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7 15: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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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教育展在北京国贸展厅举行,1日开幕当天参观者超过3万人次。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方茂田介绍,本届教育展是历届教育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参加本届教育展的共有英国、法国、荷兰、爱尔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
展会上最为火爆的是设在2层的美国和加拿大展区,一上楼,满眼只是人,脚下都迈不开步子,只能随着人流慢慢移动。包括号称“华人上市公司CEO摇篮”的旧金山大学在内的近30所美国学校的展台前挤满了人。与之“同室对垒”的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组织的阵容强大的参展展团,共30多所院校,有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及维多利亚大学等知名学府。
位于1层的其他国家展团也毫不示弱。以绿色为标志的新西兰院校系列展台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格外醒目;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组织了60余所英国院校参展,还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式展览以及专门的出国金融信息咨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更是带来了具体的招生学院,宽大的展台,众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宣传、答疑,很是热闹。
法国教育服务中心,荷兰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合作办公室、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等也都纷纷携本国高等院校亮相教育展,推广本国的优质教育资源,推介种类丰富的奖学金项目以及最新的留学政策,吸引中国学生前往留学。
一、前言
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引发了更多的国际交流与竞争,从而对产品竞争力和具有国际视野的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经济的发展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求不断加大,世界各个区域、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国际化模式。本文将尝试借助层次框架理论,对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和亚太地区的UMAP计划进行比较,界定其国际化层次,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教育国际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
(1)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ERASMUS计划和UMAP计划的参与人员、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等七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如何?
(2)ERASMUS计划和UMAP计划的国际化各自处于什么层次?
(3)教育国际化的以上七个因素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二、文献综述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产生
研究者们普遍倾向于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产生与全球化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对教育的国际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认为教育国际化的根源就是全球化。例如,Mongkhonvanit和Emery指出,信息技术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四种后果,即:一、对本土智慧的重新探究与倡导;二、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三、城市化的扩大;四、教育质量的倡导、国际化与提高(Mongkhonvanit and Emery, p.52)[2],将教育的国际化看作信息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Davies和Guppy也认为教育的国际化是由全球化导致的结果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原来由中层的教育管理部门掌握的权力同时出现两种转移:向上转移至中央政府,向下转移至高校、教育改革组织等机构(引自Denman, p.101)[3]。徐辉指出,“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化,应该是各国、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徐,p.62)[4],而“教育国际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间项目交流、研讨和协作,以解决教育共同问题的一种发展趋势”(同上,p.63)[5]。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与层次
1.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因素
周满生指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包括六个基本要素,即:国际化的教育观念、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国际化的课程、人员的国际交流、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一些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等(周,p.172-80)[6]。而Kerr认为教育国际化包括“新知识流、学者流、学生流和课程内容”(引自徐辉,p.63)[7]。刘道玉则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包括四点:从质量上说,强调各国要提高大学的水准,使各国大学教育的水平具有可比性,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受;在空间上,强调大学的开放性,各国都要开放教育市场,既要到国外办学,也要接纳外国在本国办学;在资源上,强调资源的共享性,各国要广泛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做到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在理念上,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大学教育不仅要满足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需要,而且还要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引自李素敏,p.12)[8]。
2.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层次
研究者通常将一个国家的教育国际化分为深、浅两个层次,“浅层次的国际化是指国际自然人的流动和学术互通;深层次的国际化包括教育模式、制度、理念的国际化”(徐、许,p.52)[9]。例如,徐岚和许迈进以图解对教育国际化的各个因素分属哪一层次进行了说明:浅层次的国际化包括学生、教师、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深层次的国际化包括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的国际化(见图1,引自徐、许,p.53)[10]。
3. 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区域教育交流计划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中,许多高校制订了国际化的策略,包括制定长远的国际化战略规划、着眼于培养跨国的未来领导者、构建战略联盟等(陈,p.15)[11]。具体的国际化策略包括:积极发展留学生教育;加强教师交流工作;多种途径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进课程国际化;开展教育发展援助;尝试国际合作办学;强化外语教学(唐,p.81-82)[12]。
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区域教育交流计划应运而生。在这些计划中,大多数由从上至下的方式创建,即由国际组织或国家倡导建立,如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其他计划则多以从下至上的模式、在一些高校或教育组织的引领下出现(Denman, p.99)[13],如亚太地区的UMAP计划。
三、研究过程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当今世界各个地区的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国际化模式,一些重要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的显著特点非常值得研究者注意。但是,在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层次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将一个国家的教育国际化作为分析的对象,而很少考察区域教育交流计划的国际化层次。区域教育交流计划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利用国家教育国际化的研究结论对其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具有可行性。
在欧盟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当属由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全称为欧洲共同体关于大学生流动的行动计划,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这一计划作为世界上运行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之一,已成为其他区域教育交流计划效仿的典范,也是教育国际化研究最常用的参照之一。而亚太地区这一新兴的经济体内尚未诞生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因此本文选择对这一地区影响范围相对较大的UMAP计划(全称为亚太大学交流会,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进行研究。
本文将尝试使用文献法,以徐岚和许迈进提出的层次理论为理论框架(下文简称层次框架),对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和亚太地区的UMAP计划进行比较,讨论其参与人员、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等七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界定其国际化层次,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教育国际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ERASMUS计划与UMAP计划简介
1. 源起与目标
20世纪70年代,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倡导制定了JSP计划(联合学习计划,Joint Study Programme),又于80年代推出ERASMUS计划(全称为欧洲共同体关于大学生流动的行动计划,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以取代JSP计划,弥补其不足之处(潘,p.41)[14],目的为“促进欧共体经济一体化发展”(蔡,p.58)[15]。在1995年,欧盟正式制定综合的苏格拉底项目(Socrates Programme),将ERASMUS计划列为苏格拉底项目最重要的子项目计划之一,意在“通过鼓励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来促进优质教育”(施、郑,p.126)[16]。
UMAP(全称为亚太大学交流会,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则是在AVCC(全称为澳大利亚校长协会,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的倡导下,由亚太地区多个高校联合自发组成的。成立于1991年,目的为借助学生的流动和高校间交流,“促进亚太国家与地区之间不同文化、经济及社会制度的相互了解”(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17]。
2. 运行机制及学分学历制度
ERASMUS计划的资金由欧盟、欧盟成员国、参与院校共同提供,这一多方面的资金来源为促进学生交流等措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一项目主要是为欧盟各国在学一年以上的大学生提供在欧盟其他国家大学的短期学习机会(3至12个月),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学校直接选拔,学生、学生母校、留学目的学校三方之间签订学习协议(施、郑,p.127)[18]。其他的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并启动欧洲大学网络,资助学生的交流和教师的访问,鼓励整合性的教学任务和共同课程计划;以旅行费用和本国与留学目的国生活费用的差异为依据,资助学生项目;承认文凭和学习时间,以促进学生流动;对特定协会、提高留学意识的出版物、大学间合作等提供辅援助措施等(潘,p.42 )[19]。作为ERASMUS计划的配套措施之一,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CTS)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行,并于1999年起逐步发展为“在学校、地区、国家和欧洲层面的学分累积系统”(施、郑,p.127)[20]。在这一体系中,“各院校能相互承认学分、学历文凭及学业年限, 并使各国大学课程制度相互衔接”(潘,p.42)[21]。此外,国家学历认可咨询中心(NARIC)的设立对互通计划和学历认可提供官方解释(蔡,p.59)[22]。
UMAP计划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主要由会员院校提供。这一项目主要是向其成员国会员校正式注册学生提供短期在其他成员国会员校的短期学习机会(10个月以内),其中学生母校与留学目的学校之间必须已签署交换生协议;由学校与UMAP代表共同选拔。在留学期间,学生必须使用UCTS(全称为UMAP学分转换机制,UMAP Credit Transfer Scheme)(省略)[23],并每周上课12小时以上;在留学结束回国后,学生必须在一个月内提交成绩单和学习报告(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24]。
3. 政策保障与普及程度
ERASMUS计划从一开始即具有相当完备的法律政策基础。例如,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国家早在1958年即在《罗马条约》的基础上签署了《欧洲共同体条约》(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明确规定了“欧洲共同体通过鼓励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来促进优质教育(quality education)……共同体的行动目标包括在教育中建立欧洲维度(European dimension),通过鼓励承认文凭和学历来促进学生流动”(施、郑,p.126)[25]。ERASMUS计划运行中的各个阶段也都受到明确规定的制约,例如上文提到的欧洲学分转换体系(ECTS)和国家学历认可咨询中心(NARIC),以及促进各国教学与科研协作的大学学校际合作计划(ICP)、促进外语培训的LINGUA计划、签订于1992年的促进成人教育及远程教育合作的《马城欧盟条约》等等
(蔡,p.59)[26]。不仅如此,随着ERASMUS计划的不断发展,更多的法律政策得以及时制定实施,确保了ERASMUS计划的不断扩展与深化。其涉及对象极其广泛,包括欧盟地区大多数高校的全日制学生,并正向更大范围扩张,通过哥伦布计划(Project Columbus)、TEMPUS系列计划(同上,p.60)[27]、曼德斯计划(Erasmus-Mundus)(施、郑,p.130)[28]等与拉丁美洲区域、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第三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建立交流合作关系。
UMAP计划作为一个自发的教育交流计划,主要是通过为学生提供学费减免、签证支持、食宿提供、学分转换等优惠政策,来达到“消除学生交流中的问题及困难;以协会的形式促进教育交流合作由双边向多边发展;加强并确保会员国院校之间能够实现互相承认学分”(省略)[29]。其参与国家与地区目前包括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斐济、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澳门、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萨摩亚、台湾、泰国和越南(省略)[30],并未包括中国大陆、新加坡、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等亚太地区重要的组成国家与地区,普及面相对狭窄。
四、讨论及结论
(一)讨论
通过以上研究过程可以看出,ERASMUS计划与UMAP计划之间各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现根据层次框架对以上研究结果列表讨论如下:
(二)分析及结论
在使用层次框架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可以看出,ERASMUS计划与UMAP计划的国际化层次具有显著的差异。现对本文的研究问题回答如下:
(1)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ERASMUS计划和UMAP计划的参与人员、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等七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如何?
ERASMUS计划的七个因素国际化程度均较高,而UMAP计划的参与人员因素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另外六个因素(包括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仅处于国际化初始程度。
(2)ERASMUS计划和UMAP计划的国际化各自处于什么层次?
在本文使用的理论框架中,浅层次的国际化包括学生、教师、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深层次的国际化包括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的国际化(徐、许,p.53)[31]。因此可以得出结论,ERASMUS计划的国际化已达到很深的层次,而UMAP计划的国际化处于起步阶段,层次较浅。
(3)教育国际化的以上七个因素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欧盟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层次极深,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扩张,已经成为世界上运行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区域教育交流计划之一。而这一现状与该地区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模式等方面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自从中世纪欧洲出现大学以来,欧洲化作为欧洲维度概念的雏形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在战后新科技革命兴起和国际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面临来自美国、日本等竞争伙伴的挑战,欧洲共同体逐渐失去了以往的优势(潘,p.41)[32]。由于欧洲化的传统曾经“创造了欧洲大学过去的辉煌”(施、郑,p.129)[33],因此欧盟将区域一体化作为重新获取优势的途径,希望通过科技与教育的协作重获这一辉煌。这就决定了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教育观念国际化的程度较深。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相关的法律法规、运行机制、制度与措施等得以逐步制定,从而导致了其参与人员、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的国际化也处于较深程度。
与之相对,亚太地区作为新兴的经济体,并不具有区域合作的历史背景,各个国家也多以提高本国竞争力为目标发展自身教育,而仅将区域内教育合作作为加强了解的途径。因此,由于缺乏充分的历史文化基础,亚太地区尚未形成国际化的教育观念,教育合作仍以人员交流为主要形式,处于较浅层次,而在教学和研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学位制度与管理模式、办学主体与资金来源、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国际化程度较低。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在层次框架中,教育观念作为最根本的因素,决定了其他六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换言之,区域教育交流计划的国际化层次是由该区域教育观念的国际化程度决定的。
五、小结
本文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区域教育交流计划作为研究对象。在简要回顾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起源、包含因素和不同层次的基础上,借助层次框架理论,以欧盟推出的ERASMUS计划和亚太地区的UMAP计划为例,讨论区域教育交流计划不同因素的国际化程度及交流计划国际化层次的界定,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教育国际化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结论是,ERASMUS计划的国际化遍及各个因素,层次较深;UMAP计划的国际化仅限于人员因素,层次较浅;而教育观念的国际化程度是交流计划国际化层次的重要决定因素,决定了其他六个因素的国际化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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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国际化对留学生课余教育的影响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经济一体化对各国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在形成广泛的影响:它需要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和富有国际意识的人才来支持,而这样的人才培养必须依靠国际化性质的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因此,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日益增强国际间教育合作与交流,竞相使本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逐步适应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各国都首先将目光聚集在拓展外国留学生教育方面,视海外留学生教育为一种无烟产业,并以此为龙头,拉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教育也引起了中央及各高校的充分重视,将其视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1991年,我国留学生首次达到万人规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除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两三年外,几乎是一年一个万人台阶。日前,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来华留学生的发展历史,综合我国社会容纳程度、高校教育管理水平等因素,制订了一个工作目标。目标规定:争取到2007年,全年在华留学生人数达到12万,年均增幅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达到8%,其中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争取达到9000人次。另外,各学校接受来华留学生的增长速度将保持不变。自2004年至2007年,在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学校,来华留学生年均增幅为12%,211工程学校为10%,普通院校为8%。学历生和高层次学生的比例将逐步提高,至2007年学历生争取达到35000人,年均增幅超过11%,博士生、硕士生和高级进修生争取达到9000人,年均增幅超过12%。
在留学生数额增长的同时,其专业结构也更宽,来源国更广:以往到我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学习语言的要占到80%以上,其次是中医、戏曲等有关我国传统文化的专业,读学历的很少,但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则有了明显的变化。到2002年,在华学习的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占一半。而且,中国不再只是受到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学生的青睐,美国、法国等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也有来华留学的愿望。
2005年,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基本结束。根据“服务贸易协议”,中国将加快融入国际教育之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来华留学生教育必将发展更加迅速。
在教育国际化的形势下,一个国家外国留学生教育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留学生本人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且也是向留学生展示本国教育与文化的一种方式,是经济一体化形势下争取国际合作性人才的关键步骤。因此,面对日益庞大的留学生群体,我们仅利用正规的课时教育是不够的。对一个学生来说,他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认知更多地来源于课余时间的活动。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不仅要重视正规的课堂教育,还要充分利用课余教育。
课余教育不能等同于课堂教育,二者教育的内容不尽相同,形式也不一致,教育效果也有差别:一个是正面传授,一个是侧面潜移默化与影响。因此,对留学生进行课余教育,就必须讲究一定的策略。
二、留学生课余教育策略
1. 规则要先行。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对留学生课余教育也必须有一定的规则。留学生突然置身于一种异域环境,文化特征、生活方式、社会习俗都非常陌生,正规的课时教育之外,很容易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因此,适时地告诉他们一些规则,使他们通过规则尽快了解中国的教育状况,适应中国的教育环境很有必要。当然,“这种规则包括中国学生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符合留学生的规则,它既包括后勤方面的,又包括教学方面的规则,同时还包括中国公民应当遵守的某些规则,做到有章可循”。
针对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规则的传授也应有一定的策略。除了正面告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邀请高年级的留学生与新到的留学生进行谈心、交朋友,既在融洽的个人交流中了解了中国的各种“规则”,也消除了他们初来异乡的不适。也可以利用周末举行中外学生联谊会,在欢娱的氛围中,加深对中国各种规则的理解。
2. 注重教师言行熏陶。大学培养出来的有学之士不仅仅是技术专家,而且是博学之士。留学生虽然有来华学习的专业目标,但是,在校园氛围浸染中,他们学到的必然还有中国主流思想文化、社会文化以及人与人的交流特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大学同时担负着影响留学生思想内容的任务。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根据社会需要的变化和技术更新的需要,自主调整知识结构,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完善自己精神生活、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能力的重要时期。留学生在华学习,相对地就生活在中国式的“关系”中,为了处理好与中国社会及周围人的关系,他们必然要凭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水平来选择相应的规范与要求,以顺利地处理其留学期间的各种问题,并在这种生活实践的积淀和筛选中,形成以自我认知内容为基础的对中国社会生活及道德标准的评判。这种评判倾向影响着他们对未来和秩序的认定与构建。
而在留学生所接触的各类人士中,接触次数相对最多、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教师。甚至于在来自异域文化的他们眼中,教师的一言一行代表的就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及交流等方面文化。因此,相关院系的教师在与留学生的交流中,必须注重自己的言谈及行为方式,注意用自己的行为“养成”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
3. 适当组织留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他们参加社会实践还另具一些特殊的意义:许多留学生来华学习,一方面是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是为了从生活中感受和学习中国文化,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认识,以便回国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按照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对文化所做的定义,文化其实就是“生活在一起的方式”,生活就是文化的碰撞或交流。留学生通过课余的现实性接触与交流,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亲切性与现实存在性,从而突破政治概念或经济水平形成的隔膜,在与自身文化的比较中包容或认同中国文化。因此,对留学生来说,适宜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他们比较喜欢的。
当然,组织留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不同于组织他们参观旅游,必须选用适宜的活动内容,以便收到实践与学习两提高的双重效果。
4. 从生活着眼进行微观投入,收获宏观的信任与友谊。在这方面,国际上的一些经验可供借鉴。在法国和德国,留学生申请的是与法国学生一样的住宿条件,享受的是一样的学费、住宿费和助学金。因此享受到的也是与法国同学一样的生活,能够和法国的同学,和同样留学法国的同学更多地一起交流,能够更好地体现一个高校真正的国际化水平,推动高校国际化。在德国,全国设有学生事务中心,该中心坚持的理念是:国际化和自律。通过每个楼层分配一定的留学生比例,公用公共厨房和水房、浴室等帮助各国学生增进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在饮食方面,学生食堂以低于成本的价位给学生提供伙食,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教师和社会人员则需要按社会价格购买。这些看似微观的投入,留学生置身其中有可能认为是“应然”,但当他们置身事外时,就会体味出其中的信任与关怀。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感受对一个人的影响,有时是课堂教育无法达到的。
而我国的留学生餐、宿制度一般仍停留在独立的留学生公寓、相对固定的留学生餐厅阶段,将留学生与国内学生截然分开,这些做法其实不利于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和相互监督;不利于留学生理解我们的集体主体生活。当然,我们不一定全部照搬法、德等国的做法,但是,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借鉴国际经验来多元化我们的课余教育形式,丰富我们的课余教育内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留学生课余教育的原则
1. 关爱原则。这是留学生教育的基本原则。课余教育不是正规的课时教育,因此,我们只有本着关爱的原则,才能被留学生接受。其实,“留学生也是学生”,我们要把对学生的关爱同样施诸留学生。
2. 灵活原则。留学生课余教育必须注重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的灵活性,要针对不同留学生的个性特征,针对不同的教育场景,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不能拘于一格。
3. 宽严相济的原则。宽是为了给留学生创造一种轻松的生活环境。但该严格时还必须严。相对而言,留学生更希望能融入中国的生活区,所以,在住宿上,要求外宿的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留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们必须按照原则办事。相关部门的外事科可以在以集中管理为主的规定下,同时兼采灵活性原则,允许留学生外宿。但同时,对外宿学生必须做到一一核对外宿人员名单、住址、联系电话;要求他们填写外宿保证书(对一些与安全有关的事项保证遵守,独自承担因外宿造成的责任等);交验租房协议书、房主身份证、户口本、房证的复印件等。即使借住亲属处,也应提供担保人(指借住地户主)的有关情况,并签署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书面担保书。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有效保证学生外宿安全及其利益不受损害。
总之,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留学生不仅是各国人们友好、合作的纽带和桥梁,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媒介,也是留学生派出国和接受国共同拥有的宝贵的人才资源。教育国际化为我们的留学生教育提供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但在机遇的把握和利用中,我们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在注重正规教育的同时,充分利用课余教育,对留学生进行各种素质培养,收获留学生这一片人才基地,从而在经济一体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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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志良和国际交流处处长张健青出席了会议。孙志良指出,“联席会”的成立体现了国内教育交流开放、包容、共享的胸怀。在分别从留学生规模、合作办学、汉语推广以及引智工作等不同方面介绍了天津教育外事工作的发展情况之后,孙志良提到:“虽然天津在教育对外开放领域始终不断进取,但较其他优秀省市依然有不足之处。我们现在面临着进一步扩大教育国际交流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这其中有国家的要求,有政府的要求,有老百姓的期待,还有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想要向其他兄弟省市学习、取长补短,与大家坦诚相待、相互包容、相互支持、平等互利。”
作为出国留学咨询业和教育培训业的知名企业――北京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环球雅思连锁学校北京总校率先在行业间发起成立“国际教育与留学服务联盟”。3月3日,双方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中国消费者协会、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北京市教委等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到会祝贺并讲话。“国际教育与留学服务联盟”的成立,旨在通过联盟提供的行业间的互动平台,指导更多企业规范服务标准,重树服务理念,顺应市场需求,加强行业间的业务合作,巩固中国教育业和留学服务业的力量。随着当今社会出国留学咨询业和教育培训业的迅猛发展,现代客户对教育纵深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再只满足从某一局部获得诸如:国内语言培训、海外院校信息、指导办理签证、得到海外帮助的服务。而是更希望得到一种高品质、高效率、快捷、全面一条龙式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因此加强行业间的合作与交流,整合行业间的资源,互补行业间的不足,已成为出国留学咨询企业和教育培训企业的必然选择。行业联手,强强合作,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教育产业应对WTO国际教育进入中国市场新挑战的有力手段。
北京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积极贯彻留学既是人才工程,更是良心工程的理念,全面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视客户为自己的家人,率先在行业中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国际认证,与世界20多个国家的600多所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有中国前驻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俄罗斯、日本、马来西亚等国教育参赞亲情加盟,同时,公司还拥有一支超过百人的高学历、高素质的员工专业队伍,每年为数十万个家庭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每年都有一大批通过公司的咨询被英国剑桥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录取。同时,每年还有一批留学生学成归国,投入到祖国经济建设之中,2003年6月,中国消费者协会正式授权北京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使用“3.15”标识,这也是截至目前全国唯一一家获此授权的留学中介公司。同时,公司还先后获得了“质量管理规范单位”、“诚信服务优秀示范单位”、“AA级信用企业”、“消费者满意单位”等诸多荣誉。
环球雅思学校也是国内最大的英式教育机构之一,在全国拥有23个分校,每年培训的学员超过10万人次,大批的学生在雅思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卓越的师资队伍和严格的管理体系使环球雅思连锁学校在短短的几年里发展成为国际教育行业的旗帜机构,并且成为评比公认全国十大名校之一。学校在英语教育新时代中不断完善自我,精深业务和项目,始终领航中国国际教育行业。
作为教育市场同一供应链的两个行业――北京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环球雅思连锁学校北京总校发起“国际教育与留学服务联盟”,就是要将参与各方的优势共享,扬长避短,使联盟成员各方的客户享受到从国内培训服务,到出国留学服务,再到境外跟踪服务,最终回国就业的全程专业化一站式优质服务。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的需求,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益最大化。联盟成立之后,联盟各方将举行一系列的双边或多边活动,届时,将会有更多的客户从这种联盟体系中感受到更大的实惠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