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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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

1、媒介竞争带来机遇

自从麦克卢汉于1962年提出“地球村”概念以来，伴随着经济、信息传播和资本运作的全球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消费市场，其市场潜力不可估量。外国传媒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几乎涉及所有的传媒领域，包括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图书、网络等。近年来，梦工厂同迪斯尼的竞争愈演愈烈，梦工厂创始人卡森伯格曾是迪斯尼动画“黄金十年”的缔造者，出品的23部动画电影，总票房有95亿美金，平均每部进账四亿多美金。凭借两季《功夫熊猫》在中国的良好反响，梦工厂继续筹划关于它的续集，瞄准中国市场。梦工厂首选动画电影，作为主题乐园和衍生品的源头，实行着自己的中国逻辑。我国的动漫产业一直处于“能发展”和“难发展”的矛盾中：“动漫产业受到政府政策的扶持，为其引进国际巨头，可以面向全球市场，避免因其国内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所造成的恶性竞争，以及低质作品低价收购的恶性循环；但这种“中国制作、全球市场”的模式，尽管为业界共识，却鲜有成功案例，同时又有衍生产品没有形成规模、盗版猖獗、电视台采购价格低廉的现实问题存在”。①如何在竞争激烈又富有前景的文化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将是国内动画制作公司费心思考的问题，迪斯尼和梦工厂无疑将是中国动画全球化发展的引路人。

2、本土化传播中文化内涵的变动

从迪斯尼的《花木兰》到梦工厂的两季《功夫熊猫》，好莱坞的两大动画制作公司将中国元素作为卖点，得到了消费市场的良好反响。同比之下的国产动画《兔侠传奇》则差距很大，让人不得不反思外来文化的输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迪斯尼公司打出的口号是“为全球思考，从当地入手”，秉承这一发展战略，迪斯尼的动画都是选自当地人物。《花木兰》就是选自中国的木兰代父从军故事，但是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是美国式的精神和个人主义色彩。“动画中的花木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木兰已相去甚远，前者一改中国人心目中的为了孝道自我牺牲、替父从军的木兰形象，把木兰塑造成‘一个不依附男人、敢想敢干的女孩’”。②迪斯尼版的花木兰在“美国化”的运作下，已成为一个不断自我追求、自我实现的现代女性，颇有几分独立女性的色彩。美国主导的文化的个人主义通过这部的动画散播四方，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念披上东方人的外衣，生成了一个具有全球化意味的奇特形象。《功夫熊猫》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动画形象来自中国的国宝大熊猫。背景从景观、布景、服装到道具均充满中国元素，猴子、蛇、丹顶鹤、老虎、螳螂则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几种最知名且最具特色的拳法武术的代表。但是，《功夫熊猫》是一部融合美国价值观的影片，故事情节设计完全美国化，透过该片，讲述了关于“梦想，只要努力就能实现”的美国式奋斗精神，突出信心和勇气。这与中国熊猫本身所代表的与世无争和安平乐道的精神不符。电影公映时带给国内观众不小的震撼，让无数动画制作人意识到我国动画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和动画制作方面的狭隘和创新的匮乏。

3、消费时代的西方电影热

消费时代多伴随着意义消费和符号消费。符号和意义的享受代替人们对真实物质和服务的感受。有学者指出，“在消费主义全面渗透的市场经济社会，文化也被消费主义化了，文化的消费主义主要表现在文化本身的商品化和文化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认同、宣扬。由此可见，当代文化正在发生质变，简而言之，就是各种文化形式向可消费性的靠拢和文化精神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转变”。③消费时代的受众享有了选择权，不同于电视、报纸、杂志的单向传播。在文化市场中，大众面临着信息社会的狂轰乱炸以及外来文化的输入。国外大片《阿甘正传》、《阿凡达》、《泰坦尼克号》3D版等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更有将中国元素出色运用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以其显著的中国传统题材和形象获得中国观众的青睐，票房大获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外大片的动作设计、故事情节设计都是带有俗套和符合人们的喜好，影片所表达的普世价值观也为全球的观众所接受，高成本的投入有着高票房的回报。

二、全球化时代下当代传统文化传播的趋势

1、个性和共性的并存

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在打破了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将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美国为首的媒介发达国家依靠雄厚的制作资金和制作技术，借用他国的地方特色制作出带有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推销其普世价值观念，变相的推行文化帝国主义。但是，当代文化传播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一个国家、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将打破片面性、局限性和对抗性，并将保持自我的发展特性，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沟通的多极化、多样化的格局。阿尔文？ 托夫勒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质性，与麦克卢汉预测的将会出现的一个单一的全球化村落不同——它们在与新型媒体体系进行连接的同时，也都在尽力保持并提升着自己的文化、种族和民族，以及政治的独特性”。④梦工厂和迪斯尼的进入，带给中国动画行业质的提升和文化产业链指引，将是对中国文化个性的挖掘和创新思维的一次锻炼。

2、本土特色的凸显

从梦工厂和迪斯尼的动画电影作品来看，无论是《功夫熊猫》还是《花木兰》都是对本土文化的传播。外来动画电影生产模式的启示是，文化传播不仅仅是对本土文化的挖掘，而是应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对文化资源进行融合、贯通。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几千年的文明积累下的丰厚的文化资源是文化传播的巨大优势。但对待文化资源的传统观点仍停留在继承和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层面，对它所蕴含的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长期忽视，因而我们眼看着好莱坞轻松的以熊猫和功夫为组合创造出《功夫熊猫》，在中国市场大赚一笔。《功夫熊猫》对异乡文化从形象到内涵的吸收，通过整合和利用，凸显了民族文化特征，却又背离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文化传播的道路中走出了一条新型道路，不得不引起国人重视。

3、文化融合更具竞争力

文化传播不仅要站在本土文化传播的角度上，还要在多元化的发展中，创造出一种新型文化。这种新型文化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共鸣，就需要全球视野，普遍价值和更为国际化的表达。单一的文化成分在消费时代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更倾向于消费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产品。但是，这并不是多种文化元素的大杂烩式的融入，而是带有颠覆式创新的融合。北京电影学院制作的《兔侠传奇》以《功夫熊猫》为灵感，取材制作了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动画，却在声名和票房方面都不如前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文化传播中主体投资的公共化

中国的文化产业实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发展策略，在公共的开放的领域进行竞争，将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途径。从国内引进梦工厂和迪斯尼就可以看出，要想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引进外资企业。但是，无论是迪斯尼、索尼公司、梦工厂，还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它们都不是单纯为文化交流而来，充满无穷魅力和商机的庞大的中国文化市场是巨大的诱惑。对于长久的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来说，是引入外资而不是引狼入室，是在相互合作中积累经验，学习技术并丰富自身的产业化经营。

三、构建长远的文化传播意识

1、坚信民族文化的价值是源远流长的

在全球化的文化传播中，机遇和挑战并存。作为经济载体的文化产品受到的挑战在于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冲突，而机遇在于把这种冲突转化为双方共赢的策略。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深厚积淀，它植根于民族的心理中，不会轻易的被外来文化所侵蚀。传统文化的潜力需要我们对自身文化的重视和传承，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正是在于其将民族特色的彰显和全球视野、国际表达的融合。

2、重视文化传播的国际化表达，更能有效传播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

文化传播中，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内容能吸引人眼球，但是融入全球视野和普遍价值的文化节目更能获得成功。湖南卫视举办的“汉语桥”，是一种尝试将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各国选手以比赛的形式传播，《舌尖上的中国》则是将中华美食通过国际化的表达在全球传播，并且都成功了，还有分布各个国家的孔子学院，旨在长久的熏陶和渗入，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力。

3、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导权

国内的传播媒介要做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模式，要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一味的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中国丰厚的文化资源是巨大的瑰宝，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们需要做到转变自身观念，看到民族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生产出令国内观众叫好的文化产品。我们要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导权，不要在好莱坞拍出《功夫熊猫》，迪斯尼拍出《花木兰》之后，才想到《兔侠传奇》。

参考文献

①《比“逻辑”、拼“速度”——东方梦工厂开讲“中国故事”》，《南方周末》，2012-5-10

②桂勇，《论当代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43

③Bob Strauss. Disney Tries Its Hand at Chinese Storytelling.Boston Globle（june14，1998）（city edition），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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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世纪80年代．国际广告就已经进入中国大陆，但只有在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广告才真正进入全球化传播的时代．跨文化才成为广告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一、问题广告

2003年第12期《汽车之友》杂志刊登的丰田陆地巡洋舰、霸道广告，2004年9月国际广告》杂志刊登的一则名叫”龙篇的立邦漆广告，2004年11月下旬，耐克在央视体育频道和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恐惧斗室广告片，2005年6月美国快餐巨头麦当劳在我国播出的”下跪篇电视广告等都引起了很大的广告风波。

这些问题洋广告不符合我们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不适应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如立邦漆广告拿龙做文章，将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龙滑落成一堆，将其任意解构“霸道”的广告让石狮子向丰田汽车致敬，引发了一种不安的联想：石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古老符号，让石狮子向日本的汽车致敬意味着要中国文化向日本的商业文明俯首称臣石狮子又很容易让人想到卢沟桥于是，霸道的广告就这样被”解读”，从而激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

二、国际品牌，本土传播

国际广告传播中的问题广告并非只在中国出现这种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引起了广告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告批评就涉及到了洋广告和广告的崇洋问题，但真正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研究则在加入WTO之后。对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对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的研究和介绍第二是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中西文化问题。

关于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李永、肖建春和陈绚分别做了介绍．他们指出．有三种基本模式：翻译式广告．模板式广告和指导式广告。

翻译式广告是根据在某国使用过的广告，用广告国的语言翻译过来。图像、音乐等部分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做不仅保持了广告的原汁原味，而且通过语言上精心的翻译，适合当地的语言特点和美感，更加让人易于接受。例如．可口可乐公司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一个以“Can’tbeatthefeeling“为主题的广告，这一口号在我国翻译成挡不住的感觉“，日文的译文大致为我感觉到Coke”．意大利的译文为独特的感觉“，智利的译文为”生活的感觉“……电视画面同样都是一群青春活泼的男女在跳舞的情景。但是．由于各国语言表达的差异．有时仅仅靠文字的翻译难以把广告的信息准确的表达出来。

模板式(样品式)广告是公司总部根据消费国市场调查发现的共性，设计出一种广告的模式，最终由广告公司根据各地的情况具体制作。如2001年足球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期间，在中国各地电视台上播出的阿迪达斯公司的广告中，画面是两支由世界各国明星组成的足球队在进行激烈比赛．最后射门的任务是由中国的足球明星完成的。其实在不同的国家播出的这则广告，都是由该国的足球明星完成最后的射门动作，而其余的广告画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广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牢牢地抓住了当地顾客的消费心理通过某种他们所向往事物的表述引起共鸣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博得了消费者的好感。

指导式广告是由总部对广告的策略、运行．预算及目标提出指导性意见，然后由地区经理或广告公司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这些地区经理和广告公司有很大自由度，他们可以根据总部的要求自主的设计符合当地文化风俗习惯的广告，比样品式广告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柯达总公司为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提供一个中心的广告策略，由公司在当地确定媒体，而总公司会一直关注、监视着广告的策划与质量．只是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活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活动时总部才会派人亲自出马。如壳牌石油公司曾要求其广告宣传应围绕”壳牌帮助你””壳牌是驾驶员、摩托车手的好帮手”的主题，各地可以依据当地的情形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广告创意策划、表现。指导式广告为子公司提供了更大余地的自由度，各子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定出更能适合当地需求的广告，最大限度发挥广告宣传的作用，只要不与总公司制定的广告主题相违背。

上述”创意标准化．表现当地化或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广告制作模式考虑到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广告的传播．即它所负载的使命．二是传播的目标地域的相关情况．包括社会道德规范、文化艺术特点和消费者的利益等。因此．这些模式的选择和运用，实际上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如何沟通的问题。

在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洋广告，之所以引起中国消费者的反感和愤怒，主要是广告和中国的文化背景及社会道德不相适应。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传播模式来进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让国际广告能充分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用能表现当地文化特色的表现方法，将国际品牌的标准化创意表现出来，从而突破文化隔绝之屏障，达到广告传播的目的。

三、文化的趋同化与多元化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策划和创意中．要充分考虑到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和共享性，更好地实施”国际标准．本土传播”的方略。但是在实际的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的冲突和交流是在所难免的。当代中国的学者们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中突的层面。张殿元《文化宰制辨析一种广告传播的视角》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冲动力”主宰了社会的前进发展．自20世纪初开始的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形式的出现．使享乐主义观念大行其道。他把以消费的行为过程和经验的商品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全球进行的整编称为文化帝国主义。

霍志坚、夏盼认为文化发展状态的不同，必然导致在文化对话中的强弱关系结构。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差距．国家之间完全平等的对话并不可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显现着一种不平等关系．制造了一种特殊的知识话语权利．并在以经济和政治为后盾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跨国传播中的广告是负载了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文化载体．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渗透倾向和攻击性。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其传播的内容所体现的：其一．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阶段．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培育了与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相适应的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化．并通过广告、运用媒体将这种理念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二．发达国家在倾销商业文化的同时也在改变输入国人民原有的生活形态．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生活态度．甚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达到文化渗透与拆解作用。

孙顺化通过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历史考察指出．在跨文化传播学形成之初．国家权力和利益都是最受关注的．无论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还是从事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家都受国家权力的影响和操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政治、经济上的强势更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把经济触角伸向全球．而且通过文化传播输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孙顺化认为．”恐惧斗室”的广告创意、广告表现有着鲜明的美国特征。基于美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的强势地位．美国人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要战胜而且能够战胜让它恐惧的所有异类．”恐惧斗室”中勒布朗·詹姆斯的战无不胜即传达了这种观念，由此我们看到隐藏在广告背后的国家权力的作用。

这些对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中突的观念．显然是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的批评。在他们的批评话语可以看到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命运的深深忧虑：西方广告通过媒体的传播，在无形中输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中国的青少年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的青年一代个性的张扬、个人主义的思想正在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含蓄和谦逊．青少年正在受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耐克和阿迪达斯．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同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民族文化还能剩下多少？还能保持多久？我们是否应该对于西方广告的文化扩张造成的民族文化的流失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回应？

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引起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能否引起文化殖民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能否消融”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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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77-02

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经济与社会价值。在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尤显突出。建立村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是进行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重要之举。

一、文化安全视域下的传统村落

根据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的界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在我国学术界，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着重突出了村落历史文化的丰厚历史留存以及完好地延续与传承。从2012年我国启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始，至今已经评选三批，共有2 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传统村落与通常所称谓的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国景观村落等都有一定的区别。古村落是人们对建村年代久远、具有一定数量村落历史的村落的总体称谓。学术界通常认为古村落最大的特色是体现在家族的血源性和区域的地域性上。与此相伴的是村落社会、民俗等村落历史文化的厚积。传统村落也被俗称为古村落。当前，古村落的称谓当前通常用在社会活动中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中。因此，古村落虽然具有一定年代的历史与一定数量的文化，但在规模与文化的传承上都不能与传统村落相媲美。在我国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都通过申报入选了传统村落，进入到国家认定与系统保护的行列之中。2012年9月，经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

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传统村落的界定上，可以看出，传统村落厚重的文化积累在现实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前凸显出文化安全的紧迫性。

二、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情况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我国“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国文化部于2007年开始组织实施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程，至今已经在全国16个省区市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处在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的传统村落，由于政府的资金投入和管理的加强，村民具有很强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资源也保存较好。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自197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已经建立了300多家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其“生态”的含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是在文化资源独特和丰富的地区，以原地保护、动态保护、居民参与的原则建立的文化保护形式。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的观点对于处在多数或统治地位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精华的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的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整体，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的活标本。1995年，我国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大陆最早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目前，我国已在贵州、广西、云南和内蒙古四省区建立了16座生态博物馆。

从整体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具有相同的理念与价值目标，都是意在以原生态的方式从整体上对文化形态进行动态的保护。从微观处进行区别，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负责监管;文化生态博物馆则关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主要由国家文物局进行监管。严格讲，对文化进行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监管，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为动态与原地保护文化资源而进行的尝试。

三、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提升文化安全的必然性

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具有独特性与丰厚性两大基本特征，这是建立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仅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和16个生态博物馆，这从数量上与我国为数众多的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以及丰厚的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不相符的。当前，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村落的数量也呈下降之势，而且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之中。由此，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将面临无人继承与保存发展的状态。一些传统村落的古老民居建筑多是明清时期的留存，是人类先祖在完全适应与依靠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从现代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古旧民居等已经不是最适宜的人居场所。加之现在对此进行保护而实施的“修旧如旧”的原则，村民在古旧民居建筑中继续生活具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如云南大理的诺邓村，整个村子坐落在平均海拔2 300米的山坡上，用水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村庄。从进村的路口到村内的民居，全部是石砌的台阶，现代化的摩托车、农用车等都只能停在山脚下。村民的生活用品依然靠马驮或人力背到位于山顶的民居中，这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经显得极为不协调。

当前学术界对村落保护的研究一致认为，活态保护――即保留与传承当地居民日常的生活痕迹，认为这是活体保护的最好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村落的青壮年人口的逐渐流失，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开始在城市落地生根。数量众多的传统村落已经开始成为“空心村”。冷清的村子在春节期间顿时热闹和拥挤起来，一派生机景象，但是这种热闹最多持续半个月。之后，随着春节过后的农民工返城潮的到来，村落又恢复了一年中最漫长的寂静景象。另外，众多村落在历史生成上主要是与自然相依相存，古旧民居建筑即便是维修坚固，原来的设计也已经不再适应今天舒适人居的标准与水平。综合以上两点，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预测今后的村落变迁，我们更多的焦虑是村落文化的传承人问题。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是必要的文化留存的方式。

四、数字化保护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安全的运用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中，除了最基本的对村落文化进行活体保护之外，还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以保障对民族地区村落的文化资源进行还原性、全景性的再现。以此，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全息还原与保护，构筑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要回溯到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柬埔寨吴哥所实施的“世界的记忆”的项目。

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始于2000年，敦煌和故宫是我国数字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最早受益者。数字化保护文化资源不是通常所说的运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技术，而是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过保存、还原、处理以及再现的形式对文化资源进行真实性与全景性的保存。村落的文化变迁处于永不静止的动态过程中，放眼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变迁，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村落的缩减依然在继续。在村落总体数量以及村落人口数量都在呈绝对的下降之时，在民族地区村落建立生态博物馆以及进行数字化保护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潘守永认为，当前，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或不足，如目前的数量、规模距离我国民族村寨、工业遗产和古村古镇等保护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生态博物馆发展规划，也没有生态博物馆建设管理的“行业标准”和机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目前的30多个生态博物馆需要在功能和层次上提升;生态博物馆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人们虽然对生态博物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相当多的人仍然缺乏基本了解和正确理解，个别知识精英甚至缺少“宽容态度”。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作用越来越突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变革的社会中面临着传承危机，因此，适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在村落文化安全构建的路上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参考文献：

[1]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2]周炳群.文化共生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6）.

[3]张金鹏.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5）.

[4]王崇印.宗族文化传承与古村落保护研究――以永嘉芙蓉古村落为个案[D].温州：温州大学，2009.

[5]颜维琦.古村落，我拿什么留住你[N].光明日报，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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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道理”层次。儒释道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其与中华民族的契合点究竟何在？比如，“孝”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其道理何在？教师要先有透彻的认识，以便能从“道理”层面给学生讲明传统美德的意义和价值，如父母生我养我很辛苦，我应该以孝心相报;又如“礼”，“不学礼无以立”，是讲道理，礼仪、礼貌、礼节的要求则是道理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体现。

二是“规范”层次。这是“道理”在社会生活中得以落实的制度与规则方面的体现。制度与规则的特点是明确规定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如“慎终追远”是道理，“供奉祖先”就是制度和规则;又如，“礼”是道理，“三纲五常”就是规范。尊师敬师是道理，遇到老师行礼就是规范。

三是“仪式”层次，这是“规范”变成每个人的具体行为的有形环节。人们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美德，首先就从形式与行为中来感受。如家中最高长辈没落座，大家就不能动筷子;又如，鞠躬要先“双脚并立站稳，双手紧贴裤线，上身前倾75度，保持两秒”，都是“礼”的道理在形式或仪式方面的表现，严格照着做，就是规范行为要求，养成习惯就是践行了“道理”。

文化与美德要通过形式和行为来体验和实现，要通过制度和规范来固化和评判，要通过明理来入心，从而得以继承和弘扬。

今天，有些人常把明明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视为腐朽，绝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把文化和美德的道理与具体的形式和行为混同了。比如，经典本来是优秀文化的代表，读经典就是弘扬文化。但当人们看到读经典还被要求穿汉服时，就会觉得“读经典”未免太过时、陈旧、落伍，与今天的社会毫不相干了，不过只是一种表演而已。在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所读“经典”是否过时、陈旧、落伍，而在于经典被“读”的“仪式”确实过时、陈旧、落伍了。

因此，对传统美德我们要汲取其精华，创新其形式。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传播技术迅猛发展、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的今天，究竟应当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交互过程中把握其立场和理念？中小学传统美德教育究竟需要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在今天，必须以世界眼光、全球视角和现代化理念来看待传统问题。好的东西，如孝悌、节俭等，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向世界宣扬，通过我们的榜样传播全球。

在中小学开展传统美德教育，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有：首先，哪些“道理”应该被提炼出来经课程化加工变为教育内容？其次，哪些旧有的“规范”需要被改造为符合当今社会形态的新型规则？哪些规范是多余而需要剔除的？哪些规范是残缺而需要完善的？第三，哪些陈腐的“仪式”需要被彻底放弃，代之以全新的现代仪式？仪式具有很强的教育价值，是实施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什么样的仪式既能让学生感受到庄严肃穆，又不至于让学生感觉太过虚幻？

仪式和行为是学校可尽情发挥的层面。每所学校的独特文化，往往都是在这个层面反映出来的。从道理层面看，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从制度和规范层面看，部分学校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形式和行为层面看，每一所学校都可以并且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每所学校都可以并且应该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创造自己独特的稳固仪式、独特的行为要求、独特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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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戏曲出现不久，目前一直处于艰苦的创业阶段，虽然我们现在对戏曲与电视联姻后的屏幕形式的多元性还很难作出明确地描绘，但是其广阔前景是可以预见的。目前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可以看到的电视戏曲主要形式有：舞台戏曲实况录像节目、戏曲专题节目和戏曲电视剧。它们分别代表电视戏曲不同发展时期的状况。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蒲剧《窦娥冤》在戏曲与电视结合方面就进行了大胆尝试，全剧采用舞台布景与实景结合，从戏曲电视的发展历史来看，电视戏曲艺术片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更高阶段上发挥电视的优势。为后代学者研究电视戏曲提供了借鉴的榜样。

中国戏曲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传神。传统的戏曲演出，观众只能从一个角度观赏全景式的表演，演员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演员的舞台活动无需交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观众只能远距离地观赏，演员的动作往往是高度夸张的，这些特点都是由舞台演出所决定的。而屏幕中，这些特点都发生了变化。首先，现在的戏剧电视节目都是多机拍摄、自由切换，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演员表演，这无疑扩大了观众的视角，尤其是俯仰拍摄，给观众不同于剧场的视觉感受，增加了表演的表现力。但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观众，观众只能随着镜头的推、拉、跟、摇、移去观赏，看到的只是摄像者想看到的，再加上近景镜头的频繁运用，容易造成演员关系的混乱，缺乏彼此的呼应，尤其是戏剧电视剧中的搭景使空间显得有限，人物活动易乱。在这一方面，蒲剧片《窦娥冤》避免了这样的缺点，片中窦娥前往刑场的路途上，整个画面以窦娥为中心，其他人物不上场，人物关系明朗清晰，主次分明。在舞台上人物活动都有一定的规律，人物虽多而不乱，所以说在屏幕上就一定要注意剧场观赏时的整体性特点，全景与中近景的合理交叉，否则多视角的优势可能会变成缺点。其次，电视的小屏幕决定了观众与电视的距离一般在二至三米之间，在镜头运用上也多中、近、特写镜头，由此使得舞台的远距离观赏变成了近距离的审视，这就增加了演员表演的难度，表演上的一点问题就会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如何在实景环境中把握戏曲美的要素，就必须要求戏曲演员有扎实的戏曲表演功底，才有可能使电视戏曲艺术得于日臻完美成热和发展。在戏曲舞台上能产生效应的“明星”的容貌、体态处于次要位置，但在电视屏幕上可能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些艺术家可能因为年龄、容貌、体态等原因，一个中近镜头往往使得观众的美感尽失。这就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多用全景镜头，或者由年轻演员表演，艺术家退居幕后配音。因为艺术追求的是尽善尽美，而电视又是视听结合的艺术，追求画面美感，是其自身规律的要求。蒲剧《窦娥冤》从舞台演出本到电视分镜头拍摄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更是大胆地想象，情景交融，既充分展示电视艺术技巧的运用，又着力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尽力体现戏曲表演艺术的特征，把握住戏曲审美艺术性与电视审美艺术性、构建出鲜活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使电视戏曲艺术片《窦娥冤》更好听、更好看……《窦娥冤》的创作人员热悉戏曲艺术的时空转换关系、把握电视艺术场景写实、时空转换关系、充分利用镜头切换突出简洁，贴切地保持与剧情、人物内心情绪、唱词时空关系的一致、使电视艺术的镜头运用得到了发挥。剧中处，窦娥行刑后，白练瞬间变成红练渐渐消失于漫漫大雪中，紧接着连续几个空镜头，被雪覆盖的台桌以及柱子等等，这一组空镜头将窦娥的冤屈形象地告诉了观众，画面的构思胜过了很多言语唱白的表达，实乃妙不可言，而窦娥在临死之前舍性命含冤情的大段唱腔，丰富的面部表情，戏曲化的技巧身段，又保留并发展了戏曲的精华。既有影视的写实，又丰富了戏曲的写意；既有影视的叙事特点，又有戏曲写意的意境；既保留了戏曲大段唱腔又具备了民族歌剧咏叹调的意蕴堪称电视戏曲的精品。

“境随情迁，时由心变”是中国传统戏曲独特的时空观。其自然环境往往是由剧中人物带出场的，如《窦娥冤》中的大部分情节，就是在写实的景物当中展开的，荒郊野外、庭院、花草、衙门、墙头、夜色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实物。尤其在牢房，窦娥一个人痛苦地回忆过去美好时光，电视戏曲真实地插叙再现了窦娥与相公、婆婆、父亲的美好场面。在真实景物的氛围中，再通过电视画面的着意渲染，使得离别格外令人伤感，且戏曲演员确实流出了眼泪，更让电视观众不能不为之动容。因而，这种写实手法不仅没有破坏舞台戏曲的诗化意境，相反使意境更加优美、深邃，其想象空间更加耐人寻味。

显然，舞台戏曲唱腔的脸谱化和一板一眼的节奏显然己不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现代观众更乐于接受贴近现实的生活化的表演。于是《窦娥冤》中在表现窦娥迎接婆婆时，画面是她焦急表情以及迎接婆婆快步，这本是戏曲舞台的表演身段，但辅之电视镜头的处理技法，既逼真又形象。再如婆婆说道“坐堂招夫”时，窦娥满脸复杂的表情，然后紧接着切到灵位的画面，表现此举对相公的不敬，有预示的作用。这里主人公的表情与灵位紧密联系，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电视镜头的技术化处理，戏曲音乐的歌唱化及念白的口语化，以及字幕的运用等，在戏曲电视中都有所尝试，并不同程度地丰富了电视戏曲的表现手段与艺术内涵，在《窦娥冤》中明显可以看到。当然，并非戏曲电视就完美无缺了，有时因其过多压缩传统戏曲的唱词和舞台剧精湛的表演动作，使得戏迷观众感觉在唱腔与演技上不过瘾，且在戏曲与生活化的结合方式上有时也显得生硬。也就是说，戏曲电视作为传统戏曲嬗变的一种表现形式，既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电视手段，又要保持和发展传统戏曲独特的美学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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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克保.戏曲表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

[7]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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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游客旅游的目的是离开自己的惯常生活地，去寻找差异、愉悦、解脱、怀旧或者刺激，他们通过“凝视”旅游地的人、物和事象去体验，完成旅游“朝圣”[1]的“人生仪礼”。“凝视”也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本文以什刹海历史街区作为游客凝视的场域，基于游客体验视角，研究同一凝视主体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的凝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和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二、凝视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凝视”的概念，凝视作为一种目光投射，是主体施予客体的作用力，象征着一种权力关系，不仅是一种压制，也是一种生产[2]。在此基础上，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了“游客凝视（tourist gaze）”[2]的概念，并迅速发展成为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诸多旅游人类学家不断地运用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对凝视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提出新的理论建设，提出“反向凝视（reverse gaze）”、“当地人凝视（local gaze）”等概念，试图将凝视权力从游客对旅游地居民的单向度研究转向双向权力施加，确认居民在旅游中的作用，强调旅游地居民在旅游的社会性建构中的能动性。后来有学者尝试以“旅游凝视（tourism gaze）”建构包含更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凝视研究[3]，主张考虑游客间凝视、旅游掮客的作用、隐形凝视（主要指反思性的自我凝视）的作用，并提出诸凝视主客体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是互为主客体的，凝视的路径、重点及其发生的作用还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而变化。“凝视”是个隐喻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游客通过目光施加的行为力量，还包括表情、动作、口头表达等多元化的方式，将旅游动机、旅游诉求、旅游体验融合并表达出来，向旅游地、当地居民施加影响。程与米勒（Cheong&Miller）将旅游目的地的利益主体分为游客、居民和掮客（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学者、媒体人员、旅行社及其他旅游经营者、从业者等）三类[4]，把旅游研究的关注对象从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北京师范大学代改珍在其博士论文《都市民俗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以北京什刹海胡同游为例》中提出旅游过程中“交互凝视（interactive gaze）”概念，这一概念在认识到旅游过程中权力主体的复杂多元化的基础上，将旅游生产所涉及到的主体全部纳入考察范畴，强调主体间的交叉互动，揣测、试探、协商、斗争、妥协、合作等，包括异质性主体作为群体的交互关系，主体内部个体的个性化权力态度及其行为，个体化的权力向度与群体的权力向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异质性主体在旅游场域中因掌握资源的差异，其权力位点不同，权力行为施加的时机和环节也就不同，权力地位也不对等，使得主体之间以及主体内部各个体之间的权力不均质化，且在共同的场域内共同施加权力行为，相互之间产生影响。

厄里认为是凝视是旅游体验的核心，在旅游者的目光的凝视之下，一切景观都被赋予了符号的意义，一切景观都变成了文化景观[5]。谢彦君、彭丹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于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研究的成果，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深度分析了符号解读的过程、影响因素及结果[6，7]。杨振之等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旅游活动和旅游开发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审视，指出符号化旅游是解决旅游“符号化”的一把钥匙[8]。白凯等将旅游目的地形象视为典型的标志化符号，认为人们总是通过旅游目的地的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认知旅游目的地的客观存在特性[9]。

三、什刹海历史街区游客体验调查分析

1.什刹海旅游发展状况

什刹海是北京城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景区由前海、后海、西海水域、沿岸名胜古迹和民居民俗生活组成。什刹海是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什刹海，元代名海子，为一宽而长的水面，明初缩小，后逐渐形成西海﹑后海﹑前海，三海水道相通。自清代起就成为游乐消夏之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什刹海地区列为重点保护的二十五片历史街区之一。

什刹海旅游业发展起源于什刹海胡同游，什刹海胡同游发起于1994年，到2000年前后，一直都是以徐勇为首的北京胡同游览公司在独家经营，每年接待15万人次左右，呈现以国外游客为主，国内游客为辅的特征。2000年以后，什刹海地区的国内游客数量迅猛增长，逐渐发展成为以国内游客为主，国外游客为辅的态势。2008年5月，西城区政府成立了特许经营办公室，对什刹海的胡同游进行特许经营，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几家有实力、有经验的公司进行规范化的特许经营，目前共有9家公司，共300辆三轮车共同经营什刹海胡同游旅游项目。目前什刹海地区已发展成为AAAA级旅游景区，策划了“逛海子、食滋味、居品味、行趣味、荡韵味、淘风味”等一系列旅游活动项目。

2.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便利抽样调查的方法，针对国内游客，于2013年10月上旬与中旬集中进行，调研地点主要是在什刹海历史街区，分散在烟袋斜街、荷花市场、酒吧街和金丝套保护区胡同（奥运人家）。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1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3%。

游客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运用SPSS18.0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的被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就被调查游客的性别来看，男女比例为54.7：45.3，男性游客的数量稍多于女性游客数量。被调查对象以中青年游客为主，24-44岁的游客占总调研对象的63.8%。就月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游客最多，占总体游客量的41.7%，其次是月收入水平为5000-10000元之间，占总体的32.6%，月收入水平低于2500元或者高于10000元的游客相对较少。就受教育水平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体游客量的80.7%。就职业差异来看，专业文教技术人员的游客数量最多，占总体的33.8%，其次是学生群体，接下来就是企事业管理人员和服务销售商务人员，分别占总体游客量的13.4%和11.5%。就客源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绝大多数的游客是来自外省的，占总体游客量的81.2%，其次是北京市其他地方的游客，占总体的14.6%，而老城区的游客占总体游客量比重最小，为4.2%，游客量随着客源市场空间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一种距离递增效应。

就出游目的而言，大多数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是为了感受老北京文化，其次是来此观光和看风景，休闲泡吧会友的游客相对较少，购物的游客最少。约有四分之一的游客来什刹海历史街区观光看风景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少数游客来此休闲泡吧会友的同时，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民俗文化。根据出游目的的差异，可以将什刹海历史街区的游客分为文化型游客、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地游客来什刹海，多是为了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对本地游客而言，则是来此放松休闲的，以观光看风景为主。

因此，目前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国内游客中，以中青年、受教育水平较高、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外地游客占了绝大部分；在职业上，文教技术人员和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两大类群体；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的出游目的具有显著差异，外地游客以感受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为主，本地游客则以放松休闲，观光看风景为主。

游客体验中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主要体现在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相对而言，游客对酒吧和寺庙等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感知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氛围的感知相对高于酒吧和寺庙，说明什刹海历史街区整体空间布局和环境氛围也是一种旅游景观符号，对广大游客产生旅游吸引力。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不同的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体验也是存在差异的，由下表可以看出，游客对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和老字号这几个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最为显著，验证了孙九霞的研究观点，即游客凝视具有选择性，民俗村内，游客凝视只是带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一部分民族符号[10]。正如厄里所言，旅游凝视不仅是一种视觉体验，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感官体验，如嗅觉、听觉、味觉、触觉等[11]。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体验中的“老字号”的体验，既是一种视觉体验，更是一种嗅觉体验和味觉体验。很多游客到什刹海，尤其是到烟袋斜街，都会品尝中华老字号烤肉季的烤肉。游客感知体验到的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什刹海的标志性景观，它们是老北京历史遗留的产物，同时也是典型的被什刹海胡同游的旅游经销商大肆宣传的旅游符号。厄里认为存在两种特别的旅游凝视方式，即浪漫的旅游凝视和集体的旅游凝视。浪漫的旅游凝视包括被看作欣赏原汁原味的自然美景，集体的旅游凝视则包括大量的人群的参与，正是多数人的交互作用建构起旅游的氛围。因此，从游客体验视角来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是一种集体凝视。

旅游凝视是旅游文化研究的重要核心概念，凝视是旅游者主体的行为，旅游者类型的差异影响旅游凝视的内容[12]。统计分析发现，整体上来看，文化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观光型游客和休闲型游客；具体而言，在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中，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胡同的感知最显著，其次是四合院，再是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等旅游符号。基于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的感知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胡同的体验。分析结果表明，30%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比较古朴宁静，36.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承载了很多老北京故事，而14.5%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缺乏生活味道，16%的游客认为什刹海胡同都是游客，剩下3%的游客则对什刹海胡同没什么感觉。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酒吧的感知并不显著，但是大多数游客对这里的酒吧还是比较喜欢的，认为酒吧建筑风格和装饰特色较为古朴，具有怀旧感，并且酒吧分布在前海和后海沿街，濒临什刹海，酒吧的视野空间和环境较好。

旅游凝视的功能在于空间的建构。旅游地在旅游者的凝视下被消费，旅游者凝视引起旅游地文化向“舞台化”、“表演化”方向发展，使得旅游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建构，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传统生活状态存在巨大差异的地方[13]。什刹海历史街区酒吧街的建立就是旅游凝视的结果，是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自我的现代性表述与主动建构的产物。

“游客凝视”不是一种孤立现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现象。事实上，激发这种游客凝视消费活动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4]。进一步地统计分析发现在被调查游客中，39.9%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能够代表传统老北京文化，来此旅游，他们能够较多感觉到传统老北京文化；17.4%游客能够深刻感受到老北京文化；37.1%游客在这里能够感觉到一点点传统老北京文化，5.6%游客则没有感觉。就不同区域差异而言，外地游客与本地游客对在什刹海能否感受到传统老北京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大多数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就外地游客而言，不同的外地游客体验差异较为显著，约35%的外地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30%的外地游客则持相反的观点。就游客类型而言，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认为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比较能够体验到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而休闲型游客的感知体验则不相同。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进一步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协调性的感知体验，结果显示，7.5%的游客认为这些旅游符号元素之间非常协调的，46.9%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是比较协调的，33.3%的游客对此持中立的态度，12.2%的游客认为它们之间不协调。总体上游客认为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之间是比较协调的。尽管酒吧是外来文化符号，但是什刹海前海和后海沿岸的酒吧整体外部建筑和装饰风格与周边地区相和谐。

游客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从游客体验的视角来分析什刹海历史街区传承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途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游客认为首先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体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发现，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以外，游客认为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区主要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调研结果表明，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四、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的凝视分析

文章从游客体验的视角，分析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凝视。研究结果显示：

1.游客凝视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元素主要有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银锭桥、酒吧和寺庙等

相对而言，游客对旅游符号胡同、四合院、恭王府、三轮车、老字号和银锭桥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非酒吧和寺庙的感知体验。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被作为旅游资源，在复杂多元的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不断地再生产；其再生产是文化符号的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传统民俗文化的本真性；都市民俗文化传统经过旅游途径的再生产，在生产主体的交互凝视下被符号性地构建，呈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无旅游参与式”的传统本身，而是被客体化（把传统当作可以操作的对象）、被碎裂、叠拼的面向展演的传统，是各种内在的、外来的文化符号元素融合而成，呈现出“嵌合体化”的状态，游客凝视体验的是建构出来的民俗文化“奇美拉”。正如万建中教授所说，外来生产者会根据需求将民俗变成“权力资源”而加以利用，而民俗对于民众的规范力量是融入生活 。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等的凝视就是什刹海胡同游经营者根据游客的需求将这里的传统民俗变成“权力资源”加以利用的，而“胡同”、“四合院”是当地居民生活的载体，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是老北京“活着的历史博物馆”。

2.游客类型的差异影响游客凝视的内容

文化型游客和观光型游客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感知体验要显著高于休闲型游客，其中文化型游客的感知体验最显著。说明在交互凝视过程中，作为同一凝视主体的游客之间对同一凝视客体的权力态度和权力向度差异，即凝视主体游客之间权力非均质化，在共同的凝视场域什刹海历史街区对传统民俗文化符号共同施加权力行为。

3.游客凝视一项综合性的文化工程

游客凝视是一种权力，游客通过这种权力途径和权力行为参与到旅游地的社会性建构当中。游客凝视主要关注将游客作为主体的建构行为和建构影响。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传承了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基于游客感知体验和凝视的视角，其传承的首要途径是留住居住于此的老北京人，其次是增加一些具有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参与性活动，第三是增加一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化表演。

4.游客对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感知体验

除了什刹海历史街区外，还有故宫、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和南锣鼓巷等。这些能够代表老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地方的整体建筑风格都与什刹海历史街区类似。

五、游客凝视对于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影响

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是依托什刹海地区的古朴的建筑风格和整体的空间建筑布局。什刹海胡同是老北京活的历史博物馆，是广大中外游客了解老北京，理解新北京的重要方式。什刹海地区也是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因此，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保护对其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对什刹海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多权力主体的共同参与

旅游凝视处于一种涉及多个权力主体共同参与的交互式凝视的环境中，游客凝视的对象旅游产品是不断再生产的产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意旅游凝视中权力主体游客的凝视。旅游凝视是一种交互式行为，不仅需要研究游客本身，也要研究东道主、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互动的过程[15]。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发展过程中，作为东道主的当地社区居民是重要的权力主体之一，他们对该地传统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再生产产生作用，因此，在什刹海历史街区旅游开发中，注重多元权力主体的交互凝视，尤其是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

2. 历史街区旅游开发过程中，遵循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街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符号的发展要遵循传统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即解码、抽绎、再编码、重新结构与展演的动态过程，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注重对传统民俗文化原真性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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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秀娟.“旅游凝视”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建构研究——以广南县“世外桃源”风景区为例[D].昆明：云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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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作为对由商业领域而蔓延至高校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以及受其影响而普遍存在于众高校之中的重理轻文、唯技术论、唯就业率是瞻等思想倾向的反思与修正，传统文化教育日渐受到学界与教育界重视，相关学术研究及教学实践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传统文化教育除上述功能外，还被视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于2014年制定下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可视作政府层面针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顶层设计。因此，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既是高校完善自身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

一、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

思想正确是行动正确的前提，目前，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正处于起步阶段，在思想层面明确其价值取向，解决“为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乃是当务之急。

(一)志在远功，不求速效

何为传统文化，笼统地来讲，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古老文明的精华凝聚，是民族的共同文化基因，若要为它下一个内涵与外延较清晰的定义，可参考赵洪恩在《中国传统文化通论》中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民族为创作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究其本质，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政治伦理性文化，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为追求目标，以修身立德为根本要务。《左传》有“三不朽”之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中以“立德”为首。《论语》中亦记载孔子“德在文先”的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教育除教授学生知识外，更为重要的功用在于对其进行精神和道德上的熏陶，而要使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发生改变非通过长期、持久的教育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教育效果的显现是逐渐的、延时的而非立竿见影的。高校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时不能“一刀切”地套用应用型课程的评价体系来评估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效果，更不当怀抱功利主义心态要求它具有即教即好，通过几次课程就能点化“顽石”为“金玉”的效果。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应以广泛介绍传统文化知识、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砥砺品德的自觉性为目标，追求的是“春风化雨”之远功。

(二)“古为今用”而非“一味崇古”

传统文化教育之所以在部分高校尚未受到教育者和学生的足够重视，被视为常规课程和专业知识的补充，属“可有可无”性质，原因之一即在于这部分人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置于相对立的位置上，认为在现代社会提倡传统文化是一味崇古之举，是历史倒退行为。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传统文化非为封建时代遗

留下来的文化化石，是“死去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风云变迁，直至今日仍保有充沛的活力，这是因为它有一常葆生机的要诀，即在保持本质要素不变的同时不断与所处时代的精神相融合，吸收各时期新生文化的精华，自我修正，自我扬弃。若以水喻之，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山涧为溪水，入河渠为河水，入江湖为湖水，归大海则化为海水，其性不变，但其形能万化。仅以“孝”为例，由古至今，“孝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且深入人心，为众推崇。元人所著《二十四孝》书中有一则“郭巨埋儿”的故事，在古人看来此乃至纯至孝之举，当加以弘扬，但今年安徽省六安市将其制作为公益广告悬挂街头却在市民中引发争议，许多市民认为此举不合时宜。究其原因，并非因为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孝道”在本质上是错误的或过时的，已为今人摒弃。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孝文化”仍为政府和民众所提倡，孝心孝行仍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赞誉，历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中常有人因善尽孝而入选即是明证。六安市民反感的其实是故事中“杀儿奉母”这一藐视他人生命权利的有悖时代精神的行孝方式。因此可以说，“孝”作为一种精神贯穿古今，但不同时期，人们对“孝”的内涵的理解和行孝的方式不尽相同，带有各自时代的烙印。

其次，自五四以降，尤其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西风东渐，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一元文化环境也随之转变为多种文化思潮并存的多元化文化环境。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正处于将定未定之际，面对多元文化冲击，譬如刘姥姥初入大观园，见这也好，见那也奇，如不能及时确立自身的文化根基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沦为在思想上不辨是非、无所适从之一代。因此，在当代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非为对抗西方现代文化，有了传统文化作为“主心骨”，大学生能更为理性地看待现代文化，取其精华为己所用。

再次，高校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要充分尊重大学生作为文化主体的自主性并对他们的文化鉴赏力抱有信心。教育者当以开放的心态，引导学生广泛接触不同的文化，帮助他们形成开放的、科学的文化审美与文化价值观[1]，允许青年人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自主进行文化选择。既不必片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较其他文化的优势――要相信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自具有吸引、感染青少年的魅力，同时还应允许他们对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因素予以批判，批判性地继承、创新。

(三)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国学教育的关系

近年来，与传统文化教育一同受到重视的还包括人文素质教育和国学教育。三种教育形式在概念和内容上多有相近之处，因此在有关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它们常被混为一谈，甚至相互代替。这种认识上的模糊显然不利于传统文化教育的推进，必须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人文”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素质”则是指由多种心理品质组成的一种综合结构，它包括语言文字修养、艺术修养、政治修养、文明礼仪修养、伦理道德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等，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整体表现。[2]可见人文素质教育从内容上来说涵盖古今中外的各类知识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其中一部分。再者，根据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的观点，“国学”乃是专指中国固有的学术，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涵盖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和道德等诸多层面[3]，其内涵较之国学要丰富得多。

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

要使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更具合理性，效果评估更具科学性，最终在高校普遍建立起传统文化教育的长效机制，笔者以为可由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完善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

整个传统社会的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而自孔子设馆授徒以来，传统社会的文化学习内容就大致被固定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分别对应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识字和计算六方面的知识与技艺的学习。当前，部分高校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时偏重于对文史学科尤其是古典文学知识的介绍，甚至将传统文化教育等同于开设几门诸如《大学语文》、《古典诗词欣赏》之类的文学选修课程，这种做法无形当中窄化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使得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过于单薄。此外，作为传统文化教育对象的大学生其兴趣爱好也不尽相同，单一的文学类课程并不能满足他们的学习要求。有鉴于此，高校应着力构建一套完整的传统文化课程体系，该体系的构建须遵循以下四点原则：一是充分了解和尊重学生在传统文化学习方面的兴趣及要求，按需设课，这是体系构建的前提;二是打破院校、系部及专业藩篱，整合校内外一切可利用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合理调配师资，开设课程;三是课程体系应尽可能全面地覆盖传统文化各领域，除古典文学外，哲学、艺术、体育、民间技艺等方面的优秀文化――无论是物质或非物质形态的――都应在课程体系中得到体现，如可开设有关传统技艺、民俗、书法、武术等的课程，这是提升课程吸引力的必然要求;最后，体系中的课程既要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同时又要主次分明，既有讲求专业深度和知识完整性的必修课，也有以激发兴趣为主的选修课，这样可以保证课程体系的合理性。

(二)“三结合”丰富教学手段

其一，内外结合。由于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可能是知识也可能是技艺又或是固化的物质形态――如某些人文景观。与之相对应，传统文化教育也不能局限于课堂教学一途，而是应当结合课程特点，以教学效果最大化为旨归采取课堂内外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如在讲授传统戏曲课程时既要通过课堂教学介绍相关理论知识，同时也应带领学生到剧院观赏相关剧目的实地演出，若缺少后一种教学方式就会使学生产生“纸上得来终觉浅”之感，降低他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影响学习效果。

其二，动静结合。在课堂教学中除口授、板书等教学手段外还应辅以多媒体教学，将观赏性强的内容制作成图片或音视频，也可以组织学生结合授课内容开展诸如舞蹈表演、道德话题辩论等课堂活动，让静的知识“动”起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其三，点面结合。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要想取得成效不能只依靠开设几门专门的传统文化课程，必须采取集中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即在其他各门课程的讲授和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都应尽可能结合教学和活动环节渗透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争取做到“无孔不入”，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教育。

(三)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建设高水平、专业化的传统文化师资队伍

就我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现状来说，当前，在高校从事此类教育的主要是文史哲等专业的教师，由于他们属于特定领域内的专业人才，其教学内容可能涉及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但其教学的出发点是讲授专业知识，因此仅依靠现有的这部分师资力量是不能满足传统文化教育需要的。要想在高校构建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一方面要求学校尽快建立相应的教师培训制度，选拔出一批对传统文化教育感兴趣同时又具备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长期的传统文化教学方面的培训;同时要意识到，一名优秀教师的培养非赖朝夕之功，高校在培养自己的专业教师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将那些在某些传统文化领域有一技之长的专家学者、能工巧匠、表演艺术家都吸收进入传统文化教师队伍中，鼓励他们各依所长面向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教育。

正如《纲要》中所说，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高校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有责任也有义务肩负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用传统文化的精华濡染当代大学生，陶冶他们的情操，砥砺他们的德性，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同时也要鼓励他们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在继承中创新，于创新中继承，永葆传统文化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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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3）-12-0299-01

一、室内装潢传统设计模式的分析

1.室内装饰设计模块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在我国室内装潢设计系统中，传统文化模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建筑室内装潢设计经历了一个比较长久的过程，比如从古代的半坡遗址，到皇宫、庙宇建筑等，都体现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特色。比如现代圆明园建筑、故宫、乔家大院等遗址更是集中了我国传统装潢设计的精华。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现代室内装潢设计体系不断得到健全，一系列的传统文化因素也在不断更新应用，被时代赋予了新的设计含义。比如传统室内装潢环节中，对室内装潢设计的视觉整体效果的优化，进行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应用，确保其天花板、墙面、地面等的精心装饰，实现与室内装饰的家具、地毯、灯具等的协调，从而满足现代社会的人民群众对于传统室内装饰文化的需要。

在传统的室内装饰环节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被彩绘的木质方格天棚，一系列的木质图案花格窗户，其体现了室内装饰设计的空间布局对称性、装重性、优雅性等，这都是传统建筑装修风格的具体体现。在现代室内装潢应用过程中，是可以借鉴这些传统建筑装潢文化的可取之处的，进行中式装饰装修风格的应用，实现与现代装饰材料的搭配，确保其装饰装修风格的整体美的呈现，确保中式装饰装修风格更加的美观、人性化。

2.室内装潢设计的“古为今用”

在人们的日常起居生活中，室内设计是一个重要的应用部分。中式传统风格的设计模块体现了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化特色及其传统的心理结构特点，其应用于我国的文化生活语境，具备一定的价值及其建筑美感。需要我们进行“古为今用”，实现现代室内装潢设计的“传统美”、“古典美”。当然，无论任何时代的室内装潢设计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总而言之，室内设计的各个模块都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实践，这与现代室内装潢设计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使是最时尚的室内设计师，为了让国内的装潢设计更具美感，也要进行传统室内装潢设计精髓的吸取，从而符合我国人民的居住文化需求、心理思维需要等。

在现代室内装潢设计模块中，我们要进行传统文化设计意识的贯彻，无论是其居室、住宅还是庭院等，都要实现不同的设计环境的融合，确保其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的营造，实现其生活环境的艺术性。这又涉及到我国建筑室内装潢设计的“浑然天成”概念，也就是天人合一理念，人与自然的协调等。从传统的室内装潢设计特点来看，汲取传统文化因素的设计风格，需要更加强调居住的形式及其居住功能的协调，这需要进行创意性、实用性的控制，从而实现其设计环节及其功能应用环节的协调，进行现代室内文化设计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以满足现代社会的居民起居需要。

二、现代室内装饰设计模块的“取其精华”

为了满足当下室内装潢设计的应用需要，进行传统文化设计精髓的汲取是非常必要的。这需要我们掌握一系列的住宅装饰设计原则，比如实用性原则。在传统文化设计因素的汲取过程中，要确保设计的实用性，要按照设计的具体需要，进行起居空间的布置，以满足人们日常的居住应用，实现居住者的良好空间环境的提供。在日常设计模块中，也要进行生活模块、娱乐模块等的协调，确保活动功能性的体现。在传统文化设计因素的汲取过程中，设计人员要与居住者进行良好的沟通，进行建筑物的布局及其居住特征的优化，以满足居住者的需要，确保设计色彩、材料、造型等环节的协调。总而言之，设计人员要进行传统文化因素的艺术性、实用性等模块的结合。

在现代室内装潢设计应用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的室内装潢表现手法相结合，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积极表达，确保其应用的更加简练化、符号化，实现现代简约主义的应用。比如在中式装潢设计模块中，我们可以进行方桌、书桌等的传统文化形式内涵的展现。传统室内装潢中的案，指的是书案、供案等。案出现在神圣的场合，后来出现的画案、书案则是案类家具的生活化，供案通常在厅堂中陈设，多采用雕刻作装饰。很能体现中国文人的审美特点。每一件中式家具就像一首经典的老歌，在每一个流动的音符中都蕴涵着深深的韵味，只有细细品味，才能悟出一些哲理来，它独特的魅力也会吸引很多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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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传统民居及室内空间的特点在其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是与直接受其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朝鲜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19世纪中叶后陆续从朝鲜半岛迁入到我国东北地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其民族传统文化在吸收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同时创造发展了极具特色的灿烂的民族文化。

1 鸡林概况

1.1 自然情况

鸡林朝鲜族乡隶属鸡西市鸡东县管辖。位于县境中部，穆棱河南岸，西临鸡东镇，境属穆棱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是盛产水稻的“鱼米之乡”。

1.2 历史背景

鸡林乡名来源于驻地鸡林村名。因地居鸡冠山附近，又是一片林地，故称“鸡林”。鸡林一带在中华民国时期，由朝鲜和延吉等地流入的朝鲜难民开垦种殖，逐渐成为朝鲜族聚居的地方，属密山县管辖。80年代撤销鸡林公社，设置鸡林朝鲜族乡。

1.3 鸡林乡现状

鸡林朝鲜族乡现有耕地面积4.3万亩，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全乡设6个行政村，10个自然屯。共有1.02万人口，其中99.8％人口为朝鲜族。 可以得知鸡林乡是朝鲜族聚集地，这为朝鲜族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奠定了一定的人文环境。鸡林乡朝鲜族人的生活受到了汉族人的很多影响，但是朝鲜民族的很多传统还是保留的很好，比如朝鲜族人民生活简朴，极其干净，不管是草屋房还是瓦顶房室内和院内都打扫的干净整洁。

2 民居建筑特征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鸡林乡定居的多是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的朝鲜人们。他们加入朝鲜独立军，转战到北间岛和苏联沿海川一带。后来变为农民，逐渐流入到鸡林。也有少部分是从朝鲜北部逃荒来的灾民。在鸡林当地的汉族和满族人民的帮助下定居了下来并种上了水稻。开始居住的大都是茅草棚茅草屋。解放初期到70年代，鸡林乡民居文化的发展已经结合了鸡林地区的环境气候和当地汉族的文化特点。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志》里就记载了早期生活在东北的朝鲜族居住方式，书中写道：“居处作草居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女别”[1]。大约一千多年前，朝鲜族已经形成了自己民族特有的民居建筑形式，并且根据所用建筑材料、屋顶形状、屋内结构划分出不同的类型。

2.1 外观特征

在鸡林朝鲜族乡的田野乡间，仍可以看到许多灰瓦白墙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一个个院落，一幢幢小房，灰瓦和白墙相映。朝鲜族民居的外观都很美，传统屋顶主要有草屋顶和瓦屋顶两大类。草房一直都是朝鲜民间最常见的房屋，虽然是由草屋顶和泥墙所构成的，但朝鲜族民居区别与汉族房屋的是可以居住50年之久依然质量完好，屋内冬暖夏凉，十分适宜居住。草屋顶有两坡和四坡之分鸡林乡当地以后者居多。由于鸡林乡位于我国东北部，冬天时间长，所以屋顶较厚大，房屋较低矮，利于冬季室内保温，降低了室内散热的速度。草顶的材料初期主要是茅草、蒿子等，随着谷子、水稻、高粱等农作物的发展，稻草成为草顶的主要材料，稻草取材方便，重量轻，保温好又便于施工和维护，见图2-1。瓦顶的材料一般是灰色或红色的瓦片，屋顶坡度较缓和，中间平缓，两头翘立。瓦屋顶的形式主要是歇山式，见图2-2。

2.2 光照及取暖特点

我国东北地区太阳高度角低，日照时间相对较短，房屋之间需留够距离，吸收日照。朝鲜族民居大多散居在自然环境之中，一座座独立的房屋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乡路的两侧，前后留有大片的菜地。院落方正，空间宽敞，前后建筑间距大，有利于减少阴影。

从朝鲜半岛迁居到我国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善于因地制宜,着眼于实用作了某些改变，但鸡林乡当地的朝鲜族人依然承袭民族传统，保留了建造传统式炕屋的风习,采用了满铺地炕的取暖方式。这样，在寒冷的冬天便可以在温暖的火炕上取暖，即便在夏天的时候也在需要做饭的时候生火。较之汉族火炕不同的是，朝鲜族地炕面积大,低矮，位于室内空间中的最低处,使室内热能充分发挥。加之,朝鲜族民居的空间分隔没有那么严格，甚至是锅台连着炕。由于是进门就上炕所以进屋时需把鞋脱在门口。

2.3 室内空间的特点

朝鲜族民居室内空间是由天棚、大面积地炕、少量的地面及墙体所围合而成的。其内部又可以划分为门厅、与灶相连的房间以及大小不等居室。门厅一般不单独另设，通常在灶的左侧，与主入口相连的位置留有一个1.5 左右的空间，其地面标高低于炕面（灶台面）0.2～0.3 m，主要作为脱鞋处[2]。与灶台相连的炕面通常设两个想通的开间，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空间。白天可以作为用餐、会客、读书、做饭，甚至洗漱地方；夜间通常由家里的长辈和儿童居住。住室与厨房之间靠一扇推拉门与相通，房间之间则用推拉门隔开。白天时则把推拉门全部推开使之成为大房间，使其空间变得宽敞明亮。

3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鸡林朝鲜族乡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影响，民居及室内空间都发生了变化，传统朝鲜族民居风格和特点已基本消失，只有室内平面构成和取暖方式上仍保留和继承了传统方式。不过，在东北地区的朝鲜民居建筑当中 ，地方建材的充分运用 ，具有经济上和环保上的优势，体现了东北地区居民对建筑与地区资源状况相适应的朴素认知。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宣扬朝鲜族文化，让民族文化在未来得到继承，保护民族文化底蕴的同时对传统民居的保护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赫忠仁 吉林朝鲜族矮屋生态文化特性研究[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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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在沉寂多年后，最近几年却犹如枯树逢春，逐渐火热起来，这与国家政策上的宣传有密切关系。2009年，主席在中央党校提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向领导干部提出了如何通过读书提高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指出不仅要读书，而且要有选择地读书，“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大力宣传，使得一直都较为沉寂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其中，《弟子规》一书在学习热潮中俨然成为领头羊之一，显得较突出。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若不注意筛选糟粕和讲究方法，亦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本文即从国人学习《弟子规》的情况分析入手，探讨学习传统文化中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措施。

一、《弟子规》学习之现状及反思

《弟子规》在公务员领域的热度，在公务员考试中反应最为明显。2013年湖南益阳、辽宁鞍山、河北等地公务员考试中大量出现与《弟子规》相关的试题。到2014年，各地公务员全真模拟试题中更是无处不乏《弟子规》的身影。与之相应的是，《弟子规》一书由几年前基本无人问津，到这几年的销量不断激增。如北国网一则新闻的标题即为《2013年鞍山啥书最火――〈弟子规〉》。而在不少行政单位，也悄然掀起公务员阅读《弟子规》的热潮。

在我们的高等学府――大学里，也常常可见学习《弟子规》的身影。如2012年东华理工大学，向所有在校学生号召《学好弟子规做好中国人》；再如2013年，当2013级新生步入中山大学时，被学校要求完成一份十分特殊的暑假作业，即阅读《弟子规》并写读后感；今年，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900余名大学新生刚刚踏入校门，就收到了学院发给他们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弟子规》。

在社会中，全国不少地方开设了类似于私塾的国学班培训机构，在这些培训机构往往以记诵《弟子规》、《三字经》等书籍为主。如据大众网2013年报道，自2008年始，由一群义工发起成立孝谦传统文化学习中心，组织“草根讲堂”，免费为少年儿童进行国学经典的授课。据义工介绍，他们那里最受欢迎的就是“弟子规”班。

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得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全方面掀起了学习《弟子规》的热潮。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开卷形式上，还要实际考察其效果。就目前学习《弟子规》的实际情况看，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学习的方法较单一。在学习《弟子规》时，显然成人的学习方式与儿童的学习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学习的年龄层次有何区别，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学习，目前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私塾的学习方法――记诵法。

其二，不少学习流于形式。目前学习《弟子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自觉自愿地学习，往往是被动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一阵风”的学习情况。当相关政策号召一提出来，学习立刻就闻风而动，但时间一久，上级不再反复强调，学习热情迅速退潮。

其三，学习效果不理想。目前对于学习效果的检验，仅仅到能完整无误地背诵《弟子规》为止。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是记诵，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实践巩固，记忆效果越来越差，很容易将之前背诵的成果付之流水，因此学习效果是极为糟糕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尤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若仅仅止步于记诵，那无疑是舍本逐末。学习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并能实践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提倡的部分。

总体而言，学习传统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二、原因探寻及对策

对于在学习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探寻其原因，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1.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某些形式的检查，如考公务员学习《弟子规》大多纯粹就是应付考试，再如儿童学习则往往是基于父母或老师的要求。这样，学习就沦为考试工具，或成全父母的虚荣，或满足老师的要求。并不能真正体会学习传统文化其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2.施教者没有结合受教者探寻合适的教学方法。在整个中国基本处于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施教者并无多少闲暇余力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方法进行探讨，往往在学习传统文化时，习惯性因袭传统学习方式――记诵。

那么，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提高学习《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的学习实效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其一，学习需有所取舍，不能全盘接受。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固然有许多好处，不然，不会传播得如此悠久绵远。但正如梁启超先生在《儒家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无论怎样好的学说，经过若干时代以后，总会变质，掺杂许多凝滞腐败的成分在里头。”①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独特土壤，有些东西在当时或许有积极意义，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经成为丧失了其特有的价值及意义，成为可以抛弃的对象。例如，《弟子规》云：“三纲者，君臣义。”②这里讲的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显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没有价值。所以，在学习的时候，需持一种批判的眼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

其二，读书，尤其要擅读书，读活书。传统文化的语言与今天的白话文有别，语言存在隔阂。读书时容易出现拘泥于字句的解释，不能认识到作品背景及自己当前的生活环境是有差别的，一到实践时就发现存在严重的问题。如《弟子规》中提到：“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意思是弟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可擅作主张，必须请示师长之后才可以行事，否则将会得到“子道亏”这一极为糟糕的结果。当然，弟子因为人生阅历有限，若盲目行事容易出错，多请教师长自然对为人行事是大有裨益的。但若过于坚持这一原则，则陷入到僵化的地步，挫伤了弟子行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假设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弟子若必须请示师长后方能行事，则恐怕万万不行。正如孟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切记不能死读书。

其三，知行合一。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的学习上，必须有实践相伴。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较好的举措可以扩大范围进行推广。例如，2010年湖北汉南地区纱帽中学要求学生寒假要为父母洗一次脚、倒一杯水、唱一支歌、讲一个故事，通过短信、电话等各种形式给长辈拜年。这些活动都从实践上行之有效地巩固了学习效果。

其四，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学习《弟子规》目前并不属于应试教育范畴。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部分，应结合其学习的特殊性，采用灵活多变的学习方法。如2014年的公益广告中《回家篇》中的《摆双筷子回家吃饭》、《63年后的团圆》等；2011年始黄石下陆有色中学开展“古诗文读书考级”活动，每学期根据考察评选“诵读小才子”、“小孝星”、“文明礼仪之星”等。这些活动，让国人在休闲娱乐之暇，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为枯燥的记诵式学习方法开辟了新路径。

总之，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学习，无疑对于当前国人人文素质的提高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和问题，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只有不断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改进，我们的学习才能持之以恒地有效地开展下去。

注释：

①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1.

②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北京：中华书局，2009.3.本文所引《弟子规》原文均摘自此书.

参考文献：

[1]李逸安.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M].北京：中华书局，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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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祖先历代的文化所传承下来的，是几千年来先辈们智慧的结晶、文明的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消逝的危险，一些鲜有人关注的民居、传统工艺甚至已经逐渐消失、消亡。传统文化正面临怎样的现状？未来的发展之路如何走？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探析，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并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我们民族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探究。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胜枚举，从古至今，历朝历代也积淀下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汉字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自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汉字一直被历朝历代所沿用，甚至在外族入关的元、清两朝，都没能让蒙古文、满文取代汉字。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连接一个民族的纽带，它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发展和增强民族自信心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历若干年的积累和蜕变所产生的一种文明产物。这些文明是现代化社会加速发展的助力器，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发展，需要有建立在经济、政治制度之上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传统文化，就缺乏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根基和方向指引。一个国家要想走向繁荣，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就必须从弘扬民族精神做起。一个民族缺少了民族精神，就意味着失去了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在困难面前就会经不起考验，最终走上民族没落的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现状

传统文化理论上的遗失。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在经过长期的发展后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它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每个民族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各个民族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最怕的就是没有根深蒂固的信仰做支撑，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将会变成一盘散沙。在经历了和这两次文化重创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开始反思，并逐渐找回了民族荣誉感和民族自信心。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了当下最重要的文化改革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任何国家的繁荣富强无不是从文化强国做起的，我们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搞好对外发展，才能使国家屹立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近几年，中国的传统文化频频被窃取，许多我国传承多年的节日习俗却被其他国家申请为文化遗产。2005年，端午节被韩国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事件显示出了我国对于传统文化不够重视，并且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做的不够到位，有些文化甚至走向消亡。虽然搞好现代化建设和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很重要，但是有些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不应该被抛弃。如今，世界各大强国都已经打起了文化牌，利用文化便利来渗透到其他国家国民的生活中，试图改变当地的风俗习惯，从而实现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我们应该保护并发扬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不够完善。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其中也难免有一些落后、腐朽的部分存在，这部分传统文化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就必然会遭到淘汰，只有符合新时展道路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被时代所认可，得到弘扬和发展，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传统文化近年来没能得到大力的弘扬和发展，归因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够完善。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我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建设需要走面向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得到不断发展、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完善和弘扬。

多元文化格局下传统文化的发展策略

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上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做起：第一，要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例如我国传承多年的风俗习惯、经典文学、文化古迹、科技发明等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先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经典，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仍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第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传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弘扬优秀的，摒除腐朽的、过时的。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缤纷多彩，将这些传统文化有选择性地传承下去，文化强国的建设将指日可待。

中西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全盘否定和完全拒绝西方文化是不明智也是不现实的。对于西方文化中值得学习的部分，我们应该积极吸纳和接受，使中西方文化得到融合发展。在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中，应坚决抵制两种思想观念：第一，完全、绝对地将西方文化拒之门外，不注重吸收国外文化的先进部分，这样会导致我国的文化发展固步自封，失去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机会；第二，崇洋，不加选择和考虑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认为只要是国外的就是先进的，这种观念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为了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中西文化融合发展，以中为主，以西为辅，在大力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先进的部分。

结合时代特色完善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各国文化也相互交融，互相影响。弘扬中国文化要坚持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展理念，既不完全抵制西方文化，又不崇洋、摒弃传统文化。通过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宣传传统文化，利用政府扶持政策，努力完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从而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中既包含许多先进的思想、创新的发明、丰富的文学等，但也存在一些老旧腐朽的思想和落后的文明。对待传统文化，当代人需要选择性地吸收和传承，在多元化的格局下继承并发展传统文化。为此，国家要大力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极渗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建立一套完善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体系，将传统文化融入民族精神，从而使传统文化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创新。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桂北古民居美术创作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5YJC760104）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弘扬节日文化研究》课题组、李心峰：《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现状与发展对策》，《艺术百家》，2012年第3期。

②杨丽丽：《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中国梦的实现》，《学理论》，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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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文学是美国主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前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包含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美国华裔文学正在逐步实现中、美文化的融合，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汲取现代美国文化的精髓，实现两种文化的兼容并蓄;另一种趋势是疏离中国传统文化，在进一步割裂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撇清自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

美国华裔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差异性

美国华裔文学是华裔美国人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在对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过程中，有两个主要的区域要进行定义和规范。首先，当前的所有美国华裔文学都是使用英文来进行创作的，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为紧密联系的华人文学则是使用汉语来创作的。因此，将美国华裔文学和华人文学同等定义是不对的，美国华裔文学和传统文化的隔离度是相对较高的;其次，美国华裔文学是那些已经有了美国国籍，抑或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的后裔创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创作美国华裔文学的人都已经在美国的生活环境下生活了很长时间。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这些美裔华人都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些人所创作的文化作品都和美国现代文化充分结合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华裔文学和美国文学的联系相比较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还要相对紧密一些。

一、美国华裔文学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询，可以发现，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美国华裔文学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出于自身的“根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痴迷，但是，随着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由于和美国现代文化的融合，逐步产生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隔阂。［1］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也产生了融合。从“追根溯源”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华裔文学所“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积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对中国五千年历史的道德观、价值观的总结，这些优秀的文化也是对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俗的总结归纳。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后裔，对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有保持这些传统的历史责任感。因此，美国华裔文学作为中华炎黄子孙所创设的文化，也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意识的传承，这也表明了，美国华裔文学创设的初始阶段，其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文化渊源。在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一些创作者大都是来自中国的“佼佼者”，这些人都有着十分深厚的理论知识功底。与此同时，这些人刚刚离开自己的国家，面对着和传统的中华文明有着隔阂的美国文化，这些人在最初的阶段都很不适应，他们心中的“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有着一定的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优秀的作家都力求在保证自身传统文化的涵养下，尽可能地实现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融合。例如: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性人物黎锦扬在进行《花鼓歌》的创作过程中，就结合了自身的经历，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在作品中成功地创作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典型形象—王老爷的儿子王三，这个人物就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在该作品中，主人公王三从自己小的时候便开始接受美国文化教育，在这样的生活发展背景下，主人公在13岁时已经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由于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主人公几乎忘记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主人公的父亲还不想让主人公“忘根”，严格要求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想而知，主人公对于和自己生活“格格不入”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是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对父亲抱怨说“对那些废话一窍不通”，其深深地反映了美国华裔文学对于融合中西文化的无力感，仅仅凭借个人的一腔热血，是无法在根源上解决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的。［2］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华裔文学逐步地从初始阶段走向了转折阶段。在这一发展的历史时期，不得不提的问题就是“种族歧视”问题。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者们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迷茫，他们在这一阶段开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给他们的发展带来了限制，甚至想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以便于自身完全投入到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之中。这一文化现象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从这一段历史的发展来看，以汤婷婷和谭恩美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华裔文学作者，对于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但是，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者深刻感受到了“根”和“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这些作者开始重新定位自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例如:在当代著名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喜福会》中，就传达出了新一代的创作者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认知:不去逃避自己的文化起源，充分地融合自身的民族文化属性，并在结合美国文化的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让自己更好地和美国的主流文化进行融合。［3］在这种发展背景下，美国华裔文学逐渐进入发展的巅峰阶段，在这一阶段，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实现了高度融合。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世界地位的提升，美国华裔文学作家对于自己的出身问题已经不再苦恼。美国华裔文学作家更能够利用诙谐、幽默、反讽的作品回应“歧视问题”。如《典型美国人》就从美国发展的历史阶段，更加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融合。这一时期的作品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非常有效的促进作用。

二、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

(一)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性的具体表现

1．美国华裔文学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

美国华裔文学作家的典型代表人物汤婷婷在进行《女勇士》的创作过程中，使用了美国式的视角，同时又受到了严重的“东方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该作品中描绘的中国形象是文化腐朽，思想愚昧的。与此同时，在她的笔下中国还是“养闺女还不如喂只鸟”的中国，在这样的笔触下，这些美国华裔文学不仅仅对中国进行了诋毁，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抹黑。［5］与此同时，由于这些美国华裔文学是美国的华裔创作的，很容易让美国人错误认为这些美国华裔文学描述的就是真实的，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诋毁。马胜美曾对于美国华裔文学评价道:“某些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识地歪曲中国文化。”［6］极为带有偏见地诋毁中国的形象，为了充分地迎合美国白人的主流文化，从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隔阂。从这些美国华裔文学作品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国华裔文学之间产生的隔阂是和某些带有偏见的美国华裔作家分不开的。

2．美国华裔文学的生存土壤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

从根源来分析，这种隔阂的产生是和这些美国华裔文学作家的生活状态分不开的。虽然他们有着中华民族的血统，但是，他们的上一辈就已经生活在美国社会，这些人从小就接受了美国文化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都是美式教育，这些人只是认识到了自己对于“美国人”这一名词的认同，对于自身的民族的历史也就忽略了。因此，这些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只是他们片面的“道听途书”后所创作的，这些文化作品也往往会是“无根之萍”。如在知名美国华裔文学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就对这一文化的割裂情况进行了探索分析。在该小说之中，对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和她们的女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充分展现出了这些母女之间的关系:母亲虽然有着教育女儿“寻找中国文化渊源”的思想意识，但是，又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充分地继续自己的“美国梦”，展现了这一代美国华裔在成长过程中的矛盾，从此也看出了美国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矛盾之痛。

(二)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根源因素探析

从美国华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差异性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产生有着较深的理论背景。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理论，是进行美国华裔文学和传统文化差异研究的重要参考性理论。具体来说，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的基础上完成的［4］，其所定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关系，错误地认为美国文化应该处于“控制”东方文化的定位，从这一角度分析，彰显了美国文化统治世界文化的野心。也正是因为“东方主义理论”的影响，很多的美国华裔文学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也展现出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离。美国华裔文学作者对于美国主流文化充满了向往，出现了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倾向。因此，这些美国华裔文学作者往往会在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使用“美国式”的眼光来审查“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美国华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隔阂。综合起来看，美国华裔文学在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影响，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就导致了隔阂和问题的产生。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融合进程也在加快，这也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各种原因，各国文化之间产生差异性也是必然。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融合也是必然趋势，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在这样的差异和融合之间发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正逐步地从美国文化的“文化施动者”进行转变，进而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文化冲突以及融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之间的融合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因此，美国华裔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张雯．从认同、反认同再到否定的认同———华裔美国文学中文化身份定位的变迁［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2):87-90．

［2］陈为为．赵健秀长篇小说中的政治情结［J］．世界文学评论，2007(2):141-144．

［3］李贵苍．赵健秀的《杜老鸭》:在阳刚之气和文化英雄主义语境中探寻华裔的文化认同［J］．华文文学，2006(3):41-52．

［4］刘熠．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从水仙花、黄玉雪、汤亭亭到谭恩美［J］．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185-188．

篇13

以传统文化元素为内容的服装设计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成为了今后服装设计的必然趋势和发展潮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实现文化的创新，同时也从根本上促进了服装设计行业的整体发展。传统文化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实现，以中国特定的文化符号和审美视角，从根本上保证了服装设计的精神价值和创造力，这对于中国服装设计行业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传统文化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功能体现

（一）较强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以传统文化元素为题材的服装设计，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首先，我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服装设计过程中，善于吸取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能够让设计出来的服装更加具有审美性和文化含义。其次，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是人类智慧和东方历史的结合体，具有较强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效果。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服装设计中去，必定能够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从而带给人较强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二）兼具人文特色和文化价值

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仅是历史的积淀，同时更是人类精神、心理、情感等诸多方面要素的结合体，具有较强的人文特色和文化价值。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其实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外在表现，更多的还是一种特定的语言表达。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服装设计中去，我们能够透过服装元素的外在表现，更深层次地领会服装文化元素所反映的个人价值追求、心理动机、情感态度等，这是人文情感和文化价值观的生动呈现。

（三）时代潮流与商业化的结合

服装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是社会大众价值观、审美、情感等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特别是在文化产业化大力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将文化元素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去，必然能够具有较强的商业性，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进行服装设计的时候，必须要牢牢地把握住时代背景下社会大众的文化观念、消费心理和审美趋势，从而来合理地选择传统文化元素，实现有效的服装设计。

二、如何将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到服装设计中

（一）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完整的文化意象

将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到服装设计中，必须要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完整的文化意象。在掌握了有效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手法的基础之上，应该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归纳和总结，比如对传统水墨画元素、民族文化元素、陶瓷艺术、建筑元素、盘扣元素等进行梳理，从而来对为服装设计提供内容和题材。此外，还应该对造型、线条、色彩等内容进行整理，为服装设计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总之，要想实现有效的服装设计，就必须要善于将完整的传统文化意象植入到服装设计中去，从根本上保证服装设计的有效性。

（二）将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简化和抽离

随着文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逐渐推进，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服装设计中，已经成为了当代服装设计的潮流所在。然而，如果过分地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完整的文化意象，必然会导致大量的抄袭现象的出现。此时，必须要善于将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简化和抽离，比如从旗袍设计中抽离出线条、造型设计、图案等，将这些简化之后的元素融合到服装设计中去，会在很大程度上带给人一种简约之美，这更加符合现代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内心感受。总之，在现代化文化发展进程中，要想让设计出来的服装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就必须要学会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简化和抽离，从而让服装更加具有张力和想象空间。

（三）将文化元素进行重组和结合

善于将传统文化元素进行重组和组合，在提取出传统文化元素意象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有效的重组和延伸，必然能够实现其设计张力的扩大。特别是在文化碰撞的时代，以及后现代化文化的兴起，不同民族、不同种类、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多，实现文化元素的重组十分必要。比如将传统文化元素中的凤凰、牡丹、祥龙等意象进行随机地打散和变异，很可能会产生独特的效果和审美感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总之，在服装设计中，将简单的文化元素变得复杂多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心理，这对于增加服装作品的受欢迎度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四）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时代创新和改良

创新是时展的灵魂，对于服装设计来说，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时代创新和改良十分必要。在文化开放的时代，要想让服装文化功能得到延伸，不断凸显其文化内涵，就必须要实现对于文化元素本身的改造，让文化元素更加具有时代特色。应该努力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结合，将西方简约、严谨、内敛的文化特征融合到传统文化中去，在实现文化意象本身内涵丰富性的同时，还能够让其风格张弛有度、柔韧兼备，从而让服装设计更加具有延伸空间，这在很大意义上开辟了服饰文化新思潮，更加符合服装文化商业化路径，实现了服装设计的创新。

三、结语

将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服装设计中，体现出较强的艺术性、人文性和时代性。在现代服装设计中，通过文化元素的融合与应用，让服装本身与文化精神有效结合，增强了服装形象与精神的传达。具体到服装设计实践中，可以通过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完整的文化意象、将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简化和抽离、将文化元素进行重组和结合、实现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和改良等几种方式来实现，从而达到最完美的服装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