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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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民族品牌;经济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11402

1劳动价值理论的评述

1.1劳动价值理论观点描述

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价值理论由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三部分组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其中,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的劳动的含量。

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是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的调节产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缺陷,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1.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价值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其目的是为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外,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和信息等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学技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人这一劳动主体把科学技术融入到其他生产要素当中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出多倍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人类的劳动不断地起着自乘的作用。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更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制度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不过是把社会价值共意得到一种稳定性存在的保证,把道德秩序转化为一种权利秩序,它为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和交换行为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等等的人类发展的创造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世代承续的社会机制,保存了人们交换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且通过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扩大了社会交换的范围。这种外部意志的强加力协调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促进或阻碍价值的创造。例如,我国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渐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者创造价值有激励作用。

2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及构成

2.1从商品的二重性看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

(1)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分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这里就强调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是物的客观存在。物的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实体就不存在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还有社会的。从另一角度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对消费者的满足。“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成为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也可能是消费者的“发现”,还可能是消费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载于其产品上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在买方市场的今天,消费者购买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会需求层面。人们在购买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趋势的欣慰。可以说,消费者在购买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上满足,远远高于他所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费剩余”。

(2)从商品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生产消耗”。这种劳动耗费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即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这里说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对来说,既表现在商品的内在质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现在商品的外在质量和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上;既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民族品牌与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质差别即在于劳动投入量与数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民族品牌商品投入的劳动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入,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能满足人们更多、更高从层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与构成

(1)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

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赋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著称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劳动投入条件下,民族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和市场认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谈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的积累使得产品不仅仅作为实用价值的载体而存在,更使得产品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种价值符号来传到产品的理念、价值观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进而转化为品牌的经济价值。

(2)民族品牌的价值构成。

从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组成、技术工艺、文化特征、广告与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实用性、特殊性所带来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价值和其他品牌价值一样,生成过程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价值中更多的包括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本文主要讨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

王成荣在其著作《品牌价值论》中运用品牌经济价值曲线分析了品牌价值的构成,认为品牌价值大小取决于生产者者特殊劳动投入量与市场与社会认可程度的契合点。当两者值较高时,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当前者值较大,后者值较小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小,甚至为负;当前者值较低,后者值较高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大。所以,我借鉴王成荣的品牌经济价值构成理论来说明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构成,并认为民族品牌价值在其经济价值构成方面与传统品牌的经济价值并无差异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费者从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效用(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等)。

3民族品牌发展的制度性依赖

制度作为价值共意合法化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约束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3.1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产品和服务是民族品牌的载体,也是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增值的核心。产品创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的开发、新包装的设计与运用、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服务价值也是构成民族品牌价值的有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产品因良好的服务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生产资源、技术、资金和信誉保证等以使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因素无不为民族品牌提升给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对努力成果的承认和保护,来建立激发努力的激励机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的。在一个封闭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基础,或许就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努力程度;而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入,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努力程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政府对先进技术引进的激励、对高级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倾斜。

这些年来,大家目睹了我国众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宝、活力28、乐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个个被外资收入囊中之后,汇源的举动确实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尽无不反应了当前国内民族企业发展的艰难和政府对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政府应基于民族品牌发展更好的环境和关怀,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1)政府应主导国家品牌计划,扶植优势产业区域、产业集群重点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3)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干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并购。

3.2民族品牌营销传播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除了民族企业产品本身的创新,对民族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传播活动同样是提升民族品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民族品牌营销也需要投入资源,而资源是价值转换的前提。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民族品牌传播过程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对信息资源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的效率直接影响了民族品牌传播的速率和传播广度。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首脑外交渠道为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开放国家外交资源,扶植企业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民族品牌文化是民族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的核心。民族品牌物质文化是民族品牌文化的实物体现,民族企业通过产品、品名、标示、包装等方面体现民族品牌文化的是想和品牌价值观。民族品牌文化战略是民族品牌精神贯彻、品牌价值提升和顾客品牌忠诚的实现过程。

那么,作为文化“三层次”中的制度的文化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既是物质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质化。制度文化的这种两面性质促使了价值观共意在民族品牌文化中的实现和创新。制度要素在强化或淡化因民族文化差异而致使的经济主体出发点差异上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从民族企业内来看,经济主体成员对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的状况,依赖于制度要素的动力机制塑造,因此,一个落后的制度模式,在强化民族品牌个性和品牌文化创新出发点差异的同时,也就压抑了人们的经济努力,闲置了人们的选择范围和对随机因素的利用可能,使整个民族品牌的经济发展表现出呆滞的特征。因此,政府应给予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得民族品牌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品牌的国际化更具有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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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价值理论的评述

1.1劳动价值理论观点描述

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价值理论由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三部分组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其中，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杜会效果—满足杜会需要的有效的劳动的含童。

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是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的调节产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缺陷，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1. 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价值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其目的是为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外，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和信息等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学技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人这一劳动主体把科学技术融人到其他生产要素当中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出多倍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人类的劳动不断地起着自乘的作用.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更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制度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不过是把社会价值共意得到一种稳定性存在的保证，把道德秩序转化为一种权利秩序，它为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和交换行为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等等的人类发展的创造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世代承续的社会机制，保存了人们交换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且通过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扩大了社会交换的范围.这种外部意志的强加力协调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促进或阻碍价值的创造。例如，我国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渐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者创造价值有激励作用。

2　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及构成

2.1从商品的二重性粉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

(1)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分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这里就强调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是物的客观存在.物的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实体就不存在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的，也有梢神的，还有社会的。从另一角度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对消费者的满足.“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瓜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成为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也可能是消费者的“发现”，还可能是消费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载于其产品上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在买方市场的今天，消费者购买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会需求层面.人们在购买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趋势的欣慰。可以说，消费者在购买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上满足，远远高子他所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费剩余”。

(2)从商品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生产消耗”.这种劳动耗费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即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这里说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对来说，既表现在商品的内在质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现在商品的外在质量和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上;既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民族品牌与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质差别即在于劳动投入量与数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民族品牌商品投人的劳动从质和最两个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人，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能满足人们更多、更高从层次的需要。

2. 2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与构成

(1)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

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赎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著称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劳动投人条件下，民族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人和市场认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谈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的积累使得产品不仅仅作为实用价值的载体而存在.更使得产品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种价值符号来传到产品的理念、价值观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进而转化为品牌的经济价值.

(2)民族品牌的价值构成.

从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组成、技术工艺、文化特征、广告与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实用性、特殊性所带来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价值和其他品牌价值一样，生成过程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价值中更多的包括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本文主要讨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

王成荣在其著作《品牌价值论》中运用品牌经济价值曲线分析了品牌价值的构成，认为品牌价值大小取决于生产者者特殊劳动投人量与市场与社会认可程度的契合点.当两者值较高时，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当前者值较大，后者值较小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小，甚至为负，当前者值较低，后者值较高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大.所以.我借鉴王成荣的品牌经济价值构成理论来说明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构成，并认为民族品牌价值在其经济价值构成方面与传统品牌的经济价值并无差异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费者从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得到更高层次的梢神效用(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等).

3　民族品牌发展的制度性依赖

制度作为价值共愈合法化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约束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3.1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的依翰

产品和服务是民族品牌的载体，也是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增值的核心.产品创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的开发、新包装的设计与运用、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服务价值也是构成民族品牌价值的有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产品因良好的服务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投人大量的生产资源、技术、资金和信誉保证等以使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因家无不为民族品牌提升给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对努力成果的承认和保护，来建立激发努力的激励机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的。在一个封闭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基础，或许就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努力程度;而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人，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努力程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政府对先进技术引进的激励、对高级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倾斜.

这些年来，大家目睹了我国众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宝、活力28、乐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个个被外资收人囊中之后，汇源的举动确实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尽无不反应了当前国内民族企业发展的艰难和政府对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政府应基于民族品牌发展更好的环境和关怀，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1)政府应主导国家品牌计划，扶植优势产业区域、产业集群重点突破。(2)制定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3)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干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并购。

3. 2民族品牌营销传播创新对制度的依翰

除了民族企业产品本身的创新，对民族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传播活动同样是提升民族品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民族品牌营销也需要投人资源，而资源是价值转换的前提。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民族品牌传播过程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对信息资源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的效率直接影响了民族品牌传播的速率和传播广度.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首脑外交渠道为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开放国家外交资源，扶植企业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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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是智力劳动的成果。

知识本身包含着价值，它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劳动过程开始以前对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用什么办法达到某种效果，就已在劳动者的观念中存在着。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就是说，人的劳动过程首先是一个思维过程。在第一项具体的劳动过程开始之前，劳动者的头脑中必需积累足够的有关知识，并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对劳动过程进行构思和设计。通过构思和设计，形成如何通过人的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知识。只有在这种知识的指导下，才能进行各种具体的劳动。因此，劳动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知识积累和知识使用的过程，也就是创造价值的过程。人的劳动能力，即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在人的大脑中积累的如何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知识，每个人的知识积累，都是通过不断学习和探索而得到的，学习和探索过程无疑都是一种劳动过程，因此劳动力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劳动产品，都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学习过程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探索过程则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

知识经济时代，在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已有的全部相关知识，知识量往往是相当大的。越是重要的新知识，使用的知识量越大，因此新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新价值就越大。

2．知识价值转化的倍加效应。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而且在其应用于生产过程中能创造出大于自身的价值。可以说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能创新，而人类创新的原动力就是知识。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基础研究的科学发现，应用研究的原理探讨和开发研究的技术发明，三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转换周期日趋缩短，并日益成为融合一体的形式。知识产品在其创新的过程中往往是一种或几种使用价值的探索过程，但在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过程中，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往往呈现出倍加效应。如最早人们在开发计算机的时候只是想加快运算速度，但自从本世纪40年代计算机问世以后，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今天上至航天航空，下至工农业生产，科技文卫几乎无所不包，其使用价值和价值呈几何数膨胀。

二、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价值观的差异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由于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生产劳动将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体。

关于这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预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劳动显示出不那么值得继续包括在生产过程以内了，因为人只是以看守者和调节者的地位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其次，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的关系也有所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已经不再依靠劳动时间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而是依靠劳动时间以内运用的动源的力量，而这种动源自身的生产上所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式或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这实际上道出了随着工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取决于“动力源”，进而取决于科学水平及技术进步程度，亦即知识。

由马克思对价值创造的预设到知识经济在现实社会中迅速发展的情况，不难看出，劳动价值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太狭义。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而这种劳动是用劳动时间来度量的。显然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时间上价值的换算方法。

2．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实指经济价值，不包括无形的价值财富，比如专利，信息等。

3．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变化的。

4．价值与直接劳动时间的关系也不是不变的，而是富有弹性的。

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一定的差异：

1．基础不同。劳动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为主体和基础的；知识价值论则是以知识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

2．过程不同。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是直接生产劳动过程；而知识形成价值的过程则主要在知识的开发、应用、传播和扩散等过程。

3．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不同。前者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一般不高；后者则因以科学技术为主体，对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要求将越来越高。

4．商品价值量的度量方法不同。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知识量决定的。

5、价值实体不同。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知识。

6．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不同。劳动价值论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而知识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量总是由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最新知识来决定的，并且是价值规律的主要含义。价值规律的主要作用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三、知识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

1．劳动的过程既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又是知识创新的过程。

知识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同实物产品和劳务产品一样，在其生产过程中必然要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和活劳动。其中耗费的物质资料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形成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旧价值部分；活劳动使用的知识量则形成知识产品价值中的新价值部分。

知识产品的过程，是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和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升华的过程。与一般的实物产品和劳务产品不同的是，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产品在劳动力的头脑中还是未知的，生产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也是未知的。也就是说，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是使用已有的知识而生产新知识的劳动。

知识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实际上是知识从一个人的大脑向另一个人的大脑中转移的过程或者说是知识的复制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传授知识的劳动过程和学习知识的劳动过程共同组成，因此也统称为教育劳动过程。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量并不增加，也就是劳动中使用的知识量就是被转移的知识量，因此在再生产的知识产品中，活劳动形成的价值虽就等于转移的知识量。在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中，也需要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如教学设施、设备，教学人员和学习者的生活资料等，这些物质资料的价值都要转移到再生产的知识产品中去，形成产品价值中的旧价值部分。

2．知识价值论为劳动价值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篇4

《东京梦华录》①作为一部“北宋旧人，于南渡之后，追忆汴京繁盛”而写就的著作，其“亲历实录”的特点对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艺术史研究的视域下，我们发现这本著作比较全面而具体地记述了宋代艺术的一个突出现象，那便是：许多艺术已经和商业结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艺术商品化特征。在《东京梦华录》中，这种现象主要可归纳为三类：

一、艺术参与商业促销活动

在这一类情况中，艺术并不直接作为商品出现，而是作为一种“引子”，起到招徕顾客、提高销量的作用。这种作用，类似于后世的商业促销活动。“促销是指提品和劳务的企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向消费者或用户传播信息，树立形象，赢得好感，以影响和促进人们的购买行为和消费方式的活动。”②也就是说，艺术在这里以间接的形式实现了其商业价值。关于这一现象，《东京梦华录》中主要有三条记载：

“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卷六：立春）很显然，“百戏人物”只是吸引顾客眼球的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卖小春牛”，在于更快更好地实现具体的商业目的。

另一条记载更有代表性：“出界身北巷，巷口宋家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卷三：寺东门街巷）李成是北宋著名山水画家，他的画当然是顶尖的艺术品，但却张挂在生药铺中，用意显然不在直接出售，而在于吸引大家前来欣赏品鉴，从而达到提高店铺知名度，增加营业额的目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吴自牧《梦梁录》中得到旁证：“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恋食客。”③

为了繁荣整个市场，甚至还由具官方性质的军营出面，召集乐人，利用鼓乐表演和类似于今天的“发放赠品”活动来吸引顾客：“或军营停放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又谓之‘把街’”。（卷三：诸色杂卖）

乐人、鼓乐之类，当然也属于艺术活动了，但这艺术活动同样从属于商业促销活动，或者说，它本身便是商业活动的一部分了。在这类现象中，艺术虽未直接参与商品交换活动，产生直接经济价值，却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促销的作用，在整体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二、艺术品直接作为商品出售

这一类现象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得最为丰富。作为可以摆在店面、摊位上出售的艺术品，多以字画为主：

“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卷二：东角楼街巷）

“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散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

“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菓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卷三：天晓诸人入市）

从以上诸条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绘画作品在宋代已经同香药、珠宝、乃至水果一样，成为了可以摆在店面、摊位上出售，有着一定的市场价格的商品了。这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此前，绘画类艺术往往是由画工匠人来完成，或作为图解宗教的手段、或作为阐扬教化的工具、或作为馆阁宫室的装饰，并未出现大量用于商品交换的作品。宋代以前固有吴道子、王维等大家，但其绘画并非为钱而作，绝不会明码标价，与一般日用品并无二致。这就充分说明了商品经济在宋代已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即使是艺术品，也同样能够遵循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原则进行销售了。这在社会发展史上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④

三、艺术作为文化消费和休闲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直接经济价值

《东京梦华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各类文艺表演活动的盛况。像“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中的宫廷乐舞表演自不在话下，各个节令仪式及民俗活动中的文艺表演也是盛况空前，但在本论题下最值得重视的却是这么几条：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卷二：东角楼街巷）

“崇观以来，在京瓦传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称心等般杂剧。……丁仪、瘦吉等弄乔影戏。……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卷五：京瓦伎艺）

“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卷八：中元节）

在这些条目里，作为宋代民间艺术活动重要场所的“勾栏瓦肆”隆重登场，并得到了大书特书。种种艺术（也有体育、杂技等）表演活动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绘。这里面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勾栏瓦肆中的种种艺术表演活动是和仪式中皇家教坊的演出及节令民间“献演”大不相同的，后两种可以免费观看，而勾栏瓦肆中的演出则需要观者出资方可。换言之，这类艺术观赏行为已经是一种商业消费行为了。著名音乐史学家夏野先生在他的著述中对宋代音乐娱乐文化的商业化发展趋势做了这样的界定：“当时大城市里，除茶楼、酒肆及各种热闹宽敞的地方都经常有艺人作流动表演外，在城内外还有许多以游乐为主的去处，称为瓦肆、瓦舍或瓦子；瓦肆里设有许多专供各种民间艺术演出的场所。叫做‘勾栏’或‘游棚’；观众入棚看戏须先付钱的办法也开始实行。”⑤《东京梦华录》中这些市民自费在勾栏瓦肆中进行的休闲娱乐行为，和我们今天花钱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等文艺消费行为已经毫无二致了。从广义上讲，这些娱乐表演属于服务行业，但因为其中的很多表演属于今天的艺术范畴，故艺术已经成为了宋时文化消费和休闲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创造了经济价值，并拉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映证了已有论者所指出的：“娱乐表演与商贸活动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宋代开始，娱乐活动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影响已经初步形成。”⑥（作者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注解：

① [宋]孟元老原著，姜汉椿译注.东京梦华录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所有涉及《东京梦华录》原文的引文皆出自该书，不另注明

② 陶琲.市场营销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③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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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报表所体现的自然逻辑、客观规律和核心范畴

（一）财务报表信息生成的自然逻辑关系

财务报表信息和商品一样，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双重属性，对生产者与使用者也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首先看一看财务报表信息生成的自然逻辑关系。

[财务报表信息]取决于：

[会计理论认识和会计系统机理构造]取决于客观认识和科学反映以下序列关系：

[“商”品再生产经济活动]产生于

[“人”类社会活动]产生于

[“天”地大自然的时间和空间]

由此可见，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存在系统机理。“天”“人”“商”系统循环运动为我们的研究指出了顺理成章的思路：我们所面临的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有序的系统结构。系统结构的最终落脚点是“天”地大自然的时间和空间。

1．研究会计理论和会计机理及其产生的财务报表信息，需要客观认识和正确反映商品或非商品经济活动。这是第一个假设前提。

2．研究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的商品或非商品经济活动，需要客观认识这些经济活动都是“人”类有目的、有目标的思想和行为；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与非物质需求。因而，研究商品经济必须了解“人”性，商品经济是“人”性作为的产物。这是第二个假设前提。

3．众所周知，“人”是“天”地大自然进化的产物，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天”地大自然在进化人类的同时赋予其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这是第三个假设前提。

（二）“天人合一”是我们经济人和会计人面临的客观世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重要和最基础的核心理念。无论《易经》、《道德经》、儒家或实验科学之《中医学》，处处都能看到“天人合一”的影子，处处都以“天人合一”做为分析和推理的源头。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自然、万物、天道）与“人”（人文、人类、人道）应当且能够融通、和谐、共生，统一于道。其思想内涵非常丰富，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之美。笔者以人为本（中心）引申“商”（商品、商业、商道）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并以“天、人、商三位一体系统循环”构想来描画我们的客观世界（见图1）。

（三）天、人、商（会计客体、主体、对象）核心范畴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这里的“天”是指天地大自然或天时地利。所谓天时，指日、月周而复始地周期性循环和运动变化。所谓地利，指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两方面的统称。“天”的核心范畴是“空间”和“时间”的对立统一。其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看，还体现为它所赋予人类社会可供开发和利用的一切自然资源。会计活动与财务报表不能超越“空间”和“时间”的自然属性、客观条件。不论何时（时点、时期）、何地（所在地方、具体企业法人）、何种报表（资产负债、利润表）等，都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会计活动与财务报表的存在前提和现实环境。

这里的“人”是指人类社会。它是“天”自然进化或派生的“万物之灵”。“人”首先要遵循和顺从“天”性；其次，“人”有自私和欲求本性，表现为有目的的社会劳动活动、有目标的社会群体组织。它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竞争发展的根源与形式。“人”有生理、精神、劳动、社会经济等多重属性。我们从社会经济学视角看，“人”是商品生产者、消费者；它既是社会分工的主体和客体，又是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人。会计或财务报表体现“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反映“人”的财产与权利。其核心范畴是“资产”和“产权”的对立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和“产权”是以资产负债表的形式表现的。

这里，“天人合一”是会计的客体；“人”是会计的主体（企业是“人”的社会活动组织形式）。

这里的“商”是指商品、或商品再生产经济活动。“商”是天人合一生产的产物，满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需求。商品再生产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上，因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制矛盾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形态。它的规律性是：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或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商品再生产过程中，“人”的自私与欲求本性，表现为追求、创造、实现商品价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并通过利润最大化的不断积累，实现企业产权最大化和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最终目标。从经济或会计学视角看，商品的核心范畴是“市价”和“成本”的对立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市价”和“成本”是以利润表的形式表现的。

与“商”品交换密切联系的是“货币”。它是一般商品的等价物，是国家管理社会经济运行的金融工具与资产计价工具。购置资产、清偿债务、支付工资费用、营业收入等都离不开货币。货币的核心范畴是“收入”与“付出”的对立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会计学视角看，货币“收入”与“付出”是以现金流量表的形式表现的。本文视“货币”为商品的附属概念。

这里，“人商合一”及其系统循环运动，就是会计活动的对象和财务列报的基本内容。

（四）天、人、商（会计客体、主体、对象）之间的系统关联

“天”地大自然作为原系统，以自然规律派生了“人”类社会这个亚系统；“人”类社会作为亚系统，又在“天人合一”与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派生了“商”品再生产经济活动这个子系统。现对三者之间纵横交错的系统关系作如下解读：

1．图1的横向关联解读

第一，依序派生的作用与关系。“天”地大自然产生了人类，并赋予人类社会可供开发和利用的一切自然资源，如阳光、空气、水、土地。“人”应当顺应自然，以和善的“商”业动机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资源，实现“商”业活动的有序竞争与发展。体现“人”的心态平衡；维护“天”的生态平衡。

第二，互为逆向的反作用与关系。如果“商”业活动是以战争为目的或恶性军备竞争；或为商业利益而不择手段侵害他人（如药品、食品安全），那么“商”就是“人”的“天”敌，有百害而无益。如果“人”类“商”业活动长期破坏生态平衡、浪费自然资源与能量，而不能维持生态平衡的话，那么“人”类将后患无穷或终将不复存在。这里的解读意思是：“商”不可逆“人”，要以“人”为本；“人”不可逆“天”，逆“天”行道那不是“人”道，而是“亡”道。

2．图1的纵向关联解读

第一层面，是揭示“天”、“人”、“商”各有其内在的核心范畴；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系统周期循环和运动变化的本质特征即规律性。

第二层面，是将“天”、“人”、“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反映“何地方”的“何企业”在一个周期性循环的期初，以特定的“资产负债表”（产权人投资—配置要素资产—进行商品生产—形成交易资产）为前提条件，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并通过“利润表”最终形成期末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实现一个周期的循环过程又周而复始……。

第三层面，从微观视角认识客观事物（如天、人、商）在周期循环中的性质是如何变化的，是良性或恶性循环。这是认识事物精髓和精微变化的根本所在。

从天、人、商（会计客体、主体、对象）核心范畴研究出发，我们得出了“天、人、商三位一体系统循环”是整体、有序的客观存在。这为我们理顺和整合了会计活动与财务列报的思维逻辑，摆正各种不同类型问题的主次和序列关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三、财务报表是集合天、人、商三位一体系统循环运动变化的信息载体

笔者从事会计和财务管理工作三十多年来，长期困惑于会计理论与实践中的矛盾：会计学术的根本何在？商品利润的源头何在？会计机理及其产生的财务信息是否是客观的？或是被下面的范畴纠结着：商品与货币；生产过程与销售过程；商品实物量与商品价值量；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商品价值与成本；资产与产权；要素资产与交易资产；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的对立统一等。纷繁复杂，思乱如麻；无尽的迷惘，抛不开的抱负，“剪不断，理还乱”；欲罢而又不能，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一“天”，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会计活动是经济活动的产物；经济活动是“人”的产物；“人”是“天”地大自然的产物。为什么我们在研究经济学、管理学或会计学时，不先去看一看“天”时地利。问一问“人”性何为与社会何以发展？辩一辩“商”品的来龙去脉及其价值本质内涵的变化？然后，再来研究相关学科。我在这里找到了破解会计学术症结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一）看一看“天”时与地利

“天”地大自然或天时与地利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共同面对而不可回避的宇宙课题库。“天”地大自然的资源并非因为人类的需求而存在价值，但相对于人类社会的需求而言，自然资源总是稀缺的。这是人们对自然的共识。由于稀缺性存在，决定了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在稀缺的消费品中如何进行取舍，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这些问题被认为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相对会计学来说，主要是：一是真实记录、客观反映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时间范围（起、止时点与报告期间）。二是真实记录、客观反映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所处何地方、是何企业法人、自然人或组织名称）。

（二）问一问“人”性何为与社会何以发展

1．人类劳动创造商品，商品满足人类需求；社会分工产生商品交换，商品交换体现劳动价值。人们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制条件下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目的性”是创造、实现商品价值及利润最大化。

2．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随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专业化。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社会分工就是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实现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既是社会劳动分工的本质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3．不同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关系包含着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分配、交换关系，也决定着社会存在性质、政治法律及产权保护制度。是一切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是现代社会商品生产的前提。

4．企业组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性”—是通过系统循环实现商品价值及利润最大化的不断积累，实现企业产权最大化和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最终目标。

这种人的“双目性”的客观存在，与人体器官的“双目”构造自然巧合。

（三）辩一辩“商”品来龙去脉与价值内涵的变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条件下，一方面，必须遵循和充分体现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对经济管理与会计活动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必须重新审视会计活动在企业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反映和控制职能。为整体、系统、一目了然地揭示商品生产系统循环的运动变化及其内在联系，笔者运用中国古典哲学描绘“天”地大自然“木、火、土、金、水”的“阴阳之道”和“五行生克”的循环机理（如：五者中选“火”；生“火”者木、“火”生者土、“火”克者金、克“火”者水的内在关联与和谐一统，其它如例类推），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产业资本循环公式G—W…P…W’—G’，把“A企业商品生产与价值创造系统循环五行图”勾画如下（见图2）。

1．“五角”在商品生产循环过程中的功能定位

（1）从中轴线（生产过程C点与市场对接）考察商品价值变化与内涵表现：

第一，它是划分要素资产与交易资产的分界线；

第二，它是区分配置过程与销售过程的分水岭。三个过程（配置、生产、销售）集中体现的是商品生产活动人类劳动的一般过程。

第三，它的外延是：既以商品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又以生产要素市场的资源为条件的双向互动的等价交换过程；它的内涵是：以生产消耗要素资产为手段；又以生产创造交易资产为目的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过程。生产过程的价值增殖和市场交易的等价交换是要素资产与交易资产分类的双重标志。

第四，生产过程左边的“W”是指各种要素资产耗费凝聚形成的商品成本，它源于要素资产“W”。与配置过程的“G”一样，三者的经济内涵相同：价值量不变。生产过程右边的“W，”是指生产完工的商品中包含了已经增殖的商品价值，它流向交易资产“W，”，并最终流向销售过程“G，”体现等价交换。三者的经济内涵相同：都是增殖了的商品价值。

（2）要素资产B和交易资产D是处于生产过程的两翼位置。要素资产B点的“W”是指各种要素资产的组合（包括土地及建筑物、机器设备、原材料及人力资源等），具有使用消耗性的特性；它的取得以付出等量价值为条件。交易资产D点的“W，”是指生产完工的一种商品中包含了已经增殖的商品价值，具有出售获利性的特性；它的取得是以出售获利为目的、并以出让使用价值获得等量价值为条件。两者都是商品形态，但两者的特性根本不同。

（3）配置过程A和销售过程E是处于生产过程最底层的两足位置，起点于市场并终点于市场。

2．把“五角”联系起来考察商品再生产过程系统循环的运动变化

A段之前：“天一生水”的“生化”与“取舍”阶段，商品生产者市场考察、投资准备与酝酿过程。

A—B段：“配置”阶段，为组织商品生产，从生产要素市场配置人力资源和各种要素资产；

B—C段：“耗费”与“造化”阶段，人力资源和要素资产合力作用于生产过程所形成的价值消耗，凝聚为商品生产成本；同时，生产过程创造出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商品。

C—D段：“收获”阶段，生产完工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脱离生产过程形成交易资产；

D—E段：“舍得”阶段，销售商品出让商品使用价值；并等价交换实现商品价值及利润；

E段之后：“变化”与“再生”阶段，销售商品回笼货币收入，标志着单循环终结变化“天一生水”，复循环又开端。

“顺一相生”在循环实现整体目标。商品生产过程只有处于系统稳定、结构合理、循序渐进的持续状态中，才能满足利润和产权最大化目标必须具备的现实条件。这是商品再生产的动力目标追求机制。

3．“五线”在商品再生产系统循环中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平衡关系

“五线”平衡关系的表述是在企业投资规模既定不变的前提下实现的。

1线：是指根据生产任务，组织要素资产的合理配置。或者说：配置过程要满足生产过程对各种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需要。

2线：是指根据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或者说：生产的商品能够被市场接受而销售出去。

3线：是指销售交易资产的货币收入，必须优先补偿要素资产的耗费。或者说：要素资产耗费若不能得到有效补偿，下一个循环的商品再生产必将终止。

4线：交易资产价值的存在，是由于要素资产的生产耗费形成的。或者说：要素资产的使用耗费体现为交易资产价值的成本。

5线：配置过程能否启动下一个再循环，取决于交易资产的变现程度和速度。或者说：交易资产变现障碍将阻止配置过程启动下一个再循环。

“隔一相克”在和谐维护系统平衡。哪条线段发生失衡或出现障碍都会破坏商品再生产的正常循环，从而影响利润和产权最大化的目标实现。这是商品再生产的系统制衡和预警机制。需要提示的是：“五行图”是建立在“市场F”的基础上，“市场F”是“五行图”循环的起点和终点，由起点到终点是一个系统循环完整“圆”运动的过程。“市场F”不是“五行图”内在的一个要素（“天一生水”不在五行中，应隐而不显）。它参与“五行图”的循环，是“五行图”必然依赖的前提条件和客观环境。

4．“五行图”集中体现了三学（会计、经济、哲学）融合与双哲统一

“五行图”展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精华，它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在“市场”既是始点又是终点的系统循环“五行图”中，我们看到“阴阳之道”的表象和路径；在“五角”与“五线”的内在联系中，我们看到“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机理与作用。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永恒魅力与智慧光芒；这是人类认识史上至高的境界。还呈现以下精彩的学术景观：

（1）显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和《资本论》的经典融合。

（2）实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和哲学“双哲”的高度互补与统一。

（3）体现了三学一体化（会计学、经济学、哲学）精髓的立体结构关系。

（4）展现了哲学（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与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产业资本循环理论）的精点融通。

（5）由此也诠释了中国国旗“五角星”的图标，蕴含着“阴阳与五行”深刻而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是中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进步、和睦共处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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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49-02

一、异化的概念

异化在《健全的社会》指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变化，人的社会性格也发生变化，异化是现代人社会性格变化中本质方面的问题。弗洛姆认为“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中，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从论述中可以看出弗洛姆认为异化主要是个人主观心理体验或者感受，所以从他的认识看，异化是从人的自我异化开始的，随之不断扩大影响到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等领域，从而导致异化现象和社会问题出现。所以在这种心理感受中，人首先感到是自我异化，自我的疏远感。具体说本应该是人的思想和感受指导自己的行动，但是在异化过程中，行动和结果反之支配和奴役人的思想和感受。人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作用下，特别是在工业化社会中具有数量化、抽象化的特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受到市场化倾向影响。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化，自我异化的人对自我的感受和对他人的感觉一样，从而导致人的疏远和冷漠。人不能了解、理解自己和他人，丧失自我喜怒哀乐的感受，所以弗洛姆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对人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自我异化的特征

弗洛姆认为自我异化就是把自己看成和外部物质世界一样的物。因为外部世界是物，异化的外部世界“投影”到人类自身，人的自我认识和感受就像物一样，人是怎样认识物质的就怎样认识和感受自身。这样的人就不再具有自我感觉和常识判断，即使人们有感受也只是感到人与外部世界的距离感。人失去了外部世界作为人物质精神生活的载体的密切联系，人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和社会中的，不是具体有思想感情的人。这种疏远感导致了现代人的孤单感，所以当人发觉自己是没有内核的自我时候，以更加异化的形式，像偶像崇拜一样依靠自身以外力量决定自己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具体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自我异化，人不仅觉得自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而且人性等同于商品物的属性。商品只有在市场中以交换价值形式实现自身的价值，那么异化为商品的人也只有在市场上出售自己各种资本获得财富实现人的价值。外在之物决定了人的价值，人丧失自身力量不再是自己积极的、丰富的、人类力量的承担者。人的价值只是单一的、被动的由市场价值规律决定。人的自我感觉是以市场经济价值的大小衡量和体现，不是以实践中具有自我感觉的人的行动决定。随着异化范围扩大，人感觉不到自己是人类力量承担者。人自我感觉失去的异化现象，使人失去责任感，人类使命感，失去整体、总体感，逃避现有的自由。这一论述同样在《逃避自由》中“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照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机器化生产过程中，人异化为整个社会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所以碎片化的社会让人失去对整体、总体的把握，人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人类力量，失去统一性，只看到社会中孤立的物。商品抽象物的属性，让人不再有具体的人的感受。这类似于货币固定充当商品交换一般等价物，表现为一种社会财富的代表。所以人们用货币的多少衡量人价值的大小。人异化为占有货币多，以货币换取物的数量多，他的价值就大，而忽视商品是人类劳动本质的体现。人成为像货币一样的商品，异化为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物。自我异化的人以这样方式实现自身的价值，体现人存在、生活的意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化倾向，商品的价值和价值规律延伸到人的社会性格结构中，人的友爱、礼貌和善意也成为商品。自我异化的人不仅商品化，而且认为生活的全部过程像资本投资一样，现代人的生活也是投资获利的事业。人的自我异化随之也从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导致人在商品市场上用数量多少衡量生命活动，而生命不是商品，不能以商品经济的规律衡量人类社会，人是否有商品价值的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使人失去自我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统一感也随之丧失，人不能认识自己与他人，人发觉自己不能忍受丧失自我的恐惧感，从而更加异化使自己依附于自身之外的物。人的自我异化造成人性的异化。自我异化的人性等同于商品物的属性，人自身的善良、友爱、礼貌等人与人之间的美德也成为资本在市场上出售，人的自我价值从属于外在物的决定力量，从属于他人，人成为依附于自身之外分散化的实体。所以自我异化在现实中导致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因为物没有自我，所以成为物的人也没有自我意识。弗洛姆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存在的先决条件是人感觉体验到的是自己，不是一种异化的、外在的体验。所以当自我体验消失的时候，人感觉与他人的体验也一同消失，所以自我异化的人是没有个性的实体。异化的人的主体自我感觉也是一种异化的感觉，人不再有爱、恐惧、信念、怀疑等思想感情，不再有对自身之外事物的决定、识别、判断能力，人感受不到与他人友好相处的愉快，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也认识不到丧失自我的悲剧结果，人生活在社会中是没有精神内核的物的存在。

总之，弗洛姆从心理学视角研究异化对人造成的严重后果，认为异化的人是具有市场交易倾向的人，商品化的人，而不是具有自我创造力量的，具有生产和建设特征的性格倾向的人。异化的人是没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为了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可而倾向于趋同的一致，但是因为趋同人使人丧失了自我，所以自我异化的人感觉不到安全。自我异化的人总是感到不满足，厌倦和忧虑，为了补偿和掩饰人们又竭尽全力的弥补，而这又加重了人的异化。

三、辩证的研究“人的自我异化”

因为弗洛姆认为人的自我异化是主观心理感受的异化，所以他主张通过道德改善，精神分析治疗异化这一心理疾病，弗洛姆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私有制、生产方式私有化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这不同于的异化，虽然通过对人的心理研究填补重视物质经济关系的“人学空场”，但是弗洛姆过分重视人的主观心理感受作用，却没有辩证的研究这一问题。从的观点出发，现实社会中人与外在环境相互客体化的过程是客观的，因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环境中，自然环境、人类社会都是人生活的物质承担者，人应该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在此基础上，人应该发挥自身的创造力量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认识外部世界，从而实现人的价值。人应该有自己的意识与感觉，而不是商品经济决定了异化的自我意识与感觉。马克思认为人劳动自我力量的产物反之奴役人自身，造成人的异化。人们应该认识到物与物交换背后，商品价值实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力量，是凝结着无差别一般人类劳动的体现，而不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商品。所以弗洛姆认为的人的自我异化是不同于的异化，但是这一思想积极的方面对理解和研究人本主义的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四、健全社会中的人

弗洛姆认为健全的社会中人是自己生活的目的，人们以良心为行为的规范和准则，每个人都关心社会的事务，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健全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所以健全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是分离的状态。健全的社会让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动承担者，积极主动和负责的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这样精神健全的社会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团结和友爱，促进了人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能力的劳动。弗洛姆认为健全的社会应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因为社会的整体性，所以在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实践中也体现为不可分离的整体。

为了避免人的自我异化在《健全的社会》弗洛姆认为一个正常的人，没有异化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与自身和谐统一，运用理性去客观把握现实。人具有自我意识，感到自己的存在和他人是统一的、和谐的。人只要生存着就应该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把生命的赐予看作是人生宝贵的机会。追求精神健康、幸福、和谐、爱以及创造。人是自己生活的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人是自己行为创造者，不是外在之物决定人而是人掌握命运决定自己的生活。人不再具有商业化的交易倾向，而是体现为对人类创造力量的倾向，每个人不再是通过社会趋同、和他人的趋同获得自我意识，而是现实感觉到自己是自身力量的主体。人们感到自己是顺应现状的，生活本身是有意义的，也是现实存在的，社会存在着信仰体系。人们能认识到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但又不失去自我的完整的。通过人在社会中的交往活动彰显人类的力量，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人应该对自己、他人和社会负责，关心社会事务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创造性劳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人的价值。人不仅具有自我意识，能感受、理解自己和他人，而且还具有思想、感情的判断和决定能力。人是自己行为发出者与决定者，人不仅具有自我感觉而且能够感受到人的生存与外部世界之间是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的。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统一的在社会中与他人团结合作相互友爱而存在。人的生存、生活是在具体社会中具体和现实的，人有友爱和信念，是有思想感情和意识判断的人，而不是抽象化、商品化的物的存在。人的生活不能以商品化的投资获利的价值进行衡量，生命本身是人的创造过程，给人的是生命的感受和心理情感是不等于市场中商品物的价值。人的生活意义和价值不再以外在物质财富的多少衡量，而是人自我创造力量的彰显。所以健全社会中的人应是统一的、完整的，具有自我思想意识和感情和身心健康的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篇7

宋以前的福建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郑学檬主持编著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和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两书已作了详尽的分析。

但是，五代两宋时期，福建经济发展加速，商品经济有醒目的发展，内外贸易十分活跃，这就加速了福建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生产的比重增大，进出口增加，对外经济联系扩大。

为了说明这种趋势，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论证。

首先，粮食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生产的商品化。五代两宋粮食生产的发展表现为种植区域扩大；品种增多和良种培育、引种成功；稻米以外的粮食生产的如麦、粟、黍、豆的种植较为普遍。有关以上资料本书的第三章有两节专门涉及，故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谈一谈占城稻问题。占城稻引进无疑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关于占城稻的资料，以《宋史·食货志》的记载最广为人知，以《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最为详尽，以《淳熙三山志》的记载最为具体（早、晚占城）。

占城稻是出产于印支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稻种。《唐会要》卷九八《林邑国》记云：“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说明林邑有早熟稻。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名环王国，五代时环王国改名占城，《五代会要》有占城国条亦谓其“粒食稻米”。

占城稻并非仅指占城国种植的稻，而是印支各国普遍有的稻种。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安南国》讲到“占禾”：“盖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为元日之犒”。而《占城国》条反而称其国“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这么说来，似乎占城稻非产于占城而产在安南（即交州今越南北部）。稍后的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上《占城国》条云：“民间耕种率用两牛，五谷无麦，有稿、粟、麻、豆，不产茶，亦不识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稿即篙稻，就是说占城五谷，以稻为首。该卷《真腊国》条亦云：“厥土沃壤，田我畛域，视力所及而耕种之，米谷廉平。”

可见，印支半岛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环王国）、真腊盛产稻米，且稻种早熟，由于耕作粗放，无灌溉设施，水稻和旱稻任其自然生长。这和广西地区（广西的钦州地区三国时亦为交州境）的情况差不多，直到南宋，岭外的水旱稻种植方式就是如此，《岭外代答》卷三《惰农》条云：“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占城稻耐旱、耐涝的特性可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占城稻虽以占城为名，但在广西地区和安南、占城、真腊等国普遍种植。

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闽商往返占城、安南有关。闽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往海南岛、安南、占城贸易的传统。“唐成都猛将花惊定之裔，五代入闽，寓闽之丰州东焉。有花琳善培异卉奇花，李富安沽之去交，交人喜之争购也。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花琳富冠闽中矣。〔1〕”商人李富安购买花琳培育的花卉，运到交州去卖。交州， 唐以后辖境限于河内附近地区，即越南北部及濒海地区。这是五代闽商与交州（交趾）往来的一个例子。李富安不仅去了交州，也去了真腊、占城、暹湾：“李富安字山平，弃学经商，航舟远涉真腊、占城、暹湾诸国，安南、交趾尤熟居。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李家港乃李山平之舟泊处也。〔2〕”因为举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 真腊贸易，就会出现移居问题，占城稻极有可能是这些贾贩者、移居者（早期华侨）们携至泉州的。

我从以上两条引自《西山杂志》（手抄本）的记载推测，占城稻之传入福建在五代闽时到北宋初，至北宋真宗时已有上百年历史，故大中祥符五年从福建可以一次取种（占城稻）三万斛。

占城稻的传入和沿海对外贸易密不可分，似无疑问。

其次，棉花、棉布的传入、推广与福建棉织业的发展。棉花也象占城稻一样是印支地区的特产。《岭外代答》卷二“占城国”条记载说，“乾道癸巳，闽人有以西班到选，得官吉阳军监者，泛海之官，飘至占城……。”吉阳军治海南岛，闽人曾于乾道中去海南任官而漂流至占城，这是闽人去占城又一例子。

据《诸蕃志》卷上记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皆出产棉花与棉织品：交趾土产为“木棉、吉贝花布”、“白叠”；真腊土产象牙、香、黄蜡、羽毛、番油、生丝、绵布（棉布）等，“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Xi Hǎi）之属博易”。

这说明，棉布已通过贸易进口到泉州。《诸番志》是赵汝适任福建路市舶提举任内撰成的，有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断定棉布的进口（从交趾、占城、真腊诸国）是在宋代，尤其南宋。

但是棉花的进口则未见记载。棉花在以上三国的临近地区如广东西、海南岛是广泛种植了，这可以《岭外代答》卷六《吉贝》一节所记得到证实。

福建棉织业的发展和棉花种植技术、棉布的进口、推广有关。《西山杂志·纱岗》记载泉州纱岗村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

“陈厝，盖起自三国陈时之宗族也。从岭南至闽中，到处有木棉，又曰茄＠①。陈氏已能于纺且织，机杼手拂之有梳棕，皆自为之，一方人咸绩，绩之纺也。陈有木棉絮田野，丰稔皆出而易之纱，晒之岗也。织布之雅，运之交州，交人皆曰陈氏之布焉。”“沙岗者一讹作沙岗也，中有木棉茄＠①愧偬兑玻3比胙伞！鄙掣诖迨敲藁ㄖ种睬忻?纺纱、纺织业，产品远销交州，其时间估计在五代北宋。陈厝村毁于宋末元初。

有关文献中也有若干条记载可以证明宋代福建沿海已种植棉花。一是刘yǎn＠②《龙云集》卷七《莆田杂诗二十首》这一记兴化“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二是谢楹得《叠山集》卷三记：“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天何厚八闽”的八闽实际上仅指兴化、泉州一带，闽北种棉只见于元代。

棉花与棉织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地少桑柘的福建人民穿衣问题意义非同一般，也为宋元明清棉布的出口奠定基础。福建棉布出口的直接记载有上面举出的例子（泉州陈厝棉布出口到交州），间接的记载见《诸蕃志》等书。

《诸蕃志》在述及层拔国（今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云：“其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缠青番布，蹑红皮鞋，……地气暖无寒，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胡茶辣国在印度西北部，考虑到泉州海外贸易中有不少大食商人到达泉州如《诸蕃志·大食国》提到的施那yī＠③“侨寓泉南”，那么，泉州的棉布经大食商人贩往大食海边，转卖到层拔国的可能性就有了。再则，泉州与印度半岛的贸易也很频繁，泉州商人甚至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南毗、故临和胡茶辣国，这样泉货（白布、瓷器、红铜）经由胡茶国转贩到层拔国自必有可能了。

第三，陶瓷器出口和制陶瓷业的发展。中国古代陶瓷出口历史悠久，唐宋时期即达到相当规模，南宋时又有较大发展，至元而盛极一时。

福建的陶瓷出口，以宋元的记载最称规模。《诸番志》涉及陶瓷出口的文字，遍布占城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今马来西亚南部）、凌牙期国（今马来西亚南部）、佛罗安国（今马来西亚南部）、新拖国（今印尼爪哇岛西部）、dū＠④婆（今印尼爪哇）、 南毗国（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层拔国（今桑给巴尔岛）、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三港口）等处，至于间接的瓷器贸易，也较频繁，例如大食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商贾转贩，以至中国”〔3〕。这类间接贸易也是瓷器出口的渠道。

瓷器的出口刺激了福建瓷器生产的发展。《西山杂志·窑前》记窑前村即五代闽时，王延彬治泉州，命航运使李建兴“建窑为陶工之役，以充蛮舶交易。”“涂沙街在其东南，便于海运”。叶文程同志《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一书有许多地方述及福建外销瓷生产发展的情况，如泉州东门发现的碗窑遗址，说明《留氏族谱》关于泉州“陶器铜铁，泛于番国”的记载有根据。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的碗窑多， 有小溪通浔美港，会合洛阳出海，浔美港是外销瓷器的一个港口。碗窑乡古窑遗址堆积层厚达二、三米（北坡）和一、二米（南坡），可见其生产规模相当大。产品以青釉瓷居多。〔4〕

晋江磁灶镇早在唐以前即为外销瓷的生产基地。《西山杂志·前铺》：“唐开元时林銮航舟远运，采集磁灶之瓷器，陈列大埔之前。”大埔即前铺。该书的“磁灶”条又云：“隋唐以后，施工艺，釉彩青绿，青瓷各色，……故磁灶是陶瓷而得名者。”磁灶还发现不少宋瓷窑址，《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说该地生产的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指外销）”〔5〕。瓷灶窑遗址堆积层亦较厚， 瓷器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基中青瓷器有细小的冰裂纹。据台湾学者研究，澎湖群岛发现的宋元陶瓷标本中，以青瓷为多，黑釉瓷器也不少，而晋江磁灶曾竹山陶瓶数量最多，分布最普及。〔6〕

德化窑以生产白釉瓷驰名中外，属瓷器之上品，“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7 〕已经发现的德化古窑址一百八十多处，其中属于外销瓷窑址有二十八处之多。〔8〕

叶文程先生指出，福建外销瓷器生产，因为其销路极大，“商人为了谋求利润，势必尽量设法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以广其销售数额”，从而形成外销瓷本身的特点。〔9 〕虽然叶先生所举例子多为元明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这种生产适应国外市场的趋势，始自五代两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对沿海生产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提高其商品化程度，也表现为按市场要求即按买方需求生产。这种趋势的背后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和为国内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在满足市场需求（产量与设计）上是有所差别的。

第四，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的发展。关于福建甘蔗种植情况有关著作多引用苏颂的《本草图经》的记载：“甘蔗今江浙、闽广、蜀州所生，大者亦高数丈。叶有两种，一种似荻，节疏而细短，谓之荻蔗；一种似竹，细长，榨其汁以为沙糖，皆用竹蔗，泉、福、吉、广多作之”。“蔗有两种，赤色名昆仑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皮节红而淡，出泉漳者皮节绿而甘。其于小而长者名管蔗，又名蓬蔗，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吴越间。”除了苏颂（籍贯泉州同安）的记录外，《淳熙三山志》、《容斋五笔》亦有述及。《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糖”注云：“取竹蔗dǎo＠⑤蒸，候官甘蔗洲最盛。”《容斋五笔》则云：“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霜”。

关于糖的制造，王灼《糖霜谱》的记载堪称详实。《本草图经》所记“赤色昆仑蔗”或称红蔗是一种水果蔗；而荻蔗或荔蔗用于榨糖。《糖霜谱》所记蔗糖加工具有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削和镰是砍伐甘蔗和削去皮叶的工具，余皆榨糖工具。“凡治蔗，用十月至十一月。先削去皮，次锉如钱。上户削锉至一二十人，两人削供一人锉。次入碾，碾阙则舂，碾讫号曰泊。次蒸泊，蒸透出甑入榨，取尽糖水，投釜煎，仍上蒸。生泊约糖水七分热，权入瓮，则所蒸泊亦堪榨。如是煎蒸相接，事竟歇三日（过期则酿），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饧（十分太稠则成沙脚，沙音＠⑥），插竹遍瓮中，始正入瓮，簸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后，别入生水得榨作醋，极酸。”“糖水入瓮两日后，瓮西如粥文，染指视之如细沙，上元后结小块，或缀竹梢如粟穗，渐次增大豆，至如指节，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谓随果子，结实至五月，春生夏长，虽结糖水犹在，沥瓮者戽出糖水取霜沥乾，其竹梢上团枝随长短剪出就沥，沥定曝烈日中，极乾收瓮。”

糖霜极易受潮溶解，所以贮存措施必需严密。《糖霜谱》接着记载说：“凡（糖）霜性易销化，畏阴湿，及风遇曝时，风吹无伤也。收藏法：乾大小麦铺瓮底，麦上按竹篼（音dou）。密排笋皮，盛贮绵絮，覆瓮。簸箕覆瓮。寄远即瓶底著石灰数小块，隔纸盛贮，厚封瓶口。”

又嘉靖《惠安县志》亦有制糖之记载：“宋时王孙、走马埭及半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幅凑”。惠安的糖分黑砂糖、白砂糖、响糖、糖霜四种。黑砂糖由蔗液烹煮而成，白砂糖由黑砂糖去杂质而成，响糖和糖霜则由白砂糖烹煮而成。〔10〕

以上引用的资料说明，宋代福建是黑砂糖、白砂糖、糖霜（冰糖）的主要产地之一，制糖工艺比较先进。糖霜（冰糖）的制造工艺，基本上为元明时代制糖业所继承，只要参阅《天工开物》一书即可见一斑。

糖的外销情况见于《诸蕃志》等书。主要外销对象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佛罗安（今马来西亚西岸）等国，大致上包括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为什么糖未远销至印度大食？因为印度早就有甘蔗汁烹炼糖食的记载，可能甘蔗种植自西往东传至爪哇一带，故《诸蕃志》“dū＠④婆国”条有“蔗糖其色红白，味极甘美”， “多嗜甘蔗”等文字，即说明爪哇也有糖的生产。大食的食糖不知从何而来，但从《诸蕃志》“大食国”条所记大食与三佛齐、佛罗安等国贸易的情况来看，可能也会购买爪哇生产的糖。

第五，花卉的进出口贸易。先说花卉的进口。茉莉花，《淳熙三山志》卷四一作“末丽花，“此花独闽中有之，夏开，白色妙丽，嵇含《草木状》谓之末利。佛经曰：末丽花香。又是番末丽，藤生，亦香。”番茉莉花应属海外传入的。素馨，“蔓生，白色，露yì＠⑦（音y ì）愈香。蔡公襄诗：‘素馨万里来商舶，团园末丽丛毓香。’”事实上茉莉与素馨均为进田花卉，陈善的《扪虱新语》上卷云：茉莉、素馨“皆闽商移而至”。dū＠④提，“南海种，商人传之，花皙白而香， 胜如素馨，盖岩桂之流品也，仙书曰dū＠④提。”岩桂即九里香， 亦为闽中名花之一。

以上仅据《淳熙三山志》所记，举出三个例子说明宋代福建已有从海外传入的名花，实际传入的花卉不止这三种。花卉传入不仅有观赏价值还有其他经济价值，如茉莉花用于制造茶叶，生产茶叶名品茉莉花茶；茉莉、素馨、dū＠④提、 佛桑诸花用作提取香油（香料油）生产，〔11〕开创了我国香料油加工业。

其次说福建花卉的出口，前举《西山杂志·花埭》记载的一则故事即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泉州之丰州，出现了花卉专业户花琳，他栽培的异卉奇花由富商李富安运销交州，“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蕃舶之易珠、瑁，盆卉更贵重，奇缺，花琳富闽中矣！”花琳之子花世昌还“拓海兴田，遍植名花”，扩大经营。元代在花埭征收花税，严重打击了花卉业。

福建花卉业的发展，除了本身自然条件优越外，还和东南亚交往频繁有关。东南亚各国地处热带或亚热带南沿，大自然赐给它们奇卉异花，培育了人们的爱花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因花卉具有的药用经济价值而更为人们所接受。花卉的贸易把这种人文精神带入福建，如除了竞相观花外，还学会提取香料油，作为化妆品美化妇女，作为药用保健品增进人民健康。

以上五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围绕着商品化这个关键课题。粮食生产在人口增殖所形成的需求推动下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粮食生产一旦在城市或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需求推动下发展，则具有新的意义，即商品生产的意义。换一句话说，粮食生产因为农业人口增殖（包括农业人口的统治都群体的增殖）而发展，属于没有经济意义的发展；而一旦农业因为城市或从事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而发展，则具有经济意义，具体说，农业发展因此纳入商品经济范围，而且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现象如良种的贸易、生产技术的交流，即农业进步的技术因素增加了。占城稻的引进及其他粮食生产进步均属这一趋势的表现。粮食生产的发展自然又和经济作物的引进发展相联系。 转贴于

所以，我曾对什么是经济结构变化问题感到困惑，在研究了福建（以泉州为中心）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后，才悟出了这个道理，即所谓经济结构的变化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如国有制、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另一层意思是指经济的商品意义增大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则是城市的发展和从事商品生产活动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这些人口必然以交换活动为生存手段。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意义上的发展，相比之下，由农业人口增殖而导致的农业生产发展是一种没有真正的经济意义的发展。

我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受对外贸易影响的商品生产，具有一般商品生产所没有的活力。从理论上说，一切商品生产均受价值规律支配，中世纪的商品生产亦无例外。由于中世纪贩运贸易盛行，商品的价格远高于价值的情况很普遍，尤其对外贸易行业如此，例如，上面列举的棉织品、瓷器、糖、花卉出口贸易中，因为属于重要商品（甚至是珍品）其价格自必远高于价值，因而反过来刺激棉纺织业、制瓷业、制糖业、园艺业（花卉栽培）以及香料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类似今日出口导向型产业，从而产生内地所没有的经济优势。这一动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种变化就是本节开头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注释：

〔1〕〔2〕蔡永兼：《西山杂志·花埭》（手稿本，福建省立图书馆藏）。

〔3〕《诸蕃志》卷上《大食国》。

〔4〕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79—80页。

〔5〕转引叶文程文80—81页。

〔6〕〔8〕〔9〕参阅叶文程文81、170、171页；84页；88页。

〔7〕法西尔著，戴狱译：《中国美术》卷下，36—37页，1934年版，转引叶文程文83页。

〔10〕嘉靖《惠安县志》卷五《物产》。

〔11〕苏颂：《本草图经》，转引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拌

＠②原字合下加廾

＠③原字礻加韦

＠④原字门内加者

篇8

自20世纪50年代末始，人力资本理论在舒尔茨、明塞尔、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确立并逐渐形成。随着罗默的知识积累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的推广和使用，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人力资本属于西方经济学范畴，是指人们在教育、训练、获取信息、移民和维护身体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资本。威廉·配第曾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按照劳动的运作形式不同，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当代，由于知识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别使活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创造作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劳动力资本是劳动力商品概念的逻辑延伸，是指“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要素的资本所有权”口，，包括对其自身具备的体力、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权。因此，劳动力资本也同样可以分为从事简单劳动和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资本可以看成是西方经济学范畴的人力资本。

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人力资本正在迅速超过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成为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力。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外流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国人事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约达1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仅为27.5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在国际移民大潮中，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超过了30万人，许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国现在已是全世界人力资本外流最严重的国家，而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的人力资本外流问题，可以发现其深层的原因。

一、人力资本的“异化”与人力资本外流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资本不是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的资本，而是占有者即资本家的资本，即劳动力资本存在“异化”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非公有经济中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存在，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存在，劳动力资本也存在“异化”问题;在公有经济中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不存在，则劳动力资本不存在“异化”。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不断追求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因为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周其仁都把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看作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但是产权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等多种权利，因此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离性。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实现其资本价值的过程中，由于服从、妥协或是无意识的作为而损失或让度了部分产权，客观上存在着“异化”倾向。只是相比较而言，普通的劳动力资本在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往往处在弱势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愿意遵守契约;人力资本则由于其能力资本高、增殖性强，在与企业的谈判中相对更加主动，甚至对契约会产生一定的背叛性。这样，普通的劳动力资本由于其能力资本弱，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大，而人力资本则由于其能力资本强，当对其不利时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比如离开企业另谋高就，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小。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所有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资本仍然存在弱化或“异化”问题，只是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小。作为主动性的特殊资本，只要存在“异化”倾向，人力资本肯定会从“异化弹性”较大的地方流向“异化弹性”较小的地方，如果超出国界，从一个国家流向另外一个国家就形成人力资本外流。

二、人力资本外流的原因分析

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价值规律的根本要求。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从一个部门来说，它的价值量是由该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从世界范围来说，它的价值量是由国际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从国际范围来考察，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低于其应有的价值，长期出现与价值规律不符的现象，在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大量的人力资本外流成为必然。这样，对于人才流人国，是以有限有偿的人力资本现期投人(较好的经济待遇、生活与工作条件、业务培训等)，获取了超额的投资收益。而对于人才流出国，则是在进行了大量人力资本投资之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

按照剩余价值理论，人力资本能创造大于自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更是存在累进性，加上其自身所具备的外溢性，与它的贡献相比，人力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明显存在反差。在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逐渐成为稀缺要素，劳动雇佣资本正逐步取代资本雇佣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理应在获取工资的同时取得其资本部分产权出让的收益，以分享剩余价值作为投资回报。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企业利润分享制、企业价值分享制、企业所有权分享制等方式参与剩余价值分瓦，而这恰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资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商品这些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转化为他们的收人的原因，阎。因此，价值源泉与价值分配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虽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依附于劳动力，但在可分配收人中，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全体和个体来看，其收益权并不能完全实现。而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等量投资并不能取得等量收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存在差异。但人力资本作为主动性资本，其所有者必然要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人力资本流动，我国的人力资本外流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则出国的预期收益越高，从而导致大量的精英滞留国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形成永久性的人力资本外流，将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抑制人力资本外流的思路及对策

按照国际通行计算方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人数与滞留人数比例的最佳状态是2:1，这个比例被称为“最佳黄金回归比例”。在现阶段，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很难彻底摆脱人才国际流动中的不利地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某些启示，将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就能够减少人力资本外流及其造成的损失。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的内涵、外延和具体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脑力劳动与复杂劳动日益居于主导位置。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人力资本对社会的价值贡献具有“马太效应”的增长趋势，使生产的收益呈递增状态。更有意义的是，在不可再生资源匾乏时，人力资本积累还可以促使人们创造或发现新的资源作为替代物，这对存在严重资源隐患的中国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剩余劳动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形式。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存在剩余价值。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们如何来看待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的增长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投资，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资本外流，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

首先，加快国内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宽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只有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留住人才，同时吸引外流的人力资本回流，初步改变永久性人力资本外流与过渡性人力资本外流的比例，最终彻底扭转人力资本外流现象，实现人力资本的双向与均衡性流动。

其次，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人力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同时把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内容。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一种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网。

第三，建立健全人力资本市场配置机制，促进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应积极创造良好的条件，消除对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流动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上的障碍，使人力资本保持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经济自由选择权，促进人力资本在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

篇9

⒈从宏观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不可分割

一定的经济需要一定的文化。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取代封建自然经济后，相应的道德文化没有建立前，自然经济呈现无序状态。我国改革以来的实践表明，由于没有建立市场主体自觉遵守的精细的道德文化，使经济活动的许多空间失控，使权钱交易、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一些单位和个人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这些都严重冲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包含尚公精神，即崇尚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经济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三个有利于”价值取向的指导下，树立公平意识、进取意识、诚信意识、互助意识。

⒉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必须要求发挥道德的协调作用

市场经济要求一切经济关系市场化，而市场化的经济关系必然受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优胜劣汰规律的调节和支配，这样使得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自然人或法人，并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必然会有意无意地违背市场交易规则，发生多种利害冲突，如果不及时地得到合乎市场规律要求的妥善解决，就必然导致市场规则的破坏和市场秩序的紊乱，从而危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这就需要一种深入人们内心的、具有稳定的、连续性的、广泛影响力的道德约束机制来进行监督。

⒊道德可以弥补市场法治的某些不足

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都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一般地说，法是通过“抑恶”来扬善的，而道德是通过“扬善”来抑恶的：法诉诸于惩戒，往往只能除“恶”于已然，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道德则诉诸良心，可以防“恶”于未然；法长于治“标”，道德则长于治“本”：法遵循实用性原则，主要是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道德则遵循应然性原则，还可以引导社会走向理想。另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不仅道德需要良心，而且法也需要道德、良心的扶持，一个社会良心和公众良心泯灭的社会，法律不仅会丧失其公正性，同时也会丧失其权威性。在历史长河中，再完美的法律制度也还是会有空隙可钻的，随着情况的变化，制度规章也会有不适应之时，所以，在许多法律干预不到的地方，道德恰恰可以弥补它的不足。

⒋道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的趋势就是经济增长已不再单纯依靠资本、技术等经济因素，还有赖于各种非经济因素。诸如文化知识的投入和道德精神的注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人文因素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已占50%的比重，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道德理论、价值观念、伦理原则、道德人格等便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人文因素。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内涵了诚实、信誉、公平、互惠互利等道德因素，并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那种效率和公平兼顾的价值观，仁中取利、义中取财的经营方略，诚实信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精神，使企业具有长久的发展后劲，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的“活水源头”。

⒌道德对合理配置和利用人力资源作用重大

道德是人力资源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人力资源不仅包括劳动者一定的智力和体力，同时，还应包括一定的德力，劳动者只具有健康的体魄、灵活的大脑机能及智能还不够，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有较高的道德追求和生活准则，有积极进取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只有在道德的作用力下，自身的智力、体力和全部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在社全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合理地配置劳动力，除了要有科学合理的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外，还要有较高职业道德水准的管理人才，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调控手段和监控机制。

（二）在各个环节教学中，针对不同的内容，可以突出以下相应的道德思想和观点。

⒈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四个环节需要道德机制发生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商品的生产、交换，还是分配和消费，都涉及到如何在道德范围内进行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商品的生产、流通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各个方面都蕴含了一种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以个人为本位或“亚洲资本主义”以集团为本位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必须恪守一定的道德规则，这样才能使整个商品流通过程和谐完成。例如，经济生活第一课“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信用工具”，第三课“消费及其类型”“树立正确消费观”，第四课“ 生产与消费”，第五课“劳动者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制”，第八课“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第九课“市场交易的原则”等等，以上市场主体的行为既有法律具体规定，也包含一种社会主义道德精神贯穿了整个教材，可以说，道德思想是经济生活的灵魂，经济生活教学如果没有德治思想或德治思想体现得不充分，都是缺陷和不完整的。

⒉经济竞争的有序性也离不开道德的监督

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得维护自由、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这些规则有法律性的，也有

在人们内心长期形成的共同信念。由这些信念来规范各种交换和竞争行为，市场机制往往不会失灵或者扭曲.市场好比运动场，竞争就象比赛，都讲究友谊第一，都主张在道德范围内的积极参与。例如，经济生活第一课“纸币”，第二课“商品的基本属性”，第三课“做理智的消费者”“公司经营成功的要素”，第五课“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第九课“市场交易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第十课“对外贸易”等内容，它们的顺利进行，除了法律规定外，都离不开人类共同道德的规范作用。

⒊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依赖于道德

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自由的，任何胁迫行为和欺诈行为在交换活动中都是无效的，为确保这种地位平等的竞争自由，就得依靠道德，发挥道德的监督功能。例如经济生活第二课“价值决定价格”，第四课“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竞争地位的平等性”，第五课“劳动和就业”“劳动合同制”“社会保障制度”，第六课“效率和公平”，第七课“个人收入的分配”，第八课“财政和税收”，第九课“市场交易原则”等内容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这需要教师在讲课过程中细心阐述。

⒋契约（合同）的效力需要道德发挥维持作用

市场经济必定导致生产者之间发生商品货币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商品货币关系往往采用合同的形式规定下来，而这种合同关系除需要法律规定外，道德机制也必不可少。例如，教材第五课中“劳动合同制度”，第六课“银行的作用”，第九课“市场交易原则”，第十一课“世贸和金融组织”“对外开放坚持的基本原则”等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市场经济是合同经济。

⒌提高经营者、劳动者素质需要发挥道德的作用

经济生活课程标准清楚地说明我们学习经济生活的目的包含增强法制和道德观念，自觉规范自己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在教材第一课“纸币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课“做理智的消费者”“公司经营成功的要素”，第五课“劳动者的主要权利和义务”，第八课“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第九课“市场经济和市场秩序”等都始终把握社会主义道德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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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的价值和经济法的价值体现

 

古今中外对法的价值的研究从未中断，一般意义上，法的价值包括公平、效率、秩序、自由、平等、正义等内容。我们这里探讨法的价值，又指法律的价值，其中一种是指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的价值。比如，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公民的自由、社会的公共福利、经济的持续发展、善良风俗的维持，还有其根本体现，如秩序、自由、效率和正义。

 

而经济法作为比较年轻的一个部门法，起步要晚于宪法、民法等，却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是法的的一个部门，故也称部门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其自身的价值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个是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另一个就是经济法的功能价值。

 

(一)经济法的目标价值

 

经济法通常选取的是社会整体效益来衡量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如果个人利益高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时，对于个人来说，其有利的一面仅体现在需要的是一种个人资源配置，但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均来说，一点得不到体现，甚至出现副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法就需要对上诉的配置方式进行一些干预，从而去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换句话说，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可体现在社会整体效益上，让社会整体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同时社会整体效益是经济法的根本特点及其精神价值目标的唯一体现，也是其宗旨与功能价值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二)经济法的功能价值

 

经济法的普遍价值，包括公平、正义、和谐与发展、效率、秩序等特点，直接体现出经济法的目标价值，是其独特的目标价值。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不同，经济法的核心价值也随之改变。下面就经济法核心价值的转变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2 经济法核心价值的转移

 

经济法的秩序价值是经济法的基础价值。经济秩序、经济平等、经济效率、经济自由等，这些是经济法的立法宗旨，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目标。

 

在改革初期，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经济法的公平价值，这在整个经济法中对其立法和执法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追求社会效率的同时，要考虑到公平。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首先要消除的就是不正当竞争和非法垄断，去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限制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为市场竞争预设有效规则和救济手段，这就是经济法公平价值所要追求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经济法的效率就体现了更重要的价值。

 

经济法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种现象直接损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破坏了市场中的社会效率。在此时期，我国经济正式迅速发展时期，社会效率在经济法的价值中体现的尤为重要。在法律对市场进行法律调节时，就以社会效率为中心，去促进社会整体效率，来达到经济发展的最大化。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现代。由于认识、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秩序出现了很多问题，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当今社会的物价混乱、房价飙升、金融监管漏洞、垄断横行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秩序混乱，这就需要秩序去维持经济的正常发展。在这其中，对经济秩序的维持也是难度最大和技术含量最高的。

 

法竭力维护秩序价值，但法与秩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张力更加明显地体现于经济法与秩序价值之间!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与秩序价值之间也有着难得的和谐!经济法与秩序价值的这种辩证关系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

 

3 经济法秩序价值的体现

 

经济法的秩序价值在当今社会价值的体现主要是指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作用，就是经济法在执行中，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恢复和维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这样说过：“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恩格斯的语句中所提及的“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所指的就是经济秩序。

 

4 经济法秩序价值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法秩序价值所体现的就是维护作用，在维护的作用上面，我们就下面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经济法秩序在市场规制秩序中维护作用的体现

 

市场规制秩序是指在规制市场中，政府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的连续、一致和确定性。在市场运行中，经济法的秩序价值规律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了避免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出现失灵，形成全备的市场经济，经济法的秩序价值就得到了重要体现。

 

首先是规制法定，政府是要让市场经济得到正常的运行，而不是去遏制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活力，这就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更好的资源配置，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从而发挥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第二就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市场经济要想得到有效的资源配置，就必须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前提。这就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需要效率优先的情况下去兼顾公平，从而去维护竞争秩序，形成市场经济的有效的竞争和有序的竞争环境，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让市场经济得到更好的运行。第三就是去提高产品质量，产品质量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命脉，是消费者正常购买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只有产品质量得到保证，我们的经济秩序才不会发生混乱，这些在我国制定的《产品质量法》中得到体现。《产品质量法》的制定，对于维护和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消费者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始终是处于弱者的地位的，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就会受挫，就会对市场经济的运行造成严重的破坏，就混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在这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对消费者的权益做了保护，这对市场经济的维护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经济法的秩序在宏观调控中的维护作用的体现

 

经济法秩序在宏观调控中的维护作用主要是指对市场中资源配置起到的作用。“为了克服政府失灵，经济法需要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规制，以维护宏观调控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宏观调控四大目标，即总量均衡，结构优化，就业充分和国际收支平衡。”

 

下面我们就经济法秩序在宏观调控中所起到的维护重要但是有待去完善的三个方面去进行阐明。(1)经济法秩序对财政税收方面的维护。我国在对税的征收和税目的征收方面做得还有很大的不足，很多方面在实际运行中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所以我国要加强这个方面的立法。(2)经济法秩序对价格方面的维护。

 

价格在市场机制运行中是信号灯的作用，价格的正常化是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根本。(3)对外贸秩序的维护。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就更需要有秩序的维护、虽然WTO本身的规则对外贸行为有一定的约束，但是政府还是要按照其规则对外贸行为进行全面完整的规范，从而更好的去维护我们的外贸秩序，对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法》也有详细的规定。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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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稀有商品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社会总劳动

稀有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未解决的基础理论难题之一。李嘉图曾经认为,“有些商品的价值,单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李嘉图,1976)。其实,稀少性和购买欲只是稀有商品价值高的表面现象,稀有商品的价值实际上是由人们耗费在它身上的劳动和社会总劳动分配到它身上的劳动共同决定的。澄清这一理论难题,不仅具有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稀有商品在交易中的价值确定问题也提出了科学的依据。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同一部门内部生产同种商品的必要劳动;其二是指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根据社会对某种产品的需要,把社会总劳动分配到各个不同部门的必要劳动。对于稀有商品的价值决定而言,关键在于理解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重含义。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价值决定时,首先撇开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仅就部门内部的直接生产过程来论述商品价值的决定问题。

马克思指出:“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本部门内部,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本部门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恰好等于本部门内部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该商品的全部价值就得到实现和补偿;如果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少于本部门内部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该商品的价值不但得到全部实现,而且还会获得一份超额价值;如果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本部门内部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该商品高出的价值部分则不会被社会所承认。但是,当商品对外交易时,单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重含义去理解商品的价值决定就遇到了难题,这一难题表现在许多商品的价值虽然符合本部门内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却不被社会所承认。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从整个社会总劳动时间来研究商品的价值决定。

马克思还结合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作出新的研究结论:即当商品面向对外交易时,它的价值不再只是由本部门内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还要由社会总劳动分配到该部门的劳动时间来决定。

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所以,“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因此,只有当本部门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恰好与社会总劳动分配到该部门的劳动相等时,其商品的价值才能得到最终的决定和社会的承认。可见,一种商品即使生产它时耗费了本部门内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并不等于说可以按照价值出售,还必须看它是否符合社会总劳动分配到这类商品的劳动时间。如果生产这类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低于社会总劳动分配到该类商品的劳动时间,那么该类商品就会高于生产其本身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出售;如果生产这类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高于社会总劳动分配到该类商品的劳动时间,那么超过部分的价值则不能实现。当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大于社会实际分配给该部门的劳动量时,市场上的该种商品就会供不应求,利润增加。当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小于社会实际分配给该部门的劳动量时,市场上的该种商品就会供过于求,利润减少。

稀有商品的价值是由多重因素组成

现在来考察稀有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诚然,古董、珍玩、诗书、字画等稀有商品,由于具有稀缺性、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造性的特征,是不能由现在进行大批量地生产的,即使能,那也只能是复制,这样就失去了稀有商品的存在意义。据此,人们很容易得出物以稀为贵的结论,并认为随着社会购买欲的增加,这类商品的价值也会增加。如果此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在许多能无限制地生产的商品中,有些商品为什么能成倍地高出其本身的价值来出售,这种现象显然是不能用稀少性和购买欲来解释的。所谓稀少,只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当一种商品远远求过于供,才显得稀少。

稀少的东西必须是有用物,没有用的东西就毫无价值,并且这些稀少的东西必须是人类的劳动产品,没有经过人类的劳动而存在的东西,即使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它也根本无价值可言。因此,物的稀少性是不能决定价值的。至于购买欲,只是因为社会对该类商品的需求增加,而该类商品却远远供不应求,才表现为社会购买欲的增加。一旦该类商品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时,社会购买欲高涨的现象就会消失,因此,购买欲也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所以,稀少性和购买欲只是稀有商品价值高的一种表面现象,稀有商品价值高的真正原因还得从劳动价值中去寻找。马克思指出:“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有些人花费了大量的劳动时间,连金刚石的影子也找不到;有些人却因为十分偶然的机会就获得了它,而偶然获得它的人却以千百倍于发现它所耗费的时间价值来出售。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取得了获得金刚石所费的劳动时间的平均数。

马克思指出:“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变成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稀有商品之所以会价值连城,这是因为它们是劳动极其复杂、艺术性和技巧性极高的商品。生产一般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特殊需要,因而一般商品的价值就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稀有商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情趣、审美、观赏、收藏和增值的需要,因而稀有商品不仅包括前人生产时所耗费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后人在长期的收藏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因此,稀有商品的价值是由多重因素组成的。

首先,稀有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同历史时期生产的稀有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由当时社会的平均生产条件和技术条件决定的。在古代社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低下,要完成一件稀有商品的生产,其制成过程是相当艰巨的。可见,生产稀有商品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因而稀有商品的价值自然要比一般商品的价值大得多。

其次,稀有商品在寻找、鉴定、勘误过程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稀有商品在寻找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稀有商品是人类历史保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对稀有商品的艺术门类、制作年代、知名程度和存世数量进行全面的鉴定。另外,稀有商品市场也是伪作泛滥、赝品充斥、以假乱真的现象普遍,因而需要对稀有商品进行勘误。以上劳动都是复杂程度极高的劳动,这种劳动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更多。

再次,稀有商品在修补、装裱、保管过程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稀有商品由于历代承传、天灾人祸、风化腐蚀等因素造成损伤是难免的,需要进行大量收藏方面的劳动,这些劳动创造了大量的新价值。

最后,稀有商品在社会评议、比较、淘汰、竞争过程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稀有商品是独有的艺术作品,需要对其艺术品位、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科技含量进行科学的测定和判断,这些劳动必然使稀有商品的价值倍增。

社会总劳动分配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

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人们不可能超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奢求种种享受。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要为生产赖以生存的物质耗费绝大部分的时间。因此,社会总劳动分配到物质方面的劳动时间就多,而分配到精神文化方面的劳动时间就少。在当时,人类社会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而要解决生存问题,就必须进行大量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由于当时生产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人类社会的劳动成果除满足自身的需要之外,剩余是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消费稀有商品的只能是皇室贵族,而广大劳动人民是不能有这种奢望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生产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便越来越少。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修养的普遍提高,人们便向社会提出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求,这在客观上就驱使社会总劳动必须进行重新的分配,使分配到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劳动时间的比例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尤其是人们在物质利益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迎来了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这种大好局面正是稀有商品经济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基础。

中国人素有“乱世黄金、盛世收藏”之说,太平盛世使社会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前提下,便会追求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从而有兴趣收藏稀有商品。所以,稀有商品的需求增加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现在假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需要100件同一内容的古董来满足人们已经增长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要,而获得一件这样的古董平均要耗费100个劳动小时(包括各种劳动在内),这样,要获得100件古董,社会总劳动就得分配10000个劳动小时。但是,这件古董已无法再生产,因为它的制作者早已辞世而去,在这种情况下,这件古董就独占了本来获得100件古董的社会总劳动分配的10000个劳动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这件古董代表了10000个劳动小时的价值。现在,这件古董不但在物质上承担起满足整个社会需求的任务,而且在价值上承担了本来是属于100件古董所有的价值,这就是这类商品的价值为什么要千百倍于高出它自身价值的真正原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对这类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多,社会总劳动分配到这类商品的劳动时间也会越来越多,这种不能在现在无法重复生产的商品独占的劳动时间就越多,其价值将会越来越大,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内在规定性,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人认为,稀有商品昂贵是价格的上涨,并不是其社会价值的增加,这种观点显然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

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价格则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在市场上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始终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无论怎样波动,总是以价值为基础,决不可能离开价值无限制地上涨或下降,这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所决定了的。可见,稀有商品的价值增加,不单纯是生产和收藏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社会总劳动分配在它身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

结论

综上所述,稀有商品的价值是由人们耗费在它身上的劳动和社会总劳动分配到它身上的劳动共同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出来的科学论断。李嘉图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用劳动价值解释稀有商品的价值决定时就遇到了不可跨越的难题,最后只得用稀少性和购买欲来说明问题。我们不能被这种稀少性和购买欲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应当坚持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观点,充分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同时,这一理论难题的澄清,从根本上解决了稀有商品交易的价值基础问题,使稀有商品交易市场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76.7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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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工程造价是工程招投标的核心部分，建设工程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应该有其合理的价格，但是在现实中，招标单位总是以较低的期望价格和较高的质量要求及尽可能短的工期为出发点发出要约邀请，而投标单位在当前市场供求失衡的情况下，一般都以满足其条件而作出相应妥协，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但也给建设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工程质量也得不到保证，由于价低，施工企业就在材料、设备的价格上大做文章，其结果是“豆腐渣”工程不断涌现，不仅给国家带来经济损失，而且还危及人民生命安全。许多活生生的例子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给我们血的教训。因此，我们在工程招投标的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把好“三关”，一是认真把好招标审定关；二是把好评标定标关，限制最低中标；三是把好施工合同签订关，保证合同签订与招标文件和中标条件的一致性。坚持在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上利用市场的合理竞争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并且通过培训学习不断提高标底标书的编制质量和评标人员的业务素质。

工程合同签订后，工程造价也就基本确定，能否控制好已定的工程造价就看施工过程中管理效果如何了。加强施工过程的全面管理，不仅是对造价的控制，也是确保工程质量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手段。近来，我们不断从媒体中得知，我国的建筑行业出现了不少因工程质量而造成的事故，这些事故不仅危及到人民生命，还给国家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其后果是有目共睹的，这也给从事建设行业的工程人员敲响了警钟。因此，在施工管理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质量责任制和工程质量终身制。严格按工程的合理工期进行施工，不允许在不尊重科学的前提下，任意提前工期，搞“献礼工程”，有违反规定给予一定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对工程的重要结构部位和隐蔽工程采取质量预检和复检制度，还要建立完备的隐蔽工程现场签证手续，并要有详细的采样点、检测结果、时间、人员等情况记录，作为竣工资料的基础资料备案存档。对施工现场进行组织协调，合理确定材料、机械、资金及劳动力等最佳组合，搞好物资的合理调运，避免重复工作，力求节省人力、物耗，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对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设计变更和现场联系单，要建立严格的审批程序，避免工地技术人员只管签证，不管算账的问题，并要求保证有关资料的完整性和及时性，为竣工决算提供足够的依据。大家知道材料和设备费一般占总投资的50-60%，因此它的价格高低对工程造价有着直接的影响。对比，最好采用材料报价制，施工单位要将工程各个时期的主要材料用量、进货渠道、时间、价格向建设单位通报，由双方共同制定材料进货计划，确定价格。这样有利于加强相互监督、增强核算意识，防止流通环节的不规范交易。

工程结算将决定建设项目工程成本，最终确定工程造价。目前，建设工程结算管理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如施工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高估冒算现象比较普遍，建设单位片面压价，侵犯施工单位合法权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何才能有效解决两者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工程人员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并有尊重事实的工作态度。要针对这类情况做出相应对策，如在工程结算前要求工程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就建立工程台账，对设计变更和工程联系单做详细记录，并且把工程量追加、削减、修改、材料更换等详细情况记入台帐，这样有效地防止了通过虚报、多报材料量、工程量、重复计算等方式套取工程款，任意加大工程造价问题的发生。还有就是加强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根据国家现行的工资制度改革和市场劳务价格的变化，及时动态调整人工费单价；依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对设备材料价格进行动态调整；依据机械原值、折旧年限及零配件等价格的变动情况，适时做好机械台班费用的修订和调整工作。还对管理人员不定期进行业务考核，这就促使造价管理人员不断学习掌握工程造价管理方面的新知识、新动态、新规定，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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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发展是首要目标,而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则是其根本保障。本文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期间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问题研究”课题总报告1的第四部分。该报告前三个部分主要研究了市场秩序的基本理论、中国现实市场运行秩序的现状和我国市场秩序不完善的成因等问题。该报告的研究结论是: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是转型时期市场秩序建设的基本思路。本文作为总报告的对策研究部分,主要从加强法制、重塑市场主体、明确界定产权、坚持市场运行原则、健全市场监管法规、设计市场交易规则和竞争规则、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节管理职能,以及确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非正式规则等主要方面探讨了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完善问题。

市场秩序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市场从无序到有序至少有待于以下几个方面条件的实现:一是商品交换关系和商品经济的更大发展;二是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以及按经济规律办事自觉性的提高;三是完成产权制度改革,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法规等。

人们不可能超越这个过程,一蹴而就地达到有序阶段。但应该尽可能地缩短这个过程。对此,关键是要对市场秩序演化规律有清醒的头脑、正确的思路和实事求是的对策、措施。

一、对完善市场秩序的综合分析

我们研究市场的失序和无序现象,不仅在于寻找市场失序和无序的外部特征和形成原因,而且要研究如何控制和治理市场的失序和无序问题。为此,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是:

1.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市场体系不完善是我国目前市场失序和无序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培育市场体系,在发展中求得市场的有秩序和稳定,才是治理市场失序和无序的根本途径。

2.我国许多市场问题的发生是和我国的经济、政治、市场的制度与体制的不完善分不开的。只有深化改革,不断健全与完善各种制度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市场问题。

3.任何市场的失序和无序,都与管理不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解决市场的失序和无序问题,从直接的途径看,还是靠加强管理。最重要的是抓好三个环节:一是管理决策的科学化,二是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三是加强宏观协调。改善微观管理,是解决市场失序和无序的重要途径,而加强宏观协调管理,对解决市场失序具有更大的价值。秩序问题往往是相互关联、因果循环的。只有注意各项管理制度和各种管理措施的综合配套,才能收到宏观治理效果。

4.还要注意市场失序和无序现象的预防。预防包括市场秩序的预测和市场失序的防范两个方面。就是通过科学的超前研究,对可能出现的市场不稳定因素采取预先防范措施,阻止市场混乱的发生与恶化。预防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防止某些因工作失误而导致的市场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对那些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市场问题,采取预先防范措施,把市场问题发生的范围、程度都控制到最低限度,减少市场问题的消极后果。

二、强化法制,加快我国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

通过对市场秩序评价标准和市场无序现象的分析,我们认为对我国市场无序运行问题只有“综合治理”、“对症下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积极创造条件,才能卓有成效地使其向有序转化,不断接近理想秩序的目标。就市场法规制度方面而言亟待加强以下内容。

1.产权制度。因为市场交易从根本上说是产权的交易和调整,所以产权能否自由地交易,成为市场交易能否贯彻的基本前提。而一种产权制度要能支持市场交易并维持其正常秩序,就必须使相应的要素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和可让渡性。

2.契约制度。契约是双方意志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而市场交易是买卖双方意志一致的行为,所以契约之于市场交易的作用就在于通过确立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使之秩序化。这是因为,在人们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和过程愈来愈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离开了契约,市场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就没有确定性,从而市场交易也就无秩序可言。

3.货币制度。所谓货币制度就是人赖以表现经济价值、彼此进行交易的一种安排。正是有关这些方面的法律规定,才为货币有序有效地充当市场交易的媒介提供了最起码的制度保证。

4.进出制度。市场进出指的是市场主体进入或退出整个市场或特定的生产经营行业和地区的行为。市场主体的进出行为是推动竞争而制约垄断的力量。一个市场体制越是能够允许比较自由地进出,它就越是具有开放性,从而也就越是具有竞争的活力。因此,一个社会就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市场进出的障碍而扩大其自由度,以形成竞争性较强的市场结构。

5.竞争制度。竞争是市场的必然伴侣和市场有序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为此,竞争本身也必须是有序的。这就要求必须对市场竞争进行规范,制定相应的竞争法规和制度。

6.产品责任制度。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及用户在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要求作为第三者的国家制定相应的法规来强制生产经营者对自己生产和经营的产品与服务承担应有的责任。否则,有关产品(服务)质量的责任纠纷就会越来越多,以致影响市场正常秩序。

7.舆论监督制度。国内外维护市场秩序的实践都证明,社会舆论的监督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治标之方”,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包括新闻单位、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和个人的监督作用,就能将市场秩序广泛纳入社会舆论网的覆盖之下。这样,就会提高市场主体的自律意识和交易行为的自我约束能力。当前的问题是要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法规确立起来,使舆论监督者有法可依,执法无虑,敢于大胆行使自己的权利,更好地保护企业的正当经营活动和消费者的利益。

三、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发育基础重塑市场主体是市场发育的基础。

如果不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真正的市场主体,市场将名存实亡,市场秩序和市场效率更无从谈起。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发育基础的内容有:

(一)市场主体的培育是根本

市场主体是市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市场主体就没有所谓的市场。那么,谁可以成为市场主体呢?我们认为只有厂商(企业)和家庭(个人)才是市场主体,而政府不应成为市场主体。因为市场主体必须拥有独立的产权,能够在市场活动中自主决策,同时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又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

市场演进到今天可以是无形或有形,但其基本含义并没有改变,它是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在自愿互利、平等缔约的基础上,彼此交换财产权和关系的总和,这种复杂的交换实现了资源的配置。所以市场主体的发育情况,就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的发育状况,培育市场主体是市场发育的首要环节。计划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因而也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不仅管制了价格而且也管制了企业的行为,甚至可以这样说,政府在试图成为市场主体的时候,反而扼杀了真正意义的市场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来源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大批极具活力的非国有企业,它们迅速成为市场中极为活跃的主体。他们以清晰的产权结构,自主的经营行为,以及对利润的追求推动了我国市场的日渐发育成熟,成为提高效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

(二)市场主体、产权和激励机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和兴起。培育市场主体,为的是形成这样一个经济组织。而一国经济有效运转的根本困难,在于经济激励和经济信息。培育市场主体,其根本着眼点和理论基础就在于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而一般的浅层次的调动积极性的效果极为有限,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激励,以诱导经济个体合理地与外界其他个体交往、贸易,从而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以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产权清晰及其所带来的剩余占有问题就成为解决经济组织的效率问题中市场主体发育问题的核心。

在市场经济中,剩余是经营的最终净成果,也就是利润。经营者的一切努力和贡献,包括所承担的风险,将最终反映到利润(或负利润即亏损)之中。剩余的强大激励作用,就在于让被激励者占有这种剩余。因而他的任何贡献都通过剩余的增加而得到承认和报酬。剩余占有者为扩大利润,会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迎合消费者以扩大销售,提高投资收益以吸引资本。而与此相比,任何其他指标都难以达到如此全面而强烈的激励效果,包括计划体制中所设计的种种考核指标。所以,明确剩余占有的归属问题即明晰产权,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终极的激励手段。总而言之,就是谁占有剩余,谁就实质上享有对该经济组织的所有权,而谁占有剩余,谁就自然会对经营管理负全部责任。所以,培育市场主体的中心问题就是明晰产权。

(三)产权与市场秩序

市场秩序是强制性制度安排和非强制性制度安排相结合的产物,而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那么如何理解产权与市场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呢?现实经济生活的最大特点是资源的稀缺性。科斯教授曾举过土地的例子来说明产权和经济秩序的关系。如果未在稀缺性资源中建立产权,就必然会导致混乱无序,混乱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人对没有建立产权的稀缺性资源的争夺。所以,从经济人和稀缺性这两个假定出发,可以看到要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混乱无序问题,就必须从界定实施产权入手。而保障法律的效率,就是消除对法定权力和自由交换的障碍,含糊不清常常损害法定权利,使其难以得到正确估价,法律的效力是由明确法定权力并强制履行私人法定权力交换合同而得以保障的。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或相当小的情况下,不管选择何种规则,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界定的,都会出现有效配置资源的结果。

对界定产权与市场秩序之间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詹姆斯·M·布坎南,他认为“在正确设计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内,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产生出一种自然秩序”1。他又进一步表述了产权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如果没有包含有作了明确规定的无论是受到尊重的还是依靠强制实施的私人所有权,以及包含有保证契约得以实施的程序的适当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将不会产生一种价值极大意义上的‘有效率’的自然秩序。”他接着说:“市场秩序只有在市场各个个人参与者之间自愿交换的过程中才能产生”2。至此,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产权——市场主体自愿交换——市场秩序”这一关键链,完成了对产权和市场秩序关系的第一层次的揭示。

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存在着外部效应,同时交易费用实际上不是零值而是正值。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如科斯第二定理所言:在存在着相当大的交易成本时,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就不会在每种规则中出现,而合理的规则是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的规则。这就回答了应该如何界定产权的问题。在科斯看来,效率问题是由成本和效益相抵的差额来决定的。为了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就需要有权力的调整即进一步界定产权,这样外部性问题才能通过权利的自愿交易借助市场机制来解决,才能使外部性领域的混乱消失,经济运行才能达到它的秩序状态。这样就完成了对产权和市场秩序关系的第二层次的揭示。

四、坚持市场运行原则、健全市场监管法规

市场秩序虽然不是市场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却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高质量有效率的市场必须是一个有序运行的市场。在转型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市场运行原则,健全市场监管法规,实现市场制度创新。

(一)坚持市场运行原则

1.贸易自由原则。这是商品交换双方在没有外来干预下自愿让渡商品的原则。贯彻这一原则时,首先要排除依仗非经济强制力量的强买强卖。这并不是说政府一点也不能干预经济,而是必须以不损害交易双方的自为原则。其次还要尽量排除经济强力的干扰,使买卖双方处于供求局势大体均衡的环境中,甚至交易双方的经济力量大体相当。

2.等价交换原则。它是商品经济主体独立的平等关系的体现。破坏等价交换的情形一般有两种: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剪刀差式的社会主义积累条件下,破坏了等价交换。另一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存在着交易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或信息不对称时,容易出现供求不均衡或存在垄断,等价交换原则因而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缩减了对价格控制的范围,减少了国家对市场价格形成的干预,为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和等价交换原则的贯彻开辟了道路。

3.公平竞争的原则。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要有公平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以便竞争得以正常地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使竞争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就得在市场上形成允许竞争、自由竞争、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使竞争真正体现商品经济主体之间劳动的比较,所以在商品经济中必然要按公平竞争原则办事。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来组织市场,进行贸易,本质是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开辟道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公平竞争得以成为现代交换的形式,成为市场经济下社会劳动分配赖以进行的市场制度。马克思曾说:“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2所以,公平竞争是构筑市场秩序的核心和目的所在。

(二)健全市场监管法规

健全市场监管法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经济监督问题,而社会经济监督的客观依据主要基于社会法律制度、经济规律和商务惯例。其主要内容就是有关市场规则的设计。

1.市场进出规则的设计。市场进出规则是指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即商品)进入或退出市场的法制规范或行为准则,它包括以下两类规则。

一是市场主体进出规则。市场主体的进出行为是推动竞争而制约垄断的力量。一个社会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市场进出的障碍而扩大其自由度,以形成竞争性较强的市场结构。实际上,规范市场进出规则主要是:(1)规范市场主体进行市场活动的资格;(2)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功能;(3)规范市场主体退出市场行为。具体的如各国制定的关于企业制度的法律。中国已颁布了《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但实际上仍然需要继续制定相关法律,并注意实施问题。

二是市场客体进出规则。这一规则的设计是为了尽可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而言,市场客体(商品或服务)进出规则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规定:(1)商品的质量要符合要求,低劣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之中;(2)商品的效用要符合社会利益,那些有害于人民身心健康的商品不能进入市场;(3)商品的包装及其他方面都要符合要求,不能有损于消费者的利益;(4)商品要名副其实,任何假冒商品都不能进入市场;(5)商品的价格及计量等都要符合要求,否则不能进入市场。世界各国都陆续推出了规范市场客体的法律,如英国的《统一产品责任法(草案)》,欧共体《关于对有缺陷的产品的责任的指令》等,我国也于1993年通过并实施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这些法律都对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市场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2.市场竞争规则的设计。为使市场有序有效地运行,竞争本身也必须是有序的。所以,需要制定相应的竞争法规或制度,以对市场竞争进行规范。市场竞争规则是以法制形式维护公平竞争的规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规定和要求:(1)使市场主体都能够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2)使市场主体都能够机会均等地制定价格和确定销售地区;(3)使市场主体都能够平等地承担税负及其他方面的负担,没有任何优惠或不公正的负担;(4)维护所有方面的平等竞争,如劳动者之间的就职机会均等和经营机会均等。

3.市场交易规则的设计。市场交易规则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经营活动的准则和规范,是确保市场秩序的重要市场规则,它具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自愿,二是互利,三是约定,四是市场交易的非人格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所以设计交易规则首先就要规范市场交易方式,包括交易公开化、交易货币化、信用票据化和交易规则化。其次是要规范交易行为,要形成自愿的、非强制的、平等的交易,使买卖双方进行互惠的货真价实的买卖活动。反对和禁止强买强卖和巧取豪夺。再次是要规范交易价格。市场交易规则一方面要求交易双方规范地进行交易活动,禁止各种非正当交易;另一方面是为双方的规范交易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包括反对各种垄断和改变严重短缺或严重过剩的市场格局。

五、正确认识和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节管理行为

(一)政府行为的基本理论分析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行为的标准问题,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讨论政府行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它的一切行为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但辅之以社会保障、宏观调控的经济制度。它是将市场自由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竞争秩序。

有鉴于此,政府行为的标准就无疑要以效率和公平作为评判标准体系。这样,政府行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采用顺应市场形势的增长政策,推行国家的适度干预,确保就业,实行外贸自由化。即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以公平为标准,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率从而创造国民收入放在首位,在不断扩大社会财富的条件和前提下,实现国家对收入和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在保证公平的过程中,也必须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手段,才能既保证实现社会目标,又不会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应该坚持“国家与市场并举”的原则,既注重市场自身的发育,又注意国家对市场的培育。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具体而言有三点:(1)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缺乏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2)由于中国长期推行计划经济,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软件;除此之外,(3)作为中国特殊情况的人口压力使中国市场经济只能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状态下运行。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应该是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秩序,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简言之就是制定比赛规则并建立比赛秩序。

(二)国家权力潜能的发挥与市场秩序优化

客观上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也需要有国家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国家的作用在此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方面。

首先,国有应该对有效的产权制度负责。前面我们已经谈过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保证,所以完善市场秩序就首先要在转型中国努力构建以完备的财产保障为导向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要承认多元利益主体财产权的合法性,以国家法律为后盾保证产权的清晰。

其次,在整个转型时期,要使市场正常有效地运行,就需要国家凭借政权的力量制定出有关市场的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一方面用来保障市场多元化主体财产所有权及其利益不受侵犯,并且保护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处置权;另一方面用来约束市场活动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制止他们在追求各自利益时对他人的自由和利益的干扰与损害。以上两个方面的约束力量,通过国家政策和国家政权的强制性作用来消除阻挡市场正常自行运行的障碍。

总之,国家的作用实际上应定位在:塑造市场基础上的竞争经济,产业政策要随时代变化而灵活地实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给企业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并以效率为基准推动企业竞争。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的做法是值得中国在转型时期学习和借鉴的。

各国都存在经济干预。问题是经济干预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是取代市场还是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转型时期政府应致力市场的培育和开发,实施保证和促进市场效率的经济政策。

六、确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非正式规则

市场秩序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由政治行为、法律行为、社会行为与相应的制度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曾指出,市场制度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筛选出来的特定的经济组织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是个体积极性充分发挥的竞争经济,是一种较为先进的人类文明形式,其文化和道德秩序等非正式规则在其发展中功不可没。

正式制度规则的确立无疑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和前提条件,但现实生活中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安排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1.传统文化的误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文化有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以“孝”为根本,“忠”是“孝”的延伸,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传统社会中的亲族协作形态,中国的家庭主义伦理所强调的是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义与利最终统一于“义”。这样就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产生重大隔阂,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人的利己心,人的利己心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有人曾借助日本及东亚的儒家传统来为中国文化传统辩护,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以日本为例,他们的儒家伦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伦理,日本化的儒学以“忠”为核心,强调对领主的效忠,这种价值取向与日本社会的非亲族协作形态相适应。日本的集团主义伦理所强调的是发展集团利益以促进个人,义与利最终统一于“利”,在日本,利己心不是个人的,而是公司的,公司的利益驱动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日本的儒家理论是经过日本化改造并与市场经济利益原则及西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早已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

2.契约与信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这也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谈过的一个问题。信用原则要求具有相互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必须用契约和法律来保证,通过契约与合同关系确立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彼此的行为,真正做到恪守信用,按合同办事。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更要求以信任为宗旨构造道德秩序,这种非制度安排和法律规章等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

3.培育市场经济精神。在经济转型中,培育市场经济精神,实际上是要在文化方面补几百年的课。这是一件非三日五日就能办成的事情,但若拒绝文化转型,必将最终影响和拖累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归根结底就是所谓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中一直留下来的其特有的思想基础或心理基础。这种精神的实质是确认企业家个人是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因素,搞实业的人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坚,实业家个人的积极性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从这种精神的实质出发,演化出一整套的思想体系,如认为私人投资、个人利益和自由具有神圣性,企业必须承担失败的全部风险,同时享有成功的一切机会等。它们对于维护实业家的积极性是重要的,可以说,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

4.市场道德建设。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会在其经济理性的指引下,发现在市场交易中只有“利人”才能“利己”,市场交易可以使各方都得到好处或者在不损害他方利益的前提下使某一方得到好处,人们因此才愿意加入到市场中来,市场因而形成了人们自愿互利交易的场所和体系。自愿互利的交易可以说是市场交易的质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