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礼仪的见解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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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是经济、科技、信息全球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不断调整结构发展模式，根据我国行政管理情况，我国政府借鉴和参考了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构建更加高效的管理体制，本文论述了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保障我国行政管理管理改革效果，充分发挥出中国行政管理的作用。

一、新公共管理概述

新公共管理要求由政府制定总体政策，同时要分开管理和操作，同时提高办事效率，将指导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利用新公共管理思想，可以降低政府的工作压力，减少政府的开支，提高工作效率。政府需要从整体角度看待一切问题，平衡资源竞争性需求。公务人员要积极履行自身的职责，保障工作效果，执行上级的政策。政府要具备全局意识，利用科学策略保障治理效果。在新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不能是封闭的，应该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和群众建立民主的关系，这样可以使政府和群众的了解程度得到增进，政府服务的导向为顾客需求，明确顾客的需要，这样才可以提出针对性的策略。政府服务于公民，政府需要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积极听取公民反映的意见，以此为基础调整相关政策，政府要履行自身的职责，为人民提供优质服务，要看重集体利益。针对传统模式，政府的权力比较大，有权解决各类事情，但是也具有局限性，最终效果也不够理想。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可以利用授权和分权等方式，迅速地反映外界变化，保障问题解决的高效性。向社会基本单元下放管理权限，社会单元包括社区和家庭以及志愿者组织等，这些基本单元可以实现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保障最终效果。对于权力实施分散，可以使管理工作变得到更加轻松，政府也可以了解真实的事实。

二、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1.实践验证了新公共管理的效果

新公共管理思想体现了西方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解决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管理问题，并且通过社会发展实践，验证了新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利用新公共管理思想，很多西方国家落实了公共管理改革工作，使国家公共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现如今新公共管理虽然还不够完善，例如新公共管理过于依赖经济学知识，这样会增加政府管理问题，但是新公共管理具有系统性和普适性以及明确性等特点，这些优势是不容忽略的。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阶段也逐渐暴露出公共管理领域的很多问题，因此我国必须要提高行政管理能力，我国需要参考和借鉴科学的发展理论，因此新公共管理非常适合。

2.新公共管理适合我国国情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落实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现如今我国已经全方位的改革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并且获得良好的经济体制改革效果。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为了保障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需要设置相匹配的政治体制，这也突出了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发展时间比较短暂，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影响比较大，在公共管理领域当中，行政法规不够完善，工作效率有待提升。借鉴新公共管理思想，在公共行政管理过程中引入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以及成本核算等管理思想，可以使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也可以由此提高工作效率，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措施

1.强调政府的企业化管理

我国政府工作效率有待提高，相关部门通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处理一些简单的事情，这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影响，过分集中权力，管理范围不够明确，组织机构不够合理，工作内容存在重叠和遗漏等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没有保障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新公共管理注重政府的工作效率，注重提高全体人员的工作意识，合理配置资源，可以明确划分职责权限，积极协调、配合各个部门的工作，落实企业化管理理念。

2.借鉴企业管理手段

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利用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以及成本管理等方式，新公共管理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当中融入企业管理手段，借鉴企业的管理手段，使中国行政管理质量不断提高。新公共管理对于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具有积极影响，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和企业具有较大的不同，在行政事务管理过程中可能无法利用纯粹的企业管理手段，但是企业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企业管理比较重视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公共行政管理工作可以借鉴这种理念。在政府公共管理当中可以学习企业绩效管理和成本核算等手法，这样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进一步联系公共管理人员和被管理者，保障管理质量和效率。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可以利用预算绩效管理方式，利用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率，保障政府为人民提高良好的服务。

3.引入竞争机制

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通常是处于垄断地位，在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下，可以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私人企业也可以参与到公共服务管理当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私营企业可以参与到电力、电信和交通运输等工程项目，这样可以降低政府财政压力，同时也可以极大地节省公共管理成本，高效配置资源，加快流通公共资源，使公共服务质量大幅度提升。在公共服务和竞争当中融入私营企业，可以改变政府的管理职能，在降低了政府公共服务压力的同时，可以充分发挥出政府在公共管理组织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作用，丰富公共服务产品，有利于细化公共服务内容，保障公共服务的个性化，促使社会实现公平化的发展模式。

4.重视公众的力量

在政府行政管理当中吸引人民群众的参与，我国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各级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和负责，因此各级政府要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积极听取群众提出的建议。为人民参加政府工作提供更多的途径，各级政府可以适当地公开工作内容，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使其更加积极地参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政府也可以充分利用社会公众的监督力量，扩大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效果。

5.保障实际工作绩效

政府通常都会严格遵守制定的规章制度，这样就会导致政府行政管理工作过于死板，不够灵活，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求，需要改革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制度属于一种手段，制度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公共管理目标，落实制度是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政府行政管理要注重工作绩效，要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及时治理出现的问题，避免问题不断恶化，促进法制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政府要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落实法律法规，有效杜绝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等现象。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主体就是公务员队伍，在新公共管理影响下，会改变行政部门的公务员管理模式，此外其薪资待遇和级别等都会因此发生变化，公务员薪酬会和绩效建立密切的联系。公务员群体要跟上时展脚步，提高自身的政治敏感度，只有不断提高工作绩效，才可以获得长久发展。因此利用新公共管理模式，也可以使公务员群体的工作责任心不断提高。政府部门也要建立绩效考核制度，严格考核各级政府公务人员，根据一定标准公开进行考核工作，并且要公示考核结果，方便人民群众了解，严肃处理不符合要求的人员，奖励表现突出的公务人员。

6.大力建立服务型政府

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政府需要建立顾客意识，做到以人民为主，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类社会需求，使政府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在日常行政工作当中，政府可以做到政府工作公开，保障服务形式的多样性，完善政府工作评价机制，引导人民群众评价政府工作，如果某些部门人员受到人民群众的投诉，政府需要全面考察部门人员，如果确定存在失职行为，就要严肃处理，坚决杜绝类似行为的发生。四、结束语近些年我国各个领域都在全方面的落实改革工作，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因此中国行政管理改革需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借鉴吸收新公共管理理念，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政府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忻.浅析西方政府新公共管理改革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21（20）：189-190.

篇2

关键词：

住房；税法；高额利润；暴利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19801

1德国、中国应对住房短缺的税法措施及其借鉴意义

1.1德国应对住房短缺的有效税法措施

德国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住房压力、住房短缺，德国推行了“建房资金免交企业、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使得住房供需失衡问题得以逐步解决，德国政府还动员所有公司修建居民住宅，房屋建设投资全额免交所得税，甚至还提供部分建房补贴。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7年以来，每年新竣工的公寓数量仍保持在20万套左右，充足的供应有效地稳定了房价。德国应对住房短缺的这些税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房价的上涨，确保了住房供应充足，以达到住房的供求平衡；德国房地产在价格上的相对稳定，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事实。

1.2中国应对住房短缺的税法措施及德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也导致了中国出现城市住房较为短缺的现象。而中国应对住房短缺的税法措施与德国相比，则大相径庭。我国现行的房产税税收法律制度，一是以行政法规、规章条例等较低层次的法律形式予以规定的，缺乏一定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二是我国房产税法律规范均是由国务院以条例的形式，在执行时由国务院联合相关部门以补充规定、临时政策的形式对相关问题加以弥补，房地产税法存在缺乏连贯性的弱点；三是中国房地产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定，中国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种类繁多，主要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销售不动产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项目，此外还存在名目繁多的与房地产相关的费用，例如：房地产交易费、市政公用建设费、用来新建水和供气等服务设施费等，与德国的做法相比，中国应对住房短缺的税法措施除了权威性和约束力不足、缺乏连贯性等弱点外，现行税法措施实质上给住房建设投资设立了各种税费，增加了房屋建设投资的难度，抑制了建房投资，从而使得住房供给不足，供求失衡，从而导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因需求过旺出现快速上涨。鉴于中国的这些问题和德国实施的平抑房价、确保住房供应充足、维护住房供求平衡等税法措施，笔者认为，在中国，须大幅降低房屋建设投资的税费负担，快速增加住房供应量，尽快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符合最简单的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

2德国应对住房高额利润和暴利的法律措施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2.1德国应对住房高额利润和暴利的法律措施

德国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法律应对住房高额利润和暴利，德国法律对房产商卖房、炒房、房租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高额利润或者暴利等行为予以法律严惩，对高额利润、暴利等行为的利润空间予以限制和处罚。德国政府为不同地段、不同类型的住房，确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指导价。德国《经济犯罪法》明确规定，如果地产商制订的房价超过政府指导价的20%为“超高房价”，地产商就构成了违法行为，购房者可以，如果房价不立即降到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出售者将面临最高5万欧元的罚款。如果地产商制订的房价超过50%则为“房价暴利”，便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出售者将遭受更高额的罚款，以及最高被判处三年徒刑的刑罚。为了遏制炒房者通过炒房获取高额利润，德国法律规定买卖房屋获得盈利，要交纳15%的差价盈利税。为了遏制房屋出租者通过出租获取高额利润，德国制定了严格的租房法，租房法着重保护房客的利益，明确规定三年内房租的涨幅不可超出20%，否则构成违法；并且规定超过5万人口的城市要确定　“租房价格表”，每两年更新一次，如果房东所定的房租超出“合理房租”的20%，则作为“房租超高”论处，会遭到巨额罚款，超出50%者则构成“房租暴利”，与“房价暴利”一样，也构成犯罪。租房法还规定自有自用房屋的出租，除缴纳不动产税外，出租获取的租金收入还应该交25%的资本利得税。

2.2中国应对住房高额利润和暴利的法律措施及德国的借鉴意义

在应对住房高额利润和暴利的立法方面，中国也有一些地方性立法尝试，但是局限于两个一线城市的立法试点和个别省份的地方性法规，全国实行的统一性立法措施还是一片空白。中国的地方性立法尝试如下：

第一，为了应对住房高额利润和暴利、合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正确引导住房消费、有效配置房地产资源，中国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进行了立法实践，2011　年　1　月，上海、重庆相继实施《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征收管理实施细则》，揭开了中国个人住房房产税立法的序幕，但是在两地开展立法试点后，迄今还没有其他城市予以立法。

第二，个别地方性法规首次对地产商的利润进行了明确和限制。中国陕西省住建厅和省物价局在2012年10月作出了：要求各地分区域测算住房项目成本、公布区域住房销售价格区间、控制房地产利润在10%左右的规定，中国除了陕西省的规定外，在应对住房高额利润和暴利的立法方面还没有全国实行的统一性立法。

由于上述地方性立法的效力范围只局限于两个试点城市或者个别省份，因此，对中国住房高额利润和暴利的遏制作用十分有限。而德国通过法律对房产商卖房、炒房、房租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高额利润或者暴利等行为予以严惩的做法，不仅极为有效地打击了国内房地产领域的投机行为，而且还有效抵制了国外炒房团干扰国内房价市场稳定的投机行为，有效地遏制了房产商卖房、炒房、房租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德国的这些做法，对中国国内日益盛行的房地产暴利、炒房等投机行为的立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篇3

企业边界是指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常常伴随着边界的不断向外张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相同的产业往往会有不同规模的企业，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企业的边界即企业规模这是企业理论中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开始，到规模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决定论和选择权说，这场关于企业边界理论的争论随着国际间大规模的企业并购和重组而再次热烈。通过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探讨了企业的边界问题，他们的研究各有侧重点，这些边界理论的决定因素都对企业的边界起着一定的作用，都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规模。本文主要论述规模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资源与能力理论等企业边界理论的内涵和不足，并着重阐述了我国企业在改革中要借鉴企业边界理论，将不同理论结合运用，剔除不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

一、企业边界理论

1、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随着投入的均衡增加，在每一个产出水平中获得的产出增加比例大于投入增加比例，同时长期平均成本在每一产出水平上呈现处处下降的趋势，即在一定的条件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产量增加，每单位产出的成本逐渐下降。这意味着在一定的产量区间内，任意产量水平上，只要增加投入就可获得更大的产出，或者说只要增加产出就可以降低成本。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比较显著的行业中，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产品成本降低，经济效益提高。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即随着规模的扩张，企业内部就可能采取专业化技术、采用和改良机器设备、进一步细分采购和销售业务，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降低生产成本。

规模经济理论适用于与专业化分工的产出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企业边界理论问题的分析，它侧重于动态的、系统的分析，但是对于其他的企业边界问题的解释力则较欠缺。

2、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出现是为了在专业化的经济交换活动中节省交易费用，企业是为价格机制的替代而出现的。它把企业和市场看作是两种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即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以种种形式广泛存在的，如谈判、讨价还价、编写和执行合同所带来的费用等。假设能成立一个组织或企业，允许组织或企业中的权威（如企业家）来指挥资源配置，则可节省上述交易费用。当然，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也是要耗费成本的，如监控成本和管理学上的“控制上的损失” 等管理成本。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和提出了决定交易费用的三大纬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或交易频率。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则外在的交易费用会越高，企业内在化的要求程度就越高，企业就会扩张边界，扩大规模。同样的道理，交易或事项不确定性越高、交易频率越大，企业内在化的要求也越高。因此，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总是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费用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样交易的费用或在另一个企业或组织中完成同样交易的费用为止。交易费用理论采用的是相对静态的分析方法，即在假定背景环境不变或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分析与交易密切的三大纬度。通过这三大纬度的特征，来确定企业规模的大小。

3、资源与能力理论

资源是指可以评价其价值，并为管理者所掌控的外显、静态、有形的客观物资对象。能力是通过资源的运用所显现出的价值，它最终体现在具体个人和群体身上潜在、动态、无形的可以胜任某项工作或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它是一种特殊的资产。资源与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是拥有一定资源与能力的结合体，它能够运用这些资源和能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效地处理现实生产经营中的各种难题。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资源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依靠资源来获得经营优势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企业的边界实际上就是能力的边界，企业的能力可以分属于企业内的不同个人，但企业的特殊能力表现为一个组织所拥有的、难以为其他组织所模仿的特殊资产。企业运用这种特殊能力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获取竞争优势。

现代企业资源与能力理论强调的是企业的核心能力，认为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能力是指企业组织中积累的、关于如何协调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各种技术流的常识，它具有独特性与难以模仿性。然而在企业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些企业虽然具有核心能力，但同样不可避免在商战中败北。所以只强调企业核心能力有可能使企业陷入管理的误区，以为只要有核心能力并加以维持，就能获得永久的竞争优势。

二、企业边界理论对我国企业的借鉴意义

1、我国企业规模的现状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03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1家中国企业，涉及的产业有能源、电信、金融和贸易，在规模经济显著的制造业企业中，我国没有一家能登上世界500强的排行榜。2004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上升到18家，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制造企业中，宝钢集团、一汽、上汽和东风汽车达到世界500强标准，开了我国制造类企业首次上榜世界500强的先河。2005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仍有18家，但上汽和东风汽车无缘再次登上排行榜。2006年，世界500强的门槛再一次提高，可喜的是，我国企业有23家登上了排行榜，一汽、上汽和宝钢三家制造企业列席世界500强。

从表面上看，我国步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逐步增加，但从相对数据来看，我国产业的集中度远不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如2006年，我国虽有23家企业登上世界500强排行榜，但美国却接近170家。同年我国上汽和一汽的销售额合计为288.75亿美元，仅相当于当年美国通用公司销售额1926.04亿美元的14.9919%。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竞争实力虽在逐步增强，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想比规模结构存在严重不合理现象，企业数量过多，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低，缺乏国际竞争力。这样看来，我国企业又怎么样、拿什么与国际企业抗衡？所以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实力，要让我国企业有能力与国际企业抗衡，首要的问题是要扩大企业规模，特别是扩大经济规模较明显的制造企业规模。

2、企业边界理论对我国企业的借鉴意义

根据企业的边界理论和我国企业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边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并不单是要把企业做大，同时还要把企业做强。要将企业做强做大，这涉及到政策、体制、机制及企业自身的一系列问题，这需要通过国家、政府和企业的一系列改革和配合。这也并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借鉴企业边界理论从企业边界的动态性、大企业集团组建的必要性、打造企业的综合实力及溶入全球分工协作等四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1）企业边界的确定不是静止的。企业边界的确定并非消极的、静止的，要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市场供给与需求以及内外部之间交易的均衡来确定。如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是既定价格的接受者，当企业存在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时，企业可以在竞争中选择最优规模；当企业始终存在着规模效益不变现象，则无法确定企业的最优规模；当企业始终存在规模效益递增现象，则企业可以无限地扩大生产。如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企业在确定边界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的产品成本，还要考虑市场的需求因素，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增加，企业规模会扩大，反之，企业规模则会保持不变。如在寡头市场中，企业为数不多，企业只能在对其竞争对手做出假设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生产决策，来确定自己的规模，所以企业的规模决定于与竞争对手的博弈。如在完全垄断市场中，如果产品或企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则市场就会形成垄断，如果产品或企业不具备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则市场中的企业数目会很多，且规模都不大。所以对我国企业而言，要根据市场情况及产品的特性来确定企业的规模。在当前只能采取小规模生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成本和需求条件，最终达到扩大规模，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目的。

（2）组建大企业集团。对于规模效益显著的产品生产企业，可以组建大企业集团，力求通过企业间的兼并和收购等形式进行产业组织调整，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组建大企业战略是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一，它的特征是：规模的迅速扩张、资源的广泛占有、购并行为的加速和对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执着追求。在我国企业规模的现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国企业规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合理扩大我国企业的规模，是扩大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当然，大企业战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规模问题，它总是和企业经营广度和深度联系在一起的，广度是指企业的经营范围所涉及的行业和市场，深度是指企业在既定市场下的份额和技术领先水平。企业应避免贪多求大，不能只着眼于规模经济，更要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打造企业的综合能力。前面在资源与能力理论中提到企业不能一味只强调核心能力，现代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综合能力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企业要做的是谋求在不同能力之间的均衡与协调发展。不同的行为和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的能力建设侧重点不同，但都需要预测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和控制能力。预测要准、决策要慢、执行要快、控制要严。预测要准，包括对内外环境的预测、国家政策的预测、产业发展趋势的预测、技术变化的预测、竞争对手的预测和客户需求变化的预测。决策要慢，这里的“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要考虑影响企业营业利润实现的各种因素，提出相对全面的预测方案。当然决策方案提出以后，决策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很多企业都能预测到信息技术的冲击，但是决策迟缓、决策失误可能会使企业丧失机会。当有了较完备的决策方案，执行起来就要快，要有很高的执行力，否则决策再好也是海市蜃楼。控制要严，要有一套科学的机制发现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并加以调整，保证决策的目标及目标的实现。

（4）融入全球的分工协作体系。有了大的企业集团和良好的综合能力，我国企业还要积极走出去，加入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去，展开国际交流，寻求国际合作，融入到全球的分工协作体系中。近30年来,我国在引进外资、发展国际贸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开拓对外投资、进行国际交流和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而且加入了WTO等国际组织，全方位融入了国际社会。但整体看来，融入全球分工协作体系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也有待提高。因此,还要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协作体系。大力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国外产品和设备，吸引产业链转移和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吸引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入驻。政府要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原材料基地和生产基地，投资大型项目，形成全球网络，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谢如琴：企业边界理论评述[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6）.

[2]赵学礼：企业边界理论及综合能力构建[J].商业时代，2006（1）.

[3] 聂文辉、李文彬：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J].河南社会科学，2006（7）.

[4] 尹泽：试用规模经济理论浅析我国的大企业战略[J].北方经济，2007（6）.

篇4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筑行业的繁荣外衣已逐渐挡不住其内在的质量问题。工程建筑质量问题频频发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如何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房屋工程质量的影响因素很多，例如：建筑的地理位置，地势地形，地质，施工建筑的设计、材料、以及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等，都是影响房屋质量好坏的关键。因此，为了提高房屋建筑质量，我们应该加强对房屋建筑施工的监管力度，从多方面多角度评价房屋的工程质量，切实把质量安全作为建筑的第一要务，找好建筑质量，保证企业、个人、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1 建筑工程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主要因素共有五点：

人（Man），是指直接参与工程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操作者，其素质的高低理论、技术水平的高低，以及是否有责任感，是否积极主动，都会影响到工程项目的质量水平。

环境（Environment），包括工程技术环境、工程管理环境、劳动环境等诸多因素，而且复杂多变。

方法（Method），包含了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设计方案、技术方案、工艺流程、组织实施、检测手段、施工组织设计等的控制，会直接影响工程项目三大目标的实现。

材料（Material），包括原材料、成品、半成品、构配件等，是工程项目施工的物质条件，材料质量是工程质量的基础。

机械（Machine），是工程实施机械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对工程质量和进度都会有影响。

2 我国建筑工程施工阶段存在的具体问题：

2.1 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建筑设计工作失职，没有严格遵守质监规范，如果涉及到关系工程，便上瞒下欺、弄虚作假、掩盖问题，部门质监部门领导还存在受贿问题或者是承建单位的利益分割的一部分。这样的质量监督部门非但不能够监督工程质量，反而会加巨隐患。

2.2 监理部门监管不力。部分监理部门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起到监管的职责，甚至有些监理部门同施工单位沆瀣一气，直接听命于施工单位的指挥。

2.3 招投标管理工作不力。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顾后果以垫资、压价，甚至行贿等违法手段承揽工程。无证或超越资质等级承包、非法挂靠、转包或非法分包。

2.4 施工单位道德沦丧。施工单位互相压低造价，自行或者贿赂设计人员私改设计，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放任职工不按技术规范操作，粗制滥造。选择职工队伍时不注意其素质的高低和信誉的好坏。拖欠分包企业资金和职工工资等等。

2.5 建材市场鱼龙混杂，假冒伪劣建材大行其道，加之施工企业材料管理不善，选择材料时贪徒便宜，使不合格的建筑材料进入施工现场投人使用。

3 加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中质量管理的有效措施

3.1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监督执法力度。明确房屋建筑所涉及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加大因承包与分包单位（尤其是非法挂靠） 所造成质量、 安全事故的经济赔偿和刑事责任。对承包单位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设立进入建筑行业的企业的技术性门槛，推动施工单位完善自检、自查机制的建立。发现违规现象，处以高额罚金，问题严重者，取消其建筑资质。

3.2 加强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工人的素质建设。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落实责任到具体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建立完善的评价和考核机制，定期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进行总和素质考评，定期对其培训学习。规范工程技术人员资格认证制度，督促建筑单位从理论及技术水平、心理行为、错误行为和违纪违章等方面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综合评价。不私招滥招建筑工人，对其从业资格进行严格把关。

3.3 不断完善政府主管部门行为规范

转变职能， 加强和改善对市场运行体系的监督管理。要逐步完善报建、 招投标工作中的专家审查制度，简化手续，理顺信息渠道，加强对勘察、 设计、 施工和监理等单位工程质量保证体系的监督和认证管理，加大抽检和技术检测力度，加强施工队伍资格审查。要建立公平竞争、 规范运行的建筑市场秩序，必须靠法制作保障，！建筑法？已正式施行。各级地方政府也需根据实际，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 政策措施，以确保建筑市场的每个方面都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尤其要通过法制建设，尽快实现建筑业中政企分离，解决地方保护、 行业垄断，条块分割的问题，以尽快建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建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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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发优势理论简介

1.1 提出

我国古语有云“前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相对的经济落后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思想并不新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一句名言：“工业化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景象”。而托尔斯坦·凡伯伦（Veblen，1915）在对德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就认为后进国可以廉价的借用先进国的技术而使经济发展的更快一些。

但将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理论化的学者是出生于俄国的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他在总结19世纪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提出了“后发优势”这一理论。他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主要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显著不同。”通过对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对比，格申克龙得出了六个重要结论：

①一国经济越落后，它就越是强调生产性而非消费性产品。②一国经济越落后，就越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强调大企业和大工程的倾向。③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是缺乏连续性，往往呈突然的大冲刺（Great Spurt）状态。④一国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对新生工业增加资金供给及提供较为集中和较为高深的企业指导方面所起的作用越大，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这些因素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就越是显著。⑤一国经济越落后，人的消费水平的压力就越是沉重。⑥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农业就越不可能在为成长中的工业提供一个不断扩展的工业市场方面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过来说，工业市场的扩展也依赖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格申克龙认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不同国家发展的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越快。后发优势是由后发国的历史地位所导致的特殊的有利条件，是与后发国的经济落后性共生的，“后发”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格申克龙后发优势假说提出后，纳尔逊（Nelson，1966）等人证明，一个后发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地区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比，并进一步指出，后发国技术进步速度虽然常常高于先发国，但在逐渐接近时又会慢下来，从而保持着一个“均衡技术差距”。

1.2 其它经济学家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发展和补充

1.2.1 列维：一个从现代化角度对后发优势的解释

美国经济学家列维（M.Levy）从现代化理论角度，分析了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在经济发展前提条件上的异同，指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早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异（Levy，1966）。

列维认为，维持现代化水平的必备条件不一定就是实现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早发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发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即使是后来者，每个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也不一样；在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后发式国家，其社会结构中与早发式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那部分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

列维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进一步明晰化，他认为后发优势主要存在于：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的认识丰富的多，可以使后发国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甚至后发国可以跳跃先发国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先发国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1.2.2 阿伯拉莫维茨：追赶理论对后发优势的解释

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的追赶理论始于其“追赶假说”（Abramovitz，1989），即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越是落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高，反之亦然。

阿伯拉莫维茨指出，把握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潜在”与“现实”的区别，因为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

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

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

第三个限制因素是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它有时为经济追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了经济追赶的进程。

鲍莫尔（Baumol）在阿伯拉莫维茨追赶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对贫穷的落后国家而言，其低下的教育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使其不能有效利用技术差距以实现经济追赶。

2 后发优势理论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如今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已经不是简单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在于占领市场，争夺国际间有限的技术、人力资源、创新成果。2003年9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草案）中认为：相互依存是各国发展的前提，而科技进步则是发展的第一手段。南亮进在分析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也认为：“技术革新对日本的现代化经济增长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我国学者傅家骥也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2.1 对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进行整合性的战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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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有无人本价值，它不是由外在事物强加的，而是由思想政治工作自身内在因素决定的，即构成人本价值的要素——主体需要是客观的。马克斯认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所以主体需要的客观性本质上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和本性的客观性。需要产生于自身的结构、规定性和主体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每一主体的自身结构和规定性都是历史形成的，是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产物。主体需要什么、需要的满足程度归根到底是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同时，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运用人的本质理论，通过满足个人自身发展需要来转化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自觉性、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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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健康和疾病的概念是不完整的，因为：

1.很多疾病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一般常规检查也不易检查出来。在病人没有查出病变证据以前的某一段时间，不能说他没有疾病或者说他身体是健康的。与此相反，大多数人都有龋齿，即身体有病理体征，但他们很少被认为是有病的人。

2.社会人群中疾病发生与否，受人种、年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制度等影响''不同社会群众的生活水平不同''判断个体健康和疾病的标准也不一样.

3.健康与疾病的标准''还受各国文化背景、社会道德规范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影响。某些特殊行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就有不同评价。美国有些州把同性恋当作精神上有病的人，需要接受精神病专科的治疗，对酗酒、虐待儿童、丧失道德而犯罪被认为是精神上有病而偏离正常的行为；有些国家把持不同政见者当作精神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参政的行为被认为是有精神病；某些宗教中把虔诚教徒听见上帝或神的声音视为正常，甚至受到尊敬。

由此可见，单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对健康下定义是不够的。英文中有三个不同的词来标志疾病的概念，一个是disease，用来说明病人的躯体器官有器质性病变，或功能不正常。这种异常（disorder）是可以观察测量的。这正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看问题。其次是illness，用来说明病人有主观不适感觉，如感到头痛、恶心、焦虑等一系列症状，这显然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第三是sickness，用来说明病患病了，不能正常执行工作、学习和日常的活动了，失去了健康人应有的行为，这是第三者的看法，也为病人所接受，是上述两种情况的结果，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

因此，除从医学的角度外还要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综合考虑一个人的健康问题。所以健康的定义应该是：

1.无器质性或功能性异常；

2.无主观不适的感觉；

3.无社会（第三者）公认的不健康行为。

这三条说明健康包括身、心两个方面的健康，这就是医学心理学对健康的理解。联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对健康下了这样的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或完全安宁（complete well-being）”。这与医学心理学的观点是相似的。

医学心理学还认为：健康与疾病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统一体。从疾病最严重状态到健康最顶峰状态是一个生命的连续过程，它处于经常变化而非绝对静止状态，并呈现不同层次的适应水平。如果个体与环境保持正常的适应，就意味着正常的健康，如果适应良好，就是健康良好；反之，如果适应不良，陷入疾病状态，就意味着健康不良（图3-1）。

我国的医学心理学工作者经过三十年来的工作实践和科学研究，并引进最新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概念，已经对人在健康和疾病中的心理和生理的关系、心理和环境关系、心理刺激的致病和治病作用、心理的适应和调节能力等问题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起来，大致有四个基本观点：

一、心身统一的观点

一个完整的个体应包括心、身两个部分，两者互相影响，以“心”为主要方面。对外界环境的刺激，心、身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应的。在考虑个体的健康和疾病时，要注意心、身两个方面的反应，不能只注意这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二、社会对个体影响的观点

一个完整的个体不仅是生物的人，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的人。他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内，沐浴在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网中。从夫妇、子女构成的核心的家庭关系，到家人、亲人、继而再扩大到同事、邻居、集体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也同样对他个体的心、身健康产生影响，另外，还有周围自然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因此当研究每个个体的心、身健康和疾病时，要考虑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教育修养、经济状况、社会职业地位等因素的作用（图3-2）。

图3-2 人的健康受社会和自然（生物）因素的影响

这一观点和医学中的系统思想是类似的，即把人当作系统中一个部分对待。个体的人既是整体，也是部分[见专栏3-1]。

根据医学系统思想设计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人是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图3-3）。各层次之间既有纵向的相互作用，又有横向的相互作用。

图3-3 人是多层次的等级系统

三、认知和自我评价作用的观点

医学心理学认为社会因素能否影响健康或导致疾病，不完全取决于社会因素的性质和意义，还取决于个体对外界刺激怎样认知和评价，有时后者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发生工作上的重大失误、考大学名落孙山、恋爱婚姻屡遭挫折等不幸事件，对某些人来说，引起悲伤沮丧以至绝望情绪，一蹶不振成为重大精神创伤而损害健康；对另一些人来说，却能从中吸取教训，重振旗鼓成为发奋图强的动力。许多社会因素都必须通过心理的中介作用，才引起心身两方面不同程度的反应，这些社会因素也必须成为心理刺激后才能对健康或疾病发生影响，即能致病也能治病。

四、主动适应与调节的观点

个体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逐渐对外界事物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反应模式，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个性（人格）特点。这些模式和特点使个体在与周围人和事物的交往中，保持着动态的平衡。其中心理的主动适应和调节是使个体行为与外界保持相对和谐一致的主要因素，是个体保持健康和抵御疾病的重要力量。

上述四个观点贯彻到医学心理学各个领域，指导医学心理学各个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它说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要使一个人自身各个系统器官的生理机能和瞬息万变的外界保持高度的适应是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来实现的。个体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外界社会三者之间如果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就意味着健康，在健康与疾病的连续过程图式中移向右边；如果三者之间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破坏了平衡就意味着有病，在图中就移向左边。

专栏3-1 医学系统的思想

医学系统思想来源于行为科学中系统工程思想。过去工程上考虑的方法是“由下而上”、“由细到总”的方法，也就是着眼于一个一个元素（或部分、部件），而系统工程的基本思想正好相反，是从系统总体上、全局上考虑和协调系统中的每一部分。所谓系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综合功能和属性的整体。所以系统思想的考虑方法是“由上而下”、“由总而细”。它不只着眼于个别的元素、部件的优良与否，而是要求巧妙地利用元素之间的联系，来大力提高整体的水平。所谓医学系统思想就是把医学研究的对象看作是一个系统整体，并从整体出发研究各要素组成系统的方式。

1.把人当作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系统。人体（成人）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按照严格的分工，特定的结构方式组织起来的。不同的细胞各种组织各种器官某一方面系统，其中神经内分泌系统起着调节作用。从垂直方向确定人体一系列纵深层次：某系统、器官、细胞器、生命大分子及生命量子活动，这些多层次按照一定的联系，形成一个自我更新、自我复制的开放系统。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从整体联系的观点出发，一面揭示系统、子系统，以及各级要素、各级层次之间的纵向联系；另一方面又提示系统与系统、子系统与子系统、要素与要素之间的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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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及其理解

1. 关于“图式”。图式”是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图式”是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知觉理解和思维方式，或者把它看成学生大脑中存在的知识框架或组织结构。它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基础。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寓言故事来进一步理解图式这一概念。

水中的鱼没有去过陆地，它不知道陆地上的牛长啥样。有一天，鱼的伙伴青蛙，刚从陆地回到水里来。

于是，鱼就问青蛙：老兄，你这次去陆地看到什么了，快跟我说说。

青蛙说：我这次去陆地看到了牛。

鱼问：牛长啥样？

青蛙回答：牛的肚子下面长着四条腿。

鱼感到很惊讶，它边嘴里嘟呶，边想：怎么？肚子下面长着四条腿？那会是什么样呢？

于是，牛的大致轮廓（图式）就在鱼的脑海里出现了。

鱼想象到：牛的样子应该是鱼的肚子下面长出来了四条腿。因为在鱼的认知结构里，只有鱼的轮廓（图式），所以，鱼想象牛的样子时，只能在鱼的形状的基础上，在鱼的肚子下面长出四条腿。

想到这里，鱼也很有成就感。

于是，鱼继续问：牛还有啥特点？

青蛙回答：牛的头上长了两个角。

这时，鱼就更有成就感了。它想象着：在鱼的形状的基础上，鱼的头上长着两个角。到此，牛的样子在鱼的脑海里基本形成了。它似乎在它的认知基础上认识了牛。

这里讲的就是人对事物的新的认识是在其认知基础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人对事物的认识是离不开已有的认知基础（图式）的。

2. 关于“同化”、“顺应”和“平衡”。图式的形成和变化是学生学习知识的本质。而学生的有效学习正是在同化、顺应和平衡的过程中，通过对图式的影响来实现的。

（1）“同化”是指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或积累的过程。就是把新知识列入到大脑已有的图式中，使这些知识成为学生大脑中知识的一部分。

很多上了些年纪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记忆，五六十年代常用的一种搪瓷杯，它是圆柱型的，侧面有手柄，上面有个盖子。通常白色的侧壁上还会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这是人们脑海里印象很深的关于“水杯”的概念。它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图式”。

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了很多种盛水的用具，其中一种是纸质的，圆柱型的或者是倒圆台型的，以白色居多，少有五颜六色，侧壁上没有手柄，上面也没有盖子。这和以前的搪瓷水杯有很大的不同。难道说，这也是水杯吗？是的。它是水杯！

假如我们脑海里已有的水杯的概念是那个搪瓷的水杯，那么现在，我们要接受这个纸质的水杯这一概念。这就是在我们的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同化”的过程。也就是人们把纸质的无手柄、无盖子、倒圆台型的水杯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所有信息，都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内的过程，从而形成了搪瓷杯和纸质杯都是水杯这一新的认识。

（2）“顺应”是指学生在学习某些新知识的时候，会感到与脑海中已有的知识相冲突，于是必须对新知识进行新的认识，这样才能使大脑“顺应”这一由旧知识变成新知识的变化，从而获得更新的知识，进而完成大脑中对已有知识的更新、变化、发展。

对于倒圆台型的或者圆柱型的，玻璃质的，有很厚的底和侧壁，高度大约在2～3公分左右，边沿儿上还会呈现出波浪形状的花纹儿的物体而言，尽管它也无手柄、无盖子。可是，它是水杯吗？谁要是硬要我们认可它是水杯，那就是强人所难。那么，在遇到这样的物体的时候，人们的认知结构就会因为它与已有的认知基础（关于水杯的概念）不同，而受到冲击，这就需要人们改变已有的认知结构，需要在自己已有的认知基础上，再新增加一个概念，那就是“烟灰缸”。而这个过程，就是“顺应”的认知过程。

由以上描述不难理解，“同化”是在增加大脑中的知识，搪瓷杯、纸杯都是水杯，只不过是增加了个“纸杯”而已。而“顺应”则是在改变大脑中的知识的结构，水杯和烟灰缸是两个概念，而烟灰缸是新增加的概念。由搪瓷杯扩充到纸杯就是增加了同一概念的不同形状；而以水杯为基础，认识烟灰缸，则是在增加新的概念。

“同化”是知识量的积累，而“顺应”则是知识质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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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10日

一、引言

概括地说，企业文化是指用于指导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一些思想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企业制定各种具体规章制度和实施各种具体经营行为的基本指南。企业能否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企业文化是否先进与适当。然而，企业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种企业文化的发展、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背景。每个国家的企业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那么企业文化自然也会受到这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企业文化就像没有根的树，不可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儒家文化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东亚一些国家也有着广泛的传播。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品格和社会生活活动，而这种影响至今也或多或少地依然存在。如果将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有效地运用于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使我国企业形成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又具有现代精神风貌的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点和理念，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也仍然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吸收儒家传统文化中那些积极、有价值的内容，将其应用到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践当中去，不仅有助于我国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本文在此选择一些儒家文化中具有积极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理念加以阐释，就是希望其能够从传统文化中为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这里很难将其进行全面地论述，所以本文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与企业文化建设相关的重要理念予以阐释。

二、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

儒家的“义利观”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重义轻利的理念也曾经被认为是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但是如果加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在儒家学说里，义与利并不总是全然对立的，也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式选择。它提倡的是人们在面对“义”和“利”的选择问题时，应该先“义”后“利”，需要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及自身利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尽管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孔子同时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持鞭之士，吾亦为之”。由此可见，即使在非常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孔子看来，义与利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统一结合的，合理的利也是应当求取的。所以义与利，在儒家学说里并不总是冲突和矛盾的，只是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始终要把义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需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大众的天性，没有人想要过贫穷的生活，因此人们才会努力去追求金钱与利益。追求利益在孔子看来是人的正常需求，但是如果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取，这种利益就是不应当获取的，不要也罢；贫困卑贱的窘况是每个人都厌恶的，但是如果以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不去也罢。所以在儒家思想里，“义”和“利”可以是统一的，只是想得到的东西应该用正当的方法获得，自己讨厌的东西也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也就是说，君子取财，要取之有道。无需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但是不能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不能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对社会道义不闻不问。企业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公民，所以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有悖社会公德，对社会、消费者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一个有责任心、有道义感的企业，应该是把“义”作为企业行为的基本准则。企业在赚钱实现“利”时首先要考虑“义”这个基本准则，在不违法、不失德的前提下，以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润。这才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取财之道，也是实现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结合与统一的取财之道。不义之财、不当之利，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不应当谋取的。因此，儒家文化中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成为指导所有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

三、重诚信的理念

诚信的理念在儒家的学说中是经常提到的，它也被称作“修身之本”，因此孔子说“人无信，则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由此可见，诚实守信在孔子看来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失去了诚信，一个人将一事无成。因此，诚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人只有讲诚信，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也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根基。同样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市场经济大规模、高效率地运行是建立在有效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如果完全依靠面对面的钱货两清的交易方式，那么无论是交易的规模数量还是交易的地理空间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样商品交易可能就只能停留在较小的数量和较小的地理范围内了，也就不可能产生规模化的现代市场交易体系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愈发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交易的规模和范围早已超过地理空间的限制。那么怎样才能让企业和企业之间便捷高效地进行交易和合作？其中的答案就是讲诚信。一个不讲诚信的企业，很难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当然就更谈不上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诚实守信”是企业必须遵守的经营信条。企业要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在合作伙伴和顾客中建立良好的信誉。这样对方才有可能将企业视为长期可靠的交易对象，企业也才有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如果企业不讲诚信，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轻则损害个体顾客和消费者的利益，重则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良性发展，甚至引起系统性的经济风险。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在我国因为合同双方毁约或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五六百亿元，而每年因为企业不讲信用而产生的不良贷款坏账更是高达上千亿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交易信息公开透明、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重诚信、守信用，更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立业之本。一个失去了消费者信任的企业，将会失去在市场中的立足之地。因此，儒家文化中重信义、守信用的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应当成为建设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仁爱的理念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的理念，一部《论语》共一万多字，“仁”字被提到了一百余次。可以说，整部论语都是以主张和宣扬仁爱为宗旨的。尽管对于“仁”的含义，在不同的论述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解释。但是如果加以全面、概括地理解，孔子所说的“仁”，其本质含义就是“仁爱”。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儒家的另一位先贤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儒家学说中所强调的爱人、敬人的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很早的先秦时期就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和对人的尊重、关爱，这也是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高度的重要标志。尽管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远去，但是不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中，关于仁爱的理念，始终是各种伟大的文明中一个居于重要核心地位的主题。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的地位在进一步地上升，人的重要作用也在进一步地显现。在一个现代企业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是管理者，有的人是普通员工，但从基本的文明理念来说他们首先都是人，因此只有工作职位的区别，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许多企业也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但是却少有企业真正地理解以人为本的实质含义。如果要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就需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理念真正贯穿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真正地做到仁者爱人，真正地从内心去关心和爱护企业的员工。企业也是一个大家庭，企业的员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如果企业把员工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对待，企业员工也就会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愿意为它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企业应当把“仁爱”的理念融合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对企业的员工施以仁爱，真正地关心和爱护员工，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健康的发展。在后工业化时代，人才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很多公司的竞争其实追本溯源是人才的争夺。企业如果要留住人才，首先就需要怀有“仁爱之心”，从员工的切身利益出发重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需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才能让员工觉得在企业里工作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此外，也应该在企业大力提倡互相尊重、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这样才能让员工有对集体的归属感，因此也更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共同促M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爱观念，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五、反求诸己的理念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自省、自强和自律对于提高个人修养的作用，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主要从自身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另外还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源自于自身的修养和德行，而不应当依赖于外界。企业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很多企业管理者在分析挫折的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到外部环境，而没有意识到自身原因往往是根本症结所在。有些企业负责人认为企业停滞不前、缺乏创新是员工水平低、人才平庸导致的。结果企业管理者就对已有员工不加重视，另外又大量招聘新员工进入公司。然后又由于新员工对企业业务不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进而导致公司业绩发生下滑，由此产生了企业经营的恶性循环。最后原本公司的人才流失了，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管理者没有发现由于自己的一些原因，导致企业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制度实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样企业就会遇到一些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问题。企业发展过程中也肯定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问题是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企业管理者就应该先思考自己身上或企业制度是否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一出问题就去责怪外部环境、怪罪企业员工。这样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会使问题恶化。如果出现问题时采取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遇事多从自身寻找原因，从改善自身因素和制度设计的角度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将会更加有助于问题和矛盾的化解。而且由于上行下效的影响，员工在自己平时的工作中也会学习上司“反求诸己”的做法，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反求诸己”不仅是一种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问题的方式，也是一种指导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

六、结束语

从对儒家文化中一些重要理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儒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仍然是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的，本文只是选择了其中几个基本的理念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精神力量。当然其中某些部分的内容与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不相适宜的，尤其是其中强调封建专制部分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儒家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普遍实用价值的有益成分。只要我们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扬弃的方式，择其有益成分而用之，择其无益成分而弃之，就能够发挥儒家传统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促进作用。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指引，文化的发展也需要现代经济的载体。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意识、自觉地吸收和利用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企业经营有着积极作用的有益成分，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不仅仅是全部依靠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需要依靠其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儒家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内容，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标志。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儒家传统文化这个宝贵文化资源，将儒家思想中符合现代文明的有益成分，比如重道义、重诚信、重仁爱等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将会使我国企业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且也成为一个造福于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贡献者，进而使我国企业成为真正令人尊敬的企业。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会让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现实的传承载体，进而重新找回其原有的文明价值，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再次显示出绚丽的光彩。由此在伴随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软实力，最终实现国家综合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文松.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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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的大学城建设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而从大学城的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上就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出我国大学城整体的在发展态势还是极为迅猛的。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虽然不乏有对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初衷和促进城市化以及学习型社区建设作以正面回应的发展良好的大学城，但是在有点单纯追求速度以及越来越浓重的逐利心态的作用下，我国大学城在管理和资金等方面都遇到了发展瓶颈。为了突破这种障碍，及时采取措施通过管理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对大学城进行价值和功能复位就显得必要且迫切。

目前学界对大学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路，如张希胜和章仁彪就认为我国大学城应从战略指导思想、管理体制、服务职能上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1]这样才能够将大学城从发展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并继续推向深入。而对于美国学区的研究从单纯的对管理机构的静态探讨也延伸到从系统的角度将学区放在行政管理的领域内进行专业剖析。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实践领域也已经开始了对学区管理方式的有益尝试，北京东城区实行的学区管理改革，通过对区内的中小学的整改建设混合型的学区，此举被认定是让教育资源走向均衡的积极举措，具有进步意义。然而不难发现，这种对学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没有脱离学区接受教育主要对象的局限，这也就很大程度上人为地限制了学区作为一种以实现文教职能为主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应用和适用范围。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将美国的学区管理制度引入中国的大学城管理改革的参考之列，并通过对两者特征的梳理进而进行比较，为这种借鉴和参考找到可行的依据和基础。

二、“大学城”概念界定与成因分析

（一）“大学城”的概念

对于“大学城”的定义并不存在一个权威标准的答案。“大学城”的雏形主要是起源于英国，曾有学者对大学城理念的形成进行追溯：17世纪一些被法国政府驱赶到英国的学者,他们聚居在牛津这个学术自由的城市里,通过皇家资助,开始建立一种始于师徒相授,模仿修道院形式的学院。独立的学院分散于牛津城的各处,大学城由此成形。[2] 张希胜、章仁彪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大学城”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定义，他们认为：狭义的大学城，可以理解为大学的城市化，如英国伦敦的牛津大学城、剑桥大学城等就属于此类。而广义的“大学城”概念，是就整个城市范围而言，即高等教育已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高校在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如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城等。[1] 而《教育大辞典》把“大学城”解释为“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万,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英国的剑桥和牛津,日本的筑波等”。[3]

（二）“大学城”的成因

目前学界对大学城发展模式较为一致的分类是：自然发展型和规划构建型。所谓自然发展型, 是指由一所学或一个学校群落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以文化和科教为主要功能的城市社区，可以理解为“先有学校后有城市”。主要是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的扩大以及后勤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使原有的大学或大学群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具备了越来越强的对外来资源（人员、资金、技术等）的吸引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与城市的发展相生相伴、融为一体，大学成为城市核心。所谓规划构建型，通常是由政府专门划出一块土地,新建一批高等院校或者将原高校的校址迁移,集中布置,从而形成一片高校毗邻而设的特殊区域，[4] 往往是伴随着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变而引致的城市功能转型而催生的，可以理解为“先有城市后有高校群落”。我国的大学城多是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以及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手段的背景下人为规划构建而成的，植根于我国的国情同时也顺应国际知识化的发展潮流。

三、美国学区管理特征分析

学区作为美国行政管理的特别区是连接和沟通政府与学校的重要主体，是州政府对教育机构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其产生于英属殖民地时期，由谋取社会办学顺利的民间措施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具有特殊功能的政府机构。对于学区的认识，主要包括:(1)准法人团体，具有法人资格；(2)区域教育性，为学区地理范围的儿童提供公立教育；(3)自主独立性，学区财政和行政管理独立；(4)多样性，学区的类型、规模、数量都依据当地特征和居民需要有所不同。[5]

1．学区的设计理念

虽然学区是历史因素作用的产物，但是其在美国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所作出的调整与改革也渐渐融入了美国人强烈的参与理念。由于学区有一定区域性的特征，即辖区内的居民只能选择在该学区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这就激发了作为学区提供教育和服务的对象――辖区居民对学区进行“用脚投票”的经济理性。为了维持辖区的规模和人口和功能的实现，辖区就需要倾听、尊重居民的意见，向其提供必要和尽可能多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同时对居民的需求进行和好的回应与反馈。同时这种民主参与的理念在学区教育委员会成员通过居民选举产生和教育委员会所做决定需经居民听证通过等方面也得到了很直观的反映。

2．学区与政府的关系

在美国，政府的教育功能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有着明确的划分，并且从权力的内容和范围上看呈逐渐扩大而具体的态势，具体说来则体现在：联邦政府基本上并不握有对教育的实权，无论是制定教育政策还是提供财政支持都与联邦政府无太多关联，而更多是在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指导以及信息和咨询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与联邦政府不同，州政府则要根据自己州的实际情况负责辖区范围内教育系统建设，包括对学区种类和数目的确定，这也是美国学区区域性较为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学区则是具体实施教育管理的政府机构。

3．学区的组织运行

学区的决策和管理机构是学区董事会，也称学区管理委员会。学区董事会在州宪法和法律的赋予的这全范围内活动，对于学区事务享有决定权（基本上是最终决定）并负全责。具体来说，学区董事会负责教育项目的范围、强度和质量;雇佣和解雇教师及非教职人员；预备和批准年度财政预算并制定当地教育税率；在提交有关建议给选举人之后发行债券；选择建校位置并批准建造计划等等。[6]学区的执行机构一般来讲市教育局，但也因学区而异。教育局的主要负责人即教育局长或学区总监对董事会做出的决策负有执行责任。

4．学区董事会成员构成

作为学区重要事项决策者的董事会并不是简单的各个教育机构主要负责人的集合体，选民选举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教育领域的人员，而是涵盖了来自行政、金融、工商等非教育领域内享有很高权威和声誉的社会名流，这样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形成一定的榜样效应。与此同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兼职性质，从责任和志愿的角度对成员的道德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区提供科教功能的单纯性。为避免“外行领导内行”所导致决策风险，除了教育局长作为当然成员外，还有一定比例的老师甚至学生代表。通过这样内行和外行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为学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5．学区的资金来源

绝大多数学区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财政上具备独立性，再辖区内征收财产税是学区资金来源的基本保障。此外，州政府的营业税以及联邦政府在特殊情况下的补偿性专项财政拨款和土地赠与[6]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除了政府的财政税收的资金渠道外，私人赞助、慈善机构的捐款、校企合作以及彩票事业也是保证学区正常运行、提高服务水平的不可或缺的资金保障。

四、我国大学城借鉴美国学区管理体制的动因

尽管美国的学区与我国的大学城在形成原因、法律地位、服务对象和权力自主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但就其基本教育功能以及地域上的集中形态而言，仍存在着参考和借鉴的可能性；同时，面对我国大学城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能偏离以及管理困境，也不得不迫使我们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寻求改革之策，这时对学区管理方式的考量是不无益处的。

（一）借鉴的可行性：学区与大学城的相似点

一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两者都表现为多所院校的集中。美国的学区类型各异，基于学区内聚集的学校的类型不同可大致分为小学区、中学区、职业学区、混合学区等；中国的大学城在计划和规划建设的背景之下，集中定然是题中之义。

二是从功能作用上看，两者都是以提供教育为其主要功能和存在价值。此外，学区与大学城在发展过程中也过注重区域内基础设施和服务建设，以及与区域周边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有效互动，有力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而成为了文教为主要功能，兼具其他社会职能的较为完整的社区系统。

三是从资源配置上看，两者都为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教育规模经济提供了条件。地理上的相对集中，为校级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教师资源、教学设备等优质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方便。通过这种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促成成本的分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适应教育规模扩大导致的教育支出扩大后，为降低成本而损害教育质量的现象出现，从而实现教育规模扩大与教育质量提高的相互适应能力。

四是从管理机构上看，两者都有一个统筹该区域发展的管理委员会。与学区董事会相似，我国的大学城基本上也都具有一个对大学城规划建设和制度构建负综合决策责任的管理委员会，为大学城教育功能的发挥和社会保障等服务职能的履行提供指挥和调度，从而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五是从筹资渠道上看，两者都存在着投资多元化的特征。我国大学城所倡导的是校企合办的管理思路，企业作为投资方提供了很大的资金支持和后勤服务。同时各高校根据隶属的教育部门的层级不同有所谓部属、省属、市属之别，无论哪种形式都说明了各高校通过财政渠道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资金保障。

（二）借鉴的必要性：我国大学城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大学城功能上出现偏位。我国大学城虽然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人为建设意味较浓的产物，但这其中也包含着高校为适应我国教育改革、高校扩招――对大学原有办学条件和规模以及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的一种主动回应。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学城建设的初衷和未来的价值走向都应该是以提供教育服务、培养高质量人才、为区域提供技术给养为最终目的的。但是出于对规模效益的错误理解和经济效益的过分追逐，我国的大学城最终向着扩大校区覆盖范围、不考虑适应性问题而纳入尽可能多的学校的一场“圈地运动”，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诟病和质疑。本应以育人为主责的机构却演变为逐利的团体，如有很大一部分高校仍然不能从“高校办社会”的不当管理形式中解脱出来，又如将大量获批土地用于商业用途，而使学区对教育功能起支持和促进作用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得不到很好的实现。

二是大学城资金难补缺口。在大学城的建设本身就是一项高投资的事业，而仅凭政府专项的财政拨款以及有限的企业投资已使很多高校背负着沉重的银行债务艰难前行。在这一点上有本多学着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深刻忧虑，在寻求资金返还的多种选择―――大学城配套的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旧校区的土地置换、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学生学费收入上,大学城最终抓住了学生这根稻草。学生学费的不正常上涨已经凸显中国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贫困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给高校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危机,大学城再次陷入了现实的围城之中。[4]

三是大学城管理严重缺位。从大学城管理机构上看，有的大学城根本不存在一个管理委员会，各高校在管理上是完全分散的，没有任何合作可言；有的大学城虽然名义上存在着管理委员会，但由于机构定位不清、职责划分不明、人员能力结构不合理，导致这一本应发挥统筹和重大事项决策功能的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渐渐流于形式。管理的漏洞和松散导致了大学城内大量存在重复建设而导致的资金和资源浪费，而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又跟不上步伐，使本应可以通过有效管理而实现的教育规模经济成为了一个怎样也追不到的目标。同时，管理缺位的另一个负面表现就是大学城在治安方面存在巨大的隐忧。

五、美国学区对我国大学城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国的大学城建设固有其适应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的背景以及与城市化建设互为推动作用的使命，但是从狭义的技术经验层面看，美国的学区管理模式还是可以为我国大学城革除现行管理运行弊端和实现未来良性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第一，管理机构的健全。从管理机构上看，大学城要设立独立的决策管理机构――大学城管理委员会。这一要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没有还没有管理委员会的大学城必须要筹备成立，二是对已存在但是没有发挥实质作用的管理委员会进行改革，进一步明确机构和机构内部各部门、岗位的权责。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没有合理的机构设置职能的履行定然无法落到实处。大学城的管理委员会与学区管理委员会权能类似，负责区内重大事项的决策事项，从整体层面进行统筹调度，从而实现建设规划统一、资源配置合理、设施服务到位、管理运行高效的新局面。同时，管理委员会要处理好各高校董事会的关系，构建决策――执行的良好合作与配合关系。

第二，管理人员的选择。从大学城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选择角度看，在现有政府、校方、投资方代表组成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借鉴学区董事会成员中“外行”所占较大比例的制度设计，这对大学城建设适应社会发展，及时获取和有效利用各界信息资源提供了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考虑借鉴学区董事会成员的志愿性质，让管理机构成为政府教育部门的“监督平台”、企业提高社会影响力履行社会责任的“慈善场所”、高校汇报教学工作与提出合理诉求的“意见渠道”，这样以低的成本实现多方共赢，从总体上将大学城的管理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第三，管理资金的筹集。虽然我国大学城在性质上与学区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有根本上的不同，通过独立征收财产税的方式筹集办学和管理资金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在社会资金方面并没有形成有力的动员和吸纳能力。目前除了作为投资方的企业注资外，社会上其他企业和个人的捐资办学的慈善性质的行为还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和趋势。只有扩大筹资渠道，才能使目前负债运行的大学城轻装上阵，使因高校负债而承担高额学费的学生从中解脱出来，从而真正实现我国大学城为“教育大众化”提供机制保障的设计初衷。而充足的资金又可以为大学城教学资源、各类比赛活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生态环境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种改善引致的将是大学城竞争力的整体增强，进而形成对人才的吸引和聚集的合力。

参考文献：

[1] 张希胜，章仁彪．以人为本，构建新时代中国大学城――有感于中国大学城建设[J]．教学研究，2004，1．

[2]殷红卫,黄震方．中国大学城的旅游开发初探―――以南京仙林大学城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6，34（21）．

[3]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2卷[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71．

[4] 刘春侠，浅谈中国的大学城[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9．

[5] 郭朝红,王彬．美国学区的特点与运行机制[J]．上海教育科研，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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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 管理干部 管理能力 基本功 借鉴传统技艺与文化不仅需要所属领域从业者的传承，也值得不同行业对其方法与精神的借鉴学习。关于高校教育人才的培养，教师基本功的提倡由来已久，培训、比赛已成惯例，而对管理干部基本功的重视却相对不足。其实，这一课题同样值得予以关注，因为坚实的管理基础是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保障。

一、相声表演与行政管理具有一定的共性

1.职业人自身都需具备一定基本功

相声表演和行政管理都是一种社会职业，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基本功。基本功是从事职业活动所必需的最基本技能，也就是通常所指的业务素质，能否胜任岗位工作，基本功的扎实与否是一个关键因素。基本功对于相声演员意味着登台的可能与出彩的潜力。没有训练过基本功的演员只有可能是客串，凭借个人的天赋模仿个一招半式。基本功对于管理干部意味着岗位的胜任与晋升的条件。基本功欠缺的从业者会导致事倍功半的工作状态，因而难以获得领导的认可与信任。

2.团队分工合作无法容忍长期短板

相声作品的成功需要整个表演剧团的配合，不胜任则坐冷板凳。基本功薄弱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人工作表现的不理想，还会影响整个剧团的运营效果，如果上台的人因基本功没练到位无法逗乐观众、赢得口碑，幕后服务人员再多的辛苦也是白费。

行政管理的绩效需要整个管理机构的配合，不胜任者待岗待业。基本功薄弱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人做事后的徒劳无功，还会影响整个职能部门的管理效能，迫使他人为其补台，耽误相关人员的进度。比如在上传下达过程中因为错别字而造成的误解会需要几倍的时间进行更正，有时甚至无法弥补。

3.服务人群的口碑衡量着业务功底

相声的成功需要观众用笑声与掌声来反馈，简单说是口碑。模仿不像、包袱不响、观众不乐就是失败。除非是个人资质硬伤，问题往往出在基本功上。

高校管理的成绩需要师生的满意度来衡量，概况说是评价。篓子频出、差评不断、投诉屡有就是失败。分析其原因，如果不是态度问题，也常常出在基本功上。

二、相声表演艺术的基本功对行政管理能力的培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相声表演艺术四大基本功的内容及意义

（1）说。讲故事，还包括说话和铺垫的方式。相声表演又称“说相声”，说话、讲故事的能力自然属于基本功。有些人想要将听来的笑话分享给他人，明明是非常可乐的段子，听的人却一头雾水、毫无笑意，其问题常出在“说”上。没有前面适度的铺垫，缺乏起承转合的故事节奏，包袱笑料是抖不响的。日常生活中的鸡毛小事到了相声表演艺术大师马三立的口中就能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他功底扎实，有口皆碑，擅演“贯口”和文哏段子。贯口（大段连贯且富于节奏性的台词）即为评书、相声的“说”功之一，文哏也指以叙述为主，文学作品为基本内容的段子。

（2）学。模仿各种人物、方言和其他声音，学唱戏曲的名家名段，现代也有学唱歌、跳舞。善于模仿才能生动，模仿能力算是表演艺术共同的基本功，也是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源。有些演员的成功就在于他出色的模仿能力，例如青年相声演员洛桑就是凭借超强的模仿力和口技功夫一炮而红的。“怯口” 主要是学方言方音，系技艺中学的范畴。。创作时，根据内容需要设计好，表演时就使用某地方言方音来叙述或摹拟人物。

（3）逗。制造笑料、互相抓哏逗笑。说相声不是单纯搞笑，但无法带来笑声的表演也是背离相声本质的。逗乐的水平可以说是决定相声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剧本本身很逗，表演效果不好往往是由于演员逗功不足；如果剧本本身一般，表演效果却显得生机勃勃则要归功于演员自身扎实的逗功，即二次创作。这里的“逗”其实更代表着“哏”，也就是滑稽可笑，对口相声还需要逗哏与捧哏的默契配合才能引人发笑。

（4）唱。经常被认为是唱戏，唱歌。实际上“唱”是指演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是相声的本功唱。“太平歌词”是用两片竹板伴唱的一种北京民间小曲，是从莲花落的曲调演变成的，是一种从属于相声艺术的曲艺形式。从穷不怕（朱绍文）在天桥地场上演出时开始，太平歌词被相声艺人引入“唱”活，北京解放以前表演相声的演员都必须会唱太平歌词。相声在明地演出时，于正式开演前或演出中加演。侯宝林演唱的太平歌词就别具一格，圆润嘹亮、委婉跌宕、韵味浓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该形式便罕有演唱，但曾经的必须会唱代表着行业的门槛，如同现今公务人员招聘必考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与申论。

相声的基本功不只是四大，还有其他的细分，会涉及很多相声表演的专有名词。相声中，常有偏重运用其中一、二种手段的节目，有的偏重于“学”和“唱”，有的以“说、逗”为主。演员也往往以其善于运用某一些手段而形成不同的风格。将说的形式、逗的内容、学的手段融会贯通是相声演员毕生的修炼与追求。

2.相声表演四大基本功对高校管理干部能力的启示

考虑到相声表演与行政管理在职业上的共性，受相声表演说学逗唱四大基本功的启示，行政管理的基本功也可以对应性地总结成四种能力：沟通、学习、调查、文字。其中，沟通是形式，调查是内容，学习是手段，文字是必备。与相声演员基本功的普遍掌握和单向精通相一致，不同的行政职能与职务级别对管理干部基本能力的要求是有所偏重的。

（1）说的启示之沟通能力。沟通能力是管理干部的基本素质，这里所指的沟通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沟通，也包含文字形式的沟通，例如电子邮件、请示、通知等。高校行政管理的对象是人，即便是与物有关，比如资产管理、财务管理，图书资料管理其实真正的服务对象也是使用设备、资金、图书的师生人群。因此，与人交往的沟通能力是任用干部的基本要求，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对上还是对下，对内还是对外，缺乏良好的沟通表述能力都会是工作的障碍。一些窗口服务部门对于沟通的要求会高，如学校办公室、人事处、工会等。

（2）学的启示之学习能力。这里的学习并非泛泛而谈的学习提高，而更多指的是对环境的适应，与组织的融合，与时俱进的素质，参与变革的能力。它要求管理干部能够用心地观察、模仿、顺应发展潮流。时代在变化、高等教育在变化、服务的人群和重点也在变化，管理干部又很注重多岗位的历练，没有学习适应的意识和能力只会不进则退。过硬的学习能力可以保证适应的质量与速度都能满足事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一些业务发展速度快的部门对于学习能力的要求更高，如科技处、发展规划处或新开设、新整编的机构等。

（3）逗的启示之调查研究的能力。辅助决策通常是管理干部的基本职责，尽管基层干部的决策权力和机会有限，但身处管理一线，通过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进行搜集、分析、归纳的能力必须要有。有的岗位，调查研究指的是数据的收集、统计和初步分析；有的岗位，调查研究指的是意见的摸底、征集和汇总反馈，其作用都是供科学决策使用。调查的渠道与方法、数据的维护与积累、客观的统计与分析以及明晰的表述与呈现都是调查研究的能力体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是以各级管理干部的扎实的调研能力为前提的，这一点更接近管理的本质。

（4）唱的启示之文字能力。公文写作是管理者的“本功写”。一般而言，相对于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干部，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在这方面筛选更严，水平也更高些，因公务活动的方式有所差异。这里的写作并非指日常事务性工作中所用到的文字，主要指撰写正式的报告、纪要、规章制度、决定、议案等。将领导的决策思路、会议的议题讨论等整理成规范的、简明的文字材料需要一定的基本功训练，要有对文字字斟句酌的精神。非文科出身的高校管理干部在这方面要尤为重视，主动补课，尤其是党委组织部和承担较多发文任务的部门。

3.相声表演对基本功训练的态度对高校管理干部能力的启示

（1）相声表演对于基本功训练的态度。相声艺人十分注重的基本功的训练。我们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十年的功底首先需要的就是大量的基本功训练，甚至很多的曲艺演员都很讲究“童子功”，注重在可塑性最强的青少年时代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苦练基本功是相声艺人的必需，郭德纲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迎合时代的草根定位和品牌营销，也在于其扎实的基本功，有评论言“他的表演嗓音清脆，口齿清楚，台风松弛稳重，不吵不闹，不紧不飘”。虽然他的口碑与包袱多来自于模仿小人物的自嘲与损人，但他依旧严格要求自己的徒弟要练习太平歌词，如岳云鹏、李云杰等。相声表演基本功的训练需要运用各种题材，请师傅或名家指导。师承渊源对于曲艺演员尤为重要，包括相声艺人。即便是基本功的训练，如果缺少了领路人的指导和鼓励，一方面难以坚持下来，另一方面也不易取得实效。偏爱具有戏曲功底学徒的相声名家们常常看重的是其扎实的基本功。

（2）相声表演基本功训练对对高校管理干部能力的启示。管理干部对于基本功培养的态度应与相声艺人看待功底训练一样。上岗前或在入职初期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对于青年管理干部的成长至关重要。与“说、学、逗、唱”相对应的“沟通、学习、调研、文字”四大能力可以为基层管理干部提供一个简明的框架。青年管理干部在保证各项能力均衡发展的同时，还可以结合个人所长和岗位特点着重发挥其中的一至两项。硬业绩来源于软实力，针对性地进行基本功培养与训练终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高校管理干部基本功的训练同样需要依托各种任务，离不了领导或前辈的辅导。领导的带领与指导类似师徒传承，如果缺少前辈的经验分享与实际帮助，既容易碰钉子又容易走弯路。另一方面，基本功扎实的青年干部更容易“师承”到卓越领导者的门下，这无疑是行政管理职业发展的捷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借鉴公务员招考的笔试题目作为高校公开招聘管理干部的常用手段时，我们还可以将思考与借鉴的视角扩展到更广的领域，博采众长，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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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传导理论是基于风险管理在风险识别、估测、评价、决策、控制方面的完整理论体系之上的新兴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风险具有传导性、方向性、动态性、耦合性，以及该理论对风险的解构和基于风险传导特性的管理方法，特别适用于具有明显结构层次和流程次序的企业行为和社会事件。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该理论对于产品创新设计这一流程性极强的企业行为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一、风险传导的理论基础

风险传导理论是建立在风险管理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风险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为风险传导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通过对风险传导理论相关研究的调研发现，多米诺骨牌理论（Heinrich’s Domino Theory）与能量释放理论（Energy Release Theory）是构建风险传导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多米诺骨牌理论又称海因里希因果连锁理论，是由美国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W.H.Heinrich）在1931年提出的。他借用多米诺骨牌的传递效应以阐明导致伤亡事故发生的各种原因及其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伤亡事故的发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尽管伤害可能在某瞬间突然发生，却是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的结果，该理论强调避免人的错误行为，强调人为因素在风险发生中的地位。

能量释放理论或称能量破坏性释放理论，是由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学会会长哈顿（William.Haddon）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强调对机械货物等物质因素的管理，从而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物质环境。与多米诺骨牌理论不同的是，能量释放理论提出了对环境和机械因素的控制，而不局限于对人为过错的控制。

二、风险传导的作用机理及基本概念

关于企业风险传导的作用机理，武汉理工大学的夏喆博士给出了一组相关概念（2007年），将原本模糊的风险传导概念落实到风险产生原因、风险的形式、风险的传递、风险的测度等具体方面，并分解为若干要素（图1）：①风险因子，是指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②风险流，是指由风险汇聚而成的具有方向性、动态性、耦合性的风险集合；③风险传导载体，是指承载或传导风险因子的物质或无形效应；④风险传导路径，是指基于企业的利益链条或流程链条，风险流在这些链条中从一个环节（部门）流向另一环节（部门）；⑤风险阈值，是指风险突破企业可承受/控制的临界点而发生风险、造成损失；⑥风险传导的促动机制，即导致风险因素突破风险阈值发生风险传递的内外部作用。

夏喆将风险传导的基本过程描述为：在风险传导促动机制的作用下，使原本存在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中的风险因素汇集形成风险流，通过传导载体，经由传导路径在企业内部或企业间传递，在传递过程中不同的风险流会产生耦合效应，当风险流低于风险阈值时，风险流会停滞，即得到有效控制或化解；当风险流突破风险阈值时，风险流就会不断扩散、蔓延、传递下去，并给风险接受体带来实际损失。该理论客观明确地描述了风险形成的过程，有利于明晰导致风险发生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理。

三、风险传导理论的借鉴意义

（一）设计风险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不论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实际与预期的偏差，其带来的损失时刻在发生，研究风险问题的意义在于通过有效地识别风险、解析风险，达到风险可控、规避或减少损失、保障预期目标的达成。正是基于这种广泛而现实的经济、社会价值，企业界与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风险问题加以研究。从设计的视角研究风险问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这是由设计的客观地位所决定的。

首先，自工业化大生产开始，设计与现代生产模式空前紧密结合起来。现代意义的设计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创作行为”——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从构思到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并且用明确手段表示的系列行为，与企业产品创新的过程本身高度契合，现代设计与现代型企业的产品创新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企业是构成经济体的基本单元，其通过提品或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现代企业依托产品创新获得不断发展前进的动力，而设计正是透过企业产品创新成果体现出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

其次，设计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不论是发达国家著名企业的“明星商品”，还是发展中国家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用品，设计的优劣不仅关乎企业的竞争力，更直接影响到普通消费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是消费和行为模式。从更高层次来看，设计已不局限于一个具体的专业范畴，已经不只是企业谋求自身发展和创造效益的手段，现代设计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指导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上升到“承载人类理想与道德的重任，创造人类健康、合理的生存方式”的新阶段，成为构建人——社会——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因此，不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设计的推动力量都在逐步增强，其自身价值也越来越凸显。以往对于设计理论的研究多注重于方法的构建和规律的摸索，在认清设计的巨大推动力和显著价值的今天，更应当加强对于设计风险的研究，这有助于使设计沿着良性轨道真正发挥其正面而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设计学科作为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趋势下，设计的风险研究有必要汲取其他学科，尤其是管理学科的优势理论。对于风险管理理论的借鉴不仅要着眼于对风险的识别、量化和控制方法，更应该结合设计理论自身特点，即设计中创造环节的激励和引导因素，不可一味地压制导致风险产生的各种条件，削足适履、因噎废食，而是通过借鉴相关理论构建出一个有利于持续、稳定激发创造力，尽可能减少风险发生并实现风险可控的理论方法体系。

（二）借鉴风险传导理论的出发点

设计是一种“有目的的创作行为”，是由企业（组织）分工协作并按照一定的流程顺序进行的；企业产品创新是企业经营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由企业的若干部门结合外部资源、环境，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的。从设计和企业产品创新两方面看，都需要若干部门（人员）分工协作，需要按照一定的流程顺序开展作业，需要调动内外部资源；两者都具有风险的诱发因素多、上下游环节联系紧密、其损失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等特点。当设计运用于企业产品创新时，设计的作业流程就与企业产品创新过程高度结合，在此，设计已经不是广义上 “大设计”的概念，而是实际服务于企业产品创新的一种方式方法，需要符合企业经营活动的规范和原则。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借鉴还是企业实际需求的角度，企业产品创新设计都需要理解和借鉴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实际操作，这是借鉴风险管理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三）风险传导理论的先进性

风险传导理论是建立在风险管理完整的理论体系之上的新兴理论，同时继承了经典风险传导理论的理论优势。如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风险量化模型和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结构精巧、逻辑严密，对于处理具有显著的风险特征和风险因素、具备客观规律性的风险事件，其效果得到了长期的实际验证。再如能量释放理论的风险损益排序方法，风险分析过程简单，风险对策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等。与经典的风险管理理论相比，新兴的风险传导理论将风险诱发到风险带来损失的全过程，分解为风险传导的促动机制、风险因子、风险载体、风险流、风险路径和风险阈值，从而构建出一个更加明晰的风险传导机理框架，同时更具时代性，与现代企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结合度更高，面对风险所采用的应对策略也更加多元。

对于设计风险的研究，现有的设计理论尚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从设计风险研究的角度来看，风险传导理论的先进性体现在其对于企业风险管理研究的深入和全面，无论是经典的风险管理理论还是新兴的风险传导理论，都已经构建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结语

设计风险的特殊性在于风险因素与设计的创造性活动相结合，与创新机制、设计理念和具体的设计手法息息相关，其不确定因素与以往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物流、人员等可定性、定量的风险因素相比更加难以界定和控制。因此，管理学中的风险传导理论并不能生搬硬套地直接用于解决设计风险问题，从事设计风险管理或研究需要同时掌握设计专业知识和风险管理理论，这对从事者提出了更加具体而苛刻的要求，从客观上限制了风险传导理论和方法在具体专业领域的应用，而这也正是借鉴风险传导理论建立设计风险管理相关理论的动因。

篇13

引言

接受理论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又称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推动了西方文论的研究重点从作品转向了读者。它认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不是决定性和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具有未定性的多层面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文学作品的存在本身并不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是靠读者以自身的经验将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将接受理论应用于文学翻译，使文学翻译研究的中心由作者、文本、译者最终转移向了读者。因而读者对译本的反应与接受为译者进行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从晚清时期开始引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到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发生了重要的转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儿童文学翻译活动蓬勃发展，大量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被介绍给中国的儿童。但遗憾的是有关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这使得儿童文学翻译一直处于文学翻译研究的边缘位置，而且儿童文学市场上许多译作不尽如人意。本文将接受理论运用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实践，通过对译者和读者的地位以及译作的性质的探讨，以期能够促进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工作的发展，并提高译作的质量。

1.译者的身份

对于译者，有史以来人们有着诸多的比喻，如翻译机器、舌人、媒婆、仆人、文化贩子、带着镣铐的舞者等。在这样一些说法中，不难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经历了从完全的被动到发挥一定主观能动性的转变。虽然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地位，但绝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译者的作用；相反，它赋予译者双重的身份：首先是原文信息的接受者（读者），然后才是译本的创造者（译者）。然而，尽管译者有理解原文的权力，但在对原文进行理解这个过程中他必然受原文的制约。当译者完成了对原文本的阅读进行翻译时，译者必须以目标读者的认知能力为依托。总而言之，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不是随心所欲的，他们是戴着镣铐的舞者。

目前儿童文学翻译的译者大都是成人；显然，它们与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儿童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在年龄、心理、审美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样对文学的欣赏和接受也各有特点。就这要求成人译者首先在阅读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期待视野，达到与儿童文学作品中展现的视野达到融合。只有这样译者才能正确地为儿童读者解读原作的思想和内容。然后，在翻译的时候要缩短自己与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从儿童的期待视野出发，逾越年龄和心理的鸿沟，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原作，用符合儿童各方面特点的语言把原作的思想和内容介绍给本国的儿童。

2.读者的地位

接受理论把读者解放出来，认为他们不是文学作品的被动接受者，相反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使文学作品的存在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译界所说的文本本无定旨，旨随读者而生。而读者由于思想性格、文化修养、审美能力的不同，会形成自己在文学接受有的审美、趣味与偏爱。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刘勰，2006：661）因此目标读者才是文学作品创作、翻译以及进行文学批评时加以审视的首要对象。

儿童是儿童文学作品和译作的主要读者。他们虽然年幼，但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前和阅读的过程中，他们的大脑并不是空白的，而是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期待视野（世界观、社会经验和审美倾向）。他们倾向于选取与自身审美期待一致、易于诱发和满足自身兴趣和欲望的作品。因而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要做跨域时空的超人，离开自己的成人世界，回归到以前的儿童时代，真真切切地用儿童视角再现原作的思想和内容。反之，不管多么出色的译作，只要是远远超出了儿童的读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与他们的期待视野相去甚远，达不到视域的融合，那这种译作只能作为“声音”在孩子们的耳边回响，而不能传达意义和唤起形象。

3.译本的性质

译本是译者以原文本为依托再创造的一种文本，是译者结合了原作和自身的视野所创作出来的新作品，因而译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的主观性的影响。但无论怎样，译本也属于一种文学作品，它要成为有意义的接受客体，就必须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具备相对于读者而言的一定的条件，即它必须迎合读者的艺术趣味，符合读者的审美能力、文化基础和思想道德水平等。

儿童文学翻译的工作虽然大都由成人承担，但译作一定要以儿童读者的身心特点为导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儿童读者的词汇量少，生活经验也不丰富，因而在翻译时必须首先考虑儿童读者的文学理解能力，然后比较每个词的用法，再对照上下文，选择在其理解范围内的词语进行翻译，力争使译作中的语言简单易懂，准确鲜明。（2）儿童的天性是追求快乐，让孩子快乐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应该具有情趣，语言和思想能够引起儿童的兴趣让他们快乐，这样才能被儿童接受，成为一部好的译作。（3）儿童不像成人那样先对内容感兴趣，其次才是韵律和节奏。相反，韵律和节奏首先给予儿童审美愉悦，激发他们的情绪（郁炳隆、唐再兴，1990：105）。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将一些长句化短，给儿童能够眨眼的时间，使他们不觉得文章冗长而失去往下读的兴趣。（4）在儿童期儿童的思维开始从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逐步过渡到以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形式，但这种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这个时期的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颜色、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儿童文学概论》，1990：16）。尤其是丰富多彩的图像，又因其直观性、瞬间性，拉近了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因而译作中应添加必要的忠实于原著的图画，从而帮助小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5）儿童在道德评判标准上还不成熟，需要成人指引和教导。这就要求译作的内容和思想健康、活泼、美好。（6）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间的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同样，儿童文学翻译也负有文化传输的任务。译本中，丰富的异域文化和风情能够开拓儿童读者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和经验。

结语

儿童正处于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能给儿童带来愉悦感，而且还能成为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受教育的资源。儿童文学翻译为本国的儿童引进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样也起到丰富儿童的知识，教化儿童成长的作用，应当受到广泛重视。本文结合接受理论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的身份、读者的地位及译作的性质，以期能为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