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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重心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7 15: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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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重心

篇1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05-0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

4.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中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与结构性问题相伴随(高帆,2010)。需求方面,国内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启而不动、后劲不足的尴尬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是影响消费后劲的根本性因素。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供给方面,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复杂性增加。受金融危机和外贸需求降低的冲击,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条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明显。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铝化工、造船业、煤化工等等行业也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受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意愿增加的拉动,各地新材料、新能源及相关制造设备等新兴产业项目密集上马,市场尚未培育成熟已经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产业产能过剩调整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考虑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规划、附属企业的生存、区域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因素。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路径

应对经济复苏期内外部环境新的变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关键性任务:

1.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建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动力增长引擎。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内需即潜在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同时坚持稳定外需、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实现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双驱动。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2006)。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创造性地利用结构调整这一契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后发优势,通过精细发展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以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狠抓改革转机制增活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民生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通过增加就业渠道、调低国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为国民消费创造动力源泉。通过政策带动性消费和激发居民自主性消费,双管齐下。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和趋势,促进产业投资的高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约化、市场经济的有效化,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系统发展的理念出发,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当前发展的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加大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降低国民的消费不确定预期。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规划引导。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将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厉以宁,2009)。如何有针对性的推动新兴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实现突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下更大力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明确发展的重心。从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重心:以服务生产为重心,集中在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系统等等产业;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重心,集中发展现代旅游业、创意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方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竞争力。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和降低能耗、资源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来规划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公共系统的支撑能力,同时降低其能耗水平。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有利趋势,以城市群为中心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优化方面则要做好:(1)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积极调控好人力资源市场,消除各种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体制,建立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城镇化和发展小城市,吸引农民工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2)区域经济统一布局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发掘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统一区域要素市场,通过不断缩小国内的区域差距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3)优化农村经济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研方面的投入,优化农村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保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4)消费环境的优化。进一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培育信贷消费和绿色消费,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放心消费、健康消费。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N].经济参考报,2009-11-17.

[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经济研究,2006,(1).

[3]吕冰洋,余丹林.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4]霍达,李芸珊,王建东.能源价格与国民经济成长[J].中国软科学,2009,(1).

篇2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 转贴于  4.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中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与结构性问题相伴随(高帆,2010)。需求方面,国内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启而不动、后劲不足的尴尬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是影响消费后劲的根本性因素。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供给方面,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复杂性增加。受金融危机和外贸需求降低的冲击,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条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明显。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铝化工、造船业、煤化工等等行业也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受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意愿增加的拉动,各地新材料、新能源及相关制造设备等新兴产业项目密集上马,市场尚未培育成熟已经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产业产能过剩调整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考虑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规划、附属企业的生存、区域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因素。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路径

应对经济复苏期内外部环境新的变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关键性任务:

1.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建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动力增长引擎。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内需即潜在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同时坚持稳定外需、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实现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双驱动。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2006)。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创造性地利用结构调整这一契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后发优势,通过精细发展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以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狠抓改革转机制增活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民生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通过增加就业渠道、调低国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为国民消费创造动力源泉。通过政策带动性消费和激发居民自主性消费,双管齐下。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和趋势,促进产业投资的高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约化、市场经济的有效化,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系统发展的理念出发,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当前发展的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加大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降低国民的消费不确定预期。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规划引导。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将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厉以宁,2009)。如何有针对性的推动新兴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实现突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下更大力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明确发展的重心。从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重心:以服务生产为重心,集中在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系统等等产业;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重心,集中发展现代旅游业、创意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方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竞争力。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和降低能耗、资源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来规划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公共系统的支撑能力,同时降低其能耗水平。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有利趋势,以城市群为中心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优化方面则要做好:(1)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积极调控好人力资源市场,消除各种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建立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城镇化和发展小城市,吸引农民工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2)区域经济统一布局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发掘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统一区域要素市场,通过不断缩小国内的区域差距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3)优化农村经济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研方面的投入,优化农村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保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4)消费环境的优化。进一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培育信贷消费和绿色消费,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放心消费、健康消费。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N].经济参考报,2009-11-17.

[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经济研究,2006,(1).

[3]吕冰洋,余丹林.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4]霍达,李芸珊,王建东.能源价格与国民经济成长[J].中国软科学,2009,(1).

篇3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1-10(5)

作者简介:陈 刚 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浙江大学理学院教授理学博士工学博士后

商会经济是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现象。它是以商会为组织核心、以企业为组织成员,而形成的一个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型经济体,是城市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增长点。南京作为率先开展商会工作的试点城市,商会发展具备了一定基础,并在培育商会经济方面已经进行了有针对性地尝试与实践,对南京城市功能的转型提升将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一、回顾与分析:南京商会经济发展初具规模

南京的在宁异地商会发展走过了十年多的历程。在这十年中,南京的商会发展由少变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逐步形成了浙商、闽商、微商、粤商、苏商等商会群体齐头并进、争先发展的新局面。

(一)十年间南京商会发展的变化

从异地商会数量看,十年前外地在宁成立的商会仅有4家,其中具有总部性质的在宁异地商会有3家;十年后在宁商会总数发展为28家,其中具有总部性质的在宁异地商会有17家。

从会员企业数量看,十年前外地在宁成立的商会会员总数仅有700多家,会员企业超过100家的商会仅有3家;十年后商会会员企业达到3100家,会员企业超过1000家的商会有12家。

从投资发展规模看,十年前商会会员企业在宁累计投资仅2.5亿元左右,平均每个企业累计投资约357)元;十年后商会会员企业在宁累计投资达到2.5亿元,是十年前的100倍,平均每个企业累计投资超过8007万元。

从2007年南市创新开展在宁异地商会工作以来,具有总部性质的在宁异地商会发展迅速,其中有7家商会成功运作了投资担保公司等商会经济实体,5家商会积极筹划在宁建设商会总部大楼项目。商会运作模式的日趋成熟表明,南京在宁异地商会发展正朝着集聚化、多元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二)商会为南京发展带来的作用

一是拉动经济。据不完全统计,近3年来在宁异地商会会员企业在宁投资累计达到160亿元,分别涉及电子、信息、建筑、旅游、医疗、金融等20多个行业:除了会员企业外,由商会集聚的浙商、闽商、徽商、粤商、苏商等私营企业超过3万家,约占全市私营企业总数的四分之一;个体户近875户,接近全市个体户总数的40%。这些企业的发展对我市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是吸纳资源。长期以来,在宁异地商会为南京与外地市开展合作交流工作搭建了重要平台,先后参加南京市“重洽会”、“金洽会”等重大经贸活动30多次,积极参与南京市与外地市合作交流活动100多次,帮助有关区县、开发区组织专场招商活动200多场,引荐客商万余人次,为南京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招商资源、信息资源等。

三是共御危机。引导企业组团发展是商会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目前,超过半数的在宁异地商会会员企业间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组团合作。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商会企业纷纷迎难而上、抱团取暖、共寻商机,主动参与我市重大项目投资建设,不少商会企业启动了商会总部大楼项目的筹建工作,为落实“扩内需、保增长”战略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是弘扬文化。商会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市经济繁荣,同时还推动了南京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在弘扬创业精神、传播企业文化等方面,商会发挥了积极作用,给南京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在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活动方面,商会也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商会和会员企业平均每年投入于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累计近2000万元,仅2008年汶川地震在宁异地商会捐款达700万元,商会会员企业通过各种形式捐款累计超6000~-元。

(三)在宁异地商会发展初现“三大效应”

随着长期的发展积累,在宁异地商会发展呈现出“三大效应”:

一是板块效应。在宁成立异地商会的地区主要来自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区,其中浙江在宁成立的商会最多,共有9家(分别为江苏省浙江商会、南京市浙江商会、南京宁波经济促进会、南京市温州商会、南京市台州商会、南京市绍兴商会、南京市金华商会、南京市衢州商会、南京义乌经济促进会),构成了省一市一县在宁商会多级发展格局。这种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凸显出浙商、苏商、徽商、闽商等商会群体在宁投资发展的板块效应。

二是集聚效应。目前南京在宁异地商会的企业发展已形成“葡萄串”效应。比如南京市台州商会会员企业虽然只有200多家,但在宁创业发展的台州人有7万人,台州籍企业1000多家,注册工商户达4000多家。据了解,南京28家异地商会集聚的在宁创业人有数十万人,以商引商的集聚效应凸现。

三是辐射效应。由于南京在长三角、南京经济区、南京都市圈的特殊区域位置,一些发展成熟、实力较强的在宁异地商会开始把发展目光投向整个南京区域,定位于打造具有较强区域影响力和组团投资能力的品牌商会。据初步统计,在宁异地商会会员企业中有近300家企业正在以南京为中心在区域范围内扩张发展,进行跨区域、多领域投资合作。南京市绍兴商会、台州商会、温州商会等已经签订了在宁总部大楼项目合作协议,力争建设商会的区域总部,吸引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家进驻。

二、探寻与思索:培育商会经济所需的城市“土壤”

商会是城市发展中的一种元素,它可以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发展态势;城市是商会发展的支撑,是培育商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土壤”。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具备了发展商会经济的条件,商会也不是在任何城市都能做大做强。

(一)商会经济发展所依托的城市优势

结合当前中国商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和特点,我们归纳出一个城市发展商会经济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和优势:

首先,商会经济发展需要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经济发达的地区商人多,但未必商会多。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经济不及广州和深圳,但潮汕商人和文化名扬海内外:在浙江,温商文化、越商文化等享有盛名,但温州、绍兴也不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除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徽商、赣商、豫商等商帮文化同样独具风格,各有特色。由此可见,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底蕴是~笔宝贵财富,是培育商会文化、促进商会发展的基础,它与商会文化互融共生。

其次,商会经济发展需要特色的城市综合环境。独具特色的城市环境能够彰显城市魅力,增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城市综合环境涵盖了很多方面,比如区位环境、交通环境、商务环境、政务环境、人居环境等,只有在这些方面具备了与众不同的优势,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源,集聚更多的人气。特别是对于吸引一批外地商人离开原籍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设立商会组织,更需要创造出 宜商、宜居、宜游、宜学等综合环境优势,为商会经济成长提供优质“土壤”。

第三,商会经济发展需要丰富的城市社会基础。与单个企业不同,商会组织与政府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各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交流更加广泛,商会的全面发展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源来支持。目前,具备一定规模、发展比较成熟的商会不仅拥有一批会员企业,同时还广泛吸纳了金融、律师、学术、艺术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为商会发展丰富了资源、凝聚了智慧、拓展了平台、畅通了渠道。第四,商会经济发展需要较强的城市经济实力。发展商会经济最终目的是增强城市经济实力,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反言之,城市经济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才能为商会经济提供更宽、更广的平台。对于商会而言,只有培育出更多大企业,商会发展才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城市经济发展的提速,会蕴藏更多的商机,商会企业获得的发展空间会更大,商会经济发展的“土壤”也会更肥沃。

(二)南京具备培育和发展商会经济的优势

对照以上四个条件,可以认为南京具备了发展商会经济的良好基础,是一座非常适合培育商会经济、发展商会经济的城市。在文化底蕴方面,古都风尚的浸润,使文质并茂的人文传统与淳朴包容的民风习俗融汇和谐,形成了南京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在江、浙、徽文化融合的影响下,南京自古以来就是苏商、浙商、徽商流动、交融的集聚地。2009中国城市软实力报告中,南京的文化号召力位居第7位。

在综合环境方面,南京区位优势明显,地处传统长三角地区与“泛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结合部,是南北互动、跨江发展的长江流域中心城市,也是承接东西、传递要素的重要支点城市。

在自然环境方面,南京既有虎踞龙盘的山川地形,又有钟灵毓秀的南国风物,是一座具有东西合璧、南北交融之独特魅力的现代化都市。2008年南京获得“联合国人居特别荣誉奖”,2006~2009年南京连续4年进入“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前十名,2009年南京成为首批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省会城市之一。

在社会基础方面,南京省会城市资源优势明显,不仅集聚了数千家国家机关驻宁单位、省级机关和外地政府、企业驻宁办事机构,同时还拥有普通高校41所,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540多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0余万人,两院院士81人。南京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位列全国第一,科教实力位居全国第三,是仅次于北京、上海的国家科教文化名城。

在经济实力方面,南京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优化不断加快,经济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预计2009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150亿元,同比增长1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29亿元,同比增长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36亿元,同比增长17%。

上述这些条件,构成了南京发展商会经济的综合优势和特色。在新的发展时期下,南京将进一步释放潜力,发挥优势,着力培育商会经济发展,把商会经济作为全市加快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展望与发展:商会经济助推南京新一轮转型发展

当今中国经济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发展重心正由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中部、北部、西部地区延伸扩散,新一轮区域资源要素的整合、对接、流动势在必行。在这种大背景、大机遇下,南京坐拥承接东西、跨越南北的先发优势,需要抢抓时机打造出承接资源、集聚资源的新载体和新平台。商会经济发展与南京当前的发展需求恰恰可以实现“无缝对接”。

(一)从南京发展战略看,“三个经济”加快推进“三个发展”

就商会企业而言,全部都是私营企业,在民营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就商会而言,他们承担了商人群体在区域内集聚的总部职能,是总部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南京非常重视商会总部建设,不少商会已经启动了商会总部大楼筹建工作,我们将全力打造浙商、闽商、徽商、粤商、苏商等在宁发展的总部基地。当前南京正积极抢抓新一轮发展机遇,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全力实现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新目标。商会经济、民营经济、总部经济这“三个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三个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对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加快城市功能转型、提升城市品质品位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从商会发展角度看,需要发挥好“三个关系”的作用

一是商会与企业的关系。商会作为企业发展的平台,除了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资源、政策咨询、商务交流等服务外,还需进一步发挥“战略核心”的作用,把商会的资源全部调动起来,形成强大合力。我们要倡导“经营商会”的理念,把商会当作一个集团总部来进行运作和发展,形成一种长远的、持续的发展谋划,使商会发展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是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作为一种新社会组织,商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好调节市场的“第三只手”,形成一种“软权力”,帮助政府共同维护市场规范发展。同时商会也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城市政府、企业间合作交流搭建平台,实现共赢发展。

三是商会与社会的关系。商会不仅要对企业和行业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还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一个商会就是一个品牌,要竭力打造一种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商会品牌,要努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

(三)从政府推动层面看,发展商会经济将做好“四个强化”

一是强化科学引导。要积极引导商会拓展发展视野,更新发展理念,创新运作模式,及时与商会互通信息、共享资源,集中力量谋划大项目,发展大企业,寻求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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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能源之一,对维持国家稳定和国家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煤炭经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改善,但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依旧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制约各个煤炭企业发展的原因所在,需要引起同行企业的重视。

一、煤炭经济行业现状分析

(一)环境问题严重

煤炭的使用将会带来很多环境污染问题。煤炭的传统利用方式正是排放CO:的主要来源,在大气中CO:含量增高将造成“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变暖;SO 的排放引发的酸雨,燃煤排放的SO:是引发酸雨的主要原因,我国遭受酸雨影响的地面已扩大到总面积的30%以上;煤矸石、粉煤灰等废弃物大量排放,这些废弃物会造成水和周围土壤的酸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煤系伴生矿产资源的浪费,对伴生矿产资源的低利用和无序排放浪费了资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煤炭开采的局限性

我国目前的煤炭开发的重心逐渐转向生态环境脆弱的晋、陕、蒙地区,这对于地区的环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煤炭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有的是可以预见的,有的不可预见。短时间内超过环境承受能力高强度开采煤炭,不利于这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交通不畅也是影响煤炭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晋陕蒙地区煤炭外运压力较大,加上该地区煤炭产量持续增加,运输能力无法满足煤炭外运的需要,这也是影响煤炭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企业经济效益低

我国的煤炭企业多数建立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如山区、农村、郊区一带等。这种分布情况就将企业与市场分离开了,由于远离销售市场造成了企业运输成本的增加,这将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加上煤炭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受到当地政府的制约,让煤炭企业缺乏发展空间。

二、近年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煤炭工业一直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煤炭经济发展呈现以下几种特点:

1.安全管理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

2008年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三个明显下降”。除了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同比下降外,事故总量明显下降。全国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9.3%和15.1%。26个产煤省(区、市)中,事故死亡人数下降的有2O个。同时,较大事故明显下降。煤矿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4.1%和34.4%。

2.国家煤炭产业政策调控力度不断加强

新时期国家将密集出台有关煤炭产业调控政策,煤炭产业政策调控的总体方向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主要取向包括:一是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的规划管理,提高煤炭资源有效供给保障能力;二是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建设以煤炭生产为基础的产业集群;三是培育和发展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煤炭生产集中度;四是加大煤炭资源整合力度,调整改造中小煤矿;五是开发利用煤层气,促进煤层气产业化发展;六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清洁利用;七是发展高效煤炭转化技术,提高煤炭资源利用效率。

三、煤炭经济发展对策

(一)控制投资,审查在建项目

国有及国有控股煤炭企业,特别是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要根据煤炭经济发展形势,认真清理和科学决策建设项目,对尚未开工的煤矿建设项目要缓建,对煤矿改扩建和小煤矿收购改造要慎重决策,严格控制煤炭产能增长。对银行贷款建设项目要进行全面清理,客观评估项目还贷能力,严格控制企业贷款规模。要遵守国家财政制度,不挪用企业生产资金和流动资金贷款搞基本建设。

(二)继续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促进多元化发展

大集团战略对于资源共享而言是一有效率的机制,企业内部可以充分共享在财务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营销、管理、品牌、信誉等方面已形成的明显优势,实现“1+1>2”的协同效应,集团化的企业往往能呈现出专业化公司难以比拟的优势。大集团战略表现为经营的多元化或一体化。多元化经营可以帮助企业在某一产业不景气的时候,通过其他领域来开拓市场,降低经营风险。一体化经营则能够使企业市场交易内部化,降低交易费用,发挥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盈利水平,降低经营风险。

(三)煤炭经济发展之关键:发展循环经济

(1)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政府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巨大的调控作用,为循环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有利于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给予帮助,通过向煤炭企业提供相应生产技术,以及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措施,给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管理方面,政府也需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在煤炭开采、生产、废弃物排放和回收利用等环节加强管理,以实现煤炭资源的利用率的提高。

(2)培养科技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上的提升必然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技术支持,对于企业而言,需要积极建立煤炭技术体系。煤炭技术的创新是一个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企业可以通过对生产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参与他它企业的合作交流等形式来改善或者引进先进的煤炭生产技术。为适应循环经济的宗旨,可以大力发展绿色开采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废物利用技术以及污染治理技术方面的创新等。

(3)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煤炭资源的优化配置重点在于综合利用好煤炭资源,减少资源的浪费,这将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主要包括了煤系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煤炭废弃物的回收循环再利用两个方面,这就要求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借助于技术创新开发出“档次高、质量优、销路好”符合市场需求的优化产品。但企业重点工作需要放在煤炭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方面,这才是循环经济的根本要求所在。如:煤矸石、粉煤灰、矿井水等废弃物应该实现处理。

(4)实现煤炭经济发展与循环经济双重接轨

根据目前煤炭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来看,实现煤炭经济与循环经济双重接轨有着必然的趋势,这不仅仅能提高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更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作为煤炭企业,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促使本企业的煤炭经济发展与循环经济相接轨。

①煤炭经济监测与评价

建立煤炭经济监测与评价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准确地反映出本企业的经济发展情况,及时发现企业的经营问题,促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调整。监测体系主要的监测对象应当是企业各个阶段的经济转变情况,对于企业的经济收支、效益增减、生产销售等做出一个准确的统计规划。

②处理好政府市场的关系

煤炭产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因而煤炭经济必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煤炭经济发展不顺畅,必将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因而在煤炭资源市场分配时需要正确处理煤炭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保证煤炭市场的稳定,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煤炭市场有序运行的发展目标。

③分配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

煤炭是一个利益高度集中的产业,中央运用行政手段,指令性计划,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能源输出省区的地方经济利益,实现能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个人、企业、部门、省区都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市场成为实现各自独立利益的载体和平台。

四、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之互动的煤炭经济运行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煤炭经济效益的提升,我们更需要将煤炭经济与循环经济相互结合起来。只有两者实现科学接轨,对于企业和国家才是真正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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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例如环境保护,当前我国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提升,人民渴望用绿色的、清洁的、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去取代传统的、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化模式,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正日益成为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投资领域。以钢铁行业为例,目前我国钢铁产能11亿吨,而实际产量只有7亿吨左右。我国在淘汰过剩产能的基础上,可以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引入国际上最先进、环保的生产能力,使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得到升级。根据测算,每改造1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将带动至少8000亿人民币的投资,如果五年完成7亿吨产能的改造,将形成5.6万亿元投资,推动经济年增长1.2%。水泥、玻璃和电解铝等行业的情况与钢铁行业类似,我们都可以通过补贴环保投资的措施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从基础设施来看,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有较大空间。根据美国中情局披露的资料,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与发达国家仍然相差极大,尤其是在机场数量和互联网领域。铁路、公路和电力装机容量等方面,我国虽然基本赶上了发达国家水平,但人均数量仍有较大差距。在结构方面,差距就更大。例如核电、天然气发电、宽带网速度等方面,还需要进行巨大的投资。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显示,2010年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仅为日本和韩国的18%。基于此测算,如果我国用10―20年时间赶上日、韩目前的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未来5年每年将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当然,要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持续的投资热点,必须改革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为此,应把基础设施融资从银行贷款中剥离出来,进而发行相关市政建设债券,成立基础设施长期建设基金。这样既能促进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还能降低基础设施融资成本,降低我国的总债务率。

此外,新能源汽车取代传统汽车也是一个重要增长点。按照国家规划, 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要达到50万辆,2020年达到500万辆。假如国家加快推进这个转变,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汽车总量的一半,这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产业。按照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募集100亿元形成3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产能方案和每个充电桩1万元安装成本估算,我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投资将达到2.7万亿元以上。如果考虑上述设施的折旧和产业的关联效应,未来新能源汽车所带动的投资至少超过20万亿元。

正是由于中国投资机会众多,多年来外资持续不断涌入中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1万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5万亿美元。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减速明显,但外资仍在持续流入。2014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同比下跌8%和中国经济增长率创1990年以来新低的背景下,流入中国的外资却逆势增长了1.9%,达到1176亿美元,而且超过美国,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从产业结构来看,2014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7.8%,占利用外资总量的55.4%,比制造业高出22个百分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那就是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再创2009年以来新低,但第一季度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却同比增长了11.3%。

二、消费面临着结构升级的大好机遇

中国经济运行与消费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正向关联。历史数据显示,消费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率越高,增长率就越高,经济运行越健康。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目前已达到51.2%。

在消费结构方面,我国居民消费需求重心已经从20世纪80―90年代解决吃、穿等刚性需求为主和21世纪初解决住、行等刚性需求为主向旅游、娱乐等享受型需求和教育创新等发展性需求为主的阶段转变。

为此,我国政府应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需要,创造条件,拉动内需,引导居民境内消费。比如,针对当前居民出国旅游的热潮,我国应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文化内涵建设,探索建立一批超五星级景点,把游客尽可能留在国内。又如,针对今年初我国居民在日本大量购买电动马桶和去年香港水货客大增现象,内地一些大中城市,可以考虑降低消费税,并在一些重要空港设立一些免税店,引导居民回国消费。还比如,针对出国留学热,可以考虑适当加大教育服务商业的开放力度,让国内外名校携手合作,多设立一些合资大学,把学生尽可能多地留在国内接受教育。总之,只要敢于改革,转换机制,拓展思路,扩大内需就不但大有文章可做,而且能不断地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三、外贸尽管比较困难,但也有不少有利因素

从净出口来看,我国享有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明显衰减,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远不如2001-2007年。尤其是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下降,我国的出口面临下降的压力。此外,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一些国家汇率大幅度贬值,导致我国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当然,由于美国经济成功去杠杆化,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复苏态势,使得我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有所好转,有利于我国出口的长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出口结构在优化。例如,今年的成套设备出口表现非常突出,前5个月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达到500亿,增长10%以上。铁路设备出口到全球80多个国家,电力设备出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并且进入了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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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外溢型经济是基于外溢效应理论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国内外经济学界对外溢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论述较少,比较接受的一种定义是:外溢型经济是经济体之间在技术、成本等势能落差的作用下,处于优势地位的经济体通过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溢出知识、信息、资本等要素,获得经济收益并对外部经济体产生显著外溢效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外溢型经济不同于外向型经济,它具有开放、合作、互惠的特征,对相关行业、周边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国外许多学者针对不同要素溢出效应的存在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研究分析。如罗默[1](1994)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意识到知识具有外溢效应,知识生产部门通过外溢效应机制可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卢卡斯[2](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指出人力资本高的人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有利影响,提高了周围人的生产效率。MacDougall(1960)[3]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国内对外溢效应的研究大多是在国外研究基础上的应用研究,韩燕[4](2004)在对FDI对东道国的外溢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认为FDI技术外溢是跨国公司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载体,并认为FDI技术外溢能够对东道国产生正外溢的效应。惠宁[5]对知识外溢进行了研究,周平[7]、陈美兰[8]等学者通过量化模型对人力资本外溢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基于SWOT的深圳市外溢型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优势分析

1.资本溢出规模不断扩大

作为国内主要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深圳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资金集聚和扩散地,发挥着重要的资本溢出功能。截至2010年6月底,深圳金融机构通过银行间同业拆借与债券交易系统流入资金8.21万元,流出资金7.08万亿元。2010年深交所新上市公司321家,位居全球第一,筹集资金4083.79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深圳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外溢中心。

2.产业外溢步伐不断加快

伴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市产业向外溢出步伐不断加快。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内地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深圳产业外溢逐步多元化。在国内方面,2006-2010年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在广东省内投资项目共39个,项目投资总额638亿元,投资地点涵盖全国大部分省际城市。在国外方面,2010年深圳经核准新设境外投资项目257个,经核准境外投资协议投资额88671.72万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额71464.62万美元,海外并购项目30个,并购项目逐渐深入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研发领域。

3.技术外溢效应正在逐步增强

截止2010年,深圳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已达98.58万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044家,从事高新技术产品开发的企业超过3万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6832.43亿元,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67%,发明专利授权量全国排名第二。此外,在空间地理上,基本上形成了以深圳为技术研发中心―东莞、惠州为加工制造中心的产业布局,深圳作为区域技术创新中心所发挥的外溢作用越来越显著。

(二)劣势分析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深圳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0年的2.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3亿美元,FDI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对深圳的溢出,对推动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1991-1996年间最为明显,深圳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90年的3.9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20.51亿美元,年均增长40%。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深圳市进出口贸易增速逐步趋缓,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降低。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对深圳的外溢效应也逐步减弱。

(三)机遇分析

1.产业发展机遇

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加快发展新兴产业、跨国公司重新整合全球生产供应链、先进服务业跨境转移、国际人才流动加快、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以及,都为深圳发展外溢型经济带来了难得机遇。低碳经济、信息技术、生物科技和新能源产业成为国际跨境投资新的重点领域,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跨国公司投资新兴产业研发、制造活动的重要地区。深圳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先导区和经济发展中心城市,拥有发展新兴产业的技术、人才、产业基础,同时具有吸引国际投资的丰富经验,有成为国际新兴产业外溢技术、外溢资本重要承接区的条件和可能。

2.政策机遇

近年来,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为深圳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营造了良好政策环境。如《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以及广东省“双转移”政策的推出,为深圳向外溢出产业、资本、技术、人才,吸纳优质资源提供了更加有利条件。《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加快了深莞惠一体化和深港创新圈、金融合作区建设进程。此外,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再次授予深圳四项“先行先试”权,新的政策优势,为深圳设计、制定走外溢型发展道路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四)挑战分析

近几年来,涉华贸易救济案件及安全问题严重限制深圳产品出口与技术获取,阻碍外溢型经济发展。未来深圳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与增加出口方面,将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与国内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在国内区域经济方面,受行政区划与地方利益的影响,国内每个地区都立足于本地区经济利益,产业同构、同质竞争、地方保护等问题严重阻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产业分工协作;同时,由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性的差异,也限制了区域间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此外,深化深港合作还存在体制障碍,两地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阻碍了人才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及教育合作的顺畅开展,严重影响了两地资源的共享和双方优势潜力的发挥。

三、相关措施及建议

(一)突破空间和资源瓶颈制约,增强承接外溢和辐射能力

随着深圳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性资源的紧约束、城市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社会发展模式的脆弱性、战略性空间的低效利用的四大问题日益凸显。深圳要发展外溢经济,必须拥有自身作为“增长中心”的强大实力,强化极化效应,促使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快速在自己周围集中,才能引领外溢发展的格局。深圳外溢型经济发展应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围绕技术和知识密集化聚集,打造外溢发展新优势,努力打造高端制造业中心、全国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性物流枢纽中心及国际文化创意中心抢占产业外溢发展制高点。

(二)壮大外溢型产业,加快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深圳已然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与优势传统产业比翼齐飞的工业发展格局,深圳市发展外溢型产业首先要将以发展成熟的、技术含量低的加工制造业或车间迁至原料、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而在深圳本市可设立相关总部,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研发和创新,设立行业的公共技术平台,着力实施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同步策略;其次,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可以抛弃以往的“内部化”策略,采用“生产外包”、“服务外包”等“外部化”策略;第三,出台某些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或建立大型的工业园区,保持这些产业上的优势和聚集。

(三)科学谋划外溢发展战略,通过区域经济创新提升深圳经济质量

深圳市发展外溢型经济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过程,首先,政府等相关部门职能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外溢型经济的重要意义,切实转变观念。更加高度重视技术和知识力量,更加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更加高度重视打造支持知识创新机制。政府必须加快转变经济管理重心,从发展速度管理转向发展效益管理;促进经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职能分离,着力营造适宜经济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其次,发展外溢型经济国内尚无经验可循,必须充分借鉴外部经验,依据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创造“深圳质量”要求以及全球外溢型经济发展新特点,制订发展战略规划;同时应当健全外溢型经济统计和专项报告制度,对外溢型经济运行实行动态监测,根据经济运行需要,及时调整政策措施,避免因经济过度外溢出现产业“空心化”局面。

四、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效应不断增强。发展外溢型经济是中心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圳市外溢型经济发展要强化深圳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能力、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按照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快深莞惠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深圳作为首个提出外溢型经济发展的城市,因此要将其打造成外溢型经济创新发展的发源地,经济辐射的基点,全国市场的核心,形成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慧宁. 知识溢出的经济效应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2007 (01).

[2]徐盈之,朱依曦.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10,( 6):105-112.

[3]Romer,P.M. 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94(5): 1002-1037.

[4]Lucas, R.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

[5]MacDougall, G D.A.,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 A Theoretical Approach[J] Economic Record 36: 1960,13-35.

篇7

作者简介:杨运星(1969-),男,白族,云南剑川人,大理学院政法与经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TU984.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1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5-25-03

城市交通作为城市的引擎和血脉,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城市交通按其服务性质可分为个体交通和公共交通两大类。其中,个体交通(以下简称个交)是指供社会中仅被个体出行者使用的各种交通工具,主要包括步行、私人小汽车、自行车、摩托车等交通方式;公共交通(以下简称公交)是指城市中供公众群体使用的经济方便的各种交通方式的总称,主要包括公共汽(电)车、出租车、地铁、城市轻轨、轮渡以及缆车等交通工具及其相关的配套设施[1]。城市公交作为城市交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城市的正常运转提供保障,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纽带和推动作用, 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规划的影响深远。

一、发展现状

近年来,以“大理古城保护、下关旧城改造、凤仪产业布局、海东新区开发”为主导的滇西中心城市建设,为大理市交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大理市的城市交通机动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城乡公交一体化势态良好,公交客流量持续增长,公交服务范围和经营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大理市发展有公交专线23条、城乡线路8条,城市公交车294辆,日运载乘客约21.8万人次,出租车800辆,日运载乘客约1.2万人次[3]。

随着滇西中心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推进,大理市的公交运量增长低于公交运力增长的趋势日益加剧,公交规模、结构、质量等方面尚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是公交供需矛盾突出。截止2012年12月20日,大理市机动车保有量达15.2万辆,比2008年的74981辆增长了102.7%;常住人口约65万,日均出行总量约200万人次,公交的分担率仅为15%[4]。如果不能快速、有效的大幅提高公交分担率。根据2030年大理滇西中心城市总人口322万人、城镇人口225万人、城镇化水平为70%左右的建设规划,按机动车 “井喷式增长、高密度聚集、高强度使用”的趋势,届时仍将有大量的人口只能选择个公交方式出行。这与滇西中心城市 “畅通、高效、绿色” 的交通建设目标存在巨大差距。

二是公交规划缺失。《滇西中心城市总体规划》对综合交通规划进行了宏观描述,但仍未形成公交方面的战略性和战术性相结合的思路,尤其缺乏公交的专项规划,使公交处于“自然助推式”发展状态,公交发展与城市及交通发展不匹配。

三是公交结构单一,公交系统不完善。受经济发展、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大理市公交结构和公交系统建设中的矛盾越来越复杂。现阶段,大理市公交方式仅有公共汽车、小公共汽车、出租车和轮渡四种类型,且以常规公交(即公共汽车、出租车)为主体,参与公交服务的仅有公交公司和出租车公司,公交结构单一。

四是公交运营问题。大理市公交公司仅有大理市公共汽车公司和大理市安然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公司各自为阵,缺乏行业竞争,企业缺乏动力,公交水平低且运力不足,难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不能彰显公交的公益服务性。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有:公交企业缺乏严格管理,公交线路布局失衡、线路重复系数高;公交运行环境恶劣,营运时间不合理,准点率低;调度手段缺乏,车次监管不精确;服务水平不高;报站不规范或无报站,堵车、抛锚、违规现象时有发生,驾驶员职业素养有待提升,驾驶员流失严重;市场运作不规范;严重超载和私人承包现象频繁,公交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发展导向

作为滇西中心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组成部分之一,大理市公交的发展事关滇西中心城市建设的成败。发展大理市公交必须坚持 “公交优先”的导向。

“公交优先”是公交系统优先发展的简称,它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法国巴黎提出,经过5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证明,优先发展公交是当今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选择。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提出了“公交优先”,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规政策及财政、技术保证,“公交优先”长期名不符实。

通过对滇西中心城市规划的审视及对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大多数城市公交模式的对比分析,对于大理滇西中心城市而言,优先发展城市公交是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幸福大理的必然要求。

三、发展路径

鉴于大理市公交的现状,遵循城市公交发展导向,滇西中心城市的公交发展应坚持如下路径。

(一)科学制定公交发展专项规划,促进公交系统化发展

一方面,认真分析公交相关因素,通盘考虑公交系统结构问题,科学规划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公交线网的整体布局,紧密结合场站设施、运力规划,以形成高度衔接、分工不同、密切配合的结构多层次综合公交服务系统,形成服务于滇西中心城市主副城的便捷、快速的公交系统网络。

另一方面,坚持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相互结合,调整、改造与新建相结合,优化城市道路等级级配,明确分工,逐步完善城市道路系统。

(二)加强公交优先的法规建设,完善公交优先的各项政策

一方面,以国务院转发的建设部等六部委《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为指导,立足于大理市公交实际,加快完善城市公交法规体系,明确公交企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为优先发展城市公交提供法制保障。

(三)优化公交结构,推进公交一体化

公交一体化即通过建立公交长效发展机制,促进公交系统内部各方式之间的经营整合与运行整合,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常规公交为主体的综合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实现公交系统的管理、服务、票价、政策统一,提高公交系统的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率[6]。

一方面,建立起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常规公交为主体,其它交通方式为补充的结构合理、运能与需求相匹配的一体化公共交通网络。第一,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轨道交通运量大、速度快、安全准点、乘坐舒适, 具有公共汽(电)车等其他交通运输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 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应当成为滇西中心城市的公交骨干。要坚持“量力而行,有序发展”方针,加快推进滇西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第二,提高轮渡运营的公益性,建立海西与海东之间的直达水上运输通道,顺应城市重心东移的发展需要。第三,倡导自行车出行。在公交站点就近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充分发挥自行车短距离出行的优势,建立公交与自行车换乘系统,使自行车与城市公交的合理换乘、协调发展。第四,重视出租汽车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改善经营和管理,分担公交压力,发挥其对城市公交的重要补充作用。第五,建立起以城际公交体系、校车公交体系、公共自行车体系等为一体的多元化的公交运行体系。第六,积极发展快速公交与片区公交。快速公交系统(BRT)是利用现代化、大运量的公共交通车辆, 在专用空间快速运行的公共交通方式,具有与轨道交通相近的运量大、快捷、安全等特性,而且建设周期短, 造价和运行成本相对低廉。[7]应结合城市路网改造,建设以快速公交系统为主体的新型公交运营系统。

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公交协调发展,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第一,统筹规划城乡客运枢纽、站场等基础设施和线网,实现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合理布局换乘站点,完善换乘设施。第二,统筹发展通往郊区、卫星城、居民小区、开发区的公交线路,完善公交服务网络。第三,统筹改造升级农村客运方式和运营模式,以资产为纽带,以线路为依托,成立新公司或进行收购合并等,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第四,建立城乡公交一体化的票价制度。

同时,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更新。在优化城市整体路网结构的基础上,建设停车场站和物流中转场站,增加停车泊位,满足停车要求;在人车相互影响较大的重要交通路口设置过街天桥,完善步行系统,提高通行能力和速度;重视支路的改造和扩建,提高支路的循环分流功能;明确各部门的管理职能和职责,促进相关交通设施的维护和更新。

(四)建设绿色人文的公交体系,实现公交可持续发展

在倡导绿色出行的同时,对现有公共汽车逐步安装机动车尾气净化装置,发展、引进环保公交车辆,建立绿色人文的公交体系。从而形成大运量、高效率、低污染的公共交通系统,实现公交可持续发展。

(五)创新管理,改善经营,优化公交环境

一方面,要加强政府主导,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交通运输部门、建设部门、运营部门要加强共同协作管理,使之权责一致;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格审核公交经营者准入资质,实行线路公开招标和投标,规范特许经营制度,鼓励社会投资,扩大公交规模,改善经营方式,实现城市公交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交管部门要更新升级智能交通系统,有效引导交通流的分布,均衡分散人流,提高交通的机动性、安全性和道路通行能力,提高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和文明出行意识,构建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另一方面,切实提高公交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水平。公交企业应积极改善公众乘车环境,实现公交运营调度和车队管理的智能化、科学化,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全面提高其职业素养和公共服务意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同时,加强公交行业内外监督。要制定公交经营、服务的统一标准,实现公交运营的规范化;要通过社会中介机构开展“乘客满意度”测评和行业评议,充分运用行业稽查、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等多种手段形成行业综合评估监督体系,实现公交运营的透明化和公开化。

参考文献:

[1] 范章顺.城市公交企业管理模式的比较研究[J].城市公共交通,2002,(02) .

[2] [5] 大理滇西中心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文本.

篇8

10月8日,全国各大媒体都在最重要位置述说着一则重大新闻――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全国各族人民都在热切瞩目着中原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

中原经济区炫目上升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战略,其持续探索的“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将为全国同类地区创造经验。

中国发展需要河南经验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将此作为“十二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放眼全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东部沿海高歌猛进,西部开发步步深入,东北老工业基地起航。

审视中部,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各兄弟省份竞相加力,谋求崛起的热望变得如此迫切:武汉城市圈、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圈、皖江承接产业转移带相继跻身“国家队”,即使同为能源大省的山西也在2010年底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在其他各省市纷纷戴上国家综改试验区这项“红帽子”之后,河南也在思考:作为“第一农业大省”“第一粮食生产大省”“第一人口大省”,究竟该如何进行战略定位7走什么样的崛起之路?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到河南工作伊始,就进行了行思中原的密集调研,并开始“点题中原”。

2010年3月,“中原经济区”的概念首次进入河南省委、省政府战略构想中。

打开时间之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原经济区从区域战略构想上升到国家战略的蝶变历程

2010年3月,全国“两会”甫一结束,河南省有关部门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专题研究:2010年9月5日、9月18日、9月19日、10月7日,连续四场高规格中原经济区研讨会、座谈会先后在北京举行。嘉宾中,不仅有来自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还出现了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最耀眼、最豪华的阵容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胡鞍钢、樊纲、张维迎……

2010年11月,新鲜出炉的《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在河南省八届十一次全会上审议通过,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成为河南省“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战略。

2011年1月27日,中原经济区正式纳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1年3月,全国--“两会”上,中原经济区被郑重写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开始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1年6月13日,由33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联合调研组莅临河南,就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政策措施进行专题调研。“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看,中原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中原地区的发展,不仅是河南的事,而且是国家的事。中原经济区建设不仅是河南的需要,也是中部崛起的需要,是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河南已经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阶段,蓄势待发,建设中原经济区可谓恰逢其时,是历史的抉择。”调研组组长杜鹰发出如此感慨。

2011年9月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正式,统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手笔就此落笔中原。中原经济区从初步构想到“国之方略”,仅一年多时间。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河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一个代表和缩影,把河南的事情办好了,中原经济区的建设试验成功了,就为中国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中原经济区”建设突出粮食安全

“到2015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到2020年,粮食生产优势地位更加巩固。”河南省的中原经济区建设,确保粮食安全成为主要发展目标之一。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从指导思想到基本原则,从战略定位到发展目标、再到空间布局,“粮食”“农业”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意见指出,“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是巩固提升农业基础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

在指导意见“基本原则”中,第一条即是要求“坚持稳粮强农,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而“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是指导意见中关于中原经济区的首个“战略定位”。它要求河南省“集中力量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巩固提升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平认为,中原经济区规划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以不牺牲农村和农业、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以城市化来引领“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契合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粮食稳则天下安。河南作为中国第一粮食大省,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可谓举足轻重。但要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政策的倾斜和扶持必不可少。

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提出要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大政策支持”。有专家分析,下一步国家将从多个方面给予相关配套,促进河南全面发展。

此外,指导意见还专门拿出一个章节,要求河南“着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具体目标为:加强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到2020年粮食生产能力稳定达到1300亿斤;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强农惠农政策支持力度。

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郭庚茂曾表示,重视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不单是河南的问题,而且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问题。他说,河南省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责任重大,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解决工业化的用地之困

河南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农业生产的同时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此次建设中原经济区以“三化”协调发展为核心,巧妙解决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的矛盾。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认为,过去片面重视农业生产中耕地面积这一单一要素,将粮食安全和工业化、城镇化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有形而上学之嫌。“三化”协调就是要以系统的粮食安全观和动态的耕地红线观来保障粮食安全,同时实现中原地区经济的腾飞。

所谓系统的粮食安全观是指以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发展,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同时将重心转移到提升单位面积产量。目前,河南的农业生产工业化程度较低,看天吃饭的情况并不鲜见。发展工业会带动农机、农药、化肥、水利、物流等多个周边产业的发展,这将提高耕地的单位产量,促进粮食的总体安全水平。动态的耕地红线观则指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将农民自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

王永苏简单算了笔账,由于城市居民用房是高楼为主,人口集中,农村居民用房是平房为主,人口分散。就河南为例,以郑州为代表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低于100平方米,而农村这一数字高达248平方米。因此,每当城镇化使一个农民迁入城市,就能多获得150平方米的耕地面积。显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的确能扩大城市规模,短期内减少耕地面积。

“但从长远来看,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实则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王永苏说。

篇9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

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

(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

(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

(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 它具体包括:

(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

(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

(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

(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

(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 它具体包括:

(1)国际贸易的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

(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2)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

(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

(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

(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

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 。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 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

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

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

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

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

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

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

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

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

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

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

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革命的最新成就和贸易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第四,经济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自身发展的不适应性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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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棘在阜新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沙棘在阜新农业发展中,有巨大的作用。

(一)沙棘是农业的生态屏障

沙棘耐旱、耐寒、耐瘠薄、耐风沙,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强。能在绝对最低气温-35℃至-40℃、绝对最高气温35℃至45℃的条件下生长。沙棘在海拔1000m至2500m高度范围内的沟壑、陡坡、地埂、滩地等各种地质和土壤条件下均可正常生长。沙棘根系发达,有固氮根瘤,萌蘖力强,枯枝落叶多,生长速度快,总生物量高等特点;具有改良土壤、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良好作用。沙棘水平幅一般2—4m;最长可达6—10m;垂直根系可达3—5m。沙棘从第一年起就形成根瘤,并逐年增多,5年生的沙棘林,每公顷其根系可结瘤750kg,可固氮180kg,相当于375kg尿素。沙棘可独木成林,一株3年生的沙棘每年可向周围扩展1—2m,根蘖苗可达20余株,5至6年生的沙棘平茬后,可萌生大量枝条复壮成林。沙棘减水、减沙效果非常明显,据测定,每公顷沙棘林持水量为100T。已郁闭的5年龄沙棘林年径流量是油松的1/17,年产沙量是油松的1/242;7至10年龄沙棘仅有少量清水径流而不再产沙。由此推算全市80万亩沙棘林,年持水量高达533万T,并能够有效地防汛固沙。

(二)沙棘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沙棘是一种宝贵的中药。我国古代藏医、蒙医都用它来治病。唐代的《月王药珍》、八世纪的《四部医典》、清代的《晶珠本草》中都有记载。1977年被列入《中国药典》。据测定,果实中VC含量极高,鲜果达1303mg/100g,原汁达1180mg/100g,干果达211mg/100g。果中VC含量是猕猴桃的4倍,柑橘的30倍,苹果的110倍。果实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VE、类胡萝卜素,类黄酮、脂肪酸等,生物活性物质达190多种。沙棘油中所含重要物质达100多种以上。从果肉中提取的类黄酮,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首选药。沙棘的根、枝、叶,均含有类黄铜和其它可利用的物质。沙棘嫩枝叶中的沙棘香酯,它所含的多种维生素和生物活性物质与果实中的沙棘油几乎一样,因而可以生产沙棘系列药物和高档化妆品;沙棘茎皮中还含有具备抗癌作用的五羟色胺;此外,沙棘的嫩枝叶含粗蛋白24%,粗脂肪4%,粗纤维17%,无氮浸出物45%,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了优良饲料。沙棘木材的热值为每公斤19589千卡焦尔,一般1—3T沙棘薪柴,可相当于1T原煤;沙棘木材是燃烧值很高的硬木,既可制作硬木家具和工艺品,还可用其边角下料生产木炭,并可代替枣木作黑火药的原料。

(三)发展沙棘是致富一方的有效途径

沙棘3年结果,5年进入盛果期。普通沙棘每亩产量为50—70kg;而无刺大果沙棘每亩产量为500—700kg。每公斤沙棘果市场销售价为一元,且供不应求。据测算,80万亩沙棘,每年有30万亩可采果,其中无刺大果沙棘有4万亩,若按两果的最低产量计算,每年可采果3.3万吨,群众采果可收入3300万元。

加工效益十分可观,据现有三个厂家平均测算,每100T沙棘果能产原汁60T,生产果油18kg/400元计为7200元;生产饮料600T/400元计为240万元;产果肉5T,生产黄酮50kg/18000元计为90万元;产果籽9T,生产籽油54kg/500元计为2.7万元。

由此可见,每100T鲜果,生产饮料、黄酮、油,总产值可达333.42万元,利税达100.03万元。如果把3.3万T沙棘果全部进行加工,产值可达11亿元,利税可达到3亿元。如果继续深加工成医药品和化妆品,其价值高出十几倍。若按栽植面积推算,无刺大果沙棘每200亩,产果100T,每亩产值16671元,利税5001.5元;普通沙棘低于无刺大果沙棘的10倍。

二、沙棘发展在阜新的前景

阜新沙棘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此基础上,应认真分析一下自身优势,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一)有适宜沙棘生长的自然环境。阜新地处干旱、半干旱丘陵山区,区内多年平均降水量为481mm;年平均气温在7.1—7.6℃之间;年均有效日照时数为1295小时;海拔高度多45—831.4m之间。全地区石质面积达8.19万亩、土石质面积达818.3万亩、沙质面积182.9万亩,除石质面积需要改造之外,其它地区的土质都适应沙棘生长。

(二)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全地区有“四荒”面积高达450万亩。此外,“一退三还”面积高达200余万亩。如果将现有418.5万亩林地,逐步改造成沙棘混交林,前景更为可观。

(三)有填补国内空白的优良品种。我市沙棘开发利用研究中心,已引进丘伊斯克、乌兰沙林等国内外50多个品种。培育出的辽阜1号、辽阜2号品种,经国家鉴定,填补国内空白,居世界领先水平。2005年又通过国家鉴定三个杂交品系,具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于一体,优于辽阜1号和辽阜2号。同时,县(区)、乡(镇)的部分群众,已经掌握了育苗和栽植技术。

(四)有较强的加工能力。全市现有三个生产厂家,每年可加工鲜果两万吨,加工沙棘籽4000余吨。另外,可加工饮料、类黄酮等产品。目前,阜新生产的沙棘籽油已获得国家药准字批文,正式列入国家药品,正在研究化妆品和食品等项目开发。

(五)沙棘资源少,市场容量大。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俄罗斯、蒙古、芬兰、瑞典、罗马、匈牙利、南联盟等七个国家有沙棘林,总面积为75万亩。国内只有辽宁、甘肃、宁夏、内蒙、青海等几个省份有沙棘林,总面积近1800万亩。由于沙棘产品有神奇的功效,越来越被国内外消费者所关注,消费量与日俱增。组建的康达沙棘产品公司,初步形成了以东北三省为依托,辐射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区的销售网络,并逐步向台湾、南韩等国外市场拓展。

(六)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全市约有劳动力48万人,完全可以解决营造沙棘林用工。

三、发展沙棘需要采取的对策

阜新发展沙棘已经有清晰的思路,有可行的规划,有一定的基础,有良好的条件,如果加速发展,尚需采取如下对策。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要加大力度宣传沙棘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战略地位,宣传在水土保持、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中的作用。要纳入各级农业产业化的总体规划,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进行实施。要逐级建立沙棘开发机构,配备得力人员,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加大投入,扩大推广。要加速大面积推广辽阜1号、辽阜2号新品种和新鉴定的三个新品种。同时,制定个人和外地开发沙棘的鼓励政策。尽快形成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的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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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教学目标时要有一定的弹性,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以及学习进程中的问题,及时调整。特别是开放性教学学习目标,除了共性目标外,其他目标要因人而异,分层要求。

二、注重实际,面向全体

课堂提问要切合教材与学生的实际。一方面,要注意适度性,要追求学生的全员参与,确保全体学生都能从提问中得到启发,有所收获,这是高效课堂一个最根本的要求。

另一方面,课堂提问又要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做到深浅恰当,难易适中。要根据具体课文内容,选择不同的对象。如对基础知识提问时,可面对中下层学生;对知识难度较高的应面向成绩中上以上学生。每一堂课的提问要有广度、深度、坡度。《学记》中说:“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问题过易或过难,都会使学生产生厌烦或抑止心理。那怎样的提问才算是适度呢?有位教育家说得好:“要把知识的果实放在让学生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位置。”这个比喻生动而准确地告诉我们:课堂提问既不能让学生有望而生畏之感,又不能让学生有不动脑筋就能轻易答出的懈怠。要让学生感到“三分生,七分熟,跳一跳,摘得到”。如在教学《9.自然之道》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指的是什么?问题一出,全班同学都很踊跃举手,因为联系文章上下文去理解,这个问题显得比较简单,于是我便故意请了平时少发言,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回答,结果他很轻易就能回答出来:“我们把当侦察兵的幼龟抱起朝大海走去,结果让其它龟得到了错误的信息,离巢而出,生命很危险。”我及时给予他表扬,他满面笑容,我也感觉到他的喜悦与兴奋。另外,在教学本课时,向导的态度、做法也是一个激活学生思维、发展个性化感受的引发点,可以引起课堂的争辩:向导明明知道“我们”的想法会害了幼龟,为什么不制止,反而抱起那只幼龟朝大海走去?他这样做你是赞同还是反对呢?我安排学生以四人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一些求知欲强和积极的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都明白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往往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大自然中的现象是十分复杂的,没有调查清楚就不要乱作决定或指挥,最终他们还能总结出做事情要遵循“自然之道”。一节课下来,不管是优、良还是中下层学生,他们都尝到了跳一跳就摘到了知识的果实那种甜味,心里高兴多了。之后,我提问时就按问题的难易程度来选择学生提问,这样既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信心,又调动了学生积极思维的主观能动性,保持学习语文的兴趣。提问要适度、适量,每一个提问后,要留给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能全面思考问题,以符合学生的思维规律和心理特点,促进学生积极思维,。

三、趣问:引奇激趣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也告诉我们:“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设计提问时为了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着眼点应当能使学生“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在语文教学中,可以设计能让学生亲自体验的活动,既动手又动脑,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激起他们的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当地变换方式,会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增,从而激发他们内心强烈的求知欲望,急于去探索,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四、教学流程设计要以板块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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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一亩三分地”思想,协同发展

《中华儿女》: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北京城市副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直是民众热议的话题。不久前,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更是引来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您的观察,这些区域经济发展“大动作”的背景是什么?

徐洪才:在我看来,这些“大动作”的背后,其实都是要打破传统的“一亩三分地”思想,加强区域经济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同发展。

主席讲过,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定要打破“一亩三分地”,也就是说,行政分割、市场分割,阻碍了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而言,京津冀地区在协同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北京市承载了太多的功能,人口太多,大城市病非常突出。另外,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不清晰,产业分工不合理,区域发展未能形成协同效应。而且,京津周边小城市密集,落差较大,未能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同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也比较弱。此外,资源与生态环境脆弱,特别是大气污染,还有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协同和一体化发展。

《中华儿女》:相较于过去的城市发展,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徐洪才:从战略上讲,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增长极:一个是珠三角,一个是长三角,另外一个就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协同发展有战略意义,它可以提升我们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与过去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同,当下的城市群建设更多地强调差异化定位,以及产业化与城镇化的结合。同质化竞争必然带来低端产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而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必然带来“空城”和“鬼城”现象。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不是简单重复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化社会的线性发展轨迹,而是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其中,把人的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跨越。毫无疑问,这对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会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中华儿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群,应当如何统筹、协调发展?城镇化、生态保护、城市群建设,如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此前的城市布局与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徐洪才: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们讲清楚。但有一点比较明确,就是要因地制宜,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地区城市,具有不同特点和优势,因此功能定位也各不相同。各地城市群规划和建设,一定要按照国家总体规划,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合理布局,防止出现过去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出现的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的现象,要特别注意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建设水平。注意保护城市的文化遗址和自然生态,努力建设自然生态良好,有自身文化内涵的智慧型城市。

打破本位主义合力共赢

《中华儿女》:在区域经济规划和发展中,各地区,包括各地方政府部门,又应该如何引领区域城市群建设所带来的变化?

徐洪才: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资源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就要求打破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本位主义,促进协同发展。现实中,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各地区必须提高认识,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要克服本位主义,要有大局观念和战略思想,特别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化改革导向。改革的核心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也是资源与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这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

《中华儿女》:根据您的观察,当前我国各区域城市群的规划与建设的前景如何?又会遇到哪些可能的问题与挑战?

徐洪才:虽然当前我们的国力有了很大发展,但应当承认,在很多具体指标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城镇化水平。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大体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过去相比,当然有很大的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因而,我们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此外,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自然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我们都还面临着相当繁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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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新型团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在农业科技日益发展、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也要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要求。

1.水利建设。完善灌溉体系,确保灌排通畅。针对当前农业用水日益紧张的现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团场就必须花大力气构筑完善的灌排体系,保证农田灌水通畅。同时,针对目前以喷灌、滴灌为主的节水农业日益发展、农田洗碱压盐要求更高的现状,要重视对排放系统的治理,以保持合适的地下水位,防止良田次生盐碱化;普及深化节水农业。在实际生产工作中,受传统种植思维的影响,节水农业的应用及推广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普及、推广节水农业技术时,要尽快探索并掌握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管理技术,使节水农业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进而使节水农业的普及和深化得到职工群众的支持;有效开发地下水。开发利用地下水具有许多优势――可以减少引水渠道的建设成本,使适耕区域摆脱地理条件的限制,还有利于推动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但目前各团场对地下水的利用率还相当低,基本上处于待开发状态。

2.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当前,团场农机队伍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在更新农机的过程中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追求高效益。要按照科技化、信息化、集约化的要求推广新的农业机械,坚持引进和自我研发相结合。

3.推广普及先进实用农业技术。一方面,以高新技术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运用农业“六大精准技术”“十大主体技术”,扩大滴灌和机采棉的种植面积,从而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增加职工承包收入;另一方面,继续推进承包制度改革,在生产费用全额自理的基础上,实行年初一次清所有上交利费的承包经营模式,进一步提高职工的自主经营权。

二、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要按照团场工业化的要求,坚持“三个围绕”指导思想,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延长产业链,从而提高农产品的最终价值,实现农业产业化:拉长棉花产业链。从横向看,围绕棉花生产有许多的配套产业可以发展,比如地膜生产、滴灌带加工、种子生产及加工等。棉花的附属产品如棉短绒、棉籽也有深加工潜力,这些都是团场可以发展的方向。从纵向看,棉花的深度加工,其产业链可以由初级的皮棉加工到棉纱纺织到织布到印染直至成衣生产;加快发展林果业。目前,团场林果业基本上处于散户经营状态,经营方式上各自为阵,规模优势没有体现出来。要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就要做好林果业这篇文章,集中资源,兴办果汁加工、罐头生产等项目;大力发展畜牧业。团场发展畜牧业,要走基地建设和培育养殖专业户相结合的路子。要重点建设几个典型的畜牧业基地,带动团场畜牧业的发展。要抓好品种的改良引进,建立健全防疫体系,组建完善的技术、信息、经营市场化的服务体系。坚持走“林果+饲草+畜牧业”的路子,保证经济效益的快速实现和增长。要按照基地建设模式,逐步建设牛羊良种繁育基地、优质牛羊肉生产基地、高品质原料奶生产基地,使畜牧业产值在农业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高。

三、职工收入稳步增长

加快团场经济发展,增加职工收入,改善职工生活,是推进屯垦戍边新型团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以高新技术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通过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逐步扩大职均土地承包面积,通过规模优势创造效益优势,达到增加职工收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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