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主要表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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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10-02

当前，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首先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人治思维是指崇尚一个人或少数人依靠个人素质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人治思维在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在现实中仍然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人治思维存在着膜拜权力、蔑视权利、拒斥制度和暗箱操作四大误区，它与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水火不容。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

误区一：膜拜权力

膜拜权力是人治思维的显著特征。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是应当膜拜的圣物而非必须受到制约的对象。人治思维对权力的膜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法律是权力的婢女。美国思想家潘恩说过：“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1]。在人治思维中，永远是权大于法，权力是最高价值，法律始终处于依附权力的次要地位。人治思维中的法律体现的是当权者个人的意志，当权者的个人权威始终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法律只是权力的婢女，是管控民众的工具。当权者可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可以因一时的需要，随意立新法、废旧法，也可以对现有的法律随意解释。

在法治思维中，“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2]，法律的基本作用是制约权力，限制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英国哲学家洛克说过：“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3]。无论是权力设置还是权力运行，都必须有法律依据，缺乏法律依据的权力任何人都可以抵制。而在人治思维中，人们不相信法律，只相信权力，有权好办事是普遍被接受的信条。当遇到冤情或无法处理的纷争时，老百姓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清官。浓厚的清官意识是人治社会许多底层民众心中永存的慰藉，似乎只要遇到了清官，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第二，权力是评判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衡量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一个人只要拥有了权力，立刻就会身价倍增。无权者千方百计要与当权者拉上关系，有权者绞尽脑汁渴望得到更大的权力。民众对当权者、权小者对权大者都处于仰视状态。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显示法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法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4]。然而，在人治思维的词典中，没有“平等”二字。每一个人都被按照有权无权、权大权小分为三六九等。权力被神秘化，当权者也被神秘化。只要得到权力灵光的照耀，当权者的缺点可以变成闪光点，丑行可以美化为壮举。

人们膜拜权力，实际上是渴望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巨大利益。在人治思维中，权力被视为利益分配的核心标准。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得到的利益也越大，他不但能很容易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能很容易得到自己不应当得到的东西。反之，一个人距离权力中心越远，得到的利益也越少；他不但难以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当自己的正当利益遭到侵犯时，他的维权之路将会布满坎坷和艰辛。

误区二：蔑视权利

德国学者格哈德・鲁别尔兹说过：“法治实质因素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确保基本权利。”[5]与法治珍视公民的权利保障相反，人治思维的典型表现是蔑视公众的基本权利。在人治思维中，权利是伪概念，真诚地谈论权利是可笑的、幼稚的。人治思维对权利的蔑视主要表现在：

第一，宣扬无权利的义务。人治思维惯于割裂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当权者拥有大量的特权却不必承担什么义务，而普通民众没有什么权利却需要担负多如牛毛的义务。当权者随时可以把一些无中生有的义务强加给民众，民众不堪其苦却也无可奈何。人治思维对当权者享受的众多特权视而不见，却对普通民众抛开权利大讲特讲义务的神圣性、崇高性，要求民众必须把义务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毫无怨言地承担自己的义务，甚至牺牲个人的所有利益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二，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在人治思维中，法律只是当权者管控民众、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手段，难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做坚实后盾，普通民众的正当权利经常受到有权有势者的随意践踏和侵犯。当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利惨遭蹂躏时，普通民众难以找到有效的维权路径。在人治社会中，无论是维权的法律路径，还是寻找清官的维权方式，对普通民众而言都不断地被事实证明是代价昂贵、成功希望渺茫。于是，普通民众面对侵权只能忍气吞声，把忍耐当作利益、权利被侵犯的惯常应对方式。然而，普通民众的忍耐阻止不了有权有势者的侵权，反而使他们更加嚣张，更加蔑视民众的正当权利并肆无忌惮地加以践踏。这样，普通民众越是忍耐，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就越是遭到蔑视和蹂躏。天长日久，一些民众的心态就会失衡，心理出现压抑、异化，神经也会变得异常脆弱。一旦遇到导火索，这些人就可能铤而走险，以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制造事端，对社会稳定极其不利。

误区三：拒斥制度

人治思维过分夸大个人素质的重要性，轻视制度的重要作用，不知道用科学的制度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任性。人治思维对制度的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忽视从制度层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与法治思维习惯于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同，人治思维拒斥制度，处理事情时常常视野狭窄、就事论事，把制度抛在一边，不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系统，是人类对长期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公平合理的制度能够提高人类实践活动的水平，在激励好人善举的同时有效遏制坏人恶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如果制度缺乏公平性、合理性，就会诱发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腐败猖獗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反复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分析才能认清其形成的深刻原因；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必须从优化制度、创新制度的角度发力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到法治思维重视制度，从就事论事处理问题到以制度范式处理问题，是人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第二，制度执行效果极差。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其执行效果极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拒斥制度，人们普遍不把制度当回事，经常出于一时喜好或当下利益的考量而随意抛弃现有的制度。二是因为人治思维主导形成的制度常常缺乏严密的程序，制度漏洞随处可见，很容易让当事人钻空子，无法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随意性。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的程序支撑相反，法治思维特别强调运用严密的程序确保制度的有效运行。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6]。美国哲学家罗尔斯也指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7]因此，为了提高制度的执行效果，必须摒弃人治思维，倡导法治思维，认认真真地对待制度，不断完善制度的程序支撑，提升制度执行的规范化水平。

误区四：暗箱操作

法治思维强调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相反，人治思维对暗箱操作情有独钟，千方百计阻挠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法治思维的视野中，权力来自民众并服务于民众，当权者代表民众行使权力，权力运作公开化、透明化天经地义。只有权力运作公开透明，民众才能及时了解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是否滥用了权力，是否真正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如果权力运行流于暗箱操作，民众无法及时了解权力运作的真实情况，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就很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法治思维限制权力的理想变成空想。因此，法治思维坚决反对暗箱操作，极力倡导权力运作公开透明。

在人治思维的视域中，暗箱操作是约定俗成的权力运作模式，人们对暗箱操作习以为常。由于暗箱操作的常规化，民众对权力运作过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无法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一些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易如反掌，腐败现象必然普遍存在。在人治社会里，当英明的统治者执政时，通常会强势反腐，实现一段时期的政治清明。但是，只要暗箱操作的权力运作模式存在，腐败现象必定反复出现，政治清明难以持续。

在暗箱操作的状态下，少数当权者控制着大量与民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资源公开不公开、何时公开、怎样公开不是根据民众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少数当权者的利益和喜好。民众渴望得到的重要信息由于当权者的信息封锁而不能及时得到，民众只能凭空猜测，一些迎合民众心理的传言、谣言也会不胫而走。因此，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各种传言、谣言往往大肆泛滥，成为不可消除的痼疾。

总之，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才能更好地构建法治社会、实现政治清明。

参考文献：

[1][美]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5-36.

[2][美]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潘大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84.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6.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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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稳步深入，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在我国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严格依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然而，在各级机关使用法律武器的现实情况中，依法办事和执法的执行能力仍然有很大的不足，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维护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加强执法人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适应社会法治化的要求。

关键词 ：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依法办事

1 培养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重要性

1.1 培养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期的到来，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发展问题，在面临重要的决策和难题时，各个机关的党员干部需要承担起决策者和决定者的角色，所以他们政治素养视角的敏锐性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甚至有可能产生关键的决定作用。因此，在社会转型的这个关键时期，必须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的培养，提高他们对于问题的理性分析能力，提高他们的决策水平，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和转型。

1.2 培养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实现党员干部提高自身工作水平的内在要求

在当前各机关的党员干部工作机制中，党员干部工作需要面临调和社会利益矛盾，调整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等重要工作的任务，而党员干部的工作水平和能力同样也受到了各方面的考验，需要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自身工作水平。法治思维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以客观、理性的角度透视社会发展中各方的利益关系和发展情况，对党员干部工作大有裨益。同时，法治思维也能够很好地制约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界限，防止个人集权情况的出现，帮助党员干部走出人权束缚的“牢笼”。

2 当前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人治思维影响严重，法治观念淡薄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封建时代占有其二分之一，传统的“个人集权”、人治思想和人治观念在我国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思想更表现在我国执法机关的个别党员干部的行政处理上，某些人由于过度迷恋个人权威而将宪法和法律抛诸脑后，将整个部门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个人集权、个人专断的风气影响到整个部门，造成了普通群众的一些基本权利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2.2 社会法治环境有待优化

在我国行政、司法等部门的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小部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突破法治，造成国家权力的滥用，对我国的法治环境产生了一些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由于公权的滥用而造成现今社会中出现了一批“仇富”、“仇官”的人或团体组织，他们一味将部分官员的不法行径加诸到所有公务人员身上，造成了社会法治的混乱，对于我国的长期发展极为不利。

2.3 党员干部选用机制不够健全

现阶段，我国的党员干部选用机制主要包括了对党员干部的考核、选拔和任用，在各个环节中，党员干部的考核、选拔机制是党员干部选用机制最基础的环节，这主要是因为考核环节是否能够体现出科学和公正，直接关系到干部的成长和党的事业发展，然而，我国的党员干部考核机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工作实践中，对党员干部的政绩考核更多的是看经济指标、社会稳定的维护等要素，从而造成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存在重经济、重稳定、轻法治的现象，一些党员干部对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的关系没摆正，对各方的长期发展也没有产生科学、系统的处理机制，造成考核机制不完善、不健全。

3 培养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具体方式

3.1 加强党员干部对宪法和法律的学习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各项法律制定和执行所必须遵守的母法，机关的党员干部要想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的法律道德意识，就首先必须要加强对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学习。党员干部在学习法律时，要注重拓宽法律的学习思路，积极用法治思维思考律法中所体现出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思想，从而加强对宪法的领悟和理解，以促进自身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的提高。其次，还要加大学习力度，深化对律法学习模式的创新和改革，鉴于此，可以采用培训、专题讲座等形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法律观念的学习和培养，以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从而深化法治思维在党员干部工作时的影响力，提高其对法律运用的能力。再次，还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要把对党员干部的法治信仰教育放在法治思维培养的最前位，加强对广大干部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教育，坚持依法执政、宪法法律至上，加强党员干部班子的建设。

3.2 优化党员干部的法治环境

环境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促进党员干部班子内的法治化，就需要净化法治环境，促进和带动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和持续。

首先，要加强内部程序建设，实现各个程序的规范化，做好政府的依法行政、社会管理创新、政务公开、行政监督和问责等项工作，避免出现部门或党员干部权力集中的现象。

其次，还要加大新闻、媒体对社会法治的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促进社会法治环境的良好发展。

3.3 健全党员干部选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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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是检察工作的内在要求，更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的坚实保障。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治建设目标，以构建公正、为民、高效、权威的检察体系为重点，将加强法治建设贯穿检察工作的全过程。法治的基本内涵可总结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本质要求，服务大局是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当前，检察事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面临着诸多困难、风险和挑战。这就要求检察干警要准确辨析判断时代形势，认识面临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与预见性。新刑诉法的修改，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对检察干警的执法理念、方式、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法治思维、方式的出世为检察干警提升执法理念、改良执法方式、提高执法能力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精神指引。检察干警是检察权的执行主体，整体法治素养的提升将更好的促进检察权的运用。在此，引发思考，何为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当前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状况怎样？如何提高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能力？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一、法治思维、方式的概念

就检察司法领域而言，法治思维是指检察权执行主体在认真学习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法律精神、原理、逻辑和规范对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整合、从中总结规律，得出结论的主观思想认识的活动过程。

主要内容有：

第一，以法治理念、法治精神为指导。具体是公权力的行使，无论是决策阶段，还是在执行过程中，都应以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为准则来审视其行为的合法性。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治理念、法治精神为指导，以宪法至上、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思维模式。

第二、以权利与义务为分析线索。法律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因此法律关系即使是权利义务关系。有关公权力决策和实施措施的主要针对对象大多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他们是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义务主体，而绝非是可任人随意侵犯的客体。法治思维就是对他们权利的绝对尊重、坚决维护和确实保护，而典型的人治思维恰恰是对他们的权利进行漠视、忽视、任意剥夺侵犯。

第三、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原则。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价值追求和重要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法治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精神和原则，自然法治思维要反映此内在要求。公平正义的主要含义包括合理合法、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四个方面。自古以来，公平正义就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与不懈追求，是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

法治思维方式的意义：一是从党的执政历史的全过程来看，体现了治国理念。二是凝聚了深化改革的法治意识，改革的成效是衡量运用法治思维深化改革能力的标尺。三是符合了当下社会管理的需要，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备的首要能力。

二、现阶段检察干警法治思维状况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治实质具有双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

司法实践中，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状况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突出表现在于：

第一，有些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没有树立牢固。认为人治思维更符合中国的社情、国情，办关系案、人情案，觉得法治思维呆板滞缓不现实，迷信“政策办事”，仍受“权大于法”的人治思维的影响。

第二，有些检察干警没有养成从法律角度思考处理问题。沉迷于上级领导的“独断立行”，觉得法治思维人人之平等的价值追求打破等级和权威，减弱自身的执行力，降低自身办事效率。

第三，有些干警将发展放在工作首位，担心当发展与稳定冲突时，运用以强调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思维会吃亏。更有甚者置国家法律法规、干警纪律于不顾，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从一个执法者堕落成一个违法者。典型的就有发生在平南的“10.28”案。

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能力有所提升，原因在于：首先，自身从事着法律职业，有一点的法律知识基础，有一丝丝的法律文化底蕴。能很快的进行理论思想学习的吸收。其次，从建国至今的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活动过程中，对培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最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与健全的形势背景下，在不断遇到办案工作新情况、新因素和新挑战下，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判断、处理问题和指导工作的自觉性有所提高。

三、提高检察干警法治思维能力的措施

提高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能力是全面建设依法治国战略、推动检察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提高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能力的措施主要有：

（一）培养法治思维理念

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维的基础，坚定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以宪法为最高的法律规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学会从正义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坚守法治思维的逻辑底线。学会从规范入手，从行为着眼展开法治思维。

（二）学会运用法治方式来处理日常工作

法治方式是指遵循法治思维，充分运用法律精神、原则、规则、逻辑对所遇到的客观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从而形成结论，作出决定、加以执行的方法。法治思维决定和支配法治方式，法治方式体现和强化法治思维，法治思维需要通过法治方式来体现。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成为检察干警“依法办案“和开展检务工作的基本功。在工作中多思考，多调研，深入群众当中去创新工作方法，面对面倾听群众的意愿和心声。从而改变工作作风，转变工作思路。

（三）推广正反典型经验

多渠道了解有关的典型经验，正面的经验起到激励自身作用，反面的经验教训起到震慑警戒自己作用。从法治教育、法治事件中吸取法治思维，如从王立军案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法治思维可以概括为：不讲法治平等原则，重国有轻民营；没有权利尊重意识，重权力轻权利；没有程序正义观念，重实体轻程序；无人权保障理念，重打击轻保护。

四、结语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党的十为中华民族开启了追逐中国梦之法治梦的新的征途。法治思维体现的是宪法、法律至上，民权为重，民主为本。维护司法的公正、独立和权威，以司法力量保障法治思维。检察干警作为一支强有力的司法队伍，其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能力的提升，将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步伐。我们为此努力的目标，就是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参考文献：

[1]张穹：当代检察官的职权（N）.检察日报。：1999―06―02（3）。

[2]韩大元，刘松山：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J），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余辉胜：我国检察权属性应然定位之探讨，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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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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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世纪到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尤其全国性普法工作的不断实践与反思，法治素质的综合性实证指标为我们诠释出仅有知道其重要性是远远不能达致实践图景的如期而至。一般性普法教育的法治启蒙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是，知法与懂法的个体人群数量不断增加，但知法犯法与执法犯法的具体法律事件同样随之激增，其中的主体成员也不乏在校大学生。值得追问的是，法治意识与违法犯法行为之间是否仅仅是一个知行不相一致的问题。我们认为，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背离性关联，单一化的法律知识增加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实践运行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如果我们从理解的意义上认识法律解释，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解释乃是法律的生命之所在。因为没有人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法律便没有任何价值。”1 近年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量热点案件中，其聚焦的社会身份包括大学生，如马加爵案、付成励案、药家鑫案等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与社会影响。同时，大学生公然违反校规校纪的热点事件不是见于各类媒体。故而，我们认为，当前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培养的实践情势与时代诉求之间的差距颇为鲜明，需要在高校法治教育中探寻其有效的培养路径。

一、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

“背诵记忆法律条文，不求甚解，易于忘记。而经由深刻思考，亲身体验应用的条文，将成为一个法律人生命的法律细胞，终身难忘。”2 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在高校法治教育的一般性教学安排上，主要依赖于相关法律课程的课堂教学以及延展性法律实践活动，也包括校园文化建设的具体法治内容宣讲与体验。对于现实中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培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遵循法治教育的教学规律，具体考察其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模式选择以及教学手段运用等三个方面。

（一）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普遍缺乏科学性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较为贫乏，主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相关法律知识讲授。除去综合性院校中法学类专业的辐射功能较强的高校外，大多数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科学性缺乏具有较为突出的普遍性，尤其是理工类院校。高校对公民社会的智力贡献似乎在相关教育者视域中不太重视法治教育是对此种现象较为妥当的解释。在许多学者看来，大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需要掌握的法律知识在相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是完全可以解决其知识贫乏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大学生的专业要求并不是法学或者法律类专门人才的培养。但是，如果遵循法治教育的规律，注重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仅仅依赖一门课程来完成如此重大教学目标，显然其科学性值得怀疑。同时，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安排并未得到相关科学性论证，一般仅仅是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规划，其专业性不强已经在实践中受到广大教师与学生的质疑。另外，从事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师主要是法学专业背景的学生，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是在进行法学专业性教育，将自身的学习经验具体化为教学内容选择。3 当然，导致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法治教育课程内容设置普遍缺乏科学性。高校法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安排需要在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中得到彰显，以确保其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模式实践性严重不足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模式选择较为单一，主要是相关法律课程的理论讲授，实践性不强。高校法治教育需要在主体的思维方式培养中得到落实，也才能据此获得较有说服力并得到普遍性认可与支持。由于法律类课程性质的特点，法律知识的一般性输出与继受是需要在直接与间接的实践中为主体所了解、熟悉与认可，才会真正产生体验性效应，因为缺乏实践性的个体感知不可能真正实现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目标。我们实证考察高校大学生的法治素养后发现，在高校的一般性法律知识竞赛中，大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普遍较好，但是，在相关具体案件的实践性趋向把握上则普遍较差。4 造成这种鲜明对比的现象，我们认为，其主要是高校法治教育模式的实践性严重不足导致的必然结果。我们知悉，其实在实际生活中高校教师自身遇到具体法律案件时往往也是束手无策，表现出“理论水平很高，实践能力很差”的尴尬境地。当然，这也是高校其他课程教育中一个较为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对于法治教育而言，教学模式的选择上需要积极关注实践性教学的安排是解决此中问题的必然之道。

（三）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手段简单化倾向突出

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手段运用较为随意，主要是教师的口头讲解，简单化倾向突出。大学生虽然在理论知识的接受方面已经与中小学生有着显著区别，但是，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性原因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不同学科背景的大学生对于简单的口头讲解是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的。教学实践中，高校法治教育的相关课程都是以大班教学形式进行安排的，教师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教学时段上完成具体繁重的教学任务，故常常采取极为原始的教学手段，“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张嘴”的教学图景也就成为高校法治教育的基本形态。5 我们认为，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需要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尤其在新的时代中更显关键，大学生对网络技术的掌握较之于教师并不逊色，教学手段上更多的采用多媒体以及案例教学形式该是必然选项。同时，大多数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上也基本是采用将文字性讲义搬上投影屏幕的极为简单的做法，其实这种与口头讲解的教学形式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区别，无法真正实现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及水平提升目标。

二、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路径

高校法治教育过程中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增设法律类课程是提高大学生法治素质的主要渠道，同时需要在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和教学手段上进行不断创新教育范式与进路，从而形成多维培养路径以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一）确立科学完善的法治素质的教育内容

大学生法治素质是指大学生所具有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以及应用法律的基本能力和技能的综合因素，它不仅包含法治意识，还包括把法治意识转化为自觉地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思维方式。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上，应增设法律类课程的体系化建设，不断提高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与感知机率，以增强其法治观念的实践性体验，改变单纯的法律知识讲解为全面的法治素质熏陶与教育。为了确保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设置的科学性，在具体法律类课程的开设过程中应以大学生实际生活中常见的法律现象为主要选择依据，改变传统法学专业教学内容的简单移植做法，不断创新高校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体系。

（二）调整法治教育中实践性突出的教育模式

在具体的法治教育中，法治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的描述更是一种实践形态的具体演绎。高校法治教育的内容应变单纯的理论教育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注和尊重大学生自身的合法权益实现，促成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渐进性增长与提高，把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在高校法治教育的实践中，教师通常把法治理论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而对实践性教学不够重视，即使是案例教学也往往是法学专业性极强的案例分析，这较为容易导致大学生的一种误判，似乎法律只能是法律专业人士的神秘技艺，与普通人相去甚远。其实，法律不仅仅是法律工作者的技术性智识依赖，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中普通人公正价值追求的具体性描述。我们只有在教育模式上不断强调法治观念的实践性诉求，才能帮助大学生培养法治素质要求的法律思维方式。“所有的社会向题，不论它们来自民间还是官方、不论具体还是抽象、不论是春秋大义还是鸡毛蒜皮，一概可以运用法言法语转化为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概念进行分析判断。”6 我们知悉，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树立与坚守不是理论灌输所能达致的，高校法治教育应以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为目标，并且需要将大学生的现实利益关切与法治教育内容紧密关联，把实践性内容作为法治教育的切入点，从根本上解决法律思维方式的普遍性水准提高的问题。

（三）创新践行多元化法治教育的教学手段

相关法律类课程是高校法治教育中的关键性课程，必须充分利用好相关课程的课堂教学平台，发挥其法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在课堂教学中，应改变一般性的口头理论讲授，增加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模拟法庭教学以及“如果我是法官”主题性辩论教学等教学手段。同时，应开启其他教学手段创新课堂教学的多元化范式，确保实现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法治教育目标。尤其是运用典型案件进行学习交流与研讨。保罗·劳伦斯认为“一个好的案例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某些现实情况或问题被带进教室供班级和教员研究，让大家对一些实际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棘手的问题进行讨论。它是某些综合的、复杂的情况或问题的记录，在这些情况或问题能被理解之前，它们肯定是完全分散的，而后将其组合在一起，其目的是将表达各种不同态度或方式的思想带进教室。”7 在当下网络高度发达的新时代，随时都会发生大学生感兴趣的典型性热点案件，尤其是与大学生有着切身体会的案件，如马加爵案、药家鑫案，高校应及时邀请有关司法人员或法学教授进行学理分析与司法评判，并与大学生展开互动交流，梳理实践性法治观念的特质表征，从而让大学生不断增强处理自身法律纠纷的能力，准确区分识别正义的现实形态，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达致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法治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陈金钊，谢晖.法律方法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我们对有关高校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师专业背景的实证调查发现，各高校的法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占其总数的比例分别是74.23%、86.15%、9.85%.

[4]我们对有关高校从2000—2011年的大学生法律知识竞赛的成绩统计中发现，每年的平均成绩是87.87，11年的平均成绩为85.76；另外，对相关热点案件司法处理判断选择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发现，76.52%的大学生判断案件法律适用趋向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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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人治与法治

（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人治

1.人治现象

民族村寨旅游人治现象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旅游环境、旅游人文三个方面，其中又夹杂着国家法与民族村寨习惯法、民族村寨习惯法与人治的缠斗，主要表现为：

神判。在黔东南州，古老的民族村寨还仍然保留着古朴的神灵崇拜习俗。在苗族村落社区人们普遍相信参与了“呼清”神判后若反悔必遭恶报。利用神判的“内在约束力”来规范村寨旅游行为。但是，民族村寨“村给公共权力的运作缺乏制度规范和程序约制，容易形成人治型管理。”

风俗习惯。黔东南州从江县岜沙苗寨、占里侗寨，依然信奉民族风俗习惯保护着他们的青山绿水，维持他们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然而，“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神灵的意志往往为少数人所控制，其实质还是人治的内核。

环境伦理。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黔东南苗族形成了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环境伦理思想。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认知水平有限，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只是从感性层面出发去把握，并利用本民族世代传承的行为准则，如宗教戒律、习惯法乃至禁忌习俗等自发调节或规范自己的环境行为。因此，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表现出直观、朴素、自发的特点，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由于杂糅了迷信色彩，这种朴素的环境伦理思想缺乏法制要素，最终还是会滑入人治的深渊。

2.人治困局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不可持续。民族村寨旅游的人治是建立在思想、文化、信息等相对较低水平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治正逐渐丧失其赖以生存的这一基础。

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中艰难前行。由于人治的随意性、不可预见性、短视与局部逐利等缺陷，民族村寨旅游并没有搭上法治规范化、长远化的快车，只能在人治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痼疾的羁绊下，艰难前行。

民族村寨旅游健康发展难以为继。毋庸讳言，民族村寨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法治的理解与尊重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形成了与现代文明法治的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人治已经像毒瘤一样滋长在村寨旅游发展的机体内，如不彻底拔除，村寨旅游就难以健康发展。虽然拔除人治毒瘤难免有阵痛，但如不拔除，只会后患无穷。

（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法治

从实用主义角度考量，人治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暂时还较实用，这与当前村寨的实际相吻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合理并不等于合法，实用并不等于有用。很大程度上讲，这些人治只局限于局部利益，不考虑整体利益；只局限短期利益，未顾全长期利益；只顾及个人荣誉，未考虑公共利益。村寨旅游的发展建立在脆弱的人治基础上，没有国家法制的强有力保障，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就纷至沓来，难以招架，人治的痼疾也就昭然若揭，还谈何发展。旅游品牌的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市场的管理等，这些靠神判、风俗习惯等人治手段，能够行得通吗？法治才是村寨旅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法治路径的战略构思

（一）村寨旅游法治思维的构建与培育

一是必须凝聚众力，形成研究村寨旅游法治的浓郁氛围。首先就必须努力锻造一只专注于村寨旅游法治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为法治提供强大的智力和学术理论成果支持。其次，加强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的立法工作，彻底根除目前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不系统、不规范的痼疾，为法治精神的培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是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全面培育民族村寨旅游法治思维。法治思维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开展法制教育， 群众要喜闻乐见，形式要丰富多彩。开展法制教育，内容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三是着力解决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问题，确保村寨旅游的人治逐渐向法治平稳过渡。

四是亟待革除村寨旅游法治的利益导向与参与痼疾。民族村寨法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是否为大多数村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官员的政绩服务。国家法只是从宏观层面上给予了村民旅游利益的法律保障，因此，要将实实在在的旅游利益分配到村民手中，就需要将国家法与民族自治法良性地结合起来，制定利益导向于村民利益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有将民族村寨旅游的利益归结于村民，村民才会自觉地遵守法律，法治才会被实行；只有将民族村寨旅游的利益归结于村民，村民才会积极参与法治，才会认识到法治是真正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器，从而自觉抵制人治，接纳法治，使村寨旅游走向法治的康庄大道。

（二）村寨旅游基础要素的法治

村寨、村民和游客构成村寨旅游的基础要素，村寨旅游的法治重点在于基础要素的法治。法贵简明，制定专门治理基础要素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将游客法治融合于基础要素之中，形成村民、村寨与游客这一对矛盾体和谐共生共存的良好局面，构建利益共同体，助力村寨旅游健康发展。村民、村寨表面上与游客是矛盾的，村民、村寨一方出售服务，而游客一方购买服务，服务质量与服务价格在法治道路上由价值规律决定。但是，如果缺乏法治思维，村民、村寨一方以为自己是地头蛇就漫天要价，不但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更是饮鸩止渴，使游客望而却步，造成村寨旅游无以为继的灾难性后果。游客一方也要有法治思维，不得随意破坏旅游设施或增加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服务项目，或不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或刁难村民，或举止粗俗等等，阻碍村寨旅游健康发展。村民、村寨待游客如亲人，热情周到，服务明码标价，不宰客，不黑客。同时，也可适时增加温馨可人的服务项目，让游客疲惫的心灵得到村寨旅游的慰藉，使游客流连忘返，触发其再次或多次重返的冲动，再带动一大批游客前来光顾，村寨旅游何愁不长盛不衰。游客则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融入当地习俗与文化当中，与村寨、村民同乐，乐在其中，诗情画意，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当然，在这一对矛盾体中，游客往往属于弱势主体。在市场机制失灵时，我们就要发挥经济法的作用。“经济法的任务是，对强势主体进行限制、对弱势主体予以保护，使它们重新回到市场机制的轨道上来”。形成村寨、村民与游客良性互动的动态平衡局面，村寨旅游发展就可持续。在这里，法治是保障。

（三）村寨旅游市场的法治

村寨旅游管理的法治。村寨旅游管理应遵循政府主导――政府扶持――政府逐渐退出的发展路径。在起步阶段，单靠民族村寨现有的各种要素（既无大量的资金支持，又无丰富的管理经验），民族村寨旅游就可能被市场扼杀在襁褓之中。这时，政府应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肩负起资金支持与人才管理的重任，全力以赴开拓市场，在村寨旅游市场中起中坚力量。在熬过艰难起步阶段，村寨旅游市场有一定发展以后，此时市场还较脆弱，必须防止政府走两个极端：一是继续主导，使得旅游公司缺乏自主造血能力；与民争利，以政府名义抢夺旅游市场的红利，严重削弱旅游公司的生存能力；二是撒手不管，由于忽然缺乏支持，刚有发展的村寨旅游市场可能再一次被打回原形，彻底崩盘。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走中间路线，由政府主导逐渐向政府扶持角色转变。当村寨旅游公司能独立游走于市场，形成品牌与规模效应以后，政府应渐次地全身而退，不得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政企分开，村寨旅游公司完全市场化管理操作，村寨旅游开发的“果实”应该由人民来采摘，政府及时恢复其监管角色。在主导-扶持-退出角色转换的各个环节，必须配套有相应的法制特别是行政法、经济法予以规范，防止政府前期不作为、后期侵吞村寨旅游利益的腐败行为的发生，将村寨旅游管理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确保村寨旅游长远发展。

村寨旅游宣传的法治。目前，村寨旅游宣传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宣传乏力，碎片宣传，恶性竞争，未能形成规模效应。二是恶意或变态宣传。有些村寨旅游，为了招揽游客，壮大自身的旅游市场，不惜采用恶意或变态宣传方式。三是缺乏凝练民族文化成分的特色宣传。村寨旅游宣传不只是几张民族村寨照片、几个民族典故就叫特色宣传，村寨旅游宣传应着力于“凝练”与“特色”，“凝练”就是要对民族村寨文化价值、生态环境、民族风俗、村民文化素养、历史文化渊源、旅游交通、餐饮住宿等方面进行量化的综合评价，根据量化指标确定不同的等级，然后按等级进行宣传。“特色”不只是宏观地大谈特谈文化旅游、生态旅游来忽悠游客，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分析文化旅游到底在哪里，有哪些文化，要分门别类，一目了然。要克服这些流弊，民族村寨要根据本地实际，通过制定相应的单行条例或自治条例，将村寨旅游宣传纳入法制化轨道。

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法治。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要采取辩证思维方法，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只注重开发而忽略保护；也应防止畸形强调保护而轻视保护性开发。开发与保护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没有静止不动的保护，它总是在时代车轮的滚滚洪流中动态保护。这种开发与保护必须走法治化道路，依法推进，避免出现人治造成的开发与保护走极端化的现象。

村寨旅游品牌的法治。首先，旅游品牌要具有浓郁的民族村寨文化气息，有典型的地方性与显著的特征，便于游客识别记忆；其次，旅游品牌前期需要政府的前期投入，前已述及，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村寨旅游品牌的建立很可能胎死腹中；最后，旅游品牌并不是只是一个牌子，它具有丰富的人文与民族内涵，涵盖村寨古代文明及其演化史和现代文明的程度。璀璨的村寨古文明无疑为村寨旅游品牌的建立增光添彩，为外地游客打开了一扇窥探古文明的天窗。民族村寨的现代文明程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旅游品牌的建立，如果村寨村民举止下流、语言粗鄙、观念陈旧，缺乏现代文明，不但为游客带来不便，而且还会使游客顿失好感，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旅游品牌何以建立？因此，旅游品牌的建立需要制定地方特色单行条例予以规范，走法治化道路。

村寨旅游的战略布局的法治。村寨旅游不能只局限于战术层面，更要有战略思维。黔东南州属苗侗民族聚居地区，各村寨都有丰富的苗侗文化旅游资源。但是，不能普遍撒网，各自为政。应该根据村寨人文、历史和区域特点整体布局，整合旅游资源，防止村寨内部恶性竞争，凝聚合力，从战略高度来布局村寨旅游。目前，黔东南州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沪昆高铁横穿而过，为沿线的短期游、假日游提供了大量的客源，建立“高铁沿线旅游带”正逢其时；同时，黔东南州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再镶嵌以苗侗文化，为建立“红色旅游区”提供了可能。因此，从战略高度构建“一带一区”民族村寨旅游，可以助力黔东南村寨旅游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村寨旅游的战略布局，都需要法治思维，依法推进，防止朝令夕改。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治。要做好详尽的规划，土地、环保、税务等政府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助力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民族村寨旅游要根据这些法律制定出适合本地实际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使村寨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具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1]麻勇恒，范生姣.神判与“村治”――基于贵州J村共有资源开发利用权丧失的案例分析[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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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法治意义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特有的思维样式。它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三）法律思维时间视野的回溯性和空间视野的有限性

法律思维视野包括时间视野和空间视野两个方面。法律思维视野在时间上的特征表现为回溯性，“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决定法律思维在时间上回溯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推动法律思维起动的法律问题的过去性。一个具体的思维活动的发生是由于出现了有待于解决的复杂的涉法问题，这些问题是在过去发生的，要解决它，就必须在法律上“再现”过去发生的问题。第二，思考涉法问题的依据即法律规则的既定性。法律思维只能从既定的规则或从存在的先例中寻求法律理由，规则和先例都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形成并适用未来问题的。第三，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表现为，一方面经过程序而做出的决定被赋予既定力，除非经过法定的高级审级程序才可被修改。尤其是“先例机制迫使决策机关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碰到同类问题必须按同样方式解决，造成同样结果。”另一方面，程序开始之际，事实已经发生，但决定胜负的结局是未定的。这给国家留下了政策考虑的余地，给个人留下了获得新的过去的机会。随着程序的展开,人们的操作越来越受到限制。具体的言行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虽可以重新解释，但不能撤回。一切程序参加者都受自己的陈述与判断的约束。事后的抗辩和反悔一般都无济于事。法律思维在视野空间上的特征表现为有限性。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是由法律思维的空间维度造成的。一般来说，一个具体的法律思维活动如法律推理活动是在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和法律程序所构成的框架内展开的。(1)法律规则的适用是有空间范围的，即它只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有效，国内法一般在国家所及的领域内生效，国际法律规则也只在缔约国家适用。法律规则空间范围的有限性必然使得法律思维主体养成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和特定的理论空间思考的习惯。(2)法律事实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要再现、查清这一事实必须以当时的时空为界限，这就限定了思维的空间范围。(3)法律程序的框架是既定的，法律活动必须在程序所允许的空间维度内进行，例如诉讼法关于与受理的空间范围的规定是不能违反的。另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也是与法律和政治的密切关联分不开的。作为一枚硬币两面的法律和政治既是不可分割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权性质渗透于法律之中造成法律的巨大差异性,同时也影响不同国家法学理论界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本国领域。另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法律思维主体往往以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思维成果。语言的空间范围的局限性即不同空间语言交流的障碍也是造成思维空间有限性的一个原因。

三、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法律思维方式也不例外。近年来，人们对法律思维方式问题的关注缘于法治观念的兴起。正是法治建设呼唤法律思维方式。我国目前正逐步走入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是时代的强音。许多人尤其是法律人对法治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尽管人们对法治的理解还不完全一样，但关于法律的大量信息标志着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律。法律思维对法治发展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意义可归纳为两种:一是技术性的，即法律思维以观念和方法形态为法治开辟道路，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是教育性的，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律思维方式，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对法律生活发生影响。具体来说，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下述三个渠道发生:(1)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为社会提供了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人们的理性思维,增强人们抵御野蛮和专制的能力，推进人们行为的理性化。野蛮行为和专制思想是随着法学知识的增长而节节败退的。这可以说是法学家对法治的最大贡献。(2)当法律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后，会引发人们对行为合法性的日常考究。法律规范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规定性预设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标准。当法律思维成为思维定式，人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以法律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如此，法治精神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3)法律思维方式蕴含着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等,因而它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发生很大影响。在传统观念中，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律人也把法律当成工具，就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也就不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投入到法律职业(包括法学研究)之中。正是由于法律人把拓展法律知识、研究法律方法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中的其他人，才使得法律的生命有了载体，有了其发展的原动力，也才有了所谓的法律人生。

参考文献：

[1]郑成良：《法治理念和法律思维论纲》，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4月。

[2]张维真：《现代思维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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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05-01

一、法学家的思维和法律人的思维

对于法律思维，学界至今没有一个定论，我们经常形象得将法律思维描述为“像法官和律师那样思考”，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将法律思维描述为“像法官和律师那样思考”是不妥当的。这句经典的总结出自美国，即判例法系国家，在英美的判例法教学中，训练学生像律师一样思考就是其教学目的。而我国的大学教授更加注重对法学概念与原理的教授，而很少较学生如何做好律师或者法官怎样思考，甚至说，教授自己也未必知道法官和律师是怎么思考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像法官和律师那样思考”的说法，那么我国培养出的法科学生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思维，而这些法科学生将是未来法治的主体。为了让这句话在我国国情下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有必要将其进行解释和限定。至于如何解释和限定，有必要对“法学家”和“法律人”的界定。

什么是法学家？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法学家首先是搞法学理论研究并以之为职业的人，比如有名望的大学教授、法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等，无论是哪种具体职业的人，都是不经常接触实务的人。接下来看看什么是法律人，法律人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人应当包括从事法律研究、法律实务以及接受法律教育的人；狭义的法律人可以界定为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人，比如律师、法官、检察官等。由此，我国的法学家思维与法律人思维是存在不同之处的，因而法律思维有必要分成法学家的法律思维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

法学家和法律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法律思维是因为基于不同的逻辑，而逻辑用来约束人们的思维。法学家更多是思辨的、批判的、哲学的，其更多的是从宏观上研究法律是怎么样或者应该是怎么样的，因而其法律思维更多是纯理性的，可描述为“关于法律的思考”；而法律人是实践的、执行的、应用的，法律人是法律制度的实现者和实践者，法律实务是一种操作技术，涉及经验的积累，因此其法律思维在理论性的基础上还有经验性的特点，可描述为“根据法律的思考”。对于这一点，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也认为“根据案件的各种具体情形加以判断考量，这是法律实务家的作业，不是法学家的行为。另外，法律实务家，尤其是司法机关的法律实务家必须要考虑当时、当地的司法环境，其中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并基于这些因素进行司法政策方面的调整，而法学家通常是不会顾及于此的，也无法顾及。”

综上所述，法律思维可以界定为“以法学家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法律人根据法律的思考为思考方式，以实现法治为目的的能动性意识活动。”

二、法学家的思维和法律人的思维的异同点比较

无论法学家的思维还是法律人的思维，其总体方向是一致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法学家和法律人是两大类法律职业，这本身就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其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向必然要围绕着如何更好得实现法治来进行。

对于两者的不同点其实在前文对于法学家和法律人的界定中已经有所体现，这里把它更加条理化、清晰化：首先，从外在特征上说，法学家的思维是抽象的、概括的，法律人的思维是具体的、细化的；其次，从内在原因上看，法学家的思维是关于法律的思维，即研究法律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法律人的思维是根据法律的思维，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应该如何适用法律；再次，从行为目的上看，法学家思维是思辨的、批判的、哲学的，法律人的思维是实践的、执行的、应用的。

三、法学家的思维和法律人的思维的对中国法治影响

法学家法律思维的逻辑基础是推理性的，而法律人法律思维的逻辑模式是演绎性的，二者从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了法律思维，用的观点，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意义可归纳为两种：一是技术性的，即法律思维以观念和方法形态为法治开辟道路，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是教育性的，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律思维方式，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对法律生活发生影响。我国的而法治建设历时短，但速度却极为可观，在执政党决策搞法治建设以后，我国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立法历程，我们在三十年搞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很大程度是法学家思维产生的作用。从法治与现实的关系看，法治是一种评价性命题，主要表现为思维决策时的姿态，而不完全是一种描述性命题。法治是比喻性的说法，在法与人的关系中，法律能约束的只是人的思维，通过人的思维才转变为对人行为的规范。法律思维在法治的进程中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法学家的角度讲，法学家通过其“关于法律的思维”，运用逻辑推理逐步确立了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法的根本性问题，为立法机关进行立法和司法解释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而法律人通过其“根据法律的思维”，对我国的法律运行状况进行不断检验，发现法律适用的漏洞，并未司法解释和新法的出台提供必要性和可行性依据。

参考文献：

[1]周建勋.论美国的判例教学法及其启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1（6）.

[2]陈金钊，熊明辉.法律逻辑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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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社会对学生的法律素养要求也不断提高。近年来，学生的法治教育整体上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少数学生的违法犯罪现象，甚至出现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如：云南大学马加爵杀害同学案、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杀害室友案等。这些案件足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另外，一些学生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在自身权益受损时不会有效维权。可见，提高学生法律素养是高校面临的迫切任务。和文科特色高校相比，由于课程设置方面的原因，理工特色高校的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的法律教育相对有限。所以，如何全面提高理工特色高校学生的法律素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理工特色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途径介绍

按照学科范围分，高校一般分为综合类高校和非综合类高校。综合类高校学科门类齐全，非综合类高校侧重于某一个或几个学科。理工特色高校是指以理工科为特色的高等学校，具体包括综合类大学中理工科比较突出的大学和非综合类大学中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理工特色高校的教学硬件设施、教师配备、学生知识结构均以理工科为主，再加上法律课程设置不足，面对学生日益增长的法律素养的要求，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亟需加大对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力度。理工特色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途径主要分为校内培养和校外培育两大途径。校内培育法律素养的主阵地是课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课程。该课程是全国高校学生的必修课。该门课程又分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个部分，其中法律基础在该课程教材（以2018版“马工程教材”《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为例）中仅占一章比例，对社会主义法律作了简要介绍，同时引导学生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二是有条件的理工特色高校开设了一些法律课程。这些高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培养目标，在课程设置中对法律课作了相应安排。以南京邮电大学为例，该校开设了知识产权法、经济法、行政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法学概论等课程。另外，在师资、课时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些理工类高校开设了法律选修课，旨在拓宽视野，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这类选修课包括中外法律思想史、IT法律、专利法、法律推理与辩论、学生维权等，这些课程比较灵活，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对法律的兴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很受理工科学生的欢迎。当然，为弥补课时的不足，高校还可以通过新生入学教育、法制讲座、推广法治教育APP、开展学生创新项目等途径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校外培育法律素养的主要方式是组织学生参与法治社会实践。具体方式有参加法庭庭审、参与法律援助、参观访问法治教育基地、收看法治电影、参加法治知识竞赛和学生辩论赛等。

二、理工特色高校在学生法律素养培育方面的局限性

（一）法律课程设置不完善一是法律类课时普遍不足。目前，理工特色高校培养学生法律素养主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内完成。该课程的理论课时约为48课时，在2018版“马工程教材”《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法律内容占的篇幅仅有一章。从历史来看，“法律基础”起初在不少高校都是一门独立课程，2005年后，随着“05新方案”的执行，“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两课合一。大多数教师认为法制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法律课时被压缩至18课时左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教师系统地介绍法律知识的确强人所难。除该必修课外，一些理工科高校开设了数量不多的法律类选修课，但有的高校因师资原因无法开设法律课，导致学生通过课堂获取法律知识的机会偏少。二是专业课缺乏法治功能。不少理工科高校课程目标单一，课程教学大纲中缺少育人尤其是提高法律素养目标，课程理工特色有余、法治及人文关怀不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因理工类专业课学习任务重、课时安排紧，或因缺少法律专业知识等原因，很少在理工类专业课中体现法治元素。

（二）课堂外法律素养培育渠道有限虽然理工类学生不需要深入系统地学习法律专业知识，但是，树立法治意识、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也是必需的。目前，课堂外培育学生法律素养的渠道主要是社会实践，如组织学生观摩法庭庭审、创办法律援助中心、参加法制宣传等，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再加上有的高校主观上不重视课外法制教育，课外法律素养培育渠道较少。

（三）师资法治教育能力不足目前，理工类高校的法治教育专业的教师队伍内部结构不合理、法律素养欠缺，不仅缺乏优秀的法律方面的教师、专家，而且教师队伍的法律素养也参差不齐。很多理工类高校中承担法治教育角色的教师的专业背景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法律缺乏深入的研究。一部分教师自身对学生法治教育不够重视，在培养学生法律素养方面作用不大。而大量理工专业课教师由于其知识背景和法律专业相距甚远，种种主客观因素造成其无法在教授专业课时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渗透。

（四）学生知识结构局限理工类学生思维敏捷、逻辑性强，但也普遍存在重理轻文、重教学轻素质、科学与人文脱离、知识结构单一的现象。一部分学生视野比较狭窄，认为研究法律是文科生的事，接受法治教育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学生虽然对法律有兴趣，但由于学习机会有限，或理工科学习任务繁重，没有时间研究法律，知识结构明显地偏向于单一的理工科模式。

（五）评价体系不合理不少理工类大学的评价体系比较单一，受“唯分数论”的影响，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主要看专业课成绩，另外也参考思想表现、参加活动情况。在这种评价体系中，学生参加理工科专业竞赛获奖、获得专利等受到极大的重视和鼓励，但很少有学校把法治指标纳入对学生的考评体系，缺少对法治活动的积极评价，也很少把法律素养及法治活动表现作为对学生考核的重要指标。

三、理工特色高校学生法律素养培育路径

（一）高度重视学生法律素养的培育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大多数理工类学生在高中阶段注重理科课程的学习，进入大学后，囿于专业结构，主要研究与专业密切相关的理工类课程，对法律重视程度不够。虽然学生都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但该课程中法律内容比重偏低，而让学生建立完整的法律知识体系和正确的法律价值观需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部分学生即使掌握了法律知识，也不能学以致用。因此，应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认识到法律素质是法治社会中的人才必备素质。让理工类学生明白，仅仅掌握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还不够。在法治社会，法律是陪伴每一位学生终生的必修课。

（二）改变不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目前的人才评价体系中，对教师的评价主要是品德、教学及科研表现，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品德、学习成绩、参加活动等，缺少法治考核指标。教师在法治教育方面的投入、学生在法律素养方面的表现尚未被足够重视，无法发挥师生在法治教育方面的积极性。因此，要改变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改变唯科研、唯成绩的人才评价体制。在学生的素质发展考核中，要有意识地加入法律意识的考核指标，并把其纳入思想政治表现的重要指标，从而提高师生参与法律活动的积极性。

（三）优化理工特色高校的法律课程体系首先，应大力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法律内容所占比重。在修订与完善该课程教材时，建议增加法律内容的比重，并且增加与学生有关的案例，从而引发学生思考，提高其辨别是非的能力。第二，要完善理工类学生的课程设置，多开设与专业有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例如，教学单位在编制培养计划时，需要慎重考虑与本专业有关的有哪些法律课程，把这些法律课程有机融入理工类的课程计划中。可以适当开设经济法、知识产权法、产品质量法、合同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与理工科学生关系比较密切的课程。另外，要体现“课程法治”元素，鼓励教师挖掘理工类专业课中的法治元素，让法治与所授专业课更好地融合。例如，在计算类课程的教学中，可以加入防范计算机犯罪的内容，在学生学习科学技术之余认识到规范自己将来的从业行为。又如，在讲授一些科学发明的原理时，可适当加入专利法的内容，用法律知识为学生将来可能从事的发明创造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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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参透到各个方面和领域，人们不仅用法律确认、维护、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而且还试图用法律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正是法的现代化的一个直接结果。“现代化是基于科学技术革命，整个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的总体变迁，是特定社会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法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法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葛洪义）法的现代性因素，也就是现代法律的特征，主要有：1、公开性。法律的内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向社会公开；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3、普遍性。法律调整的是一般人的行为，其价值内涵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层次性或称道德性。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念保持一致；5、确定性。法的内容，至少它的中心含义应该尽可能明确、无歧义；6、可诉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法律机制必须成为由法律职业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则的秩序机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能够增加个人行动的可计算性；8、权威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就外在强制的效力而言在社会生活规范体系中应该具有最高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不可冒犯的最高权威。“上述八个法的现代性因素，概括起来说，就是理性化，或者说，法的现代性就是指法的理性化……一般认为法治化是现代的重要特征之一，那么，实际上也可以肯定，法的现代性就是法治的属性。”（葛洪义）

理性一词现在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它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则源于启蒙时代。狭义的启蒙通常是指从17世纪洛克开始，在18世纪的法国进入，到19世纪的康德黑格尔达到顶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弘扬理性，提倡科学，反对宗教，倡导确立世俗的人的崇高地位。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理性主义，而理性也成为现代的核心概念。关于理性，必须提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笛卡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家，但他从“笛卡尔式怀疑”出发，在寻找作为哲学研究推理前提的公理的过程中，确立了人的理性思维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提出：绝对确实可靠的公理、原则在传统的经院哲学中找不到，从前辈流传下来的见解中找不到，感觉到的东西也不能提供公理，甚至数学证明也可以怀疑，因为许多人在数学问题上陷入错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无可怀疑的、确实的东西就是我怀疑或者我思维，怀疑的存在意味着怀疑者的存在，思维意味着存在一个思维着的东西，由此，他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理性思维的至高性。我们知道，法治作为一种实践，是西方近代社会经济政治革命的产物；作为一种信仰，是西方知识论文化背景的产物；作为一种理论，则主要是理性主义的结晶，因此，法治正是法律意义上的理性统治，正如韦伯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理性化和解除魔咒的过程一样，法的现代性其核心在于理性，而法治正是理性的特定产物。

然而，正是理性的崇高地位导致了现代社会深刻的人文矛盾。用理性解释一切、评价一切、规范一切的结果，是建立起来了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科学为基础的权力与知识体系，它在带来工业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思想的严重封闭，加剧了社会的紧张、焦虑、分裂，导致了对现代的痛苦反思-学术界称其为“现代性危机”-并催生了以“粉碎理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复杂的民族性与自我封闭的偏狭趁此机会也大兴风浪，以对法治情绪的表里不一与为自身利益的投机取巧为实质而繁衍出一系列“畸形”的“法治”现象。

二、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消解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要不是指一种时代意义上的历史时期，而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后现代思潮仍然是19世纪以来的思想家对工业化所开辟的现代文明的批判的继续。“现代性危机”的发生激发了解决危机的热情。贝克在此基础上把现代化区分为简单的现代化与反省的现代化。简单的现代化肢解了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反省的现代化瞄准的则是传统的现代化所勾勒的工业社会图景，意图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试图用理性自身的力量克服理性的难题，以解决“现代化性危机”。与此不同，后现代主义的解决方案侧重于解构理性，张扬非理性，以不确定性与内在性应对“现代性危机”。后现代思潮迫使我们在对自己以往的确信进行深刻检讨的同时，也在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学术语言和看似轻松的游戏方式解构、消除、反讽理性和一切规范-包括法律规范。显然，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建筑工艺、哲学等领域的新思潮或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甚至可能带来相当富有成效的结果，但它在法学领域的运用，将起着颠覆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法治理念的作用。

关于后现代思潮与法治的对立，是通过后现代思潮倾向于与理性彻底决裂而决定的。哈贝马斯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与现代性的告别，必然表现为与合理性的决裂，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非理性主义。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理性观念的主要转变相适应。有人甚至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至今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理性的死亡却是一项历史工程-现代性的终结的标志。后现代这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就是作为“统一”和“整体”之根源的理性和它的主体“被粉碎的时代”。具体而言，后现代思潮又是如何宣告与理性决裂并消解法治的呢？

后现代思潮与理性的决裂集中表现在后现代思想家所共享着的一种被称为“流浪者的思维”的思维方式。后现代学者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这些特征正好是流浪者“四海为家而永远不在家，对他而言，无家存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称其为家”存在状态的反映，流浪者流浪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摧毁界限的过程，后现代思维正以持续不断的否定、摧毁为特征。现代思维就是我们称之为知识论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强调一种主体性的观念，即人是自然的解释者或宇宙的观察者，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成为“科学的”，诉诸于精神的方法而非权威，而这种论说的成立，必然依赖主客体两分的思维范式。按席沃尔曼的概括，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而对这一切的质疑便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从思维特征看，“后现代思维涉及反思-发现差异的地位，考察非决定性的铭文，致力于意义、同一性、中心、统一性的消解”。

消解法治，可以说是后现代思潮的逻辑必然。众所周知，根据我们习惯的划分方式，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论，概括地说，可以分为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和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两大类。在所有形而上学的法律理论中，法律都已经被价值化，即从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结构中，选定前项为立足点和价值根据以设定并努力建构一个理想的法律图式；分析实证主义法律理论则竭力否定价值判断，猛烈批评形而上学的二元结构模式。但是，法律思维中无论是经验归纳的方式还是理性演绎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也就是都必须为法律寻求一个合法性根据，因此，法律和法治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支点，以使法律和司法具有合法性根据。也就是说，现代法治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而后现代思潮所要否定的正是这一点。对于后现代法律理论来说，法律并不存在一套可以被理性所认识的确定的内容和使其正当化的根据，所以，法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本质化的规定性。将法律建立在某种确定的根据基础上以使其正当化，不过是现论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连同作为其知识背景的宏大叙事都是一种神话。

在后现代法律理论中，批判法学对现实法律制度的抨击极具代表性。批判法学又称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兴起于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其基本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法律推理的非确定性。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不确定的，某一案件适用什么法律规则，确认哪些事实，完全是法官和陪审团的主观选择，没有客观性。法律推理并不具有不同于政治的特殊模式，而是穿着不同外衣的政治。法律推理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具有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基本矛盾；第二，法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并非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中性的那样，法律使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和观念合法、正当化，把有政治倾向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东西打扮成中性的、有利于全社会的；第三，法不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必然产物，而是阶级统治的偶然产物。法是政治的，是不同社会力量、阶级和个人之间相互斗争的产物，完全没有必然性可言。批判法学重要代表昂格尔认为，现代性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其内在矛盾的体现。法律秩序、法治是现代性的观念反映，是现代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而这个矛盾是传统政治哲学和经典社会理论无法克服的，显然，昂格尔借此将现代法治从思想根基上瓦解了。

总之，后现代思潮隐含着突破、破坏、解构法律的合法性根据的基本理论倾向，其结果无非就是彻底动摇启蒙时期以来形成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结构。后现代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法治神话的破灭，后现代思潮对法治的颠覆使本来就缺乏法治基础的我国法治建设雪上加霜。我们需要更多更深的理论阐释与文化积淀，以夯实法治基础，却在后现代思维中发现我们寄予厚望的法治理念乃是一个行将破灭的幻想，这岂不令人沮丧？正如蓦然发现正在审理一件复杂案件的法官其实对法律一窍不通一样，那种被审判权威迷惑的心绪将会出奇失落。

三、“现代”情结对法治的阻碍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最贴切的诠释，或许也是对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和愿望的最贴切的诠释。从中国和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发现，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常常是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在葛洪义教授看来，民族性固有的难以避免的偏狭所导致的现代化的普遍诉求，自始就多少是不情愿的、痛苦的、悲剧性的，至少可以说，最初的现代化在民众的潜意识里是从对现代化的敌视开始的。这种夹杂着渴求、无奈和敌视的强烈的、复杂的现代化愿望和情绪，在法律思想领域中就体现为既期待法律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各种困难，重建社会秩序，又在内心里对其持怀疑的、不信任的、不情愿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态度-这种现象即为中国法的“现代情结”。葛洪义教授认为，在这个现代情结的基础上，既可以提供持续的来自前现代的反现代思想资源，又可能成为衍生后现代的反现代精神土壤。所以，中国法的现代化过程和方式中携带着一种反现代的精神力量。这种现代情结集中体现为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以及行为处事的“熟人”意识。

在中国，内与外的差别是思想的前提。内外有别意味着内外界限分明，内是自己的地盘，在“内”的都是自己人；外是别人的地方，外人则是自己之外的人。外人有时候是客人，自然要对其以礼相待；有时候是豺狼，迎接它的当然是猎枪。在判断事物、事件、意见时，这个界限意识也是非常清晰的，判断首先区分的是其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在内，则凡事可容，在外，则本能地抱有警惕性，且美其名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思维模式显然不是理性的，而带有深刻的情绪化倾向，尽管在民族存亡、生死大义上不妨明确区别对待，厚此薄彼，但当这种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上升为习惯并得以泛滥，这却是从一种品德转化为恶习。内外有别的泛滥，必然形成优劣、先后、尊卑之差，形成“熟人好办事”的“熟人”意识。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在法律思想领域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法治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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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老师应有多元环境下的辩证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在辩证思维中，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亦此亦彼”、“亦真亦假”，而无碍思维活动的正常进行。辩证思维是一种世界观。要求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教师的辩证思维能力是教师自觉与不自觉地遵守辩证法规律对教育活动进行思维的能力，即教师能够全面地、发展地看待教育问题和对待学生。所以，对待每一个孩子要记住“每个学生都是潜在的人才，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对待后进生要记住“当你劝戒学生时，若不顾及孩子的自尊心，那么再好的言语都没有用”;对待合作与竞争要记住“保持平和的心境，都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对待烦琐的工作要记住“把工作看成乐趣，人生即天堂，把工作看成负担，人生即地狱”;在教学时要记住“正确答案不止一个”，等等，这些人人懂的道理必须成为教师的恪守能力，并以此影响你的学生。

在信息化、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新问题层出不穷，如果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学生教育问题，一定会寸步难行。

二、好老师应有整体环境下的系统思维能力

系统思维，简单来说就是对事情全面思考，不只就事论事。是把想要达到的结果、实现该结果的过程、过程优化以及对未来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进行考量。现代思维方式特别是系统思维方式，主要以整体性、结构性、立体性、动态性、综合性等特点见长。尤其是现代化大经济、大科学发展环境下的系统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在考察对象时要从它纵横交错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和联系出发，从整体上综合地把握对象。所以，有些教师说的“我只要准时上下班、上好课就行了”，就是缺乏系统思维的典型表现。教师是否掌握新课标的系统指标要求，每一节课能否在课标引领下实现纵、横向的连贯与统整思考，任何一个教学内容能否在文本、单元、学科、学科间和社会情境等系统整体环境下去理解和教授等。这都需要教师要具有系统的思维能力。有的教师认为学生行为习惯是班主任的事情，各种事情都由中层部门管，与我何干？这种教师就是缺乏系统思维的消极倦怠。

新课程理念提出的“全员德育”、“以人为本”等也都是基于学校系统教育文化的生成提出的。在学校发展过程中，人与环境、课程体系，教师与家长、学生，德育与教务、后勤，班级之间、学科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反馈，最终积淀成积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学校文化。

三、好老师应有法制环境下的法治思维能力

法治思维能力就是指人们对法制的看法和态度，其核心是对依法办事的态度和能力。教师的法治思维能力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影响着高素质人才后续队伍的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和依法办事能力的培养。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以学校及教师为被告的侵权诉讼日渐增多，这一严竣的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本人认为，教师的法治思维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提升教师法治意识，是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造就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治环境的极其重要抓手。不得不承认，还有一些教师法律意识薄弱，法治思维能力不高，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甚至严重侵害学生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现象还时有发生;有些教师法治观念不强，在维护自身权益时采取不合法的手段和做法，不但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和社会秩序，也有损教师的良好形象。

每位教师都应当明确，教师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教师在工作中的教育行为，不是行政管理行为，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义务。教师不能以“管人者”自居，要学会平等对待学生及其家长，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教学关系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学生的“尊重”上：尊重学生的尊严、尊重学生的基本权利和责任、尊重学生的价值、尊重学生在自己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必须要明白哪些行为属于侮辱学生的不当行为;对于学生的危险和不当行为是否要及时制止;在教育教学时不慎造成学生受伤是否要承担责任等问题。一句话，就是把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还给学生。依法“尊重”学生，就是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就是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相互促进的适宜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只有教师首先真正依法“尊重”学生了，才能培养学生“尊重”的意识和能力。人的权利和义务最起码的体现就是树立法制观念，遵守法律规则是尊重社会的底线，因为这是法治社会的基准。教师的法治思维应该是构建法治社会不可忽视的源动力。所以一名好教师应该具备法治思维能力。

四、好老师应有教研氛围中的创新思维能力

本人所在学校开展的《初中“内需式”教学策略的研究》省级初中专项课题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课题组提出“需求”的课堂研究指导方向，每一位教师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以课题研究为引领，精心设计和改革自己的课堂教学。今年课题组在前两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课堂观察又提出了“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学、学得如何”4个维度28项具体要求，引领教师在这4个维度上多思考，引领教研组和备课组的教研活动的内容和方向。多年的努力，学校教师逐步形成了积极参与式教研氛围，在此氛围中，创新思维便成了提升教师教学品质的关键。

创新思维是相对于常规思维而言的一种思维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在旧的方法和途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突破惯例，探索新的方法和途径，并由此去观察问题的过程。教育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我们无法左右上面的“指挥棒”，完全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课堂上和教育行为之中寻求创新和高效。在信息时代，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已经明显呈现多样化，学生的学习过程不仅是一个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教师帮助学生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尤为重要。所以，教师对教育方法就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了解学情、尊重需求、因材施教、教学内容的重组和补充、教学措施的更新与机智等，都要求教师应该具有创新思维能力。

五、好老师应有问题环境下的精准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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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调查与走访调研，并梳理部分高校关于“三严三实”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并不尽如人意，表现如下：

1、高校法规、制度传达与落实力度不够

近年来，随着我国有关教育发展、学校管理的各项规定、制度的出台， 为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提供了基本的依据。然而广大师生员工对学校相关法规、制度的知晓程度并不尽如人意，多数师生对法的学习仅限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法规、制度， 而且了解不深，大家对从何种渠道获取相关法规、制度也不甚了解。一条法规、一项制度出台往往是只有上级知晓，师生员工并不知情，上传下达力度不够，普法教育工作有待加强。

2、“依法办事”意识淡薄

高校中少数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意识不强，对法律及高校中的各种法规制度的认识与理解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当前高校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对法治的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没有认识到现代法治中“依法控权”、“依法治官”的法治精髓。对于权力边界的认知不清，甚至将“上级明确要求”作为权力的界定范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上级指示高于法规制度的情况。对于办事流程，存在决策忽视程序的问题，党员领导干部缺乏规则意识。

3、校务公开力度不足，维权困难

部分高校校务公开机制不完善，解决问题的处理流程存在漏洞，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困难，造成高校内部纷争与矛盾。在徐德刚（2005.3）的调查中发现，高校中出现纠纷，仅有39.43%的学生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更有部分学生选择“打个新闻热线，让媒体保护我来得方便”。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高校缺乏专门维护高校师生合法权益的法律服务部门。二是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成本高、时间长。

二、导致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强的原因

1、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

“重人治，轻法治”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的治国方略，更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沉淀下来。这也是影响提高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问题根源。

2、高校法规、制度的不完善加大了依法办事的难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社会关系愈加复杂。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范围逐步扩大，管理难度逐渐加深，造成原有管理机制不能满足当前需要，导致高校的管理不到位。同时，高校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不够，不能彻底实现从人的管理转变为法的管理。而在发生纠纷时，更多选择行政手段来解决，而不是法律手段。对于高校内师生的违纪问题，仍缺乏有效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处理结果缺乏合法性。

3、对于法规、制度的学习、宣传力度不足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知法、懂法才是依法办事的前提。而让高校师生了解本校法规、制度及问题的处理、解决流程才能真正的让“依法办事”落到实处。因此，加强高校法规制度的宣传，加大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力度、转变法治思维才是高校提倡依法办事的重点。

三、提高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途径与对策

1、完善高校管理规章制度与流程

进一步完善“权责”划分，细化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内容及责任。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常见事件进行分析与分类，明确其产生的根源及本质，最终明确权责所属部门，确立处理事件及问题的解决方法及流程。组织专人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回访，了解具体办事流程，针对办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与记录，并建立相关问题档案。同时，针对高校法规制度进行定期审议，结合相关实际案例，对法规在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与漏洞进行探讨并加以改善。

2、严以修身，提高法治思维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法治思维与法律意识。只有树立法治思维与法律意识，才能够真正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培养法治思维习惯是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的内在因素，通过组织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常态化的学习，将法律知识作为高校学习培训的必修内容，为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奠定基础。

3、严以律己，严格依法办事

在实际工作中合理运用法治思维，逐步提高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依法办事能力。要做到办事要依法，执法要严格。以高校法规制度为依据，建立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与流程，并对处理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审查，杜绝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

其次，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依法办事能力也需要外在环境的推动。建立对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做出较为重大决策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将依法办事状况纳入考核机制。利用必要手段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学习、提高法治思维，从而提升依法办事能力。

4、严以用权，加强监管力度

篇12

作者简介：武雪萍，四川民族学院政法系，讲师。

“藏族习惯法是从藏族原始社会的习惯、禁忌、图腾崇拜及特定的宗教信仰发展衍生而来的一种行为规范，它是指藏民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确认或制定，并通过部落组织赋予其强制力或法律效力，由藏区各部落强制保证实施并靠盟誓约定的方式调解部落内外关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规范。”本文将研究对象锁定为甘孜州藏族习惯法，它作为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矛盾，维持当地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在我国法律多元化的背景之下，那些彻底消除藏族习惯法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充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效力至上的前提下，对于甘孜藏区习惯法中先进的部分予以吸收，加快法治甘孜建设的步伐。

一、 法治甘孜建设现状

（一）主要目标

紧紧围绕法治甘孜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力争通过三年的法治甘孜建设行动，依法治州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州公民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普遍提高，宪法和法律权威得到普遍尊崇和维护，自觉学法用法守法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各种社会活动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法治甘孜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

（三）工作任务

（四）实施步骤

（五）工作要求：

二、建设法治甘孜与甘孜藏区习惯法的冲突

（一）冲突的原因

建设法治甘孜与甘孜藏区习惯法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主要为以下几点：

首先，甘孜州地域广阔、交通不便，自然条件相对恶劣，造成甘孜州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牧区，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相对不足。当地人民在发生矛盾纠纷时，由于法院较远，案件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缴纳一定的案件受理费用，此时当地习惯法的便捷、易操作的优点便凸显出来，这就使得习惯法成为许多当地人解决矛盾的首选，继而造成了国家法在甘孜州部分地区适用程度低的现状。

其次，国家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规范。而甘孜州地区习惯法是本地区人民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其实施是依靠人民内心的认可。当国家法“自上而下”的作用于甘孜州地区时，当地人民会用习惯法的思维来审视国家法，比较其异同，当国家法与他们所认可的习惯法不一致时必然会发生冲突。再次，国家法具有普适性，即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平等的遵守法律，不因每个人的性别、年龄、籍贯、学历、民族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而甘孜藏区的习惯法只适用于甘孜州地区，其形成与当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具有地域性特征，这也使得具有地域性的习惯法与具有普适性的国家法在适用的过程中必然有所冲突。

最后，甘孜州地区习惯法根植于当地人民的内心，其多数内容都是由习惯演变升华而来，传统性特征突出。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西方先进法律文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不容忽视，国家法具有浓厚的现代化烙印。建设法治甘孜的过程从一定程度是就是要对当地传统的习惯法进行改造，而深深扎根于当地人民心中的习惯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建设法治甘孜发生冲突。

（二）冲突的表现

三、 建设法治甘孜与甘孜藏区习惯法冲突的解决

篇13

一、思维、法律思维与法官思维的内涵

“思维”的含义是什么?从哲学视角来看，思维是人的一种精神实践活动。在我国，《辞海》对思维的解释为：一是理性认识的过程，即思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二是相对于存在而言，指意识、精神。”在英语中，thinking(思维)源于拉丁语tongere，它是指运用智能寻求问题答案或寻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人脑的活动。

何谓法律思维?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利用公共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大致有四种：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法律思维。政治思维考虑的核心因素是利弊权衡；经济思维考虑的是投入与产出之比；道德思维考虑的道德上的正当化，而法律思维考虑的核心因素是合法性，是法官在审判活动中运用法律知识寻求法律真理，解决法律问题，达到法治目的的一项精神活动。

法官思维则是法律思维在司法裁判领域的应用，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一种职业思考问题的方式，其以中立的思维视角针对具体争诉案件。按照司法认知的规律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对抗。

二、影响法官思维一些因素的分析

1、法官知识结构对法官思维的影响

法官在进行法律思维前必须具有一定量的“前见”。从知识层面上看，法官要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要具有一定的知识理性。从经验层次上看，法官要对法律生活的有一定的体验，如经历的法学教育，参加的审判等。法律思维的结构主要表现为主体借助法律知识和观念建构起来的概念框架。因此，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多寡，对法官思维具有直接影响。

2、法治精神对法官思维的影响

对法律竭精忠诚是法官的天职。法官视法律为最高规范，相信法律是各种规范中的最高规范，并用法律规范自已的行为，评判别人的行为。法官要深刻领会法律精神，并在疑难案件中，既尊重法律意义的固定性，又能贯彻法律精神。

三、当前我国法官思维方式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树立了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审判独立等现代司法理念，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官思维方式的进步。但是，由于司法传统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法官职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1、混淆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片面追客观性。有些法官以发现客观真实为借口，运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2、轻视形式过程，实质性思维倾向严重。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更多地听凭直觉与经验，对事实和法律任意解释。3、把程序单纯作为工具，忽视其独立性。虽然我国的程序立法已基本完备，完全无视程序、藐视程序的现象已经少见，但中国法律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仍然影响着我们当代法官。

四、塑造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官职业思维模式

没有思想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制度上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审判工作，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和充满变量的社会生活时必须抛弃那些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违背司法活动规律的思维方式，建立新型的思维方式。

1、塑造多向维度的法官思维

在法官思维中，主体要按照自己已有的知识来观察、分析、解决法律问题。但由于作为社会调整器的法律，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产生了大量的交叉学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单靠法律知识，还需要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知识。此时，建立多向维度的法官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法律规定或规则自相矛盾，法律目的或价值取向相互冲突时，法官的多维度思维可促使其根据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对法律价值进行判断，从而实现法律秩序的和谐，维护法制统一。

2、夯实以司法公正为价值追求的法官思维

法官被喻为正义的化身，追求司法公正是其理应的价值追求。法官思维是抽象的法律思维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所以，法官思维是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按照法官职业的独特视角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法官虽然与其他法律职业思维有所区别，但在追求公平与正义上却是一致的。就司法公正而言，人们推崇的公正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分，相应的公正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冲突的。我们应遵循什么样的选择规则呢?首先，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而且还具有自身的法治价值，那就是能够吸收公众的不满，为司法赢得信赖的基础。其次，形式合理性优于实体合理性。法律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公共理性。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我们往往要以牺牲实体合理性为代价。尽管有时为了矫正形式法治的一些缺陷出现了含有特殊关照意旨的实质法治，但形式法治仍然是现代法治的主导型式，实质法治只是对前者的矫正和补充，远未达到取代前者的程度。

法院是社会司法救济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的法律思维与其他法律人相比，具有全面复杂的思维体系。法官作为法律的实现者，其理性思维不仅是法官职能要求，更是社会理性的需要。因此，塑造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官职业思维模式，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4392

[2]王军伟，试论职业法官思维的构成及特性，http：//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