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法律思维的途径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培养法律思维的途径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1法制媒体从业者遭遇“两张皮”

对法制媒体从业者来说，面临着两道门坎――法律知识和新闻知识。新闻学院培养的具备新闻知识的人才，不懂法律知识；而法律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不能顺利地用新闻的手法和技能采写新闻；而目前开设法制新闻专业的高等院校培养的法制新闻人才，也经常遇到法律和新闻两张皮的现象。

法律和新闻脱节的现象，在新疆法制报社表现得非常明显。有一名法律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在新疆法制报社见习了6个月，法律知识拿捏得尚可，但新闻稿件写得一塌糊涂，因不能顺利转正，该毕业生最终不得不离开报社。而新疆法制报社有几个做了快十年新闻的记者，经常在稿子中把“起诉”写成“上诉”，把“裁定”写成“判决”，分不清一审和二审等基本程序，基础性法律知识错误经常出现。

法制媒体的从业人员中，法律和新闻脱节的现象不是孤立的，无论是专业新闻人还是专业法律人，都会觉得非常尴尬。有法律知识背景的从业者缺少新闻表述的基本功，具备新闻知识背景的从业者显然又缺乏法律基础知识。其实，好的法制新闻作品，应该是充满浓郁的法律味，又读来有趣生动。

没有接受过法律科班教育的新闻人，无论年长还是年轻，其实都面对同一个挑战，专业知识的缺乏会使记者在采访一线缺少准确掌握报道要领的能力，缺少与法律人士对话的能力，也缺少对报道内容的足够判断力。这些记者写出来的法制新闻稿件，有时可能因为侵权或片面，为供职媒体惹来官司。

而法律科班的人，有很多不合新闻规律的习惯，缺乏基本的新闻专业知识和技能，即便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勉强上路，也缺少在更大范围内发现更具张力新闻点的能力。因为受法律思维的限制，有些记者时间长了又出现学究气，满篇的法律概念、法学原理，写出来的文章生硬难懂，俨然一个老学究，他也经常会以法律专家自诩，而所写稿件有时会缺少最根本的新闻要素。

因此，就目前的状况看，新闻媒体尤其是法制新闻媒体，缺乏法制新闻人才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随着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这种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2要求能采能写并且熟悉法律

法律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权利和义务关系，要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法制新闻应具有新闻本身的真实、新鲜和及时的特点，有别于社会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

法制新闻人才是指对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法治活动进行报道的人，应掌握以法律与新闻为主的多学科知识背景的表述能力，是一般新闻知识与法律知识相衔接的人才。法制新闻人才首要身份应当是新闻人。只有具备了新闻人的新闻敏感，才能具备对法制新闻线索的识别能力、对法治现象的观察能力，以及对法治进程发展变化的反应能力；只有具备新闻人的业务素质和基本理论，才能在工作中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客观、理性、平衡地报道法制新闻事实。法制新闻人才同时也应该是“法律人”，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等。他们共有一个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法律思维的特点是，思维过程是围绕合法不合法、法律有没有规定以及是怎样规定的来进行，法律思维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规范性”。

显然，培养法制新闻人才是个非常复杂的课题，笔者认为，培养法制新闻人才的关键，不在于他原来所学专业是什么，而是如何引导他尽快实现法律与新闻知识在自身的兼容并蓄。一方面，必须让他们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掌握比较系统的法治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应具备新闻知识、技能和视野，这也正是法制新闻人才的标准。无论是什么专业背景的记者，应该通过自身努力和实践的锤炼，较快弥补法学专业知识和新闻专业知识上的不足，进而在更深厚的法制新闻报道战场上，赢得更大的业绩。

具体而言，法制新闻人才是培养懂法（具备法律知识、法律思维和法治理念）的新闻人，还是懂新闻（熟悉新闻传媒相关实务和功能）的法律人；要求具有全面扎实的新闻采编评等新闻基础知识和法律知识，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3“两手抓”培养法制新闻人才

基于从业者不同的知识背景，法制媒体应有针对性培养出真正的法制新闻人才，既懂法律理论、了解法律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掌握采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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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法律思维的重要性

高晋康指出:“在各法律素养中,法律思维方式最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它才使得法律人具有非法律人不具备的独特性。法律知识是法律思维方式运行的硬件系统;解决争议等法律职业技能是法律思维方式的外化和实际运用……。总之,一切其他法律职业素养对一个人是否是法律人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法律思维方式才是法律人不可或缺的素养。”【2】如此看来,培养和帮助学生养成法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法学教育应该追求的。

(一)法律思维的缺失会导致“理论与实践脱钩”现象的出现。

在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实践中,学校和教师都是比较注重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的传授和灌输,其主要方式在于对法学基本概念进行解释、对法学基本理论进行阐述以及对各类法条进行理解,而未将法律思维融入教学中。考试时也是围绕法律知识的记忆、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法律知识的运用而展开,考试只不过是对学生知识记忆程度的检测。这样就造成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处于接受知识的被动方,他们以记住老师所讲授的法律知识为学习目标,老师课堂教学成为单方面灌输法律知识的过程。可见,法学教育忽略了对学生法律思维的自觉培养。其结果就是大多数学生走出校门后,面对实际法律问题和具体案件却不知道如何着手。比如他们在面对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不同类的案件分别有怎样不同的处理程序,何时能查阅卷宗、如何进行调查取证、怎样运用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等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可见,只注重知识传授的法学教育会造成学生法律思维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相脱钩的现象。

(二)法律思维的缺失会制约解决问题的能力。

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如今,在法学教育层面虽然有实践教学环节,但是其真实性临场发挥性有待商榷。比如模拟法庭通常是使用虚拟或既存的案件材料作为分析基础,学生很难得到法律思维的充分训练。因为学生以己知的或虚拟的案件材料为基础,撰写模拟法庭脚本,事实或证据均事先确定,甚至在“开庭”时各方每讲的一句话都是事先写好,彩排好的【3】。这样,模拟法庭就不可能遇到真实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会出现的许多未知因素。现有的模拟法庭更多的具有“表演”的性质,这就达不到培养法律思维方式的目的,无法真正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学生面对真实案例的时候,由于法律思维的缺失,他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时就会无从下手,茫然无措。

三、培养法律思维的途径

(一)学习法律知识。

相关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思维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培养法律思维方式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对法律知识、法律立法精神、法律基本价值准则一无所知,那么他不可能形成法律思维方式。法律知识通常包括两部分内容即法律、法规方面的知识和法律原理方面的知识,这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的养成很重要。了解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才能知道哪些行为是法律禁止的,哪些是法律允许的;了解法律的原理、原则,才能理解法律为什么禁止某种行为,为什么允许某种行为,才能理解这些行为的意义和法律后果,这样才能更好地领会法律精神,养成法律思维,并运用法律思维思考和处理各种法律问题。

(二)掌握法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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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作为舶来品的法律诊所式教学方法在我国的法学实践教学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法律诊所式教育的引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教学模式，它改变了教师的观念，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让我们认识到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与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相比，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培养更为突出和重要。诚然，诊所式教育的实践及其实践教学中的法律诊所模式越来越发挥了理论联系实际，在法学实践中培养高素养法律人的价值和功能。尤其作为职业教育导向的法学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优势愈加明显，并且经过多年实践已然成为比较成熟的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在今后的法学教育与法学教学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推广和推行法律诊所教学方式，同时应在实践人才培养中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教育。

1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兴起

作为以民权运动为背景发展起来的法律诊所教育，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诊所课程已成为所有美国法律院校的必修课程。民权主义者意识到国家颁布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的作用，穷人因为没有钱打官司而无法接近法律。于是，法学院的学生通过提供免费服务的方式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毫无疑问，法律诊所这样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取得的双赢的功效：一方面，穷人开始接近法律，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法学院的学生通过法律援助服务，实现了抽象、静态的法律与实践法律的衔接与转换，学生也在实践中培养了自己的责任感和责任意识。由于认识到司法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及在提供法律服务上的不力，在诊所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实务界认识到法学院系的不仅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更应当培养学生为处于不利地位或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诊所”固然与医院联系起来，诊所法律教育借鉴和引入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让学生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学会面对实际问题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基本技巧。但是，从诊所法律教育兴起开始，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即是其教育的重要目的和内容。法律人是具备重视法学专业知识，同时兼具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精神的法律群体或个人。作为职业教育定位法学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一直是法学教育的首要目标，而法律诊所又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必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发端于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导向”与“能力导向”的目标定位而成为被众多法学院校认可和推行的实践教学模式和手段，并且在发展中影响不断扩大。

2诊所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

教育的功能是培养人，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和任何类型的社会无一例外。培养什么样的人，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是不同的。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不同时代对人的需要不同，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人具有不同的素质，体现不同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因此，培养目标成为教育的出发点和教育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培养目标一定程度上决定人才培养的方式和手段。培养系统掌握法律知识，胜任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或复合型法律人才几乎成为所有法学院校的专业培养目标。事实上，法学教育最终培养的是法律人。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学院是要教法律，要培养法律人，但它要以一种宏大的方式教法律，它要培养的是伟大的法律人。”作为法律人，一方面应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能和扎实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更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具备责任意识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员应有的特质。“良好的法律秩序的确立，不但需要良性的法律规则，更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人的存在。”[1]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倾向使其体现着对法律基本价值与理念的追求，要求法律人秉持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效率的价值观，具备高尚的情操，宽容而理性的精神，关注社会现实的品格和情怀。法学教育应以培养法律人为目标，从课程设置和课程讲授内容都可以看到，我们更关注于对学生法律技能的培训，而对法科学生职业道德与素养的培养远远不够。事实上，法学专业的学生不应因精通法律而危害社会，或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相反，他们应成为时代的声音，成为千万人利益的代表，成为新的时代精神的呼喊者与领跑者。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教学模式，其教学目标在于：第一，教授学生学会如何去做律师所做的事情，即律师的基本技能；第二，教授学生遵守律师的基本准则，树立律师的职业责任心；第三，提供法律服务；第四，推动法律教育改革。[2]“法律诊所教育事实上成为对法律人的公民教育，然而，我们正在进行的诊所法律教育偏重于强调学生操作法律的能力，而不是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我们的法律诊所教育更主要的是一种职业教育，强化职业技能，而不是公民教育”[3]对一个仅仅掌握了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的法科学生而言，还算不上真正的法律人；重要的是要具有高尚的法律道德。所谓法律道德，第一点应当时守刚正不阿的精神，不徇私情，抱有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第二是有牺牲小己的精神，所谓牺牲小己，便是什么议案或法律，既经合法的手续以产生，那么无论如何应当牺牲个人的意见，来拥护这法案之实行，不应当固执成见，做出阳奉阴违的事来。[4]从法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看，实践是培养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和伦理精神的最佳途径。诊所法律教育恰恰提供了一个培养学生职业精神的实践平台，法律诊所与当事人的实际接触，学生不仅直面真实的法律事实，而且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将个人的价值观、处事原则和知识背景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分析和解决问题。法律诊所式教学方式正是以实例、案例为载体，将法律知识、原理、价值观、价值判断融于鲜活的个案，使学生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学会运用法律知识的同时，强化法律人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坚守法律人的职业良知，培养法律人的职业情怀。由此可见，法学教育除法律技能的养成外，还包括法律人品格的形成。诊所法律教育这一新型教学模式，其目标在于通过实践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职业伦理观念和职业精神。

3法律人职业伦理的塑造

就我们现有的法学教育而言，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是法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尽管通过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办法，教学中注入伦理道德的课程内容，但法学专业毕业生面对具体问题时的态度与做法让我们看到职业伦理道德教育的捉襟见肘。“法学教育的功能就是：根据理性的和认知的需要传授严谨的道德作风。”[5]从法学教育早期的学徒制度到哈佛式教学方法，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争论到最终达成通过实践（实验）找寻更多有效的办法来加强律师公共责任感之共识的努力，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成为法学教育无法回避且尚需深刻思考的重要问题。特别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转型时期积累的多元矛盾和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面临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激荡，面对传统文化和道德建设的繁重任务，特别是法治国家建设和新发展理念下，重塑道德建设尤为重要，而职业道德是道德建设的切入点和关键环节。法律诊所应成为培养法律人职业道德和精神的舞台。

3.1从教的视角，教师转换观念

教师的职责一是教书，二是育人，育人是重心。育什么样的人则是教师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即育人与一定的专业培养目标紧密相联。诊所教师以培养学生的开拓性思维，创造性能力和实际运用法律的能力为目标，这固然与现代法学教育的目标相一致。同时，诊所教师也在朝着培养目标多元化的方向努力，培养的学生可能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但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其作为职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法律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法律人，而诊所教学法正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望、闻、问、切”的特殊方式在培养法律人，教师首先应改变诊所教育主要是培养律师职业技能的错位观念，充分认识到职业道德教育的地位，并把职业伦理教育渗透在诊所教学的各个环节，贯彻教学活动的始终，从教书的角度提高学生对职业伦理教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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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2.076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of legal personnel training is the basic orientation and direction of law education. The position and advantages of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in the training of "compound and applied talent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s the ultimate goal and the organic component of legal education and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thics education is the basic quality and character of excellent legal person. In this paper， the origin of the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analysis of the purpose of the clinical education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legal law education tasks and objective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legal professional ethics.

Keywords legal clinic； legal person； professional ethics

多年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作为舶来品的法律诊所式教学方法在我国的法学实践教学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法律诊所式教育的引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教学模式，它改变了教师的观念，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让我们认识到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与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相比，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培养更为突出和重要。诚然，诊所式教育的实践及其实践教学中的法律诊所模式越来越发挥了理论联系实际，在法学实践中培养高素养法律人的价值和功能。尤其作为职业教育导向的法学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优势愈加明显，并且经过多年实践已然成为比较成熟的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在今后的法学教育与法学教学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推广和推行法律诊所教学方式，同时应在实践人才培养中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教育。

1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兴起

作为以民权运动为背景发展起来的法律诊所教育，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诊所课程已成为所有美国法律院校的必修课程。民权主义者意识到国家颁布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公民权利的作用，穷人因为没有钱打官司而无法接近法律。于是，法学院的学生通过提供免费服务的方式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毫无疑问，法律诊所这样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取得的双赢的功效：一方面，穷人开始接近法律，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另一方面，法学院的学生通过法律援助服务，实现了抽象、静态的法律与实践法律的衔接与转换，学生也在实践中培养了自己的责任感和责任意识。由于认识到司法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及在提供法律服务上的不力，在诊所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实务界认识到法学院系的不仅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更应当培养学生为处于不利地位或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诊所”固然与医院联系起来，诊所法律教育借鉴和引入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让学生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学会面对实际问题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基本技巧。但是，从诊所法律教育兴起开始，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即是其教育的重要目的和内容。法律人是具备重视法学专业知识，同时兼具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精神的法律群体或个人。作为职业教育定位法学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一直是法学教育的首要目标，而法律诊所又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必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发端于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导向”与“能力导向”的目标定位而成为被众多法学院校认可和推行的实践教学模式和手段，并且在发展中影响不断扩大。

2 诊所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

教育的功能是培养人，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和任何类型的社会无一例外。培养什么样的人，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是不同的。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不同时代对人的需要不同，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人具有不同的素质，体现不同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因此，培养目标成为教育的出发点和教育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培养目标一定程度上决定人才培养的方式和手段。培养系统掌握法律知识，胜任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或复合型法律人才几乎成为所有法学院校的专业培养目标。事实上，法学教育最终培养的是法律人。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学院是要教法律，要培养法律人，但它要以一种宏大的方式教法律，它要培养的是伟大的法律人。”作为法律人，一方面应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能和扎实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更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具备责任意识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员应有的特质。

“良好的法律秩序的确立，不但需要良性的法律规则，更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人的存在。”[1]法学教育的业化倾向使其体现着对法律基本价值与理念的追求，要求法律人秉持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效率的价值观，具备高尚的情操，宽容而理性的精神，关注社会现实的品格和情怀。法学教育应以培养法律人为目标，从课程设置和课程讲授内容都可以看到，我们更关注于对学生法律技能的培训，而对法科学生职业道德与素养的培养远远不够。事实上，法学专业的学生不应因精通法律而危害社会，或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相反，他们应成为时代的声音，成为千万人利益的代表，成为新的时代精神的呼喊者与领跑者。

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教学模式，其教学目标在于：第一，教授学生学会如何去做律师所做的事情，即律师的基本技能；第二，教授学生遵守律师的基本准则，树立律师的职业责任心；第三，提供法律服务；第四，推动法律教育改革。[2]“法律诊所教育事实上成为对法律人的公民教育，然而，我们正在进行的诊所法律教育偏重于强调学生操作法律的能力，而不是法律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我们的法律诊所教育更主要的是一种职业教育，强化职业技能，而不是公民教育”[3]

对一个仅仅掌握了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的法科学生而言，还算不上真正的法律人；重要的是要具有高尚的法律道德。所谓法律道德，第一点应当时守刚正不阿的精神，不徇私情，抱有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第二是有牺牲小己的精神，所谓牺牲小己，便是什么议案或法律，既经合法的手续以产生，那么无论如何应当牺牲个人的意见，来拥护这法案之实行，不应当固执成见，做出阳奉阴违的事来。[4]从法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看，实践是培养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和伦理精神的最佳途径。诊所法律教育恰恰提供了一个培养学生职业精神的实践平台，法律诊所与当事人的实际接触，学生不仅直面真实的法律事实，而且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将个人的价值观、处事原则和知识背景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分析和解决问题。法律诊所式教学方式正是以实例、案例为载体，将法律知识、原理、价值观、价值判断融于鲜活的个案，使学生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学会运用法律知识的同时，强化法律人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坚守法律人的职业良知，培养法律人的职业情怀。由此可见，法W教育除法律技能的养成外，还包括法律人品格的形成。诊所法律教育这一新型教学模式，其目标在于通过实践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职业伦理观念和职业精神。

3 法律人职业伦理的塑造

就我们现有的法学教育而言，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是法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尽管通过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办法，教学中注入伦理道德的课程内容，但法学专业毕业生面对具体问题时的态度与做法让我们看到职业伦理道德教育的捉襟见肘。“法学教育的功能就是：根据理性的和认知的需要传授严谨的道德作风。”[5]从法学教育早期的学徒制度到哈佛式教学方法，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争论到最终达成通过实践（实验）找寻更多有效的办法来加强律师公共责任感之共识的努力，职业伦理道德教育成为法学教育无法回避且尚需深刻思考的重要问题。特别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转型时期积累的多元矛盾和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面临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激荡，面对传统文化和道德建设的繁重任务，特别是法治国家建设和新发展理念下，重塑道德建设尤为重要，而职业道德是道德建设的切入点和关键环节。法律诊所应成为培养法律人职业道德和精神的舞台。

3.1 从教的视角，教师转换观念

教师的职责一是教书，二是育人，育人是重心。育什么样的人则是教师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即育人与一定的专业培养目标紧密相联。诊所教师以培养学生的开拓性思维，创造性能力和实际运用法律的能力为目标，这固然与现代法学教育的目标相一致。同时，诊所教师也在朝着培养目标多元化的方向努力，培养的学生可能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但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其作为职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法律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法律人，而诊所教学法正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望、闻、问、切”的特殊方式在培养法律人，教师首先应改变诊所教育主要是培养律师职业技能的错位观念，充分认识到职业道德教育的地位，并把职业伦理教育渗透在诊所教学的各个环节，贯彻教学活动的始终，从教书的角度提高学生对职业伦理教育的认识。

3.2 从学的视角，学生提高认识

学生不仅是教学的对象，而且是教学活动中的主角。职业伦理道德的培养是教学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具有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而多样的教学环节为主体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的培养和发挥提供了平台，为职业道德观念的培养提供了实践的舞台。因为“现在普遍认为，法律道德规范最好利用法律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难题来教学”。[6]学生通过诊所教学中的模拟演练法、案例教学法、角色体验的活动（包括真实客户和虚拟客户）认识到面对鲜活的个案和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时，所学书本上的法律知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或处于失灵状态，而个人的价值观、处事原则和道德观念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多样的社会问题要求一个法律职业者要超越法律。诊所法律教育为学生提供的实践方式，恰好满足了学生的要求，使其真正学会如何超越法律，在虚拟场景的模拟和真实办案的职业能力培养中，潜移默化地培养自己的职业责任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真正的法律人。

课题项目：本文为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复合型、应用性”地方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H14053）

参考文献

[1] 包万平.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中国教育研究论丛.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124.

[2] 甄贞.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11-12.

篇5

关键词：高职法学教育；法律辅助职业；法律辅助职业市场

随着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狭义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需求数渐趋饱和，现行的高职法学教育（模式）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高职法学教育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如果有，其出路又在何方？

一、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及其反驳

随着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变化，取消高职（本科以下）法学教育已成为教育界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其理由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1）现在从事法律相关职业（即使是企业）都要求有本科以上学历并通过司法考试，大专法学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1]（2）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专科法学教育大多招收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高中毕业生，要在三年时间里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是不可能的。[2]（3）高等职业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法律应用型高级职业技术人才，而当下的法学高职教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3]（4）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法律教育的起点都是本科生。[4]

上述高职取消论的理由看似具有说服力，但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成立，这是因为（1）法律职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的的人才虽不能满足狭义法律职业的有要求，但可以满足广义法律职业的要求。（2）人类个体所具有的职能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学习、培养和教育，主要能力为抽象思维者可以成为研究型、设计型的专家，而主要能力为形象思维者则可以成为技术型、技能型的专家。经过三年时间的培养，基础较弱的高职生虽然不能成为擅长抽闲思维能力的研究型、设计型专家，但成为擅长形象思维能力的技术型、技能型专家可能性是存在的。（3）将高职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法律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显然是个错误，但这种错误并非不可修正。[5]事实表明，实践中的许多高职院校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法律辅助类技能型人才。（4）正如西方民主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一样，国外法律教育传统也不能当然地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圭臬。即使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本科为最低层次，但那也只是针对狭义法律职业而言的。

二、高职法学教育存在必要性的理由

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不成立，并不说明高职法学教育就有其存在必要性。我们认为高职法学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高职法学教育不仅是我国法律职业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现状的合理选择。

法律职业内在的人才结构需要是高职法学教育具有存在必要性的根本理由。法学教育的总目标当然是培养各种懂法律的人才，但现代法治国家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在各种法律人才中，法律职业者（狭义法律职业）是核心，其他法律人才处在边缘位置。因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包括核心目标和一般目标。核心目标就是培养法律职业者即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一般目标则是培养其他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才，如行政执法者、公司企业单位经营者、司法机关的书记员、法警、执行官等

等。[6]从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格局来看，我国法学教育应当提供三个类型的法律人才：一类是应用类法律人才，主要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二类是学术类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律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第三类是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人才，主要职责是辅助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工作。由于我国司法考试将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学历要求定在本科以上，所以高职层次的法学教育主要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本科层次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类法律人才，研究生层次的法学硕士和博士培养学术型人才，法律硕士培养复合型的应用性法律人才。[7]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本科法学教育也能培养法律辅助类人才。既然如此，本科法学教育完全可以同时承担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与法律辅助人才的任务。如果这样，高职法学还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学职业教育，所谓的法学教育只停留在（理论知识）素质教育层面，所以，对于法律辅助人才的教育，三年时间应该足以完成，用四年时间则有浪费的嫌疑。此外，不同的培养目标，必然导致培养规格、模式及教学内容和方法迥异，本科法学教育如果同时培养应用型人才和辅人才，则其不仅在培养时间上有浪费的嫌疑，而且还会使得整个教学体系发生混乱。因此，就目前的法学教育现状而言，其一般目标即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的任务由高职法学教育来承担是最合理的选择。

三、高职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及其症结所在

既然在法律辅助人才培养需求方面具备现实存在的必要性，从应然层面讲，高职法学教育理应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便将培养目标定位为法律辅助型人才，高职法学教育仍然无法摆脱人才培养质量低下、毕业生就业无门的尴尬处境。针对高职法学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众多研究者进行相关原因的发掘和探讨。虽然现存的文献颇多，但总结概括起来，原因似乎只有一个即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因为所培养质量不高，高职法学专业毕业生不具有就业的竞争力。而造成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具体又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人才培养模式不不恰当、制定的课程结构体系不合理、课程和教学内容学科化、教学方法陈旧、师资水平低下等等。

不可否认，人才培养质量低下确实是导致目前高职法学教育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这些原因只是表象（表面原因）。倘若沿着这样的（原因）思路，存在的问题必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高职法学教育近年来充满艰辛却又鲜有成效的改革与创新进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发掘原因背后的原因即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我们看来，这个背后的症结，非法律辅助职业市场不成熟（原因）莫属。

就法律辅助职业市场而言，其不成熟的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新型法律辅助职业尚未形成；其二，助理类职业还没有完成合理的职业分化；其三，已经定型且相对成熟的辅助类职业缺乏应有的职业准入资格标准。这些职业不成熟的表现，从源头上限制和影响着高职法学教育质量和就业形势。

新型法律辅助职业主要指人民调解员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新型法律辅助职业本应是高职法学教育的重点和亮点，为此，诸多高职院校也为其开设独立的专业。但问题是，这些新型的法律辅助职业还没有完成职业化的进程，相关工作还处于试点之中，其从业人员应具备什么样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在实务中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因为，无论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结构体系，还是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都是以人才培养规格为基础而设定的。在对培养目标应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人才培养规格）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盲目进行的课程结构体系优化、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更新，其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自然是毫无进展可言。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暂不培养此类新型法律辅助型人才。但问题同样的也会出现，那就是，高职法学教育将失去将来的主阵地。

助理类职业主要指律师助理和企业法务助理（还可以包括司法鉴定员助理）。从应然的角度分析，助理类职业本应属于法律辅助类职业（至少其内部包含有法律辅质的工作任务）。正因为如此，部分高职法学教育院校将其确定为培养目标，甚至还有院校还为此设立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但问题是，因为法治进程缓慢，该类职业还没有明确分化出具体的辅助型岗位。实现中，该职业真正吸纳的是法律应用型人才，用人单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求从业者具备本科教学背景和司法资格。高职法学院校以此类职业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定位，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就业保障，其人才培养质量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也只能是纯属偶然。当然，高职法学教育可以不以此类职业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但如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培养人才的就业适应面过窄。

相对于新型职业与助理类职业而言，书记员、法警、刑罚执行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等属于已经定型和相对成熟的法律辅助类职业。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些职业中，由于缺乏相应的职业准入资格标准，不仅就业上难以形成高职法学教育背景毕业生的优势，就连开展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教学（主要指实践技能实训）都缺乏相应评价标准。

三、高职法学教育的出路

如上所述，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不成熟是高职法学教育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要从根本上摆脱目前的困境，改变职业市场不成熟现状就成了高职法学教育唯一的出路和选择。我们认为，当下的高职法学教育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成熟做出应用的努力：

1、开展调研和实践，促成助理类法律职业分工细化。成熟的职业化市场是一种细化的分工合作的市场，这种细化的分工不仅存在于各大类职业之间，更存在于各类职业内部。助理类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缺陷就在于没有明确的内部分工，市场需求结构不合理，其带来的结果不仅是职业人才的浪费，更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目前，有个别律师事务所正进行职业团队建设尝试，团队内部有执业律师、律师助理和律师文秘的分工，其中执业律师负责技术和宏观把控，律师助理主要在技术方面为执业律师提供帮助，而律师文秘则负责台前幕后与秘书有关的工作。这种尝试将广义的律师助理细化为狭义的律师助理与律师文秘。狭义的律师助理因从事法律应用型工作，一般聘用具有本科法学教育背景且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应用人才；而律师文秘因从事文秘方面的工作，一般聘用具有高职法学教育背景的辅助人才。不管这种分工是否合理与可行，我们的高职法学教育院校理应以此为契机，除给予全力支持之外，还应主动进行实践尝试（如与律所共同组建实验班等），以促使其朝着合理与可行的方向发展。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法务助理、司法鉴定元助理、仲裁员助理、公证员助理职业也有细化分工的必要，但目前还没有自觉细化分工的迹象。因此有必要先启动相关调研工作，为该职业细化分工进行先期准备。

2、开发职业资格职业标准，为职业准入设置条件。职业资格标准的重要性在于，既便于行业部门或协会对从业人员的管理，以规范市场；同时还可以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平，以保证服务质量。单就技术而言，开发职业资格标准并不存在很大难度。目前的法律辅助职业之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的职业标准，其主要原因可能与相关职业的行业管理机构没有或无法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有关。但我们认为，既然狭义的法律职业能形成自己的职业资格标准，法律辅助职业市场没有道理不能形成自己统一的职业资格标准。作为法学教育部门，我们做如下两个方面的工作：（1）开展广泛的理论讨论，为促使职能部门将制定职业资格标准纳入记事日程进行前期宣传；（2）深入职业市场进行全面调查，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资格标准从技术方面为行业部门提供帮助。

3、探索新途径，促成新型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化。新型法律辅助型职业的职业化问题任重而道远。但根据目前的发展趋

势，[8]积极研究和实践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制度与方式，或许是促使新型法律辅助职业职业化较为理想途径。为此，法学教育部门首先应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研究，以确保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管理模式的顺畅进行；其次则应是利用专业和生源优势，组织相关的服务团队，为地方政府提供专业性社会公共服务。法学教育部门组织团队承包地方政府项目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人民调解或社区矫正），既可以促进新型职业的职业化，又可以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场所和就业岗位，可谓一举俩得。当然，对高职法学教育部门来讲，要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重要的还是要在内部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以确保项目参与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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