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7 15: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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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金融创新产品被人们熟知,其中资产证券化产品(ABS)凭借盘活存量资产、转移风险、提高资产流动性的特点,正在国内市场高速发展,并已逐渐成为创新型融资渠道的主流。
早在2005年,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探索,但由于资产证券化产品CDO(担保债务凭证)成为了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国内ABS产品的发行曾一度被叫停。随着2012年政策的放松以及试点的恢复,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才得以重启。2014年,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迎来了井喷,当年的发行量较前一年增长了10倍, 2015年再度同比增长79%。
2016年,市场整体延续了高速增长,共计发行499只ABS产品,较2015年增长62%,发行金额达8630.16亿元,同比增长42%。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尽管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但企业类ABS的大涨、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正式重启以及基础资产种类的层出不穷,都成为促进2016年ABS行业增长的主要推手。
企业类ABS迅猛发展
国内首单信托型ABN面市
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基本为三类:由证监会监管的企业类ABS,由银监会监管的信贷类ABS以及由交易商协会监管的资产支持票据ABN。
其中,企业类ABS产品在2016年迎来了暴增,共发行385只,几乎是2015年的两倍,金额达4587.44亿元,较2015年增长134%,占比甚至超过了往年持续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信贷类ABS产品,占总发行金额的53.16%。相形之下,不论是发行数量还是金额,2016年信贷类产品都较上年有所下降,全年共发行107只产品,比2015年少了1只,而金额也减少了5.22%,仅为3888.15亿元,占比更是由67.3%减少为45.1%。而起步最晚、基数最小的ABN增长最为迅速,同比增长342%,全年共发行7只产品,发行金额为154.57亿元(图1)。
企业类ABS 的“一路狂飙”,不仅仅是因为国家政策的促进,也有 “资产荒”大环境的影响,更有企业本身发行动力的推动。
众所周知,企业发行企业债有一定的额度,许多2015年集中发行公司债的企业已将额度用完,况且在人民币贬值以及脱欧的背景下,海外融资也不现实。而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仍是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两种,一些手握优质资产的中小微企业由于受公司自身资质不达标的影响仍难获得银行资金的支持。于是ABS这一创新型金融工具,凭借其不增加杠杆、减低企业负债率以及降低融资成本的特性,又因为能够助推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实体经济发展的优势,成功激发了企业的发行热情并逐步成为企业融资的新宠。
相形之下,信贷类资产证券化市场却意外低迷,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在实体经济处于下行压力较大、整个市场处于“资产荒”、企业贷款动力不足和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符合银行收益率和风险率目标的优质资产越来越少,因此银行对于需将已握有的此类资产打包出售的业务明显动力不足。第二,之前银行因为存贷比的要求,可能会将信贷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作为调控比例的手段,然而随着2015年下半年存贷比的取消,银行在这方面的需求也消失了。第三,2015年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规模发展迅猛,但在2016年“资产荒”的新形势下,相应监管及配套措施并未随之同步完善,这也可能是阻碍信贷类ABS快速增长的一个因素。
不过,由于2014年11月银监会推出的信贷ABS备案制以及2015年4月央行推行的信贷ABS注册制,信贷类ABS产品的发行在2015年实现井喷。所以2016年市场的低迷也可能只是信贷类ABS趋于平稳发展的一个体现。
在企业类ABS和信贷类ABS的此消彼长之间,国内首单信托型ABN、由平安信托发起的“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信托资产支持票据”面市,同时亦是ABN产品及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首次公募发行,具有实现企业资产出表及破产隔离的功能,为今后信托型ABN的发行树立了典范。自该产品发行以来,前几年一直不温不火的ABN产品也渐渐受到市场的青睐,2016年发行的7只ABN中,仅有1只为非信托型ABN。
在此之前,我国市场ABN的发行规模一直处于低位。由于此前发行不要求成立特殊目的载体(SPV),故无法真正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与风险隔离,这与Y产证券化的核心要求也有所背离,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ABN的发展。
2016年12月12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布了《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修订稿)》, 正式引入SPV,并重点对ABN的资产类型、交易结构、风险隔离、信息披露、参与各方权利义务、投资人保护机制等都进行了相应的规范。相信这一系列举措和创新,将对未来ABN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2017年ABN可望迎来发行大爆发。
基础资产种类创新井喷
不良贷款ABS有望扩容
2016年企业类ABS的各细分类目,绝大多数都有很大幅度的上涨,比如租赁租金、应收账款、信托受益权、小额贷款、保理融资债权、REITs等资产支持证券,年内发行额都翻了一倍多,增量大的甚至有4、5倍。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信托受益权和小额贷款分割了大部分原为基础设施收费的市场份额。这是因为,信托公司纷纷加入发行信托受益权ABS的浪潮,小额贷款ABS则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而涨势迅猛(图2)。
另一边,信贷类ABS总额的表现虽不尽如人意,但其主要是受占比最高的企业贷款资产证券化产品(CLO)发行减少的影响,年内仅发行40只产品,金额则连上年的一半都不及,同比下降了55.52%。除此之外,汽车贷款(Auto-loan ABS)、个人住房抵押贷款(RMBS)、消费类贷款ABS产品均有较大增幅。
整体而言,2016年来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种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业内首单也频频出现。例如,首单互联网保理业务ABS、首单抵押型类REITs、首单绿色ABS、首单医疗行业应收账款ABS、首单公寓行业ABS、首单双SPV教育类ABS以及首单“双资产服务机构”消费金融ABS等。而基础资产种类在逐步拓展和完善,交易结构也得到了不断的创新和探索。
至于未来ABS创新的发展关注点,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或成重点。2016年12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并且随后在2017年1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中国证监会债券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与有关企业召开了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座谈会,标志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工作正式启动。PPP项目ABS之所以能得到国家的大力推崇,一方面是因为它能够盘活固定资产、增加PPP项目的流动性、给予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当中的机会; 另一方面,“ABS+PPP”也是农业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推手。尽管2017年初期刚刚开放首批PPP项目证券化的资格,离大规模发展还有一段距离,但各券商已然跃跃欲试,争取能在新一波“PPP+ABS”的浪潮中抢占先机。
而2017年最值得关注的焦点便是不良资产证券化。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下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年攀升。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较2015年一季度末的1.39%,上升了0.36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之快使得不良资产的多元化处置刻不容缓。
交易商协会《不良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指引(试行)》公告仅1个月后,中行和招行同时公布了首只不良资产支持证券产品“中誉一期”和“和萃一期”的发行文件,发行金额分别为3.01亿元和2.33亿元,这意味着一度暂停的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证券化正式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不仅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提高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和处置效率,还能盘活银行的金融资产以及分散金融体系风险,是对商业银行非常有益的金融创新。
除了基础资产类型的创新,由于不良资产本身具有资产池风险更大、现金流更不稳定等特殊性,在产品结构上也增添了不同类型的外部流动性,并且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充分利用现金储备账户,设计了资产处置顾问,甚至采用了有权机构、持有人大会的机构。自重启以来,2016年共发行不良贷款证券化产品14只,金额156亿元。尽管这距离首批试点规模500亿元仍有差距,但若是新的一年里加大试点范围,让更多的银行能够参与其中,不良资产证券化将会迅速抢占市场份额,成为信贷类ABS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ABS成券商新业务增长点
“黑马”德邦证券成功逆袭
2016年参与承销ABS项目的券商和券商资管等金融机构共有56家,而2015年有60家,竞争愈发激烈。为了在该领域脱颖而出,成功挤入承销商前十,各大券商正在ABS各领域不断推陈出新,创新基础资产和产品结构,培养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
根据Wind提供的数据统计,2016年招商证券和中信证券仍然稳坐行业第一梯队,分别承销46只和45只ABS,金额为874亿元和846亿元,相较2015年,均有小幅增长。二者不仅与第三名差距较大,且新发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中仅有一只没有这两家承销商的参与,可见国内ABS市场对招商和中信的充分肯定与信任。
然而,与往年信贷类产品占据大部分市场不同,2016年企业类产品意外超越了信贷类,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在信贷类ABS产品上并不具备优势的券商,如今有机会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最典型的代表即是2016年承销额第三、2015年发行金额仅10亿元的德邦证券。
在蚂蚁金服宣布收购德邦证券后,德邦证券便作为计划管理人与主承销商参与到花呗和借呗系列ABS项目中,2016年总计承销了35只产品、608亿元,其中仅有5只产品、不到15亿元是来自花呗和借呗系列以外的项目。由此,德邦证券一跃成为2016年企业类资产证券化产品承销额第一的券商,可见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的庞大。
德邦证券在小额贷款和互联网金融领域已经形成优势,2016年8月挂牌总额为300亿元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德邦花呗消费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登陆上交所,这既是上交所首单储架模式发行产品,也是国内市场规模最大的储架发行产品。之后德邦C券又在上交所获得了借呗消费贷ABS的无异议函,共计有600亿元的储架发行额度。截至2016年底,花呗和借呗共发行的30期产品,几乎已将额度全部用完。凭借如此庞大额度支撑的项目,德邦证券虽然起步晚,但早已比绝大多数的券商更有发行小额贷款和应收账款一类的项目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以19单、总计239亿元的成绩名列市场企业ABS发行第一的恒泰证券,2016年并未进入排行榜。据了解,此前担任恒泰证券副总裁、主要分管ABS等创新金融业务的邓浩,已转去2016年新挂牌的新券商华菁证券,分管固定收益业务。
另一方面,从发行产品的基础资产种类来看,招商和中信几乎囊括了信贷类ABS和企业类ABS的所有类目,并且信贷类产品占比更高,在2016年发行的107只信贷类ABS中,招商和中信参与的项目共有60只,已经超出总项目数的一半,而剩下的信贷类ABS市场份额再分摊到其余承销商手中,已是少之又少。甚至承销额前十中的德邦证券和国金证券,当年也仅参与承销了企业类ABS。
由于招商证券和中信证券在信贷类ABS产品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在过去的市场行情中可谓是“得信贷类产品者的天下”,因而基本奠定了二者在资产证券化行业里承销商两大龙头的地位。在企业类ABS超越信贷类占据了大部分市场的情势下,会不会有其他券商借此迎头赶上,跃居市场发行额第一?答案是,发行额并不代表一切,完成项目的领域涉及之广、技术含量之高、质量之优,才更能显现出券商的综合实力。
那么,资产证券化能否成为券商接下来的业务增长点呢?就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也仅仅是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并不会很快成为券商的主要业务。
原因有三。第一,资产证券化毕竟才刚刚在国内市场复苏,即便这两年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但目前仍处在初期的探索阶段,相比于其他融资方式,发行规模仍然很小,所以想要成为主流业务还需要一段时间发展;第二,目前券商对于承销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收费仍是按照发行其他普通债券的标准,但其实ABS项目由于涉及包括发起机构、受托机构、资金保管机构、贷款服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等远比普通债券更复杂的交易结构,其承销难度明显也是要大于普通债券的,所以收入与付出不对等,券商的积极性并没有很高涨;第三,由于ABS在中国处于发展初期,因此相关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交易结构的设计还不够标准化,这些都会成为资产证券化行业蓬勃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尽管如此,目前资产证券化市场不仅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需求的增加,还有发行机构本身动力以及投资者信息的增强,这一“香饽饽”必会引来各券商的争抢。如何利用自身的设计和承销能力以及实战经验在众多承销商中脱颖而出,将成为未来券商发力的重点之一。
首单违约乍现
查漏补缺方能迎来“黄金时代”
尽管增势喜人,但2016年8月国内首单ABS违约事件,“大成西黄河大桥通行费收入收益权专项计划”的优先A档“14益优02”到期未兑付公告,给包括发行方、投资方以及监管层在内的资产证券化各方参与机构都“敲了一记警钟”。
这是一只在2014年成功发行的基础设施收费ABS,以每年3月到12月的通行费作为资产池。由于该类资产的付款人和金额都存在不确定性,其资产池先天就有风险巨大且集中的缺陷,而产品的结构设计也未能在增信措施上很好地防范这一风险,从而使得一旦资产池出现现金流大幅下降的情况,该项目偿付便会发生严重问题,最终导致违约。
首单ABS违约事件无疑暴露了国内ABS市场存在的问题。
首先,未谨慎筛选基础资产。国内市场刚起步,需要探索和尝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基础资产本身的风险就很大,中介机构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降低风险。此次违约事件中的资产池,是大城西黄河大桥每月的通行费收入,如此单一又没有固定付款人和金额的资产池,风险不仅大且高度集中,但若是将其与其他的收费权合并,当一组收费权现金流出现问题时,其他的收费权也能相对补足一部分,从而分散风险。
其次,增信措施仍不够完善。即使资产池风险集中,一般来说也可以通过交易结构设计、超额抵押设置、保证金和现金储备账户、差额支付承诺、回购承诺和流动性支持等内部及外部多种信用增级措施来实现风险分散和投资者权益的保障。然而在我国,交易结构的复杂化似乎更像是为了迎合监管要求、规避监管限制,或者是以获得更高信用评级为目的,并没有真正地从投资者利益出发。
最后,则是项目参与方对于资产池现金流的监管问题。此次违约的专项计划报告显示,自2015年三季度开始,过桥费就再没有足额归集缴付过,而直到2016年二季度违约,期间从计划管理人到评级公司再到投资者都是集体不作为。若是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各参与方都能保持对项目情况的实时跟踪调查分析,出现问题立即披露并协商解决,出现违约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
除了违约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因为市场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ABS行业当前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当前的信息披露仍不够规范统一,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等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投资者的培育工作,也间接增加了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第二,缺乏活跃的二级市场。目前国内的ABS很少在二级市场流通,大多数会被投资者持有到期,这既不利于资金流动性的增加和ABS的推广普及,更不利于风险的分散。例如,信贷类ABS常常被同业互持而不在二级市场交易流转。这种情况下,信贷资产的风险仍然存在于银行同业之间,并没有得到分散。
第三,缺乏成熟的定价及评级体系。现有的信用评级制度相对落后单一,合理的定价体系更是缺乏,这也会阻碍资产证券化市场健康快速地发展。
第四,监管政策仍需进一步改善。针对信息披露机制、定价体系、评级制度、基础资产、风险隔离机制等的制度需要相关规定并加以完善,从而对市场的各个参与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规范。
资产证券化案例篇
招商银行和萃2016年第三期
不良资产支持证券项目(和萃三期)
发起机构:招商银行
基础资产类型:不良贷款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中信证券、中银国际证券
背景信息:
2016年国务院重启了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就银行方面来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大、信用风险高发导致不良资产率节节攀升的形势下,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重启试点,不仅能够缓解金融体系风险、拓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以及丰富金融市场投资品种,还能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以及盘活银行的金融资产,无疑是“江湖救急的一招妙计”。
自5月试点推行至2016年底的7个月内,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已经发行14只共计156亿元的产品,不论是发行效率还是发行数额都在行业内属较高水平,可见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已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2016年和萃系列不良资产支持证券项目共计发行四期产品,基础资产分别为不良信用卡贷款、不良小微贷款、不良对公贷款以及不良小微贷款,在国内率先现了对主要不良资产类别的全面覆盖,且四期产品都是由招商证券牵头主承销商协助发行。
“和萃三期”为国内首只以对公贷款不良债权作为基础资产的ABS。此产品由招商银行发起并委托华润信托发行,且由招商证券、中信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共同完成,于2016年9月26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发行,发行总额6.43亿元。其中,优先档发行占比62.21%,评级AAA,票面利率3.29%,全场认购倍率2.83;次级档发行占比37.79%,无评级,采用溢价发行,全场认购倍率1.95。
项目亮点:
首先,此次基础资产质量优良。尽管是不良资产,但单笔金额较小,分散性较好,其中抵押担保贷款的占比为73.77%,相对较高。多数借款人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良好的司法和经济环境,抵押物交易市场也较为活跃,且抵押物本身也多为折现能力较强的房产和土地。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提高资产池的回收比率并提升现金流预测的可靠性。
此外,该项目在交易结构上有多处创新设计。通过设置流动性储备账户和外部流动性支持的差额补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风险;设置贷款机构的超额收益分成机制,能够有效地激励贷款机构尽职履责意愿;而“贷款服务机构-资产服务顾问”监督约束机制更是能够对贷款服务机构的清收职责进行约束和监督,从而提高资产池的回收水平,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除“和萃三期”是首单不良对公贷款ABS外,“和萃二期”也是首单不良小微贷款ABS,和萃系列在多项基础资产类型和交易结构方面的创新突破,为国内市场树立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标杆。
华驭第五期
汽车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华驭五期)
发起机构: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基础资产类型:汽车贷款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银行、工商银行
背景信息:
中国市场是大众汽车金融服务股份公司全球业务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中国市场的存量合同已经超过77.5万单,相比上年同期增长了将近23%。随着大众汽车在中国业务的持续增长,其融资需求也不断攀升,资产证券化业务也就自然加快了脚步。自2014年和2015年“华驭一期”和“华驭二期”分别在国内市场发行,2016年共发行三期产品,其中“华驭五期”为大众汽车金融在全世界开展的“Driver”系列汽车贷款证券化产品在中国发行规模最大的一期。
2016年也是汽车贷款资产证券化产品蓬勃发展的一年。贷款买车的普及以及投资者认可程度的提升,发行总额较2015年增长了74%。而华驭系列产品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它与众不同的交易结构设计,更主要的是其与国际的接轨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为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其他参与者提供了示范性的标杆。
“华驭五期”是由中信证券担任主承销商,以汽车抵押贷款作为基础资产发行的产品,其具有较高的信用评级与国内外市场认可度,于2016年11月25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获得了海内外投资者的积极认购,规模约40亿元。其中包括优先A级证券35亿元,占比87.5%;优先B级1.5亿元,占比3.75%;次级3.3亿元,占比8.25%,以及超额抵押0.2亿元,占比0.5%。
项目亮点:
第一,相较国内其他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华驭五期”所属的华驭系列ABS在自身交易结构上就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包括超额抵押担保的设置、“红池黑池”转换机制、现金流的非完全顺序支付、由评级触发的贷款服务机构预付机制、现金储备账户和月度储备账户的设置和折后本息余额机制等。这一系列的设计都是大众金融在全球范围内采用的“Driver”系列高度标准化的证券化结构,一定程度上缓释了交易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提高了融资效率。
第二,“华驭五期”是华驭汽车贷款资产证券化系列首单循环结构产品,首次引入了持续购买机制,成功将“Driver”系列的循环结构引入中国,实现了设计结构上的完全接轨。尽管持续购买结构以及发起机构筛选资产的标准和能力会使得未来的资产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超额担保目标水平的设置、提前摊还时间等触发机制以及引入折价购买持续购买标的资产的机制等,都能为证券的偿付提供一定的信用支持和保障。
德邦花呗第十四期
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
发起机构:蚂蚁小贷
基础资产类型:小额贷款
计划管理人、承销商:德邦证券
背景信息:
2016年“双11”总交易额再一次打破纪录,达到了1207亿元。作为其金融支撑力量的蚂蚁金服功不可没,全天完成支付10.5亿笔,其中余额宝占比11%,花呗占比20%。如果说余额宝让理财走进每个人的生活,那么花呗则是将贷款消费带入寻常百姓家。从以前的贷款买房,到后来的贷款买车,再到现在的贷款买日常消费品,民众的消费理念和习惯正在慢慢转变,而这正是新金融服务给社会带来的改变。
2016年2月开始被蚂蚁小贷接手的花呗消费贷款业务,作为一个新兴金融服务产品,用户通过花呗完成的每一笔支付,其实都相当于蚂蚁小贷公司的一次信用贷款。而一个融资额度不能超过净资本2.3倍的小贷公司,想要实现10.5亿笔消费贷款,寻求各种融资渠道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途径就是资产证券化。2016年8月蚂蚁花呗消费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项目于上交所挂牌,总额为300亿元,发行期数不超过20期。截至当年底,德邦证券已协助蚂蚁小贷成功发行了十四期德邦花呗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消费金融问题频发,年底监管开始收紧,互联网金融消费贷款类的ABS发行一度受阻。而德邦花呗第十四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成功发行,可见蚂蚁小贷旗下的花呗系列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具有独道之处。此产品由德邦证券担任计划管理人和承销商,发行总额为25亿元,其中AAA评级的先A1级占比80.7%,AA-评级的优先A2级占比7%,次级占比12.3%。
项目亮点:
首先,由于花呗用户的还款期较短,想要发行期限一两年以上的产品,需要使用循环购买机制来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这种设计也给资产池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而该产品为循环购买机制设置了折价购买机制,最低折现率为 9.00%,使得资产池的加权平均收益率远大于相关费率和优先级以及次级证券的收益率之和,以及超额利差和现金流超额覆盖的设计都可以对优先级的证券形成一定的信用支持。而此次计划设置的资金管理、加速清偿、收益分配环节等,也有助于提高优先级证券本息偿付的安全性。
其次,阿里的大数据风控系统有助于筛选出合适的资产,从而组成集中度较低、信用风险低的资产池。众所周知,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在信用审核和业务流程上较为格式化和固定化,而互联网消费金融的用户群体本身存在分散且贷款金额小的特征,如果采用传统金融机构依靠人工来进行风控和信用管理模式,很容易出现风险和信用把控不准确从而导致后期不良资产的形成。而阿里的大数据风控使得其消费金融业务的不良率控制在1%以内,可见大数据风控的作用及重要性。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
信托资产支持票据(远东一期ABN)
发起机构:远东国际租赁
基础资产类型:融资租赁债权
承销商:国家开发银行、渤海银行
背景信息:
资产支持票据(ABN)自2012年在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推出,当年信贷类和企业类ABS也正式重启。5年过去了,信贷类和企业类市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2016年发行规模突破了8000亿元。反观ABN市场,2012-2015年共发行24只产品,规模229.2亿元,尽管2016年表现优异,发行7只产品,规模达154亿元,但与ABS数千亿的规模相差仍甚远。
ABN未能有大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不能真正实现破产隔离和负债出表等条件的限制,而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来解决。信托型ABN就在传统型ABN的基础上引入了SPV,使得产品更受投资者的青睐,也吸引更多的银行和企业参与进来。尤其是2016年12月12日交易商协会的《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修订稿)》中对于基础资产类型的进一步明确、引入SPV、商业银行的主角地位、40%额度限制的突破等一系列举措,结合信托型ABN的模式,都促使未来ABN千亿市场的发行规模成为可能。
“远东一期ABN”作为银行间市场首单信托型ABN,是信托公司作为主要发起机构的一次重要尝试,其由远东国际租赁作为发起机构,平安信托作为发行载体管理机,国开行作为主承销商,注册发行金额为20.68亿元,其中优先A级占比84.9%,评级为AAA级,优先B级占比9.06%,评级为AA级,次级占比5.96%。作为市场发行的第一例信托型ABN,其有望成为主流模式,引领整个行业。
李彧挥、孙娟、高晓屹基于福建永安市林农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累积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林农对林业保险需求的因素。发现林种类型、林农的特殊经历、家庭收入水平、不同区域、林农受教育程度以及政府是否对保费进行补贴对林农购买林业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用材林面积与投保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林农有特殊经历的知识面更广,收入更高,投保意愿更加强烈;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政府的保费补贴与投保意愿都呈正相关关系。他们提出通过针对不同林种设置差异化险种,加大保险费用补贴力度等方法提高林农的保险意愿。
陈盛伟,薛兴利分析了林业保险的技术难点,指出林业技术术语、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以及林业生产施工与作业过程中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的技术要求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能够对林业保险的开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对其他林业融资方式的研究
其他林业融资方式包括林业信托、林业基金和森林资源资产证券化。薛艳、杨淑波认为林业产品存在巨大供需缺口,林业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为林业信托提供了产业基础。提出林业信托可以通过贷款信托、股权融资和租赁融资的方式作为林业引入资金。
陈锡文、李屹、陈兴良等人分析了英、法、美、日、澳大利亚和瑞典林业基金的特点和作用,指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林业基金制度,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建立林业基金制度,明确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能够落实的林业基金来源。必须建立健全林业基金管理制度,严格界定林业基金使用范围,在广筹资金的前提下,林业基金的使用与管理,要做到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左旦平、张式楷认为由于缺乏基础理论指导,林业基金制度最初设计方案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包括建立林业基金制度的政策目标不够明确;并没有开辟出新的融资渠道;关于林业基金管理的内容空泛;林业基金制度内部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对外部配套条件缺乏深入研究。他们从传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角度对林业基金制度实质和内涵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一个建立林业基金制度的基本理论框架。
潘焕学、秦涛、张元结合资产证券化的含义、条件和森林资产的特征,分析了森林资源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提出了森林资源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模式,并且提出通过推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体系的改革,健全信用评级体系;完善森林资源流转制度,建立统一的森林资源资产交易市场;加快林业产业化进程,提高林业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措施三项措施推行森林资源资产证券化。
总体看来,目前对于林业金融问题的研究,理论层面的分析较少,实践层面的探讨较多;定性分析的研究较多,定量分析的研究不足;提出的对策以宏观政策方面的建议为主,微观的、技术层面的建议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为制定政策做为指引,另一方面要重视通过定量分析进行研究,寻找地域性差异造成的特殊性问题,为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因地制宜的开展林业金融业务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1.秦涛,田治威,潘焕学.我国林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战略框架构建路径[J].绿色财会,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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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几年我国林业发展的总体态势
近几年我国针对林业发展的各个有关方面和组成部分,进行了探讨,并最终以法规的形式颁布了林业产业的具体行业发展规则和办法。这对于我国目前的林业发展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在这个文件的指导下,我国的很多地区的林业发展都开始进行调整和改革,在这个改革热潮中,福建、江西、辽宁、浙江、云南5省的改革成果最为显著,其荒山荒地造林面积仅仅一年时间就较去年同期达到了近三分之一的增长,超额完成计划,扣除了物价增长等其他客观因素,其涨幅也是进二十年中最高的,所以,改革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2、新时期林业发展与生态、经济的关系林业产业的发展和其他产业的发展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与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产业发展的每一个动作和动向都会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在新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破坏问题越来越严峻,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林业发展与生态、经济三者的关系,也越来越渴望在林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探求到可以使生态、经济平衡发展的方式。而如何有效的解决三者之间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发展中寻求的平衡和和谐。我们既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就大肆的破坏生态环境,这样只使给林业产业的发展陷入困境,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也不能只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放弃林业产业的发展,进而放弃经济的发展。无论哪种做法,都是不科学的。我们应该寻求三者之间的最佳平衡,在相互制约中寻求三者的共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相关企业管理人员有足够的经济学知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心,才能做好统筹兼顾,不使三者的发展发生倾斜。
3、我国新时期林业发展与金融行业的发展关系
金融业随着世界经济的大融合,越来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林业产业的发展也无法脱离于金融产业的关系。现阶段,我国林业市场还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这就要求金融业要把握好在林业产业上的投资方向和力度,适当的促进林业经济的发展,从而从中获得双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吉林伊春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林业资产证券化,成功实现了林业资产证券化,这也是其他林业产业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方式。作为林业企业,我们要适当的对于金融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达到辅助自身发展的目的;对于金融业,则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胆解放思想,催生林业资产证券化这个前无古人的金融新产品,实现林业资产资本化。总之,这是两个产业的合作,是一个双赢的项目,是一个具有远大前途和生命力的新型合作方式,是新时代背景下,林业产业自身发展和其他行业的发展相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成功模式。
二、新时期发展我国林业经济的几点建议
1、林农结合,实现林业经济发展的规模化和多样化式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因为我国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农业产业大国。林业产业基于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更有利于借助农业的发展来达到自身的发展目的。我们可以从农产品和林业产品相结合的角度,根据市场的需求,人们当今饮食的需求,探索新的绿色食品,将农产品和林产品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也可以,大力推广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兼备的生态经济兼作。如实行林草间作、林药间作、乔灌混交等种植模式,最终使退耕还林成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收入的良机,同时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的综合效果。从提高生态效应、景观效果、经济效益出发,成片造林力度明显加大。片林建设以苗木基地发展苗术基地、经济果林、速生丰产林等经济型林种为主。采用多样化的以林养林方式,有的以发展苗术养林,有的以发展林木加工养林,有的以发展经济果林养林。农民还采取林苗结合,林禽结合、林菜结合、林果结合等方式,提高林地产出和经济收益。
2、加大科技投入对林业的扶持
免费,赚钱,全民?或许在你看来,这实在是难以置信――分分钟传销即视感――你看,会现场,所有人统一T-shirt,Boss们频频站台“叫卖”,不时引得台下捧腹。
开个玩笑。很显然,事实绝非如此。
他们自诩光伏领域的“搜房网”,势要打造一个将光伏电站项目与互联网、投融资、保险风险、用电终端用户等各环节相结合的网络平台。
“往浅的说,是我们几个合伙人观察到了商机,做这个平台能挣到钱;往深里说,是我们发现了光伏电站行业的各种不成熟,各种痛点,各种劣币驱逐良币。我们觉得生态型平台的出现,可以大大促进光伏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所以我们就做了。”全民光伏联合创始人欧文凯解释。
牵绊的痛点是什么呢?在公司董事兼COO刘杨看来,一是优质的屋顶资源,二是融资问题。而PV Plus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提供一个线上线下信息平台,将优质的屋顶资源和投资商对接起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最重要的,平台向社会公众开放,无论你是工商业企业主还是居民。
互联网思维嘛,特点就是免费。如果你是业主,他们会免费帮你做这些:
免费提供技术勘查和评估,从技术和经济层面看是否合适安装光伏;
免费提供光伏电站设计方案服务,业主可以拿着方案招标安装服务商或投资商;
免费为业主对接优质可靠安装服务商;
免费为不愿意自己投资但想出租或享受优惠电价的业主对接优质可靠投资商。
当然,我知道,大家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赚钱。
我们用具体案例来说。
以上海地区1MW工业厂房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为例,占用屋顶面积1.5万平方米。白天(8:00-16:00)工业10KV用电加权平均电价为0.93元/kwh,自发自用比例70%(光伏电力70%自用,30%余电上网),年满发小时数为1150小时。
你有三种合作模式可选:
模式一:屋顶企业自投自建,独享光伏项目收益;
模式二,第三方投资公司投资建设,屋顶企业通过合同能源管理(EMC)方式购买优惠绿色电力,节省电费支出;
模式三,第三方投资公司投资建设,屋顶企业通过出租屋顶面积获得租金收入。
当然,如果你没有屋顶资源,但知道哪位熟人有合适的屋顶资源,可以通过全民光伏平台进行推荐,自己也就成为了中介,赚取中介费。
很多人说互联网平台是一个烧钱的行业,尤其在前期基本是亏钱的状态,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从“先驱”沦为“先烈”。那么对于全民光伏这样一个平台呢?他们怎么赚钱?
在刘杨看来,如果一个模式靠“烧钱”才能运营,就不能称之为商业模式,PV Plus不会靠“烧钱”生存下去。
2. 试论会计的管理职能
3. 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目标
4. 试论资产的计量属性
5. 公允价值计量研究
6. 试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7. 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价值计量与摊销研究
8. 试论无形资产范围的界定
9. 试论会计环境
10. 论环境会计的概念结构
11. 绿色会计初探
12. 绿色会计计量问题探讨
13. 稳健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应用与思考
14. 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思考
15. 对稳健性会计信息质量的再认识
16. 政府会计基础的比较研究
17. 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管理活动
18. 上市公司的会计问题研究
19. 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披露问题研究
20. 关于成本考核指标的探讨
21. 对会计监督的再认识
22. 作业成本法核算初探
23.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若干问题
24. 对作业成本管理的认识
25. 试论企业战略成本管理
26. 人力资源成本计量模式的探讨
27. 通货膨胀会计研究
28. 理论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
29. 试论会计规范
30. 经济环境与会计发展关系的研究
31. 重组会计研究
32. 破产会计理论研究
33. 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评价
34. 对新型责任会计初探
35. 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研究
36. 建立和健全会计市场的探讨
37. 探讨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的新思路
38.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问题研究
39. 浅谈会计文化及其构成要素
40. 借款利息资本化有关问题的研究
41. 浅议可转换债券及其会计处理
42. 论影响会计核算方法选择的因素
43. 存货准则中有关问题探讨
44. 成本报表体系问题研究
45. 浅议收入的含义及其层次结构
46. 对提高会计工作质量的认识
47. 会计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
48. 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原因和对策研究
49. 试论会计信息的地位与作用
50. 成本分析指标体系研究
51. 物价变动条件下会计核算的现实选择研究
52. 债务重组及其会计问题的探讨
53. 上市公司利润操纵问题的剖析
54.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问题与对策探讨
55. 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诚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56. 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模式的探索
57. 会计诚信问题的理性思考
58. 对财务会计基本假设的重新思考
59. 如何构建会计监督支持系统
60. 关于企业商誉评估的思考
61. 会计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关系研究
62. 试论通货膨胀对财务会计的影响及对策
63. 行为会计探讨
64. 资本市场与会计准则
65. 建立完善的会计准则理论体系
66. 资产计价目标和计价方法之间关系研究
67. 企业激励制度与会计政策选择之间关系的探讨
68. 无形资产价值确定的探讨
69. 无形资产价值摊销方法的探讨
70. 资产重组中的财务会计问题研究
71. 衍生金融工具对会计的影响探讨
72. 关于企业实行责任会计的调查报告及其分析研究
73. 关于企业财务会计核算情况的调查研究
74. 《小企业会计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75. 对所得税会计的理论研究
76. 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研究
77. 实质重于形式在《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分析
78. 关于资产减值准备问题的探讨
79. 运用现金流量表分析会计收益质量
80.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主要差异研究
81. 论会计政策选择目标
82. 论资产减值会计
83. 会计舞弊的形成原理及治理
84. 论内部会计控制与社会监督
85. 完善民办学校财务管理的对策
86. 对理解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思考
87. 长期股权投资所得税会计研究
88. 固定资产所得税会计研究
89. 无形资产所得税会计研究
90. 存货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91. 固定资产盘盈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92. 分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93. 无形资产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94. 分期付款购买无形资产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95. 自行研发无形资产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96.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97.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98.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99.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0. 交易性金融资产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2. 投资性房地产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3.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4. 财产清查业务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5. 职工薪酬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6. 亏损合同业务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7. 债务担保业务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8. 产品质量保证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09. 债务重组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10. 视同销售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11. 其他收入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12. 售后回购所得税会计处理探讨
113. 售后租回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14. 产品分成业务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15. 补贴收入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16. 销售退回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日后调整事项)
117. 分期收款销售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18. 委托代销业务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19. 受托代销业务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20. 重大会计差错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21. 对外捐赠业务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22. 接受捐赠业务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23. 借款费用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24. 以地换房和以房换地业务所得税会计处理分析
125. 我国预算会计组成体系探讨
126. 我国预算会计主体探讨
127.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及其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128.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改革对预算会计的影响
129. 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的预算会计
130. 论权责发生制在预算会计中的应用
131. 企业会计与预算会计会计要素比较研究
132. 行政事业单位长期资产核算改革研究
133. 政府预算会计与政府财务会计结合模式研究
134.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与会计核算探讨
135. 企业会计与预算会计差异问题研究
136. 西方政府会计与我国预算会计差异问题研究
137.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分析
138. 会计信息失真与公司治理关系探讨
139.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研究
140. 会计诚信建设问题
141. 养老金会计的探讨
142.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43. 财务会计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研究
144. 高职院校会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方向
145. 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
146. 论市场经济下审计的职能与作用
147. 从企业的安全性谈偿债能力分析
148. 浅谈应收账款管理
149.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与完善
150. 企业财务风险成因及其防范
151. 讨论企业负债经营
152. 会计准则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分析
153. 企业并购中的财务风险分析
154. 企业资本结构优化途径探析
二、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类
1. 浅谈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其对策
2. 论企业筹资决策
3. 建立企业内部责任会计体系的探讨
4. 试论财务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5. 推行目标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6. 试论企业投资决策中的若干问题
7. 资金时间价值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意义和应用
8. 我国推行责任会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9. 论租赁筹资
10. 企业各种筹资方式比较研究
11. 金融市场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
12. 企业预算的性质、体系及编制分析
13. 管理会计在我国的应用情况的分析研究
14. 建立责任会计在会计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15. 试论财务管理的职能
16. 试论风险投资决策
17. 对资金成本问题的探讨
18. 宏观成本管理的探讨
19. 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
20. 关于评价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探讨
21. 产权资本保护研究
22. 论我国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23. 现有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考核指标的探讨
24. 论现代企业的分权分层管理
25. 提高企业资本运营水平的探讨
26. 稳健性原则对企业财务风险决策的影响
27. 对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分析
28. 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财务主体
29. 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分析
30. 风险观念在财务管理中的地位
31. 银行借款的案例与分析
32. 论商业银行的管理会计工作
33. 现代企业制度下权益财务管理的特点
34. 中西方理财观念的比较
35. 破产企业财务管理问题研究
36. 企业改组财务管理问题研究
37. 企业偿债能力研究
38. 现代企业制度与财务管理改革
39. 浅谈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40. 试论财务管理的规范化
41. 对财务比率分析中有关问题的探讨
42. 试论企业负债经营
43. 通货膨胀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分析
44. 融资租赁的案例与分析
45. 论管理会计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46. 论管理会计的方法体系
47. 资本投资方案经济评价中“风险”程度与风险报酬的估量问题
48. 成本性态分析的意义及局限性
49. 国有企业负债过度的成因与对策
50. 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51. 论负债的财务杠杆作用
52.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状况的调查研究
53.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54. 上市公司的筹资策略及效果分析
55. 企业并购中的风险分析
56. 盈余管理的探讨
57. 收益质量的分析与评价
58. 作业成本计量的探讨
59. 质量成本的研究
60. 经济增加值在业绩评价中的作用和做法的研究
61. 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
62. 成本中心业绩评价的分析
63. 投资决策的案例与分析
64. 负债筹资的案例与分析
65. 股票筹资的案例与分析
66. 股利决策的案例与分析
67. 成本决策的案例与分析
68. 固定资产更新决策的案例与分析
69. 本量利分析的案例与分析
70. 现代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71. “资产证券化”问题的研究
72. 企业反并购对策研究
73. 论企业技术创新与财务管理创新
74. 高校贷款融资风险防范的举措
75. 中西部企业在大开发中财务问题与对策
76.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财务策略
77. 成本控制在建筑施工企业中的运用
78. 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79. 加强中小企业营运资金的管理
80. 中小企业融资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81. 中小企业财务风险成因及其防范措施
82.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问题分析——以某公司为例
83. 企业并购的财务效应分析
84.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研究
85.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6.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87. 债转股问题研究
88. 本量利分析应用问题研究
89. 财务比率分析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90. 财务比率分析在内部控制中的应用
91. 财务风险的控制与防范
92. 财务风险评价体系研究
93. 浅析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问题
三、审计类
1. 论经济责任审计
2. 会计电算化对审计的新要求
3. 会计咨询与会计服务业务发展对策研究
4. 经济效益审计中的效益评价方法
5. 论优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环境
6. 建立审计信息制度
7. 试论审计信息与审计决策
8. 试论投资效益审计
9. 审计抽样中存在的问题及预防措施研究
10. 试论投资效益审计
11. 审计抽样中存在的问题及预防措施研究
12. 小规模企业审计
13. 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的避免与控制
14. 重建我国审计信用的思考
15. 论审计环境
16. 审计技术与方法发展的新趋势
17. 论优化政府审计环境
18. CPA业务拓展与独立性的冲突和协调
19. 现代企业如何搞好企业内部审计
20. 上市公司审计失败问题研究
21. 审计责任与会计责任的比较
22. 风险基础审计模式及其应用
23. 浅谈现代企业制度下审计方法创新研究
24. 论审计风险的避免与控制
25. 论审计的独立性
26. 会计师事务所的作业组织结构优化研究
27. 论审计质量控制
28. 浅谈环境审计
29. 论电算化环境下的审计方法
30. 论审计工作底稿的规范化
31. 浅议廉政建设在规避审计风险中的作用
32. 浅议政府采购审计
33. 政府审计风险的成因及预防措施
34. 财务欺诈审计风险防范
35. 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现状分析
36. 内部会计控制的探讨
37.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识别及防范技术研究
38. 风险防范技术及应用
39. 会计数字游戏的识别
40. 农村经济组织的审计监督研究
41. 资产证券化审计研究
42. 内部控制报告规范研究
43. 现金流创造的审计研究
44. 资产魔方的审计问题
45. 资产减值审计程序研究
46. IPO审计规范研究
47. 民间非赢利组织审计问题研究
48. 内部控制环境评价研究
49. 会计地雷防范研究
50. 我国中小企业内部审计的现状及对策
51.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52. 于企业合并会计报表会计问题研究
53.电算化系统审计
四、会计电算化类
1. 论电子计算机在审计中的作用
2. 关于会计电算化在企业实施的经验总结
3. 计算机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
4. 我国会计电算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5. 中外会计信息化现状比较研究
6. 会计电算化系统中的组织控制问题
7. 会计电算化系统下的内部控制问题研究
8. 会计信息系统开发问题的探讨
9. 会计软件开发中的标准化问题探讨
10. 会计信息化实践对会计工作的影响与对策
11. 我国会计信息化市场存在的问题与调查
12. 通用帐务处理系统中的会计科目的设计
13. 会计软件开发中如何防止科目串户的探讨
14. 关于建立管理会计电算化的系统的构想
15. 会计电算化系统与手工会计系统的比较研究
16. 会计电算化后的会计岗位设计问题研究
17. 关于我国会计电算化理论体系的构想
18. 计算机网络系统在管理中的应用
19. 我省会计信息化现状与存在问题研究
20. 会计电算化内部控制的若干典型案例
21. 会计电算化和手工系统并行运用的经验
22. 网络财务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研究
23. 会计电算化对会计基本理论的冲击和影响
24. Excel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问题研究
25. 企业ERP实施与业务流程重组问题研究
26. 会计电算化模拟实验的实践研究
27. 会计电算化系统中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研究
28. 财务软件发展趋势问题研究
29. 会计软件通用化问题研究
30. 信息技术发展对财务报告模式的影响
31. 会计电算化系统审计的策略和方法研究
32. 会计软件的质量及其保证
33. 会计信息化发展趋势问题研究
34. Excel在会计核算中的应用
35. 会计信息化实施过程与会计业务重组研究
36. 网络财务的安全风险及防范
37. 对我国当前财务软件的探讨与分析(以用友为例)
38. 关于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和电算化业务能力的探讨
39. 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安全性分析
40. 新经济时代会计电算化的发展趋势
41. 关于会计电算化的实施对传统会计职能的影响
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矿业集团)是2013年3月由政府批准,通过注资并整合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有色地质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煤炭地质勘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组建而成,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国土资源厅履行出资人职责,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自治区直属大型国有企业。矿业集团为自治区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大型资源企业,以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为主导产业,集“探、采、选、冶、加”五位于一体,实施产业化、集群化、资本化运营,多极发展,成为自治区矿业资源产业的龙头企业和矿业权整合主体及矿业资本运营平台;开展境内外资源勘查(包括地质科研等各类地质工作)、资源开发、资源加工贸易及资源资产资本运营等业务。
矿业集团在企业经营和发展中,主要坚持了资源资本化操作和制定了科学的发展模式。
一、坚持资源资本化操作
资源型企业同时也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探、采、选、冶、加”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作为支撑,矿业集团在经营发展中,利用资源优势,坚持资源资本化操作,使得在成立发展初期、投资大、回报慢的不利情况下,保证了资金流的充足和稳定,有利的保障了各项生产工作的开展和推进。资源资本化指通过系统的政策、制度和措施等将市场机制作用于资源,使资源从一般意义的无差别(或差别不大)的有用物(包括自然物和社会物),转化为具有商品性性能、带来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特殊意义上的有差别的有用物。矿业集团在资源资本化运作上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
(一)是打开股票市场融资通道
利用有色板块香港上市工作,尽快确定新的审计、评估基准日,筹建股份公司,协同好审计、评估、境内外法律顾问、财务顾问,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2015年计划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择机挂牌上市,实现境外股票市场融资的突破。利用国家将把A股上市管理,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的有利条件,整合矿业集团名下的资产,选择有利的上市路径,力争在沪市主板或深市中小企业版发行上市,实现股权直接融资,为集团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同时推动矿业集团资本运作的社会化、公众化。
(二)是积极推进证券融资
选择成长性好、吸引力强的项目,通过明股实债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解决项目资金短缺问题,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弥补暂时无法在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的不足。剥离不良资产和流动性差的资产,预估财务风险后,先重组成资产池,通过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并购重组发售,盘活资产,增加流动性。整理矿业集团专属矿山收益权(探矿权、采矿权、土地权等),通过投资银行,尝试发行收益凭证实现融资,推进资产证券化。
(三)拓宽现有融资通道
提高中票、企业债的发行额度,突破授信限制,扩大融资规模,解决当期资金难题。充分发挥所属资产管理公司和金控公司的融资功能,在防控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加大资金杠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借助国内外贸易平台,以锌、铝、铅、银、金及其他矿产资源作为交易介质,通过在上海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进行交易,以贸易信用证或其他形式进行海内外贸易融资,同时做大产值,获取交易盈利。
二、制定了科学的发展模式
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模式要根据我国矿产资源产业的地质环境和成矿规律乙级矿产资源特点,集合地质矿产勘查、开发产业发展的实践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走向,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制定。今后我国矿产资源产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科学找矿、整装勘查,整合开发、产业集群,循环经济、绿色矿山。矿业集团据此提出了“135”发展战略,“135”发展战略指:“一个目标、三个定位、五个板块”的发展战略,即“一个目标”是用5年时间实现产值1000亿元发展目标;“三个定位”是把矿业集团建设成自治区资源产业龙头企业,自治区资源资本的运作平台,自治区政府矿业权整合主体;“五个板块”是重点发展地质勘查、有色金属发展及深加工、新能源、现代煤化工和资本运营五个核心产业。主要做法是:
(一)是加快项目建设,为做大总量奠定基础
按照“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规划一批”的思路,蹄疾步稳,环环相扣,争分夺秒,全力抓好项目建设。
在建项目加快进度,尽快形成生产能力。矿业集团在建的项目量大,投资大,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执行工期计划,强化调度指挥,科学组织施工,努力降低建设成本。
结合“十三五”规划,谋划一批新项目。围绕地质勘查、煤制油(气)、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电力特高压通道、非常规能源领域,紧盯国家、自治区和国土厅政策动向,提前谋划一批产业项目,加强与自治区有关部门工作对接,使矿业集团规划项目更多进入国家和自治区规划,实现矿业集团规划与国家、自治区规划同步实施。
完善建设项目的保障和支持条件。一是加大协调力度,尽快完备项目手续。二是广开融资渠道,保障资金供应。三是实行建设项目责任制,把任务落实到具体人员。
(二)加强资源勘查储备,为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发展后劲创造条件
注重发挥地质勘查在矿业产业中的龙头作用,强化地质勘查产业对探采选冶加一体化的基础性支持。
充分利用自治区地质勘查基金投入,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项目,在整装勘查和集中勘查上力争取得新突破。一是利用好矿业集团在有色及稀贵金属勘查方面安排的资金投入,确保16个项目取得应有成果。二是加大矿权办理力度,特别是自治区配置的“5+1”矿权,以及配套矿业集团有色及稀贵金属规划的矿权的办理进度。三是对矿业集团现有的矿权全面梳理,搞清楚这些矿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占有、合作、抵押情况,摸清资产情况。
充分发挥矿产资源整合主体的作用,抓住矿产资源价格低迷的时机,与相关盟市和企业合作,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增加矿权储备。一是拓展地质勘查新的增长点,积极开展非常规油气资源、非传统矿产资
源以及地热资源的研究勘查。二是抓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扩大对俄蒙合作的有利时机,积极争取政府主导的境外资源勘查资金和项目,当好对俄蒙矿产资源开发合作的“先行官”,在“走出去”上提前谋划,制定具体计划和措施。
(三)推进技术、管理创新,开创转型升级新局面
现有矿山企业实施精细化、集约化经营,提高“三率”水平和资源综合利用能力。要加大深部、外部找矿,不断延长矿山服务年限。新建矿山坚持高起点,积极采用新工艺、新设备,运用综合环保措施,努力建设一流矿山。两个冶炼厂在如期完成技改工作,达到预期设计目标后,力争尽快扭亏为盈。新建的呼和浩特稀贵金属冶炼项目,坚持科学论证,博采众长,建成国际高端、国内一流的银化工产品及靶材研发生产基地。煤化工项目充分吸收国内同业示范项目的经验教训,完善各项技术方案,以成熟、先进的技术,确保建成后安全稳定运行。
企业管理体现法治精神和科学思维。一是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健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管理制度,做到机制再造,靠制度管人管事。二是加强财务管理,强化预算控制,规范大额资金使用。矿业集团刚刚组建,百业待兴,正处于产业培育期和投资高峰期,领导班子一开始就要求集团上下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不能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三是加强对项目成本的财务监督,使监督贯穿项目投资使用的全过程。四是加强内部审计,严肃财经纪律。五是完善比价招标管理,进一步降低项目建设和运行成本。六是注重安全和质量管理,严格把关、防微杜渐,使矿业集团所有项目都体现以人为本原则,满足百年大计要求。七是全面推行发展和经营目标责任制,落实年度目标责任状,强化经营发展目标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班子及成员的硬约束,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益。
虽然矿业集团成立时间较短,但由于在经营和发展中较好的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矿业集团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深入人心,得到了内外部广泛认同,战略指导作用不断提升;重点项目多点开花,产业建设快速推进,新能源开发取得突破;顶层设计和功能定位清晰明确,运营管理体系建设得到加强,制度化、标准化、流程化、信息化初见成效。
三、结束语
资源资本化是资源型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一个支撑点和着力点,资源、资产、资本“三位一体”管理是资源型企业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和模式,通过采矿权购入、探矿权占有和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资本化的手段,可以进一步保障资源型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流和现金流,而确定科学的发展模式,则可以加速企业的发展进程,抓稳企业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崔彬,王文,吕晓岚.资源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004年前后的中国股市风雨飘摇,证券行业资金缺口巨大,挪用客户资产、坐庄等违规问题普遍,全行业几近崩盘。证监会及时启动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对行业“刮骨疗伤”。艰难的三年“券商综合治理”,以及紧随其后的行业“分类监管”,不仅没有再让一家券商出现过财务危机或重大违法违规,还推动了一批券商以不同方式做大做优做强。
“在危机中要给希望,在发展中要做到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庄心一说。“市场向前进,监管往后退”,是他的一个核心思路。在他看来,监管边界设定的原则,是伴随着市场发育发展,凡是市场主体能够自主负责的,市场开始显效的地方,行政监管就要相应收缩、适时淡出。
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蓄势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7月,您在“全国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经验交流会”上首次提到了针对并购重组审核工作的“分道审核制度”。请问这种审核“分道制”的内涵和具体做法是什么?对并购重组工作有什么意义?
庄心一:“分道制”是对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申请分不同通道进行审核,简单说,就是对并购重组申请按设定的公开标准自动分类,区别对待,有条件地简化审核程序,减少审批事项。
我们设想的分类标准针对的主体,将分别是上市公司的诚信状况、中介机构的资质和水平、产业政策以及交易类型。一旦出现并购重组法定审核事项,即可根据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记录、行业自律组织对财务顾问的专业评价结果以及国家公布的产业政策等客观可辨的既有元素,综合生成分类结果,同时把项目的审核分为豁免、快速、常规和审慎四类,自动“对号入座”,区别对待。
举个例子,在“分道制”实行之后,对豁免类项目,也就是“好公司”与“好中介”做的“好项目”,它的一些审核事项将被豁免掉,不用审了。豁免不掉的,就走绿色通道,证监会方面不再预审,直接提交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对那些“差”的公司、中介或项目,审核时就审慎对待。
说到意义,我想最直接的就是要简化审批、提高效率;第二个,说直白一点,就是要奖优限劣,鼓励“好公司找好中介,一起做好项目”。我们相信,这种制度的示范效应将有利于激励更多的上市企业更加诚信、公开、透明,也能鼓励中介机构更加尽职,提升业务水平,把好项目质量关。
这首先要求监管部门日常监管工作做到公平准确,监管档案与诚信记录也要跟得上。因为,一旦这些内容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重组效率,大家就更要较真了,你得经得起检验。其次,大量的监管信息中哪些是最能反映上市公司规范性与诚信度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如何搜寻集成归类,都需妥善解决。与以往一样,这项制度设计过程实际也是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过程,用我的话说,叫“充分搜集相关元素,寻求最大公约数”,叫“沙盘推演、模拟攻击、极端情况假设”,要通过反复分析论证,使出台的规则尽可能达到“想得透、说得清、站得住、行得通、可持续、少后患”。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样做,局限性会克服一些,失误或折腾会少一些。
两年多的方案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还丰富了我们自己对“分道制”作用的认识,它的准备和实施必然要带动财务顾问资格管理、持续督导制度的落实,带动证监会提高日常监管质量。“分道制”将随着与其相关的配套项目、基础工作逐项出台实施或准备到位而启动并逐步推开。考虑到相关各方情况的差异,此项制度也可能先从具备条件的地方做起,进度服从质量,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步扩大。
《财经国家周刊》:这种制度设想是怎么产生的?感觉这个制度和券商“分类监管”制度异曲同工,都是划定标准,用差异化政策对待。
庄心一:“分道制”的思路框架其实是2009年4月在上海与一批证券公司专题研究后就基本形成了,初衷是想在现行并购重组审核制度下找一个突破口,解决困扰大家已久的审核效率不高和部分重组项目质量不高、诚信不足的情况交织并存的难题。同时还想在贯彻国家政策、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作些新的探索。
大家赞成搞“分道制”,确实与券商“分类监管”的经验有关。2004年证券行业风险爆发,证券公司的信用几近丧失,坊间甚至还有“防火防盗防券商”的说法。行业内部也很悲观。怎么办?!病要治,日子也得过,资本市场的运行又离不开证券公司,再说一百多家券商病情也不一样,有轻有重,还有基本健康的。当时证监会就委托证券业协会搞了一套公开标准,实施“创新类券商”、“规范类券商”的专业评价,由此将一批相对好的、比较好的筛选出来,实施相对宽松的监管,并使其恢复了应有的市场信誉,在全行业清理整顿期间获得了经营优势。这套东西一推开,业内真当回事,主动整改、努力达标的积极性上来了,我们也腾出手来去抓那些风险大的券商,在当时确实管了用。综合治理后期,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实施了全行业的分类监管制度。目前看效用是明显的。
但是,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毕竟不同,比如像证券公司那样每年用监管标准定个“A、B、C、D”,这恐怕对上市公司就未必适宜,很可能会影响各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所带来的副作用非同小可!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谈到“分道制”的制度设计已经快三年了,但到目前都还在研究之中 。我们想了解一下,在这个制度设计过程中主要的困难有哪些?
庄心一:其实对券商“分类监管”的思路,早在2000年业界就有人提过。2002年我到证券业协会工作后,就此与业内人士、监管部门有过深入探讨,达成了基本共识。但你们看到真正实施已是2007年了。
而这个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涉及面更广泛,复杂性更多一些,其中国家产业政策相对好办些,有公布的产业目录和行业振兴计划,但限制类产业通过兼并重组实施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也是受鼓励的,必须考虑到,不能疏忽。
中介机构的资质水平怎么评价,谁来评价;如何观察并购重组项目的质量,又如何将项目质量与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准、履职尽责状况联系起来;如何将中介机构的合规守信情况引入到评价标准中,等等,要做到真实客观、合理公正,既让大家对结果认同服气,又减少行政色彩防止变相审批,是需要花点功夫的。
上市公司的分类是当其涉及并购重组审批事项时根据以往监管记录即时形成。前面说了,这对监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较高要求,还要求相应建立一套依托日常监管的信息分类集成,自动生成不同结果的完整体系,包括交易所的、辖区监管局的、稽查部门的,都得覆盖到,还要考虑这个集合点设在哪个环节最合适。这方面工作量挺大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制度设计都应论证充分,准备周密,将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在前面,有备而动总比仓促上阵要有利。
“负向清单”鼓励券商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2年进入证券业协会主持工作,从三年综合治理到转入常规监管,近10年的经历一定让您对这个行业有很深的理解。但我们也从业内听到一些反映,认为目前仍需进一步放松管制,您是怎么看的?
庄心一:从我个人经历看确实与证券行业有缘分。上世纪90年代我曾在信托公司工作,当时信托业从事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证券业务,后来又去交易所工作,与证券业的工作关系更加紧密。长期以来,业界的想法意见,我一直愿意倾听,能够听到,也能够听懂。内心深处始终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和进步而欣慰,为它的困难与不足而不安。
说到管制问题,首先要厘清管制与监管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区别在于管制针对的主要是空间问题,监管针对的主要是行为问题。由此推理,需要在各个阶段都给行业自我管理、自主发展提供相对足够的空间,同时又对市场约束、自律管理失效的区域,特别是引发外部性风险、社会性矛盾的环节,从行为约束入手,实施有效的外部监管。形象点说,要给行业提供面积宽敞的“毛坯房”,至于内部格局、设计装修和日常卫生就不用代劳了,由他自己定,自己办。但“承重结构”你不能破坏,“水电系统”不能打断,半夜三更不能“卡拉OK”,脏物异味不能弄到楼道,对这些行为就要有外部约束。
这个问题,监管部门也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去解决的。记得在综合治理后期,一批新的监管规则陆续制定或修订,期间我们在讨论如何促进证券公司实现“差异化”发展这个问题时,开始意识到“同质化”监管问题不解决,“同质化”经营状况就很难改变!从那时起明确了监管要“设底线、留空间”的思路,有意识地给证券公司留出自我管理、自主经营、探索创新的制度空间,不再强求一致,并下决心主动推进阳光审核,简化审批程序,取消或下放审批事项等改革措施。当然,这个底线、空间也是随着行业、市场的变化而变的,最近我们将此调整为“定准底线,放大空间”,就是根据行业实际,监管与此动态互动的结果。我认为,这是今后我们在证券公司监管活动中应长期坚持的做法。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才谈到给行业留够探索创新的空间,那么在鼓励券商创新方面,证监会的监管思路是什么?
庄心一:自主创新是国家战略,证券公司创新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保持行业生机活力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作用,就证监会工作而言,首先是要牢牢树立市场化创新意识,除了要在全局性基础制度改革创新中充分听取、吸收市场意见,发挥市场主体的重要作用外,还必须要尊重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权利,鼓励支持和保护各类自主创新活动;其次是要引导行业在创新中把握好风险控制这道闸,提高创新的成功率和可持续性,涉及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监管部门要主动作为,考虑在先,防范为本,提供适当可行的解决办法;再次要做些协调组织,对市场创新中单个主体推不动、做不了而又绕不开的障碍和困难,要有针对性地给予帮助支持。
针对证券公司的创新,证监会在这些年的实践中作了一些探索。2004年了“关于推进证券业创新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只要市场有需求,公司有能力,法律不禁止,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范围内,证券公司都可以研究提出有操作性的创新方案,经行业协会组织业内外专家论证认同后均可进行试点。这是我国证券业内第一次将“负向清单”理念引入有效力的监管规则中。此后,券商集合理财、资产证券化产品、直投业务、现金管理产品、约定购回式交易、境外证券业务都是顺着这条道走过来的。所以这些年来,证监会相对主动了,对业界创新呼吁,我们有了积极回应机制。对于有创新业绩的公司,还在年度分类评价中得到加分鼓励。由此也引导全行业将创新意愿与自身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既务虚提建议,也务实“做作业”。
从综合治理前后的变化看,大家认为我国证券业发展显著,进步喜人。近些年,大家时常感叹,过去股市一低迷,券商就惶惶不安,危机重重,每轮都得倒一批,2007年以后全行业稳健意识、风控能力不断增强,规范状况和财务基础持续改善,这类担忧总算不再伴随这个行业了。这是事实。
但是从中介机构服务功能看,大家认为我国证券业不适应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需要,不适应实体经济、各类客户的多样化、精细化服务需求。目前,这个行业的进取性、创造力总体较弱,激情活力总体不足。这也是事实。
当下,行业改革创新发展又处在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作为监管部门绝不能满足于以往,更不能停留在今天。我们要认真反思剖析监管工作的不适应、不适当、不适合之处,从自身进一步转变观念,改进工作做起,在新形势下为行业抓住机遇、发奋进取、科学发展做得更多点,更实点,更准点,更好点。
具体讲几点,鼓励行业创新要体现在包容探索失误上;体现在以积极开放的心态热情对待行业各类新点子、新想法,包括各种埋怨牢骚上;体现在引导鼓励业界将想法深化、细化,转化成有可操作性的办法上;体现在实事求是地把握促进创新与控制风险间的均衡关系,务实合理地设定风险管理的适当尺度上。这些是监管部门要做的“作业”。
目前,我们要求券商在推出涉及客户的创新产品或服务前,必须让证监会知道并纳入风险管理体系内。对此,部分业内人士有些不同看法。我与他们探讨中说过,暂且摁下国际国内经验教训和众多案例不提,仅就你的创新能不能让我们听明白这一点,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任何新产品都必须得让客户知道是怎么回事,假定监管部门听不懂,恐怕绝大多数投资人理解起来也有不少困难。
《财经国家周刊》:您前面提到券商创新试点先行,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也可能先从具备条件的地方做起。我们发现除了分类监管、扶优限劣之外,您还喜欢用“试点”。这方面的心得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庄心一:其实这是一个常理。对新事物大家认知有限,经验尚无,且认识也不一定统一,先试点,探探路,搞成了,总结几条有针对性的办法,心中有数了再放开。遇到问题了,试点中纠错解决,给后面提供点“疫苗”,即使搞砸了,损失也控制在小范围内,不致于惊天动地,难以收拾。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一条重要经验。
也有不少教训。当年搞国债期货,短短几年内热火朝天,结果1995年一个“327”事件(“327”是一个国债产品),投资人损失重大且不说,市场也给毁了,至今还没能恢复。还有早先的券商委托理财业务,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大家都搞起来了,结果是“全军覆没”,不但客户损失惨重,还成了2004年证券公司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风险源。
“齐步走”本身也是个问题,好比有一群人,体质不同,老少不一,兴趣各异,怎么能“一二一,齐步走”呢?再则,“齐步走”不又走到同质化经营上了吗?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分步走。试点先行,逐步扩大,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制度,然后再转为常规业务。这个办法,我看行!
庄心一简历
1.中国产业升级的紧迫感和外在压力必须要让金融服务模式去开拓一条全新的“企业家(科技创新)金融”的服务模式。 自贸区给中国金融开放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它倒逼改革、催生创新,但同时也隐藏着未知的风险
现有的中国银行业的贷款模式根本无法胜任差异化业务特征的小微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利用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平台,充分调动海内外社会高净值人群和成功企业的财富收入,以及产业资本去支持回国创业的海归人才和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训练的知识人才的创新业务。甚至可以引进海外成熟的天使基金团队,并动用一部分国家的创新资金,经由第三方项目评估的专业机构认证和专业金融部门的运作,来支持小微企业的创新。因为一旦项目成功,它的收益回报与成熟产业相比,获利时间“长”而且“高”,这很符合政府的长期社会保障资金的运作要求。另一方面,作为政策建议,我们还希望缺乏人力资源和资金优势的民营企业家,应该调整自己的盈利模式,抓住上海自贸区这次千载难逢的准入机会,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向支持青年人才的“慈善家”转变(而不是做自己不擅长的银行家),以自己积累下来的、宝贵的“产业资本”,和当下最称职和最专业化的海内外的“金融团队”相结合,然后再努力去寻找最有创新精神和才干的“青年企业家”——这样三者的有机结合,一定会让中国的“硅谷金融”等“直接金融”的服务平台崛起。
2.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要让中小银行走专业化金融服务的融资模式(又叫“关系性金融”),从而既能避免中小银行之间业务“同质化”所导致的过度竞争问题,又能培育中小企业走向业务“精益求精”的专业化发展模式。
德国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发展的专业化金融服务模式是:中小银行不仅从事商业项目投资的前期贷款,而且针对企业日后的任何金融需求,比如,企业资金账户管理、企业财产保险等,它们都会提供“一站式”的全套服务。从来不会出现,放弃自己擅长的汽车行业贷款,为了谋求客户愿意支付的较高的利息而“移情别恋”,把有限的资金转投到其它不熟悉的行业;更不会自己主动出击,去降低贷款利息,争夺其他银行的客户。之所以他们能坚持稳定的“关系型金融”服务模式,是因为监管部门也会遏制“靠息差调整”来争抢客户的现象。
当然,在这种关系型的金融服务模式中,全方位的金融业务的开放,不仅是企业客户的需要(因为他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问题上,通过专业化技术水平的提高,来确保自己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的不败地位),而且中小银行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需要混业经营的服务模式来支撑“一站式”金融服务的成本(即它们和大银行靠“规模的经济性”取胜不同,谋求的是“范围的经济性”),比如,中小银行除了提供企业贷款服务以外,还会帮助客户销售它们发行的股票以获取必要的佣金。只有满足了客户提出的各种需求,才能让中小银行建立起“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3.自贸区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应该加快开放中国金融业的“投资金融”业务,从而更好地调动全球的金融资源和金融服务的能力,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如果没有国际金融业务能力的银行和券商等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就无法成功。最多就停留在目前资源投资和设立办事处的水平上,根本无法确立中国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要充分利用金融开放的特殊环境,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金融业务平台和制度体系,从而促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的转型发展。
4.今天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不能离开政府公共服务的贡献,尽管在前一时期“政策红利”(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过度发展和土地财政的后遗症,给政府投融资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未来“政府金融”的服务体系,要更多地通过提高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效率来推动。 中国货币今天使用的“低效率”(大量资金沉淀在房地产市场中)问题会为明天的市场风险埋下后患
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也是释放内需力量中,政府必须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养老金的管理除了优化人口结构之外,更要发挥资本市场创造财富的经验。事实上,今天从美国的运作模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养老金的收益来源,主要是通过股息和高收益债券回报来分享优质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和变现能力来获取应有的投资回报。因此科技金融服务模式的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未来政府养老金运作的收益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业务,要培养一批强大的中国企业军团,为未来中国资产市场财富创造能力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5.全球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和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代价,必然要求我们将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延伸到绿色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环节,为此,支持这种从前端的“产业金融”向后端的“商务金融”延伸和转型的任务,就必然成为上海自贸区率先应该完成的任务。
今天打造“物流金融”、“租赁金融”、“仓储金融”、“航运金融”等创新金融业务,对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和由此推动的服务业繁荣格局至关重要。如何由此产生能够给金融机构带来主打收益的盈利格局,如何控制高违约的风险,这是接下来中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对政府部门而言,商务金融“真实状态”的识别和提高商务金融运转的效率,可能是我们政府最需要补上的“专业课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香港金融业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可以在自贸区起步的阶段中,获得更多的合作和共赢的机会。
6.金融体系建设一定要把大众财富收入增长作为重要的努力目标。但是,由于当前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性和监管水平的局限性,上海自贸区的亮点并没有在人民币财富金融管理的离岸业务上得到体现。
中国市场缺乏健康投资的安全资产。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闲钱投资到了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中,利用土地资源相对于货币的稀缺性,又观察到政府对房地产市场那种“避免硬着陆”的调控方式,来做出房价今后只涨不跌的“安全性”判断。于是,这更加会导致这些社会大众把长期的闲资放在房地产市场中进行“储蓄”的后果。这样一来,中国货币今天使用的“低效率”(大量资金沉淀在房地产市场中)问题就会为明天的市场风险放大埋下极大的后患。
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好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的契机,吸引海内外优质的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的专业化金融团队,共同打造中国大众“财富收入增长”的市场繁荣格局,以制度建设和完善作为改革的切入点,以对上市公司的质量追求作为监管的努力方向,来替代今天靠“资金市”和“政策市”支撑中国股市市值的尴尬局面。
7.消费金融业务的过度扩张会惹来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在加强征信管理的基础上,需进一步提高资产证券化的创新能力。尽管如此,由于今天中国人均收入较为低下的局面无法短期内得到彻底的改观,所以在这方面,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政策应该谨慎推进。
中国今天消费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不是表面上的信用问题和流动性问题,而是隐藏在后面更深层次的金融机构和消费者共同推动的“双重道德风险”的问题。
消费金融业务的发展要注意“度”的把握,要为真正有能力消费的群体提供便捷,而不是在没有征信和资产证券化能力的前提下,打着“刺激消费”的旗号,无视系统性风险,而贪图暂时的高回报,有意把未来可能的违约风险,留给了目前鼓励金融服务刺激消费的中央政府。很多擅长做“产业金融”的制造业国家都因为消费金融服务模式的扭曲,而出现过严重的金融危机。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房地产泡沫危机和本世纪初韩国LG集团信用卡业务危机都是这类问题的典型案例。为此,在上海自贸区内,应该把“消费金融业务”的开放,放到最后的负面清单管理的试验中。
8.上海自贸区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拓展。虽然这次负面清单中限制了很多人民币离岸业务开放政策的实施,尤其比较集中在财富管理的金融领域,但是未来中国“全球化金融”服务模式的确立,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深化后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一个货币或区域货币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站住脚,需要围绕货币的“三大功能”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和本币计价的财富安全:
二、金融助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从国际范围来看,制造业继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梯度转移,新一轮的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升级产业结构提供了机遇。国内一直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也迫使我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产业的换代升级成为必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节能减排,防治污染,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国际上,金融助推产业调整升级的成功例子有许多,韩国在这方面有好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韩国确立了钢铁、汽车等十大战略产业,政府通过直接控制金融业进行筹资。80年代以后,韩国确立了“科技立国”的战略,重点发展电子和电器工业,政府通过利率和税收优惠等方式,引导银行和民间资本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进入21世纪,卢武铉总统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包括利用银行业在内的多渠道资金,组织成立了科技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为实现自主创新构建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平台。纵观韩国产业升级换代的整个历程,在这么短的时间能成功实现三次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由高能耗高污染到高科技低排放,金融服务和创新的及时跟进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传统产业是相对于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新兴工业而言的,主要包括钢铁、煤炭、电力、建筑、汽车、纺织、轻工、造船等工业。“十二五”时期,中国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还非常艰巨,其关键是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指导下,依靠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水平和产品质量的同时,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产业的升级换代主要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传统流程工业中的节能减排、清洁生产、链接技术;机械制造、装备制造、交通工具制造、电子产品制造中的产品生态设计、节约制造以及废旧机电产品的再制造。还包括建筑的节能改造、新型建筑的生态设计和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业需要顺应传统产业换代升级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的层次和功能,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良性互动,从以下几个方面起到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一是对传统产业中的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提供资金支持。使信贷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领域倾斜。同时对“两高一剩”产业建立行业准入门槛,设立环保评判标准和细则,以便提高绿色信贷的操作性。对不符合绿色贷款标准的企业予以“一票否决”。针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过程中对技术依赖较高、资金需求大、可用抵押物少的特点,金融机构应积极创新贷款抵押方式,以技术专利、升级设备、存货、应收账款等作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贷款抵押物,开拓试行多家企业联保贷款模式。二是针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过程中需要采购大量设备的特点提供金融租赁服务。金融租赁是国外节能服务公司经常采用的融资模式和商务模式,既能有效地降低节能服务公司的资金负债率,又利于界定项目资产的归属。“十一五”期间一批金融租赁公司积极探索和尝试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节能项目的租赁业务,在建筑和工业领域都形成了成功案例,初步显现了金融租赁对节能服务市场的特殊功能。金融租赁在“十二五”期间有望成为节能服务行业的主要融资方法之一。三是针对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初期风险大、不确定性强的特点拓宽企业股权融资渠道。随着节能服务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核心竞争能力日益展现,获得风险投资和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将成为新的热点。因此,资本市场需要建立和完善制止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体制与机制。通过立法明确证券发行和上市保荐机构的相关责任,并设立问责机制。四是针对农业产业化加大三农的融资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绿色经济的重要内容。中国农村经济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多个发展阶段。为了尽快改变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并向两型社会过渡,农业生产走集约式、产业化和园区化的道路势在必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条件下,农业生产将逐步改变分散的、个体的生产方式,在更高的层次上向集体生产方式复归。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私人农场和“公司+农户”等农业产业化模式,实现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带动农民创业增收;其中的关键要义是节能环保、生产高效和产品符合健康的要求。为此,金融机构应当想方设法,借助土地流转等制度平台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将信贷、保险、信托、担保、租赁和新型中间业务等金融工具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服务于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安全、绿色和低碳的农产品生产及其深度开发提供再融资倾斜。
三、绿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除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绿色产业的发展也是关系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核心内容。“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已经将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以及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六个方面谋划“十二五”时期中国的绿色发展。“十一五”期间,中国绿色产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在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有2100亿投向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带动全社会2万亿的投资。据预测,到2015年,绿色产业增加值将达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GDP的10%左右[3]。因此,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市场层面,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都孕育着巨大的潜力。中国绿色产业的起步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4年,中国环境保护工业协会成立,当时全国有近1000家生产环保设备的工厂。1988年,国务委员宋健提出了发展环保产业的问题,环保产业替代了环保工业,也成为了绿色产业的前身。90年代以来,环保产业的发展重点从以环保机械装备为核心向环境产品、环境服务和环境建设多领域、全方位方向发展。2009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4525亿元,比2005年增长89.5%;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30%提高到2009年的1.33%。“十二五”期间,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污水处理领域、大气污染治理领域、固体废物处理领域以及噪声与振动控制行业、环境监测仪器行业等其他相关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包含大量新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比如,环保节能产业投入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传统的信贷审核方式难以满足环保节能产业的信贷需求。因此,金融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必须以金融创新作为驱动力。首先,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力度。发展绿色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鼓励保险公司、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绿色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引导风险投资与发展绿色产业所需要的科技资源相对接,将是否推动绿色产业发展纳入国有风险投资基金的考核,出台政策鼓励社保、保险等长期资金利用风险投资渠道进入绿色产业。其次,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支持绿色产业。根据绿色产业的特点不断修订创业板的新股发行条件,推动绿色资源类企业和项目发行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直接融资产品。银行可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吸收大量中长期稳定资金,再以贷款或其他金融工具投资于一些周期长、规模大的以循环经济模式运营的环保型产业或生态工程项目;既可以解决环保型企业资金的不足,也可以优化其资产结构。再次,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市政公用绿色产业市场化改革。积极为BOT、BT、TOT等多种建设经营模式的绿色公用项目提供融资。该类建设经营模式大多牵涉到企业与政府间对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移交等方面,具有政府补贴或政府担保等特点,能够将企业的经营实力与政府的社会管理经验、政府的声誉有机地结合起来。金融机构对该类绿色项目发放贷款风险低,收益稳定。最后,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服务功能。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加强对绿色产业的服务力度,建立能专门为绿色产业服务的专业性中小金融服务机构,激励担保机构为绿色产业的信贷进行担保,加快保险创新力度,推出针对绿色产业的专项保险产品等。我们应该看到,绿色产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各种方式与传统产业伴生成长。有可能是传统行业作为新兴产业供应链的一部分,嵌入新兴产业内部,如传统的玻璃制造业为光伏行业提供太阳能电池的玻璃基板。也有可能是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提供依托,如传统的物流业对电子商务的支持。还有可能是传统产业凭借资金、销售网络的优势,搭建运营平台,使新兴产业与消费者实现对接,主导新兴产业的发展,如国家电网筹建的全国汽车充电站网络,就是对电动汽车行业的极大支撑。因此,走“新旧结合”的发展路径,也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可以尝试研发嵌入期权等资本市场工具的信贷产品;可以与风险投资等直接投资机构合作开展业务;还可以与保险业合作,通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专项保险,创新风险分担和损失赔偿机制。可以说,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是支撑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两个轮子,两者缺一不可。
而我国商业银行投行是在我国分业经营监管环境中派生出来的一类银行业务板块,并非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其是依赖于商业银行的资源和渠道,从事着区别于传统信贷业务又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紧密联系的各种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广义理解来说,包括商业银行自身领域的资金直投、资产管理、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务顾问以及与各类金融机构合作的银信、银基、银证、银租、银资、银保等各类表内外创新业务都可以归类为商业银行投行业务范畴。
二、商业银行发展投资银行的必要性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过去我国企业的投融资结构单一、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实体经济过分依赖银行融资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商业银行传统的金融产品已无法满足企业在初创、发展、并购、上市各过程中多元化投融资需求,商业银行必须开展投行业务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提供一揽子金融产品的综合服务方案来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其次,我国的金融创新推动了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各类金融机构产品的相互竞争对商业银行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商业银行必须进行战略转型,大力发展投行业务来扩大产品和服务的覆盖范围,打造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来应对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趋势。
最后,在我国商业银行具有其他金融机构不具有的优势:客户、资金和信用。商业银行依赖庞大的客户资源、强大的资金后盾及市场中最值得信赖的信用,可以较其他金融机构更容易做大、做强投行业务。而该几个优势在传统信贷业务中发挥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随着存贷利差的逐步压缩,商业银行意识到必须通过投行业务为支点,充分挖掘自身潜力才能更有效地放大客户、资金、信用方面的优势以获得超额收益。
总而言之,在“新常态”经济形式下,商业银行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必须实施从传统信贷业务向全能型经营模式转变,大力发展投行业务以扩大生存空间、增强客户忠诚度,提升商业银行收益。
三、我国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存在的问题
(一)投行业务缺乏战略部署,产品结构、业务种类单一
现阶段国内商业银行对投行产品的构建、投行业务的营运及风控模式等都缺乏全面清晰的认识,并没有长期的战略部署和业务规划,往往都是为满足客户需求在传统信贷之外派生出来一些融资产品,最终又仅是服务存、贷款业务,并没有对投行业务进行战略部署实行专业化管理,从而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相对完整的产品线,不能使之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此外,国内金融业仍实行分业经营和监管,这使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发展受到限制,大部分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品种局限在企业债券承销、理财顾问、银团贷款等领域,而对企业资本运作、并购重组、创新金融衍生品等投行核心业务涉及较少。
(二)内、外部认知度低,投行业务意识薄弱
就内部而言,投融投资创新业务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银行各大业务版块中仍扮演着配角,商业银行现阶段业务重点仍是传统信贷业务。大部分商业银行对投行业务的定位不清晰,很多只是将投行业务作为利息转化中收的一种手段,还有甚多只是利用投行业务来规避政策、实施监管套利,并没有挖掘投行业务的内在价值;从外部来看,虽然客户对财务咨询、资产管理、投融资顾问等业务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投行业务起步较晚、成功案例有限,尤其如资产证券化、股权融资、并购重组等业务客户认知度低,对投行产品的信任度不高。许多商业银行提供的创新投行服务和产品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不能得到目标客户的认可或大范围的推广。
(三)传统的风险思维制约着投行发展,业务流程不顺
商业银行传统的风险思维更强调安全性、审慎性,“万无一失、不留死角”是商业银风控思路的关键和核心。而投行业务则更强调依靠专业技术和手段,对大概率事件进行研判而做出决策,同时运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控制和风险分散以获取超额回报。两种经营风险的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决定了两种风险文化和态度的碰撞和冲突。而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仍然用传统的风控手段和思维来评价投行业务,导致了银行内部创新部门和中后台部门之间产生严重的分歧和冲突,进一步致投使行业务的审查、审批流程不顺,阻碍着投行业务的良性发展;此外,投行业务产品交易结构复杂多样,专业度高,涉及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声誉风险往往难以精准识别,而国内商业银行受限于客观技术条件和人才条件,普遍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识别方法和风控工具,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和管理技术较落后,这样又加剧着投行创新与传统风控之间的矛盾。
(四)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监管滞后
虽然近些年国内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及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但相对于国外发达国家我国金融市场还呈现出很多短板,例如金融工具不够丰富、产品流动性差、信息透明度低、行政干预较大等,这些都是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表现。因此国内商业银行投行也不能按照完全市场化、完全价值投资的导向来发展,只能按既定的“规则”在摸索中成长,在发展中促进市场完善,表现出一种“过渡”的特性;此外,现阶段我国分业监管理念往往造成了多头监管态势,例如各部门以各自的认知角度和立场推行了各种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往往重点不同、前后不一甚至相互矛盾,让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投行开展业务时无所适从或者不知所依。
(五)投行专业人才缺失,人力制度不健全
投行业务涉及知识领域广,专业要求高,业务涉及的信息量庞大且更新快,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必须要配备高素质、高水平人才队伍。而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受制于客观环境,从事投行业务的人员大多是从银行内部选聘出来,经过简单的培训即上岗,这些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的训练,从业人员专业基础、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这些投行从业人员带着商业银行传统思路经营投行势必导致创新能力弱,缺乏系统的投行思维和战略眼光;此外,商业银行对投行业务部门团队的组织架构搭建、人才队伍培养、考核机制的等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健全的模式,这些因素都是制约投行业务在商业银行中的发展。总之,人才的缺失和人力制度的不健全,投行业务发展必然只能停留在表面。
四、发展发展投行业务的一些建议
(一)转变投行定位、树立投行战略
要实现商业银行“新常态”下的业务转型,首先要一改将投行业务服务传统业务发展的定位思想。综合经营是未来商业银行适应金融混业的必由之路,商业银行存、贷、票业务已逐步显露出竞争乏力、无法支撑商业银行持续盈利需求的态势。随着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变革,各家商业银行谁能在投行业务领域快速占领市场,谁就具备了未来金融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这也势必会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竞争的关键领域。因此管理层需高度重视投行业务发展,调整投行业务定位,加大对投行业务的资源配置,制定长期投行业务发展战略,充分挖掘投行业务的潜力,利用银行的资金、客户、机构、品牌等优势全方位支撑投行业务发展,将投行业务打造成为商业银行的一项核心业务,以投行业务拉动对其他公业务发展,与传统信贷品种逐步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局面,发掘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优化投行业务环境、打造联动协作机制
投行不像传统信贷业务那样,有标准的业务结构、风控方式和制式合同,每一笔投行业务都不具有可复制性,需根据业务自身特点“量身定做”。可以说投行业务的专业技术占三分,协调解决问题占七分,因此投行业务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协作、联动作业尤为重要。要做到这点,商业银行应首先在制度和文化方面要建立良好的业务协调机制,为投行业务发展创造良好内部环境。尤其是审批、风险、法规、金融市场、会计运营、财务等部门要与投行部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发挥各自所长,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其次,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应充分重视部门联动工作的重要性,发挥总行管理层的统筹协调和推动作用。管理层应从全行整体发展和综合效益角度出发,促进银行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动,有效整合各部资源优势,发挥协同效应,增强核心竞争力;最后,对一些诸如资本市场等时效性要求较高的投行项目,应在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快速联动作业小组,并建立一套绿色业务通道,小组成员部门之间围绕项目充分沟通信息,快速响应,平行作业,保证工作效率和质量,提高业务审查、审批效率,强化对客户需求的反应力。
(三)转变风险思维,重树风控体系,提高审批效率
商业银行要发展投行业务,建立与投行业务发展相匹配的风险管控机制是投行化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商业银行必须要转变传统的风险管控思想,充分理解和认识投行业务风险,要逐步树立既要敢于承担风险又要善于管控风险的风险理念,创立新型的适应银行综合化经营的风险文化。不解决这个我问题投行业务就没有成长的土壤,又会回到信贷业务的老路上来;其次,商业银行须建立一套具有一定风险容忍度的风险管理体系,允许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前提下获得相应的风险溢价,给予投行业务一定范围的灵活度并充分发挥和运用投行创新工具和手段规避、分散风险,增加盈利空间;再次,可逐步安排一些从事投行前台的专业人员加入风险管控队伍,鼓励其充分参与市场调查和同业交流,及时掌握市场热点和产品,加强中后台对金融市场业务的理解,减少沟通成本,提高审批效率;最后,可持续稳健的投行业务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风险识别方法和风险管控工具,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目前建议可借鉴发达国家的金融风险识别和管控技术,并在实践中逐步修正以适应自身的发展。
(四)加大创新力度,防范创新风险
“以变应变”是投行业务的特质,只有持续的创新才能打破目前商业银行投行产品单一的局限,商业银行投行要善于创新、不断创新才能适应快速多变的金融市场环境。首先,创新意味着要敢于打破传统的业务运营模式、风控模式、机构设置、人力管理模式的制约,建立适合投行业务发展的新架构和新制度;其次,在保障投行业务风险可控前提下,推行以点带面的形式,鼓励总行投行部或分支机构业务创新符合客户需求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并在个别分支机构试点,待取得一定成效后建立规范性产品制度在全行范围内推广;最后,总行范围内可建立一支投行创新基金,激励创新并对有效成果予以奖励。同时还可以从投行业务利润中提取一定金额建立投行创新风险金,规避投行创新而带来的经营风险,对投行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有效覆盖,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缓释。
(五)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激励机制
投行业务属于智力密集型产业,技术专、水平高、品行端的人才是发展投行业务的保障,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应从投行战略发展眼光来选聘和储备人才。首先,要打破旧的选人用人的思路,不局限于本单位、本地区的选聘范围,摒弃原来“有背景,有客户资源,能拉来存款能疏通关系”的选人思维,选聘投行从业人员应当从具备专业的知识技能,具有积极探索市场的兴趣,具备发掘客户需求的洞察力以及具有较强统筹协调能力的人才为出发点。投行业务无界限,人才选聘也应该无界限,对财务管理、投资分析、法律方面的人才可考虑引进有国外工作经验的专业人才充实队伍;其次,科学的机构设置和合理的授权是这些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用武之地的重要保障,商业银行可以尝试建立“事业部制”的投行专营部门,对某些业务和产品赋予投行部相对独立决策权,便与其及时把握市场机遇,迅速决策业务;最后,商业银行还应当在原有薪酬文化的基础上,创新促进投行业务发展的薪酬体系,增强员工的忠诚度和归属管。设计出合理的差别性薪酬对从事投行人才的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付出进行补偿,保持员工的斗志和积极性,鼓励其责任承担和业务创新。
五、结语
但本刊记者获悉,事隔一月之久,剧情仍无丝毫进展。
拉郎配
这个“热血”计划并非临时冲动,而是蓄谋已久。
2012年2月,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约谈4家旅游央企相关负责人,“邵局长主要是围绕着绿色旅游、游轮设施、旅游地产、电子商务、交通设施、主题公园这6个方面进行全产业链指导。”参与这次约谈的陈路表示,其中并未涉及旅行社业务。
“所谓旅游业的‘航母企业’,就是打造旅游全产业链,因为一个企业的具体业务包括景区、酒店、房地产、物流、电子商务、航空等,每一个板块都非常巨大。”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裁助理陈路在接受《新财经》杂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最早的推动者是前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央企重组即其在位时的开门之作。2004年,旅游业打造“航母企业”愿景就已被提出。2005年,港中旅接收招商国旅,港中旅在内地的分公司从以前的12家迅速增加到30家。
2006年12月,国资委确立了管辖范围内央企的重组目标为80~100家。自然从事旅游业的央企也名列其中,目标之一就是将港中旅、国旅、华侨城、南光等旅游央企合并和重组,成为一家旅游公司。2007年,“中旅系”也被迫重组,中国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并入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经过2007年的重组后,港中旅总资产由320亿元增加至350亿元。港中旅有80年的悠久历史,有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条,在12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3家旅行社,具有较强的筹资、投资及资本运营能力,在旅游景区开发、建设与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北京交通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王衍用向《新财经》杂志分析,此举是打造中国旅游业“航空母舰”的标志性步伐。
2010年开始,按照国资委的要求,港中旅、国旅、华侨城、南光实行同行“对调”,就是彼此之间资源交流、信息共享等。“但因各自利益诉求点迥异,加上李荣融8月的离职,这项工作没有开展下去。”陈路对《新财经》杂志记者表示这项工作“流产”了。
李荣融离任后,国资委新任掌门人王勇对央企重组方向并没改变,也从“大并购”走向“小并购”,比如削减央企四级及四级以下子公司。所以,王勇续写“旅游航母企业”的故事,也在情理之中。
看上去很美
这个利好消息对股价起到提振作用,但对业内人士来说却是一个打击。
“想全方位成为“高大全”的想法有些不接地气儿,所以无法落地。”UNIGLOBE Travel (China) Ltd大中华区总裁邹颜伊在接受《新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上述看法。
这样的看法得到了旅游央企人士的认可,陈路表示:“我们4家央企,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精品产品和独特资源,但每个公司都离‘旅游航母企业’非常遥远。”
在这4家央企中,旅游业大佬当然是国旅,其在旅游客源市场、旅游网络、旅游商品销售方面遥遥领先;华侨城也不甘示弱,其在主题公园建设上也是独树一帜;但南光集团也不甘落后,其在旅游食品、物流服务供应商上更胜一筹;作为后起之秀的港中旅则是把旅游地产发挥得淋漓尽致。
首先,这4家央企中缺少资本运作高手,国旅资产约150亿元,华侨城200多亿元,港中旅约400多亿元,南光集团200多亿元资产,“这4家近1000亿元的资产整合、并购、扩张、改革等方面的灵活运作,需要有高瞻远瞩的人物来统筹各自利益诉求,比如出现一个旅游业的‘宁高宁’。”王衍用补充分析道。
其次,地方保护主义“横行”,这颗“软钉子”要早日“拔出”。“4家央企并不缺少并购的资本,比如国旅也考虑过收购地方旅游景区景点,但地方的旅游景点是由地方管委会来主管,收购景区景点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尤其是过度依靠门票收入的市县。”陈路坦言。
再次,行业的上下游特殊属性也是打造旅游产业链的阻力。“如果国旅想打造全产业链,上下游肯定要涉足,比如航空业,航空领域的高门槛让旅游公司自己砸钱进去很难,加上航空业本身就是时效性非常强的行业,所以对这4家旅游央企来说,打造旅游全产业链困难重重。”陈路悲观地预测。
最后,专业化是旅游企业的必然之路。上海旅游局金山区旅游局副局长王克起对《新财经》杂志记者表示:“旅游企业和汽车企业是一样的,你只需拥有自己专业化的主要产品,而不需要每个零部件都去生产。”他以上海锦江集团为例,借着迪斯尼乐园的开发,上海锦江集团将锦江(集团)有限公司和新亚(集团)有限公司合并,“资产迅速从50亿元变为150亿元。但利润未必上去了。这是政府行为,当时上海国资委整合的关键在于资产证券化和资产整合,但其实并没有得到理想的效果。”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认为。
而更令人关注的是,国资委、国家旅游局并没有任何具体扶持政策来促成这一计划,从而让各央企没有动力“执行”。
王衍用则显得稍微乐观,他提出了两个建设性意见:“一是这个行业如果出现一个像宁高宁那样的资本高手,这事就能成;二是成立一个类似于旅游协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来协调四大央企在打造航母中的利益分歧。”
专业化向前冲
既然“航母型企业”在大家眼中看来是“过去式”,那么旅游业的“现在成功式”又是什么?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是接受《新财经》杂志记者采访人士的一致看法,走专业化路线的首旅集团和走航母企业的浙江旅游集团就是两个活生生的样本。
浙江旅游集团(以下简称“浙旅”)是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2000年,为了到香港上市,浙江省国资委将“浙江海外”、“浙江国旅”、“浙旅”等一系列国有资产整合起来,饭店、旅行社、汽车运营、票务、餐饮、游船、旅游商品配送等领域全程涉足,但面临着的尴尬人动让其上市之路受阻。“心态变化带来的成本,比如原来的集团总裁可能在大集团里只是一个副总裁级别。记得‘浙江海外’的一个朋友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把东南亚的市场都整合在一起,结果是大家都不做了。如果没有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那么后果非常悲惨。”邹颜伊表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关于中国GDP增速的回落,有些人开始唱衰中国经济。但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由低等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依靠政府投资和出口拉动等简单粗放的增长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时这种增长方式将会带来很多经济社会问题。中国目前就是正处于这种“中等收入陷阱”。并且数据表明,中国去年首次出现了劳动力下降的情况,中国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因此增速下降是符合目前我国的经济情况的。而且2013年上半年7.6%的GDP增速、2.4%的CPI以及4.1%的失业率都属于我们所能接受的正常水平,是合理的,并没有引起恐慌。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目前确实存在着一些很突出的问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像钢铁、电解铝、水泥以及光伏等产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低于75%,属于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产业分化严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后半段,但是只有东部沿海的部分城市完成了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工业依然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选择;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更是引起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但是好在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没有重复过去的老路,逐步推出了一些以新型城镇化建设、农民技术培养等为代表的长远性的刺激政策,将政府调控让给了无形的手——市场来调节。第二产业的下滑与第三产业的兴起此消彼长,过去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东边日出西边雨”恰好互相弥补,再加上城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使得中国的经济不会下滑得很明显,基本能够保证近三年中国经济的稳定。
因此,这恰恰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整合产业以及盘活存量就是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最大机遇。而产业整合和盘活存量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并购。过剩的产能就是一种存量,低效率的企业就是一种存量,通过并购,高效率的企业兼并低效率的企业,减少资源的浪费;过剩行业的重组整合,多家企业合并,形成规模经济,挖掘潜在的效率。从世界范围来看,并购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最有效的方式,世界上的五次并购浪潮带动了世界经济的一次又一次的腾飞,为我们带来了微软、谷歌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世界500强的企业无一不是通过并购整合发展壮大的。未来的几年内,中国必将迎来一次并购热潮。
如此大的一片蓝海,商机无限,作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力量,商业银行绝对不会错过这样的机遇。多家商业银行很早就推出了诸如并购贷款等业务,但因并购业务的风险极高(统计表明成功率不足50%),各商业银行投入的精力和资金并不能与传统业务相提并论。然而民生银行并不满足于仅提供并购贷款等传统被动式投行服务,而意欲按照该行做“民营企业银行”的战略定位,以实施“民企战略”为核心。以区域龙头企业、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地方品牌企业、拥有资源优势的特色企业,以及特定产业集群所在区域地方政府等为目标客户,不断创新其“金融管家”服务模式,通过提供包括战略规划、交易结构设计、综合融资安排和协助实施在内的“一站式”综合金融解决方案,主动介入甚至推动企业、行业、产业和区域整合,优化提升企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培育更具竞争力的优势企业或产业集群。通过提供综合服务,民生银行能够分享产业和区域整合带来的超额回报,从而在利差收窄的趋势下,对传统公司金融业务实现“升级换代”。此外,该行在获取中间业务收入的同时,还能够培育可以持续合作的优质战略客户群。
然而,并购业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业务活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多方面的综合博弈,需要牵涉到从最微观到最宏观的点点滴滴,需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且专业性极强。民生银行发现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商机,但是无论是为了民生银行自身的经济利益来说,还是为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业来看,民生银行投资银行部甚至是民生银行自身的力量都稍显单薄,因此“中国并购合作联盟”应运而生,联盟将通过合作以种类丰富、有效实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向客户提供“菜单式”综合金融服务。
“中国并购合作联盟”的成立对于中国经济乃至社会来说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举措,对于并购行业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壮举。未来联盟在并购、整合、重组方面的动作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此次成立仪式同时也是中国并购合作联盟的首次论坛,多位并购及政策界的专家和学者针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整合时期之机遇与挑战”展开了精彩的论述和热烈的讨论,多种观点交织在一起,碰撞出了激烈的火花,内容充实,观点鲜明,反响热烈。下面按照主题顺序,节选各位专家的发言摘要,与读者一起分享。
范剑平: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中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2013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开局之年。总的来看,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开局是好的,具体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总体平稳、错综复杂。
国民经济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中国GDP增长率已连续五个季度经济运行在7.4%~7.9%的区间,运行是比较平稳的。这个增速对于处于结构调整期间的中国经济来说是合理的,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相比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现在进入了结构转型的新阶段,劳动力、土地、市场这些资源禀赋条件都发生了新变化。同样的投入在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它的产出的边际效益在递减,所以我们说潜在生产率有所下降。学界测算研究的结果是“十二五”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在7%~9%。
三大产业发展比较平稳,服务业比重上升。2013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农业生产实现稳定增长。第二产业增长7.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3%,虽然比去年同期的8.3%和10.5%有所回落,但从趋势来看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幅下滑。第三产业延续了增速稳步提高的势头,同比增长8.3%,超过第二产业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45.3%,比去年提高0.7个百分点,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新亮点。
化解过剩产能。化解产能过剩形势严峻。一方面,不少行业现有产能已经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还有庞大的在建、拟建生产能力,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对企业消化库存和改善效益带来了很大压力。但在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处理产能过剩问题,涉及增长、收入、债务、资产、人员安置等诸多复杂因素,需要非常慎重地统筹考虑。
产业发展分化明显。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2013年上半年环保技术装备、新一代移动通信、先进医疗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达工业总体的两倍,光伏设备、风能设备也都由去年底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高能耗产业减速,上半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4%,与去年同期持平,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继续减少;与居民消费相关的行业好于与投资相关的行业:钢铁、有色等行业较为困难,而医药、食品、汽车、计算机等行业增势稳定。
制造业投资明显减速,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加速。2013年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民间投资增长23.3%,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63.7%,比2012年又提高了2.3个百分点。投资结构呈现“两加速一减速”的结构特征:1~7月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增长24.1%,增幅同比加快19.5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20.5%,同比增幅加快5.1个百分点。1~7月份制造业投资呈减速态势,增长17.1%,增幅同比放缓7.8个百分点。经济靠投资、投资靠房地产和政府基建的偏斜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
“去库存化”不彻底,经济回升力量难以积聚。“去库存”过程仍未结束。从反映库存水平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的增长率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第一轮库存调整在2009年8月末达到-0.8%的最低水平,刺激政策出台后在2011年10月末达到24.2%的最高水平。本轮库存调整中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在2012年12月末已经降到7.2%,(6月底7.2%)比最高点下降2/3,低于当月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10.3%-1.9%=8.4%),但没出现工业库存绝对下降情况。
产业升级中的机遇与挑战
宏观调控放松对经济的管制。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平稳,主要指标仍处于年度预期的合理区间。宏观调控改变了过去强硬的态度,选择“相机抉择”的调控方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面对当前形势,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强财政、金融、产业、价格、土地、技术等政策间的协同配合,强化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根据地区、产业、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实行差别化的调控,更好地依靠创新体制机制,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后劲。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二产、加快三产。升级二产,就是要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举。一方面,要全面实施“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加快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科技重大专项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就是要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出台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总体方案,同时要出台重点产业布局和调整中长期发展规划,引导淘汰落后产能,引导重大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优化,引导产业的有序转移。加快三产就是要促进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加快发展。制定出台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政策,继续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加大对服务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积极培育高技术服务业。
金融推动行业转型和调整的政策。定向开展重组企业的并购贷款,适当延长这种贷款的期限。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区分产能过剩行业的不同情况,分门别类地执行差别化政策,对于产能过剩行业中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继续给予资金支持,帮助其加快发展;对于产品虽然在国内供大于求,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有销路,有市场的企业,通过各种融资方式支持其跨境投资经营;对于实施产能整合的企业,通过探索发行优先股,定向开展并购贷款等方式,促进其实施兼并重组;对属于淘汰的落后产能的企业,通过保全资产和不良贷款转让、核销等方式支持压产退市;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严禁提供任何形式新增融资,防止盲目投资加剧产能过剩。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洪崎:大并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并购整合是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更长时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途径。过去的一个世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每一次都带来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推动了产业发展的巨大飞跃,诞生了美孚、微软、苹果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企业。并购还在促进资本市场价值发现、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创造出无数令人惊叹的奇迹,这就是并购的力量。
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不断深化产业整合,积极支持市场前景好、有效益、有技术、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产业提升的企业实施兼并重组。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以及拟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日趋活跃,并购融资需求快速增长,国内商业银行拓展并购业务的积极性也逐步提高。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引导、推动重点领域与行业转型和调整”的战略指导意见。在发改委、银监会、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国并购业务在业务规模、金融产品创新、制度建设,以及不断完善监管有效性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我相信,在当前及未来两年内,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市场化并购小浪潮。同时也应该看到,相对发达经济体,我们在支持并购重组的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也存在很多不足,金融服务的能力和产品线的丰富度还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应该看到,相对发达经济体,我们在支持并购重组的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也存在很多不足,金融服务的能力和产品线的丰富度还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对并购整合领域提供大力的支持和战略设计,共同推动中国并购重组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对银行业而言,为企业的收购兼并提供专业化服务是延伸拓展传统业务、强化投行业务、培育优质核心客户的重要举措。当前,民生银行正在积极推动战略转型,并购业务对民生银行业务发展和客户服务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民生银行一直在积极研究和开展包括并购基金等金融产品在内的综合并购金融业务。特别是,总行投资银行部还专门设立了“并购业务中心”,聚焦“企业资源整合、行业整合、产业整合、区域整合、资本整合、跨境整合和金融资产整合”等七大并购整合业务,强势推进全行当并购业务发展。针对七大并购业务市场机会,投资银行部还在行内了并购典型案例,提出包括并购贷款、并购顾问、并购基金、产业基金、过桥融资、夹层融资、可转债基金、分离交易融资、资产证券化和并购债券发行等一揽子并购金融产品解决方案。
截至目前,民生银行并购贷款等并购金融产品余额及资产质量均位列国内商业银行前列,并购金融服务所支持的并购交易除分布在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房地产、制造业等资本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外,也涵盖了建材、医药、汽车、软件、物流、批发和零售业等国家鼓励整合的相关产业。下一步,民生银行将推出国内商业银行首个并购品牌—“并购翼”,针对不同产业和行业需求,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并购金融产品,做强做大“并购翼”品牌价值。同时,民生银行还将推出“创业板专向并购基金”等一系列创新并购业务金融产品。
当前,国际上产业并购异常活跃,新兴产业风起云涌。国内,随着“十二五”规划的推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速,并购重组成为激活市场、助推经济转型的重要工具,将带来并购重组市场的巨大商机。同时,中国企业的起点更高,视野更广,需求也日趋专业化和多元化,推动并购重组的发展,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以切实提高并购市场的运行效率。并购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企业需要“并购专家”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需要银行作为“融资安排人”,需要证券公司、审计师、评估师、律师作为“交易安排人”,需要投资机构参与作为“出资人”,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和媒体的宣传引导,需要专业咨询公司提供战略整合咨询,也需要国外合作机构进一步推进跨境并购整合。总之,并购整合需要市场参与各方的紧密、高效配合,需要为企业提供系统、专业化的并购整合服务。为达此目标,民生银行与业内优秀的合作方发起成立了“中国并购合作联盟”,汇聚了活跃于国内并购市场的银行、券商、律所、会计所、评估所、交易所和专业的财经媒体,实现服务的强强联合,以紧密伙伴形式共同组成服务联盟,为企业提供并购综合服务。中国并购合作联盟的成立着眼于机构联合、服务整合和业务创新,紧紧围绕中国产业并购趋势及发展机遇,为成员打造一个信息共享、资源互通、服务共赢的交流和合作平台。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行长)
刘晓丹:并购市场及并购发展趋势
关于并购重组,我想讲四个层面的观点,第一个层面我谈谈对并购重组的理解,第二个层面讲一下最近并购市场的最新变化,第三个层面讲一下阻碍并购市场发展的因素,第四个层面讲一下并购主体以后该怎么做。
对并购的理解
上市公司的成长无非两个层面,一个是内生的成长,一个是外延式的成长。并购重组是公司上市以后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最核心的制度,也是推动公司市值能够不断成长的最核心手段之一。世界500强基本上都是通过并购重组逐渐发展壮大的。事实上并购重组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在产能过剩、产业面临升级转型的形势下,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并购有三个核心本质特点要把握:第一,并购本身是企业在产品竞争之外必须面对的、基于资本的另外一个竞争的战场,所以鼓励并购意味着鼓励竞争。第二,并购一定是企业微观层面最自发的一种经济活动和冲动。它靠的是企业自己的能力和企业家的智慧,这种能力是企业内升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历练出来的,不是靠一个大张旗鼓的运动式的外力推动就能长大的。第三,并购一定是涉及到最复杂的利益结构的调整。我们经常说并购是一个公司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换言之,并购重组的改革和推动如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一定会触动到最深层的利益格局的调整。
对于中国的并购,我们会发现,大量的是收购,而不是合并。如果从产业协同的角度来看,从国外并购的历史来看,大量的产业并购应该是合并,这样才会取得正面的协同。除非一些多元式的并购,采取并购的方式来保持独立的运营。如果完全是同行业的或者上下游的,合并多于收购。但是中国的情况则是大多数的并购是以收购的形式发生的。
当我们在进行并购重组时会觉得举步维艰,有的时候比登天还难,每个环节你都要去协调、沟通,宏观上的支持。如何变成微观上的落地,可能真的要打破原有的各个层面形成的既得利益的格局。
并购市场的新变化
首先,市场环境在改变。因为IPO制度和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两大制度,实际上中间的制度才是并购重组,很多时候大家去指责并购重组效率低,其实很大的畸形的源头是出在IPO制度。第二,市场对创新的宽容和鼓励。如果在一单并购当中你不能提供资本上的支持,那么其盈利模式是有问题的,资本支持方式的创新我觉得对市场的影响将会是非常深远的。第三,效率的提升。市场并购重组在快速的推进,效率的提升对一单并购交易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并购重组使两家同行业、上下游公司合到一起,这当中最大的风险是不确定性的风险,所以快速的完成交易和快速的完成整合,一定是成功的并购非常重要的一点。
阻碍并购市场发展的因素
目前在整个并购重组市场当中,有很多现实的问题阻碍并购市场的发展。简单说是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管制,我讲的不仅是证监会的管制,商务部门也要管,这都严重阻碍了并购。另一个原因是并购主体自身的能力和动力问题,事实上决定了这个市场能不能走向持续的繁荣。从我们接触的国企来看,很多时候国企的管理层对并购的动力并不足,原因很简单,并购交易要承担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民营企业很多时候面临的是他自身对并购没有做好准备,自身对并购的理解,对交易的理解,对整合能力的把握,大部分民营企业还是在逐渐学习的过程当中。
并购市场主体该怎么做
作为市场主体,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提升自己的能力,来提升自己对行业、对交易的理解,推动企业往健康发展的方向。所以很多人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迎来中国的并购浪潮,我经常说一句话,美国的并购浪潮是事后写书总结的,我说站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如果我们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管制又能放松,我们的市场交易量在不断的往前走,我说也许多少年以后,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再来总结,发现我们已经处在中国并购浪潮的起浪当中,现在却感知不到。但是我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并购事业发展充满信心。
(作者系华泰联合证券总裁)
张立洲:结构调整与并购金融服务创新
经济结构调整是现阶段最大商机
中速增长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主要依靠政府主导投资和出口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30年快速增长。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即使经历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过去的增长方式依然不适应中国经济现实了,这种增长方式恐将难以长期持续;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也暴露出了很多经济和社会矛盾,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是制约中国经济更好增长的瓶颈所在;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导致了资源的高消耗、低效率,且产能过剩超出了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结构调整带来机遇。基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适应目前中国所处内部状况和外部环境,因此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针对中国经济暴露出来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政府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将转变为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出口拉动型增长将转变为出口和消费共同带动经济增长;努力实现区域协同,缩小贫富差距,兼顾统筹城乡发展;通过重组整合化解产能过剩,并节能减排;加大企业创新力度,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并购式成长带来的七大整合机遇
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为企业带来了通过并购整合发展的巨大商机,我将其称之为“并购式成长时代”。作为金融机构,民生银行凭借敏锐地洞察到这些商机,并将其总结为“七大整合”机遇。
产业整合。产业整合是以企业为整合对象,跨空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重新配置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和构筑新的资本组织,从而形成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优势主导产业和相应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完善产业组织。产业整合包括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混合整合。产业的横向整合是指产业链条中某一环节上多个企业的合并重组;产业纵向整合是指处在产业链中,上、中、下游环节的企业合并与重组,包括前纵向整合和后纵向整合。当前,产业整合是解决资源配置扭曲的最重要途径,也是适宜推进整合的战略机遇期。
行业整合。目前中国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医药等行业,这些行业作为传统行业对发展中经济体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不可能因为产能利用率低就把其放弃。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些低效的企业是一种存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行业的整合,高效的企业去并购低效的企业,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产能的浪费。
区域整合。针对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机会以及目前存在的“小、乱、散”的产业集群现象所存在的整合机遇。以浙江富阳的平板纸行业为例,浙江富阳是我国平板纸的生产基地,这个集群有大约200多家中小企业,拥有全国60%的平板纸产能。但也存在着能耗高、污染较重、效益低下的问题。民生银行与当地政府合作,推出区域产业整合基金,收购造纸企业的排污指标和土地指标,进行全面整理,关闭原有污染低效企业,支持规模较大企业重新购买土地和排污指标,引进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减少排污、降低能耗,重新投产。通过“腾笼换鸟”,将原先200多家参差不齐的造纸厂整合成20余家大型造纸企业,使其竞争力、经营效率和融资吸引力都显著提高,实现了区域产业集群的再造,在不增加排污总量和土地需求的情况下显著提升了产能,非常符合当下党和政府所提倡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思路,同时可以实现节能、环保的绿色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企业整合。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很多企业在发展中大多存在些许问题,产业转型升级必然要面临企业的改造升级:高杆杠的企业去杠杆化;过度多元化的企业要去多元化;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要再造核心优势;周期性的企业要适度合理的多元化经营;国有企业要进行结构调整,适度瘦身。
资本整合。大部分的企业在并购整合后还是要与资本市场对接的。以资本市场为依托,通过资本整合方式是企业扩大规模,实现外延式增长的主要方式。拟上市的企业可以通过借壳上市、定向增发的手段壮大企业的资本实力;已上市的企业可以通过企业重组扩张、资源整合以及证券化计划实现规模扩大。
金融资产整合。随着影子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存在规模巨大的存量金融资产,如PE、信托以及理财产品,如何盘活这些存量,如何整合这些即将到期的金融资产非常重要;对于存在问题的金融资产要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处理,由此衍生出金融资产所涉及的实体企业、项目的重组和整合。
跨境整合。中国对外投资进入了快速增长期。根据公开数据,201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在全球跨国并购下跌41%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实现海外并购370多亿美元,增长7.8%。
民生银行的并购金融服务创新
民生银行的定位
按照民生银行的构想,民生银行将定位为“综合金融服务集成商”。打造“综合金融服务集成商”的核心思想就是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金融解决方案,以“一个界面”解决企业的多样化综合金融需求。民生投行团队就好似一个“总包商”,在为企业量身定做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后,除了直接向客户提供自身可以提供的金融服务外,还可以通过外部合作、外部采购等方式,以集成模式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金融服务集成商。民生银行以成为商业银行中的“并购专家”以及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金融管家”为目标,从客户自身需求出发设计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融资安排人。民生银行作为中国并购合作联盟的牵头行,志在成为并购贷款的“总包商”、主动并购交易的促成者以及被动并购交易的创造者。
服务模式的三大转变
民生银行若要成为并购界的专家,为客户提供并购金融服务的管家,务必要完成服务模式的三大转变:
融资模式向融资+融智模式转变。以“融资”为核心,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并购金融产品和一站式的并购金融服务;以“融智”为核心,为客户提业布局、发展战略、财务优化和管理提升的一揽子咨询服务。
间接融资向间接+直接融资模式转变。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基本上都是间接融资,以债权人的角色为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民生银行所设计的金融产品包括并购贷款和并购基金等债券和股权类的产品,对间接融资模式进行了有效的创新,完成了向间接+直接融资模式的转变。
商业银行服务模式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服务模式转变。作为中国并购合作联盟的主要推动者,民生银行投资银行部是并购业务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并购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主要设计者,投资银行服务模式将在今后的并购业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9-0163-03
[作者简介]刘 曲,国家开发银行江西分行员工,博士,研究方向为电力和能源经济;
王茜。国家开发银行江西分行副处长,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银行金融。(江西南昌330009)
一、金融支持节能减排的背景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因此,坚持减少能源浪费和降低废气排放,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我国能源消耗和能源效率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指标。完成这些约束性指标是我国政府作出的庄严承诺。但是,根据国务院《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披露的数据来看,从2006年-2008年3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0.1%,可以看出,我国“十一五”节能目标完成进度仍落后于时间进度,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节能减排需要大量的技术和资金投入,这需要相应的金融支持。2007年底中国银监会制定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及一系列配套政策,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重大意义,切实做好与节能减排有关的授信工作,加强金融创新,积极开发与节能减排有关的创新金融产品。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从战略规划、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业务发展着手,防范高耗能、高污染(简称“两高”)带来的各类风险,加强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建设,全面支持我国的节能减排。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要把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作为本机构的重要使命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全面掌握节能减排政策法规和标准,通过信贷导向、金融创新等多种方式支持地区和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积极参与到支持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生产能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中,同时注意防范风险。
二、金融机构支持节能减排必要性
金融机构应充分认识到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牢固树立环保和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意识,利用金融工具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
1 金融支持节能减排是金融机构贯彻国家政策,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来看,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已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社会责任。金融机构改变过去单一地强调对股东负责的理念,开始主动地履行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责任,这是金融业发展的一个全球趋势。认真贯彻和执行国务院、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加强环境和资源保护,节能降耗减排的工作部署,积极维护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是银行必须履行的社会职责。
2 金融支持节能减排是金融机构拓展业务空间,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能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节能环保产业成为以国家政策需求和社会需要为拉动力的产业。2008年财政部安排了270亿元专项资金推动节能减排,加上中央建设投资中安排的148亿元,共计418亿元用于支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据预测,2010年我国环保产业收入将达到5000亿元左右。巨大的潜在市场已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和企业。节能减排为商业银行开拓了新的市场、新的业务、新的项目、新的客户,拓宽了金融发展的空间。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投放信贷,改进和加强对节能减排产业的金融服务,将成为商业银行实现经营安全性和盈利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绿色信贷、可持续性融资(sustainable Financing)等概念的提出旨在希望通过金融业有意识的行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促进社会主体注重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节约自然资源,避免严重依赖资源和消耗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社会形成科学、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机制。这是对传统金融观念的改变和发展。这一理念强调和维护人类社会的长期利益及长远发展,要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统筹协调考虑,减少金融业对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负面效应。
3 金融支持节能减排是金融机构防范各类风险的需要。国家把节约资源、削减污染物排放作为突破口,促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会有力地带动信贷结构的调整,因此,在支持节能减排的同时,积极调整信贷结构是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理性选择。金融机构应该根据本机构的业务特点、风险特征和组织架构,制定各类防范风险的工作方案。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火电、钢铁、化工、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加工及炼焦等6个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增加值占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3%左右,用电量占工业用电量的64%左右,能耗占全国工业能耗的70%左右。随着国家政策导向的调整、有关法制的健全和监督检查执法力度的加大,不符合环保和节能减排要求的行业和企业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政策环境。各银行类金融机构应保持高度的政策风险意识,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落后企业的信贷风险予以足够的警惕。当前一些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导致两高贷款占比过大,贷款风险集中。另外一些中西部地区受到加快经济发展的压力,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容易引入淘汰产能或污染落后的项目,使得节能减排压力增大。因此,需要严把“两高”行业的信贷闸门,这样有助于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也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的健康发展,符合银行的商业利益。
4 金融支持节能减排是金融机构树立社会形象,获得良好声誉的需要。金融支持节能减排具有极为丰富的经营管理内涵,将给金融机构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它将全面推进银行业务的战略转型,也有助于金融机构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国际金融机构推行的赤道原则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理念。赤道原则是2002年10月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上承诺以特定的社会和环境标准约束考察银行贷款项目的赤道原则,已经运行了5年。
目前包括花旗、渣打、汇丰在内的60多家大型跨国银行已经明确采用赤道原则,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上强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接受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项目融资总额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份额的80%以上。2008年兴业银行正式成为我国首家执行赤道原则的商业银行。
三、金融支持节能减排的方式
金融既能够通过信贷手段为节能减排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又能够发挥杠杆的作用,引导社会各方面加大对节能减排的资金投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金融支持节能减排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与政府的合作,帮助政府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国家将会积极支持节能减排项目,并且鼓励银行对有偿还能力的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和企业治污项目给予贷款支持。预计政府机构将会通过进一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有利于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落实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等方式,支持全社会节能减排的开展。金融机构可以运用开发性金融原理,与政府密切合作,建立融资平台,以市场化运作方式,积极配合投资重点和方向的调整。这样,既能实现政府的节能减排的目标,又能有效防范项目风险。
2 调整信贷政策,探索支持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应通过调整信贷政策,完善信贷管理制度,积极支持节能环保的重大工程和环境治理项目建设,建立起支持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和信贷模式创新。创新贷款抵押担保方式,拓宽抵押担保范围,合理降低节能减排融资的准人条件。做好节能减排项目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资金清算、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提供资产证券化、股票、债券和项目融资等多种金融服务,丰富和完善融资产品体系,为节能环保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3 设立投资基金,促进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国际上一些大银行的节能减排投资业务主要是通过设立基金,投资节能减排项目或参与到碳信用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中…。“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有大量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环保改造项目上马,也有大量配套的支持节能减排的优惠政策实施,这给环保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可以发起和参与基金,通过开展投资业务,促进环保产业的升级,为节能减排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4 积极探索开展排放权交易,运用市场化手段节能减排。国际上活跃的是根据《京都议定书》实施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有清洁发展机制(CDM)。目前,国内多家银行分别与国际金融机构开展CDM项目的开发。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今后,我国将建立起排放权一级和二级市场,逐步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因此,需要认真研究金融机构在交易中的作用空间。
5 加强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利用国际资金和经验帮助节能减排。节能减排是个全球问题,因此,国际上不少金融机构在支持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很多的尝试,并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国内金融机构可以积极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合作,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政府间贷款和国际银行组织的专项贷款。从2006年开始,国际金融公司(IFC)通过提供贷款本金风险分担,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开展了能效贷款的合作。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分别与法国开发署(AFD)开展节能转贷,支持能源效率项目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能效贷款主要包括生产型企业的节能技改直接融资模式、能源合同管理(EMC)服务商融资模式““、设备供应商买方信贷模式、设备供应商增产模式和公用事业服务商模式等。
四、开发性金融支持江西节能减排的案例
2008年江西省提出用两年时间完成全省80个县(市)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确保2010年全省城镇污水处理率超过70%,该项目是江西省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重要工程,项目总投资高达66亿元。对于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省份来说,项目资金筹集、监管和贷款偿还的确具有一定难度。
国家开发银行运用开发性金融原理,以市场路径实现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将政府的组织优势与开发性金融融资优势相结合,通过与政府合作,共建信用体系和制度安排,设计了全省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创新方案。一是通过指定成立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全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融资平台,由该公司统一向银行贷款融资,统一安排各县(市)建设资金。二是各县(市)政府组建实体公司,承担资金管理和项目建设职责,其项目、资金管理与财政往来结算约束挂钩。三是污水处理厂建设要按市场规律操作,建成后可整体出让特许经营权。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采取以奖代补形式支持各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建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专项以奖代补资金。
按照统一投融资主体、统一项目审批、统一融资模式设计、统一考虑资本金和还款资金来源、统一构建信用结构的“五统一”模式开展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融资体系,大大简化评审流程,提高评审效率,锁定了信贷资金风险,加快贷款进度。此外,国家开发银行作为牵头行,集合江西省内多家银行,在2008年上半年规模从紧的背景下,通过组织银团贷款的方式,短时间内筹措了大量资金,把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聚集一起,为江西节能减排提供了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