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几种方式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7 15: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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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供需矛盾日益显现,民间资本运行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小企业及“三农”经济取得流动资金和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为确实了解民间资本运行状况,我们对吕梁市文水县民间资本投融资等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一、当前民间资本运行的现状及形式
截止2010年9月底,吕梁市文水县全县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量为26.43亿元,其中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投放0.095亿元,占比为0.436%。据估算,文水县的民间借贷总量约为8亿元,占比为30.3%。借贷用途分别为:生产(生意)周转71%、建房、购置大件电器17%、生活消费7%、其他5%。融资资本自有资金占85%,另有15%通过银行贷款和其它渠道流入。民间融资呈现新的走势,对多年来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借贷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不是此消彼长相互竞争或替代的关系,由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存在,二者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二、民间资本运行的新特点
(一)民间资本融资规模逐渐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资本进行融资逐渐成为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尤其国家各种扶持“三农”的优惠政策相继出台后,农民扩大生产规模,投资兴办企业的人数急剧增加,对资金的需求也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在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门槛较高,融资难的情况下,民间直接融资无疑是最佳选择。据调查,中小企业、工商户融资额度基本在10-50万元之间。
(二)融资主体呈现多元化
从调查情况看,过去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大多数在个人之间,而现在参与民间借贷的却多数为个人与企业之间。借贷主体体现了社会关系的“信息对称”性,借贷双方多数通过“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媒介实现资金融通。民间融资方式分为几种形式:一种是民间借贷,这种方式在民间融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二种是民间票据融资,主要是企业与客户在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时,将客户给予自己的银行承兑汇票转手给别的与此业务无关但手中有大量闲置资金可供借用的借贷者,以此获得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三是向客户融资,这是企业通过本企业良好的信誉度,要求客户预交定金购买产品而取得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借贷款项用途在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地区多是投资办企业和经销商。
(三)融资方式逐渐走向正规化
为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风险,受到法律保护,民间资本运行逐渐走向正规。小额贷款公司成为民营资本运行的有效载体,办理手续 “短平快”。另外其他民间融资方式灵活多样,有口头协商的、有中间人担保的、还有实物抵押的,大都用借条方式融资,避免出现法律纠纷。融资期限以短期为主,大部分为3个月到半年,这是为了降低利息负担和规避风险。
(四)融资利率水平较高
从调查情况看,民间资本借贷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至4倍。主要有以下几种水平。一是一浮到顶的模式。如吕梁文水海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采取了一浮到顶的利率水平,目前执行利率为21.24%,是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二是略高于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水平。主要为生产经营类融资,这部分融资的主体为一些民间组织(例如由几户富有人家筹集资金,由一人或二人出面发放),融资的对象绝大多数为购买基本农资、开办商店、企业、公司等;融资利率为月息2-3分,以3分为多;个别融资利率有超过月息3%的;期限大部分以短期3个月为主,最长不超过1年,按月结息。三是零利率水平。主要是生活急需类融资,大部分为亲戚、朋友之间的临时借款,如婚丧嫁娶、求医问药、盖房购屋、求学外出等,这部分基本上为0利率,被视为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帮助,共度难关,一般没有利息,这部分借贷所占比例很小。
三、民间资本的发展趋势及政策建议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域金融业务,加上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信用担保方式,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情况,故难以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足够资金支持。而农村信用社资金资源有限,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资金需求。正规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不足和信用制度的缺失,为民间资本的有效运行发展提供了空间。为此,应从各方面加强对民间资本的正确引导,使其成为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
(一)不断完善民间金融制度
要不断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和制定完善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正确引导民间资本合理规范运行。鉴于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
(二)要适度开放,拓宽民资投资渠道
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公布明晰的民间资本准入标准和准入时限,放宽民间资本股权比例限制,适度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重点行业项目建设。如适当扩大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的试点区域,允许民间资本适度参股贷款公司,对于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等方面的创新性投资应进一步消除进入壁垒,进行政策性支持。
(三)要搭建平台,促进民资转型升级
篇2
在充分了解中国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调查了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战略选择，包括未来三年的融资战略、企业家实施资本市场战略的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企业家规避资本市场风险的战略选择。
（一）未来三年的融资战略
1、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意识明显增强
关于企业未来三年计划实施的重大融资方式，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来看科技小论文毕业论文范文，与过去三年相比，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的积极性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上市”（23.2%）、“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23%）、“发行短期融资券”（9%）、“已上市公司增发股票”（4.5%）、“银团贷款”（20.8%）、“发行可转债”（4.4%）等几种融资方式被选的比例都有较大幅度地增加；尤其是“上市”，作为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最主要的方式，其增长比例达到8倍左右，表明资本市场战略在未来三年中受到更多的重视（见表29）。
2、企业家对民间借贷的依赖程度呈下降趋势
调查发现，与过去三年企业选择的融资方式相比，“长期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仍然是大多数企业未来三年计划利用最多的两种融资方式，选择比例分别为72.2%和41.2%。但是，和过去三年相比科技小论文毕业论文范文，选择“长期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比重都在下降，“银行信贷”下降的幅度较小，仅为1.3%，而“民间借贷”下降的幅度较大，为14.1%（见表29）。这表明，未来三年，银行信贷仍是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方式，但是作为“非正式融资”的民间借贷却在企业未来三年的融资计划中呈下降趋势。结合企业融资时遇到的困扰来看，可能是因为企业强烈地感受到民间借贷成本高、规范程度低（3.92），因此更多的企业正准备摆脱对民间资本市场的依赖性。
表29企业未来三年计划实施的融资方式（%）
总体
长期银行贷款
72.2
民间借贷
41.2
上市
23.2
引入私募股权/风险投资
23.0
银团贷款
20.8
发行短期融资券
9.0
已上市公司增发股票
篇3
（一）固有模式之现状
1、异军突起的速裁程序
速裁程序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简化形式，通过合理会赔法官与当事人诉讼事项，以及通过强化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和当事人的促进诉讼义务等方式来加快诉讼进程的效果。
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对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速裁，减轻涉诉群众的诉累"之后，速裁庭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也成为东部沿海城市在应对2011年－2012年期间高发的金融案件必不可少的机构之一。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作为案情简单，法律关系单一的案件，一方面当事人为节省诉讼时间，另一方面法院为加快案件办理效率，通常会选择速裁程序进行审理。正是速裁程序的异军突起，极大地缓解了民间借贷纠纷等金融案件带来的高收案量的冲击。虽然我们倡导适用速裁程序需要当事人合意，也提出速裁程序适用于诉讼的各个阶段，但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在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基层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立案后，先全部移送至速裁庭，因而大部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审理。
2、调解中心与商事业务庭
部分未设立速裁庭的基层法院，也有一些法院设立了调解中心，对简单的案件进行立案前的调解，并制作法律文书予以确认。调解中心的出现，其性质上与速裁程序接近，但又有所区别。在民间借贷纠纷高发期间，调解中心同样起到了减少当事人诉累，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
当然调解中心不是真正的诉讼程序，因此，在这些法院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主要还是负责商事案件的业务庭，其审理也按照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二）固有模式之分析
纵观上述几种审理模式，不论是速裁程序还是调解中心的调解或者商事业务庭一般审理，笔者发现，经速裁程序与调解中心的案件，其再审率较其他程序审理方式高。
笔者以近三年L市再审案件为蓝本分析如下：
1、基本情况
2010年至2012年期间，L市共受理的再审案件52件，其中民间借贷案件37件。2011年，L市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收案总量达1562件，随之而来的是民间借贷再审案件达32件，较上一年度上升433％。2012年在受理的5件再审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占40％。
2、案件总体特点：
一是以虚假诉讼为主。从2010年、2011年受理的案件总量上看，涉及虚假诉讼的案件占当年总量的0.46％和2.05％。以2011年为例，当年L市受理的再审案件中涉及虚假诉讼案件达100％。
二是经速裁程序或者调解程序进入再审为主。
以2011年为例，当年进入再审程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审均以调解结案；又以2012年为例，该年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由于被告方送达不至径直判决的占20％。原本以期通过速裁程序或者立案调解给当事人减轻诉累的初衷，却被一些当事人恶意利用，成为牟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三是案件标的额较大，牵涉面较广。
调解案件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而速裁案件则要求案情简单明了。从近年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上看，部分一审期间调解或者速裁的案件，其标的额较大，尤其是系列案件，总标的额达百万，且此类案件牵涉的面较广，涉及人员达数十人。在2011年再审的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件中，涉及人员达三十多人，涉案的标的额最大的达45万元，最小的也有3.5万元。
较高的再审率和改判发回率，我们不得不思考，固有模式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出现的缺陷与不足。
二、现行审理模式之缺陷
（一）缺陷之一：自由选择之下的个人非法利益的牟取
采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放弃或者缩短法律规定的有关应诉答辩和证据交换期限等诉讼期间。"也就是说，速裁程序的启动需要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事实上，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基层法院，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大多先由速裁庭进行审理，而这些案件也大多以调解的形式结案。虽然当事人程序的选择权已然融入实际操作中，但过多的自由选择也出现了弊端。
实践中，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互相串通，利用速裁程序自由选择、程序简单等特点，虚拟案件事实，骗取法院裁判文书的情形屡见不鲜。近两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高发，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主利用速裁程序，或者虚构民间借贷事实，或者虚构债权人，或者自愿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骗取法院法律文书，参与执行分配，以达到躲避债务，转移财产的目的。但在随后执行中，往往被其他关联案件当事人发现，继而进入再审。
（二）缺陷之二：案件效率与程序公正的冲突。
采用一般程序审理的案件，一方面为提高案件审理效率，缩短案件审理期限，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而言，就意味着案件从立案到审结只要短短的几天，另一方面被告送达地址的缺失为案件顺利审结造成极大的困扰。大量的实践证明，送达仍然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面临的主要问题。从送达方式而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告或因欠债外出打工或因地址变更，甚至无法查询，因此通常采用公告送达或者留置送达。法律上所规定的留置送达必须要有见证人在场并签字，从实践上看，这一做法很难实现。另一种公告送达的方式虽然在程序上合理合法，但由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告送达地址的不确定性，容易造成原告为达到诉讼目的，刻意隐瞒被告已变更地址的事实。在2012年所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因原告刻意隐瞒被告变更地址的事实，继而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
送达问题在任何一个程序中都存在，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发的现在，问题尤其突出。提高审判效率为优先，那么在送达案件的问题上，送达的责任更多地转嫁给原告，极有可能造成程序上的不公正；若严格送达程序，未送达案件需要逐一进行后续的地址确认，责任更多地由法院承担，那么在审判效率上势必有所影响。
缺陷之三：单打独斗式审理
从目前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来看，法院是应对民间借贷纠纷的主要部分，而商事业务庭则是首当其冲。单一的审理模式出现的是人手短缺、司法资源严重匮乏、错案瑕疵案层出不穷的局面。规范民间借贷制度尚未建立，小额贷款制度尚在摸索阶段，政府引导力度不够，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纠纷随着经济的起伏涌向法院。法官一面忙于应对不断增长的案件，一面无暇顾及可能会出现的差错，也就谈不上案件讨论、审执兼顾、预防虚假诉讼几个字了。
近年来类似于一审阶段送达不至、审核材料不仔细、执行不到位等已经成为案件再审、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主要原因。
三、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案件审理模式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数量上的增多，其法律关系也从原本简单到现在复杂多变的，笔者认为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建立科学的审理方式：
（一）提高诉讼效率：建立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是指基层法院及排除法庭审理的数额较小、案件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某几种特定类型的案件所适用的简易程序。①它区分于速裁程序，更为便捷和简单，建立小额诉讼程序能够缓解短缺的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适合小额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1、小额的限定。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对于小额诉讼案件，比如一万元以下或者五万元以下案件，可以以当事人选择为基础进入该程序。
对于诉讼标的的确定，不妨参考其他国家。在日本，规定30万日元以下，德国则规定为1200马克以下。②我国最高院也成规定了"对当事人的划入关系单一，事实清楚，争议标的金额不足5万元（含本数）的给付之书，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这一规定，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小额诉讼的标的最高限定为5万元。
2、当事人的选择权。速裁程序中，要适用速裁程序必须要求当事人合意。小额诉讼程序中，应当以原告选择权为主。比如在德国，小额诉讼的适用取决于原告诉状的确定的数额而不需要当事人的申请。日本则赋予原告对程序的选择，也赋予被告程序转化的权利。我国法律充分保护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权利，因此既可以按照诉状的数额来确定，也可以按照原告方的申请来启动，当然对于被告方应当赋予异议申请的权利。
（二）保护当事人权益：完善速裁程序
速裁程序是目前普遍适用的程序，笔者认为虽然最高院规定了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但仍然比较宽泛。就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而言，大部分案件都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而且争议也不大。也就是这样的案件，却在当下最容易被虚假诉讼案件所伪装。
因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能够单一地，一概地划入速裁程序，只可以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标的额较小的案件采用速裁程序，以避免当事人利用速裁程序进行恶意诉讼。
1、对于金额问题的限定，在学界有许多不同的划分。笔者认为我国最高院已经规定了"对当事人的划入关系单一，事实清楚，争议标的金额不足5万元（含本数）的给付之书，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适用小额速裁程序。"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这一规定，与小额诉讼程序一样，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速裁的标的最高限定为5万元。
2、当事人的选择权的限定。基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速裁程序，但是过度的自由选择适得其反。笔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应当限定：
一是对不能够进行直接送达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能够自由选择速裁程序。公告、留置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可能会出现被告地址不确定、被告真实性确认等复杂问题，这些问题是查明案件是否是虚假诉讼的关键，因此这种情形下，当事人不能够单一地选择。
二是超过速裁程序限定标的额的案件不能够自由选择速裁程序。大标的额或者较大标的额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到企业破产或者个人非法集资等问题，牵涉面较广，牵涉案件类型较多，这类案件极有可能混杂着部分虚假诉讼案件，因此不能够选择。
（三）加强审查力度：一般程序中案件的审理
一是标的额较大案件需要经过谨慎审查。要对一些标的额较大、涉案被告为同一被告的系列案件，以及原、被告完全由委托人特别授权的借贷案件重点审查。这类案件不能够轻易进入速裁程序或者进行立案前的调解，应当以一般的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使原、被告双方进行充分的答辩。
二是证据认定的细化。对涉及借贷事实的有关证据，特别是现金交付的案件，要对交付凭证、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详细审查，对非现金支付的案件，要对银行交易凭证、当事人支付能力以及支付方式等进行详细核查，进行综合判断。对利率超过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倍之外的利息明确不予保护，对可能涉及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及时移送公安进行侦查。
（四）更新审理理念：仔细对待每一个案件
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曾一度停留在案件法律关系简单，借贷关系明了，审理难度不大的层面上，即便是出现几个虚假诉讼案件，也是极其个别。直到近几年，虚假诉讼案件上升，民间借贷纠纷出现复杂化，比如赌博借贷、模糊借贷、集团案等出现，使原本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摒弃原有的审理观念，为了调解而调解，为了结案而结案，要与时俱进，将每一个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仔细审核、分析，要尽可能地避免虚假诉讼案件出现。
（五）社会联动：健全民间借贷相关制度
一是规范小额贷款制度。近两年之所以民间借贷案件突发增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小型企业受到国际金融影响，继而破产。这些小型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是周边的朋友、亲属等熟人关系介绍的借贷。一旦企业破产，无法归还欠款，继而产生系列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因此规范小额贷款制度有利于规范民间资本的规范流动。
二是设立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使民间借贷合法化、规范化，明确民间借贷的资金用途，并能够避免高息非法借贷的发生。目前温州已经开始试点实施了这一制度。
篇4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6-0062-02
一、民间融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民间融资的期限、利率、成本
民间融资期限日益趋于灵活,融资的利率更趋理性。一般是预先确定借款期限,到期后再根据融资双方的意愿决定是否续借,由于近年来社会闲散资金不断增多,多数情况是到期后继续留给融入者使用,形成短借长用。民间融资利率大多按期限的长短、金额的大小以及担保的形式来确定,一般是金额大利率高,期限短利率高,无担保利率高。据对30户使用民间资金的融资户调查,10户使用民间融资的居民,60%期限为6-12个月,50%利率执行5.58-22.32%; 10户有民间融资个体工商户,借款期限70%为6-12个月,70%利率执行5.58-22.32%,30%利率执行22.32%以上;10户有民间融资的企业,借款期限全部为6-12个月,100%利率执行5.58-22.32%。若银行贷款利率执行5.58%,民间融资执行22.32%,则每万元民间融资每年资金成本高达1674元,140亿元的民间融资将直接给融资方每年增加负担23.44亿元。
(二)民间融资的规模及资金来源
融资的规模增长空前迅速,融资活动趋于公开化和半公开化,民间融资已经逐渐被社会公众所认同。据了解,2008年末吕梁市民间融资总规模约140亿。以柳林县为例,2002 -2008年民间融资的规模分别为2.5亿元、4.3亿元、8.7亿元、9亿元、12亿元、15亿、17亿,民间融资规模较大,发展迅猛。资金来源主要为居民闲散资金。
(三)融资主体的行业分布
融资主体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对民间融资的热情较高,参与度较高,在营运资金紧张时,民间融资成为其融通资金的首选。调查的30户使用民间融资的企业及个人,其资金主要用于煤焦领域的生产经营性资金投入,用于上学、看病等的民间借贷所占比例极小。
(四)民间融资的类型
据对吕梁市岚县调查,民间融资的类型和形式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传统民间借贷。它的营运方式主要是自然人借贷,由借贷双方(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个业)协议签订借款合同。这种交易方式,双方相互熟识了解,直接签订借款合同,明确借款金额、期限、利率及资金收回、违约责任等内容。其特点是以双方的信用为基础,借贷资金额度小、投入快、风险低。二是企业内部集资。企业内部集资是企业通过向内部职工借款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这种筹资方式主要发生在少数优势企业内部,其筹资目的有二:单纯为了筹集生产建设资金;在筹集建设资金的同时,通过支付较高利息变相给职工发“福利”。三是以典当为招牌的“类银行”融资。典当是指当户将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压或者将其房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岚县境内现有当铺一家,典当资金大部分投向生产与经营领域,成为部分中小企业方便、迅捷融资的主要途径。
(五)民间融资的用途目的效应
民间融资的用途以投资和经营为主,融资的目的也逐渐由自向营利性转变。过去传统的民间融资主要用于建房、子女就学、婚丧嫁娶等消费性融资,而目前主要以民间投资、投机为主,消费融资占比越来越低,生产型、投资型及投机型融资占比越来越高。据统计,目前辖内民间融资用于工业企业、农业生产、经商、办学等投资类型的约占总量的80%。另外,新兴的投机型民间融资开始出现,包括:将民间筹集资金作为新建企业注册资金;将民间筹集资金作为企业申请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将民间筹集资金作为投资股票、基金、房地产的基础资金等。
二、民间融资的风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容易发生债务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
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二是民间借贷金额小,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对社会的安定会产生负面影响。三是民间借贷一旦发生欠债不还的情况,部分放贷者通过暴力收回借款,借贷双方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对社会的危害颇大。
(二)民间融资的隐蔽性较强
民间融资是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非公开化”的融资关系,其资金流向动态难以掌握,捕捉不到借贷双方的有关信息,外界监管力量很难介入。
(三)加重了企业负担,导致企业资金使用恶性循环
目前,民间借贷利率普遍高于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企业高息负债后,进一步增大了财务支出,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上加霜。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受高息负债的有限效益制约,往往得不偿失。同时,还助长了高利贷的存在,在社会上出现了部分食利者阶层。
(四)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效果
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范围外进行民间融资,给金融调控政策打上了一定的折扣。本来中央银行通过引导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向,可促进行业结构、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民间借贷资金流动存在盲目性,很容易流入一些国家限制或禁止发展的行业、企业。另外,由于民间融资都是私下交易,游离于监控之外,完全靠市场调节,国家的政策、法令对这部分资金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三、促进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有效强化监督指导机制
民间融资行为的趋利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宏观调控、产业政策产生一定的对冲作用。但是,民间融资的客观存在,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针对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区域民间融资发展的特点及作用,应采取疏堵结合、合理引导民间融资行为的举措,将其纳入监管范畴,准确把握民间融资的交易规模和发展动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充分发挥民间融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
(二)尽快制定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和办法,正确引导民间融资行为
要按照《合同法》、《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的有关规定,尽快制定适应规范发展的“民间借贷管理办法”。
(三)制定和完善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存、贷款定价体系
各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应认真分析民间融资活跃发展的原因,从提高自身经营效益的角度出发,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要求,不断完善现行的存、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细分信贷市场,积极开拓创新,吸引更多资金以减少民间游资。
(四)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助推作用
针对县域经济发展较快、资金不足而导致民间融资较多的问题,要防止资金外流,壮大地方金融机构实力,降低资金供求矛盾。调整人民银行资金运用政策,适度向农村信用社增加支农再贷款额度,适当调剂资金使用周期。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切实解决县级支行贷款功能萎缩、存贷款比例严重失衡、县域资金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正确对待民间融资对辖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直接投资地方经济建设,使民间资本投资领域扩大,激活当地民间资本,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篇5
作者简介：覃占廷，邵阳学院，研究方向：法学。
究其本质而言，民间借贷与自然规律发展相适应，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民间借贷的规模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由民间借贷引发纠纷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案件纠纷数量的增加给社会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影响。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关于民间借贷的研究活动逐渐深入，在研究人员不断深入研究与调查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变得明亮化。虽然国内外学者都对此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但是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研究非常少。在此种情况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民间借贷产生的民法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显现出一定的僵化性，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出现了较多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针对此，就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展开研究非常具有必要性。
一、民间借贷的概述
从理论的角度上而言，民间借贷的这个名词是对金融的有效补充。在我国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也体现出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民间借贷的过程中，首先就应明确民间借贷的定义。关于民间借贷的具体含义，不同的学者在这方面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使不同的民间借贷在不同的学者看来具有不同的定义，其中的宗旨始终不会变化。在笔者看来，民间借贷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也就是在这几类人之间产生一种借贷性质的行为。民间借贷产生在民间，因而从根本上可以说其属于民间自发性的一种金融融资渠道，也是民间组织、自然人以及其他组织实行投资的一种途径。虽然民间借贷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不同的区域在经济发展特色方面又具有不同的借贷方式。民间借贷方式主要依赖于借贷双方之间的借贷性质来决定。在各种借贷形式中，民间信用借贷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融资方式。
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这一行为不仅具有自己含义，同时还具有自己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民间借贷发展的历程就可系统的了解到，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这么几种。首先。民间借贷是一种自由行为。民间借贷没有固定的借贷模式，利率约定与否主要由双方关系人协商而成，他人无权干涉。其次，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为货币。民间借贷产生主要缘由是缓解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在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因而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以货币为主，但是也可以存在其他的形式。再次，借贷主体非银行机构与自然人。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并不是银行机构组织，在借贷关系产生的过程中并没有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最后，以民间自有资金来借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手中的自有资金会持续增加。在此种情况下，民众愿意将自有资金转向低风险、高回报的民间借贷活动中。另外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将个人信用为借贷行为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产生的关系主要是在“熟人”之间发生。
二、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
无论是从性质还是从行为根本性来看，民间借贷受到我国民法的调整与约束。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民间借贷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民事立法的缺失与冲突
在民事立法方面，民间借贷关系适用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借贷意见》。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层面就可以看出，这几个法律就民间借贷问题产生与解决措施方面的规定层次较低，并且分布于不同的部门法中。民间借贷一旦出现了问题，能够查询到的法律依据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实施细则。同时，利息、高利贷等相关问题方面的法律体系严重落后，没有统一、详尽的法律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立法方面由于制定部门以及效力之间的关系，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适用法律范围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较为严重的情况就是《合同法》中关于民间借贷行为之间的适用的规定与《借贷意见》中的内容具有冲突性。虽然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指导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借贷意见》更体现出民间借贷行为的客观规律。
（二）利率问题
在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利率是民间借贷关系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么几方面。首先，利率确定问题。民间借贷利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以现有的借贷事实作为利率产生的前提条件。在利率确定问题上，国家对借贷利息的最高数额有相关的规定。在《合同法》与《借贷意见》上，都明确民间借贷利息限制在一个规定最高数额的限度内。虽然国家在这方面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市场经济运作的自然性而言，这种规定干涉了民间借贷市场化运行。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属于自然人、法人以及组织之间的自由行为，国家的这种规定违背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其次，高利贷问题。在民间借贷行为运行的过程中，不能杜绝有部分的民间借贷行为存在“合法借资”行“高利贷”之实的行为性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规避某种风险或者是相关部门的监管，为追求高额利息，借贷双方以某种名义将实施将资金出借给借款人，而实际上却是高利贷放贷行为。
（三）借贷合同问题
借贷合同中存在问题。民间借贷合同其实就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之间，贷款人将手头资金出借给借款人，在合同到期归还本金的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要想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必须符合订立合同关系的条件。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才能够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关系。但是从现今的民间借贷合同就可以看出，借贷合同问题主要有债权金额的认定、借贷合同担保效力以及诉讼时效等。这是民间借贷合同中主要问题的表现。如诉讼时效问题方面。借贷双方之间诉讼行为是否正确将直接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诉讼行为时效确定，还能节约成本和司法资源，提高洗发司法行政行为的效率。但是在一些民间借贷案中，借款人并没有事先申明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事由，贷款人却主张自己的债权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期间，这就会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诉讼时效确定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完善民间借贷民法制度的措施
从前文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存在的民法关系不仅影响民间经济市场的自行运转，同时还会对借贷双方产生较为严重的法律纠纷。在经济市场提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中存在民法问题应从制度方面着手，尽快完善民法中民间借贷制度。
（一）从法律角度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如果民间借贷的定义模糊不清，就难以从制度方面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依据制度来保护民间借贷行为，就可以促使民间借贷认识方面的宽泛性或者是狭窄性。首先，加快民法典的颁布行程。民法对保障民权、经济运行以及人民利益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已经颁布民法典的国家来看，通过民法典更能保证秘法作用的发挥。其次，通过立法直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从行为本质就可以看出，从立法层面来规范借贷双方之间的行为，促使民间借贷行为步入金融监管的范围中。同时，通过立法能够更好地维护借贷人员的合法权益，制约民间借贷的发展。最后，有效防范因民间借贷引发的经济犯罪行为。要防范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行为，就应当对过去强制性的刑事处罚做出相应的调整，将民事法律规范应用于民间借贷行为中。针对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的民间借贷行为，但依赖于刑事处罚并不能防范经济类犯罪行为的产生。将民事调解作用应用到民间借贷中，就能够打破过去对金融犯罪以刑法为主的防控体制。同时，针对由于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可以从多角度多领域完善经济类犯罪处罚的相关规定。
（二）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率政策
在民间借贷利息这一方面，可以根据借贷人员对本金的适用途径不同，将利息划分为生活消费型借贷与生产性借贷，也就是针对具体用途来制定不同的法律政策。在此方面，可以针对生产借贷利息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6倍。生产借贷利息高于同期银行利息，就能够促使企业在优胜劣汰的经济环境中，更合理的配置市场资源。但是生活消费性质的利息不能设置过高。这样可以帮助生活困难的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同时还能限制贷款人不正当的谋求利益。由此可见，这样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息政策，就能够维护借款人的争取当权益。当然，在民间借贷中，利率的计算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利息计算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实际情况、生活条件以及当地的发展水平，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在具体实施操作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规定，防止出现计算方法不一致使得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三）防范民间借贷合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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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法律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我国法律体系中，一直以来都将超过法定利息上限的民间借贷界定为金融违法行为或非法金融活动，通过适用刑法相关条文进行规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创新手段的多样化，曾经正当的法律手段，在今天的体系下解决民间借贷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已无法达到社会福利状态，也就是说这一法律规则对于现行的实际是不符的。
一、民间借贷的语义分析
春秋时已出现了赊贷业，放债取利是那时增殖财富的一种方法。以后随着各个朝代的不断发展丰富，借贷一词的语义分为两种：其一，向人借用钱物。其二，将钱物借给他人。法律意义上的借贷不仅指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还包括了个人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集资关系。
根据《合同法》，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又可定义为三种：（1）民间借贷合同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借款合同，称之为个人借贷合同；（2）是包含个体间、个体与企业间的借款合同；（3）包括个体间、个体与企业间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的借款合同。总的意义上，可以将民间借贷定义为：民间借贷是指脱离于官方监管范围内的，广泛存在于个体之间、个体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一种民间资金融通活动，是国家信用和金融法律法规控制之外的一种金融形式。
二、民间借贷的类型
作为一种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了上千年的资金流通形式，现实中比较广为人熟知的是以下几种典型的形式。
（一）个人借贷，指单独个体因为日常生活、生产而发生的因资金周转的需要，向其他个体借取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的借贷行为。此种借贷规模一般较小，在农村非常普遍，是农村民间借贷的一种主要形式，且主要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是一种熟人借贷。
（二）高利贷，是一种以高息出借资金的行为，其借贷利息往往远远高于法律规定的高于银行四倍利息的规定。是一种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该行为损害了银行的利益，不利于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
（三）地下钱庄，是一种旧式的金融组织机构。其资金来源于企业主的个人资本或投资、以高利贷吸纳的公众存款和特殊背景下的银行贷款。此种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对高利贷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其资金来源往往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
（四）典当行，指通过将实物进行抵押，得到经营者认可，同意借给所需资金使借贷者取得借款，并规定期满后还本付息，赎回实物的借贷行为。现行发展中，一些典当商行逐渐演变成吸收存款、发放抵押贷款的变相钱庄，此种行为具有隐蔽性，对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
（五）合会，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借贷形式，这一形式最早产生于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后来内地也开始仿效。现在的合会一般具有规模大、涉及面广、月息高、以会养会等特点。
（六）其他：如私募基金、金融服务公司等。
三、民间借贷的原因
许多学者都认为，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抑制”，是由政府金融监管即金融抑制下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而产生的。具体到导致我国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导致民间借贷大肆盛行的最主要因素。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手段逐步到位，人民银行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采取紧缩银根，控制信贷增长过快势头的措施，导致信贷资金的供给大幅减少。各金融机构缩紧银根，压缩流动资金贷款。中小微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开展生产，不得不向民间资本求助，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自救于金融危机之中。
（二）民间存在大量的闲置资金是民间借贷得以蓬勃发展基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手中拥有了大量的闲置资金或者说储蓄。由于将这些钱借贷给企业可以获得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所以他们愿意将手头资金借贷给企业。一方面可以从中赚取高于银行数倍的利息，另一方面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向企业收回借款而无任何损失，这就催发了民间借贷市场的蓬勃发展。
（三）对金融的监管不完善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民间借贷。由于国家对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得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发生了转换，其不再对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监管，而银监部门也未明确对民间借贷的监管，这就使民间借贷处于自发状态，使民间借贷处于盲区之中；加之我国对金融的管理属于条条管理，地方政府机构没有相应的机构职能，这也使得对民间借贷的官方监管不足，助长了民间借贷大肆无序发展的气焰。
四、规范民间借贷问题的建议
（一）进行民间借贷立法。马克思曾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只有有了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界定，民间借贷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得以明确化，自由、健康的民间借贷行为才能顺利开展，可以说一部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就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借贷自由的圣经，有了这样一部“圣经”这些企业的“自由”才有了保障。
（二）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当前由于立法的滞后，现实中还没有一部民间借贷法典，建议在这样一部法典出台之前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根据其内心的意思表示自由裁量民间借贷罪与非的标准。
（三）坚持公证的方法。通过对民间借贷进行公证，赋予民间借贷法律依据，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相对方可以凭有效的公证文书寻求法律帮助，以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公证在现行民间借贷行为中可以发辉出良好的效果。
（四）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由政府专门机构对民间借贷市场进行监督，一方面监督借贷企业通过合法形式进行借贷，合理运用借贷资金进行生产经营的作用；另一方面增加互信，减缓借贷双方因企业信用记录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等引起的问题。在法律缺乏规定的中间地带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保障借贷程序的合法化，正当化、通畅化。
（五）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民间借贷多是借贷双方的自愿行为，是意思自治基础之上的自由借贷合同。对于此种借贷行为，最高院提出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无疑应成为今后解决民间借贷案件应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笔者认为此种处理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律默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这对广大中小微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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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4月16日
民间借贷是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但法学界对民间借贷的研究比较少，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也比较零散、粗浅、总体上缺乏对其的正确引导。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更灵活，有利于缓解国家资金不足的问题，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当引导、鼓励、规范民间借贷关系的发展，而不应给予过多的限制，应当在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前提下着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一、民间借贷的涵义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相对于银行借贷而言属于直接融资，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同时，因借贷产生的抵押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根据《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民间借贷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在内容上只能是借用金钱，在主体上也只能是自然人和企业。此外，由于民间借贷本身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所以弄清楚民间借贷的种类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认定民间借贷的法律效力，便于相关机构解决此类纠纷问题。
（二）民间借贷的种类。民间借贷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即民间个人借贷活动，是自然人之间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通过自愿协商，由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或者法定的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都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且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超过部分法律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禁止复利，即“驴打滚”。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产生的社会基础关系复杂多样，有的基于亲情关系，有的基于合作关系等，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是符合民法要求的，是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手续不规范。民间借贷中用来约束借贷双方的主要是口头协议和便条借据，很少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极易出现矛盾纠纷。
第二，感性因素浓厚。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借贷分散，随意性大，且有很强的隐蔽性。通常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有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在还款时间以及利息的约定上也经常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切因素在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时，会带来举证困难，事实难以认定等局面。
第三，发生频率高。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经常发生短期或者长期的借款现象，实现着民间借贷互助。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人法律意识较为薄弱，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民间借贷的纠纷也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2、自然人与企业（单位）之间的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一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出借人与借款人在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往往涉及面较广，处置不当会使法律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如现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自然人之间借贷案件的处理其涉及国家利益、银行债权、购房者、股东、其他债权人利益，处理不当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又如在有限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中，大多数股东并不直接参加经营并及时知晓经营信息和状况，控制公司的只是少数大股东，如果公司虚构债务，一旦执行后就会减少公司利润或者增加公司亏损，从而直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与此相关，国家税务机关针对公司、企业利润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必然减少，这将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以企业的名义与自然人之间达成借款协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企业资金周转等问题，但是也引发了逃避债务、抽逃资金等一系列的问题。
3、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是违法借贷。企业借贷出去的资金实际是银行贷款。1996年下发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企业之间不仅不得办理借贷，而且连“变相”借贷融资都不被允许。故这类借贷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类型。
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现状及完善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民法中的债权理论与合同法同样也适用。但民间借贷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为详细的规定。在现行法中搜索，就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问题，较为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一）民间借贷案件真实性的确定问题。由于民间借贷的手续简单，当事人之间往往不签订正式借款合同，而是以借条或者欠条、收条等来代替，或者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欠条和借条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而收条则不仅仅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还能够作为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前者如公司收到股东出资时出具的凭证；后者如卖方收到货款时出具的凭证。在这两种情形中，持有收条的一方是无权要求对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的。持有收条的一方要求出具收条的一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就必须证明，其所持有的收条是债权关系，而并非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出示一张收条通常是不够的。收条的持有者在不能出具其他证据时，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败诉的风险。
在民间借贷出现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多种途径来解决。随着法制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纠纷已诉至法院。这类案件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出借人作为原告需要就借款事实提供证据，借款人如果否认借款事实，同样也需要对其陈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情形根据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已足以解决纠纷。
其二，在原告的主要证据就是被告出具的一张借条，且当事人双方均对债务无异议。法院是否应对借贷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方式，而这涉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三条的理解和日常经验法则的运用。
一般认为，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模式更强调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当事人的主导作用，强调“以证据认定的事实”，通常只有当事人才能够将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除涉及身份关系外，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审查。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将不利于双方的事实通过自认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由于诉讼的公法性质，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应当顾及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互协调和平衡，因此，《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民间借贷具有当事人较少、法律关系简单、证据单一、法律关系中一般不涉及第三人等特点，其主要证据就是借据。一般情况下，有借据且对方无异议时可以认定借贷关系的证据充分并可直接作出裁判或进行调解，法院一般也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正因如此，实践中通过虚构债务经诉讼程序达到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目的从而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蔓延，有必要放宽对法院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的标准，使得案件的事实基础更为可信，且更能有效地保护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二）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时效期间是法律对民事权利提供保护的期限。在此限期内，权利人行使请求权，即可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不能再依诉讼程序获得救济。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进行的民事活动之一且并非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因此，同样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即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计算。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即自然人之间互的生活方面的借贷有其特殊性，不应当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在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民间借贷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在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为了帮助朋友、亲人，在其自身遇到困难时也不愿意向朋友、亲人讨回借款或者基于双方合作信任关系，对于彼此之间的欠款等不直接主张权利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见到，这不能说明这些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一种互助和诚信精神。在当今这个信用有所缺失的年代，立法的目的不仅需要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督促其行使权力，同样也需要将我们的优良传统和民间善良风俗传承下去，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应当适当延长，不应当适用过短的两年时效，具体时效的确定需要调查考量社会成本、司法成本及民俗习惯等来予以确定。
当然，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时效中断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完善了《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这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是针对民间借贷自身的功能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项关于民间借贷的法规。
（三）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民间借款是自然人之间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款的利率由当事人约定产生，因此，民间借贷的利率实质上是确定自然人之间因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后而孳生的债，法律性质上属合同之债，是按合同约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在当事人自由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因此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并不严格，而给当事人较多的自利。《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条文确定了只要出借人与借款人在实施订立、变更和终止借贷行为时，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国家就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允许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借贷利率可以高于国家银行利率，突破了以往民间有息借贷的。《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立法精神是以自愿为原则，充分体现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对高利率没有明确的解释，对什么属于高利率等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利息纠纷的处理各地法院理解和认识并不统一，适用法律、保护的程度也不同，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法治的统一性。在借款合同纠纷中，双方既约定了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且利息和违约金的总和超出了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具体如何去计算利息和违约金成了目前争议最突出的问题。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违约金等问题的解答》中明确提到：“当事人约定违约金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若当事人以约定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调整的，法院可以参照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进行调整。”这个解答开了关于借款合同利息和违约金纠纷问题的地方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先河，不失为利息和违约金过高而产生争议的较好的解决方法，能够有效地平衡借贷双方利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参考该解答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解决利息和违约金问题各地法院司法混乱的不统一的局面。
综上所述，只有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民间借贷这种行为走上法制的轨道，也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民间借贷活动中的风险，减少民间借贷纠纷，从而确保民间融资市场的有序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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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发展的强劲需求与正规金融的滞后促进了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作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民间金融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代替的作用，然而，因其本身隐蔽且不规范的特点，我国民间金融乱象十分严重，迫切需要加强对其的监管，引导其健康发展。本文首先从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概况出发，介绍了我国民间金融的概念、形式、特征等情况，进而描述了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在法律层次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关键词 ］民间金融；金融监管；监管对策；民间借贷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042
1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概况
1.1我国民间金融的概念界定
关于民间金融的定义，学术界一直都没有一致的观点，有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资金筹措活动”。有人认为“民间金融是指未经政府登记或审批，形式上较为隐蔽的、半公开或不公开的自发性金融活动。这种金融活动脱离我国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和人民银行监管，不为各类统计报表所记录，在正式金融体系的会计条目中得不到反映，也不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纳税的金融活动”。
但大部分人认为，民间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主要是指游离于国家金融体系之外的，不受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控制的，依赖于私人间的关系开展的资金融通活动。以是否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作为判断标准，凡是没有经过国家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种金融组织形式、金融行为、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主体都属于民间金融范畴。
1.2我国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
目前，我国民间金融的形式种类繁多，并且地域性非常明显，主要集中在山西、江浙、广东、福建等地区，与正规金融既补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本文主要介绍以下几种形式（见下表）：
1.3.1我国民间金融的优势：方便灵活，时效性强，补充正规金融不足
民间金融的方便灵活性使其具有正规金融难以忽视的重要作用。民间借贷机构对借贷条件要求却相对正规金融较为宽松，只要借贷企业能提供有效保证，及时还款，就可以提供借贷给中小企业，及时解决了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有效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
1.3.2我国民间金融的劣势：操作随意，利率较高
民间金融资金借贷大多采用信用放款方式，依靠血缘、地缘和业缘进行借贷，法律约束力和保障能力较差。此外，民间借贷手续简单，很少有人到公证部门公证，也没有规范的民间借贷合同对借贷的利率、金额、偿还时间以及权利、责任等进行明确规定。
2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2.1监管的法律依据不明确
我国法律对民间借贷效力的认定并不统一，借贷主体不同导致法律认定不同。具体来说，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间的借贷被认为合法有效，而企业之间的拆借被认定为违法无效，法律对其规定是：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 法律性质的模糊使得中小企业在进行民间借贷时承担了较高的法律风险。
2.2监管的专业法律空白
迄今为止，民间金融还未在法律层面上获得相应的认可，也没有相应的定义解释。像《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专业性法律法规仍然没有关于民间金融的专门条款。目前只有《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可以作为监管民间金融的法律依据，但不成体系且法律效力比较低。
2.3准入及管理机制存在问题
我国的法律中关于民间金融的大多规定，一般涉及的是民间金融应遵守的规则和违反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对民间金融的准入并没有太多的条文加以规制。法律允许的民间借贷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条件也比较苛刻，高门槛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与银行业金融机构93.66%的资产负债率相比，民间金融机构几乎不能融资，这样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浪费。
2.4监管主体不明确，缺乏协调机制
受我国民间金融相关法律空白的影响，对其的监管主体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金融，一直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其监管主体不明确。我国金融监管主体分离不利于形成监管合力，同时，风险控制主体缺位，使监管难以全面有效。
3完善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3.1法律上明确民间金融的地位
确认民间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是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引导民间金融从“地下”转入“地上”，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正当权益，促使其逐步走向契约化和规范化轨道。国内外立法规范民间金融并非没有先例，如香港1980年制定的《放债人条例》、美国纽约州的《持牌放债人的监管办法》、南非的《高利贷豁免法》等法律规范都对民间融资活动进行了规范。
3.2立法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
针对目前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象，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法律保障来解决。
民间借贷背后的，迫切要求我们通过立法进行监督，使民间借贷合法化、阳光化，引导其向促进实体经济的方向发展，给民间金融正名，立法规范民间资本发展。
针对前文对民间借贷界定不明确，建议取消非法吸收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罪与非罪的区别；该罪的定罪困难，对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适当的抑制作用，因此，取消非法吸收存款罪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
3.3制定严格的准入及管理机制
在准入方面，民间资本可以发起组建民营金融机构，只要股东人数、资本金、经营者资格及其他有关条件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就可注册登记。降低其市场准入门槛，为其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金融竞争环境。
在退出方面，民营金融机构能不能发展、该不该退出，应该由市场决定，对于不合规经营的民营金融机构，可以依法自行兼并、联合及重组，对于风险达到一定程度或有重大违规行为的民营金融机构，金融当局可强制进行清理、关闭。
3.4完善民间金融监管机制
由于民间融资涉及面比较广，单靠某一部门很难实现规范化管理。《民间金融法》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应对民间金融组织风险内控制度的有效性进行审查和检查，督促民间金融组织建立与自身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内部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制度，形成有效的风险监督机制；应当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将有关企业的信息向社会公布，以便于投资人自主决策。
参考文献:
［1］张建军.从民间借贷到民营金融:产业组织与交易规则［J］.金融研究，2002（10）：101.
［2］杨敏科.灰色金融及其疏导［D］.天津：天津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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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
从规模来看，由于民间借贷具有的隐蔽性，陕西目前也尚未成立民间借贷的相关监测部门，因此，较为精确的陕西民间借贷规模尚难测算。据人民银行榆林分行估计，2013年仅榆林一地的民间借贷规模就达到700-1000亿元，陕西民间借贷规模可见一斑。
从利率来看，笔者通过对全省36家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其中关中15家，陕北15家，陕南6家）的抽样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价格并不统一，各子市场之间的利率价格差距很大。小额贷款公司的放贷利率接近20%，企业法人之间的普通借贷利率约为15%-18%，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放贷利率为25%-30%左右。
从分布特征上看，陕北与关中的民间借贷规模整体高于陕南。关中和陕北地区又以西安、榆林和咸阳的民间借贷活动最为活跃。榆林民间借贷活跃是由于当地油气资源的开采积累了大量闲置资金，西安和咸阳是陕西省中小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旺盛的资金需求使得大量民间资本聚集。
（二）陕西民间借贷组织概况
1.小额贷款公司
陕西省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全国5个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省份之一，于2005年5月开始试点工作。2009年陕西首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至今的5年间小贷公司呈现扩张式发展，目前已在全省10个地市陆续成立并开展业务。据统计，截至2014年9月末，全省经正式注册的小额贷款公司共计227家，较去年同期增加23家，是2011年的3倍；各项贷款余额195.75亿元，同比增长22.8%，是2011年的近5倍。从省内空间分布来看，陕西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集中在西安、榆林、汉中、渭南，约80%的小贷公司分布在这4个民间资本较为活跃的城市，这充分说明了小额贷款公司在民间借贷中的重要作用。
2.典当行
从企业数量看，截至2013年底，陕西典当法人企业数共计151家，典当总额183349.46万元，仅占全国典当累计发放金的0.78%，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远低于全国23.2%的平均增速。从注册资金来看，大多数典当行的注册资金在200-600万元，总体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不强。从业务结构看，近年来动产质押、房地产抵押、财产权质押三项主营业务比重基本保持在1：2：1，总体结构较为稳定，这也说明了陕西典当行的业务创新能力不足，在调研中发现，陕西典当行业的业务模式仍为传统典当模式，“典团贷”、“股权典当”、“典贷通”等新型典当产品尚未在我省实践。
3.准贷款互助组织
带有互助色彩的新型民间借贷合作组织包括传统合会、商会、企业家俱乐部、各类企业协会等，以商会为例，陕西目前的商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同一地域的企业组成的商会。如陕西浙商商会、陕西户县商会等；另一类是同一行业的企业组成的商会。如陕西工商联房地产商会、陕西工商联出租汽车商会等。这些商会主要通过为会员企业搭建融资平台进行资金撮合，并充当一定的信用担保角色。在内部融资对接中，商会通过收集会员企业的资金信息，将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与有闲置资金的企业进行对接，类似于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在外部融资对接中，商会通过与银行合作对会员企业进行商会联保融资。如陕西浙江商会与中信银行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还有商会通过成立专业化的投融资平台，为会员企业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中介服务。如陕西省江苏商会日前成立的投融资中心即为民间借贷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机构。
4.民间借贷中介机构
目前，陕西以投资或信息服务等名义存在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业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抵押借款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即做资金中介机构，既不吸储，也不放贷。其以信息资源的搜集、积累、利用与输出使借贷双方需求达成对接，并提供一定的抵押物。二是担保贷款模式。其通过在以往业务中积累的接待信息，突破单纯的担保业务，撮合借贷双方直接对接，并由其担保签署三方合作协议。三是“中介+担保”，即由中介公司与担保公司合作，由中介公司提供借贷信息，借款人向中介公司提供实物资产抵押，由第三方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并将抵押物进行司法公证。从发展动向来看，第三种方式呈增长态势。
5.P2P网络借贷平台
陕西目前较为典型的P2P网络借贷平台是由陕西金融控股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于2012年共同发起设立的陕西金开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其为全国首个国有独资P2P借贷平台，已于2014年4月正式通过审批验收。该网络平台在试运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已有上千余名投资者在平台注册，完成了34笔总金额达11050万元的融资项目，这34笔融资全部为中小微企业经营性借款。金开贷的成功运行填补了陕西金融业的空白，为陕西P2P行业发展开拓了规范化发展路径
二、陕西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自上而下的统一监督管理机制
一直以来，陕西民间借贷的规模、利率、资金来源及走向等现实性问题存在“数量不明，界限不清”的情况。管理层及学者对于陕西民间借贷的规模大多以测算、估算等方式获得，这对于准确把握陕西民间借贷现状，出台针对性管理、扶持政策具有消极影响。此外，对除小贷公司、典当行等类金融机构以外的民间借贷组织缺乏明确的行为界限，许多民间融资活动游走于非法边界干扰我省的金融秩序。目前，陕西尚未成立对民间借贷的统一管理机构，民间借贷的监督管理基本在各级政府的的金融办公室，但金融办公室目前一般为各级政府办公厅（室）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非常少，专业能力也不够强，职权不够明晰，很难完成民间借贷的统计、监督及管理工作。
（二）民间借贷的金融基础设施缺失
“从信息经济学上看，金融业本身是一个信息行业，贷款活动可以看作是收集信息、分析比较信息、处理信息、跟踪信息变化的一套处理信息的过程”。目前，陕西对民间借贷机构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较为薄弱。一是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类金融机构均未接入征信系统，更不用说融资性担保公司、投资公司以及各种无牌照民间借贷中介组织。二是目前陕西的民间借贷机构在通存通兑、支付结算等方面均与正规金融机构存在较大差距。此外，陕西的联网核查系统、反洗钱系统、信贷查新系统、支票影像交换系统等辅金融基础设施也均未向民间借贷机构开通，信贷数据无法在线监测，难以满足监管部门的风险管控要求。
（三）“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2012年以来，国家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间借贷阳光化发展的利好政策，但“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根据中国银监会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部分条件成熟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为村镇银行，但从实行该规定以来，陕西小贷公司目前尚没有一家改制为村镇银行；自“金融国十条”正式放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以来，陕西民资申办银行的热情高涨，但目前尚未有一家得到官方确实的反馈。
三、陕省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积极审慎地探索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吸引各类投融资机构入驻，规范开展业务；发展针对民间金融的律师、会计、担保、资产评估等专业配套服务产业
在各地探索金融改革的进程中，温州、广州、成都、长沙等地均通过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一途径规范民间借贷、促进民间借贷阳光化。陕西省可参照这一成功经验，依托即将建成的“西安民间金融街”成立陕西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一过程中应避免简单复制，要在充分掌握陕西民间借贷规模、特点、利率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明确借贷服务中心的职能定位、业务范围及运营形式，并提早培育、引进会计、审计、法律、资产评估、资信评级等相关专业配套服务企业，为入驻中心做好准备。建议陕西省金融办一是要协调统计部门，对陕西目前民间借贷的基本情况作详细调查与统计，摸清家底，准确决策；二是要搭建指数采集合作机制，与温州市政府签署“温州指数”协作采集合作备忘录，借助已有的指数平台反映我市民间融资市场运行状况。待借贷服务中心成立后，可转变协作检测机制为联合检测机制。
（二）关注无牌照民间借贷机构，结合《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后称《条例》）中对民间金融组织及经营范围的界定，引导和扶持我市合规民间借贷机构正规化发展，使其和小贷公司、典当行等民间借贷“正规军”形成错位的市场定位，实现互补
《条例》创新设立了三类民间融资专业服务机构，并对这些机构的组织形式、经营范围作出了清晰界线。这标志着原本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机构正式走上法制化道路。对此，建议陕西省各市区（县、开发区）依据《条例》对各自辖区内各类以投资或信息服务等名义存在的无牌照线下民间借贷中介进行摸查。对变相吸收存款的非法机构进行清理；对触碰监管底线的中介业务进行整顿；对已经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合规业务模式给予充分尊重，并结合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探索民间借贷的创新形式。并且，金融办可协调工商部门对经营规范、发展良好的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注册登记或特许经营备案，使其转变为合法的金融中介机构，为培育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融资信息服务公司等新型民间融资服务主体提供储备。
（三）按照“非禁即入”原则，鼓励包括P2P网贷在内的民间金融有益创新，支持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发展新型的民间金融形态，推动互联网金融集聚创新发展
P2P借贷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中的代表，其用户是普惠金融的重点关注对象——中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因此，陕西发展普惠金融、规范民间借贷不能绕开P2P网贷。目前P2P网贷行业尚无行业准入标准，建立平台成本相对较低。建议市金融部门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在新型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储备中，选取居间业务良好、有开展线上业务意愿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进行P2P业务试点，支持互联网企业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线上线下资源优势在我市发起或参与设立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众筹融资等配套机构，抢占新一轮互联网金融发展先机。在对P2P网贷行业的管理方面，可通过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予以规范，以公司形式引导P2P平台入驻，将有关交易数据登记备案，对P2P业务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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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业内人士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这意味着民间金融组织有望取得合法身份。早期的金融理论中,作为非正规金融的民间金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政府打击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许多国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民间金融之所以能够产生并长期存在,在于它在资源的调动和分配活动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能解决许多正规金融系统难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的融资问题,民间金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形式和渠道具有地区性差异
传统农区,农户的生活性借款多于生产性借款,民间金融保持着自由借贷的传统,资金主要靠亲戚朋友提供。张家口坝上地区,当双方关系亲密时一些临时性借贷一般不付利息,即使支付利息,其利率也比其他形式的民间借贷低。在新型农区,如种植暖棚蔬菜、特色水果等的农区,农户多为季节性借款,民间金融趋于组织化。张家口的涿鹿、崇礼地区借款的利率要高于生活性借款的利率。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的需求占较大比重,民间金融体现出规模化的特点。张家口的宣化、沙城地区,该借款的利率较高,金额也较大。
(二)借贷方式相对比较单一
农村民间金融的借贷方式主要为信用借款,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私人借贷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信用形式。资金持有者一般只向周边熟悉的农户放贷,通常局限于一个村或邻近村的农户。民营中小企业的借贷主要发生在有经常业务往来、借出方对借入方的经营情况十分了解的企业间。借贷双方由于十分熟悉和了解,贷款一般不需要抵押和担保,多为信用贷款。通过对张家口农村地区的调查,60%的农村家庭在需要借款时首先考虑的是向亲戚、朋友等借款,大大高于向银行贷款的比重。
(三)利率相对较高,借贷期限较短
民间金融的利率一般由资本市场上资金需求和供给关系决定,并参考借款人的信用、借款期限以及与借款人的亲疏关系,平均利率水平高于银行同期的利率水平。借贷主要是由于生活和生产急需时,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会面对较高的利率,一旦渡过难关,会立即偿还贷款,贷款期限一般较短,以6—12个月期限居多,月利率平均在2%~3%,利息支付方式以按月支付和按季支付最为普遍。期限越短,利率会越高。
(四)交易成本低,融资金额不断上升
中国社会具有浓厚的乡土特色,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民间金融也具有乡土性,多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内部或是朋友乡邻之间,彼此非常熟悉,借出者对借入者的经营情况和收益状况很清楚,对借款人的人品、资信情况等也有深入了解,因此信息成本很低。借款后彼此能保持较频繁的接触,对借款者的生产活动和资金使用状况等信息也很清楚,收集和处理贷款的监督成本和跟踪成本也较低,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活动交易成本。农户发生的民间借贷金额普遍较小,一般都在万元以下。而企业的借贷规模一般较大,一般在10—30万元之间。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民营中小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需要的资金不断上升,融资金额也随之攀升。
(五)金融覆盖率高
民间金融由于其特有的优势,在农村广泛存在着。调查发现,在张家口的农村地区,不管是经济较繁荣的地区,还是位置偏僻的地区,民间金融都普遍存在,有的地方还十分活跃。在农副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民间借贷的市场覆盖率更高,如蔚县东辛庄村,201户农户中多数家庭从事养猪、养羊和经营小煤厂,2006年有90%以上的农户发生过民间借贷。
(六)规模与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和贷款需求满足度密切相关
农村的中小企业贷款大多缺乏必要的抵押和担保,而对资金的需求规模却比较大,正规金融出于对风险和成本的考虑,一般不愿意将资金贷给他们,民营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依赖于民间金融。因此,民营企业发展水平较高而正规金融对其资金需求的满足度低的地区对民间金融的需求越大,民间金融也越呈现出组织化和规模化。
(七)公开程度逐渐上升
随着农村资金需求的不断扩大、政策管制的松动和金融改革的推进,民间金融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已有所改善,社会承认和认可的程度提高,以借贷为主要收入来源,资金实力较为雄厚,能够满足较大额度农村资金需求的民间金融组织大量出现,民间金融正在由隐蔽的地下状态向半公开化甚至是全公开化程度转变,农村民间金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民间金融的发展前景
通过对民间金融现状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民间金融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说明它本身就有市场。随着市场的发展,正规金融体系远远不能满足整个经济发展的要求,就会出现一支新的金融体系,一些新的金融组织,或者一些新的金融形式。民间金融的特点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融资安排,不是对正规金融的拾遗补缺,而是一种必要的金融方式。笔者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前景作出以下几种设计。
(一)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中国的小额贷款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小额贷款试点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经营,主要是强调公益扶贫性质,而忽视了其商业性,所以绝大部分没有维持太长时间,能赢利者不到1%,其中大多是因资金困境而中途夭折,这也与政府当时严格控制金融业的背景有关。政府对金融业的严格限制在2005年发生改变,央行第一次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同年12月27日,第一批正式注册的新型民间商业性金融组织“晋源泰”和“日升隆”两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山西平遥县率先成立。通过对这两家小额信贷公司运行一年多的观察可知,作为商业性的民间金融机构,一定要体现盈利性和商业性,机构由市场和股东会说了算,而不能只由政府或监管部门决策。小额贷款组织应该主要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贷款难的问题,其贷款对象应该以“三农”为主,以及为“三农”服务的其它经济实体。为促使小额贷款组织广泛地为农户服务,还应该规定单户贷款最高金额以及农户贷款占资本金总额的比例。从国际经验来看,小额信贷公司多会受到资金缺乏的困扰,要想持续发展,国家必须允许其吸收存款,逐步拓宽其融资渠道。
(二)发展为合作金融机构
合作金融是指由个人集资联合成立,以相互合作作为主要宗旨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由此建立的金融机构称为合作金融机构。该机构是由资金所有者各自为了自身融资方便自愿组织起来的机构,进出自由,每个人可根据出资的多少承担相应的责任,简便的手续和快捷的方式以及低于其他民间金融组织的利率使其可帮助急需资金的机构成员解决资金困难。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扬的农村合作金融模式是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该银行由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孟加拉学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于1976 年创办,其宗旨是向农村地区追求自我就业的穷人提供小额流动资金贷款。从国际经验来看,合作金融事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国的合作金融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具体模式,各自的合作金融机构本身也随时间和经营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合作金融作为我国农村金融的基本组织形式,已在理论界达成共识,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来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事业,通过对农村信用社的改进来形成合作金融机构。改革过程中应吸收民间金融的资金,根据当地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农村信用社的经济实力和当地民间金融的规模来选择各自适宜的合作金融模式。
(三)成立社区银行(或称为村镇银行)
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源自美国,由当地移民社区中的农民或商人建立起来,并一直以住户、中小企业和农场主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其业务领域较为广泛,主要涉及商业银行各种业务,以及客户中介金融服务。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CBA)定义的社区银行是独立的、由当地拥有并运营的机构,其资产少于1 000万到数十亿美元不等。由于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具有坚实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借鉴美国社区银行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当前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社区银行,服务三农和民营中小企业,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社区银行可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运作并为农户和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个性化金融服务,这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提供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通道。
(四)发展民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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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和形式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
当前民间借贷的形式大体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一些持有闲散资金的人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暗地把自有资金借中小企业，房地产开发商、物流行业者等人使用，以此赚取可观的利润。第二类是以寄卖行、典当行、担保公司等类似形式进行。即到当地工商部门批办一个经营寄卖、典当或开办担保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多数大张旗鼓的设立了门市，并悬挂明显的宣传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借贷者以一些财产作为抵押物，进行短期贷款。少数者，不开门市，不挂经营借贷业务的牌子，却实际明晃晃的经营着贷款业务。
二、当前民间借贷的现状及动向
近年来，国家宏观金融政策表现为银根紧缩，股市经历了“大跳楼”，楼市也遇到了“路障”，以高利贷为代名词的民间借贷便成了当前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民间借贷已表现的极其活跃。总结来，民间借贷呈现出以下新动向：一是规模大。仅河南一省，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两年间，担保公司就由一两百家猛增至500多家。2007年10月份之前，该省不少担保公司仅有几百万的担保额度，仅两年的时间就增长了10倍以上，有的企业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额度已经超过了20亿。二是利率高。2011年武汉健民对外委托贷款1.5亿，年利率为20%，每年利息收入高达3000万元，其上半年的净利润才只有3620万元。把高利贷发放方式比作金字塔的话，位于塔底层的老百姓以月息3%-5%放给上层的“中间人”，“中间人”再以1毛左右的利息放给更上一层的“中间人”，经过层层累积，到塔顶端的“爪王”手里利息已高达5毛，甚至更高。三是范围大。地域上，民间借贷已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产业上，从制造领域扩展到商贸领域甚至普通家庭。四是手续“简”，方式“活”。一般借款人和出借人经协商，填写借据，标明借款数额、期限、利率等事项。大多数的民间借贷还以投资、房屋买卖等形式为掩护，方式灵活多样。五是不公开或半公开。高利贷一直被政府政策打压，因此只能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存在，且交易地点不固定。六是人数众多，日益“基层化”。参与者众多，从公务员到普通老百姓，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渴等作用下，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借贷的“二传手”。七是民间借贷经纪机构应运而生。拌随着民间借贷的狂热，一批民间借贷经纪人应运而生，他们熟悉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以及调查评估等业务，他们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办理相关的借贷法律手续、诉讼等。甚至一些经纪人成立了专门的讨债公司，负责追回到期难以收回的借款。八是民间借贷向“银行”类型发展。举债者“坐地收银”，企业不是向民间借，而是持有闲散资金的出借人主动去“存”。九是纠纷频发，部分地区已成重灾区，引发犯罪。据了解，因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事件呈上升趋势，个别地方还有黑社会势力的介入，坑蒙拐骗现象成为常态，刑事犯罪高发。十是司法裁判标准模糊，尺度不统一。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当前，因民间借款引发的纠纷案件在短期内急剧增加，而对于案件受理、贷款利息、司法措施等却没有统一的规定，造成各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存在由来已久，到今天活跃、狂热已不足以形容其发展的程度，其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危害已超过了其起到的积极作用的一面，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畸形化。
三、民间借贷畸形发展的原因分析
1.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以及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升，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近一步提高，各地为了加快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加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徐州市为例，近年来，市政府致力于建立设施现代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公共设施适度超前化，发展良性循环化，运行从容化的具有全国先进水平的城市保障体系。据统计，仅徐州市城市建设“十一五”计划期间，先后兴建了涉及道路交通、环境绿化风景区、新城区建设等多个重点项目工程。这些项目工程投资除了部分由国家拔款和地方自筹外，相当部分需靠银行贷款和民间投资。市政府通过大量的BT、BOT、BOOT、BOO项目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民营资本的介入。固定资产投资投入的增加，个体私营经济、民间资本的迅猛发展，在拉动内需，启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金的极度紧缺。
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江浙沿海一带，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经历了“寒冬一叶，瑟瑟发抖”的惨淡历程，伴随着经济的回暖，急需大量资金恢复经营、扩大规模。据调查，在温州今年一些小企业的订单比较充裕，但是紧缩的信贷规模和高额的融资资本使得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放弃了大量的订单。“钱荒”、“等贷”已成为中小企业的常态。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歇产或半歇产状态，浙江省新增的5万多家中小企业中，关闭的已有1万多家。广东中小企业中50%处于亏损或利润率在2%以内，利润率在5%以上的仅有22.2%的企业。总之，社会经济环境的整体改善，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这是民间融资日趋活跃的根本原因。
2.银行的“高门槛”信贷政策，中小型企业向银行贷款融资遇阻。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造成县域金融体系缺位。“贷款难”问题问题已十分突出。原因主要如下：（1）国有银行的管理模式削弱了支行的贷款经营自。近年来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一级法人管理，使贷款审批权主要集中在省级分行甚至总行，从而大大削弱了二级分行及县（市）支行贷款经营自。（2）.一些商业银行省级分行提高上存资金利率，使其接近于贷款利率，鼓励基层行上存资金。（3）银行的内控机制阻碍了信贷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一些商业银行为了防范信贷风险，内部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过分客观强调贷款责任，挫伤了信贷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积极性。（4）贷款手续繁锁，费用负担重。银行每办理一批贷款一般要经过信贷员调查、甚至行社集体讨论、报上级行社主管部门审批、经土地管理或房产管理等部门对抵押物调查评估、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办理抵押物保险等环节，这些程序走下来快则一个月，慢则长达半年。同时，土地管理、房产管理等有关部门要按抵押物评估金额的扣4-6‰收取评估费，要按贷款金额的6―8‰收取抵押登记费，保险公司要按抵押物投保金额的2-3%收取保险费，县办理抵押物登记部门及保险部门均设置有效期限，到期续贷又需重新办理。（5）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成本高。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与2010年同期相比，除基准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外，利率普遍提高10%-20%，对中小企业上浮幅度达到40%-50%，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骤增。贷款手续的繁琐，成本的剧增，使得大批中小企业转而向民间借贷。
3.融资渠道狭窄、不顺畅。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滞后，企业债券市场的严格管制，使得只有极少数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实行融资。一批九十年代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会以及供销社股金服务部等金融机构的相继撤并，再加上一些国有银行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的集中使得中小企业狭窄融资的渠道雪上加霜。在收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银行信贷规模被限制，IPO、发债等其他融资渠道又不通畅，中小企业被逼向民间融资。
4.借贷者利益的驱动。温州的民间借贷极其活跃，用“疯狂”来形容已不为过，不少温州人称：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炒钱最合算。于是，持有闲散资金的人们纷纷加入了放贷的大军中，有的甚至采取抵押房产--贷款--放贷--赚取利差等方式把钱从银行“搬”到各种民间高息借贷机构。江苏省的泗洪县，是一个贫困县，这里的民间高利贷愈演愈烈，十多“爪王”掌控几十亿资金，“中间人”坐享其成月收入百万，一时间几十万、上百万的世界豪车宝马、奔驰、保时捷等比比皆是，还造就了“宝马乡”。
5.银行行为为民间市场的推波助澜。一些银行为获得高额收益，也采取各种方法，使银行资金或多或少的流入了民间市场。大多数担保公司的资金来自于银行授信，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等方式后，资金流入担保公司放贷。有些银行为实现“存贷比”指标，其内部员工会采取以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内部人员则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有的银行员工则与民间借贷机构相勾结，把贷款放给这些民间借款机构，更尤甚的是有的银行员工则充当了放贷的“主角”。还有的以各种名义从银行申请办理大理的信用卡，然后采取刷卡变现的形式放贷。在绍兴还出现了“转贷”业务，当地的资金中介会雇佣人员走街串巷以2%的额外收益揽储，再经过2.5%--4%的价格层层转卖到最上层，汇总存放到温州、台州等指定的银行。贷款人只需额外支付这部分资金的利息4%左右，即可获得授信套出资金再放贷，同时资金中介也可获得大致1%的收益。在利益的驱动下，有的企业还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高利贷金字塔顶端参杂着违规银行资金，银行的高息“揽储”行为纵容了民间借贷的猖獗。
四、民间借贷畸形发展对经济与社会的危害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融通了社会闲散资金，缓解了资金供求之间的矛盾，活跃了城乡经济。但当今呈现畸形发展趋势的民间借贷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
1.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工业的发展相对于西方国家起步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一些中小企业，其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差，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大，产品结构单一，已明显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不符合当今的产业政策，从而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为他们继续提供了资金，使得这些本应该退出市场的中小企业回光返照，再度繁荣。例如徐州市下属的县镇中大量的从事水泥袋制品的私营企业，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已责令其关闭停产，其在民间市场以各种方式吸收大量资金，继续投入生产。这种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相违背的借助于民间资本维持生计的中小型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利于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2.削弱了国家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对国家金融制度和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和破坏。（1）民间借贷的活跃，分流了银行存款资金，使银行筹集资金难度加大，降低了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的能力。（2）流通中的现金流量的准确控制，是调节货币供应的前提，由于民间借贷需求大、利润高、手续简便且形式多样，使得大量资金长期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中央银行难以掌握其数量、投向、分布和运行情况，不利于市场现金流量的控制。从而不利于市场现金流的控制和货币政策的制定。（3）民间借贷形成的难以预测和控制的货币流量，产生了国家控制银行信贷与民间分流资金的矛盾。民间金融机构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不规范。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4）民间金融机构会以高于银行储蓄利率水平的方式吸收民间资金进行放贷，基于这种利润的存在极大地降低社会公众对利率政策的信赖度，不利于中央银行对市场资金利率的统一管理，弱化了国家运用利率杠杆调控资金供求关系的能力。（5）民间借贷的介入，一些民间放贷者会在企业无法归还借贷的情况下，取得了借款企业部分资产经营使用权。这样就加重了企业负担，增加了银行贷款收回的难度。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
3.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1）风险较大，易发生恶性案件。收益越大，风险越大，当放贷者坐等高利收益时，伴随他们的也许是天大的陷阱。海林市福禄珠宝饰品有限公司以月息7%的高息为诱饵，先后吸引徐州市4400余名投资者签订借款协议，累计非法集资6.5亿。四川广元警方仅在整治“高利贷”风暴中，就打掉10个犯罪团伙，刑拘125人。受害人数众多，影响极大。（2）利率偏高，借款人不堪重负而跑路，底层集资者流离失所。民间高利贷有行规：在借款上，实借8万元，但借据要打10万元，扣掉利息2万元，利息实行驴打滚，每天为300元，每5天结算一次，到期未还追加本金，每1万元另还3000元利息。有地方的利息更高，在温州还有年息为100%的。因此，不少中小企业老板因还不起高利贷而跑路，浙江仅9个月内就有228名老板逃逸，据统计，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于是就有群体性讨薪事件，暴力讨债等行为出现。同时，因为在民间融资活动中受害严重、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的特殊家庭便有了生存的困难，流离失所。（3）“官银”的渗入，纵容了腐败。“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实际上，不仅在温州，“官银”参与高利贷现象已十分普遍。这种现象的存在扭曲了公务员在群众中的形象，纵容了官员队伍的腐败，不利于国家的政治建设。（4）手续不规范，底层借贷者难以依法维权。高利贷手续简单，多数仅是双方合意，签订借款合同，有的甚至是口头协议，大多数的底层借贷者都被高利贷主高利的假象所蒙骗，东窗事发时才大呼上当，由于借款手续不规范导致无法维权的比比皆是，当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时，其他的违法甚至犯罪的方式便产生了，这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五、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建议
民间借贷在我国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意义，作为一种游离于国家金融之外非正规金融活动，多年以来受经济基础、金融体制和法律法规的制约，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它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是正规金融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客观上，民间借贷实现了资源在小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虽然当今的民间借贷已呈畸形发展，但堵不如疏，对民间借贷应积极规范引导。
1.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建议
（1）当前我过民间借贷的立法现状及评析
从我国现行立法看，目前调整民间的法条散见于《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法律文件中。在适用时，因《合同法》是调整合同关系的专门法，所以其中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成为民间借贷合同主要和直接的法律依据。在案件中涉及当事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委托、借款诉讼时效等问题时，则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当《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有规定时，因《合同法》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则优先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尽管上述零散的法律条文对民间借贷有所规定，因民间借贷的自发、过于分散、不易控制性，及在现实中相关的案件的急剧增加等特点，在适用法律时会凸显各法律文件的冲突与矛盾。如，就关于民间借款利息的规定方面就有了不一致性：《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是，按《关于贯彻执行
（2）对民间借贷立法规制的思考
面对当前已畸形发展的民间借贷，规制和防范已变的势在必行。《民间借贷行为管理条例》亟待建立。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立法规制：
①强调借款的书面形式。针对民间借款的随意，形式不规范性，为了避免纠纷的出现，确保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形式要求，民间借贷合同应规范其形式：即借贷双方须签订书面协议，协议内容应包括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姓名、住址、借款数额、出借和还款时间、是否支付利息等其他合法内容，并妥善保存好证据，以便纠纷发生时有据可查。
②规范民间借贷的用途。201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各级法院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规定，因赌博吸毒借贷不予保护，即出借人明知借款人为赌博、走私、贩毒、诈骗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的为非法借贷，此时出借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护。因此，民间借贷应明确借贷的用途，不仅可以维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减少因民间借贷助涨的犯罪行为。
③规正高利贷的利率。许多民间借贷纠纷都与利息有关，《合同法》“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不利于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应摒弃。对于合法的借贷利息应予以保护，但还要坚决遏制高利贷化的倾向。根据部分地区实践上的做法，民间借款的最高限不应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超过此限度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复利问题，应禁止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可以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来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
④适时进行合理有效的行政干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对“高利贷村”的必要的行政干预权，如政府有对“爪王”进行解扣，将其交司法部门强制执行，对一些严重欺诈、违法者有对其进行行政的、刑事的司法制裁的权利。这样就可以控制类似“宝马乡”“高利贷村”的出现。
⑤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债权人怠于行使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时，便很难再实现自己的债权。在民间借款的实践中，出借人可以在时效届满以前采取让借款人写出还款计划或者催讨证明等措施来引讼时效的中断从而对诉讼时效的期间进行重新计算。
⑥规范民间借款合同中担保的相关问题。民间借款合同涉及到担保的，《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应规范担保合同的内容，包括：明确担保的种类、担保人须具备的主体资格、担保的财产的合法性、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等内容。相关内容可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司法解释来制定。关于民间借贷的保证期间，《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中应明确规定，债权人如果没约定保证期间的，一定要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主张权利，否则保证人就免去保证责任，此时保证担保便失去了设立的意义。
⑦“高利贷”严重者入刑。现在民间的“高利贷”已经成了一个毒瘤，有地方惊现的100%的年息，其带来的利润已经超过了贩卖的收益，一面是“爪王”的肆意挥霍与“宝马乡”香车名苑的享受，一面是企业主“跑路”和一些优质企业被“高利贷”“蚕食”的悲凉，大批出借“高利贷”的家庭财富瞬间蒸发，“高利贷”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不入刑已不足以威慑这种疯狂的行为，因此对于放贷严重者应入刑，实践中有的地方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高利贷”严重者，根据这个罪名的定义，只要违反国家规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个罪设立的目的是用来防止立法之初所没有预见的，将来发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有专家学者反对其为“口袋罪”，在此，笔者认为应专门针对“高利贷”定罪，设立专门的罪名和构成要件。
（3）探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的司法途径
当前民间借贷所引发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使得人民法院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难度增加。诉讼是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条途径，人民法院应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款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①加大审查力度，严格甄别、坚决打击“问题借贷”。法官应加大对借贷关系的审查力度，加强对借贷关系合法性、真实性审查，以避免造成错判或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一是严格审查出借人的目的、借款人的目的及借款用途；二是查明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以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三是注意审查借款人的相应借款能力、资金往来情况以确定判决的可执行性；四是审查借贷中是否存在非法集资、聚众赌博、诈骗等犯罪行为。尽量发现、严厉打击“问题借贷”和虚假诉讼。
②加大对案件的调解力度。对于涉及出借人和借款人人数众多的案件、可能引发工人讨薪等的案件、出借人与借款人情绪对立严重的案件以及判决后难以执行的等案件，要先调解，重调解，努力促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③及时审理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类的案件，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打击力度。民间借贷已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款等经济犯罪行为，甚至引发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及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其他暴力性犯罪，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还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人民法院对此类的案件应及时作出处理，依法从严惩处，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区分犯罪的性质，真正做到罚当其罪。
④做好沟通协调，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联动效应。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要注意加强与相关职能机构的沟通协调，对涉及高利贷、赌债、非法集资、经济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及时向公安、工商等部门通报移送；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群体性借贷纠纷，应及时向政府通报案情，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对可能引发大规模金融风险的，应及时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及时作出应对，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发展。
2.建立民间借贷的金融机制，创造有利于金融良性发展的体制和环境
（1）央行制定相关法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中国人民银行应制定“民间借贷法规”和“管理办法”来规范其民间借贷行为。一是对借贷的限额和利率水平进行规定，并在相关的管理机构登记，由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管理、监督；二是坚决打击牟取暴利的放高利贷行为；三是赋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加强对自发形成的金融活动的监管力度。
（2）建立民间借贷监测机制，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测和分析。定期采集民间借贷的相关数据，对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和利率变化趋势进行及时、全面的分析，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变动情况。调节信贷资金供求，防范金融风险。
（3）建立民间借贷的保险机制。将民间存贷款纳入国家担保风险的范围，可以保障储户和贷款人的权益，可以保护小储户的资金安全，防止挤兑现象，还可以为严重现金流短缺、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这有利于加强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和对濒临破产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从而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保护公众信心。①
3.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体系，形成有利于民间借贷规范化管理的氛围
（1）政府应设立区域性的民间借贷机构，将分散的民间借贷机构统一起来。通过正规的借贷方式归集社会闲散资金，再投向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如组建民间借贷社区银行。通过给予其相应的存贷款利率浮动政策。使之兼具民间资本的比较优势和正规金融的专业化特点。从体制上引导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发展。
（2）成立地方金融监管中心。主要监管对象为寄售行、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使之不能过多的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
4.对民间贷款机构进行规制，实现“地下钱庄”的阳光化
实践中，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等民间借贷机构充当着“高利贷”的角色。实现对这些民间借款机构的统一、有效监管，严格贷款手续和制度，使之杜绝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建立信息报送平台，及时、真实、完整地披露相关担保的信息。加强对上述民间借贷机构的规范管理，整治非法借贷机构，扶持正规的融资性民间借贷机构，使之成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缓冲带和纽带。使“地下钱庄”迎来阳光下的一片蓝天。
5.破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遏制民间贷款的“高利贷”化倾向
（1）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确保中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2）清理纠正金融机构的各种不合理收费，简化贷款手续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3）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扩大投资途径，丰富投资产品，逐步扩大中小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等金融工具。推动交易所和场外市场建设，改善中小企业的股权质押融资环境。积极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4）细化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政策，改善对企业的金融服务，适当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5）大力发展融资担保市场，建立健全再担保机制，提高融资担保的杠杆系数。政府应建立再担保基金，帮助银行分担风险，承担这一义务，并允许其有一定的坏账。（6）积极推动金融租赁业，金融租赁市场目前在我国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资本，而民间借款正是最合适的资金来源。
6.其他措施
（1）加强相关法律宣传力度，注意识别民间借款的各种陷阱。民间借款披着各种伪装招摇撞骗，应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警惕“高利贷”陷阱。例如仅非法集资犯罪形式就有以下几种：①以民间借款形式出现。多数是乡镇中小企业以经营、扩建、进行资金周转为名，向民间借款。②以投资理财公司等中介机构为掩护的形式非法向社会集资。③以投资股权、国债为诱饵的方式吸收资金。④设立虚拟公司以传销模式进行集资犯罪。因此，进行适时的宣传和教育在当前势在必行。
（2）工商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使“空壳”公司一目了然。工商部门应加强对注册企业的监管，及时向银行和社会披露、通报“空壳”公司名单，以便银行及时监控其非法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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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由于资金的逐利性，“奇迹”的背后是大部分金融资源流向了大城市、大企业和大项目，而流向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数目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却很少，它们只得转而求助于民间金融，毋庸置疑，金融资源配置需要“帕累托改进”，民间金融更需要理性看待。
一、本文对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现有的文献看，我国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给民间金融下过定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从服务对象界定：“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①二是从供给主体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由民营金融机构或个人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其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②三是从性质界定：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而言，是属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没有纳入到监管机构监督管理的金融活动或组织。本文采纳第三种观点，理由是既然称之为“民间”金融，其产权就应属于民间所有，其活动就应由民间个人或组织自主进行。
从合理与合法逻辑关系，本文将民间金融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合理又合法的，本文称之为“白色金融”，如借贷利率不超过央行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民间自由借贷、典当行、资金互助社、小贷公司等。二是合理但不合法的，本文称之为“灰色金融”，如民间集资、合会和私人钱庄等。它们不被现行法律所承认，但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三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本文称之为“黑色金融”，如高利贷、诈骗和洗钱等违法犯罪的金融活动。这类金融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既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也会破坏市场经济发展秩序。处于中间层面的“灰色金融”可以通过内外边界向“白色金融”和“黑色金融”转化，其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应予特别关注。
从表现形式看，当前在我国，合理的民间金融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民间自由借贷，合会，民间集资，钱中、银背，私人钱庄，典当行，资金互助社、小贷公司。这些形式从最简单、无组织形态、直接融资式的民间自由借贷，到较规范、有组织、间接融资式的内部融资组织，再到已经进入监管机构监管范畴的资金互助社和小贷公司，表现为一种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演变趋势。
二、民间金融发展的必然性
（一）情缘因素
人类的社会属性，注定了人类大都过着群居生活，尤其是在我国农村，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信息比较对称，加上血缘关系，在生产生活中大都形成了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当某人或某家出现资金缺口时，其他人会给其一定的支援，与此同时，这种人际间的关系，对这一区域的居民或家庭都有着很大的约束力，如果某人失信或违约，他要承担信誉损失的后果，在以后的经济交易中难以取得对方的信任，因此较高的违约成本一般使道德风险者不敢肆意作为，自发的民间金融就深深地植根于这一社会土壤。
（二）比较优势
较国家正规金融来说，民间金融与生俱来四大优势：一是纯市场化。民间融资根据交易双方资金供求、期限和风险等情况，自行商定资金价格，利率完全市场化，实现了借贷双方的市场交易目的；二是信息对称。民间融资常常发生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或熟人之间，借贷双方彼此熟悉，并且有着经济上或人情上的某种关联，融资信息比较对称，为借贷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和方便；三是管理成本低。相比较正规金融而言，民间融资贷款方不存在寻租行为，贷前调查成本和贷后管理成本都比较低，借款方也不需要支付“公关”费；四是融资效率高。民间借贷没有死板的标准借贷程序和标准合同文书，手续简便，交易快捷，速度快，可以让借款人能在较短时间内方便地筹集资金。
（三）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2012年的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4元、24565元，年均增长13.3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33.6元、7917元，年均增长12.76%；1978年末、2012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210.6亿元、399551亿元，年均增长24.86%。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人均收入和存款的大幅增长带来了社会资金的大幅增加，其中的闲置资金由于受我国利率管控、证券市场的大幅波动和通胀压力等多因素制约，从现存的正规理财途径难以获得保值增值，资金的逐利性使得许多资金拥有者便将目光投向了民间金融市场，以期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得以实现。
三、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意识形态上受到抑制
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民间金融并未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可，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制度安排。如麦金农—肖的研究，认为不管是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活动市场化程度低的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都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活动，于整个经济发展都不重要。我国的政策制定者则从宏观调控、金融资源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等多方面考虑，认为民间金融的自发性难以管理，加上其强关联性，一旦放开将威胁到整个正规金融体系的运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更多的是采取压制和清理的措施，抑制民间金融发展。直到最近几年，随着金融在沿海地带和农村地区的不断深化，才有所松动，如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在农村地区设立四类融资机构门槛的放开。
（二）法律上处于弱势境地
一是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民间金融天生就缺乏法律、政策上的支持，从维护金融稳定角度出发，一些合理的“灰色金融”，如农村基金会、一些私人钱庄等组织被先后彻底取缔，部分“合会”被视为扰乱金融秩序，定性为违法犯罪活动而遭到严厉打击。二是现行的法律条文粗放，缺乏细则。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法律上并未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难以界定。法律上的困境使合理的“灰色金融”难以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三）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由于民间金融处于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得不到金融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督和指导，始终是一股暗流未浮出水面，所以，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驱使下，铤而走险，利用人们追求资金增值的心理，经过精心策划以各种方式进行诈骗吸取资金，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使原本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灰色金融”转变成了对市场经济只有严重危害的“黑色金融”。如云南“金座”非法集资案，以发展“三农”建设为幌子，编造事实和信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虚假宣传，以高额回报相诱，采用先到期集资款本息由后续集资款兑付的手段，诱使宣传对象向金座公司“投资”，导致非法吸纳21256人次资金共计4.86亿元，无法返还3亿多元的严重后果。③
（四）弱化了宏观调控效应
一是民间金融减少了正规金融体系吸收存款的来源，也弱化了信贷投放的能力，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难度。央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时，民间融资活动加大了社会融资量，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时，民间融资活动使稳健变成了宽松；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民间融资活动使宽松变成超限度的扩张，流动性过大，增大了通胀压力。二是在资金用途上，会弱化国家的产业政策效应，民间融资主要考虑资金的收益性，只要回报高，即使是“两高一剩”这些限制性行业甚至是禁止性行业，也会进入，导致一些落后、要淘汰的产业依旧存在。
四、促进民间金融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正视民间金融的合理性
民间金融自诞生以来，就表现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下都广泛存在，有力地彰显了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种始终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然的融资方式。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中，视它为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不去关注它，正视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简单地加以打击，结果只会朝坏的方向发展，一些合理的“灰色金融”也会向“黑色金融”转变。所以，我们要在深刻反思过去对待民间金融态度的基础上，消除偏见、善待合理性的民间金融。正如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所说的，“把民间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通过法律的方式、登记的方式、自律管理的方式规范起来，给想要合法经营的人一个正当的出口，使恶意的欺诈行为和恶意的高利贷行为孤立起来。”④
（二）健全法律法规和服务体系
建议央行正在研究制定的《放贷人条例》，能明确界定白、灰、黑三色不同层面的民间金融，特别是对灰色金融活动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交易规则、合同要件、违约责任、利率安排及其他事项以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减少债务纠纷，降低法律风险，给予灰色金融以生存和发展空间，促使其不断向规范化、合约化发展。另外，可以参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经验，成立由政府部门管理的民间金融行业协会，为民间金融合约各方提供必要的法律、信息咨询服务，逐步构建民间金融服务体系与平台，为民间金融健康发展提供优良的外部生态环境。
（三）加强机制性工作建设
1.加强宣传教育机制建设。针对民间金融存在的风险和涉及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加强宣传，做好预防警示教育，增强社会群体的自觉守法和自我保护意识，让社会公众充分意识到民间金融的风险性，尤其是黑色金融的高风险性，帮助社会公众提高区分白、灰、黑三种不同性质民间金融的能力，引导社会公众依法、理性投资，自觉抵制非法民间金融。
2.加强监测机制建设。探索建立政府、金融、行业协会等为一体的“大监测”体系，建立民间金融信息采集机制，定期收集有关数据。重点监测民间金融规模、利率水平、交易对象、区域分布、资金用途、风险状况等情况，分析民间金融对经济金融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据此实施疏导和管理。跟踪研究民间金融的变化，不断完善监测机制，不时更换监测样本，保持动态监测，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
3.加强治理机制建设。针对不同性质的民间金融，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积极鼓励合理的民间金融，严格取缔黑色金融。对自由借贷、钱中等活动，引导其进入政府监测范畴，标准化借贷交易合约，保护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权益，逐步走向规范化；对私人钱庄、合会等“灰色金融”要引导，促使其向“白色金融”转变，并争取引导其资金流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避免资源的浪费和损失；对高利贷、诈骗和洗钱等“黑色金融”活动要持续严厉打击，防止它们对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注释
①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P1.
②张翔.民间金融、实体经济与制度环境——从交易费用角度对改革后温州民间金融的一种解释[J].金融科学，2000，（4）：P41.
篇13
关键词：
银行信贷;银信合作;影子银行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3009802
国内一些商业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委托贷款、信贷资产转让、银信合作等“影子银行”业务层出不穷，留下巨大风险漏洞。另外，政府过多的政策管制也将驱动高风险的金融交易和其他一些活动进入整体金融系统循环中更为不透明的领域，进一步推动影子银行的兴起。如非市场化的利率管理体制，导致大量的居民储蓄流向银信、银保等理财产品、以银担合作等信托产品，大量的资金很有可能流入房地产企业及及其他高风险的投资，使国内的整个金融体系积累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当前我国不断放宽民间资本投资的市场空间，使得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民间资本投资潜能得以释放，民营经济高速发展。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在国内经济总量中的份额逐年提升，成为拉动内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民间投资的增长相应带动了民间借贷的快速增长，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也水涨船高，呈现出“高利贷”化的趋势。
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我国影子银行系统的产生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由于民间借贷的不可预测性和风险性，不仅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效果，而且对传统金融机构及业务形成了较大冲击，极易发生债务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对金融稳定构成了威胁。
首先，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过高，不仅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也不利于民间借贷资金使用者――广大中小企业和“三农”经济的健康发展。
其二，大量的民间借贷流向了房地产等领域，在房价上行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没有问题，但一旦房价大幅下跌，高度依靠民间借贷的广大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链就会立即面临断裂的风险，可能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崩盘。
其三，民间借贷资金在传统金融系统外部循环，资金组织、信贷投向难以有效监控，这将干扰到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此外，我国的民间借贷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正规传统银行类金融体系，干扰社会金融秩序，易引发非法集资。
在2010-2011年间，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市场资金不断趋紧，各商业银行为了避开信贷额度限制，广泛开展与信托公司的业务合作，形成了所谓的影子信贷体系，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分析其潜在风险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具有“内胶外扩”趋势，风险的外扩性极强。银信合作式的表外融资“变身术”背后掩盖更多地是对监管政策的规避，与目前稳健货币政策要求以及主要监管导向不符，即使当下正处政策真空地带，表面上未触犯监管条例，但其隐含的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确是不可小觑。当前银信合作业务内在风险呈胶着关联状态，而一旦牵发，风险的外扩性极强，甚至还可能造成局部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2）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异化混沌”状态，暗藏次贷危机隐患。目前，许多银行在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设计上存在本末倒置的异化思想，即为满足特定企业所提出的融资需求而发行理财产品募集所需资金，忽略了前端理财产品的设计和理财资金投向的最优化选择。设计异化的结果使理财资金管理处于混沌状态，对于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而言，随着理财产品种类日益增多，理财资金池将日益扩大，池内项目和理财资金鱼龙混杂，下属分支机构所推荐的理财融资项目经多次包装、切割和重组后，作为理财资金投向包，流向不同资金使用方，但最后理财计划人可能自己都无法搞清楚资产包内有何物。
（3）监管“动作慢”，难止监管套利。目前，监管部门对融资性表外业务的监管尚未跟上，缺乏全面的、科学有效的监管，对各家银行业务开展情况没有全面的掌握，现有的报表体系中缺乏对该项业务的统计，致使个别商业银行钻空子，将该项业务作为监管套利的工具。一是绕规模，弱化货币政策效果。为应对紧缩货币政策下无钱可贷的窘境，商业银行纷纷将融资性表外业务作为规避信贷规模调控的“蹊径”，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方式将募集的社会资金变相放贷，增加社会融资总量，客观上减弱了国家宏观调控、抑制通胀的政策效果。二是球，投向限制性领域。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商业银行信贷政策和信贷条件愈发严格，个别银行开始转道表外业务，借助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监管压力相对较弱的途径，将募集的社会资金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双高和产能过剩等限制性领域。据调查，我国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资产管理业务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和产能过剩行业融资金额，共占到融资性表外业务的20.58%。
我国的“影子银行”的体系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影子银行体系还有很大差别，目前主要表现为银信合作、民间借贷、银行理财和信贷资产转让等，并呈现特有的二元化特征：一是具有西方影子银行特征的机构和产品，例如私募股权基金、资产证券化产品和类似于CDS的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但这些机构和产品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规模不大;二是我国具有监管套利性质的影子银行业务，以及不受审慎监管约束的非银行信用中介活动。在我国目前主要表现为银信合作、民间借贷、银行理财和信贷资产转让等。当前，中国的“影子银行”已处于监管部门视线下了，所以危害性还未显现。不过，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完全是由国家信用作担保，因此各类当事人都有过度使用现有金融体系的冲动。如果监管部门不防微杜渐，一旦让国内的影子银行泛滥，其风险累积的速度和程度将会比2008年前的美国更快更严重。因此，监管部门应设定更严密的法律制度和更为有针对性的政策进行监管。
参考文献
[1]姜震.影子银行的监管问题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11.
[2]龚明华，张晓朴.影子银行的风险与监管[Z].文竹中国银监会研究局，2011.
[3]文洪武.基于现行法律框架的中国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