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基本内容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法律的基本内容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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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罗马法的分类:

    1,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公法和私法

    2,根据法律的表现形式: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3,根据适用范围:自然法、市民法和万民法

    4,根据立法方式不同:市民法和长官法

    5,按照法律内容:人法、物法和诉讼法

    3)十二铜表法:

    1,诸法合体,私法为主,程序法优于实体法

    2,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

    4)国法大全: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到最发达、最完备的阶段

    5)罗马私法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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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研究宪法和制度，首先涉及到中国需要建设什么样的的问题。“宪法”和“”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舶来品，包括概念和其中所蕴涵的理念都是如此。西方的宪法和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所说的宪法理念的社会基础？在谈到宪法和时，言必谈西方，或者言必谈西方的标准，是否合适？我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宪法和的根本目的出发，设计适用中国的宪法和制度，并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宪法和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保障人权的，应当根据中国的国情积极完善适应中国国情需要的宪法和制度，以在中国背景下，达到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

《法国人权宣言》说，在权力没有分立和人权没有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我国并不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如果按照《法国人权宣言》所确定的关于宪法的第一个标准，我国即不存在宪法。权力分立制度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对国家权力的极度不信任，包括对作为民选的议会的不信任，而在我国，这些西方的理念并不存在。在我国，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力所抱有的基本态度是：既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控制，又需要充分保障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以使其能够通过运行达到保障基本人权的效果。中国当然需要借鉴西方作为人类共同文明结晶的理念和精华，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宪法和制度。实际上，即使是西方国家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宪法和制度，各国都在寻找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宪法和制度，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等都是如此。

二、关注我国《宪法》的解释问题

宪法属于规范范畴，它需要与社会实际保持一致，才能起到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基本功能。如何使宪法规范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保持一致？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以往我们比较多地注意到宪法修改这种方式。我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宪法》与社会实际之间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必然会发生，因此，宪法修改的频率较之其他国家要快，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宪法修改是使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保持一致的最后的也是最迫不得已的方法。

宪法修改的确有其优点，如经过修改之后的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的一致性比较明确。但宪法修改所造成的社会代价也是有目共睹的。宪法修改的频率过快，难以培育社会成员对宪法的尊严感、神圣感，也就难以树立宪法的权威。宪法如果没有权威，法律的权威也就难以确立起来，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难以达到，统一的宪法秩序也就难以形成，国家的法治秩序、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不能保障。

因此，在不是必须对宪法规范进行变动的情况下，可以更多地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宪法规范得到适用。宪法解释既可以使宪法规范经过有权机关的解释达到与社会实际之间的衔接适用，也可以使宪法规范的含义更为丰富和立体，让社会成员对《宪法》有更明确、具体的理解和认识，它对《宪法》的震动也比较小。我国以往基本上没有运用过宪法解释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并积极地运用宪法解释，以解决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具体问题。

三、必须研究普通法律中的规定和问题

《宪法》是最高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同时，《宪法》又是或者说只能是从宏观上、总体上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问题，而不可能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作详细的规定。这就需要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规定，作具体化的规定。因此，《宪法》内容的具体含义需要由普通法律明确，或者说〈宪法〉规定的具体界限必须要由普通法律子以明确。我们在理解《宪法》的内容时，既需要从《宪法》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出发，也必须从普通法律的具体规定出发。我国宪法学者在阐述《宪法》的内容时，较少从普通法律的规定出发，这就造成宪法学的内容显得比较简单、枯燥、粗糙，没有血肉。人们在学习和理解《宪法》的内容时，就难免会觉得其生涩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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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是现代法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何辩证性地看待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道德与法治结合的体现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就是以道德与法治为基本内容，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演变的基础。

1.伦理道德是中国社会结构与生俱来的特性

梁淑溟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团体生活的传统，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由此突显出来。正是因为重视家庭活动，中国人将伦理关系作为组织中国传统社会活动、建构中国传统社会框架的基本因素。所谓的伦理关系是“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的情谊关系”，凡是社会中的关系都离不开伦理关系的影响，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化的家庭，这在政治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以父子关系定义君臣关系，囊括皇帝到地方官员在内的官僚体系发挥着家长式的作用。

2.法治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存在法治的，与其说“依法律而治”不如说“以法而治”。虽然如此，“法”的重要性依然被中国传统社会所重视，具体表现在统治阶级重视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建构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传统法律体系。

3.伦理道德与法治相互结合并共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首先，“礼法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法治观的核心，中国古代法治观的发展既是“礼”与“法”融合统一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伦理法发展演进的过程。从周朝开始，“礼”就被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成为规范国家政治生活和界定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以看出，儒家将礼视为法律刑罚发挥作用的前提，这一思想在之后又被董仲舒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理论，宋明理学更加重视伦理道德，不仅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礼法合一”的思想，更将其提升为天经地义的“天理”。

其次，中国古代法治建设的伦理色彩浓厚，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法律规范体现了儒家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法律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倡导礼义、推崇礼法”这一目标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法律的执行者并不会做到“秉公执法”，“法外开恩”“刑不上大夫”等体现了在社会生活中依然会有逃脱法律惩罚的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伦理道德是法治的核心，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治理模式。

二、道德与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翼

中国古代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倡导礼法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最终维护封建王朝的皇权统治，在这一制度下，人们的日常行为必须以其基本的社会身份为前提，必须符合伦理道德的标准。辩清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利弊是探讨伦理道德与法治关系的前提，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1.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对法律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

伦理道德产生于人类社会漫长的实践活动，往往代表着一种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它或是一种理想化的观念，或是一種现实存在的文化，但它总能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能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引导、促进人们向善。在实际的法治建设中，法律的作用往往是硬化的，这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会带来种种问题，如在法律的制定上忽视道德人性；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过度强调刑罚和法律条文的严谨性等。此外，重视法律道德的教化作用不仅可以使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法律规范，还有助于国家各级机关成员带头修身自省，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从人性层面减少违法乱纪行为的产生。

2.法律是伦理道德发挥作用的物质性保障

虽然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有诸多消极因素，如完全服从家长、男女不平等等，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其在教化民众、培养人才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产生的重要意义。法治，从其表象上来看，系依制度为之，以制度作为行动的指南。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使处于文化范畴的伦理道德真正成为可视的条文规章，有利于避免道德说教流于空谈；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刑罚能使民众对原本模糊的道德标准有更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民众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这一作用更加明显。

3.道德法律一体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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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司法是民法基本原则中的最基本内容，同时也是民法当中核心所在。从当前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民法适用是法官的立法，作为法官如果出现了滥用司法的现象，也会违背基本的民法原则，从而带来不良的影响。下面将对民法基本原则的民事司法适用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民法确立基本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重要价值的核心所在，我国的民法基本原则当中主要包含了一下几个原则：平等、公平、自愿、守法、诚实守信、公序良俗。平等原则主要指的是我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公民都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公平原则指的是在公民之间出现了意见矛盾的时候，以利益的均衡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公民的权利和能力均属于平等。自愿原则指的是在所偶的民事活动中，公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来进行选择参加或是不参加。守法原则中要求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的过程中需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诚实守信原则指的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公民需要根据市场要求和制度来进行活动，不能存在欺诈或者其他的行为。公序良俗所指的是在公共秩序上的总称，当公民在进行民事活动的过程中，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需要尊重当地的特点风俗和公共秩序，这是保证国家利益不受到损害的重要要求。

 

二、民法基本原则遵守的重要性

 

对民法的基本原则进行遵守首先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安定性，这是民法当中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同时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民法的最高价值就是社会价值上的追求。其次，民法的基本原则中体现了法律的贯彻性[1]。只有遵守民法才能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认真的进行贯彻。“以人为本”是当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核心思想所在，倡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坚持了民法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了公平、平等的原则，这对保护公民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司法中适用的相关思考

 

(一)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性当前来看具有双面性的特点，在进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为法官提供更多的选择，同时也给予了法官更加明确并更加大的权利。但在进行裁决中也会导致司法的前进步伐受到阻碍，最终给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当前在进行相关问题研究中，不能排除某些法官会在进行案件处理的过程中不遵循法律原则，甚至还有可能故意将这种原则进行规避，也就是所谓的“法官造法”现象。因此，民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应当受到适当的限制，并不能任其无限的扩大，必须要进行严格的控制，保证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这样以来法官在进行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就能适当的进行法律依靠。当前我国的现行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当使用这种具体规定所获得的结果违反了社会正义时，法官可以不适用这种规定，但应当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但事实上如果每次都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更加给司法造成了麻烦[2]。

 

(二)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司法适用中的完善

 

首先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应当进一步的完善民法一般规则的适用性和准确性。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它不能做到完完全全的适用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但只要从法律的质量上不断提升，就能减少这种民法基本原则的使用概率，从而控制好法官的自由思想发挥，一切根据法律规定来进行。其次，需要不断的提升法官的本身能力和职业素养，保证法官从主观的思想上能得到提升，能够适用民法基本原则的倾向。作为法官在进行自由裁决的过程中，一定要在法律基础上进行，不能将裁决置身于法律之外，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社会公平和正义。除此之外，法官在进行民事司法处理中需要在法律和当事人之间做好判断，既不能对法律有损，同时也需要尽量的保证好公民的权利不受到影响。此外，司法监督也是保证法律正常运行的重要部分。无论是群众方面的监督还是社会舆论监督，都能对法官的自由裁决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3]。因此，需要人民群众能不断的强化自身法律意识和素质，以便于法官的正确适用起到帮助。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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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和近现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法律文化的不同进而催生出法律思维方式的区别，传统中国法讲究缘情说理、注重容情于法，“情”、“理”、“法”三者密切结合；而西方法律则格外注重法律推理，重视法律逻辑的应用，强调用严谨的法律思维进行说理和论证。不同的法律推理和论证方式实质上反映出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

一、传统中国法的说理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理”、“法”内涵解析

缘情说理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和总结。中国传统的法律思维是以传统中华法系的精神和理念作为核心的。要澄清中国传统法律思维的特点，首先就必须论及“情”、“理”、“法”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内在涵义，同时理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理解中国古代法律说理特征的关键之一。

1.“情”，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含义，“情”首先是指人之常情，即人性、人的本能。其次，“情”也可指客观存在的世情、民情等，依照这一角度，诸如社会舆论，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现实状况，乃至人们生存历程中传承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等，都可以纳入到“情”的范畴中。此外，“情”还可以指情节或者情况，人们经常说的“情有可原”，在一些特定情境下就可以指案件的具体情节。

2.“理”，包括了天理、公理、公道等。天理是指国家社稷正常运行所必须的一把按自然规律。公理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推崇的行为规范准则，如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公道则是广大民众普遍认同的社会公共道德、公共利益等。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情”、“理”往往相通，判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合理，一般从其行为内容是否符合“情”来判定，不符合“情”的，常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而反之，符合“情”的，往往也就是就是合理的。

3.“法”这一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法”源于“刑”，“刑”主要指刑罚，本质上统治阶级用以镇压和控制的暴力工具。汉代以后，中国古代法日益儒家化，于是，“礼”这一词义，作为联系天理和人情的纽带，也加入到“法”的范畴。因此，传统中华法系中的“法”其实包含了“刑”与“礼”两大基本内容。

法律实践中，“法”和“情”、“理”是紧密相连的，国家法律的制定通常会以天理为指导原则，天理也可能成为法律的基本内容。此外，天理国法又应与以亲情、伦理为内容的人情相一致。法与情理同在。若彼此间发生冲突，则国法可能让位于人伦情理。

（二）传统中国法说理方式的特征分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相互交织的思维模式一直影响乃至支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及利益衡量。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刑事领域，都在向往和追求一种兼顾“情”、“理”、“法”三者的理想境界，在此影响下，中国传统的法律说理和论证呈现出如下特征：

1.“情”、“理”在价值取向上的优先性。在传统中国法中，实现国法和天理、人情的协调与统一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法律和情理的关系处理上，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都往往倾向于情理。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本身有着重视道德伦理的传统，情理时常被视为是比制定法位阶更高的法的渊源，因而一旦人情、天理与法律发生冲突，法律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清代的《槐卿政绩》中记载有一处案例：道光年间，江西潘阳县有两户原本有儿女婚约的人家产生了一些争执，女方家人遂有所记恨，想解除婚约，而男方不同意，诉至官府，女方父亲威胁，倘若女儿嫁到男方家，自己就自尽，女儿也表示不能嫁给父亲的仇人。后来官府判定该女子为应为其父留在家中，而男方不得要求女子过门。从国法的角度看，发生争斗事件并不能成为婚约解除的理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若要求该女子在自己父亲受气的情况下，不情愿地与对方成婚，由有违人情，故裁判官选择了支持女方家的诉请。类似的“原情论罪”、“舍法取义”的做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中是常见的。

2.说理论证侧重于实质性思维。中国传统法擅长缘情说理，将“情”、“理”作为断案的重要依据，而不拘泥于法律条文本身，这其实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法中的鲜明的实质性思维特征。即司法裁判者在进行案件处理时，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结果，对于法律推理的方法和过程，则相对忽视。或者讲是注重法律外在的事实，而轻视法律的内在逻辑及法律活动的内在手段。同时，在司法活动的整体价追求上，更加强调实质正义，中国古代的法律裁判，往往并不像西方法那样去清晰地界定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断案是为了解决纠纷、防止事态扩大。因此，法官往往努力追究法和情理的平衡，最终达到息事宁人的社会效果。

3.案件说理有较强的主观性。如果按照现代法的观点，法律论证和推理作为一项严谨的逻辑思维活动，无论是从法律思维的内容还是结构的角度的分析，都应倾向于客观性。然而，中国传统的法律思维却倾向于主观性，这从法官的裁判中可以得到论证。

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员在法律目的法律字句的选择上，倾向于目的，常常以较为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案件说理过程往往采用简约、朴实的生活化语言而非专业化的法律术语。在思维方式的选择上，也时常脱离严格的法律思维的制约。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司法办案人员，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常常依赖于主观性很强的直觉思维和内心的道义观念，即使出现违背法律字面规定本身的情形也不影响案件处理。

（三）中国传统法律思维的形成原因

“情”、“理”之所以能够主导中国传统的法律思维模式，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说理之所以强调遵循情理，其基本原因在于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本身，就和“情”、“理”紧密融合在一起。中国自古即有着 “法不外乎人情”的观念。自汉代起，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立法的主导思想。在儒家的观念中，只有包含有“情理”的法律，才能真正使人信服，才能真正起到效果。法律考虑“情理”的因素，也就是法律合法的程度。在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下，如 “矜恤老幼”、“同居相为隐”等都成为立法的指导原则，乃至直接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法律的人伦和纲常色彩十分突出。

法律制定兼顾“情理”本身情有可原，但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下，往往将“情”置于首位，“情大于法”或“理大于法”的情形十分普遍，加之法律本身包含有大量“天理”、“人情”等方面的内容，而“法”又是法律说理的大前提。故法官在裁决时将情理作为裁决依据和线索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职业化的法律阶层，历代具有一定司法职责的官职，如司寇、廷尉、大理寺卿等，本质上都是行政职务，只是兼具一定的司法职能，各级官员自幼接触科举教育，对儒家经典及其伦理道义可谓了然于心，然而，他们却极少接受正规的法学教育和逻辑训练，这也就决定了官员断案时可以自如地引经据典，却不能真正运用专业术语和法学思维，而要借助于“情”、“理”进行分析。

二、西方法中的法律推理

与中国传统法缘情说理的方式不同，西方的法律推理则充满了法律形式主义的特征。注重以“法律”本身作为推理的基本前提，讲求严密的逻辑推导。在对案件的说理论证过程中，重视法律的理性思维而尽力排除“道德”、“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一）西方法律推理基本特征

在西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尽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在具体的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但两大法系都发展出了专业化的“法律行业语言和技能”。法律推理过程本身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的思维方式，在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看来：“法律思维的本质是一种形成法律知识的抽象过程。”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西方的法律知识体系、法律推理充满了法律理性的色彩，并具有明显的系统性、严谨性的特质。

1.“法律”在价值上的优先性。在西方近现代法律思维中，法官进行说理论证并非完全忽视“情理”的作用，只是在他们眼中，法律在价值层面居于最高地位，法律的推理论证应当以法律本身作为最基本的依据，“情”、“理”等只能作为案外的辅的因素加以考量。孟德斯鸠提出的“法官是叙述法律的嘴巴”的比喻，强调了“法律”本身在法律推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对于西方的法律人来说，“人情”、“天理”等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衡量标准也可能因人而异。而法律则是较为确定的，只有尊重法律的权威性，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

同时，法律思维强调在对于案件真实情况的探究上，合法性优于客观性，法律思维的导向不完全等同于生活意义上客观真实，而是法律程序中的真实。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在法律推理中证据规则的应用：在某些情形中，尽管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证据客观上足以使人们相信案件事实存在，然而，如果证据的取得方式带有非法性，则完全可能被案件审理者所否定，并得出与客观事实不同的法律结论。

2.法律推理强调形式逻辑的作用。西方法学家往往将法律的论证和说理看作为是一门司法技术，因而重视法律推理的形式及方法，强调依靠严谨的逻辑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法律论证没有形式逻辑的参与，整个推理活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

在法律形式逻辑的选择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所区别，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基本的法律渊源，以类推法为基本的思维方式，推理过程充分尊重“遵循先例”的原则，即法官断案过程中，充分借鉴已经形成的判例，并对过往的案例事实进行总结，推导出一般的法律规则或原则。

而在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则成为基本的逻辑形式。推理的大前提是可以适用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小前提是经过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体现在具有法律效力针对具体行为的非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即判决或者裁定。

尽管两大法系在法律推理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形式逻辑思维的具体反映。强调理性严谨的逻辑论证，反对裁判者仅仅凭借个人情感和经验得出结论是西方法律思维的基本属性。

3.法律理由在法律推理中的优先性。在西方法的语境当中，法律推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现法律问题、思维加工、得出法律结论。发现法律问题是法律推理的起点，是引起思维活动的动因；思维加工则是寻找法律理由以说明法律问题的过程，结论是通过思考而做出的定论，任何法律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通过理智或说理式的方式来解决。案件审理的理由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避免法官专横审理并实现当事人间利益平衡的有力措施，是使人们信服、尊重法律结论的前提。因为它可以使法律活动具体的参加者相信，法律结论并非来自于裁判者的主观感情，而是事实和法律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法的裁判文书中，不仅会有明确案件争议和定分止争的论断，同时也十分重视充分界定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

（二）西方法律推理方式的形成原因

1.历史悠久的逻辑思维传统。西方法的法律推理方式的形成亦扎根于其所依托的法律文化环境，西方法之所以形成严谨的强调形式理性的思维方式，首先离不开其历史悠久的逻辑学传统。逻辑体现着思维方式，决定着思维方式的不同特征，自然也会深深影响法律思维方式的特征。

西方法学的发展历史看，逻辑的产生对后世西方分析性的法律思维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从其各个学派均很重视逻辑在法律思维领域的运用。而在这其中，分析法学派对于逻辑在法律中的应用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分析法学通过归纳的方法从特定的法律制度中提炼出基本观点、概念。进行对比论证，在从基本因素中总结出法律理论。在分析法学的影响下，西方法学家十分重视分析法律术语，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关系，将法学变为一门逻辑性极强的科学。

2.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职业化的影响。其次，西方法律本身的系统性、抽象性特征对于其法律思维形成也有着基础性作用。法学家和立法者一直注重对于法的概念、范畴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早在罗马法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所有权、债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一直沿用至今的法学术语，近代的法典化运动促进了法律形式主义的发展，无论是法律的分类还是法典编纂，都致力于对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抽象的总结和概括。可以说，如果没有注重形式、系统抽象的法律体系，也就不会有严谨的法律推理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