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和经济社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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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核心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0.05，总氮p<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0.01）高于总磷和汞（p<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篇2

Abstract: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the society, 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analyzed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deep presents put out the economic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conomic measures.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4-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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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协调发展的社会，也就是各种社会资源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合理有效配置，使生产力不断、可持续发展，所有社会成员公平分配、占有和享用社会财富的社会。和谐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均衡状态，它要求在不损坏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按照价格机制来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的均衡却是一个动态的均衡，包括自由竞争均衡和垄断均衡。自由竞争均衡的形成是基于价格机制的作用（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使供求刚好相等，既没有短缺也没有过剩的状态。此时，消费者的效用和生产者的利润同时达到最大化，没有无谓损失，社会福利达到最优，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但是，这种均衡是以市场为基础，价格规律为主导，以此实现以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归依。因此，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内涵应包括：

――和谐社会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社会资源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社会资源集中的地方，往往是社会财富增长最快的地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相互竞争的需要之间配置资源，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物品；在整体经济中使用资源，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谐社会应是各种资源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得到优化配置的社会。

――和谐社会是经济结构合理的社会。目前，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短缺、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居民消费上升，还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资源短缺和环保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是贯穿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其中尤以能源问题最为突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最快，带动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升的重要时期。因此，通过技术进步突破资源约束瓶颈，通过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和谐社会是公平而有效率的社会。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说，公平的规则包括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各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且恰如其分的回报；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等。这样的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和谐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动态的稳定，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性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生机和活力的前提下谋求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改革中因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避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谐社会又是稳定有序的社会，这种稳定有序主要表现在社会流动上，它既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又让人们的这种上升或下降都是持之有据的。

――和谐社会是制度科学合理的社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科学合理的制度分析方法包括：权力分析、利益分析、规范分析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等，而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则是生活质量。一切正统的经济学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加的快慢作为判断标准。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都市的整洁以及美、尊严、生活的乐趣等等。不能允许由于追求经济价值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要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称为文化价值。如果把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用一个价值来表示，这个价值标准就是“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一种制度的设计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基于经济学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权力约束。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问题是政府并非万能。即使在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政府职能必须有明确的定位，总的是要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减少过多的资源和所有权垄断，不再充当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主要是生产和提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秩序、规范行为、搞好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垄断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做。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需要发挥作用，为企业营造一个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环境。政府应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调整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是一个利用资源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经济发展也确实需要有一个较高的速度。因为没有一定的速度，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必须指出，经济增长应该考虑市场与资源约束、需求合理性问题、长期的增长能力以及未来的消费需求等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发展、增长与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结合起来。

第三，妥善处理城乡、区域、民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等问题。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针对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民族发展差距和产业结构问题等特殊国情，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民族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和谐。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和谐是城乡之间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消除之难，比其他许多不和谐都大得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当前城乡关系不和谐的核心是农民和市民的权利不和谐。必须在制度设计中把统筹城乡具体化、人格化，即统筹农民、市民权利。农民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弱势源于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而权利贫困究其实质是农民的权利和政治决策脱钩的产物。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然快于欠发达地区。因此，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第四，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差异的失控和社会公平的缺失。差异的失控使得社会成员丧失互助互利的基础，无法建立利益的共同点和结合点；而公平的缺失，又使得社会无法合理地协调利益关系，使利益关系不断走向对抗。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使现实的社会差异转换为一种互助与合作的动力，使差异建立在可调节和公平调节的基础上。公平主要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其实以上三种公平观，从狭隘的立场出发都存在缺陷。首先，单纯强调起点公平，而忽视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做法，不仅不可取，也将使公平的追求置于不可实现的境地；其次，狭隘的过程公平由于过于重视规则而轻视结果，必然走向两级分化的失衡状态；最后，如果单纯强调结果公平，必然走向平均主义的陷阱。因此，科学的公平观应该是一种统合的公平观。统合公平观认为，公平应在基于非歧视的规则约束下来保障过程公平，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去调整结果失衡和缩小起点差异使社会分配收敛于结果公平。

第五，推进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是现代经济学界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而言，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创新，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促进社会的和谐。其中包括：

一是以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求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突出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重点是通过市场效率和政府公平分配两大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的行业、企业、阶层、群体和体制内外间的收入差距。一要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从政策设计上完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团队效率和个人效率取得、增加个人收入；二要充分利用财政、税收和工资等分配工具，从制度设计上制定调节政策。用财政支出工具调节体制内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用税收工具调节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用工资工具规定最低工资水平保证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三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和收费制度，取消预算外制度，从体制和制度上消除权力参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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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或探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法产生、形成的部分原因，但经济法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展，有其更为普遍的或一般的原因:规范市场、发展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乃至最终构建和谐社会。事实上，促使经济法于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决不限于单一原因，它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要是由于政治、经济(包括经济危机)、社会、思想、文化、法律乃至战争等多方面因素交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归根到底，经济法的产生是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法的产生几与改革同步，应该说经济法本身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改革的需要催生了经济法的诞生。其根本历史使命在于为改革从计划到市场的成功转型保驾护航，特别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及制度上的支持。通过规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与国家投资经营活动反国有资产滥用和流失行为，通过规范市场主体的公平自由竞争行为反限制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通过规范国家主体的宏观经济调控行为反任意经济干预行为，从而配合民商法———市场运行基本法的地位与作用，达到有效培育市场经济体制，弥补市场运行机制功能不足的目的。这也是我国经济法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总之，由于中西经济法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和基础并不相同，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法体系建设(包括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建设)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缜密规划和设计，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之路。

二、构建和谐社会是经济法发展之根本动力

经济法作为法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决定于并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为其服务。经济法在我国是改革开放以后始出现的，它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通常，我们说，法律是社会关系的稳定器，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特别是经济生活关系的反映，必然会随其发生而发生，随其发展而发展。从根本上说，现实的经济生活关系是法律发展的真正源头和根本动力，没有了千变万化与活生生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法律的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经济法的发展同样如此，它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它是以经济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为己任，坚持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人的全面进步结合起来，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结合起来，把现当代人的高速发展与未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坚持以构建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观为其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可以说，经济法发展前进的每一步、每一过程和每一阶段都离不开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和调整，现实经济生活发展变化始终是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基础、源泉和动力。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不同路径及其共同归宿印证了经济法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特点。

三、构建和谐社会是经济法追求之终极目标

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目标具有综合复杂的特点，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方面和某几种价值观。如，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当中，应包括秩序、效率、公平与正义，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与社会总体经济公平。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观应是安全、发展与公平。其中公平尤其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最主要价值。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观应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统一。

首先，从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来看。经济法之所以最初在西方产生，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就德、日两国来说，是为了战时经济统制及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即“实行全面的经济统制”，以限制自由竞争;就美国而言，则是为了“反垄断，以维护自由公平竞争”，从而弥补市场功能之不足。但无论德、日还是美国，其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缺陷，使国家干预经济成为必要。而在我国，经济法的产生是基于改变计划体制从而培育市场体制，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由过去计划体制下包办一切的作法转变成以宏观经济调控为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动作用，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培育市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补上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好几百年的商品经济这一课。因而，现阶段政府的职能重在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从而形成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其次，从经济法的理念来看。所谓经济法的理念，经济法学家漆多俊先生认为，是指人们关于借助于经济法可以实现理想的社会经济生活目标模式的一种信念，包括所欲实现的理想及实现理想的办法两个方面。经济法理念所欲实现的理想目标模式是:有着个体经济自由、经济权利同社会的协调、和谐的秩序;具有个体经济效率同社会总体和长远经济效率相协调的效率;体现着个体经济公平同社会公平、机会公平同分配公平及结果公平、形式公平同实质公平等相兼顾和一致的公平;昭示出经济生活中更为高尚的社会正义。经济法从社会经济总体角度规范和保障新的社会调节机制即现代国家调节，协调经济个体与社会总体、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民商法侧重于从个体和微观经济角度进行规范和保障。两相结合，便可实现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和谐，达到理想的社会经济生活目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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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5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0.015

2010年中国综合运输系统初步形成，在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运输资源严重短缺和技术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国外学者主要针对已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的运输组织展开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在于运输方式协同、综合运输体系的布局规划和日常管理等，均未将重点放在系统评判综合运输发展的社会经济需求，较少涉及社会经济发展与综合运输的相互关系，忽视了中国综合运输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规律以及经济发展周期对交通运输的影响。本文从经济角度考量综合运输体系并探究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關系，为推动中国综合运输体系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基础与方法。

1综合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综合运输发展是带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促进社会化大生产。运力的不断突破，带动社会分工、企业规模、生产社会化程度随之进步，国内国际贸易及要素流动日益顺畅，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2）为生产效益最大化创造条件。综合运输体系凭借多元化的运输方式和现代化的运输管理，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效率最大化。（3）对产业布局产生影响。经济产业发展主要依托综合交通运输网，运输通道轴线成为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基础。同时，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所产生的作用存在前向、后向的产业联系，通过加强企业间生产合作，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从而形成特定区域的优势产业。（4）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对运输通道内各种运输方式进行系统的规划与整合，减少运输资源浪费，减少运输过程对环境污染；并通过运输技术改革与创新、可再生能源及材料的使用，减少交通运输对资源的消耗，推动运输可持续发展，进而带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经济社会发展对综合运输体系的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从运输目的、运输方式、运输结构及运输理念四个方面影响着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1）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物流需求的产生。不同的物流需求决定了不同的运输目的，进而影响运输方式、运输服务、运输速度等多方面属性。（2）经济发展阶段、生产方式、能源利用等与运输方式的演变过程是基本一致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产业技术水平，进而影响运输技术水平以及各种运输方式的产生与发展。（3）效益最大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人们往往会选择效益最佳的运输通道与运输方式的集合，无形中促进了运输结构的优化。（4）传统运输理念是完成安全、快速的运输过程，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可持续发展观提出后，“可持续运输”应运而生。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机制

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的，综合运输网络密度、综合运输体系建设进程、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等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扩大了运输需求，推动了运输技术进步，促使运输领域发生一系列变革，带来综合运输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促使综合运输体系朝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综合运输体系形成之后，基于需求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综合运输体系的结构日益优化，有利于资源节约及合理配置，为综合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为了走出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经济社会领域掀起新的技术革命，也必然在交通运输领域诱发技术变革，促进综合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会有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4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量化性指标，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作为代表中国综合运输发展成果的量化性指标，对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间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全回归法将所有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计算，一般具有较高的回归系数；在回归检验时，采用相关系数检验法。

模型综述表，见表1，显示相关系数R的值等于0.996，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较大的相关性。决定系数R方等于0.992，表示货物周转量、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4个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99.2%的变异性。

系数分析表，见表3，用全回归法得出的多元回归方程为：国内生产总值=-0.080客运量+0.090货运量+13.310旅客周转量+1.028货物周转量-134893.268。

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中国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系数为0.996，且除客运量外，其余指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均为显著的正相关。对比相关性等级划分参照表，大于0.8，中国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支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

5对策建议

从综合运输体系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5.1发展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综合运输服务

中国综合运输网络规模已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在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等方面仍存在发展短板。此外，各种运输方式自成体系发展，综合运输信息化建设缓慢，现代综合运输枢纽站场建设力度仍显不足。

（1）运输方式的合理规划和有效衔接。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合理规划运输资源分配，推进信息共享和供需对接。以旅客联程运输和集装箱多式联运为重点发展对象，加快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站场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并对枢纽站场进行合理布局，使综合运输体系运作过程更加高效化。

（2）加强综合运输信息化建设。推进与完善“综合运输+互联网”重点项目，包括进一步完善客货运输联网售票系统、推动城市公交智能化建设、推动出租车与网约车协调发展、推进国际道路运输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建设京津冀一体化综合运输信息服务平台、完善长江干线数字航道规划与建设等。

（3）加快攻克综合运输发展薄弱环节。一是加强城乡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扶持农村客货运发展，创新城乡运输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完善交通运输网络规划与建设。加强铁路区际干线、管道运输建设，加快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瓶颈路段建设，强化重载运输网；推进内河高等級航道建设，提升沿海地区港口群现代化水平；推动航空运输发展，提高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发展轨道交通，建成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内部运输网络。

（4）提高综合运输服务水平与管理水平。加快综合运输枢纽建设，并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优化综合运输枢纽布局及基础设施；推广信息化技术应用，推动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综合运输服务；优化综合运输组织过程，加强综合运输全程安全防范与管理。

5.2推动经济社会的空间战略性建设与发展

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战略，要求重点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进行空间格局的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拉动综合运输服务需求，推动综合运输体系不断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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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论断。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经济伦理的构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经济伦理与和谐社会秩序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伦理有赖于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秩序的支撑；另一方面，经济伦理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前提。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和谐和幸福，要控制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获得和谐社会秩序，只能是通过经营者、消费者和政府共同的道德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

一、经济伦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1、经济伦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规范经济秩序

任何一个国家，要促进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由于人们趋利心切，往往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在经济秩序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许多丑恶的现象，如欺行霸市、不正当竞争、虚假广告、假冒伪劣、行贿受贿等不正当经济行为。这些不正当经济行为与人们的道德水准、价值追求是直接相关的。而新古典经济学推崇的“看不见的手”又无法克服之。这时，加强道德教育，利用伦理道德的来进行协调是一项不可替代的措施。因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一种混合经济。这一方面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更需要伦理道德发挥调节作用。比如微观经济层面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即存在超出政府调节范围的空间，这只能由伦理道德加以协调。这就正如一些学者所认同的，道德调节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调节。这就要求我们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通过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教育作用，通过经济行为人的内省修养，实现合乎道德的理性选择，促使不当经济行为的不断消除，逐步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1]。

2、经济伦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发展动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其和谐的根本在于经济的和谐发展，而经济的和谐发展又是以经济伦理的伦理支持为保障[2]。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是构成经济发展的内生的变量。由此我们也可以判定，与经济发展要求相契合的伦理道德，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并对经济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益于新教伦理的推动，新教伦理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由于人类行为具有寻求合理性依据的偏好，经济伦理的激励就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合乎市场经济需求的经济伦理可以为人们的经济努力提供合理性辩护，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事各种创造性的经济活动，它也可以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调动人们的热情和信心，推动人们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只有经济发展了，和谐社会才有了最有力的物质保障。

3、经济伦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利益分配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简单地说，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就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关系，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和谐发展的有机整体，并最终实现利益均衡。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利益和谐，而利益均衡是和谐社会的最本质追求。从经济伦理的角度上讲，伦理与利益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义利关系。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下，人们对利益追逐的热情在不断地增长，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本能的只顾及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市场竞争性容易助长尔虞我诈和不择手段，对利润的追求容易诱发拜金主义和唯利是图，等价交换容易被扭曲和利用从事各种不正当交易等等。这样利益不均衡的现象日益凸显。经济伦理的重要作用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的不均衡现象[3]。在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经济行为不仅要有“利”，而且要合“义”。人的行为要合乎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法则才是正当可行的。只有考虑到道德因素的经济意义，人们的经济行为才会变得更合理更持久。在市场经济中，只有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用正确积极的道德伦理指导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才能使经济正常、有序、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伦理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各种机制的缺陷以及市场规则的不健全，引起了市场经济秩序上的诸多混乱。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一个健全的市场规则，还需要一种伦理道德，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事实上，现代经济的发展也证明了要取得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应该而且必须要有这种伦理道德的支撑点。构建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伦理是一项长期任务，只有实现政府、经营者、消费者三方面相互推动，才能培育具有高度伦理水准的市场经济氛围。

1、经营者的诚实守信是构建经济伦理的关键

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即诚实守信，诚实就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事求是、不随意夸大或缩小事实，表里如一；守信就是信守契约信用，不弄虚作假、投机取巧。这就要求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即单个个体的人或作为个体的集合体的企业或公司，要能够做到“诚以待人，信以律已”[4]。“诚信”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市场经济繁荣、扩展和秩序的伦理基础，也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商品增多，行为主体增多，交换、流通量增大。在交往活动中，交往双方的诚信不仅有利于行为主体的利益，而且有利于行为他方的利益，这是正常经济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前提条件。诚信是经济行为的主导和核心的伦理要求，假若社会交往没有诚信，一切道德都将无从谈起。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过程中，诚信作为经济主体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律约束，不仅是行为个体做人之本，也是企业主体的无形资产和持续发展的立命之基。尤其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离开诚信，产品就没有市场，经营就没有效益，企业就没有出路。

2、消费者的维护是基础

消费者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消费者在市场上享有各种权利，也承担着各种伦理责任。消费者伦理的前提是消费者。消费者与消费者选择不同；消费者选择在其他类型的经济如计划经济中也存在，但消费者则不然。消费者所显示的是：产品品种和规模取决于消费者需求，而不是某个中央计划当局的决策结果。因此，消费者通常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的。其次，消费者应具有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我正当权利和监督政府成员、经济人的意识和习惯。如果消费者不能以公正、平等、正当、信用等道德标准自律，并以此审视和评价政府成员和经营者行为，就可能对自己正当权益受损的状况默认，对政府和经营者违反法律、违反道德的行为熟视无睹，从而客观上助长违德违规的行为，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反之，如果消费者能够普遍以消费者伦理的统一标准自我约束，对自己正当权益的维护，对政府和经营者行为的监督，都成了理所当然、自觉履行的行为，自然会有力促进经济伦理的建设[5]。所以，消费者伦理自身的建设的在经济伦理的构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政府的宏观引导是保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政府同样要按照一定的经济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官倒、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问题的存在，充分说明了用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约束政府及其官员市场行为的重要性。在经济伦理建设方面，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宏观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和舆论监督。政府应努力创造适宜的社会氛围和制度条件，培育行为主体自觉的经济伦理意识，并在实践中体现出对道德行为主体给予的道义或物质补偿。同制度相比，政策具有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性质，有较大的变动性和时效性。毫无疑问，政府的宏观调控具有显著的经济特征，而且这种调控必然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就必然对社会秩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就使得政府的宏观控制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于是政府在制订宏观调控政策时，不能不考虑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因素，不能不考虑调控政策的社会基础、伦理基础问题，不能不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等一系列的相互关系问题。这就是说，政府在利用伦理道德去规范各种经济主体行为的时候，同样必须利用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宏观调控行为和宏观调控政策[6]。政府只有切实加强伦理建设，重视发挥伦理道德的引导和规约作用，才能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冯京政,李占霞.浅谈伦理道德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J].商场现代化,2008(14).

[2]郭君.论经济伦理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8(5).

[3]陈博.论经济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关系[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