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2]王亮: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paneldata分析[D]，2007

[3]张倩: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2007

篇2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8日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城市和乡村等。环境为我们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条件。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就是运用现代环境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多方面措施，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和破坏，综合整治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争论由来已久，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导致污染，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在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重要宏观经济目标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一度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许多国家，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乎都采取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方法。但这并不能作为后起国家借鉴的样板。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上百年历程，环境资源供给相对减少，而对其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增大了。人类经济发展所能够消耗的资源在减少，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尖锐，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拥有13亿人口，是一个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大国。目前，中国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事实上也正在改变。中国目前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呢？本文认为发展经济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是短期行为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片面经济利益和全面综合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平衡问题。实施绿色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行的，否则就要落后挨打，没有GDP却是不行的，关键是要给它涂点“绿颜色”，让它变成一个呼之欲出的“幸福指数”。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放，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GDP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

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民收入显著增加，在总体上基本实现小康水平。但遗憾的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导致环境保护工作的边缘化，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以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为代价取得的。随着全球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大气、陆地、水与海洋污染日益严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森林的过度砍伐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都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现实的与更严峻的潜在威胁。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忽略环境因素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自杀性的。这些后果包括：

（一）影响人的生存环境。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的“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331.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4.6%），被地质学家称之为“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其间80%（即262.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占了中国国土的27.2%，也就是说，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同时，水土流失严重，一些地方的地力下降，产量下降，形成“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很多美丽的河流消失，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造成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都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的结果正是植被消失、土地荒漠化、众多河流死亡的原因。

当今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相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环境遭受破坏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日渐稀缺和劳动者幸福感的日渐枯竭，这就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指标没有完成。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对社会稳定也造成重大影响。

当前，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2012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6%，但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上升。据对17个省（区、市）有关数据的综合分析，上半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2%、5.8%。

（三）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人民和经济建设实体以及公共部门的关系，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当某个地方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实体因发展经济而给周边自然环境带来巨大污染，造成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势必导致居民和该经济实体之间的冲突，产生民众对公共部门的不信任，影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因此，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障。

二、只顾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的原因

经济发展是“鱼”，我们无法舍弃这条“鱼”，因为祖国的强大、民众的富裕都有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保护是“熊掌”，我们同样无法舍弃这只“熊掌”，因为人的生存、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保护。古人云：鱼和熊掌不能皆得。今天我们说：鱼和熊掌必须皆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皆得，而是如何皆得。对策的提出依赖于原因的分析，只有弄清环境破坏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环境保护的应对之策。细观之，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大破坏，其原因是：

（一）缺乏科学的发展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环境经济学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但是，要特别防止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要等到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种错误认识将使我们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

（二）政绩考核体系的不科学。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主导了广大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官员们片面追求GDP，以求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实现个人仕途的进步，其结果是环境保护被经济发展边缘化。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企业以临时停产代替达标，一过关照样超标排污；二是建设项目环境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有的不按法规先环评后建设，造成选址不当；三是国家明令禁止的“15小”企业出现死灰复燃，且还为数不少。

（三）经济发展规划的盲目性和非统一性。生活区和工业区本应分而治之，在空间分布的考量上应该把居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对人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而某些地方的市政规划却忽略了这一点，导致生产影响生活，激化各种矛盾。比如，很多重工业城市，尤其是钢铁城市，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一些钢城工厂遍布整个城市，虽然这几年对排污进行了大力治理，但其生产用的煤炭、矿石等的粉尘，产生的废水废气对城市的污染依然非常大，使整个城市环境都受到污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搬离或者是把生产厂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主要是好治理，比如唐钢就是集中一个地方，唐山市的环境受唐钢的影响就很小。

（四）环保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环保执法力度不够。环境质量标准、环保执法权力、破坏环境的处罚措施等都需细化和完善。环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不法者将环保置于脑后，一味追求利润增长。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对环境保护监管不力，有的地方不执行环境标准，违法违规批准严重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 没有形成群众、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内部以及新闻媒体等多渠道的、多层次的监管机制，使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五）制度设计不合理。环境问题涉及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术、环境质量的标准设定、生态保护区的设立等等；管理层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组织安排生产；制度层面：设计制度，合理构建各相关主体的产权与利益关系，如排污企业、受污染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制度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会催生出好的技术，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就会抑制高效率的环保技术的产生，目前我国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较单一，以收取排污费为主要形式。由于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业治理污染缺乏激励及监管不力。

三、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决策者决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他们必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个错误的命题。其实可以同时选择二者——从未来的角度看，它们并行不悖。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资源的稀缺性逐步表现出来，环境问题正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治理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只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这样经济和环保是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

（一）强化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强调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好环保优先政策，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才能既培育好“金山银山”，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保护好“绿水青山”，在生态建设方面为国家做贡献。

1、改变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变现存的GDP为“绿色GDP”。将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引进到GDP的核算中，如果环境污染，则予以扣除，从而纠正现存GDP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生产过程污染少了，治污费用就少了，这样的生产对GDP的作用才是实在的。

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谁拥有好的生态，谁就拥有未来，就有经济持续的发展。未来的竞争是生命科学的竞争，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基因库，是经济增长的法宝，科学发展观涉及的就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2、强化环境意识，树立生态理念。正确处理环境与建设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环境保护，教育为本”，要大力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同中华民族关爱自然、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大力倡导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以及生态环境、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建设，摒弃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

3、强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念。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要在统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口数量、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实施区域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实践中，强化“环境是资源、资本”、“环境是生产力”的意识，提高“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营造环境就是创造生产力”的认识，以环境补偿促进社会公平，以生态平衡推进社会和谐，使整个社会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4、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能够互相促进的。英国在1990～2002年间的排放量减少了15%，而经济增长了30%。在丹麦安徒生童话的故乡，风电产业创造出30亿欧元的出口工业，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独占鳌头，制造了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商业化成功的故事。利用风力这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每生产100万千瓦小时的电量，减排600吨二氧化碳，可再生能源的环境科技化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二）将环保指标引入政绩考核体系。把环境保护作为决策的重要环节，从源头落实环保基本国策。环保从源头抓起，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政绩观。

1、加强领导，强化环境保护责任制。要转变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规律，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考核GDP是否增长，还应该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和环保法规执行的情况。

2、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100%。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

3、推进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实践。发展与保护相结合，在经济发展中同步实施环境规划，同步增加环保投入，同步强化环境监管，将有利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社会行为、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框架，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保护中优化经济增长。

（三）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统一性，尽量减少生活和生产在环境层面上的冲突。做好经济发展规划和环保的前瞻性和统一性，体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是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引导人们追求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最佳结合。

把环境保护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环节，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摆在首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河流湖泊资源。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镇建设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继续整治煤烟污染；加强汽车尾气达标排放检查；控制交通和建筑施工噪声；创建绿色环保文明社区。在农村重点抓好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和保护农村饮用水源地，确保农产品基地环境安全。

调整工业布局要合理规划和调整工业经济布局，把目前城市内存在的工业分散布局、重复布局、与居民点穿插布局等不合理布局现象造成的工业污染通过合理规划、合理布局的办法加以改善。

（四）进行环境保护制度本身的创新，形成新的环保理念。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依赖技术进步的同时，更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对现存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创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共生。

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使经济主体能够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中受益，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五）进一步加大环保工作力度，构建科学、完备的环保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们不断加强环境保护。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国家要制定有利于增长方式变化的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资源能源节约的政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鼓励政策、排污收费制度等。

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手段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

（六）不断增加环保投入，依靠科技进步保护环境。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整合动员和发挥各方面的科技能力，集中力量研究当前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推广。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要加快环保产业的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政策扶持和市场监管，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环保技术装备和基础装备，在立足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努力掌握环保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提高环保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自主制造。培育一批拥有著名品牌、核心技术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优势环保企业。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推进环境咨询市场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依赖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组织对污水深度处理、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洁净煤、汽车尾气净化等重点、难点技术的攻关，加快高新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积极开展技术示范和成果推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七）把环境保护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经过工业革命以来近300年的消耗之后，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日近枯竭，因此人类必须寻求“新”的资源起点，“废物”正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1、用循环经济力促GDP增长。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绿色核算体系”来重新审视和把握经济发展途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动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生产新模式，彻底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中国人均资源少，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是当务之急。以沿长江城市企业为例，加大工业用水循环利用，其实就是减少了对水的污染，企业不能因为企业紧临长江就可以无节制的用水。

2、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引导企业、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生态农业，促进产业生态化。研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机制，特别是研究如何利用经济激励手段和制定在土地使用、贷款和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全社会共同开展循环经济的工作，并提出开展循环经济工作的具体操作措施，探索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和评估机制。要从企业内部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艺，推行清洁生产；从企业之间的循环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业链园区；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最近成立的皖江循环经济园区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3、循环经济不仅是对企业的要求，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人们首先要改变消费观念。循环经济要求消费既能满足自身需求，又不对环境造成危害；既要消耗物品，又要回收利用生产生活物品。“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比如，安徽马钢集团以电能、燃油等清洁能源代替煤炭，利用除尘灰作为烧结原料，利用高炉煤气余热进行发电，将高炉水渣、钢渣销售到相关企业作为生产原料，仅此4项每年就增加效益近7，000万元。该公司还对工业废水进行回用，循环回收率达到94%，每年又可节约水费近900万元，同时减排有机污染物4，500多吨，大大削减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同样，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从节约每一吨水、每一吨煤、每一度电做起，大力节约资源。

总之，发展、环保，一个都不能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目前已进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不但需要保持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且需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满足人们对环境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而搞好生态建设，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篇3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基于一国的实践，很少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际出发探讨在两者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实际。而今，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金融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来回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给予理论支撑。本文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论”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并选取中国相关数据设计实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篇4

所谓经济增长就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必须保持合理的、较高的速度。目前各国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一般采用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即用人均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剔除物价上涨率后的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来衡量。

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它是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打破了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卖双方在时空上的限制。随后信用的发展又令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在时空上的限制进一步放开，以至即使在交换双方商品所有权转移后市场仍继续存在，货币也逐渐作为一种可有偿转让的特殊商品成为市场交易对象之一。于是，从商品流通中独立出了一种特殊商品——资本，金融也开始具有真正意义。此后，金融工具逐步由单一的货币形式发展为货币、商业票据、股票及债券等多种形式并存，出现了专门经营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从事金融活动的金融市场，金融开始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换的辅助地位逐渐发展成为经济活动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通过其自身的货币发行、信用创造、资源配置等功能影响着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一、直接金融（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

对于股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本上有以下两种观点：很多人都认为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而在实际中，尤其是中国的股市跌宕貌似与中国GDP的增长没有多少明显或是规律的关系。所以，存在着另一种观点，一些人认为股票市场在风险分散和流动性方面的优势，使其替代产品的需求减少——人们的储蓄动机下降，从而股票市场发展会产生不利于储蓄率的现象，进一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以上两种观点中，虽然说第一种观点具有绝对性的优势，但是实际上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笔者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没有规律可循而且是非常有限的。

第一，我国的股市相对于其他金融发达的国家而言，起步较晚，各种市场机制和管理制度都还不成熟；第二，由于第一条我国股市历史客观上的落后，造成我国监管指挥当局决策行为常常比较滞后和失误率较高，政府在各个股市板块股票上市资格标准的制定上没有经验可参考，政策时松时紧、缺乏连贯性和依据性是导致我国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规律的一项重要因素； 第三，在影响股票交易量和股市价格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因素是一种主导因素，但是其他非直接、非金融因素同样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人们的心理预期、重大新闻事件、国内外政治因素、战争或是流言等等），尤其是在我国，非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第四，中国股市的异态，不仅是国民对股市理解不正确，“股民大于股东”的情况造成股市投机者心理跌宕。股市的另一参与主体，很多获准上市的公司将从股市筹措来的资金并没有用在生产项目或企业规模的扩大投资上，而是用于公司内部消费或再次流入股市进行风险性投资。另外，股市融资本身就是长期融资，上市公司利用发行股票把从股票市场上筹措来的资金投向的项目应该大多是长期投资的项目，其利润的获取大都是缓慢的、渐进的、长期的，首期获利很可能在1年以后，因此股市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显示出来。

二、间接金融机构与经济增长

金融中介机构是指从资金的盈余单位吸收资金提供给资金赤字单位以及提供各种金融服务的经济体。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主要有信用创造、清算支付、资源配置、信息提供和风险管理等几个方面。

近些年来，金融机构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变化，金融业出现了大规模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同时随着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的发展，金融中介机构也逐步向海外扩张。在这些条件的促进下，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目前的金融中介机构的种类很多， 比如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蓄贷款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

世界各国学者在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即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唇齿相依、相互促进。参考学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由于金融中介（特别是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创造、资源配置等作用的存在，它对经济增长必然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很多数据模型也证明了它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也就意味着，相比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我国金融中介的不发达与不成熟必定会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或多或少制约，所以我国应该大力促进存款货币银行的发展，进一步深化金融创新改革。

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

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便是经济增长。政府一般对计划期的实际GNP 增长幅度定出指标，用百分比表示，中央银行即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比如，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货币政策一般分为：积极型（扩张型）和消极型（紧缩型）。

在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采取措施降低利率，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增加，刺激投资和净出口，增加总需求，称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合适。

反之，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太高时，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货币供给，以提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使总产出减少或放慢增长速度，使物价水平控制在合理水平，称为紧缩性货币政策。因此，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如当今的欧洲各国）采用消极的货币政策较合适。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早已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我国，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管理的银行，其货币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其重要的地位决定了它在经济的发展中关键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本质上看来，金融发展要以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基础和前提。所以，倘若我们将重点放在利率市场化、证券保险改革创新等金融深化、自由化的政策以提高经济增长，这将是本末倒置的一种方向。相反，我们应该重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深化制度创新等，从根本问题上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在欧债问题的影响下，我们更多的要审视自己的经济结构和外汇制度，而不是单纯的关注金融制度和货币政策。或者说，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阶段下，我们应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不能单纯通过金融扩张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规模，而应更多地注重金融发展的内在质量。首先，我国股市发展的规模和层次尚有不足。随着股票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吸引储蓄越来越多，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将不断显现，贡献程度也越来越高。希望通过发展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提高股票市场效率，只有配置效率高、运行良好的股票市场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其次，我国银行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强于股市，正确处理好落实稳健货币政策与支持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提高贯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提高贯彻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加中小企业有效资金需求；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和配合、发挥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扩大货币政策效应；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宏观政策实施效应的评估和反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加强中央银行的各项职能，正确及时实施货币政策。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参考文献：

[1] Levine， Ross； Normal Loayza and Thorsten Beck， Stock Market，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Vo.l88 （3）， 537- 558.

[2] Thorsten Beck； Levine， Ross and Normal Loayza， Finance and the Source o f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8 （ 2000） 261- 300.

[3]Levine， Ross，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 Causality and Cause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2059.

篇5

一、法律制度设计理论综述

制度设计理论对可靠地强制财产权的效力进行了肯定。认为产权人有权利从其投资中获得利益，这一因素是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最实质性的。La Porta等人（1997）提出了金融理论，认为潜在金融投资者会面临资金被征收的风险，而且一国的有关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17世纪英格兰创造的普通法，主张保护财产所有权免受王室的剥夺与干涉，这使得投资者的产权也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再比如，法国的民法就没有对私人契约关系以及财产权进行保护，该法律是受政府权力制约的。这中集权主义的法律不仅没有行为，反而使得谋求私利为公权滥用开来（Beck，2003）。从英法两国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其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法律手段具有良好的救济效应。但强制的法律效力会导致一些权力的行使有了必然的随意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官僚、政客等阶层有了侵犯财产权的机会，从而染指金融交易，从中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Acemoglu，2005）。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综述

从一些列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和金融机构健全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较快。King和莱文等人（1993）以77个国家为例，进行了1960-1989年间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使金融深化的措施是多样化的，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等。这些措施一般更倾向于一些小国。尽管调查报告没有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并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太大影响。Zevros和莱文等人（1998）用股票指数来测量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体系是以银行还是以债券为基础并不重要。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Beck和莱文等人（2000）利用辅助变量模型对金融与经济的因果联系进行了直接研究，认为外在有效地金融因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据Smith和Benecivenga（1991）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影响。Obdfield（1994）在其金融理论研究中表示，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存在确切的联系。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却不与与个人存款产生关联。Benecivenga（1995）指出，证券市场的生产量、增长率以及都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十分密切。

Wachtel和Rousseau（1998）两人以时间顺序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瑞士五个工业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领域发出的信号能够预测经济的增长与否。Zingales和Rajan（1998）两人也以时间顺序（1980～1990）进行了相同的研究，他们支持Wachtel等人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三、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综述

20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从研究结果来看，对二者之间联系的观点并不相同。有一部分人认为，通过降低交易等费用，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的资金，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对资本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影响巨大。Jovanovic和Greenwood等人（1990）指出，由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发展是U型曲线，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出现：在金融发展初期，只有极为少数的富人可以涉入金融市场。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聚集，正式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人数欲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融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增长更加积极。因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石象湖作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Beck和莱文等人（2004）对金融媒介物与收入不平等的Gini系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社会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以及贫富人口数量的比例问题等。研究显示，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有利于缩减贫富收入的差距。它甚至可以控制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金融媒介物能够使消费指数更加迅速地下降，五分之一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也会加快，日平均收入在两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会大大减少。

四、结论

经过上述理论综述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而且金融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而对于此，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如南非国家等，就面临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一切发展金融媒介的障碍如何清扫。尽管上述相关理论之间相互补充，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解释了法律制度体系如何推进了金融媒介的发展，而对于发展落后国家金融媒介障碍的扫除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金融风险 金融自由化

一．理想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

对于金融体系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问题，经济学家们持有异常纷纭的观点，这些结论迥异的研究成果简直使人迷惑。自熊彼特、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麦金农以来以至于内生金融增长学派，大量经济学肯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关系，但也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反对熊彼特所坚持的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家精神的论断，认为是企业领导而金融追随，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自动和被动地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这就否认了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有些经济学家不相信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说法，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过分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则经常以故意忽视金融来表示他们对于金融体系作用的嘲讽态度。在一本包含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的论文集中，并没有涉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而且在尼古拉斯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综述中，也没有讨论金融体系问题，甚至在列示他所忽略的问题的清单中也未提及金融问题 。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更加使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作用产生了疑虑。鉴于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巨大，对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是近几十年来不可否认的经济现实。经验研究证实，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确实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特别指出“运转良好”，是强调金融体系的两面性，即在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金融体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不存在金融抑制、达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而且金融监管非常有效的理想经济中，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在这部分内容中就是试图描述这样一个理想情形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功能；而经验研究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比那些金融抑制严重、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比较滞后、政府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的经济，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少的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可以从至少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分而言之：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风险的交易、风险的规避、风险分散化和各交易主体的风险分担。在所有风险中，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是最为普通的一种金融风险，所谓流动性（liquidity），就是一种资产可以以协议价格被转换为购买力的速度和便利程度，而所谓流动性风险的产生，是源于与将一种资产转换为交易媒介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都可能影响流动性，加剧流动性风险，这些摩擦产生了一种动力，导致可以提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产生。直觉和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提高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在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经济中的高收益项目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资本承诺，但是储蓄者却不希望长时期放弃对其储蓄的控制权，因而假若金融体系不存在或者金融体系出于非常幼稚的发展阶段，就不能提高长期投资的流动性，因此较高收益率的投资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史学家希克斯通过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认为革命时期英国金融市场的发达使得流动性风险得以减轻，这是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的重要原因。根据希克斯的研究，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所生产的产品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明出来，技术创新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而在18世纪的英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正是资本市场流动性。在存在流动性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储蓄者持有诸如股票和债券等转换便捷的流动性资产，同时，资本市场将这些流动性金融工具转化为非流动性的生产过程中的长期资本投资，假如没有金融市场这种转换，需要大规模长期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产生 。除了降低流动性风险之外，金融体系还会降低与个人项目、私人厂商、个别产业和地区有关的金融风险，也就是所谓具有个人特征的风险（idiosyncratic risk）。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都可以提供风险分散和分担以及风险交易的渠道，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水平，金融体系提供风险分散化的服务可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对于技术创新有推进作用。在金融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获得更多有关投资和资源配置的信息，这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私人的信息获致成本（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sts）更高，私人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搜集大量的有关企业、管理者以及经济态势的信息，因此，私人信息获致成本的高昂创造了金融中介产生的激励。金融中介机构在获致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信息成本得到节约，因而有利于有关投资机会、投资收益、经营管理状况、宏观经济等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这就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完备的金融工具，是经济中各种投资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些信息引导着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一般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关厂商的各种信息获取和扩散的通道，当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增大的时候，投资者就会获得更多的有关厂商经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态势的信息。而在那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信息获致的成本高昂，这就阻碍了私人资本向长期投资的转变，阻碍了高收益投资的形成，资本配置的效率被严重降低。金融抑制的消极后果之一是使得信息获致成本增大，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的存在，降低了投资者获取有关经营者信息的成本，尤其在股票市场上透明度较高的股票价格，成为一种获致成本极低的公共品，投资者很容易通过股票价格以及股票市场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来判断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使经营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调整企业战略。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从而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投资者从发达的金融体系中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对于经营者的监督，因而，金融体系在这里似乎充当了一个无形的管理者和社会评判者的角色，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依照市场原则对资金的流动进行有效的配置，可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在金融抑制的经济中，信息获致成本较高，人们难以通过金融体系来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的信息，因而投资者就难以对经营者的业绩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监督。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在金融抑制的国家就会特别抑制金融市场（比如股票市场）的作用，而试图以银行等间接金融机构甚至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形成资本配置的主要手段，金融市场对厂商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被削弱，因此就不得不以政府的权威形成另外一种监督与约束的机制，而后者显然是成本高昂的。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动员储蓄(mobilizing savings)和大规模资金积聚。动员储蓄和促进资本积聚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过加强流动性、提供风险分散化机制、以及降低信息获致成本，金融体系可以有助于经济中的分散资本的快速和大规模积聚，从而为工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资本。动员储蓄是要花费成本的，但是发达的金融体系通过大量的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工具和广阔的金融市场，降低了由不同私人手中收集储蓄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成功地使得储蓄者在放弃其储蓄控制权的时候感到安全可靠，降低了储蓄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美国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中，投资银行在储蓄动员中起到重大作用。许多投资银行利用自身与欧洲市场的联系而从境外筹集了大量资本，还有很多投资银行与美国境内的实业家和银行建立密切联系以利于储蓄动员，还有的投资银行在各州之间巡回宣传以向居民户出售证券，这些资金筹集行为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有关动员储蓄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金融创新的目的都是降低储蓄动员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起到有效的增进作用。而金融抑制的国家进行储蓄动员的方式是通过利率的扭曲、对金融市场的压制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单一化而实现的，这些金融抑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动员储蓄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却抑制了储蓄和投资的形成，增加储蓄动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长期中抑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斯密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允许更大的专业化分工，因为一个专业化分工较细的经济所包含的交易比自给自足经济（autarkic economy）所包含的交易要多得多，专业化分工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交易成本要足够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其金融体系的发达，使得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中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更活跃的交易与技术创新，从而也就意味着更强劲的长期经济增长。总之，以上我们综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金融自由化经济和金融抑制经济的绩效逐一作了比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这些积极层面的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设之上，现实中的金融体系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会使得上述功能受到削弱，尤其在金融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时候，比如在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也会伴随出现一些金融脆化和金融动荡的情形，这些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基于经验和国际比较的结论

学家们已经在和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这些经验涉及公司层面的研究、产业层面的研究、特定国家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出在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的关系。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很难使我们下结论说，金融体系仅仅是自动地对经济行为和化作出反应，或者说金融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附加产品。有关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他使用了1860-1963这一个世纪中间35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得到结论说：“假如考虑几十年这样的长时期，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国家，甚至出现这样的，即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平均速度的快速增加 。”但是戈德史密斯的经验研究存在着若干缺陷：一是其经验数据仅限于35个国家；二是未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控制；三是没有考察金融发展是否与生产率提高以及资本积聚有关联；四是金融中介的规模未必能够准确衡量金融体系的作用；五是金融体系之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未揭示其因果关系，这些缺陷，戈德史密斯自己也有所察觉，而这些开创性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在方法论上弥补戈德史密斯的缺陷，对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密的考察。King & Levine考察了1960-1989年这30年间80个国家的数据，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进行系统性控制，研究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渠道，建立了衡量金融发展的其他方法，并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用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聚和生产率的增长 。

King & Levine使用四种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水平，试图以此更准确地评价金融体系的作用。表1概括了1985年四种指标值相对于人均实际GDP的比率。第一个指标DEPTH，表示金融中介规模或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结果显示，最富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属于前25%的人）的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以正式金融中介中的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而最穷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最低的25%的人）仅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以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可见，在实际人均GDP和DEPTH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的第二个指标BANK，表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在配置信贷方面所占据的地位，它等于银行信贷与银行信贷加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设置这个指标的目的，是要说明，在一个国家中，银行一般比中央银行更有可能实现金融体系的信贷功能以及其他功能。虽然设置这个指标有着内在缺陷，比如银行并不是提供有价值的金融功能的唯一金融中介，另外银行也有可能只为政府所有的或者公共企业提供信贷，但是这个指标大体可以反映金融中介在一个国家信贷行为中的重要性。在最富国家中，BANK这个指标达到90%，相反，在最穷的国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几乎与中央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处于同等水平。第三个指标PRIVATE，等于提供给私人部门的信贷数量在总信贷数量（不包含对银行的信贷）中的比重，而第四个指标PRIVY，等于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背后的假设是，那些为私人部门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比那些仅仅为国有部门和政府企业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更有动力投身于加强对于企业的研究，更有动力进行公司控制，也更有动力去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动员储蓄和提高交易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实际GDP和流向私人部门的贷款数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King & Levine接下来继续探讨1960-1989年间标志着金融发展水平的这四个指标（F）与同时期三个经济增长指标（G）之间的经验关系的紧密程度。三个经济增长指标是人均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总生产率增长率，所谓总生产率增长率，即“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是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减去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的0.3倍。如果用F（i）表示1960-1989年间代表金融发展（DEPTH，BANK，PRIVY，PRIVATE）的第 i个指标的值，用G（j）表示同时期代表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的第j个指标，用X表示控制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要素（如人均收入、、稳定性、汇率、贸易、财政有货币政策等）的条件信息矩阵，那么在77国中进行12次回归分析的公式就是：

篇7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其产业链跨度大，产业高度化明显，产业附加值较高且具有较高的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居民消费和投资，拉动内需做出了贡献。

1、房地产经济的分析

1.1市场结构不合理。我国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合理，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供给短缺。从目前住房保障政策的干预结果来看，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供给逐年下降的情况，经济适用房开发投资总额的涨幅明显低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保障性住房供给严重短缺主要是由于政府对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管制限制了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使得他们选择投资利润率高的住宅建设。另外，由于有效的监督机制缺乏，地方政府为增加土地出让价格收益而不愿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给。同时，住房保障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住房保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实施对象难以区分，经济适用房不经济、不适用等现象，影响了住房保障政策发挥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作用。

1.2 政策周期性波动明显。转型期间我国房地产经济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周期性特征。近几年，央行对房地产信贷规模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以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并通过提高购买豪华住宅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提高第二套住宅和购买高档住房的贷款利率等措施，调整和改善房地产信贷结构。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和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利率政策对房地产经济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1.3房地产投资波动大。尽管由于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收益前景看好，但是房地产投资需求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投机性，因此也就缺乏消费需求的长期稳定性，导致在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峰阶段，投资需求加剧了开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在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谷阶段，由于缺乏足够的消费需求，只会加剧房地产经济衰退的恶化，从而导致房地产经济剧烈的波动。并且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产量、产值在原有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基础上的扩张或收缩，而不是伴随技术水平的升级和产品结构的高级转换，是一种数量型的简单扩张或收缩。

2、房地产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2.1 规划脱离市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让城镇土地使用权，其地块的选址、规模、范围和时机的选择，应该是市场的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的供给决定的。但是，现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把厂房、住宅、交通、商业区、环卫等预先规划实施好，然后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者。这种做法虽然也有成功的，但是不成功者居多。这说明脱离市场实际需求的盲目“筑巢引风”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实际上这是产品经济“以产定销”的翻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做法是只能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原则，进行规划协调，才能使房地产市场的供需运行保持一种良性状态。

2.2 调整脱离市场化。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平均利润规律作用的结果，市场导向既有盲目的一面，又有合理的一面，政府的理性思考是尊重其合理性，调整其盲目性。在地产市场中政府利用批租权实现其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城市集聚经济的功能。现在的问题是，或者不顾投资者的经营方向，下命令定指标，谁出高价就批租给谁；或者不尊重投资者的市场取向，强行改变投资方向，片面追求高技术、高消费的高层次产业。

2.3 地产市场不成熟。土地本身不是商品，在市场经济中它的价格不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而是地租的资本化，也就是由对土地的投资收益率决定，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现在可供计算地价的方法有“收益还原法”、“成本法”、“比较法”和“剩余法”等等但可靠地运用这些方法的先决条件是地产市场已经成熟，有已经积累的市场统计数据作参数。

2.4 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是由于虚拟需求的过度膨胀造成的价格水平相对于理论价格的非平稳性上涨，泡沫可分为安全区、警戒区、危险区、严重危险区四个阶段。安全区的泡沫通常有积极作用，而危险区与严重危险区的泡沫则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地产泡沫的破裂还产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房地产过热，必然形成泡沫，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升很容易产生虚假需求信息，影响开发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而且虚假需求造成的过度供给，又会形成新的房产积压，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大而长期的负面影响。

3、房地产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向

3.1 合理规划建设用地，搞好“城市经营”。很多人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炒地皮”，地方政府单纯通过土地出让增加财政收入，以房地产开发拉升GDP。这种简单的“城市经营”理念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房地产开发项目有的是短期通过出售直接获利，比如商品住宅、小商铺等；有的是长期出租或经营获利，比如大型商场、写字楼等；有的是通过其他经济行为的加入而长期获利，比如工业厂房、娱乐用房等；有的则作为公共设施本身没有获利能力，但却提升了城市形象、品味，吸引资金或客流前来投资置业或旅游观光，使城市经济收入增加。

篇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21-03

一、引言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要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得以实现。因此，探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及时总结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经验进而指导中西部地区，制定适合区域金融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就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中指出：在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较高的时期；反之，经济发展趋于缓慢甚至处于停滞时期，金融发展的成效也是微乎其微的。谈儒勇（1999）模仿King和Levine使用OLS回归方法，首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志强、孙刚（2002）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验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丁晓松（2005）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探讨了1986年―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除了时间序列数据结构的实证研究以外，很多学者利用截面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周立和王子明（2002）利用1978年―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笔者采用2000年―2007年的数据，借鉴其他学者的方法，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面板模型的建立对我国31个省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找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区域和时点差异以及差异程度。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说明

1.实际人均GDP。为了真实反映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水平，我们拿31个省份实际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的是2000年―2007年经过GDP指数折算过的实际人均GDP数据，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及相关测算。

2.金融相关率。金融相关率（FIR）是衡量一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笔者将金融相关率定义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名义GDP之比，即：FIR=(DT+LT)/GDP，DT和LT分别代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额。本文选取的是2000年―2007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及相关测算。

（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1.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运用纵剖面时间序列独立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和纵剖面时间序列相关的面板单位根检验中常用的LLC检验和IPS检验。

LLC检验的主要思路是首先分别对每个纵剖面时间序列进行ADF回归，其次构造两组正交的残差序列，最后利用正交残差序列的合并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得到修正的t统计量，此统计量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具体做法是先从和中剔出和确定项的影响，并使其标准化，成为变量。再用变量做ADF回归yit*=pyit-1*+vit。t（p）。渐近服从N(0,1)分布。如果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结论是存在单位根，如果统计量t（p）小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结论是不存在单位根。

2.单位根检验的结果。笔者采用LLC和IPS的检验方法，对实际人均GDP和FIR分别进行LLC和IPS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实际人均GDP和金融相关率FIR在一阶差分的情况下二者均不存在单位根，故这两个变量均是一阶平稳的。

（三）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1.协整检验的方法。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协整回归检验式残差数据单位根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称为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另一类是从推广Johansen Trace检验方法的方向发展的检验，称为第二代面板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的结果。本文运用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法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可看出，LLC和IPS检验均在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通过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可知：我国31个省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模型的选择及说明

1.混合估计模型。假设建立的混合估计模型为：

GDP=β0+β1FIR+μ(1)

利用OLS估计模型(1)得到

GD＾P=-51.71+4720.85FIR

(-0.0338)(8.6023)

R2=0.23RSS=1.75E+10

2.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

GDP=β0+β1D1+β2D2+…+β31D31+β32FIR+μi(2)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D30=0。

利用OLS估计模型(2)得到

GD＾P=18377.48+31325.26D1+14705.41D2+…-2672.11D31

-2337.68FIR

(-2.29)

R2=0.8 RSS=4.58E+09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不同（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F统计量定义为：

F1=2.1421>F0.05(30，216)=1.48，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更合理。

3.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时点固定效应模型为：

GDP=β0+β1D1+β2D2+…+β8D8+β9FIR+μt (3)

引入虚拟变量W1，W2 ，…，W8 ，其定义是：

t表示2000年―2007年8年的年份。当t=1时，W1=1，W2= W3=…=W8=0，当t=2时，W2=1，W1=W3=…=W8=0，…，当t=8时，W8=1，W1=W2=…=W7=0。

利用OLS估计模型(3)得到

GD＾P=-877.79-3471.28D1-3593.59D2+…+7493.41D8

+5037.25FIR

(10.1711)

R2=0.41RSS=1.35E+10

时点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横截面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横截面模型的截距项不同（建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F统计量定义为：

F2=10.12>F0.05(7,89)=3.25，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结论是应该建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

4.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引入虚拟变量W1，W2 ，…，W8 ，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t表示8年的年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D30=0；当=1时，W1=1，W2=W3=…=W8=0，当t=2时，W2=1，W1=W3=…=W8=0，…，当t=8时，W8=1，W1=W2=…=W7=0。

利用OLS估计模型(4)得到

GD＾P=12636.27+21754.69D1+14217.93D2+…-2145.57D31

-4419.32W1-3701.28W2+…+6701.47W8-138.75FIR

（-0.2139）

R2=0.94RSS=1.30E+09

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横截面不同序列模型截距项都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横截面不同序列模型截距项各不相同（建立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F统计量定义为：

F3=70.7277>F0.05(37，209)=1.21，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因此建立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

5.随机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为：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 D30=0。

利用OLS估计模型(5)得到

GD＾P=11212.34+406.63FIR

（4.5037） （0.4971）

R2=0.94RSS=1.30E+09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是否由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H0：σu2=0。（混合估计模型）；H1：σu2≠0。（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统计量LM定义为：

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个体随机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是否由于随机效应模型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H0：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H1：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统计量H=187.1719>?字20.05(2)=5.99，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三、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均优于混合估计模型，且固定效应模型更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在文中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但是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克服了时点效应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弱点和缺陷，因此笔者选取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协整检验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后，发现全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在不同的年份这种差异也是明显的。这种地区差异表现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不显著，而在东部地区，金融对经济促进的作用较明显。时间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2004年之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显著，而在2004年之后这种促进作用有所下降。因此，在采取金融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区域自身因素的影响，对不同的地区采取有差异的金融政策，还要考虑这种年份的差异，在不同的年份采取相应的金融政策，做到政策实施的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适时调整政策。通过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大力推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使金融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张晓峒.Eviews使用与案例指南[M].北京：工业机械出版社，2007

3.王文胜.西部大开发视角下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M].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

4.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篇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1LZUJBWZY051）。

作者简介：郭志仪（1949-），男，甘肃通渭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赵小克（1977-），男，河南洛阳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金融理论的研究。刘那日苏（1979-），男，内蒙通辽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1-0011-05收稿日期：2012-03-27

一、文献回顾

篇10

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有利于促进一个地区实体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河南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经济大省，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河南就要在全国率先实现中原崛起，这就需要有强大的金融业作为支撑，金融业的强大是经济强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当前经济发展已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正在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转变。一定要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河南在中原崛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实现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更好地提高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发挥区域金融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一项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国内外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相关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而真正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大量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9年，Goldsmith研究了各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自此之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传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远远不能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要求。

在我国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路磊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金融资产与国民生产总值高度相关，二者在时间上呈平行上升趋势。谈儒勇认为在中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立在其专著中，揭示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我国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研究，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基础，但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三、河南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状况

（一）经济运行状况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可通过总量与结构两个纬度来刻画，据此本文从GDP总量、产业结构和不同区域角度分析河南省经济发展状况。从2002到2007年，全省GDP由6035亿元增加到1501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2365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8280亿元，增长18%；第三产业增加441亿元，增长139%。从产业结构看，2007年河南省产业结构为15.7∶55.0∶29.3，这说明河南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的重大转变。这些成就标志着河南省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成为河南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差异，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四大经济区域，即中原城市群、豫北经济区、豫西豫西南经济区、黄淮经济区。从2007年河南各地区的GDP看，中原城市群GDP达8610.51亿元，而豫北、豫西豫西南和黄淮经济区分别为1608.40亿元、1894.75亿元、2930.71亿元，中原城市群GDP占了河南省的57.36%，河南省四大经济区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

（二）资本形成状况

资本形成即投资，对它的变化进行观察有助于从动态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状况与动因。据统计，河南省资本形成总额呈逐年递增趋势。

19962002年河南省资本形成总额平均每年增加164亿元，增长幅度不是太大；而2003年资本形成总额达到2786.46亿元，较2002年增长312.27亿元，增长速度开始加快；20042007年期间，资本形成总额有了大幅度增长，四年间资本形成总额平均每年增加1395亿元。虽然河南省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快，但与发达省份相比较其资本形成总额仍然较低，且增长对投资的信赖度还比较低，因而维持河南经济增长更具有持久性。

（三）金融发展状况

根据《河南统计年鉴》，河南省金融发展情况的各个总量指标增长都很快，其中各项存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4.9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3.69%，从而为企业的投资提供了丰厚的信贷来源；各项贷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1.21%。各项存款余额增长较快于各项贷款余额增长，其原因一是监管当局对存贷比例的控制，二是出于防范风险考虑，金融机构控制贷款的发放。

四、河南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变量数据的一个总体性规律，但难以对其背后的动因进行更深入有效地分析，因而这里我们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计量实证研究。

（一）贷款与GDP关系的实证

贷款是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将居民储蓄转向投资的基本渠道，研究这一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看贷款变化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二是可以观察一个地区银行中介机构的发展是否适应了当地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为此，本文用OLS法对河南省GDP与贷款L总额进行了回归，所得结果如下：

GDP=5203.972+2.9071L

（3.374）（9.2915）

R2=0.9350

式中括号内的值为T统计值（以下相同），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9350，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而且贷款L的系数为正，表明贷款总额变化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具体地说，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河南各项贷款余额L每增加一元，将使河南省内生产总值增加2.9071元，证明各项贷款余额对GDP的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二）各项存款总额（DT）与GDP关系的实证

利用OLS回归结果为：

GDP=1824.2436+1.2641DT

篇11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工作既有成果，也有困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较为重要的文献。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1]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银行可以通过信用创造积聚资本，促进社会现实资本的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熊比特[2]发现，银行有媒介资本和信用创造的功能，能够通过购买力的创造，将资金不断地投向创新活动领域，给经济注入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罗纳德?麦金农[3]和爱德华?肖[4]认识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信贷供给的行政干预，扭曲了资源的配置，降低了金融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我国学者谈儒勇[5]以实证的方法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中国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发展，二者同向发展。武志[6]采用戈氏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并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我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2.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Greenwood等[7]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两者间存在着“倒U”型库兹尼茨曲线关系。他们对这种“倒U”型关系的解释是：在金融发展初期，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而到了金融发展逐渐完善的时期，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合理化，差距就逐渐缩小。Beck等[8]对99个国家1960―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和投资对解决贫困是有益处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困，缩小穷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李勇辉等[9]根据国内1952―2005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之间呈现“倒U”关系。张立军[10]用广义货币M2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作为选取项目，研究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收入差距增大。乔海曙等[11]根据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选用非参数相关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间呈现“倒U”形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3年

第3期 王伟涛，等：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

3.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Barro[12]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在解释变量中不仅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是负相关。陆铭等[13]基于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7―200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王少平等[14-15]在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和不同时期的阈值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曹裕等[16]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差异效应的结论。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差异，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包括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来研究并分析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2年的相关数据，以金融相关率（FIR）、基尼系数（GC）、经济增长率（GDPR）3个指标分别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其中金融相关率指标通过M2/GDP计算可得。由于1990―2002年的基尼系数官方未公布，不同学者采用的计算方法有所差异，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根据定义，同时参考世界银行网站和国内相关文献计算得出1990―2002年的数据[17]，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济增长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各指标1990―2012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1990―2012年我国金融相关率、

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1.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自 Sims于1980年首次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来，该模型已经获得了广泛应用。由于 VAR 回避了结构模型设定，在经济学理论不足以指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估计模型及出现内生性问题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分析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

根据选取的指标，构建包含FIR、GDPR、GC的3向量自回归模型：

Yt=L+∑ni=1βi×Yt-i+ε

式中Yt=[FIRt，GDPRt，GCt]T，代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即期值；i为滞后期数，βi为系数矩阵，ε为扰动列向量。

（1）样本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在实际检验前对变量取对数。数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显著性水平取0.05。表1的结果显示3个变量存在共同的时间趋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3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中的迹统计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FIR，lnGC，lnGDPR 3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2）模型求解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VAR估计，结合滞后阶数选取的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以FIR，GC，GDPR这3个变量建立VAR（2）模型，然后进行模型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建立的VAR（2）模型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EViews7.0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大部分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模型求解结果如下：

2.脉冲响应函数及冲击反映分析

在VAR模型平稳性检验通过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研究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才是可信的。图2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间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在脉冲响应图像两侧的置信带，滞后期数取为10。

由图2可知，FIR对GDPR的冲击影响在前5期均为负向，第5期以后转为正向，并逐渐收敛，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较长的滞后效应，随着时期推移，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GDPR对FIR的影响保持正向，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对金融发展的需求增加，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要求提高，从而推动了金融发展。FIR对GC的冲击影响一直为负向，在FIR给GC一个正向冲击后，基尼系数逐渐减小，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GC对FIR的冲击影响基本为负向，且负向波动增大，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增大使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财富集中，但收入较低的群体是社会的主体，占人口的比重较大，收入差距的拉大无疑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不足，从而不利于金融发展。GDPR对GC的冲击影响为负，但负向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说明经济增长能减少收入差距。GC对GDPR冲击略有波动，但基本保持正向，两者存在正向效应，这说明了基尼系数的增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利。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社会的经济效率较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一部分人和地区的经济效率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与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产生的现实结果是一致的。

3.方差分解分析

根据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把内生变量的波动分解为与各方程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各外生变量对内生变

图2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量的相对重要性。表3为FIR、GC、GDPR 3个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S.E表示标准误差，其他列为各变量的贡献程度。

从FI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GC和GDPR对FIR的贡献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在第10期，分别达到24.305%，5.083%。从GC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和GDPR对GC的贡献程度保持增长趋势，到第10期，分别达到17.967%，5.962%，GC对自身的贡献程度逐期下降，第6期之后基本稳定在76%的程度。从GDP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对GDPR的贡献程度逐渐下降，但保持在17%以上的较高水平，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较大；GC对GDPR的贡献程度除了第1期有所减少外，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贡献程度较小，保持在2.5%以内。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增长能够推动金融发展，反之也成立，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与武志[6]的研究结论相符。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完善程度有内在的要求，这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前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存在滞后效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能够减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金融发展，但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长期均衡角度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控制和减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注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间可能存在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和拐点效应。充分关注理论研究成果，把握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经济和金融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阶段下，应追求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金融的发展和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内在质量，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收入差距提供金融支持。

篇12

引言

随着海南经济增长和旅游业的发展，海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变得日趋严重。从城乡收入指标来看，差距越来越大：198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6倍，以后各年差距总体趋势渐渐扩大，到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95倍。虽然在接下来的两年，相对数有所减少，但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数继续增大，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城乡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262元增加到2012年的2333元，14年内增长了8.9倍。从城乡消费指标来看，其差距也越来越大：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是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2.2倍，以后各年消费差距几乎稳步加大，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是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3倍。收入指标和消费指标都是衡量居民福利水平最为重要的指标。从居民储蓄水平来看，1987年城镇居民个人平均储蓄是农村居民个人平均储蓄的14.4倍，到1995年，城镇居民个人平均储蓄是农村居民个人平均储蓄的26倍，到2009年，城镇居民个人平均储蓄是农村居民个人平均储蓄的12.4倍。在1995年之前，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收入太低，农民将增加的收入（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更多地用于消费而无力用于储蓄；1995年之后，储蓄差异的相对数逐渐减少，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具有更多的不稳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日趋严重，不仅仅影响社会的公平，也会导致效率的损失，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已经成为摆在政府与经济学者、社会学者面前的日益凸显的重大课题。

1.文献概述

最早将二元结构概念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J.H.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954年刘易斯在他的《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由一个弱小的现代部门和一个强大的传统部门组成。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日益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就消失了。刘易斯的追随者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但从实质来说，这些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描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用传统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我国学者对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二元结构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跳出农业看农业”，用大中城市带动广大的农村 。如林毅夫教授认为，把农民转移到有竞争力的产业就可以解决二元结构问题。中外学者提出的这些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各种模型几乎都是描述了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用工业现代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应用于我国实践的过程中，缺陷非常明显。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最为核心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归根结底是收入分配问题。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Simon Kuznets根据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普鲁士（1854-1875年）和处于经济发展后期阶段的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1880-1950年）收入差距的统计资料，在他的论文《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中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倒U假说”，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之后中外不少学者企图验证这一假说或者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研究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间的关系（刘长生，2008-10）、旅游业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赵磊，2011-12）。由于使用的数据不同，条件不同，使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本文想利用一系列模型来分析海南旅游业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为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2.模型的构建与基本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农问题上，而三农问题的核心就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收入水平低。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在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不相同的，就算是在同一群体的成员之间，其利益分配也会不尽相同。由于分配的不同，导致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不一样，从而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分析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2.1 分析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在分析方法方面，利用经典的OLS法和VAR模型。1980年C.A.Sims提出了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由此推动了对经济系统动态分析的广泛应用，是当今世界上的主流模型之一。从模型赖以建立的数据来看，经典回归模型建立在稳定数据变量基础上，对于非稳定变量使用经典回归模型，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等诸多问题。1981年Granger提出协整的思想，以适用于非平稳变量组成的关系式中长期均衡参数估计的技术。如果变量之间有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即它们之间是协整的（cointegration），则是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回归模型的。因此，可以通过对海南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模型分析，找出他们的内在规律，并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以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在反映经济增长方面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因此，可以选择海南地区生产总值（海南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用G表示，单位为亿元。旅游收入是综合反映旅游业发展的指标，这一指标最具有代表性，用TI表示，单位为亿元。收入差距可以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数表示，也可以用相对数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单位为元，用IG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用IT表示；两者在反映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各有利弊。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对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影响，所有的价值指标都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按1978年价格）进行平减。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对有些指标数据经过价格指数平减后，再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并分别在前面加ln表示。上角标-1～-5分别表示滞后1～5期。指标数据除了2012年来源于海南省统计局官方网站外，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各年度《海南省统计年鉴》，数据取值范围为1987～2012年。

2.2 海南Kuznets的倒U假说的验证

Kuznets的倒U假说描述的是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当经济发展开始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社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加深；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国民人居收入不公平程度逐渐缩小，使得整个Kuznets曲线呈现出倒”U”型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均收入分配状况呈现出由不断恶化到逐渐平等的状态。考虑到海南的情况，我们采用海南GDP来衡量经济规模，用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数来表示社会分配的不平等，用最小二乘法可得下列方程：

（1）

t=3.4551 25.9996 -7.4501

R2=0.9957，Adjusted R2=0.9954，F=2685.454，T=26，DW=1.8397

这一结果非常好的拟合了Kuznets的倒U假说在海南经济社会的存在。将方程两边对时间求导，并令导数等于0，可得GDP=857亿元。也就是说，当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大约达到857亿元时，海南的城乡收入差距才会开始减少。2012年海南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地区生产总值为493亿元，离开拐点值857元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所以海南社会的城乡差距的绝对数还会继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一个影响社会经济效率、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问题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宏观经济变量通常都是非平稳的，为了进一步研究收入差距、经济总量和旅游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对变量进行系列检验。

2.3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取了自然对数后，会改变变量的性质，所以，在取了自然对数的关系分析中，各变量的含义就是指该变量的增长率。为了表述方便，在文字表达时，不改变对变量的表述。在建立VAR模型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使用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数，会使得模型单位根至少有一个会大于1，即模型不收敛。为了能够正确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政策的时效性，模型选用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即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倍数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做单位根检验。用（C，T，L）表示检验方程含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项情况，C或T为0表示不含截距或时间趋势，L表示滞后期，表示一阶逐期差分，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法对各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如表l所示。一阶差分lnIT、lnG、lnTI都是平稳序列，即lnIT、lnG、lnTI都是1阶单整序列I（1）。有些自身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这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上述的二阶单整序列I（1）经过1阶差分，变量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其一阶差分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形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如果这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下面采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lnIT、lnG、lnTI没有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而至多1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接受，结合上文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lnIT、lnG、lnTI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能保证变量的任何短期偏离都会因为协整而回到长期均衡状态上来。

2.4 海南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与收入差距的VAR模型

基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建立关于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旅游收入的VAR模型。首先需要确定滞后期P。当滞后期为5时，SC最小，AIC也最小，所以确定滞后期为5，建立VAR（5）模型，其中，lnIT方程如下：

lnG、lnTI不是lnIT的granger原因均被拒绝，且lnG、lnTI同时不是lnIT的granger原因也被拒绝，即lnG、lnTI都是lnIT的granger原因，且两者同时也是lnIT的granger原因。

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定性，我们对方程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从检验结果可知，根的模的倒数都小于1，都在单位圆内，所以该模型是稳定的。

为了考查政策时滞问题，可以引入广义冲响应函数。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是Pesaran和Shin在1998年构建的不依赖于VAR模型中变量次序的正交的残差矩阵。图2所描述的是海南收入差距对各内生变量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滞后期为15。收入差距对自身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响应在第1期非常微弱，到第2-3期迅速衰减，并达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增长，到第6期达到级高点。一个周期大约为4年，其波幅呈缓慢衰减的趋势。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一个负向标准差新息的冲击的响应，开始时的就迅速衰减到极低点，然后迅速增加，到第4期时达到最大点。一个周期大约也为4年，且其波幅也是呈缓慢衰减的趋势。收入差距对旅游收入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的响应，开始时略有衰减后，便迅速衰减。到第4期达到极低点，然后迅速上升。一个周期大约也为4年，其波幅也是呈缓慢衰减的趋势。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差距对各内生变量的响应的周期性都非常强，且基本上都为4年，其波幅都是呈缓慢衰减的趋势。

3.模型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就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海南社会正处于Kuznets的倒U假说中的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阶段。收入差距对各内生变量的响应的都非常强烈，且其周期性非常强，其周期基本上都为4年，而且其波幅都是呈缓慢衰减的趋势。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对自身以及经济增长、旅游业发展的冲击从长期说来都不会有明显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是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倍数来衡量的，因此，就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数而言，会随着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而不断扩大。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背景下，海南旅游业已处于经济增长的核心地位，可是，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以其它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必须有农民的参与，然而，农村居民却没有从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中得到应有的好处。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功能，立足于海南的实际情况，采取措施，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妥善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合理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到旅游业开发与建设中来，让农村居民在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中切实得到真正的实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发展，才能打造完美的国际旅游岛形象，才能缓解甚至解决海南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参考文献：

[1]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 No.1.（Mar，1955），pp：1-28.

[2]W.Arthur.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May，1954），pp：55-89.

[3]刘长生.我国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不同省份的个体数据和面板数据分析[M].旅游学刊，2008（12）：23-32.

篇13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分析；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2-0047-07

一、理论和实证文献回顾

1.经济中的金融因素：理论关系

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三种观点：金融引领增长假说认为金融市场通过动员储蓄为长期投资提供资金支持、诱致技术发明，并进而推动增长(W. Bagehot,1873; Hicks,1969)；增长引领金融假说认为高经济增长将创造某些金融工具和安排的需求，并且金融市场针对这些需求和变化有效地反应(Robinson,1952; Romer,1990)；“反作用”(feedback)假说则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行为间双向因果关系，即金融体系发展良好的国家可以经由技术变革、产品和服务创新而推动高速经济扩张(Schumpeter,1912)，这将创造金融安排和服务的高需求(Levine,1977)。当银行机构针对这些需求有效地反应时，这些变化将刺激更高的经济绩效。因此，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正向相互依赖的，并且他们的关系可以导致反作用因果关系(Lunitel和Khan,1999)。

解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不仅对辨别经济模型至关重要(Levine,2003)，而且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有效的政策来推动增长(Zingales,2003)。就金融发展诱致经济增长的精确渠道而言，结构主义者主张，金融变量的数量和组成部分通过直接增加金融资产形式的储蓄并籍此鼓励资本形成和增长而诱致经济增长，因此金融深化和总体金融变量的组成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抑制主义者强调金融自由化，他们假定更自由化的金融体系将诱致储蓄和投资的增加并推动经济增长(McKinnon,1973;Shaw,1973)。Levine(1997)从金融体系职能角度考虑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作用，他认为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渠道：（1）金融中介便利风险的交易、规避、多样化和集中；（2）金融中介通过获得事前信息而改善跨投资项目的资金配置；（3）管理的事后监控和公司控制的实施诱致金融中介需求；（4）金融市场以有效方式动员储蓄；（5）金融市场提高专业化程度。

2.实证研究：技术方法、结论

为评价金融部门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者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方法和数据集沿着如下几个方向进行研究：从跨国经济计量证据看，Goldsmith(1969)最早定量考察金融―增长关系并发现金融和经济发展同时发生。但Goldsmith的金融发展度量强调金融服务广度而与金融服务质量联系甚少、未指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方向，且没有控制其他至少部分地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King和Levine(1993)利用1960―1989年期间77个国家样本以更精密复杂的方式度量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King和Levine(1993)以金融体系流动负债/GDP以及私人部门银行和中央银行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GDP测度金融部门的广度，以私人部门银行而不是中央银行提供的总信贷份额和配置给私人非金融企业的总信贷份额度量金融体系效率。三个增长指标为真实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和总生产率增长(等于真实人均GDP增长减0.3倍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发现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发展回归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正向统计显著相关系数，即使系统地控制初始收入、受教育程度、通货膨胀、政府支出、贸易开放度和政治稳定性等可能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后。为解决因果关系问题，他们使用1960年金融发展值度量金融发展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1960年金融深度是接下来30年经济增长率、实物资本积累和经济效率改善的恰当预测变量，即使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随后，Levine和Zervos(1998)使用48个国家1976―1993年期间样本在跨国增长研究中同时考察股票市场Levine和Zervos沿着规模、流动性、国际一体化以及易变性等方面度量股票市场发展。具体地，他们的度量是总体股票市场资本化与GDP、挂牌企业数量（规模）、国内周转率、交易值（流动性）、与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如CAPM和APT模型所度量的月度股票收益标准差（易变性）。 和银行发展，并发现，即使控制与King和Levine(1993)相同的变量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发展(银行信贷)的初始水平亦与接下来18年内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的未来增长率正向显著相关的，从而表明股票市场提供与银行不同的金融职能。对政策制定者尤为重要的是，Levine和Zervos没有发现市场资本化/GDP度量的股票市场规模与增长稳健相关。因而，简单地在国家股票交易所挂牌并不必然鼓励资源配置。相反，正是经济生产技术所有权的交易能力影响资源配置和增长。

很多研究试图从利用行业和企业水平数据的微观经济角度寻求解决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因果关系问题并更详细地证明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Rajan和Zingales(1998)认为，发达的金融体系缓解企业难以获得外部融资的市场摩擦，故大量使用外部融资的行业将更加不对称地从更快的金融发展中受益。三个公认假设下也即是，相对而言，美国金融市场是没有摩擦的、技术因素在无摩擦的金融体系中影响行业使用外部融资的程度，以及技术因素影响外部融资是跨国家不变的。 ，使用美国的行业外部融资作为相比较而言没有摩擦的金融体系中行业外部融资需求基准，以总资本化和会计标准度量金融发展，他们考察41个国家36个行业的数据，并发现(行业融资)外部依赖和总资本化度量相互作用的相关系数估计在1%水平上是正向统计显著的。这意味着金融发展不对称地推进大量使用外部融资行业的增长，亦即金融发展通过便利外部融资而对行业增长具有巨大影响。Demirgüc-Kunt和 Maksimovic(1998)进一步允许不同国家相同行业的企业外部融资需求数量存在差别，并强调使用长期债务和外部股权为企业增长融资来考察金融影响增长的特定机制：更快的金融发展消除了企业增长的障碍吗？控制企业水平外部融资需求差异并使用不同控制变量组合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经济中企业的平均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经济中向企业的政府补贴、经济中企业的净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真实人均GDP水平以及经济的法律和秩序传统。进行实验后，他们发现，增长率高于仅使用留存收益和短期借款所支持水平的企业份额正向地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体系规模相联系。

从时间序列经济计量证据看，由于允许所有变量是事前内生且可以分析变量间短期动态学和长期趋势运动的优势，协整技术常被用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Hansson和Jonung(1997)研究两变量系统下1830―1991年间的瑞典，并发现银行发展与人均GDP是协整的。在1870―1929年间美、英、加拿大、挪威和瑞典的三变量系统(GDP、货币基础和由金融部门资产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比较研究中，Rousseau和Wachtel(1998)发现单一协整关系，表明金融和增长间的持续性共同运动。Van Nieuwerburgh(1998)对战后17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应用协整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变量(如King和Levine变量所度量)与经济增长协整。在协整框架中研究股票市场作用的文章始于Arestis、Demetriades和 Luintel(2001)，他们使用来自德、美、日、法和英国的25年样本数据，发现跨国混合的金融引领增长证据，但结论很可能是短期样本的结果。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5年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利用被最广泛使用的Granger因果关系概念，当包括金融发展的历史不能有助于降低下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时，金融发展不格兰杰导致经济增长。表1给出本文定义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变量及其简单解释。对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如表2，1978―2005年期间的各变量呈现显著的单位根，或者说I(1)单整序列。同期经济增长(gdp)和金融深化程度(depth)以及银行机构资金运用总额(bank)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也被报告在表2。可见，depth不是gdp的格兰杰成因以及bank不是gdp的格兰杰成因的零假设被拒绝，而gdp不是bank的格兰杰成因以及gdp不是depth的格兰杰成因的零假设被接受，亦即存在着从gdp到bank以及从gdp到depth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二）格兰杰检验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是不精确的，因为它消除了被考虑变量间的长期关系(Johansen和Juselius,1990)。协整技术能分析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学和长期趋势运动。确认时间序列非平稳性的状况下，我们使用协整技术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因果关系方向，其有力之处在于所有变量是事前内生的。在包括GDP和一个或更多金融发展变量的模型中，当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向量时，金融和发展间的长期关系出现。为得出金融引导增长的结论，金融发展变量必须在在长期内是弱外生的。

为研究一阶单整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间短期动态学和长期趋势运动，我们开始于动态方程：

yt=γ0xt+γ1xt-1+αyt-1+εt(1)

记一阶差分为Δ，重新整理方程（1）产生误差修正形式：

Δyt=γ0Δxt+(α-1)(yt-1-βxt-1)+ε2(2)

这里，β=(γ1+γ1)/(1-α)，因变量的变化Δyt被分解为Δx所捕捉的短期动态学和由均衡关系y=βx所捕捉的长期动态学。

由于gdp、depth、bank、pubex和trade都是I(1)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控制公共支出或贸易开放度后，gdp分别对bank以及depth回归的参差序列(分别记为ebpub、edpub和edtr)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3。可以认定估计参差序列是平稳的，这表明gdp与bank以及gdp与depth间存在协整关系。pubex为外生变量的gdp与bank系统(记为gdpbt)，以及pubex和trade分别为外生变量的gdp和depth系统内(分别记为gdpdpu和gdpdt)，协整检验结果也显示在表3。

经检验，上述三个系统的参差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这证明了协整关系的正确。三个系统的误差修正方程如下：

三、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1992―2005年

为评价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我们使用Pesaran,et al.(2001)新近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边界检验。该选择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不像绝大多数通常对大样本规模有效的多变量协整过程，边界检验适合于小样本规模研究，给定我们仅14个观测值的样本规模限制，实施边界检验将是合适的；其次，边界检验不施加所有研究变量必须同阶协整的限制性假设，无论纯粹I（0）、I（1）或互相协整的解释变量，在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下，F统计量的渐进分布是非标准的。积分的阶不再是敏感问题，故可以超越单位根检验。

为检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指标以及两个控制变量的协整关系，如下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r,s,v,w）模型将被估计：

这里，Δ是一阶差分算子，FIm（m=1,2）是金融发展指标，其中FI1和FI2分别代表turno和tcap。ξt是白噪声误差项。

检验经济增长和解释变量的协整关系有两个步骤。首先，使用最小二乘技术估计方程(6)；其次，通过将所有滞后水平变量的被估计相关系数限制为零，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即零假设是μ5=μ6=μ7=μ8=0对其可选μ5≠μ6≠μ7≠μ8≠0。若被计算的F统计量小于临界值下界，则拒绝存在协整的零假设；若被计算的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上界，则拒绝零假设并得出被研究变量间存在稳态均衡的结论。然而，若被计算的值落入临界值的上下界之间，则结论是不确定的。

由于仅有14个观测值，为避免近似共线性，我们采取表8的gdp、pubex、trade、turno和tcap的滞后组合。gdp滞后一期的情况下，turno和tcap与当期、滞后pubex和trade组合的统计值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的零假设。若gdp滞后二期，某些组合的统计值或低于临界值下界，或位于临界值上界和下界之间。

继而，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框架中实施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所有变量内生假设下，数据将决定哪个变量是外生的并因而指明因果关系的方向。

这里Z是p×1的内生变量向量，ε是p×1正态分布误差向量，D是系统的外生变量向量，就滞后i=1,2,…,k-1而言，Гi是短期荷载的p×p矩阵，而∏是长期荷载矩阵。我们允许协整关系中的非零截矩和数据中的线性趋势。

协整向量是β′Z,通过将矩阵∏=αβ′分割成两个秩为r的p×r矩阵（Granger表示定理）而得到。矩阵α度量了向长期均衡收敛的速度，矩阵β包括协整相关系数。单一共积向量的金融发展（F）和经济活动（Y）的两变量系数变成：

当Y针对来自均衡关系（βFFy-1+βYYt-1）的偏离而反应，而F不针对来自均衡关系（βFFy-1+βYYt-1）的偏离而反应时，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这是零假设H0：αF=0和αY≠0不被拒绝的情形。我们说金融发展是弱外生的，因为F不针对F和Y间的非均衡误差而反应。然而，F仍可能针对Y的滞后变化而反应（ГFF和ГFY非零）。强外生性不允许后者反应。估计VECM时，我们施加βY=1的约束，这等于在共积分析中重置相关系数β=βF/βY,而调整速度是αi/βY,i=F,Y。

四、实证结论及启示

分析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如下基本结论：

1. 1978―2005年期间，控制公共支出(pubex)后，经济增长(gdp)与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系统资金运用(bank)间存在着正向显著长期关系(0.799)，且向量系统向均衡关系的调整系数是显著的。同样，分别控制公共支出和进出口余额后，经济增长与金融深度也存在正向显著关系(分别为0.74和0.33)，调整系数同样显著。这意味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向而显著的因果关系。

2.考虑股票市场发展后的1992―2005年期间，由表5的协整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协整相关系数β在分别控制公共支出和进出口余额后相当显著。从向长期均衡收敛的速度(α)看，控制进出口余额后，在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融资额度中，经济增长针对来自均衡关系的偏离而反应，而金融体系融资额度不针对该偏离而反应，亦即零假设H0：αtocap=0和αgdp≠0不被拒绝的情形，同时金融体系融资额度针对滞后经济增长反应(Гtocap和Гgdt,tcop非零)，所以其是弱外生的；相应地，在经济增长和周转率中，周转率针对来自均衡关系的偏离而反应，而经济增长不针对该偏离而反应，亦即零假设H0：αgdp=0和αgdp,turno≠0不被拒绝的情形，同时经济增长针对滞后周转率反应(Гgdp,toap非零)，所以经济增长是弱外生的。类似地，控制公共支出后，金融体系融资额度在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融资额度系统中是外生的，而周转率在经济增长和周转率中是外生的。概括起来，控制公共支出和进出口余额后，金融体系融资额度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周转率的原因。

由上述实证结论，可以就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推断如下：首先，与King和Levine(1993)所强调私人部门银行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度量不同，我们的以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为主的银行系统资金支持度量同样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存在从金融发展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这个结论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并证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理论和实证关系可稳健地在不同经济体制中成立；其次，从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关系看，我国的股票市场经由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由于国有非流通股的影响、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较低、政府行政干预痕迹浓厚等原因，股票市场克服信息不对称、向有价值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有效地监控管理者、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等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改善国家的股票市场干预方式是发挥股票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题中自有之义。

当然，我们的金融发展度量是初步的，而且，就评价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而言，我们的1978―2005年和1992―2005年样本规模可能不充分，这降低我们解释结果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Engle and Granger.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 ［J］. Econometrica, 1987，（55）：251-276.

［2］ Levin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35）： 688-726.

［3］ Levine and Zervos.Stock Markets,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88）：537-558.

［4］ Luintel, K.B. and Khan, M. A. Quantitative Reassessment of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a Multivariate VAR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60）：381-405.Malaysia, Ministry of Finance, Economic Report, 2000/2001, various issues.

［5］ Pesaran, Yong Cheol and Smith. Bound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evel Relationships ［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1,（6）：289-326.

［6］ Acemoglu, Daron, Johnson, Simon and Robinson, James A. Arellano, Manuel and Bond, Stephen.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277-297.

［7］ Arestis, Philip, Demetriades, Panicos O. and Luintel, Kul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Stock Markets ［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1, 33(1)：1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