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德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1608

一、引言

研究创业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一直是创业研究的重要议题，而创业意愿则被普遍认为是创业行为的最佳预测变量。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创业意愿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研究结论还存在分歧，并且存在一个普遍性问题，即绝大部分研究均以“创业意愿同质性”假设为前提。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只是笼统地询问受访者“是否有在目前或未来创办自己企业的想法”，并不将创业意愿进行更加详细的区分，对于所有给予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都在研究中做均一处理。但事实上，对于那些同样给予肯定回答的受访者而言，其头脑中呈现的创业愿景却常常是存在差异的。例如，一些人可能渴望其创办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另一些则可能偏好于创办类似画室或咖啡屋的小微企业，不求过高收益，只求保持自由而安逸的生活。可见，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在事实上是存在差异的。本文认为，对创业意愿异质性的忽视，是导致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相关理论对实践缺乏有效指导的根源。为此，本文基于“创业意愿异质性”假设，结合以往研究将创业意愿进行区分，并通过对创业意愿研究中的主流模型――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修订，探究创业意愿的形成机理，并就理论模型对不同类型创业意愿的适用性做相应讨论。在理论层面，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并检验理论的适用范围；在实践层面，则希望为政府、高校等部门更加有效地促进创业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

1创业意愿及其分类

关于创业意愿，Bird[1]认为是一种想要创办新企业与组织的心理状态，可以促使创业者为实现目标而产生一系列的创业行为。由此可以发现，其架起了其他个人或社会因素对创业行为发挥影响的桥梁，创业行为更可能产生于创业意愿较高的个体中。因此，创业意愿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预测创业行为。随着各国纷纷将促进创业作为发展经济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创业意愿作为创业活动背后的驱动因素，也日益成为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纵观现有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基本上是将创业意愿理解为“有或无”的概念，并不对创业意愿做进一步区分，因而目前并不存在明确的创业意愿的分类。尽管如此，以往研究中有关创业活动的区分却已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学者们对创业活动的区分是从三个角度展开的：一是基于创业动机的分类，例如，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将创业类型区分为生存型和机会型两类；张玉利等[2]将创业类型分为机会拉动型、贫穷推动型和混合型。二是基于创新和风险程度的分类，例如，Bruyat和Julien[3]以创业对人的改变程度和创造价值的大小为维度，把创业类型分为复制型、模仿型、安家型和冒险型；Bhide[4]将创业类型分为冒险型、风险投资融合型和革命型；吴晓波和张超群[5]将创业类型划分为开拓型和模仿型。三是基于规模和盈利水平的分类，例如，Carland等[6]将创业类型分为小型收益型和高成长型；Bygrave和Zacharakis[7]将创业类型分为生活型、高成长型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创业。

在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对于创业的上述分类主要被应用于对实际发生的各种创业进行事后描述与分析，几乎很少被应用于对创业意愿的研究，其背后的理论假设就是创业意愿形成中并不涉及上述类型的选择。然而，在本研究中，通过对潜在创业者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在创业意愿产生的过程中，创业动机的差异已经显现，并且会导致创业者对创业项目的规模和收益水平等有不同的预期和设定。也就是说，创业意愿不仅存在“有或无”的区分，在创业愿景方面也是存在差异的。鉴于此，本文在整合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动机、规模和盈利性三个维度将创业意愿区分为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三种。小型生活型是指潜在创业者打算创办一家始终保持较小的规模（员工通常只有所有者，或1―20名员工）的企业 ，且只求获得适度收入，其更加看重的是保持某种生活方式。小型高收益型是指潜在创业者一方面希望未来的企业保持较小的规模（员工通常只有所有者，或1―20名员工）；另一方面也渴望能够通过有效管理创造大量收益。高成长型是指潜在创业者渴望自己的企业有朝一日成为业内规模最大、最具实力、最赢利的企业。

2创业意愿研究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及其修定

在有关创业意愿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Ajzen [8]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 Behavior， TPB）模型。根据TPB模型，创业意愿主要受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态度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观规范表示的是个体感知到的外部因素（包括亲朋好友、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等）对自身决策的影响；感知行为控制表示个体感知到的对其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它反映了个人感知到实践某种行为的困难程度；创业态度指的是个体对创业行为所持有的一种消极或积极的评价。学者们对于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借鉴了TPB模型，并且，在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研究中，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态度通常被视为是并列的三个影响因素，直接影响着创业意愿。然而，在中国特殊的文化情境下，莫寰[9]发现，创业者的感知行为控制会对创业态度产生影响。Linán[10]也在研究中发现，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间接影响是通过创业态度实现的。针对上述分析，本研究对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了修订，提出以创业者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为自变量、以创业意愿为因变量、以创业态度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以期探究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并提高该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预测效果。

3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主观规范是个体在选择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其表明了那些对个体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于个人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大小，例如，父母对创业活动的消极态度可能会阻碍个体创业行为的发生。主观规范要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个人感知到外部群体对自己付诸某种行为存在期望。二是个人顺从这种期望。对于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研究结论目前仍然存在分歧，Krueger和Carsrud[11]的研究表明，人们在规划自己未来职业时的确会受到外界影响，并证实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李永强[12]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效应为0289（P

H1：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1a：主观规范与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1b：主观规范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1c：主观规范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人对其所从事的行为进行控制的感知程度。Ajzen[14]认为，当个体认为其具有执行某特定行为的能力，或拥有与此相关资源和机会愈多，则感知行为控制愈强，执行该行为的意向也就越强。Fayolle等[15]也发现，潜在创业者对于自身的创业能力评价越高，则他今后从事创业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Wu等[16]还基于中国情境证实了大学生感知行为控制对其创业意愿的影响。不过，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Guerrero等[17]通过对不同的大学生群体进行分析，并没有发现感知可行性与创业意愿存在显著关系。Zhang等[18]的研究也并未发现感知可行性与创业意愿之间有显著的影响关系。感知行为控制的概念与感知自我效能类似，Scherer等[19]研究表明，自我效能高的个体不仅在机会的认知上比常人高，且对自我雇用意愿的产生也起着关键作用。本文认为，相对于就业而言，无论何种创业都是一项具有较高风险的活动，对个体的能力要求也更高，因此，感知行为控制高的人识别创业机会的机率和产生创业意愿可能性也会更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感知行为控制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a：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b：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2c：感知行为控制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态度是个人对某特定行为的评价经过概念化之后形成的。根据Phan等[20]的看法，创业态度分为内生态度和外生态度，包括想法的检测、挑战、成就、权利、财富和社会认可。按照行为心理学的观点，态度是个体行为心理适应、调节的中心和枢纽，外部环境通过影响态度而对个人的行为反应发生作用。创业态度同时包含了个人对创业活动最终效能的评估和预期，是创业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该驱动力的大小强弱将显著影响个人的创业意愿。Christian和Nikolaus[21]以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发现创业态度在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熊景维[22]等国内学者同样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创业态度在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产生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作用。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在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影响创业意愿的过程中，创业态度发挥着中介作用，并提出如下假设：

H3：主观规范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3a：主观规范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3b：主观规范在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3c：主观规范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a：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b：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H4c：感知行为控制对高成长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

三、研究设计

1变量与测量

对于创业意愿，本文主要参照Davidsson[23]的量表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测量：（1）我在将来会创办属于自己的事业；（2）如果有机会，并且可以自由做决定，我会选择创业；（3）我更倾向于创业，而不是单纯地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4）未来5年内创业的可能性。每一题项均采取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对于有创业意愿的受访者，本研究进一步要求其在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三类创业意愿中选择一种与其创业愿景最为相符的类型。为保证受访者对上述三类创业意愿有明确的认知，本研究在问卷中对三类创业意愿做了详细说明。通过以上设计，创业意愿不再仅仅是“有或无”的概念，还有了更加细致的区分，体现出其异质性特征。

对于创业态度，在借鉴Phan等[20]创业态度量表的基础上，本文从两个维度（内生态度和外生态度）六个方面进行测量：（1）创业可以给自己带来成就感；（2）创业可以检验自己的创业想法；（3）创业可以使自己获得资金和财富；（4）通过创业自己可以为社会做贡献；（5）创业可以帮助实现自我价值；（6）创业成功可以得到社会认可。每一题项均采取李构特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

对于主观规范的测量主要借鉴了Krueger等 [24]设计的量表，通过三个方面进行测量：（1）如果我要创业，我会参考父母的态度；（2）如果我要创业，我会参考亲戚的态度；（3）如果我要创业，我会参考好友的态度。每一题项均采取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

对于感知行为控制，本文借鉴了Ajzen[25]的设计，测量题项包括：（1）我对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信心；（2）我具备成功运营企业需要的技术和知识；（3）如果遇到好的创业想法，我知道如何获得创业所需的资源。每一题项均采取Likert五点量表计分法。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其中，性别和有无工作经验为虚拟变量。

2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共发放问卷520份，其中，180份问卷通过与在校大学生面对面沟通获得；340份问卷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网络调查获得。通过这两种渠道，一共回收问卷503份，筛选有效问卷386份，有效率为76740%，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信度与效度分析

在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之前，我们对所有变量做了Harman单因素检验，以确定样本数据是否存在同源误差现象，经检验发现，在未旋转因素的情况下，一共提取出6个解释因子，且其中最高的因子解释力仅为38220%，说明样本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样本信度分析主要采用SPSS200统计分析工具进行测量，检验得出Cronbach’s α=0892，样本内部一致性程度较好，而且样本KMO值为088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之后，我们利用Lisrel870统计分析工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得出结果为χ2/df=1907、NFI=0980、NNFI=0990、CFI= 0990、AGFI=0920、RMSEA=0049，这意味着量表内部结构效度非常理想，而且样本各潜变量的AVE值均大于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的区别效度良好。

2数据分析

表2列示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关系的验证结果。首先，我们建立模型1验证了各控制变量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性别、年龄、学历以及有无工作经验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作用并不突出。模型2和模型4分别分析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作用程度，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主观规范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并不显著，假设H1a未得到验证。因此，模型3中主观规范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的假设也无法得到验证，假设H3a不成立。在模型4中，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的促进作用也不显著，假设H2a未得到验证。在此前提下，模型5中感知行为控制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的过程为创业态度所中介不成立，假设H4a未得到验证。

表3列示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关系的验证结果。模型6验证了各控制变量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只有大学生的年龄和学历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的作用显著。模型7 和模型8是在模型6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主观规范和创业态度得到的。模型7的验证结果显示，主观规范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意愿呈正向促进作用（β1=0280，p

表4列示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研究结果。在验证各控制变量与高成长型创业意愿关系的模型11中，只有性别与其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创业意愿的确具有异质性，且TPB模型并不适用于所有创业类型。潜在创业者头脑中的创业愿景的确存在差异，且对于小型生活型、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创业意愿的选择，潜在创业者间也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偏好或倾向性。此外，TPB模型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和高成长型创业体现出较强的解释力，但并不适用于小型生活型创业。对小型生活型创业而言，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的作用均不显著。不仅如此，大学生的性别、年龄、学历以及有无工作经验对该群体创业意愿的作用并不突出。这表明未来还需要对小型生活型创业活动进行更加深入和有针对性的研究，甚至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模型来对其进行解析。2011年中国在企业划型标准中首次增加了微型企业的类型，一些学者认为微型企业不过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无需加以专门研究。然而，并非所有企业家都有扩大企业规模的动机，小型生活型创业者创办的微型企业可能是一种长期、甚至永久的存在，因此，并不能用现有的企业成长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

其次，对小型高收益型和高成长型创业而言，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均有积极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因类型而异。具体来说，在小型高收益创业下，感知行为控制对创业意愿的作用程度明显优于主观规范的作用程度；在高成长型创业下，则恰恰相反，主观规范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感知行为控制。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与另两类创业者相比，高成长型创业者的成就欲望更强， “扬名立万，衣锦还乡”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使他们对企业规模、名气这类外显性要素有更多的追求，父母亲友、老师乡邻的期望会对其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对小型高收益型创业者而言，身边人的观点虽然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但相对而言，其对自身能力的感知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其创业意愿的形成。为了提高创业政策及创业培训的有效性，政府和高校应将重点放在提高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上，同时，相关部门也需要对潜在创业者进行调查，区分其类型，并根据其不同特征施以不同的激励措施。

最后，本研究表明，创业者的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通过创业态度影响创业意愿。在以往有关创业意愿的研究中，绝大部分是以西方国家的创业者为样本，且基本上采用的是Ajzen[25]的原始模型，即将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创业态度视为并列的影响因素，且均直接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研究成果也大部分支持了这一结论。但如前文所述，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针对中国情境提出了不同观点。本文的实证结果再次也显示，就中国的大学生创业者而言，三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创业态度在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与创业意愿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这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各种因素对创业意愿的影响路径和机理可能是不同的，对此，未来仍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Bird，B 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The Case for Inten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 13（3）：442-453

[2]张玉利，薛红志，杨俊企业家创业行为的理性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5）：9-13

[3]Bruyat， C， Julien， P A Defining the Field of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1，16（2）：165-180

[4]Bhide，AV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ew Businesses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吴晓波，张超群产业集群与创业动态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5）：55-58

[6]Carland，J W， Hoy，F， Boulton ，W RDifferentiating Entrepreneurs from Small Business Owners：A Conceptualiz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354-359

[7]Bygrave， W D， Zacharakis ， A The Portable MBA in Entrepreneurship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2009

[8]Ajzen，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M] Heidelberg： Springer，1985 11-39

[9]莫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业意愿路径图――基于“计划行为理论”[J]科研管理，2009，（6）：128-135

[10]Linán，F Does Social Capital Affect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2007，13（4）：443-453

篇2

Abstract:Epigenetics is the study of genetic changes in gene expression without the sequence change of DNA， in which DNA methy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studied epigenetic mechanism. CpG island is the sequence of human genome， located mainly in the promoter as well as the first extron regions. The size of it is nearly 100～1 000 bp and it links with 60% of human coding genes. Methylation of CpG sites in the promoter regions of genes can lead to decreased expression and silence the tumor suppressor genes and contribute to oncogenesis.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DNA methylation in gastric carcinoma was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tumor suppressor genes; DNA methylation;gastric carcinoma

胃癌是人类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高，据统计，其死亡率居全球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二位，严重的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胃癌发生的机制目前仍不是很清楚，研究表明，细胞无限增殖及分化受阻是肿瘤发生的基本过程，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逐渐深化了对肿瘤发生学的认识。近年研究结果显示肿瘤的发生是多基因异常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癌基因活化和肿瘤抑制基因失活，有关表遗传学研究显示[1]，表遗传学异常参与了肿瘤发生过程，而且在某种肿瘤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其中DNA异常甲基化可致基因表达减弱或基因沉默，是导致肿瘤抑制基因失活的重要机制之一。本文就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些肿瘤抑制基因DNA异常甲基化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DNA甲基化及其作用

表遗传学(epigenetics)是1939年由waddington首先提出的。表遗传学是研究在DNA序列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可遗传性基因表达的改变[1]168-174。其中包括DNA甲基化、基因组印记、染色体组蛋白修饰、隔离蛋白以及非编码RNA调控等方式，这种模式传递给子代细胞是不依赖DNA序列的。其中DNA甲基化是研究最多、最深入的一种表遗传学表达机制。

DNA甲基化是指在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 DNMTS)的介导下，二核苷酸中胞嘧啶(C)的第5位原子上的H被S—腺苷甲硫氨酸提供的甲基取代，使之变成5—甲基胞嘧啶(5-methy1cytosine，m5C)[2]的化学修饰过程。甲基化酶包括维持甲基化转移酶(DNMT 1) 和重新甲基化酶(DNMT 3a，DNMT 3b)。维持甲基化酶的作用是识别子代DNA 双链中亲代单链上已甲基化的CpG 位点，催化互补单链的胞嘧啶(C) 发生甲基化;重新甲基化酶的作用是使非甲基化的双链DNA 发生甲基化的过程[3] 。DNA的甲基化修饰反应主要发生在CpG二核苷酸的胞嘧啶，CpG 位点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为分散于DNA中，正常情况下这些 CpG二核苷酸甲基化可作为一种宿主基因的保护机制，它会抑制重复子转录以及重复子同源性重组，还可以抑制“寄生”DNA序列(如逆转录病毒片段)的侵入;另一种是CpG 结构高度聚集在一起，即CpG 岛(CpG island)。CpG岛在基因组内呈不连续分布，通常位于基因的启动子区域(promoter region)，也可位于第一外显子区域， 故又称5′-CpG 岛[4]。在正常细胞中，CpG 岛通常不发生甲基化修饰，而肿瘤组织常发生其相关基因启动子区域的异常甲基化。DNA 甲基化异常可分为甲基化增强、甲基化减弱和甲基化转移酶水平增高三种情况，其中抑癌基因甲基化增强在肿瘤中最常见。可通过改变基因的构型或与核内甲基化CG序列结合蛋白结合，阻止转录因子与基因形成转录复合物，从而导致其表达沉默，使肿瘤抑制活性丧失，被认为是肿瘤抑制基因失活的重要途径。另外，DNA 的甲基化还可促进肿瘤相关基因突变，因5-甲基胞嘧啶可自发性或在SAM 作用下引起邻位脱氨转变为胸腺嘧啶，使甲基化的CpG 突变为TpG，因此其也是甲基化促进恶变的机制之一。

CpG岛甲基化是一种基因外修饰，在正常细胞中基因的甲基化大多发生在其启动子CpG 岛之外，而在肿瘤细胞中某些抑癌基因的CpG岛甲基化则导致该基因转录失活，故在肿瘤研究中检测基因启动子区CpG 岛甲基化状态，对于阐明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及建立早期诊断方法均具重要意义。目前DNA甲基化的检测方法比较多，其中广泛应用的技术是甲基化特异性的PCR技术(MSP)和甲基化敏感的单碱基延伸技术(Ms-SNuPE)，这些技术的敏感性高，特异性强，适用于微量DNA或石蜡包埋DNA。在MSP技术的基础上，又先后发展了基于荧光检测方法的实时定量PCR(MethyLight)和依赖于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甲基化分析方法(COBRA)，这些技术提高了检测的敏感性，实现了高通量和高特异性。此外，有人将MSP技术与变性高效液相色谱法(DNPLC)相结合，来测定整个CpG位点的甲基化。近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发展了基于水溶性阳离子型共轭聚合物的新DNA甲基化分析方法。通过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技术(FRET)研究了质粒和人肿瘤细胞p16基因启动子区特异CpG位点的甲基化状态该技术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引物无需荧光标记，检测在均相溶液中进行，无需分离、纯化等手段，而且与高通量分析兼容，在癌症临床诊断上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5]。

2 胃癌相关基因的甲基化

近年研究结果显示，多种基因的异常甲基化在胃癌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6]表明，DNA的甲基化率在胃癌前病变转化为癌的过程会发生改变。Kang等[7] 对非肿瘤胃黏膜和胃肿瘤进行p16、hMLH1、DAP—kmase、THBS1、及TIMP-3等5种基因检测，发现除DAP—kmase甲基化的频率相近之外，其他基因从慢性胃炎到肠化生及从腺瘤到腺癌甲基化频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高。因此认为，这些基因的高甲基化在胃癌变发生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就已出现，这为胃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新思路。

2.1 p16基因甲基化

p16基因又称多肿瘤抑制基因(multiple tumor suppressor，MTS)，定位于9p21 位点，由2个内含子和3 个外显子组成。该基因编码的蛋白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周期负调控蛋白，可与D型细胞周期蛋白(cyclinD)竞争性结合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CDK4 和CDK6而抑制蛋白激酶活性，使肿瘤细胞周期调节中抑癌基因Rb的表达产物(PRb)不能磷酸化而保持活化状态，抑制转录因子EF解离，使细胞周期进展最关键的G 1/S转换停滞，对细胞周期起负调控作用。因此，p16 基因的变异或其蛋白的失活会导致cyclinD-CDK4/6-pRb-E2F调节途径的失控，而使细胞过度增殖，导致肿瘤发生。目前研究表明p16基因的纯合缺失和点突变异常多种肿瘤的发生有关。在胃癌中p16基因异常甲基化主要发生在外显子1和启动子区域，且基因启动子的高度甲基化更为常见。Lee等[8]最早报道了p16 甲基化与胃癌的关系，他们用甲基化敏感性限制性内切酶研究了9 个胃癌细胞株，发现2个细胞株有甲基化，而且不表达p16mRNA;体外以去甲基化剂5-deoxy-ezecytidine对胃癌细胞系处理后，因CpG岛异常甲基化而封闭的基因又重新表达。Ficorella 等[9]发现原发性胃癌中p16 基因启动子区域高甲基化是导致其转录失活的重要原因。Bai等[10]利用诱发Wistar 大鼠胃癌模型研究发现，在大鼠胃黏膜向胃癌演变过程中，p16 基因甲基化是在胃癌发生过程的较早阶段出现，其甲基化的频率在正常胃上皮中为2.7%， 在慢性萎缩性胃炎中为16.7%，在肠上皮化生中为37.5%，在胃腺瘤中为64.7%，在胃癌中则高达82.5%。Abbaszadegan 等[11]通过MSP 和免疫组化等方法同时对52 例胃癌患者组织和血清中p16基因甲基化及蛋白表达情况分析后，认为p16 启动子区高甲基化在胃癌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并且与胃癌恶性程度相关。同时提出血清中DNA 甲基化水平的检测可能是胃癌早期检查的一个重要的生物学指标。

2.2 DNA错配修复基因(MMR)、CpG甲基化表型(CIMP)与胃癌

研究发现，在胃癌的发生中存在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和 CpG甲基化表型(CpG island methylator phenohype，CIMP)两种分子途径。在DNA MMR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因hMLH1 和hMSH2。MMR通过修复DNA碱基错配、降低自发性突变，而增强DNA的保真性和维持基因组的稳定性。Herman等[12]最早报告了在结直肠癌中MMR hMLH1失活与DNA甲基化有关，后来发现胃癌中同样存在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亚型，但还没有胃癌中有关DNA MMR发生突变的报道。Fleisher 等[13]检测了65 例胃癌组织的hMLH1甲基化情况发现，随着胃癌中MSI频率的降低hMLH1基因的甲基化率也随之降低。由此推测，hMLH1基因启动子区域甲基化与MSI有关，有可能是该基因失活的一种普遍机制。Poplawski等[14]通过甲基化敏感限制性内切酶PCR(MSRE-PCR)对比分析27例胃癌患者与25 例健康人后认为，hMLH1 甲基化对胃癌形成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hMLH1启动子的甲基化与胃癌的发生有关，可能是胃癌发生机制中的早期分子事件。

CpG甲基化表型(CIMP)是指一些病例同时存在多个基因甲基化的现象。CIMP已在大肠癌、肝癌、肝内外胆管癌、胰腺癌、卵巢癌、急性髓性白血病、膀胱癌等恶性肿瘤中得到证实。由于胃癌的发生是一个多步骤、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涉及许多相关基因的异常表达，因此多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的研究也就自然得到了研究人员的青睐，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CIMP与胃癌有着密切的关系。Kim等[15] 通过检测40例早期胃癌组织中hMLH1、TIMP3、THBS1、DAP—K、GSTP1、APC和MINT2的甲基化状况发现，除了2 例基因甲基化阴性外，CIMP尽然高达40%。可见，启动子甲基化在早期胃癌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同时研究还发现，在肿瘤发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表达状况是不同的，有的基因随胃癌的进展其甲基化发生率有不断升高的趋势，而在健康青年人标本及胎盘中未发DNA甲基化。可见CIMP在胃癌的发生中是一早发事件，可以利用此特征作为胃癌的早期诊断指标，同时对建立胃癌相关基因的甲基化谱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APC 基因是一种抑癌基因，编码的APC蛋白可以抑制上皮细胞增殖而抑制肿瘤的发生。早期研究证实该基因是结直肠癌的管家基因，近来研究发现该基因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也起重要作用。曾有学者用免疫组化方法分析了120 例胃癌病人的APC基因的表达情况，结果发现，APC缺失率为78%，因此认为APC 基因缺失可能与胃癌的发生有关。近年来大量的研究显示APC基因启动子1A部位甲基化与胃癌发生关系密切。Hosoya等[16]研究发现APC基因启动子1A蛋白表达率与甲基化率在正常胃粘膜和非癌粘膜中保持一致，在癌粘膜中甲基化率增高。而1B均未发现有甲基化。由此可见，ACP启动子甲基化主要发生在1A部位，且ACP启动子1A部位的甲基化可能是胃癌发生的一个中间环节，而不是胃癌发生的始动因素。3 结 语

通过对胃癌相关基因甲基化分析发现，多种相关基因甲基化是胃癌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DNA甲基化异常不仅可在手术标本中检测到，还可从各种体液如外周血清中检测到，为临床应用带来极大便利，因此肿瘤相关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生物标记物，可作为肿瘤的敏感性生物标志物。检测胃癌相关基因启动子异常甲基化不仅可用于高危人群监测、肿瘤风险评估、胃癌早期诊断，还可用于判断肿瘤迁移情况，预测胃癌手术、放化疗疗效等。由于DNA甲基化是一个可逆的过程，故通过恢复仅被抑制而未发生突变或丢失的生长调控基因表达.来恢复细胞正常生长调控功能，并且已有这方面的动物模型研究证实了这一想法。故DNA的去甲基化将为癌症的治疗提供新思路。由于一些病原体的感染可以诱发肿瘤相关基因甲基化从而导致胃癌的发生，故预防感染和及时的根除这些病原体会对预防胃癌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Baylin SB，Herman JG.DNA hypermethylation in tumorigenesis：epigetics joins genetics[J].Trends Genet，2000，16(4)：168-174.

[2] Jeltsch A，Beyond Watson and Crick . DNA methylation and molecular enzymology of DNA methyltransferases[J].Chem Biochem ，2002，3(4)：274-293.

[3] 夏丹，范伟.DNA甲基化与肿瘤相关性研究进展[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9，9(6):1275-1276.

[4] Takai D，Jones PA. Comprehensive ana1ysis of CpG islands in human chromosomes 21 and 22[J]. 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2，99(6):3740-3745.

[5] Feng F，Wang H，Han Y，et al.Fluorescent conjugated polyelectrolyte as an indicator for convenient detection of DNA methylation[J].Am Chem Soc，2008，130:11338-11343.

[6] Kim TY，Jong HS，Jung Y，et a1.DNA hypermethylation in gastile cancer[J].Aliment Pharmacol Ther，2004，20(1)：131-142.

[7] Kan g G H，Shim Y H，Jung H Y，et a1.CpG island methylatien in premalignant stages of gastric carcinoma[J].Cancer Res，2001，61(7)：2847-2851.

[8] Lee Y Y，Kang S H，Seo J Y，et al. Alterations of p16 and p15 genes in gastric carcinomas[J].Cancer，1997，80:1889-1896.

[9] Ficorella C，Cannita K，Ricevuto E，et al. P16 hypermethyl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ene inactivation profiles in primary gastric cancer [J].Oncol Rep，2003，10(1):169-173.

[10] Bai H，Gu L K，Zhou J，et al. p16 hypermethylation during gastric carcinogenesis of Wistar rats by N-methyl-N'-nitro-N-nitrosoguanidine[J]. Mutat Res，2003，535(1):73-78.

[11] Abbaszadegan M R，Moaven O，Sima HR，et al. p16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a useful serum marker for early detection of gastric cancer[J].World J Gastroenterol，2008，14(13): 2055-2060.

[12] Herman J G，Umar A，Polyak K，et al. Incidence and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hMLH1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in colorectal carcinoma[J].Proc Natl Acad Sci USA，1998，95(12):6870-6875.

[13] Fleisher A S，Esteller M，Wang S，et al. Hypermethylation of the hMLH1 gene promoter in human gastric cancers with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J].Cancer Res，1999，59(6):1090-1095.

篇3

商业地产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商业地产是指用于商业服务业经营用途的物业形式，主要经营内容有零售、餐饮、娱乐、休闲、健身等，它们在开发模式、融资模式、经营模式以及功能用途等方面都有别于住宅、公寓、写字楼等其他物业类型。本文所研究的即狭义的商业地产概念，特别是指购物中心等大型商业物业。

近年来，商业地产已成为地产热点，但我国商业地产自出现之日起，就充满了矛盾，呈现出来的问题层出不穷。就其原因就是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包括政府、开发商、运营商、零售商、投资者、消费者等，各利益主体由于其所处的位置、角色和利益诉求不同，就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直与各方进行着较量和博弈。

一、博弈论的概念

博弈论，亦名“对策论”，是研究具有竞争或斗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博弈论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其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是指他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就是理性的人或组织之间，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如何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

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田忌赛马”、《孙子兵法》都蕴含着博弈论的思想。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发表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博弈论引入经济领域，并奠定学科基础与理论体系。1950～1951年，约翰・福布斯・纳什发表了《n人博弈的均衡点》、《非合作博弈》等论文，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此外，塞尔顿、哈桑尼等学者的研究也对博弈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的学科。

博弈论的类型可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有限博弈和无限博弈、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等。在博弈论中，最著名例子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假设有两个小偷A和B联合作案被警察抓住，警方将两人分别置于不同的两个房间内进行审讯，如果两人都坦白罪行，将各判刑6年；如果只有一人坦白，另一个人没有坦白而是抵赖，则抵赖者被判10年，而坦白者立即释放。如果两人都抵赖，则两人各判入狱1年。

由于两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6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囚徒困境”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从“纳什均衡”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同等条件下，合作是有利于双方的“利己策略”。

二、商业地产的价值链

（一）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 1985 年在其《竞争优势》著作中率先提出来的，波特认为竞争优势源于企业为顾客所创造的价值，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包括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在波特看来，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是无处不在的，上下游关联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行业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链联结，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对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多大的价值造成影响。

在波特之后，中外学者对此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沙恩克和哥芬达拉加将价值链扩展到了产业链的范围，把企业看作价值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海恩斯则将原材料和顾客纳入价值链，把顾客对产品的需求作为生产过程的终点，利润当作其副产品；雷波特、斯威尔克拉等学者又提出了虚拟价值链、价值网等概念。尽管学者们对价值链的研究侧重点不同，但无论价值链形式如何发展变化，其本质未变，即价值链是由一系列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价值创造活动组成的，这些价值创造活动通过信息流、物流或资金流联系在一起。

总体而言，将价值链的概念应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而形成的价值链管理具有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为原则、以系统论的观点为指导思想这三个基本特点。

（二）商业地产价值链主体分析

商业地产的价值链比较复杂，既包括商业地产企业内部的经济活动，也包括企业与外部的经济活动，涉及的利益主体关系众多，包括政府、开发商、零售商、运营商、投资者、消费者以及各种供应商、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等，由于各利益主体所处的位置、角色、利益诉求等各不相同，因而在商业地产开发与运营过程中，以及商业地产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过程中有着各自的价值主张。

1、政府：今天的（地方）政府已不是斯密所述的“看守人”，而是变成了“经济人”，把自己当作城市的经营者，利用自己的行政和土地资源参与到市场运行之中，在政绩及土地财政等压力下，在其任期内追求着短期利益最大化。其结果往往就是缺乏对商业地产的长远规划，甚至有意忽视商业规模与市场容量的合理配置和均衡布局等商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在招商引资及商业地产规划过程中“贪大求洋”，破坏了商业地产价值链的生存环境，使得各相关利益主体集体患上了“近视眼”。

2、开发商：开发商是商业地产价值链重要一环，从波特的价值链角度，竞争已非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的较量，而是整个价值链的较量，但相当多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依然沿用住宅地产的手法进行商业地产的操作，不是他们不懂，而是他们不愿意或无力按照商业地产运行规律操作。因而只注重商业地产的价格最大化而故意忽视通过商业经营实现商业地产的价值最大化。从早期的纯出售模式到产权式商铺模式或售后包租模式等均是如此，开发商取得开发利益卖完商铺走人，把风险丢给开发商的“马甲”-商管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商业地产没有形成完整的价值链；而业界所说的所谓“放水养鱼”纯出租模式，实际上是开发商扛下了所有风险和责任，开发商资金将沉淀，资金、资本回报率极为缓慢。即使大家所推崇的“地产大鳄+零售大佬”的万达“订单模式”和控股集团“地产+商业”模式的也只是解决了商业地产价值链中部分协调问题。

3、零售商：商业地产本质是商业。在商业地产价值链中，各零售商根据其实力、地位不同与开发商进行着各种博弈，主力店凭借着其实力和地位以极低的租金向开发商承租着大面积的商业物业，特别是某些国际品牌的连锁企业，他们得到的是最便宜的租金，最黄金的位置，其本身就是在赚商业地产的钱，其实质是属于更广泛意义商业地产范畴，而开发商又凭借其地位向中小零售商出租着极高的租金，同一个购物中心，租金价差可相差70多倍。各零售商之间其目标客群也存在着相同或不同，各业态、业种等有可能相互关联，也有可能各不相关，甚至可能出现内部竞争或相互倾匝现象，如同一购物中心有两家不同所有者同一品牌专卖店等等。

4、运营商：运营商不是物业管理公司，更不是商业物业销售公司，它应该在商业地产价值链价值创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要着眼于全局，注重的是整体效益，而且能够协调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达到有效整合资源的目的，甚至可以具有整合地产、商业、金融等资源的能力。但目前对商业地产运营商仅仅简单地理解为商业地产策划公司、商业地产招商公司或商业地产管理公司等，在商业地产价值链中往往成为了开发商的附属，前二者有时为了业务的需要甚至比开发商更近视，而后者则成为开发商的“马甲”，或便于开发商脱身或成为“变装”的物业管理公司。

5、投资者。商业地产的成功离不开投资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投资者是商业地产价值链中重要的利益主体。中小投资者是开发商的商业地产开发价格实现的重要客户。中小投资者将其资金转化成商业地产（商铺）这一生产要素资本，其目的就是从投资中取得收益，我们知道，生产要素资本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只有资本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与劳动有效地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中小投资者或被透支了升值空间或被套牢的事例比比皆是，甚至成了商业地产的牺牲品。

6、消费者：商业地产的核心在于商业经营，在于为最终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或者服务。按照海恩斯的观点，最终消费者应位于商业地产价值链的起点，所有利润都是其副产品，但在目前商业地产价值链中，开发商所考虑的客户仅为中小投资者或零售商，或者认为为最终消费者服务只是各零售商的事情，似乎整个商业地产品牌、价值等升值无关自己。

三、基于博弈论的商业地产价值链价值创造

商业地产具有地产开发、商业经营、类金融等特性，涉及的主体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各利益主体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终只能是零和游戏或“纳什均衡”。开发商如果只考虑地产开发价格，客户起点仅为中小投资者或零售商，而不考虑商业经营价值和最终消费者，必然商业地产价值链无法形成，商业价值无法得到实现，最终或是自己或是中小投资者等价值链中相关主体受损。同样，本应作为“看守人”的政府，如果过于追求任期的政绩，也必然会破坏商业地产价值链运行环境。因此，从系统的观点出发，以价值链为决策基础，以实现最终消费者价值最大化为原则，对商业地产价值链的价值进行创造才能从根本实现各自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商业地产的价值是由地产开发与商业运营两部分构成，包括：开发价值、投资价值、租赁价值、商业价值等。其中商业价值是基础和核心价值，它决定了商业地产的租赁价值，而租赁价值决定了商业地产的投资价值，投资价值决定了商业地产的开发价值，因此商业地产价值链的逻辑起点是最终消费者，其价值链主体关系应当为：消费者-零售商-运营商-投资者-开发商-政府。

商业地产价值链是以消费者的价值创造为起点，以开发商价值实现为终点，政府的职责应当是提供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某种程度上是“局外人”，其收益应当是就业、税收、城市竞争力等长期科学的发展。在具体的运作中，各主体应通过各自的价值实现方式来进行价值创造活动，并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和互利多赢的关系，在考虑消费者价值实现、零售商市场保障、投资者投资回报、开发商租售比例和资产增值等同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最终形成互为依存、共同受益、多方共赢的和谐局面。

参考文献：

1、陈晶晶. 商业地产价值链探析[J].现代商业,2009(9)

篇4

法的价值是指，法这样一种社会规范有哪些为人所重视的性状、属性和作用。所谓价值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如：同价值的概念一样，法的价值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法的价值表明了法律对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它体现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珍惜的部分；同时，法的价值既包括对实然法的认识，更包括对应然法的追求。

一、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取向差异的根源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民法以权利为核心，以尊重、保护市民的私人利益、自由意志为其出发点，更多地依靠契约自由分配权利义务，依靠个人的谨慎小心避免损害。民法所有的规制都旨在保证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强调人的个性的充分发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一切规制都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经济法着重于以社会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体的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实现。

民法和经济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民法采取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性质上属于私法；而经济法则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调整国家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之间的纵向经济关系，其宗旨在于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性质上属于私法。民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差异的实质在于二者追求的利益不同。民法注重个体利益，经济法则注重社会整体利益。

二、民法和经济法价值差异的具体表现

1.正义价值上的差异

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正义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正义是始终与法律相伴随的基本价值，正义包含了自由、平等、安全等基本要素，法必须满足最低限度的正义标准。

个人正义在民法的正义价值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个人只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负责，且通常仅以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损害为限负相应责任。经济法因其导源于对人类社会给予普遍关怀的现代思潮，更多的是以社会正义为取向。自由在正义观念中的主导地位被引入差异原则的“平等”所代替，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成为经济法实现社会正义的现实目标。经济法突破了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加强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同时注重社会对个人的关怀，以求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制度层次上的正义。

民法所体现的正义又是一种形式正义。意味着对所有人普遍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其试图用自然法来建立永恒不变的法律和正义，追求的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经济法追求和体现的是实质正义，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

2.秩序价值上的差异

秩序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现象。秩序意味着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连续性、确定性和安全性。秩序是法的基础价值和前提条件，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民法的所有规制旨在给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维护的是一种自然经济秩序。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观念基础，经济法所有的规制旨在限制、修正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以使市场经济按人设计的理想状态运行，因而可以说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制定法，它所维护的是一种制定秩序。

此外，民法以个体权利和市场交易行为规则为核心，重在划定、分配和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它体现的是一种微观秩序；经济法则侧重于从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经济秩序出发，确保相对稳定和运行良好的国民经济宏观秩序。

3.自由价值上的差异

自由包括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自然自由指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人们的行为受自然法的支配。社会自由指人在政治社会中的自由，人们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设定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保障自由。

民法弘扬的是个人利益及对自由的永恒追求。即依个人意思形成其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的目的即为保障人们最大的经济自由，“个人愈自由，国家就愈繁荣，反过来说，国家愈自由，个人就愈幸福。”这一理想蓝图即是以自由竞争为最高的法律原则。

经济法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依据，经济发展到垄断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的滥用对社会的危害，认识到“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自由的受害者。”经济法一方面从微观层次上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的规制，限制竞争过程中对自由的滥用，另一方面从宏观层次上通过平衡协调创造充分、适度的市场自由竞争所需的良好环境，促进良性的自由竞争，最终以保障和促进经济自由为指向。因而，经济法体现了干预和自治、规制与自由的有效统一。

4.效益价值上的差异

民法以个人利益为基点，它确认和保护单个经济主体依自治原则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效益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微观经济效益的追求上。按西方积极学的观点，在“看不见的手”的机制支配下，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会非本意地促进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这一观念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

追求效益的整体性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根本所在，它的出发点不是追求每个市场竞争主体的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侧重于促进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益，协调个别、微观的经济效益以取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优。从长远来看，社会整体效益达优是实现个体最终效益最大化的有力保障，但局部范围内当个体效益危及社会整体效益时，经济法要求必须适用“社会整体效益优于个体效益”的原则，因而，经济法以更高的经济理性观念使得经济法的效益价值目标具有了整体性或宏观性、长期性的特点。

为了更便于研究，上文中笔者对经济法和民法在价值取向方面进行了适当的区分与比较，但是无论是民法还是经济法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我们不能对部门法分而不合，因为部门法的划分是人为的，其目的主要在于更深入地研究同类性质的法律，在目前对部门发的研究达到一定深度后，我们更应该超越部门法学，模糊部门法的区分，特别应该重视从功能的视觉对民法和经济法进行研究，因为市场效率的实现和秩序的形成是以民法和经济法为主题的法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篇5

一、前序

收益法也称为收益还原法，是资产评估中经常使用的估价方法之一，那就是根据揣摩被评估的资产在未来预期中的收益来判断其资产的价值，是一种在评估资产中将利追求本的思路。通过利用折现和资本化的方式来判断被评估资产现有价值的方法。普遍性应用于评估具有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各种项目，包括商业用地、写字楼、酒店、商场等。使用收益法的重点是在于预期收益和还原率两项参数的确定，但在实际情况中预期收益和风险情况不容易准确估算的，以至于预期收益和还原率的取值兼有主观随意性，估价结果颇受怀疑。本文会利用实证分析，有重点的对收益法应用中暴露出的大多数问题提出及其相关的建议。

收益法的应用

二、收益法

收益法三个基本要素是：预期收益能够准确和完整测算的被评估资产；被评估的资产要有时间取得预期收益。在进行评估资产中每一次运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时候是在企业长期投资评估和悟性资产评估以及整体资产评估时是经常性需要应用收益法的。在实际操作中，对资产收益的分析研究和短期评估目前和企业产品是否符合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是否与国家环保及能源政策要求相符合；市场里面的发展空间跟占有率变化的方向以及供求变化等情况是评估师需要注重的地方，评估预测长期收益的发展趋势，就好些归纳到某一个特定的事件来处理。现实交易的形成是一投资者购买产生收益的 ，将事实存在的资金转化为以后将来的资金（即转化为未来货币收益的权利）是交易的目的，也就是资本化过程；收益法的几个重要参数如下：

（1）资产在特定的一段时间持有其内因为所有者权益为了资产所有人带来的现金流量，也包括在这短时间内所发生的所有收入跟支付是资产的收益的定义。资产的盈利能力水平跟生产能力决定了期间内的收益；而市场环境变化所产生波动情况决定了期末收益的多少，和期间内的实现的收益有直接的关联。

（2）收益期。所谓收益期，无外乎是指资产的收益的主体对资产本身能持有多少时间，才能为以后的资产评估中如何判定资产活力，如何对资产活力进行实际衡量，如何界定剩余年限的计算，而年限可以分成有限和无限两种。

一些资产的收益期中出现主要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对等契约形式，往往是具有法律效力，以合同和协议等形式对资产收益时间进行约定。实际中往往依据相抵原则，最终确定资产收益时间。第二往往是资产使用的年限，也就是资产的经济方面的寿命，实际是可以通过各种科学技术，对资产获利能力和产品市场寿命的影响程度来评估。

（3）资产折现率。折现率往往依据当时社会、企业状况、评估资产实际损益情况由评估师按照定量定性两个方面来综合进行分析，其实质是未来收益折现为现在收益。

企业的收益通过是指：收益应是全部纯收益，是由有经营获利能力，能从事正常生产的各个企业法人或者经济实体，通过独立经营所得。而在资产的评估中对于收益的界定和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来考虑，这种即是收益的主体与收益的结构。而从然而投资的收益，是归长期的债权人和股东所拥有的；业主的收益这种是税后的净收益全部归资本金的投入者所拥有；收益的主体上来说，各个企业法人的收益，这些是企业控制的全部资产而带来的净收益，这些都是规企业法人所拥有的；余下的收益，是企业法人的收益减掉所有特定的权益后所剩余的，最后全部归普通股的持有者所拥有。

在各种不同的财务计算过程中都有收益法的运用，收益法在考核各项指标参数时更加的科学合理。折现率或资本化率、收益额、收益有效期限是收益法的主要的三项指标。应加强收益法对评估整体资产中的运用，独立核算经济实体资产、独立创造利益和无形资产的评估中灵活掌握其运用。

三、企业资产的评估实例分析

运用收益法估算被评论企业跟其他经济独立个体或是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价值时是可以采用不同种类途径来实现的，比如说使用年金法，只要能够达预期内的收益目标，就可使用年金法来评估其中包括了永续年金发根有效期限年金法。拿将来以后期间的收益获得的稳定增长的以成比例发展做为一个前提，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使用分段方法进行一个评估。分段方法的数学模型如下：

P为收益现值，Ri为第i年收益；r是折现率；N是划分前期年份数，一般情况下设定为5年，因为5年内（在近期内比较）的数据比较准确、易掌握。

为了理解上述分段法计算公式，可通过以下方法解释其具体含义：

假设：年份 1 2 3 4 5 6 7 …… 终止年

收益 R1 R2 R3 R4 R5 R6 R7……

第一阶段（逐年预测收益并折现）前期P1

第二阶段（按年金收益资本化法处理）后期P2

则被评估对象的价值为 P=P1+P2

分析收益法与成本法、市场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三者之间的含义、依据及方法的不同之处：其中收益法是资产在运营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收益能力高低来确定其内在的价值；市场法则是市场条件下，根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出售资产时所实现的资产价格，而作为评估的目标价值。成本法则是取得资产所需要付出的重置成本，扣除已磨损价值所剩余内在价值反映已使用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价值；这三种基本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中的不同价值理论，在运用过程中也要结合不同情况选择不同方法对资产来进行评估。无论选择哪一种评估方法和途径进行评估，都需要保证评估目的、评估假设与实际情况相符合，这样才能保证运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得到的评估结果具有相互的验证性。（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611130）

参考文献

［1］ (美)达摩达兰.投资估价:评估任何资产价值的工具和技术［M］ .朱祥武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2］ 兰秋军,马超群.中国股市弱有效吗? 来自数据挖掘的实证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05 , ( 4).

［3］ 王建中, 李海英. 企业价值评估的 DCF模型实证研究［J］. 中国资产评估, 2004 , ( 7).

篇6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的重要工作。党的十六大要求各高校紧密联系当前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实际,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推进工作创新,这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在多元文化冲击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工作创新,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重大。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反映着时代的基本特征,引导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实质丰富,层次清楚,定位明确,是对解决社会主义思想价值观念问题的新创造,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的科学解释,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和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精神航标。其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和理论基础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居于指导地位。坚持的指导地位,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要始终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主导、引领和整合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这个共同理想,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它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反映了现阶段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普遍追求。

3.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就是当代中国各民族团结和睦、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人、鼓舞斗志,使民族精神在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不断增强全民族的向心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4.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它不仅以行为规范的行为方式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使之具体化,由价值性转化为实践理论性,而且正是这三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它才获得全面的价值提升,因而才能更有效地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形成知荣明耻的良好的社会风尚。正是由于社会主义荣辱观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就着价值主体,营造着社会氛围,因而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到实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巩固和维护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形成当代大学生的共同理想信念、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营造高校的和谐氛围,塑造大学生的和谐心态。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高校的学生大多数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学生,他们热爱祖国,渴望成才,积极进取,同时又富有理想,思想活跃,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喜欢独立思考,不满足前人的现成结论,绝大多数学生思想健康,品德优良。但是,有的学生韧性不足,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消沉,少数学生思想方法往往主观、偏激,把握不准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有的学生关注自身发展,务实倾向和个人功利意识并存,少数学生身上存在泛功利化现象;还有少数学生心理素质欠佳,存在心理障碍,等等,针对这些特征和特点,需要高校结合学生思想实际,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特点、新方法。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综合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兴衰成败。十六大报告对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做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为我国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根本任务。作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校,认真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创新,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是落实三个代表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是适应高教事业不断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

当前,高校在深入改革和发展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情况,譬如:招生规模的扩大带来就业压力的增大;收费标准的提高带来部分学生交费的困难;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推行带来学生观念、心理的变化,等等。面对这些情况,一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还不够实用,少数学校没有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如果不解决好,则会影响高教事业的不断发展,因此,加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是坚持与时俱进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及处于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高校也做了大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素质主流是好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国际敌对势力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与我们争夺下一代,大学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给大学生带来了很多积极因素,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一些学生中,存在着政治信仰淡化,讲究实惠实用;缺乏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滋生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因此,根据新的情况,认真研究,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成长势在必行。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视域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思考

1.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观念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是我们做好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如果创新意识淡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就难以实现。当前,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观念,首要的是真正树立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的关键,并在落实上下功夫。根据高校的工作实际,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还应当树立如下一些观念: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给我们带来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的认识,因此,要有创新的观念;高校的工作头绪很多,又面临着知识经济大背景和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路及对策要有整体观念;当今社会迅捷的传媒使人们能较快地得到信息,因此,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同志,一定要有强烈的信息观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和高校建设、改革发展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益观念,等等。总之,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观念非常重要。

2.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

通过引进目标管理,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行机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管理的理论其主要含义是以目标为导向,激励、调动组织及其成员,参与和实施目标的积极性等。目标管理首先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后来在党建管理工作中也开始运用,效果明显。我认为,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目标管理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中,能够促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具有适应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更加激发各级组织和成员积极努力完成目标的创新精神,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实施目标管理,要根据党和国家对培养大学生的要求,根据每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制订出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要体现求实创新的态度,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时俱进。其次,要将目标从上到下,层层分解,落实责任,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管理层次中,有全校工作目标管理体系、院系工作目标管理计划,教研室(年级)工作管理目标计划、学生党支部工作目标管理计划,课题组指导教师工作目标管理计划等。第三,要狠抓目标落实。在落实过程中,既要做到坚持按计划组织实施,又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当调整。第四,要抓好考评,通过考评,了解和掌握工作情况及效果,进一步提高。

3.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仅依赖学校某个部门某个方面的力量显然势单力薄,必须齐抓共管,整体配合,形成合力。正如同志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动员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密切配合。”抓好队伍建设,是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

抓好队伍建设,重点是抓好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负有直接责任的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各级党政干部、共青团组织,从事思想、哲学教学的教师及管理学生的班主任和辅导员,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骨干力量。将这部分骨干力量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武装好,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使之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对于做好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同时,德育不能脱离智育或学科专业教育而独立存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形成有赖于学科专业教育,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需要在与教师的交往中,通过对教师人格的理解、认同和内化来实现。教师群体是高校德育的真正意义上的主导,是德育工作的主要源泉和承载者。

因此,聘请有经验的专业教师担任大学生指导老师,逐步建立大学生导师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导、专业辅导、生活指导、心理疏导,把思想教育和专业教育、课堂教育和课外教育、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严格管理和人格感化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专业教师教书育人的作用,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健康成长。另外,在机制上应把育人工作纳入专业教师的学术范式,把育人成果作为评价教师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纳入到专业职务评聘、考核评比等工作之中,促使教师像重视学术成果一样重视育人成果。

总之,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同时具有自身的特点。高校只有从实际出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索适合高校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方法和思路,才能培养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志民.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及其意义[J].蚌埠党校学报,2007,(01).

[2]黄艳,杨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0).

[3]朱正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职教探索与研究,2009,(02).

篇7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前言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常会遇到通关统计认为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依次为依据，为限制我国经济发展，通过各种方式抑制我国产品出口。但通过研究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原有通关统计核算方式存在错误，因此，有必要引进一种新型统计方式，提高国际贸易平衡真实性，只要这样才能有效减少错误率，将最真实的情况展示给世人。

一、贸易总额与贸易差额的增加值统计与通关统计比较

增加值统计与通关统计的比较方式有很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计算贸易总额。用通关统计获得中国贸易总额就是将总出口额与总进口额加在一起，而在增加值统计中，中国的贸易总额则为国内增加值出口与国外增加值进口的综合。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两种统计方法的区别在于处理对折增加值的方式。我国在出口增加值产品时主要涉及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产品出口自国家的最终消费，另一方面是将本国出口产品当做中间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对象生产。对于后者来说多被应用到国外生产，然后原来由中国出口的产品再次返回中国，这样就出现了增加值折返，进而在通关统计中就出现了多次计算增加值的情况，我国真实贸易总额也在这种情况下无端被提升[1]。

第二，计算贸易顺差。在通关统计中，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总出口额与总进口额的差，而在增加值统计中，中国的贸易顺差则是国内增加值出口额与国外增加值进口额的差。由于两种统计计算方式不同，也就导致两者的计算存在一定差异：1.在中国出口产品将其他国家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且其价值高于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产品并将中国产品作为中间产品的价值时，通关统计贸易顺差就要比增加值统计贸易顺差高很多；2，如果当前情况与第1点情况相反，通关统计所得的贸易顺差就会比增加值统计贸易顺差小很多；第三，在两者相同的情况下，通关统计贸易顺差的结果将与增加值统计贸易顺差结果相同[2]。

二、两种估算方法的差异

要了解通关统计与增加值统计两种估算方法的数据差异，需要应用到投入产出表，由于投入产出表每5年公布一次，所以，只能对2008年与2013年投入产出情况用于通关统计与增加值统计分析中国贸易总额与贸易差额。由于2008年与2013年之间我国各个贸易部门的进出口贸易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国内外增加值率也出现了变化，通过研究发现，在2008年我国外加增加值为16%，到2013年已经上升到了19%，国内增加值折返比重也有所上升。如在我国，国外增加值比重较高的行业为制造业，制造业的国外增加值比重基本处于26.3%左右，据统计，将近四分之二的增加值并不是在中国创造的[3]。

在利用通关统计与增加值统计两种估算方法计算我国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可以发现，两者间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通关统计方法中，我国在2008年的贸易总额为86542亿元，而利用增加值统计方法计算得知，2008年我国的贸易总额仅为75623亿元，同样的问题还存在2013年的贸易总额上，两种不同计算方法所获得的贸易差额在2013年高达35632亿元。第二，利用通关统计方法与增加值统计方法计算我国贸易顺差也存在一定差异，如在2008年利用通关统计方法计算我国贸易顺差为22521亿元，而在增加值统计方法下我国贸易顺差仅为21354亿元，在2013年也是如此，两者的贸易顺差差距高达6534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在通关统计方法将折返价值多次计算，所以，这样一来就导致我国实际贸易顺差逐渐提升，并在五年内不断攀升，一些发达国家也将通关统计方法作为唯一依据，进而认为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自身利益，这也是他们为何打压我国的关键因素所在。

由于两种估算方法的不同，使得我国各个行业的差异也在不断拉大，以制造业为例，增加值统计与通关统计所带来的差异由高到低为：办公设备制造、计算机制造、纺织业、服装业等。但如果均用增加值统计方法计算，可以发现这些行业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因此，在贸易总额与贸易差额计算中应尽量采用增加值统计，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问题的出现。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之所以会出现国际上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存在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于所采用的统计方式不正确，这样就导致贸易总额与贸易差额都要比发达国家高很多，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将不存在折返价值的增加值统计法作为贸易计算方法，以便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

参考文献：

篇8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4-0142-02

“价值教育”作为完整的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点不在于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而在于“学生价值观念和价值态度的形成、价值理性的提升、价值信念的建立，以及基于正确价值原则的生活方式的形成。”[1]艺术类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践行着高校的价值教育。随着市场经济地快速发展，由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的变革引发的价值信仰危机、文化自觉缺失等现象在艺术类大学生身上体现地尤为突出。如何为艺术类大学生消除价值失范现象、化解各种价值冲突，成为高校价值教育的重要工作。

一、艺术类大学生价值失范的表现与成因

1.表现。基于当下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行为的表现，可以将价值失范的观测点分解为主体定位、审美取向、信念抉择、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在主体定位方面，“个人本位”现象突出。他们重视创新性和独立性，不愿墨守陈规、随波逐流，更甚者为强调自我，达到“为艺术而艺术”，刻意突出前卫、怪诞的风格，模糊了艺术性和伪个性的边界。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认同，竞争意识过于强烈，淡漠周围的人和事；在审美取向方面，追求时尚，缺乏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对价值取向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自我认可为中心，忽视大众的审美情绪，对生活的体验呈现出较强的感官性；在信念抉择方面，功利意识和过分务实使他们更注重投入和产出的回报，而忽略了艺术创作本身。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名利追逐间的争相攀比和排挤现象层出不穷。在价值评价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多元化，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冲击着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本能的物质冲动情怀对事物的认知往往会呈现出偏颇狭隘，缺乏理性思考，忽视社会主流价值标准。

2.成因。在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失范的众多因素中，社会因素和学校因素影响力最强，后果最严重。因此，本论文在这里主要对其二者进行阐述。社会变革导致了艺术类大学生价值冲突的发生。首先，经济的强化使“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且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2]追求“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与主导市场经济遵循的契约伦理精神高度契合，这成为艺术类大学生不断追索自我价值高于集体价值的外部动因。其次，新媒体技术地不断革新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人可以畅所欲言，求新求变。艺术类大学生的敏感度高，洞察力强，善于利用感官思维而常将理性抛之脑后，过于依赖网络世界的丰富性和节奏性。同时，现实的社会生活是以一整套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塑型的，但艺术类大学生坚守的物性追求则更大程度上显现出自私、无度，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冲突在当下有了愈演愈烈之势。当下，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化转向平民化，在历经了扩招后，大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成反比趋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艺术类专业的开办在2000年后也不再是专业院校的一枝独秀，综合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纷纷加盟，且涉及到的办学批次也包罗了提前批次、一本、二本、三本和大专。录取办法通常是在文化课高考成绩合格后按专业分数排名录取，录取后的教育还呈现出重专业、轻文化，重技能、轻人文的局面。外界对艺术类大学生的评价也不再赋予精英光环，因为许多艺术类大学生崇尚物质变现，乐于将自己的创作和学习直接与经济挂钩，从艺即商已经成为提前缓解就业压力，重塑自我的试金石。目前，整个社会都处在转型期，各种文化思想的相互碰撞使学生的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何能正确地提升学生的抗风险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亟待于强化高校的价值教育。

二、艺术类大学生价值教育的策略

针对当下艺术类大学生的各种价值失范和价值冲突，我们不应只在口头上强调价值教育的结果，而应该在价值教育的思路和内容上加以创新。曾经，科技的腾飞使科学文化和专业文化的发展迅速超过影响国人数千年的人文文化。以人文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便逐渐只能在思想上供奉，很少在行动中践行。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人文文化已经被证明了回归的必要性。因此，在文化回归中实现文化自觉，以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实现高校的价值教育合情合理。

1.明确价值教育目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但这种实现绝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强调自我个体，而是要重视现世人生，即关注个体生存和社会生存并重。因此，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教育目标应该订立在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社会实践双丰收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这个群体的德、才、情、言、智才会真正得到发展。

2.调试艺术类大学生主体的价值文化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体现了其强大的融合力和同化力，万事以“和”为贵，做人以“仁”为先。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54年在《动机和人格》中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理论：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对于艺术类大学生而言，他们在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几个方面呈现出的价值冲突恰恰需要以传统的“仁和”来调试。

3.突破传统教育方法。传统的教育方法，诸如加强艺术类专业“两课”的学习，增强人文素养的培育，开展相关的心理咨询和宣传活动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暂时缓解艺术类大学生主体的价值文化冲突。但从长期来看，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活跃，感官性极强，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往往遵从个性心理，因此流于形式的说理教育和填鸭式教育必须排除。传统儒家思想主张的因材施教在几千年的中国式教育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若能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作出更为感性的情绪性的教育则会事半功倍。例如：在伦理道德教育中，教师给学生传授民族文化、社会道义、人生目标时可采用情景式教学；在语言教育中，教师引导学生品鉴经典、传承语言时可借助新兴媒体和音视频资料；在心理学教育中，教师疏导学生情绪，净化心灵时先换位思考、同声相求。此外还有，在评价大学生行为结果前先询问倾听；在课程教学中平等相待；在艺术创作中身先示范等。

4.承担价值教育的教师应做到悦目、悦耳、悦心。要想培养出悦目、悦耳、悦心的艺术类人才，教师就必须首先做到悦目、悦耳、悦心，即让学生爱关注、喜听声、求心动。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艺术的美体现的是人的美，而人的美不止于表面而在于内里。“三悦”的目标并不在于强调教师的外表是否漂亮、声音是否动听、语言是否吸引人心，而在于体现仁义礼志信。因此，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教育是一种求“三悦”的软性教育，要让他们的内心切实地感受到真、善、美，才能真正实现价值教育。此外，实现“三悦”也必须结合当下时代、社会和艺术类大学生自身的条件，做到有针对性、有效能性的德行、心智、技能、审美等方面的价值性培养，这些都与纯思想教育和伦理教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中国，艺术是人的艺术，人的美。所有的艺术教育都要践行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与和谐统一。在当今文化回归的大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教育亟待优化和深入。在未来，如何与时俱进地不断构建中国特色的价值教育基本理论仍是高校努力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石中英.价值教育的时代使命[J].中国民族教育，2009，（1）：18.

篇9

关键词：内部转移价格；价值链；风险

在科技社会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竞争趋于白热化，出于扩大生产，提高效益的目的，企业对资源的需求也愈发强烈。面对有限的系统资源，企业被迫参与激烈的竞争——“开源”——在市场上通过合理的手段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更迫使企业关注内部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节流”，实现价值增值。资源在母-子公司、同一企业各部门、各责任中心中进行流通转移，会对内部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产生不同影响，带来风险。在对价值链进行分析的同时，充分注重风险的预测及控制，达到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的畅通。

一、 价值链风险与内部转移价格

（一）价值链风险的内涵及分类

价值链上参与者多主体、跨时间、跨空间、多目的、多环节等特征，会使价值链受到内外部两方面不利的影响，从而形成价值链风险。从控制目的来考量，价值链风险是利用价值链系统本身的脆弱性，给从而价值环节的增值带来不确定性。

从风险来源的角度分类，可将其分为横向价值链风险和纵向价值链风险。前者受到企业内部各环节因素的互相摩擦的影响；后者主要是受到价值链外部环境因素或者是与外部紧密联系的因素的变而化产生的风险。

（二）内部转移价格内涵

在企业内部交易中，资源（商品）所有权只是在母—子公司、各部门中移动，由此产生的调拨产品，结算商品的价格就是内部转移价格。

转移价格带来的价值链风险

（一）内部价值链风险

1、基本活动风险：产品制造风险。

针对不同的利润中心，半成品从上一个生产部门流往下一个部门，其转移价格已经给了上一个利润中心一定的利润空间。对于下一个利润中心，若转移价格高于其制定的生产预算，此时有两个选择：一、若中间产品和劳务由外部市场，在市场上购买替代品，前提是市场价格与购买费用之和低于转移价格。反之，购买内部转移商品，以高于预算的价格购进。最终影响产品的制造，或者不能够按时完成生产任务，或者产品存在质量和缺陷问题，对价值链上产品制造环节的价值增加产生负作用。

2、辅助活动风险：财务风险、人事管理风险、技术创新风险。

财务风险体现为资金流风险，价值链中资金的流动需要稳健的财务状况做保障，内部转移价格过高，对责任中心而言，若没有及时的资金补给，陷入资金危机之中，造成资金流的中断，使整个价值链处于“债务链”困境中。

人事管理风险。对于下游中间产品或服务的接收方来说，更乐于接受较低的转移价格，但内部价格有一个的滞后性，不可能马上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在各方转移定价不如意的情况之下，会产生矛盾和摩擦，从而对内部转移品的敌视态度，产生管理危机，不能为价值链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影响价值链环节的增值。

技术创新风险。主要体现在创新的难度及企业本身的实力和能力的方面。若无外部市场，企业对于创新的要求就更为迫切，内部资源的转移，如原材料、半成品等在价值链上的流动，能够为创新资源的获取提供相对的便利。

（二）外部价值链风险。

1、材料采购风险

采购部门是企业的消费部门，购置生产必须的原料产品，为了自身利益，采购人员很可能会收取供应商回扣，以高价购进质量较次的材料物资；当这批物资进入企业内部的价值链，上游供应部门会为了提高自己的绩效而制定较高的转移价格，有可能在企业价值链环节上产生价值的减损。

2、市场销售及存货积压风险

内部转移价格很多时候已经加上了各责任中心的有形的或者是隐形的收益。假设对于一个生产型企业，其产品的生产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价格为100元，若以该价位为转移产品进行定价，则第一环节无利润。但事实上为了追求部门效益，将转移价格定为150元。第二环节价格为100元，同样为了追求50元的部门利润，面向市场时，定价为300元。在销量相同的情况下，内部转移价格的高低不会影响公司整体的利润，但是原本是只需要200元的成本，在价值链上人为的提高了生产成本，丧失了100元的市场竞争优势，成本领先的优势不能体现，销售量会因此产生缩减，达不到预计的销售量，产生存货积压风险。

二、 风险应对措施

1、技术创新与资金风险控制

树立风险意识，认识风险存在的必然性，有些风险不能消除，但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减小损失的程度，针对技术创新风险，在充分了解市场的基础上，组建强有力的研究队伍，专人保证研发条件的完善，所需物资的及时到达；针对转移价格带来的资金流断裂的威胁，设立专门的风险备用金，及时补偿不足的资金，减少“债务链”的产生。

2、产品制造风险控制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部门合理协商，进行合理的转移定价，在各部门或责任中心留有一定利益的基础上，避免恶意竞争。在企业真实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市场预测，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安排价值链上各环节的工作任务和进度。

3、人事管理风险控制

任用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不仅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还要充分重视转移价格在在企业生产中资源配置和正当竞争中的作用，全局观好，眼界长远，综合素质强；建立完善的个人业绩评价体系，适当进行奖励和惩罚措施。

4、材料采购与存货积压风险控制

针对材料采购风险，明确每个岗位上人员的责任和义务，权责明晰，建立监督措施以及处罚规定；对于大宗的物资采购可以实行公开招标，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系，业务往来有明确的文书证明。采用ERP系统实时监控生产物流，对存货及物料设立库存警戒线，定期查询，及时预警，加强计划的实施流程，物料投入与产品生产相衔接。

5、 市场销售风险控制

在生产环节保持合理的转移价格，降低成本；同时在市场上采取适当的优惠措施来开发新客户；建立分销公司，利用网络、媒体等，对于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销售模式；及时进行市场信息的收集、分析，调节转移价格，改变生产模式和状态。

三、 结论

企业价值链上的各项活动相互协调和联系。在价值增值的过程中，转移价格作为双刃剑，不仅是衡量各责任中绩效的重要工具，同时也能带来各方面对价值链不利的风险。企业必须建立基于转移价格的风险控制管理机制，以此来预测认识和预测价值链中的风险，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来减少风险对于价值链环节增值带来的破坏，同时进行防范。这样才能在安全经营的基础之上，降低成本，提高价值链的相互协作，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篇10

材料及设备

材料：以“娇子（锦绣）小天子”品牌为研究对象，以涪陵卷烟厂生产的产品为基准样品。

设备：四川中烟成都卷烟厂制丝生产线主要加工设备：WZ1004真空回潮机（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昆船）；WQ3315松散润叶桶（昆船）； TBL松散润叶桶（德国虹霓机械制造股份公司，下简称虹霓）； SJ1254加料润叶桶（昆船）； TOBSPIN切丝机（虹霓）； KLD-2Z烘丝机（虹霓）。

仪器：D51烟丝填充仪，郑州烟草研究院；YQ-2 型叶丝振动分选筛，郑州烟草研究院。

方法

风格特征差异性评价方法。采用感官特征差异性评价法，以综合评价指标D值判断产品相对于基准样品的感官质量偏离程度，感官评价指标见表2所示。所有感官评价均由13名具有省级评委资质的专业评吸人员进行评价。

工艺条件及参数单因子变化试验。结合高金铃、吴继忠、王宗英等人对真空回潮、松散润叶、烘丝参数与产品内在质量的相关性研究，采用单因子变化试验，选取制丝工序对产品风格特征具有显著影响的因子，按照表1所示工艺条件及参数设置，其余工艺条件及参数设置相同。在成都卷烟厂制丝生产线上进行批次生产，成品烟丝经相同的工艺流程及卷包设备卷制成品，进行感官特征差异性评价。

松散润叶1：WQ3315松散润叶桶，设计工艺能力为5000kg/h；松散润叶2：TBL松散润叶桶，设计工艺能力为8000kg/h。

结果与讨论

两地产品风格特征差异性评价。对川、渝两地生产的娇子（锦绣）小天子产品进行产品风格特征差异性评价见表2（A1）所示。结果表明，两地产品在产品风格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综合评价指标D值为0.431。其中，成都厂产品在香气质、香气量、透发性、干爽性、回甜五项指标上不及涪陵厂产品，尤其是透发性（-1.00）和干爽性（-1.00）两项指标；而在浓度、细腻程度、残留等指标上优于涪陵厂产品，其中细腻程度（+1.00）和残留（+0.38）指标表现较为明显。

不同工艺条件及参数对产品风格特征的影响。表2（T1-C5）试验结果表明，采用真空回潮单周期（T1）处理时，可一定程度提升样品香气量、透发性和干爽性指标，但在杂气、细腻程度、刺激性和余味等指标上有所下降；采用松散润叶2工艺流程时（T2），虽然对产品内在质量的透发性有所提升，但因处理过度带来的刺激性和干燥感明显增加，烟草本香损失严重，甚至出现轻微的枯焦气；增加热风温度（C3）会使样品干燥感和刺激性明显增加，同时造成香气损失；在提高混丝加香工序出口水分后（C4），烘丝工序出口水分相应增加，烘丝温度相应降低，从而使得样品抽吸流畅感下降，甜香较弱；在增加HT蒸汽流量到430kg/h后（C2），样品在透发、干爽性上略有提升。

对比各试验条件下样品的综合评价指标D值表明，提高烘丝入口水分（C1）和降低物料流量（C5）时，样品综合感官评价与标样较为接近，主要表现在透发性和干爽性指标明显提升，细腻程度适当下降。同时，采用真空回潮单周期处理和提高HT蒸汽流量后，D值有所减小。

真空回潮处理周期与烘丝HT蒸汽流量的最优组合。基于单因子变化试验结果，对真空回潮处理周期与HT蒸汽流量进行组合优化试验，感官特征差异性评价结果见表2（Z1-Z6）。对比各试验条件下的主要评价指标变化情况表明，样品的香气质、香气量、透发性及回甜感四项指标变化较为明显，且在真空回潮双周期处理、HT蒸汽流量为360kg/h时（Z4），样品内在质量与标样较为接近（D值=0.254）。已有研究表明，真空回潮处理强度对高档烟叶的香气质、香气量、杂气和细腻程度等指标有显著影响，增大HT 蒸汽流量能够改善香气质，增加丰满程度，减少杂气。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协调制丝过程前、后工序处理强度，寻求最佳平衡点，对改善产品香气特性有显著作用。

篇11

一、我国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会计应用的现状及经济后果分析

我国2006版新会计准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包括公司)。在所有39项准则中(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直接涉及公允价值的有17项,不同程度地应用了公允价值作为计量手段,其应用比例占44.73%。如果按于永生(2005)及威廉・斯科特(财务会计理论)广义公允价值的观点,公允价值涉及37个准则,其应用比率为97.37%。从应用范围看,公允价值不仅用于计量资产,还扩展到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计量观已经深入到准则的各个角落。所以,研究公允价值应用及其后果具有现实意义。

(一)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应用的现状――以资产为起点

公允价值应用于资产计量方面在我国可谓广泛。从广义的计量观看,几乎涉及所有资产的计量。根据复式记账原理,企业在资产增减变动的同时,必然会引起会计等式其他部分的变化,但是不改变平衡关系。这些变化在不同角度上体现公允价值会计应用的经济后果。

从表1中,可以总括地看到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资产计量方面的应用。公允价值对资产计量的账面后果是:一方面引起资产价值的增减变动;另一方面带动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联动变化。其中,较为典型的主要集中在“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和“投资收益”等具体科目上。

(二)公允价值计量中的资产与权益的关键点及经济后果分析

由于公允价值本身的特点,在使用中是祸福两重天。它既可以使资产的价值更接近于市价,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也可能会由于公允价值确定技术上的缺陷而使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降低。资产与权益的关键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资产与负债;资产与所有者权益。

1.公允价值计量中的资产与负债的关键点及经济后果分析

从新准则的内容看,在金融工具方面涉及了金融负债、在股利支付准则中授予日权益工具的计量是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工具的。以股份支付为例说明公允价值计量中的资产与负债的关键点及其后果。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涉及公允价值计量并形成负债。对此项负债的计量中,在等待期的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都要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确认当期应计的资产(或费用)及形成的负债。而股份支付协议获准通过的日期确认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按照“三级次”理论分析,可能分别属于不同的级次。一般来说,只有一级和二级计量确定的公允价值可靠性较强。而三级计量是基于不可观察参数,可靠性令人质疑(于永生,2009)。显而易见,利用三级计量得到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在计量工具本身就存在不可靠的因素,主观性高,操纵性强。一方面会造成计量的资产(或费用)及形成的负债的人为高于或低于权益工具真实价值,导致丧失信息的相关性,偏离了会计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合作博弈,这种可操纵性给管理当局盈余管理创造了可乘之机。

2.公允价值计量中的资产与所有者权益的关键点及经济后果分析

“考察经济后果应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以及考察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马永强、孟子平,2009)。”在不同的会计外部环境下,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会产生不同经济后果;研究对象的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把所有者权益拓展到涵盖损益的变化,则其包括的内容有: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收入、费用。因公允价值计量而形成的所有者权益与资产的主要关键点是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资本公积”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考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公允价值计量会导致净利润与未来现金流量的关系模糊。新会计准则中为了核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在会计期末的变动,设置了一个新的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属于损益类),主要核算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在会计期末将该资产的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时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这个差额,由于其账户的性质决定其必然计入当期损益中,对企业的利润与所得税均产生影响。而这个差额本身并没有实现,未来该项资产处置时真正的损益与该差额也不一定相等,这就导致了报表使用者在使用会计信息时必须能够剔除这些未实现的收益或损失,才能更好地解读会计报表。因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既不代表未来的现金流入量,也不代表未来的现金流出量。

(2)考察资本公积

公允价值计量的“资本公积”是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在会计期末,当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时,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也同时变动,对企业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这种方式是准则制定机构基于社会各层面利益的考虑,并妥协于企业“利润平滑化”的需要,允许一些财富绕过收益表而仅仅体现为资产负债表中的权益变化。这样规定最终导致“企业财富增加的净资产变动和净利润之间缺乏明朗化的关系”(陈国辉,2007)。

(3)考察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

公允价值计量会导致两种计量观的矛盾。“在收入费用会计体系下,对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的确认与净收益的概念是根本冲突的(James Cataldo & Morris McInnes,2009)。”新会计准则下利润表介于传统的收益――费用观与全面收益观之间,自然会产生矛盾。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负债表中年度的净资产变动额(扣除业主往来交易) 不等于利润表中确认的净收益(陈晓坤,李金莲.2006)。这是否说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不符合会计系统的整体目标”。

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认为,管理当局可以选择相关的会计政策以使公司的利益或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金融资产的分类对公允价值的应用后果有较大影响,而准则把金融资产分类的选择权赋予了企业的管理层,这就为一些企业操纵利润和财务报告提供了可能。比如将一项投资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就取决于管理层的意图。选择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其后续计量可能会影响利润的增减;选择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会影响资本公积,则与企业的利润无关。从契约论的角度看,此种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以会计变量为基础,实现管理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二、改善公允价值应用的措施

(一)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公众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为报表使用者提供了及时和额外的信息(高国琴,2009),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使财务报告信息呈现动态的特征。同时也使得财务报告的计量标准产生不一致,这可能会造成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错误判断。因此,披露公允价值计量的级次、估值技术、变更原因等对报表使用者尤为重要。这也是SFAS No.157将公允价值的级次与披露的相关性加以强调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要提高信息使用者分析、处理报表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也要规范会计主体提供信息的质量。会计主体提供的信息由表内信息和表外信息构成,而表外信息可能对报表使用者而言更具相关性。严格规范主体披露信息的范围和层次,对使用者来说就不会遗漏重大信息。对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应要求报表提供者披露其形成原因、金额及对利润和所得税的影响金额,便于投资者作出合理判断。

(二)限制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选择权,避免产生盈余管理

在金融资产的分类上限制管理层金融资产分类的选择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盈余管理的操纵。

(三)培育会计信息的使用者

会计信息使用的是一种独特的报告语言。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使用者来说,要想全面、缜密地理解其精髓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新准则实施和推广的过程中,如何培育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并且快速提高其理解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培育市场

公允价值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作支撑。如果市场能够提供公允价值计量所需要的公平价格或价值,那么,公允价值技术上的缺陷就不存在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无疑都得到了保证。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确定的环境、公平的市场、没有不协调因素的干扰。这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地方向。

虽然公允价值的初衷是公平、公允,但是在实务中操作上的困难是了理论界尚未解决的问题。来自于各方的质疑也越来越高涨,准则指定机构如何权衡各方利益,达到会计信息可靠性与相关的动态平衡值得各方期待。

【参考文献】

[1] 陈晓坤,李金莲.我国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应用研究[J].水利经济,2006(11):26-28.

[2] 马永强,孟子平.金融危机冲击、企业风险缓冲与政府政策选择[J].会计研究,2009(7):50-56.

[3] James Cataldo & Morris McInnes .从净收益视角看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作用[J].会计研究,2009(7):30-35.

篇12

继续医学教育（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CME）指医生通过阅读书籍和杂志、撰写论文、参加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培训、学术会议以及与同事交流，使用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方法完成继续医学教育义务；政府或医学界学术团体通过继续医学教育评估实行学分制来保证医生履行继续医学教育义务[1]。通过了解了重庆市整个继续医学教育发展的现状，探明影响医生继续医学教育的因素，探索合适的继续医学教育模式，才能为制定适合重庆市的继续医学教育政策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此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来自重庆市设有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的三级甲等医院的教务处管理人员及医院医生。

1.2研究方法：本研究在综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围绕课题研究目的，在文献复习的基础上，通过研讨和咨询，制定《继续医学教育调查问卷》，发放调查问卷100份，收回80份，其中有效问卷74份，有效率为74%。

2.结果

2.1一般情况：在被调查者中男性44人，女性30人，20到30岁之间有43人，31到40岁之间的被调查者为21人，41岁到50岁之间的被调查者为4人， 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为6人。大专及以下学历者无，有18人为本科学历， 38人为硕士学历， 18人为博士学历。未定职称者6人，初级职称30人，中级职称16人，副高职称10人，高级职称12人。

2.2被调查医生参与继续教育现状：被调查医生在过去一年中，参加培训班的有45.9%，参加进修的有6.8%，参加学术讲座或学术会议的有84.8%，进行学历教育1.6%，远程教育占4.0%，自学的人数占37.8%。接受继续医学教育在5次以下的占16.2%，5-10次的占54.1%，11-15次的占20.3%，16-20次的占1.4%，20次以上的占8.1%。

2.3影响医生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主要因素：使用SPSS13.0对被调查医生的专业技术职称与参与继续教育的动机类型中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分类变量作一维方差分析。

2.3.1职称与职业发展动机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高级职称组职业发展动机因素均值低于其余各组，与副高级职称组、中级职称组、初级职称组及暂无职称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

2.3.2职称与社会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高级职称组社会动机因素均值高于其余各组，与副高级职称组、中级职称组、初级职称组及暂无职称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

3.讨论

3.1结果分析

3.1.1临床医生工作繁忙时间紧是影响医生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最主要的原因：“工学矛盾”是医生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时间安排不够合理，临床医生时间难以保证，从而减少了参加继续医学教育培训的机会。其次是地点因素，这和大部分的培训班、学术讲座都在院外举行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问题，医生不能尽可能多的参加外地的学习。

3.1.2临床医生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主要动机是职业发展动机： 这一研究结果和国外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1][2][3]证明参与继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对于职业发展的追求、为专业晋升发展奠定基础提供保障以及更加胜任自己的工作等。其次是兴趣因素、利他服务因素、用人单位的政策规定和社会因素。

3.1.3高级职称医生参加CME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高级职称组因为在专业晋升方面已经达到高级，已无职称晋升空间，因此，职业发展动机因素不是其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主要动机；而高级职称组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主要因素是与保持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等相关的社会因素。

3.2继续医学教育发展的对策

3.2.1采取灵活多样的继续医学教育形式：由于医院的医疗任务，医生的工作和学习时间容易冲突。不同年龄、不同职称的医生，对继续教育的需要与内容不同，医院管理者应善于分析不同层次医生学习的特点，采用科学性与系统性、多样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主观上满足不同层次医生参加继续教育的不同需求，客观上增强医生继续教育的实效。医院还应加强院内继续医学教育力度，以便更好的节约时间和经费，并根据行业要求和本单位发展的需要，统筹安排，有计划地组织医务人员进行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习。

3.2.2继续医学教育资源共享

3.2.2.1整个医院的资源共享。这包括科室内的资源共享和科室间的资源共享。

3.2.2.2增强医院间的合作，实现共赢。同一地区的医院之间，除了业务上的竞争，还应该在技术、信息、资源上进行互通和共享。对于三甲医院，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新技术、新知识以及行业前沿的专家，在接收进修医生、规范化培训医生的同时，将一些学术会议、案例讨论也能与一级、二级医院以及社区医院的医生一起分享的话，会提高整个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

3.2.2.3医院与社会资源。继续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医院应该有效的利用政府、企业、学术团体等的资助举办或者参与学术会议，开办继续教育培训班，以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各级卫生部门、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建立费用分担制，多渠道解决继续医学教育的资金问题，把继续医学教育作为增强单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3.2.3发展远程继续教育：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习手段灵活多样，卫生技术人员自己掌握学习进度，自己选择符合工作需要的学习内容，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也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及分布不均的问题，利用互联网不仅可以获取所学医学专业的全面的信息和资料，还可以了解相关最新医学发展动态，为卫生技术人员学习和更新知识创造了良好的机遇，便捷的通讯为获取最新的教学手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结论

综上所述，重庆市某三甲医院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完成较好，医生有条件多渠道、多形式的接受继续医学教育。医生参与继续教育的动机的整体趋势中，职业发展与兴趣的动机强度最高、最为普遍；而影响在职医生参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的最主要因素是时间因素和地点因素。因此，继续医学教育政策制定者及各级管理者应根据不同医生的不同需求及影响因素制定合理的继续医学教育计划，并给予资源支持，以充分激发医生参与继续教育的内在动机，提高参与程度、优化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 王尚柏.国外继续医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新进展. 安徽医学，2010，31（3）：195-197

[1] Henry.G.T ， Basile.K.C. Understanding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formaleducation.Adult Educ.Quar.，1994，32（2）：77-82

[2] Merganser， M.A. the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s of Pharmacists toward Continuing Education， Madison， WI：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1978.56-67

篇13

循证医学，作为目前最有活力的新兴学科，它汇集最新、最佳临床证据，通过系统、科学的方法理论体系，指导临床医疗决策的实施。循证性指南的“灵魂”是强调高质量的证据，因此证据的搜集与级别判定和推荐意见的形成是循证性指南制定过程的关键。证据质量优劣直接影响指南的质量，而严格的文献评价是对证据质量优劣分析的重要环节。严格文献评价，采用明确的评价原则和科学的评价工具，对已发表的临床科研文献从真实性和实用性两方面进行批评性评价，找出被评价文献的优缺点，经过评价后的文献成为证据来源。这不仅体现了循证医学以“证据”为核心的思想，而且为重症肌无力中医临床实践指南的构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方法学基础。有关中医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临床文献报道繁多，鉴于目前中医临床医生对实用性及科学性较高的重症肌无力指南的迫切需求，本文通过对中医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现代文献进行检索和严格评价，借此抛砖引玉，为“重症肌无力中医临床诊疗指南”修订提供循证证据及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证据产生的总体思路工作组

在确定小组成员、明确研究主题后，对相关的中文文献、中医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英文文献进行了较全面的检索和评价。由工作组4名人员分别按照制定的检索策略进行文献检索，2名人员采用背对背方式对文献进行逐一评价，遇到对同一文献评价结果差异较大时，由2人协商解决，若仍不能解决时由工作组成员进行集中讨论解决。

1.2 文献检索

1.2.1现代中文文献检索策略

1)分析研究主题:根据本研究内容和需求，以尽量查全为原则，工作小组分别依据病名:“重症肌无力、屡病、屡证”等主题词、针对重症肌无力的干预措施或暴露因素、结局等方面提取关键词。以某些传统方药、治法、特色诊疗技术等均可作为检索词，如“补中益气汤”“升阳举陷”等;本领域或本行业某些造诣深厚的知名专家姓名也可作为检索词，如“吴以岭”“况时祥”等。

2)检索数据库:①选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I}I)(时间:1980年至2015年8月);②选用维普数据库(时间:1989年8月至2015年8月);③选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时I司;1978年8月至2015年8月);④百度、谷歌等网页中检索该病相关中医研究。

3)检索方式:以计算机检索为主。

1.2.2英文文献检索检索策略:

1)分析研究主题:根据研究内容和需求，分解研究的主题概念，确定关键词或主题词，确定检索词:Myasthenia Gravis ,MG，Myasthenia Gravi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tine .

2)检索资源:通过Google , IOF等国际上专业学术网站进行有关重症肌无力文献检索;检索医学数据库如PubMed , Medli、等，最后按照本研究的要求进行筛选。

1.3 纳人标准

1)中医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系统评价或Meta分析。

2)中医药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RCT)类文献的纳人标准:①研究类型:临床随机对照试验;②研究对象:重症肌无力患者;③报告了研究对象来源(住院或门诊)和其基本情况(年龄、性别、病程等);④陈述了研究目的;⑤明确了研究的诊断标准、纳人与排除标准、疗效判定标准;⑥交代了随机的方法(简单随机法、数字表随机法等);⑦干预措施:各种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中药单方或复方制剂，或针刺、艾灸等中医疗法;⑧报告了结局测量，并解读;⑨研究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了说明。

3)非随机对照试验文献纳人:①观察对象:重症肌无力患者(波动期，稳定期，危象期)②有明确研究目的和诊断标准③干预措施:各种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中药单方或复方制剂、或针刺、艾灸等中医疗法;④报告了研究结局，并解读。4)基于中医临床诊治重症肌无力经验总结的病例系列或病例报告。

1.4 排除标准

以“屡病”研究文献题目，但内容描述非“重症肌无力”文献;文献综述类文献;纯理论研究文献;纯西医治疗本病临床研究文献及动物实验类研究。

1.5 文献质量评价方法Meta

分析类文献评价采用AMSTAR量表.评价每个条款的评语选项有“是”“否”“不清楚”以及“未采用”，并给与计分，如“是”为1分，“否”“不清楚”或“未提及”为0分，共11分，AMSTAR量表得分0一4分为低质量研究，5一8分为中等质量研究，9一11分为高质量研究;随机对照试验类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改良Jadad量表[a〕评价:随机序列的产生、随机化的隐藏、盲法、撤出与退出3方面情况。1一3分视为低质量研究，4一7分视为高质量研究。

非随机对照试验的文献质量采用MINORS量表[9〕条目评价，评价指标共12条，每条分值为0 -2分。前8条针对无对照的研究，最高分为16分;前8条与后4条目一并作为有对照组的研究的文献质量评价，最高分为24分。0分表示未报道;;1分表示报道了但信息不充分;;2分表示报道了且提供了充分的信息。

1.6 文献证据分级及推荐级别中医药的临床证据分级方法

按照“传统医学证据体的构成及证据分级的建议”中提出的“基于证据体的临床研究证据分级参考建议”实施。

2 结果

2.1 检索CNKI,CBM、维普、Pubmed等文献数据库

检索文献32 670篇，所有文献题录导人NoteEx-press软件，剔重并经过筛选后最终纳人430篇文献，均为中文文献，系统评价或Meta分析2篇，随机对照试验文献61，病例系列112篇，病例报告197篇。

2.2 文献质量评价

根据检索所得出的文献分类，研究小组应用前面制定的文献质量评价方法，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见表1、表2、表3。从上述列表可以看出，中医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系统分析或Meta分析的文献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为中等质量。占绝大多数的病例系列或病例报告类的文献质量评分也均在12分或12分以下。

2.3 文献证据

级别检索得出372篇中医治疗重症肌无力文献中，推荐级别为IV,104篇，推荐级别为V , 268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