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阶段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经济发展的阶段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现阶段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俩种方式：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释也是主流观点。我们在梳理外国文献的时候发现：一种是把市场经济解读成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对商品供需状况的一种调节方式。

对于“产品经济”的解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这对于后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产品经济”的诞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实验的方式而提出来；第二，在现阶段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层经面上反应出了“产品经济”的架构维度；第三，在运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个家庭的参与市场经济而相应的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外部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时，父母会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对家庭的各个成员进行分配。相反，当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此时家庭不会再用计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证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商品经济”的最终归宿将会被“产品经济”形态所替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商品经济”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它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的产生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一种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代名词。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来架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通过这样系统的方式来把社会之间各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连接到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把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到一起来的社会表现，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也是按照市场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推动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市场导向来运行的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以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在作为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商品经济成熟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在凸显“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中心桥梁，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己本身固有的资源配置来运行的。其实际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

篇2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学强调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自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得到了强化，所以当下讨论金融改革问题，必须按照这个理念展开。

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进一步沉下心讨论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归根到底就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没有成功，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怎样设置我们就怎样设置，改革必须要符合国情，必须要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绩效的问题，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考察标准的，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点决定了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来探寻金融改革的路径。

整个经济学体系分为实体世界和货币世界两块内容。在经济学中，实体世界指的由物质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力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货币世界指的是货币资金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衍生的虚拟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由交易展开，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货币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这就使得货币金融活动深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以这样的两分法为基础，经济学分为了三个学问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学问体系、关于金融自身的学问体系、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学问体系。

五大内外变化挑战金融改革

未来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分别是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中国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一）全球经济危机呈长周期化

解决它的实体经济因素是科技进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只有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造了工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才能终结危机，所以周期会是比较长的。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许会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在客观上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相比过去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进入了较低的增长。李扬把这个状况概括为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是产业的结构，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现在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依靠服务业的方向。第二个结构是生产要素的结构。过去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里发展制造业可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但是到了现在，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耗尽，人口的快增长已经近乎停止，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了，这些导致了工资成本的上升。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第三个后果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走至末路，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因此加剧。

（三）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转折

人口结构变化的金融影响是导致储蓄率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对从20多岁到80岁之间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应该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谁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谁就能率先走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支持创新的体系，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未来金融改革的要点和方向

（一）宏观政策理念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已经产生副作用，恰似强弩之末。加之在国际金融范围内都在使用需求货币管理，也就是发行货币债，现在货币债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经行至末路。供应管理不是产业政策，真正供应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真正的供应管理是加强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二）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传统微观审慎政策逐渐失灵，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了新的选择，但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工具，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问题应该归结到体制变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要建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各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益；另外一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审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

（三）完善市场体系

这包括三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培育市场价格基准体系，推进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这两个基本价格的市场化。第二个要点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为中心、以经济商为核心的真正的场外市场。第三个要点是，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中国的现状就是缺乏长期资本。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五个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中国行之十余年的“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其四，中长期政策性资金筹集和投资机制。长期资金的筹措相当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性，金融单是金融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的配合存在很大问题。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

影子银行

创新的源泉和监管的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体系，突然跃出水面并成为国内外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金融界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年来货币政策日渐失效归咎于影子银行体系，加强监管的利剑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们。

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源流及其运行机制便不难发现：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与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倡导并引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创新有关。深一步分析，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还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重大战略性转型密切相关。传统金融业长期以融资中介为主要功能，并依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这种业态下，金融部门作为金融产品的供应者，相对于资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优的垄断地位。现代金融业则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转型为服务业。

篇3

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篇4

中图分类号 F205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117-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20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由2000年的98 000.5亿元和7 858元增长到2008年的302 853.4亿元和22 698元，GDP增长速度常年保持8%以上，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一时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对外进出口总值也均相比2000年增加了3.58倍，其中进出口总值2009已达22 07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由于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采与矿物能源的消耗，因此目前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往往同时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问题，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

随着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关注，中国已经不能再将发展目标局限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应该追求经济、环境、资源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评价时，需要考虑其对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本文进行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评价指标涵盖了经济、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因素，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尤其是与环境、资源的协调程度。

在之前学者对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研究中，并没有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列入协调性评价的范围，而更多的是被零散地分布在经济指标中，而在本文的研究中，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用，评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将人民生活水平（以下简称生活）作为一个子系统引入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的评价体系中。

本文对中国2000-2008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协调性评价，不仅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发展趋势和目前存在的问题，还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生活等相关方面的协调程度，能够为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

1 协调性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1.1 评价方法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价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两大类，其中定量评价方法中目前常见的有层次分析法［1］、模糊数学评价法［2］、主成分分析法［3-4］、投影寻踪方法［5-6］。在这些方法中，层次分析法存在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缺点；模糊评价法得到的结果不够明确，而且同样受主观因素影响；主成分分析法在得到各主成分的分解结果后，没有合适的加权计算的方法，不能给出合理的综合评价值；投影寻踪方法要求选择的指标之间相关性不能太大，否则会造成最终投影评价值的失真。因此单独使用这些评价方法进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价都存在其各自的局限性。

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都是对高维评价指标的降维方法。投影寻踪方法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最终评价值，但对于评价指标的选择有一定的要求，需要在进行投影寻踪处理前对评价指标进行人为的筛选；主成分分析方法不能直接得到单一的评价值，但可以将相关性较强的多个评价指标转化为不相关的少数主成分。由此可以看出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在评价特点上具有相互补充的优势，主成分分析可以弥补投影寻踪方法在评价指标选择上的缺陷，投影寻踪方法可以解决主成分分析无法得到单一评价值的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采用了结合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的两阶段降维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

本文采用的两阶段降维方法，可以结合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各自的优点，减小评价指标选择过程中主观因素的影响，选择尽可能多的相关指标进入评价指标体系，在更全面的数据基础上评价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主成分分析［7］能够利用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坐标轴的旋转变换，将多个变量转化成较少的新变量（主成分）。在本文的研究中，主成分分析作为两阶段降维的第一阶段，其得到的主成分将作为新的指标数据，利用投影寻踪方法进行第二阶段的降维。

投影寻踪方法［8］通过将高维数据向低维空间投影，分析低维空间的投影特性来研究高维数据的特征，是一种处理多因素复杂问题的统计方法。投影寻踪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把高维数据通过某种组合投影到低维子空间中，对投影得到的构形，采用投影指标函数(目标函数)衡量投影暴露某种等级结构的可能性大小，寻找出使投影指标函数达到最优的投影值，然后根据该投影值对样本集进行相应的评价。投影寻踪方法与其他评价相比，在指标权重的赋予上能够通过挖掘已有的数据信息，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评价结果客观明确［9］。

1.2 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为了对中国2000-2008年的经济发展协调性进行评价，建立了包括四个子系统（经济、环境、资源、生活）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了环境、资源和生活子系统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这三个子系统进一步细分，建立了三级指标体系。各指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本文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本文所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了4个子系统，9个子项目，112个评价指标，涵盖了经济、环境、资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各个方面，保证了研究中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减小了指标选择中主观因素的不良影响。

2 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

2.1 主成分分析―第一阶段降维

为了使降维后的结果更具有实际意义，便于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对经济子系统及另9个子项目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将得到经济子系统和其他三个子系统的9个子项目的评价指标数据的主成分，共计10组主成分。

主成分分析的主要步骤有：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判定、确定主成分个数、确定主成分表达式等四步。

由于投影寻踪方法要求确定指标是正向指标还是负向指标，因此为了方便之后的投影寻踪分析，在主成分分析之前就先将负向指标数据取其相反数，确保所有进行两阶段降维的指标数据都是正向指标。

在此不赘述主成分分析的具体计算步骤，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10组主成分共21个主成分因子，其中居民生活子项目只有1个主成分因子，污染排放子项目与水资源子项目有3个主成分因子，其余各子项目均有2个主成分因子。

2.2 投影寻踪―第二阶段降维

投影寻踪方法的主要步骤有：评价指标值的归一化、构造投影指标函数、优化投影指标函数和排序分类四步，由于其算法已较为成型，本文不予以展开描述，具体可参考之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及著作［10-12］。

将主成分分析得到的21个主成分因子作为新的评价指标，对其进行投影寻踪分析后得到表2所示的各指标权重值。

由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各指标都具有一定的权重，只出现极少数指标权重较小的现象，反映了投影寻踪方法根据样本数据信息给予各指标权重的适用性。同时可以看出生活子系统的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均较为显著，体现了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体系中的必要性。

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与各评价指标经过归一化处理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可以获得各年各评价指标的相应评价值，经过加总计算后得到2000-2008年各子系统及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的评价值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在2000-2008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从2006年开始，协调性有了大幅提高。

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和生活子系统的发展趋势都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发展趋势较为吻合，其中资源子系统的发展趋势波动较大。

由经济发展协调性和四个子系统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发展与四个子系统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每个子系统都对经济发展协调性有着重要的影响，表明为了达到协调发展的目标，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也证明了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2.3 子系统发展因素分析

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环境、资源和生活子系统均有细分的子项目，可以根据各子项目的评价值分析各子系统的发展情况。环境、资源、生活子系统及其各子项目的2000-2008年的评价值如表3所示，其中环境子系统和生活子系统的发展趋势与其各子项目的发展趋势比较接近，表明各子项目的发展对于子系统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在环境子系统的四个子项目中，生态环境与生活环境的评价值提高较快，污染排放与污染治理的评价值提高较慢，表明中国的污染问题仍较为严重，其发展的滞后抑制了环境子系统的发展，为了加速环境子系统的发展，需要对污染问题给予更高的重视，各相关单位需要更好地落实贯彻已有的排污治污政策，需要同时做好减排和治理两项工作。

在生活子系统的三个子项目中，城镇生活的评价值发展速度较快，反映了近年来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显著的，相比之下农村生活的评价值发展速度相对较缓且波动较大，表明中国目前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改善农村生活水平依然是重要的课题。

资源子系统分为矿物能源和水资源两个子项目，经过趋势分析发现资源子系统的评价值发展趋势与水资源子项目的评价值发展趋势基本吻合，都是在波动中逐渐提高，而矿物能源子项目的评价值基本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这表明由矿物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于矿物能源的过分依赖，目前矿物能源的发展情况并不乐观。为了改善能源现状，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能源技术，发掘可替代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减轻经济发展对于能源消耗的过分依赖。

3 各子系统间协调度分析

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经济发展与其他子系统的主要矛盾体现在经济的超前发展对其他各子系统的不良影响上，并未发展到环境子系统、资源子系统或生活子系统的超前发展能够导致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的阶段，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应该排斥其他子系统相对经济子系统超前发展的现象。

在之前学者的研究中往往是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13］衡量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这种方法需要进行各子系统评价值间的相互回归分析，但这样的回归分析的理论基础并不牢固，经常存在虚假回归的现象，或是出现无法解释回归曲线的情况；而且当其他子系统相对经济子系统处于超前发展的状态时，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会得到较小的协调度评价值，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本文利用各子系统评价值逐年的提高幅度上的差异衡量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

现阶段经济子系统对环境、资源、生活子系统的驱动作用较强，其他子系统对于经济子系统的驱动作用相对较小，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Test）对此进行了验证。在此验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以经济子系统的评价值增长幅度为基准，计算经济―环境、经济―资源、经济―生活三组子系统的协调度，分析其他各子系统相对于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情况。在现阶段若其他子系统相当于经济子系统发展越快，则说明他们之间的协调度越好。

由于各子系统所包含的评价指标数量有一定的差别，为了减小评价指标数量的差异对于协调度衡量的准确性的影响，本文利用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增长率而不是增长值来计算协调度，计算式如（1）所示：

Uij=［(Si, j-Si, j-1)/Si, j-1］/［(Sj-Sj-1)/Sj-1］

（1）

Uij 表示第j年i子系统相对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

Si, j表示i子系统第j年的得分，Sj表示经济子系统第j年的得分。

由式（1）可知，Uij越大意味着该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越高，当Uij大于1时，表示当年该子系统的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子系统，处于超前发展的状态；当Uij小于1时，表示当年该子系统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子系统；当Uij等于1时，则表示当年该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

根据式（1）和各子系统2000-2008年的投影寻踪评价值，可以计算2001-2008年经济―环境、经济―资源、经济―生活三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最终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经济―环境、经济―生活、经济―资源三组子系统的协调度发展趋势均比较类似，其中经济―资源子系统的协调度波动相对较大。各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都是先经历迅速提高的阶段，再逐渐回落波动至平稳，其最终协调度都稳定在1.0附近。2008年经济―环境、经济―生活、经济―资源三组子系统的协调度分别为0.759、0.927、1.279。上述情况表明经过这几年的改进与调整，各子系统间逐渐形成了协调发展的趋势，但环境、资源和生活子系统的发展情况总体上依然稍微滞后于经济子系统。

4 结 论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相结合的两阶段降维分析，利用112个相关指标数据，对中国2000-2008年的经济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定量评价，弥补了现有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提高了评价数据的完整性，并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新的子系统引入协调性评价体系中，提高了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的全面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协调性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并在近几年得到了迅速提高；研究结果同时表明污染问题、农村生活水平和矿物能源问题是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需要针对现有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如严格控制污染排放，加大污染治理的投入，加强污染排放与治理的政府监控；关注农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提高能源技术开发力度，逐渐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等。

本文提出的子系统间协调度的衡量方法，可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要求，在对经济―环境、经济―资源、经济―生活三组子系统进行了协调度分析后，反映了各子系统间协调度的发展趋势，就现状而言三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发展趋势较为接近，且发展趋势良好，但环境、资源和生活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依然略微滞后于经济子系统，需要保持对环境、资源和人民生活水平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以确保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全方位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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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Coordin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nce Based on Twostage Dimension Reduction Method

LIU Ruijie ZHANG Zhihui

篇5

人民币对外升值是对以往人民币对外价值长期低估的市场校正

197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走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长期贬值，贬值幅度达80%左右，年均贬值11.7%。第二个阶段是1994～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小幅升值，累计升值35%，年均升值3.7%。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指具有较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国家货币相对于较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国家货币的汇率应该升值）、购买力平价等经济理论表明，在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和投资回报率都较高，以及经济实力增强等因素，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应该提高，即汇率应该对外升值。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多数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会伴随汇率升值趋势。如德国（本文中指联邦德国），上世纪5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60～70年代马克持续升值，累计约升值142%。日本，上世纪50～80年代经济腾飞，70年代日元缓慢升值，80年代日元快速升值，到90年代初累计约升值260%。伴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2003年以来卢布持续升值，到2007年11月约升值30%。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速度都高于我国。

2005年，我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之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期人民币汇率却持续贬值，致使人民币对外价值被低估。人民币汇率过去长期贬值，是通过外汇管制实现的，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有关，即通过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推动出口并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小幅升值，并逐步向均衡回归，这是对以往人民币对外价值长期被低估的市场校正。

国际收支顺差等因素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

结构性贸易顺差短期内难以消除。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外部失衡有所缓解，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呈下降态势（见图1）。尽管如此，我国贸易顺差规模仍然较大，致使我国外汇储备继续较快增长、人民币供不应求，这是目前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近年来我国经济一枝独秀，经济发展不仅好于发达国家，也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大，投资环境稳定，投资回报率较高，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我国稳居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资本持续流入，这也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汇供大于求。过去较长时间里，我国外汇管理“重流入轻流出”，企业对外投资能力较弱，个人对外投资更少。与大规模的外资流入相比，资本流出规模很小，外汇供给大于外汇需求，也促使人民币升值。

此外，近年来美国等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增发货币，导致美元疲软，这也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世界银行每年会使用购买力平价（PPP）来换算各国的GDP水平。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购买力平价约为1美元兑4.23元人民币。同时，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采用2009年数据、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我国薪资购买力时，所用的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兑4.16元人民币。2013年7月，IMF的《2013年第四条磋商工作人员报告》认为，人民币仍然被中度低估，幅度约为5%～10%。

由于购买力平价理论本身存在缺陷，且各种均衡汇率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假设条件往往不同，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因而上述国际机构的评估结果并不完全可信。但从这些评估结果的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差距在明显缩小。2005～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购买力平价与同期名义汇率的比率从0.42上升到0.67，IMF对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程度的评估从之前的“严重低估”到目前的“中度低估”。此外，我国大中城市的土地、房地产、一些日常用品的价格都逐步接近国际价格水平，某些奢侈品的价格甚至超过了国际价格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民币汇率已逐渐接近均衡水平，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人民币汇率长期被低估是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外部失衡易导致经济发展的扭曲和效率损失。随着资源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减弱，我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可持续。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助于改变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内需拉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由于人民币升值，企业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将难以维持竞争优势，这将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国际竞争力。

正确看待人民币对内贬值

从历史数据和国际比较看，最近十多年来我国通胀都处于较低水平

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曾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我国并未爆发，通胀整体处于较低水平。1997～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涨幅仅为1.9%（见图2），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年均涨幅分别为1.5%、3.4%、2.2%和3.3%。我国最近十多年来的通胀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之前的历史时期，也低于同期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家的通胀水平，更低于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通胀水平。1997～2012年，美国、英国和韩国的CPI年均涨幅分别为2.4%、2.1%和3.3%。

近年来，我国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上涨较快，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即使考虑资产价格，我国的总体物价水平也并不是很高。用CPI、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中的投资品价格指数、商品房销售均价指数（销售均价=销售额/销售面积，以此为基础计算价格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分别代表消费领域、投资领域、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价格指数，用动态因子法确定各指数权重，加权得到综合物价指数。计算结果显示，1997～2012年，我国综合物价指数年均上涨2.2%（见图3），16年里仅有5年时间综合物价指数的涨幅超过3%。

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通胀正相关，适度通胀是经济增长的代价

195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斯发现英国货币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即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见图4）。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以物价上涨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动率。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变动关系。这样，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便呈现同向变动关系（见图5）。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避免，物价上升是维持较高就业和产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价格上升和生产提高的不同组合中，货币当局可以权衡并选择其中比较适当的组合。菲利普斯曲线不仅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而且也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理论依据。

从各国实践看，适度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适度通胀会刺激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而通缩则可能使社会资本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在经济稳定增长期和扩张期都伴随温和通胀。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复苏期，以及二战后的迅速发展期，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同时物价也温和上涨。1934～196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5.3%，CPI年均上涨3%；1992～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稳定，GDP年均增长3.2%，CPI年均上涨2.7%。英国80年代经济复苏，物价涨幅也较高，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上涨5.6%左右。1953～1978年，日本GDP年均增速高达14.5%，CPI年均上涨6%。德国50年代到80年代GDP年均增长4.5%，CPI年均上涨3.1%。而通货紧缩一般都发生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期。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通货紧缩会严重危害经济发展。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之一，就是美联储实行了过于严厉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通货紧缩。在最近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西班牙、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物价持续走低、处于通缩边缘，严重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为结束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日本长期维持低利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目的就是期望通过拉升通胀水平来刺激经济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总体上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正如前文图2所示，1997～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7%，CPI年均涨幅仅1.9%。我国GDP增速与滞后1年CPI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同向变动关系显著。因此，要辩证地看待通货膨胀。在消除恶性通胀的前提下，为实现较高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应维持适度的通胀预期。

此外，我国CPI中食品权重较高（大约占1/3），近年来CPI涨幅相对较高，主要是由食品价格的上涨引起的。如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CPI涨幅超过3%，其中食品价格涨幅都在10%左右（见图6），食品价格上涨对CPI上涨的贡献率超过70%。食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是粮食价格的上涨。粮价主要由粮食供求关系决定，货币政策对粮食供给和粮食需求的调节作用都非常有限，因而不能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食品价格涨幅。如果为了压低食品价格而严控货币供给，则可能导致过于严厉的紧缩政策。但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确实严重影响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对此，应采取收入调节和价格补贴的政策。如美国向低收入者发放食品券的做法已有40年历史。这种财政补贴措施既不损害生产者利益和粮食供给，又保障了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所谓货币政策，就是在物价与经济增长、就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解决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更主要是依赖于适当的收入分配政策。

合理控制货币供应，保持物价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