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7 10: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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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运营模式涉及司机、平台企业和乘客三方主体。平台司机招募信息，司机在线上传自带私家车的车辆行驶证及个人驾驶证后，平台进行后台审核，审核通过后即成为网约车司机，乘客通过平台进行叫车。平台将乘客的叫车需求发送给司机，司机根据自身的意愿来决定是否接单。司机完成服务后乘客将车费打入司机在平台开设的个人账户内，平台扣取其中一定比例的费用后即为司机的个人收入。其主要特征有：
1.招聘方式及招聘流程较为简单，全部采用网上操作，无需线下见面，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2.平台虽不购置车辆，但对司机自带私家车的车龄、车况及司机的驾龄提出要求，这也是平台审核的主要内容。3.司机应聘、接单等与工作相关的事项都依赖平台，依赖平台提供的技术支持。4.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没有规定要穿着平台工作服或佩戴工作证，工作时间较为自由。5.司机凭自身意愿决定是否接单，但平台对司机的最低接单量进行限制，司机需要每月接受一定数量的强制派单任务，完成最低营业额。每日完成特定的工作量后还可以获得额外奖励。6.尽管平台不直接向司机发放报酬，而是由乘客向司机付薪，但须打入平台指定的司机个人账户内，并且平台对司机提现的时间和次数也有要求，平台抽取一定利润后剩余的即为司机的营业收入，司机可按时提现。7.平台要求乘客在每次叫车服务完成后对司机的服务进行评价，这也是平台对司机进行的实时动态的绩效考核机制，平台会根据乘客的评价对司机的派单量、接单数等工作量作出相应调整。这也是平台对司机作出继续留用还是解聘的重要依据，从而不断提升司机的服务质量，塑造平台的好口碑。8.平台不禁止司机在其他平台软件上进行接单或有其他工作，即允许司机兼职，但须在不影响本平台工作的前提下。9.对于平台所能给予司机的待遇、派单量等工作条件，司机没有议价能力，只能被动接受或者放弃。
二、我国认定劳动关系标准的笼统性与滞后性
劳动合同法是从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角度判断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如果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何判断双方是否建立事实劳动关系，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仍处于空白阶段，只在部门规章中可见。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5年5月25日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12号《通知》）关于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标准采用的是“构成要件说”，即三要件缺一不可，这三个要件分别是：主体适格、劳动管理、业务组成。随着分享经济、平台经济时代的到来，认定劳动关系三要件的弊端也逐步显现：
1.要求三要件同时具备的规定太过刻板。随着时代的变迁，劳动关系将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认定劳动关系要求面面俱到的标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比较法上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认定劳动关系的审查标准，侧重要素式角度进行判断，抓主要矛盾即可。
2.劳动管理的界定过于简单。12号《通知》仅从规章制度、劳动管理、提供报酬这三个方面阐述劳动管理的含义，过于简略，没有体现劳动管理的具体表现形式，比如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企业对劳动者的控制力、企业对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的决定程度等均没有涉及。
3.关于业务组成部分的表述已经不合时宜。12号《通知》要求“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这里用人单位的业务指的是主营业务。而现实生活中，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与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不相匹配的情形比比皆是，比如法院聘请的保洁人员、学校聘请的保安。因此，不能据此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而应该从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角度进行把握。
三、私家车驾驶员与平台企业之间构成平台经济劳动关系
1.主要理由
平台与司机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普通民事关系。平台对其所要招募的司机会提出条件，比如要求司机自带的私家车车龄在6年以内、司机的驾龄在2年以上、司机年龄在45周岁以内等等，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司机才有资格成为一名快车司机，也就是说平台会给司机设置进入门槛，不是只要会开车都能成为快车司机。司机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从人格从属性角度看，司机与平台之间存在一定意义上的人身依附性。一方面，司机对外是以平台的名义从事工作，乘客也是认准司机是为平台工作的驾驶员。另一方面，尽管司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是否接单，但司机的每月接单量必须达到平台要求的最低派单量，也就是说平台对司机的接单工作享有一定的控制权。
从组织从属性角度看，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机的工作进行监管。乘客对司机的评价是平台对司机进行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平台会根据乘客反馈的意见对司机作出是否继续留用、是否优先派单或者解雇的处理。
从经济从属性角度看，司机对平台的薪酬机制没有话语权。虽然并不是由平台直接向司机支付劳动报酬，而是由乘客向司机支付薪酬，但是乘客必须将薪酬打到平台为司机开设的个人账户上，平台再从中抽取一定的费用作为平台的营业收入，剩余部分才能支付给司机，而且司机不是随时都能提现，必须遵守平台的提现时间规定。从这一点上看，司机对于平台的薪酬机制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被动接受或者拒绝离开。
从技术从属性角度看，司机完全依赖于平台提供的技术支持。平台经济与传统经济不同的特点莫过于借助互联网等高科技信息手段。在私家车运营模式中，如果不是借助平台的招募信息、司机在线上传资料、平台派单、司机接单等等一系列互联网技术手段，也就不能成就“网约车”。应当说，在传统的从属性审查标准中，应该增加技术从属性审查的指标，以适应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多样的新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更好地推动分享经济的发展，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2.与传统型劳动关系的区别
人格从属性的特征并不是很突出。典型的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考勤管理；而平台经济劳动关系中，平台并没有用各项规章制度约束司机，也没有对司机进行考勤管理。
存在部分组织从属性。典型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必须到用人单位指定的工作场所上班，上班时间也必须按照用人单位的指定时间进行，劳动者上班还要穿工作服、佩戴工作证；而平台经济劳动关系中，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指定的工作时间，司机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都是自由安排的，也无须穿工作服、佩戴工作证。
存在外部经济从属性。典型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完全为用人单位之目的在工作，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完全依赖用人单位的营业收入；而平台经济劳动关系中，司机对平台的经济依赖性并不是很强烈，但司机对平台仍然有经营上的依赖，平台从司机的劳动中获取收益。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a）-0118-02
On Our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Model Legal Research
Liu Shuju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Nanchang Jiangxi，China 330013）
Abstract：Family business a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forms of enterpris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y countrie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amily governance model has its reasonable aspect，that is，the commissioned cost、decision cost and coordination cost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due to the direct control of family business.Form the viewpoint of private sector economy growth，it accomplishes it is original accumulation under special historic circumstances and a special economical system background，thus，the mode of private sector economy development is not standardized in its inner systematic arrangement，On the one hand，this paper research the problem of the family governance model，on the other hand，studying the pattern of the foreign family enterprises，getting some successful experiences，From improving their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to start，make clear ownership structure，regulate the market manager，establish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and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other specific measures.
Key Words：Family Enterprise；Governance Model；Optimization；Internal Mechanism；External Mechanism
自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逐渐呈现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我国家族企业的迅猛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家族企业在发展初期，有着比其他形式的企业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市场竞争加剧的原因，家族企业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而且自身存在的一些劣势又可能导致家族企业的衰亡，可能逃不过“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虽然是生物学上“适者生存”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学上“适者生存”的现实表现。现有相关研究虽然在观点上有一些差异，但立论的基础都是承认企业治理模式的多样性，认为，在不同的经济类型、文化背景、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公司治理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模式，解决企业治理中的问题和利益冲突没有通行的灵丹妙药，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弊端。
本文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拟从法学的视野出发，借鉴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围绕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公司制为组织形式的家族企业治理问题，尤其是治理结构的设计和运作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1 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法制也不健全，我国民营企业采用家族化治理结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家族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家族制管理模式弊端日益显著，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
1.1 产权结构上的弊端
（1）所有权模糊。
首先是家族成员内部的产权不清。其次，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到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扶持力度不大，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打压的情况，为了摆脱受歧视的命运，获得与国有集体企业公平竞争的权利，家族企业纷纷戴上了“红帽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社会环境逐渐宽松，企业发展迅猛，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所有权权属的纠纷。
（2）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混淆。
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高度混同，使得投资者无法获得资本和管理带来的收益。由于家族企业把血缘关系与产权关系合为一体，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家族血亲关系对企业经营运作过程的过多干预。同时，因为产权结构的单一化，使得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不能有效结合，往往导致具有管理企业能力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对管理企业一窍不通的情况，家族制管理模式严重影响了二种资本融合。家族企业的发展与管理者低下素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客观上必须应该由职业经理人代替其对公司的管理职能。
（3）未考虑人力资本产权的问题，无法适应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价格上升这一事实。随着人力资本多企业贡献增大，其价格相对提高，原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不能够适应这一变化，必须加以变革，达到调动企业人力资本的积极性效果。
1.2 企业职业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中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发展面临着有别于西方的新课题。从实践经验来看，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1）职业经理人难以融入家族企业。
在家族企业里，名义上给予职业经理人各种职位的头衔，但事实上处在有职无权的尴地位，削弱了职业经理人本应享有管理权力，使得双方关系不断恶化，最终导致合作破裂。
（2）委托成本的加大。
在家族企业里，职业经理人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而在家族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融合的过程中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也是委托成本问题。
（3）职业经理人诚信度不足。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认为，职业经理人道德水平低下严重影响了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是企业不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4）职业经理人流失现象普遍。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合作的时间相当短暂，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一见钟情’到‘相互猜忌’，再到最后的‘不欢而散’，似乎已经成为我国职业经理人必须面对的三部曲。”跳槽是职业经理人对更优职业规划和更高收入，更加职业工作环境的追求所做出的决策举动，也是经理人和家族企业主对各自利益博弈的结果。
1.3 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缺失
股东大会流于形式，“用手投票机制”失灵。董事会独立性不够，董事会功能缺损。监事会地位没有落实，监事功能十分有限。
1.4 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阻碍因素分析
家族企业在世界经济活动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亚洲国家，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怪现象普遍存在着。据统计，有高达七成左右的家族企业不能延续到第二代，仅仅一成企业能够顺利传至第三代。如何实现家族权力的顺利交接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课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家族企业传承模式相比，子承父业是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最普遍和最重要的模式。该种接班模式在实践中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价值观的变化，该种传承模式也面着巨大的挑战。（1）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2）权力传承缺乏规划。（3）继承者自身素质的影响。
1.5 家族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不完善
家族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的先决条件和基本机制，同时对内部治理起到了有效补充。“外部治理机制主要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实施的间接控制或外部治理发挥作用”，包括了舆论监督与配套服务体系，同时，政府部门，法律法规和等对企业经理人也起着极大地制约作用，然而，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制约着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1）家族企业发展的法律困境。
（2）相关部门不能有力的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发展非公有经济的政策。
（3）行业组织发展的滞后。行业组织是指由公民、法人或是其他组织在自愿基础上，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所组成的一种民间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4）政府职能错位及其机会主义行为时有发生，导致了家族企业交易成本的增加。
2 我国家族企业公司化治理的法律分析
2.1 所有权的完善
所有权结构的合理安排有助于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构建。因此，进行所有权的完善是治理家族企业的关键。我国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呈现出结构单一，同时家族内部股权占有不清的现象。只要家族企业内部成员关系良好，不出现复杂的矛盾，股权结构的单一性质有利于企业产权的稳定， 使得家族企业通过继承制度能够永久的发展下去。然而这类所有权结构有其弱点：例如，该种结构之于企业发展的保障功能对家族企业成员的和谐与实力依赖性太强，如果不能协调好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将对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另外，家族对企业的绝对控股，使得企业后获得资本的途径单一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使得资本市场与家族企业之间不能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从而制约了企业利用社会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革新的能力。
家族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延利益边界，以实现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最优配置。具体措施如下：（1）明晰家族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所有权关系。（2）实现家族企业所有权内部结构由封闭化、单一化向开放化、多元化转变。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能够保证企业形成科学高效的治理模式，同时也能为家族企业获得资金提供帮助。（3）实现家族企业所有权外部结构的社会化。
2.2 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由于深受家族关系的影响，家族企业内部的关系远比非家族企业要复杂的多。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构建，要达到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权力相互制衡的目的，除了要具有“三会”和职业经理层之间的一般关系架构外，“还需要建立家族股东与非家族股东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协调机制，因此，可以在一般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引入一些特殊的结构和机制。”
（1）在所有权系统中建立股东大会和指导者董事会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2）在家族系统中建立家族委员会。（3）在家族企业系统内部建立一个职业经理层，同时制定相应的管理水平发展计划。（4）家族企业监督制度的创新。
2.3 完善我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对策
（1）激励措施的完善。
根据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行情以及职业经理人的预期收益，定期调整薪酬与福利，激发职业经理人的工作热情。
（2）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可从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来分析。
内部约束：即所谓的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相互约束，首先，建立与完善职业经理人选拔机制。其次，签订完善的合同条款，约束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外部约束首先，法律约束：完善《公司法》，加强《证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充分发挥法律应有的震慑作用。其次，设立职业经理人法，使得经理人地位与权责能够规范化、法律化。目前职业经理人已近成为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应该尽快制定法律，保护其合法的利益，同时又能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必要的法律约束。最后，建立职业经理人才的岗位证书制度，使得职业经理人必须持证上岗。
2.4 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机制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中国家族企业实际出发，应该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其次，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完善家族企业传承的制度环境。
2.5 外部治理环境的完善
法律不仅能够对事前起到预防和约束规范的作用，而且同时它也是事后治理的重要手段，因为具有严格强制力，其对公司治理起到了重要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着法治环境不公平的现象。规范和发展我国中介组织。完善资本市场，拓宽家族企业融资渠道。
3 结语
在实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家族企业对拉动经济发展、增加税收，带动就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改革的的深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家族企业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我国家族企业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生存环境。”一方面，目前国家的大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以及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行业协会的壮大，都为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传统家族治理结构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制约了其发展。通过从内外二个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制约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包括所有权不清晰，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完善，董事会监事会虚设以及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家族企业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突破原有管理模式的瓶颈，逐步向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方向迈进。总之，家族企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残酷的市场竞争。企业家们必须坚持改革的精神，审时度势，抓住企业治理结构转变的时机，大胆变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家族企业的长久不衰。
参考文献
[1] 吴维辉.中国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信任研究[D].湘潭大学，2006：34.
[2] 蔡恩泽.权谋文化侵蚀企业肌体[J].华人时刊，2008（2）：62-66.
[3] 井辉.基于MAS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2008：58.
一、引言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断创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其中期货市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通过对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动态关系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期货市场的运行效率，因为如果期货市场的运行是有效的，具有良好的价格发现功能，则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对新的市场信息的反应将较为接近，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必然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时，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运动的方向应该一致，并且，价格变动的幅度也应该比较接近，即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否则，投资者就可以利用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从而使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回复到正常的状态。因此，对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动态关系的研究是期货市场研究中基础性的工作，对了解期货市场的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由于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说明了期货市场的运行效率，因此，国外学者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
Garbade和Silber（1983）最早通过考察前一期基差的变动对后一期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变动的影响建立了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相互联系的动态模型，来刻划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在价格发现功能中作用的大小。Engle和Granger（1987）以及Johansen（1988）以及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协整分析为研究非平衡经济变量均衡关系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该方法在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动态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已走过十多年的历程，目前对我国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运行效率、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动态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熊熊和王芳（2008）、葛勇和叶德磊（2008）发现现货市场在价格发现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华仁海和仲伟俊（2002）借助Garbade和Silber（1983）提出的方法对我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了初步探讨。
三、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借助ADF检验期货价格的自然对数序列与现货价格的自然对数序列的平稳性，如果期货价格的自然对数序列与现货价格的自然对数序列同阶平稳则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其次，我们借助协整检验检验期货价格的自然对数序列与现货价格的自然对数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进一步研究。如果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引导关系。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可表示为：
四、实证研究
1.相关性分析
从相关数据可知，金属铝的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走势十分接近，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利用Eviews软件计算可知，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86，表明沪铝期货结算价与现货价格序列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价格的联动性很强。
2.ADF检验
ADF检验是由Dickey和Fuller（1976）提出的用于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统计检验方法.
由分析可知，期货价格的ADF值与现货价格得ADF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大于临界值，接受原假设，可见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序列都是非平稳的，所以要对他们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可知，期货价格一阶差分的ADF值与现货价格一阶差分的ADF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明显小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所以期货价格一阶差分与现货价格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
3.协整检验
由上节分析可知，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序列是非平稳的，而期货价格一阶差分与现货价格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由此判定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由协整检验得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进而得到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具有协整关系。
4.格兰杰因果检验
虽然回归分析考虑了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依赖关系，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因果关系，换言之，变量间某种关系的存在不能够证明是因果关系或者影响的方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要检验的就是这类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所以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引导关系可以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进行。
由检验可知，原假设现货价格不是期货价格的格兰杰原因被接受，即现货价格的变动不能引起期货价格的变动。原假设期货价格不是现货价格的格兰杰原因被拒绝，即期货价格的变动可以引起现货价格的变动。
5.误差修正模型（ECM）
协整分析中最重要的结果可能是所谓的“格兰杰表述定理”。按照此定理，如果两变量X和Y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当然，在短期内，这些变量间的关系可以是不均衡的。两变量间这种短期不均衡关系的动态结构可以由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
由分析结果可知，期货价格的短期变动对现货价格存在正向影响，此外，由于短期调整是显著的，表明现货价格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约27%被修正。
6.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具体来说就是当随机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
由脉冲响应分析得到现期货市场的冲击对期货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5天，使期货市场的价格产生了剧烈的波动，在随后的交易日里趋于平稳并缓慢回归到原来的价格水平。由期现货市场的冲击对现货市场的影响在前15个交易日作用明显，在随后的交易日里才缓慢趋于平稳。由于现货价格变动对期货价格变动冲击的影响时间长度比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冲击的影响时间长度要短，因此，从冲击反应分析同样可以看出，相对于现货价格的影响力，铝的期货价格的影响力相对较大。
五、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等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上海铝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铜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功能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中，在铝的价格发现功能中，期货市场占90%，现货市场占10%。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尽管我国期货市场早期过度投机盛行，期货市场秩序混乱，但经过较长时间的规范整顿，近几年我国期货市场运行的市场环境已明显好转，运行效率显著提高，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逐步显现，这也为我国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敏，巴曙松，吴博.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与波动溢出效应[J].系统工程，2009，27（10）：32-38.
[2]徐信忠，杨云红，朱彤.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5，10.
文章编号：1000-2154(2008)02-0051-06
收稿日期：2007-
基金项目：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招标课题
作者简介：沈蕾(1967-)，女，浙江宁波人，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 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营销战略、品牌诊断研究。
一、引言
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被誉为“黄金产业”，并成为各国经济的亮点，世界旅 游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产值不断增加，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愈明显。我国旅游产业 的发展也不例外，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浪潮，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已经确立，成为一个集观光、购物、娱乐、交通、饮 食和住宿等综合产业内容为一体的、结构日趋合理的国民经济部门。旅游产业发展所引起的 乘数效应，极其鲜明地表明了旅游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动力产业”的性质。
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是指一个地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式，是对旅游 产业发展过程、发展方式、发展特征的高度抽象和概括。一个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总是在 一定的资源、市场、区位、国家法律政策以及地区民族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1]。适宜的 发展模式会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错误的模式则会阻碍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地区旅游 产业发展模式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由于出发点的不同，归纳起来可以分 为如下几种类型[2]：从旅游产业的形成、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出发可分为平衡 型与非平 衡型，从旅游产业发展的调节机制出发可分为市场型和政府主导型，从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上 看可分为延伸型和推进型，从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内容上划分，主要分为创汇导向型和经济 发展导向型。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同一种模式，在不同的地区，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 的影响，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也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在借鉴其他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时 ，需要因地制宜。总体上看，国内各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在发展目标，发展过程以及调 节机制方面都基本类似，尤其是中国旅游业发展初期，各地区的旅游产业都是以一种政府主 导下的以增加外汇收入为目的的非常规化发展模式。
目前国内外关于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理论研究多为定性化分析，仅从模式分类的角度来 分析阐述一个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且模式划分比较粗略，缺乏统一性、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更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进行深 入具体的分析和准确客观的评价，对于地区在改进或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旅游产业发展模 式时，缺乏实际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因此，准确地分析评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对于 指导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借此找出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不足和缺陷，为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推动和加速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本文以 定量化的方式来分析评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是此类研究中的一项大胆尝试和创新。在综 合归纳国内外有关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借助专家意见法(Delphi)和 层次分析法(AHP)构建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 为准确地评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定量化的工具。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个：(1)构建一套实用性较强、操作简便的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为地区选择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和定量化工具；(2)验证地区旅游产业 发展模式的影响力，说明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对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促进和制 约作用，适宜的发展模式会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错误的模式则会阻碍地区旅游业的 发展。
二、指标设计和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 评价指标的选择
现代旅游业是大旅游、大产业概念，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涵盖了众多的 行业和部门[3]，因此，在对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进行综合评价时，涉及到的指标非 常多，而 且各指标之间互相关联，要在其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指标来对地区旅游产业发 展模式进行准确和客观的评价，有一定难度。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对安徽天柱 山和天堂寨景区实地调研资料，从政府职能和市场职能角度出发，初步建立起地区旅游产业 发展模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分为三级，一级指标为政府职能层面、市场职能层面 、政府和市场合作层面；二级指标包括旅游法规、基础设施、旅游资源、旅游景区、旅游营 销、旅游企业、旅游融资、旅游人才八个方面，三级指标是将这八项二级指标细化为36项具 体指标[4-7]。为了使选择的指标更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对安 徽省旅游局、上 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东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50位专家学者进行咨询，通过问卷的 形式，对36项三级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和整理。专家打分采取五分制，各指标分值及对应 意义为：1-影响非常小，2-影响比较小，3-有一定影响，4-影响比较大，5-影响非常 大，最后将这50位专家的打分进行加权平均，详细结果见表1。
为了使选出的评价指标更具有代表性，简化指标体系便于研究，本文综合了各位专家评 分情 况以及反馈意见，对上述36项指标进行了剔除和合并。首先，根据专家打分的情况进行指标 筛选，分值低于3分的指标，即指标的影响程度非常小或者比较小，将其剔除，共剔除8项指 标；其次，根据专家反馈意见将部分指标进行合并，将12项指标合并为5项指标；经过上述 两个步骤，最终筛选得出21项三级指标。
(二)指标权重的计算
根据已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特点，本文采用AHP法确定指标的权重。首先运用专家意见法(Delphi)，由各个评分者根据多年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 ，通过公式换算造出两两判断矩阵，最后借助软件完成判断矩阵的计算，确定相对权重(表 2)和各自的组合权重。本文选取了安徽省旅游局和华东师范大学30位专家学者进行问卷打 分，具体的打分方法是通过比较各准则层中属于上一层因素的同层因素，采取 5分制，得到 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得分。各分值表示的意义如下：1- 非常不重要、2- 较不重要、3- 一般、4- 较重要、5- 非常重要。
从一级指标权重的分布来看，政府和市场合作层面所占的权重最大，达到49.3%，其次是市 场职能层面，为26.3%，政府职能层面的权重仅为24.4%，由此看出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中 的作用正逐渐转向引导者的角色，政府通过制定旅游规划和旅游产业政策，以法律等间接的 形式来推动和调控旅游业，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且旅游产业具有综合性、 关联性和不成熟性的特点，决定了在现阶段，旅游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而要走 “政府引导，市场协调”的发展模式道路，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区管理、融资渠道建设 以及旅游人才培养等方面逐步提高市场的参与度，加强政府与市场间的合作。
从二级指标权重的分布来看，政府和市场合作层面中的旅游景区管理的权重最高，达到20.3 %，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最强，其次是市场职能层面中的旅游市场营销，为16.1%，这二项指 标之和占据了整个权重的1/3??，再下来是旅游法规体系建设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权重 分别 为12.3%和12.1%，该部分指标归属政府职能层次，可见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于评价地区旅游 产业发展模式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三级指标组合权重的分布来看，虽然旅游法规体系建设在二级指标中的权重排在第三位， 但其中的细化指标旅游立法在三级指标中的权重最大，达到6.8%，可见，制定完善的旅游 法律法规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在评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时，旅游法律 法规是否完善成为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是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交通、通讯设施指标 ，权重为6.4%，改善道路交通条件，提高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是发展旅游业的第一步和关 键环节；接下来是旅游景区管理中景区经营以及旅游市场营销中的旅游宣传促销，分别达到 6.2%和6.0%。由三级指标权重的分布可以看出，在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向着政府和市场 协同合作方向发展的同时，政府在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依然十分重要，缺少政府 的合理引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三、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一)实证对象的界定和选择
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定的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基础之上的，因此，在选择实证对 象时，必须考虑到参与评价的两个地区，其旅游产业发展基础(资源、社会经济、旅游设施 等)要相互匹配，否则不具有可比性，比如说上海模式和安徽模式，二者在资源类型、经济 水平、设施条件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样比较出来的结果不能对构建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 行有效验证，对于实践活动也缺乏指导意义。要选择旅游产业发展基础相匹配的地区，必须 从资源类型、经济水平和设施条件等角度出发，对国内各个地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整理，使 得条件相近的地区形成聚类，以此找出最合适的比较研究对象。关于旅游区域划分的理论研 究，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都做了积极的探索〔8??12〕。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思 路，参考了武汉大学 王凯的《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一文，以资源总丰度的高低和旅游开发条件的好 坏将国内旅游区域划分为四类，而安徽和四川均属于资源丰度高而开发条件差的第三类，具 有很高的可比性。
(二)综合评价打分
在明确了实证对象之后，就需要确定参与评价的双方在各项指标上的得分。本文以问卷形式 通过专家打分获得各指标的评价值来反映两种模式在各指标上的具体表现，打分采取5分制 ，评语集为 (很好，好，一般，差，很差)，对应基本评分集为(5，4，3，2， 1)，最后使用 加权平均法得出安徽模式和四川模式在各指标上的分值，详见表3。
(三)评价结果分析
1.一级指标得分。一级指标包括政府职能、市场职能以及政府和市场合作三个层面。综合指标权重和专家评分 ，计算不同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在这三项指标的得分。可以看到，安徽模式和四川模式在 政府和市场合作层面的差距最大，安徽得分为1.0896，四川得分为2.0058，结合评价指标的 权重知道，在评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时，政府和市场合作层面的因素对评价结果影响最 大，达到49.3%，安徽模式和四川模式在最重要层面上的差异正是导致安徽省旅游产业发展 落后于四川省的根本原因。安徽省在发展地区旅游产业时，不注重政府和市场间的合作，市 场参与度低，尤其是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区管理、融资渠道建设以及旅游人才培养方面 ，过多地依赖于政府而忽视了市场和企业的力量，严重制约了安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2.二级指标得分。通过一级指标的分析，找出了造成地区旅游产 业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为了 进一步找出 差异存在的主要方面，对二级指标的得分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安徽模式和四川模式的 最主要的差异体现在政府和市场合作层面中的旅游景区管理以及市场职能层面的旅游营销策 略两项指标上，这两项指标的重要性权重分别为20.3%和16.1%，其中在旅游景区管理指标 上，安徽模式的综合得分为0.4736，四川模式的综合得分为0.847，在旅游营销策略指标上 ，安徽模式的综合得分为0.3692，四川模式的综合得分为为0.6946。由此，更深层次地体现出 安徽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不仅参与景区的管理，还涉及 景区的日常经营，集管理、经营、开发与保护于一身，极大制约了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此 外，忽视旅游营销的作用，不注重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宣传，和旅游客源市场严重脱节。另外 ，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融资体系以及旅游企业发展等方面，安徽模式与四川模式也存在较 大差距，但是由于这些指标的权重值相对较小，因此对最终评价结果影响也相对较低。
3.三级指标得分。通过三级指标得分的计算分析，可以看出，安徽模式和四川模式相比，在各项指标上均存在 一定差距，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交通设施建设、旅游景区管理中的景区经营、旅游市场 营销中的宣传促销以及旅游投融资体系中融资渠道建设这四个方面，两种模式的得分差异非 常显著。造成这种显著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一、由于这四个方面所反映出的问题正是安徽 模式最为薄弱的环节，因此安徽模式在这四项关键性评价指标上的表现远不如四川模式，专 家评分较低；二、这四项评价指标的在整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较高，权重依次为 6.4 %、6.2 %、6.0 % 和5.6 %，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双方的差距，使得安徽模式和四川 模式在这四个方面的差异更为显著。
4.综合评价得分。前面已经对各级指标的得分进行了计算和分析，下面通过计算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综合 评价得分，对安徽模式和四川模式做总体的比较评价。具体计算方法为：地区旅游产业发展 模式综合评价得分=∑三级指标的权重×对应指标的分值，即三级指标得分之和。由综合评 价得分可以比较看出，虽然四川和安徽的旅游资源水平以及旅游开发条件相近，但是四川模 式综合评价得分值远高于安徽模式(四川模式= 4.028，安徽模式=2.307，四川模式分值/ 安徽模式分值=1.75)。根据安徽省和四川省2006年统计资料表明(见表4)，这个比值与 反映两省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的各项指标的比值基本吻合。
中图分类号：F590；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0-5398-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0.058
Abstract： Through household interviews， the welfare changes of the residents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multi index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each village has obvious spatial disparity caused by sources of income and traffic conditions， the well-being of the well developed village resident in the tourism service industr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n participating village. In each element of well-being，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safety， relationships and living conditions were weak while the other element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2002-2011，the area residents welfare of Sage Village grew from 49.35 to 59.06， a growth rate of 19.68% and changes income level and farmland status were most significant with the farmland status presenting negative growth and the former presenting positive growth.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and consolidate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Key words： household； residents’ well-being； tourism development； Dabie mountains；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被开发出来，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经济、文化和环境带来了深刻改变，旅游影响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分析文献[1-11]发现，旅游影响感知研究很多，但都是从社会、经济或文化等视角出发，缺乏综合视角的分析，而福祉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本研究引入社会学福祉的概念，以居民福祉为切入点，从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入手，通过定量分析，运用横向共时性与纵向历时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对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状态的影响进行综合测度，以期为发展旅游提供政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东经115°40′-115°46′，北纬31°02′-31°16′，位于罗田县北部山区（图1），总面积300 km2，辖两个乡镇，4个国有林场，6个集体林场，54个行政自然村和天堂湖水库管理处，总人口38 000人，人口密度为127人/km2。分设九资河大别山田园风光游览区、天堂寨大别雄风自然风光游览区、青台关古关名胜游览区、薄刀峰避暑休闲游览区、天堂湖水上乐园等5个景区，常年降雨量1 350 mm，平均气温16.4 ℃。
长期以来，本区农业结构调整制约因素多、空间小，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难度大，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积累少、负债多，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是典型的贫困山区。近十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景区群众在旅游发展中受益，所以，本区能反映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程度。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4年10月进行的问卷调查。通过随机抽样，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访谈了120家农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02份。对被调查者性别、文化程度、参加旅游服务年数等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表1）。所调查乡（镇）为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中旅游发展最好的九资河镇和天堂寨林场。为了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响，分别选取了天堂寨林场的黄柏山、吊桥河和九资河镇的圣人堂作为调查村落。黄柏山和圣人堂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为参与旅游活动的农户，并且主要以中年人为主，以保证农户能够较准确填写2004年的问卷情况。吊桥河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主要为留守的老年人。问卷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旅游活动经营者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住址、距离镇区的距离、家庭人员基本情况等；农业生产与经营情况，包括耕地面积、粮食来源、家畜养殖情况等；旅游业参与情况以及农户的福祉感知情况，获得的调查数据用Excel2007、SPSS17.0和yaahp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2 福祉测评指标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
目前，学术界对人类福祉的指标选择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将福祉的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测评方式正逐渐成为总的趋势[12-15]。穆广杰[16]认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既要包括物质方面的指标，又要包括人们的主观满意度等指标。刘正山[17]设计了一整套主、客观结合的指标体系来构建幸福指数：客观指标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空气质量等；主观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指数、环境保护满意度等。本研究综合前人的观点，结合公园景区的自然特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取人均年收入等18个指标来构建旅游区农户福祉的度量指标体系（表2）。通过咨询10位专家，参照户主感知，最终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农户福祉指标体系的权重值（表2）。
2.3 农户福祉的计算方法
从测度方式来看，福祉计量指标可分为两类：一是客观指标，本研究中包括期望寿命、人均年收入、总负担系数、前期投资、距离镇中心距离和耕地数量等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利用实测的经济或社会等客观数据去反映人类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其中，总负担系数是指家庭被抚养人口（重病无劳动能力，残疾以及年龄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占对家庭收入主要贡献人口的比例；前期投资为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所做的前期投入，以人民币数额计算，以上两指标均为负指标，数值越大，得分越低。二是主观指标，此类指标在本研究中未能通过实测数据来进行度量，主要依赖调查问卷等方法对个人的幸福感受程度进行调查。主观指标依据被访者主观评价计算分值，主观评价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5个等级，分别赋分5、4、3、2、1。
为去除量纲影响，各指标采用min-max标准化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农户福祉利用标准化值加权求和计算。
3 旅游区居民福祉分析
3.1 农户福祉的空间差异
比较不同村落农民福祉状况（表3），总体上看各村落差异显著，圣人堂村农户福祉最高，为56.78；最低的吊桥河村仅为45.39，较平均水平低13.95%。黄柏山村和圣人堂村福祉水平相当，为56.24。安全、人际关系和基本生活条件3项福祉要素评分在不同村落间较为均衡，居民满意度比较高；健康、收入与支出状况和营养获取能力存在一定差异。通过访谈可知，导致农户福祉空间差异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收入来源。本次调查的3个村落，圣人堂村和黄柏山村距离风景区入口近，地理位置优越，几乎家家户户开设旅游宾馆或农家乐，通过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带来了大量收入，富余劳动力还可在旅游淡季外出打短工或种植药材，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相应地带恿擞养获取能力和健康状况的提高，使得两村福祉水平较高。吊桥河村远离主要景区，交通不便，属于劳动力转移密集区域，打工收入是该村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村内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家庭聚少离多，农户幸福感往往较低。
2）交通状况。圣人堂村和黄柏山村交通条件便利，距离镇中心较近，外界信息渠道通畅，虽然退耕还林或旅游开发建设侵占耕地使得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很少，但农民有更多的增收方式，虽然农户耕地状况的满意度较低，但收入水平较高，导致农户福祉水平总体较高。反观交通闭塞的吊桥河村，农户以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距镇中心远与外界沟通较少，蔬菜及肉类的获取不易，这些都使得农户福祉水平较低。
3.2 农户福祉的时间变化
为了从时间上分析旅游开发活动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调查了圣人堂村村民2004年（此时农家乐刚开始兴起）的福祉感知情况，通过访谈结果及福祉计算方法，得出圣人堂村2004年和2014年的居民福祉（表4）。
通过表4可以看出，2004-2014年，圣人堂村居民福祉从49.35增长到59.06，增长率为19.68%，增长幅度较为显著，且2014年处于较高水平。各福祉指标中正增长最为显著的是人均收入、收入满意度和期望寿命。其中，人均收入对居民福祉增长的贡献率达68.41%，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年人均收入的提高。2004-2014年，研究区居民年人均收入从7 750元/年增至22 800元/年，增长率为194.19%。抛开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据调查，圣人堂村现有农家乐87家，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收入达6 000万元。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居民有钱看病，更加重视健康），营养获取能力得到提高。耕地状况、前期投资和健康满意度3项福祉指标呈现明显的负增长。尤其是耕地状况负增长最为显著，占福祉变化贡献率的-14.40%，主要原因在于为了保护景区生态环境，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使得研究区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居民对耕地的满意度下降明显，许多农户反映自家产的粮食不够消费，每年都需要购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要有前期投资，这些资金一般由农户向银行贷款，不少居民反映其贷款金额在百万元以上，这无疑增加了农户负担，削弱了幸福感，所以前期投资这一福祉指标贡献率为负。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乡村旅游地为研究区域，通过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在建立多指标综合评价系统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近10年当地居民福祉的变化、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区各村落农户福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村落农户福祉明显高于未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村落。各福祉要素中，除安全和人际关系外，其他福祉要素空间差异较大，特别是收入与支出要素差异最大。
2）2004-2014年，研究区居民福祉从49.35增长到59.06，增长率为19.68%，增长幅度较为显著；各福祉指标中变化最显著的正增长和负增长分别是人均收入和耕地状况，其中，收入水平对福祉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8.41%，耕地状况占福祉变化贡献率的-14.40%。
基于以上结论，为巩固和提高大别山地区农户的福祉，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农户福祉的增加主要依赖于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带来的收入增加，但是人类福祉基于主体的主观感受，不仅依赖于资本的供应及其质量状况，也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改变[18]。随着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将来会有更多的游客进入到景区，景区的承载力会受到巨大挑战。旅游经营活动产生大量的餐厨垃圾、生活废水，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交通堵塞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农户的福祉感受，政府下一步要继续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新型农村旅游接待水平，必要时控制游客数量。
第二，诸如吊桥河之类的村落，应进一步改善交通状况，合理开发利用其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农林产业指导，引导居民到景区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第三，对不同村落制定不同扶贫政策，加大扶贫力度，给农户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提高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和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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