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法治思维的前提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培养法治思维的前提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教，必须加强法治教育。加强法治教育，全社会有责，而学校教育具有最直接、最集中，最系统、最有效的作用，在加强法治教育中扮演着无可比拟的重要角色。

学校在教育工作中如何加强法治教育？

一方面是要对学校管理者加强法治教育，做到依法治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综合改革，推动内涵发展。依法治校是在学校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各个行业、领域都要实现依法治理。学校作为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需要按照法律至上、保障权利、制约权力的原则，实行依法治校。依法治校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新型政校关系的根本保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求实现政府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依法治理。切实转变办学和管理的理念、思路、方式与手段，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奠定坚实基础。依法治校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与效益，办人民满意教育的迫切需要。当前，学校管理活动的自主性、复杂性、权利义务关系的多样性显著增强，法律问题、管理漏洞与矛盾纠纷日渐突出，给学校管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学校必须通过依法治校，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必须在管理中重视对自身法定义务的遵守，依法实现与公民、社会其他组织的对话与合作，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依法治校是学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保障。加强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教育，培养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各级各类学校把培养具有现代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依法治校是构建符合法治理念的育人环境，培养学生学法明理、树立公民意识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是对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的法治教育，培养现代法治人才。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依法执教是依法治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校在学校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全面加强依法执教，对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校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教师，落实依法执教，最根本的就是学法、守法、用法，注重师德修养、增强法制观念。实行依法执教的前提是学法、懂法。不懂法律知识，没有掌握教育法规，就不可能有运用法规的能力，也就谈不上做到依法执教。作为教师，既是社会公民，又是教育工作者，因此既要学习宪法、民法、刑法等国家层面的法律，也要学习教师法、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行业法规，还要学习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学习，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严格依法办事，依法执教，把教育办成公平正义的教育。

教师要自觉学习《宪法》《刑法》《民法通则》《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知识，要具备起码的刑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基本知识。教师尤其要注意学习有关教育工作的各种法律法规，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通过对教育法律法规基本知识的学习来系统掌握教育法的本质特征、法律规范、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实施教育法规。还要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及地方性教育政策、文件，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条款的要求。在法律法规的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法条注释与法理分析相结合，通过案例释法、学法，储备知识，规范行动，不断提高依法执教的能力与水平。这样才能肩负起培养合格法治人才的重任。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让法治成为人民的信仰、国家的信仰，是法治教育的核心。要实现从法治意识到法治思维、再到法治信仰的法治教育目标，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法治素质，必须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中纳入法治教育的内容，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法治机构共同参与的全面的法治教育体系。

进行法治教育，要从培养法治意识开始。法治意识是对法律法规和法治制度等的理性认识和把握，是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动力。培养法治意识，一方面靠学习，一方面靠行动锻炼，做到知行结合。为此，认真落实教育普法规划的要求，开展好法律进课堂活动，做到学生法制教育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中小学校要将学生法治意识、法律素养，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考核。要深入开展学生法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丰富法制教育的形式与内容，让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了解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要把法治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各种校园宣传媒体与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讲法律原则和知识，将平等自由意识、权利义务观念、规则意识、契约精神等理念，渗透到学生行为规则、日常教学要求当中，凝练到学校校训或者办学传统、教育理念当中，营造体现法治精神的校园文化氛围。

篇2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①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②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

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② 张文显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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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化大都市;城市治理;法律信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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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西安的首要目标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把西安建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变革,不仅涉及城市物质环境的建设,还涉及到社会价值观念、政策法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当前,在城市治理过程多种思想并存:以作为超越法孕育出的西方法治观念与目前的国情不相适应,传统道德和伦理体系又缺乏刚性的约束力。这种文化多元的结果就会产生城市治理上理念的冲突,如何把这种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它有序而不失控,多元而不失调将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重大课题。纵观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治理过程,法治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些城市里已具有普遍的法律信仰。我们认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应先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提高西安城市的法治化治理水平。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及价值

所谓法律信仰是基于社会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的产物,是长期的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把握社会法律现象的特殊方式,是社会法文化系统中各种主观因素的有机整合和高度提炼。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

法律信仰包含着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理性推崇,寄托着公民对法律的全部理想情感,是社会主体对其利益体现出的追求、对欲望的合理期待,这是法律信仰与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体在不断接受法律的治理与保障的过程中,感受到法律的内涵和外延是与自己本质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感到法律是自己利益的确认者和维护者,以及在利益受到损害时的救济者。正是由于上述信念的不断强化与累积,从而上升为一种精神信仰。因此,对法律的信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体理性的自觉。

法律信仰的实质不是对具体法律规范的信仰,而是对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有序生活过程的信仰。这就要求社会主体普遍信仰的法律够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为宗旨充分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要求。在确保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上,达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良好秩序。从而真正树立起广大民众对法律的信心,达到信任法律,进而信仰法律。这既是构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确立和培养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前提。

二、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过程中培养法律信仰的重要性

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是与这个城市的发展状况、整个国家发展达到的社会阶段密切相关的。以严谨、高效、透明的法治环境著称于世的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时曾说:“法治是香港社会的基础和核心价值。特区政府一定坚决捍卫法治,尊重司法独立,保障市民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公义。”提高城市化治理水平则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和保障。而一座城市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大多数的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主体的尊重、认可和接受,也就没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治就会论为人治。

西安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五年西安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以造福西安人民为根本目的,实施优势产业支撑、先进文化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生态环境提升、民生持续改善、国际化水平大幅提高六大战略,努力开创西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与当今一些比较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西安在城市硬件建设上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在软件环境尤其是法治化程度仍存在一定差距。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提高城市法治化治理水平已经成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保障,对于培育城市竞争力、提升城市品质意义重大。

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提高城市法治化治理水平,就是要在城市治理过程中通过各种切实有效的方法使他们产生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的情感,进而培养他们对法律的信仰,以唤起社会主体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即将法律信仰内化为一种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信仰,从而加速完成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使命。

三、国际化大都市视域下法律信仰建立的途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多年的立法活动,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为我们进行城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运行的基本模式和框架。然而现实是社会主体仍与法律之间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出对法律的冷漠、规避或排斥,而不是对法律的热情、认同和参与,外在的法规则与内在的法律信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与断裂。针对当前的现实环境,西安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也应以在社会主体中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为前提,以提高城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作为保障。当前实施的途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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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法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基础”课教育者正确把握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积极探索教学方法，使“基础”课中的法治理念内修于心，外显于行，切实实现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教学效果。

一、“基础”课法治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又称个案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采用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研究、锻炼的方法。案例教学法最早在 20 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课程的教学中采用，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引入并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在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历来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所谓案例，就是现实生活中某个真实发生的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 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当案例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与教学目标相关联或相一致时， 才能称之为教学案例[1]。

“基础”课注重理论知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有较强的实践性。在“基础”课法治教育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第一，“基础”课法治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能激发学生对法治知识点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法治精神。

案例把“基础”课程中法治知识点的抽象内容具体化，把真实、典型问题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因此，通过案例教学，能增进学生对法治知识点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去思考和分析案例背后的法律问题，从而培养学生运用法治理念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法治精神。

第二，“基础”课法治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容易使学生将法治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社会的法治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培养法治理念的教学效果。

“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一方面强调学生在法治方面理论知识的提升和知识结构的完善，另一方面更强调学生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培养，让法治思维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习惯。而案例教学法，正是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与现实实际紧密结合的有效教学方法。案例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主动运用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中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的过程。在“基础”课案例教学中，学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一种教学实践情景。这种实践情景能使学生清楚地认识法治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学生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解决了现实实际问题，也培养了自身的法治理念。

二、“基础”课法治教育案例的递进式教学组织

以典型的案例为导入，展开“基础”课法治教育案例的递进式教学组织，能实现案例教学法在“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有效运用。具体来说，就是用典型的案例中基本案情反映的法律事件，为学生提供一种虚拟的教学情境，将案例情境带入课堂，让学生通过自己对案件的欣赏、解读和分析，在小组讨论中充分展开论证和思辨，在模拟法庭中扮演特定的法律角色，通过训练学生的法治思维，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递进式教学组织中，展开“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应合理设计案例教学的具体环节。

第一，学生查询资料环节。

学生查询资料环节是案例教学是否成功展开的前提。教师通过以多媒体或网络平台等形式给出案例的基本案情后，应注重引导学生关注案情的积极性，并结合法治的基本知识点，给出几个大方向的问题启发引导，如案例背后的法治思维问题，要求每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询案例中的法律知识点，探知案例中的法律问题，找出相关法律知识点，如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等，记录疑惑之处，为下一个环节的讨论和庭审做好应对的准备。这种做法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

第二，课堂案例讨论环节。

课堂案例讨论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并提高学生法律表达能力、论证能力和法律推理能力。在这个环节，教师要先根据学生自主学习中总结的法律问题的相似性，将学生进行分组，一般以8-10人为一个小组，采用小组研讨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在充分讨论交流中发现和解决法律问题。如针对案例中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等知识点进行思考的同学，分别组合成小组。学生要利用自己查询搜集到的有关案情和法律知识材料来进行论证问题，说服其他同学，并提出自己的法律观点。这个环节教师主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在分组后教师要巡视各个小组，鼓励学生结合案情进行推理与提问，引导学生在合理的课堂时间内给出一定的交流讨论结果，并最终听取各个分组代表的案例讨论汇报。

第三，模拟法庭审理环节。

在小组案例讨论的基础上，由各组选出代表，扮演模拟法庭中的各个法律角色，如法官、公诉人、被告、证人等，展开模拟法庭的调查、辩论和裁决等审理实践环节。这个环节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学生自主学习法庭审理中的程序规则，准备法庭审理中的诉讼文书、辩护词等法律文书，并展开课余的模拟法庭审理演练，在课堂模拟法庭中充分展示其法律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法律论证能力。尤其在法庭辩论阶段，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灵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结合案例的播放过程，教师可以情景假设某一庭审过程，引导学生代表围绕案例中的法律问题展开模拟法庭审理的设计和演练，运用“公平正义” “正当程序”等法治理念进行法律推理，最终实现在课堂上展现一场精彩的模拟法庭。

第四，教师总结点评环节。

通过课堂案例讨论环节和模拟法庭审理环节，同学们基本上对案例中的主要法律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时就需要教师及时进行总结和点评，这也是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教师要指出学生在资料搜集、案例讨论和模拟法庭审理等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值得表扬的地方，做好对学生培养法治思维的讲解，引导学生积极掌握“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同时，针对社会舆情的各种正负面的信息，教师应从正能量的效果加以正确积极的引导。

三、“基础”课法治教育案例教学组织中的注意要点

选用典型的案例，展开“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在教学培养目标方面，“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应实现培养学生知识、情感和行为“三位一体”的法治理念。

一切教学法包括案例教学法在内，都是实现教学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方法服务于内容，案例是为了揭示理论，它是提升课堂效果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舍本逐末，以手段代目的，为了方法而方法[2]。因此，在“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中，不能为了案例而讲案例，而要实现培养学生法治理念的知识、情感和行为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从知识层面上看，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进行对法治知识点的法理解析。如2015年修订版“基础”教材从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五个方面来概括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其学理基础是将法律、权力、价值、权利和程序视为治国理政的五个基本要素。因此，“基础”课教师要在案例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充分挖掘案例中有关法律、权力、价值、权利和程序等五个要素上的法治知识点问题。

从情感层面上看，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激发学生在案例交流、辩论和分析法律问题的兴趣，培养学生“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情感，坚定学生深层次的“认同法治、尊重法治”的法治态度，最终实现以法治信仰作为培养学生法治理念的高境界要求。

从行为层面上看，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着重培养学生发现法律问题能力、进行法律辩论和推理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以及解决案例中法律问题的能力等，并在法治实践能力的培养中，真正使“基础”课法治教育中的法治理念知识内修于心，外显于行。

第二，在教学原则方面，“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组织中应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

教师在 “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主要是组织、引导学生围绕教学目的开展案例分析、讨论活动。而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要自主学习，查阅相关法律法规，搜集并整理有关材料，针对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充分论证其合理合法性和操作可行性。这将加深学生对相关法治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有助于学生法治理念的培养。

第三，在教学导向方面，“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中老师应正确解读案例，实现正能量价值观的教学导向。

如果说，在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中，典型案例的正确选择是前提，那么，案例的正面解读则是关键。案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正面或负面的信息，只有正确地进行价值观的解读，才真正实现案例教学的教育效果。“基础”课法治教育中，教师应结合案例案情因素和社会舆情，给学生进行正能量的说理和引导，及时消除负面信息带给学生的负能量感受，从而引导学生以积极、正确的态度看待司法公正和培育法治理念。

总之，以典型案例导入，通过查询资料、案例讨论和模拟法庭审理等递进式教学组织活动，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在灵活生动的案例教学中实现“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使典型案例与法治课程的基本知识点融为一体，使案例相关人员与学生的法治情感融为一体，使案例解析与学生法治理念融为一体，从知识、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实现“基础”课法治教育的知识理解、法治情感的体验和法治理念的培养。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基础”课法治教育也要与时俱进，积极培育学生学会用法治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把法治理念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提升其自身的法律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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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思维，把握新节奏。引领和助力新常态，是税务机关职责所系。当前，要尽快调整不适应新常态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税，坚持用法律的准绳衡量、规范、引导税收工作，不仅要依法征税、依法管理、依法服务，而且要依法带队，使各项税收工作始终沿着法治化轨道前行。要树立制度敬畏，涵养法治思维，将依法行政作为国税工作的生命线，让税收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使各项税收工作始终沿着法治化轨道前行，积极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的“税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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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要培养具有专业能力和思想素质的法学人才，要注重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将法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育充分融合，探索法学教育实践的基本模式和方法，培养法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基本技能，并通过法学教育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成为国家所需要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法学专业应用型人才。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实践教育研究背景分析

（一）依法治国的现实需求

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阶段，改革进入到了艰难的攻坚深水区，为了更好地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达成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愿望，我们要在依法治国的方略引领之下，建立法学的价值标准，使中国社会处于合理的配置状态之下。在这个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背景下，要普及中国的法律意识，依照法治精神塑造法律职业共同体，要以法律的正义为信仰，培育具有强烈法律职业认同感的法科专业人才。

（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

中国在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推行和实施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这个市场化的过程也即权力经济向权利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尤其体现在我国的行政执法领域，体现出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的关联性。法学教育要充分认识到法学学科的自身特点，以法治观念和法治精神为引领，熟练应用法律规则和技术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对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从而促进规范化、完全化的市场经济发展形态，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

（三）加入国际世贸组织的现实需求

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在于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市场经济与法制经济的统一，也即意味着要以法制政府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实后盾，可见，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的现实需求，不仅要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建设法制的政府管理职能和形态。

我国的法学教育也当融入到全球化的发展领域之中，要培育与全球一体化相契合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复合型、交叉型的法学职业人才，并在法学教育中与实践相融合，不断磨砺法学教育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以适应现代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需求。

（四）人权进步的民主需求

在尊重国家和保障人权的体系之下，我国的人权进入到了制度化的时代，这也意味着人民利益追求和权利主张的自由表达，要以权利秩序和人权保障为核心，建构国家权力制度。在这个背景下，要以人权保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并在法学教育中致力于深化人权观念，强调法学专业学生的高尚的法律道德观念，不仅要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还要强化对法学专业学生的人权教育，要在法学实践教育的过程中追求公平、正义、秩序和效率。

二、中国法学教育实践的模式探索与建构

中国法学教育实践模式要与中国国情相契合，借鉴西方法学实践教学的优点，采用渐进式的、可操作的“三层次”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具体为：第一层次，在法学实践教学的一、二年级，主要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并辅以法庭旁听、见习等手段，培育学生的法律理论知识，获得对法律知识的感性认知。第二层次，在法学实践教育的二、三年级，主要采用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的教学手段，开展实验法学教学，以提升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第三层次，在法学实践教学的三、四年级，可以采用假期实习、法律援助活动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培育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法学实践教学的课程体系建构

要建构与时代相适应的模块式课程结构和弹性学制，建构以学生自我设计和学习的跨学科实验教学课程体系，引领学生实现对法学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的融会贯通。要将法学实践课程纳入到法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强化学生对法律的实践操作技能，掌握法律理论知识实践的操作技巧。

（二）法学实践教学的组织体系建构

在法学教育的实践教学工作中，要完善其组织体系，要成立专门的实践教学科研机构，负责对法学教学实践的规划、督促和联络。还可以成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由专门的教师负责学生的实习；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教师则给予适当的法律专业指导和辅助；在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课程中，教师则要成为教学的主导，引领和帮助学生提升能力。

（三）法学实践教学的师资体系建构

在法学教育实践的教学过程中，要通过政策的引导作用，聘请专业、富于实战经验的法官和律师，担任法学教学实践的指导教师，充实高校的法学教育师资队伍，使学生接触和感受到真实的法律实践，产生对法学知识和实践的深厚兴趣。同时，还可以采用“走出去”的策略，鼓励法学院的教师参与到社会法律实践之中，可以让学院的教师参与法律实务操作、负责对案件的、担任法律顾问等，提升将法学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能力。

三、中国法学教育实践教学的运行体系探索

（一）模拟法庭

这是在法学教育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通过对案件的重演，可以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司法审判的实际流程和程序，并依照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锻炼学生分析法律问题、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在这个模拟法庭的教学之中，由于需要学生进行法庭陈述和辩论，这就不仅需要学生掌握诉讼、证据等相关知识，还要掌握心理学相关知识，熟悉和了解相关背景。

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通过模拟法庭的训练，可以掌握法庭庭审的基本流程和程序，在教师的启发式指导之下，对案件过程进行设计，并且还可以运用证据和法庭规则，实施积极的抗辩，从而增强学生的组织能力、论辩能力和应变能力。

（二）假期实习

假期实习可以使学生深入到公检法等部门，了解到公检法机关的案件处理程序、方法和流程，了解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基本素质要求，并在假期实习中加深对法律条文的深刻理解和认知，提升学生的司法实践能力，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在具体的假期见习过程中，学校要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并灵活地安排学生的假期见习时间，可以让学生分阶段参加实习，并且还可以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调动社会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出社会的潜在能量，建构支持法学教育的社会运行机制，使学生的假期见习有章可循。同时，还要建构科学合理的测评体系，由于学生的假期见习是分散进行的，因而，有必要加强对法学专业学生的见习管理和评价，要添加对学生的实习申请审核程序，实现对学生实习期间的不定期监督，要求学生填写实习日志和活动日志，并在科学合理的测评体系之下，考核学生在假期见习期间的态度、纪律、法学知识实践情况、实习报告等内容，还可以开通网上实习平台，实施学生与教师的双向、多维的交流与链接，从而最终对学生的假期见习加以成绩评定。

（三）法庭旁听

这是一项法学教育实践教学中的开放性实践活动，是为学生提供的一种真实、系统的法律实战训练，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领略和感受真实的庭审流程和程序，通过仔细聆听法官、公诉人、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问讯及陈述，观察法院庭审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步骤，从而获得对司法诉讼的感性认知，增强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心理观察辨析能力，增强学生的庭审自信心。

在法庭旁听的教学实践训练中，可以由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案件，并在参与实践训练的过程中，遵守旁听的相关规定，为了增强对学生的感性刺激，需要ρ生的法庭旁听增加到五次以上，并且要求学生清晰准确地书写法庭旁听报告，梳理法庭旁听案件的焦点，自主进行分析，还可以对法庭审判的流程和程序提出自己的个人理解和意见。

（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我国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而提供的一种法律服务制度，它也是中国法律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尤其是我国的贫弱残疾者弱势群体，需要获得国家法律援助体系的支撑，以及早发现引发社会矛盾和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供需矛盾仍旧十分突出，经费也成为了重要的制约性问题。高校作为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一个重要力量，可以为社会提供鼓励和支持，因而，需要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意识，通过法律援助的积极参与，使学生直面社会现实形态，从法律的层面理智地考虑和分析问题，以实现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价值。并且，还可以通过法律援助，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精神。

（五）法律诊所

这主要是将法学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案件环境之中，学生亲自参与接案、调查、出庭、结案的全过程，这是对传统法学教育方法和模式的颠覆性变革。在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中，要以真实的案件背景和真实的当事人为前提，学生要真实地接触案件以及当事人，询问和谈判、寻求证据等，并进行法律的实务操作，由此训练学生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强化对法律条文和知识的理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法学教育是理论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课程，它承载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具有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使命，在法学教育的实践教学探索中，要准确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针对我国法学实践教育的不均衡发展现状，创设三层次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法庭旁听、假期见习、模拟法庭、法律援助、法律诊所等方式，全方位地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能力，并且在健全的法学实践教育制度体系之下，更好地提升我国法学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汪倩.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关联性的比较法思考[D]. 广西师范大学 2010

[2] 王妍. 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关系[D]. 华东政法大学 2010

[3] 王坤. 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及其改革[D]. 山东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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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涉农专业知识结构及专业培养目标导向；

第二，涉农专业人才培育可以简单直观地理解为服务农村；

第三，涉农专业要求掌握农村发展理论。因此，在经济法教学中应适当引入国际经济法的内容，让学生了解经济法的国别性（区域性）；适当引入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法发展的关系，让学生认知经济法随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动性。第一层目标解决了传达“法律规范”是什么的问题，但若停留在“规范是什么”的层面，教学效果不会理想。因为知识学习与知识本身具有异质性，前者是将知识本身整合入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建构新知识，生成新价值与意义的过程，而非知识的简单记忆和机械训练。[1]换言之，学习在于寻求“获取什么”、“怎样获取”及“获取后要怎样”，而非知识本身。因此，需要适时修正与拓展子教学目标。

2经济法教学目标的修正与拓展

翁史烈认为存在一部分很难用公式、图标和文字方式表达，甚至不能言传的知识。它们可以通过实践和参与学习来意会或者领会，并对学习者产生较强的激发力和启示力。[2]这类知识就是隐性知识，蕴含着大量的个人经验和见解，但并未包含在教学内容的文字表述中，如何获取这部分有价值的、更高境界的知识是教学中应该积极予以探讨的。笔者以部分经济法内容的第二、三层次目标设置及达成为例，探索通过第二、三层次目标，使涉农专业学生在获取显性知识的同时，能够获取隐性知识的可行性。

2.1第二层目标———“法律规范”产生及变动的原因

第一，结合法源。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意味着法律根源于生活经验，每套法律规则都有与之对应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感性的；法律规则重新塑造着社会生活，以规范社会关系为目的，自然也只能以社会为依归。一旦偏离社会生活的常规和经验，势必导致自身定位的高远。学生体会、掌握二者间的辩证关系，明白“法定为何如此”，能够有效地消除神秘感和陌生感，激发其主动思考热情，开启探索式学习模式。

第二，结合法律精神。发掘法律规范背后的法律精神,有助于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现实法律问题,这是形成法律思维，锻炼法律操作能力的必要条件。

第三，明确不同法系的功能。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渊源、法律结构、法官权限、诉讼程序及法律分类和术语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经济法师从德国、日本、苏联、其概念范畴、理论体系深具大陆法系色彩。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需要有“大视野”，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同法系的不同功能向学生作介绍，使其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规范”产生的相对性和地域性特点。

2.2第三层目标———“规范”发生效力的条件

第一，提升法律信仰和意识。法治意识反映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以及对法律效用和功能的信任和依赖程度，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明、民主、进步程度。法治是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共同事业，而不仅仅是法律人的工作。[3]作为公民主体之一的学生群体，其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状况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和实现程度。经济法作为本科学生重点学习的法律部门，其课程教学主要使学生形成国家干预经济权力法定、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实质公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法律意识；使学生形成通过经济法律来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利、自主营业权利、公平分配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

第二，形成经济法律思维。著名法学家E.博登海默曾提出，法律知识的教授，除了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还必须教导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4]换言之，法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法律思维能力。该思维的核心是“规范性”。经济法律思维是法律思维在经济法领域中的实现，本身蕴含较强的政策取向，具有多变性及不确定性。经济法律思维主要包括国家干预市场法治化、宏观调控规范化、市场竞争规范化、社会保障运行规范化等方式。

第三，锻炼法律操作技艺。如果说信仰法律、具有法律思维能力是法律“规范”产生效用的潜在前提，那么法律操作技艺则是工具条件，是使“潜在”变现的一种综合素质能力。这种能力是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关键，但是经济法课程作为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责任提出“培养法律操作能力”的命题，并且可以通过企业、公司、合同、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案件处理来践行该命题。

3经济法课程多元考核模式设计

经济法课程分层教学目标的实现还须依赖科学的考核模式。乔纳森提出对学生的评价应该关注其如何解决问题，而不仅仅看其能不能为程序化的任务提供一个已知答案。教师应注重考核分析能力及过程，而非标准答案。[5]所以，经济法课程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应以测试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核心。具体地可选用以下方式：

第一，仿真模拟。比如仿真模拟企业设立。可以让学生在同学中自由寻找合伙人或发起人组成团队，每个团队成立一家企业或者公司，形成《合伙协议》或者《公司章程》。从而能够使学生感性体会企业创建应遵循的法律规范。涉农专业以服务农村为主要就业方向，可适当设置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经济法律行为作为分析素材。

第二，视频题目。通过向学生展示一些经济行为题材的视频资料，让学生综合体会经济法律运用的奥妙。观后能就具体案例清晰地分析法律的运用手段及运用效果。比如，评论“互联网+”模式下农村居民网络购物权益保障问题等。农村市场较城市市场弱势，假冒伪劣等产品进入成本很低，是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分析的主要对象。

第三，农村社会实践及观摩。观摩教学是经济法教学中应该予以大量引入的。具体到课程考查环节，可以分两部分设置：一是自身参与农村市场活动，包括主要以消费者身份和以生产者身份，思考合同法、企业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二是对国家相关机关的经济管理行为进行观摩、思考，评价其法律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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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05-02

一、法学本科教育性质辨析：通识教育抑或职业教育

（一）通识教育是法学本科教育的基础

法学本科教育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准，担负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双重历史使命。法学本科教育性质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争论的问题。准确定位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对于优化教学体系、确立学科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的定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争议的焦点是：法学本科教育究竟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辨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着手。法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无论是法律通才还是特定法律职业人才都应是法律专业人才。所谓法律专业人才，就要具有基本的法律精神、深厚的法律知识和灵活的法律能力，都应该具有人文素质和法律专业知识。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基础层次教育，着眼于学生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法律知识的全面掌握，为中国基础法律市场提供充分的“法律职业人”和为这门人文社会科学本身以充分的研究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属于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了法学本科阶段，要注意学术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理性的养成。法学院的目标应该是使毕业生“能够在无须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的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而这一切只能由通识教育来完成。只有注重法学本科教育的通识性，才能在教学环节中真正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才能为后继的本科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提供优质的生源。

（二）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是法学本科教育发展的方向

强调法学本科教育的通识性质，并不是说其不应含有职业教育的内容，恰恰相反，法律本身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要求高等法学教育应该重视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尤其是允许在校本科生参加司法考试以后，本科法学教育就不仅仅限于对法学理论人才的培养，还要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因此，本科法学教育负担着培养法学研究型人员以及为司法机关（包括公、检、法、司）培养人才的双重任务。另外，鉴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国家机构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即使在民营单位和企业，也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者。因此，如果把法学教育局限在掌握理论知识之内，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我国尚未建立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前在“司法研修所”学习的职业教育制度，本科法学教育也在实际承担着法律职业训练的一部分职能。“法律同时是科学和技能，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职业”。法学教育不应该只重视知识的传递和学术的研究，而忽略职业的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

既然通过司法考试是进入法律职业最重要的常规性渠道，法学教育就应当考虑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注重同法律职业相结合。在法学教育中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职业训练等活动，不仅不与通识教育相矛盾，而且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司法考试体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些特定法律职业的要求，法学教育在保留其通识性的基础上，应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成份，以消除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的弊端。因此，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应当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且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能把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简单地定位成职业教育或通识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与职业教育相结合。这是因为，法学教育的性质是多维而非单一的。一方面，法学教育应当注重法律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不能只限定于法学知识的讲授，而应当向学生提供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讲解和学术训练，使学生养成“多知识角度的观点”，并进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正气质。［1］

二、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互相支持下的良性互动

（一）本科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的基础与前提

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于高等教育规模化和行业准入正轨化的历史背景之下，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本身就是高等法学教育规模化的一个产物。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连接点在于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是司法考试的起点，为司法考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格。［2］例如，我国本科法学教育由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依据教育部和司法部的要求，确定了14门核心课程。这些核心课程是我国大学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基本课程，所涵盖的内容与司法考试的内容基本一致。这种课程体系对法学教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提高法学院学生的素质起到了引导作用，司法考试也正是以大学法学教育为基础，它的主要考试范围突出了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

另一方面，大学法学教育以讲授法律原理，培养法律精神为主，承担着培养法律职业的人文素质、法律专业知识的任务。大学法学教育在法律职业的选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同的法律教育为构筑法律共同体提供了知识平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法治水平。［3］大学法学教育的成熟和完善，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法治秩序构建所依赖的法律人”，这是法律职业的正规化的要求，也是司法考试选拔人才的主要目的。

（二）司法考试是法学本科教育的检验器

统一司法考试虽然只是一种资格考试，不能代替法学本科教育的评价机制，但是却可以用来检验法学教育的产品是否可以顺利地走向法律职业市场，从而影响着法学教育一定程度上的未来走向，并且在实践中必然要经历与法学教育之间的互动，最终形成一种构建良好的制度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建立不仅仅属于内向纬度的，而且还会必然要求向外辐射到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职业遴选体制。所以，虽然司法考试只是法律职业遴选体制的一个环节，但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它已然成为了实质的首要环节。

同时，由于司法考试具有强烈的职业性目的，法学本科教育虽然不能以其作为教学指挥棒，但司法考试通过学生的个体选择会对法学教育施加影响。例如有志于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法学专业学生必然会参加司法考试；没有从事司法实务工作意愿的学生，通常也会把参加司法考试当作一次自我检验的机会，把通过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能力的证明。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会通过这种间接方式微妙地影响到法学教育的实施。

而且，司法考试在题型和内容的设计上，逐渐侧重对理论的分析运用，重点考察学生的基本分析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有助于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有助于法律教育结构模式的选择，有助于完善法学教育的管理模式。

三、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思路：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一）重新定位教学目标

传统法学教学忽视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职业性，从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学院校毕业学生的反映来看，普遍认为正规法学院校毕业的法律专业学生法学理论有余,法律实践能力不足。［4］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法学本科教育必须密切关注法律职业，并作出积极的回应，革除种种弊端，这是法学本科教育获得活力和竞争力的契机。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法学本科教育应坚持以通识教育为主，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心理素质过硬和适应能力强的，能够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实际工作和具有法学研究的初步能力的通用型法律人才。”人才素质方面，在传授法律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应当注重培养法律人的伦理价值、人文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传播法律的精神。质言之，法学专业学生不但要具有坚定的职业信仰和缜密的思维方式，还要具有高超的处理实务问题的职业能力。

（二）改良教学方法

从具体教学方法上来看，适应司法考试重视司法实践的遴选方式，法学本科教育应当对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将法律思维和实践技能训练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可以使学生更加符合司法考试对学生的考核标准。

目前在法学本科教育实践教学课程主要有模拟法庭、案例教学、法律诊所等形式，很多法学院开设这些实践课程时由于经验不足，课程流于形式化和剧场化，并不能达到这些课程要求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强化“实践教学育人”的理念。实践课程的核心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真实或高度仿真的案例，有目的、有选择地把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实际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学会思考、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培养学生法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提高学生的法学素质。

另外，还要使实践教学多样化。结合不同课程、不同教学内容的自身特点，根据教学目的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这样既满足了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又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可以帮助学生牢固掌握各种部门法知识。

（三）改革教学考评方式

评价体系关系到法学教学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障问题，关系到教学秩序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问题。［5］传统的法学教学考评方式通常是笔试。在笔试方面，客观题考查学生对法条和基本理论知识的记忆能力、对案例的分析判断能力。主观题则考查学生对理论和制度的理解能力、逻辑归纳推理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虽然两类试题的结合，能够测试学生的多方面能力，但传统考评方式缺乏对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的考量。而在司法实践中，说服当事人，表达委托人观点，法庭辩论，说服法官都需要犀利而准确的言辞表达，传统考评方式受到挑战。

因此，除传统的考评方式外，应考虑增加口试考核方式。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特点，设计具有代表性的题目，根据学生答题的表现进行评价。这种方式除有助于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外，还有助于学生锻炼抽象思维能力、环境应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从教学评价实践来看，法学教育的考评方式改革和司法考试由一次笔试到笔试口试两次考核的趋势不谋而合。

（四）加强法科学生素质教育

法学素质教育是指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与养成，其目的是解决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在中国语境下，素质教育有其特定的意义，是德才兼备的同义语。法学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是才的培养，品质修养和职业道德的养成则是德之体现，“德才兼备”方可称得上真正的法学人才。因此，司法考试在对法律从业人员遴选之时，将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纳入考核范围，是一种强性地灌输素质教育的方法，也是一种人文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对此，法学教育不但应对司法考试积极回应，更应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担负起对高等法学人才素质教育培养的责任。在法律服务远不发达，法律人公信力普遍不高的中国当下，这种责任更显得意义重大而深远。它直接决定了我国将来法律服务社会的价值走向，可以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创造必要的条件。

四、结语

司法考试对于本科法学教育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司法考试为本科法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而本科法学教育对于司法考试而言，既是前提又是基础。没有法学本科学历，不能参加司法考试；没有发达的法学本科教育，司法考试就缺乏充足的优秀的应试者。法学教育可以是多元的，应当充分考虑培养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能力。各个法律院系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能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生素质、教学设施等来安排自己的教学，考虑法学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联系程度，合理地开展教学活动。总之，司法考试不能忽略中国法学教育的实际，必须衔接好与法学教育的关系；法学教育应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以司法考试为契机，加快法学教育的改革步伐。

参考文献：

\[1\]潘剑锋,陈杭平.再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关系\[J\].法律适用,2008,(1):59.

\[2\]叶秋华,韩大元,丁相顺.建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关系——“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研讨会综述\[J\].中国法学,2003,(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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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思维方式不同于其他思维方式，其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思维方式。德国学者卡尔·恩吉施认为：“谁打算让初学者或外行了解法学和法律思维，谁就会感到，相比其他科学，自己遭受到各式各样的阻力和疑惑”豍。因此，法律思维方式的养成需要经过法学教育的专门训练。大多数人认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传递知识，但实际上传递知识只是法学教育培养法律人的途径之一。换言之，传递法学知识是法学教育的初级目标，而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进而养成法律思维方式则是更高层次的目标。因此，法学教育不仅在于知识的教授，更在于将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沉淀于学生的心智之中。

 

一、我国民法学教育的现状

 

(一)我国民法学教育的教学理念及目标定位

 

美国法学家庞德在20世纪初就曾经指出，法学教育不是教授法学知识，而是涵养法律思维，无论教授了多少实定法的知识，也无法追赶上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速度。我国大学的法学院在培养法科学生时，只注重理论灌输。产生此种理念的原因在于：首先，教师们认为学生们只要掌握了法律概念、理论框架就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将法律概念、理论知识贯彻到具体案例中解决案件。其次，我国的法学教师自身注重理论研究，忽视法律实务。关注理论问题的法学教师更多的希望培养出同其一样的理论型人才，能够在理论知识上深入探究;同时，由于教师本身忽视法律实务，也难以传授给学生其本身亦缺乏的法律运用能力。只注重理论灌输就会导致教与学各自为营，互不沟通，学生也难以真正的理解、消化理论知识。学生只需熟记要领和结论即可，法律课程最终沦为背背法条、背背理论知识的纯理论学科。这种现状导致我国的法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离，难以培养学的法学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最近几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数据显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都是法学。法科学生何以面临就业难?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学毕业生难以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很多在校学习优异的学生一踏上工作岗位就会发现自身存在的弊端——理论与实际之间隔阂太深，难以跨越。

 

在此种教学理念之下，教师努力培养学生成为能够进行法学研究、写作、的学术型人才，而非具有较强法律思维及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

 

(二)我国民法学教育的教学方法

 

我国的法律教育方法以讲授为主，教师在台上讲课，学生在台下听讲。虽然，近些年来教师开始关注案例教学法，但很多都是流于形式。很多教师在课堂上用几个案例填充枯燥的法学知识，一来是为求课堂氛围的轻松，二来将案例作为理论教学的点缀品。由于法学教师并未真正理解案例教学的精髓，他们只是对案例作出简单的介绍或者将案例作为例子，并未对案例进行深入的法学理论的分析。在课堂上，教师仍然是主要通过讲授的方式给学生传递法学原理。很明显，传统传授式的教学方法并不利于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

 

(三)我国民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

 

首先，从教材的更新角度看，我国的民法学教育存在很大的弊端。我国教材的撰写、出版、更新难以跟上我国立法和法学研究的脚步，很多法律条文或法律理论知识已经更新，而法学院学生们手上的教材却并未更换。即使根据法律的修改或理论的发展，教科书得以及时修改，也只是简单的替换，并未从整体的角度修改教科书。

 

其次，从教材的内容方面看，我国很多民法教材都是介绍民法的体系、基本概念、特征、构成要件以及法律效果等基本理论，很少涉及民法的核心精神、价值理念等。

 

再次，我国现行考试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掌握教科书或老师上课讲解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一些“死”的东西，学生想要得高分，只需要在考试前一个月或半个月认真背诵教科书上的重点知识、笔记本上老师讲解的知识点，而无须深入了解，就可以获得高分。这样一来，容易使学生的视野变得狭窄，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深入分析问题和全面观察问题。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学生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难以在踏入工作岗位后立即上手。

 

二、以培养法律思维为目标完善我国法学教育

 

(一)树立以养成法律思维为目标的教育理念

 

对于法律人而言，“思维能力是一个人所有能力的基础，集中反映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法律思维能力，就无法有效率地探知法律事实;无法合乎逻辑地阐释法律文本规则，按照法律规则或原则来解释法律现象;无法进行适当的法律推理;无法根据案件事实展开合乎法律逻辑的论辩。法律思维的形成要比法律知识更为重要，法律知识可能随着社会形势等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可以随时学习、随时补充，但是，法律思维方式作为特定的思维习惯，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它靠的是长期、专门的训练才能养成”豎。因此，需要转变我国陈旧的教学理念，转而确定法学教育的真正目标——培养法学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王泽鉴在其《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一书中，开篇就谈到学习法律不仅仅是要获取相关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法律思维和解决争议的能力。因此，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应摒弃以培养具有法学研究能力、能力强的学生的教育目标，而应秉着“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的观念，树立一种注重知识的输送更注重法律思维的培养的新教学理念。

 

三、改善以养成法律思维为目标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法学院系的毕业生大都不能很快地上手法律工作，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以来片面地强调法学知识，而忽略了思维训练。近几年来，我国法学教育意识到了法律思维训练的重要性，积极借鉴国外有关法律思维培养的方法，如“案例分析课”就是以“训练学生像律师那样思考”为目的的实践性课程。案例教学“能够为学生提供逼真的法律环境，提供独立思考、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这既可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又能够培养实战的感觉和能力”豏。

 

案例教学法是19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代尔大力推广下确立起来的，并从此成为美国法学院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中所谓的“案例”实际上指的就是上诉法院的司法意见。虽然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呼吁引进美国的“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但真正了解“案例教学法”的人并不多，很多人以为“案例教学法”就是“以案说法”，即在讲授法条的时候增加一些具体的案例，在增加课堂趣味性的同时加深对法条的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案例教学的实质是通过实例演练以使学生掌握相应的案例分析方法，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统一的法律适用方法。

 

王泽鉴先生也指出，实例最能训练、测试法律人的思考方法及能力。“学习法律的最佳方法是，先读一本简明教科书，期能通盘初步了解该法律(如《民法总则》)的体系结构及基本概念。然后再以实例作为出发点，研读各家教科书、专题研究、论文及判例评释等，作成解题的报告”，若法律学习只注重理论，其效果“甚属有限，因为缺少一个具体的，引导着你去分析法律的规定、去整理判例学说，去触发思考，去创造灵感”豐。

 

以特定的请求权基础(完全的法条)为基础，将案件事实归入请求权基础的构成要件中，也就是，用请求权基础的构成要件去涵摄案件的事实，从而判断请求权的成立与否。这种法律适用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也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法律思维，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四、改善以养成法律思维为目标的课程设置

 

“从民法科学和法律教育上说，每一个受过德国民法的严格训练的人，没有不对请求权基础的思考方法耳熟能详的……这是德国民法科学成熟发达和法律教育质量较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培养了无数法律家的法律思维，意义非同小可”豑。我国可以学习德国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在新生入学时便开设专门课程讲授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以便学生对该法律适用方法有一个大致的掌握;同时，在主要课程的安排上，不仅有以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目标的讲授课，而且还应配有训练案例分析方法的练习课。德国法学院低年级学生的主要考核方法是案例分析。由任课教师给学生布置一些复杂的案例，学生按照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分析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最后推导出答案。若学生在分析案例时遇到一些有学术争议的问题，也只需大致地将各家观点陈述出来，然后选择一个自己认可的观点。学生选择任何一种观点都不会对其成绩产生影响，因为评价的主要标准在于学生案件的分析思路而非观点。也就是说，德国的案例分析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这不会将学生的思维遏制住，反观中国的案例分析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学生的思维永远被狭隘地限制在一种观点之下，很难有所进步。当然，案例教学必须与理论教学同时进行：首先，在传统理论教学过程中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其次，在学生已掌握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开设单独的案例教学课程;最后，在师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开设不受目前法学各学科格局限制的案例教学课程。

 

在德国，待法学学生进入高年级以后，就要通过开设讨论课以着重培养其学术素养。在讨论课上，教授事先分配几个讨论题目给学生，然后学生独立完成论文。完成后还需在课堂上向其他同学与教授报告自己的论文，再由同学与教授点评。值得注意的是，讨论课论文的题目一般都是描述性的，学生在写作的时候需要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汇编，如此一来，学生对该问题就能有全面的认识，收益良多。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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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方法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法律方法，首先是讨论法律方法论和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首先这体现出学界在学习和接受国外一些法学理念和法学知识过程中的具体理解出现差异，其次，从一个法制欠发达的国家来进行法学方法的谈论，主要是由于缺少一种理性的建设法治，谈论法治的思想难免会出现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国外很多着作在我国传播之后，引起了学者讨论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方法论之间的用词问题，主要的争论的焦点在于我国部分学者从德国法律文化背景方面研究整套理论，他们发现法学方法主要是对法律知识进行研究的方法，所以我们应该称其为法学方法论。但是法律方法主要是法律人在进行案件裁决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些法律手段，这时候法律人不单单需要查找正确的适用的法律，还需要将法律背后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寻找出来，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称其为法律方法论。

伴随当前法治研究和法治建设进一步的深入，法治理念逐步朝法治新常态进行研究，在此条件下，我国在法律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也逐步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前期的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论出现了一定的延续，法学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向法理方面进行演进，逐步转变为部门法学。部门法学在进一步研究法律方法论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的贡献，新常态是现在一种比较热门的叫法。法学理念在司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在法治新常态的条件下，进行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和公正司法，让国家处于快速法治化的阶段，让良法善治得以实现。

二、法律思维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思维主要指的是通过法律逻辑的运用，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手段。思维手段不同，思考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权衡利弊的重点也会不同，一般人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然而法律的重点在于对事物合法性的分析和判断，也就是围绕着是否合法来对相关问题进行合理的判断和思考。只有形成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才可以确保人们趋利避害的正常思维在法律的规范下，对某一事件进行理解和判断。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依照法律思维进行思考，从法律的角度把问题解决掉，确保合理的推理技术和手段得到正确的使用，如果脱离了法律规范，那么法律思维就会变得非常空洞。法律思维是很专业的东西，相关法律术语是一些基本的要素，通过法律语言把问题法律化，然后来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分析，最简单的问题需要使用最纯粹的法律问题来进行解决，处理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是如此。

三、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法律思维在法律领域中得到了很大的应用，主要是从主观上进行法律分析思维，在信息方面进行加工取得一些认知，并且能够通过这种认知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指导，所以法律思维主要重点在于法律人通过对法律思维的应用来处理问题，并且得到相应的结论。目前来看，法律思维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侧重于法律思维的特征，而没有很好的研究和分析法律思维在运用过程中的方法。另外我国学者在研究法律思维的过程中，没有像法官、律师等专业法律人研究的那么深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法官是最主要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结合的运用者，他们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都会使用到法律思维，在运用法律思维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思维，比如说法律方法的思维进行结合。通过法律思维，配合一些其他的法律解释和法律理论更好的解决问题，从法律思维的研究方面来说，就是需要如何通过法律思维、法律理论来解决相应的法律问题。

从当前法治实践来看，法律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学者最需要分析法官在实际审理案件过程中使用的法律思维，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官仅仅是使用法条来做出相应的判断，而没有分析作出判断的整个过程，这就造成了判决理由的缺乏。这与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有着重要关系，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不单是在本科阶段，就是在研究生阶段，也没有进行法律思维课程方面的开设，法学教育没有培养法学生的法律思维，造成很多毕业生在这方面的能力缺乏。国家除了要制定法律，并且研究法律的使用以外，还需要进一步普及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但是这方面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以前有学者曾经说过，法律制度是能够很好的移植的，但是，法律思想却是很难的。

四、法律方法、法律思维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一）法律方法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在案件判决的时候，法官会通过一些法律方法的使用来将法律结论寻找出来，要想让案件的真实情况和法律规范进行比较，那么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找出相应的法律规范语句来，在案件判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小前提的案件事实确立起来，然后根据这些案件事实查找相应的法律，接着是通过这些法律推理来将法律结论得出来，在法律推理的时候，法律人的或许可能会遭到很多法律规范模糊不清的情况，法律解释的手段就需要使用起来，所以我国在法制建设的时候，法律方法一定要得到很好的使用，如果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方法，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法律适用情况，而对法司法权威产生一定的损害，对我国的法治发展是有阻碍作用的。

法律方法主要指的是法律操作人员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的一种基本技能和操作手段，是对法律进行维护和实现的基本技艺，法律方法在运用的过程中，往往是对一些案件的使用，法律操作者需要依照之前所讲述的一些基本步骤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相应的裁决，所以通过法律方法来对案件进行裁决可以让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案件判决的过程中，应用法律方法需要进一步的结合法律思维，在法律方法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使用到法律思维。法律思维在法律操作者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二）法律思维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我国发展法治和谐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观慢慢的要被体现出来，我国在进行法制理论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了多年的研究。我国的法律思维、法律方法逐步在进行深化，法律思维主要是让人们通过一些法律逻辑和法律方法来对问题进行思考和处理，所以法律人员以及普通公民在法律思维层面水平的高低，对法治建设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公民还是希望通过法律手段之外的方法来把日常纠纷解决掉，因此，法律权威的建立、法律的信仰养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需要相关的法律职业者以及普通公民更好的通过法律思维来对问题进行思考和处理，然而从目前来看，我们很多法律职业者虽然懂得法律知识，但是也不一定能全部使用法律思维处理解决问题，所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加强对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法律思维在使用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如何让法律人驾驭法律方法，使用法律思维在案件当中进行具体使用，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人一定要依照法律思维进行各种其他特性的延伸，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在法治理念建设的过程中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办理具体案件的时候，执法和司法都是一种法律思维的体现，不能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逻辑胡乱进行，执法和司法一定要尊重法律、尊重司法的相应流程和规律，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通过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共同解决案件。

五、结语

研究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提升运用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的能力，不单单是法学界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确保执法和司法的公正性，确保法律可以深入人心的重要方法，从而让我国的法治进程进一步的加快。

参考文献：

[1]梁开银.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契合点[J].法学评论，2011.

[2]孙光宁，焦宝乾. 迈向法治新常态下的法律方法论研究2015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报告[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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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楼先生在《法律教育》一书中认为，法律人应当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道德，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首要价值标准。法律职业伦理素养是法学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人才应比社会一般公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且还要达到其特有的职业伦理标准。孙晓楼先生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作的规划中指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不合乎法律的本质上的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所以，在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学专业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是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导下的职业，法律职业者在其职业活动中肩负着正确适用法律、公正解决纷争、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在法律职业活动中，对从业者的道德水准的要求是高于普通人的。在法学教育中，通过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培养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对法律的崇尚与信仰，逐渐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二)培育法律职业群体

法律职业群体是以从事法律事务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特殊性职业人群。法律职业群体的形成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韦伯所说：“我们近代的西方法律理性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的产物。一方面，资本主义热衷于严格的形式的、因而――在功能上――尽量像一部机器一样可计量的法，并且特别关心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权力的官僚理性主义热衷于法典化的系统性和由受过理性训练的、致力于地区平等进取机会的官僚来运用的法的同样性。两种力量中只要缺一，就出现不了近代法律体系。”法律职业群体应当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化的专业人士，他们的语言、知识、思维、技能以及伦理都与普通人不同。这其中法律职业人共同的法治观念与价值追求是其得以划分为独立的职业群体的伦理基础。“法律职业的最高品格是公平、公正，对法律职业者而言，这既是执法的技术问题，更是一种道德要求。尤其是司法官员所从事的司法活动常常是被视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惩恶扬善，抑浊扬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要求他们在个人品行方面必须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直品格，能够成为社会公众依赖的楷模。”法律职业群体高尚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声望的重要保障。

法律职业群体的道德内化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实践过程而实现，所以，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是提高法律人才职业道德标准，培育法律职业群体的基础性工作。

(三)净化社会法治环境

法治社会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具有较高素质的法律职业者。史尚宽先生指出：“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犹为重要。”在法治社会中，相对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职业群体的职业道德水平是更重要的方面。正如丹宁所言：如果法律因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败坏的律师们而得不到公平的执行，就是拥有正义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的法律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法律教育担负的不再仅仅是生产法律知识和传授法律智慧的责任，更主要的是要担负起建构法律共同体、塑造法律的品格并进而塑造法治社会之秩序的重任。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有利于培养一批有良知的法律执业者，客观公正地执行法律，推动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法治社会需要具有较高素养的法律职业者，法学教育必须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培育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人才。“他们所要承担起的历史使命是对法治社会之建立给以深远的思考和计划，因而在法治的推进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体之集团整体性，有着进取的意义并展现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意义世界――为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们旨在享有的社会。”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改革法学专业课程设置

法律职业伦理既是一种内心意识，又是一种能力。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需要知识的积累，所以，在法学专业教育中，通过课程调整，可以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首先，要开设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我国虽然在大学里法学院众多。但在本科生中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寥寥无几，仅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的法学院在近几年开设了本门课程。相反，在国外，“法律职业伦理课占它们教学的半壁江山，否则的话，就会产生技能越高害人越深的作用。用他们的眼光来看的话，一个知名的法学院如果没有开设这门课，他们会感到不可思议的”。我们应当在法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中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通过系统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引导学生认识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增强职业荣誉感，自觉加强法律职业伦理修养。其次，要在法学专业课程中全面渗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职业伦理是与法学理念、价值和法学知识不可分离的，在法学专业课程的讲授中应结合所学内容，突出法学理念与价值，让学生感受深刻的法律思想、光辉的法律人格、独特的法律魅力，从而坚定法律信仰，奠定法律职业伦理自修能力的基础。再次，要加强通识教育。在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计划中要加入通识课程、跨学科的课程，开阔学生的学科视野。虽然法学有其自身的学科体系，但是，法律所调整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学生在未来的法律职业活动中能够作出正确的伦理评价与判断，就需要在法学教育阶段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跨学科的知识。加之，法律职业伦理有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可以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底蕴，为学生构筑追求真理、培养信仰的精神家园。

(二)提高法学专业教师素质

法学专业教师是引领学生走入法学殿堂的领路人。法学专业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学生的职业伦理水平。提高法学职业教师素质是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要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在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下，教师对法学教育的认识是传授法学知识和培养实践技能，缺少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意识。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改变重知识、重能力、轻素养的观念，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作为贯穿法学教育教学始终的教学任务，把知识、能力和伦理水平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综合指标，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法学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提高教师的法律职业伦理水平。法学专业教师的职业伦理水平关系到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成败。要发展教师认识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伦理能力，提高教师对法律知识、法律制度、法律现象等进行法律伦理分析和评价的能力，把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融会到法学专业知识的教学之中，在对个案的分析中渗透法律职业伦理判断。

(三)更新法学专业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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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阶段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目标定位不准确

目前我国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法学院校，基本都以培养法律工作者为目标，而法律工作者大多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工作人员及法律研究人员。但一名合格的法律人不仅要掌握法律专业知识，还要具备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这样才有可能处理好不同专业领域的案件；同时还应该具备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及较高的职业道德操守。这些专业知识与实际能力的具备需要日积月累、反复实践，还需要经验丰富的导师和足够的教学资源。英国的法律教育在大学阶段分为基础知识教育、职业技能训练和最本文由收集整理后阶段的实习，类似于医生的培养；而美国则以研究生教育为法学教育的起点，因为他们认为法律工作者承担更多的是社会责任，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职业操守。反观我国法学教育大多都是以获得文凭为目的，而且各种类别、各个层次都有，还包括所谓的函授、夜大等，直接造成文凭泛滥人才奇缺的尴尬局面，而我国法学教育肩负的培养合格法律人才的目标的实现更是无从谈起。

（二）实际能力的培养不到位

当前法学教育普遍注重灌输法律知识，学习方式主要是课堂教学，学生的知识来源不是课本就是老师的讲解，而且方式上大多是被动地记忆，这样学生可能会系统地掌握了法律知识，但学生从始至终都没有或者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老师说什么就记什么，课本怎么分析就是什么，不知道也不习惯从自己的角度分析问题，只是被动地接受与记忆，而不是主动地批判地看待问题，而法律工作者最需要、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批判精神。同时我国法学教师多数是从学校到学校、从理论到理论，他们自身都缺乏实践经验，而且我国现有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主要看的还是科研成果与理论文章，至于符合法学专业特点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却不作为评定依据，更何况在我国法学教师承担法学专业学生培养的主要任务，欠缺实际经验的老师如何能培养出不欠缺实际能力的学生呢？即使现有为数不多的能力培养课程也很少有类似于法庭调解、法庭辩护、庭审实践或律师实习等这样的课程。虽然有近半年的实习期，但学生基于考研、就业等各种毕业事项的压力根本不重视；实习机构对实习学生实际能力不太信任，更不愿意为其承担风险和投入成本，即使接纳了实习生所谓职业技能训练往往就是“打杂”或者流于形式。

（三）法律职业素养教育缺乏

我国的法律发展历史在近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外源型的发展，并不是本土内在的自发的发展类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法律文化和法律精神是有所欠缺的。虽然几十年来法律文化的发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因为欠缺而导致的问题始终还在，比如当前法学教育过于重视法律知识和法条的训练，却完全忽视法律职业素养，更不用说对学生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毕业之时只知法律条文，不知法律文化，更不知法律背后的渊源和价值所在。这样的结果不太理想，法律虽然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法条会不断修改更新，但不变的就是法律背后的东西，比如法律精神与法律文化，还有法律价值等；同时法律也不是孤独的学科，必须也只能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完成法律工作者的使命，发挥法律的作用。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中职业素养的缺失，导致学生的学习目的太过功利性，仅将其作为工具和手段，缺乏对法律价值的追求和法律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教育环境培养的是以法律为工具的投机者、冒险家，而不是法律至上的正义使者。

二、我国法学教育的完善途径

（一）调整法学教育格局，结合培养能力设定不同的教育目标

优化我国法学教育结构首先应该根据院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培养能力、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确立不同的、有可能实现的教育目标。法学教育必须遵守人才培养的规律，如普及型的法律教育以普法为首要任务，主要是为了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强化人们的法治观念，以充分发挥法的社会服务功能，为法治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务型法律教育自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比如法律逻辑思维能力、法律推理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都是以后从事实务要具备的，还要有一个或多个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比如处理经济类案件对公司企业的财务制度要有基本的了解，处理医疗纠纷就要对医疗领域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复合型法律人才；研究型的法学教育则以培养法学教育和法律研究人员为目标，培养方向更倾向于法学理论的学习与科研能力的提升。因此。我国大专层次以及成人、在职性质的法律教育还有各个高校的法律基础教育应以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为目标，以基本了解和掌握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为教学首要任务；本科层次以及法律硕士教育应以培养法律实务人才为目标，既要学习现有法律制度还要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法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教育则以培养研究型人才和法学教育人员为目标。

（二）引入案例教学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法律属于应用型学科，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它终究要与实际相结合。法律应用人就要具备分析法律的能力、概括法律事实的能力、多角度的说服力缜密的论证能力等。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不足的地方太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真正落实案例式教学。案例教学总是先设定条件与问题，能调动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主动思维，使学生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法律，学生的知识源于自身实践。老师此时扮演的是引导者的角色，与学生通力合作。目前很多学校和老师都主张案例式教学，但大多将其作为法学教育的辅助工具，当然这种教学方法的真正落实需要教师本身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选择的案例必须能体现法律的复杂性、争议性以及不同解决方法的冲突性，过于简单的案例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大部分适合的案例需要教师精心挑选或设计。

2.引导学生确立多个思维方向，能用不同角色的角度看待相同的案件，为不同角色的利益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法律的思维规范性很强，离不开规范的法律用语，法律思维也是逻辑性很强，坚持三段论，需要的是冷静与缜密，所以法律需要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角度是需要后天的反复训练，而且这样的训练不能有固定的模式，要保持灵活多变。传统的法学教育都是从法官的角度看待案例，通常是假设你自己是法官你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在我国的法律环境中法官的职责就是严格遵守法律，法官要探求的是法律的本意；而对于律师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在法律的环境之下怎样让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法学教育中不能给学生灌输固定的思维方向，而是让他们多种角色都尝试，毕竟不同的角色对同一个案例诉求不同，思考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而且学习法律的人除了做法官、律师还可以做很多与法律相关的职业。更何况即使选择一种法律职业，以后把对方职业的思维模式掌握清楚更利于做好自己的工作。

3.授课教师要多元化。不能只局限于有很高学历的法学研究型人员，其实也可以是从事实务的法律工作者，如律师、法官、企业法务人员，每一个来自不同领域的法律工作者给学生带来的都是不同的经验与思考；也可以采取措施增强本校教师的实践能力，世界名校法学院的老师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从事法律实务。

4.重新定位学生的实习课程，要让学生真正在实习中有所收益。实习课程是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学校要与实习机构及时进行沟通与协调，科学安排实习课程的时间，尽量减少或避免与各类考试的时间冲突，学校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实习基地，配备自己的实习指导老师，让实习课程真正成为法律专业学生的必修课。

篇13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必须重新审视监狱工作，用法治思维思考监狱工作、指导监狱工作、定位监狱工作，完善监狱管理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监。

在依法治国的视野下推进依法治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着力建设一支 崇德尚法的监狱民警队伍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监狱人民警察只有崇德、尚法、守法，才能做到公正、严格、廉洁执法。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只有着力建设一支崇德尚法队伍，才能更好实现依法治监。

着力提高民警的思想政治素质。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队伍，教育民警，使之拥护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认同我们的职业，做到四个忠于（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四个在心中（党在心中、法在心中、正义在心中、人民在心中）；要教育民警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培养法治精神，使之发自内心地认同法律、信仰法律、遵守和捍卫法律，把依法办事当成一种习惯。

着力培养依法治监的业务工作能力。要高度重视监狱民警的培训和再教育工作，要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民警学法、知法、用法，要加大培训经费的财政保障力度，做到每位民警一年一次小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三年一次大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由于监狱封闭管理的特殊原因，要加大对外学习交流的力度，使监狱民警更多地了解社会，更好地改造罪犯。通过培训交流，使一线民警真正成为正确运用法律开展监狱工作的行家里手。同时，要在民警中牢固树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意识，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严重后果的民警，要及时予以严肃处理，促使其敬畏法律，遵守法律。

着力做好新民警的招录培训工作。招录上，应创新招录方式，科学合理设置专业，充分体现监狱元素和警察特色。要加大政法定向招录力度，让更多的军队转业干部和退役士兵进入监狱警察队伍。要加大法律专业民警的招录比例，不断提高队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培训上，借鉴浙江等发达地区省份的成功经验，凡面向社会公开招录的公务员（警察），均应送到专门的警官学院进行不低于一年的专业培训，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过硬的业务技能。这是培养新民警依法治监素质和能力的关键所在。

着力加强依法治监 所需的法律、制度建设

从依法治国的视野来看，目前，监狱实现依法治监的法律制度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监狱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监狱实践看，我国监狱制度的法制化建设严重滞后于国家建设的需要。《监狱法》虽然出台了20年，但定性内容多，难以适应监狱管理的复杂局面。特别是监狱体制改革过后，监狱的管理体制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监狱法》仍没有进行及时修订，加上刑事法律形成完整成熟的法律体系尚待时日，刑罚执行的具体实践上难以准确把握和操作。

尽快完善监狱法制体系建设，是依法治监的前提和基础。有关立法部门和监狱主管部门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对监狱工作的要求和监狱工作实际需要，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相关国家的监狱管理经验，尽快出台《监狱法实施细则》，使依法治监工作有法可依。同时，对监狱内部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的、符合法治精神的管理经验，符合监狱工作规律的具体做法，应以法律、法规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真正使监狱工作的每一项执法环节和执法环节中的每一个执法活动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依规追责。

着力加强监狱保障机制建设。监狱经费保障上，《监狱法》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于我省经济欠发达，尽管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但监狱所需经费仍以较低的标准进行保障，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监狱经费远远不能满足监狱实际工作需要。经费不足也使监狱干警工作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在我省政法系统中，监狱的行政经费保障是较低的。在监狱布局调整上，与其他经济发达的省市相比，我省监狱硬件建设上较落后。有的重刑犯监狱就连监控设施都远远跟不上实际工作需要和上级的工作要求。监狱布局调整非常迟缓，历经多年仍未完成。

对此，政府应着力加强保障机制建设，一是加大布局调整支持力度，决策确定后，就坚决贯彻执行，不能反复变更。从纯化监狱职能出发，建议由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完成修建监狱工作，使监狱的任务职能主要放在依法治监上；二是加大经费保障力度，适当的增加和提高有关经费，保障监狱的正常运行；三是采取适当优惠政策扶持监狱经济发展。如尝试将监狱产品纳入政府采购、利用银行贷款以政府贴息的方式促进监狱企业更新升级等，减轻监狱的压力和负担，使监狱能够集中精力推进依法治监，为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发挥应有的作用。

着力处理好 法、理、情的关系

监狱人民警察既是执法者，又是管理者和教育者。作为执法者，关键要做到有法必依，严格执法。作为管理者，重点在于以理服人。作为教育者，要以情感人。

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要防止两种“情”：一是要防止改造过程中出现“日久生情”。特别是重刑犯监狱，干警工作年限与罪犯的服刑年限差不多，长期的管理和教育极有可能产生较深的感情，就可能对罪犯违反监规纪律视而不见，严重影响执法效果。二是要防止执法过程中的“冷酷无情”。有的干警不深入了解罪犯的情况，对罪犯管理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冷漠无视，只图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注重改造质量，从而导致执法效果不佳。

要把法、理、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正确把握法治意义上的情和理。法律采纳的情和理，应该是正义、人道、善良的情和公正、文明、求真的理，这种情理蕴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与法治精神是一致的。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把好刑罚执行的标准、尺度和程序，执法的过程中不能出现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等问题，决不允许任何一名罪犯享受法律之外的“特殊待遇”。建立执法回避和定期交流制度，监狱民警与其直管或分管的罪犯有足以影响其公正执法关系的，应当采取调离罪犯或民警等措施予以回避。同时，要出台交流规定，对民警在同一个监区或部门任职时间较长的进行交流任职。

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要严格执法、严格管理，充分体现法律对罪犯的“惩罚”；要加强教育改造，把作为“负数”的罪犯改造成为“正数”的守法公民；要通过劳动改造促使罪犯转变劳动观念、培养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要通过对罪犯情的感化和理的教导，来体现法的威严。

着力用法治思维 思考监狱其他工作

任何决策都应符合法治精神，体现依法治监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