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核心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社会治理的核心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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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治理智能数据平台的构建思路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大数据的研究开始日渐加深。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对大数据的深层次挖掘，其中这种挖掘使得研究者能有越来越多探讨和发现原来所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说，大数据的出现，是“长尾理论”和“黑天鹅”理论的双重验证――原本被统计学剔除在外的小概率事件纳入其中。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目前对大数据的研究仍然过多地集中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性的探讨，更缺乏深层次的具有统筹规划方案能力的全方位的探测。因此，在高校研究和社会治理层面，这种非计算机科学的社会应用，如果能够行之有效地将大数据概念引入实践化，就成了摆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眼前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构建一套完整智能数据平台，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同用户反馈交流中起到平台作用，进而实现生产、教学和科研三位一体的布局战略。

智能数据平台所实现的这三个功能既是独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说这三者是独立的，原因在于这三个功能个各司其职地完成了相对较为独立的任务。其中，智能数据平台的生产功能为用户满足商业、政府、NGO等社会组织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及满足市民在各种生活情境中对信息的精确获取功能。智能数据平台的教学功能为以学生为主体，深入细致地挖掘智能数据平台中生活情境中可能存在的需求。而科研功能则在通过完成软件的生产和教学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软件的价值。其中，科研的方向可以有二：第一，科研人员可以根据特定情境下智能数据平台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加工和挖掘，在获得深层次变量关系的同时，完成满足社会需求的科研论文和项目。此外，围绕智能数据平台的功能拓展，也是一项重要的科研功能。三者虽然拥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三者之间也存在不可分离的关联。其中生产功能以需求为导向为智能平台的建设提出了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指引保证教学过程中能以社会情景、社会组织和社会人的需求为方向进行知识传授。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知识传授正是现代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需要。最后，在教学中，由于学生教师以智能数据平台为工具的社会需求解决方案设计，能够进一步保证教师的科研有明确的方向性和应用性。这种应用型将会进一步影响智能数据分析平台的生产和教师的教学。可以说智能平台的构建是能够真正地从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出发培养应用应用技能性人才，提高教师科研能力较好的解决方案。

二、围绕智能数据平台建设的产学研示例探讨

围绕智能数据平台出发制订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发展方案不仅能够有效地拓展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思路，而且能够提高实际教学质量，使得教师从原本简单的知识讲解转换到和学生一起寻找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在传统的社会工作类专业中，一般都会部署发展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社会组织管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这5门课程。按照传统意义的划分来看，这5门课程分别对应了社会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课程。从传统课程的讲解体系上来看，这5门课程都是自成一体的，依照教学大纲对应着不同的细致知识点。但是从构建智能数据平台建设为核心的产学研研究中，这5门课程便可以有效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在以社会情景需求为专题突破口的前提下，这5门课程更是成为统一专题服务的工具，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指向了同一目标。例如，以“如何了解市民的心理健康程度，保障社会安全”的社会需求为例，教师可以在西方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这两门课程中向学生引出该主题，同时要求运用这两门课程的知识，明确能够解决需求的社会理论。学生在理论的确定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其他同学的讨论明确了理论的本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此后将依据理论界定出关键概念和研究主题与研究假设。在社会组织管理课程中，学生将依据研究主题和假设，明确社会需求可能解决的突破点――选择和那些具体的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与探讨，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角度科学化地提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在未来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中，研究者将可以通过已确定研究主题、假设和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况进行概念操作化和问卷设计，并将问卷、测量或其他形式的数据收集方式置入智能数据平台中。在数据分析技术课程中，学生将按照已经设定好的研究方案运用智能数据分析平台对分析数据并输出报告。最终，这些报告和数据结果将有针对性地提交给对应的社会管理组织，在实践中评估其对社会需求的解决程度。

参考文献：

[1]陈阳，张梅.大数据基础上抽样调查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探讨[J].理论界，2015，11：1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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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使命、高等教育价值、大学生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时代面前逐渐变得失去效力。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题就是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难题。与其他专业课相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比较大，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越来越体现出多变性和开放性等特征。新时期，我们必须掌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特点，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及时、切实。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大大提高。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目标方向

坚持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正确的目标性理念，有利于我们坚持正确方向。2014年5月4日，在北大考察时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广大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基本价值观念教育具有高度重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又被称为“价值观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引导学生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价值观教育具有特殊性，它不仅是向学生灌输和讲解一系列价值规范和价值准则，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以及促进理想人格的健康成长。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既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既是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导理念，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想价值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当代大学生有利于培养科学的人生理想信念，有助于完善他们的道德责任意识，也有助于使学生的价值理念与国家民族理想信念相统一。大学生的价值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逐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大学生行为中的导向作用，也要不断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理念要求，因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培养对于社会利益和公共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不仅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引领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为指导的最新理论成果，并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也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广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舞台，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先进性价值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立足实践

坚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更加立足实践教学，能够实现科学原则与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抽象的理论和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必须做到指导性和具体性的统一。不仅要做到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更要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性阐发、推广乃至具体应用。目前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没有真正系统化，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论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很有必要，这不仅是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需要，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自由发展的需要。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容易使学生形成价值虚无主义，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时常摇摆，意志力也不坚定，政治信仰迷茫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必须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领导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具体化和现实化才能在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产生指导性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具体手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自觉的日常行为意识。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主要体现在实践教学领域，体现了非强制性特点。价值观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理性价值判断能力，更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价值观的主体。因此，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发挥传统课堂的讲授作用更要注重向实践教学领域渗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自律性和自觉性。

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思想保障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提供思想保障，有利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对于统一各种社会价值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也使高校师生能够形成比较明确的理性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目标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能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观念变革，进而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放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上面。共同理想信念有利于凝聚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全力合作，共同推进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不但能促进教育理念的现实变革，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提供了创新精神和科技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对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提供了基本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以人为本思想有利于改变以往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使对话意识和平等观念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中成为主流观念。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引领作用须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在要素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构建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运行机制。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实效性不强主要由思想观念更新速度慢以及教育方式、方法的落后造成的。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才能有效根除道德教育改造中存在的各类阻力并有效解决各类难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少走弯路。

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应从改变以往的单纯的说教和固定的教学方式，强调对话互动与活动渗透入手。首先，使课堂内容丰富化。“任何课程所采用的教学模式都不应该是主观随意的选择，而应该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受教育对象等要素相契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性质上归根结底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1]（P.96）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近现代史、法律常识等，还应包括传统道德伦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心理咨询等。不仅要包括知识性教育，还应包括先进事迹宣传与感化教育、诚信理念教育、感恩教育、人际关系能力培养等。其次，在教学方式上要体现灵活性和多元化。在讲授基本原理教学的基础上探索多种教学方式，比如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讨论式教学、主题报告式教学、提问答疑式教学、分组讨论论辩式教学等等。可以聘请知名专家学者、知名社会人物、先进模范代表等进入课堂做报告甚至与大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互动等。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相互统一。不断探索和拓展社会实践的新模式，使社会实践活动体现趣味性、知识性、能力性、道德性的统一。深刻挖掘社会实践的道德感染力和渗透性，“应挖掘渗透式教育方法的功能性，变‘说教’式教育为‘感化’式教育。”[2]（P.84）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主体意识，并通过情景和实践感染逐步渗透为学生的道德主体结构。“也只有解决了学生思想实际中的问题，学生们才能够接受我们所进行的规范教育和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教育等社会要求的内容。否则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针对性、失去本质。就必然会走‘科学式’、‘版块式’、‘拼盘式’的道路，就不会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3]（P.57）

总之，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思想指导，也在价值观念上提出了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在承认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同时，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供了明确而又统一的中国特色主流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在凝聚力量和统一思想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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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77-04

社会质量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1999年在荷兰签署的《阿姆斯特丹社会质量宣言》为标志，“社会质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兴和前沿学科。EFSQ将“社会质量”定义为“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中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程度”[1]119。它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社会质量理论主要是从这四个方面来测量社会发展水平。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靠自身行为信用获取和提升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增强政府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从而推动政府职责履行绩效提高的能力[2]。在理论和价值层面，二者都有内在的契合性，社会质量理论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

1. 从思想认识层面来看。

在社会质量的四维度中，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这两个维度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增进社会团结度和社会融合度，这对于缓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由于不信任问题造成的矛盾可以起到改善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深入发展，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思想道德体系尚未完全确立起来，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等意识在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信任危机成为当前中国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种信任危机渗透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给二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裂痕。2010年8月，《小康》杂志的《2009-2010中国信用小康指数》报告指出，对于政府公信力而言，调查发现，“、”、“形式主义、”，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淡漠，失职渎职，导致一些地方食品、药品和环保等安全事故发生”，这些被认为是销蚀政府公信力的三大主因。2009-2010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3.0分，虽比上年度上升0.8分[3]，但仍处于一个低位水平。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取社会民众信任、拥护和支持的能力，它实质上体现了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质量所强调的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规范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并影响和指导人的行为活动，从而改善社会信任危机的状况，这对于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为提升政府公信力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 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

社会质量理论对于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如何着手建设一个民众认可、支持的政府有着一定的导向作用。社会质量理论从四个维度来对社会质量的发展状况进行测量，这对政府到底该建设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从哪些方面着手来建设这个社会，有着导向性的作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要“加强政府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2010年6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11年2月27日，总理指出“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4]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且又迫切推进的工作。政府公信力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摆在一个首要的位置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这与社会质量的维度之一——社会赋权是相契合的，只有政府进行足够的社会赋权，民众才有充足的自由来对于政府的言行提出质疑，提出建议，进而达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和谐，实现社会凝聚。

二、价值取向层面的契合：公民本位、工具理性和政府与民众互动之间的契合

价值取向是主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在面对或者处理问题、矛盾、冲突等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价值取向作为一种理念一旦植入主体的观念当中，对于主体处理问题时所做出来的抉择或行为都有着方向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从价值取向层面来分析社会质量与政府公信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深层根源上找到二者的契合之处。

1. 坚持公民本位。

“公民本位”是指民众利益优先，并且这种所谓的民众利益优先中的民众意志是其自身萌发的，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并提供的。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是起着主导作用并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的。

社会质量理论旨在建立一个公民有着充分经济社会保障，享受公民权、民主、平等和自由，社会高度团结和凝聚为核心的社会，把个人的自我价值与其在社会中的集体价值融合为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5]。它所致力建设的社会目标很明显是强调公民本位的，它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来分析社会质量，将社会中的人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将作为社会成员的民众的状况摆在首位。无论是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团结或是社会赋权，都体现了作为社会成员的民众的首要地位。如社会质量强调的社会赋权与公民社会所提出的公民参与，在强调民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这一点上是契合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质量强调的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参与，是民众在有充分的经济物质保障基础上，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意愿的参与。

政府公信力建设则是要致力于提高政府的绩效，提高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提高政府的凝聚力，展现政府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更好地为民众服务。政府公信力建设包含着两个层面：其一，政府身份合法性的确认。依据社会契约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的合法权力源于民众的赋予，符合民意的政府才可能是身份合法的政府。如果民众对于政府合法性提出质疑，政府本身的存在不合法的话，那么政府公信力也就无从谈起。其二，民众对于政府行为的信任与满意度，这也是民众自我实现和认可的一种体现。现代社会是一个注重民众民情民意表达，尊重民众政治愿望，保障民利实现的社会，让民众在政府公信力的测评和改善工作当中充分发挥民众自身的评估主体地位，尊重民众的话语权，保障民众的切身利益，确保政府将民众意志摆在首位，使政府真正做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服务，这些目标的实现都必须坚持“民众本位”这一思想。

2. 推崇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指行动者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借助理性采取行动以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

如上所述，社会质量理论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这四个维度入手来分析社会质量。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分析评价工具，可用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亦可用作社会进步与否的评价工具。社会质量理论认为，社会经济保障的关键在于民众拥有资源的状况，社会包容的实质则是社会参与程度的体现，社会团结的实质是社会的凝聚力，社会赋权的核心是人的发展[1]123。从性质上说，社会质量涉及三类因素，即条件性因素（社会行动主体维度），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方面的内容；建构性因素（人力资源维度），包括个人保障、社会认知、社会反映和人的能力；和规范性因素（道德/意识形态维度），包括社会公正、团结、平等价值和人的尊严四个方面[6]。作为分析社会质量高低的测量工具，我们可以从三类因素分别做出具体的评价。以上三类因素的测量都带有很大的弹性，这些指标也有着诸多不确定性，较之于单纯的经济指标更为软性化。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功能体现在评价水平、监测状态、改进管理、预测发展四个方面，有利于形成评价社会质量的整体尺度，有利于实施社会质量水平的监测，有利于预测社会质量建设趋势。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可以分解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社会动员、社会融合、社会活力、社会文化六个一级指标[7]，从多个角度来综合反映出社会发展的状况，并将测评的客观性结果与民众的主观内在的感受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确保评估结果的完整性、科学性和精确性。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反映着民众对于政府行为的信任程度，反映政府的形象。政府公信力也可以作为衡量政府行政能力高低的指标。当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并被纳入到政府改革的重要议程上来，成为一种改善民众对于政府信任状况的工具。政府工作中的政府公信力基础指标、政府公信力业绩与成本指标、政府公信力互动指标等方面反映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状况，通过这些方面的测评可以较为科学、完整地反映出政府公信力现状，可以较为准确地找出政府公信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这些都可以看出政府公信力建设对于工具理性的推崇。

3. 政府与民众的互动。

以社会契约论和论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理论，认为人民拥有，国家的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人民对于国家有着天然的监督权。民众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与的关系，民众将国家治理的权利委托给政府，政府通过民众授权，按照民众的意志来行使权力、治理国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EFSQ将社会质量定义为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中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程度。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质量将民众的意志与民众的发展摆在首要位置，隐藏在其后的是政府的作用，只有通过政府制定出各项合理的政策并付诸实际，社会质量的提升才会成为可能。只有在政府的领导下，将民众的意志摆在首位，采取真正符合民众意志的行动，通过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形成强大合力，社会质量提升才会成为可能，正是在民众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双方才能实现共赢。

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在政府公信力测评中，民众的评估主体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其对于政府公信力测评的结果也应当是最为真实的，民众将测评结果反馈给政府，政府根据结果做出相应的调整，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或者是改善措施，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民众的意志可以得到更好地体现，政府也能够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三、理论逻辑层面的契合：和谐社会理论维度和服务型政府理论维度

1. 和谐社会理论维度的契合。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适应中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客观需要提出的，同时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出了其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实现二者的协调。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在注重人的发展这一基点上是相契合的，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内在地要求政府加快推进自身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公信力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为了增进社会团结，缓和由于包括贫富差距的拉大，城乡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等问题，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团结和凝聚。社会质量理论也同样关注社会团结、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凝聚。虽然社会质量理论是基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模式提出来的，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提出来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这不能说两者之间没有一定的联系，社会质量理论所提倡的民主、团结、赋权等方面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中的“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建设中也能够体现出来，两者追求满足民众需求的愿景是一致的。

2. 服务型政府理论维度。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的在于适应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它要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摆在首位，做到政务公开透明，负责任地处理各项事务，为民众提供公平、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从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层面看来。社会质量理论的社会经济保障维度反映出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这就意味着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不仅映射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上，还体现在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之上。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中政府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众的需求为导向，为民众提供充足、及时和优质的公共服务。

从坚持公正这个层面看来。公平公正作为一种衡量指标的时候，它所关心的是民众是否都受到公平的待遇，尤其是弱势群体是否能够得到基本的或者是更多的公共服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就提出正义的行为即是使处于条件恶化的社会成员的收益增加。按照社会质量理论，个人的发展要以整个社会制度世界的保障为前提，当然这个制度世界是将社会公正原则现实化的制度世界，是罗尔斯所言将正义作为首要价值的制度世界，最终体现在人们生活世界中实现个人的发展与集体认同的统一，其内在的逻辑在于社会质量理论以人的发展为目标[8]。社会质量理论强调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将社会公正现实化，并将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而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中，政府需要坚持以人为本，那么社会劣势群体或是社会边缘群体的基本保障是首先要给予保证的，这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所宣扬的公正是相一致的。

认真审视和检讨政府公信力建设问题，让政府自身成为遵循诚实守信及信赖保护准则的示范者，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科学发展，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性选择。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政府公信力的案例更突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2008年9月的三鹿奶粉、2010年12月的“小学生检测出鲜蘑菇超九成被荧光增白剂污染”、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故等。更值得指出的是，当下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各种自身失信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解决问题，而是首先考虑如何隐瞒事实、推卸责任，让民众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反映着民众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认可程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只有政府在尊重民众意志，保持与民众平等互信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取得民众信任，提供满足民众需求的公共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更好地满足民众的多元化需求，民众对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予以肯定或是表示满意，政府公信力才会得到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赵怀娟.“社会质量”的多维度解读及政策启示[J].江淮论坛，2011（1）：119.

[2]杨 畅，王 前.政府绩效评估与当代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价值与逻辑契合[J].伦理学研究，2011（2）：80-84.

[3]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诚信恐慌——2009-2010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J].小康，2010（8）：24.

[4].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影响整个社会进步[EB/OL].[2011-02-27].

[7]周小毛，何绍辉，杨畅.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与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86.

[8]张海东，丛玉飞.社会质量与社会公正——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36.

Analysis of Social Quality Theory and Public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

1. Yang Chang 2. Zhou Ting

（1.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Hunan 4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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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极大的打击了公众的消费信心以及投资者的信任也受到很大的冲击，金融危机、特大矿难、“大头娃娃”、“假养生”、假药、虚假广告等字眼频频出现。三聚氰胺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奶制品企业甚至中国其他相关企业产品质量安全性的质疑，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引起的金融海啸令全世界震惊，企业的社会责任再次成为政府、工商界、学术界，以及媒体等各个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极大的增加其经营的成本进而会影响其利润，需要在很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和保持企业可持续的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从企业角度来说，社会责任和财务核心能力，犹如杠铃的两段，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缺一不可。社会责任和财务核心能力两者具有现实不可分割性，因而学术界有必要对其再进行各自深化研究。传统的研究只是单纯对某一个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把两者结合起来分析少之甚少。早在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就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Cowen（1987）通过对134家美国公司年度报告中所包含的社会责任信息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所在的行业、公司是否存在社会责任委员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Roberts（1992）的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势力、企业的战略地位、公司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盛春艳（2007）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的综合评价。胡建政洪文辉（2008）运用沪深两市69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大山（2008）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核心能力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把公司治理力作为财务核心能力指标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进行了实证分析。李虹、罗莉华（2009）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企业的财务能力进行了分析。上述学者对社会责任和财务核心能力系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并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丰富了社会责任、财务核心能力等领域的研究内容。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将财务核心能力、社会责任纳入一个统一的企业发展框架中进行分析的文献却极为鲜见。因此，本文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提升有无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十分必要。

二、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财务核心能力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从2007-2009年连续三年出现在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的中国企业为样本，总共有18个企业，涉及房地产、汽车、银行、综合、消费电子、保险、电子、运输、石油等行业，去除国家电网、国家开发银行、南方电网等五家非上市公司，还剩中石油、海尔集团、平安保险、世茂、苏宁电器、中国铝业等12家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个沪深和香港交易所2007-2009年企业的年度报表。

（二）变量设计

1、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从年报中查找数据，得到员工、供应商、股东、债权人、政府和公益等6大维度，即政府责任（X1）、员工责任（X2）、股东责任（X3）、债权人责任（X4）、供应商责任（X5）、公益责任（X6）。X1=（支付的各项税费一收到的税费返还）／经营现金流入；X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主营业务收入；X3=支付的现金股利和现金利息支出／主营业务收入；X3=每股收益；X4=资产负债率；X5=应付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期初存货―期末存货）/平均应付账款）}；X6=（环保支出+捐赠支出+赞助费）／主营业务收入。

2、财务核心能力变量。本文参考朱开悉、王小朋和郑槐淼的在《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指标体系与计量初探》评价指标，并且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指标进行了改动，选择12个主要指标来评价财务核心能力。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用企业期末总资产这一指标来评价。

（三）研究假设

假设H1：企业履行政府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2：企业履行员工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3：企业承担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正相关。

假设H4：企业履行投资者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5：企业承担对供应商的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正相关。

假设H6：企业履行公益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假设，设计研究模型为：

FCCt=αt+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InTA+ε

t为2007-2009年。

由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性机制的作用，其投入-产出有效性可能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对于社会责任变量一因素。本文选择的是2007年的数据。财务核心能力变量选择的是2007-2009年的数据。

（四）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财务核心能力FCC指标；然后根据研究假设，设计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定量指标．构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的模型，回归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核心的影响程度。财务核心能力评价FCC指标，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PCA），寻找描述企业财务核心能力9个变量的线性组合来最大化描述它们的变化情况，从主成分分析法中得出的第一大主成分被定义为反映公司财务核心能力的FCC指标。在第一大主成分中，各变量的载荷系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的系数得到3年的财务核心能力FCC指标。

（五）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FCC指标的回归分析

以2007年、2008年、2009年的企业社会责任为自变量，财务核心能力FCC指标为因变量，用spssl3．0软件回归分析他们有无相关关系以及怎样的关系，得出结果如下：R2=0．929，F=8.428，sig.=0．042，从R2等于0．929可以看出方程拟合度很好，但回归方程在0．05显著水平下都不显著。回归结果估计方程，如表3所示；系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四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沦：政府和股东的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假设得到了验证，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有低度的正相关，相关系数都是小于0.5，因此假设得到验证。但是企业对债权人的社会却没有显著的与财务核心能力正相关性，2007年为正，2008、2009年都是负的，因此假设未得到验证。企业对员工的责任除2008年是正相关外，其他都是负相关，因此假设未得到验证，企业对公益的责任这一变量未通过假没检验。原因可能是只有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类似的大事件外，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履行公益责任只被受益的一部分群体所知晓，那么企业履行公益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很小。企业的资产规模对企业财务核心能力这一变量只有2009年通过了t检验，这可能也是由时间的滞后性引起的。

三、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关系着企业能否长期生存发展下去的两个十分重要因素，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关系的研究不多，本文从实证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开拓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 Scott S Cowen,et al. A Commentary and an Overview of Key Questions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J]. Business and Society,1987(4).

2、Chandler A D．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 s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 ives,1992(3).

3、宋建波,盛春艳.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J].中国软科学,2009(10).

4、王大山.基于公司治理的财务核心能力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2008.

5、李虹,罗莉华.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能力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13).

篇5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例如“三权分立”、“大陪审团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阶段性。版权所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院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法官必须担负的神圣职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审快结快执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宗旨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中，“一心为民”是根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宗旨，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本质要求，它与“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一心为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和社会效果的新尺度，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具体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中，我们不应脱离这一宗旨，要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

篇6

1.建立、推行社会治安综合管理

建立、推行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是党和国家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重要措施，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七大确定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活力，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在新形势下对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和服务，保证内部单位在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中顺利进行。

2.实行社会治安综合管理

实行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是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每个单位都要建立维护稳定的责任制，把维护稳定作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把确保一方平安作为任期目标之一，把“一票否决权制”落实到实处。广泛深入地动员各单位的力量齐抓共管，把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抓基层，打基础，是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内部单位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助于“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搞好普法教育，提高职工的法律意识，使内部单位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全面开展军警民联防联治活动。

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助于内部单位保卫组织建设，提高单位自防自治能力。目前，许多单位保卫干部力量不强，保卫干部地位低，待遇低，往往没人愿意干，也有极少数单位对综合治理认识不够，积极性不高，认为保卫干部可有可无，甚至没有配备保卫干部，没有把单位保卫工作的治安防范工作放在眼里，给社会治安增加了难度。通过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内部单位保卫组织建设，做到日常治安保卫工作有专人负责，充分发挥内部单位保卫组织在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减少各类案件的发生。

4.新形势下内部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所面临的新趋势和问题

4.1我国现行的经济法规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差距大，法律滞后和不完善的情况比较突出。内部单位在进入市场发展过程中，运行机制不健全，管理制度跟不上，违法犯罪的条件空隙可能增多。

4.2转换机制，进行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整改社会的利益进一步调整。在利益再分配中，一些人的收入可能相对下降，加上物价因素，少数人会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容易被坏人利用，如聚众上访、上街游行、罢工等，形成群众闹事，危及社会安定。

4.3机构改革的进一步铺开，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扰减弱，法律机制跟不上，内部单位保卫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

4.4亏损私营企业和不景气单位，职工待遇低，职工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不满情绪可能滋长，封建宗族、迷信活动又有抬头，加上其他诱因，在内部单位容易发生事端。

4.5随着市场进一步运行，人、财、物流量明显增大，内部单位暂住人口、流动人口将形成新的高峰期，给违法犯罪分子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4.6由于企业破产，职工待业，使本已紧张的就业矛盾加剧，青少年犯罪仍处上升趋势，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增大。

4.7一些内部单位的保卫干部大多数是在将要退休的干部、职工中选聘的，老龄化较突出，文化素质较低，业务能力不强，思维不敏捷，记忆力衰退，遇到紧急情况不知所措，并对本辖区的发案情况，需要监控的违法犯罪重要点人员和“两劳”人员底数不清，由于年龄大，精力不足，治安、安全保卫防范措施无法落实，漏洞较多，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5.新形势下内部单位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对策

5.1新的形势给内部治安、安全保卫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内部单位迎接挑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当务之急是必须落实“两个原则”，实现“四个增强”。

5.2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一票否决权”的原则增强内部单位的综合治理合力。“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和“一票否决权”的原则，有利于明确职责，强化责任感，是综合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在相当一部分单位不落实，综合治理的合力不够，可资违法犯罪漏洞不少。究其原因，除了认识偏颇外，主要是这一项原则缺乏法律上的效力。作为内部单位究竟在什么范围内负责，不负责要承担什么责任，由哪个机关来监督实施，尚缺乏质的规定性和法律的强制性。在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这一问题将更为突出。因此，必须通过立法赋予该原则以法律效力。

5.3致力改革，增强内部单位保卫干部队伍活动和治安实力，根据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必须增强内部单位保卫干部队伍的实力和活力。内部单位要普遍成立“一办一科一室”，既综合治理办公室、保卫科、治安执勤室，以综合治理办公室为核心，建立治安服务体系，增强保卫工作重点，突出综合治理，加强防范控制工作，杜绝漏洞，减少各类案件发生，壮大保卫干部队伍，内部单位应选用身体好、年龄适合、有一定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的青年同志从事保卫工作。抓好保卫干部的培训，提高素质，改善保卫干部工作条件，调动积极性。配置必须的防身自卫武器，逐步实现装备现代化，增强保卫干部队伍战斗力，更好地开展综合治理工作。

6.结束语

当前我国正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和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作为社会各方面消极现象反映的社会治安问题，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内部单位如何进一步把握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将是每一个内部单位政工干部必须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史愿春.浅析现代企业如何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J].职工法律天地：下，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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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体制也已初步确立，社会法制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也逐步推进。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迅速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有效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课题。

一、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共同体

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其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根源自人类社会存在的秩序，其中尤以价值秩序为根本。人类社会为何需要秩序尤其是价值秩序，这是因为人类特立独行于宇宙天地之间而又迥异于草木禽兽万物的特殊性。对此，荀子曾有清晰的分析，他言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 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治篇第九》）所谓“义，宜也。”可参照《礼记•中庸》“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简洁而清晰地勾勒出儒家价值体系的核心范畴“仁”和“义”。

可见，核心价值体系乃是构建一个社会共同体秩序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体系贯穿人类社会生活的始终、左右人类社会生活的点滴，作为内在人心的观念自觉地规范着人的言和行。今天，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所谓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一定社会中被人们普遍认同了的基本价值观念构成的体系。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的诸多基本价值观念反映了生活实践中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关系、价值评价标准,如对于社会行为、现象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评价。核心价值体系是这些普遍具有的一般的价值观念集合，它展现的是人对于自身的存在种种本质的最一般的规定，如见义勇为是善的行为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关爱生命的举措能够得到普遍赞扬，因为这些行为体现了实践主体对人之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肯定。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于人的存在的普遍本质的全面呈现，回答的是“什么是人”、“如何成为人”的问题。

落实到单个人来看，人以某种价值观念及体系所确立的道德理想作为自我存在价值追求，努力实践得以实现，就是实现了自我存在。如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了“主静立人极”[1]（P.6）的学理要求，恰恰体现了“立人极”的伦理价值诉求，也是对人的存在而确立的本质规定。潘维教授曾解释说，“什么是‘社会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的场合被称为‘社会’；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它集中体现为社会‘纲常’，也就是埋藏在我们意识深处的‘社会行为准则’。……社会行为准则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自我身份界定清晰，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就能得到公认，价值观就比较稳固并能社会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和谐。”[2]

因此我们说，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上确立的是价值本体，进而挺立人的本体存在，根本上解决的是人存在的合理性和实现的问题，是对“什么是人”、“如何成为人”的问题的解答,我们的古人已有深刻的认知。然而，在当今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发展时期，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社会精神建设的重要问题被提出来，摆在全社会的面前，恰是要解决此前30年强调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弊端，就是要着力解决社会主义的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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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精神维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论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提到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将实践精神与思想整体、艺术精神和宗教精神并列。将道德看作是一种实践精神，已是基本共识。而道德“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实践精神”。道德的这种实践精神特质，首先表现在它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其次表现在它是实践的，是主体自觉自主的有目的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是由我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的，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作为社会意识，它不仅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对客观实践的精神把握和理论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利益格局的自觉认知。改革开放，是中国当代最大的社会变革。对内改革，其目的是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与时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场改革在中国农村率先取得了突破，并迅速在各经济领域内展开。“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

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关系的变化促使利益主体的分化和多元化，相伴出现了利益需求和利益取向的多样化，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的方式途径也多种多样，利益矛盾、利益关系、利益博弈空前复杂。思想是无法离开利益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有一句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产生于当代中国社会利益格局之上，是对这种复杂利益关系的反映，也是在价值层面对这种利益格局的把控、调整和引导。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价值规定，将国家、社会与个人纳入到一个利益共同体。关于国家、社会层面的规定，是对关涉国家、社会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确证与表达。指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所以，个人利益规定在于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中。个人层面的规定是共同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实现的现实基础，也是利益共同体中个人利益实现的基本条件。

公民只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才能与国家、社会、他人相融相洽，才能保证有秩序地稳定发展中实现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最终实现个人利益。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体利益、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统领多元利益，实现利益的协调、均衡与最大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后的有力回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沉渣泛起，理想信念缺失、道德信仰空置。对外开放，目的是借鉴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其文化、思维、观念也开始在中国广泛流行并发生深刻影响，也给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极大冲击。当前，中国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进程中，经济体制剧烈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重大调整，思想观念空前变化，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同时，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当代中国的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价值共识，是“当代中国精神世界的‘价值公约数’”，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作为其存在基础和生长土壤，必定回归实践。实践是人们主动的、自觉的、秩序的、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动。“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精神能够进入实践的主要依据。”所谓目的，一方面是要以客观世界的现实状况作为依据，另一方面又是对人的需要的确认，是人们特定社会实践条件下的需要的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中国特定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实践主体对关切自身生存与发展事物的渴求与描绘，也是对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与阐释。换言之，它也是目前我们国家、社会乃至公民个人需要的反映和表达。而需要又是以利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总是体现为一定的利益。需要是利益的真实内容，利益则是需要的社会格局。当需要被社会给予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规定之后，就表现为一定的利益或利益的关系。”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当前中国利益格局的文化自觉认知，也是国家、社会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集中体现———可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此外，目的是人类精神进入实践过程的中介，是连接人的精神与实践活动的纽带，它决定了人类行为方向和价值。反之，不同方向和价值也表征着人类行为的不同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来的目的追求，是国家、社会和公民价值取向的融合，三位一体目标体系，是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进步、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全方位的社会目标和公民自身安身立命、人格完善、全面发展的个体目标的统一。从行为规定、价值引导和规范依据而言，“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综上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发展的实践结果，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对社会实践高屋建瓴地把握，是由实践生成的精神，同时又蕴涵了行为目的和价值取向，是社会实践未来发展的精神支撑。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伦理道德一样，是以实践精神方式把握客观世界的，其产生、存在、意义等均与实践精神相契合。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关系维度

“伦理关系就是与经济、政治关系结合的，并有道德观念渗透其中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从生成的土壤看，它源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利益格局的变迁，也是建基于这种经济关系发展和利益格局变化的政治关系的反映，是国家、社会和公民从这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及政治关系出发，并在这种关系之中为自身所作的价值设定和应然性目标，一种客观关系之上的应然之理，一种价值追求，也是一种道德观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涵盖了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规定，纳入到一个价值体系之中，对应提出各自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体现的是一种具有现代国家道德价值层面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可以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维度: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社会与个人。其中，国家与社会是一种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关系形式。考察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历史渊源，现实的权力边界、责任划分、利益配置以及未来的关联走向等，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国家是社会的产物，但国家一经产生，便日益与社会分离、对立。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进步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以国家对社会的复归为结果，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和社会层面看，国家的发展是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的，这是为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创设经济前提、政治保障、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为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复归创造条件，也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创造必要条件。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属于政治生活中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也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对于政治关系而言较为纯粹的社会关系(即无关乎政治的社会关联)。这种社会关系在政治社会存续的相当长时间内，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相互交织，既相互支撑又互为抵牾。在西方政治学语境下，个体组成的公民社会以及由此获得的社会权力对于国家权力是一种制约，也是公民自身权利实现的一种组织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引发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本质上决定了国家、社会和公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其差异与矛盾是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分别。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有了不同于西方语境的特殊性。在这一意义上，笔者主张将这三种关系简化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无论是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证，抑或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判断，均表明个体必定生活在群体集体之中。在人类文明史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永恒的存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构成一切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规范、思考的主题。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中，任何一种无条件的“集体优先”或“个人至上”均带有不可避免的理论偏狭和实践危害。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因而，任何个人离不开集体，任何集体又都是由个人所组成的，这种现实存在造就了二者同等重要的地位，也确证了二者孰先孰后的条件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集体分为“真实的集体”和“虚幻的集体”(“冒充的集体”、“虚构的集体”)，“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只有在“真实的集体”里，个人与集体的张力才得以消解与弥合，从而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合理联结和有序和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境之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应然之理是通过各自的目标旨趣和价值内涵来界定及确证的，从伦理的角度考察，又是一种角色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思维与实践。

角色在本意上是个体的，“角色是一定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个体的特定地位、社会对个体的期待以及个体所扮演的行为模式的综合体现”。不过，由于国家、社会地位和功能具有整体性、特定性，因此可以对角色作扩大化理解和把握。将国家、社会与个体并列为角色主体，其各自的身份、地位以及与此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就形成了一种伦理意义的应然之责、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伦理在实践意义上，是一种伦理行为模式。其核心问题是，有关角色的权责伦理定位及其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规定，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目标;同时包括了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并以法治作保障，这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自由预设了前提，创造了条件。这是关于国家、社会的权责伦理定位。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规定了生活在集体中的个人应有的对国家、社会、他人和职业的分内之责和道德操守。按照这样的原则和规范，从自身身份和特定地位出发，履行与身份地位相应的职责。由此，个人便是实现了全面发展自由的个人，集体也是尊重个人、个人自由联合的“真实的集体”。责任伦理是对责任主体行为的目的、后果、手段等因素的整体性伦理考量，是责任形态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应了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的责任主体及要求，涵盖了责任主体行为价值及目的，既是政治的，也是伦理的，与责任伦理的特点相合。首先，这种责任属于前瞻性责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价值准则的一种价值引导。其次，这种责任是一种自律性责任，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自觉主动的责任担承。强调:“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再者，这种责任是一种关护性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主体涉及个体，还包括了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和社会;责任的规定不仅惠及当代人，也关怀到后代子孙。“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对前人的责任，对后人的责任。”因而，这种责任是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性的责任，关联社会生活的整体公正与利益均衡，制约未来社会能否有序和谐发展。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规范维度

“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所以，它可以“为人生赋值、为社会定规、给国家赋形”。不仅是一种价值导向，一种行为规范，更是价值和规范的统一———生发于实践，且必当落归于实践，并凭借此规范性作用，引导、模铸、矫正主体行为的实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的价值目标，也是国家伦理的价值原则。“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显然，国家伦理建立在明确自身定位、价值意义以及未来方向的基础之上。作为普遍性的具有思考、自知和现实化特征的国家伦理，理当具有整合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正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思考、认知以及理想社会追求的表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国家伦理源于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是一个国家拥有的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力。“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

因而，国家权力具有公共性特征。作为公共权力的物质承担者，国家须承担与其公共权力地位相匹配的责任与义务，发挥其应有作用，满足社会成员物质、精神文化的需要，同时负有对国家、社会、民族及其成员应有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关怀。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至善追求，已经对此有所诠释。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般国家应有的伦理责任，同时还必须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质的规定性。富强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国富民强，民主是社会主义真实的民主，文明是承接传统文化、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文明，和谐是和而不同、自由平等、公正秩序的和谐———由此构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同时也成为规范国家行为的依据。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价值取向，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元”意义的社会道德规范。社会道德是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要求和意志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属性，其主体为非个体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道德所反映的是社会共同的利益，因此具有高于个体利益和个人目标的地位及价值。规范是一种标准、准则。社会道德从规范意义上讲，就是人类共同体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与基本标准。首先，规范来自于客观的社会关系，是人对客观关系的主观认知和意识反映的结果，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主观方面来讲，社会道德是群体利益的精神外化，从客观方面来看，社会道德又是社会存在的粘合剂。”其次，社会道德来自于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将彼此孤立的个人连接起来以实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也是人们选择社会生活预期达成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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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影响模式

一、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

1、 社会支持的定义

社会支持通常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父母、亲戚、朋友等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的系统。社会支持作为一个普遍概念对人们来讲并不陌生，而且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也无理解上的歧义。国内学者从三个角度归纳了对社会支持的定义：①是从社会互动关系来定义社会支持，典型的定义为：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关系；②是从社会行为性质来定义社会支持；③是从社会资源的作用来定义社会支持，如来自于社会关系的帮助、人们联系的方式以及支持网络中成员间的资源交换。

2、 社会支持的分类

社会支持分为六类，具体包括：①物质的帮助。②行为的援助，如分担体力劳动的工作。③亲密的交往行为，比如倾听、表示尊重、关心、理解等。④指导，如提供帮助、信息和指导。⑤反馈，如提供有关他们的行为、思想和感情的个人的反馈。⑥积极的社会交往，如参加娱乐和放松的社会交往。

国内学者把社会支持分为三个方面：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个体的利用度。从社会支持来源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的构成分为两大类：纵向来源（如父母、教师等）和横向来源（如同学、朋友等）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其一是客观、现实的可见的支持，实际社会支持（received social support），包括物质上的援助和直接服务；其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支持，领悟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它指的是个体感到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以上两类有关社会支持的理解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们的学科差异和出发点不同。

3、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模型

关于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效果，无论个体是否面对压力情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总伴随着良好的良心状况（主效果模型）。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社会支持只是在人们面临较高的生活压力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它使人们免受或较少地受压力事件的影响，保持和增进健康（缓冲器模型）。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人们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结果却莫衷一是。主效果模型（themain-effect model）：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无论个体是否面对压力情景，高的社会支持总伴随着良好的身心状况；无论个体的个性因素如何，无论个体已有的社会支持水平如何，只要能够增加社会支持，就必然能够导致抵御心理压力的能力的提高，从而帮助其整体健康的提高。这一论点在社会孤独者与高社会支持者身上都得到了证实。

4、 未来研究方向

由于大多实证研究针对某一特定群体，尤其以大学生和老年人为主来揭示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但不同研究群体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一般城市居民，其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兼顾各类社会群体来加以验证。其次，由于个体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社会支持的来源是错综复杂的，而且，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群体其社会支持的来源也不尽相同。因此，相比社会支持的来源而言，个体所获得不同方式的社会支持更应该为探讨和分析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着眼点。最后，社会支持通过内部机制即自尊、抑郁、自我控制、孤独感等内部因素影响心里健康的，同时也作为重要的环境变量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心理健康之间扮演中介作用，但三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人口统计学变量、外在环境（如社会支持）、内部因素（如自尊、人格特质等）和心理健康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应成为以后心理健康研究的重点。同时，应建构内外因素影响心理健康的整合模型，并使其逐渐趋向中国本土化。

二、 心理控制感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

1、 心理控制感的定义

所谓心理控制，是指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积极、愉快、主动地应付困难处境而同时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消极态度的一种假想的内心状态。在该理论中心理控制源被认为是有关个人性格及/或行动与事件结局关系泛化性期待。对有些人来说，事情的结果被认为是与付出的努力息息相关的，因此每当他们从事重要工作时，他们会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

2、 心理控制感的分类

心理控制感分为内控和外控型，内控型的人相信凡事操之于己，成功源于自己的努力或能力，失败因自己的疏忽或能力不足。因此内控倾型往往与积极地追求有价值的目标相联系，体现在社会活动、信息搜索、警觉及幸福感等方面。而有人却觉得自己是生活的俘虏，认为外界力量操控自己的命运，他们花很多的时间祈祷、赌博或等救济，而不是积极地争取所期望的目标。这类人称为“外控型”，外控者相信凡事操之于人，成功是幸运，失败归因于社会、运气或他人等外部因素。这类人正性情感少，负性情感多，精神症状多，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

3、 心理控制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西方文献中关于控制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集中在内在（自我）控制感，另一条线索着重于外在控制感。集中于内在（自我）控制感的许多研究认为，内在（自我）控制感是成功调节压力的决定性因素，“相信自己能控制”能够减低主观压力感，但也有不同发现。例如：有研究报告，高自我控制感并不总能减低压力，有时情况刚好相反。如果自我控制感高，但实际的控制能力低会导致更大的问题。那些平时认为世界是可以控制的人，当他们一旦遭遇不可控制事件时表现得更加脆弱；着重于外在控制感的研究认为，如果相信一切都有其命定的程序，一旦发生不可控失败，感觉也不会太好，因为一切都不是个人力量能够改变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外在控制感比内在控制感更有益于心理健康。还有研究认为，即使不面临不可控失败，相信个人控制的有限性有益于心理健康。对外在控制感的不同发现是：如果过于相信外在控制，可能会使一个人丧失努力的动力而坐失本来可能的控制机会，从而导致负面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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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17.025

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是当代西方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德育学说。它脱胎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在其心理学的研究中结合道德教育实践阐发的一系列教育见解。人本主义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中叶，是重视人的本性、动机、潜能、经验以及价值的心理学研究，代表人物有卡尔・罗杰斯，戈登・奥尔波特，亚伯拉罕・马斯洛等。人本主义德育模式对我国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很有启迪意义。

1 重视人的自我发展与健康人格的价值追求

人本主义德育理论注重人的内在价值，主张人性向善，尊重人的生命价值，注重人性潜能的发掘。“自我实现”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最核心概念。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原为哲学和伦理学中的概念。在哲学上主要指实现人自己的本质;在伦理学上则主要指人的德行在个人行为中的实现，以达到“内在的我”与外在事物的完美统一。最早自我实现概念是由德国医生哥尔德斯坦在他的《机体论》中提出的。在此基础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罗杰斯各自都提出了自我实现理论。马斯洛自我实现心理学是由人性观（性善论）、价值观（潜能论）和动力观（动机论）三大理论支柱。性善论说明人性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乐观的;潜能论说明人的价值是内在的、固有的、有倾向的;动机论则说明人的活动是有追求的、有动因的并有内驱力的。三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的直接基础是他的动机理论。他把人类需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本需要，指个体不可缺少的普遍的生理和社会需要;一类是成长需要，指由个体自身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趋向所激励的需要。他认为如果人的生理需要基本满足之后，更高一级需要将会起主导作用，作为主要动机支配人的行为。马斯洛为了揭示这种自我实现的机制，把人的需要自下而上分为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他又增加了认知和审美两种需要，将这两种需要安插在尊重需要之后，自我实现需要之前。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某些需要的先后顺序会出现逆转，几种需要会同时起作用。自我实现在马斯洛看来就是完满人性的充分实现。罗杰斯提出了人类有机体最基本的动机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倾向不仅是人类所具有的本性，在更具普遍性的意义上，是一切生物都具备的基本倾向，是最能体现生命本质的生物特性，人的各种不同需要的满足也是自我实现需要的部分满足。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知觉世界，自我概念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个体直接的机体经验，另一方面取决于别人的评价，所以说一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直觉、态度等实际上是一个人自己的集体经验和别人对他的行为评价相结合的产物。自我概念直接影响个人对世界和自己行为的认知。一个人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越接近，他就越感到幸福与满足，这是人格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罗杰斯认为教育就是培养“完整的人”，即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会一体的人，也就是知情合一的人。这种“完整的人”就是“自我实现的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从哲学的角度审视“价值”，它是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范畴，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客体的存在、属性、作用及其变化与主体需要相一致、相适应的性质和程度。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主体在不同的阶段和状态下也会产生不同的需要，因此价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客体固有的属性对价值起着客观的决定作用之外，主体的需要往往影响其对客体价值的判断。大学生的价值观是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对客体价值的认识、态度和观点，它支配和影响着大学生在实践中的决策过程和行为选择。在高校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不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多完善，如果把教育过程仅仅看作是对学生施加外部价值影响的过程，所灌输的价值内容和方法缺失人性的本质内涵，把价值观教育的“理解”过程等同于智育的“认识”过程，忽视了德育“它还要经由人的自我意识建构才得以凝聚形成个体的德性”，那么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就流于形式。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既不能把它单纯地看做外在的施加影响的过程，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仅仅是内在的需求而引发的动机而致，应该把它放在人性的维度或者说人的发展角度去理解。人本主义自我实现理论启示我们，重视个人的需求、满足合理的需求、引导高级的需求是价值观教育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方法。“高层次需要是教育对象在社会实践、环境影响和教育培养中形成的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需要系统，它具有相对稳定性、持久性、不变性，不断地向上向前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我们在分层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既有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纵向有机整体，也需要从横向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引发学生的高级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把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要把个人的需要和利益融入到社会要求和利益中，在满足社会要求的过程中满足个人需要，体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2 主张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结合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就是把外在的价值观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的价值观认识，再由个体内在的价值观认识转化为个体外在的行为，然后再作用于社会的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在价值观的内化形成过程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主体的认知因素，二是主体的情绪因素。认知因素强调主体对价值观内容的接受能力，而情绪因素则是主体对价值观内容的情绪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这种需要直接关系到主体对价值观接受的意愿程度及行为取向，因此是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否有效的关键和难点。价值观教育要促使个体形成一种稳定的价值观，不仅要重视其理性层面的提高，更应加强其情感层面的认同，唤起其情感的需要。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首先从感情上关心或者关注某一事物，才有可能运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进行衡量和判断，进而才能把价值判断变为自己的行动。因此，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增强实效性，就必须与情感教育相结合。

人本主义德育理论倡导的正是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的结合，发展出人本主义的课程，主张开设“并行课程”，包括：一是学术性课程，是指理解和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知识的课程。二是情感课程，是指健康、伦理及游戏这一类旨在发展人的非认知能力的课程。三是体验课程，是指通过人事与情感的统一旨在唤起学生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以实现整体人格发展的课程。主张认知学习必须与情意、情感相结合，心智发展必须同情绪发展相结合，以培养学生的态度、品德、价值观念等。同时在教育中建立一种接受气氛，让受教育者在情感体验中表达自我情感，教育者接受并理解各种情感。然后，组织受教育者鉴别和追求自己的学习目标，在实践中实现情感参与和渗透。最后，受教育者主动探索自己所爱的事物，并做出选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要把握理性教育和情感教育的辩证关系，对于割裂或忽视某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方面，要注重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另一方面，要把握大学生的情感的特点与表现，要充分调动和激发大学生愉快、信任、感激、热情等积极的情感体验，将这些积极的情感体验融入大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中，意识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行事，能为自己成长成才起到指引和推动作用时，大学生才会在情感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唤起大学生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并将正确的认识转化为自觉行为。因此，我们要遵循大学生情感心理过程的规律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才能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情感、情绪倾向和状态，才可能启动其情感，才可能强化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自身政治认知和道德认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并升华为相应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同时外化为政治行动和道德行为，避免出现因情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导致出现认知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情绪抵制的现象。

3 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教师的促进作用

人本主义德育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教育者的促进作用。罗杰斯认为学生都具有内在的学习动力，教育应该是鼓励而不是压抑，就好比给予求知的种子以自由舒展的土壤、阳光和空气，一旦条件具备，就会自主地发芽生长，而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营造这种促进学习的气氛。教师不是专家，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习的促进者”。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不取决于教师“教”的水平，也不取决于教学的客观条件，而取决于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态度特征，其中最核心的几条态度就是真诚、关注和同理心。真诚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间的以诚相待，对方都应将其真实的思想、情感坦率地显露出来，促使学生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即对他人的理解）。关注意味着教师必须对学生有根本的信任和认可，教师对“作为具有他自身价值的一个独立个体”的学生的完整性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同理心意味着教师不对学生的思想情感和道德品性作判断，不对学生作定性评价，而只表示同情、理解和尊重。在创造这种新型的气氛和人际关系中，还要有一套具体的措施和方法，主要是：第一，主动倾听。对学生表达思想或情感作出积极的反馈，使学生觉得教师正在倾听、关心、理解着他的感受。第二，理解和把握教育过程。教师必须设法保持教育过程的自然性，从而使对学生的教育和学习成为仿佛是碰巧发生的事，教育过程中要注意避免作出过分的指导和过分地作出概括、总结和结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有着丰富内容的价值体系，如果直接照搬这种“非指导性”的教育主张，缺失了价值内容，必将会陷入道德相对主义。那么这种模式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意义何在？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更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关于人的行为、教育目的、学习过程、师生作用、师生关系等一系列新观念中。罗杰斯曾指出，“非指导性”教育“不是一种方法或教学技巧”，它代表的是一些普遍原则，是“一些并不那么容易获得的价值观念。它强调个人尊严、个人选择以及责任的意义和创造的乐趣。它是建立在民主和个人权力基础上的哲学”。因此，人本主义德育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要积极建设和谐的师生关系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知识信息爆炸、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学生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知识，主体性在日益增强，教育者的权威感正在日益受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应该与这种民主平等的时代特征要求相呼应，在教育过程中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发挥，需要教育者成为“促进者”而不是“道德执法官”，建立一种真诚、关注、理解的人际关系。罗杰斯认为，在教育中坚持这样的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但教师如果坚持真诚的态度，与学生襟怀坦白，真诚相待，教师与学生之间就会出现珍贵难忘的心灵交融。教师借情感的基础，以完整的人格、整体的精神，参与到学生精神世界的构建之中。这样，教育的力量才能真正地作用到学生精神的整体发展上，学生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得到发挥，有助于完整的人的培养。

4 结束语

当然，对于人本主义德育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主张对其理论的回归和追随，而是在可操作的范围内，汲取营养以发展当下的教育。因此我们在对人本主义德育的借鉴中也要认清它理论流派的不足之处，如它以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作为理论依据，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过分强调个体，难免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自由化的教育，忽视计划性和领导性，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等。因此，我们在价值观教育中借鉴西方教育模式应该要有选择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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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洁.人对人的理解：道德教育的基础――道德教育当代转型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0，（7）.

[5]许平.当代大学生需要心理的对策研究[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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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道德是一种职业道德。教师的职业道德，简称“师德”，它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

师德，是教师应有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是全社会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青少年学生道德修养的楷模之一。从实践的角度看，具有高尚情操、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的教师，会对其学生产生一辈子的影响。

师爱为魂。“师爱”是教师对学生无私的爱，它是师德的核心，即“师魂”。从爱学生的角度讲，就是教师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好师德培养好教师，好教师造就好学生，好学生谱写好未来，可见师德的重要性！①

二、以师德魅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教师的品德和素养是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踏上三尺讲台，也就意味着踏上了艰巨而漫长的育人之旅。怎样才能做一名好教师呢？我认为：良好师德的养成，对教师树立高尚的人格形象，对教书育人，对成为一名好教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怎样才能做一名好教师呢？我认为教师必须要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

首先，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教师应该有一种忘我无私的精神。教师良好的思想品行将是教师最伟大人格力量的体现。有时候，经常听到老师们在一起，抱怨教师的清贫与劳累及人世间的凄冷。我也曾抱怨过教师的清苦，抱怨过为人师的劳累，也抱怨过人世间的凄冷，可我只要想到教育家斯霞、李吉林、魏书生等，他们孜孜以求成就了一番事业，使我感受到了在教育战线上同样可有作为。我明白了，只有苦过之后，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甘甜，那才是生活的真谛，使我品悟到教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良好的师德形象更是一种精神的化身，它孕育着真，引导着善，创造着美，奉献着爱！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证明，育人单凭热情和干劲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作为一名教师就要有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像“春蚕”吐尽青丝，像“蜡烛”化成灰烬，把毕生献给教育事业，献给学生。

曾记得自己前年带毕业的那班学生，真让我想起他们就感动不已。为啥呢？曾记得有一次，他们从我孩子那里打探到了我的生日，到我生日那天，他们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当时我真的感动哭了。我充满深情地说：“同学们，老师只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多为别人着想，多为祖国效力！”这就是你们对老师最大的回报。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班在全县毕业班统测中考到了全县村完小第一名。

其次，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教师应该规范文明行为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谈到：“教师所知道的东西，就应当比他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多十倍、多二十倍，以便能够应付自如地掌握教材。到了课堂上，能从大量的事实中挑出最重要的东西来讲。”这正是一碗水与一桶水的道理。教师工作的“示范性”和学生所特有的“向师性”，使教师在学生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生总是把教师看作学习、模仿的对象。教师需要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率先垂范，做出表率，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和蔼的态度整洁的仪表影响人，以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引导人，以博大的胸怀爱护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书育人的实效，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乐其道”。如今的小学生学习条件好了，都有了良好的学习机会。然而，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开展，学生的“两级分化”越来越明显，也就造成了他们心理的某些障碍，特别是其中的后进生，存在着较严重的消极心理，此时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如不及时有效地进行引导，关爱他们，尊重他们，势必影响他们今后的学业乃至工作。

再次，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教师更应该关爱每位学生。

教师是学生一生中最信赖，最崇敬的人。学生渴望老师对他们的爱，渴望尊重他们。热爱一个学生就等于塑造一个学生，而厌弃一个学生无异于毁坏一个学生。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曾花10年时间，将一名有偷窃习惯的学生培养成一名成功的农庄主席。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爱，尤其是那些家庭有过特殊变故的学生，容易形成特别性格，这就要求教师真诚相待、热情鼓励、耐心帮助，用师爱的温情去融化他们“心中的坚冰”，让他们在愉快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育。爱学生是教师最重要的职业道德。爱学生就必须做真诚的倾听者，不做真诚的倾听者，就算不上爱学生。

最近看到这样一则故事：美国知名节目主持人林克菜特，一天访问一名小朋友，问他：“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小朋友回答：“我要当飞机驾驶员！”林克菜特接着问：“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的上空，所有的引擎都熄火了，你会怎么办？”小朋友想了想“我先告诉飞机上的人绑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我的降落伞，先跳下去。”当场上的观众笑得东倒西歪时。林克菜特仍注视着孩子，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回答“我要去拿燃料，我还要回来！”看到这里，我想倘若没有林克菜特的那一份亲切，那一份平和，那一份耐心的倾听，在“观众笑得东倒西歪时”小朋友还有勇气说出人世间最善良，最纯真，最澄澈的话语吗？所以，老师要倾听，学生才有表达自己想法的勇气。倾听是理解，是尊重，是接纳，是期盼，倾听就是爱。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使我记忆犹新，我在检查二年级语文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时，一位组长报告说杨健没交作业本，我当时心想：作业这么少，放假的时间这么长，全班竟然只有你杨健没有完成，你的成绩在班上还不错啊。怎么就没写作业呢？我问他作业在哪里。他支支吾吾的说：“我写了作业，但是作业本不见了。”你再好好想想：你的作业在哪里？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老师希望你说实话。我留给他解释的机会，老师相信你做了，但不过，下次一定要记住：做好作业以后，一定要检查好了，放到书包里。他忐忑不安的心情恢复了平静。我知道：作为教师就应该理解与尊重每一个孩子，用恢弘的爱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

“以心灵感召心灵，以激情唤起激情，以智慧启迪智慧，以灵魂丰富灵魂”，才能收到“教育无痕，润物无声”的效果。

三、以刻苦钻研、严谨笃学、爱岗敬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首先，营造刻苦钻研，严谨笃学的学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体系

教师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处于新世纪的教师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世纪人才，素质教育打破了传统的教师与学生的知识是一桶水与一杯水的说法，要求教师应成为自来水、常流水。这就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较深的专业知识，高度的组织才能，敏锐的观察能力，要求教师不仅要完全驾驭教材，而且在知识的深度、广度上要达到新的高度。作为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最后学历和取得的知识水平，还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理论，教师应当掌握专业学科前沿知识，必须认识和掌握学科知识的新动向，只有掌握学科的前沿知识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只有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使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而在学生中享有不可动摇的威信。

当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新的事物、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层出不穷。随着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的多样化，教师作为学生唯一知识源的地位已经动摇。教师需要重新定位，以学习来促进自身发展，从而改变自己工作和生存状态。新时代教师责任之一是终身学习并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拓展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满足学生对于学习的渴望。

其次，以爱岗敬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体系

教师担负着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这不仅要求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求教师要无微不致地关爱、管理学生，用自己的言行、信仰去感染学生，更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带动学生，培养学生的品德和能力，健全学生的心理和体魄，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因此教师自身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和坚定的信仰以及在新形势下较高的政治鉴别力和较强的政治敏锐性，从而在“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找准人生奋斗的正确方向。

为师者，欲做在知识海洋里探海人的导航灯，就必须不断自我“充电”，电足光强，射程深远，使得求知学子，鲜有迷津。切不可以师自居自满，甚至课余沉迷于“摆长城”，办公室里“侃大山”。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一生一世用不了”。教师只有勤于学习，刻苦学习，对知识“吐故纳新”，不断探索，不断反思，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②

四、以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淡泊名利的人，他们的言行一定遵循共同的准则，符合社会的利益；他们行为一定韬光养晦、脚踏实地，不浮躁、不张狂、不攀比、不自以为是。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这是教师追求的一种境界。③

教师这一伟大职业被冠以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的美名和许多美丽的光环。这些光环不仅要求教师有高尚的师德、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而且要求教师时时为人师表、处处为人示范。但是教师往往是清贫的，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下，金钱和权利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教师同样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承受着来自经济和社会双重压力的同时，往往还承受着更多的道德约束，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教师的心理状态通常是比较矛盾的。如果抵御不了各种不良因素的诱惑，就有可能做出出格的事情，甚至走上邪路。

篇12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4.004

中图分类号：R7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4-0242-04

低视力指患者的双眼即使经过手术、药物等治疗和普通的屈光矫正后仍存在功能性损害，其矫正视力小于0.3 (6/18) 或视野半径小于10°，但尚有利用剩余视力做某项视觉活动的潜能者［1］。低视力分为两级：好眼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0.1而小于0.3者为低视力1级，好眼最佳矫正视力等于或优于0.05，小于0.1者为低视力2级［1］。我国1987年进行了全国性的低视力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低视力患病率为0.58%［1］。

视力的损失毫无疑问是一个负性应激源，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及采取的应对方式在应激-反应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研究表明，充足的社会支持和积极的应对方式具有缓解挫折打击的作用，有利于心身健康［3-4］。本文调查低视力患者的心理、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并探讨了它们间的相关性，以为临床护士对低视力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2007年2~10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中心住院接受治疗的低视力患者。入选条件：患者双眼中好眼最佳矫正视力在0.30以下，等于或优于0.05；年满18岁，具有中文听说和理解能力，自愿参加本研究者。排除有精神病史者。共110名低视力患者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02份。其中男性61例、女性41例；年龄19~83岁，平均（58±13）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64例，高中22例，大专及以上16例；职业：农民49例，工人18例，干部16例，其他19例；患者视力范围为0.05~0.2，其中低视力1级 59人，低视力2级43人。白内障合并视网膜脉络膜病35例，白内障合并视神经萎缩10例，角膜病11 例，眼外伤 13例，结膜病17例，青光眼16例。

在我院体检者和职工家属中，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配对选取对照组。入选条件：双眼视力在1.0及以上，年满18岁，无精神病史者，具有听说和理解能力，自愿参加本研究者。共110人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99份。

1.2 工具

1.2.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和视力、病因等眼科学资料。

1.2.2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5］

SCL-90能够反映精神病人和有躯体疾病病人的心理症状及严重程度，用于测量低视力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按0~4级评分，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6］

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包括3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好。

1.2.4应付方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CSQ）［7］

该量表包括62个条目6个应对因子：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其中解决问题和求助属于成熟型的应对方式，退避、自责、幻想属于不成熟型的应对方式，合理化为混合型应对方式。每个条目以“是”（计1分）和“否”（计0分）作答。

1.3 资料收集

调查前首先取得医院的同意。培训3名眼科护士为调查员。给予所有被调查者相同的指导语。查阅病例记录后选取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征得患者的同意后进行视力检查。用国际标准视力表，在充足照明或自然光线下，遮盖一眼，分别测试患者双眼配镜后的视力。最初患者距视力表5m，当视力低于0.1时，嘱患者逐步走近视力表，按0.1×（d÷5）算出患者的视力(d为被检者看清该行的距离)。

视力检查后发放调查问卷，1小时后统一收回，并及时检查问卷填写是否完整。部分低视力患者视力差无法阅读，由调查者将问卷逐条读给被调查者听，让被调查者选择最适合他（她）的答案，由调查者记录。

1.4统计方法

对人口学资料以及SCL-90、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等采用均数、标准差和百分比进行描述。用t检验比较低视力组和对照组SCL-90、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差异,用Pearson等级相关分析方法对低视力组的SCL-90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以及应对方式各因子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2结果

2.1 两组各量表得分比较

低视力患者SCL-90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将低视力患者SCL-90各因子平均分的高低排序，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抑郁、强迫、恐怖因子、人际关系和焦虑。躯体化因子得分最高的前三项分别是头痛、恶心或胃部不舒服以及一阵阵发冷或发热；低视力患者主观支持以及社会支持总分均低于对照组；低视力患者应对解决因子分低于对照组，而应对自责因子分高于对照组(见表1)。

2.2 低视力患者SCL-90与社会支持以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低视力患者SCL-90总分及大多数因子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得分、成熟型应对呈负相关，而与不成熟型应对呈正相关（见表2）。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SCL-90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抑郁因子的平均分最高。说明低视力患者心理健康普遍较差，并且情绪反应以抑郁最严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8-11］。视力损害产生心理应激，同样对患者的躯体造成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容易出现头痛、恶心及胃部不适以及发冷发热等症状。人类90%的外部信息是通过视觉输入的，视力受损将影响患者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严重的必然引起患者的心身反应［11］。因此，在一些可能影响视力的慢性眼疾病的早期，如白内障、屈光不正/弱视、沙眼、角膜病、视网膜脉络膜病变的早期，护理人员就应该给予患者必要的心理干预［10-11］。此外，除了眼部疾病的护理外，眼科护士还应注意患者是否有其他躯体症状，如头痛等，严重的要给予对症处理。

社会支持是个体面对应激时从外部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以及客观支持呈负相关，即社会、亲友对低视力患者的物质和精神支持、鼓励与帮助越多，低视力患者的心理越健康。然而本研究结果表明低视力患者感觉到的社会支持，即主观支持明显低于对照组。此结果与宋锦平等人［12］的研究结果一致。社会支持是通过人际交往实现的，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低视力患者的客观支持与人际关系、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等因子呈低到中度负相关。低视力患者具有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等心理特点［10］，影响了他们的人际交往，使他们不善于觉察和寻求已有的资源和帮助，反过来又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本研究结果提示护理人员在护理低视力患者时，应注重他们的主观社会支持的情况。一方面作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减轻他们的抑郁、焦虑和人际敏感，使患者积极看待并主动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同时护理人员还要认识到他们也是患者社会支持的来源，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积极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

应对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身心健康的保护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的心理症状与不成熟型应对方式呈低度正相关，表明不成熟应对方式可能加重应激造成的心理紧张情绪，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自责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自我还要承受自责，使自尊和自信降低，减弱了控制环境的动机，干扰了其他可控制结果的学习，使无助和无望感泛化［13］。因此自责可能使患者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加剧了不良心理。

视力可以通过训练而得到提高，许多人可以通过学习而更好的使用他们的低视力，并能够在视物模糊或只能看见部分物体时而能识别出该物体或字迹。低视力患者尚保留一定的残余视功能，仍有潜力应用视力去做各项工作。如果低视力患者在确知自己将面临失明或低视力时，能够自觉应用一些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那么他就有可能够自觉进行心理调节，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重返社会。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低视力患者比正常对照组更少地利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更多地应用自责等不成熟应对方式，这与国外Lee & Brennan的研究［13］结果一致。因此临床护理人员在护理低视力患者时，应注意他们的应对方式，主动发现病人消极应对措施的采用情况，说明这些措施的不良后果，尽量指导病人减少或避免采用这些不成熟的应对方式。

视力损害作为负性应激原将对患者的身心造成影响，如患者能获得充足的社会支持，应用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有可能化解应激，尽快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无论对患者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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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万琪，周威，程清洲.大学生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相关水平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6，22（2）：139-140.

［5］陈树林,李凌江. SCL-90信度效度检验和常模的再比较［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3,29(5):323-327.

［6］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增订版):127-131.

［7］肖计划,许秀峰.“应付方式问卷”效度与信度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10(4):16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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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彩华, 方素珍, 何建梅.低视力病人心理状态分析及护理对策［J］.当代医学, 2007,7:101-102.

［11］涂勤.低视力的相关护理［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5,21(10):27-28.

篇13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近些年来，人际信任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总是要和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交流和联系，形成各种形式的人际关系。以往的心理咨询实践表明，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基础，是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人际信任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处于学校向社会的过渡阶段，对人际交往的能力非常关注，可以说，人际交往的能力已成为大学生重要的基本素质之一。

社会支持是个体接近和利用其他个体、团体或较大社团的可能性，或是个体之间、个体与团体之间的依存关系。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和谐的人际关系乃至心理健康的重要支撑。社会支持对人们维持正常的社会交往、恢复和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1人际信任研究现状

1.1 国外对人际信任研究的现状

人际信任的概念是在1958年由美国心理学家多伊奇（Deutch）最早提出。他从学术的角度对信任进行阐述，“一个人对某人或某事发生的信任是指，他期待这件事的出现，并且相应地采取一种行动。如果这种行为的结果与他预期相背离的话，那么它所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会大于事先与预期相符的正面心理影响”。他的定义后来被霍斯莫尔（Hosmer）改写为“信任是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获益之不可预料事件时，所做的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本研究采用的是Rotter所下的定义：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信任研究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课题，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都有学者涉足信任课题的研究。但是西方人对人际信任的研究大部分只停留在调查对他人的信任的预期，而没有进一步研究信任行为。

1.2 国内对人际信任研究的现状

在目前已发表的关于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者想必是遵循西方研究对信任的定义，没想到要去对它进行本土的分析。只有陈介玄、高承恕（1991）曾试图对台湾企业中的“信任”作初步的界定。

中国人对人际信任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企业组织的环境中进行的。所以人际信任的概念，并不只限于预期及信念，还牵涉到真正的信任行为。这些研究最突出的一个发现就是，个别人际关系是人际信任的基础。近年来中国人对人际信任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对大学生人际信任进行的研究较多主要从性别、年级、专业等方面进行探讨，得出的结论也很不一致。如谭雪晴（2008）的研究表明，师范院校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不存在性别差异，但邹平等人（2009）的研究结果认为女生信任他人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专业上，卢光莉等人（2004）的研究认为在专业上当代大学生人际信任表现出差异，但庞彤彤等人（2006）的研究却认为，人际信任在专业上不存在性别差异，并认为大学生人际信任度偏低。在年级上，卢等（2004）的研究认为，一致三年级人际信任水平随年级而升高，三、四年级基本平衡。但谭雪晴（2007）与邹等人（2009）的研究却认为，随着年级的增加，大学生对他人的人际信任程度不断降低。

从以上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出，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人际信任的概念的界定都没有达到统一，而且东西方对人际信任的研究方向也有所区别。另外，就国内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研究来看，在相同的维度上所得的结论仍有差异，这需要后面的研究不断加以验证。

2 社会支持状况的研究现状

2.1国外社会支持研究状况

社会支持的概念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精神病学的文献中引入的。之后，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支持进行研究，但社会支持的概念一直没有达到统一。如Sarason等人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Cullen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区、社会网络或从亲戚朋友那里获得的物质或精神帮助。Malecki等人则认为社会支持是来自于他人的一般性或特定的支持性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使个体免受不利环境的伤害。本研究中社会支持的概念引用了丁锦红等人（2000）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接近和利用其他个体、团体或较大社团的可能性，或是个体之间、个体与团体之间的依存关系。

在国外的研究中，对社会支持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Sarason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一种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它形成于儿童时期，稳定于青年时期，它的形成过程受到文化背景和情境变量的影响。Hungary的研究也表明，在（下转第50页）（上接第48页）不同文化背景下生存的个体，知觉到的社会支持与人格特征有明显差异，在大学生活适应过程中的行为模式也有明显不同。该研究还发现，父母教育方式直接影响着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在父母教育方式与大学生活适应性中起着中介作用。

2.2 国内对社会支持研究状况

尽管国内对社会支持的概念也未达到统一，但对社会支持的研究比较多。在社会支持发展特点方面，刘春梅等人（2002）以及刘春梅等（2007）的两次研究都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大学生从父母、朋友那里获得肯定与与支持最多，其次是同学，从教师那里感知到的支持最少。目前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性别、年级、文理科等方面的比较，而且得出的结论很不一致。在性别方面，丁锦红等（2000）的研究表明，在校女生的社会支持水平显著高于男生，主要表现在主观支持和利用度方面。而谭雪晴（2008）的研究认为，师范院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不存在性别差异，而且认为在支持利用度上存在 年级差异，这与他在2007年的研究中所得的结论一致。在文理科方面，梁书生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在客观支持上大学生文理科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其他社会支持的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虽然对社会支持的研究很多，但无论国内外对社会支持的概念都没有统一。而且对社会支持的状况所做的性别、年级等的比较，结论仍有差异，还需不断验证。

3 对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的研究状况

查阅了近十年来的文献，分析对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很少，尤其对师范大学生所做的研究更少。有少数的文献也是研究技校生、研究生、贫困大学生或者网络环境中的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关系的。丁道群等人（2005）在网络环境中进行的研究表明，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信任具有直接的影响。而韦耀阳（2005）对高中生的研究表明，高中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杨静等（2005）对技工学校学生的研究结果为，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各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与韦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谭雪晴（2007）对高师贫困生的研究表明，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而研究生的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从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果不一致，要证明师范大学学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就应当以师范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这样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之一。

首先，从以上所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前人对人际信任、社会支持的研究很深入、细致，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却有待补充。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大都是性别、年级、文理科等方面的比较，缺乏对城乡之间，尤其是曾经的住校经历的比较。其次，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对师范大学生的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