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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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目前，中国皮具行业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影响，在经过一个发展阶段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皮具行业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但是皮具行业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十分突出，具体有以下几点。

1.皮具行业的现状和环境目前中国皮具行业制造水平较低，生产工艺落后，研发技术水平不高。尽管许多企业在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管理没有跟上，结果是生产线扩张了，但效益却没有明显提升，生产的产品仍然以中低档产品为主。

2.文化与艺术的融合性差，缺乏创新性目前中国皮具行业不注重向文化、向艺术要产品和效益，多数产品只是对目前市场流行产品的简单模仿，缺乏创新性，不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深入挖掘创新点。

3.企业存在用工难和人才难留的问题目前全国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皮具产业面临着民工荒、用工难、人才流动性大的问题，仅狮岭每年就面临3万人的用工缺口。同时皮具产业对设计、研发、管理、营销、品牌等各类人才的需求很大，但人才往往容易流失，很多企业成了一个培训机构，花大力气培养的人才却没有办法留住。①

4.品牌数量少，知名度不高目前，中国皮具行业拥有超过1万家各类皮具制造企业，但是具有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企业数量却很少，大部分企业还停留在来样、来件加工阶段，没有品牌的企业往往只能采用打“价格战”的营销方法。中国皮具行业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小，品牌效益不突出，与服装业、鞋业相比，皮具箱包行业在全国还没有形成一批中国名牌。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思路，即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皮具制造工艺相结合的发展思路，作为探讨皮具产业集群升级的一条道路。

二、“文化”与“艺术”范围的界定

“文化”一词是从《易经》贲卦象辞中的“人文化成”一语中简化而来的，其涵义有很大的可伸缩性。根据其外延的广狭，有大文化、中文化和小文化之别。大文化的外延非常宽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是与自然相对应的概念。中文化的外延小于大文化，指人们改造、整合主观世界的能力和成果，具体指人类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人多称之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相对应。小文化的外延最窄，指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财富。从三个文化的涵义可知，大文化与中文化是从宏观上、从理论上讲的，反映的是价值体系、精神理念；小文化是从微观上、从实践上讲的，反映的是人们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活动。[1]关于“传统”，传统固然与过去有关，但它的关键却不在过去而在现在。大家知道，时间是三维的，即由过去、现在、未来所构成。而事物在时间中有至少有三种形态，一、它产生于过去，但在过去就死亡了；二、它产生于过去，一直留存到现在，尽管它可能已经变形易位了；三、它产生于过去，留存到现在，并有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而所谓“传统”，至少是跨越两个时间维度的事物，即只有后面二者才能叫做“传统”。至于产生于过去并在过去就死亡了的事物，不能称作“传统”，因为它没有“传”下来，也未成其为“统”。所以我们说“传统”关键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前指出的，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是思想，物质的东西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但是精神却可以一直流传下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产生于过去、现在仍活在我们脑海里的精神的东西，或者形象点说，是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血液里的活的东西。[2]203.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直觉体悟的直观性和观物取形的象征性。这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法表现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方面，在于直觉体悟而不是明晰的逻辑把握。关于“艺术”，目前为止．广义的分类有造型艺木（绘画、雕塑、摄影、书法等）、实用艺术（建筑、园林、实用工艺等）、表情艺术(音乐、舞蹈等)、语言艺术(诗歌、散文、小说等)、综合艺术(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狭义的分类艺术专指语言艺术以外的其他艺术种类。语言艺术也称文学，人们有时把文学与狭义的艺术并称文艺。[3]本文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是指能够为皮具行业所采纳、借鉴、吸收的精神和理念，并折射在皮具制造和研发工艺过程中的，具有鲜明传统文化和艺术特征的这一部分。皮具制造工艺是指皮具制造技术、研发技术、生产技术的综合体，也是皮具行业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必要性和可行性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皮具制造技术相结合，引领中国皮具行业新潮流和发展趋势，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可行的。

1.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从皮革皮具的历史来说，皮革皮具的诞生是装饰品和服装的衍生品而来，其来源是一种装饰文化和贵族文化。到现代社会，皮革皮具日益涵盖、渗透、融入了各种文化，诞生了一系列针对各种文化而特别设计的个性各异的皮革皮具产品，适用于不同的消费人群。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精髓，寻找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皮具制造工艺的结合点，是建立中国品牌文化的重要目标。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形象地传达它的深厚底蕴，并直观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我们不只是借鉴传统文化在皮具材料制造方面、款式设计上的直接或间接的应用，而是要挖掘文化精髓，使文化与技术紧密结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道家、儒家文化更是对设计有着深远影响。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不仅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特征，而且标示出与西方文化传统质的区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和最高境界。[2]203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也是我们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品牌，创造潮流、引导潮流的根基。

2.正确处理产品个性化与生产规模化的关系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叫做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的“对立”，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倾向；矛盾的“统一”，是指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互为存在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是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在皮具行业中，产品的个性化与生产的规模化是一对相互的矛盾，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一个选择。鉴于皮具行业的特殊性，多数企业选择了规模化生产，借助“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依托国内的资源成本优势，不断扩大企业规模，而选择产品的个性化生产的企业较少，主要是因为采取这种方式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计研发技术的支持。从欧美国家皮具行业向时尚行业转化的过程来看：技术的发展使产品的共性趋于实现，文化的介入使产品个性得到张杨，而二者的结合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3.采取差异化战略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企业可以采取三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集中一点战略，这也正是管理的战略的不同体现。在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供不应求，企业只要考虑如何进行大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就可以不断获取利润，企业往往会采取成本领先战略，迅速扩大规模，提升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但是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产品供大于求，企业就将有预见性地选择差异化战略或者集中一点战略，而对皮具行业来说，产品的个性化就是一种差异化战略的体现。企业采取这种战略也是应对竞争的一种出路。

4.向产品的个性化方面发展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说，消费者对皮革皮具产品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对消费者形成了刺激，带动了市场需求。目前，随着消费者对皮具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也使得皮具行业不得不向产品的个性化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产品的个性化与生产的规模化（实现共性）是可以进行相互转化的，只要企业注重设计研发和技术提升，产品的个性就会得到实现，企业的效益也会随附加值的提高而大幅提升。这样带来产品销售数量的提升，企业的制造成本也将降低，最终达成了规模化生产的成本效益，从而实现产品的个性化与生产的规模化这一对矛盾的统一。

四、技术支持

为了实现皮具行业的产品个性化与生产规模化的统一，需要各种技术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材料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设计研发技术、制造技术等等。

1.信息技术

21世纪可谓信息时代，诸如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AM（计算机辅助制造）、CAPP（计算机辅助工艺）、CAT（计算机辅助测试）、MIS（管理信息系统）、FMS（柔性制造系统）及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将普遍应用于皮革行业进而实现皮革行业的“e化”。皮具行业的“e化”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通过胶原结构模型，开展绿色皮革化学品的分子设计；（2）利用计算机软件的新技术，力求实现生产过程的计算机控制，以利于企业的规模发展，如：现代计算机辅助测试技术(ComputerAidedTesting)和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Intelligence)，使皮具手感以及感观等方面的表达，从传统的眼看手摸转向量化表征阶段；（3）利用计算机软件自动打版系统，可以实现企业研发设计的自动化、信息化；（4）利用强大的箱包设计软件的功能实现款式和配件的快速设计，节约绘制过程，更多时间用于创造性搭配和设计。

2.材料技术随着合成革、塑料、纺织面料等新材料的不断发展，皮革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材料要经受各种新材料的挑战。要立足于市场就必须要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而不只是仅仅满足于现有的花色品种及常规皮革的制造。要立足于国际市场，就必须提高产品附加值。因此，开发各种特殊效应革以及稀有特种皮革已成为我国皮革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纳米技术已成为一颗新的科技明星。由于纳米材料具有高强度、高韧性、极强的吸湿性、抗菌性和阻燃性等优点，因此纳米科技的引入必将为皮革工业带来勃勃生机。材料技术的发展，也为皮具产品的特色和个性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机电一体化技术缝纫设备发明以来，经历了专业化、提速化阶段，进入了机电一体化阶段，其性质均属于机械技术的改进提高。专用机的应用必然需要在缝纫机上增加许多机械机构，一些零件结构特殊、复杂，精度要求也高，相应增加了制造难度，复杂系数的增加也伴随着机器故障率的增加。机电一体化技术对缝纫机而言，其含义概括地说就是缝纫机的刺布、挑线、钩线、送料等执行部件仍沿用原机械机构，而控制方面则采用电子或微电脑系统。机电一体化技术对于皮革皮具行业的发展有着提升生产效率、节约成本的重要作用。

4.面料和产品的多样化如今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追求个性已成为时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皮革皮具也是如此，皮包、皮带、饰物、票夹等都在彰显人们的个性。要满足人们的需求，皮具产品就必须向着多品种、多风格的方向发展，其中皮革面料的多样化发展是皮具产品向多品种、多风格方向发展的基石。随着稀有皮革、特殊效应革的层出不穷和不断发展，皮具产品将不再局限于以猪皮、牛皮、羊皮等为基本原料，品种也将不再因原材料的限制而显得呆板、单一。不同特殊效应革及稀有皮革的使用或搭配，会使皮具产品呈现出迥异的风格。如复古效应革、珠光效应革、动感效应革可使皮具休闲化、时髦化、动感化，从而使皮具产品不再仅仅局限于正规场合的佩戴和使用，而是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场合；鱼皮优美自然的鳞纹是传统猪、牛、羊皮革无法比拟的，也是人工压花板无法仿效的。采用鱼皮制造的皮具优美、高贵，而不同鳞纹如光鳞纹、毛鳞纹、绒鳞纹、蜡感鳞纹等品种的鱼皮革制成的皮具，也自然风格不一，各具特色。

五、案例研究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产业链配合、市场运作等方式，积极探讨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与皮具制造技术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下面就狮岭镇采取的一些方法和措施作一简介。

1.狮岭镇以及狮岭皮具行业现状狮岭镇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西北部，全镇总人口约2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近8万人；总面积160平方公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距广州市中心34公里，距广州新国际机场和花都港均15公里；交通网络四通八达，107国道（广清高速公路）、京广铁路，珠三角环形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处在港澳2小时交通半径内。独有的海、陆、空立体型交通优势，为狮岭镇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狮岭镇抓住国际皮革皮具行业转移、国内皮革皮具产业集聚的战略机遇，以市场为导向，以开放为动力，以民营为主体，以专业市场和工业园区为载体，以创建区域品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整合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了产业跨越式发展，在实践中成功走出一条市场培育引领，产业集聚带动，农民就业创业，政府有为引导，区域创新发展的富民强镇新路。①狮岭的皮革皮具行业经过多年滚动发展及产业链逐步完善，成为了花都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全镇有皮革皮具生产企业和商家5000多家，从业人员近12万人，年产皮具近4亿只，年产值超80亿元，皮具产量占全国的1/3，产品远销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东南亚、欧洲和美洲等地。狮岭镇目前拥有中国最大的皮革皮具专业批发市场——狮岭（国际）皮革皮具城，主要经销皮具生产所需的各类原辅材料、皮具产品和缝制机械设备，每天交易额均超过2000多万元，全镇皮具、皮革交易总量为全国第一。一年一度的国际性皮革皮具行业盛会—中国（狮岭）皮革皮具节已连续举办6届，更使狮岭声名远播、蜚声海内外；兼备交通优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的狮岭镇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皮具生产销售中心和皮具原辅材料集散地，更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皮具之都的光荣称号。①

2.狮岭在文化艺术与产品制造工艺相结合方面的举措与成果2003年以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狮岭镇领导认识到，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引导皮具企业产品升级换代。那么如何升级，向哪一个方面升级呢？经过不断探索，狮岭镇政府和皮具企业达成了一种默契——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深入挖掘，从向制造要效益转为向创造要效益。首先建立“狮岭皮具”产业集群品牌，实现“从狮岭制造向狮岭创造”的转变，同时筹划成立中国皮具博物馆、皮具设计学院、皮具行业博士后工作站。狮岭还成立国内首家镇级产业研究机构——广州索派皮具产业发展研究院，旨在通过全面、客观审视狮岭皮革皮具行业发展优势及现状，整合全球皮革皮具资源，实现中国皮具之都的新一轮产业提升和技术飞跃，在世界皮具业界发挥应有的作用。上述举措极大地增强了狮岭皮具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吸引力，2004-2005年，狮岭镇的GDP都取得了超过10％的增长，特别是皮具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增幅超过了20％，外贸出口额增幅也超过20％，一大批企业正在不断做大做强，国家名牌、广东省名牌企业开始涌现。不少企业努力从OEM的低级贸易制造方式中解脱出来，进行ODM以及企业自主品牌的打造，其中嬉皮士、LCK品牌的成功尝试验证了这一点。这两家企业均推崇“皮具演绎生活”的创新理念，坚持文化、艺术与市场需求高度结合，自主设计实现销售的产品占企业销售产品的70%以上。在设计上，坚持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生产制造技术相结合，在短短的三四年内，嬉皮士在国内已经拥有200多家加盟店，而LCK更是已经进入全国主要省会城市的大型商场中。②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皮具制造工艺结合的发展趋势研究，结合产业集群品牌的研究理论和实践，狮岭镇人民政府注册了皮具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商标——“狮岭皮具”；在产品开发的思路上，以引领中国时尚潮流为宗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将传统文化引入皮具的设计当中，创造出一种富含文化魅力的时尚潮流文化。他们非常重视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质量，引入国际（意大利）先进的设计和生产工艺，再结合国内审美标准，推出适于国内销售的款式。选择一家狮岭最好的企业生产，注重建立严格的质量标准体系，确保产品质量。他们从一开始即以最标准的方式来生产品牌产品，达到与市场的高度融合。不到半年，企业已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吸引其他企业纷纷加盟。

六、结论

1．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皮具原辅材料及产品生产制造相结合，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对于中国中小皮具生产企业来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和规模无法和大企业进行对抗，选择差异化竞争战略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2．在实现传统文化艺术和皮具生产制造相结合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处于一种引导的地位，从宏观上把握行业的整体发展，对行业的整体环境和良性发展进行引导，扶持各种智力平台、创新平台、研发平台的建立和发展，利用外部资源实现产业的腾飞。

篇2

1 新时期城市的发展及趋势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 20 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建设部 2005 年的有关数据显示，从 1978 年到 2003 年，中国 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 13 个增加到了 49 个，50 万至 100 万人的大城市从 27 个增加到 78 个； 有专家预测，到 2025 年城市人口将达到 9.26 亿。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化、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都市，还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新建城区的工作， 一些较大的中心城市还把近郊及周边县市纳入到统一的规划中，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使城市无论在规模或空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扩容。

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格局，无疑对城市及区域的经济发展都能起到良好的拉动作用。

但应该看到的是，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却是传统文化尤其是戏曲艺术在现代城市传承的日益艰难，甚至出现了相悖离的发展状况。戏曲艺术没能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得到很好的保护、 传承和发展， 其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正被越来越多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所包围、侵蚀、挤兑，变得越来越小，与现代城市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2 城市发展与传统戏曲生存的悖离及矛盾

京剧，于国人而言，大多不会觉得陌生，但是真要让大家讲出个门道来，可能很多人都会哑口无言。曾经有一首关于京剧的流行歌曲在青少年当中红极一时，就是谢津所演唱的《说唱脸谱》。虽然这首歌对于京剧的理解仅于表面皮毛，但也确实是道出了京剧在那些并不懂京剧、但却多多少少知道京剧的人心目当中的印象。很多时候，人们在谈论京剧的时候，或许都有些像是在讲述古埃及的金字塔那样，觉得神秘而有些遥不可及。然而，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京剧却成为那些老年人，甚至是很多目不识丁的老年人最为热衷的文化项目之一，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古老的京剧必得在相对显得古老的人群中流传，还是因为只有那些历经沧桑的老年人才更能感悟京剧在那二百多年时间里所历经的坎坷与磨难！随着城市大规模的改建， 那些设在陋街小巷里的茶馆被一个个拆掉，茶馆里的竹椅、小舞台逐渐被高楼里配有沙发、空调的高档茶楼所取代。环境的变迁，场租、茶资的提升，迫使经济实力不够强大的民营剧团， 还有那些爱看戏听曲的老茶客们不得不离开， 能代表地方传统文化特色的京剧演出在现代茶楼中逐渐消失。

京剧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探索。无论其手段是否完全合理，在西方文化如此盛行、几至泛滥成灾的今天，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采取一定的保护手段，这也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必要为之感到不好意思。

京剧，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百科全书，远源流长，独具魅力。通过播放名家唱段，展现艺术本身的魅力，让国粹变得不再那么令人不可企及。京剧是古老的、传统的，但她的身上却同样可以被注入新鲜的血液而充满青春和活力。

由此可见，京剧演出的萎缩与消失，主要原因之一是演出场所的缺失， 城市发展与传统戏曲生存的这种不适应、不匹配的现象，在城市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带有相当的普遍性。矛盾的产生，从表面上看是城市现代化对戏曲文化的一种强势和侵蚀，但实质上反映的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同步、不协调，是文化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结果。

如何让传统戏曲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 不被林立的高楼所侵蚀、排挤，让这种集茶文化、京剧文化、市井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演出形态，不受城市变迁的威胁，让京剧艺术世代传承，是城市发展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传统戏曲留下生存空间

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突出了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性， 文化事业建设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承担起重要的使命。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宏观指导，在发展中科学规划， 积极解决城市发展与戏曲文化传承不适应的矛盾，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京剧的振兴提供保障。

3.1 构建戏曲艺术立体化的传承发展格局:文化建设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建设有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和专题规划等。戏曲文化是城市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首先要纳入到城市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 包括建设一批能代表城市形象的现代化大剧院， 为省市级专业京剧院团高水平的演出，以及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保障。 其次，对民间京剧演出，文化、基层政府部门还需要给予积极的培育和扶持， 通过具体的区域规划或专题规划来实现。

3.2 在城市的商业规划中 ，尝试开展多种经营形式的演出: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催生了城市现代化的商业业态，它有别于传统单一的商业模式，是一种集商贸、旅游、娱乐、文化、休闲为一体的复合型商业。

篇3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大学的四大功能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最为重要的载体与对象之一，深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是当代大学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全国高校中，工科生的比例要多于文科生和理科生，2015年我国工科在校生数量总计约1072万，位居世界第一，无疑工科大学生是我国大学生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在工科院校，由于人文学科的处于弱势甚至缺失地位，工科大学生接受的人文课程熏陶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工科大学生长期接受工科教育所形成的重视实用、重视客体的思维方式，使得工科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不能正确认识到作为工科学生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意义。笔者结合工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四个认识误区，解读对他们加强传统文化素养的意义。

一、留住经典，传承爱国基因

认识误区之一：中国传统文化陈旧落后。在大学生活现象中，所谓过圣诞节、情人节乃至万圣节早已不是时尚，而已成为大学生中的一种新传统，外国歌曲、戏剧等艺术形式备更受大学生追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传统节日的日渐平淡没落，京剧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无人问津。究其原因，一是开放中的中国与世界同步，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在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中已不再是初来乍到式的体验，而是得到了全方位的融入。二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在工科高等院校绝大部分的工科专业知识体系都来自于西方，易使工科学生产生中国传统文化陈腐落后、非科学和不产生工科科技的印象。三是工业生产的全球化，使处于产业技术领域前沿的工科学生更易于接受国际化的文化。四是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工科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接受的是以知识点为主的应试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系统了解和深入思考的能力，进入大学阶段后工科学生的思维深度加深，但工科院校对传统文化教育投入较少甚至缺失，使工科大学生仍然无法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缺失，仅抱持固定的思维而不能正确全面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全球化时代和社会加速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衰落是整体社会现象，并非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独有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下，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极度深化，西方文化话语权与流行度在全球化中占据优势，要避免文化全球化变成文化西化的趋势，就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守住根和魂。“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传统文化是在全球化浪潮下保持文化独立性的根本，缺乏传统文化素养，就割断了个体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将直接动摇个体爱国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接受技术知识本身就多于人文艺术知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又相对较少的工科大学生而言，这种危害与影响显然会更为明显。而工科生作为大学生中的最大群体，其精神价值取向对国家民族的影响也最大。因此，加强工科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教育，首要目的是通过使之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经典所蕴含的精神内化，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陶冶心性，涵养人文情怀

认识误区之二：中国传统文化不产生实用价值。这一认识误区，主要因工科学生对于知识价值判断的坐标是以“实用”为中心。工科是研究应用技术和工艺的学问，其最大特征是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原理来解决问题。以更为高远的工科视野思维来审视人文科学，会肯定人文学科对科学产生与进步的影响，但对于大学阶段的工科学生而言，其思维更多尚停留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的就事论事阶段。所以我们往往发现工科学生对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的质疑是“有什么用？”，即认为人文科学不产生具体实际可见的效用价值。而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主体恰恰是人文知识和精神财富，又多以文言文的形态存在。所以工科大学生往往会产生中国传统文化既读不懂、又没有用的误解。

工科学习的内容是工具理性，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代表价值理性，是人自身内心的观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工科大学生所学习的知R、所研究的对象，与所建构的思维均偏于客观，并不能用来调适人类自身的情感理性和人际关系，而这恰是人文科学的价值所在――解决人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心灵的问题。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态与情怀始终无可替代的共鸣。对于工科大学生而言，以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抒释心性陶冶情操，不仅有利于他们涵养人文情怀，砥砺性格气质，其认同感与接受度也会更为贴近。例如最为典型的“儒道互补”心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小就接受文化典籍的训练，熟悉并受儒道二家的思想薰陶，很多人形成儒道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即一方面受儒家孔孟思想的影响，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赶，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又受道家老庄哲学的影响，遇到挫折时采取超然和通达的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能够安于平淡和自得。“这种两重素质使得士君子的生命富有弹性，他们用儒家进取，用道家调节，形主义与自然主义交融的风格，可以适应顺境和逆境的转换。”对于以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工科大学生而言，如果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似哲学精神，对他们的生活态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指导。又如中国古典诗词等文学遗产，其阅读感受既是一种审美，更是一种基于民族普遍心态的情感共鸣，中国书画、戏曲等艺术形式，强调韵味、虚实，无不都体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的美学观念，学习了解这些传统文化，对于以面对枯燥数据与冰冷技术为主的工科大学生，无疑能起到巨大的精神调节作用。

三、积累智慧，储备管理经验

认识误区之三：工科大学生工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工程技术，用不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这一误区的原因，一方面同于前文所述是以“实用”为价值坐标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作为在校大学生还缺乏对职业发展的远见。工科大学生就业初始，必然依靠技术为主，终身以工程技术为业者也不在少数。但对于工科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而言，更为高远的规划应是由技术层逐步转入管理层，从技术人员走向中高层管理岗位的职业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技术更新换代剧烈将逐步超出其所学知识范围，另一方面从技术走向管理则能利用懂技术的优点对管理进行优化，是实现个人与单位共赢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管理工作不同于技术工作，管理工作既要处理一些技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单位成员有效完成目标。管理的知识、经验，有许多内容可从中国传统文化别是诸子思想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借鉴。我国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工科大学生在掌握工程技术专业之余，如果从大学阶段就有意识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中积累借鉴智慧，对未来走上管理岗位将是一种极大的知识和经验储备。

工科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关键在于领会其正确的思想精髓，而非皓首穷经熟悉知识点。一是要善于活用中国传统文化并转化为当代应用。这一古人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无论是正史还是戏曲小说都可从中汲取大量经验，如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本身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学习治理经验。清代开国与皇太极等人大量运用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计谋不无关联，也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典型。[4]二是不能食古不化或歪曲误读。如对于儒家思想，应当借鉴其“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 》，即注重规则和表率、要把握宽严与平衡、用人德才兼备）的管理原则和“致中和”（《礼记・中庸》，即中庸和谐）的管理愿景，却不能去纠结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又如学习老子的“无为之治”，绝非无所作为，而是指不妄为，顺乎事物发展规律去管理。

四、补充专业，联结中西知识

认识误区之四：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专业技术本身无关，不促进科技发展。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有代表性的思想、艺g、文学、历史等形态。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在工科大学生的认知中，与自身所学的工科各专业的知识几乎没有关联度，因此易于形成传统文化与自身所学的工科各专业几乎毫无关联度的印象。实则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人文领域更具代表性，但在农业、医学乃至工程、建筑等方面均有有别于西方科学体系的独特理论与实践，工科大学生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到本专业的东方智慧，作为专业知识的补充。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先生研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时，其灵感来源于晋代道士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溃，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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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盛行，首先要归功于其歌词的古风古韵、清新脱俗。通常一首歌曲所描绘出的艺术形象，是由旋律描绘出来的音乐形象与歌词描绘出来的文学形象相结合的产物，在大众艺术接受过程中，歌词形象的鲜明性与通俗性远胜于音乐形象，因此，一首歌曲的好与坏、能否为大众所接受，首先就要看歌词文本的质量与吸引力了。而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恰好吻合了这一特点，古色古香、除去旋律其本身就是一首很好的诗词了，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系列中国风歌词《青花瓷》《兰亭序》《东风破》等。

分析典型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歌词，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歌词都是有一些来源出处的，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作的《发如雪》中，“发如雪”的歌名本身便化用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中的经典句子“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在接下来的歌词中“是谁打翻前世柜，惹尘埃是非”中的“惹尘埃”源自于南北朝禅宗慧能大师的名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如方文山创作的《东风破》，其歌词名本身是取东风破的曲牌名，而其中的“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让人想到白居易《琵琶行》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经典诗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中国传统辞赋中的经典文本进行解构，然后再与词作者的情意表达相结合，创作出格调清新淡雅的新律歌词是中国风歌词创作比较常用的手法。除了对于经典诗词文本的解构，中国风歌词中还经常使用拆散经典文本的结构习惯，进而构筑非常规词句搭配，这一点连方文山自己本人也是认同的，在其新浪博客的介绍页中，引用百度百科中对他的描述“擅长拆解语言使用的惯性，重新浇灌文字重量，赋予其新的意义，纺织出新的质地，建构后现代新词风。”

这种写作方法与解构主义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解构主义的理论认为，文字先于语言，基于文字的差异性可以说明文化和文学的开放性、边缘性、多重性和多义性，从而否定结构主义的语言、语音中心论、文本的封闭论、语义的简单论（蔡亚洲《浅谈方文山中国风歌词中的解构主义及解构意义》，《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6期）。比如，方文山为周杰伦所写的《东风破》中的一句歌词“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就是非常典型的对传统语言结构、逻辑的解构，这句歌词按照通常的语言结构来分析，可以将其细化成几个小短句，如“岁月如流，涂在墙壁上的油漆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开始剥落，透过油漆剥落的斑痕，我仿佛看见小时候的光景。”方文山用庖丁解牛般的手法拆解传统的语言结构习惯，以“油漆在墙上剥落”作为句子的结构核心，大胆将岁月比拟成斑驳的油漆直接替换为主语，然后将主人公的“我”舍去后，用“看见小时候”作为句子的补语，这样，一个具有多重结构性、多重意义的句子就创作出来了，意境深远而耐人寻味。总之，不管是基于传统音乐辞赋内容本身的解构，还是对于文本结构、逻辑、搭配习惯的解构，一首好的中国风流行歌曲，必然会有一首极具古风古韵的歌词。

二、解构传统音乐体系，建构现代流行音律

从音乐的本体来说，中国风流行歌曲在音阶、调式、音色等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特征是其区别于其它流行歌曲的主要因素。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特征是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体系的解构之上，而与当代流行音乐元素重新构建而成的。

首先，在调式、音阶的使用上，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音阶视音级的多少而进行归类，比如包含有五个音级的称为五声音阶，包含有六个音级的称为六声音阶，以及包含七个音级的七声音阶。从调式的角度划分，五声音阶也称为五声调式，其基本的音级为宫、商、角、徵、羽，由这五个音级分别作为主音就可以构成最基本的五个传统调式，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如果添加任何一个偏音，比如清角、变徵、变宫、闰，就可以构成六声调式，而如果是在五声调式的基础上添加两个偏音，那么就构成七声调式，最基础的七声调式分三大类，一共十五种基本调式，这三大类分别是添加变徵、变宫的雅乐音阶，添加清角、变宫的清乐音阶，以及添加清角、闰的燕乐音阶。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调式音阶非常的繁多复杂。中国风流行歌曲在众多的传统调式音阶中，去繁存精，大部分都采用五声调式来进行旋律的写作，自然而然，音乐中就充满了古色古香的韵味。

其次，在编曲配器上，论文格式中国风流行歌曲揉合了很多的中国传统乐器音色来作为情感表达、彰显风格的重要手段。如果站在解构的立场上，换句话就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传统音乐音色体系的解构，之后与当代电子、电声乐器音色相结合而重新构建了中国风流行歌曲的编配体系。

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色体系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比较科学的分类，在西周时期，依照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也称“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在各个不同的发展历史时期，音乐的表演与演奏都有各自不同的音色体系，比如先秦时期的钟鼓之乐，就是以编钟与建鼓为主要乐器，辅以编磬、笙、排箫、瑟等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再如唐代大曲中使用的清乐乐队主要由编钟、编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等十多种乐器组成，丝竹、打击、吹管乐器成为该乐队编制的主要乐器；再如元杂剧使用的伴奏乐队，以笛、鼓、板为主，有时也加笙、琵琶、三弦、锣等乐器；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音乐中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种类的音乐都均有其相对应的乐器编制，中国风流行歌曲并不是要承袭这些传统乐队编制体系，而是选取最具古韵代表性的乐器，比如《青花瓷》中使用的古筝、竹笛，《千里之外》中使用的钟、古筝、二胡等，与现代流行的电子、电声乐器相结合，重构了中国风的音色使用体系。

当然，传统音色的使用并不完全籍由演奏人员实施演奏，中国风歌曲中使用的传统乐器音色有很大部分直接用的是该乐器的采样音色，比如《霍元甲》《忍者》《七里香》中使用的笛子，《龙拳》中使用的古筝、琵琶等等，这些音色的制作，首先解构该传统乐器的单音弹奏，进而分解该乐器的演奏力度，再拆开各种演奏法，在此基础上进行采样，然后在采样器中进行重构并合成该音色，这也是具有非常典型意义的解构主义。

最后，在有些中国风歌曲里，会直接截取传统音乐中的某些旋律元素用于歌曲的前奏或间奏中，有的甚至直接在主旋律中与其它乐句进行融合，创作出极富古典韵味的音乐旋律。比如周杰伦的歌曲《双刀》《黄金甲》在前奏中引用了两首中国传统民歌的片段，而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新贵妃醉酒》则是将传统京剧的元素融入到旋律当中。这些都是中国风流行歌曲直接汲取中国传统音乐养分的典型例子。

三、解构传统审美意象，传递当代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的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传统和文化的分支与组成，其结构的核心是“同中求异”，不论是句式结构、主题材料的发展变化，还是节奏的变化处理、曲式安排，都是在统一性的原则下追求些微的差异性。在音乐的审美上，讲究朦胧含蓄的意境美，强调作品的气韵生动、传神风骨，注重人与自然的交流与统一、即天人合一，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圆满，并追求艺术表现中情感与伦理道德的渗透与融合，推崇艺术表现手法的蕴蓄婉曲、动静相成、虚实相生，喜好艺术形态简约质朴、协调适度，以中庸平和为最高审美理想。

流行歌曲作为俗文化的一种，通俗易懂、便于传唱是其标志性的文化特点，而饱含艺术蕴味与深远意象则不可避免的成为缺憾，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在描绘理想的歌曲创作时憧憬“让艺术歌曲通俗化，让通俗歌曲艺术化”，中国风流行歌曲可以说正在践行着这一理想。它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解构，分解传统艺术审美趣味，攫取典型意象，融合现代俗文化的元素，从而重构出当今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并传递着当代的人文精神，在制造流行的趋势上提升了流行文化的艺术品位。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主题、内容上，中国风流行歌曲破解传统音乐朦胧含蓄的形象，籍由更细化、并兼具视听色彩的具象，来塑造新时代的人物情感。比如有崇尚武学、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双截棍》《龙拳》《霍元甲》《曹操》《盖世英雄》《十八般武艺》等，有如山水素描般唯美意境的《青花瓷》《发如雪》《兰亭序》《东风破》等，有娓娓道来、细说故事般的《娘子》《斗牛》《爷爷泡的茶》《半岛铁盒》《最后的战役》等。

在单个歌曲中，也会具有多重典型的传统音乐意象，比如《东风破》中歌词写到“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入木三分的刻画了离愁别恨和寻旧感怀两种典型的艺术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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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1 双廊村概况

双廊村位于苍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黄金地段――大理市东北端的双廊镇境内，是双廊镇政府所在地。其东连宾川鸡足山，南连4A级南诏风情岛，北连上关镇，距大理市下关60公里、省会昆明约400公里，东环海公路从村中通过。

双廊古村，东面环山，西临洱海，整体地形为东高西低，聚落呈带状以组团式分布于洱海之滨，民族文化一条街穿村而过。村落的步行巷道呈鱼骨状沿民族文化一条街向两侧延伸，整体布局形态呈鱼型骨架。民居与街巷的发展充分利用自然地形，自由灵活，街巷尺度亲切宜人，空间张弛有度，富于变化。

2 双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原则

2.1.整体性原则

民族文化一条街作为村落的一部分，在街区内部完全具有一个小村落的形态及功能。因此，双廊历史古村的整体性设计完全适用于民族文化一条街重点街区的保护，从而使得双廊村重点保护街区具有整体协调性。保护民族文化一条街，就必须保护其整个的风貌环境，包括空间格局及其周边的环境与山林、水体和绿化的文化内涵，如传统生活习俗，现有社会生活结构。

民族文化一条街的环境元素是保护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沿街入口，人行道的灯柱，栏杆等都要求反映双廊村白族文化历史特点。街道上可以保护着早期的铺地，使历史环境得到完整的保护。在民族文化一条街内允许建设新建筑，但新建筑的高度、风格受到严格的限制，使得新建筑在双廊古村布局、建筑风格上强调与旧建筑的配合一致，融为一体。

2.2动态性原则

动态，广义的理解，世界上的一切物体都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不仅生命有机体存在生长、发展、衰亡的运动，无机物也有风化、炭化、退化、老化等现象。在民族文化一条街的保护中强调动态，要求在保护创作工程中，对于历史街区的发展变化和对未来的适应性，在创造的可能性和改造的简易性等方面作动态的弹性设计。

民族文化一条街的保护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深入的过程，整治过的环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还要继续去解决。因此，对于民族文化一条街的保护性整治是永久持续的。民族文化一条街的保护既不同于推倒重来，建仿古一条街，也不应是大拆大建的整旧变新，它应是一种以逐步恢复街区历史传统风貌为目的，渐进式的整旧更新的行为。民族文化一条街的动态性保护原则体现了对构成街区的建筑、环境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进行整理、修缮与调整的行为和过程。

2.3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又叫原生性、真实性、确定性、可靠性。是指原始的、原创的、第一手的、非复制、非仿造等意义。民族文化一条街中破坏性历史痕迹是必然存在的，而对于历史街区中破坏性的历史痕迹，则要区别加以对待。对于已毁坏的历史建筑，如果有很详尽的史料，则应该根据史料在原地、原样复建的建筑，其设计、施土和材料都按原样修建而没有草率、粗劣和臆测痕迹，这样的建筑可以认为具有原真性。而对于没有详尽史料记载的建筑，则不应通过臆测加以复原，而应对这种破坏性历史痕迹创造性地利用，进而赋予其新的意义。

这种处置方式恰恰是在历史街区动态保护中实现其原真性的一种表现。对于民族文化一条街历史建筑的维护和维修，要从民族文化一条街整体考虑，要能促进和发展历史街区的活力，使它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保持历史建筑的原有风貌。对于历史建筑维修的原则是保持其原有外貌及内部结构和功能，也就是“修旧如旧”的原则。

2.4可读性原则

可以被理解为注释文化历史意义的信息是可以阅读的，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历史街区将作为它们自己时代的产物被识别，有意义的添加，缺失，改变和修缮都能够清晰的表示出来。凡加固者局部修复，应该可以识别，或者是材料、工艺略与原来的不同、或者标上记号。重建部分也应该这样。

2.5公众参与的原则

民族文化一条街中的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与街区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其保护与更新要牵涉到居民的利益。因此，民族文化一条街的公众参与成为可能和必要。只有当民族文化一条街的价值成为一种公众意识时，其保护与发展规划才可以顺利实施，并期待整治的结果得到公众的关心和爱护。

2.6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民族文化一条街的保护不但是要保存其完整的历史风貌，而且要最大限度实现其潜在的价值。这价值不仅包括其历史价值，而且还包括其使用、文化、商业、旅游等价值。民族文化一条街的保护要以其本身资源为依托，既要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还要尽量与利用相结合，充分挖掘其自身的利用价值。在可能的情况下赋予古建以新的生命，充分开发其潜在的价值，做到保护开发与利用相结合。

3 保护与更新具体措施

3.1规划民族文化一条街一段为步行街

规划民族文化一条街主要目标是保护它的整体风貌，注重风貌的保持和延续，所以对反应该地段特色的整体空间尺度和周边环境要素均予以保护，并提出相应的保护原则和具体保护要求。

街区范围内严格控制户外广告的设置，招牌、指示牌、路灯、公用电话、果皮箱、消防栓等环境小品和市政工程设施外观应从尺度、形式、色彩、材料、风格等方面表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特色。

现状区域设施陈旧，房屋失修，交通不畅，绿地缺乏，规划民族文化一条街以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为规划目标之一，保存原有传统街区空间尺度，恢复并增强该历史地段的活力。

3.2临街商业建筑改造

对民族文化一条街临街建筑要逐一评判，根据现存状况，决定维持原样、修复、拆除或重建。对于需要修复的建筑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已经损毁的有必要复建的，尽可能还其原样；新建的严重影响历史街区风貌的建筑一律拆除，新建建筑不符合历史街区风貌且可改造的建筑，需要与古旧建筑风格、外用材料、装饰色彩保持一致。整个双廊古村的维修无论前街后院都要统一风格。临街商铺保持原式样，禁止或限制采用现代家装建材装饰。将商业广告减少到最低程度，商号招牌制作要有古风旧韵，不得使用现代牌匾。要防止过度商业化将古村异化为不古不今的现代集市。

3.3空间高度和尺度的控制

民族文化一条街的空间高度与尺度的整体协调是改造的重点之一。从目前我国村镇发展来看，沿街建筑的高度有不断增高的趋势，新的高大的建筑破坏或取代了历史街区的空间中占统治地位的纪念性统领作用；另一方面破坏了原有的街道空间的尺度和比例。因此，民族文化一条街新建建筑的高度控制是协调历史街区建筑风貌的重要手段。与高度控制相联系，尺度的协调也是保护民族文化一条街需注意的问题之一，建筑物体量的大小必须和街道格局和空间相适应，否则会导致传统环境尺度的破坏，双廊村历史街区面貌不协调。

3.4基础设施的改造

改善民族文化一条街生活基础设施的条件，增加服务设施，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包括供水、供电、排水、垃圾清理、道路修整以及供气供暖等市政基础设施。同时开辟必要的居民休闲活动的开敞空间场所，增加绿地景观和一些小品建筑等，改善民族文化一条街的街区环境，提升民族文化一条街的整体形象，使居民可以安居乐业，继续在故居中生活，生活的更好。需要注意的是，在基础设施改造中，要全面考虑改造所用材料与民族文化一条街原有材料和整体风貌的协调问题，不要造成新旧冲突。

4 经济发展应用

4.1新建筑材料的运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建材技术已经难以满足高质量房屋的需求，继而出现了墙体开裂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在存在时间较为长久的历史建筑中尤为明显，为了杜绝这种问题的出现，在保留历史建筑外皮和有价值的构件外，可以采用新的建筑材料和技术。新材料具有质轻、隔热、隔音、保温、防火等特点，在使用这种材料时，可以有效地减少环境污染，节省大量的生产成本。

4.2智能感应技术的运用

近年来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多元化的高科技产品不断出现，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其中，智能感应技术作为应用在城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越来越明显。对于双廊古村民族文化一条街的发展，在保护的同时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技术，如在服务区使用智能感应水龙头、智能电磁感应卡等产品，在街道中设置智能感应垃圾箱和智能感应照明系统等，这不仅有效的节省了人力物力，同时给人们提供了便利的服务。

5 结语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在全球一体化的大势之下,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如何保持历史文化街区空间秩序从而实现人们对街区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是一项重大的课程。规划者和决策者需要协调配合，通过有效的规划和完善的管理机制，同时发挥公众参与的力量，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发展传统的历史文化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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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生，发展和完成的过程及阶段中，因主客观原因停止下来的各种犯罪状态，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和犯罪既遂四种形态。它们是故意犯罪已经停止下来的各种不同的结局和形态，属于相对静止的范畴。[1]（p288）本文将讨论网络犯罪的预备、中止和未遂问题。

（一）网络犯罪中的犯罪预备问题

所谓预备犯是指已经实施犯罪预备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犯罪形态。[2]（p416）传统犯罪中预备犯的问题已早有相关论述，此非本文研究的重点。对于新刑法第285条和第286条规的新型犯罪，则颇有研究商榷的地方。

以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为例，有学者认为本罪是行为犯，只要查证行为人有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事实即构成犯罪既遂。[3]还有学者认为：本罪是行为犯，并且认为本罪的犯罪形态只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和犯罪既遂三种状态，而没有犯罪未遂，判断犯罪预备与犯罪既遂界限的标准应当是行为人的侵入行为是否突破或绕过系统的安全机制。[4]

本文认为，不论是刑法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针对网络犯罪必须充分考虑网络的特殊性质，而不能以传统的眼光与思路来分析处理此类新型犯罪。在网络环境中各种各样攻击行为很常见，都可能对网络造成一定的影响。如对此类行为规定为预备犯则将极大地扩张刑法对网络生活的干预度，而且即使规定了此类犯罪的预备犯，其预备行为也是难以准确认定与处理的，打击准备工具与制造条件的行为几乎等同于封杀网络生活本身。由于网络空间的庞大与广阔，对于预备入侵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通常很难发觉，因此这些将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困扰和不确定性，况且这些行为距离具体犯罪是较远的，也未造成直接威胁或较大损害。如果说有威胁的话，网络上的威胁可谓无一日不在。因此对于此罪不宜划分预备犯，否则打击面过于宽泛且实践中无法操作。同样，这些网络犯罪的特殊性在破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与程序罪与施放破环性计算机程序罪中也是存在的，因此，也不宜划分预备犯。从刑法自身的角度而言，在现代法治社会，谦抑性是其应有的价值意蕴。[5]（p76）刑法调整的范围和方法都应有一定的限度，不应过多的干预社会生活，当不是必须用刑法来调整的情况下，就不应考虑使用刑法，而应优先的考虑其他法律方法。因为刑法虽然是国家拥有的强有力的保障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而且尽管刑法的打击严厉，但发动起来却需要耗费大量的国家司法资源。在网络日渐普及的今天，对于天文数字般的网络行为，动辄采用刑罚手段去处理，就显得既不经济也不可行，且有严刑峻法之嫌，也有违现代法治精神。

（二）网络犯罪中的犯罪未遂问题

刑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来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在此须对‘犯罪着手’的概念进行一下明确。刑法学界基本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与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紧密相接为标准判断是否着手。对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应当把握：第一以法律规定的具体犯罪的罪状为依据，第二以实行行为的形式和内容为基础。[7]（p300）

网络犯罪的具有虚拟性，时空跨越的特点，犯罪行为人与犯罪对象之间并不直接接触，而且通过网络连接的虚拟方式进行信息接触，这种接触存在着多种复杂的可能性，因此对犯罪着手的认定，不能以在网络中存在电子信息交换接触就简单地认定为犯罪着手。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刑法第285条所保护的三大类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特点，均拥有严密的防护措施，网络防火墙的性能是很优越的，并且均设置多重安全保护措施，一般要实破多重口令密码才能进入，这中间需要多次或者连续攻击才能达到实破入侵的目的。因此简单的初步的信息接触不应认定为犯罪，因为其尚不足以对该类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直接的现实的危胁，只有当行为人采用连续攻击或者多次渗透的方法确实已对系统造成实际威胁时，才应认定为犯罪着手。

同样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罪中也存在此类情形。但本罪与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不同之处在于本罪犯罪对象更为广泛，不仅包括上述三类特定计算机系统，还包括其他非特定系统。

行为人在网络上实施破坏行为，通常首先要侵入对方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如果仅侵入尚未来得及破坏即被发觉的，则应区分两种情况：如果其侵入的是特定三大类计算机信息系统则构成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如是侵入的是其他计算机信息系统，则应认为是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如果侵入后开始实行了删除、更改、增加等犯罪行为，发出犯罪信息指令，而由于犯罪对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锁定、数据备份或者被及时发现中断连接等致使未能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数据和程序造成损坏的，则同样应区分来看：对于非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而言，由于其自身的重要性和受刑法保护的程度远低于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则在破环没有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应认为危害不大，不认定是犯罪；对于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来讲，因其重要性之所在，应该说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较大的，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因其入侵行为在先，应按照牵连犯处理原则，实行行为吸收未遂行为，定为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施放破坏性计算机程序罪则有其特殊性。其犯罪行为表现为制作与传播两个方面。对于网络犯罪来说，主要表现为传播破坏性计算机程序。应该说明的是，在网络时代，破坏性程序的影响必须要通过传播才能实现。因为破坏性程序的制作往往是在单个计算机或局部网络中进行的，如不加以传播其真正破坏力是无从体现的，因此制作后最终只有通过传播才能造成严重后果。没有了网络传播途径，再多的破坏性程序也不会对其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因此在本罪的行为中传播才是关键。本文认为对于破坏性计算机程序的制作者，其如果是出于过失，当然不构成犯罪，如果是出于故意但并没有加以传播，也不宜以犯罪论处，但如将该破环性程序提供给他人传播，则可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帮助犯。

在网络中传播破坏性计算机程序的行为，由于网络的联结性，其危害的对象是极其广泛的，既包括特定三类计算机信息系统也包括其他计算机信息系统。事实上，网络犯罪中传播破坏性计算机程序罪是危害结果最为严重的一种，因此对其采用严格的刑法规制是必须的。正如同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样，本罪危害的也是不特定多数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该罪既是行为犯又是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传播破坏性程序的行为，就构成本罪犯罪既遂，因此本罪中不存在犯罪未遂与中止形态，也不应以严重后果为要件，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则应加重处罚。如此既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震慑，防止这类具有极大危险的犯罪行为发生，同时也充分体现出刑法打击此类犯罪的态度和对公

共利益的保护。当然在司法中对于破坏性程序要做出严格的限制和界定，应由计算机专家对破坏性程序做出准确评估鉴定，对于破坏性较小危害不大的，可不按犯罪处理，对于传播破坏性较大的程序应按破坏性质和程度分别量刑。

（三）网络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

所谓中止犯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犯罪形态。[9]（p465）根据刑法规定可知：中止犯的构成必须具有时间性条件，自动性条件，有效性条件。根据故意犯罪的过程划分中止犯又可分为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犯罪实行阶段的中止和实行终止的中止三种不同类型。

对于网络犯罪而言，主要存在的是实行阶段的中止和实行终了的中止。

关于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有学者认为：本罪不存在中止犯，只有未遂犯与既遂犯。[10]（p210）也有学者认为在首次或前几次因意志外原因未能达到网络犯罪意图，在本来可以继续加以侵犯条件下放弃继续实施侵害行为可能性，从而使犯罪结果没有发生，由于行为人放弃行为出于本意，又仍在犯罪实行阶段，所以可以成立犯罪实行阶段的中止犯。[11]（p44）应该肯定上述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却失之全面。本文认为该罪中的犯罪中止是存在的，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各种侵入行为当中，由于侵入者技术水平和设备的差异，有些侵入行为事实上是无法实现侵入的，并且行为人本身并未受到强制，仍存在继续发动攻击的可能，但其自动放弃的，其行为尚未对该罪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直接现实的威胁，应当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应按犯罪处理。有些行为的物质技术手段足以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并且也实施了侵入行为，而最终行为人未能完成侵入行为是出于行为人的自动放弃，这种行为就对特定法益构成了直接现实的威胁，此情形作为中止犯处理就是合适的。由于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特点，只要非法侵入了特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即已经构成犯罪既遂，故本罪不存在实行终了的中止。

对于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罪，有学者认为：行为人虽然实施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的行为，但没发生严重后果，就不能认为是犯罪[12]（p612），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破坏非重要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没引起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如行为人破坏三类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在严重危害结果发生前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制止严重危害结果发生，应按中止犯处理。本文基本同意第二种观点，但又有不同之处。对于在网络环境下实施本罪，通常要先侵入计算机系统才能实施破坏行为，因此侵入是其先决条件。考虑到本罪犯罪对象范围比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更为广泛，对此加以区分是正确的。对于普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而言，其系统的重要性和受刑法保护的程度与特定三类计算机信息系统是存在明显差别的。对于普通计算机系统，行为人虽实施了破坏行为，但并未发生严重后果，不论是行为人意志外原因还是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都可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而对于三大类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则不同，由于受保护的是国家最重要的信息资源，保护的标准当然要远高于普通系统，并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危害程度也高于对于普通系统的犯罪。当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严重危害结果发生的，按中止犯处理是恰当的，但由于侵入行为在先，在处理上按照牵连犯处理原则，完成行为吸收未完成行为，应以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处理。

对于施放破环性计算机程序罪，如前所述，本文认为不存在中止犯。

二、网络犯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刑法的这一原则性定义分析可知，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件：必须是二人以上；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现在的网络犯罪已呈现出由单一犯罪向共同犯罪发展的态势，因此刑法规定与共同犯罪的理论也需要与网络环境的特点相结合才能准确把握。下面仍以我国新刑法规定的三类计算机犯罪为模板进行分析：

（一）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本罪的问题在于如何确立主、从犯问题上，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由于计算机网络用户登记的可匿名性，对于多数攻击者的身份是难以确定的，并且在网络环境下对系统的攻击往往经由计算机指令的形式来表现，如果多人对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同时侵入，则一方面其入侵指令的来源难以确定，另一方面各种指令的攻击力强度也很难判断，即很难准确判定哪条指令在入侵行为起主要作用，哪条只是起了帮助次要作用。在入侵犯罪行为中起的作用是通过各自的攻击指令实现的，而这些指令却具有隐蔽性和时效性，在攻击行为结束后很难追查。如果单凭行为人的技术水平即确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一则技术水平的衡量确定是否准确，二则是有主观归罪的嫌疑。如果将其全部认定为主犯，则又有违客观公正的原则，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因此这是网络环境对刑法理论的新挑战。

（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罪

同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样，本罪也存在主从犯确定的问题，但较之前罪又有所不同。因为侵入特定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犯罪方法多表现为对系统防火墙等防护装置的连续攻击，其频繁度、时效性很强，而对于攻击指令的记录往往因防火墙损坏而丢失或被攻击者删除，因此其攻击作用的强弱较难认定。对于本罪而言，其主要表现为删除、更改、增减计算机系统功能、数据等犯罪方式，这些犯罪行为并不需要多次重复，通常一次指令即可完成。因此对于其破坏性的大小较易分辨，相比较前罪来讲，本罪的主从犯是较易确定的。司法实践中本罪的难点也在于对破坏行为来源的确定上，即破坏性指令是哪个犯罪行为人发出的不易确定，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网络功能的增强，对于犯罪人IP地址及其指令的记录技术已经开始有所突破，为此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提供了较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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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非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Key words： undeveloped areas；non-historical famous village；traditional village；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32-0153-02

0 引言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我国广袤的国土上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中才得以逐步形成，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

欠发达地区是指经济条件落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级、省级、市级历史文化名村，它们往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有国家制定相应的保护条例。另一类传统村落没有被列入历史文化名村，但其中很多村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是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传统村落迅速消亡，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亟需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避免因错误的观念、短期的开发利益等各种原因破坏传统村落，使传统村落在传承历史文化、振兴旅游业、促进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师井村村落环境现状

师井古村是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深山中的一个贫困白族聚落，历史悠久，因盐而兴起，其早年为云龙五大盐井之一，是滇西盐马古道①上的一个村寨。师井古村是典型的山地白族聚落，四周山脉环绕。聚落形状呈有机块状分布，其建筑布局多平行于等高线进行。和绝大多数普通传统村落一样，师井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但也正是因此，使师井古村的传统山地白族建筑风貌得以保存。

2 村落保护发展规划难点

2.1 村落保护发展的各方力量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是村民和基层干部。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民居已经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村民们从自身条件出发，对民居进行改建、重建，师井村近10年来的新建建筑均是现代砖混建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师井古村的整体风貌。师井村委会基层干部缺少保护传统村落的意识，为整治村落环境，将村内原有石板路、土路全部铺设为硬质水泥路；并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拆除了古盐厂等历史建筑，砍伐周边山体上的树木。当地县政府和旅游部门则希望把师井古村纳入旅游资源，以旅游开发作为村落的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师井古村在旅游开发上存在着很多难点，比如地理位置太过偏僻、公共卫生环境差等。

2.2 村落保护发展难点 ①经济因素的制约是影响村落保护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便利的交通，成熟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是开展传统村落旅游项目的必要前提。像师井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村寨，经济的制约显得尤为突出。②师井位于滇西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旅”游线路相对偏僻的位置，且相对同在云龙县的诺邓、宝丰两个历史文化名村也毫无地理优势可言，师井的盐井文化也不及这两个村落那么突出。在村落的传统资源要素方面，师井村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没有申遗成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筑方面，虽然师井现存的传统建筑很多，但是绝大部分是民居建筑，历史建筑较少，仅有一县级文保单位关帝圣君桥。显然像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传统村落要发展旅游产业是不能靠历史文化来吸引人的，必须谋求另外的方式。③由于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出于对新住房环境的要求，很多村民渴望对传统民居进行重建。在师井，越来越多的老建筑被改建、重建，现代建筑取而代之，村里的街巷道路也变成了水泥路，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村落的消亡。④村落的保护并不是单纯的保护村庄中的构筑物，而是要保留一个活化的村落，即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一并保存下来。然而村民的意愿是住在生活环境良好的现代化新居，这个难点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3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策略

3.1 对于村落的保护，要采用整体保护的原则。对村落整体风貌和格局进行保护，保护村庄道路网络、建筑群体空间、建筑布局风格、体量以及周边自然环境，只有在不破坏村庄整体风貌的前提下，村庄保护才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依托。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限于村庄内的保护，还要对村落自身与周围环境所形成的几近完美的协调关系的保护。只有在不破坏村落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关系的前提下，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师井村环境秀丽，山环水绕，清新和美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都是师井有利的环境资源优势。村落保护更重要的文化的保护，强调其非物质文化中的关于民风、民俗及等方面的保护。重在继承与发扬，保持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师井古村是虽无申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较好的保留了白族特征，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都与当地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

3.2 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目标，是我国传统村落的普遍发展模式。考虑到很多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的地理区位，单独一个村落发展旅游业前景不甚乐观，可结合附近周围其他古镇一起发展旅游产业，形成组团式旅游干线，从而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对于旅游发展的定位，像师井这样基础条件较差的传统村落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是行不通的，“文化牌”很难打响可，从实际出发，发展具有山地白族文化及乡村田园特色的生态旅游村。以乡村生活体验、生态农业深度体验、民俗风俗体验、康体养生、乡村特色饮食为主的综合服务型“都市农庄”，通过有效的利用一、三产业的相互渗透特性，组织建构产业联动经济产品。

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强调以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其次，关注村庄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村落污染物的处理，村落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引导；同时，强调文化资源、景观资源的延续发展。传统村落的保护，要把居民的需求摆在首位，以提高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在此过程中，避免冻结式保护和过度旅游开发两个极端，以传统特色饮食经营为主题开发适当的当地传统文化旅游主题。

3.3 对于传统民居的改造和保护，要充分征求村民对居住条件的意见，改善卫生基本条件，给水排水问题，用技术的手段对民居室内环境进行改造。同时积极鼓励更多的民众参与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中去，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和自豪感，减少对传统村落的人为破坏。事实证明，只有为广大人民带来真实的利益，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结语

欠发达地区普通传统村落是建筑文化保护中的弱势部分，也是难度较大的部分。在目前的发展趋势下，只有合理的开发利用传统村落，才能使村落的文化得以继承。不同的地区、条件下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势必要走不同的道路，本文只是从实际案例出发，对欠发达地区的非历史文化名村村落保护发展提出意见。

注释：

①参见：赵敏.滇西盐马古道.大理文化，2013（9）：100-1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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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6-0157-01

食盒作为一种盛食器具，由来已久。自战国晚期盒（两碗相扣为盒）产生以来，历经各展，在形制、功能等方面均形成各自特点，有内分许多小格的多子盒、盛食送饭的提篮及专门用于婚丧嫁娶等习俗的大型提盒等。发展至今，民间能见到的食盒已经不多，尤其是大型食盒，用于各种民俗生活的食盒更是少之又少。

过去，食盒是一种特殊物件，是家族的共同财产。因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只有富贵人家与官方人家用食盒，选材、制作、装饰、木匠的雇佣，都特别讲究，穷人家很少用，即便使用，也极为简单朴素。所以一个家族地位、威望的高低，富有程度都可通过食盒反映出来，但作为用于特殊场合的特殊物件，食盒在使用功能及承载的文化内涵上是一致的――盛食器具和人们精神伦理观念的体现。食盒作为家族的共有财产，扮演了连接家族成员的纽带角色，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尤其是农村地区，这种家族之间、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体现更加深刻，食盒的功用恰恰体现了这种和谐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人的伦理观念。

一、造物――食盒的制作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次四者，然后可以为良。”①这是《考工记》中记载关于制作优良器物所必备的四个因素，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现实的统一，只有二者相互联系，才能到达人与产品的和谐。

食盒因地域环境的差异，制作工艺也有所不同。北方地多以木为主，南方则以竹制食盒居多。即墨地貌以低山丘陵和平原洼地为主，海域广阔，属温带季风气候，气候干燥，春、秋、冬易旱，不利于成片森林的生长，树木主要零星的生长于山石间；另一方面，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用地出现紧缺，没有空闲的土地种植树木，所以一般在河流两岸、道路两旁、湖湾沿岸等地以闲散的自留园方式种植速生杨、梧桐等生长速度较快、成活率较高的树木，这样不但解决了用地紧张的情况，而且起到了防风防沙，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

因生活习俗的差异，即墨地区食盒的形制各不相同，盛食送饭多用方形食盒，现在多为桐木材质，因为梧桐易生存，生长周期较短，材质轻，重量小；而用于红白喜事的食盒多为圆形，以楮木、槲木、柳木、杨木常见，也有楸木、枣木等材质的食盒。但因楸木生长周期慢，当地稀少，较贵重；楸木、枣木又具有不弯、不裂、耐湿、耐蚀等优良特点，不适宜制作圆形器物，所以楸木与枣木圆形食盒比较少见。而柳木、杨木、槲木等较常见，且韧性较好，易弯曲，适合做圆形食盒。

榫卯结构的运用是食盒最突出的特点，整个食盒全部由各种形态的木块相互连接而成。提手处主要运用减榫与直榫，因为食盒的全部重量都集中于此，特别是横梁作为一个承重点，要求榫卯结构的处理必须能够最大限度承受食盒的重量，燕尾榫、格角榫等结构达不到此种要求，常被用于两板直角相接处。食盒整体性与坚固性要求每一部分的尺寸极为精密，榫卯结构处理非常精确，若一处不当，整个食盒则不能使用。

装饰上，逐渐向简单质朴发展。装饰部位集中于提梁处、提手与底座交接处及盒身。提梁作为食盒承重的主要部位几乎不做镂刻处理，以简单大方、结实耐用为主；而提手与底座交接处通常运用镂刻手法，做角隅装饰，将此处处理成三角形，具有稳定、稳固、耐压的特点，以增加各部分之间的链接强度，美观且牢固；盒身以描绘图案纹样为主，有“金木水火土”、“吉祥如意”等字样。金木水火土是五行中的五种基本物质，它们之间相生相克，通过运动、变化使得宇宙万物循环不已，不但使大自然发生变化，而且能够影响人的命运，因而常常被用作文字装饰。

二、用物――食盒的使用

婚丧嫁娶是即墨地区重要的风俗，对礼仪、器具的使用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用于婚俗与丧俗的大型提盒大多为四层格局的外方内圆形制的食盒，从物质从面来看，食盒层数太多整体高度就会增加，人们扛抬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加，四层的高度正好与人的高度相当，扛抬时不需费力便可直接将食盒抬起；从精神层面来看，“四”寓意“四季发财（平安）”与“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外方”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道德规范，处事严谨有序，“内圆”则体现了当地人们圆融通达的心态，反映出人们的处事哲学。

旧时婚俗非常讲究，行“六礼”方可完婚，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等。请期，俗语又称“送日子”，是男方选定举行婚礼的日期，请女方同意，并赠送聘礼。聘礼用食盒盛装，一般包括四十个大饽饽和几斤猪肉，分别放满四层，俗语“四十个饽饽换个媳妇”，这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已经很满足了。食盒的盒身处贴红字或提手处系红绳，以示喜庆，由专门负责扛抬者，从男方家抬到女方家，女方留下聘礼后，再抬回男方家中，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喜事就无形中被传播，亲朋好友、邻里街坊看到食盒便知结婚的喜事。俗话说：“抬着食盒满街走，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显然，食盒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传达出结婚的喜讯的同时，也成为连接男方与女方之间情感的纽带。

生育习俗中，食盒主要用来盛放送给小孩的礼品。孩子出生第六天，姥姥将做好的被子、饽饽（岁子②、圈、锁，寓意长命百岁）和一百个鸡蛋放入食盒，红布（做衣服）、青布（做尿布）各一块搭在食盒上，由两个人抬着到外孙家，根据搭在食盒外的红、青布便可知道有小孩过六日。百日那天，亲朋好友也会用食盒抬着各种礼品来为小孩庆祝，通常有饽饽（岁子、圈、锁、一对老虎）、帽子、衣服、鞋等，俗语：“姑家的裤子，姨家的袄，老娘家的帽子戴到老，舅母的鞋穿着会跑。”可以说，食盒承载了长辈们对孩子的关心与爱护，及其对未来的期望。而在丧俗中，食盒一般被用于出殡时盛供品，以祭祀逝者，表达人们对死者的悼念与哀痛。

无论用于是婚俗、丧俗还是生育习俗中，食盒在充当盛食功能的同时，又都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文化内涵，即趋利避害的精神伦理观念，蕴含了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及祝愿。

三、传物――食盒的现代化

食盒经世代传承而延续至今，但其传承的本质已发生变化，实用功能仍然是盛食，但其精神功能已逐渐褪去，留下来的仅仅是一个物件。过去，食盒的传承不仅仅是食盒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从老一辈手中将食盒传到下一代，是需要对传承者进行考察的。首先，食盒外方内圆的形制决定了传承者必须是品德高尚、处事正直、通情达理之人；其次，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能够确保食盒保存的完好及下一代的传承。现在，食盒已被现代化，成为一种服务大众的器具，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用具，朝着功利性方向发展，并越来越少用于民俗生活中，甚至退出人们的生活舞台。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要求快、简、便，传统的生活方式越来越简单化，婚俗、丧俗等繁缛的礼节仪式逐渐被简化，在这些隆重的习俗中再很难找到传统民间器具的身影。如今，婚俗中用简单便利的木盒或纸盒替代，丧俗中亦不见提盒的“身影”，而在生育习俗中这种用食盒盛放礼品的习俗已经消失。即使某些地方还沿袭这一习俗，其本质已发生改变，食盒的形式继续存在，但它俨然已成为一种功利性的商品，甚至成为谋取利益的手段（出租）。被拆毁、损坏当作柴火是食盒的另一种“用途”，人们会因为它体积太大占用空间而将其当作废品卖掉，所以现在已经很难见到遗留下来的实物。物质载体已消失，更何谈文化的传承？

注释：

①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

②一种面食，“岁”又作“长岁”，用发面蒸作长条形，中间粗，两头细，类似线穗，谐音为岁，上染红色或彩画各色花样，为六日、百日礼物，取“长命百岁”之意。

参考文献：

[1]即墨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即墨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篇9

旧城保护规划中的现状问题

旧城保护规划的“保”与“建”

目前，旧城保护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乏三维性的空间形态控制要求；缺乏对历史街区内部与新建筑形式的具体指导；缺乏对整体历史城市空间结构、功能结构的研究与文化信息传承的指导。同时，历史街区（风貌片区）、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发展彼此分离，文保规划、开发规划分属两种规划类型，监管机构不同，制定单位的资质要求不同，委托进行的群体也不同。“保”的工作组只确定“禁止”的空间，但对“建”的方面缺乏具体指导。

现状文保规划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保”通常确定以后的功能，比如指定作为展览馆、艺术中心等功能，但城市功能的指定往往没有相应的支撑，在实际开发过程中难以实施；二是对于“建”的空间、形式、内容基本没有限定，虽然对清理后的空间虽给出了相应的建筑指导建议，但文保性说明不足，缺少涉及商业旅游开发活动的范围可实施性指导。这样，除了保护什么是清楚的，如何保护以及如何开发的关键性内容，或者缺失，或者由于缺乏研究背景，而仅仅成为主观性的意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项目在发展上往往成为争论的焦点。

旧城保护规划的“整体”与“局部”

对比欧洲历史城市保护而言，中国历史街区保护内容中对于保护实体的单体范围比较明确，但是在其非实体层面中，公共空间、道路体系、空间尺度等系列对于整体风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要素以及最终的整体文化气质的保护不足，对于历史城市的大量文化信息和其城市形态、功能背景、实际需求既不有效利用，也不明确引导。

每一个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对于每个历史街区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应该保护什么，通过一种怎样的方式来保护才能达到最佳模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内容。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宽窄巷子在中心城市传统特征性商业街区的营造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旧城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方面很难说是成功的。作为传统旗人居住区域，它的空间结构异体性强烈，街巷居住性气质突出，两侧以闭合院落为基本单元，基本没有成都传统居住区内具有典型性的混合商业功能，是一个优美的居住街区，和北京相当多的传统老街区

的气质一脉相承――正是其历史文化传承关系的载体。改造后的宽窄巷子，建筑物的表面装饰、公共空间的细节处理、院落的重新组织都以“夜店”为参照进行塑造。现代材料深入介入传统建筑的个体中，相当部分的建筑与院落空间的结构被打破重整，中国民居典型的单元模式、建筑关系、院落空间被打破以形成商业流动空间的塑造。最遗憾的是，作为宽窄巷子历史街区，其核心性的价值――成都传统民居的一种特定空间模型及其特有的文化、气质信息损失了。

欧洲城市保护经验借鉴

在欧洲城市建设中，这些矛盾利用城市景观规划进行解决。在德国的文保类型中没有“历史文化街区”，只有文保建筑，这些文保建筑不分级别，统一保护。通常这一类型规划位于城市历史核心区域或文化类型区域，依据其城市风貌的整体特征性界定范围，涵盖面积往往不超过2平方公里，在其基础上制定城市景观规划。其核心内容为概括其传统城市空间与功能结构、城市历史建筑、历史性公共空间、天际线、视廊等系列特征，形成新建筑与新公共空间形态引导图则，从而为“新”建筑指定设计与工作框架。

这一规划为“保”与“建”形成了桥梁，在文保单体的基础上，将城市文化意象的特征扩大到整体城市历史脉络结构、空间意象等更大的信息体系中进行归纳总结。城市意象的信息的源泉被得以扩大化，从而增强了传承的基础。以此为背景，借助城市景观规划事实上对城市的历史城市结构、公共空间体系、建筑语言特征进行了整体研究，在法规上形成了保护的法定框架与发展思路，建筑语言则一般以推荐性建筑设计导则给予指导。

在中国城市规划中的新尝试

2008年以来，我们试图在中国进行传统历史街区改造与发展的新尝试，包括十八梯历史风貌街区与法石历史街区中形成具有历史街区文保规划、城市功能策划、空间形态城市设计为三重载体的城市规划工作，取得了较好的认同。这一类型项目的基础是历史性街区，其中历史建筑的总量较低，难以划入历史文化街区，质量较低的传统建筑与加建建筑，敏感性相对较低。而这些区域的发展又有较好的城市设计的发展空间，发展任务较为明朗。在此基础上一个联合性的城市设计明显具有兼顾各方需求的可能性。

范例一：法石街区保护与整治规划及环境设计

宋元至今，法石街区为泉州的重要港口。宋元时期航运、造船业就相当发达。石头街在历史上是一条重要的商业街道，两侧波斯行商鳞次栉比，是泉州著名的历史商业街区。街区内有码头、妈祖庙、马可波罗巷等众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性遗迹，是泉州市海丝文化的重要见证地；在地段内集中了3处国家级文保单位、3处市级文保单位和石头街、洗马桥等多处景点。区域内现存的现代典型建筑风格与核心历史时期已有明显差异。其鲜明的建筑风格更多地来自于滨海渔村的特征，多为闽南传统大厝与西洋楼式建筑，材质以石头建筑为主，属于典型的滨海闽南民居。但该部分可保留的各类历史建筑总量共计130栋（包括部分坍塌可重建），文保建筑12栋，仅占该区域总体建筑量7%，因此未能列入历史街

区保护工作中。

如何在对历史街区的物质性遗产保护的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传承的空间载体和发展需求。同时考虑未来旅游需求。作为泉州市闽南文化的展示区域，我们认为法石街区应成为集文化旅游、娱乐和居住为一体的，有着优良环境和显著文化特征的综合性街区。整体保护中以宋元时期重要文物遗址为核心，以石头街为法石片区传统历史风貌及当地特色旅游商业的主要文化承载轴，延续法石历史街区的清代至近现代街巷格局，纵向结合现状插入绿化轴线和文化轴线。保护和修复现有保存较好的清代、民国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传统民居；在规划中严格保护承载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空间元素，如戏台、绿地、洗衣空间、祠堂、码头空间，各级社区交往空间中各种公共建筑和服务业、商业设施。

在传统街区之外，法石街区整体属于风貌协调区，实现包括高品质低密度住宅在内的系列多样的同时，其风貌形态在现代建筑的基础上，以各种方式结合传统建筑典型元素，用现代建筑语言加以阐释。这对于建筑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来说，风貌协调区的建筑必须同时具有高建筑品质与高地方识别性。

篇10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是汉族南迁后将中原的传统建筑文化传播到滇池地区，并与当地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结合，建造出的具有昆明地方特色的民居建筑。其中，建筑要素还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与含义，在构筑和建造的过程中结合了本地居民的文化习俗。因为城市商业的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碰撞，不同的家庭在装饰和设计上各有特点，但都是根据家庭情况、社会地位、、自身需求等调整和演变的。

一、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平面布局手法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崇尚“方正”的思想观念，表现出和谐稳重的哲学思考在传统意识上对中庸思想的追求，这一点也反映在“一颗印”的建筑格局中。从对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的走访调查中发现，虽然此种建筑形制有一定模式，但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情况和各家经济条件做出变通。真正平面近方形的建筑布局仅占五分之一，而长方形的建筑布局占到了五分之四，这是因为正房的进深加上厢房的面阔和倒座所致，进深大于正房的总面积。这种建筑布局更加合理与科学，在生活中更加方便实用。首先可调节平面上正房和厢房的房间数，其次是多户人家可组合连接，形成连贯系列的联排样式，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特点。历史文化街区的商铺与民居除极少数三层外，基本上皆为两层。临街多为条式建筑，十余开间组成一幢，每五至七开间设一个封火墙。这种临街条式建筑下层多为商店，楼上住人或做仓库，楼梯常设在后部。布局均衡对称，但在平面布局上就有主次、高低之分，且从地面标高和楼面高低的不同就体现出了传统中国尊老敬长的传统习俗。整个一层地面布局由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高者正房，居住长辈和新婚夫妇，中者为两厢房，也称耳房，居晚辈和用于厨房之用，低者为天井，主要为生活提供方便，如水井、花台等均在天井里。

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一般由台基、墙体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台基是基础部分，也是平面布局部分，其布局决定了建筑的布局形式。同时天井也是收集雨水、排水的主要渠道，故天井下通常都有排水沟，有的排水口上用石材做成铜钱图案的地漏等形式，雨水顺房檐而下，沿排水口流入阳沟或是阴沟，昆明人把这称之为“财源滚滚”“肥水不外流”“老天降福”和“四水归堂”，反映了百姓对水的尊崇，同时也反映了水对百姓生活的影响。

昆明城市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与昆明近郊典型“一颗印”民居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同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正房至少有三开间向内院露明，内院尺度较大；二是楼层多为跑马转角楼，多了两侧厢房的走廊；三是二层房间每间后墙各开一个窗户，对外不完全封闭。这些都是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所致。因此，街区中的民居因平面上的方整，虽也可泛指为“一颗印”，但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以说，建筑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传承，但也有不断创新和不断变化的痕迹，从中折射出的是实用与寄托。

二、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临街立面与大门样式

昆明历史文化街区临街铺面建筑的造型特征是老昆明传统商业街的典型体现。传统商业铺面沿街立面大多属于两层直落式类型。这种类型由于两层直落，屋顶出檐较深，一是为了减少雨水对底层门面的侵袭；二是造型比例的需要。为此，檐下常有多层花板罩面。如何避免单调则显得尤为重要。此时，需处理好上下层门窗的形式与比例以及招牌的布局，如处于景星街口的知名中药铺“福林堂”商铺，三层直落式的立面极为简单。然而其将下层窗与上两层窗的形式做了不同处理，取得了变化，是一个既简单又富有变化，既统一又有所对比，处理得非常恰当好处的立面实例。

整个历史街区中民居建筑的大门是院落与外界连接最重要的出入口，是整个建筑外观处理的重点部位。大门既能单纯地呈现为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形制，又是一间屋的形式，可以说是屋又是门。门前的石阶称为“将军石”，大多为整石铺就，长的有3米多，而且多为一台、三台等单数。门头上有小的坡檐，并用砖瓦封闭檐口。门上的局部木作加工精细，大门上部的屋顶一般多为硬山式。门墩内侧一般有左右两方形檐柱支撑，形成外门框，两柱间通常用透雕挂落，装饰多为吉祥图案。门槛下为方形门枕木，整个大门与倒座形成一个整体，协调、美观、实用，极具地方文化特色。

大门的形式与尺度最能反映出该院民居主人的身份、地位及经济水平，有的简朴（仅有一披檐，无甚装饰），有的华丽（门头以木构梁架承托筒板瓦屋顶，檐下多层花罩装饰，门脚有时还以精美的石雕线脚装饰）。同时，昆明许多民居的大门也最能反映出其受外界近代建筑影响的程度，也集中反应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特色。例如小银柜巷8号的大门门楼运用了近代风格的拱门、石雕及贴面瓷砖；套院中的四合院门楼装饰花纹极其丰富细腻，整座院落是由外院和两个内院构成的，外院明显有西方建筑文化风格的痕迹，但细部又结合了中国古典纹样。其中最别致的是门的样式，外门分隔成四个高大的圆柱支撑，中间部分为石拱门，顶部中央弧拱，每一侧有三个弧顶依次落下。由外走进内院有两扇门，右边一扇装饰最为精美，顶部上方雕刻着金色花样，围着一圈古典花卉纹样。下面是一条有很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浮雕，整体中间刻有梅兰竹菊的腰线。门下段沿拱门和柱脚有华丽的浅浮雕，细节重点仍是中国的古典装饰纹。

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形式大多流露出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更由于百姓深信风水文化，故有诸多忌讳，主要有大门不能正对道路，大门对面不能有其他人家的屋脊头对着等。或者在门头画太极八卦图，还有的是在大门头上栽种仙人掌，以求辟邪吉庆，或是在大门的顶上安放一只瓦猫或是石狮子，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

三、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回廊形式

廊是四合院式建筑内部相连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室内与室外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空间。其宽度往往决定了建筑的空间尺寸大小，反之，从廊宽可以看到建筑的规模。昆明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廊又被称作“游春”，即上有在一、二层建筑之间形成的腰厦避雨，下有高出天井的走道所形成的廊，人们可在雨中自由穿梭，让生活起居变得较为便利。同时又起到了对建筑的保护作用，使一层建筑外檐门窗、墙基免受雨水侵蚀。腰厦作为建筑的构成部分，是一个储藏的重要场所，用于储藏日常用品及衣物等，方便了生活，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建筑构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腰厦的梁枋穿出檐柱，并且由垂柱连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垂柱往往多做成灯笼式样，也有做成莲瓣纹的，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是人们尊崇佛教、信仰佛祖的文化心理在建筑艺术上的反映。

廊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相互沟通的重要场所。能同居一院的往往是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人们更习惯于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技能的培训等都可能通过此地完成其功能，也可享受阳光或静看雨水来临。无论怎样，廊作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具有遮风挡雨、保护建筑的功能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能使人增进了解，传递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休闲场所。

廊作为民居建筑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狭而长，上有腰厦遮顶，不做居所而为通行之用。除了人文环境外，跟昆明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正房前的单层檐廊连接着正堂，并成为家庭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几乎所有的生活、饮食、家务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是人们的共享空间，且在发挥联系院落空间与正堂空间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样成为家族生活交流的主要空间，有特殊的建筑文化作用。

四、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门窗样式

昆明历史街区由单体传统建筑组成院落，由院落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组成街巷。这种建筑从建筑文化方面讲，门窗的造型和数量是建筑等级、主人社会地位、身份及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门窗在古代也是按一定礼仪制度、规范来设置的。同样，透过门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一般来讲，院内的门窗开得相对多且大，也更具艺术性。门窗不是直接固定在柱梁之间，而是通过构件，左右竖立的抱框紧靠柱子排列。正房作为院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其门窗的规格也相对要高些，多用六扇扇门，心多为双交菱花图案，裙板、绦环板多雕花草及福、禄、寿、喜等图案。二层正房通常多用六扇双交菱花的扇窗，描金浮雕和裙板上的花鸟虫鱼以及飞禽走兽。一窗一画、一画一窗的木雕花窗以及门口的花瓶式柱础都吻合了旧时市民祈福的心理。

一般厢房的门窗相对于正房要简单些，并且两厢房的门窗是对称相同的，一层的槛墙多为土墙，也有用木板壁的，槛窗多用简易且可拆卸的木板窗。二层厢房多用双交菱花窗，也有用简易的直棂窗的。倒座一层因是通道，故只有二层有窗，通常多为六扇双交菱花窗。木扇门窗的雕饰非常精美，构图严谨，有漏雕、浮雕等多种形式，油漆也有清漆、金粉漆等不同做法。其繁简、油漆与雕刻水平可以反映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富有程度。

从门窗的装饰艺术、设计制作上可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当然，多元文化融合的风潮在文明街民居建筑的门窗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此风潮中，商人与前沿文化接触较多，加上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文化，他们的房子建造更有着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文庙直街103号院就是功能与艺术、东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最好案例。正房一楼的门和窗户是木制框架结构，底部用山墙砖石做维护墙，砖上还雕刻着中国兰草竹结。六扇门的形状还是传统的木门样式，周围有四福呈祥古典花纹雕刻，绦环板上浮雕图案就比较类似于西方铁艺模样，是云南本土艺术装饰风格和西式文化元素、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组合。

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传统街区的建筑中比比皆是。20世纪初的昆明，由于英法的入侵，滇越铁路的开通，加速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及欧美国家之间的往来，昆明一度成为国内面向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窗口。对于西方风潮冲击下的昆明来说，虽然中国传统装饰手法有一定的发展和演进，但占主流的仍是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结语

从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的构造特点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居住方式历来都是和自然及城市发展联系到一起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昆明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城市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朝向的关系，并融汇于地方性生态环境中。传统的街区、宅院、门楼都反映着地域性历史民居建筑的特征与兴衰，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物化表现，成为代表旧时昆明城市风貌格局的典型历史遗存，并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认识和价值取向，表现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旧时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加之室外空间的天井、建筑装饰、雕刻技艺，每一处体现得都是地域性民居的特征，在造型符号上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形制更反映了传统人文的智慧和生活的哲学，通过建筑空间的内在形式对居住使用者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维系着家庭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反应了当时城市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品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1]杨大禹，朱良文.云南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2]张惠.城市典藏话昆明[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篇11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novation Driven Mechan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avy Xi'an Traditional Culture

HU Hong， LI Haichao

（Xi'an Peihua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5）

Abstract Xi'an has a very rich cultural heritage， but these heavy cultures in the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did not play to its charm. The city's image and often have a certain charm carrier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s the carrier. Xi'a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ut the system is still not perfect， it can not fully meet the public demand for public culture， the need to tap the potential of more heavy Xi'an traditional culture，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o better serve the people.

Key words heavy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novation driven

1 西安厚重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内容

1.1 西安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西安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同时也是有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西安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传统文化以独特智慧形象屹立于中国，影响于世界。西安传统文化精神的精华主要有：和谐精神，人本精神，求实精神和奉献精神。

1.2 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的关系

公共文化是由代表国家社会或社团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向公共领域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的一种组织形态。公共文化应该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缺乏传统文化的公共文化是空洞的文化，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文化。公共文化只有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才能形成大众的，又能代表地方特色的厚重的可以蓬勃发展的公共文化，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

2 西安传统文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分析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为满足社会对公共文化的需求，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行为及其相关制度与系统的总称。西安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历史名城，推动了西安旅游经济的发展，也使公众享受到了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

2.1 西安公共文化服务现状

每个城市都是不可能重复的，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不可能互相代替。西安这座历史之城，在发展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有着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借以厚重传统文化的积淀，西安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和形式。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物质产品。西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秉承了“兴废继绝、遗产保护、服务大众”等基本理念，形成了各类公共文化广场，各级各类公共文化场馆，以及各类遗址公园、地质公园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公共文化设施也逐步增多，公共文化的承载空间激增。

（2）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非物质产品。有了以上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作为载体，周秦汉唐等传统历史文化，秦腔、皮影、农民画等民俗文化，动漫、影视、演出等现代文化，就成了有源之水，能在传承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发展。比如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内，我们可以了解到陕西地区古代灿烂的文化，以及这几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博物馆被视为周秦汉唐的艺术殿堂，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廊。在陕西群众艺术馆，传承着木雕、剪纸、泥塑等民间艺术形式。西安的公共文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公民参与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加。

2.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传统文化的缺失

西安的文化产业，要是以当前的城市文化观来审阅的话只能深表遗憾，因为西安的文化软实力和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并非相得益彰。首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偏概全。因为各项理论研究不到位，所以导致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在定位上比较模糊，表现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则将公共文化服务仅视为公共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工程。并有可能牺牲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整体效益，以偏概全。其次，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西安是西北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些外来务工者大多数时间都会和城市原有民众一起生活在这个城市。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意识和习惯，本地民众和外来人员之间会建立起一道无形的文化学习和交流壁垒，这道壁垒可能成为社区族群分化，对立的根源，也因此可能影响社会的和谐。

3 挖掘与开发传统文化服务于公共文化事业

3.1 挖掘与开发物质性传统文化，服务公共文化事业

有一则公益广告：“一个娱乐会馆，毁掉一个百年古园；一个商业楼盘，毁掉一个百年古庙；一个形象工程，毁掉一座千年古城。这不是发生在某一年，而是在每一年；不是在某些地方，而是很多地方。保护遗留古迹，守护传统文化。”古老的遗存必然有它的存在价值，任何新事物的产生总是基于其背后古老的旧事物，而这些老旧经典是时代遗留下来的至宝。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当历史文化车轮不断前行，许多传统文化形式也渐渐开始远离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些艺术形式曾经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美的理解，可是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水平的发展不一致了，我们应该以一种现代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式，来表达西安这个孕育着几千年文化内涵的古都。

3.2 非物质性传统文化对公共文化事业的影响

公共文化服务应尊重民众的公共心理和公共诉求。不宜追逐大和奢侈，应该着眼于老百姓生活的舒心和踏实。但是在现如今的城市建设中，高楼、广场、花卉、喷泉，成了城市景观的“四件套”，这样的“标配”景观一处接着一处，像是从同一处复制、粘贴而来。这种建筑景观“抛弃”了传统，即使它充满着对现代技术和文化的表现，但是依旧空洞，依旧缺乏生气。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应始终坚持既保护传统，又开发传统、开发现代，让传统的东西发挥新价值。

4 西安厚重传统文化视阈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驱动措施

所谓公共文化就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以厚重的本土文化为基础的，保护好，挖掘好本土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重塑和加强公共文化。

4.1 制度和政策层面

（1）制定完善、稳定的制度和合理、有效的政策。要加强文化理论研究，通过“产、学、研”合作模式形成公共文化的发展战略。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合理化机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完善文化资源配置方式，创新文化资源形式。要实时了解各组织、社会对公共文化的需求，建立公共文化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社会参与制度。

（2）建立公众―政府―专家三位一体的决策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等诸方面的内容，更应该在充分汲取厚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挖掘和开发，用现代思维和理念构筑一个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一个既客观又全面的绩效评估机制。要不断转变官僚行政服务为服务行政，建立公众―政府―专家三位一体的决策机制，尤其要以公众为主体，形成长效机制，专设公开网站，听取民声民愿。

（3）构筑灵活高效的投入、管理机制。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与市场密切相关。人们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直接决定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再者，要能切实保障实施公共文化工程和开展公共文化活动所必需的资金。然而政府并非唯一的主体，政府的职责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和质量进行宏观把握，更多地要靠社会力量进行投资兴办公共文化实体和公共文化设施，以便提供更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

4.2 社会组织层面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可以由政府、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家庭等共同承担，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中的惟一责任主体，但“政府不是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惟一必要条件”，要不断培育壮大“第三部门”，以此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施主体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有物质产品，有精神产品，其中精神产品的效果将更重要，而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的素质和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形成稳定的高素质的文化队伍体系，吸纳优秀人才进队伍，组建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对已有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建立一支新老衔接合理搭配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

4.3 具体内容和操作层面

以现有设施为基础，不断加强各类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合理优化配置社区和乡镇的公共文化资源，形成“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现文化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坚持开展文化流动服务，形成真正惠及群众的充满互动和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理运用各种有效形式，精心组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送欢乐到基层”等公益性文化活动，依托我国传统节日、庆典和各种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开展各类群众乐于参加、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建立长效机制，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资助项目名称及编号：西安市2013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名称：西安厚重传统文化视阈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驱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3PH14

参考文献

[1] 朱利民，张永强.激活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西安日报，2009.3.

[2] 耿诺，曹政.传统文化被抛弃城市景观流行“四件套”.中国改革报，2013.10.

[3] 史健生.西安城市规划的传统文化与建筑的个性特色[J].城市发展研究，2000.3.

[4] 陈宇飞.西安城市文化“形”、“神”、“义”的大融合――读《一座城市的文化穿越――西安曲江模式》[J].西安社会科学，2011.6.

[5] 金栋昌.西安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长安大学硕士论文，2010.5.

[6] 谢凤云.肇庆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J].法治与社会，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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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72-03

一、传统观光型景区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分析

观光型旅游是一项最基本的旅游活动，也是目前最为传统、最为普遍的旅游形式，如观赏风景名胜、人文古迹、城市景观以及旅游目的地的民俗民风和乡土人情等等。观光型旅游最大的特征就是旅游方式的单一性、旅游资源的依赖性、客户群体的广泛性和消费价格的低廉性。但是，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旅游需求的增加和旅游产业结构变化促使旅游从观光向休闲度假的升级，传统观光型景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暴露出很多缺陷和不足之处，也受到了游客们的冷落。

（一）发展观光型旅游的经济效益最低

观光型旅游目的地是以当地的风景名胜为旅游的重点，所以在旅游产业开发中以景区景点为主体，所有的规划和开发都要以风景名胜为中心，为风景名胜服务。所以，观光型旅游目前基本上都是属于短暂而低廉的一次性旅游消费，到一个地方进行旅游观光的游客基本上不会再回去进行同样的活动。对于大多数风景名胜区来说，单纯发展观光型旅游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同时，由于观光型旅游的审美特性，这种旅游形式与经济消费的关联性最差，游客的绝大部分消费用于交通，对于风景名胜区来说，投资开发观光型旅游的经济效益最低。

（二）观光型旅游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目前，如桂林、黄山、丽江、九寨沟、张家界等著名风景名胜区，其旅游产业大多是以开发山水自然景观等旅游资源为主的传统观光型旅游产业，经过多年持续的投资开发之后，已逐渐形成了旅游产品大同小异，旅游市场竞争激烈，旅游发展空间紧蹙的局面。同时，观光型旅游主要依赖于当地的资源，对资源开发和利用也是有限度的，很多风景名胜区由于过度、无序开发而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为保护生态环境，促使旅游资源永续利用，必须把开发严格控制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这样，观光型旅游的外延扩张空间也就受到了限制。

（三）观光型旅游的不能满足游客多样性需求

旅游是一种关联度很高的现代服务业，涵盖了以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为主的诸多产品服务及其部门。由于观光型旅游主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休闲娱乐及体验性、参与性的旅游产品少，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不同消费层次、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品位、不同个性特征游客的多样性需求，因而形成了旅游供给和需求结构性矛盾。尽管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强制或诱导游客进行消费活动，但这必然要以声誉的损失和对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为代价，从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所以，在观光型旅游中往往流传这样一句话――“上车歪头睡觉，下车找厕撒尿，到了景区就拍照，回来啥都不知道”。

二、传统观光型景区实现科学发展的理念创新

如何借助外部力量深入挖掘、整合自然景观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传统观光型景区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当前国内许多传统观光型景区所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一）传统观光型景区的升级已迫在眉睫

传统观光型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悠久的文化资源，以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文化底蕴奠定了观光型旅游的基础，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热爱旅游的人们，形成了以旅游观光为市场导向的游客消费模式。传统观光型景区虽然旅游资源独特、品牌知名度高，但以旅游观光为市场导向的游客消费模式，已不能适应旅游产业从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升级的大趋势，也无法满足景区提高经济效益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出现了旅游产品雷同、景区吸引力不足、游览时间较短、游客消费水平较低、停留时间较短等一系列问题。从国际惯例和旅游产业发展阶段来看，传统观光型景区的升级已迫在眉睫。

（二）传统观光型景区需要提升文化底蕴

传统观光型景区面对旅游产业升级和游客需求层次的攀升以及国民休闲时代的到来，只有在旅游产品结构上进行转型升级，在旅游服务项目上增加创意元素，在旅游活动环节上吸引游客参与……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即，从以观光为主的产品结构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互动性和参与性强的产品结构升级。对景区景点进行创新创意设计，深度挖掘景区景点现有和潜在的文化资源并提升其文化底蕴，通过文化底蕴的提升来进一步增加游乐性、参与性、体验性和互动性项目，并以相应主题进行包装、形成主题鲜明，集观光、游乐、参与、体验、互动于一体的休闲度假型文化旅游景区。

（三）传统观光型景区需要体现体验价值

随着体验旅游时代的到来，相对于传统的纪念品，游客更希望买下的是“体验过程”的“记忆瞬间”作为纪念。因此，传统观光型景区必须赋予文化创意内涵，利用现代科技，通过设计景区景点的虚拟体验系统，将景区景点的建筑群落和历史故事设计成3D动画或球幕电影，增加互动性、娱乐性和动感化体验项目。通过建立虚拟操作系统，体验者通过操纵杆可以以多种方式漫游在虚拟的历史场景中，可以随心所欲地徜徉在历史时空中，和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历史人物进行谈话、握手甚至拥抱。同时，还可以根据参与者、体验者扮演的角色，设定一定的故事情节，让体验者切身感受回到了穿越时空的乐趣。

三、文化创意产业及其在传统观光型景区的发展现状

根据国务院九部委《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 94号）的文件精神，全国各地都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突破口，文化创意产业高速增长。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

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该文件明确指出，“所谓创意产业，就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创新的知识和先进的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具有三大特色：第一，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会在生产过程中运用某种形式的“创意”；第二，文化创意产业活动被视为与象征意义的产生与沟通有关；第三，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至少有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智能财产权”。

（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

据测算，文化创意产业直接影响运输、餐饮、零售、娱乐服务业等26个行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超过全部产业的平均水平。而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也开始得到重视并有很大发展。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崛起，势头强劲，逐渐成为这些城市和地区产业发展的新亮点。2009年，由广东动漫公司制作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红透半边天。据有关方面统计，《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电影票房早已超过亿元，漫画书发行量突破200万册，销售额超过2 000万元，相应的电影图书、玩具产品等衍生品也陆续跟进，成为文化产业扩展经济链条、发挥乘数效应的最佳例证。

四、传统观光型景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案例

一个旅游产品的开发，其基本点是提供游客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的构成很复杂，异地性和文化性是构成这种体验的重要构件。文化创意在旅游体验提供方面具有很大的适用性。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该更多地关注旅游业。从某种程度上说，旅游开发就是给游客创造一种文化体验，满足其内心的需求。而这些文化创意产业绝不可忽视。

（一）陕西旅游集团公司的大型歌舞剧――《长恨歌》

《长恨歌》是由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投资九千多万元，历经一年多创作排演而推出的一部以唐代华清宫遗址为表演地，以盛唐文化为主题，以白居易叙事长诗《长恨歌》为主要内容，集历史文化之韵、山水自然之美与现代科技之奇为一体的大型历史舞剧。《长恨歌》全长60分钟，包括《两情相悦》、《恃宠而骄》、《生离死别》、《仙境重逢》等四个章节十一幕场景，以骊山山体为背景，以华清池九龙湖作舞台，以亭、榭、廊、殿、垂柳、湖水为舞美元素，通过近300名专业演员的表演，艺术再现了一千二百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婉转动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长恨歌》的品牌效应，有效带动了华清池景区游客人数的大幅度上升，据统计，游客人数每年增加23万人次，同比增长15.4％，一举跨越了多年来华清池游客维持在5%～8%自然增长率的台阶。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宾馆、交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延长了游客在临潼和西安的逗留时间，成为了“西安的金边名片”。

（二）杭州宋城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型歌舞剧――《宋城千古情》

《宋城千古情》是由杭州宋城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国内首家室内立体全景式大型歌舞剧，分为《良渚之光》以及《宋宫宴舞》、《金戈铁马》、《美丽的西子，美丽的传说》、《世界在这里相聚》五场，叙述时空追溯到文明曙光初现的新石器时代，同时又展望了2006世界休闲博览会的美好图景。《宋城千古情》的演出，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却长演不衰十五年。年均演出1 000场，最高日演8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 000万人次，创收15亿元，成为中国夜游市场最为响亮的招牌，被誉为休闲之都――杭州市的标志性演出，为杭州文化产业和观光旅游业的融合发展积累了经验。《宋城千古情》以杭州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为基点，融合世界歌舞、杂技艺术于一体，运用了现代高科技手段营造如梦似幻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与法国巴黎红磨坊和美国拉斯维加斯“O秀”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名秀”。

（三）北京印象创新艺术发展公司歌舞剧――《印象》系列

《印象》系列由著名导演张艺谋领衔的北京印象创新艺术发展公司作主创团队，根据地方政府牵头组成的投资方的要求，结合景点特色和文化，打造的大型实景歌舞剧。然后由独立的经营公司进行日常管理和运营。《印象》系列共由五部分组成，《印象刘三姐》中最感动山水的壮美，年演出收入超过2.6亿元；《印象丽江》以雪山为背景，最震撼少数民族粗犷的气势，年演出收入超过了1.5亿元；《印象西湖》最打动人的是那场人工雨，充盈着烟雨江南的朦胧意境，年演出利润达到了4 500万元；《印象海南岛》能让游客享受海边的放松和休闲；《印象大红袍》能享受到茶文化的情趣。“印象”团队通过借助张艺谋的明星效应，精心打造了一个以“强大演员阵容、政府倾力支持、科技手段参与、融入旅游线路”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

五、崆峒山风景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探索

《问道崆峒》立足于特色资源优势，对崆峒山黄帝问道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进行了深度挖掘和包装整合，通过山水风光、古典乐舞、诗歌旁白、武术表演、生活体验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历史内涵丰富、文化个性鲜明、具有不可复制性的文化创意产品。

（一）《问道崆峒》的剧情介绍

《问道崆峒》是由崆峒山管理局下属的崆峒山艺术团继《黄帝问道》大型历史歌舞剧之后的又一力作。《问道崆峒》依托中国道教创源之一的崆峒山而闻名于世，因黄帝问道于广成子有关。而陇东崆峒学，与甘南藏学，河西敦煌学并称为“甘肃三大地域学”。藏学以甘南藏民族为主题内容，敦煌学以河西走廊的西域壁画艺术为主题内容，崆峒学以“道的生长”为主题内容，是各具特色的学术内容。

《问道崆峒》全剧约55分钟，共分五幕十一场，五幕依次为盘道、闻道、修道、问道、求道。《问道崆峒》在艺术手法上运用现代舞蹈与古代舞剧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了当年广成子在崆峒山修炼得道后，与友人赤松子以棋会友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黄帝闻讯广成子的养生之术和治国之道后，三次登临崆峒山问道、求道，黄帝在统一中原后，教人耕作、捕鱼的全过程。整个舞剧气势磅薄，规模宏大，让游客在饱览山川美景的同时享受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和艺术盛宴。

（二）《问道崆峒》的创新探索

《问道崆峒》改变了传统观光型景区以游客观光为市场定位的经营模式，阐释并赋予了旅游活动的文化内涵，使传统观光型景区从单纯的历史文物和文化古迹的游览观赏式旅游升级为中国“儒、释、道”文化的休闲体验式旅游并以大型歌舞剧形式展现出来，提高了旅游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传统观光型景区的市场吸引力和品牌价值。

《问道崆峒》作为一种鲜活生动、文化精深且具有较强观赏性和娱乐性的文化创意产品，借助于历史典故对中国“儒、释、道”文化进行了全方位、旁白式的阐释，把沉寂的、静态的、传统的中国“儒、释、道”文化变成了立体的、可感受的娱乐体验，实现了动态文化演出与静态旅游资源的巧妙嫁接，促进了文化产品和旅游项目之间的融合与互动，提升了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与游客基础，从而达到了历史与现代的对话、艺术与市场的对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篇13

一个民族的传统民居及室内空间的特点在其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是与直接受其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朝鲜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19世纪中叶后陆续从朝鲜半岛迁入到我国东北地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其民族传统文化在吸收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同时创造发展了极具特色的灿烂的民族文化。

1 鸡林概况

1.1 自然情况

鸡林朝鲜族乡隶属鸡西市鸡东县管辖。位于县境中部，穆棱河南岸，西临鸡东镇，境属穆棱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是盛产水稻的“鱼米之乡”。

1.2 历史背景

鸡林乡名来源于驻地鸡林村名。因地居鸡冠山附近，又是一片林地，故称“鸡林”。鸡林一带在中华民国时期，由朝鲜和延吉等地流入的朝鲜难民开垦种殖，逐渐成为朝鲜族聚居的地方，属密山县管辖。80年代撤销鸡林公社，设置鸡林朝鲜族乡。

1.3 鸡林乡现状

鸡林朝鲜族乡现有耕地面积4.3万亩，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全乡设6个行政村，10个自然屯。共有1.02万人口，其中99.8％人口为朝鲜族。 可以得知鸡林乡是朝鲜族聚集地，这为朝鲜族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奠定了一定的人文环境。鸡林乡朝鲜族人的生活受到了汉族人的很多影响，但是朝鲜民族的很多传统还是保留的很好，比如朝鲜族人民生活简朴，极其干净，不管是草屋房还是瓦顶房室内和院内都打扫的干净整洁。

2 民居建筑特征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鸡林乡定居的多是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的朝鲜人们。他们加入朝鲜独立军，转战到北间岛和苏联沿海川一带。后来变为农民，逐渐流入到鸡林。也有少部分是从朝鲜北部逃荒来的灾民。在鸡林当地的汉族和满族人民的帮助下定居了下来并种上了水稻。开始居住的大都是茅草棚茅草屋。解放初期到70年代，鸡林乡民居文化的发展已经结合了鸡林地区的环境气候和当地汉族的文化特点。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志》里就记载了早期生活在东北的朝鲜族居住方式，书中写道：“居处作草居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女别”[1]。大约一千多年前，朝鲜族已经形成了自己民族特有的民居建筑形式，并且根据所用建筑材料、屋顶形状、屋内结构划分出不同的类型。

2.1 外观特征

在鸡林朝鲜族乡的田野乡间，仍可以看到许多灰瓦白墙的朝鲜族传统民居。一个个院落，一幢幢小房，灰瓦和白墙相映。朝鲜族民居的外观都很美，传统屋顶主要有草屋顶和瓦屋顶两大类。草房一直都是朝鲜民间最常见的房屋，虽然是由草屋顶和泥墙所构成的，但朝鲜族民居区别与汉族房屋的是可以居住50年之久依然质量完好，屋内冬暖夏凉，十分适宜居住。草屋顶有两坡和四坡之分鸡林乡当地以后者居多。由于鸡林乡位于我国东北部，冬天时间长，所以屋顶较厚大，房屋较低矮，利于冬季室内保温，降低了室内散热的速度。草顶的材料初期主要是茅草、蒿子等，随着谷子、水稻、高粱等农作物的发展，稻草成为草顶的主要材料，稻草取材方便，重量轻，保温好又便于施工和维护，见图2-1。瓦顶的材料一般是灰色或红色的瓦片，屋顶坡度较缓和，中间平缓，两头翘立。瓦屋顶的形式主要是歇山式，见图2-2。

2.2 光照及取暖特点

我国东北地区太阳高度角低，日照时间相对较短，房屋之间需留够距离，吸收日照。朝鲜族民居大多散居在自然环境之中，一座座独立的房屋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乡路的两侧，前后留有大片的菜地。院落方正，空间宽敞，前后建筑间距大，有利于减少阴影。

从朝鲜半岛迁居到我国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善于因地制宜,着眼于实用作了某些改变，但鸡林乡当地的朝鲜族人依然承袭民族传统，保留了建造传统式炕屋的风习,采用了满铺地炕的取暖方式。这样，在寒冷的冬天便可以在温暖的火炕上取暖，即便在夏天的时候也在需要做饭的时候生火。较之汉族火炕不同的是，朝鲜族地炕面积大,低矮，位于室内空间中的最低处,使室内热能充分发挥。加之,朝鲜族民居的空间分隔没有那么严格，甚至是锅台连着炕。由于是进门就上炕所以进屋时需把鞋脱在门口。

2.3 室内空间的特点

朝鲜族民居室内空间是由天棚、大面积地炕、少量的地面及墙体所围合而成的。其内部又可以划分为门厅、与灶相连的房间以及大小不等居室。门厅一般不单独另设，通常在灶的左侧，与主入口相连的位置留有一个1.5 左右的空间，其地面标高低于炕面（灶台面）0.2～0.3 m，主要作为脱鞋处[2]。与灶台相连的炕面通常设两个想通的开间，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空间。白天可以作为用餐、会客、读书、做饭，甚至洗漱地方；夜间通常由家里的长辈和儿童居住。住室与厨房之间靠一扇推拉门与相通，房间之间则用推拉门隔开。白天时则把推拉门全部推开使之成为大房间，使其空间变得宽敞明亮。

3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鸡林朝鲜族乡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影响，民居及室内空间都发生了变化，传统朝鲜族民居风格和特点已基本消失，只有室内平面构成和取暖方式上仍保留和继承了传统方式。不过，在东北地区的朝鲜民居建筑当中 ，地方建材的充分运用 ，具有经济上和环保上的优势，体现了东北地区居民对建筑与地区资源状况相适应的朴素认知。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宣扬朝鲜族文化，让民族文化在未来得到继承，保护民族文化底蕴的同时对传统民居的保护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赫忠仁 吉林朝鲜族矮屋生态文化特性研究[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