面向受益人发出的一项给予其以权利或利益的“允诺”,受益人必须对该“允诺”表示接受,才可以获得由他人赋予的权利和利益归属于自己的法律领域。

虽然说“契约模式”,坚持了意思自治原则的消极方面,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现代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却恰恰是突破“契约模式”,而倾向于采用另外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方案来解决法律行为的涉他效力问题。在新的理论方案下,当某一个或多个当事人采用一定的法律行为赋予受益第三人以法律上的权益的时候,法律原则上承认该法律行为可以具有直接的涉他效力,在不需要未参与法律行为的受益第三人任何意思表示(特别是同意)的前提下,该法律行为就可以直接对第三人的法律领域产生效果,有关的权益也将直接地归属于第三人的法律领域。我们可以将这种模式,也就是当法律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赋予第三人以法律上的权益时,认可法律行为可以具有涉他效力,因此可以未经他人同意,对他人的法律领域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理论,称为“单方行为模式”。[8]

现代民法理论在利他法律行为对受益第三人的法律领域是否具有直接的法律效果的问题上,已经或多或少突破了传统的“契约模式”而采纳了“单方行为模式”。例如,我国《合同法》第105条关于债务免除就做出了这样的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中国合同法在债务免除的问题上,采取了单方行为的法律结构。[9]另外,根据现代民法的通常的理论和实践,利他合同也能够产生直接赋予受益人(第三人)以针对债务人的履行请求权的法律效果,而不以受益人做出同意接受有关权利的意思表示为前提条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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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118－03

一个成熟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不仅要求规范披露义务人的具体法律行为，更在于其未能履行披露义务时而向受到损害的投资者提供充分及时的救济与赔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统的观点在理论上缺乏对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科学认识，在实践中也因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使因虚假信息披露致使投资受损的投资者要求获得赔偿步履艰难。法律责任是违反法律的人应受到的法律制裁及法律后果，是人的社会性的强制实现，是国家强制规范人的行为的一种形式，其意义在于，在规范人们某些积极行为的同时，更致力于以强制对后果负责任来规范人的消极行为，从而保证人类的积极活动得以充分实现，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证券法律制度中法律责任的确立与其他法律制度中的责任一样，是对人的自由与社会要求失衡的补救。安全、公平、公正、赔偿及制裁等理念都是证券法律责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对违反信息披露法定义务的上市公司科以相应的法律责任是公平正义与效率正义的必然要求。

一、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法律责任的主体

违反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主体是指有相关责任能力的行为人，而“有相关责任能力”意为在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这一特定权责范围之内为或不为某种法律行为的资格，在该权责范围内尽自己之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地向社会投资者公开进行投资判断的书面文件。本文将探讨的责任主体限定在上市公司的范围之内，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有直接联系，是信息披露的首要义务人。

作为法学基本范畴之“义务”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基于法律对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而必须对其有关信息予以披露以满足权利人使用信息需求的人。上市公司拥有信息使用人关注的有关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信息，负有对其进行披露的义务，是信息披露的法定义务人。如我国《公司法》第156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公开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在每一科技年度内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而责任人作为“由法律规定，由一定的国家机关依法追究，必要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其范围与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相联系。作为披露义务人的上市公司不同于自然人，作为法律所拟制的权利义务主体，其法律行为是通过其机关来实现的。

公司的机关是指依照法律和章程有权代表公司进行法律行为的个人或集体。公司的机关与公司组织机构不同。公司的组织机构主要指公司内部的性质管理系统，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职权，而公司的机关则是公司对外以法人名义进行活动的法定代表机构。公司机关的职权，主要体现在对内行使管辖权，对外行使代表权，这些权力是由法律或公司章程授予的。如美国《标准公司法》规定：“除本法令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公司的一切义务活动和事务都应由董事会行使或由董事会授权行使，公司的一切业务活动和事务都应在董事会的指示下进行。”一般认为，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董事会为业务执行机关，实际上，现代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众多，加之现代经营管理所要求的专业知识程度愈来愈高，因此，股东大会只能就公司重大经营决策和人事任免行使决定权。可以说，股东大会是公司名义上的最高决策机关，董事会则是常设决策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就上市公司所承担的信息披露义务而言，由于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主要由董事会负责，而有关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现金流量等信息也由董事会所掌握，因此，信息披露义务的实际履行人为公司的董事会，而因违法违规信息披露行为应承担责任的责任人亦应为公司之董事会。

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法律责任的性质

证券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与经济法相同的基本价值目标与功能，从宏观上维护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而有着其他法律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应从本质上进行规定：从追究责任的目的来看，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主要不是为了补偿损失，而在于对责任人实施某种惩罚促使其行为合理化、合法化，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从承担责任的主体来看，其责任主体是对违法违规信息披露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个人或团体；从追究责任的后果来看，最主要的是剥夺责任人一定的经济权利或经济利益。因此，上市公司违反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实质，是在证券市场特定的法律关系中，违反证券法或其他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或者基于某种特定的法律事实而在经济法上承担的法律后果。即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法律责任。

经济法律责任的内容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责任内容的社会性的理解需从经济法的基本宗旨入手。经济法的基本宗旨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着眼于社会公共利益。法律所调整的证券市场特殊法律关系当中，法律关系以经济法权利与义务为内容，不仅涉及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且涉及国家和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关系。我国《证券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公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法定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对于违反经济法律法规、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予以追究，科以一定的责任形式。但仅仅认为其所承担的只是民事赔偿责任，显然没有正确理解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性质。因为，违法违规信息披露行为固然是损害了某一具体公民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害人也固然可请求予以补偿其所受到的损失，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但不能解决其行为给国家或社会带来的损害。而且一旦证券市场上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其所造成的损害及带来的损失并非局限于少数的投资者，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导火线就是1929年10月24日爆发的纽约证券市场大灾难，它不仅使投资者损失惨重而且还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由此可见，认为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所科以法律责任仅是对于个人的补偿与处罚的理解过于狭隘，并未深刻认识到这种责任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根本意义所在。正如漆多俊先生所说，不同部门法规定的法律义务性质不同，因此法律责任的性质也不相同。民法规定的义务是人们不得侵害法律所规定和保护的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不得侵害其他公民和法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其法律责任是义务违反人应当对被侵害的公民和法人进行财产或人身方面的补偿。经济法规定的义务，是各种经济法主体（包括国家经济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在经济调节中必须依法正确实施调节和管理，以及服从和执行调节和管理；违反这些义务，给国家经济调节和给国家、社会或其他被侵害者的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清除已经造成的将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与追究原则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者应当为其行为给国家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所造成的危害付出代价，所以，这种代价应当同其给国家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造成的损害的性质、后果、程度相当。它或者是对因不当信息披露而受到损失者的财产和经济利益进行补偿，或者是消除不当信息披露行为可能继续进行的危害和影响，或者是限制或剥夺行为人此后可能继续进行危害的资格与手段。因此，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上市公司主要承担的责任形式包括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经济行为方面的责任、经济信誉方面的责任等。

（一）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一般来说，各种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总是有所侧重的，如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它以财产责任为主要形式。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主要属于人身责任，虽然这两种责任也采取财产刑或行政罚款的方式，但主要是采取限制或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权利的刑罚方式和对行政违法行为人给予拘禁、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方式，是法律从人身方面对违法行为进行的制裁。就刑事责任而言，它一般是以限制或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和人身权利的方法来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即使作为附加刑的罚金和没收财产，尽管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剥夺，但仍不能改变刑事责任的本质特点。行政责任也是一样，尽管在追究行政责任时，也会使违法行为人在财产利益方面处于某种不利，但这同样不是它的根本目的所在。

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的性质具有补偿性与惩罚性的双重特点，其具有补偿性特点的原因在于，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它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但它同时也具有民事侵害性，因此，这种责任需对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予以一定的赔偿，使其权益得以恢复或弥补；其具有惩罚性特点是因为在对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恢复或弥补后，更应当对这种给国家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惩罚；补偿性与惩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在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同时亦对施害人加以惩罚。

我国证券法第63条、第161条、第202条以及《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23条等均对责任的承担做出了规定。如《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6月19日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应承担责任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在1994年1月1日以前为企业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002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亦做出了类似规定。由此可见，最高院所作的司法解释中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的界定，直接将法律明文规定的“承担赔偿责任”等同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显然是不恰当的。民事责任的性质是它的补偿性于恢复原状性，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侵犯对方的权利时，法律便迫使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害，使其权益得到恢复或弥补，这一特点是由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权利对等所决定的；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亦给国家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造成损害，如果只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对违法者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他们会很快卷土重来。因此，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的法定义务而需承担的相应责任，不仅在于对受害人进行补偿，更在于其对国家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的破坏而受到的惩罚。

如果认为虚假信息披露仅对投资者本人造成损害而要求予以民事赔偿，无疑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形成严重桎梏。运用民法中的违约或侵权理论，均不足以成为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责任的充分理由，而即使受害人到法院，法院也往往以不予受理而驳回。堪称“中国第一起小股民状告上市公司案”的红光实业案，于1998年12月由小股民姜女士将红光实业告上法庭而拉开序幕，在长达几年的诉讼之后，于2002年11月25日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完毕。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调解下达成协议，被告国泰君安证券公司与红光实业公司分别以1∶8的比例赔偿原告诉讼标的总金额248 995．02元人民币的90％。诉讼费用则由三方按比例承担。红光实业案以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而结案，在半年的审结时限接近尾声之时案件得以审结，红光董事长刘国真以诚恳的态度换来双方的和解，原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案件似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从案件的受理到结案的近四年中无时无处不透露出法律的无奈。被告方红光实业和国泰君安在法庭上所表现出的通情达理的态度取得了原告的谅解，但态度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有关法律的完善以及司法解释的出台才是根本所在。

（二）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

有关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定义务的规定，是上市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逻辑前提；证券市场虚假信息披露事件的愈演愈烈，严重侵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危害了国家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而对责任人法律责任的追究却又显得力不从心，便是探讨法律责任追究方式的现实根据。如果说法律责任规定时作为目的而存在的话，那么法律责任的追究则是保障其得以实现的手段。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应予以公开的信息真实、完整、及时地公开，否则应对其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对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规定之后，如何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法律责任的追究应遵循以下4个基本原则：

1．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司法最终裁决原则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客观要求相适应。我国虽然形式上建立了相应的证券自律性管理体制，但与西方发达国家证券自律性组织所起到的有效规范证券市场有效运行的积极作用相比无异于名存实无。因此，在目前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下，明确法院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审判权威性对于规范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行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2002年1月24日，3名投资者诉大庆联谊案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成为我国首例被法院正式受理的虚假陈述赔偿案。确认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意味着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审理有着最终的权威性，在赋予法院审判权力的同时，也加大了对法院提高证券专业知识水平以公正、合理地审理案件的要求。

2．适用集团诉讼原则。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一般是上市公司，其对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相对于证券市场的筹资者来说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的数目更为巨大，一旦所披露的信息为虚假信息，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投资者个人而是公众投资者整体与整个的证券市场，由此看来，可能适用于其他案件的单独诉讼并不适用于此。对该类案件采用单独诉讼的形式，如果某个投资者不提讼，那他的权利就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无疑增加了股民的诉讼成本，同时，极大地增加了诉讼的过程而不可避免造成累诉。以大庆联谊案为例，这一案件被法院要求采取单独诉讼，而其原告律师共了679名投资者，“车轮战”无可避免。

3．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为保障经济法机制的有效运作，在追究责任人法律责任时不应只局限于补偿，而应更注重于惩罚。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具体包括科以财产责任、经济行为责任以及经济信誉责任，财产责任是对责任人以其财产或其他经济利益受到一定损失的方式来承担的责任；经济行为责任是责任人以其经济行为受到某种限制为代价承担责任，通常采用的制裁方式为强制整顿、强制停业、暂停上市等；经济信誉责任是使责任人的经济信誉受到损害，通常采用的制裁方式是予以通报批评。

4．适用经济公益诉讼原则。公益诉讼是在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为保护公共利益而提讼，经济公益诉讼理论在公益诉讼理论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提出，是为保护国家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免受损害而由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讼。由证券市场的特点所决定，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不仅给投资者造成损害，严重的还可能给证券市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带来毁灭性灾难，因此对该类行为加以制止与制裁绝非少数投资者个人所关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34．

[2] 杜飞进．论经济责任[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7．

[3] 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404．

[4] 郑立，英．企业法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94．

[5] 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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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尼华侨、华人继承遗留在我国内的不动产，以及印尼华侨继承住所在印尼的华侨遗留在我国内的动产，均应适用我国法律，由公证机关出具继承权公证书。继承人向我公证机关申办继承权公证书时，应提供印尼公证机关出具的有关证明，如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婚姻状况证明、出生证明等。这些证明如办理印尼外交部和第三国认证有困难，可直接拿到国内使用，我公证机关在能够辨认确实是印尼公证机关所出具的情况下，予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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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答：结合材料回答什么是人生观？为什么说人生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参考答案：什么是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