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阶段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经济发展的阶段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现阶段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俩种方式：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释也是主流观点。我们在梳理外国文献的时候发现：一种是把市场经济解读成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对商品供需状况的一种调节方式。

对于“产品经济”的解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这对于后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产品经济”的诞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实验的方式而提出来；第二，在现阶段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层经面上反应出了“产品经济”的架构维度；第三，在运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个家庭的参与市场经济而相应的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外部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时，父母会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对家庭的各个成员进行分配。相反，当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此时家庭不会再用计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证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商品经济”的最终归宿将会被“产品经济”形态所替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商品经济”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它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的产生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一种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代名词。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来架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通过这样系统的方式来把社会之间各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连接到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把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到一起来的社会表现，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也是按照市场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推动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市场导向来运行的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以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在作为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商品经济成熟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在凸显“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中心桥梁，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己本身固有的资源配置来运行的。其实际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

篇2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学强调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自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得到了强化，所以当下讨论金融改革问题，必须按照这个理念展开。

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进一步沉下心讨论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归根到底就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没有成功，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怎样设置我们就怎样设置，改革必须要符合国情，必须要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绩效的问题，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考察标准的，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点决定了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来探寻金融改革的路径。

整个经济学体系分为实体世界和货币世界两块内容。在经济学中，实体世界指的由物质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力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货币世界指的是货币资金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衍生的虚拟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由交易展开，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货币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这就使得货币金融活动深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以这样的两分法为基础，经济学分为了三个学问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学问体系、关于金融自身的学问体系、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学问体系。

五大内外变化挑战金融改革

未来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分别是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中国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一）全球经济危机呈长周期化

解决它的实体经济因素是科技进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只有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造了工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才能终结危机，所以周期会是比较长的。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许会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在客观上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相比过去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进入了较低的增长。李扬把这个状况概括为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是产业的结构，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现在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依靠服务业的方向。第二个结构是生产要素的结构。过去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里发展制造业可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但是到了现在，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耗尽，人口的快增长已经近乎停止，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了，这些导致了工资成本的上升。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第三个后果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走至末路，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因此加剧。

（三）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转折

人口结构变化的金融影响是导致储蓄率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对从20多岁到80岁之间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应该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谁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谁就能率先走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支持创新的体系，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未来金融改革的要点和方向

（一）宏观政策理念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已经产生副作用，恰似强弩之末。加之在国际金融范围内都在使用需求货币管理，也就是发行货币债，现在货币债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经行至末路。供应管理不是产业政策，真正供应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真正的供应管理是加强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二）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传统微观审慎政策逐渐失灵，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了新的选择，但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工具，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问题应该归结到体制变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要建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各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益；另外一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审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

（三）完善市场体系

这包括三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培育市场价格基准体系，推进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这两个基本价格的市场化。第二个要点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为中心、以经济商为核心的真正的场外市场。第三个要点是，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中国的现状就是缺乏长期资本。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五个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中国行之十余年的“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其四，中长期政策性资金筹集和投资机制。长期资金的筹措相当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性，金融单是金融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的配合存在很大问题。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

影子银行

创新的源泉和监管的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体系，突然跃出水面并成为国内外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金融界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年来货币政策日渐失效归咎于影子银行体系，加强监管的利剑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们。

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源流及其运行机制便不难发现：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与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倡导并引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创新有关。深一步分析，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还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重大战略性转型密切相关。传统金融业长期以融资中介为主要功能，并依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这种业态下，金融部门作为金融产品的供应者，相对于资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优的垄断地位。现代金融业则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转型为服务业。

篇3

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篇4

中图分类号 F205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117-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20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由2000年的98 000.5亿元和7 858元增长到2008年的302 853.4亿元和22 698元，GDP增长速度常年保持8%以上，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一时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对外进出口总值也均相比2000年增加了3.58倍，其中进出口总值2009已达22 073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由于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采与矿物能源的消耗，因此目前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往往同时伴随着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问题，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

随着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得到社会的重视与关注，中国已经不能再将发展目标局限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应该追求经济、环境、资源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评价时，需要考虑其对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影响。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本文进行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评价指标涵盖了经济、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因素，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尤其是与环境、资源的协调程度。

在之前学者对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研究中，并没有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列入协调性评价的范围，而更多的是被零散地分布在经济指标中，而在本文的研究中，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用，评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将人民生活水平（以下简称生活）作为一个子系统引入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的评价体系中。

本文对中国2000-2008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协调性评价，不仅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发展趋势和目前存在的问题，还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生活等相关方面的协调程度，能够为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

1 协调性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1.1 评价方法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价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两大类，其中定量评价方法中目前常见的有层次分析法［1］、模糊数学评价法［2］、主成分分析法［3-4］、投影寻踪方法［5-6］。在这些方法中，层次分析法存在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缺点；模糊评价法得到的结果不够明确，而且同样受主观因素影响；主成分分析法在得到各主成分的分解结果后，没有合适的加权计算的方法，不能给出合理的综合评价值；投影寻踪方法要求选择的指标之间相关性不能太大，否则会造成最终投影评价值的失真。因此单独使用这些评价方法进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评价都存在其各自的局限性。

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都是对高维评价指标的降维方法。投影寻踪方法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最终评价值，但对于评价指标的选择有一定的要求，需要在进行投影寻踪处理前对评价指标进行人为的筛选；主成分分析方法不能直接得到单一的评价值，但可以将相关性较强的多个评价指标转化为不相关的少数主成分。由此可以看出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在评价特点上具有相互补充的优势，主成分分析可以弥补投影寻踪方法在评价指标选择上的缺陷，投影寻踪方法可以解决主成分分析无法得到单一评价值的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采用了结合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的两阶段降维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

本文采用的两阶段降维方法，可以结合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各自的优点，减小评价指标选择过程中主观因素的影响，选择尽可能多的相关指标进入评价指标体系，在更全面的数据基础上评价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主成分分析［7］能够利用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坐标轴的旋转变换，将多个变量转化成较少的新变量（主成分）。在本文的研究中，主成分分析作为两阶段降维的第一阶段，其得到的主成分将作为新的指标数据，利用投影寻踪方法进行第二阶段的降维。

投影寻踪方法［8］通过将高维数据向低维空间投影，分析低维空间的投影特性来研究高维数据的特征，是一种处理多因素复杂问题的统计方法。投影寻踪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把高维数据通过某种组合投影到低维子空间中，对投影得到的构形，采用投影指标函数(目标函数)衡量投影暴露某种等级结构的可能性大小，寻找出使投影指标函数达到最优的投影值，然后根据该投影值对样本集进行相应的评价。投影寻踪方法与其他评价相比，在指标权重的赋予上能够通过挖掘已有的数据信息，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评价结果客观明确［9］。

1.2 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为了对中国2000-2008年的经济发展协调性进行评价，建立了包括四个子系统（经济、环境、资源、生活）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了环境、资源和生活子系统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这三个子系统进一步细分，建立了三级指标体系。各指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本文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本文所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了4个子系统，9个子项目，112个评价指标，涵盖了经济、环境、资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各个方面，保证了研究中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减小了指标选择中主观因素的不良影响。

2 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

2.1 主成分分析―第一阶段降维

为了使降维后的结果更具有实际意义，便于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对经济子系统及另9个子项目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将得到经济子系统和其他三个子系统的9个子项目的评价指标数据的主成分，共计10组主成分。

主成分分析的主要步骤有：指标数据的标准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判定、确定主成分个数、确定主成分表达式等四步。

由于投影寻踪方法要求确定指标是正向指标还是负向指标，因此为了方便之后的投影寻踪分析，在主成分分析之前就先将负向指标数据取其相反数，确保所有进行两阶段降维的指标数据都是正向指标。

在此不赘述主成分分析的具体计算步骤，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10组主成分共21个主成分因子，其中居民生活子项目只有1个主成分因子，污染排放子项目与水资源子项目有3个主成分因子，其余各子项目均有2个主成分因子。

2.2 投影寻踪―第二阶段降维

投影寻踪方法的主要步骤有：评价指标值的归一化、构造投影指标函数、优化投影指标函数和排序分类四步，由于其算法已较为成型，本文不予以展开描述，具体可参考之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及著作［10-12］。

将主成分分析得到的21个主成分因子作为新的评价指标，对其进行投影寻踪分析后得到表2所示的各指标权重值。

由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各指标都具有一定的权重，只出现极少数指标权重较小的现象，反映了投影寻踪方法根据样本数据信息给予各指标权重的适用性。同时可以看出生活子系统的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均较为显著，体现了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体系中的必要性。

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与各评价指标经过归一化处理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可以获得各年各评价指标的相应评价值，经过加总计算后得到2000-2008年各子系统及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的评价值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在2000-2008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从2006年开始，协调性有了大幅提高。

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资源子系统和生活子系统的发展趋势都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发展趋势较为吻合，其中资源子系统的发展趋势波动较大。

由经济发展协调性和四个子系统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发展与四个子系统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每个子系统都对经济发展协调性有着重要的影响，表明为了达到协调发展的目标，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发展，也证明了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2.3 子系统发展因素分析

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环境、资源和生活子系统均有细分的子项目，可以根据各子项目的评价值分析各子系统的发展情况。环境、资源、生活子系统及其各子项目的2000-2008年的评价值如表3所示，其中环境子系统和生活子系统的发展趋势与其各子项目的发展趋势比较接近，表明各子项目的发展对于子系统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在环境子系统的四个子项目中，生态环境与生活环境的评价值提高较快，污染排放与污染治理的评价值提高较慢，表明中国的污染问题仍较为严重，其发展的滞后抑制了环境子系统的发展，为了加速环境子系统的发展，需要对污染问题给予更高的重视，各相关单位需要更好地落实贯彻已有的排污治污政策，需要同时做好减排和治理两项工作。

在生活子系统的三个子项目中，城镇生活的评价值发展速度较快，反映了近年来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显著的，相比之下农村生活的评价值发展速度相对较缓且波动较大，表明中国目前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改善农村生活水平依然是重要的课题。

资源子系统分为矿物能源和水资源两个子项目，经过趋势分析发现资源子系统的评价值发展趋势与水资源子项目的评价值发展趋势基本吻合，都是在波动中逐渐提高，而矿物能源子项目的评价值基本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这表明由矿物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经济发展对于矿物能源的过分依赖，目前矿物能源的发展情况并不乐观。为了改善能源现状，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能源技术，发掘可替代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要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减轻经济发展对于能源消耗的过分依赖。

3 各子系统间协调度分析

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经济发展与其他子系统的主要矛盾体现在经济的超前发展对其他各子系统的不良影响上，并未发展到环境子系统、资源子系统或生活子系统的超前发展能够导致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的阶段，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应该排斥其他子系统相对经济子系统超前发展的现象。

在之前学者的研究中往往是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13］衡量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这种方法需要进行各子系统评价值间的相互回归分析，但这样的回归分析的理论基础并不牢固，经常存在虚假回归的现象，或是出现无法解释回归曲线的情况；而且当其他子系统相对经济子系统处于超前发展的状态时，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会得到较小的协调度评价值，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本文利用各子系统评价值逐年的提高幅度上的差异衡量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

现阶段经济子系统对环境、资源、生活子系统的驱动作用较强，其他子系统对于经济子系统的驱动作用相对较小，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Test）对此进行了验证。在此验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以经济子系统的评价值增长幅度为基准，计算经济―环境、经济―资源、经济―生活三组子系统的协调度，分析其他各子系统相对于经济子系统的发展情况。在现阶段若其他子系统相当于经济子系统发展越快，则说明他们之间的协调度越好。

由于各子系统所包含的评价指标数量有一定的差别，为了减小评价指标数量的差异对于协调度衡量的准确性的影响，本文利用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增长率而不是增长值来计算协调度，计算式如（1）所示：

Uij=［(Si, j-Si, j-1)/Si, j-1］/［(Sj-Sj-1)/Sj-1］

（1）

Uij 表示第j年i子系统相对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

Si, j表示i子系统第j年的得分，Sj表示经济子系统第j年的得分。

由式（1）可知，Uij越大意味着该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越高，当Uij大于1时，表示当年该子系统的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子系统，处于超前发展的状态；当Uij小于1时，表示当年该子系统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子系统；当Uij等于1时，则表示当年该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

根据式（1）和各子系统2000-2008年的投影寻踪评价值，可以计算2001-2008年经济―环境、经济―资源、经济―生活三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最终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经济―环境、经济―生活、经济―资源三组子系统的协调度发展趋势均比较类似，其中经济―资源子系统的协调度波动相对较大。各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都是先经历迅速提高的阶段，再逐渐回落波动至平稳，其最终协调度都稳定在1.0附近。2008年经济―环境、经济―生活、经济―资源三组子系统的协调度分别为0.759、0.927、1.279。上述情况表明经过这几年的改进与调整，各子系统间逐渐形成了协调发展的趋势，但环境、资源和生活子系统的发展情况总体上依然稍微滞后于经济子系统。

4 结 论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与投影寻踪方法相结合的两阶段降维分析，利用112个相关指标数据，对中国2000-2008年的经济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定量评价，弥补了现有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提高了评价数据的完整性，并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个新的子系统引入协调性评价体系中，提高了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的全面性。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协调性总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并在近几年得到了迅速提高；研究结果同时表明污染问题、农村生活水平和矿物能源问题是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协调性，需要针对现有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如严格控制污染排放，加大污染治理的投入，加强污染排放与治理的政府监控；关注农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提高能源技术开发力度，逐渐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等。

本文提出的子系统间协调度的衡量方法，可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要求，在对经济―环境、经济―资源、经济―生活三组子系统进行了协调度分析后，反映了各子系统间协调度的发展趋势，就现状而言三组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发展趋势较为接近，且发展趋势良好，但环境、资源和生活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依然略微滞后于经济子系统，需要保持对环境、资源和人民生活水平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以确保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全方位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宁小莉.包头市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与评价［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22 (1): 32-35.［Ning Xiaoli. Evaluation on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aotou City［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8,22 (1): 32-35.］

［2］齐晓娟，童玉芬.中国西北地区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2): 110-114.［Qi Xiaojuan, Tong Yufen.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Population, Econom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North-west Area of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8,18(2): 110-114.］

［3］桑秋，张平宇，苏飞，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沈阳市人口、经济、空间与环境的协调度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 (2): 115-119.［Sang Qiu, Zhang Pingyu, Su Fei, et al,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Population, Economy, Space and Environment in Shenyang Since the 1990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8,18 (2): 115-119.］

［4］李鹤，张平宇，刘文新. 1990年以来辽宁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J］.地理科学，2007,27 (4): 486-492.［Li He, Zhang Pingyu, Liu Wenxin. Assessment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of Liaoning Province in China during 1990-2003［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27 (4): 486-492.］

［5］姚奕，郭军华，倪勤. 中国经济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1): 100-103.［Yao Yi, Guo Junhua, Ni Qi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environment［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10(1): 100-103.］

［6］赵晗. 基于投影寻踪的区域协调发展比较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20): 74-77.［Zhao H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the Reg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PP Model［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0(20): 74-77.］

［7］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He Xiaoqun. Modern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8］付强，赵小勇.投影寻踪模型原理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Fu Qiang, Zhao Xiaoyong.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Projection Pursuit Model［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6.］

［9］王久顺，张欣莉.投影寻踪聚类模型及其应用［J］.长江科学院院报，2002, 19(6):53-55.［Wang Jiushun, Zhang Xinli. Projection Pursuit Cluster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J］. Journal of Yangtze Rive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2002, 19(6):53-55.］

［10］方必和，程志宏，刘慧萍.投影寻踪模型在国民经济综合评价中的应用［J］.运筹与管理，2005,14(5):85-88.［Fang Bihe, Cheng Zhihong, Liu Huiping. Application of Projection Pursuit Model in Integrate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Economy［J］.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005,14(5):85-88.］

［11］张玲玲，王宗志，顾敏.房地产风险评价的投影寻踪模型研究［J］.水利经济，2005, 23(1):20-22.［Wang Lingling, Wang Zongzhi, Gu Min. Application of Projection Pursuit to Decision Making on Venture Investment in Estate［J］.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Water Resources, 2005, 23(1):20-22.］

［12］张欣莉，丁晶，王顺久.投影寻踪在岩溶水水质分类中的应用［J］.工程勘察，2001(5):26-28.［Zhang Xinli, Ding Jing, Wang Shunjiu. The Use of Projection Trace in Classification of Karstic Water Qualities［J］. Geoti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ing, 2001(5):26-28.］

［13］门可佩，魏百军，蒋梁瑜，等. 基于经济系统的中国协调发展指数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 2010(9): 37-41.［Men Kepei, Wei Baijun, Jiang Liangyu, et al.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a’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ex Based on Economy System［J］. Technology Economics, 2010(9): 37-41.］

Evaluation on Coordin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nce Based on Twostage Dimension Reduction Method

LIU Ruijie ZHANG Zhihui

篇5

人民币对外升值是对以往人民币对外价值长期低估的市场校正

197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走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长期贬值，贬值幅度达80%左右，年均贬值11.7%。第二个阶段是1994～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小幅升值，累计升值35%，年均升值3.7%。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指具有较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国家货币相对于较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国家货币的汇率应该升值）、购买力平价等经济理论表明，在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和投资回报率都较高，以及经济实力增强等因素，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应该提高，即汇率应该对外升值。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多数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会伴随汇率升值趋势。如德国（本文中指联邦德国），上世纪5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60～70年代马克持续升值，累计约升值142%。日本，上世纪50～80年代经济腾飞，70年代日元缓慢升值，80年代日元快速升值，到90年代初累计约升值260%。伴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2003年以来卢布持续升值，到2007年11月约升值30%。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速度都高于我国。

2005年，我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之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期人民币汇率却持续贬值，致使人民币对外价值被低估。人民币汇率过去长期贬值，是通过外汇管制实现的，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有关，即通过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推动出口并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小幅升值，并逐步向均衡回归，这是对以往人民币对外价值长期被低估的市场校正。

国际收支顺差等因素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

结构性贸易顺差短期内难以消除。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外部失衡有所缓解，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呈下降态势（见图1）。尽管如此，我国贸易顺差规模仍然较大，致使我国外汇储备继续较快增长、人民币供不应求，这是目前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近年来我国经济一枝独秀，经济发展不仅好于发达国家，也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大，投资环境稳定，投资回报率较高，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我国稳居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资本持续流入，这也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汇供大于求。过去较长时间里，我国外汇管理“重流入轻流出”，企业对外投资能力较弱，个人对外投资更少。与大规模的外资流入相比，资本流出规模很小，外汇供给大于外汇需求，也促使人民币升值。

此外，近年来美国等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增发货币，导致美元疲软，这也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世界银行每年会使用购买力平价（PPP）来换算各国的GDP水平。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购买力平价约为1美元兑4.23元人民币。同时，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采用2009年数据、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我国薪资购买力时，所用的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兑4.16元人民币。2013年7月，IMF的《2013年第四条磋商工作人员报告》认为，人民币仍然被中度低估，幅度约为5%～10%。

由于购买力平价理论本身存在缺陷，且各种均衡汇率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假设条件往往不同，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因而上述国际机构的评估结果并不完全可信。但从这些评估结果的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差距在明显缩小。2005～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购买力平价与同期名义汇率的比率从0.42上升到0.67，IMF对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程度的评估从之前的“严重低估”到目前的“中度低估”。此外，我国大中城市的土地、房地产、一些日常用品的价格都逐步接近国际价格水平，某些奢侈品的价格甚至超过了国际价格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民币汇率已逐渐接近均衡水平，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人民币汇率长期被低估是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外部失衡易导致经济发展的扭曲和效率损失。随着资源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减弱，我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可持续。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助于改变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内需拉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由于人民币升值，企业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将难以维持竞争优势，这将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国际竞争力。

正确看待人民币对内贬值

从历史数据和国际比较看，最近十多年来我国通胀都处于较低水平

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曾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我国并未爆发，通胀整体处于较低水平。1997～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涨幅仅为1.9%（见图2），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年均涨幅分别为1.5%、3.4%、2.2%和3.3%。我国最近十多年来的通胀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之前的历史时期，也低于同期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家的通胀水平，更低于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通胀水平。1997～2012年，美国、英国和韩国的CPI年均涨幅分别为2.4%、2.1%和3.3%。

近年来，我国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上涨较快，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即使考虑资产价格，我国的总体物价水平也并不是很高。用CPI、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中的投资品价格指数、商品房销售均价指数（销售均价=销售额/销售面积，以此为基础计算价格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分别代表消费领域、投资领域、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价格指数，用动态因子法确定各指数权重，加权得到综合物价指数。计算结果显示，1997～2012年，我国综合物价指数年均上涨2.2%（见图3），16年里仅有5年时间综合物价指数的涨幅超过3%。

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通胀正相关，适度通胀是经济增长的代价

195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斯发现英国货币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即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见图4）。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以物价上涨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动率。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变动关系。这样，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便呈现同向变动关系（见图5）。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避免，物价上升是维持较高就业和产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价格上升和生产提高的不同组合中，货币当局可以权衡并选择其中比较适当的组合。菲利普斯曲线不仅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而且也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理论依据。

从各国实践看，适度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适度通胀会刺激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而通缩则可能使社会资本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在经济稳定增长期和扩张期都伴随温和通胀。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复苏期，以及二战后的迅速发展期，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同时物价也温和上涨。1934～196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5.3%，CPI年均上涨3%；1992～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稳定，GDP年均增长3.2%，CPI年均上涨2.7%。英国80年代经济复苏，物价涨幅也较高，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上涨5.6%左右。1953～1978年，日本GDP年均增速高达14.5%，CPI年均上涨6%。德国50年代到80年代GDP年均增长4.5%，CPI年均上涨3.1%。而通货紧缩一般都发生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期。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通货紧缩会严重危害经济发展。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之一，就是美联储实行了过于严厉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通货紧缩。在最近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西班牙、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物价持续走低、处于通缩边缘，严重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为结束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日本长期维持低利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目的就是期望通过拉升通胀水平来刺激经济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总体上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正如前文图2所示，1997～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7%，CPI年均涨幅仅1.9%。我国GDP增速与滞后1年CPI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同向变动关系显著。因此，要辩证地看待通货膨胀。在消除恶性通胀的前提下，为实现较高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应维持适度的通胀预期。

此外，我国CPI中食品权重较高（大约占1/3），近年来CPI涨幅相对较高，主要是由食品价格的上涨引起的。如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CPI涨幅超过3%，其中食品价格涨幅都在10%左右（见图6），食品价格上涨对CPI上涨的贡献率超过70%。食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是粮食价格的上涨。粮价主要由粮食供求关系决定，货币政策对粮食供给和粮食需求的调节作用都非常有限，因而不能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食品价格涨幅。如果为了压低食品价格而严控货币供给，则可能导致过于严厉的紧缩政策。但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确实严重影响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对此，应采取收入调节和价格补贴的政策。如美国向低收入者发放食品券的做法已有40年历史。这种财政补贴措施既不损害生产者利益和粮食供给，又保障了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所谓货币政策，就是在物价与经济增长、就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解决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更主要是依赖于适当的收入分配政策。

合理控制货币供应，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篇6

1.1 政策性的金融支持

这种金融支持方式是指相关政府部门为了补充市场自身的不足，将国家信用作为有效担保，采用国家财政投入的方式，来实现对农村发展的金融支持，进而有效推动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民实际收入的快速增长。国内现行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主要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政策性的金融支持充分体现了其非营利性，也就是使用免息或者是低利息的贷款为农民的生产经营进行适当补贴，并且也会为具有一定风险的农业经营进行担保。从长远角度来看，现阶段政策性金融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贷款的主要方式，此种方式不仅具有其他金融机构的功能，还能加速对社会资金流的引导，为农村生产经营提供保障，降低农村资金的流失，进而有效推动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

1.2 合作性金融支持

此种金融支持不仅更加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是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非常流行的一种金融支持模式。通常来说，这种合作性的金融机构始终坚持自愿性、帮扶救济性、公平管理以及非营利性等目的，并使用相对便捷和灵活的信贷模式来满足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如，贷款金额小，贷款频率高、贷款不集中、季节性较强等。现阶段国内主要的合作金融机构就是农村信用社，其自身始终秉持自主、互助、平等、自愿的原则，采用集中农村闲散资金进行组织和调节，进而实现推动农业综合生产加速发展的目的。同时，这种合作金融机构还支撑多种形式合作经济方式。农村信用社凭借自身方式灵活、分布广的特点有效满足了农村在生产、消费、经营等众多方面的金融需求，进而使其成为现阶段国内农村金融支持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1.3 商业性金融支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水平的稳步提升，商业性金融支持势必会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趋势，这种金融支持方式是通过对经营目的、市场活动主体、实际经营范围与权责关系等进行明确，然后再通过使用相应的业务来使其实现。然而就目前我国的农村商业机构实际情况来看，其在建设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欠缺，虽然有很多地区已经设立了商业银行，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原有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进行建立的，并且，其中依然会发现合作性质的影子。现阶段国内主要的商业金融支持有很多家，如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而这部分银行的主要业务不在农村地区进行，但其中还是有一大部分资金和资源被分配到了农村地区，然后通过使用产期贷款的方式来对地区产业化经营进行扶持。

1.4 民间性金融支持

这种金融支持是在正规金融不能实现和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情况下，通过个人或者是不具正规性的金融机构来完成相应服务的。我国从开始改革开放、社会进入转型阶段以来，民间性质的金融支持方式主要有民间借贷、民间合会以及钱庄等方式构成。以上方式都是为了更好地对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应而产生的，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几种形式的交易量以及风险更大。

2 对国外农村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

现阶段，国内虽然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支持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并且也已经成为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就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其中还有很多因素在制约着农村金融支持水平的提升，导致其自身支持作用没有被完全地发挥出来，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的影响。

2.1 国外农村机构结构多样化

众所周知，国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要好于国内很多，其不仅具有良好的金融结构，并且相应的金融网点也能够满足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就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农业本身就属于一个相对弱质的产业，不仅要承受外部环境因素所带来的自然灾害的影响，还需要承担市场变化给其带来的风险，而这种情况在我国国内体现得更加明显。且致使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差异较为明显，并且市场经济制度也不是很健全。正是这种农业生产所具备的高风险性，使得不少金融机构失去了对农业贷款的信心，进而对其望而却步，再加之我国给予的财政性金融供给是十分有限的，这样一来，就导致金融供给数量较为短缺。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后可知，乡镇级银行网点一般只有三个，而全国范围内还有3000多个乡镇没有任何银行网点。现阶段金融供给体系相对比较有限，并且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也比较突出，而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供给水平明显比西部地区要高很多，这种现象的发生对金融支持的长远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我国国内农村金融机构有许多种，如农业银行、商业银行、合作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等。虽然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农村信用社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样就使得其他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会受政策、市场机制的不足以及社会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实际影响，为农民提供相对有效且全面的金融支持服务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这也导致三农发展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因此，我国在发展农村金融支持时，一定要充分吸收国外的经验，不断完善金融机构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经济发展被有效地激发，进一步提升农民经济收入，满足农民自身对金融的实际需求。

2.2 西方国家对于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较强

在对发达国家农村的金融体制进行考察以后可知，差不多所有国家在农村金融体制建设的过程中，都充分体现着政府扶持的特性，也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充分体现出其他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虽然我国根据实际情况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些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措施，但是，在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失。加之农村金融秩序没有得到很好的规范和细化，使得国家在金融机构的组成、实际功能以及所要执行的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没有进行良好的监督，因此在此基础上也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竞争混乱的情况出现，使得不良贷款现象经常出现。而这种现象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资金的流失，致使农村经济发展得不到良好的金融支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趋于恶化的现象。因此，我国就要在这一问题上加强重视，提升政府政策支持水平，进而保证金融支持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3 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有效对策

通过对影响金融支持水平提升的因素进行分析可知，金融支持成效的提升不是立马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不断进行完善且要花费一定时间来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因此，想从根本上保证农村经济发展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一定要采用由浅入深的方式，使用多样化且科学性较强的措施来提升金融支持的实际成效。

3.1 增加农村金融实际供给水平，确保各地区金融事业发展均衡

首先，要增加相关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以及人民银行之间的有效沟通，进而使农村金融的实际供给量在有关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得到有效增加，引导高品质的金融资源融入到农村的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将推动新农村建设、助力三农服务以及城镇一体化建设，使其能够作为对农村金融支持的评价参考。其次，使用相应的手段和措施来有效避免金融机构对其分支机构的缩减，进而保证农村地区金融支持网点的数量，提升金融机构自身服务的稳定性，进而有效推动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3.2 推动农村金融系统完善，确保金融支持能够顺利进行

想要保证农村金融系统得到改善，提升金融支持运行的顺利性，就一定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对现行的农村机构进行调整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对新型金融机构的建设力度，同时根据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建立一批具有融合特征的小额信贷企业、村镇银行或者是担保公司等，进一步满足农村不同层次人群对于农村金融的实际需求。第二，我国现阶段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的阶段，因此一定要对市场需求有一个切实的了解，再按照服务三农的原则，对金融体系进行完善和改革。此外，相关监管部门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对部分金融工具进入市场的准入机制以及需要花费的成本，进而使金融机构在良好的形式和背景下，加速多元化、创新型金融产品及其金融工具的开发，进而保证农村金融支持可以顺利且有效地进行。

3.3 对农村信用体制进行规范和完善

第一，要有针对性地拓展农村担保抵押物的涵盖面，让农村各项资源逐渐转变成相应的信用价值，推动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林地使用权等资源的转化，使这部分转化物能够为农村金融需求提供担保，进而有效提升农村金融的支持水平。第二，使用信息化方式和措施对农村居民自身以及中小规模企业的实际信用体系进行完善，进而对业务环境进行有效的调整和改善，从根本上降低金融支持所划分的实际成本。

3.4 促进农村金融法制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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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0-0255-1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从1995年即“九五”计划时就正式提出，到现在已有15年时间。“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三个“新”：新的高度，“规划建议”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到了整个“十二五”期间发展主线的高度；新的广度，“规划建议”把转变发展方式主线统揽包括结构调整、资源环境、民生的改善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新的深度，“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方式转变不但有明确的方向，而且有明确的路径、明确的措施，更深入，更系统，更完善。这三个“新”，着力点就是坚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2 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策略

准确认识吉林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在发展中积累，在调整中发展，乃是当前吉林省的首选战略。要着眼于长远发展，全面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全面增强经济社会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内需外需结构，不断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更加注重构建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发展社会事业。实际工作中，应正确处理四个关系，防止四种倾向。

一是正确处理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防止思想松懈倾向。没有量的积累，就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没有发展的积累，就没有调整发展方式的动能。当前吉林省不能放松加快发展的步伐，要把发展作为主题，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志地、殚精竭虑地去筹发展之策、谋发展之计、践发展之行、干发展之事，按照近年来吉林省发展的好势头，再持续快速发展三五年。

二是正确处理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防止等靠要的倾向。发展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积累财富才能为改善民生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才能富民，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民生是第一目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现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坚持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在确保发展质量、优化发展结构、加快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努力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改善民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成果，使推动发展成为永恒的主题，使改善民生成为工作常态，使发展的过程成为民生状况持续改善的过程。要大力发展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好城乡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问题，通过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扩大内需，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得到实惠、不断提高幸福指数。

改善民生不简单等同于涨工资、增福利，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要防止等靠要的思想，既要眼睛向上，用好用足国家政策，又要眼睛向下，靠发展、靠调整支出结构，更要眼睛向内，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同时，量财施政、量力而行、倾力而为，切不能一轰而上盲目攀比，等政策、靠财政、要资金。要统筹政策措施，实现各方面利益兼顾；要统筹资源要素，集中力量办大事；要统筹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坚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把居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全民创业、重商富民，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拉动力量，进而实现加快发展与改善民生的良性互动。

三是正确处理传承和创新的关系，防止转弯过急的倾向。为实现既保持短期经济较快增长、又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必须审时度势、科学判断，充分利用经济调整期带来的转型契机，把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作为动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巩固和发展当前经济回升的好形势，着力夯实支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的稳固基础，着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强化整体竞争优势，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导、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以集约内涵发展为特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的发展新引擎，促进吉林省经济进入新一轮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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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有许多优势，一是比较效益高。旺旺食品所用大米加工后可以增值44倍；二是税收高。据对历史资源分析，我国每百元工业净产值提供的财政收入达45元左右，而农业只有2元左右。全国90年代以来，工业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为40％左右，而农业只有4％，商业只有24％；三是有利于农民增收。浙江省去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5％，增加部分的85％来自二、三产业，来自第一产业的只有15％，在第一产业占的15％中，养殖业又占40％。四是可带动农业的发展，因为工业的许多原材料来自农业，并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五是大力发展工业有利于解决县域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因为农业劳动力已经饱和，且还有约几亿农业富裕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根本出路不在农业，而主要在工业和服务业。六是县域既是生产大场所，也是消费大群体。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工业已经成为各县域经济及其财税增长的主体。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不仅直接壮大gdp总量，而且可根本上提高绝大数人口的收入，极大地刺激生产和生活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原来多数也是农业大县，它们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从产业层面看主要也是工业作的贡献。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产业结构是一产、二产、三产比例是11.8∶55.3∶32.9。一产占的比例只有11.8%，三产占比例为32.9%，二产占的比例最高达55.3%，最高的县（市）达77.7%。湖南县市之间经济发展的主要差别在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产值较高的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望城县、邵东县、醴陵市、耒阳市，就是因为大力发展工业，第二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高；相反，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产值较低的桂东县、古丈县，就是因为工业产值占的比重很低。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高度和该县工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呈正相关关系，县域工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决定该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高度。由此可见，农业大县完全有必要大力发展工业。

问题首先在于农业大县能不能大力发展工业，回答是十分肯定的。

首先，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原材料资源，各种农、林、牧、副、渔产品非常丰富。大米、油料、棉花、大豆、蔬菜、木材、水产品、猪、牛、羊、马、鸡、鸭、鹅、蛋等，都是大力发展工业的宝贵的原材料。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所需的电力、煤炭、淡水等资源现在多数县市也都有一定基础。

其次，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个农业大县一般有二三十万、几十万农村劳动力，其中可以转为工业的劳动力达50%左右。且这些劳动力价格低廉，一般一个从事工业的农业劳动力月工资才500-800元，每小时工资3.3元左右。

再次，农业大县有大力发展工业的必要的土地资源。我国土地总的说不算宽裕，但农村与城市比，农村发展工业用地还是有的，农业大县可以充分利用山地、丘陵、荒山荒坡，大力发展工业。

第四，农业大县有一定大力发展工业的技术资源。这些县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比较发达。一个县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在沿海的务工人员，他们中有一部份有一技之长，回乡后可以充当企业骨干力量。同时，加强各类管理与技术人员培训、引进，大力发展工业所需管理与技术人材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第五，农业大县中有小部分人员己通过各种途径完成了原始积累，各个县市均有一定的民间资本，每个县市大约有上亿元的工业存量资产，有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的城乡居民银行存款。同时，还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资本。国家也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放宽对农村贷款额度，这些都有利于解决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所需资金问题。

但农业大县大力发展工业关健在选准发展工业的路子。农业大县的优势必竞在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完全离开这一实际情况去发展工业，农业大县经济发展也会走向歧途。一方面是农业大县的实际，另一方面又要大力发展工业，这是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创新经济发展思路：找到二者客观存在的结合部，这一结合部就是大力发展与农相关产业的工业，如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水产品的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大力发展这些产品的浅加工、二次加工、三次加工、多次加工，如玉米深加工、大米深加工、大豆深加工、肉类深加工等等；大力发展为农村服务的生资、农药、农机、交通、运输、信息、金融、旅游服务业；大力发展与农相关的生物制药、中草药业、保健品业、家电业、房产业、建材业、煮饪业等。

农业大县在把发展工业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必须走专业化协作之路，在各个县市按产品进行分工协作，同一产品有许多县市同时生产又规模都不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按品种在县市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

农业大县大力发展与农相关工业有几个着力点：

一是增强“工业立县”、“工业强县”、“工业富县”意识，以工业的理念和方式发展工业型农业，实施“工业强县”或“加工强县”的发展战略。消除一切不利于工业发展的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打破地方保护，在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支持、保护与农相关工业的创业活动。

二是从各县市的优势与特色出发，确定几个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建立“一县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经济体系。不同的县市有不同的优势与特色，专业化的基本点就在发挥各个县市的优势，放大各个县市的特色，这样的专业化就是有根基、有活力、有市场、有前途的专业化。切不可不管有没有优势，有没有特色，盲目搞专业化，这样的专业化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专业化，是万万不可搞的。

三是举全县之力培育特大型农产品加工、销售龙头企业，以这样的企业大量收购和消化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销售给国内外市场，实现农产品的高价值。有条件的县市也可以以农业、农村为基础，组建农、工、商，产、供、销联合公司。

四是为与农相关工业发展开创空间。积极招商引资，内引外联，以此弥补县域资源、技术、资金的不足，开放就是要把县域土地、劳动力、资源及水电价低廉及环境条件好等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势，承接大中城市或其它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源综合利用型、配套协作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建设农产品加工和辅助产品生产基础，延长产业链，培育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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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我国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准确地说还是传统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题。如果说在进入新阶段以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还在农业和农村内部，那么进入新阶段后，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更多地来自农业和农村外部。目前非农收入已经占农民收入的50％左右，农民收入来源逐步多元化。增加农民收入，已经越来越取决于工业和农业、城乡经济的相互关系。因此，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把着力点放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之外。

从本质上讲，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就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大力推进工业化，使农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大规模地转入工业部门和城镇就业，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出路。推进县域经济工业化，不仅要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高工业、服务业部门对县域经济的贡献份额，而且要用企业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现代生产经营方式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这种生产经营方式难以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培育农产品品牌，提高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难以应对市场的千变万化，回避农业交易成本高的问题，还会增加农业和农户的市场风险。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从而也是最终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进入新阶段，要发展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生产经济方式，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鼓励农民建立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农户之间的相互联合，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发展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分享规模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加工增值效益。

发展县域经济最重要和最迫切的还是要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从全国来看，经济大县强县，无不都是工业或服务业发达的县市。进入新阶段，推进工业化要改变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两张皮的状况。要看到，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发展空间已受到明显制约。特别是在入世后，迫于激烈市场竞争的压力，乡镇工业也强化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发展乡镇工业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调整与城市工业的分工关系，如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产品运输业等；积极促进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和配套关系；打破现有的阻碍城乡产业整合的管理模式，在规划、政策制订和实施上对城乡企业一视同仁，鼓励和引导城乡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重组和合作。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变为相对过剩，为县域经济工业化既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增大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只有继续推进工业化，才能为县域经济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二、发展县域经济要以城镇化为支撑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而城镇化又能进一步推进县域经济工业化。城镇化有利于农村工业的产业集聚，有利于服务业的成长，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进程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进县域经济工业化的同时加

快城镇化进程，也应成为县域经济的重头戏。相对于城市已较大程度地实现了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生活方式而言，农村很大程度上还延续着传统生活方式。积极推进城镇化，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改造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小城镇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和交汇点，因而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应该看到，发展县域经济，小城镇这个层次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城乡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小城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快小城镇发展，是新阶段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

进入新阶段，积极推进小城镇发展，要改变以前盲目追求“硬化、亮化、绿化”的脱离农村实际的倾向，改变政府主导圈地造城搞建设的机制，实行务实有效的城镇化战略，使小城镇建设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使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和效益，切实防止抽取农业和农村资源超前建设小城镇，这不仅从根本上不利于城镇化，还会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条件的恶化。要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广辟投融资渠道，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带动小城镇建设。要分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小城镇建设。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中心镇为重点，使之尽快完善功能，繁荣经济，发挥城乡经济结合部的作用，培育完善市场体系，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调整已经不合时宜的政策，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吸引农民进入小城镇安居乐业。我国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很大，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东部地区可适应大都市圈和城镇体系发展的需要，推进城镇网络发展，中西部地区要重点发展中心镇和发展重点小城镇。经济不发达的县市，小城镇建设更不能急于求成，贪大求洋。

三、发展县域经济要以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动力

进入新阶段以前，县域经济较快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度创新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的的制度创新，极大地提高了解放了农业生产潜力，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大发展。90年代初中期，县域经济的较快发展，主要是乡镇企业崛起，有了农村办工业的制度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向农村内部非农产业转移，使农民从“多元化”经营中得到了单一农业经营模式难以得到的收益。

进入新阶段，发展县域经济同样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来源于思想解放，来源于社会实践。当前，县域经济制度创新又进入活跃期，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定单农业、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等，这些领域的制度创新，必将带来生产力的新的解放。因此，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制度创新创造宽松的环境，必将促进新阶段县域经济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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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我国逐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一、工业化进入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

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当年价格1090美元），2007年我国GDP为246619亿元，比1978年的568018亿元增长了4214倍多。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我国进入到了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工业化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也进入到了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0，也是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期0。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将迎来一个大规模固定资产、设备的更新阶段，并由此带来三方面的经济机遇。一是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必将带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二是重型机器制造业正在逐步建立和形成；三是自主创新的开展必然介入成套机器设备的更新。从所处的矛盾凸显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矛盾更为显著0。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中的新问题开始集中显露出来。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二、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双重转型期

改革30年的经济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典型的转型发展，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双重制度变迁0的特征，在双重制度变迁背景下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到了双重转型期：一方面要实现发展的任务，实现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转变，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统一为一个过程。从经济发展来看，既要加速实现传统经典工业化时代的任务，又要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从经济转型的任务来看，面临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工业化由传统工业化向现代新型工业化的转型，城市化由人口城市化向以产业为支持的功能型城市化转型，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型向效率提高型转型，社会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双重制度变迁既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又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新阶段，从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2006年我国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214B4713B4013，对照工业化先行国家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目前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阶段转换的/拐点0已经出现。从就业结构来看，2006年中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为4418B2318B3114，/非农0产业占就业的比重仅为5512%，比之工业化先行大国最低2/3，平均70%以上的比重低得多。从城市化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尚未突破50%，按照/常住人口0统计的/城市人口0占总人口的比重，2007年仅仅为4419%。因此，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与需求结构升级方面做文章。在需求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在供给方面，重点发展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形成以住、行为主要增长点的需求结构和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创新推动为特征的产业结构。

四、消费的增长效应逐步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变化显著，消费方式逐步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住房、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保健、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比重不断上升，食品消费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由1993年的01869逐渐下降至2003年的0155，进而下降到2006年的01428。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发展性的消费正在加速增长。

消费结构对发展度的贡献率不断增长，1993年为111%，2003年为218%，而2006年上升至413%，这是由于收入快速增长，资产市场上财富效应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服务与保障体系改革的进展等因素所致，并且消费增长很可能最具活力。中国经济正在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逐步超越投资，200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大大高于投资（36%）和净出口（15%）的贡献率。这些变化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大众消费时代。

五、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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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350

1　引　言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实现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为推动我国各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我国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信息服务产业发展政策。本文将借助对各地区信息服务业政策发展阶段系数这一新指标的引入和分析，探讨我国地方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具体定位。

2　信息服务业各产业领域的经济环境分析

信息服务业是典型的生产行业，它一般是通过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传递、交流，向社会提供各种信息产品或服务。因此，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与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密切相关。与之对应的，不同地域的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在文献[2]中，通过对我国各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内容分析，解析出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展信息服务业的24个热点区域。为方便进一步分析，首先计算各产业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如表1所示：

其中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及“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的7省市(北京、黑龙江、湖北、江苏、陕西、上海、浙江)，2007年人均GDP分别为57 431元、18 463元、14 733元、32 985元、12 843元、65 473元、35 730元则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这一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为其算术平均数33 951.14元。

文献[2]将信息服务业24个发展热点领域按照东中西部省份的关注程度不同以及产业层次的不同，通过层次聚类分析划分为5大类，即“东部应用类”、“中西部应用类”、“网络基础类”、“政府基础类”和“数字内容产业”。通过表1可以看出，东部应用类和中西部应用类所涉及区域的人均GDP差别最明显，分别位于表的前后两端。网络基础类和政府基础类处于中段，但网络基础类所涉及区域的人均GDP依然普遍高于政府基础类。基于表1的数据，进一步使用每一类产业领域中各热点领域GDP的平均水平估算了5类热点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值。表2显示了上述4个类别所包含的产业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情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即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人均GDP高的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传统信息服务业领域，如物流信息服务、中介信息服务等发展已具相当规模，同时，这些地区已普遍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后期阶段，北京、上海等地区更已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在这些地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已初具雏形，本地区的经济水平和产业布局决定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软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高渗透性和高附加值特点的软件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信息服务业等成为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欠发达省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初期或中期，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尚占据较大成分，因此，旨在推动农业和制造业发展的三农信息服务、物流信息服务、地理信息服务、科技信息服务、信息咨询与信息中介等产业领域成为地区发展信息服务业的迫切需求。此外，受到中西部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居民信息素养不高、可获取信息资源有限等实际情况的制约，大力发展社区信息服务以及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成为这些省份制定信息服务业政策的考虑因素之一。3各地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的政策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提出的发展信息服务业热点领域，与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发展信息服务业的政策侧重点具有明显差异。这提示我们，信息服务业各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这一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指示了这些领域所处的信息服务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进一步从政策分析的角度估算各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具体方法是，用各地方省份的产业政策中涉及的信息服务业领域的人均GDP的均值，表示该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指数。从这一指标的具体含义来说，一个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越高，说明这一地区的信息服务业热点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越高，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与高度发达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相近。

在之前的研究中，通过对“十一五”规划中相关政策表述的内容分析，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中的热点区域列举，如表3所示：

将各产业热点领域所涉及地区的人均GDP值代入计算，可以得到各地区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如表4所示①：

从表4可以发现，就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而言，从地区间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来，当前我国各地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并不相同，反映出各地区间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的差异比较显著；从地区内部经济运行情况与产业发展阶段系数的对比来看，我国各地区的信息服务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有些地区的信息服务业滞后于经济发展，有些地区则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以下使用定位图的分析方法，并以发展阶段系数为纵轴，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横轴，描述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比较情况，如图1所示：

图1中，四个象限的划分以我国各省市区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阶段系数和人均GDP的均值为界限。由此，可以将我国各地区的信息服务产业发展政策制定策略划分为4类：

第一象限中，一些发达省市，包括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5省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都很高。表明这些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和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发展状态，即经济发展的高水平推动高附加值、高感应度的信息服务业领域，如软件信息服务业、金融信息服务业等的发展；而这些产业领域的发展，又会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和产业升级。

第二象限中，少数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如重庆和湖南，其经济发展程度不高，但是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很高。这些省市的地方政府制定的信息服务业规划中，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热点领域更加偏向于第一类发达省份。这说明，这些地区的政府信息服务业发展政策采取了一种超前发展的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超前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同或相似的现代信息服务业，创造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良好环境。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先发展高精尖的信息服务产业领域，达到提升本地区产业层次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发展与东部产业集群相匹配的信息服务业，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吸引东部发达省份和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入驻本地区。

第三象限所包含的省市区个数最多，这些省份大多为我国中西部较不发达省份，且其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也比较落后。其中，四川、湖北、河南、黑龙江、安徽、山西、陕西、海南8省市的策略非常接近，在图中形成了一个密集区域(虚线圈出)，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服务业发展阶段系数非常接近，其政策指定的基本导向也与重庆和湖南两地相似，即试图通过大力发展先进信息服务业，创造产业升级和招商引资的良好环境，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

篇12

我国当前环境形势严峻，生态文明的自然之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生活，关系民族未来，必须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发展循环经济、追求绿色GDP的浪潮席卷而来。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事实告诫我们必须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深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平稳发展。

一、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分析

1.资源缺乏、人口众多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首要原因我国是资源匮乏的国家，人口又比较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即使我国资源不匮乏，但是我国有名列全世界第一的人口，平均来算，人均资源是少之甚少，甚至不如一些小国家的人均资源多。现阶段看来，只有发展循环经济才能使我们摆脱资源有限，人口众多带来的困境。2.发展循环经济是保护环境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集经济、环保于一体，既可以高效利用并节约资源，也是不错的环境保护手段。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生态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水资源缺乏、土地沙漠化、森林缩减、生物多样性锐减、城市雾霾不断出现......而循环经济高效率、高利用的特点可以淡化资源短缺的困境，可以达到保护环境的功效。3.发展循环经济是节约资源的有效途径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可以重复循环利用资源，从而保护环境的经济形式，可以有效节约资源。循环经济发展起来，资源缺乏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发展循环经济是很有必要的。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行性分析

1.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一贯的发展战略早在1996年我国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从次年开始，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就越来越受重视。同时，在各级规划安排计划中也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进去了，全国各地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并对污染严重且治理无效的企业实行严厉的惩罚制度，甚至治理不善会被停业的政策。有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开辟的有利途径，发展循环经济更加具有可行性。2.发展循环经济既能实现环保的愿望又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通过节约资源、循环利用资源达到减少污染、减少废物排放、节约能源的环保效益，这便实现了环保的愿望；环保型的经济会使经济愈来愈发展。环保与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循环经济能够实现两者的共赢，让人无法怀疑它的可行性。3.循环经济有助于化解我国资源有限性的僵局我国许多资源供应不足，需要依靠大量进口资源，这无疑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但循环经济能够通过对资源的回收循环利用，降低对资源总量的需求，这样就有利于解决国内资源供应不足的现状。4.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企业更好的发展循环经济有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功能，企业成本降低了自然就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从而更好的发展下去。循环经济能够实现企业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就说明它是可行的。5.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增加就业发展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需要许多人才的参与，尤其是专业人才的需要。这样环境与经济兼顾的专业人才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不止这些人才的就业机会会增加，由发展循环经济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技术人才的就业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就业问题的解决也会带动经济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循环经济是可行的。6.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提高国家地位循环经济的多种优点决定了它的经济地位。世人没有提倡污染环境的，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环保型经济最起码不会受到全世人的反对，是一种很有前途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能够提高经济竞争力，就有利于提高国家地位。

二、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现况

（一）发展循环经济缺少机制的支持

循环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可以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生儿”，刚刚出生在中国的循环经济缺少机制的支持。

（二）社会宣传力度不够,或导致社会参与率低

大多企业只知道发展循环经济前期投资大，却不知道循环经济是一种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环保又有高效益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宣传不够、社会参与意识薄弱，势必会影响循环经济的发展，致使发展循环经济寸步难行。

（三）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恰当的法律法规的制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目前为止我国只有一些环保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单独的法律法规，缺乏完整健全的循环经济的法律。现行的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也很零碎而且不够具体，缺少全面的系统的解决方案，仅靠这些法律还不足以解决循环经济面临的问题。所以，有关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还有待完善。

（四）完善循环经济所需资金

资金乃是经济的血液，没有足够的血液在经济体内循环，经济发展将停滞不前。所以资金是发展循环经济万万不可缺少的，发展循环经济还得完善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所需资金。

三、积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启示

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缺一不可。我们在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大背景下，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采取综合措施，吸取失败教训，用发展的思路来解决现存的环境问题。

（一）强化政策导向，加强政府表率作用

政府的行为代表着国家行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有关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能，尤其是环保部门，做好指导和服务咨询工作，起到带头作用。政府在面临招商引资时，多倾向于环境保护工程，对产业结构调整有帮助的项目。对率先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发展循环经济的单位，政府应给予奖励，对重大基础设施进行资金支持。政府部门在采购办公用品时，选择节能产品，始终注意节能减排，循环使用。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项政策性指标，要求各级政府坚决执行。

（二）开发循环经济新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的战略目标是打造科技强国，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视作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技术支撑，发展循环经济的前提就是技术，故，新型科技开发是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循环经济立法建设

目前，国内的循环经济法律正在完善。循环经济立法应充分体现“3R原则”，将资源再生利用、绿色消费等都纳入立法范围，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明确各个权利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关系，规定谁生产的废物就由谁处理，谁为改善生活环境处了一份力，谁就值得表扬，生活垃圾由政府回收。可采取过量收费制度，即居民和企业若是制造过多的垃圾，依据排放的多少收取不同的惩罚费。此外，我们可以参考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做得比较超前的国家，吸取适用内容，扬长避短，推陈出新。

（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布局

产业结构要优化，形成各地区、各行业均衡发展的布局。由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代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变。我们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为调整工业结构的主要目标。传统重工业是我国如今的工业主力，要想调整经济结构，就必须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努力提高高新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重点发展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等第三产业。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发展新农业同等重要。

（五）加大宣传，更新观念

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各类企业和政府官员对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强烈认同感和使命感。组织人员参加保护环境活动，如植树活动。开展保护环境的有奖知识竞赛活动，建设一些免费生态园，分发生态建设的书籍。做到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丰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六）结合国情，发展中国特色循环经济

各国国情不同，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和目标也不尽相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并将长期处在这一阶段。要想发展，必然会加快工业进程，所以短时间内工业大发展的格局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中国发展循环经济要做到在生产中维护生态，在保护生态中逐步发展，在完成工业生产的同时也治理了污染，实现产业生态化。经济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于是，各国都刮起了发展循环经济之风，循环经济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改革。每个国家都争先恐后的探索循环经济，至于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刻了。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上也做出了不懈努力，无论是法律的出台还是政策的扶持，无论是经济试点的实施还是综合利用资源，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上前进，意志坚定的去完成发展循环经济这一历史使命。只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效应问题研究-以安徽省为例》，项目编号：SK2014A350；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上市公司盈利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4FXSK0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上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研究》，项目编号：SK2015A721；阜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中小民营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研究———以安徽省为例》，项目编号：2015FSSK06）

参考文献：

[1]马骏.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资源型城市发展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12）.

[2]文莲.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现代营销•营销学苑，2011，（11）.

篇13

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障碍，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如果说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围绕经济总量增长为核心的话，未来将是总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增长与发展并行的伟大变革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判断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有人均收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等，总体判断，我国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迈向工业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上等国家的阶段。在成功实现“低成本优势―中低端制造业―投资＋生产”推动的第一次增长浪潮之后，我国面临能否成功迈进由“创新优势―高端制造＋服务业―创新＋消费”推动的第二次增长浪潮的重大机遇期，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变化。1952～2010年的59年中，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年均8.3%的增长。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1万亿元，已经超过日本，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二位。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1万亿元，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资基础。2010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达到5880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已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大体上都经历了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等几个阶段。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起飞准备阶段，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当前我国已经积累了较多的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中间需求变化支持国内需求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和资金、劳动力在产业间活跃重组；资金和劳动力供给增加；具备了支持供给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了支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及社会环境；具备稳定开放的国际环境，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推动外贸结构变化，促进比较优势转变等等。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主要根据是：第一，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到2010年的10.1%。第二，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2010年的50.05%，城镇化率达到49.95%。第三，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比较强大。第四，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第五，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消费和出口提速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

1998～2010年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居民住行消费升级提速，融入全球化以后世界经济长期景气带动外需高速增长，资源禀赋优势带来全球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特征形成，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在此期间，高速增长行业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热点显著增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有：房地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工业、石油工业、建筑业、金融业等。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

“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金融危机及其后续的调整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同时也蕴含着重大机遇。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已被初步稳定，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轨恢复”的迹象。但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不仅没有解决其全球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反而由于过度依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侵蚀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部分新兴经济体刺激过度，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等诸多新的问题。国际上，全球经济和贸易失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危机后的全球治理格局并未体现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因此，不仅大震之后必有“余震”，而且如果全球不进行彻底有效改革，或许需要更大的一次危机来释放风险。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长期来看全球化不仅不会倒退，还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使跨国、跨境交易更加便利。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全球贸易和投资还会继续增长。这将有利于我国继续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释放增长潜力，加快发展进程；有利于我国充分吸收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国际人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竞争优势；也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重要国际资源和技术。但近期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仍会抬头，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增加。

当前正处于康氏周期的低谷，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处于“萌芽期”

为了重新获得竞争力，发达国家都重新回归再制造化，并正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酝酿新的突破。在实现技术赶超及利用新技术加快发展等方面，我国具有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等优势，可以藉此在某些技术领域迈入领先行列。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时机还不成熟，目前的一些新技术尚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实体经济恢复还没有形成。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随着全球减排责任体系和制度安排的逐步形成，以及相关领域技术进步的迅速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发展趋势或发展模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将会不断增大。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减排将促进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将在新的背景和条件下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对全球产业分工及贸易格局产生影响。我国面临发达国家转移部分资金密集、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的新机遇。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地区的一些历史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将会加快，以印度、巴西、南非和中东某些国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会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既对我国构成了竞争压力，又为我国扩大外部市场空间创造了条件。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将增加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的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等领域广泛开展竞争。未来全球地缘冲突可能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增加。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分析

从国内条件看，“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压力将有可能持续加大。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内需潜力巨大，但释放内需面临一系列体制性制约

“十二五”及更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庞大的需求潜力分阶段释放，从而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更长时间。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财税体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工业化升级和城镇化潜力的释放还面临诸多障碍。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引擎转换的重要转折点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外贸增长将稳步趋缓，相应地内贸比重将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地区结构中，北美的地位将下降，周边陆上邻国和各大洲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将提升。内贸结构方面，随着国内各大经济区间分工的细化和合作的加深，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将日益活跃。

居民消费结构将继续较快升级，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预计“十二五”期间以住、行改善为主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活动会继续较快推进，消费需求会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年均增长4.5%左右；年均新建住宅11亿平方米左右，较2003～2008年的年均水平增加4亿平方米左右。预计家庭轿车保有量年均增长25%（2003～2008年为51%），2015年全国私人轿车保有量将达到5139万辆左右，较2008年（1938万辆）增加1.6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2%左右（不包含价格因素）。

区域发展格局日益合理，区域功能定位日益明确，区域发展差异逐步缩小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将成为崛起最快的区域，占全国的GDP比重将由2009年的19.3%上升到2015年的22%。西部开发区将由18.3%上升至19%，东北振兴区将由8.5%上升至9%，东部沿海地区将由53.8%下降至50%，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将明显提高。国内各大经济区之间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细化，区域功能定位日益凸显，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制造业基地转移的过程中将迎来高速成长期。

人力资源新优势正在形成，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逐步显现

未来几十年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状态。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预计2015～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人。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素质劳动者群体队伍预计将不断壮大。此外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高达1.6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1.9%。

生态环境状况局部改善，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增强

“十一五”以来，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治理和保护的力度明显加大，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甚至有明显改善。但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控制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与此同时，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呈现增多趋势，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十二五”期间工业化与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形势，将使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