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重心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经济发展重心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05-0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

4.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中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与结构性问题相伴随（高帆，2010）。需求方面，国内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启而不动、后劲不足的尴尬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是影响消费后劲的根本性因素。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供给方面，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复杂性增加。受金融危机和外贸需求降低的冲击，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条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明显。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铝化工、造船业、煤化工等等行业也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受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意愿增加的拉动，各地新材料、新能源及相关制造设备等新兴产业项目密集上马，市场尚未培育成熟已经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产业产能过剩调整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考虑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规划、附属企业的生存、区域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因素。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路径

应对经济复苏期内外部环境新的变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关键性任务：

1.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建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动力增长引擎。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内需即潜在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同时坚持稳定外需、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实现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双驱动。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2006）。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创造性地利用结构调整这一契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后发优势，通过精细发展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以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狠抓改革转机制增活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民生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通过增加就业渠道、调低国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为国民消费创造动力源泉。通过政策带动性消费和激发居民自主性消费，双管齐下。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和趋势，促进产业投资的高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约化、市场经济的有效化，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系统发展的理念出发，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当前发展的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加大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降低国民的消费不确定预期。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规划引导。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将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厉以宁，2009）。如何有针对性的推动新兴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实现突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下更大力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明确发展的重心。从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重心：以服务生产为重心，集中在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系统等等产业；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重心，集中发展现代旅游业、创意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方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竞争力。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和降低能耗、资源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来规划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公共系统的支撑能力，同时降低其能耗水平。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有利趋势，以城市群为中心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优化方面则要做好：（1）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积极调控好人力资源市场，消除各种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体制，建立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城镇化和发展小城市，吸引农民工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2）区域经济统一布局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发掘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统一区域要素市场，通过不断缩小国内的区域差距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3）优化农村经济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研方面的投入，优化农村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保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4）消费环境的优化。进一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培育信贷消费和绿色消费，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放心消费、健康消费。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N].经济参考报，2009-11-17.

[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经济研究，2006，(1).

[3]吕冰洋，余丹林.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4]霍达，李芸珊，王建东.能源价格与国民经济成长[J].中国软科学，2009，(1).

篇2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在渡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开始呈现起伏上升的复苏特征，但总体基础仍然较脆弱，复苏过程将缓慢曲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在经济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外贸和能源政策上有所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危机重重。同时，中国经济的内生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自然灾害频仍、房地产市场进入宏观调控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流动性下降；固有的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地阻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经济复苏期，对中国经济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深刻认识内外部环境的新特点、新趋势，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调整和优化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不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

一、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

从目前情况分析，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国民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1%，发达国家平均增长为1.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将高达5.1%。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调控方面，通过各个国家通力合作，金融机构房贷信心和市场融资功能得到了有效地恢复。通过采取政府主体投资、政府入股银行等等模式和手段，外贸企业流动性瓶颈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尽管如此，可以看到，金融危机后的国际间社会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相互交错，旧有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新的利益的博弈开始显现，促成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新的演化趋势：

1.主要经济体寻求自我发展倾向增加，体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缓慢走向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外部化程度不一样因此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从而导致缺乏国际间合作基础，经济体之间利益很难协调。在国内就业压力和政治力量博弈下，主要的经济体（国家）自主发展趋势明显，各国或经济体将解决自身体内就业、社会稳定、基础产业的发展等问题作为首要问题，陆续出台各种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

2．中国传统优势产业领域进入者增加，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出口面临更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就业出路之一，不惜进入一些能效低、规模大、利润薄的低端领域，希望通过扩大出口规模来缓解国内就业率低迷和总体贸易赤字的问题。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总体竞争力逐渐提高，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有可能通过本币贬值等手段加速争夺低端产品领域的国际市场。未来，中国将在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挑战，而在低端产业领域同时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3．能源价格可能再次攀升，国内企业经营风险增加。数据预测，2010年全球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将有所回升，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多采取为低利率等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导致投资需求增加和主要货币汇率走低，能源类大宗商品作为保值和投资的渠道之一，交易价格可能再次攀升。能源价格上涨将带动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大中国企业进出口的经营风险（霍达等，2009）。另外，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将被消弱，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4.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全球经济力量博弈的重要手段。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还有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试验程序，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贸易障碍。随着世界贸易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关税壁垒和数量限制措施在当前已经相对采取的较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从1995—2007年，各成员方向世贸组织通报的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量达23 897件，这其中涉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规则的事件达到16 794件，占总量的71%。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环境的新特征

从国内经济看，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同时，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体现出来。

1.经济增长对政策拉动形成依赖，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数据显示，今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线性增长特征。政策拉动的外部效果就是透过政府的投资，国有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从而挤出了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受到对市场信心降低、国外需求不足、融资门槛过高、相关市场准入性限制措施等影响无法实现有效地增长机制。体制环境内缺乏从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研究甚至表明，投资过快增长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产生的是抑制作用（吕冰洋、余丹林，2009）。另外，国内消费增长也同样是靠政策引导和补贴，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显著的改善，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就很难形成。还要注意的是，在政策拉动的机制下，政府体系的投融资平台贷款将积累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性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后者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之后再将贷款转贷给相关的企业或项目，使债务转而信贷化，债务风险隐藏于贷款中。近两年来的新增贷款的增量就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2.环境性约束持续刚性、自然灾害增加，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中国生态安全形势已十分严峻。加之，自然灾害频仍，经济增长的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收缩。2008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造成贵州、湖南、江西等地的经济损失，汶川特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损失严重。两次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1 516亿元和8 451亿元。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 000亿元~3 000亿元，约占GDP总量的3%。

3.人力资源的成本上升，劳动力流动性下降。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快、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劳动力传统输出大省，现在已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竞争局面。2009年有7个省已经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了调整，其中最高档平均调整幅度达到17%左右。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希望借助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而从人力资源的供给来看，劳动力的流动性意愿呈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比重明显增大。而“80后”、“90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较父辈所受教育水平更高，对工资回报和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重视，就业选择往往集中在几个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城市。今年年初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用工荒”矛盾再度尖锐的同时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困难。 转贴于 　4.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发展结构中的供需矛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然与结构性问题相伴随（高帆，2010）。需求方面，国内消费增长长期处于启而不动、后劲不足的尴尬中。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较大是影响消费后劲的根本性因素。数据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6%，处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家中的最低水平。供给方面，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复杂性增加。受金融危机和外贸需求降低的冲击，以制造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条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明显。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近2亿吨，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约5亿吨，铝化工、造船业、煤化工等等行业也均存在较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受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意愿增加的拉动，各地新材料、新能源及相关制造设备等新兴产业项目密集上马，市场尚未培育成熟已经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问题。同时，产业产能过剩调整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考虑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规划、附属企业的生存、区域就业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因素。

三、经济复苏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优化路径

应对经济复苏期内外部环境新的变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项关键性任务：

1.逐步调整经济结构的重心，建立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双动力增长引擎。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内需即潜在庞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上，同时坚持稳定外需、增强经济的外向性，实现扩大内需为主和积极利用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双驱动。经济的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2006）。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的突破，创造性地利用结构调整这一契机，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及后发优势，通过精细发展增强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以创新型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方向，狠抓改革转机制增活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来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

2.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民生环境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石。通过增加就业渠道、调低国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社会服务事业发展，为国民消费创造动力源泉。通过政策带动性消费和激发居民自主性消费，双管齐下。应对消费结构升级的特点和趋势，促进产业投资的高端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约化、市场经济的有效化，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系统发展的理念出发，增强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对当前发展的热点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密切关注，有效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给，加大政策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力度，降低国民的消费不确定预期。

3.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规划引导。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将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厉以宁，2009）。如何有针对性的推动新兴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新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等产业实现突破，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的增长动力，就必须下更大力气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明确发展的重心。从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的考虑，服务业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重心：以服务生产为重心，集中在现代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系统等等产业；以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为重心，集中发展现代旅游业、创意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方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差异化竞争力。以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和降低能耗、资源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来规划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制约经济发展的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公共系统的支撑能力，同时降低其能耗水平。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有利趋势，以城市群为中心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区域合理布局。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环境路径优化方面则要做好：（1）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积极调控好人力资源市场，消除各种阻碍农民工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建立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动城镇化和发展小城市，吸引农民工落户成为真正的市民。（2）区域经济统一布局的优化。以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为主线优化区域经济布局，重视发掘各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统一区域要素市场，通过不断缩小国内的区域差距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提升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3）优化农村经济环境。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研方面的投入，优化农村经济的要素资源配置，保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基础。（4）消费环境的优化。进一步整顿消费市场秩序，加强消费品的质量安全监管，培育信贷消费和绿色消费，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放心消费、健康消费。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向[N].经济参考报，2009-11-17.

[2]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经济研究，2006，(1).

[3]吕冰洋，余丹林.中国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4]霍达，李芸珊，王建东.能源价格与国民经济成长[J].中国软科学，2009，(1).

篇3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0)01-10(5)

作者简介：陈　刚　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浙江大学理学院教授理学博士工学博士后

商会经济是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现象。它是以商会为组织核心、以企业为组织成员，而形成的一个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型经济体，是城市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增长点。南京作为率先开展商会工作的试点城市，商会发展具备了一定基础，并在培育商会经济方面已经进行了有针对性地尝试与实践，对南京城市功能的转型提升将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一、回顾与分析：南京商会经济发展初具规模

南京的在宁异地商会发展走过了十年多的历程。在这十年中，南京的商会发展由少变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逐步形成了浙商、闽商、微商、粤商、苏商等商会群体齐头并进、争先发展的新局面。

(一)十年间南京商会发展的变化

从异地商会数量看，十年前外地在宁成立的商会仅有4家，其中具有总部性质的在宁异地商会有3家；十年后在宁商会总数发展为28家，其中具有总部性质的在宁异地商会有17家。

从会员企业数量看，十年前外地在宁成立的商会会员总数仅有700多家，会员企业超过100家的商会仅有3家；十年后商会会员企业达到3100家，会员企业超过1000家的商会有12家。

从投资发展规模看，十年前商会会员企业在宁累计投资仅2.5亿元左右，平均每个企业累计投资约357)元；十年后商会会员企业在宁累计投资达到2.5亿元，是十年前的100倍，平均每个企业累计投资超过8007万元。

从2007年南市创新开展在宁异地商会工作以来，具有总部性质的在宁异地商会发展迅速，其中有7家商会成功运作了投资担保公司等商会经济实体，5家商会积极筹划在宁建设商会总部大楼项目。商会运作模式的日趋成熟表明，南京在宁异地商会发展正朝着集聚化、多元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二)商会为南京发展带来的作用

一是拉动经济。据不完全统计，近3年来在宁异地商会会员企业在宁投资累计达到160亿元，分别涉及电子、信息、建筑、旅游、医疗、金融等20多个行业：除了会员企业外，由商会集聚的浙商、闽商、徽商、粤商、苏商等私营企业超过3万家，约占全市私营企业总数的四分之一；个体户近875户，接近全市个体户总数的40％。这些企业的发展对我市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是吸纳资源。长期以来，在宁异地商会为南京与外地市开展合作交流工作搭建了重要平台，先后参加南京市“重洽会”、“金洽会”等重大经贸活动30多次，积极参与南京市与外地市合作交流活动100多次，帮助有关区县、开发区组织专场招商活动200多场，引荐客商万余人次，为南京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招商资源、信息资源等。

三是共御危机。引导企业组团发展是商会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目前，超过半数的在宁异地商会会员企业间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组团合作。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商会企业纷纷迎难而上、抱团取暖、共寻商机，主动参与我市重大项目投资建设，不少商会企业启动了商会总部大楼项目的筹建工作，为落实“扩内需、保增长”战略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是弘扬文化。商会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市经济繁荣，同时还推动了南京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其是在弘扬创业精神、传播企业文化等方面，商会发挥了积极作用，给南京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在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活动方面，商会也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商会和会员企业平均每年投入于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累计近2000万元，仅2008年汶川地震在宁异地商会捐款达700万元，商会会员企业通过各种形式捐款累计超6000~-元。

(三)在宁异地商会发展初现“三大效应”

随着长期的发展积累，在宁异地商会发展呈现出“三大效应”：

一是板块效应。在宁成立异地商会的地区主要来自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区，其中浙江在宁成立的商会最多，共有9家(分别为江苏省浙江商会、南京市浙江商会、南京宁波经济促进会、南京市温州商会、南京市台州商会、南京市绍兴商会、南京市金华商会、南京市衢州商会、南京义乌经济促进会)，构成了省一市一县在宁商会多级发展格局。这种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凸显出浙商、苏商、徽商、闽商等商会群体在宁投资发展的板块效应。

二是集聚效应。目前南京在宁异地商会的企业发展已形成“葡萄串”效应。比如南京市台州商会会员企业虽然只有200多家，但在宁创业发展的台州人有7万人，台州籍企业1000多家，注册工商户达4000多家。据了解，南京28家异地商会集聚的在宁创业人有数十万人，以商引商的集聚效应凸现。

三是辐射效应。由于南京在长三角、南京经济区、南京都市圈的特殊区域位置，一些发展成熟、实力较强的在宁异地商会开始把发展目光投向整个南京区域，定位于打造具有较强区域影响力和组团投资能力的品牌商会。据初步统计，在宁异地商会会员企业中有近300家企业正在以南京为中心在区域范围内扩张发展，进行跨区域、多领域投资合作。南京市绍兴商会、台州商会、温州商会等已经签订了在宁总部大楼项目合作协议，力争建设商会的区域总部，吸引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家进驻。

二、探寻与思索：培育商会经济所需的城市“土壤”

商会是城市发展中的一种元素，它可以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发展态势；城市是商会发展的支撑，是培育商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土壤”。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具备了发展商会经济的条件，商会也不是在任何城市都能做大做强。

(一)商会经济发展所依托的城市优势

结合当前中国商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和特点，我们归纳出一个城市发展商会经济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和优势：

首先，商会经济发展需要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经济发达的地区商人多，但未必商会多。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经济不及广州和深圳，但潮汕商人和文化名扬海内外：在浙江，温商文化、越商文化等享有盛名，但温州、绍兴也不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除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徽商、赣商、豫商等商帮文化同样独具风格，各有特色。由此可见，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底蕴是～笔宝贵财富，是培育商会文化、促进商会发展的基础，它与商会文化互融共生。

其次，商会经济发展需要特色的城市综合环境。独具特色的城市环境能够彰显城市魅力，增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城市综合环境涵盖了很多方面，比如区位环境、交通环境、商务环境、政务环境、人居环境等，只有在这些方面具备了与众不同的优势，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源，集聚更多的人气。特别是对于吸引一批外地商人离开原籍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设立商会组织，更需要创造出 宜商、宜居、宜游、宜学等综合环境优势，为商会经济成长提供优质“土壤”。

第三，商会经济发展需要丰富的城市社会基础。与单个企业不同，商会组织与政府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各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交流更加广泛，商会的全面发展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源来支持。目前，具备一定规模、发展比较成熟的商会不仅拥有一批会员企业，同时还广泛吸纳了金融、律师、学术、艺术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为商会发展丰富了资源、凝聚了智慧、拓展了平台、畅通了渠道。第四，商会经济发展需要较强的城市经济实力。发展商会经济最终目的是增强城市经济实力，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反言之，城市经济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才能为商会经济提供更宽、更广的平台。对于商会而言，只有培育出更多大企业，商会发展才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城市经济发展的提速，会蕴藏更多的商机，商会企业获得的发展空间会更大，商会经济发展的“土壤”也会更肥沃。

(二)南京具备培育和发展商会经济的优势

对照以上四个条件，可以认为南京具备了发展商会经济的良好基础，是一座非常适合培育商会经济、发展商会经济的城市。在文化底蕴方面，古都风尚的浸润，使文质并茂的人文传统与淳朴包容的民风习俗融汇和谐，形成了南京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在江、浙、徽文化融合的影响下，南京自古以来就是苏商、浙商、徽商流动、交融的集聚地。2009中国城市软实力报告中，南京的文化号召力位居第7位。

在综合环境方面，南京区位优势明显，地处传统长三角地区与“泛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结合部，是南北互动、跨江发展的长江流域中心城市，也是承接东西、传递要素的重要支点城市。

在自然环境方面，南京既有虎踞龙盘的山川地形，又有钟灵毓秀的南国风物，是一座具有东西合璧、南北交融之独特魅力的现代化都市。2008年南京获得“联合国人居特别荣誉奖”，2006～2009年南京连续4年进入“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前十名，2009年南京成为首批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省会城市之一。

在社会基础方面，南京省会城市资源优势明显，不仅集聚了数千家国家机关驻宁单位、省级机关和外地政府、企业驻宁办事机构，同时还拥有普通高校41所，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540多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0余万人，两院院士81人。南京每万人拥有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位列全国第一，科教实力位居全国第三，是仅次于北京、上海的国家科教文化名城。

在经济实力方面，南京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优化不断加快，经济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预计2009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150亿元，同比增长1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29亿元，同比增长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36亿元，同比增长17％。

上述这些条件，构成了南京发展商会经济的综合优势和特色。在新的发展时期下，南京将进一步释放潜力，发挥优势，着力培育商会经济发展，把商会经济作为全市加快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展望与发展：商会经济助推南京新一轮转型发展

当今中国经济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发展重心正由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中部、北部、西部地区延伸扩散，新一轮区域资源要素的整合、对接、流动势在必行。在这种大背景、大机遇下，南京坐拥承接东西、跨越南北的先发优势，需要抢抓时机打造出承接资源、集聚资源的新载体和新平台。商会经济发展与南京当前的发展需求恰恰可以实现“无缝对接”。

(一)从南京发展战略看，“三个经济”加快推进“三个发展”

就商会企业而言，全部都是私营企业，在民营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就商会而言，他们承担了商人群体在区域内集聚的总部职能，是总部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南京非常重视商会总部建设，不少商会已经启动了商会总部大楼筹建工作，我们将全力打造浙商、闽商、徽商、粤商、苏商等在宁发展的总部基地。当前南京正积极抢抓新一轮发展机遇，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全力实现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新目标。商会经济、民营经济、总部经济这“三个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三个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对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加快城市功能转型、提升城市品质品位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从商会发展角度看，需要发挥好“三个关系”的作用

一是商会与企业的关系。商会作为企业发展的平台，除了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资源、政策咨询、商务交流等服务外，还需进一步发挥“战略核心”的作用，把商会的资源全部调动起来，形成强大合力。我们要倡导“经营商会”的理念，把商会当作一个集团总部来进行运作和发展，形成一种长远的、持续的发展谋划，使商会发展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是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作为一种新社会组织，商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好调节市场的“第三只手”，形成一种“软权力”，帮助政府共同维护市场规范发展。同时商会也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城市政府、企业间合作交流搭建平台，实现共赢发展。

三是商会与社会的关系。商会不仅要对企业和行业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还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一个商会就是一个品牌，要竭力打造一种面向社会、服务社会的商会品牌，要努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

(三)从政府推动层面看，发展商会经济将做好“四个强化”

一是强化科学引导。要积极引导商会拓展发展视野，更新发展理念，创新运作模式，及时与商会互通信息、共享资源，集中力量谋划大项目，发展大企业，寻求大合作。

篇4

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能源之一，对维持国家稳定和国家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煤炭经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改善，但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依旧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制约各个煤炭企业发展的原因所在，需要引起同行企业的重视。

一、煤炭经济行业现状分析

（一）环境问题严重

煤炭的使用将会带来很多环境污染问题。煤炭的传统利用方式正是排放CO：的主要来源，在大气中CO：含量增高将造成“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变暖；SO 的排放引发的酸雨，燃煤排放的SO：是引发酸雨的主要原因，我国遭受酸雨影响的地面已扩大到总面积的30%以上；煤矸石、粉煤灰等废弃物大量排放，这些废弃物会造成水和周围土壤的酸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煤系伴生矿产资源的浪费，对伴生矿产资源的低利用和无序排放浪费了资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煤炭开采的局限性

我国目前的煤炭开发的重心逐渐转向生态环境脆弱的晋、陕、蒙地区，这对于地区的环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煤炭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有的是可以预见的，有的不可预见。短时间内超过环境承受能力高强度开采煤炭，不利于这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交通不畅也是影响煤炭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晋陕蒙地区煤炭外运压力较大，加上该地区煤炭产量持续增加，运输能力无法满足煤炭外运的需要，这也是影响煤炭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企业经济效益低

我国的煤炭企业多数建立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如山区、农村、郊区一带等。这种分布情况就将企业与市场分离开了，由于远离销售市场造成了企业运输成本的增加，这将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加上煤炭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受到当地政府的制约，让煤炭企业缺乏发展空间。

二、近年我国煤炭经济发展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煤炭工业一直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煤炭经济发展呈现以下几种特点：

1.安全管理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

2008年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三个明显下降”。除了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同比下降外，事故总量明显下降。全国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9.3%和15.1%。26个产煤省（区、市）中，事故死亡人数下降的有2O个。同时，较大事故明显下降。煤矿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4.1%和34.4%。

2.国家煤炭产业政策调控力度不断加强

新时期国家将密集出台有关煤炭产业调控政策，煤炭产业政策调控的总体方向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主要取向包括：一是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的规划管理，提高煤炭资源有效供给保障能力；二是建设大型煤炭基地，建设以煤炭生产为基础的产业集群；三是培育和发展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煤炭生产集中度；四是加大煤炭资源整合力度，调整改造中小煤矿；五是开发利用煤层气，促进煤层气产业化发展；六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清洁利用；七是发展高效煤炭转化技术，提高煤炭资源利用效率。

三、煤炭经济发展对策

（一）控制投资，审查在建项目

国有及国有控股煤炭企业，特别是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要根据煤炭经济发展形势，认真清理和科学决策建设项目，对尚未开工的煤矿建设项目要缓建，对煤矿改扩建和小煤矿收购改造要慎重决策，严格控制煤炭产能增长。对银行贷款建设项目要进行全面清理，客观评估项目还贷能力，严格控制企业贷款规模。要遵守国家财政制度，不挪用企业生产资金和流动资金贷款搞基本建设。

（二）继续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促进多元化发展

大集团战略对于资源共享而言是一有效率的机制，企业内部可以充分共享在财务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营销、管理、品牌、信誉等方面已形成的明显优势，实现“1+1>2”的协同效应，集团化的企业往往能呈现出专业化公司难以比拟的优势。大集团战略表现为经营的多元化或一体化。多元化经营可以帮助企业在某一产业不景气的时候，通过其他领域来开拓市场，降低经营风险。一体化经营则能够使企业市场交易内部化，降低交易费用，发挥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盈利水平，降低经营风险。

（三）煤炭经济发展之关键：发展循环经济

（1）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政府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巨大的调控作用，为循环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有利于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给予帮助，通过向煤炭企业提供相应生产技术，以及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措施，给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管理方面，政府也需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在煤炭开采、生产、废弃物排放和回收利用等环节加强管理，以实现煤炭资源的利用率的提高。

（2）培养科技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上的提升必然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技术支持，对于企业而言，需要积极建立煤炭技术体系。煤炭技术的创新是一个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企业可以通过对生产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参与他它企业的合作交流等形式来改善或者引进先进的煤炭生产技术。为适应循环经济的宗旨，可以大力发展绿色开采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废物利用技术以及污染治理技术方面的创新等。

（3）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煤炭资源的优化配置重点在于综合利用好煤炭资源，减少资源的浪费，这将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主要包括了煤系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煤炭废弃物的回收循环再利用两个方面，这就要求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借助于技术创新开发出“档次高、质量优、销路好”符合市场需求的优化产品。但企业重点工作需要放在煤炭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方面，这才是循环经济的根本要求所在。如：煤矸石、粉煤灰、矿井水等废弃物应该实现处理。

（4）实现煤炭经济发展与循环经济双重接轨

根据目前煤炭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来看，实现煤炭经济与循环经济双重接轨有着必然的趋势，这不仅仅能提高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更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作为煤炭企业，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促使本企业的煤炭经济发展与循环经济相接轨。

①煤炭经济监测与评价

建立煤炭经济监测与评价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准确地反映出本企业的经济发展情况，及时发现企业的经营问题，促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调整。监测体系主要的监测对象应当是企业各个阶段的经济转变情况，对于企业的经济收支、效益增减、生产销售等做出一个准确的统计规划。

②处理好政府市场的关系

煤炭产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因而煤炭经济必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煤炭经济发展不顺畅，必将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因而在煤炭资源市场分配时需要正确处理煤炭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保证煤炭市场的稳定，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煤炭市场有序运行的发展目标。

③分配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

煤炭是一个利益高度集中的产业，中央运用行政手段，指令性计划，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能源输出省区的地方经济利益，实现能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个人、企业、部门、省区都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市场成为实现各自独立利益的载体和平台。

四、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之互动的煤炭经济运行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煤炭经济效益的提升，我们更需要将煤炭经济与循环经济相互结合起来。只有两者实现科学接轨，对于企业和国家才是真正的利益。

参考文献

篇5

我国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例如环境保护，当前我国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提升，人民渴望用绿色的、清洁的、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去取代传统的、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化模式，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正日益成为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投资领域。以钢铁行业为例，目前我国钢铁产能11亿吨，而实际产量只有7亿吨左右。我国在淘汰过剩产能的基础上，可以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引入国际上最先进、环保的生产能力，使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得到升级。根据测算，每改造1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将带动至少8000亿人民币的投资，如果五年完成7亿吨产能的改造，将形成5.6万亿元投资，推动经济年增长1.2%。水泥、玻璃和电解铝等行业的情况与钢铁行业类似，我们都可以通过补贴环保投资的措施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从基础设施来看，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有较大空间。根据美国中情局披露的资料，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与发达国家仍然相差极大，尤其是在机场数量和互联网领域。铁路、公路和电力装机容量等方面，我国虽然基本赶上了发达国家水平，但人均数量仍有较大差距。在结构方面，差距就更大。例如核电、天然气发电、宽带网速度等方面，还需要进行巨大的投资。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显示，2010年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仅为日本和韩国的18%。基于此测算，如果我国用10―20年时间赶上日、韩目前的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未来5年每年将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当然，要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持续的投资热点，必须改革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为此，应把基础设施融资从银行贷款中剥离出来，进而发行相关市政建设债券，成立基础设施长期建设基金。这样既能促进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还能降低基础设施融资成本，降低我国的总债务率。

此外，新能源汽车取代传统汽车也是一个重要增长点。按照国家规划， 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要达到50万辆，2020年达到500万辆。假如国家加快推进这个转变，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汽车总量的一半，这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产业。按照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募集100亿元形成3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产能方案和每个充电桩1万元安装成本估算，我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投资将达到2.7万亿元以上。如果考虑上述设施的折旧和产业的关联效应，未来新能源汽车所带动的投资至少超过20万亿元。

正是由于中国投资机会众多，多年来外资持续不断涌入中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1万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5万亿美元。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减速明显，但外资仍在持续流入。2014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同比下跌8%和中国经济增长率创1990年以来新低的背景下，流入中国的外资却逆势增长了1.9%，达到1176亿美元，而且超过美国，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从产业结构来看，2014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7.8%，占利用外资总量的55.4%，比制造业高出22个百分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那就是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再创2009年以来新低，但第一季度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却同比增长了11.3%。

二、消费面临着结构升级的大好机遇

中国经济运行与消费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正向关联。历史数据显示，消费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率越高，增长率就越高，经济运行越健康。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目前已达到51.2%。

在消费结构方面，我国居民消费需求重心已经从20世纪80―90年代解决吃、穿等刚性需求为主和21世纪初解决住、行等刚性需求为主向旅游、娱乐等享受型需求和教育创新等发展性需求为主的阶段转变。

为此，我国政府应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需要，创造条件，拉动内需，引导居民境内消费。比如，针对当前居民出国旅游的热潮，我国应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文化内涵建设，探索建立一批超五星级景点，把游客尽可能留在国内。又如，针对今年初我国居民在日本大量购买电动马桶和去年香港水货客大增现象，内地一些大中城市，可以考虑降低消费税，并在一些重要空港设立一些免税店，引导居民回国消费。还比如，针对出国留学热，可以考虑适当加大教育服务商业的开放力度，让国内外名校携手合作，多设立一些合资大学，把学生尽可能多地留在国内接受教育。总之，只要敢于改革，转换机制，拓展思路，扩大内需就不但大有文章可做，而且能不断地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三、外贸尽管比较困难，但也有不少有利因素

从净出口来看，我国享有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明显衰减，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远不如2001-2007年。尤其是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下降，我国的出口面临下降的压力。此外，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一些国家汇率大幅度贬值，导致我国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当然，由于美国经济成功去杠杆化，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复苏态势，使得我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有所好转，有利于我国出口的长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出口结构在优化。例如，今年的成套设备出口表现非常突出，前5个月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达到500亿，增长10%以上。铁路设备出口到全球80多个国家，电力设备出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并且进入了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