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调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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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环保、降耗理念的深入，无纸调查方法得到了蓬勃发展和应用。无纸调查是一类不需要打印问卷，借助计算机等设备辅助完成的调查方法，可以分为面见式无纸调查及非面见式无纸调查。面见式无纸调查主要包括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移动面访调查。非面见式无纸调查则主要是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网络调查、仪器辅助观察等比较成熟的技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多先进的如自动语音调查系统、移动智能技术、GPS技术等也正逐渐应用于社会经济调查中。

一、无纸调查与传统的面访问卷调查相比其突出优点是：

1.低耗高效。无需打印问卷，减少了纸张的消耗。答卷自动生成电子数据，直接用于数据分析，省略了数据审核、编码、录入环节也避免了录入误差。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不受时空限制，不用到达实地，减少了交通差旅费用支出。

2.快速。有计算机辅助完成问卷的显示和填写工作，简化了调查步骤。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可以实现问卷的快速完成。

3.减少误差。访问过程由计算机或仪器控制，借助录音录象来避免人为的访问流程不熟或作弊等影响访问质量，减少误差又节约监控成本。

4.问题更灵活丰富。计算机可以展示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的问项，卷面表现形式更丰富形象。

5.可以接触到不易接触的调查对象。在电话访问及网络调查中，因电话号码的随机生成及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调查接触的人群范围更广，甚至一些身份特殊的人也有机会接触。

二、无纸调查的局限性

1.面见式无纸调查要使用笔记本电脑等设备，这些设备不便携带且需要持续的电源供给，或开关机耗费时间，因此在室外或乡村地区不见得能发挥特长。有的调查设备需依赖网络连接。

2.非面见式无纸调查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抽样的代表性和质量控制。如电话号码的获得，如果采用随机拨号则主要是固定电话抽样，而我国目前固定电话普及率为20%，且呈负增长趋势，移动电话普及率为89.2%。固定电话多为工作电话，与私人有关的问题回答率不高，而家庭固定电话接听者多为 赋闲的老年人等，或者只有晚间的一小段黄金时段。移动电话的普及率高，但因信息保密需要很难获得号段及地理位置对应的信息。尤其是一些小的电访中心，无法得到电信部门在号码分布信息和资费上的优惠，其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网络调查的运用现状不容乐观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信息质量问题。网络调查项目多是分散在各种各样的网站上零星的开展，没有特别优异的网络调查机构，很多专门的网络调查网站其主要还是提供一个网络调查实践研讨平台或作为辅助手段。网络样本的代表性极不稳定。

3.信息安全问题

无纸调查对计算机系统依赖性强，往往需要计算机专业人才提供系统维护支持。调查项目往往由第三方调查机构来执行，无纸调查中委托方需要提供回访的电话号码、IP地址、电邮帐号、甚至部分网络调查中涉及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这些信息的使用必须遵守严格的职业道德和保密制度。无纸调查的使用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管理方式、工作方式、工作制度的深刻的革新。

三、鉴于以上的优点和局限性，无纸调查的应用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课题选择与调查方法的匹配。在课题的选择上，那些公众关注度高，调查目的明确，调查内容单一，问题相对简单的调查比较适合采用非面见式无纸调查。如一些民意调查、公共问题调查，科研性、公益性调查，针对特定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回访等则适合采用非面见式无纸调查。而一些服务于市场决策、政策决策的应用型调查项目其研究的内容复杂，问题类型多样，题量大，则更适合于面见式无纸调查。一些与网络有关的课题如电子商务、网购、上网行为、各种网络服务市场调查首选网络调查法。

2.各种调查方法的互补。

无纸调查能够部分代替传统调查，非面见调查也能部分代替面见调查，但不是完全的替代，也不是对立的。在很多调查项目中，往往要多渠道多方法的收集信息。将传统的面访与电访、网络调查同时使用，以期覆盖更广泛的样本群体，各种调查方法的数据相互印证和补充。

四、无纸调查应用现状

为了解无纸调查技术在社会经济调查中的应用，笔者走访了一些调查行业的从业机构，其中包括国内知名的计算机辅助调查软件供应商、政府统计机构及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民营调查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市场研究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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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中的一种教学形式，是高校大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深入现实社会，参与具体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而大多数经济类本科生囿于传统教学模式参与机会较少。本文依据对河北农业大学267个经济类本科生调查的数据资料，对2007-2010年学生参与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主要结论认为参加调查的学生的比没有参加调查的学生对独立承担科研任务更有信心，增强了社会实践能力，提升了综合能力。

【关键词】：经济类本科生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效果评价

近年来，经济类本科生就业市场严重不均衡，总量供过于求，局部供不应求。其原因是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毕业生本身综合素质很难达到需求者的要求。由于传统教育观念的制约，我国多数院校的经济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单一僵化，与新世纪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极不协调，而今用人单位的“经验门槛”已经成为学生就业的主要障碍。因此，要培养大量紧跟时代潮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人才，就必须加强经济专业的实践性教学。

一、经济类本科生参与农村社会经济调

查现状

（一）研究对象

参与者为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2007-2010年，162名本科生，其中132名在

校生和30名毕业生回访，在校大学生包括大四学生30名、大三学生64名和大二学生38名。指导教师为经济贸易学院的教师，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7人、讲师15人，博士以上学位的14人。

（二）经济类本科生参与农村社会经济

调查存在的问题

1.思想认识不够。参与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积极性不高，即使参加也抱着一种游玩、观光的态度。社会上许多部门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也不够重视和支持，表现为虚于应付。

2.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投入不足。由于投入少，经费短缺，难以组织大规模的、长时期、持续地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3.缺乏有效的考评机制。对社会实践的过程、参与人员的现实表现、取得的成果没能进行科学的质与量的分析考评、给出成绩和学分。没有建立学生社会实践成绩档案，将其与奖学金的评定、先进个人与先进集体的评选、团员民主评议、推优入党、推荐免试研究生、推荐就业等挂钩。

二、经济类本科生参与农村社会经济调

查现状效果评价

（一）参与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效形式

通过参与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取得一定的成效，其中有13名学生公开发表科研学术论文；16篇论文获得本科毕业论文优秀论文奖；5项课题参与省“挑战杯”并获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

（二）参与者和非参与者对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评价

评价采用自设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162参与者和105非参与者，调查问卷共设11个问题，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得出统计学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问卷中1、3、6、11题，参与者与非参与者的回答无差异(统计结果P>0.05)，这显示大学生对于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普遍意义有相同认识；而调查在体现科研课题研究的现实作用及效果的其他问题上则显示出明显的差异，这说明参与者对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效果更加认同，认为在参与中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提升了综合能力。

1.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首先学生是因为兴趣而参加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活动的，思想上是主动的，整个过程学生处于主动求知的状态，重要的是这种状态也带到课堂学习中，将课题中遇到的疑惑或不解与课堂上的专业知识联系起来，课堂上自然有了可问的话题，学生较以前愿意提问或答疑，课堂也活跃起来。

2.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缺乏科研意识是目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课外社会调查就是要让学生走入科研，在学习科研方法的同时感受科研的作用和魅力。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者中53.7%将来有意愿从科研工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目前大学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教学实施等方面仍然不能满足学生能力培养的需求；此时课外社会实践活动就成了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问卷调查56.2%的参与者认同。

4.对指导教师的科研教学起推动作用。

课外科研计划为教师提供了开展科研的平台，一方面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已有的科研方向为学生定课题；另一方面教师在指导的过程中也是科研经验的积累和磨练。

表1 参与者和非参与者问卷调查比较

三、完善经济类本科生实践教学体系的措施

1.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教学培养体系和计划。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学校领导和教师要统一思想，建立完善的社会实践教学培养体系。

2.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是顺利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保障和重要载体。

3.增强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创新大学生社会实践内容、形式和载体，需建立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和实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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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82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264-01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不少调查对象都在发生变化，统计调查部门需要采取连续性统计调查，并将调查结果进行定期性的公布，以此来形成时序统计数据。但在我国社会经济研究领域的实际应用中，连续性统计调查的效果不甚理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调查、估计方法比较落后，导致连续性统计调查结果无法准确反映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因此，研究连续性统计调查在社会经济研究领域的应用，对统计调查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连续性统计调查概述

在统计调查过程中，绝大多数调查总体随着时间延续而不断发生变化，或者是总体单位特征不断变化，例如居民月收入；或者是总体结构不断变化，例如人口的结构。为了及时掌握调查总体的情况，需要采用连续性统计调查，对总体进行估计。

连续性统计调查估计的目标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针对某一时点、时期，估计调查总体的特征，例如估计每月人均GDP；第二，针对某一时期，估计调查总体特征的整体平均水平，例如估计每月平均发病率；第三，针对总体特征，估计其变化情况，例如估计某一措施实施前后的变化情况；第四，针对某一事件，估计其变化情况，例如估计某地区上周流行感冒的发生率；第五，估计稀有总体特征，例如从连续统计调查的大样本中估计某罕见疾病的特征。

连续性统计调查的关键在于如何连续抽出调查总体的样本才能够全面、准确反映调查总体的情况，以及如何对调查总体进行准确的估计。根据调查目的与对象的不同，可以将连续性统计调查分为重复、固定、轮换和分裂样本调查，其中重复样本调查指的是每次独立抽取样本，能够很好地反映总体的变化特征，适合于上述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目标量的估计，但无法有效区分总体结构与单位特征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并且增加了调查的工作量和调查费用；固定样本调查指的是连续性统计调查一个样本，也叫做纵向调查，固定样本调查的调查间隔差异很大，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半年甚至几年，调查期限通常持续许多年，尤其适合于上述第三目标量，并且减少了调查的工作量和调查费用，然而其增加了调查单元的负担，容易引起精度损失，同时也无法反映总体结构的变化，目前在实际调查中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降低调查单元的负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轮换样本调查指的是持续轮换样本单元，每个样本单位仅持续几轮调查，例如加拿大的劳动力调查便采用这种调查方法，每个样本单元持续6个月，共有6个轮换样本，轮换样本调查兼具前两种连续性统计调查方法的优点，并克服了前两者的缺点，几乎适用于上述所有目标量的估计，尤其适用于第一、第二、第三目标量的估计，不仅大大地降低了调查单元的负担，控制了无回答现象，而且更好地反映出调查总体的发展状况，还减少了调查工作量，节省了经费，只要样本轮换与估计方法科学、得当，便能够有效保证估计精度；分裂样本调查指的是结合使用固定和轮换样本调查，或是结合使用固定和重复样本调查，因此分裂样本调查有一部分不发生变化，即固定样本，另一部分发生变化，即重复或轮换样本，这种方法结合了上述三种方法的优点，并有效克服了三者的缺点，适用于所有目标量的估计，然而分裂样本包含固定样本与重复或轮换样本，估计方法十分复杂，难以进行精确的估计，在实际调查中应用较少。

在实际调查中，需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调查方法。如果调查总体变化缓慢，可以使用固定样本调查；如果调查总体变化很快，需要使用重复样本调查，也可以使用轮换样本调查，这两种方法的确定还需要结合调查部门的自身情况；如果是社会民意调查，分裂样本调查应用的也较多，而在其他领域该方法应用的较少，其实际应用范围较窄。

二、连续性统计调查在社会经济研究领域的应用

虽然我国早已经在社会经济研究领域采用样本轮换等方法来开展连续性统计调查，然而还存在样本轮换不合理、调查数据开发利用不足等问题，不仅造成了大量重复性的浪费，还使得调查结果缺乏准确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我国在连续性统计调查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比较滞后，相当多的科学理论和可行方法都得不到有效的应用，制约了连续性统计调查作用的发挥。因此，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可行的连续性抽样调查体系是我国统计调查领域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该体系的建立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结合我国国情，需要改革调查组织体系，改革抽样调查机构与项目。改革机构能够明确相关机构、人员的任务、经费来源、权利、数据评估办法、数据分析机制等内容，使统计调查工作法制化、规范化，为连续性统计调查提供组织保障；改革项目能够合理调整调查项目，明确调查机构、人员在调查项目上的分工职责，使其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结合我国国情，需要改革调查方法体系，建立动态更新的抽样框，选择适宜的样本抽取与轮换方法、数据搜集与处理方法、抽样估计方法等等。

只有结合组织体系改革与方法体系改革，才能使连续性统计调查得到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结合，实现适应我国国情的转变，使连续性统计调查为我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做出更好的服务。

三、总结

连续性统计调查是我国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手段，将其应用于社会经济研究领域还需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抽样调查体系，才能使我国统计调查工作快速与国际接轨，推进统计调查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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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地质调查工作在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也就不一样，因此为了让人们对当前我国地质调查形式有着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就要通过对其各个不同阶段经济设备发展情况，来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进行划分的判定。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和判断

在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一般都是通过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来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节目单进行划分和判定，从而让人们对当前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主要是通过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进程为基础的指标，来对整个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综合性的评价。

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在处于一个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而且随着工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将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实现向工业化后期过度，从而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在此期间，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相关要求，采用相关的技术措施来对其进行处理。

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地震工作需求

从西方发达国家演变历程来看，每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个工业初期、中后期、后工业阶段这个三个阶段的演变。这就使得人们在地质调查工作中，其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比如工业化初期当中，地质调查工作主要是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并且对地质工作进行科学化、职业化的控制管理，还颁布并实施了相关的法律规范制度来对相关的调查部门的工作质量进行规范，从而使得地质信息质量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在工业化中期中，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也显著的增强，那时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阶段，这就使得矿产勘查的任务日益迫切，因此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管理体制进行使得的完善和改进，从而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性格要求。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人们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三、我国地质调查工作需求分析

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不一致的，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各阶段的经济和地质需求规律是大体相同的。

1当前地质调查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1资源约束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

随着工业化发展，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GDP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资源消耗增加是不可必免的。所以，我国当前矿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情况还很突出。一是资源呈现开发强度大，利用低，储量消耗快的供应情况；二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不合理，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不适应；三是矿产品进口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1. 2经济全球化的加快给地质调查工作提供了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我们从全球化配置资源角度考虑地质调查工作。即，要求我们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全球矿产资源的重新分配的同时，积极开发国内市场。由于我国矿业权市场尚不发育、商业性矿产勘查机制不健全，地质调查工作要发挥引导境外风险勘查工作，引导国内企业走出去作用的同时，吸引外资，降低矿产勘查风险，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社会发展的资源安全供给。

1.3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目标和任务。为可持续发展服务，地质调查工作要开展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为工农业发展提供能源、原材料和其他物质资料；要开展地下水调查，确保干净的水资源；要开展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防治；要加强重大工程建设的地质调查评价。

2 2020年前地质调查工作需求分析

2010年，全球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正逐渐企稳并呈现新一轮增长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有望保持在6.5%的水平，比去年的7%略有放缓。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稳定有序的上升阶段。

预计2020年，人均GDP持续增长，工业化进人可持续发展轨道，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占产业结构中的50%，重工业发展进人缓慢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到后工业化阶段，随着人均GDP增长，工业化进人平稳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趋于稳定或逐步减少，但矿产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会发生变化。

2.1资源需求量不断增长

从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一旦工业化进人重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将加快。与此同时，也会带来资源的紧张和能源的短缺。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也出现了相当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国GDP增速连续三年高于80%。21世纪以来，由于汽车、住宅、和基础设施等最终需求强劲增长，带动了钢铁、机械、建材和化工等中间产品需求量的迅猛增长，再引起煤炭、矿产资源、石油、电力等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按照工业化进程的划分理论，我国工业化进程还未结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应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

预计到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中铁矿石需求量达到10亿t以上，未来20年累计需求超过200亿t；铜需求量达7760万t，未来20年累计需求将近1. 5亿t；铝需求量达到约1900万t，未来20年累计需求超过3. 1亿t；镍需求量超过100万t，几乎是目前的3倍。按照现有查明矿产资源储量与预测需求量分析，大量能源不得不依赖进口，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将大幅度上升，能源资源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增强。

2.2资源保障和环境保护要求拉动了地质勘查投人的迅速增长

我国从实施地质大调查以来，地质调查投入结构变化与国际发展趋势是基本相同的，尤其是地质环境类地质调查投入有了明显增长，而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呈同步之势，基础地质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更加明显，需求将持续增加。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固体矿产勘查需求强劲，勘查投人不断增加，自2001年以来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2009年达303亿元。预计2011年将进一步增加到400亿元。加上地质灾害频发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财政资金在地质灾害调查、监测等方面的投人不断加大。据了解，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的症状都和地质调查工作有着目前的关系，因此我们就要更加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行驶，来对地质调查工作的需求进行确定，从而对当前我国地质工程进行相应的完善和改进，以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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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电。该村5个村民小组已全部解决通电问题。

3、通水。该村5个村民小组已通人畜饮水，迷丕村民小组挖进村公路挖断了人饮水管，因没有物资资金修善导致饮水困难，其余村民小组虽然已通水，但只通到村内，没有入户。

4、通讯。5个村民小组部分农户安装了无线电话，移动通讯信号已经覆盖整个村委会。

5、住房。5个村民小组多数住房简陋，为土房或土堆房，县人畜不分离，属于改造范围。

6、卫生路。民小组年铺设卫生路2公里，但由于资金物资不足还没有覆盖完成整个村子，村民小组利用一事一议项目基本铺设了卫生路，村民小组已经整合各类资金计划年完成卫生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村民小组、迷丕村民小组还没有铺设卫生路。

7、公厕。5个村民小组都建设有农村公厕，但数量不够、质量不高，无法满足农民入厕需要。

二、公益事业发展情况

1、教育。委会有1所寄宿制小学和2所初小，基本能满足适龄儿童受教育的需要。

2、卫生。该村委会有1个卫生室，1名乡村医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难问题。

3、文化活动。目前，委会5个村民小组6个自然村还没有一个图书室、科技室、文化活动室及篮球场等活动场所，农民学科技难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民群众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一直以来都较低。

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全境为山区，沟壑纵横，山峰林立，境内最高海拔1800米，最低海拔1250米，年平均气温18.4℃，最高气温26℃，最低气温2℃，年降雨量1620毫米。主要经济作物有茶叶、草果、核桃，但由于山高坡陡，经济基础薄弱，劳动者素质低，生产生活中科技含量低等原因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多数农民处于贫困线。年，农村经济总收入178.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725.00元，比国务院确定的贫困线1196元低471元，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是全县典型的贫困村。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基础设施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进村公路处于情通雨堵的局面，运输成本高，阻碍了该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住房条件差，人畜没有分离，村容村貌没得到改善。

(二)学科技难。整个村委会没有一个图书室、科技室、文化活动室，学科学技术难，农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无法利用科技提高生产生活质量。

(三)劳动者素质低。全村适龄儿童辍学率高，村民文化素质低，“等、靠、要”思想突出，没有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的思想。

五、解决的办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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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紧扣目标促增长。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6.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的预定目标。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实现产值55940.24万元，渔业产值1759.5万元，合计实现农业产值57699.74万元。仅优质青早蚕豆（大粒蚕豆）2万亩种植，销售量达2万吨，已实现销售产值1.2亿元。（二）突出转型升级，全力加快产业发展。一是抓招商合作。抓住“滇沪合作”契机，依托上海市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辟绿色通道不断拓展牟定蔬果在上海销售市场。通过与市场信息互动调整种植优质适销蔬果，进一步培树绿色品牌，重点服务好2万亩青早蚕豆种植基地和云南红梨、冬桃、花椒产业的推介工作。二是突出特色种植，发挥示范引领。采取土地规模集中流转，集中资源、项目连片开发持续打造“南大门”（牟定县高原特色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北大门”（戌街乡冬早果蔬示范园），不断壮大示范园区规模及辐射面，发挥积极示范带动作用。通过3-5年的发展，共和镇现代农业示范园面积将达到5000亩（目前园区已流转土地1550亩，入驻1户企业和2个专业合作社，已完成投资9000万元，建成标准化大棚300亩，种植特色蔬菜500亩，种植葡萄550亩）；戌街果蔬示范园面积将达到60000亩（目前园区已流转土地8000亩，入驻7户企业和25个专业合作社，种植特色蔬菜4000亩，种植猕猴桃1000亩，种植早桃3000亩）。积极做好企业发展协调服务工作，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对接，申报农业基金项目，解决企业生产发展中融资困难问题。三是充分发挥专家基层工作站作用。推进与省农科院基层专家工作站的深度合作，促进成果转化，带动油菜产业，特别是优质油菜繁制种和优质水稻繁制种产业发展。四是发挥规划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完善《牟定县环化佛山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区规划建议》、《昆大高速公路牟定过境段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区规划建议》文本，按照规划要求，培树牟定县观光休闲农业示范带。重点围绕云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太极食品有限公司、耘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蔬语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原料需求，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支持共和镇、凤屯镇围绕化佛山沿线建设一批集观光、采摘、休闲为一体的农林生态观光旅游示范带，打造冬春赏花、夏秋品果的化佛山观光休闲特色农业。五是做好主体培育工程。抓好3户州级重点龙头企业、200户种养殖大户、50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组织申报、认证工作。六是做好品牌创建。抓好新增“三品一标”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3个，新增云南名牌农产品认定1个。（三）补齐发展短板，围绕主线培产业。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稳定优质水稻种植面积，积极发展优质杂粮，扩大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万亩特色蔬菜、万亩红梨、万亩冬（早）桃、万亩花椒、万亩大粒蚕豆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试种推广粮经饲兼顾的青贮玉米。目前已完成种植大春粮食作物16.5万亩，经济作物4.4万亩，占计划的100%。其中粮食作物：水稻9万亩、玉米6万亩、杂粮1.5万亩；经济作物：蔬菜3.15万亩、魔芋0.1万亩、其它经济作物1.15万亩。一是小春粮经作物喜获丰收：2017年小春粮油生产实现丰产增收，14.4万亩小春粮食作物预计可实现产量2.68万吨，较上年增长5.5%。。实施油菜高产创建3片，做到3个“统一”（统一品种、统一播期、统一管理），5.5万亩油料作物预计实现油料产量0.94万吨，产值4800万元，带动贫困户增收1800万元。二是大春生产工作扎实有效：为实现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6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总产量在10万吨以上的目标。按照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要求，落实好150万元省、州粮食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在共和镇、江坡镇、戌街乡实施水稻高产创建示范样板4片，发展优质粳稻40000亩；在共和镇余丁、柳丰等11个贫困行政村实施玉米高产创建示范样板1100亩。三是产业培植工作：与州农科所合作，在戌街乡推广兰花子种植1万亩及开展新品种区域试验，经测产，示范区兰花子平均亩产66公斤，实现了提质增效的目标。按照繁制种技术规程做好油菜繁制种技术服务工作，全县繁制种面积1698.1亩。其中，繁种面积1436.9亩,制种面积261.2亩，通过上级专家鉴定，可实现预期增收目标。2017年引入北京亿展公司在戌街老纳村委会、伏龙基村委会新村以楚粳39号为主的优质水稻示范基地700亩。引进元谋客商在碗厂和水桥村委会种植沃柑500亩。围绕县委、政府“两路一山一湖”沿线发展旅游休闲观光农业的思路，在庆丰村委会老豆冲、河节冲村委会结合产业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人。依托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亿鸿林牧有限责任公司等养殖龙头企业，推广青贮玉米、苜蓿、黑麦草等优质牧草种植，重点抓好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2000亩的青贮玉米示范推广，4个新品种的试验试种,在联系的挂点贫困村委会碗厂种植青贮玉米200亩。在共和镇、戌街乡实施稻田养鱼、稻田养鸭一田多用技术。四是落实科技措施：1.推广良种良法，落实各项增粮措施。水稻品种主推“楚粳”系列为主，玉米推广青贮饲用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11万亩，作物间套种40万亩，地膜覆盖7万亩，水稻集中育秧0.5万亩，玉米集中育苗0.2万亩，水稻机插秧1万亩，稻田养鱼（500亩）。2.推广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依托现有农机专业合作社资源，进一步扩大农机深松作业面积4000亩，增加粮食烘干设备1套及仓储设施，实现全县农机具总动力达14万千瓦以上。3.围绕大春生产，开展一次农资市场集中整治和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活动。县农业局共组织出动执法人员43人次，检查整顿市场7个次，检查农资经营企业（经营门店）54个次，发放宣传资料0.8万份，组织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活动7场次，立案查处违法农资案件4件。4.成立农业科技服务工作队。抽调业务骨干及科技指导员组成工作队，于大春生产期间分赴各乡镇指导大春生产，协助各乡镇做好技术服务及培训工作，已组织科技培训110场次，发放宣传材料3.5万余份。5.培育一批种植大户。全县培育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不少于200户，其中：共和镇不少于70户，江坡镇不少于30户，其余各乡镇不少于20户。6.搞好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其中：水稻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玉米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蔬菜新品种示范面积160亩（其中辣椒60亩、荷兰豆50亩、小番茄50亩）。五是举办了2017年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经过45天紧张学习，培训班44名学员于4月26日全部通过考核，取得了驾驶证。（四）激发农村活力，助推农业改革发展。一是强化“三资”监管。结合产权制度改革，对“三资”进行了全面清理，基本摸清了村组集体三资的家底。建立健全“三资”管理台账，实行日常动态管理，并与乡镇村级会计委托中心签订了“三资”管理责任书，实行责任目标管理，围绕“六有”目标抓落实，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截止6月25日，全县代管村（居）委会89人，村（居）民小组1208个，分别占村（居）委会总数100%，村（居）民小组总数100%，代管理资金总管总额8046.74万元，其中：村委会资金467.67万元、村民小组资金7579.07万元。二是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止6月25日，完成4个乡镇指界工作（戌街乡、蟠猫乡、共和镇、安乐）和2个乡镇的公示工作（戌街乡、蟠猫乡）。三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切实解决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保护不严等突出问题，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起草了土地“三权分置”实施意见初稿。四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严格土地流转合同鉴证、登记、备案制度，依法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序发展，年内计划新增规模流转土地面积4800亩，全县规模土地流转面积达3.3万亩。抓好州级2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组织申报、认证工作。2017年争取全县标准家庭农场认证达50户以上。五是打好劳动力转移就业攻坚战。因人制宜开展农村实用技术、转移就业技能和创业培训，已开展绿色证书培训640人，完成培训任务的64%；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100人；完成农村劳动力培训780人，完成1000人培训任务的78%；转移2800人，完成转移任务的70%。（五）夯实发展基础，恢复重建工作成效明显。一是持续加强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抓住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契机，争取进入省级盘子。二是积极争取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强龙头企业示范带动能力。三是继续争取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仓储物流配套设施，提高我县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四是“四类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做好项目推进协调服务工作，涉及我局负责牵头的项目经按时序进度稳步推进。五是“9•30”特大洪涝灾害农业恢复生产工作。县农业局多次到省、州农业主管部门对接，积极申报项目，抓紧恢复重建及开展生产自救。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近年来，虽然农田水利建设和中低产田地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全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但由于我县人口密度高，山区面积大，耕地质量不高，水资源总量少，由于受“9•30”特大洪涝灾害影响，库塘及农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的考验。（二）农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监管难度不断增大。农业安全生产涉及面广，社会公众的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诚信意识不够，缺乏必要的责任感，农业部门监管队伍不健全，监管监测能力跟不上，农机安全打非治违监管主体不明确等因素致使农业安全生产形势更加严峻。（三）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产业发展不强。投融资不足，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小，农业产业多为初加工，产业链延伸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滞后，“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难。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规范化程度不高，数量众多，但相对分散，带动农业产业发展效果不明显，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整体上相对较低，培育市场主体仍需继续努力。农业产业基地分散不集中，规模和效益不突出，农产品生产聚集度小，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主导产业发展规模需进一步壮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四、采取的对策措施（一）围绕主线培树产业坚持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稳定优质水稻种植面积，积极发展优质杂粮，扩大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酱菜原料辣椒、青菜5万亩，发展青早蚕豆、荷兰豆种植面积3万亩，发展云南红梨、冬（早）桃、猕猴桃、车厘子、花椒、葡萄等优势特色经济林果4.3万亩。大力培育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依托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亿鸿林牧有限责任公司等养殖龙头企业，推广青贮玉米、苜蓿、黑麦草等优质牧草种植，今年重点抓好宏鑫种养殖有限公司2000亩的青贮玉米示范推广，4个新品种的试验试种。（二）紧扣目标促农增收紧扣年初提出的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6.3%，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蔬菜产量15.7万吨，茶叶产值1200万元，中药材产值2840万元，花卉综合产值4500万元，水产品产量3100吨的预定目标。县农业部门主动作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大冬季农业开发力度，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实现了2017年开门红，一季度实现农业产值18743万元，其中：种植业实现产值17805万元，渔业实现产值938万元，比去年同期16320万元增长14.8%。（三）稳定粮食促增产稳定粮食生产。为实现全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6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总产量在10万吨以上的目标。按照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创建要求，落实好150万元省、州粮食生产发展专项资金。在共和镇、江坡镇、戌街乡实施水稻高产创建示范样板3片，发展优质粳稻3000亩；在共和镇余丁、柳丰等11个贫困行政村实施玉米高产创建示范样板1100亩。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适时制定大春农业生产意见。落实好计划面积，不折不扣完成20.9万亩大春粮经作物种植面积，确保实现大春粮食总产7.58万吨、经济作物总产值21299万元的目标。二是推广良种良法，落实各项增粮措施。主要粮食作物良种率达95%以上，水稻品种主推“楚粳”系列为主，玉米推广青贮饲用品种；推行工厂化育秧、机插秧、统防统治、种养结合一水多用、一田多用、稻田养鱼、绿色防控统防统治、增施商品有机肥等技术措施；推广作物间套种40万亩，地膜覆盖7万亩，水稻集中育秧0.5万亩，玉米集中育苗0.2万亩，水稻机插秧1万亩。三是推广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依托现有农机专业合作社资源，进一步扩大农机深松作业面积，增加粮食烘干设备及仓储设施，全县农机具总动力达14万千瓦以上，实现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49%以上。四是围绕大春生产，开展一次农资市场集中整治和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活动。五是成立农业科技服务工作队。抽调业务骨干及科技指导员组成工作队，于大春生产期间分赴各乡镇指导大春生产，协助各乡镇做好技术服务及培训工作。六是储备好救灾备荒种子。七是培育一批种植大户。全县培育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不少于200户，其中：共和镇不少于70户，江坡镇不少于30户，其余各乡镇不少于20户。八是搞好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其中：水稻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玉米新品种示范面积100亩，蔬菜新品种示范面积50亩。九是举办好科技增粮示范样板。各乡镇负责落实科技增粮示范样板100亩以上1片、机插秧示范样板100亩以上，县级落实科技增粮示范样板水稻、玉米各1000亩以上。通过大户规模种植示范引领，不断壮大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和戌街特色果蔬示范园面积，带动周边群众扩大云南红梨、花椒、冬早桃、青早蚕豆、葡萄等特色果蔬种植规模，打造牟定果蔬品牌，不断提高抗市场风险能力，实现“抱团取暖”促农增收的目标。

作者:杨正云 单位:云南楚雄牟定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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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内容主要有三项内容：

一北京市卫生建设调查

二公民综合卫生素质调查

三北京市防疫工作

在这三大项的调查工作中，我们竭尽全力，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当然也就克服了不少的困难，让我们收益非浅。

一

在北京市卫生建设调查中，为了了解北京市近五年来的卫生发展状况，我和刘宇慧同学相继走访了北京市延庆县石合营社区居委会，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卢沟桥街道办事处，及一些餐厅，如新城服务楼。天外天烤鸭店等一些相关的单位和社区。通过这些单位和社区的走访，我们已经调查了居民健康教育状况，城区除四害，及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状况，餐饮业的卫生状况。

在这一项调查工作中还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我和刘宇慧同学都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大多说情况都能顺利的了解我们所需要的情况，我想也是因为我们选择的单位大多数均为我们所熟悉的吧。

在《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实施具体实施情况的调查中，我走访了海淀区卫生局了解情况，但在调查初步就被相关人员以这一情况归环卫局管的理由拒绝了我的调查，因为只有一份介绍信，当我再去环卫局时又被以证件不符合标准的理由没能进行调查，而且态度很不好，让我十分反感。原创：我只得回到所在地区的居委会搜集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汇总了一份调查报告。除此之外，这一项工作的调查都是我们这几年的所见所闻所感，如此而已。

二

公民综合卫生素质调查中，主要是以问卷调查方式，向城市居民发放《综合卫生素质调查表》，发放调查表对象主要是以我们熟悉的地区为主，比如说我的调查表主要发放在所居住的青塔小区及附近的研究所单位里的人员所填写的，而刘宇慧同学的调查表主要是以她高中的同学及父母的单位的人为主，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所发放的调查表都可以收来，但是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弊端，就是人员集中，不能有很好的代表性，因此我和刘宇慧同学也在不熟悉的人群中间发放调查表，以求我们的数据更准确，更具有代表性。但是所能收回来的调查表是有限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并不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所调查的难度，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的收回了我们所能收回的调查表，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一项工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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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2-0150-02

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护士一旦出现职业倦怠，就会对自身、团体、服务对象产生明显影响［1］。本文调查北京市福利院护士的职业倦怠现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选取北京市市属6所福利院全体护士。发出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311份，其中男性31人，女性280人；平均年龄（32±8）岁，18~25岁88人，26~30岁54人，31~35岁36人，36~40岁81人，41~45岁11人，46~53岁19人，22人未填写；受教育程度：中等(初中、高中、中专)89人，高等(大专、本科)218人，4人未填写；婚姻状况：未婚79人，已婚无子女43人，已婚有子女154人，其他35人；工作年限：0~2年54人，3~5年46人，6~10年64人，11~15年30人，16年以上111人，6人未填写。

1.2 工具

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服务版［2］ 共22题，包括情绪耗竭（EE）、去人格化（DP）和个人成就感（PA）3个维度。每个题目0（从不）~6（非常频繁）评分。EE和DP得分越高，PA得分越低，倦怠程度越强。本文该问卷Cronbach α 为0.75，3个分量表Cronbach α 分别为0.86、0.66、0.77。

1.3 统计方法

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311名护士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评分情况

情绪耗竭得分为（22.4±9.6），去人格化（5.9±4.5），个人成就感（32.4±7.0）。情绪耗竭与去人格化呈正相关（r=0.51，P

2.2不同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护士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评分比较

男护士个人成就感得分高于女护士［(35.5±6.4)vs.（32.0±7.0），P=0.008］；未婚(19.6±8.7)、已婚无子女(23.0±9.5)和已婚有子女(23.2±9.6)3组之间情绪耗竭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93，P=0.021）。进一步两两分析发现：已婚有子女者的得分高于未婚者（P=0.007）；高等受教育程度护士情绪耗竭和去人格化得分均高于中等护士［（23.6±9.6）vs.( 19.1±8.8)，（6.4±4.7）vs. （4.6±3.9）；P=0.000，0.003］。

2.3不同年龄阶段护士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评分比较

表1显示，不同年龄阶段护士在3个维度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两分析发现：18~25岁护士和46~53岁护士情绪耗竭得分均低于26~30岁、31~35岁、36~40岁、41~45岁护士；36~40岁护士和41~45岁护士去人格化得分高于18~25岁、31~35岁、46~53岁护士，而46~53岁护士得分最低；18~25岁护士个人成就感得分低于46~53岁护士，而36~40岁护士得分最低。

2.4不同工作年限护士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评分比较

不同工作年限护士的情绪耗竭和去人格化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4.84，3.72；P=0.001，0.003)。两两分析发现：0~2年护士情绪耗竭得分低于3~5年、6~10年、10~15年、16年以上护士［(17.2±7.2)vs.( 23.0±8.2)，(23.4±9.8)，(23.5±9.2)，(24.2±10.4)；P=0.003，0.001，0.004，0.000］，其去人格化得分低于3~5年、6~10年和16年以上护士［（4.0±2.9）vs.（7.1±3.9），（6.8±4.6），（5.7±4.9）；P=0.001，0.001，0.024］。

3 讨论

本研究中男性人成就感得分高于女性，可能与男性护士的工作性质有关。31名男护士中，26名属于福利系统的精神病专科医院。这种工作条件下，男性护士更容易发挥作用，也更容易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但也有研究发现，精神科男女护士在职业倦怠方面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3］。

研究发现未婚者比已婚者更倾向于出现职业倦怠［1］。本研究中，已婚者情绪耗竭得分高于未婚者，主要表现在未婚者和已婚有子女者之间。提示子女的出生可能会对护士产生较大影响。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工作-家庭的相互干扰［4-5］。

研究发现，职业倦怠似乎是个体职业生涯早期的危险因素［1，6］，但国内研究的结果不甚一致［7-9］。在本研究中，年龄/工龄对职业倦怠有显著影响。福利院护士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出现职业倦怠，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处于中等程度职业倦怠的状态，只有到职业生涯的晚期，职业倦怠才比较明显地下降。46岁以上职业倦怠水平突然下降，也许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个体对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压力有了更好的应对技巧和耐受能力。但考虑到福利系统女护士55岁退休的规定，而本研究对象中90%都是女性，46岁以上职业倦怠突然下降，更有可能是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护士提升和改变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个体开始接受自己 “可能就这样了”的现状，对于未来的发展不再抱有高希望。

致谢：本研究得到北京市社会福利管理处经费支持，得到北京市社会福利管理处领导和北京市属各个福利院护理部领导、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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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奖, 许燕, 林丹瑚. 医护人员工作倦怠与A型人格、控制点的关系研究［J］.心理科学，2004,27(2) :364-366.

［3］王翠玲,姚景鹏,许冬梅,等. 精神科和综合科护士工作疲溃感与应对方式调查研究［J］. 现代护理，2004，10 (11)：983-987.

［4］李超平, 时勘. 医护人员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 17(12): 80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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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超平,时堪,罗正学,等. 医务人员工作倦怠的调查［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11(3)：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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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建成有宝成铁路、襄渝铁路、达成铁路、达万铁路、成普铁路，基本形成了U字型铁路骨架；国道108、210、212、318线路网贯通全境，建成通车的绵广高速、达渝高速、成南高速、广南高速缩短了到省会成都的时间；广元机场、河市机场、南充机场连接了国内主要大城市，嘉陵江、渠江干流是通往长江的黄金水道。宝珠寺电站，华蓥山电厂，广安电厂，以及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区域内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缓解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川东北经济区的资源较为丰富

1、川东北经济区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特别是天然气资源丰富，是四川新的能源储备基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煤、石油、石灰石、霞石、花岗石、大理石、磁铁矿，其他还有石墨、石膏、绿豆岩、钾长石、透辉透闪石、萤石、滑石、蛭石、硫铁矿、磷矿、膨润土及金、银、铜、铅、锌、钴、镍、钨、铀等，其水能资源亦十分丰富，极具开发价值。

2、川东北经济区生物资源丰富，是“四川盆地北缘山地重要生物基因库”，具有发展绿色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嘉陵江、渠江水系发达，流域面积广阔，亚热带湿润气候滋润着整个区域，年均日照长，降雨较为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植被保护较好，森林植物种类繁多，不仅有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珍稀植物杜仲、银杏、鹅掌楸、岩柏、蓖子三尖杉、厚朴、红豆树、青檀、大王杜鹃、红椿、黄蘖、八角莲、天麻等数十种，还有被英国剑桥大学皇家物种协会鉴定为世界稀有树种的巴山水青杠。盛产银耳、木耳、茶叶、香菇、核桃、板栗、雪梨、银杏、生漆、杜仲、黄柏、厚朴、天麻、油橄榄、苎麻、蕨菜、竹荪、猴头菇等名优土特产品。

丰富的森林资源是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地。据考察，境内有野生动物三百余种，其中有属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类濒危珍稀野生动物梅花鹿、金钱豹、黑熊、麝、猕猴、锦鸡、长尾雉、大鲵等三十余种，省级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赤狐、青麝、豹猫、野猪、小麂等一百余种。

3、川东北经济区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是构建四川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三总故乡，女皇故里和巴人文化、三国文化的发祥地；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同志誉为的“第二大区域”，还是世界十大革命性伟人晏阳初的故乡。

川东北经济区内著名景点星罗棋布，剑门雄关、光雾山红叶、诺水河溶洞、真佛山儒佛道“三教合一”、百里峡、小平故居、阆中古城、大英死海等景点分属多个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独特秀美，历史文化渊源流长，精神深入人心，文物古迹遍及城乡。

4、川东北经济区人力资源丰富，是四川重要的劳务输出基地。20__年末，区域内劳动力资源总数1925.4万人,占全省的32.44；社会从业人员1331.86万人,占全省的28.53。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759.2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的57.0;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87.83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的14.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384.83万人,占社会从业人员的28.9；乡村从业人员1196.1万人，占全省的31.79；劳动力富余人数达593.54万人,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可以外出打工或从事非农业劳动。

（三）川东北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20__年末，川东北经济区6市完成地方生产总值（GDP）1053.31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9.3；其中，第一产业347.85亿元，占全省的30.82；第二产业332.43亿元，占全省的14.67；第三产业373.03亿元，占全省的18.09。人均GDP最低的巴中市为3051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3.69，全省平均水平的47.52，是省内最高水平的16.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33.55亿元，占全省的9.98；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404.41亿元，占全省的18.74。

传统农业具有较大优势，农林牧渔总产值557.03亿元，占全省31.21；粮食总产量1159.94万吨，占全省的36.44；猪牛羊肉总产量222.95万吨，占全省28.19；出栏肉猪2687.52万头，占全省的36.03，是典型的农业大区。20__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550元，为全省平均的69.5，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9.1，仅为全省最高水平的42.4。

初步形成了有色金属、食品饮料、冶金、机电、医药、纺织、丝绸、化工、建材、电力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228.74亿元，占全省的12.91；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0.25亿元，仅占全省的6.04。

服务业主要以 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项目为主，旅游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金融、保险、证券等现代服务业和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等新兴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4.58亿元，占全省的20.78；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958.58亿元，占全省的22.12。

二、川东北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川东北经济区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川东北经济区地处四川省东北部盆周山区，由于地理区位比较偏远，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等原因，虽然加快了建设的步伐，但基础设施建设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的“瓶颈”制约还是十分明显。

第一、铁路没有形成环线网络。宝成铁路和襄渝铁路从川东北的西边和东边呈平行线穿插而过，没有形成环线，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第二、高速公路没有形成互通互联网络。成绵高速、成南高速、达渝高速相互之间都没有接口，广元至巴中至达州，巴中至南充，巴中至广安均为等次不高的二、三级公路，极大地影响了物流客流的畅通和通达能力；第三、能源建设亟待加强。虽然建设了与国家电网相连的输电工程，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工程，但骨干电源点和骨干调峰电站较少，供电质量难以保证。四是机场均为支线机场，通航能力十分有限。

（二）川东北经济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川东北经济区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传统的二元经济形态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第一产业比重最高的巴中市为43.2，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2.5个百分点，最低的广安市为28.7，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农业经济仍然是“粮猪”安天下，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第二产业比重最低的巴中市为20.6，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0.9个百分点，最高的广安市为36.8，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工业经济缺少高技术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低。第三产业比重最低的达州市为25.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1.9个百分点，只有最高的南充市为38.5，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传统的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娱乐等占据很大的比重。

（三）川东北经济区科技教育落后

川东北经济区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弱，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的问题。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区域内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为212.1万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10.78；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2，而全国为4，发达国家为20。区域内万人各类专业技术拥有数为100.7人/万人，而全国为240.2人/万人，全省为158.5人/万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仅有8541人，占全省总数的10.34，其中，拥有科学家或工程师职称的有3510人，仅占全省总数的7.59。况且科技人员青黄不接、人才外流的现象十分突出，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从根本上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四）川东北经济区城市化水平低

川东北经济区6市中，巴中市、广安市、遂宁市都是从原达县地区、南充地区、绵阳地区划分出来新成立的市级行政区域，建地设市的时间仅十余年，城市建设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而原来的达县市、南充市、广元市的城市建设，也因为投资政策和区位劣势的影响发展缓慢，至今还没有一座大城市，并且城市的功能也不完善，城市对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20__年底，城市化水平在22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而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同时由于限制城市人口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也过于偏小。

（五）川东北经济区对外开放度不高

川东北经济区出口创汇企业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自主知识产权不多，市场发育不健全，体制性和机制比较突出，招商引资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软硬环境也有一些差距。出口产品主要是一些农副产品原材料，精深加工度低，附加值低。20__年，区域内企业进出口总额为19125万美元，仅占全省的3.39；外商直接投资3879万美元，仅占全省的6.69；共引进省外资金79.84亿元，占全省的26.18。

三、川东北经济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

川东北经济区是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北扼秦岭出川之要冲，东有四川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资源富集，人口众多，而发展滞后，是四川需要加快发展的地区。

（一）切实搞好川东北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川东北经济区要加快发展，要实现区域的快速协调发展，首先就要理清发展思路，制定一个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区域发展规划，以统帅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在规划中要明确川东北经济区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以及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研究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和产业支撑重点，研究着力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和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研究融入成渝经济圈、带动秦巴发展的区域合作与协调的长效机制，研究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措施等重大课题，使川东北区域规划成为川东北经济区加快发展的纲领，成为全省“十一五”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看点。

（二）建立川东北经济区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紧密结合川东北经济区的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发展目标，发展战略，谋划合作发展，共创未来大计，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形成互利多赢格局，是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长效机制的主要任务。

成立川东北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领导机构：川东北经济区经济协调市长联络办公室，分别由6市市长任年轮值主席，一市轮值一年，每年在轮值市召开两次例会，也可应多数成员市的提议，临时召开专题会议。主要是在市场运作的原则下积极发挥政府推动的职能作用，使区域交流合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积极推动区域资源整合，积极推动投资与产业合作，积极推动市场、贸易对接，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积极推动科教、文化、卫生、环保合作，积极推动合作机制创新，以开放的理念、务实的精神、真诚的合作，积极协调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共同磋商解决的重大问题。

成立川东北经济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结构：川东北经济区经济协调发展协会（联谊会），分别由6市的发展计划委主任任年轮值主席，一市轮值一年，每年在轮值市召开两次例会，一般与市长联络年会并会召开，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单独举行。主要是进一步探索合作新路径，发展合作新形式，开拓合作新领域，具体协商解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确保口岸安全畅通，加快跨市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优化公路、铁路和码头物流交通网络，优化生产力布局，拓展资源和市场空间，加强电力、能源及矿产原材料等方面的统筹协调等具体问题，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互相补充和错位发展，实现互利多赢，共同发展。

（三）加速建设川东北经济区交通快捷通道

制约川东北经济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瓶颈”，是没有形成互通互连的快捷交通网络。要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提前开工建设广元-巴中-达州高速公路，广元普济-巴中-达州铁路，力争在“十五”末开工建设巴中-南充高速公路、南江桃园-阆中-遂宁高速公路、达州-巴中-汉中高速公路，构筑起川东北经济区的铁路、高速公路快捷路网，强力拉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四）着力打造川东北经济区旅游黄金线路

川东北经济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品位高，景点多，很多是国内独有的景观，但整体包装推介力度不够。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共同打造遂宁大英死海--广安小平故居--南充阆中古城--广元则天故里、剑门蜀道--巴中光雾仙山、诺水溶洞--达州真佛山等精品旅游线路，发展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旅游式样，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旅游经济，带动服务业快速发展。

（五）集中建设川东北经济区能源基地

川东北经济区内天然气储量巨大，合作开发和建设天然气能源基地的前景十分看好，建设大型天然气调峰电站，符合国家和省的能源建设规划，是加强川东北经济区骨干电源点建设的重大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巨大；川东北经济区水能蕴藏量大，可供水电梯级开发的河流多，要抓住目前电力供应紧张的时机，立即着手做好流域梯级水电开发规划，迅速启动水电梯级开发项目建设，连接国家电网，搭上西电东送的快车。

（六）精心构建川东北经济区区域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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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执法权威的强弱决定着公安机关社会治安控制的实际效果。重新审视信息社会背景下的警察执法权威状况，深刻把握警察执法权威发展趋势，认真思考并加强和改善警察执法权威，以确保警察执法权威与新形势相适应，对于加强公安机关社会治安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信息社会警察执法权威面临的挑战。

警察执法权威，是指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的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在执行国家法律、依法进行公务活动时所体现出的权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权威，它是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产生效力的综合反映。近年来，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警察执法权威有逐步弱化趋势，这已经成为公安机关必须面对的现实，主要表现在：一是不法分子暴力袭警事件频繁发生。

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民警在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遭受暴力袭击死亡的人数居高不下，据统计，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因暴力袭击牺牲民警62名；2005年因暴力袭击牺牲民警27名；2008年上半年因暴力袭击牺牲民警23名。二是人民群众对警察信任度有所下降。个别地方公安机关和少数民警执法不严格不公正，甚至执法犯法、涉黑涉恶，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2005年四川成都火车站警察与小偷“猫鼠同盟”案、2009年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等涉黑涉恶案和不久前“躲猫猫”、“俯卧撑”、“临时性”等涉警舆论事件，均引发了群众对警察执法的信任危机。三是社会面涉警负面评价持续增多。从全国涉警舆情形势看，可谓“天天有新闻、周周有事件、月月有风暴”，其中涉警负面舆论占较大比例。在涉警负面舆情的影响下，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的负面评价持续增多，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行风评议中，公安机关往往因此排名靠后，不但影响了民警的执法积极性，也损害了警察执法权威。

当前我国已进入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信息社会。这一社会阶段，呈现出社会媒介化的发展特征，媒体的影响力之大前所未有，从某种程度讲，媒体就是信息社会，其不仅具有监督职能，而且能够左右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各类涉警案（事）件经网上网下互动影响、虚拟现实交织碰撞，负面效应不断扩大倍增，对警察执法权威形成了巨大挑战。

（一）媒体影响力进入“去中心化”时代，将加剧警察执法权威的弱化。

主流媒体的权威正在被逐渐消解，各类媒体的影响力呈现碎片化，传统主流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已被打破，其“为警察说话”的话语功能日渐萎缩，正面宣传警察执法活动的传播力、影响力日渐减退，在媒体受众越来越质疑权威、娱乐恶搞等负面社会心态的影响下，传统主流媒体对警察执法的宣传往往出现“正面宣传、负面解读、庸俗理解”的反向结果。与此同时，一些市场类媒体在披露涉警热点事件、引起受众关注等方面，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市场类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忽略社会效益，极力渲染负面涉警案（事）件。

（二）媒体关注点进入“丑警时代”，将加剧警察执法权威的弱化。

很长一段时间，媒体对公安机关主要是“歌功颂德”，这是警媒之间的“蜜月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媒体开始关注负面问题并频频曝光，被人们称为“丑警时代”。从河南张金柱撞人拖人恶性案件，到佘祥林案、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案、沈阳警察打死社会青年案，一系列恶性刑事案件、血腥暴力的报道连篇累牍，形成对警察执法的舆论“丑化”热潮。公安部2006年的一份权威调查显示，包括新华社和中央新闻社两家中央媒体在内的17家媒体对公安工作负面报道比例占到全部新闻总量的43%，正面报道比例只占到10%。

（三）舆情环境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将加剧警察执法权威的弱化。

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高度发展，为大众表达意愿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日益成为网民群体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全民传播的“大众麦克风时代”。

人人在网络中拥有话语权，使社会组织管理中的代议式民主、间接民主向参与民主、直接民主演变。一起普通的涉警事件，由于包蕴着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内涵，经网民热评和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络媒介的放大和扭曲，极有可能升级为严重影响警察执法权威的公共舆论事件。

二、信息社会警察执法权威基本特征及弱化原因。

客观地讲，信息社会与传统社会中警察执法权威的基本特征区别不大。传统社会中警察执法权威同警察的社会职能联系紧密，主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法律的规定性。警察依照国家法律管理社会，其特殊的权力及履行职责的保障条件均由法律来确立。我国《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规明确了警察的权责及其履行保障，在法律层面确定了警察的执法权威。二是警察的自塑性。警察执法权威的形成和权威的强度既有法律强制性的刚性规定，也受警察自身执法过程中诸多因素影响。警察必须通过自己的良好形象和履行职责的出色表现，维护和强化其执法权威。三是公众的认同性。“权威是一种权力形式，一种影响力的形式，它来自人们自发的授权，它从自愿服从、为民认可中得到力量”。警察执法权威也不例外，必须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被公众认可，成为公众信服的力量，才能真正地体现为权威。在信息社会，警察执法权威的基本特征与传统社会大体一致，区别主要在于：与传统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公众的认同性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宽泛的外延，公众的范围不仅包括警察执法的现实客体———普通大众，而且包括现代舆论传播的主体———各类媒体。在信息社会，包括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络在内的各类媒体具有无可比拟的信息传播优势，能够轻松左右普通大众对问题的看法，网上网下的双重舆论影响对普通大众认同警察执法权威作用巨大。

对信息社会警察执法权威弱化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警察执法权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与警察执法权威的三大基本特征联系紧密。（一）法律的规定性不够首先，警察执法缺乏职责上的“限制力”。由于法律对警察职能的外延规定得过于模糊，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把警察作为包打天下的“万能药”，经常借助警察的强制力推动城市拆迁、市容市貌治理甚至计划生育等不属于警察法定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导致警察权被滥用，使警察经常置身于非警务活动中，警察被推到群众的对立面，执法威信因此明显降低。其次，警察执法缺乏执行中的“强制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民警执法时受到阻碍甚至在被袭击时行使防卫权，被纳入一般行使防卫权范畴予以法律限制，不利于民警执法及在执法中的自身安全防护，有的民警对武器、警械等使用产生心理障碍，导致不法分子蔑视警察的强制力，进而影响到警察执法权威。

再次，对阻碍警察执法缺乏责任追究的“溯及力”。警察执行公务的危险性和特殊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我国没有专门关于警察执法保障的法律规定，无法突出阻碍警察执法的严重危害性以及警察作为国家执法主体的特殊性，威慑违法犯罪的法律效果明显不足，侵害警察执法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得不到追究，客观上损害了警察执法的应有权威。

（二）警察的自塑性不强。

首先，警察的保护力受到质疑。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发案总量持续在高位徘徊，特别是2009年全国刑事发案数创历史新高；同时，占刑事案件比重最大、对群众安全感影响最直接的多发财案件破案率仍然不高，直接导致人民群众安全感不强，对公安工作信心不足，进而对公安机关保护力和警察执法权威产生怀疑。其次，警察公信力未被认可。当前，群众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进入峰值时期。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警察队伍中滥用职权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个别民警粗暴执法甚至执法犯法，导致警察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被践踏，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和警察执法威信逐步走低。再次，公安队伍频繁出现问题。警察在人民群众中的传统印象神圣而纯洁，是人民群众最可信赖的群体。群众普遍认为，任何群体出现问题，警察队伍不应出现问题。然而，近年来频繁发生警察酒后驾车肇事、开枪杀人伤人、涉黄涉赌等涉警事件，使警察形象受损，群众也逐渐对警察正常执法活动产生抵触情绪，直接影响了警察执法权威。

（三）公众对警察执法的认同感不足。

首先，执法理念被误读。近年公安机关加强自身建设中强调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群众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警察应当和蔼可亲的形象，出现罚款、盘查情况即认为警察粗暴执法，个别人甚至将警察文明执法看作公安机关软弱，肆意践踏警察执法权威。其次，执法效果被高估。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要求很高，希望公安机关的工作能达到自己期望的高度，而公安机关的工作结果往往与群众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最终得到“无能”的评价，这样的评价直接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保护力和执法权威的正面认同感，损害了警察执法权威。再次，执法差错被异化。警察执法差错被异化，关键不在群众的直接认知，而在各类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在当今媒体看来，负面报道远比正面报道更具轰动效应，正面宣传报道的内容不是新闻，只有血腥的、暴力的内容才是新闻。秉承这种理念，一些媒体特别是市场化媒体为吸引读者眼球或追求轰动效应，有意无意地对个别民警的执法差错大肆渲染，甚至恶意炒作制造新闻，严重影响了警察执法权威。

三、信息社会重塑警察执法权威的措施。

信息社会背景下，重塑警察执法权威，不但要针对警察执法权威弱化的传统因素，树立警察执法的法理权威和职能权威，而且要兼顾信息社会媒介化的新特点，树立警察执法舆论权威。

（一）树立警察执法的法理权威。

恩格斯说：“他们（警察）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重，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增强警察执法权威法律规定性，树立警察法理权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树立警察执法的法理权威，主要采取以下途径：一是“定好位”，增强职能的“限制力”。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避免警察权扩展到法律没有明确授予的领域，杜绝警察权突破法律限制的情况。明确调用警力的范围和程序，限制和减少不必要的非警务活动，避免警察执法权威因非警务活动而流失。二是“保好障”，增强执法的“强制力”。研究赋予警察执法强制权，包括为实现这些强制权而必须的物质保障，强化警察执法的强制力，实现警察的“无障碍执法”。从立法上明确警察的职务防卫权，并对职务防卫权的行使原则、方式、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范。同时，针对目前我国警察职权法律体系的缺陷，进一步完善、规范、明确警察执法程序，使警察能充分行使使用警械武器的权力，增强警察执法的强制力。三是“维好权”，增强责任追究的“溯及力”。从立法上加大对阻碍警察执法和暴力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参考国外较成熟的相关制度，将危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行为分为违警行为、袭警行为、诬告陷害等不同类别，并规定相关惩戒措施，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增强阻碍警察执法责任追究的溯及力。

（二）树立警察执法的执法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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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1-0023-03

1999年全国有6个城市率先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到2012年，全国已经有621个城市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短短的13年时间里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城市迅速增加，说明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青岛和威海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对这种影响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调查对象、问卷及步骤

青岛是在全国率先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实行城管执法管理模式的城市，威海是最近才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城市，本文以青岛、威海两市的340名市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调研。

由于评价城市发展的指标很多，本文主要研究城管执法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需要选取和城管执法有关的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指标选取过程中，采用文献法和专家咨询法等方法，借鉴同济大学陈强教授、尤新建教授建立的评价市民生活满意度的透镜模型，针对当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改，试图从城市的经济生活、社会秩序、市容市貌、社区建设、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园林绿化和城市规划8个方面对市民进行调查，得到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发展影响的评价模型（见图1）。

依据上述评价模型，综合由专家咨询法得到的建议，设计出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先由市民对城市发展各个方面的情况做出主观评价，再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因此，问卷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指标评价部分，第二部分为权重确定部分。

调查于2010年7月和8月在青岛、威海两市进行。首先，由调查人员将问卷发放至所要调查区域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在当地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由市民自行填写问卷，最后由调查人员统一回收问卷。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340份，其中，青岛170份，威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317份，其中青岛161份，威海156份，问卷回收率93%。

二、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

首先，采用主观赋权法对评价城市发展的各项指标重要性系数进行主观赋权。通过调查城市市民主观赋权确定各项指标的重要性系数（见表2）。

其次，进行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发展影响t检验，结果表明，差异达到显著水平，青岛市民的评价要高于威海市民（见表3）。

城市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必然会涉及城市运行的各个领域，从管理模式到城市文化，从政府决策到居民素质，都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可以说，城市能否健康、快速、和谐地发展，是各方面作用合力的结果，城市管理模式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青岛、威海两市地理位置毗邻，发展方式相近，产业结构类似，存在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距说明，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于城市发展起到了_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

城市的经济生活、社会秩序、市容市貌、社区建设、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园林绿化、城市规划等8个方面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密切相关，t检验结果表明青岛、威海两市在8个方面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充分反映出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管理模式优于多头执法管理模式（见表4）。

从分析结果看，城管执法管理模式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的较快发展虽然由多方面因素决定，但是城管执法管理模式能够使城市更加和谐、健康。良好的城市氛围和文明的社会秩序不仅会使城市更具魅力，而且还能吸引更多企业落户、更多人才创业，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旅游度假，带动相应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将带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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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关系的理论以及先行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2.调查方法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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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调查回答者的3654人中减去未登录户籍者134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6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3.调查指标与统计方法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四、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

1.分析对象的变量分布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调查的变量分布。

2.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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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篇13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城市人角色认同

中图分类号：B8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10052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流动从“单身式”或“夫妻式”向“家庭式”转变，大量儿童随父母从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读书学习，成为城市里的流动儿童。1998年，由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青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将近2亿，他们背后是多达1 400万的随迁子女［1］。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流动人口的规模可能会持续增大，大多数流动儿童最终会留在城市。这些儿童对城市人这种身份所具有的认识和情感体验，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城市适应能力，更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久和深入发展。而以往的研究侧重考察了流动儿童对自己在所流入城市中所处的位置、群体的归属，即身份认同［2］,并以身份认同作为分类变量考察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显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城市人角色内涵的不断演变，决定了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考察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心理和行为特点等方面，而应进一步深入探讨流动儿童对新的城市人角色认同的微观心理历程，也就是流动儿童在与城市的生活互动中构建城市人角色并在情感与行为上与之趋同的过程［3］，即城市人角色认同。城市人角色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功能，能拓宽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为个体人际交往发挥积极作用，是新环境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多种内外因素影响着城市人角色认同，其中主要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师生关系［4］、同伴关系［5］、社会支持［6］和自我概念［7］，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尤其引起关注。已有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很大，不仅可以通过经济条件限制家庭成员的发展，而且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Anthony等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诸如伤害父母、社区暴力之类的许多危险因素有关［8］。申继亮等也指出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较低，在城市中的居住条件差，不良的生活条件使流动儿童深刻感受到出生地和大城市的悬殊差距,切身体验到父母处于城市边缘的弱势地位,这会导致他们的角色认同产生危机［9］。

社会支持对城市人角色认同也具有直接的作用，并会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一般而言,社会支持是人们从他们的社会网络节点中获取的资源［10］，是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其所在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重视的一种行为或信念，它可以缓冲个体的生活压力，对其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也可以起到积极的影响。社会支持和城市人角色认同关系密切，社会支持对城市人角色认同有显著的预测作用［6］，获得社会支持的儿童可以更好地应对歧视、对新文化的不熟悉以及家乡认同和城市认同之间的鸿沟［11］。研究还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个体所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12］。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限制个体的社会网络发展，导致来自父母、学校、同伴的社会支持较少，进而对城市人角色认同程度产生不利影响。社会支持会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人角色认同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目前在此方面尚缺乏实证研究，并且在对社会支持的考察中，以往的研究多关注的是社会支持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而很少对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加以考察［13］。

综上所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的城市人角色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人角色认同的影响一般通过社会支持起作用。因此，本文试图考察2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城市人角色认同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第二，比较社会支持在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不同群体的中介作用大小。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一)研究对象

笔者利用整群随机取样法对重庆市6所中小学的547名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16份，回收有效问卷率达94.33%，其中男生276人，女生240人；小学生308人，中学生208人；根据“能在这座城市生活学习原因”是否为“随父母打工到这里”或“随父母工作调动到这里”，并结合在本城市居住时间是否在半年以上，将调查对象分为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被调查对象中，流动儿童235人，城市儿童281人。

(二)研究方法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常以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来衡量。目前国内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具体算法还不统一，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师保国等的简便相加算法［14］；一类是袁晓娇等参考2003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计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四步程序算法［15］。笔者的问卷参照袁晓娇等编制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进行修改而成，算法也与之相同。

2.社会支持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