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7 1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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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 要：本文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具体要求出发，以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思维和法律信仰这四个维度构建应用型卓
>> 基于工程应用型卓越机械工程师人才培养的探索 应用型高校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模式的探索 应用型本科卓越工程师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卓越工程师教育与应用型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 应用型“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应用型卓越软件工程师人才的校企合作培养 基于“卓越工程师”的通信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卓越工程师背景下工程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通信工程专业应用型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探索 工程管理专业应用型“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独立学院工程应用型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应用型通信工程卓越工程师培养路径探索 卓越工程师背景下的应用型工科院校单片机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基于“给水排水卓越工程师”复合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讨 应用型本科卓越机械工程师培养研究 应用型卓越软件工程师培养模式探讨 应用型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应用型本科院校卓越工程师培养教学模式初探 应用型本科卓越工程师培养探索与实践 应用型“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林 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研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4）.
[4]魏昌廷，何 敏.应用型卓越工程师的素质结构及其培养[J].高等理科教育，2012，（1）.
篇2
一、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与完善的基本原则
为了保证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维护社会公平，正在酝酿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在制度设计上不应与企业部分的制度相互分割，以促进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具体调研，改革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及初步的框架思路，已经逐渐清晰起来。目前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该遵循在制度设计上相互衔接而不是“另起炉灶”，保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保证新老制度平稳过渡等一些基本原则[1]。
1、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原则
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是社会保险学自商业保险而升华为自身遵从的一项原则，按照此原则，任何投保人要想获得养老保险权益，即享受养老保险金，必须履行规定的义务，就是先投保、且投保达到一定长度的时限，这就是养老保险历来遵循的权益与义务相对等原则的内涵。所以，要享受养老保险权益，必须尽投保的义务。而且，一般说，二者成正相关，即投保期越长，投保费越多，可享受的权益越多。如果公民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与缴费数额没有联系，那么公民就不会参加缴费，即使参保缴费，也会尽量少交保险费，这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就缺乏应有的缴费激励机制。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不仅涉及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提高的问题，而且涉及地区间利益调整的问题[2]。
2、公平与效率优化结合原则
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养老保险里面的一个特殊领域，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工具。然而，单纯的公平并不现实，因为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其本身就是要以效率和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基础为依托的。公平如果不能促进效率，甚至在某些层面牵制了效率的发展，成了经济发展的负担，那么这种公平也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公平如果不将经济发展的效果考虑在内，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不利于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事业单位要建立自己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要在制度建立之时贯彻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在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动态过程中，不断的改进、调整并作出选择，摆正两个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发展目标，力求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达到动态平衡。
3、兼顾统一性和差别性原则
目前，我国企业的养老保险待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基础上的养老保险金、缴费性养老金、调节金组成。而机关养老金却仍然受工龄、退休前工资、在职人员工资调动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一部分参照于企业，还有一部分参照于机关单位。一些优秀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千方百计地调入机关、事业单位从事，或是在即将退休之际跳入事业单位，享受事业单位的优厚退休金。相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大多不会进入比自己退休待遇差的企业。这种单向流动人员流动，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统一，尤其制度间具有巨大的待遇差，难以为全国统一的人才大市场提供支持和保障。事业单位是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公益事业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部门，是整个社会的核心。事业单位的重要性决定了事业单位汇集了整个社会的栋梁和精英，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些特点反映在社会保障领域，就是他们的保障待遇要普遍高于企业一般职工[3]。在我国目前，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既要相互衔接又要相互区别。这就是要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要统一，在补充养老保险方面要有区别，即在事业单位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在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而且在替代率方面，职业年金的替代率要高于企业年金的替代率。
4、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
社会保障的标准要同国情国力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事业单位养老保障的标准要同国情国力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要求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特别是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变化而变化，同时兼顾财政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并且与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大致持平、互相衔接。要本着既要保证经济发展，又要适当积累的原则，统筹安排养老保险基金。既要有利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也要有利于职工在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流动[4]。
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与完善的立法目标
1、逐步建立起公平统一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目前，我国没有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仍是三套制度同时存在，制度间的兼容性差，不同对象享受的保险待遇差别悬殊，既不利于社会公平原则的体现，又不利于不同制度间劳动者的合理流动。我国大部分省份实现了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各省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原则，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来筹集、管理和支付养老保险基金。由于各省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了养老保险制度在基金征缴、基金管理、基金运营以及待遇给付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5]。
2、出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专门立法
从我国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现状看，还没有一部统一的立法，尽管我国已经推出了《中华人们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临时性的决定多于法律、法规，即使是某一方面颁布了行政条例，也多因注重于局部而忽视了全局的协调和统一，内容上也有些地方不甚周全。因此，在对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建设之初，我们就应作出系统的计划，使事业单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尽量从开始就迈入社会保障法制体系建设的正轨。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立法相对滞后,并且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统一性和稳定性[6]。
三、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改革方向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目标是向全国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独立于企业、事业之外的社会保障系统发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可能孤立与其他保障制度进行，必须立足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统筹设计需要从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整体出发来进行。
1、建立适应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人事养老保险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充分借鉴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建立起以养老保险统筹为主、以个人账户养老金为辅、以独生子女父母补充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等为重要补充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金发放办法。同时要将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充分的考虑进来，适时公布改革方案和推进时间表，消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攀比心理。要逐步实现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职工退休后基本养老统筹发放上的一致，努力缩小彼此间的差距，差距部分可通过单位及个人支付部分来体现和解决。建立起权利和义务相约束机制，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将缴费和职工个人利益紧密挂钩[7]。
2、处理好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国家和省、市对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作已经出台了一些养老保险关系处理方面的政策规定，但这些政策规定很不系统，也缺乏可操作性。按现有政策已经转制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遗留问题很多，影响到了单位职工的切身利益，引发了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一是事业单位转制后，离退休人员和在职职工参加当地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统筹，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职工原来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不再补缴社会保险费。二是改为企业前的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仍按原办法计发，原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改为企业前参加工作，改为企业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按企业办法执行。目前事业单位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解决事业单位与企业两类养老保险制度的接续问题，可分为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分步骤稳步推进，一方面要保证转企改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要注意切实维护转制单位职工的切身利益，保持社会稳定[8]。
3、逐步融入城乡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法律制度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人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享受改革成果，是党的关注民生政策的具体体现，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城乡统筹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基本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最重要项目，是社会保障中最根本的制度安排[9]。因此，如何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到全体城乡居民,实现城乡统筹,是实现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城乡居民目标的关键。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本目标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程、城乡现行二元养老保障体制的发展走向以及国际经验的借鉴等因素。甚至在阐述发展目标使用的概念问题上都存很大的张力和争议。
参考文献：
[1]郑秉文.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路在何方[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5):5-6.
[2]蔡向东,蒲新微.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刍议[J].当代经济研究,2009(8):58.
[3]周康.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宜统不宜分[J].中国物价,2009(7):68.
[4]王月欣.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J].理论学习,2008(1):32-33.
[5]臧宏.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路径与对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73-177.
[6]黄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讨[J].广西大学学报,1999,21.
[7]高爱娣.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意义与方向[J].理论前沿.
篇3
一、法律方法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法律方法，首先是讨论法律方法论和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首先这体现出学界在学习和接受国外一些法学理念和法学知识过程中的具体理解出现差异，其次，从一个法制欠发达的国家来进行法学方法的谈论，主要是由于缺少一种理性的建设法治，谈论法治的思想难免会出现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国外很多着作在我国传播之后，引起了学者讨论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方法论之间的用词问题，主要的争论的焦点在于我国部分学者从德国法律文化背景方面研究整套理论，他们发现法学方法主要是对法律知识进行研究的方法，所以我们应该称其为法学方法论。但是法律方法主要是法律人在进行案件裁决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法律手段，这时候法律人不单单需要查找正确的适用的法律，还需要将法律背后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寻找出来，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称其为法律方法论。
伴随当前法治研究和法治建设进一步的深入，法治理念逐步朝法治新常态进行研究，在此条件下，我国在法律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也逐步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前期的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论出现了一定的延续，法学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向法理方面进行演进，逐步转变为部门法学。部门法学在进一步研究法律方法论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的贡献，新常态是现在一种比较热门的叫法。法学理念在司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在法治新常态的条件下，进行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和公正司法，让国家处于快速法治化的阶段，让良法善治得以实现。
二、法律思维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思维主要指的是通过法律逻辑的运用，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手段。思维手段不同，思考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权衡利弊的重点也会不同，一般人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然而法律的重点在于对事物合法性的分析和判断，也就是围绕着是否合法来对相关问题进行合理的判断和思考。只有形成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才可以确保人们趋利避害的正常思维在法律的规范下，对某一事件进行理解和判断。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依照法律思维进行思考，从法律的角度把问题解决掉，确保合理的推理技术和手段得到正确的使用，如果脱离了法律规范，那么法律思维就会变得非常空洞。法律思维是很专业的东西，相关法律术语是一些基本的要素，通过法律语言把问题法律化，然后来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分析，最简单的问题需要使用最纯粹的法律问题来进行解决，处理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是如此。
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法律思维在法律领域中得到了很大的应用，主要是从主观上进行法律分析思维，在信息方面进行加工取得一些认知，并且能够通过这种认知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指导，所以法律思维主要重点在于法律人通过对法律思维的应用来处理问题，并且得到相应的结论。目前来看，法律思维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侧重于法律思维的特征，而没有很好的研究和分析法律思维在运用过程中的方法。另外我国学者在研究法律思维的过程中，没有像法官、律师等专业法律人研究的那么深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法官是最主要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结合的运用者，他们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都会使用到法律思维，在运用法律思维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思维，比如说法律方法的思维进行结合。通过法律思维，配合一些其他的法律解释和法律理论更好的解决问题，从法律思维的研究方面来说，就是需要如何通过法律思维、法律理论来解决相应的法律问题。
从当前法治实践来看，法律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学者最需要分析法官在实际审理案件过程中使用的法律思维，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官仅仅是使用法条来做出相应的判断，而没有分析作出判断的整个过程，这就造成了判决理由的缺乏。这与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有着重要关系，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不单是在本科阶段，就是在研究生阶段，也没有进行法律思维课程方面的开设，法学教育没有培养法学生的法律思维，造成很多毕业生在这方面的能力缺乏。国家除了要制定法律，并且研究法律的使用以外，还需要进一步普及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但是这方面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以前有学者曾经说过，法律制度是能够很好的移植的，但是，法律思想却是很难的。
四、法律方法、法律思维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一）法律方法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在案件判决的时候，法官会通过一些法律方法的使用来将法律结论寻找出来，要想让案件的真实情况和法律规范进行比较，那么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找出相应的法律规范语句来，在案件判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小前提的案件事实确立起来，然后根据这些案件事实查找相应的法律，接着是通过这些法律推理来将法律结论得出来，在法律推理的时候，法律人的或许可能会遭到很多法律规范模糊不清的情况，法律解释的手段就需要使用起来，所以我国在法制建设的时候，法律方法一定要得到很好的使用，如果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方法，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法律适用情况，而对法司法权威产生一定的损害，对我国的法治发展是有阻碍作用的。
法律方法主要指的是法律操作人员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的一种基本技能和操作手段，是对法律进行维护和实现的基本技艺，法律方法在运用的过程中，往往是对一些案件的使用，法律操作者需要依照之前所讲述的一些基本步骤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相应的裁决，所以通过法律方法来对案件进行裁决可以让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案件判决的过程中，应用法律方法需要进一步的结合法律思维，在法律方法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使用到法律思维。法律思维在法律操作者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二）法律思维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我国发展法治和谐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观慢慢的要被体现出来，我国在进行法制理论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了多年的研究。我国的法律思维、法律方法逐步在进行深化，法律思维主要是让人们通过一些法律逻辑和法律方法来对问题进行思考和处理，所以法律人员以及普通公民在法律思维层面水平的高低，对法治建设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公民还是希望通过法律手段之外的方法来把日常纠纷解决掉，因此，法律权威的建立、法律的信仰养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需要相关的法律职业者以及普通公民更好的通过法律思维来对问题进行思考和处理，然而从目前来看，我们很多法律职业者虽然懂得法律知识，但是也不一定能全部使用法律思维处理解决问题，所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加强对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法律思维在使用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如何让法律人驾驭法律方法，使用法律思维在案件当中进行具体使用，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人一定要依照法律思维进行各种其他特性的延伸，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在法治理念建设的过程中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办理具体案件的时候，执法和司法都是一种法律思维的体现，不能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逻辑胡乱进行，执法和司法一定要尊重法律、尊重司法的相应流程和规律，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通过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共同解决案件。
五、结语
研究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提升运用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的能力，不单单是法学界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确保执法和司法的公正性，确保法律可以深入人心的重要方法，从而让我国的法治进程进一步的加快。
参考文献：
[1]梁开银.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契合点[J].法学评论，2011.
[2]孙光宁，焦宝乾. 迈向法治新常态下的法律方法论研究2015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报告[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篇4
寻找方法论之争的边界
专题:法律中的可废止性
法律与可废止性
法律论证理论的歧路徘徊
专题:法律论证的元理论
法学方法论中的体系思维
“同案异判”问题研究
霍菲尔德与授权性规则
宪法教义学的功能与界限
规则、原则与可废止性
《法学方法论论丛(第二卷)》勘误
论法律规则被假设的可废止性
专题:理论与历史之间的法学方法论
方法论、一般法律教义学与案件的解决
论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战略
古希腊的双生花:衡平与修辞学
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判决理由地位
官方话语体系修辞失效的法律原因探析
“诠释学循环”——概念、类型及运用
斯多葛辩证法及其对罗马法的影响
不可接受结果之论证与法律的合理适用
什么是法律规范?——一个本体论视角的追问
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需要特殊的法律逻辑吗
法律适用模式的比较考察:以德国和美国为例
法律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法律现实主义批判
道德论证的方法论问题——图尔敏与黑尔之争
基本权利的论证策略及其运用——以布朗案为例
“功夫在身外”:浅议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环境
行政处罚中的正当程序:6号指导案例解析
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检务公开信息化平台建设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学方法的今古两问——从拉伦茨与菲韦格开始
宪法中的权利、规范与条文——规范理论的视角
行政法规范论——行政法解释学研究的前提性作业
法律续造的程式建构——以张甲诉李乙离婚纠纷案为中心
论指导性案例的使用与滥用——一种经验主义视角的考察
破解“发还难”——论法院执行案款依职权提存机制的构建
美国关于跨国并购的反补贴法律规制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论法的安定性与民法法治——法治思想在部门法中的体现
以审判为中心对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的影响及其应对
法学的问题立场与修辞学转向——《走近论题学法学》读后
法官释法中自由裁量的客观性——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的探讨
法律原则如何适用?——《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的线索及其推展
案例指导意欲何为?——新法学·读书沙龙第七期“案例指导制度”讨论纪要
国家法与法哲学之间的方法论——有时作为一种对理论与实践之断裂的掩饰
“终审不终”现象的成因与消解——确立司法终局性的法律和社会双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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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07-02
国务院2010年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党的十报告又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在法治时代，领导干部的决策和行为总会直接或间接地与法律发生关系，领导干部只有具备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才能依法履职、依法决策，才能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而法治思维是建立在法治理念基础上的，“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1]平时不具备法治理念的领导干部，遇到问题时不可能运用法治思维的方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由此可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的方法来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各级领导干部迫切研究的课题，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法律思维的培养也越来越重要。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
“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法治思维首先表现为心中有法，也就是说要养成处理问题时遵循法律至上，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原则的法律意识。法治思维还表现为一种行为的选择，也就是当我们面临有多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时，是否能够选择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法治思维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合法性思维”，它是法治思维的逻辑前提，即任何行政措施的采取、任何重大决策的做出都要合乎法律，包括：目的合法，即公权力行使者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目的和宗旨。权限合法，即职权法定、越权无效规则。它是指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为之确定的权限。内容合法，即指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应符合法律、法规的具体规范以及法律的原则、精神。手段合法，即公权力行使者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运用的方式、采取的措施应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的原则、精神。第二，“程序思维”，它是法治思维的逻辑路径，即要求权力必须在既定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即程序合法。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因此，程序合法即公权力行使者做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法治的基本理念。所谓“程序合法”，是指公权力行使者作出某一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即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的要求。第三“权利义务思维”，即以权利义务作为设定人与人关系及人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准则。第四“公平正义思维”，即公权力要以追求、维护公平与正义为价值尺度。
二、当前领导干部在法治思维方面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1.缺乏法治思维的意识，存在人治思维
这里具体表现为：有的领导干部对依法治国错误地理解为依法治“民”而不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有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奉行“摆平就是水平，稳定就是搞定”的人治思维，认为“有法（律）无（办）法，无法（律）有（办）法”，采取非法律手段解决现实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追求“稳定”而牺牲“法治”；还有的领导干部认为GDP是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因此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并且只对GDP有动力，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政绩”，不惜侵犯群众权益而大搞形象工程，有的甚至以牺牲“法治”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些人治思维的存在，所以直接影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在做决策时不能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2.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虽然有的领导干部已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但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能力还很不足，对一些本来可以遵循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做出决策的事情，却只是机械地按法律条文办事；还有的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有选择地适用法律，有利于自己的就执行，不利于自己的就不执行，尤其是在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上，由于法治思维的欠缺，不能正确把握运用法治原则和精神，灵活处置，导致恶性的发生，如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处置中就暴露了当地领导干部驾驭法律解决突发事件能力的欠缺。
3.决策程序不合法
做决策，不仅要做到决策结果合法，而且还要做到决策程序合法。没有程序的正当，就不会有实体的公正。现实工作中还存在着由领导干部几个人或主要领导一个人“说了算”，或者搞所谓的“三拍式”（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决策的现象。例如有的地方违法拆建，任意侵犯公众财产权和人身权，引发自焚、自杀等惨剧或者暴力对抗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还有一些地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大量兴建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的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以致造成严重生态灾难事件。导致发生这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在决策时没有依照法律程序做出决策，导致决策缺乏法律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对策
领导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决策，是建立在良好法治思维理念基础之上的。法治思维理念的养成，是一种“习惯成自然、润物细无声”的陶冶过程，因此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理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健全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行使者法律素质低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而腐败则必然是违法行为。为了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而监督和问责是促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要注重行政监督和问责，建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舆论评价机制，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使社会评价和社会监督真正成为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推进器”；加强问责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工作，不断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要按照有权就有责、滥权应担责、侵权要赔偿的要求，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对那些不依法办事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进行批评教育；对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带来重大损失，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领导干部，要严格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证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力有效。
2.将“法治状况”引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
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考核时要考核领导干部依法履职水平。依法履职水平，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考量一个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的重要因素。要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纳入到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在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对他们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考察，推行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度、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把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相应的法律素质作为提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和条件，对在规定时间内未获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者不予提名。要提拔和使用法治思维意识强、善于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优秀干部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只有将“法治状况”引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增强了，自然促进其法律手段的运用；法律手段运用多了和运用有效了，又会反过来影响和促进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的形成。
3.加强行政机关的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是法律思维的重要精神支柱。通过法治文化的建设，强化领导干部主动按照法律的逻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并使这种法律思维演化成一种自觉和习惯，促进领导干部深入学法用法，进一步激发法治建设的活力，从而解决领导干部学法“入耳、入脑、入心”难的问题。加强行政机关法治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如给领导干部配发学法教材、学法笔记本、法制宣传台历和开通手机法治新闻报、办公楼宇法治动漫、电子杂志新型法治文化传播平台，让广大领导干部经常性地受到法治文化的熏陶，使法治思维实实在在内化到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和日常工作中去，从而潜移默化地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
4.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的培训
虽然我们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办法，组织不同层次领导干部的法制培训，但效果往往不太理想，领导干部学法的热情和兴趣不高。主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领导干部的培训内容和形式相对比较单一，我们往往偏重于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的培养。因此，我们要不断研究和创新对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培训的方式与方法。在法治教育培训的形式上，我们可以采取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举办法制讲座、举办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采取案例教学等形式来组织领导干部学习法律；在法治教育培训的内容上，我们既要加强对领导干部学习宪法、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培训力度，又要重视对领导干部法律原则、法治精神等法治思维能力方面的学习培养，使领导干部最终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解决社会问题，法律思维当先”。
篇6
大多数国内外学者认为即使进行了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目前党国体制下的政体仍旧沿袭了传统的，其实似是而非。处于改革开放边缘区的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之所以会有这样错误性的认识，是因为他们用的是政体思维来看中国政治，而从古至今，我们探讨和研究的都是如何治理国家以及运用怎样的手段来达到国家的治理目的的道统理念，又或称之为政道理念。
一、传统的“血亲文化”
伊恩-莫里斯在谈及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因素一书中非常重视其地理因素，他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早几千年开始发展农业，拥有更多更好的原材料去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而这一切都是地理因素使然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孟德斯鸠也曾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及地理与气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最重要因子。他认为人类在热空气的驱使下纤维末端会松弛，长度增加，因而使其弹性和力量缩小。在这种闷热气候中，心神就会萎靡不振，器官敏锐，造成性情暴躁、消极怠惰，道德沦丧，与其用心去教育，不如被奴役，因此，这些地区更适合一人；相反，北方天气寒冷，民族性格温顺，更适合多人政体。
我们不否认从宏观角度来看，地理因素的确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并不起决定作用，更不可能成为形成各民族一切风尚的根本。连孟德斯鸠自己也承认这一切的条件到了中国则成了例外。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微观角度去考察，根深蒂固的传统“血亲文化”可能更有说服力，它是中国独有的“情结”。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生存能力极为低下，为了各自的安全，人类以血缘为纽带相结合，人类社会因此形成了一个个比较稳定的部落，对于猛兽的惧怕随着人类力量的扩大逐渐消失。由于血缘的不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部落，而部落之间的战争催生了国家这一机器的产生，无可否认，家就是国家组成中的基本单位。各民族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共同风俗与文化习性，而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文化”则是最为核心的精神体系。以这种“血亲文化”为背景也决定了各族之间的疏密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部落首领与被领导的等级格局。等级观念在中国得以形成确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思想家们的主张便是这种“（血）亲文化”或称为“家文化”的扩大，即为“家天下”。再加上民族精英群体的影响力，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为基础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促使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更加趋于系统化。到了汉朝，“独尊儒术”儒家成为统领思想下家文化得到了长期的稳固，“三纲五常”更是成为君王将臣民束缚在自给自足的以家为单位的封闭生活体系中，即使受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也能够驱使人们“老祖宗的模式去办”。中国古代的道统理念以中国人固有的“情节”为基础，使得君王懂得治理国家与人民之道。几千年后，虽然在许多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无不深受西方观点的影响，但在家庭方面，仍能够投射出我们独有的中华文化的印记。
鉴于此，中国的政治体制要重视这种历史传统的“家文化”。首先，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自律作用。根据实际的需要，利用各种人力和组织资源，培养人们自助与互助的精神，增强社会的整合功能。其次，通过基层调研，努力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思路，找寻新办法；重视对基层居民的教育，不断形成“终身学习”的良好风尚；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确保地方居民能准确理解中央政策的精神；提高基层自治能力，使政府的社会职能不断向社会回归，最终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历史任务。
二、德治还是法治
同样是“家本位”思想，何以西方成就了民主与法治，而东方中国却造就了专制呢？
西方认为家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在社会公约的影响下，人们相信天赋人权。为防止人们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决定服从自己的意志，作出了带有普遍性的规定，他们称之为法律。孟德斯鸠对“法”这个词的定义就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法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 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上册，第1编，第1章，第1节，第9页）。用法律来限制专断而达到善治的法治文化因此深深扎根于西方的土壤下。
的确，在西方的政体思维下，民主与法治都只是某种形式，而中国强调具体的实际，更加注重于实质，在王道又或称人治的道统理念下对君王提出至高的道德要求。但人无完人，统治者不可能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自律恐难以应对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现实。再者，根深蒂固的“家本位”思想在政治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固有的矛盾，时至今日，暗箱操作、任人唯亲、走后门等现象依然是行政系统瘫痪和腐败无法彻底清除的根源。为防止权威的沦丧以及公共利益的缺失，运用符合特定形式的法律系统来限制权力，在承袭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强调依法治国，将会是中国政道理念上的一项勇敢的创新。司法独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总而言之，历史不断演进，基于时代毯下的传统精神体系将越裹越牢。为此，我们要时刻遵循适合中国规律的治理理念。一方面要在“血亲文化”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基层自治能力；另一方面，在强调以伦理道德自律的基础上结合法治理念，实现依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合理转换。让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光环在时空的隧道下越行越远，永远光彩照人。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绍光 主编：《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 [法]孟德斯鸠 主编：《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
[3] 刘伯奎 主编：《中华文化与中国社区》，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 [法]卢梭 主编：《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2011年版。
篇7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理论法学；实践理性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184-03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失败
在制定法传统的大背景下，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等法学教育以来，主要沿用传统的大陆法系的教学模式，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强调课程的体系性、完整性，学生则以被动接受的方式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于业已形成的专业观点中领会法学的精神。相较法治发达的美国法学教育以训练受教育者的批判思维能力及塑造相应的人格为目的，我国的法学教育的设计则立足于训练学生的认同性思维能力。虽然讲授者有不同的见解，但都不得不尽心尽责地诠释既定法律及其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而这种认同性的思维方式和人格弱化了人的主体意识，抑制了人的创造力，是有悖于法律职业本质的。这种以教师讲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法学职业教育的需要。特别在形而上色彩浓厚的理论法学课堂教学中如若不吸收新的方式和内容，枯燥的法学理论知识充斥于整个索然无味的课堂教学中将极大地打击老师教学和学生听课的积极性。
二、理论法学教学方法改革迫在眉睫
当前，我校法学课堂教育，特别是理论法学课堂教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传统教学模式的僵化，加之司法考试的冲击，导致学生宁愿参加价格不菲的司法考试补习班，甚至埋头于应试技巧与疯狂的魔鬼训练中，而应付学校的专业考试，完全忽视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这种状况导致每个学期初的教学检查法学院都被学校教务处列为重点监督对象。以笔者所在的学校为例，学生出勤率偏低，特别是毕业班的学生，开学第一节课有的班甚至只有三名同学来上课，形势相当严峻。学生以复习司法考试为借口逃课。反过来说，即便学生真的是在参加司考辅导班，经过魔鬼训练通过司考的学生，也因缺乏法学理论素养和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而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执业者。因为，法律的背后是利益，任何一项法律法规的背后都是利益的博弈与平衡。执法者必须懂得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的缘由何在，处理案件时才能做到令人信服，树立法律的权威。当下学生为了司考而司考的功利心态，突击过关后备考时背诵的法条将很快被忘记，因为没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作为铺垫在未来执业过程中对案件的处理就很难令当事人信服。因此，我们的法学教育模式改革迫在眉睫，否则在市场选择和就I压力的双重冲击下课堂教学将日益萎缩，教师的价值和作为也将被抛弃。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培养出以深厚法学理论武装自己的优秀法律人，而造就了一批批不会运用法律理论分析社会问题的庸才。
面对我国法学教育表面辉煌，实际形势严峻的现状，实施教学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法学教学方法在应对法律教育的职业性趋向上的策略，除了案例教学法，还有辩论式教学法、法律诊所教学方法等。针对当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引入案例教学法是比较可行的做法。相较实践中常见的通过记忆法律条文处理案件，案例教学法使学生通过不断阅读，进入特定情境，站在法官或律师的立场上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反复训练，学生就会拥有作为一名合格法律职业人所应该具有的法律推理能力，即使不记忆法律条文也能够迎接实务中不断面临的新挑战。
理论法学是法学学科皇冠上的明珠，是学好部门法的基础，也是法学学科中最抽象、晦涩的部分。将案例教学法引入理论法学教学中来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入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理论法学教学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可行性分析
（一）法之理在法外
随着我们对立法工作的重视和立法机关立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制定的法律在内容的明确性、逻辑的统一性方面已经越来越完善。但社会生活与法律条文之间往往是存在差距的。纸面上的法只有现实地调整社会生活才有法律实效。正如朱庆育教授所说的：“世俗法律不同于圣经，后者被尊为神的作品，任何凡人无权更易一字，前者则随时面临增删修改之可能，甚至整部法律推倒重来亦属寻常。”
法学理论来源于生活，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必然来源于博大精深的法学理论和纷繁复杂的法律实践。法理学被界定为法律的智慧，是对法律运行共同规律的抽取，是学习部门法的基础。法理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学习法学理论知识可以让学生具有坚实广博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不仅可以指导部门法的学习，也可以指导未来的法律实践。在理论法学教学过程中适时引入恰当的案例，或解释概念，或阐释法的价值等等都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法学是实践理性的学问
无论是部门法学还是理论法学都是实践理性的学问，社会现实是其存在的根源，纯理性或者纯思想性的法学是不存在的。回顾法律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还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抑或后来出现的实证主义法学派都说明法学必须面向和关注现实生活，为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困惑、矛盾、冲突提供合适的法律解释及合理的法律解决方案。处于神坛之上的法律，只有走出人们生活才是活生生的法律。部门法都是研究法律现象的某一部分，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学理论研究法律现象的整体，构建理论法学关于法律生活的一般原理。部门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案例源于部门法，又可以阐释部门法，发展部门法。同时，部门法提供了解决案例的依据。同样的，理论法学教学中可以引入案例，用来发现法的一般理论，阐明法的一般理论，丰富法的一般理论。理论法学也为部门法案例的解决，特别在针对某一案件部门法没有明确规定时提供案件解决的法理依据和价值追求。
（三）理论法学以法律现象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
理论法学的内容包括法律本体论、法律社会论、法律价值论及法治国家论等诸多丰富内容。一份令当事人信服的判决书，必然要求法官具有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判决书中体现法官的价值追求和法治理念。任何一个时代的法学理论及法理价值都将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当代法官的判决书中。
研究法与社会的关系是法理学的重要内容。基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法科学生没有相应的学科基础和生活阅历很难理解诸多部门法中讲述的法律规范。而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知识很多时候影响司法、执法等诸多法律程序。“法律是整个社会生活一部分，而且绝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法律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领域，能够被封闭起来或者可以与人类努力的其他分支学科相脱离。如果教师不阐明作为判决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法院的许多判决就无法被理解，也无法得到恰当的分析。……如果一个人只是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方法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布兰代斯法官说，‘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曾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那么他就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2]如果在枯燥的教学中能够引用历史上具有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进行阐释就会使原本晦涩难懂的理论变得容易理解，从而激发学生探究法学理论的兴趣，加深对理论知识及制度构建的理解，为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人打下基础。如，在讲到法律的效力位阶时，可以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引入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拓展学生的知识广度，加深学生对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的认识，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四）西方国家案例教学的实证经验
19世纪70年代，案例教学法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姆布斯・朗道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教授创立。此后，成为英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法学课堂广泛采用的教学方法。在美国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不仅应用于部门法教学，在诸如法理学、法制史等理论法学课程中均获广泛采用。在美国法学院甚至世界范围的法学教学中广泛流传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朗・富勒（Lon Full）运用的“洞穴探索者”的案例堪称经典。在设计该案例时“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以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如实证主义法学，自然法学，社会法学等）对此作出判断和裁决。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回答，指出学生子运用法律推理时出现的错误和法律知识上的缺陷，引导学生对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3]
“总之，案例教学法不仅可以适用于部门法教学，同样也适用于理论法学的教学，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在理论法学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和便捷的[4]。”
四、理论法学引入案例教学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讲授式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中国成文法传统源远流长。我们法官裁判的过程因循传统的三段论模式，在此过程中法典是裁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基于长久的讲授式教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我国法学课堂我们不可能用案例教学完全取代讲授式教学。在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模式中，诸如：课堂讨论模式、多媒体教学模式、模拟法庭模式和观摩审判模式中运用最多的就是插入式的课堂讨论模式。这种模式基本的操作步骤是：教师在讲到某个知识点时将课前准备好的典型案例拿出来用以讲述在讲知识点。通过讨论案例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所讲授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进行法学推理和法律背后价值选择的思考。课堂讨论模式是案例教学中最便捷可行，运用最多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操作中知识点的讲授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也是运用案例的目的。
（二）有w系的典型案例的获得
1.教材中的案例。教材中的案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通用教材中为了讲明一个概念或问题而设定的案例，或者在某一章节的后面会附有阐明这一章节主要内容或理念的案例；一种是针对某一法学学科的专门案例教材中的针对某一概念或问题的案例。后者所含的案例一般都是本学科比较经典的案例。
2.大众传媒中的案例。当今社会各种媒体在法制宣传和对民众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诸如《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等主流媒体报道的都是近期的热点案例，是师生了解法治热点，关注法治进程的案例库。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锻炼学生创新思考的能力。
3.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案例。生活中法律无处不在，各种童话故事中都蕴含法理。文学艺术作品源于生活，虽有艺术夸张成分但对年轻人来说因情节生动更易于被学生理解，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相关情节作为案例讲述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4.司法实务中的案例。这类案例主要适合兼职从事律师业务的教师。专业老师若能够通过司法考试并兼职从事律师实务工作对案例教学的开展会非常有利。从律师实务中处理的形形的案例中选择与讲述知识点相关的案例引入课堂教学。这个需要教师进行认真甄别选择既生动又有法律难点的案件，加上自己处理的经验介绍，这种案例讲述最能吸引学生。且在听讲的过程中学生就会了解相关诉讼程序和处理类似案件应该注意的点。对教学双方均有裨益。
（三）针对不同年级设置难度适度的案例
美国法学院招收的学生是具有其他专业背景的完成本科教育的学生，这些教学对象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积累、社会阅历、学习能力、理论理解能力都为案例教学法的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我们的法科学生在进入本科前没有任何其他专业知识的积累，没有社会阅历，学习能力、理论理解能力都比较欠缺。特别是理论法学课程多开设在法学本科低年级阶段，这个时段的学生缺乏部门法知识，对案例的设计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鉴于我国当前理论法学多安排在本科低年级的课程安排的现状，要求部门法知识完全空白的学生分析案例有揠苗助长之嫌。这就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时要注意选择难度适中的案例才不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些学校在理论法学课程安排上就比较合理。比如，将法理学分大一和大三两个学习阶段进行讲述。大一讲述法律本体论和法律社会论，大三讲述法律价值论和法治国家论。针对不同学习阶段安排难度不同的案例，重在使学生体悟案例中抽取出的法的一般理论。
（四）丰富教师的法律实务经验
法学专业教师通过司法考试，进行律师执业是教师接触法律实践的常规渠道。法律执业经历可以为案例教学的开展提供更多素材，也可带给学生更多诉讼知识和实务经验。当然，对法学专业教师我们更多地强调的是学术水平和课堂教学。不过，法学永远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没有实践，法学理论知识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严格来讲，只有做过法律实务的人才能更好地进行案例教学。
“郎道尔认为，如果学生阅读了大量的案例，特别是判决正确的案例，真理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即通过案例，了解法官判案的思路，理解法律精神，掌握判案的技巧，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4]在当前法学教育功利浮躁的大背景下，在理论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是非常必要的，且是便捷可行的。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不会再厌倦枯燥乏味的法学理论知识，且能够学习更多的诉讼程序知识和实务经验，培养问题意识，锻炼法律思维，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J].中外法学，2014，26（2）：285-318.
篇8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12]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同注[10]，第151页
一、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篇9
法律方法论是对法律如何被运用的一系列解释、论证和推理的技术、技巧、规则、程序、原则的系统思考。从法学家的愿望以及研究所展现的成果来看，一般都认为法律方法论的专业性很强，似乎描述的都是职业法律人才能看懂的东西。但实际上因为法律的运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太紧了，从而使法律方法论成了人人都可能做出贡献的学科。不管对该学科有没有研究，都可以凭着感觉说这一学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似乎对法律方法的评说无须论证。论说许多的批评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但零星的说狠话式的批评多少伤害了研究者的“自尊心”。一些愤青怒吼的无用论、废话论肯定是建立在没有仔细研究的基础上的。因为，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会指出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而不会是没有任何铺垫的全面否定。在很多法律方法的研究者看来，这一学科也许是法学各学科中最细腻的学科，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系统细致的研究，很难对学科是否完善评头论足，虽然这并不影响在诸多判断上发表“高见”。长期以来，其他学科的发展似乎很少能干扰法律方法论学科的孤寂性，学者们基本都是在围绕着法律规则展开自己的言说。然而最近有一些学者看到，近百年来法学的发展已经冲出传统法学的封闭状态，进入了和其他学科相互交融发展的时代。
在交叉学科的研究中，有些人特别是一些所谓的专业法律人士更愿意把法律应用技术化，这就走向了极端；还有一些学者更愿意把相当狭窄且技术性的法律问题当成广泛社会问题的缩影。如从反垄断案件中提出政治自由问题；在合同法中提出人的自主性问题，即在技术性的法律方法中融进了很多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有些人甚至提出“形式服从效果”的口号，搞所谓的结果决定论。实际上，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属于本质决定论，有违法治的基本原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形成专断的理论基础。对此实用主义法学者波斯纳说：“这种广义理解反映出兴趣的拓展，而这恰恰是法律学术的特点。”[1]我们注意到法律方法论有两个方面的进路：一是根据规范的逻辑分析；二是在逻辑分析中的修辞论证。法律的逻辑运用一直支撑着法治在部分领域的实现，起码使人们的理解活动逐步接近法治。但由于西方近代的法治实践，出现过度依赖逻辑的问题，误导很多人的思想，他们把法律直接当成逻辑，因而霍姆斯提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的命题。自此以后，法学之术在于论辩的主张甚嚣尘上。传统的修学理论虽然没有得到发展，但实践和理论中却出现了修辞的滥用。人们注意到论辩少不了修辞，但修辞却具有两面性。对同一个行为既可以说成是谦虚，也可以说成是虚伪(还有鲁莽与勇敢、老实与窝囊、粗鲁与豪爽、傲慢与自信、聪明与狡猾、慷慨与挥霍等等) 。修辞的不确定性及其变幻使得修辞方法声名狼藉，因而借用修辞进行论证的法律方法论在其不成熟的时候就呈现出危机。人们讨厌法律人的善辩，认为没有他们世界可能更太平一些。这就提醒我们必须防止过度修辞。修辞论证实际上应该有道德因素、政治因素、审美因素，但更应该看到它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工具。法律中的修辞应该与法律方法论的使用结合起来，过多的修辞可能会使人无所适从。我们必须注意到，法律论证的方法如果离开逻辑的约束就可能是随心所欲的。在坚持逻辑规则及其相应法律规范的同时，修辞学中强调的“修辞修其诚”还是值得提倡的，虽然在完全的意义上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情绪与价值、利益与情景、前见与当下都会影响我们的思考。方法论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人们思维的路径，而不是思维的全部(对修辞的一些认识得益于高万云教授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玛珈山法律方法论坛(第64期)上的演讲。高万云教授认为，人们不可能完全诚实修辞，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倡导“修辞立其诚”的原因之所在。如果都诚实地进行修辞，讲究这一原则的意义就会失去。)。法律方法论与逻辑学是血缘关系，而与修辞学(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亲缘关系。虽然法律方法论离不开这两个方面，但是这两个方面对法律方法论的影响却都不是系统的，只是以一些零散的观点影响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法律方法的研习不仅要修炼善于言辞，更主要的是要长于逻辑，提升简化复杂事物与行为的思维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如下问题：
一、法律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市场”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似乎不用关注市场需求的问题。这倒不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属于畅销品，而是说这些研究成果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市场”。一部分学者除了迎合政党、政府的宣传要求外，还关心研究成果是否被政府采纳。当然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似乎是为学术而学术，把研究成果当成小圈子里自我欣赏、陶醉和完善自我的过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买家”的单一性，以及研究方式的自言自语使得研究者很少关心市场需求以及读者的忍受力问题。现在，多数的研究者也许最为关心的是发表刊物的级别，转载率、引用率，以及在评职称评奖项的时候能否用得上。而这些东西有都与个人的待遇、学校和研究机构的评价紧密联系，思想的创新与文化的发展被丢到了一边。于是，社会科学的所谓科研成果竟成了自我完善、同行欣赏或批判的对象。人文学科如果是这种情况还是有情可原的，毕竟他们担负的是文化积淀与传承的任务。但是像法学这样的实用性学科也都成了这个样子，就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悲哀。法学研究尤其是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不能为迎合某种宣传的需要或者把宝押在被领导采纳上，如果是那样的话研究的成功概率太小。我们不能仅仅把研究的定位放到领导关心的视野，而应该与司法实践的需求结合起来，在司法实践中发现问题，用理论解决问题。法学研究的课题，从开始到结项都应该考虑市场的需求问题。看对什么样问题的研究是有出路的，什么样的表述能赢得读者，最好是能够使成果研有所用，对实践有启发意义上的指导或至少是有某些参考价值。美国学者埃里克森说：“尽管法学研究成果的市场很难完美，但是我认为它可以运行优良，至少比Edwards法官和其他一些批评家们所想象的更好。这个市场的分析人士们不能仅仅将眼光局限在供给方，而供给方确实包括难以尽述的情愿自我沉迷的教授。在需求方来说，这些供给者所面临的有经验的人并不乐意遭到欺骗。尽管一些法学院的教职人员可能偶尔屈从于一些无价值的潮流，但是市场的趋势最终会惩罚他们。从长远来看，最为可靠的学术成果的监控方法是那些消费法律服务的顾客们的需求，以及大学对于那些赢得同行赞誉的教职人员的需求。”[2]用市场的观点来看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我们会发现大家都在忙着引进西方成果，这一方面凸显了西方法学研究的“前卫性”；另一方面也为我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赶上西方提供知识储备。这可以说赢得了中国的学术进步的需求，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研究缺乏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从较为普遍的角度看司法界对此不甚领情。原本西方的法学研究就不是针对中国司法实践的，缺乏中国问题的针对性和对策性研究。我们把它拿过来除了增加知识量以外，对中国实践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
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应该是围绕着法律文本的应用而展开的，理论研究成果一方面要接受司法实践的检验，看司法实践中是不是真的有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还要接受理论的检验，看研究成果是否经得起逻辑的检验。任何想从法律文本中获取意义的都应该经过方法的拷问。这种拷问是一种理性的、运用逻辑的反思。“法学只有在具备了反思意识与反思能力以后，才会产生法学方法论。”[3]可以说，法律方法论文章的影响力并不完全取决于同行的引证率，而是对司法决策者思维的影响程度；它的水平还取决于法学家对法律解释结果与过程的反思能力与水平。当学术都是在用引证率、转载率等来说明自身价值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还要做点别的什么？布莱恩·辛普森的话对法学研究者也许是有震撼意义的。他说：“文学往往是鼓励法律进行改革的推动力，公众对法律秩序的不满，往往只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才能上达当局。当狄更斯着力描绘当时司法部的不公和拖拉作风时，他的声音简直使当局不得不听。他对司法界、诉讼程序、衡平法庭、债权法和监狱所做的尖锐批判，有助于形成公众的改革呼声。”[4]司法部之所以不敢不听，是因为他的作品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法学研究要想获得更大的影响力，需要学习文学的表述方式，应该打动听众，在逻辑基础上做好修辞，给读者提供简明扼要的、有问题意识的对策性研究成果。辛普森的话是在告诉我们，研究成果应该面向读者，作品一旦有了较大的读者面，就会产生社会影响，甚至会影响决策者。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文学作品中的简单修辞也许比长篇大论的理论文章更能影响社会。这提示我们的研究者，我们不仅需要逻辑严密、层次分明、详细论证的成果，也需要简明的修辞来表明我们的立场，有时还得需要借助文学的手法来表达我们的思想。也许对法律方法的论证应该是细腻的，但结论一定是简单的。法谚早云：“简洁乃法律之友。”[5]简洁而明快的法律结论很可能形成法律人的信条，影响法律思维和决断。
除了研究表述方法的改进外，我们还需要有一种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立场。我们看到，由于法学家没有政治上的权力，因而只能尽力用其学问对当权者施加影响。这就使得法学家们很容易心甘情愿地为当权者服务，成为当权者的奴仆和工具。当然，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有很多学者忠于自己的良心，执著于对学术的追求，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使得学术传承没有断流。我们需要把市场看得宽泛一些，不能走极端。这种极端包括，要么把心思全用在迎合权力者的想法，要么完全割裂与社会的联系，孤立地搞纯粹的学术研究等等。我们要看到“法学家虽然有时候不可或缺，但并不真正地受宠于统治者，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卖弄学问、艰涩难懂以及钻牛角尖的书卷中，将做出什么样的结论。他们一般也不受公众的欢迎，因为他们的言谈高高在上，并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6]。这个警告虽然不一定是现实状况，但具有警示意义。在许多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学家被鄙视，一些材料显示英国人特别不喜欢法学专家，认为有些“喜欢卖弄学识的法律博士们，他们只懂得把那些被奉为名言警句的东西引来引去，这些引言或者来自千年历史之久的书籍，或是来自其他同样把法律知识埋葬在沉重坟墓中的博士们，他们的理论充满了矛盾，并只会把普通人引向歧途”[7]。一位历史学家曾说过：法律人士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任何法律问题上，他们总会站成意见相左的两队[8]，总是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在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用行动和全新的成果改变对法学家的这些看法。一要面向读者，找好市场(消费市场在哪里)之所在、社会的需求之何在，读者群在哪里。二要找市场需求的问题在哪里，对那些纯粹理论没有使用价值的命题，要在研究中予以淘汰，而对那些有现实意义的对策性研究应下大功夫进行。三是我们需要用什么手法予以表述，不要把理论总搞成灰色的，理在事中，我们完全可以在对事实的描述中展开理论，而没有必要都搞成是从思想到思想的印证。“问题和方法是任何一项研究的两个基本元素。没有真问题便没有文章，没有适合一定问题的科学方法便没有好文章。而问题和方法又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划分，形成各种可能的‘问题———方法’组合。”[9]法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和价值分析方法。“法律实证分析的方法元素可以归结为经验的研究方法，与这种研究方法有关，法律实证主义的元素又必然以一定本土实际为选题资源，当然，关注实际并非尾随实际、复制实际、更不是粉饰实际，而是用科学的方法去发现、描述和解读实际。”[10]由于在国外法律实证主义的研究是一种风尚，所以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是用世界的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与研究的目的有关系；二是与研究的案件是否具有共性有关系。
二、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学术背景
在中国进行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应该注意到自身的学术背景。这个背景从大的方面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统中国文化沉淀到今天的影响；二是西方文化不断地在中国的传播，并且还将继续扩大范围和深度的趋势；三是中西方文化的结合在中国所形成的新传统。在充分挖掘国学精粹的口号下，西方文化也出现中国化的趋势。这都是研究法律方法论必须注意的大背景。在历史上我们有律学的解释传统，但近百年来已经在形式上丢失了，活着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语。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化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起码在形式上我们在追随着西方。法律和法学的形式基本上已经西化，只是还用汉字表达。虽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学者说，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流淌着龙的血液，中国文化的精髓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近百年来中国学科的变化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能把什么问题都集中在文化上，让其承担社会进步缓慢的挡箭牌，但是也不能忽略文化的变异对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
近年，我们开始意识到了国学的重要性。于是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国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试图用国粹来解决一些现代性文化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多少有些复兴传统文化的意味，是对近一百多年文化断裂的愤满。我们看到了很多学者对传统文化丢失的呐喊，认为传统已经逝去了意义，但是传统自有进入当今的途径。现在，我们已经不再阅读四书五经，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完全消失。即使我们研究手段、对象以及问题意识等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传统与今天的关系。法学研究近百年来实际上有很多是重复的问题，这很可能是没有历史地总结经验，只注意眼前的问题与资料造成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否则会招致历史的惩罚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般来说，问题意识的观念是基于哲学角度的考虑，但在不同的学科和文化背景中，问题的内涵以及面向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在德国讨论很多的硫酸是不是武器的问题，窃电是不是盗窃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中国人思维的整体性缺少细腻的分类要求。因而只要有简单的归类，就不会对过于细致的问题提出质疑。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硫酸就是武器，盗电就是盗窃的逻辑。还有在美国被广泛探讨的爱默尔继承案，在中国也不是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继承法对被继承人有谋财害命行为丧失继承权的规定，而且在我国的道德中对此早都有明确的要求。这都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对问题的不同筛选。问题虽然是共同的，但对问题的理解是有文化背景的。我们不仅要注意我们的现在，还要熟悉自己的过去。比如，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优先以及价值判断正确就不需要方法的观念。如果不对此类判断进行反思就会使一些正确理论发挥不出效用。当我们引进了很多现论以后，如果不注意与传统的衔接就会使它的作用大打折扣。传统对现代的消解使得我们很难搞成像样的法制建设，不顾及传统使得现论成了纯粹的呼喊。我们不能排斥各种优良的价值，但应该为价值的实现提供理性的工具。这种思维工具并不像有的人说的是普遍性的。思维规律虽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也具有相当的地方性和时代性。在传统思维中，对方法的忽视已经使中国的哲学显得不那么完整，在本体论、认识论之外缺乏方法论。方法论的缺失使得我们的科学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特别使得我们的研究深入不下去。这既是历史传统铸成的，也是我们今天必须注意克服的。我们注意到，近年从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以及思维方式，多少打破了中国人不讲逻辑的思维，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对大的问题的看法上，或者说在意识的深层里对方法论的漠视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并没有在现代化的呼声中消失，在法律方法论研究中我们时刻应该注意到它的存在。这对建设适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法律方法有积极意义。
(二)新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这种所谓新文化传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百年来基于革命思想传播所形成的新传统；二是对西方法学的盲目追捧。关于革命的思想对中国现代的影响是深刻的，对我们今天研究法律方法论也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看就是当代法治建设的阻力。法治实际上是对现有秩序的守护，是对现存社会的点滴改良，但我们不时能够发现，很多学者在谈论法治的时候依然坚持的是革命思想。革命思想与法律思维很不合拍。满怀革命热情很难搞好法律方法的研究和法治建设。法治要求我们应该在理性的基础上注意要以克制、保守、权衡、宽容与冷静的态度对法律的意义以及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但革命要求我们对秩序进行彻底的改变。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新的传统。哈佛大学的曼斯菲尔德在总结了西方现代史后认为，在激进的革命思潮结束以后，现在人们似乎普遍地缺乏男子汉的气概。这并非是男性不争气，而是与现代法治社会对人的要求相关：讲究理性控制，每个人都很职业，不轻易发怒。因而骑士的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诡辩家(包括法律人) 、经济学家、算计者的时代到来了。商界缺乏男子汉气概是因为商业是物质主义的，满足于获取而非获胜，满足于权衡而非正义。商业活动拒绝牺牲，立足于算计收益，当今的体育运动员也是如此。他们更关心挣钱，很难与古代的角斗士相提并论。如今什么都讲究方法与技艺，充满男子汉的气概的那种勇敢的又是带有莽撞的正义，已经被智慧与理性所代替，我们这个时代对方法与技能的渴求超越了革命时代的激情。这正是法治建设所需要的研究环境，也是实施法治所带来的人格变化。法学研究与法治建设需要这种背景。法治的实现需要多种因素促成，制度的完善、对法律的信赖、市场经济的需求、权力分离的政治体系，独立的职业法律群体以及法律方法论的支撑等都是条件。然而就法律方法来说，“颇有意味的是， 20世纪以前的法学家们很少怀疑自己是否拥有适当的方法，他们相信，以法学的基本要求为准，他们确信的方法较之于其他学问的方法毫不逊色。尤其是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他们从不谈论‘方法’问题，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一门法律科学不得不谈自身的方法论问题，那么必定出了什么问题”[11]。到了20世纪初年，法学家们开始在反思法律的疑难问题中对所谓概念法学的弊端，开始为法学的健康考虑，开始系统考虑法律方法论问题。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早期的时候就把关注方法问题称之为病态。我国的很多学者竞相引用，信其为真。但我们认为，对这种修辞性比喻的盲目追捧是有问题的。因为方法论的问题并不是所谓与学科“健康”必然相联系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各个学科相伴而生的元问题。在方法论较为单一的时候，关于方法论的争论较少，人们似乎感觉不到各种方法论之间的争宠。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的发展就是健康的，法学不是生物学，法律也不是生物有机体，拉德布鲁赫的比喻并不恰当。当法治本身没有出现难题时，人们感受不到方法论的重要性，或者换句话说对方法论的需求不是很高。就像现代中国的简陋法治，不需要精深法律方法理论。精深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对初级阶段的法制来说是一种奢侈品。但未雨绸缪，我们的理论必须为未来的细腻法治做好准备。
谢晖在其《法律哲学》一书中谈到了我国法学研究中方法长期缺席的问题，认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没有自身独立的方法，都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二是能够代表独特法律方法的规范分析方法的缺席[12]。其实，法律方法有没有独立的方法问题，似乎不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而仅仅是一个逻辑性的理论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几乎很少有所谓符合学科专业属性的独立的方法，在很多领域人文社会科学是互相联系的。“法学思考的公式化可能是个陷阱，它在特定的情形下会表现为可怕的司法擅断甚至司法专制。”[13]当今社会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学科及其方法渗入其中，并没有改变社会思维的混沌状态。各种学科的划分仅仅使人们的思维逻辑更清楚了。因为各种学科及其方法都是根据不同的逻辑标准所进行的人为的划分。这其中虽然有发现的成分，但基本都带有人工秩序的成分。几乎没有一个学科不是交叉研究的结果，孤立的学科是不存在的。或者说除了满足认识论划分的需求外，社会中原本就不存在独立的学科与方法，能够存在的也许只有独特的方法或者相对独立的方法。虽然历史上存在过所谓封闭的法学与法律体系，但那多少也有些夸张的成分，毕竟封闭的法律也必须向社会开放，否则它就不能调整发生在立法之后的案件；即使封闭的法律也必须向解释者开放，否则就不能获得与时俱进的生命。所谓封闭也仅仅是一种姿态而已，什么样的学科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封闭。当今的法律方法论不属于传统的规范法学，而是一种以规范法学为主的综合性学科，因为它不仅要把规范性的法律作为判案的依据或者说法律思维的根据，而且要把应然的价值变为具体的判断标准，把现实生活的事物的本质、规律以及人们思维的理性融入对法律判断的思维中去。在以规范分析为主的法律思维中不能割裂与人类价值追求的联系，也不能把社会独立于法律之外，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在我国，不是规范法学的缺席问题，最主要的是缺少守望规则法律职业群体。谢晖说：“规范实证，其本质是权利与义务分析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律中的权利义务问题，可以视为规范分析方法中的技术之维。”[14]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法理学和民法学里面的通说。几乎所有的法科学生都要受这种学说的训练。我们存在的问题是这种观念贯彻不到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反而出现了权力、权利绝对化趋势，即有些人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只讲权力不讲职责。这是规范法学引进中国值得分析和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法治不可能健康发展。
(三)西方法律文化继续渗透的现实
当受西方法学的影响中国法学也出现流派化趋势的时候，各种具体研究与应用所固守的方法成了划分流派的标准，这一方面加剧了对法律认识的相互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各自方法论的缺陷与优点也就显示了出来。传统的自然法学、分析法学仍然在新形势下固守自己的信念，但自从法律社会学出现以后，理论法学与实用法学出现了分野。法律社会学更多的是对法律现象的描述，分析法学与自然法学的规范作用在社会法学的叙述方式中弱化了。法学似乎更加科学化了。早先关于法学是一门实用学科的概念被法学是科学的概念所取代。虽然我们还能看到：法律人像医生一样，是靠对法律娴熟的运用和其他人所掌握不了的技艺来从事职业活动的。在运用法律时的逻辑与论辩能力是法律人赢得市场的主要手段。但我们也能看到，现代的法学家也像科学家一样用理性的方式，冷漠地像对待物质世界一样在研究着法律。价值热情被科学精神所取代。我们发现法律社会学出现以后，对事实的关注与研究，扩展了法律研究的视野，成了法学研究的主流，有关法律方法和法律的解释技术反而退居次要地位。现在，西方法学的大量作品都是围绕着法律规范的基础而展开的，法律规范的运用与解释的方法反而没有受到法学研究者的重视。在西方法学界几乎要出现传统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危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在攻击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如对司法三段论的批判、对法律意义确定性怀疑、对法律解释客观性丢弃等。在西方，这种理论上的危机多少会波及法治建设，但并没有改变法律运行的整体情况。然而在中国，由于我们对当代西方的法学理论与制度极力推崇，这就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危机。一方面中国的法制建设才刚刚起步，法治所需要的思维基础和职业群体还不成熟，法律人还不能熟练地运用法律方法，基本上是在一种被称之为跟着感觉走的思维进行着判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跟着西方法学在痛批传统的法治建设初期所需要的法律方法论。这是很危险的。原本我们的文化中就没有坚固的法治理念，尤其是缺乏严格法治的精神。在每一个规则之外都有一千个理由不服从规则，几乎所有的高尚道德和时兴的政治大词都可以成为改变法律含义的理由，如社会效果、和谐社会建设、人民的意志等都是法律需要让步而不需论证的理由。在缺乏中国问题意识的情况下，我们的理论却跟着西方法学的主流径直进入了后现代，开始了对法治以及法律方法论的批判性研究。西方传统法学的悲剧在于：他们过度讲究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解释法律，以至于使法律的运用出现了僵化；而中国法学的悲剧在于我们文化的骨子里看不起方法，而过度迷恋于自己的整体性理解、对价值优先的固执和对政治影响力的偏爱。方法没有成为阻止专制与任意的工具，在处理问题的关键时刻法治的严格多少被淡忘了。
法律方法论研究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基础理论研究与部门法研究的分裂问题。实际上现在的部门法研究多半可以归类到知识论的范畴，通过对法律规范的分析与解释来解决案件时，部门法学更像法律解释学，无论是教材还是专著都大体如此。虽然我们的文化是整体性的，但部门法的研究几乎是在缺失宏观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因为多数部门法几乎是完整地从西方搬来的学科。中国的学者虽然能从零星观点中谈出自己的看法，但还没有能力建构自己的体系。部门法学和法理学之间的相互指责与误解随处可见。西方法学所讲的法学是一种封闭的学科大多指的是对法律的这种部门化的专业性研究。无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生多大的变化，这一学科的基本教义都不发生大的变化，研究者采取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所以法学的发展与进步是缓慢的，知识量的增长也是被动的。没有其他学科的逼迫，规范法学几乎不会自己发展。我国有些部门法学者不仅拒绝来自其他学科的影响，而且也拒绝来自法学基础理论的反思。很多人公开以不看法哲学、法理学的文章为荣，一些人的口头禅是“法理学那玩意我们看不懂，也没有什么用，无非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这种拒绝思维启迪的做法，强化了法学的封闭性。他们只知道从西方贩卖所谓前卫的理论，而对本土学者的反思持蔑视的姿态。法理学确实存在一些故弄玄虚的作品，但也不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一概否定，况且即使否定的话也存在鉴别力的问题。实际上一些口出狂言的人士并不见得有多少真才实学，只是充当着口无遮拦的愤青角色。在中国法学中，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的分裂还表现在，法理学队伍中对规范法学研究进行持之以恒研究者较少，政治法理学、法律社会学、价值法学的研究者较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有可能与规范法学封闭性和专业性有关系。规范法学的研究需要较强的专业基础，弄不好在部门法学者面前会说外行话，被扣上法盲的帽子，而规范法学以外的研究则无需像规范法学那样谨慎，他们可以尽情地不顾现行法律的规定，而进行忘法、枉法的演说。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法哲学，只要你拿着哲学的话语随便套到法学上几乎很难找出毛病。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者奉行的“敢嘲笑法律者，方为真法学家”的观念是有问题的。这表现出有些学者对法律权威的蔑视，也暴露出法理学、法哲学的研究也像法律语言学一样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懂语言学的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不懂语言学，结果搞出来的法律语言学研究使法学家和语言学家都觉得有问题，难以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现在法学研究似乎也是这样，理论法学越来越哲学化，部门法学越来越专业化。基础学科的人认为部门法学的研究没有品位，部门法学的人认为法理学者多是法盲。现在看来，不仅是外部交叉，即使法学内部的交叉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更应该注意学科的交叉，而不能一味地偏向哲学和逻辑学。
三、技术与经验层面的研究
魏德士在其著作《法理学》德文版“前言”中讲到，本世纪法学和法学者的历史表明：纯粹的法律技术对法律和社会是危险的。只有那些对法的基础和作用方式以及对可能法适用的原因和适用方法后果有所了解并对其思考的人，才能在法律职业的领域内尽到职责的要求。行为人必须知道他们的行为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对此他们必须认识到其行为应遵守法律，此外还必须认识到历史和社会的联系。波斯纳也谈到过此类问题，他说：“自苏格拉底以来，一直就有些有影响的思想家怀疑，法律推理能否提出某些有理由称之为‘真理’的东西。”[15]波斯纳提到了一本由耶鲁大学法学院弗雷德·罗德尔写的一本书《该你们受罚了，律师们》，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所有从事法律的人都应该定罪，应该用技术专家委员会代替法院。“分析哲学和法律推理在方法上的主要方面是一致的，都主张细致区分和界定，要构建并考察设想的个案决定在逻辑上是否一致，就要把深藏的假定提到表层，要把问题分解成容易驾驭的许多小问题，要精细地发掘对手论点中的隐含义等等。实用主义者认为，分析哲学家和法律推理家都太容易夸大逻辑的领地，太容易把分歧等同于错误。并因此过于急切地反驳对立观点；与此相联系，分析哲学家和法律推理家就支持这些观点的经验性证据兴趣不足。实用主义特别怀疑的是，能否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及其孪生姊妹法律推理来确立道德责任和法定权利。”[16]
我们相信魏德士所讲的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说的是纯粹的法律技术对法律和社会是危险的。这并不是否定技术与方法的意义。而只是告诫我们在法律运作和解释的过程中，不能将纯粹的技术，而应该把技术，文化经验、道德价值、历史与现实和现行法律一起作为理解法律的前见因素，全面地、历史地、文化地和有价值考量因素来理解和运用法律。结合当前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法律思维水平的现状，我们认为起码有一部分人应该集中精力研究法律的技术以及隐含在经验中的技术。因为方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也是我们现在法制建设所需要的。然而很多学者对此并不以为然。黄宗智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做过如下评述：“有的人因不满意识形态而摒弃理论，把自己限定在纯经验与技术性的研究，但是我们相信，理论是任何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世界上没有能够垄断真理的理论，追求绝对真理只能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沼。”[17]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恰恰是黄宗智所说的经验与技术研究。但这是不是就不牵涉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了呢？ 我看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社会的焦点和现实问题是躲不掉的，纯粹的技术性研究也是坚持不下去的，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在研究中处理这一问题。
第一，研究司法的经验与技术是法治建设的需要。“当下中国法律理论界与实务界之间的隔膜仍然相当明显，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之间也往往凿枘不投，冰火两重天。”[18]理论联系实际，实践联系理论，基本上都是一厢情愿的呼吁。很多法学家们热衷于立法活动，至少是从立法的视角观察问题，对司法实践理论不是十分关心。“这种双向的漠然既妨碍了通过具体个案进行试验从而纠正社会政策错误的可能，也导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无法形成。”[19]理论与社会的隔离，导致了法学家的想法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想法差距越来越大。这虽然成就了法律的专业化研究向深度发展，但也阻碍了法律向公众意识的渗透，导致了法学家与社会之间的隔膜。虽然有些理论家反对在法律适用和解释过程中讲究纯粹的方法与技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实现需要方法与技术。法治最基本的含义是对专断的限制，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程序和规则这些形式化的规定，对规则和程序既不能死板地遵守，但也绝不能丢弃，而应该在尊重其权威的前提下积极使用，使其成为限制专权栅栏。然而在我们新近形成的辩证法影响下，把科学的任务界定成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似乎成了最重要的，形式性的东西都被视为形式主义。从法治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几乎都是通过形式来实现的。没有形式性法律规范、程序以及运用技术与方法，就不可能有法治的实质性功能的发挥。“依据明确的法律(大前提) ，事实(小前提) ，法官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法律决定(结论、判决) 。这一理论基本是18 ～19 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产物。典型代表是罪刑法定。就刑法而言，这一理论的实践追求尽管有后面分析的不现实，却很有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滥用和无理扩张，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20]在此法治理念下，围绕着三段论展开的方法成了各种法律方法的主流。法律方法还只是理论，不是法律的现实，但很多人忽视这一点，因而引发了很多人把逻辑世界的法治当成了现实的法治，造成了一部分人对法律的误解。如果把逻辑世界当成法律的现实，实际上忽视了法律作为经验的存在。法律经验是人们能够全面理解法律的前见。仅仅看到形式主义的方法论，而没有理解者对经验的把握，就会被理性主义的方法所蒙蔽，就会相信法律方法就是法律。“随着人们从概念分析日益转向经验材料，更多地观察司法行为，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还迷信这些观点，理由就不充分了。看似为了守护法治理念，实际是拒绝现实地理解司法和法官，拒绝那些有助于深入理解司法和法官的新信息和知识。也正因为此，我概括地称其为法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司法观。”[21]在波斯纳看来，对法条主义之外融入法律的因素是为了超越法律，但我们认为对经验的把握更主要的是为了更正确地理解法律，法官应该奉行法条主义，但实际上他们却抵挡不住自己的价值偏好、政治立场的偏见。但在多年的法律生涯中，他们也不可能我行我素，职业群体的思维也会限制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司法能动主义是一种几乎本能的思维，而司法克制主义则需要理性的谨慎与谦抑。
第二，研究法律方法的经验与技术是发展与完善学科的需要。对法学学科来说，如果没有自身的研究方法，就不可能哪怕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如果没有应对纠纷的解决方法与技术就会失去实用学科的属性。贺卫方在一次讲座上谈到，我国的法学内部的知识与方法还处在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现在又不断地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拓展本学科的视野，这是件好事情但也存在着一定风险，因为这可能危及法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这是应注意的问题[22]。我们过去的法学教材以及研究倾向重在知识的介绍，对法律的运作方法研究很少，以至于出现了虽然学习掌握很多知识，但实践动手能力不行的情况，或者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的现象。对历史敏感的人会意识到，离开历史、传统、经验去研究裁判方法的学者，无论在技术层面论述得多么精巧都无济于事，法治落后与司法粗糙往往是并发症。所以我们应该把对经验与方法的细节研究结合起来[23]。一个学科不应该仅仅是纯粹形式化的，还应该是把理性、经验与历史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完善。对经验的重视实际上就是要把对形式主义方法的过度关注，转向到对人及其经验的关注，以弥补法律方法研究主体性的缺失。法律确实不完全是逻辑，法律是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是由人的思维和行动构成的活生生的法律。只有在对法律逻辑与经验的把握中，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和解释法律。法律方法论与本体论的法学不一样，应该是以服务司法实践为中心的理论体系，所以不能仅仅关注理论体系的完善，更主要的是要研究如何帮助法律人在具体的审案中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法律。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多成熟或不成熟的经验，但我们现在的法学作品对此的关注与研究却很缺乏。苏力发问：“太多的法学研究脱离了或正在脱离司法实践，只讲正确的原则甚至是法律常识，完全不理解法院和法官的问题，或司法上无法操作。这样的法学还是法学吗？”[24]
第三，对经验与技术的研究是形成良好法治文化、积淀法律智慧的需要。形式主义法学敌视经验，而实用主义法学则敌视理论。这两种极端的思维都不利于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波斯纳说：“实用主义者们希望法律更具经验性，更现实，更符合真实的人们的真实需要。但是如果从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说法律科学者都应该抛弃理论，那也是一个错误。事实和理论并不相互对立；科学，包括好的社会科学，都是事实和理论的统一。”[25]正像波斯纳所讲的，法学研究者应该抛弃糟糕的理论，也应该抛弃糟糕的经验性研究。但什么是糟糕的理论和糟糕的经验性研究呢？ 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引进西方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但这些都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土壤而产生的，比如，在普通法系“律师会馆制度与陪审团制度的精巧结合，习得技艺与生活经验相得益彰，普通法的发展融合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专业智慧。”[26]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从西方学习他们的理论与经验，就会使中国法学像水上漂浮的浮萍一样缺少根基。无论我们怎么研究都难以逃脱西方人所设计的框架，只能跟着他们的步伐爬行。因为我们一些人文化先进的标准都是西方人制定的，然而法律甚或是法学都是地方性知识，只有和地方的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找到我们自己的法律文化根基和适应于自身土壤的法律方法。所以这里的经验主要是指本土的经验与智慧。外国的经验与智慧已经通过理论的形式传输给我们了。我们要做的是把他们所谓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启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导向，把我们自己的法律文化和法律思维方法建构好。
第四，对经验与技术的研究是提升法律方法论回应实践能力的需要。纯粹的逻辑理论可以锻炼思维能力，但动手能力的提升则需要经验成分的加入，这里的所谓经验主要是指法律人的经验，通过对判例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的司法经验；通过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经验，而这些都使理解能力获得更大提升。“要善于总结中国的经验，而不仅是拿外来做法来批评中国。要把那些还不完善的、过于粗陋的甚至有错的中国经验提升、概括到理论层面，使之成为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国司法经验，进入中国法学理论。这需要开阔的理论视野，求实的态度，更需要法学人对中国法律人的智慧和实践的根本自信。”[27]我们所学的法律方法不是固定不移的方法， 明白这一点才能解悟方法的真意[28]。面对多种多样的方法，实际上在运用的时候始终存在着选择问题，怎样才能进行恰当地选择？这不是理论所能决定的，很多法律人遵循的是经验法则。我们看到，法学院向学生灌输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以及最重要的法律判断力，从而在追求正义中服务公众。但是，“现在的法学毕业生能够熟练地掌握后现代文学理论，却不会起草一份文件。他们学会了像律师那样思考问题，却不知道如何依靠它来谋生”[29]。在我看来，出现这种情况与对法律经验的掌握不够有联系。因为关于法律的经验在大学里面不可能全面展开，这主要是因为在短期内更主要的是学习理论知识。其实理论也都是加工提炼了的经验，但其中的经验一般性太多，而个性太少。所以，为提高理解法律的水平，法律的研习者应该有意识地把一般理论与具体经验结合起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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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合作式教学为此提供了契机。随着后大众化和信息技术教育的不断推进，传统教学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教师灌输式教、学生被动式学、师生交流少、会考试而能力弱等弊端暴露无遗。合作式教学倡导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导学的结合，通过推进研究性教学、强化双向交流实践教学、加强过程考核以及提升国际化意识，可以培养出具备较强交流沟通能力、批判能力、领导能力、合作能力、处理国际法律事务能力的创新型法治人才。 关键词：合作式教学;法治人才;依法治国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长期以来偏重知识灌输，忽视课堂教学的问题性、探究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实践性、综合性程度不高，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面对新形势、新常态以及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传统法学教学面临挑战：一方面，法治中国建设要求法治人才具备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批判能力、领导能力、合作能力;另一方面，他们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法治发展及法治实践脱节，因此，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延续理论知识的“主动灌输―被动接受”，而是应该对传统教学进行综合改革。伴随慕课（MOOC）兴起而出现的合作式教学为我们培养创新型法治人才提供了可能。 一、从MOOC到合作式教学
MOOC和以往的网络公开课大不相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教学目标上追求多元价值目标，在教学过程上追求各动态因素的多维互动，如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在师生角色上倡导师生平等，学生可以“炒老师鱿鱼”;在教学形式上强调小组合作学习的主体性;在教学情境上强调标准的参照性评价。学生观看了教学视频后，是否理解了教学内容，其后的几个小问题，可以帮助学生进行检测，对学习情况进行判断。学生对问题的回答情况，通过云平台进行汇总处理，基于大数据分析对学生相关环节的学习情况得到实证性的资料，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
由是，MOOC涵入了一种理念――合作。可以这样认为，合作式教学是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习需求，将学习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将教学由“以老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突破传统模式，构建以学生为本、从问题出发、启发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的教学模式。
在我国，传统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是在预先设计好的框架中，先让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理论法学知识，然后考过国家司法考试，有了这个资格以后，再进入各个法律系统进行实践。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存在很多问题，最为严重的是理论与实践不能很好地结合，或者是理论知识丰富，对于实践却不甚了了，多是“纸上谈兵”。再者，即便有的学校，开设了案例课程、模拟法庭、法律诊所之类的，学生可以直接面对特定案件，将所学知识与实际一定程度上结合，但这种学习依然是“点状”的，是围绕个案展开的，其涉及面很小，对法律、条文、解释的系统掌握不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本科学生不参加辅导班就不能凭借自己在学校所学知识通过司法考试[1]。从用人单位对法科学生的评价与反映来看，法科知识结构太单一，远远不能胜任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虽然有很多高校高喊“宽口径、复合型”、“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等，但仅从实际开设课程就可以看出缺乏实质性创新，只是在16门核心课程上点缀了一些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有关的选修课而已，并没有将法律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进行有机整合与编排，这就是导致法科学生不仅理论训练不足而且对法律以外的学科只知皮毛[2]。
因此，面对如此困境，我们应该推行合作式教学模式，法学法律界的同行、其他学科专家以及用人单位通力合作完成教学任务，邀请同行业的名师及其他行业部门的专家有针对性地开发MOOC，采用翻转式课堂教学方法，让学生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在课堂上组织小组讨论，老师和专家发挥导学的作用，从而提高法治人才的培养质量。 二、合作式教学模式下的范式转换
要培养创新法治人才需要更新培育理念，实现合作式教学模式的范式转变。
第一，合作式教学变知识灌输为导学、自主学习相结合[3]。传统法学教育要求对法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老师系统地讲课，学生被动地听课。以16门核心课程为例，教师在教这些课程的过程中，没有体现出层次性，16门核心课程齐头并进。教师们针对一本指定教材或是按照自己做的课件从第一节课开始讲到最后一节课，“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基本原理与较为深入的法学理论之间如何平衡，基本法律条文与较为深入的司法解释条文之间如何取舍，简单案例与较为复杂的案例分析之间如何采用等问题，均未能形成明确认识。“单向式的知识灌输”成为授课的基本特征，虽然引入了诸如案例教学等方法，也是以老师给出的特定案例为限，其实学生并没有主动自主研究。合作式教学就不一样了，学生与老师是双向互动的，它把老师的导学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结合在一起，教师给学生提供一种导向性的建议，而学生是发自内心的并且是在自己进行大量自学之后，对于不懂的或是和它相关联的知识进行吸收，从被动到主动是合作式教学的一大特点及优点。
第二，合作式教学变教师提问为学生提问。以前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主动提出问题，拉着学生走，比如法律思想史、制度史类的课程，由于学生没有课外大量的阅读，思维是处在一个被牵着走的状态，这样的方式不利于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长期下来，学生就会对老师产生依赖。而合作式教学，模式完全反过来，主动权在学生，教师领进门以后，学习完全是靠自己，自己主动学习、查找资料，对于不懂的问题随时向老师提问，通过这样的相互交流学习，不仅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而且教师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升华[4]。像MOOC、翻转式课堂这样的教学模式，合作式教学突破了以教师为中心的状况，学生主动“求知”、老师再用其丰富的知识进行浇灌，在学生“求知”过程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即使找不到，也可以和教师进行交流探讨。
第三，合作式教学变教师单干为团队协作。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一切都围绕教师，教师就像人的中枢神经，在整个教学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教师单方面地灌输知识，单方面地提出问题，学生完成作业以后，教师再单独完成教学考核，从而单方面地完成教学任务。这样长此以往，教师也陷入了一种盲目的状态，造成了师资资源的浪费，学生培养效率也不高。而合作式教学则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老师再多的学识强制性地输出也不可能被学生很好地吸收，只有学生主动要求才能很好地吸收并融会贯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教师费了很大工夫，做了很多准备，但是教学效果却一般的原因。合作模式中，教师不用事事操心，而学生也不会厌倦，双方互选，共同完成每一次课程，效率明显提高。此外，参照性的评价机制，就像是随时展开的小组合作，针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个小问题及时解决，从而使学生彻底掌握了知识，法律诊所教学在相关课程中的广泛应用就是最好的尝试。
第四，合作式教学变教师“有什么”为学生“要什么”的转变。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商品的供给经历了卖家的“我卖什么，买家从中挑选自己想要的东西”，到买家提出“我想买什么，谁来给我生产”的转变，如果是前种模式，即使再好的商家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也很难把握顾客到底需要什么，即使满足了一部分顾客的需求，那剩下的另一部分就会浪费;而在后一种模式中，则不一样，顾客提出了需求“我要买什么”，谁来生产，有能力并且对口的商家就会应顾客的需求生产出商品，即商家与顾客对市场交易的完成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合作，资源不浪费不说，并且各取所需，效率明显提高，这其实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教学到合作式教学模式转换一样，就是从教师“有什么”到学生“要什么”的转变，法治人才的创新培养更是如此，因为法学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三、合作式教学模式下的能力培养
创新型法治人才不仅要掌握系统的法学理论知识，而且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掌握专门的行业、职业技能[5]。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时代的进步，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对于创新型法治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还需要具备批判、领导、合作能力，合作式教学模式给创新型法治人才的能力培养提供了新的路径，两者之间达成默契。
一是交流沟通能力。传统教学中，单方面的授课，学生不论是在思考还是回答问题过程中，交流沟通局限于老师，不过这也是针对个别积极思考与发言的同学，对于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少之又少，造成了大部分学生交流沟通能力的欠缺，法律工作既需要口才又需要笔头，学生进入社会以后要办案，要接触各色人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与当事人、证人、其他与案件相关联的人进行交流沟通，怎样巧妙地从这些人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这就需要我们法律人具备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作为律师或法官要有扎实的写作功底，因为很多时候当事人是不懂专业知识的，在写诉状或是其他法律文书也对沟通能力提出了挑战。合作式教学这样一种互动方式、模式的转换，对于提高学生的能力是极有帮助的。学生通过主动学习，针对自己感兴趣的法律事件，从案件的源头入手，一步一步分析思考，对于困惑的问题主动询问教师进行解惑，在这样的环节里，学生的沟通能力得到提高，这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再者学生与学生之间，几个对同一案件感兴趣的同学，可能组织到一块，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或是分头去图书馆、上网查询资料、或是拜访教师或律师进行询问，在完成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集中到一起进行讨论，这种对知识的追求渴望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地步，这种交流沟通能力并不用刻意去培养，无意中已经提高。
二是批判能力。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处于第一位，老师将正义公平的理念深植入学生的头脑，以使学生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不由自主地直接去探究公正与否，合理与否，而忽视了其产生的原因与各方面的利益权衡，结果往往陷于抽象的价值判断，寻求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学生经常会出于一种力求中立和客观的角度做出判断，我们称之为“法官式的思维”，因为它注重单纯地理性的分析与法律的规定[6]。长此以往，学生丧失了对事物的批判能力。合作式教学模式则从学生自身出发，对于每一个细节都要注意并认真思考，在思考过程中，学生会对案件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当别人出现相反的观点时，自己会从对立面去评价别人的观点，它让我们用律师的思路去思考问题，而不仅仅是从法官角度对事物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不能简单地不结合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而且应了解案件具有的特定社会背景，还要从委托人角度出发，寻找有利于委托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学生也会努力形成“律师式的思维”，即一种“批判”意识。
三是领导能力。法学教育过去几十年来采纳的教学方法，一直是教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学生就会产生一种“奴役”心理，自己经常会产生畏惧、胆怯情绪，没有独立的判断甚至领导能力。合作式教学，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当一个学生主动地开始完成案件判断时，这所有相关的一系列教学活动都围绕学生来运作。学生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别人，使所有教学活动有条不紊地按着学生自己的意愿实现，学生会形成独立的思考、判断和领导能力。
四是合作能力。现代社会，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完成工作，合作、团队精神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单一，只注重共性而缺乏个性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更是缺少对学生合作精神的培养。同时，学生因缺乏必要的个性而失去了进行合作的基础与条件。现代化社会对法律人才的合作意识以及合作能力是迫切需要的，法律职业者在执业中面临诸多合作事项，比如，大公司的法律事务并不是靠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而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成果，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可持续发展。合作式教学模式中，小组合作这样的方式，能够弥补社会对法律人才的特殊需求。 四、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合作式”教育教学理念的转变，“创新型”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勘定，需要转化为行之有效的变革举措。因此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必须对目前的法治人才教学现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改革。
1. 深入推进研究性教学
基于合作的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课程设计上，要让学生变为主动，师生之间或是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合作共同完成教学。研究性教学方法方式很多，适合法学人才培养的包括案例研究法、专业人士参与法、辩论法、田野调查法、游戏法、团体讨论法、假设情景法、汇报报告法、模拟审批法、开放结局训练法、意见调查法、问答法、角色扮演、分组讨论法、价值分析法、可视资料帮助法、民间故事歌谣、展览会、影剧院、多媒体等等[7]。这些方法都是基于问题的，师生或学生与学生合作，双方都有兴趣投入到研究之中，学生可以把认为与案件有关的问题都提出来进行研究，不论办法是否行得通，都应格外注重其独创性，尤其注重学生形成思路的原因和思路的形成过程，以便从中观察学生的办案思想，找出产生问题的根源。一旦发现症结所在，并不急于解决问题，而是启发学生自己认识问题的性质，分析现有思路及认识自己所提解决方法的优劣，这样学生自己会用排除法、筛选法、比较法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这样的研究性教学克制了中国教师急于告诉学生正确答案以及学生急于知道正确答案的欲望，师生共同努力，创造了一种对话式的氛围，同时也是一次探索真理的过程。那么长此以往，通过对学生独自探求真理习惯的培养，卓越法律人才所需的四种能力以及在进入社会以后的独立办案能力都将不成问题。研究性教学的改革，我们要从研究性的教、学和管三个方面展开，要形成“不能开展研究性教师不是合格教师，不会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学生不是合格的学生，不懂研究性教学的管理者不是合格的管理者”的氛围。在这种学生感兴趣的研究性教学中，把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融入其中，这样的话，法治理念就会全方位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2. 强化双向交流实践教学
法律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是一种职业，所以脱离法律职业的法律教育不仅使其最主要的目的不复存在，而且将迷失正确的发展方向。法律教育与职业相连，要为社会培养法律职业人员，就必须增强法律实践教育。法院、检察院和其他司法机关将在这一环节中扮演重要角色，要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如教育部会同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联合启动的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和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8]，这样的话，学生有机会把自己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在这里结合起来。对于政法部门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学生进入这些部门实习，既可以很好地培养技能，而且这样的职业实践性更为突出，提前实习与工作，可以使法学毕业生更好更快地进入社会，不至于造成诸多能力的缺失以及人才与市场的不适应。此外，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是加强实践性教学的平台，但是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学校里还应当建设比如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室、法务实训室、法务仿真实验室、案例研讨室、文书检验实验室、痕迹检验实验室和案例库等多种设备齐全的基础性实践教学设施。通过如此训练，学生实践能力扩展并不会只是一个笼统的抽象式提升，而是通过各个环节训练促进每个细节的能力培养，这样的人才才能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中立足。
3. 加强学生学业过程考核
传统的教学模式对于过程不够重视，以至于很多学生为了最后的成绩可以不择手段，学生到底对于这门课学到了多少完全是看分数，而学生的能力并没有被“考”出来。此外，社会就业招聘人才也是看学生在校的成绩考核，对于能力无从评估。面对如此的境况，我们要强化对过程的考核，每一堂课的完成都要有评估，通过课堂讨论、网络讨论、课堂作业以及课堂论文来综合评判这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过程要占考核的70～80%左右，最后的考试只占20～30%。通过强化课程的设计――原则上法学类的课程可以给出50%左右的时间让学生自主学习，加强过程考核，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4. 拓展国际化培养途径
面对经济、社会、法律全球化的浪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的任务，要求我国的法科学生不仅具备一些最基本的能力，还要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化意识。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各行各业与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密切，海外市场的拓展以及境外资金的引入等繁多的国际往来迫切需要大量具有处理国际法律事务的人才，即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具有国家意识的国际型法律人才。像MOOC、翻转课堂这样的合作式教学模式，学生可以及时了解最新国际法律法学动态，看到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里不同力量的互相推动、制衡、参与，在一个广阔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分析自己所遇到和处理的具体法律问题。因此，“对于中国法律人才而言，没有熟练掌握外语和国际法律就不是国际型法律人才，而没有熟练掌握本国语言和本国法律就根本谈不上是法律人才”[9]，更谈不上是创新型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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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改革之首要：富民
管仲（公元前719-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亦称为管子、管夷吾，生于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经好友鲍叔牙力荐，担任齐国国卿。以卓越谋略，辅佐齐桓公，登霸主之位。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法学家、经济学家。
纵观管仲改革之道，他首先提出改革富民之理念，强调实行改革之原则，首要的是使民富。为啥如此？管仲认为，民富则容易治理与教化，民穷就难以管理与统治。据《管子》之《牧民》记载：“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此话耳熟能详，意即人民富裕，懂得礼仪规矩，明白地位高低，清楚名誉好坏，就能够遵守社会秩序。
齐国东临大海，渔盐之利肥厚，矿产资源富饶。管仲以此确定富民之策，鼓励百姓捕鱼，以海水煮盐，用于交易，以币充实民资。时各诸侯国远离大海，必靠齐国销售鱼盐，盐乃日常必用，他物不买，而缺盐不可，故以齐国垄断市场。对出口贸易，皆不纳税，多给少取，使民致富。还减轻苦力，发展生产力，支持开采矿山，奖铸造之业，励铁具之制，提高耕种效率，增加百姓收益。另置盐铁管理之构，设盐铁宦吏之职，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设官而不收钱，以国家之力推动盐铁业有序发展。以此方略，齐国之民日益富裕，国家亦逐渐强盛。
改革之智慧：平衡
细读管仲的改革内容，可以发现，平衡是管仲改革的智慧，亦即什么事，皆讲究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实际上，是指矛盾双方在力量上相抵而保持平衡的状态，是哲学领域讲的矛盾暂时相对统一。
据《管子・治国》记载，管仲之改革方略，既强调富国，又重视富民，不像其他先秦诸子，或把两者对立，或只强调某方面。如儒家只重富民，墨家只讲富国，法家则以富国排斥富民。管仲之经济改革，既重农亦重商。据《管子・小匡》记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也。”把士农工商四者同时看成是国家之柱石，摒弃重本轻末，亦反对重农抑商，如此多元发展，相互补充，彼此促进，以求平衡。管仲之分配改革，量功授禄，按绩而食，据《管子・牧民》记载：“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管仲之消费改革，侈俭并重，适度消费。把奢侈消费与勤俭节约结合起来，达到有机统一。反对只注重奢侈，危害社会，导致浪费；亦否定只强调节俭，消费放慢，却有损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改革者，讲究平衡，均权利益。这一智慧，使改革之策具有开放性，顺从时展，回应人民呼声，既繁荣经济，民裕国旺，又保国之稳，护民之安。正因为如此，齐国赢得改革成效之巨。经济居首诸侯，政治称霸列国，文化引领四方。
历史实践证明，均衡兼顾各方利益，乃不易之论，是管仲改革成功之思维模式、宝贵经验和指导原则。对当前来说，管仲之改革智慧，年代久远，犹如断壁残璋，应当深刻领会及倍加珍惜。高度发达之经济，日新月异之技术，高度解放之思想，仍需此古老而朴素的智慧。这就要求我们，改革任何领域，要从多角度着眼，从多方位考虑，以辩证之思维指导实践，以全局之观点思考决策，统筹兼顾，和谐进步，科学发展。而当今矛盾盘根错节，相互制约利益，找到改革平衡点，实属不易，亦是考量执政者改革之智慧。
改革之胆识：创新
管仲作为改革先行者，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追本溯源，与其创新精神，紧密相连。此创新之方式，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独具一格，自成一体，体现齐国文化所固有的兼容性。以全方位改革之效，彰显胆识和勇气。
在管仲看来，改革需要创新精神，反对因循守旧。管仲执政四十余年，豪奢放逸，才气过人，乘风破浪。处于国相之位，深通政治之道。在纷繁复杂之局面，贵轻重，慎权衡，宰相肚里能撑船，有着宽阔之胸襟，用人不徇私情。上有王而下有臣，却机智灵活，游刃有余。善因祸而为福，巧因贬而为功，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条件。
齐桓公授权，让管仲大胆改革，创新改革国家机构体制，处实效功。据《管子・小匡》记载：他合并行政区划，设立轨邑司率乡属帅等级；调整国家机构，把国政分为三部门，置三官之制。主张寓兵于农，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以狩猎方式训练军队。
创新改革土地税收政策，提出“相地而衰征”，意思是说，按照土地肥瘠的不同，征收不等额的租税，废除按人头征税。如此，征收与土地产量挂钩，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赋税趋于合理，提高耕种积极性。提倡开垦土地，不准掠夺家畜，积财通货，充实国力。
改革之措，创新之举，管仲之前，亦无先例。古代如此，今天亦如此。没有创新，亦未有改变，更谈不上改革。当前我国改革步深水，革新涉险滩，尤其需要创新革故，创新亦要开拓图强，开拓就必须解放思想，吸收借鉴先进理念。管仲改革之道，无疑是范本。管仲式创新之精神，改革者需要，全社会每个人更需要，不是隔河观灯，而应当投身且融合改革之洪流。
改革之突破：法治
在我国改革历史上，管仲率先倡导以法治国，并强力推行，这是古代改革史的重大突破。封建时代，讲究人治，注重礼治，而推行法治，要冲破封建之桎梏，可见其难上加难。尽管当时法治思想处于萌发时期，而管仲以其勇气和谋略，始终开创法治之先河。
后世对管仲法治给予高度评价。如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从此评价中可以看出，管仲是我国古代之法治先行者。其法治精神博大精深，以多角度、全方位、全视角，笃而论之。管仲认识法治上升到治国之本，据《管子・论法》记载：“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强调法是致高之至道，是治国之根本，亦是保障改革顺利施行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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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学理论教学的困惑所在
即使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提出的当下，在法律体系日渐完善、法学教育日臻成熟的情况下，仍然避免不了在法的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和考验，这些矛盾的出现同样给法学基础理论教学提出了课题。
困境一，法理学以哲学为背景进行研究，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这样就不免与现实产生距离。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可以为以后其他部门法学科的学习，提供一般规律性的法学方法论的导引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学基础理论的导引性就显得很乏力，各个部门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依托立法及司法解释的运行来完成，反观法学基础理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则明显微弱得多，表现出处理各类问题层面上的渗透力不足。然而，法学基本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学理，其干预力应当在广度上、深度上都是完整的，但事实是法学理论在指导的深度上只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在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发生了断层。这就导致了法学基础理论在作为法律职业准入资格的司法考试中处境尴尬。以每年全国性的司法考试为例，司法考试的应然状态应当是法律人由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发展的一个关节点，而恰恰在这个关节点处，法理学发生了断层。从而发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平时所学习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司法考试中通常不是标准答案，而司法考试中的参考答案在真正法学理论中又经不起推敲，这一点在法理学中表现尤为突出。担负选拔优秀法律人才、意义重大的司法考试中的应试法学理论与真正的法学理论之间产生了的巨大冲突。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值得法学基础理论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
困境二，我国法学基础理论教育起步较晚，无论是在法律文化积淀层面、还是法律价值内涵、技术制度层面都与西方法理学有一定的差距。在教学活动中，许多法律著作通常的写作模式都是：就一个问题列举许多西方学者观点，论述其优缺点，最后提出法理学是怎样认识的，在批判其他观点的狭隘性、局限性过程中提出后者怎样具有超越性。但是，这种观点无非是以上各种观点的总结和捏合，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高明，即所谓的“折中说”。诚如学者说：“所谓‘折中说’，即是没有学说，因为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的法学教育习惯在这样一种亚健康的思维模式下发展，总是在批判他人观点中寻找，在整合他人观点中获得成就感，那么，我们的整个法学教育就真的很难步入法律的理想家园。
困境三，法学基础理论一向被认为是一位表彰权利的勇士，但是在权力面前却失去了太多的骨气。法律为政治统治服务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突破法律所秉承的原则，唯政治统治马首是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法学理论中许多优秀的价值理念，完美的技术制度，神圣的精神内核，当与国家的现实情况和政策意向发生冲突时忽然变得苍白无力；而当政治统治发生需要时，却动辄任意修改法学基础理念，影响其价值取舍，撼动其基本根基。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法学基础理论作为其他部门法的基础对法治精神的实质内核应当是一种坚持，而不是对政治的一种迎合。法学基础理论作为各个部门法的基础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充当开山铺路的急先锋，依法治国的过程是一个克服政治任性的过程，法学基础理论应当为依法治国寻求更多的理论支撑点，而非为政治的任性提供自圆其说的依据。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法学基础理论教学才能步入真正的良性循环。
三、法学理论教学的解决出路
以上，是笔者结合近几年从事法学教学活动，基于和学生的深入交流、归纳总结的思考所得。这些方面的困惑应该说不仅是对当前法学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效果的困惑，同时也是对整个法学教育发展的困惑，更是法学理论教学在法学教育过程遇到的实际问题。有鉴于此，结合法学基础理论课程自身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在今后的法学理论教学活动及学习中，应该作出一一校正，教学手段及方法适时作出适当的调整。
首先，为了解决第一重困境，笔者认为法学基础理论课在倡导学习运用法律原理的同时，应当注重对法律事实探知能力的培养，加强学生对法律事实调查、搜索、归纳、提炼、分析、认证的能力。这并非是简单的调查搜集客观事实，而是法律人运用法律思维去判断、分析、确认、选择客观事实，提醒学生对某一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以法律事实的探知作为第一手材料的。从现实角度出发，对事实材料背后所蕴含的法律关系进行提炼、认证，最终获得对事物的法律评价和价值判断。借以试图联结法律基础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断层，加强法学理论在司法实践层面的渗透力。考虑到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浙江警察学院《法学导论》的授课计划特意尝试安排三次实训课程，分别以读书报告会、案例分析、主题辩论等方式开展，实训内容丰富，贴近实际生活，学生参与热情较高，教学效果反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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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159-1
一、社会学视野下法律职业群体的界定
之所以把法律职业群体的内部构建问题放在社会学视野下，是因为在社会学视野下不仅能看到自身，还能看到其他。社会学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可以为法律职业群体的内部构建提供新的思路。社会是一个整体，法律职业群体也是社会中的职业群体，这就决定了它与其他职业群体关系紧密，并且这种关系不像同质性较强的职业群体内部关系，它主要不是竞争与淘汰，而是协调与依存，更多程度上它是积极的。
（一）“法律职业群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
简单来说，法律职业共同体可以看做以法律为业的人，因职业的接近，从而形成知识、利益、思维、信仰、目标的一致，而在思想上进一步结合起来并达成共识的法律职业群体。
（二）“法律职业群体”是一个整体概念
一谈到“法律职业群体”，首先条件反射地就会想到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学研究者等等其具体范围。这充分说明在法律职业造就过程中，我们把视角过分集中在法律职业内部的角色差别上，而忽视了对其整体性的研究。将“法律职业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整体性的研究引领个体法律职业者的群体意识及共识，从而培育法律职业者专业性的理性思维，进一步建立法制体系的整体权威。但这并不是说就不去关注个体，只是将问题集中于其成员应处于什么状态或形成什么关系才能呈现出法律职业的整体性。
二、社会学视野下法律职业群体的内部构建
社会学上关于职业内涵的界定，认为一种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职业，在于其六个特征，即：学识性、独立性、同质性、组织性、规范性和垄断性。
（一）同质性
其中同质性对于一种职业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思维方式的同质性是其中的关键内容。
1.法律思维的同质性。职业群体拥有同质性的思维，这是该特定职业群体的人们形成凝聚力从而结成职业群体的基础。同时，这种同质性的思维方式的存在也是此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特征。这种思考方式有什么特征呢？它的特征就是依法办事，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
2.其他方面的同质性。法律职业群体的成员如果能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相似的职业经验、共同的话语系统和职业技能、共同的职业伦理，那么便会形成同质性。正是依靠这种同质性，分布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个性的人们才能够在心里上相互认同，共同归一于一种职业。
具体来说，同质性是法律职业群体内部构建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法律思维的同质性与其他方面的同质性处于一个横向的逻辑，即它们是法律职业群体内部构建的共同形成部分，另一方面二者又是一个纵向的逻辑，即法律思维的同质性以其他方面的同质性为基础，并最终成为法律职业群体内部构建的重要力量。但不管横向还是纵向，二者都不可或缺。
（二）学识性、垄断性和独立性
学识性、垄断性和独立性是每个职业群体必须具有的，只是每个职业群体的侧重点不同。如学者职业群体更侧重于学识性，而法律职业群体则更侧重于垄断性和独立性。可见，这种思维的同质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或者说加重了法律职业的垄断。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种垄断并没有使法律职业的发展衰败，反而提高了法律职业的质量。
（三）组织性和规范性
对于组织性和规范性，法律职业群体和其他职业群体相比无疑更具有发言权，因为它本身追求的就是秩序和规则。
可以看到，法律职业的形成与法律职业协会的产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法律职业协会对法律职业、法律职业群体乃至法律事业的存在和发展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至于规范性，一个社会若没有法律、道德等行为规范，就难以维持，一种职业缺乏能够有效约束其成员的规范、制度，就难以存在。与其他职业相比，法律职业群体更需要有白己的职业制度，而且是更严格的制度。
三、总结
法律职业群体的内部构建过程不仅是向法治社会的演进过程，也是自身生活方式的同质化过程。但仅仅将眼光停留在法律人身上显然不够，还需将其放在社会中去考虑它的职业道德建设、职业技术建设、职业文化建设等等。可以简单地说其自身的同质化并不代表和其他职业群体完全异质化，也不是和社会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它的构建依然是在社会中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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