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法律培训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银行高管法律培训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7-0111-04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银监会2006年初颁布了《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行政许可方面的监管法规，为银行监管部门实施高管人员市场准入行政许可事项提供法规依据；使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但是，比较国际上银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的先进做法，目前我们对银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和履职监管方面还不尽完善，监管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一、国际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方面的经验

在美国，注册新银行机构时推荐拟任高管人员必须考虑其银行从业经验、其他商务经历及财务来源状况等方面；同时，为人正直、诚信和有责任感等良好品行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金融监管当局对拟任人进行背景调查的工作相当细致，包括过去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以及是否具备稳健经营银行的经历或经验。

在新加坡，银行高管人员的产生须经过两名社会名望很高的业内知名人士的推荐，还须经过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同意。高管人员的稽核工作由审计部门完成，审计部门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具备很高的独立性。董事会内部通常还设立一个提名委员会，负责讨论和确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提名及相关事宜。高管人员在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上任。

在香港地区，香港金管局对银行董事、高管人员除在学历、从业经验等方面严格审查外，还非常重视对其道德操守的审查，主要审查其是否存在不良记录，包括是否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公开谴责等。如果存在不良记录，金管局一般不会同意其担任高管人员。

二、我国在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对比国际上的做法，我国在高管任职资格监管方面还存在着与新的监管理念和要求不适应之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有效性。

(一)高管人员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银监会虽然已在监管部门推广应用“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管人员监督管理系统”，但从使用情况看，系统采集的高管信息仅限于金融机构申报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时的高管基本信息，日常监管中发现高管人员以及银行从业人员的不良记录无法及时采集导入系统中；同时，由于该系统用户权限的限制，不同用户通过该系统所能掌握的高管人员信息是有限的。从商业银行角度看，由于银行间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未建立，金融机构对有不良记录的高管人员的约束未形成合力，一些有“污点”的高管人员在商业银行未做出准确结论前离职，而另一些银行未经严格审查就聘任其为高管并向监管部门申报。因此，在任职资格监管环节上容易出现盲点，给有不良记录的人提供逃避处罚的机会。

(二)任职资格审核缺乏统一、量化的标准

《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颁布对高管任职资格所应具备的学历和从业年限等方面“硬条件”制定了明确的标准，但对品行、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软条件”未制定可执行、可量化的标准，给监管部门较大自由裁量权，审核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目前，各地监管部门进行高管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知识、经验和能力的考核采取不同的方式，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和考核尺度均由各地监管部门自行选择，对于考核方式是否科学、考核内容是否合适、考核标准是否合理、考察结果是否准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不同银监局、银监局不同监管处室对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软条件”的准入标准把握都不一致，有的监管机构对拟任高管采取考试形式核准，有的采取监管谈话形式核准，有些则通过考试、谈话综合方式核准，有的甚至只要“硬条件”具备即可通过审核。高管准入标准把握各异，难以保证客观反映拟任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真实水平，难以保证准人工作的公平、公正。

(三)审核的主动性、全面性存在不足

现有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监管，是由申请人提出申请后，监管部门再开展资格审查的“坐门等客”的做法。审查人员在现有制度条件下难以对拟任高管人员品行等方面“软条件”有充分的了解，对其真实的情况知之甚少。同时，商业银行常常以工作需要人事安排尽快到位为由，要求监管部门加快审核的节奏，甚至以临时负责人的形式让高管人员提前到岗，实际履行高管职责后才向监管部门申报任职资格审核。这种倒逼做法实际上使监管部门在任职资格监管上处于被动位置。

在任职资格审核中，监管部门重视自身考核了解的情况，审点大多停留在对从业年限、学历、申报材料要件齐全等面上“硬条件”合规性审查，而对拟任职的高管人员“软条件”等了解不充分、不全面，难以避免那些硬条件完全具备的庸才或存在道德风险的人混入高管队伍。

(四)金融机构申报材料的客观性需改进

多数商业银行出于让拟任高管人员尽快、顺利地通过监管部门任职资格审核，人事安排尽快到位以便开展工作等方面考虑，向监管部门申报拟任人的综合鉴定材料中对拟任人的评价通常是多肯定工作成绩，对存在的不足之处反映较少甚至未提及，无法客观、全面地评价拟任人的品行、能力、工作业绩和存在的不足。同时，商业银行在离任审计独立性方面尚不充分，离任审计报告的客观性受此影响。主要原因：一方面，高管人员的离任审计报告主要来自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而审计部门虽然在机构形式上基本做到独立设置，但难以真正做到独立履职。一些机构对离任审计主观认识不到位，对高管人员任期的经营情况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离任审计程序化、走过场。另一方面，各银行对拟任高管人员的人事安排在先，离任审计在后，审计报告通常只起到对人事安排的辅助说明作用。客观性不足的综合鉴定和离任审计报告作为监管部门任职资格审核的重要依据，一定程度上造成监管部门的判断不准确。

(五)高管人员履职监管的有效性薄弱、退出机制尚不健全

当前，银行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日常监管主要停留在高管人员市场准入工作方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情况的动态监管不足，退出机制尚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没有统一的、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和量化标准；对金融机构违规问题处理上，普遍存在处罚机构的多，处罚高管人员的少；经济处罚的多，取消任职资格的少。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监管

的有效性不足，退出机制不健全，高管人员违法违规成本较低，无法起到警示作用。

三、加强高管人员监管有效性的对策措施

针对高管任职资格监管存在的问题，福建银监局经过不断探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努力做到高管市场准入工作的科学、规范、公平、公正。

(一)建立“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登记系统”，为任职资格审核提供查询平台

为提高银行从业人员的诚信、合规意识，加强对银行从业人员的监管，科学有效地实施案件专项治理责任追究制度；同时，也为监管部门查询银行业从业人员诚信记录提供信息查询平台，福建银监局2007年基于银监会内网信息平台开发了“银行业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登记系统”。系统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设置不同的用户权限，银监局监管处室和银监分局的用户均可通过内网以各自的用户身份访问不良信息登记系统，在各自用户权限范围内进行数据导入、手工录入、信息查询、信息修改等操作。监管部门在非现场监管或现场检查中发现的从业人员不良信息可及时收集并导入系统；同时，监管部门按季向被监管机构收集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统计报表并导入系统。系统采集的每条信息至少包括姓名、身份证号、任职机构、职务、不良信息类型(包括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党纪处分等)、处罚或处分简要原因、不良信息具体内容、撤销或变更情况等要素。

系统正式推广应用以来，已采集福建省银行业从业人员各类不良信息记录近500条，为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提供了重要手段。通过系统全省联网查询，信息共享，基本上解决了当前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变动频繁、异地交流力度加大情况下，高管人员监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避免个别高管人员在当地违规，再异地任职及“带病”任职等情况。

(二)建立任职资格考试题库，促进考核公平、公正

为了全面、规范审核拟任高管人员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公平、公正地实施对拟任人“软条件”的考核，福建银监局从2006年开始建立任职资格考试题库。考试范围统一确定为与银行业相关的法律、银监会颁布的法规指引以及作为银行业高管人员应知应会的金融业务知识，重点考察拟任高管人员掌握金融法规、业务理论知识的情况，并向商业银行公开。通过细分题型，组成相对独立的主观题库和客观题库，在考前由分管局领导随机指定主观题和客观题各一份，组成一套“高管人员任职资格考试试卷”，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对考试不合格者，采取补考、建议金融机构调整拟任人等方式，促进拟任高管人员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对于个别拟任人虽然通过考试尚不能全面考核评价其真实的从业经验和能力，约见其进行任前监管谈话，并访谈相关部门，摸清情况，努力做到真实反映拟任高管人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三)注重监管工作联动，加强依法、合规监管

为掌握任职资格审核工作的主动性和全面性，在对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严格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以及《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法规的规定，依法、合规地进行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起到促进作用。

同时，建立福建银监局行政许可事项内部工作流程，在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注重加强与非现场监管处室、现场检查处室以及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的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对于在监管中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或发生案件的金融机构，暂停受理其高管任职资格审核申请，待落实整改、实施问责后再做受理。所有高管任职资格审核事项，负责高管市场准入的处室均要向拟任人原任职机构的监管部门征求监管评价意见；拟任人曾在多个金融机构或岗位任职的，向其最近一次任职所在地监管机构征求监管评价意见；对于最近一次任职时间在一年内的，还要向再前一职位任职所在地监管机构征求监管评价意见。通过征求监管部门的监管评价意见，多渠道了解拟任人品行、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等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法规所规定不得担任高管人员的情形。

(四)加强问责制，提高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为了确保商业银行申报任职资格审核材料的客观、真实，福建银监局要求金融机构加强材料真实性的审查，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审核中发现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情形，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对相关责任人问责；强调综合鉴定、审计报告等材料必须根据拟任人实际从业表现、业务经历做出明确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和结论；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审计独立性，促使审计制度化、规范化。在任职资格审核过程中，对商业银行申报材料存在疑问，采取质询申请人、约见拟任人谈话、要求拟任人或曾任职机构做出书面解释、重新申报客观真实材料等方式，把好材料真实性关口。

(五)加强对高管人员培训工作，加大履职监管力度

为了提高金融机构高管人员政策法规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牢固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福建银监局从2007年开始定期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紧密联系经济、金融形势和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涉及金融法律法规、银行监管理论、业务风险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创新等多方面。每期高管培训班都精心挑选商业银行的业务专家和监管部门相关人员对高管人员授课，并结合福建银监局举办的“金融创新大讲堂”进行，让高管人员有机会聆听来自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学者的精彩交流，开阔视野。目前，共已举办16期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培训班，对福建省辖内2077名高管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有效地提高辖内银行业高管人员政策法规水平和业务技能；同时，也增进了同业间的经验交流与沟通协作。

四、相关建议

(一)改进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进一步完善银监会《金融机构董事、高管人员监督管理系统》功能，增加从业人员不良信息登记模块和高管履职监管评价等日常监管信息，避免不宜担任银行业高管的人员走上高管岗位。在条件成熟时，可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业间共享的金融业高管人员监管信息系统，形成金融业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平台，解决跨部门的高管信息不对称、沟通共享不充分的问题，从而有效提高高管任职资格监管效率。

(二)试行公示制度，规范任职资格监管

完善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法规可确保对高管人员日常性、持续性监管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维护监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由于现有的《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已无法完全适应现实工作，银监会应尽快出台新的《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任职资格审核操作细则，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监管范围、任职条件、日常管理、资格终止等监管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对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标准应更具体化，将审核重点从静态监管转向静态与动态监管相结合，即除审核其“硬条件”外还需深入调查了解拟任人的品行、业务经历、管理经验、对将从事工作的熟悉程度等方面，并对这些审核内容有明确的

工作要求。

实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公示制度，把银行业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准入审核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在审查之初，针对拟任人所在机构设立举报箱、电话、电子邮件等渠道，让群众能够及时反映拟任人存在的问题，借助群众的监督帮助监管部门把好准入关。

(三)建立统一题库，确保审核公平、公正

实践证明，采取闭卷考试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各银行业高管人员学法自觉性，能相对公平地对拟任高管人员进行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审核。建议银监会建立任职资格准入考试制度，做到“凡任必考”；同时，依靠各级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的力量，征集试题，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考试题库和考试大纲，明确具体的考核标准。各级监管部门在进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时，通过网络随机抽取试卷进行考试，确保审核的公平、公正，有效避免考试走过场现象，规范监管部门任职资格审核管理。

建立高管后备干部人才库，将高管人员资格认定工作作为常规性、持续性工作来抓。凡具备从业经验，符合学历、从业年限等基本条件的高管后备人选，商业银行可有计划地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审。经审核通过的人选纳入高管后备干部人才库，以备商业银行根据工作需要从人才库中筛选符合条件的拟任人进行申报。监管部门结合日常监管工作对纳入人才库的拟任人进行持续跟踪考察，以达到主动监管、提早介入的目的。

(四)完善履职监管，督促高管勤勉尽职

银监会应建立对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机制，统一制定对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办法，按期对高管人员进行履职情况考核。对高管人员履职评价可灵活运用各种考核手段，突出考核重点，把防范风险、案件治理、不良资产下降、经营成果真实性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高管人员的工作业绩、经营绩效、是非功过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与实事求是的结论。对于在履职评价中发现存在问题的高管人员，监管部门可区别情况对其采取考试、告诫、建议调整岗位、取消任职资格等形式，促进高管人员注重日常履职行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大对高管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建立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行为规范准则，按照准则要求对高管人员的从业行为进行严格的教育、培训和约束；督促高管人员诚信守法，勤勉尽职，稳健经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重点加强三个方面培训：一是政策法规培训。通过组织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学习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其政策法律水平和依法、合规、稳健经营的自觉性。二是经营管理能力培训。通过组织参观学习、经验交流、专项培训等形式进行经营管理能力培训。三是风险防范能力培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分析各类金融风险的类型和成因，举一反三，使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能够清楚每项业务的风险度，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管法规汇编[z]，法律出版社,2008，

篇2

就目前县域监管体系而言，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还存在亟需理顺的几个问题。

一是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存在监管缺位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县域金融机构由原来的三类发展到六大类：一类是由银监会监管办和人民银行县级支行负责监管的各大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分支机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新型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二类是证监会监管的证券公司。三类是由保监会监管的保险公司。四类是由地方政府金融局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五类是由地方政府商务局负责监管的典当行和拍卖公司。六类是部分地区由农委牵头、与民政部门协同监管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目前证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没有县一级建制，难以对县域保险、证券机构及其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统计，县域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缺位，致使银证、银券、银保等跨行业合作业务缺乏日常监督，蕴含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监管主体依托的法律滞后，存在责权不清问题。中央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银监会监管办与地方政府三个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法律设定的界限不够清楚、责权不够明晰，且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监管无法律依据，同时各监管部门又缺乏协调配合，导致出现中央监管部门之间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趋利避害”的金融监管乱象。“趋利”往往导致多头监管，而“避害”则易导致监管真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方非专业监管主体由于缺乏专业监管人才而难以胜任监管工作，没有形成规范的金融监管体制。另一个方面是县金融局、商务局、农委和民政部门无法制约束，从最大限度获取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考虑，客观上存在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发起人任职资格把关不严、工作人员的聘用和培训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存在潜在风险。再一个方面是依法行使中央权力的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的法律界限不够明确，宏观、微观一起抓，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有效性不足等问题。

三是县域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监管不匹配，形成监管资源严重不足。以牡丹江为例，县域总的金融监管人员在25至40人之间，县域金融机构（包括微小金融机构和组织）总数在200个以上，机构遍布整个县域，远的要一天车程。县域银行机构50多家，高管人员18人左右，风险防控任务由银监会监管办承担责任。可悲的是在权限设置上银监会监管办没有现场检查权、高管人员审核权和违规处治权，且人员只有2至4人。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事处一样，存在人员少任务重的尴尬局面。地方金融局、商务局、农委、民政局监管专职人员均在2至3人之间，分别管理10个、20个、100个以上的金融微小组织，且没有金融专业人员，同样存在监管人少事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突围路径：理顺县域监管体系

从对上述问题的调查分析来看，其原因无非是县域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理顺好，缺少法律支撑、缺少行业监管主体、缺少监管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机制，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篇3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是银行业监管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管好银行业机构必须管好高管。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正式行使对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至今已有十年时间。十年高管管理的历程。从人民银行到银监会。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高管范围由初期金融机构负责人扩大到包括机构负责人、董事会成员及董事会秘书、行长助理、总经理助理、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内审和财会部门负责人在内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具有决策权或对风险控制起重要作用的人员；高管任职资格条件从专业知识、从业经验及业务工作能力延伸到个人品行、从业纪录等方面；高管人员所需学历和经济、金融工作年限也从笼统的、抽象的要求过渡为针对每一类机构每一类高管的分解细化而又具体的制度安排。十年中，监管当局对高管管理的探索从未停止过，通过抓高管管理进而保持银行业稳健运行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著的。然而。从目前高管管理办法来衡量，符合高管任职资格条件的人选很多，但业已担任高管的又未必全部称职。这就需要监管者用持续监管的理念。对高管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一、高管管理应坚持静态审查与动态考核相结合，重在动态考核

为保证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和存款人的利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静态审查十分必要。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所指出的：“发照当局应当保证新银行机构有适当数量的股东、充足的财力、与业务结构相一致的法律结构以及具备专业知识、道德水平、能稳健与审慎经营的管理人员。”银行业这类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机构，其高管层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即静态审查。主要内容是历史的从业记录和现实的知识水平、管理能力及个人品行。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监管的实践告诉我们：1．静态的任职资格审查条件要求并不高；2．任职资格某些条件规定还不太具体。缺乏量化标准，难以掌握。如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及能力；3．任职资格的通过与否，有时还受到来自地方行政干预的压力；4．即使任职资格严格照章办事、严格审查通过，也只能说明这一时点、某高管适合担任这一职务，并不等于担任这一职务后情况恒久不变。因而，对高管人员动态考核十分必要。

对高管任期内的动态考核，一是严格按审查时的条件掌握，即所谓“保证发照与持续监管的标准相一致”十分重要；二是要重点考核任期内在经营管理中的实际业绩和风险控制能力；三是监管当局考核的结果应与银行业机构的上级行或董事会见面，以便于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四是监管当局应根据同质同类比较的原则，制定动态考核若干量化标准，以保证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

之所以提出以动态考核为主，主要是静态审查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而动态考核则是代表未来。要保护好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必须把握未来，将未来高管任职期内的现实表现进行科学评估，以判断高管所管理的机构未来是否能正常运行并做好风险控制。

二、高管管理应坚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重在“软件”管理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有关办法所规定的学历、经济和金融工作年限、所要求具备的知识及管理能力。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高管任职资格管理中的“硬件”，而高管人员履职过程中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道德水准、行为规范和品行操守等，可以称之为“软件”。一名合格的高管，必须“硬件”和“软件”同时达到相应的标准，尤以考核“软件”为重。同时。“软件”是以德为主要内容。以道德品行为主要范畴的素质。重视“软件”就是解决一个为谁经营与管理、为谁服务的问题。在监管实践中，监管当局和银行业机构内部处理的高管人员，因“软件”过不了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西部某市为例，银监分局成立以来，共取消高管任职资格13人，其中9人是“软件”出了问题，占整个被取消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69．2％。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篇4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是银行业监管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管好银行业机构必须管好高管。从上世纪90年代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是高管管理的两种方式，现场监管是年度中间对高管人员的动态考核、约见谈话、任职资格处理等监管行为的总称；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者通过收集分析各种信息对高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职作出的判断。这两种监管方式对高管管理都十分必要，缺一不可。但现场监管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方式，而非现场监管则是日常性的监管，在当前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非现场监管更为严重。

作为高管非现场监管，应逐步建立一套成熟的体系和机制，一是要建立较为全面的高管人员档案资料，包括(1)个人情况：即家庭现有财产状况、子女就业就读情况、是否有出国护照、住房变化情况、个人负债情况等等。(2)履职情况：即经营业绩、风险状况、案件情况、合规性经营情况等等。(3)历年评价：即任期内监管当局考核情况、群众评议情况、上级评议情况等等。(4)任职资格处理情况。二是完善高管人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上述高管人员个人情况中若有重大事项变动，要及时向高管所在单位上级和当地监管部门报告，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来。三是监管当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即发现个人重大事项中的疑点问题，有权责成高管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情况并及时报告监管当局；发现在履职过程中出现合规性问题、经营风险问题和案件隐患，要及时约见该高管人员谈话；对监管当局动态考核和群众民主测评意见也应及时与当事人交换意见。四是探索对高管人员履职等级评定制度。可以按照优秀、良好、一般、差的标准，根据高管人员履职中的合规性、案件治理、业务发展、经营业绩等方面的情况，对高管人员进行评价，并将评级情况反馈到高管所在单位的上级行或董(理)事会。规定对评定为“一般”及以下的高管人员限制提拔，对评定为“差”的限期调整。

综上所述，高管人员管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抓好此项工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无疑是一项的费省效弘的工程。持续有效地监管好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高管人员，对于保持银行业稳健经营，防范与化解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促进经济、金融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篇5

1.1 信息科技风险概述

银行信息科技风险是指银行在使用计算机、网络等技术进行产品、服务或信息传输时，所产生或引发的不确定性因素。我国银监会出台的《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中对此做了如下界定：信息科技在银行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技术漏洞以及管理缺陷产生的操作、法律或声誉等风险。可见，科技信息风险不仅涉及银行内部程序和流程，还关系到银行的组织结构、政策以及操作风险的管理流程。

1.2 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特征分析

银行信息科技风险兼具信息技术和银行业务的特点，可从风险属性和管理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第一，从属性方面分析，银行信息科技风险具有技术含量高、突发性强、快速蔓延和覆盖面广的特点。与传统风险相比，信息科技涉及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安全技术，因此其技术含量较高；信息技术风险多数是由于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造成技术设备被破坏，从而导致业务连续性风险；信息技术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迅速蔓延，加剧风险的严重性；信息科技风险故障源责任无法准确确认，电信部门、电力部门或外包服务商都可能对其正常运行产生影响。

第二，从管理方面分析，信息科技风险具有历史短、范围广、标准化不足、评估和计量困难的特点。信息科技在银行业务中的应用历史较短，因此仅被视作业务处理技术手段，而未上升到战略决策的高度；信息科技与银行业务层、操作层、管理层和决策层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增大了管理范围；信息科技的硬件、软件、网络等没有形成标准化，不同银行的实现方式不同，增大了管理难度；信息科技风险引发的财产损失无法衡量，而与之相关的法律风险、战略风险更是难以进行评估和计量。

可见，银行信息科技风险具有自身特点，若不对其进行严格的防范和管理，将严重影响银行企业的运行，甚至对国家的经济稳定产生威胁，因此，加强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的监督管理意义重大。

2 我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2.1 监管法规和政策方面

首先，银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并不含国际监管准则的基本要素，仅对监管目标进行了笼统的概述，还没有建立明确的监管程序和监管要求，这些要素的缺失，降低了监管的可操作性。其次，目前的信息技术风险监管多是风险提示，如针对“网银安全问题”的“网上银行安全风险提示”，这种做法存在的主要弊端是银行和监管人员不清楚违反要求操作，会给业务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因此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最后，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法律法规的框架已经具备，但建立的不同法规之间会存在重复或遗漏问题，对科技信息重点问题缺乏监管和指引，需要进一步的协调和完善。

2.2 监管手段和方法

目前，我国银行还未建立有效的信息科技风险评估方法和评价体系。传统风险可用特定方法进行度量，但科技信息风险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且造成的损失存在隐蔽性，难以估量，因此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评价体系。风险评估手段的缺失，导致银行部门无法利用传统的方法对信息科技风险进行抵御和防范；在非现场监管方面，无法有进一步的作为，只能对科技投入进行监测，无法对由于内部操作引起的损失进行全面掌握，监管处于事后应对的被动阶段。信息科技风险监管不仅缺乏量化指标，还缺少有效的评价体系，难以对银行信息科技风险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解，监管处于割裂、无序的状态。

2.3 监管人力资源

我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人员配备上存在很大不足，据统计，全国银监会系统内专职从事信息科技风险监管工作的专业人员仅为总数的0.4%左右，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从人员素质方面上看，我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人员多为计算机专业，对银行业务了解不多，因此只能承担着本单位内部系统维护的职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是需要懂技术、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否则难以发现信息科技系统内存在的风险隐患。

3 加强我国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的对策研究

3.1 完善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机制

3.1.1 健全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监管机构应积极学习国外银行的先进理念，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有效应对我国银行机构在信息科技方面治理缺失、重视不够、规划不足和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大等问题，将风险管理关口前移，监管机构应在机构、业务和信息准入方面加大管理力度，将信息科技准入纳入相关的行政许可法规中，确保银行在金融机构设立、业务开办与系统运行之前就能符合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业务的正常运行提供安全的环境；要制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治理意见，从组织结构、战略规划、运行机制、激励约束等方面明确监管要求，指导银行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制定银行信息安全管理规范，组织银行金融机构总结经验，明确目标，制定符合我国银行发展实际的信息安全管理规范，从安全策略、管理体系、技术要求、风险评价与监督四个方面形成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3.1.2 增加信息科技风险监管资本投入力度

信息科技与银行业务高度融合，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科技角度对其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处理，还应将信息科技与监管资本密切联系。首先，将信息科技风险纳入银行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中，使信息科技风险得到量化评估；其次，建立信息科技风险监管协作机制，将风险专业评估结果纳入风险评估报告中，在机构、高管和业务准入及退出环节增加信息科技条件，防止信息科技风险防控不达标的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业务进入；最后，将信息科技风险与监管资本结合，提高机构对信息科技管理及风险防控的重视力度。

3.1.3 完善信息科技风险评估体系

信息科技风险评估的有效开展是以非现场监管为基础的，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监管风险体系可为监管人员的业务开展提供便利，促使其准确识别、监测、评估和分析信息科技风险，并为风险预警、监管评级、分类管理和持续改善提供参考和依据。我国科技信息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要尽快积累历史数据，对其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不同机构的特点制定一套标准模型分值和权重，使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正；充分发挥信息监管人员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学习的积极性；学习国内外企业的先进监管经验，吸收和借鉴最新的实践成果，对现有的评价体系进行调整和补充。

3.2 提升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科技水平

银行机构应建立信息技术实验室，为监管人员模拟银行业务操作，近距离了解信息科技风险提供条件。信息技术实验室主要职能有：信息科技风险培训，实验室可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为小型的数据中心，配备网络、服务器等设备，同时安装银行业务模拟系统，供监管人员了解二维码、云计算、家庭银行、在线测试技术的发展情况，保障监管机构在技术风险管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3.3 强化信息科技风险监管队伍建设

篇6

1银行监管成本的含义

银行监管引起的成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1)静态成本，指监管机构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与被监管机构应遵守监管条例而消耗的资源等，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类。固定成本主要是指监管机构的各种设施和设备等不随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银行监管机构及被监管机构付出的随着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主要包括监管人员工资和监管人员培训费用，以及在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人员知识或工作经验不足，造成工作的重复、时间的浪费等引起监管人员“素质成本”；银行监管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形成的“实施成本”以及被监管者因执行监管条例而付出的执行成本。(2)动态成本，指由于监管加强而影响银行业长远发展的成本，它不表现在政府与政府预算支出的增加上，也不表现为监管机构直接负担的成本的加大，但是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却由于这种监管的实施而降低了，尤其整个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的下降。①监管过严有可能妨碍银行业务的创新。②监管有可能削弱竞争。③监管措施设计不合理，被监管机构会出现道德风险。④监管可能造成对银行业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对业务的发展有所牵制。

2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构成及表现

（1）直接成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监管机构的设施、设备配备成本。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有主要监管单位和其他监管单位，而且其机构设置一般是从中央到省市，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更是设到县，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仅从办公场所、监管部门所必备的办公设备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投入。②监管活动的组织实施及运作，即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成本。我国每年都要进行现场检查，每一次的现场检查尤其是全国性的现场检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③监管的人力资源配备及培养成本。金融监管为了能适应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就必须要使金融监管人员的知识层次和业务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同国际金融监管接轨，就更需要配备高素质的人才，这必然会加大培训成本。④被监管者的守法成本。被监管者为遵守监管法规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提供培训、花费时间和资金等，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据有关资料实证分析，2004～2006年我国银行监管的直接成本在600亿～800亿元人民币左右,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监管过程中由于一些原因导致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一方面对监管主体产生一定的工作压力，无形中增加了监管主体的工作量，增加了监管的无形成本，而且不良金融道德行为的发生也反映了隐性效率的损失，也是变相的监管成本的一部分。

（2）间接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我国近几年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不良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使得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②监管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有所牵制。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了比以前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加大了处罚力度，这会使金融业务不能得到有效运营。③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不完善，没有解决监管信息共享的矛盾，增加了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磨擦成本。④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有所遏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行无所不包的金融管制，这严重遏制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银行监管的间接成本方面,由于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硬性要求,使得银行过于寻求补充资本金的途径,一方面导致银行的融资成本加大,提高了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也造成银行激励机制下降,贷款发放集中于某些行业,而忽视挖掘中小企业客户。另外,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大体相同,银行业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较低,也是与银行监管分不开的。

3我国银行监管成本存在的问题

（1）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设备尚不完整。我国银监会的机构现设有银行监管五个部门，每个部门分别对不同性质的银行进行监管，如果各部都设立相应所属银行的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机构，那将对银行设备和人员造成很大的浪费。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从而导致非现场监管信息滞后，按季、半年和年度生成的《非现场监管统计报表》不能满足监管部门对银行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持续监控的需要。同时由于现有的固定格式报表不能完全满足监管分析需要，监管人员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重新收集、核对和加工处理数据，加重了商业银行的工作负担。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网络技术普及，银行业务也从支持简单的网络电子交易发展到网络银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网络银行必然成为一种银行主流业务。这都给我国银行监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执行成本不合理。①现场检查和监管合力不足，造成资源浪费。主要表现在监管机构庞大，人数众多，人力成本较高；监管手段比较落后，大规模的跨地区的现场检查成本高，效果差；现有的现场检查缺乏连续性，大量的现场检查项目是临时性安排的，与非现场监管和以前现场检查结果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还有，大量的现场检查在检查报告完成后，对被查机构的整改情况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缺乏有效的后续跟踪检查，并且检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重复检查现象较为突出。②目前监管手段方面非现场监管力度明显不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是数据范围问题，信息还不够全面和完整。三是分析工具问题。从监管人员撰写的银行监管报告看，大量的分析停留在非现场稽核报告书列出指标的增减分析上，非现场分析的深入性不足，非现场监管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发挥，难以通过非现场监管体系及早发现银行存在的问题，影响了非现场监管体系功能的发挥。而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计算机系统，建立对银行信息的历史和分组分析体系，通过对银行指标的纵向和横向分析发现问题，并进一步通过建立模型工具，进行银行损失或倒闭的可能性预测，极大地提高了非现场监管体系的效率。

（3）监管人员素质不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及人员素质与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基层监管部门，大部分监管人员没有经过正规高等财经教育，缺乏系统的金融理论基础，对国际金融知识知之甚少，加上缺少高水平的管理、法律、会计、审计、计算机和外语等相关专业人才，基层监管很难跟上银行发展步伐。我国银行中存在的众多违规违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基层监管人员不能敏锐察觉其经营违规性，或察觉后未能依法采取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有关系。尤其是现阶段，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更体现了监管人员能力及素质与监管要求的差距。在监管高层，虽然拥有高学历文凭的各相关专业的监管人员占有较大比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熟悉或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十分匮乏，尤其是既精通监管业务又具有较强监管领导能力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4）银行监管外部运行环境不容乐观。2003年4月银监会成立，将使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以更细的分工专司其职，迅速提升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快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由于缺乏一套监管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存在一些问题。①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造成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②监管主体和被监管对象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这不仅使金融机构在应对监管当局时有机可乘，而且由于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严重滞后，可能形成风险的蔓延和滞后；③监管部门内部缺乏横向协调；④银行开放条件下，缺乏与国外银行监管合作与沟通，这不仅形成对监管理念的滞后性，也造成了跨国银行的监管信息损失。

4合理控制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政策建议

合理控制和降低银行监管成本不仅能提高监管的效率，而且有利于经济金融的稳定。(1)要加强监管组织体系和银行业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合理设置监管机构,健全完善监管制度,优化配备监管人员是降低监管成本的最直接、最见效的手段。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完善的银行机构自我约束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和防范风险的发生，而且相应地可以减少银行监管的成本投入。(2)要强化查处力度,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加强对高管人员的道德培训，建立银行监管的激励和惩罚双重机制，确保杜绝金融风险和降低监管成本。再次，要积极转变监管理念、增强成本意识和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队伍综合素质。在金融发展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必须在转变监管理念的同时,教育监管人员不断增强成本监管意识，吸取国际上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模式。同时要努力通过多种途径把精通金融、法律、电脑等高水平的人员充实到监管队伍中去，要有针对性地对现有的监管人员进行金融经济理论、法律、计算机等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其在评价金融机构经营业绩、操作管理的基础上迅速判断金融机构风险大小的能力。(3)要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应及时、充分地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信息，把握金融经济走向，科学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划。同时要建立监管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机制，既要有纵向的信息共享、沟通体系,还要强调相关监管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沟通，提高监管决策的正确性。(4)要创新监管手段，实施有效监管。①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把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以达到此时所需花费的监管成本远远低于风险产生以后所需的化解成本的目的。②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有机结合起来。③加快银行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的步伐，充分运用现代网路通讯手段来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及时对症下药实施监管，以减少因信息不畅通而耗费监管成本。

参考文献

篇7

1银行监管成本的含义

银行监管引起的成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1)静态成本，指监管机构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与被监管机构应遵守监管条例而消耗的资源等，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类。固定成本主要是指监管机构的各种设施和设备等不随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可变成本是指银行监管机构及被监管机构付出的随着监管工作频率增加而增加的成本，主要包括监管人员工资和监管人员培训费用，以及在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人员知识或工作经验不足，造成工作的重复、时间的浪费等引起监管人员“素质成本”；银行监管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形成的“实施成本”以及被监管者因执行监管条例而付出的执行成本。(2)动态成本，指由于监管加强而影响银行业长远发展的成本，它不表现在政府与政府预算支出的增加上，也不表现为监管机构直接负担的成本的加大，但是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却由于这种监管的实施而降低了，尤其整个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的下降。①监管过严有可能妨碍银行业务的创新。②监管有可能削弱竞争。③监管措施设计不合理，被监管机构会出现道德风险。④监管可能造成对银行业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对业务的发展有所牵制。

2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构成及表现

（1）直接成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监管机构的设施、设备配备成本。我国金融监管的主体有主要监管单位和其他监管单位，而且其机构设置一般是从中央到省市，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更是设到县，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仅从办公场所、监管部门所必备的办公设备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投入。②监管活动的组织实施及运作，即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工作成本。我国每年都要进行现场检查，每一次的现场检查尤其是全国性的现场检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③监管的人力资源配备及培养成本。金融监管为了能适应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和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就必须要使金融监管人员的知识层次和业务能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同国际金融监管接轨，就更需要配备高素质的人才，这必然会加大培训成本。④被监管者的守法成本。被监管者为遵守监管法规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提供培训、花费时间和资金等，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据有关资料实证分析，2004～2006年我国银行监管的直接成本在600亿～800亿元人民币左右,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监管过程中由于一些原因导致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一方面对监管主体产生一定的工作压力，无形中增加了监管主体的工作量，增加了监管的无形成本，而且不良金融道德行为的发生也反映了隐性效率的损失，也是变相的监管成本的一部分。

（2）间接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我国近几年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制定了不良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使得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作用下降。②监管对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有所牵制。1993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了比以前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加大了处罚力度，这会使金融业务不能得到有效运营。③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系统不完善，没有解决监管信息共享的矛盾，增加了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磨擦成本。④金融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有所遏制。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行无所不包的金融管制，这严重遏制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银行监管的间接成本方面,由于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硬性要求,使得银行过于寻求补充资本金的途径,一方面导致银行的融资成本加大,提高了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也造成银行激励机制下降,贷款发放集中于某些行业,而忽视挖掘中小企业客户。另外,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大体相同,银行业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较低,也是与银行监管分不开的。

3我国银行监管成本存在的问题

（1）我国银行监管机构设备尚不完整。我国银监会的机构现设有银行监管五个部门，每个部门分别对不同性质的银行进行监管，如果各部都设立相应所属银行的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机构，那将对银行设备和人员造成很大的浪费。由于我国尚未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从而导致非现场监管信息滞后，按季、半年和年度生成的《非现场监管统计报表》不能满足监管部门对银行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进行持续监控的需要。同时由于现有的固定格式报表不能完全满足监管分析需要，监管人员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重新收集、核对和加工处理数据，加重了商业银行的工作负担。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网络技术普及，银行业务也从支持简单的网络电子交易发展到网络银行，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网络银行必然成为一种银行主流业务。这都给我国银行监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执行成本不合理。①现场检查和监管合力不足，造成资源浪费。主要表现在监管机构庞大，人数众多，人力成本较高；监管手段比较落后，大规模的跨地区的现场检查成本高，效果差；现有的现场检查缺乏连续性，大量的现场检查项目是临时性安排的，与非现场监管和以前现场检查结果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还有，大量的现场检查在检查报告完成后，对被查机构的整改情况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缺乏有效的后续跟踪检查，并且检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深入挖掘，重复检查现象较为突出。②目前监管手段方面非现场监管力度明显不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数据的真实性问题。二是数据范围问题，信息还不够全面和完整。三是分析工具问题。从监管人员撰写的银行监管报告看，大量的分析停留在非现场稽核报告书列出指标的增减分析上，非现场分析的深入性不足，非现场监管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发挥，难以通过非现场监管体系及早发现银行存在的问题，影响了非现场监管体系功能的发挥。而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计算机系统，建立对银行信息的历史和分组分析体系，通过对银行指标的纵向和横向分析发现问题，并进一步通过建立模型工具，进行银行损失或倒闭的可能性预测，极大地提高了非现场监管体系的效率。

（3）监管人员素质不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及人员素质与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基层监管部门，大部分监管人员没有经过正规高等财经教育，缺乏系统的金融理论基础，对国际金融知识知之甚少，加上缺少高水平的管理、法律、会计、审计、计算机和外语等相关专业人才，基层监管很难跟上银行发展步伐。我国银行中存在的众多违规违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基层监管人员不能敏锐察觉其经营违规性，或察觉后未能依法采取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有关系。尤其是现阶段，外资银行大量涌入的情况下更体现了监管人员能力及素质与监管要求的差距。在监管高层，虽然拥有高学历文凭的各相关专业的监管人员占有较大比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熟悉或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十分匮乏，尤其是既精通监管业务又具有较强监管领导能力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4）银行监管外部运行环境不容乐观。2003年4月银监会成立，将使中央银行和银监会以更细的分工专司其职，迅速提升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快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由于缺乏一套监管协调机制，金融监管支持系统薄弱，存在一些问题。①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造成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②监管主体和被监管对象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这不仅使金融机构在应对监管当局时有机可乘，而且由于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严重滞后，可能形成风险的蔓延和滞后；③监管部门内部缺乏横向协调；④银行开放条件下，缺乏与国外银行监管合作与沟通，这不仅形成对监管理念的滞后性，也造成了跨国银行的监管信息损失。

4合理控制我国银行监管成本的政策建议

合理控制和降低银行监管成本不仅能提高监管的效率，而且有利于经济金融的稳定。(1)要加强监管组织体系和银行业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合理设置监管机构,健全完善监管制度,优化配备监管人员是降低监管成本的最直接、最见效的手段。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完善的银行机构自我约束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和防范风险的发生，而且相应地可以减少银行监管的成本投入。(2)要强化查处力度,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同时加强对高管人员的道德培训，建立银行监管的激励和惩罚双重机制，确保杜绝金融风险和降低监管成本。再次，要积极转变监管理念、增强成本意识和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队伍综合素质。在金融发展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必须在转变监管理念的同时,教育监管人员不断增强成本监管意识，吸取国际上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模式。同时要努力通过多种途径把精通金融、法律、电脑等高水平的人员充实到监管队伍中去，要有针对性地对现有的监管人员进行金融经济理论、法律、计算机等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其在评价金融机构经营业绩、操作管理的基础上迅速判断金融机构风险大小的能力。(3)要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应及时、充分地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信息，把握金融经济走向，科学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划。同时要建立监管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机制，既要有纵向的信息共享、沟通体系,还要强调相关监管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沟通，提高监管决策的正确性。(4)要创新监管手段，实施有效监管。①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体系，把金融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以达到此时所需花费的监管成本远远低于风险产生以后所需的化解成本的目的。②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有机结合起来。③加快银行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的步伐，充分运用现代网路通讯手段来改善信息传递方式和速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及时对症下药实施监管，以减少因信息不畅通而耗费监管成本。

参考文献

篇8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狭义的小额信贷是指一种金融项目或制度安排，仅对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额度较小的信贷服务，而不提供存款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并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经过几年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对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9年4月，中国银监会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

一、小额贷款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制度不规范。银监会和央行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从形式上说，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资格批准属于一项行政许可。依据《行政许可法》规定，设立行政许可的主体应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若以上主体都没有规定，确需要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设立临时性行政许可。可见，小额贷款公司仅由《意见》来确定行政许可是缺少法律依据的。

（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不明确。《意见》称，“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城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即小额贷款公司是由省政府指定的省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并承担可能出现的试点失败的损失，但以上主体都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在实践过程中，“相关机构”到底是指哪些机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监管缺乏统一的科学标准，各地对监管主体到底从哪些方面进行监管没有统一口径。上述诸多问题、造成了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多头监管或监管空白，使监管在操作上失去了可操作性，流于形式。

二、小额贷款制度存在的风险

（一）小额贷款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偏离了设立公司的宗旨。小额贷款发放面向千家万户，并存在任意信贷和人情信贷的问题，对贷款的监管难度很大。相当一部分农户把小额信贷资金随意挪作他用，甚至一部分资金进入高位行业，致使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大大增加。

（二）小额贷款资金的回笼缺乏可靠的保障机制。小额贷款资金的回收情况，取决于农户的收益。由于对项目的了解不够深入，项目无法按照原来的设想实施，或者遭遇自然灾害，造成了无法承受的损失，农户就没有办法如期偿还贷款，小额信贷资金的回笼也就难以保证。

（三）风险控制措施缺乏。安全应当是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的第一目标。可是各项风险内控制度不完整，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强的制度。同时，风险管控手段单一，风险管理不能涵盖贷前、贷中和贷后的各个环节。大多数公司对风险的管理手段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未能制度化。很多情形下的风险管理措施依赖于高管个人对借款人实力和诚信程度的了解，风险的控制也依赖于借款人的道德和诚信，以及非常规的催收手段。

三、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建议

（一）尽快制定《小额贷款公司法》。目前，央行、银监会联合的《意见》和银监会制定的《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都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方案，但二者的法律位阶过低，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随着试点的运行，国家应视情况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法》等高位阶的专门法律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在出台专门法的同时，国家应注意各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对其规定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二）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必须确定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其次，大力发展行业监管。仅有政府的监督往往是不够的，可以借鉴其他行业的发展经验，引进行业监管，例如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政府对其严格监管，以规范其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政府如果继续严格监管下去，反而会束缚其发展。政府就应该弱化其监管的力度，能够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可；再次，适当放松监管，让小额贷款公司在商业和社会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村金融发展的监管法律制度，将会促使不同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最终通过竞争为更多三农和中小企业提供质高价廉的金融服务。

（三）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小额贷款公司应严格按照《意见》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有效可行的公司规章制度和实施办法，加强对企业内部的控制，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加强对原有职工的业务培训，建立健全风险保障金制度。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已经纳入了信贷征信系统，但信贷征信工作仍是一个具有极大挑战的工作。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建立信贷风险转移分担机制，逐步建立信用评级和激励机制，提高小额贷款者的还款意识。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可持续发展。首先，给予小额贷款公司在税收政策上的优惠，为减轻小额贷款公司的负担，促进其发展，建议适用甚至比照农村信用社优惠的政策；其次，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状况及风险管控水平，对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降低条件，探索创新融资途径，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资金补充问题；再次，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信贷征信系统，能够使小额贷款公司从正规渠道获取借款人的征信信息。

（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篇9

2012年春节前夕，随着银行贷款的陆续到期，债权企业发现中担公司无法正常归还自己的“借款”，因此连锁导致企业无法足额归还银行贷款。随后事件不断升级，截止到2月份，中担公司在保余额约为24亿元人民币，资金缺口为13亿。由此引发了一场区域性的信用危机、信任危机。这就是“中担事件”。

中担日常业务中存在的巨大个人经济利益和机构利益是一步步将中担拖下水的驱动力。根据2010年中担高管及业务经理的收入明细，43名副经理以上级别的员工共收入2377.88万元。不禁思考，这笔数额庞大的收入是怎么来的？依据是什么？事实上，业务经理每签立一份“直接借款”或者“理财产品”合同都有提成，年终会根据业务量计算奖金。由于这部分提成非常高，所以促使业务经理不顾合规性的要求，盲目游说合作企业。另外，因为中担经手的资金非常多，而中间又有时间差，通过直接贷款、多收保证金等方法能变相融资，然后再进行放贷或投资的方法，机构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但获利的前提是经济上行，一旦经济下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二、我国担保机构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一）担保机构内部控制薄弱

担保公司在中小企业贷款别受到亲睐，按照内部控制的环节，风险来自于三方面，内部控制失败的结果是担保公司的代偿额与代偿率对应比例上升。

客户选择，通常是银行向担保机构推荐公司项目，一旦银行，企业和担保机构达成协议，银行即可摆脱中小企业偿债能力不利变动的影响。这样的情况使得银行有盲目推荐项目的倾向，担保机构承担100%违约风险的现实情况要求在客户选择上非常慎重。

业务流程不规范，在“中担事件”中，问题主要出现在合规性方面。201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银行业“七不准、四公开”文件虽不针对担保机构，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担事件”的风险暴露点：一是捆绑销售；二是借贷挂钩。中担公司要求企业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是捆绑销售，无形中增加客户的融资成本，不利于企业按日常经营需求安排营运资金。另外，中担公司以为其担保为资本要求对方公司直接借款，截留资金属于借贷挂钩。

保后管理不到位，偿债能力变化和担保公司的客户群体有很大的关联。在正常情况下，宏观经济形势不会发生骤变，只会有局部小事件的发生。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阶段关系，行业内部的小事件往往也能对公司经营形成致命打击。可见，定期对被担保公司做偿债能力分析有助于规避保后监管风险。

（二）“银企担”三方信息不对称

2008年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达22%，同贷款平均水平高出十四个百分点。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硬资产少，规模小，抗压能力差。企业与银行，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对自身的了解会更充分，为了获取贷款会伪造财务数据，使偿债能力指标和盈利指标达到银行要求。银行基于信息不对称，会按照中小企业的平均水平作出贷款条件，这又使中小企业中的优秀企业放弃贷款意向，最终导致选择银行贷款的企业不是优秀的企业，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违约风险。

（三）政府行政监管不足所带来的风险

在民营担保机构这个领域，既没有相应的业务法，也没有监管法。这使得对担保机构从法律地位的界定，服务对象的选取，运作机制和从业人员管理方面概念模糊。其二、监管主体缺失。担保机构现阶段被列为非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业。由于担保机构在法律地位上界定不明晰，我国金融领域的监管主体“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对民营担保机构都没有监管责任。工商管理部门也只能在该类机构注册登记时依照《公司法》要求审批设立程序。至于担保机构的业务准入管理，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没有严格要求。

另外，我国担保机构仍处于成长期，自身在经营管理，风险控制，员工准则方面都还在摸索期，加上我国民营担保机构管理层多为亲属关系，权利划分极为不合理，主管随意性大。若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潜在危险因素会逐渐积累，成为地区金融稳定的障碍。

三、担保机构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讲，我国于民营担保机构的监管尚无模式而言，更确切地说是处于从无到有，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成功之处推广经验的阶段。目前的监管是纯粹的行政监管，是政府的监管。按照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以下是关于担保机构监管制度的总结：

截止到现在，主要有三个通知规范担保机构的行为：《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和《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关于融资性担保机构客户担保保证金管理的通知》。

（一）监管效率不高，没有全流程监管方案

上述出台文件中多以需要建立科学的风险控制机制，风险分散机制措辞，但对于什么是科学的机制没有定量的研究，这不符合切实可行的要求。另外，规范中多处提及的“相关文件”指代不明，标准无从查起。

在“中担事件”发生后，由于没有相应的应急保障体系，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尚未对中担事件作出最终的处理结果。企业、银行与担保公司三方意见争执不下。

（二）监管主体信息不对称，尚未建成信息流动平台

在我国的监管制度下，信息流通不畅，失真。主要表现有：一是担保机构的放大倍数不透明，报表资料不真实；二是各银行间没有信息交流，一家银行只能知道带机构在本系统内部的担保数额，因此很难查实某一担保机构的全额担保数额。这样的结果是金融担保机构可以与多家商业银行发生担保业务，构成风险的乘数效应。三是企业风险拨备严重不足。依据财政部文件规定，“担保机构应当按照当年担保费的50%提取未到期的责任准备金，按照不超过当年未担保责任余额的1%的比例及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用于担保赔付”；“担保机构设立后应当按照注册资本金的10%提取风险准备金并存入相应银行专户”。由于没有实时信息平台对专户进行额度不足进行警告，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四、完善监管制度的对策

（一）宏观层次将政府监管提高到法律地位

在第二部分中现存监管制度的规章制度出自近10年不同会议发出的各种通知。不同通知内条款有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应对此进行整理，颁布法律，达到在业务操作上有步骤可参照、在风险控制上有指标可度量的程度。“中担事件”证明，太过于宽泛的字眼不能抵挡风险，只有当每一步骤都如同保证金账户要求一般细致具体时，才能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

（二）中观层次大力发展行业自律性监管

担保业行业协会是介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纽带，是业内的成员自愿组成的。它比各个担保机构更能够了解行业的现状，因此也更能发现潜在问题。它能给担保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与之充分进行交流，促进各担保机构成员自律。在我国，行业协会更大意义上说是政府监管的一双手，它的作用大小受制于政府影响。政府的干预使得自律组织的作用大大削弱。应逐步还行业自律组织的民间性和自主性。

（三）微观层面完善担保机构内部监管

培养企业文化在监管发面属于微观基础，同时也是发挥市场约束的重要因素。担保是一个专业性和复杂性很大的行业，培养企业文化首先要培养专业文化，这样才能对担保对象进行科学分析，对市场进行合理预测，对风险进行有效规避。因此担保机构应该招募专业素养高的人才，并对其定期培训，适应市场变化的新要求。其次，培养企业的道德文化。担保机构要帮助员工树立积极的职业道德观念。担保业是与资金打交道的行业，从业人员需经得起利用诱惑才能不违规操作。

（四）建立政府、银行、担保公司、企业信息交流平台

1、政府在信息平台中的职能

政府在此平台上的作用是：公布担保行业的监管报告、揭示担保市场近期风险，引导担保机构合理避险、汇总前期各银行数据从放大倍数等不同指标方面对与银行新增业务进行建议性和不建议性提示、接受举报。

2、银行在信息平台中的职能

银行在信息平台上的作用是：将各企业保证金账户变动情况及时反馈企业和担保机构、对担保机构保证金账户总额的动态跟踪，一旦低于法律要求线，实时报警、公告各担保机构在本银行的业务操作合规情况及获取政府在新增业务方面的建议。

3、担保机构在信息平台中的职能

篇10

工作实际中,由于存在纳税人信息失真情况,决定了税务机关必须具有对纳税人管理的信息系统。这样的信息系统应包括税收的预测、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税源监控、优惠政策管理、税收资料的收集储藏特别要有纳税人银行信息资料和信用资料的储存。目前,虽然我国在税收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的进步,金税工程的实施对工作效率的提高起到巨大促进作用,但很多工作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不仅有助于降低税务机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也有助于实现征纳平等和征纳互信。为了避免征纳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税收问题,税务机关应加强税法宣传,进行纳税辅导,减少纳税人受处罚的几率,减少纳税成本,进而减少了征管成本,从而提高了征管效率。

二、优化职能分配、均衡职能配置

在机构设置时要考虑征纳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护执法权力。特别注意如何避免机构设置和业务活动的繁杂或重叠。在日常检查中要注意减轻对纳税人的经营活动的干扰;近年来我国税收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经建立了税务系统内部监督、专门监督、纳税人日常监督等各种监督方式,同时纳税人的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金税工程”的数次提速,使信息化建设取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笔者认为,分税制不是分机构,机构分设固然有助于分税制的贯彻落实,但这绝不是必然条件。当前,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仍按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在推进,这一工作思路决定了国地税机构重组合并势在必行。

三、加强执法监督、提升执法水平、提高执法效率

第一,税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要确保其合理使用

篇11

近几年来，非法集资情况复杂，表现形式多样。有的打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倡导绿色、健康消费”等旗号，有的引用产权式返租、电子商务、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等新概念，手段隐蔽，欺骗性很强。从目前案况看，非法集资大致可划分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等四大类。总体而言，以生产经营合作为名的非法集资涉案价值占全部非法集资案件涉案价值的60%以上。

非法集资的主要特征：一是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违规向社会（尤其是向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如未经批准吸收社会资金；未经批准公开、非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等。二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出资人货币、实物、股权等形式的投资回报。有的犯罪分子以提供种苗等形式吸收资金，承诺以收购或包销产品等方式支付回报；有的则以商品销售的方式吸收资金，以承诺返租、回购、转让等方式给予回报。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目的。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受害者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当前，我国在清退政策上已明确了“因参与非法金融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法律不予保护，国家不能代偿”的政策。

此次，北京警方侦查后发现，自2005年7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陈连君（蒙京华公司实际控制人）等人操纵蒙京华公司等10余家企业，以养殖奶牛可获得高额回报为诱饵，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集中培训等形式，用销售奶牛、回租代养、定期返利等手段，诱使公众投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具体而言，上述公司就是以老百姓认购奶牛为口号在社会上募集资金，其中北京某乳业有限公司日前打出“养老1+1”的认购奶牛项目，认购一头25000元，分1年、2年、3年、5年返利，平均年利率10%。

投资者反映，认购奶牛的广告是加油时送的一张CD上印的，写有北京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和北京某乳业有限公司推出合作项目――“养老1+1”，返利的数字多少让人心动：认购1头奶牛1年收益率为8%（限80份）、2年（限100份）为9%、3年10%（限100份）、5年12%（限20份）。但对于公司是否注册，奶牛公司怎么样保证投资者收益率，遇到风险怎么处理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并没有更多说明。

而据警方初步核实，蒙京华公司向投资人销售的奶牛达1万头，远远高于该公司实际存栏的4000头奶牛数量，而且目前这家公司处于仅靠发展新投资者勉强维持运营的状态。

可见，投资人的收益根本无从保证。

或许有人认为，上述行为属于正常投资行为。

这种想法恰恰反映出非法集资背后的法律和金融难题。

首先，非法集资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1998年7月，国务院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一次出现了非法集资的字眼，把它与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列为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但是并未对“非法集资”的含义作出解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兰亭认为，“非法集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用语，但很多人却往往将其误认为是一个确定的罪名。

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的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利益等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给予回报的行为。

其次，非法集资之所以屡屡得逞，一个很重要的诱饵就是“高额回报”。特别是在当前银行利率水平整体偏低的大背景下，以高利息、高回报、低风险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非常具有诱惑力。

事实上，非法集资总是和高利率回报连在一起的！可以说，不开出高得让人咋舌的利率，非法集资也集不成。

那么，被“高额回报”诱惑而来的资金，为何会冒着风险进入非法的渠道呢？这其实也折射出民间资金在投向上的迷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41号)规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该《通知》规定非法集资具有如下特点：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以及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

(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还包括以实物形式或其他形式；

(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四)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

对以上特征，分别解释如下：

1.批准程序

因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涉及广大社会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如果因资金运用不当导致无法清偿投资回报债务，则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我国法律规定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必须经过法定部门审批。比如上市公司募集股份(《公司法》第153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债券(《公司法》第164条)必须取得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证监部门的审批。非经法定部门审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从律师实务角度来说，对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的金融活动，必须找到法律明确规定的审批程序，否则该金融活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集资。比如我国一些地区尝试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项目债券的资产证券化运作，尽管上述集资取得了地方政府的审批，但是由于法律对上述资产证券化行为的审批程序及审批机构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上述资产证券化运作仍然具有非法集资的法律风险。

2.回报许诺

非法集资行为一般均具有许诺一定比例集资回报的特点，即通常所谓的“保底条款”。发行债券、存单及其类似集资活动，从性质上说允许约定一定比例的投资回报，而发行股票、投资基金证券及其类似集资活动，从性质上说不允许约定一定比例的投资回报，比如对于现阶段的投资理财活动，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约定，法院一般倾向于认为保底条款无效。如果从回报承诺角度甄别非法集资行为，假设一项用于投资的集资计划，在集资合同中约定了保底条款，该项集资计划即符合非法集资的该项特征。如《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如果信托投资公司在办理资金信托业务过程中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最低收益，则将被认定为非法集资。而前文所述之牛奶银行的收益承诺就是事实上的“保底条款”。

篇12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之后又相继出台了扩大即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范围、引入询价交易方式、扩大远期结售汇范围、允许掉期交易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金融监管方面,以《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为核心,以《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为补充,以《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监管手册》为检查工具,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风险管理和监管法规体系已基本建立。这样,无论是从市场环境看还是从监管要求看,提高与完善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水平都迫在眉睫。

汇率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本质是将原先完全由中央银行承担的汇率变动风险,通过汇率弹性的扩大,将部分汇率风险转移至企业和个人等经济活动主体承担,从而减少中央银行调节汇率的成本。对于我国的银行业而言,这是一个福音。由于人民币长期以来盯住美元,中央银行吸收了全部汇率变动的风险,以美元计值从事国际经济交易的企业在客观上并无汇率风险。只是以非美元计值从事国际经济交易的企业有管理汇率风险的需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银行为企业提供金融工具进行汇率管理的积极性。而在新的汇率制度下,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将会面临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银行业就可以不失时机地提供诸如远期合约、外汇期权、货币互换、保理、福弗廷等可以避免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和产品,以满足各经济主体的避险要求。个人外汇理财和人民币理财业务也会因汇率变动剧烈性与经常性而获得新的拓展空间。从国外汇率风险管理的经验看,汇率风险管理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工具来实现的。

汇率改革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让商业银行面临严峻的挑战。汇率的波动将直接影响银行的外汇敞口头寸。,新的汇率制度下,商业银行以外币计价的各种资产与负债,会随着汇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从而产生盈亏;银行客户的外汇风险上升会影响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汇率波动的频率提高后,银行客户面临的外汇风险会增加,直接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会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盈亏起伏,进而影响企业的偿贷能力,使银行贷款的风险增加。最后,外汇衍生产品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增加。从2005年8月2日开始,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范围扩大,交易期限限制放开,同时允许银行自主报价,并允许银行对客户办理不涉及利率互换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这些措施的出台在促进银行外汇衍生交易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银行面临的各种相关风险增加。在提供远期、掉期等衍生产品时,银行能否准确进行定价,能否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直接决定着银行的竞争力。

商业银行外汇风险管理现状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致使国内商业银行外汇风险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具体表现在:

对外汇风险的认识与管理理念有待加强

一方面,从知识水平来看,目前不少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缺乏外汇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甚至对外汇风险缺乏起码的了解;另一方面,银行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在思想上对在新的汇率制度下银行的外汇风险重视不够,主观上没有加强外汇风险管理的动力。这样,无论是从客观上的能力来看还是从主观上的意愿来看,管理层均不能对外汇风险管理进行有效的实施与监控,致使银行外汇风险管理难以落到实处。

外汇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还有待完善

很多银行根本没有制订正式的书面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即便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与程序,从政策和程序覆盖的分支机构和产品条线看,仍然没有完全覆盖商业银行的各个分支机构、产品条线以及银行的表内、表外业务。另一方面,在制度的实施与执行这一环上,一些制度没有有效地贯彻落实,甚至根本无人执行。

外汇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控制能力有待提高

发达国家的同类银行早已能娴熟地运用各种市场风险的计量方式,包括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汇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以及VaR方法等。而国内的银行才刚刚开始尝试计算风险敞口,有些银行甚至至今都不能准确算出本行所承担的单一货币的敞口头寸和所有外币的总敞口头寸。一些银行尽管能够计算VaR值,但并没有把它运用到银行日常风险管理中,如设置交易员限额和产品限额等。而对风险的监测、控制能力则更弱。一方面是由于对风险管理的监测与控制是以对风险的准确识别与计量为基础的,在对风险的识别与计量都无法完成时,对风险的监测与控制就无从谈起了;另一方面,对风险的监测与控制还有赖于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

外汇风险管理的内控体系有待加强

很多银行还没能建立与外汇业务经营部门相互独立的外汇风险管理、控制和审计部门。内部审计对外汇风险管理体系的审计内容不够全面,没有合理有效的审计方法,并且,审计部门重事后稽核,轻事前防范,也没有日常的稽核监督。同时,由于稽核部门没有垂直管理,在行内与一般的部室平行设置,所以也缺乏权威性、独立性,对同级银行管理层没有约束,更谈不上监督。另外,由于外汇交易、外汇风险有较强的技术性,没有专业的内审人员,很难发现银行外汇业务中的潜在风险点。实际上,当前银行的内审部门几乎无人具备开展针对外汇风险审计的能力。另外,大多数银行都没有进行过针对外汇风险(市场风险)的外部审计。

加强商业银行外汇风险管理的建议

银行高管层要加强外汇风险管理意识

对现有银行高管人员进行相关的知识培训,以增强其风险管理意识与相关的知识;让真正精通风险管理的优秀人才进入高级经理层甚至董事会,这样才能真正为各项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的制订与实施提供保证。

完善外汇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

制定自上而下的外汇风险管理的授权政策和自下而上的报告政策与程序,做到组织合理、权限清晰、责任明确。新产品、新业务的内部审批程序应当包括由相关部门,如业务经营部门、负责市场风险管理的部门、法律部门、财务会计部门和结算部门等对其操作和风险管理程序的审核和认可。要尽快培养和建立一支具备专业知识、能够对包括外汇风险在内的市场风险进行审计的队伍,加强内部审计检查,确保各项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得到有效执行。

大力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国内银行风险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程度不高,即便涌现一些优秀人才,也会因激励不够或是工作环境不理想而大量流失。人才资源是服务业的核心资源。要建立系统的培训制度、有竞争力的薪酬管理制度和升迁制度。要把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放在战略的高度。

篇13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7-0080-04

一、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内涵

金融服务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一个部分，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WTO、《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的相关定义，综合来说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是指贸易出口方向进口方提供金融服务并获得收入的过程，包括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和通过外国附属机构实现的服务。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内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可以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跨境供给，这是服务生产者和服务消费者都不移动的金融服务贸易，比如通过电信手段实时向国外消费者提供金融交易服务。二是境外消费，如境内机构组织培训境外金融服务人员。三是商业存在，即金融服务机构出境设立机构。四是自然人员移动，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出境提供服务。[1]

二、当前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形势

(一)金融服务是各国产业转移重点之一

放眼世界，随着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继续推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还将不断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更加趋于活跃。

目前全球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已占60%以上，1990年至2005年，以通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为代表的其他服务类型占比则从37.5%逐步增长到47.8%。表明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领域，是产业国际转移重点领域。WTO新一轮谈判、区域性经济合作谈判，金融服务贸易都成为主要议题。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增强服务贸易竞争力，将成为各国长期关注焦点。

(二)我国已把服务贸易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1.政府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相当重视。在2007年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深化服务业改革开放。根据国际服务业转移趋势和我国服务业发展需要，我国承接服务业转移的重点首先应是生产性领域服务，这其中就包括金融服务。

地方政府也已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服务贸易发展。比如：2005年《上海市政府关于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若干政策意见》对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的服务出口企业给予研发资金、优惠政策等扶持。2006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金融BPO研讨会上，上海把金融服务出口提高到了一个战略高度，预备建设成国际跨国金融机构的亚太总部和服务全球的后台部门。

2.在入世“后过渡期”，金融服务对外开放成为重点领域。随着外资机构的进驻，服务贸易进口将快速增加。同时，扩大优势服务贸易领域出口，将成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将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在政府积极推动中获得更大的动力。可以预见，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将进入“井喷”时期，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也面临新的的发展机遇。

(三)高储蓄率构成了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有力支撑

1.巨大的金融资产是金融服务出口的资源和保障。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质量的改善，对金融服务业有了多层次的市场需求。中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储蓄率，2006年1月中国居民储蓄率达到51%，中国居民储蓄率余额突破1万亿人民币，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人民币。同时，中国外汇储备高居世界榜首，突破9000亿美元。这为金融服务出口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2.高储蓄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出口竞争力。同有形产品相比，服务产品的消费具有其独特性，由于服务一旦被生产出来，如果不能立即消费掉就会形成损失，因此，服务贸易竞争更加依赖于需求方面的因素。居民储蓄增加也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更多更复杂的要求，这将成为金融机构改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的原动力，从使金融机构逐步提高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增强金融服务出口的实力。

(四)服务外包兴盛推进金融服务业新领域不断开辟

服务外包是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分工模式，也是我国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机遇。

1.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发展金融服务出口。根据2004年3月20日德勤会计事务所在美联储理事会会议上做的《银行业务离岸及跨境外包情况》报告估计：2004年后的五年内，美国金融服务业将有占成本15%的业务，计3560亿美元，外包到境外，并预测2010年的离岸业务市场产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占整个行业总产值的20%。与此同时，其他欧美国家的金融离岸外包业务量也不断增长。我国金融机构应该把握这个大好时机，积极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开拓金融服务出口途径。

2.为服务外包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将成为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点。在我国企业承接其他服务外包时，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国内企业，在各种的交易模式中都需要金融机构相应的支持。在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大约70%的企业尚未向低成本国家外包任何商务流程，服务外包市场潜力巨大。[2]为金融机构应该根据不同的业务发展需要、不同的投资主体及投资比例，提供个性化服务。

(五)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机构得益于技术外溢效应

在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背景下，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5年保护期结束，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这标志着中国对WTO承诺的全面兑现，也代表平等国民待遇下的中国后金融时代已经到来。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在让渡本国部分市场的同时也能扩大出口。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服务手段与管理方式，当发达国家采用跨国经营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服务业转移时，子公司很大程度上是母公司的复制，所以经营方式与企业文化等先进理念会随着资源和自然人的流动在东道国得到扩展。服务业价值链的弱拆分性使得服务FDI过程中技术外溢效应十分明显，这显然对东道国的服务水平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对金融服务出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金融服务出口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不高

1982至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位。我国金融服务出口发展也十分迅速，1997-2005年间年均增长23.5%，2005年出口规模达到1.45亿美元(见表1)。然而，尽管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很快，但出口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多集中于传统服务业，而金融等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领域，更是出口总量少且占世界市场份额小。2005年金融服务出口额仅1.45亿美元，占所有服务出口额的0.2%。比较美国在2002金融服务出口额就达到了158.6亿美元，2003年的金融服务出口额达175.4亿美元。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恰好体现了金融服务出口的发展空间广阔。

(二)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

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增强了服务活动及其过程的可贸易性，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扩张。与近年来出现的大型呼叫中心、数据库服务、远程财务处理等一样，新的金融服务贸易业务也将逐渐衍生出来。世界服务贸易将逐渐由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传统服务贸易转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现代服务贸易。如何跟上现代技术变化的脚步对金融服务贸易来说是个挑战。

(三)我国金融机构创新能力较弱

我国银行创新能力与外资银行相比差距很大。1996年起仅花旗银行就已经在我国申请了19项金融产品的“商业方法类”的发明专利，而中资银行几乎没有金融产品的发明专利。我国银行开发的产品和服务，多数品质还属于低层次、简单模仿外资银行的阶段，同质化也很严重，各家银行的服务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个性化的、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外资银行国际服务网络和投资咨询服务的优势、长期积累的经验和雄厚的信用基础都会对我国金融服务出口的市场开拓造成压力。

(四)高素质人才的短缺

根据波特的“钻石理论”，影响服务业竞争力的四大因素之一就是生产要素的禀赋情况，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等要素，其中高等要素起到关键作用。服务具有不可存储性，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都是在交易时刻短暂存在的，现代服务贸易以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为主，人力资本的获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通过长期的教育、培训和研究开发才能形成。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在高薪、有效的激励机制、先进的管理理念等因素的吸引下，许多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对外资机构趋之若骛。如何培养人才同时避免高素质人才的流失是金融机构面临的问题。

(五)在外设立的金融机构本土化程度不够

近年来中国银行在海外机构越来越多，但是本土化程度还不够，这主要表现在机构的骨干主要都是国内派出去的，当地银行的工作语言是汉语，招聘的员工主要是华人华裔，而且客户主要也是华裔，外国当地的客户非常非常少。这对业务的发展有制约，需要从策略上进行改变。

四、促进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对策

(一)加强国内外宣传推介

在服务贸易中，产品的产生都是即时的，消费者的因素往往对贸易起着决定作用。由于服务贸易服务本身是抽象的，不具有实体性的，所以服务的消费者很难事先对服务做出评估，服务的提供者的声誉和形象就成了消费者选择的依据，因此，企业形象和知名度在服务贸易中是非常重要的。

自20世纪50年代美洲银行将时常营销观念引入金融领域以来，美国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美国商务部专门设有项目咨询中心，每年在国内几十个城市和几十个国家开展宣传推介活动。一方面向国内相关公司介绍项目情况，另一方面向国外项目单位推介美国企业。[3]对于金融服务出口，就是要加大对国内金融服务机构的品牌宣传、相关金融产品宣传。

(二)加强政府支持

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的有效介入是十分必要的。要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政府必须担负起相应的重要责任。政府对金融服务出口的支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利用政治力量，通过双边和多边市场开放谈判，迫使外国政府消除服务贸易壁垒，开放市场；二是有针对性地制定金融服务业出口市场战略；三是出台相关的财税鼓励政策，促使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服务外包，促进金融服务外包的进一步发展。[4]同时，对现行财税制度进行税率等方面的改革，以便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在提升金融服务业竞争力中的作用；四是建立出口对策支持中心，收集并向企业提供有关外国重大项目信息与对策建议，全力帮助金融机构争取金融服务，协调其他所有政府相关机构，应用各种资源对目标项目提供全力支持。

(三)通过行业协会促进金融服务的出口

目前我国行业协会和金融服务的民间组织数量不多，影响力也还不大，不过金融机构一直在进行探索。2006年10月9日，7家全国性金融行业协会宣布建立全国金融行业协会联席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通过行业协会联合金融服务业，用一个声音说话，共同争取利益将十分有利于金融服务出口的发展。

(四)完善相关法律

一是加强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前提之一。金融服务外包通常采取电子交付的方式，这就使得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受到了网络的挑战。这就需要我国完善服务外包领域知识产权立法，对网络环境下的新型知识产权给予保护。

二是完善个人数据资料保护法。金融服务离岸外包必须伴随着金融机构所独有的非公开的客户或业务信息的转移，因此必将把数据资料保护方面缺乏力度的国家拒之门外。我国应从自己的实情出发，根据国际相关法规，完善相应的资料跨国流通的监管法律，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5]

(五)注重人才库建设

建设人才库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国际化的高素质的银行员工，并且从制度上入手，留住人才，建立完善的人才梯队。二是利用海外机构地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员工培训基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三是从全球招聘海外机构的高管人员。吸纳有高素质的、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六)重构海外发展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在海外设立的金融机构实现本土化，应当从战略上加以调整。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制定战略计划：一是收购参股海外银行。这样即可以解决机构网点业务员工的本土化，也可以扩大当地业务，同时还可以定期派出员工去进行实习和培训。二是针对性地对跨国公司以及当地的有关企业进行投资参股。这样可以建立海外机构的稳定客户群，有利于把业务做强做大。

参考文献：

[1] WTO Document S/C/W/72.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Financial Services：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2] 黎世奇.《金融服务外包文件》之评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0).

[3]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金融服务外包[DB/OL]. http：//cbrc.省略/chinese/home/jsp/docView.jsp?docID=1495.

[4] 韩龙.世贸组织与金融服务贸易[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5] 龚柏华.从WTO的视角，论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相关法律问题[DB/OL]. http：//省略：7001/wto/content.jsp?id=14541.

Strategies of Export in Financial Services in New Circumstances

WANG 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