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18 16: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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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
1、媒介竞争带来机遇
自从麦克卢汉于1962年提出“地球村”概念以来,伴随着经济、信息传播和资本运作的全球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消费市场,其市场潜力不可估量。外国传媒集团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几乎涉及所有的传媒领域,包括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图书、网络等。近年来,梦工厂同迪斯尼的竞争愈演愈烈,梦工厂创始人卡森伯格曾是迪斯尼动画“黄金十年”的缔造者,出品的23部动画电影,总票房有95亿美金,平均每部进账四亿多美金。凭借两季《功夫熊猫》在中国的良好反响,梦工厂继续筹划关于它的续集,瞄准中国市场。梦工厂首选动画电影,作为主题乐园和衍生品的源头,实行着自己的中国逻辑。我国的动漫产业一直处于“能发展”和“难发展”的矛盾中:“动漫产业受到政府政策的扶持,为其引进国际巨头,可以面向全球市场,避免因其国内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所造成的恶性竞争,以及低质作品低价收购的恶性循环;但这种“中国制作、全球市场”的模式,尽管为业界共识,却鲜有成功案例,同时又有衍生产品没有形成规模、盗版猖獗、电视台采购价格低廉的现实问题存在”。①如何在竞争激烈又富有前景的文化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将是国内动画制作公司费心思考的问题,迪斯尼和梦工厂无疑将是中国动画全球化发展的引路人。
2、本土化传播中文化内涵的变动
从迪斯尼的《花木兰》到梦工厂的两季《功夫熊猫》,好莱坞的两大动画制作公司将中国元素作为卖点,得到了消费市场的良好反响。同比之下的国产动画《兔侠传奇》则差距很大,让人不得不反思外来文化的输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迪斯尼公司打出的口号是“为全球思考,从当地入手”,秉承这一发展战略,迪斯尼的动画都是选自当地人物。《花木兰》就是选自中国的木兰代父从军故事,但是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是美国式的精神和个人主义色彩。“动画中的花木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木兰已相去甚远,前者一改中国人心目中的为了孝道自我牺牲、替父从军的木兰形象,把木兰塑造成‘一个不依附男人、敢想敢干的女孩’”。②迪斯尼版的花木兰在“美国化”的运作下,已成为一个不断自我追求、自我实现的现代女性,颇有几分独立女性的色彩。美国主导的文化的个人主义通过这部的动画散播四方,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念披上东方人的外衣,生成了一个具有全球化意味的奇特形象。《功夫熊猫》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动画形象来自中国的国宝大熊猫。背景从景观、布景、服装到道具均充满中国元素,猴子、蛇、丹顶鹤、老虎、螳螂则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几种最知名且最具特色的拳法武术的代表。但是,《功夫熊猫》是一部融合美国价值观的影片,故事情节设计完全美国化,透过该片,讲述了关于“梦想,只要努力就能实现”的美国式奋斗精神,突出信心和勇气。这与中国熊猫本身所代表的与世无争和安平乐道的精神不符。电影公映时带给国内观众不小的震撼,让无数动画制作人意识到我国动画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和动画制作方面的狭隘和创新的匮乏。
3、消费时代的西方电影热
消费时代多伴随着意义消费和符号消费。符号和意义的享受代替人们对真实物质和服务的感受。有学者指出,“在消费主义全面渗透的市场经济社会,文化也被消费主义化了,文化的消费主义主要表现在文化本身的商品化和文化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认同、宣扬。由此可见,当代文化正在发生质变,简而言之,就是各种文化形式向可消费性的靠拢和文化精神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转变”。③消费时代的受众享有了选择权,不同于电视、报纸、杂志的单向传播。在文化市场中,大众面临着信息社会的狂轰乱炸以及外来文化的输入。国外大片《阿甘正传》、《阿凡达》、《泰坦尼克号》3D版等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更有将中国元素出色运用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以其显著的中国传统题材和形象获得中国观众的青睐,票房大获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外大片的动作设计、故事情节设计都是带有俗套和符合人们的喜好,影片所表达的普世价值观也为全球的观众所接受,高成本的投入有着高票房的回报。
二、全球化时代下当代传统文化传播的趋势
1、个性和共性的并存
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在打破了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将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美国为首的媒介发达国家依靠雄厚的制作资金和制作技术,借用他国的地方特色制作出带有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推销其普世价值观念,变相的推行文化帝国主义。但是,当代文化传播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每一个国家、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将打破片面性、局限性和对抗性,并将保持自我的发展特性,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沟通的多极化、多样化的格局。阿尔文? 托夫勒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质性,与麦克卢汉预测的将会出现的一个单一的全球化村落不同——它们在与新型媒体体系进行连接的同时,也都在尽力保持并提升着自己的文化、种族和民族,以及政治的独特性”。④梦工厂和迪斯尼的进入,带给中国动画行业质的提升和文化产业链指引,将是对中国文化个性的挖掘和创新思维的一次锻炼。
2、本土特色的凸显
从梦工厂和迪斯尼的动画电影作品来看,无论是《功夫熊猫》还是《花木兰》都是对本土文化的传播。外来动画电影生产模式的启示是,文化传播不仅仅是对本土文化的挖掘,而是应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对文化资源进行融合、贯通。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几千年的文明积累下的丰厚的文化资源是文化传播的巨大优势。但对待文化资源的传统观点仍停留在继承和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层面,对它所蕴含的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长期忽视,因而我们眼看着好莱坞轻松的以熊猫和功夫为组合创造出《功夫熊猫》,在中国市场大赚一笔。《功夫熊猫》对异乡文化从形象到内涵的吸收,通过整合和利用,凸显了民族文化特征,却又背离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文化传播的道路中走出了一条新型道路,不得不引起国人重视。
3、文化融合更具竞争力
文化传播不仅要站在本土文化传播的角度上,还要在多元化的发展中,创造出一种新型文化。这种新型文化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共鸣,就需要全球视野,普遍价值和更为国际化的表达。单一的文化成分在消费时代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更倾向于消费具有多元文化色彩的产品。但是,这并不是多种文化元素的大杂烩式的融入,而是带有颠覆式创新的融合。北京电影学院制作的《兔侠传奇》以《功夫熊猫》为灵感,取材制作了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动画,却在声名和票房方面都不如前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文化传播中主体投资的公共化
中国的文化产业实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发展策略,在公共的开放的领域进行竞争,将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途径。从国内引进梦工厂和迪斯尼就可以看出,要想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引进外资企业。但是,无论是迪斯尼、索尼公司、梦工厂,还是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它们都不是单纯为文化交流而来,充满无穷魅力和商机的庞大的中国文化市场是巨大的诱惑。对于长久的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来说,是引入外资而不是引狼入室,是在相互合作中积累经验,学习技术并丰富自身的产业化经营。
三、构建长远的文化传播意识
1、坚信民族文化的价值是源远流长的
在全球化的文化传播中,机遇和挑战并存。作为经济载体的文化产品受到的挑战在于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冲突,而机遇在于把这种冲突转化为双方共赢的策略。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深厚积淀,它植根于民族的心理中,不会轻易的被外来文化所侵蚀。传统文化的潜力需要我们对自身文化的重视和传承,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正是在于其将民族特色的彰显和全球视野、国际表达的融合。
2、重视文化传播的国际化表达,更能有效传播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
文化传播中,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内容能吸引人眼球,但是融入全球视野和普遍价值的文化节目更能获得成功。湖南卫视举办的“汉语桥”,是一种尝试将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各国选手以比赛的形式传播,《舌尖上的中国》则是将中华美食通过国际化的表达在全球传播,并且都成功了,还有分布各个国家的孔子学院,旨在长久的熏陶和渗入,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力。
3、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导权
国内的传播媒介要做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模式,要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一味的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中国丰厚的文化资源是巨大的瑰宝,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们需要做到转变自身观念,看到民族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生产出令国内观众叫好的文化产品。我们要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导权,不要在好莱坞拍出《功夫熊猫》,迪斯尼拍出《花木兰》之后,才想到《兔侠传奇》。
参考文献
①《比“逻辑”、拼“速度”——东方梦工厂开讲“中国故事”》,《南方周末》,2012-5-10
②桂勇,《论当代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43
③Bob Strauss. Disney Tries Its Hand at Chinese Storytelling.Boston Globle(june14,1998)(city edition),P:8
虽然20世纪80年代.国际广告就已经进入中国大陆,但只有在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广告才真正进入全球化传播的时代.跨文化才成为广告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一、问题广告
2003年第12期《汽车之友》杂志刊登的丰田陆地巡洋舰、霸道广告,2004年9月国际广告》杂志刊登的一则名叫”龙篇的立邦漆广告,2004年11月下旬,耐克在央视体育频道和地方电视台播出的”恐惧斗室广告片,2005年6月美国快餐巨头麦当劳在我国播出的”下跪篇电视广告等都引起了很大的广告风波。
这些问题洋广告不符合我们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不适应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特征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如立邦漆广告拿龙做文章,将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龙滑落成一堆,将其任意解构“霸道”的广告让石狮子向丰田汽车致敬,引发了一种不安的联想:石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古老符号,让石狮子向日本的汽车致敬意味着要中国文化向日本的商业文明俯首称臣石狮子又很容易让人想到卢沟桥于是,霸道的广告就这样被”解读”,从而激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
二、国际品牌,本土传播
国际广告传播中的问题广告并非只在中国出现这种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引起了广告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告批评就涉及到了洋广告和广告的崇洋问题,但真正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研究则在加入wto之后。对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对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的研究和介绍第二是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中西文化问题。
关于跨文化广告的制作模式.李永、肖建春和陈绚分别做了介绍.他们指出.有三种基本模式:翻译式广告.模板式广告和指导式广告。
翻译式广告是根据在某国使用过的广告,用广告国的语言翻译过来。图像、音乐等部分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做不仅保持了广告的原汁原味,而且通过语言上精心的翻译,适合当地的语言特点和美感,更加让人易于接受。例如.可口可乐公司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一个以“can’tbeatthefeeling“为主题的广告,这一口号在我国翻译成挡不住的感觉“,日文的译文大致为我感觉到coke”.意大利的译文为独特的感觉“,智利的译文为”生活的感觉“……电视画面同样都是一群青春活泼的男女在跳舞的情景。但是.由于各国语言表达的差异.有时仅仅靠文字的翻译难以把广告的信息准确的表达出来。
模板式(样品式)广告是公司总部根据消费国市场调查发现的共性,设计出一种广告的模式,最终由广告公司根据各地的情况具体制作。如2001年足球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期间,在中国各地电视台上播出的阿迪达斯公司的广告中,画面是两支由世界各国明星组成的足球队在进行激烈比赛.最后射门的任务是由中国的足球明星完成的。其实在不同的国家播出的这则广告,都是由该国的足球明星完成最后的射门动作,而其余的广告画面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广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牢牢地抓住了当地顾客的消费心理通过某种他们所向往事物的表述引起共鸣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博得了消费者的好感。
指导式广告是由总部对广告的策略、运行.预算及目标提出指导性意见,然后由地区经理或广告公司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这些地区经理和广告公司有很大自由度,他们可以根据总部的要求自主的设计符合当地文化风俗习惯的广告,比样品式广告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柯达总公司为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提供一个中心的广告策略,由公司在当地确定媒体,而总公司会一直关注、监视着广告的策划与质量.只是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活动.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大型活动时总部才会派人亲自出马。如壳牌石油公司曾要求其广告宣传应围绕”壳牌帮助你””壳牌是驾驶员、摩托车手的好帮手”的主题,各地可以依据当地的情形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广告创意策划、表现。指导式广告为子公司提供了更大余地的自由度,各子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定出更能适合当地需求的广告,最大限度发挥广告宣传的作用,只要不与总公司制定的广告主题相违背。
上述”创意标准化.表现当地化或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广告制作模式考虑到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广告的传播.即它所负载的使命.二是传播的目标地域的相关情况.包括社会道德规范、文化艺术特点和消费者的利益等。因此.这些模式的选择和运用,实际上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如何沟通的问题。
在中国出现的一些问题洋广告,之所以引起中国消费者的反感和愤怒,主要是广告和中国的文化背景及社会道德不相适应。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国际品牌,本土传播“的传播模式来进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让国际广告能充分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用能表现当地文化特色的表现方法,将国际品牌的标准化创意表现出来,从而突破文化隔绝之屏障,达到广告传播的目的。
三、文化的趋同化与多元化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的策划和创意中.要充分考虑到两种文化的差异性和共享性,更好地实施”国际标准.本土传播”的方略。但是在实际的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的冲突和交流是在所难免的。当代中国的学者们似乎过多地强调了;中突的层面。张殿元《文化宰制辨析一种广告传播的视角》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冲动力”主宰了社会的前进发展.自20世纪初开始的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形式的出现.使享乐主义观念大行其道。他把以消费的行为过程和经验的商品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全球进行的整编称为文化帝国主义。
霍志坚、夏盼认为文化发展状态的不同,必然导致在文化对话中的强弱关系结构。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差距.国家之间完全平等的对话并不可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显现着一种不平等关系.制造了一种特殊的知识话语权利.并在以经济和政治为后盾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愈演愈烈。跨国传播中的广告是负载了民族形象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图景的文化载体.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渗透倾向和攻击性。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其传播的内容所体现的:其一.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阶段.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培育了与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形式相适应的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化.并通过广告、运用媒体将这种理念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其二.发达国家在倾销商业文化的同时也在改变输入国人民原有的生活形态.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和生活态度.甚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达到文化渗透与拆解作用。
孙顺化通过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历史考察指出.在跨文化传播学形成之初.国家权力和利益都是最受关注的.无论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还是从事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家都受国家权力的影响和操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政治、经济上的强势更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把经济触角伸向全球.而且通过文化传播输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孙顺化认为.”恐惧斗室”的广告创意、广告表现有着鲜明的美国特征。基于美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的强势地位.美国人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美国要战胜而且能够战胜让它恐惧的所有异类.”恐惧斗室”中勒布朗·詹姆斯的战无不胜即传达了这种观念,由此我们看到隐藏在广告背后的国家权力的作用。
这些对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中突的观念.显然是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跨文化广告传播进行的批评。在他们的批评话语可以看到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命运的深深忧虑:西方广告通过媒体的传播,在无形中输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中国的青少年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的青年一代个性的张扬、个人主义的思想正在逐步取代中国传统的含蓄和谦逊.青少年正在受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耐克和阿迪达斯.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同化.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民族文化还能剩下多少?还能保持多久?我们是否应该对于西方广告的文化扩张造成的民族文化的流失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回应?
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引起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能否引起文化殖民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能否消融”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77-02
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经济与社会价值。在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尤显突出。建立村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是进行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提升村落文化安全的重要之举。
一、文化安全视域下的传统村落
根据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对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的界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在我国学术界,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着重突出了村落历史文化的丰厚历史留存以及完好地延续与传承。从2012年我国启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始,至今已经评选三批,共有2 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传统村落与通常所称谓的古村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中国景观村落等都有一定的区别。古村落是人们对建村年代久远、具有一定数量村落历史的村落的总体称谓。学术界通常认为古村落最大的特色是体现在家族的血源性和区域的地域性上。与此相伴的是村落社会、民俗等村落历史文化的厚积。传统村落也被俗称为古村落。当前,古村落的称谓当前通常用在社会活动中以及相关的学术活动中。因此,古村落虽然具有一定年代的历史与一定数量的文化,但在规模与文化的传承上都不能与传统村落相媲美。在我国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都通过申报入选了传统村落,进入到国家认定与系统保护的行列之中。2012年9月,经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
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传统村落的界定上,可以看出,传统村落厚重的文化积累在现实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前凸显出文化安全的紧迫性。
二、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情况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互相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我国“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国文化部于2007年开始组织实施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工程,至今已经在全国16个省区市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处在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中的传统村落,由于政府的资金投入和管理的加强,村民具有很强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资源也保存较好。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最早于1971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自1971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已经建立了300多家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其“生态”的含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是在文化资源独特和丰富的地区,以原地保护、动态保护、居民参与的原则建立的文化保护形式。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认为,生态博物馆的观点对于处在多数或统治地位文化包围之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精华的保护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博物馆向社会提供的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整体,是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的活标本。1995年,我国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生态博物馆是我国大陆最早建立的生态博物馆,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目前,我国已在贵州、广西、云南和内蒙古四省区建立了16座生态博物馆。
从整体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具有相同的理念与价值目标,都是意在以原生态的方式从整体上对文化形态进行动态的保护。从微观处进行区别,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文化部负责监管;文化生态博物馆则关注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主要由国家文物局进行监管。严格讲,对文化进行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也是为了更好地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监管,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因此也可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为动态与原地保护文化资源而进行的尝试。
三、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提升文化安全的必然性
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具有独特性与丰厚性两大基本特征,这是建立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仅建立了18个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和16个生态博物馆,这从数量上与我国为数众多的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以及丰厚的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不相符的。当前,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村落的数量也呈下降之势,而且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之中。由此,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将面临无人继承与保存发展的状态。一些传统村落的古老民居建筑多是明清时期的留存,是人类先祖在完全适应与依靠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造。从现代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古旧民居等已经不是最适宜的人居场所。加之现在对此进行保护而实施的“修旧如旧”的原则,村民在古旧民居建筑中继续生活具有一定的实际困难。如云南大理的诺邓村,整个村子坐落在平均海拔2 300米的山坡上,用水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村庄。从进村的路口到村内的民居,全部是石砌的台阶,现代化的摩托车、农用车等都只能停在山脚下。村民的生活用品依然靠马驮或人力背到位于山顶的民居中,这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经显得极为不协调。
当前学术界对村落保护的研究一致认为,活态保护――即保留与传承当地居民日常的生活痕迹,认为这是活体保护的最好办法。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事实,一是村落的青壮年人口的逐渐流失,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开始在城市落地生根。数量众多的传统村落已经开始成为“空心村”。冷清的村子在春节期间顿时热闹和拥挤起来,一派生机景象,但是这种热闹最多持续半个月。之后,随着春节过后的农民工返城潮的到来,村落又恢复了一年中最漫长的寂静景象。另外,众多村落在历史生成上主要是与自然相依相存,古旧民居建筑即便是维修坚固,原来的设计也已经不再适应今天舒适人居的标准与水平。综合以上两点,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预测今后的村落变迁,我们更多的焦虑是村落文化的传承人问题。因此,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也是必要的文化留存的方式。
四、数字化保护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安全的运用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中,除了最基本的对村落文化进行活体保护之外,还要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以保障对民族地区村落的文化资源进行还原性、全景性的再现。以此,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全息还原与保护,构筑文化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要回溯到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柬埔寨吴哥所实施的“世界的记忆”的项目。
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始于2000年,敦煌和故宫是我国数字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最早受益者。数字化保护文化资源不是通常所说的运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技术,而是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过保存、还原、处理以及再现的形式对文化资源进行真实性与全景性的保存。村落的文化变迁处于永不静止的动态过程中,放眼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变迁,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日新月异,村落的缩减依然在继续。在村落总体数量以及村落人口数量都在呈绝对的下降之时,在民族地区村落建立生态博物馆以及进行数字化保护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潘守永认为,当前,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显著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或不足,如目前的数量、规模距离我国民族村寨、工业遗产和古村古镇等保护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差距;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生态博物馆发展规划,也没有生态博物馆建设管理的“行业标准”和机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目前的30多个生态博物馆需要在功能和层次上提升;生态博物馆的专业人才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人们虽然对生态博物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相当多的人仍然缺乏基本了解和正确理解,个别知识精英甚至缺少“宽容态度”。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作用越来越突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变革的社会中面临着传承危机,因此,适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与文化生态博物馆,在村落文化安全构建的路上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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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颜维琦.古村落,我拿什么留住你[N].光明日报,2014-04-
一是“道理”层次。儒释道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其与中华民族的契合点究竟何在?比如,“孝”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其道理何在?教师要先有透彻的认识,以便能从“道理”层面给学生讲明传统美德的意义和价值,如父母生我养我很辛苦,我应该以孝心相报;又如“礼”,“不学礼无以立”,是讲道理,礼仪、礼貌、礼节的要求则是道理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体现。
二是“规范”层次。这是“道理”在社会生活中得以落实的制度与规则方面的体现。制度与规则的特点是明确规定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如“慎终追远”是道理,“供奉祖先”就是制度和规则;又如,“礼”是道理,“三纲五常”就是规范。尊师敬师是道理,遇到老师行礼就是规范。
三是“仪式”层次,这是“规范”变成每个人的具体行为的有形环节。人们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美德,首先就从形式与行为中来感受。如家中最高长辈没落座,大家就不能动筷子;又如,鞠躬要先“双脚并立站稳,双手紧贴裤线,上身前倾75度,保持两秒”,都是“礼”的道理在形式或仪式方面的表现,严格照着做,就是规范行为要求,养成习惯就是践行了“道理”。
文化与美德要通过形式和行为来体验和实现,要通过制度和规范来固化和评判,要通过明理来入心,从而得以继承和弘扬。
今天,有些人常把明明是优秀的传统文化视为腐朽,绝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把文化和美德的道理与具体的形式和行为混同了。比如,经典本来是优秀文化的代表,读经典就是弘扬文化。但当人们看到读经典还被要求穿汉服时,就会觉得“读经典”未免太过时、陈旧、落伍,与今天的社会毫不相干了,不过只是一种表演而已。在这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所读“经典”是否过时、陈旧、落伍,而在于经典被“读”的“仪式”确实过时、陈旧、落伍了。
因此,对传统美德我们要汲取其精华,创新其形式。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传播技术迅猛发展、跨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的今天,究竟应当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交互过程中把握其立场和理念?中小学传统美德教育究竟需要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在今天,必须以世界眼光、全球视角和现代化理念来看待传统问题。好的东西,如孝悌、节俭等,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向世界宣扬,通过我们的榜样传播全球。
在中小学开展传统美德教育,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有:首先,哪些“道理”应该被提炼出来经课程化加工变为教育内容?其次,哪些旧有的“规范”需要被改造为符合当今社会形态的新型规则?哪些规范是多余而需要剔除的?哪些规范是残缺而需要完善的?第三,哪些陈腐的“仪式”需要被彻底放弃,代之以全新的现代仪式?仪式具有很强的教育价值,是实施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什么样的仪式既能让学生感受到庄严肃穆,又不至于让学生感觉太过虚幻?
仪式和行为是学校可尽情发挥的层面。每所学校的独特文化,往往都是在这个层面反映出来的。从道理层面看,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从制度和规范层面看,部分学校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形式和行为层面看,每一所学校都可以并且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每所学校都可以并且应该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创造自己独特的稳固仪式、独特的行为要求、独特的文化氛围。
电视戏曲出现不久,目前一直处于艰苦的创业阶段,虽然我们现在对戏曲与电视联姻后的屏幕形式的多元性还很难作出明确地描绘,但是其广阔前景是可以预见的。目前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可以看到的电视戏曲主要形式有:舞台戏曲实况录像节目、戏曲专题节目和戏曲电视剧。它们分别代表电视戏曲不同发展时期的状况。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蒲剧《窦娥冤》在戏曲与电视结合方面就进行了大胆尝试,全剧采用舞台布景与实景结合,从戏曲电视的发展历史来看,电视戏曲艺术片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更高阶段上发挥电视的优势。为后代学者研究电视戏曲提供了借鉴的榜样。
中国戏曲的核心,不是模仿而是传神。传统的戏曲演出,观众只能从一个角度观赏全景式的表演,演员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演员的舞台活动无需交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观众只能远距离地观赏,演员的动作往往是高度夸张的,这些特点都是由舞台演出所决定的。而屏幕中,这些特点都发生了变化。首先,现在的戏剧电视节目都是多机拍摄、自由切换,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多角度多侧面的演员表演,这无疑扩大了观众的视角,尤其是俯仰拍摄,给观众不同于剧场的视觉感受,增加了表演的表现力。但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观众,观众只能随着镜头的推、拉、跟、摇、移去观赏,看到的只是摄像者想看到的,再加上近景镜头的频繁运用,容易造成演员关系的混乱,缺乏彼此的呼应,尤其是戏剧电视剧中的搭景使空间显得有限,人物活动易乱。在这一方面,蒲剧片《窦娥冤》避免了这样的缺点,片中窦娥前往刑场的路途上,整个画面以窦娥为中心,其他人物不上场,人物关系明朗清晰,主次分明。在舞台上人物活动都有一定的规律,人物虽多而不乱,所以说在屏幕上就一定要注意剧场观赏时的整体性特点,全景与中近景的合理交叉,否则多视角的优势可能会变成缺点。其次,电视的小屏幕决定了观众与电视的距离一般在二至三米之间,在镜头运用上也多中、近、特写镜头,由此使得舞台的远距离观赏变成了近距离的审视,这就增加了演员表演的难度,表演上的一点问题就会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如何在实景环境中把握戏曲美的要素,就必须要求戏曲演员有扎实的戏曲表演功底,才有可能使电视戏曲艺术得于日臻完美成热和发展。在戏曲舞台上能产生效应的“明星”的容貌、体态处于次要位置,但在电视屏幕上可能上升到主要地位。这些艺术家可能因为年龄、容貌、体态等原因,一个中近镜头往往使得观众的美感尽失。这就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多用全景镜头,或者由年轻演员表演,艺术家退居幕后配音。因为艺术追求的是尽善尽美,而电视又是视听结合的艺术,追求画面美感,是其自身规律的要求。蒲剧《窦娥冤》从舞台演出本到电视分镜头拍摄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更是大胆地想象,情景交融,既充分展示电视艺术技巧的运用,又着力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尽力体现戏曲表演艺术的特征,把握住戏曲审美艺术性与电视审美艺术性、构建出鲜活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使电视戏曲艺术片《窦娥冤》更好听、更好看……《窦娥冤》的创作人员热悉戏曲艺术的时空转换关系、把握电视艺术场景写实、时空转换关系、充分利用镜头切换突出简洁,贴切地保持与剧情、人物内心情绪、唱词时空关系的一致、使电视艺术的镜头运用得到了发挥。剧中处,窦娥行刑后,白练瞬间变成红练渐渐消失于漫漫大雪中,紧接着连续几个空镜头,被雪覆盖的台桌以及柱子等等,这一组空镜头将窦娥的冤屈形象地告诉了观众,画面的构思胜过了很多言语唱白的表达,实乃妙不可言,而窦娥在临死之前舍性命含冤情的大段唱腔,丰富的面部表情,戏曲化的技巧身段,又保留并发展了戏曲的精华。既有影视的写实,又丰富了戏曲的写意;既有影视的叙事特点,又有戏曲写意的意境;既保留了戏曲大段唱腔又具备了民族歌剧咏叹调的意蕴堪称电视戏曲的精品。
“境随情迁,时由心变”是中国传统戏曲独特的时空观。其自然环境往往是由剧中人物带出场的,如《窦娥冤》中的大部分情节,就是在写实的景物当中展开的,荒郊野外、庭院、花草、衙门、墙头、夜色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实物。尤其在牢房,窦娥一个人痛苦地回忆过去美好时光,电视戏曲真实地插叙再现了窦娥与相公、婆婆、父亲的美好场面。在真实景物的氛围中,再通过电视画面的着意渲染,使得离别格外令人伤感,且戏曲演员确实流出了眼泪,更让电视观众不能不为之动容。因而,这种写实手法不仅没有破坏舞台戏曲的诗化意境,相反使意境更加优美、深邃,其想象空间更加耐人寻味。
显然,舞台戏曲唱腔的脸谱化和一板一眼的节奏显然己不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要求。现代观众更乐于接受贴近现实的生活化的表演。于是《窦娥冤》中在表现窦娥迎接婆婆时,画面是她焦急表情以及迎接婆婆快步,这本是戏曲舞台的表演身段,但辅之电视镜头的处理技法,既逼真又形象。再如婆婆说道“坐堂招夫”时,窦娥满脸复杂的表情,然后紧接着切到灵位的画面,表现此举对相公的不敬,有预示的作用。这里主人公的表情与灵位紧密联系,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电视镜头的技术化处理,戏曲音乐的歌唱化及念白的口语化,以及字幕的运用等,在戏曲电视中都有所尝试,并不同程度地丰富了电视戏曲的表现手段与艺术内涵,在《窦娥冤》中明显可以看到。当然,并非戏曲电视就完美无缺了,有时因其过多压缩传统戏曲的唱词和舞台剧精湛的表演动作,使得戏迷观众感觉在唱腔与演技上不过瘾,且在戏曲与生活化的结合方式上有时也显得生硬。也就是说,戏曲电视作为传统戏曲嬗变的一种表现形式,既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电视手段,又要保持和发展传统戏曲独特的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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