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法治思维的前提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培养法治思维的前提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教，必须加强法治教育。加强法治教育，全社会有责，而学校教育具有最直接、最集中，最系统、最有效的作用，在加强法治教育中扮演着无可比拟的重要角色。

学校在教育工作中如何加强法治教育？

一方面是要对学校管理者加强法治教育，做到依法治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综合改革，推动内涵发展。依法治校是在学校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各个行业、领域都要实现依法治理。学校作为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需要按照法律至上、保障权利、制约权力的原则，实行依法治校。依法治校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新型政校关系的根本保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要求实现政府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依法治理。切实转变办学和管理的理念、思路、方式与手段，为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奠定坚实基础。依法治校是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与效益，办人民满意教育的迫切需要。当前，学校管理活动的自主性、复杂性、权利义务关系的多样性显著增强，法律问题、管理漏洞与矛盾纠纷日渐突出，给学校管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学校必须通过依法治校，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必须在管理中重视对自身法定义务的遵守，依法实现与公民、社会其他组织的对话与合作，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依法治校是学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保障。加强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教育，培养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各级各类学校把培养具有现代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依法治校是构建符合法治理念的育人环境，培养学生学法明理、树立公民意识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是对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的法治教育，培养现代法治人才。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依法执教是依法治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校在学校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全面加强依法执教，对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校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教师，落实依法执教，最根本的就是学法、守法、用法，注重师德修养、增强法制观念。实行依法执教的前提是学法、懂法。不懂法律知识，没有掌握教育法规，就不可能有运用法规的能力，也就谈不上做到依法执教。作为教师，既是社会公民，又是教育工作者，因此既要学习宪法、民法、刑法等国家层面的法律，也要学习教师法、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行业法规，还要学习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学习，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严格依法办事，依法执教，把教育办成公平正义的教育。

教师要自觉学习《宪法》《刑法》《民法通则》《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知识，要具备起码的刑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基本知识。教师尤其要注意学习有关教育工作的各种法律法规，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通过对教育法律法规基本知识的学习来系统掌握教育法的本质特征、法律规范、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实施教育法规。还要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及地方性教育政策、文件，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条款的要求。在法律法规的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法条注释与法理分析相结合，通过案例释法、学法，储备知识，规范行动，不断提高依法执教的能力与水平。这样才能肩负起培养合格法治人才的重任。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让法治成为人民的信仰、国家的信仰，是法治教育的核心。要实现从法治意识到法治思维、再到法治信仰的法治教育目标，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法治素质，必须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中纳入法治教育的内容，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法治机构共同参与的全面的法治教育体系。

进行法治教育，要从培养法治意识开始。法治意识是对法律法规和法治制度等的理性认识和把握，是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动力。培养法治意识，一方面靠学习，一方面靠行动锻炼，做到知行结合。为此，认真落实教育普法规划的要求，开展好法律进课堂活动，做到学生法制教育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中小学校要将学生法治意识、法律素养，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考核。要深入开展学生法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丰富法制教育的形式与内容，让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了解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要把法治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各种校园宣传媒体与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讲法律原则和知识，将平等自由意识、权利义务观念、规则意识、契约精神等理念，渗透到学生行为规则、日常教学要求当中，凝练到学校校训或者办学传统、教育理念当中，营造体现法治精神的校园文化氛围。

篇2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①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②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99页。

①「美伯尔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4页。

② 张文显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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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化大都市;城市治理;法律信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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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西安的首要目标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把西安建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变革,不仅涉及城市物质环境的建设,还涉及到社会价值观念、政策法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当前,在城市治理过程多种思想并存:以作为超越法孕育出的西方法治观念与目前的国情不相适应,传统道德和伦理体系又缺乏刚性的约束力。这种文化多元的结果就会产生城市治理上理念的冲突,如何把这种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它有序而不失控,多元而不失调将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重大课题。纵观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治理过程,法治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些城市里已具有普遍的法律信仰。我们认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应先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提高西安城市的法治化治理水平。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及价值

所谓法律信仰是基于社会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的产物,是长期的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把握社会法律现象的特殊方式,是社会法文化系统中各种主观因素的有机整合和高度提炼。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

法律信仰包含着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理性推崇,寄托着公民对法律的全部理想情感,是社会主体对其利益体现出的追求、对欲望的合理期待,这是法律信仰与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体在不断接受法律的治理与保障的过程中,感受到法律的内涵和外延是与自己本质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感到法律是自己利益的确认者和维护者,以及在利益受到损害时的救济者。正是由于上述信念的不断强化与累积,从而上升为一种精神信仰。因此,对法律的信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体理性的自觉。

法律信仰的实质不是对具体法律规范的信仰,而是对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有序生活过程的信仰。这就要求社会主体普遍信仰的法律够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为宗旨充分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和权利要求。在确保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上,达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良好秩序。从而真正树立起广大民众对法律的信心,达到信任法律,进而信仰法律。这既是构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确立和培养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工作和重要前提。

二、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过程中培养法律信仰的重要性

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是与这个城市的发展状况、整个国家发展达到的社会阶段密切相关的。以严谨、高效、透明的法治环境著称于世的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时曾说:“法治是香港社会的基础和核心价值。特区政府一定坚决捍卫法治,尊重司法独立,保障市民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公义。”提高城市化治理水平则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和保障。而一座城市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大多数的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主体的尊重、认可和接受,也就没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治就会论为人治。

西安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五年西安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以造福西安人民为根本目的,实施优势产业支撑、先进文化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生态环境提升、民生持续改善、国际化水平大幅提高六大战略,努力开创西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与当今一些比较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西安在城市硬件建设上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在软件环境尤其是法治化程度仍存在一定差距。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提高城市法治化治理水平已经成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保障,对于培育城市竞争力、提升城市品质意义重大。

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提高城市法治化治理水平,就是要在城市治理过程中通过各种切实有效的方法使他们产生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的情感,进而培养他们对法律的信仰,以唤起社会主体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即将法律信仰内化为一种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信仰,从而加速完成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使命。

三、国际化大都市视域下法律信仰建立的途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多年的立法活动,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为我们进行城市治理法治化提供了运行的基本模式和框架。然而现实是社会主体仍与法律之间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出对法律的冷漠、规避或排斥,而不是对法律的热情、认同和参与,外在的法规则与内在的法律信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与断裂。针对当前的现实环境,西安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也应以在社会主体中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为前提,以提高城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作为保障。当前实施的途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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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法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基础”课教育者正确把握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积极探索教学方法，使“基础”课中的法治理念内修于心，外显于行，切实实现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教学效果。

一、“基础”课法治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又称个案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需要，采用案例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研究、锻炼的方法。案例教学法最早在 20 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课程的教学中采用，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引入并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在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历来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所谓案例，就是现实生活中某个真实发生的典型事件的实际情境的描述，在这个情境中，包含有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 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当案例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与教学目标相关联或相一致时， 才能称之为教学案例[1]。

“基础”课注重理论知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有较强的实践性。在“基础”课法治教育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第一，“基础”课法治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能激发学生对法治知识点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法治精神。

案例把“基础”课程中法治知识点的抽象内容具体化，把真实、典型问题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因此，通过案例教学，能增进学生对法治知识点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去思考和分析案例背后的法律问题，从而培养学生运用法治理念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法治精神。

第二，“基础”课法治教育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容易使学生将法治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社会的法治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培养法治理念的教学效果。

“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一方面强调学生在法治方面理论知识的提升和知识结构的完善，另一方面更强调学生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培养，让法治思维成为学生的一种生活习惯。而案例教学法，正是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与现实实际紧密结合的有效教学方法。案例教学的过程就是学生主动运用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中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的过程。在“基础”课案例教学中，学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一种教学实践情景。这种实践情景能使学生清楚地认识法治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学生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解决了现实实际问题，也培养了自身的法治理念。

二、“基础”课法治教育案例的递进式教学组织

以典型的案例为导入，展开“基础”课法治教育案例的递进式教学组织，能实现案例教学法在“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有效运用。具体来说，就是用典型的案例中基本案情反映的法律事件，为学生提供一种虚拟的教学情境，将案例情境带入课堂，让学生通过自己对案件的欣赏、解读和分析，在小组讨论中充分展开论证和思辨，在模拟法庭中扮演特定的法律角色，通过训练学生的法治思维，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递进式教学组织中，展开“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应合理设计案例教学的具体环节。

第一，学生查询资料环节。

学生查询资料环节是案例教学是否成功展开的前提。教师通过以多媒体或网络平台等形式给出案例的基本案情后，应注重引导学生关注案情的积极性，并结合法治的基本知识点，给出几个大方向的问题启发引导，如案例背后的法治思维问题，要求每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询案例中的法律知识点，探知案例中的法律问题，找出相关法律知识点，如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等，记录疑惑之处，为下一个环节的讨论和庭审做好应对的准备。这种做法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

第二，课堂案例讨论环节。

课堂案例讨论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并提高学生法律表达能力、论证能力和法律推理能力。在这个环节，教师要先根据学生自主学习中总结的法律问题的相似性，将学生进行分组，一般以8-10人为一个小组，采用小组研讨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在充分讨论交流中发现和解决法律问题。如针对案例中的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等知识点进行思考的同学，分别组合成小组。学生要利用自己查询搜集到的有关案情和法律知识材料来进行论证问题，说服其他同学，并提出自己的法律观点。这个环节教师主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在分组后教师要巡视各个小组，鼓励学生结合案情进行推理与提问，引导学生在合理的课堂时间内给出一定的交流讨论结果，并最终听取各个分组代表的案例讨论汇报。

第三，模拟法庭审理环节。

在小组案例讨论的基础上，由各组选出代表，扮演模拟法庭中的各个法律角色，如法官、公诉人、被告、证人等，展开模拟法庭的调查、辩论和裁决等审理实践环节。这个环节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学生自主学习法庭审理中的程序规则，准备法庭审理中的诉讼文书、辩护词等法律文书，并展开课余的模拟法庭审理演练，在课堂模拟法庭中充分展示其法律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法律论证能力。尤其在法庭辩论阶段，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灵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结合案例的播放过程，教师可以情景假设某一庭审过程，引导学生代表围绕案例中的法律问题展开模拟法庭审理的设计和演练，运用“公平正义” “正当程序”等法治理念进行法律推理，最终实现在课堂上展现一场精彩的模拟法庭。

第四，教师总结点评环节。

通过课堂案例讨论环节和模拟法庭审理环节，同学们基本上对案例中的主要法律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时就需要教师及时进行总结和点评，这也是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教师要指出学生在资料搜集、案例讨论和模拟法庭审理等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值得表扬的地方，做好对学生培养法治思维的讲解，引导学生积极掌握“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同时，针对社会舆情的各种正负面的信息，教师应从正能量的效果加以正确积极的引导。

三、“基础”课法治教育案例教学组织中的注意要点

选用典型的案例，展开“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在教学培养目标方面，“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应实现培养学生知识、情感和行为“三位一体”的法治理念。

一切教学法包括案例教学法在内，都是实现教学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方法服务于内容，案例是为了揭示理论，它是提升课堂效果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舍本逐末，以手段代目的，为了方法而方法[2]。因此，在“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中，不能为了案例而讲案例，而要实现培养学生法治理念的知识、情感和行为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从知识层面上看，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进行对法治知识点的法理解析。如2015年修订版“基础”教材从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五个方面来概括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其学理基础是将法律、权力、价值、权利和程序视为治国理政的五个基本要素。因此，“基础”课教师要在案例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充分挖掘案例中有关法律、权力、价值、权利和程序等五个要素上的法治知识点问题。

从情感层面上看，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激发学生在案例交流、辩论和分析法律问题的兴趣，培养学生“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情感，坚定学生深层次的“认同法治、尊重法治”的法治态度，最终实现以法治信仰作为培养学生法治理念的高境界要求。

从行为层面上看，教师在案例教学中要着重培养学生发现法律问题能力、进行法律辩论和推理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以及解决案例中法律问题的能力等，并在法治实践能力的培养中，真正使“基础”课法治教育中的法治理念知识内修于心，外显于行。

第二，在教学原则方面，“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组织中应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

教师在 “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主要是组织、引导学生围绕教学目的开展案例分析、讨论活动。而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要自主学习，查阅相关法律法规，搜集并整理有关材料，针对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充分论证其合理合法性和操作可行性。这将加深学生对相关法治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有助于学生法治理念的培养。

第三，在教学导向方面，“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案例教学中老师应正确解读案例，实现正能量价值观的教学导向。

如果说，在案例教学法的运用中，典型案例的正确选择是前提，那么，案例的正面解读则是关键。案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正面或负面的信息，只有正确地进行价值观的解读，才真正实现案例教学的教育效果。“基础”课法治教育中，教师应结合案例案情因素和社会舆情，给学生进行正能量的说理和引导，及时消除负面信息带给学生的负能量感受，从而引导学生以积极、正确的态度看待司法公正和培育法治理念。

总之，以典型案例导入，通过查询资料、案例讨论和模拟法庭审理等递进式教学组织活动，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在灵活生动的案例教学中实现“基础”课法治教育的教学目标，使典型案例与法治课程的基本知识点融为一体，使案例相关人员与学生的法治情感融为一体，使案例解析与学生法治理念融为一体，从知识、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实现“基础”课法治教育的知识理解、法治情感的体验和法治理念的培养。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基础”课法治教育也要与时俱进，积极培育学生学会用法治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把法治理念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提升其自身的法律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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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思维，把握新节奏。引领和助力新常态，是税务机关职责所系。当前，要尽快调整不适应新常态的思维方式，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税，坚持用法律的准绳衡量、规范、引导税收工作，不仅要依法征税、依法管理、依法服务，而且要依法带队，使各项税收工作始终沿着法治化轨道前行。要树立制度敬畏，涵养法治思维，将依法行政作为国税工作的生命线，让税收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使各项税收工作始终沿着法治化轨道前行，积极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的“税收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