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核心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社会治理的核心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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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治理智能数据平台的构建思路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大数据的研究开始日渐加深。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对大数据的深层次挖掘，其中这种挖掘使得研究者能有越来越多探讨和发现原来所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说，大数据的出现，是“长尾理论”和“黑天鹅”理论的双重验证――原本被统计学剔除在外的小概率事件纳入其中。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目前对大数据的研究仍然过多地集中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性的探讨，更缺乏深层次的具有统筹规划方案能力的全方位的探测。因此，在高校研究和社会治理层面，这种非计算机科学的社会应用，如果能够行之有效地将大数据概念引入实践化，就成了摆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眼前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构建一套完整智能数据平台，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同用户反馈交流中起到平台作用，进而实现生产、教学和科研三位一体的布局战略。

智能数据平台所实现的这三个功能既是独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说这三者是独立的，原因在于这三个功能个各司其职地完成了相对较为独立的任务。其中，智能数据平台的生产功能为用户满足商业、政府、NGO等社会组织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及满足市民在各种生活情境中对信息的精确获取功能。智能数据平台的教学功能为以学生为主体，深入细致地挖掘智能数据平台中生活情境中可能存在的需求。而科研功能则在通过完成软件的生产和教学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软件的价值。其中，科研的方向可以有二：第一，科研人员可以根据特定情境下智能数据平台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加工和挖掘，在获得深层次变量关系的同时，完成满足社会需求的科研论文和项目。此外，围绕智能数据平台的功能拓展，也是一项重要的科研功能。三者虽然拥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三者之间也存在不可分离的关联。其中生产功能以需求为导向为智能平台的建设提出了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指引保证教学过程中能以社会情景、社会组织和社会人的需求为方向进行知识传授。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知识传授正是现代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需要。最后，在教学中，由于学生教师以智能数据平台为工具的社会需求解决方案设计，能够进一步保证教师的科研有明确的方向性和应用性。这种应用型将会进一步影响智能数据分析平台的生产和教师的教学。可以说智能平台的构建是能够真正地从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出发培养应用应用技能性人才，提高教师科研能力较好的解决方案。

二、围绕智能数据平台建设的产学研示例探讨

围绕智能数据平台出发制订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发展方案不仅能够有效地拓展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思路，而且能够提高实际教学质量，使得教师从原本简单的知识讲解转换到和学生一起寻找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在传统的社会工作类专业中，一般都会部署发展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社会组织管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这5门课程。按照传统意义的划分来看，这5门课程分别对应了社会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课程。从传统课程的讲解体系上来看，这5门课程都是自成一体的，依照教学大纲对应着不同的细致知识点。但是从构建智能数据平台建设为核心的产学研研究中，这5门课程便可以有效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在以社会情景需求为专题突破口的前提下，这5门课程更是成为统一专题服务的工具，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指向了同一目标。例如，以“如何了解市民的心理健康程度，保障社会安全”的社会需求为例，教师可以在西方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这两门课程中向学生引出该主题，同时要求运用这两门课程的知识，明确能够解决需求的社会理论。学生在理论的确定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其他同学的讨论明确了理论的本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此后将依据理论界定出关键概念和研究主题与研究假设。在社会组织管理课程中，学生将依据研究主题和假设，明确社会需求可能解决的突破点――选择和那些具体的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与探讨，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角度科学化地提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在未来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中，研究者将可以通过已确定研究主题、假设和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况进行概念操作化和问卷设计，并将问卷、测量或其他形式的数据收集方式置入智能数据平台中。在数据分析技术课程中，学生将按照已经设定好的研究方案运用智能数据分析平台对分析数据并输出报告。最终，这些报告和数据结果将有针对性地提交给对应的社会管理组织，在实践中评估其对社会需求的解决程度。

参考文献：

[1]陈阳，张梅.大数据基础上抽样调查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探讨[J].理论界，2015，11：1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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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使命、高等教育价值、大学生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时代面前逐渐变得失去效力。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题就是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难题。与其他专业课相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比较大，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越来越体现出多变性和开放性等特征。新时期，我们必须掌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特点，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及时、切实。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大大提高。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目标方向

坚持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正确的目标性理念，有利于我们坚持正确方向。2014年5月4日，在北大考察时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广大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基本价值观念教育具有高度重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又被称为“价值观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引导学生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价值观教育具有特殊性，它不仅是向学生灌输和讲解一系列价值规范和价值准则，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以及促进理想人格的健康成长。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既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既是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导理念，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想价值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当代大学生有利于培养科学的人生理想信念，有助于完善他们的道德责任意识，也有助于使学生的价值理念与国家民族理想信念相统一。大学生的价值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逐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大学生行为中的导向作用，也要不断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理念要求，因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培养对于社会利益和公共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不仅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引领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为指导的最新理论成果，并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也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广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舞台，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先进性价值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立足实践

坚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更加立足实践教学，能够实现科学原则与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抽象的理论和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必须做到指导性和具体性的统一。不仅要做到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更要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性阐发、推广乃至具体应用。目前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没有真正系统化，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论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很有必要，这不仅是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需要，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自由发展的需要。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容易使学生形成价值虚无主义，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时常摇摆，意志力也不坚定，政治信仰迷茫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必须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领导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具体化和现实化才能在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产生指导性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具体手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自觉的日常行为意识。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主要体现在实践教学领域，体现了非强制性特点。价值观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理性价值判断能力，更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价值观的主体。因此，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发挥传统课堂的讲授作用更要注重向实践教学领域渗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自律性和自觉性。

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思想保障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提供思想保障，有利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对于统一各种社会价值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也使高校师生能够形成比较明确的理性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目标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能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观念变革，进而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放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上面。共同理想信念有利于凝聚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全力合作，共同推进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不但能促进教育理念的现实变革，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提供了创新精神和科技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对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提供了基本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以人为本思想有利于改变以往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使对话意识和平等观念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中成为主流观念。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引领作用须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在要素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构建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运行机制。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实效性不强主要由思想观念更新速度慢以及教育方式、方法的落后造成的。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才能有效根除道德教育改造中存在的各类阻力并有效解决各类难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少走弯路。

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应从改变以往的单纯的说教和固定的教学方式，强调对话互动与活动渗透入手。首先，使课堂内容丰富化。“任何课程所采用的教学模式都不应该是主观随意的选择，而应该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受教育对象等要素相契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性质上归根结底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1]（P.96）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近现代史、法律常识等，还应包括传统道德伦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心理咨询等。不仅要包括知识性教育，还应包括先进事迹宣传与感化教育、诚信理念教育、感恩教育、人际关系能力培养等。其次，在教学方式上要体现灵活性和多元化。在讲授基本原理教学的基础上探索多种教学方式，比如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讨论式教学、主题报告式教学、提问答疑式教学、分组讨论论辩式教学等等。可以聘请知名专家学者、知名社会人物、先进模范代表等进入课堂做报告甚至与大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互动等。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相互统一。不断探索和拓展社会实践的新模式，使社会实践活动体现趣味性、知识性、能力性、道德性的统一。深刻挖掘社会实践的道德感染力和渗透性，“应挖掘渗透式教育方法的功能性，变‘说教’式教育为‘感化’式教育。”[2]（P.84）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主体意识，并通过情景和实践感染逐步渗透为学生的道德主体结构。“也只有解决了学生思想实际中的问题，学生们才能够接受我们所进行的规范教育和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教育等社会要求的内容。否则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针对性、失去本质。就必然会走‘科学式’、‘版块式’、‘拼盘式’的道路，就不会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3]（P.57）

总之，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思想指导，也在价值观念上提出了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在承认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同时，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供了明确而又统一的中国特色主流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在凝聚力量和统一思想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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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6-0077-04

社会质量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1999年在荷兰签署的《阿姆斯特丹社会质量宣言》为标志，“社会质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兴和前沿学科。EFSQ将“社会质量”定义为“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中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程度”[1]119。它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社会质量理论主要是从这四个方面来测量社会发展水平。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靠自身行为信用获取和提升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增强政府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从而推动政府职责履行绩效提高的能力[2]。在理论和价值层面，二者都有内在的契合性，社会质量理论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

1. 从思想认识层面来看。

在社会质量的四维度中，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这两个维度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增进社会团结度和社会融合度，这对于缓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由于不信任问题造成的矛盾可以起到改善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深入发展，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思想道德体系尚未完全确立起来，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等意识在不同程度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信任危机成为当前中国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这种信任危机渗透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给二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裂痕。2010年8月，《小康》杂志的《2009-2010中国信用小康指数》报告指出，对于政府公信力而言，调查发现，“、”、“形式主义、”，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淡漠，失职渎职，导致一些地方食品、药品和环保等安全事故发生”，这些被认为是销蚀政府公信力的三大主因。2009-2010年度中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3.0分，虽比上年度上升0.8分[3]，但仍处于一个低位水平。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取社会民众信任、拥护和支持的能力，它实质上体现了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质量所强调的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规范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并影响和指导人的行为活动，从而改善社会信任危机的状况，这对于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为提升政府公信力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 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

社会质量理论对于政府如何提高公信力，如何着手建设一个民众认可、支持的政府有着一定的导向作用。社会质量理论从四个维度来对社会质量的发展状况进行测量，这对政府到底该建设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从哪些方面着手来建设这个社会，有着导向性的作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要“加强政府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2010年6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11年2月27日，总理指出“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4]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且又迫切推进的工作。政府公信力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摆在一个首要的位置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这与社会质量的维度之一——社会赋权是相契合的，只有政府进行足够的社会赋权，民众才有充足的自由来对于政府的言行提出质疑，提出建议，进而达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和谐，实现社会凝聚。

二、价值取向层面的契合：公民本位、工具理性和政府与民众互动之间的契合

价值取向是主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在面对或者处理问题、矛盾、冲突等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价值取向作为一种理念一旦植入主体的观念当中，对于主体处理问题时所做出来的抉择或行为都有着方向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从价值取向层面来分析社会质量与政府公信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深层根源上找到二者的契合之处。

1. 坚持公民本位。

“公民本位”是指民众利益优先，并且这种所谓的民众利益优先中的民众意志是其自身萌发的，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并提供的。民众在这个过程中是起着主导作用并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的。

社会质量理论旨在建立一个公民有着充分经济社会保障，享受公民权、民主、平等和自由，社会高度团结和凝聚为核心的社会，把个人的自我价值与其在社会中的集体价值融合为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5]。它所致力建设的社会目标很明显是强调公民本位的，它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来分析社会质量，将社会中的人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将作为社会成员的民众的状况摆在首位。无论是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团结或是社会赋权，都体现了作为社会成员的民众的首要地位。如社会质量强调的社会赋权与公民社会所提出的公民参与，在强调民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这一点上是契合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质量强调的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参与，是民众在有充分的经济物质保障基础上，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意愿的参与。

政府公信力建设则是要致力于提高政府的绩效，提高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提高政府的凝聚力，展现政府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更好地为民众服务。政府公信力建设包含着两个层面：其一，政府身份合法性的确认。依据社会契约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的合法权力源于民众的赋予，符合民意的政府才可能是身份合法的政府。如果民众对于政府合法性提出质疑，政府本身的存在不合法的话，那么政府公信力也就无从谈起。其二，民众对于政府行为的信任与满意度，这也是民众自我实现和认可的一种体现。现代社会是一个注重民众民情民意表达，尊重民众政治愿望，保障民利实现的社会，让民众在政府公信力的测评和改善工作当中充分发挥民众自身的评估主体地位，尊重民众的话语权，保障民众的切身利益，确保政府将民众意志摆在首位，使政府真正做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服务，这些目标的实现都必须坚持“民众本位”这一思想。

2. 推崇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指行动者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借助理性采取行动以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

如上所述，社会质量理论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这四个维度入手来分析社会质量。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分析评价工具，可用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亦可用作社会进步与否的评价工具。社会质量理论认为，社会经济保障的关键在于民众拥有资源的状况，社会包容的实质则是社会参与程度的体现，社会团结的实质是社会的凝聚力，社会赋权的核心是人的发展[1]123。从性质上说，社会质量涉及三类因素，即条件性因素（社会行动主体维度），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方面的内容；建构性因素（人力资源维度），包括个人保障、社会认知、社会反映和人的能力；和规范性因素（道德/意识形态维度），包括社会公正、团结、平等价值和人的尊严四个方面[6]。作为分析社会质量高低的测量工具，我们可以从三类因素分别做出具体的评价。以上三类因素的测量都带有很大的弹性，这些指标也有着诸多不确定性，较之于单纯的经济指标更为软性化。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功能体现在评价水平、监测状态、改进管理、预测发展四个方面，有利于形成评价社会质量的整体尺度，有利于实施社会质量水平的监测，有利于预测社会质量建设趋势。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可以分解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社会动员、社会融合、社会活力、社会文化六个一级指标[7]，从多个角度来综合反映出社会发展的状况，并将测评的客观性结果与民众的主观内在的感受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确保评估结果的完整性、科学性和精确性。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反映着民众对于政府行为的信任程度，反映政府的形象。政府公信力也可以作为衡量政府行政能力高低的指标。当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并被纳入到政府改革的重要议程上来，成为一种改善民众对于政府信任状况的工具。政府工作中的政府公信力基础指标、政府公信力业绩与成本指标、政府公信力互动指标等方面反映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状况，通过这些方面的测评可以较为科学、完整地反映出政府公信力现状，可以较为准确地找出政府公信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这些都可以看出政府公信力建设对于工具理性的推崇。

3. 政府与民众的互动。

以社会契约论和论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理论，认为人民拥有，国家的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人民对于国家有着天然的监督权。民众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与的关系，民众将国家治理的权利委托给政府，政府通过民众授权，按照民众的意志来行使权力、治理国家，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EFSQ将社会质量定义为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中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程度。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质量将民众的意志与民众的发展摆在首要位置，隐藏在其后的是政府的作用，只有通过政府制定出各项合理的政策并付诸实际，社会质量的提升才会成为可能。只有在政府的领导下，将民众的意志摆在首位，采取真正符合民众意志的行动，通过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形成强大合力，社会质量提升才会成为可能，正是在民众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双方才能实现共赢。

政府公信力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在政府公信力测评中，民众的评估主体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其对于政府公信力测评的结果也应当是最为真实的，民众将测评结果反馈给政府，政府根据结果做出相应的调整，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或者是改善措施，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民众的意志可以得到更好地体现，政府也能够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三、理论逻辑层面的契合：和谐社会理论维度和服务型政府理论维度

1. 和谐社会理论维度的契合。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适应中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客观需要提出的，同时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出了其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实现二者的协调。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在注重人的发展这一基点上是相契合的，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内在地要求政府加快推进自身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公信力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为了增进社会团结，缓和由于包括贫富差距的拉大，城乡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所导致的社会矛盾等问题，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团结和凝聚。社会质量理论也同样关注社会团结、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凝聚。虽然社会质量理论是基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模式提出来的，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提出来的社会发展模式，但是这不能说两者之间没有一定的联系，社会质量理论所提倡的民主、团结、赋权等方面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中的“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建设中也能够体现出来，两者追求满足民众需求的愿景是一致的。

2. 服务型政府理论维度。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的在于适应我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它要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摆在首位，做到政务公开透明，负责任地处理各项事务，为民众提供公平、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从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层面看来。社会质量理论的社会经济保障维度反映出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这就意味着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不仅映射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上，还体现在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之上。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中政府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众的需求为导向，为民众提供充足、及时和优质的公共服务。

从坚持公正这个层面看来。公平公正作为一种衡量指标的时候，它所关心的是民众是否都受到公平的待遇，尤其是弱势群体是否能够得到基本的或者是更多的公共服务，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就提出正义的行为即是使处于条件恶化的社会成员的收益增加。按照社会质量理论，个人的发展要以整个社会制度世界的保障为前提，当然这个制度世界是将社会公正原则现实化的制度世界，是罗尔斯所言将正义作为首要价值的制度世界，最终体现在人们生活世界中实现个人的发展与集体认同的统一，其内在的逻辑在于社会质量理论以人的发展为目标[8]。社会质量理论强调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将社会公正现实化，并将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而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中，政府需要坚持以人为本，那么社会劣势群体或是社会边缘群体的基本保障是首先要给予保证的，这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所宣扬的公正是相一致的。

认真审视和检讨政府公信力建设问题，让政府自身成为遵循诚实守信及信赖保护准则的示范者，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科学发展，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性选择。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政府公信力的案例更突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2008年9月的三鹿奶粉、2010年12月的“小学生检测出鲜蘑菇超九成被荧光增白剂污染”、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故等。更值得指出的是，当下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各种自身失信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解决问题，而是首先考虑如何隐瞒事实、推卸责任，让民众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反映着民众对于政府合法性的认可程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只有政府在尊重民众意志，保持与民众平等互信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取得民众信任，提供满足民众需求的公共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更好地满足民众的多元化需求，民众对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予以肯定或是表示满意，政府公信力才会得到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赵怀娟.“社会质量”的多维度解读及政策启示[J].江淮论坛，2011（1）：119.

[2]杨 畅，王 前.政府绩效评估与当代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价值与逻辑契合[J].伦理学研究，2011（2）：80-84.

[3]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诚信恐慌——2009-2010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J].小康，2010（8）：24.

[4].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影响整个社会进步[EB/OL].[2011-02-27].

[7]周小毛，何绍辉，杨畅.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与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86.

[8]张海东，丛玉飞.社会质量与社会公正——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36.

Analysis of Social Quality Theory and Public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

1. Yang Chang 2. Zhou Ting

（1.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Hunan 4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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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极大的打击了公众的消费信心以及投资者的信任也受到很大的冲击，金融危机、特大矿难、“大头娃娃”、“假养生”、假药、虚假广告等字眼频频出现。三聚氰胺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奶制品企业甚至中国其他相关企业产品质量安全性的质疑，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引起的金融海啸令全世界震惊，企业的社会责任再次成为政府、工商界、学术界，以及媒体等各个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极大的增加其经营的成本进而会影响其利润，需要在很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和保持企业可持续的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从企业角度来说，社会责任和财务核心能力，犹如杠铃的两段，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是缺一不可。社会责任和财务核心能力两者具有现实不可分割性，因而学术界有必要对其再进行各自深化研究。传统的研究只是单纯对某一个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把两者结合起来分析少之甚少。早在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就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Cowen（1987）通过对134家美国公司年度报告中所包含的社会责任信息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公司所在的行业、公司是否存在社会责任委员会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Roberts（1992）的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势力、企业的战略地位、公司的盈利能力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盛春艳（2007）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制造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的综合评价。胡建政洪文辉（2008）运用沪深两市69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大山（2008）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核心能力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把公司治理力作为财务核心能力指标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进行了实证分析。李虹、罗莉华（2009）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企业的财务能力进行了分析。上述学者对社会责任和财务核心能力系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并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丰富了社会责任、财务核心能力等领域的研究内容。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将财务核心能力、社会责任纳入一个统一的企业发展框架中进行分析的文献却极为鲜见。因此，本文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提升有无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十分必要。

二、基于社会责任视角的财务核心能力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从2007-2009年连续三年出现在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的中国企业为样本，总共有18个企业，涉及房地产、汽车、银行、综合、消费电子、保险、电子、运输、石油等行业，去除国家电网、国家开发银行、南方电网等五家非上市公司，还剩中石油、海尔集团、平安保险、世茂、苏宁电器、中国铝业等12家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个沪深和香港交易所2007-2009年企业的年度报表。

（二）变量设计

1、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从年报中查找数据，得到员工、供应商、股东、债权人、政府和公益等6大维度，即政府责任（X1）、员工责任（X2）、股东责任（X3）、债权人责任（X4）、供应商责任（X5）、公益责任（X6）。X1=（支付的各项税费一收到的税费返还）／经营现金流入；X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主营业务收入；X3=支付的现金股利和现金利息支出／主营业务收入；X3=每股收益；X4=资产负债率；X5=应付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期初存货―期末存货）/平均应付账款）}；X6=（环保支出+捐赠支出+赞助费）／主营业务收入。

2、财务核心能力变量。本文参考朱开悉、王小朋和郑槐淼的在《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指标体系与计量初探》评价指标，并且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指标进行了改动，选择12个主要指标来评价财务核心能力。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用企业期末总资产这一指标来评价。

（三）研究假设

假设H1：企业履行政府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2：企业履行员工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3：企业承担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正相关。

假设H4：企业履行投资者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5：企业承担对供应商的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正相关。

假设H6：企业履行公益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假设，设计研究模型为：

FCCt=αt+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InTA+ε

t为2007-2009年。

由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性机制的作用，其投入-产出有效性可能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对于社会责任变量一因素。本文选择的是2007年的数据。财务核心能力变量选择的是2007-2009年的数据。

（四）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财务核心能力FCC指标；然后根据研究假设，设计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定量指标．构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的模型，回归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核心的影响程度。财务核心能力评价FCC指标，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PCA），寻找描述企业财务核心能力9个变量的线性组合来最大化描述它们的变化情况，从主成分分析法中得出的第一大主成分被定义为反映公司财务核心能力的FCC指标。在第一大主成分中，各变量的载荷系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的系数得到3年的财务核心能力FCC指标。

（五）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FCC指标的回归分析

以2007年、2008年、2009年的企业社会责任为自变量，财务核心能力FCC指标为因变量，用spssl3．0软件回归分析他们有无相关关系以及怎样的关系，得出结果如下：R2=0．929，F=8.428，sig.=0．042，从R2等于0．929可以看出方程拟合度很好，但回归方程在0．05显著水平下都不显著。回归结果估计方程，如表3所示；系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四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沦：政府和股东的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假设得到了验证，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有低度的正相关，相关系数都是小于0.5，因此假设得到验证。但是企业对债权人的社会却没有显著的与财务核心能力正相关性，2007年为正，2008、2009年都是负的，因此假设未得到验证。企业对员工的责任除2008年是正相关外，其他都是负相关，因此假设未得到验证，企业对公益的责任这一变量未通过假没检验。原因可能是只有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类似的大事件外，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履行公益责任只被受益的一部分群体所知晓，那么企业履行公益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很小。企业的资产规模对企业财务核心能力这一变量只有2009年通过了t检验，这可能也是由时间的滞后性引起的。

三、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关系着企业能否长期生存发展下去的两个十分重要因素，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核心能力关系的研究不多，本文从实证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核心能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开拓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 Scott S Cowen,et al. A Commentary and an Overview of Key Questions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J]. Business and Society,1987(4).

2、Chandler A D．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 s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 ives,1992(3).

3、宋建波,盛春艳.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J].中国软科学,2009(10).

4、王大山.基于公司治理的财务核心能力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2008.

5、李虹,罗莉华.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能力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13).

篇5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理念。现实中，确有人受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鼓吹“三权分立”，质疑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张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没有国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法治进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鉴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认或批判。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法治理念的树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树在中国土地扎根、发育、开花、结果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包括法治理念建设）是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模式的，例如“三权分立”、“大陪审团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模式和途径。当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标准来改造我们的审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顾实际的进行一些诉讼制度改革和宣扬西方诉讼观念的倾向，防止审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在司法意识领域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它我们能深刻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能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审判工作的绝对领导，推动社会主义审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是阶段性。版权所有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来的重要命题，它与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观念、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相互联系，尤其与我党依法治国方略交相辉映，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司法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法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且发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法治理念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就决定着我国的法治之路漫长而艰难。此外，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前进，不能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设、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都应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克服现行司法体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与现行司法体制相适应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两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养和发育，而法治文化又为法律制度的有效运作提供相应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理念建设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从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对人们的法治思想观念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扬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与正义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种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违背的观念意识。为此，一要肃清传统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二要铸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体系；三要培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构优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务大局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院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广大法官必须担负的神圣职责，也是有效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就当前而言，审判工作服务大局，就是要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基层法院在服务大局中，一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紧扣中心工作，立足审判实际，找准保障大局的结合点、服务大局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实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通过依法惩处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审快结快执与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案件，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三要提高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强化职能，力保平安，对农村的各类纠纷要及时平息，各种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众权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纠纷可以诉求。四要提高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弘扬和谐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畅通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司法渠道，善于运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四是宗旨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建设中，“一心为民”是根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决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宗旨，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本质要求，它与“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一心为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和社会效果的新尺度，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具体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中，我们不应脱离这一宗旨，要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