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救济的前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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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高校管理理念陈旧，对学生权利保护重视不够，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大学生是高校的重要主体，其权利保护是实现依法治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前提。司法机关应当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正当权益。

一、大学生权利解析

（一）大学生权利的主要内容。本文探讨的大学生权利，是指取得高等学校学籍的在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不作出或作出一定行为的方式实现一定利益的许可和保障。我国宪法和教育法律对大学生享有的权利作出了规定。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在品德、智力、体质等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授予高等学校管理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大学生的权利。《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享有的其他一些权利，第五十三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国家教委的规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转学、转系、停学和退学的权利，有参加社团、创办校内刊物的权利，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权利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具有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第五十一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学生对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有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向学校和当地政府反映的权利”等。这些规定，正是大学生权利的法律依据。

（二）侵害大学生权利行为的种类。大学生权利受侵害突出表现在高校管理中对学生的侵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宪法》第四十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中，全国统一高考，不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造成不同地区考生入学的不平等。

二是侵犯学生名誉权。学生名誉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名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的信赖程度，法律保护学生的名誉权。但是，高校在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对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这些都可能构成了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三是侵犯学生财产权。与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但一些高校以各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如有些学校以学生自己保管财物不安全为由，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代其保管；有些学校甚至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还有些学校没有经过权威部门的同意而向学生“乱收费”或提高为学生提供的生活用品的价格。

四是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二、保护大学生权利的法理基础

根据“有权利必救济”的法律理念，对于受侵害的大学生权利理应受到司法保护，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而实施司法救济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厘清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一)特别权力关系。对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大都认为应属于公法人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秦惠民教授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基础，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但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完全对等。”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为保证其机构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可以理解为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有学者认为，高校代表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其对学生的管理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并非为了高校自身的利益，其所行使的管理权具有公法性质。同时，高校与学生法律地位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因此，普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为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公法性质的关系是要有法律的监督，须接受司法审查。我国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在客观上有其特殊性。我国的行政法沿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这一概念，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定位为“权力与服从”，使得高校成为法律不能触及的“国中之国”，不利于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便于司法审查高校的管理行为，但是不利于保护高校教育必需的自主性管理权。

（三）民事法律关系。普通高校和学生首先分别作为法人和公民而存在，他们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属于私法性质，主要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但是在我国普通高校特殊的环境下，民事关系的双方，实际地位并不对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服务合同，明显属于“格式合同”的性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学校规定的状态，这使得高校民事法律关系行政化、权力化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民事法律关系从表面上强调了高校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推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实际上是以一种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就是将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说成民事关系。单纯地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认定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不利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

（四）教育契约关系。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能否用教育契约的观念来认识，尚存争议。有学者提出，应当用教育契约的理论重新构建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认为高校是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法人，高校与学生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教育契约关系中，强调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地位平等，把高校和学生作为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而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权力约束的关系。

综上学术争鸣，笔者概括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支配与隶属的关系，维护学校管理的权威性，但也有条件地承认法律对学校权力的制约，即当学校的行为对学生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时，学生可以就受到侵害了的权利诉诸法律。二是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视为平等的关系，重视对学生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将学校的管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充分保障学校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可以说，两者理论各有利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学生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司法救济的途径

对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侵害行为采取相应的救济手段予以救济。救济手段主要有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和宪法救济。行政诉讼救济主要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民事诉讼适用于平权性关系中受到侵害的大学生权利；宪法诉讼救济作为一种特殊的救济形式，是以上两种救济手段的有益补充，主要针对那些通过一般法律和手段无法得到救济的遭到侵害的受教育权利施以特殊的法律援助。以下就具体的救济方式予以一一阐述：

（一）大学生权利的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对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决的活动。大学生权利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取决于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在诉讼主体适格方面阻碍最大的当属公立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受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学校和学生之间的特别行政关系不能寻求司法救济，最多只能寻求内部申诉渠道予以解决。但随着特别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实行特别关系理论国家司法实践中成功尝试的影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和做法也逐步趋同，公立高等院校作为公务法人的一种已经被公认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特别是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明确将行政诉讼法被告从行政机关扩大到“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使学校等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被确定为法定行政诉讼的适当被告。

（二）大学生权利的民事诉讼救济。如上所述，大学生权利受到行政机关或公立学校侵犯时，大多是由于双方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型教育行政关系，学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双方属于平权型关系时大学生权利受到与他相平等的学校一方主体侵犯的情形，此时，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该类案件主要包括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纠纷、接受委培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公立教育机构)与委托委培单位或个人之间的教育纠纷、公民与公民以及公民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教育纠纷。比如，在委培法律关系中，双方以意思自治为前提，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以等价有偿为特点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关系。如果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以违反契约方式侵害约定的受教育权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依据《教育法》第81条规定，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学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应有的救济。值得一提的是，在平权型教育法律关系中除了校生之间以契约为依据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而以违约责任方式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外，对学校以外其他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侵害大学生权利的，也应通过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责任的方式矫正、恢复、补救被侵害的权利。

（三）大学生权利的宪法诉讼救济。教育领域的宪法诉讼救济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立法机关的教育立法，以及对现有教育法律和政府关于教育事业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就审查结果作出合宪有效或违宪无效的判决。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实行。我国法院体系中还没有专门的宪法法庭或，普通法院也未被赋予违宪审查权。实际上，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法律法规处于分散零乱的状态，各校规章制度也多以管理为名自作主张，侵犯人权。宪法诉讼对于理清教育法律法规间的关系，使整个教育法体系在宪法的领导下达到高度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对侵害大学生权利的行为直接适用宪法规定进行司法审判。众所周知，我国法院判决多以部门法条文为依据，但大学生权利中的重心――受教育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教育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具体的规定及保护方式。实际需要与法律缺位的矛盾必将促使权利受害的大学生直接依据宪法提讼。早在2001年，对于轰动一时的“齐玉苓诉陈晓其冒名顶替上大学一案”，最高人民法院经反复研究，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明确指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一做法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同时也为大学生权利的司法救济提供了更广阔的途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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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管理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但由于法治精神的缺失、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特别是由于高校管理存在瑕疵、学生缺乏维权能力等原因，使高校在行使自己的管理职权时，不时出现侵犯学生权利尤其是侵犯程序性权利的现象，学生却很少得到相应的救济。近年来，高校学生权利的保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理论、制度和实践还需进一步探讨。

一、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重要性

(一)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能有效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

在学生违反纪律时，学校可以运用管理权对其进行处罚，甚至可以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将学生开除出校。对学校的行为，即使是违法或不当，学生也不能否认其效力或加以抵制，而只能事后通过各种救济途径加以解决。法律赋予学校一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为学校的教育管理预留了一定的伸展空间，但也常常被学校作为证明其行为合法的依据。学生慑于不能领取毕业证、学位证或被开除学籍等对学生的名誉及将来的就业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后果，往往不敢对抗学校的权力。由于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学生群体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高校学生权益救济途径及其作用仍相当有限…。因此，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能增强学校和学生的法治观念，开展依法治校

法治化是高校管理的改革目标和努力方向。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以公办为主、具有福利性质的教育，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不交费或只交一部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不重视学生的权利，学生循规蹈矩，久而久之，导致学生应有的权利意识淡化，走入复杂的社会后生存与竞争能力不足。但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缴费上大学的前提下，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引导学生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必然过程，也是高校管理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三)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能推进大学生权利保护立法

目前，我国现行教育法律制度中尚未设定司法救济程序。当受处分学生不服处分决定时，很少能提起行政诉讼，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的内部纪律处分与学校给予的行政处罚界定不清，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不属行政处罚，不能使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学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高校处分权也不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使高校成为不受司法监督的特殊主体，学生无法获得司法救济。要达到通过司法手段保护高校学生权利的目的，必须出台相应的法律来明确规定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明确高校管理行为的性质。

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申诉在保护学生权利时作用有限

学生申诉可以分为行政申诉和校内申诉。行政申诉是学生向教育行政机关提出的申诉；校内申诉是指学生向学校提出的申诉。

行政申诉是《教育法》确立的一项法定救济制度，规定学生在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或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时，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它是保护受教育者权利的一种重要救济渠道，高校学生在权利受侵害时可据此得到相应的救济。但由于该法条对学生申诉制度作出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约，所以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在2005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21号令)中正式提出高校内部申诉制度，并对申诉机构及组成、申诉期限、申诉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作为一部行政规章，它在解决涉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生受教育权法律纠纷中的作用有限；其次，高校虽然制定了有关学生的申诉条款或学生申诉复查复议条款，但申诉的范围、组织、程序、效力等内容过于简单，可操作性差，并且没有经上级教育部门审核备案，缺乏合法性；再次，由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关于申诉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过分原则化，对参与的领导、职能部门、人数及师生比例等没有明确规定，没有把处分学生的职能部门和申诉处理部门分开，造成一些高校的教务处、学生处、研究生院(部)的人员在申诉处理委员会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申诉处理委员会的主席由校领导出任而不是由委员互选产生等现象。由于学生申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不明确，学生在申诉过程中是否能得到实质性支持无法确定。此外，有的高校缺乏建立学生申诉委员会的编制、专业人员和经费的保障。

(二)行政复议可操作性存在障碍

行政复议是指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请求，对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受理、审查并作出决定的活动。当受教育者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受教育权时，可以依法向教育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受理申请的教育行政机关对引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9款规定，公民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受教育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然而，在教育领域，行政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教育行政机关，而不包括高等学校，复议范围一般限于对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包括高校的管理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因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高校开除学籍处分虽然是行政授权行为，但是将高等学校排除在复议被申请人之外，对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不公平，对申请人的权利保护也非常不利。试想，如果有健全的教育行政复议救济制度，如果将高校的管理行为纳入行政复议框架，“田永案”、“刘燕文案”等就有可能在行政诉讼之前得到有效解决，而无需屡讼不止。另外，《教育法》及其实施意见亦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的情形和处理机制，更没有对教育纠纷的行政复议规定一个具体的实施细则，导致行政复议制度无法在高校学生权利保护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司法救济不畅通

司法救济历来被视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诉讼法对教育纠纷的受理范围主要限于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两个渠道，但在解决学生的权利救济问题时，这两个渠道所能发挥的作用存在实质性障碍。受师生特殊关系和诉讼成本的影响，学生很难做出与学校对簿公堂的决定，许多争议还不可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有效解决。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审理和解决行政案件的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总和。高等学校是否是行政诉讼的适格主体，高校自主管理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法律上加以明确，所以，在审查高等学校学生纪律处分纠纷中，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如2004年，震动国内法学界的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接吻被勒令退学案，学生因不服学校处分而将学校告上法庭，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裁定该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范围，驳回原告起诉，二人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仍被维持原判。由此看来，通过行政诉讼途径来解决高校学生纪律处分纠纷还困难重重。

《教育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高等教育法》第30条第2款也规定：“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民事主体的高等学校，其对外法律关系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与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团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内容较为繁杂，涉及所有权、契约及侵权损害赔偿等诸多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法院受理民事纠纷的范围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高等学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则为民事主体的角色，由于纪律处分引发的纠纷当然也在民事诉讼之列。但实质上，民事诉讼处理学校纪律处分纠纷也存在很多障碍，主要体现在学生不能对学校因为纪律处分的原因提起名誉权诉讼，同时民事诉讼途径很难对学生由于开除学籍处分所丧失的受教育权进行救济。

三、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体系的对策

高校与学生之间“对簿公堂”案件的不断发生，已经给高校的管理带来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校管理的效率。为了尊重高校办学的自主管理权，同时维护学生的基本权利，笔者就构建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提出如下五点建议：

(一)强化高校法治观念

中国传统教育中，学生属于从属地位，学生权利常常被漠视甚至被抹杀。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教育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淡薄，盲目追求“高校自治”，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以学校和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势必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所以，高校一定要转变观念，重视学生的民主权利，积极推行学生事务公开制度和听证制度。高校要通过设立“校长信箱”、“校领导接待日”、电视、网站等多种形式和程序公开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教育、改革发展等与学生权利密切相关的重大事务，以及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除党和国家规定的需要保密的事项外，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校改革等过程中来，关注学校的发展，正确对待学校改革中的事物，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权利。听证指的是权利主体在做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给相对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并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听证程序的实质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它有利于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法治化、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形成约束高校管理权行使的外在力量，也可以提高高校管理的透明度。

(二)加强教育立法

目前高校对学生行使处分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制定的实施细则。但是，上述法律法规与当代法治的发展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有些规定表述得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程序规定；有些规定显得过时，不能适应高等学校的发展。不少高校的实施细则存在着与高位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情况：有些规定得过低，有些处分过严。为此，必须清理现有法律法规，及时进行有效的修补工作，有针对性地对过时的、不完整的内容进行全面修改和补充完善，将一些新的需要保护的权利义务关系适时纳入法制轨道，将抽象的、原则性的表述明确化、具体化，增强教育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完备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使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及相互间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和运作规范，包括一方面加强教育立法工作，填补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空白，如制定专门的《学生法》和《学生申诉条例》等；另一方面对现有的法律和规章进行宪法审查，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三)建立教育仲裁制度

教育仲裁制度作为学生申诉与诉讼的衔接制度，具有自身优势，主要表现为：(1)有利于及时解决教育纠纷，化解学校与学生的矛盾。教育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提起教育仲裁．教育仲裁委员会按照及时、有效、公平、合法的原则迅速地加以处理；(2)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教育仲裁作为教育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使得一部分教育纠纷案件在仲裁阶段就得以解决，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节约了诉讼成本；(3)有利于充分发挥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作用，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教育仲裁制度是对教育申诉救济后续的一种补救，是对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缺陷的弥补，是高校学生法律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违反司法最终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教育仲裁委员会处理教育争议具备合宪性和合理性，这一方式既能维护国家权力的完整性和受限制性，又能充分体现现代法治对以受教育权为核心的学生合法权益的维护。

(四)完善现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我国针对受教育权实施行政救济的途径主要有学生校内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三种救济渠道，但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需要进行完善。

1．完善学生申诉制度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应成立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合理划分教育行政申诉管辖范围，规范申诉的程序，建立教育行政申诉听证制度。高校学生对高校作出的纪律处分不服或因高校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提起申诉，受理申诉机构应是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否则学生遇到类似权利受侵害的情况便不知如何维权。同时，在高校学生行使申诉救济权利的过程中，由于学生处于弱势地位，教育行政机关不宜对教育纠纷进行封闭式处理，只告知学生申诉处理结果，不告知申诉处理的程序以及学生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因此，应通过申诉听证会等制度，保证申诉处理的公正、公开，保障学生应有的知情权、申辩权等各项权利。

2．扩大行政复议的范围

国家要对教育行政复议的复议内容、处理程序、受理部门、受理时限、处理结果等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充分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遵循公正、合法、及时、准确等原则，应避免各部门相互推诿或官官相护的状况；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对学生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判明其是否合理、合法，处理结果要清楚明了，即或坚持、或改变或撤销原处理结果。

3．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大学生维权过程中的作用

目前理论界认为司法可以干预高校事务的范畴有：入学、转学、退学、毕业、学位授予、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社会活动(涉及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部分)等。因此，法律部门必须明确大学自主管理范畴和司法能够干预的范畴；同时也要明确司法受理部门、具体审查程序、处理时限、最后结果等，都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只有将高校管理的司法审查范围及其学生的权利救济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诉讼才能对学生权利救济予以最彻底、最权威的保障。

4．正确使用民事诉讼救济手段

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不仅有隶属型的，也有平权型的。当处于纠纷中的校生关系为平权型关系时，这种纠纷则应采取民事诉讼途径，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权利救济。如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教师对学生造成的伤害，学校教学设施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以及因高校的管理活动而侵害到学生的隐私权等。在这些纠纷中，学生对高校提起民事诉讼更能实现权利的充分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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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教育权行政法救济的基本手段

法律上对受教育权保护的规定只是对权利的认可，而受教育权人是否能够实际享有受教育权则取决于救济机制是否健全。如前所述，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救济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笔者以下分别对此加以论述。

1、教育申诉制度

申诉是公民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申诉权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法律层面的申诉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涉及个人利益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原处理机关或上级机关或法定的其他专门机关声明不服，述说理由并申请复查和重新处理的行为。

教育申诉制度，是指学生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明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生申诉制度。《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教育法》中只是十分简略地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法规或规章进行进一步的具体细化，因而本身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没有设定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没有申诉时效的相关规定，以及对学生申诉的性质认识不清等等。而且《教育法》第42条也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形成一项专门的法定的救济制度。因此，《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虽然对维护学生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构建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弹性和随意性，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受教育权人的权益。因此，建立健全的教育申诉制度是当务之急。

要建立专门性的教育申诉救济制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关于教育申诉的主体。根据《教育法》规定，申诉主体包括正规学校和非正规学校在校学习的学生，当然也包括被教育机构开除而就此提出申诉的学生，即，只要是认为自己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学生都可以依法提出申诉。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载体。结合《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应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的教育申诉机构。学生对于学校给予的处理决定以及其他损害其受教育权的行为不服的，向直接主管该学校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而对于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服的，可直接向做出该行政行为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再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范围。申诉的范围因其受教育者的地位和《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赋予的权利以及教育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损害学生利益的行为的不同而不同。受到侵犯的权利应当是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范围内的。但由于我国相关的教育法制日前尚不完善，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还很不充分，甚至一些正当的权利尚未被立法所涵盖。因此，在遵循权利法定的原则下，还应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的目的出发，将那些尚未在法定范围内的正当权利法定化。

从《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来看，教育申诉的范围包括一切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不仅包括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具体包括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查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以及学生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受教育权的其他合法权益，这里的合法权益，不仅包括受教育权者在教育过程中享有的受教育权、升学权、公正评价权、隐私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而且还包括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包括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的行为。再次，教育申诉中的时限。在现行教育法制中，受教育权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在何时申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正义不仅应该被实现，而且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被实现，迟到的“正义”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因此，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申诉的期限，在此可以参照行政复议的相关规定，即，当学生认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在知道处理决定60日内向有关申诉机构提出申诉。有关的申诉机构按照相关的期限对申诉予以受理和解决。最后，教育申诉的审理与决定。专门的申诉机关对申诉案件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中可以适当引进听证制度，从而给予受教育权者充分的辩护的机会。

2、教育行政复议制度

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原行政机关提出申诉、请求给予补救，由受理的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对发生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判明其是否合法、适当和责任的归属，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对人以救济的法律制度。而教育行政复议是指受教育权人认为具有教育管理职能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并由受理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

相对来说，行政复议途径由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制度上比教育申诉要完善一些，而且行政复议的成本低，灵活便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对于解决教育纠纷应该具有天然的优势。但由于高校因学术自治而拥有的自治权力（包括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权力），从而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就教育行政复议的实践而言，尽管高校自治的权力并非不受任何的限制（若其不当行使，作为主管的行政部门有权进行干预），但是，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笼统，对行政机关与高校的权力分工以及权力机关对高校权力运作的监督缺乏具体的规范，从而使得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的可操作性差，对高校基本上起不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将教育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并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规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教育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是受教育权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手段。但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从而使得教育行政复议只适用入学阶段和毕业阶段，而在学阶段则不适用行政复议。因此，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是解决目前教育行政复议困境的关键所在。

就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行政复议法》和《教育法》的规定，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第一，教育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行为侵犯受教育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认为学校因非学术原因不予颁发学位证的行为以及实际剥夺受教育权人受教育机会的学籍管理的行为。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校颁发学位证的职权源于《学位条例》的授权，对于学生学籍的管理则出自《教育法》的相关授权。因此，在学位授予以及学籍管理上，可以认定学校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因此，在实践中如果学生对学校因学生英语四级未过、违纪被处分以及其他非学术原因而拒绝颁发学位证的，以及开除学籍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三，对于学校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应该受理的教育行政机关不予受理的，可以以此教育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其次，关于教育行政复议的自身定位。教育行政复议应设置成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前置程序，但应规定教育行政诉讼不是行政终局裁定。这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的“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有限的司法资源。

3、教育行政诉讼制度

对公民受教育权而言，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为权利设计平等的保护，同时也要求法院为权利平等地提供救济。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和最终途径。教育行政诉讼不仅是司法介入受教育权救济的具体手段，而且也是解决教育行政纠纷中最重要、最权威的一个环节。在目前的实践之中，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由于缺乏行政诉讼法律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棘手，常常处于尴尬的窘境。争议的焦点就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因为此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因此，很多受教育权利受侵害事件，只能以受教育者权利受到侵害致使财产受到损失，转化为民事赔偿，最终使公民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往往既不符合行政诉讼要求，又与民事诉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的诉讼以不在受理范围为由被驳回，结果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3]

从以上可以看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新构建，主要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受教育权是否具有可诉性。根据《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对于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情形，则分歧较大。因此，有必要对教育行政案件中这类案件的受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到学校的被告资格，即学校是否能够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学籍管理和非学术原因拒绝授予学位的行为，学校应该是适格的主体。其次，涉及受教育权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所列举的受案范围虽然不包括公民受教育权，但《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将其作为排除条款列入第12条。

因此，受教育权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可诉性完全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教育法》第42条规定“对学校给子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则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对这一规定所指的可以提起诉讼的“合法权益”，是否包括受教育权，特别是不服校纪处分的争议，能否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相关条文的法律解释，使之“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最后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的情形。因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性是平衡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义。而当某一法条含义不够明确，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时，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必须向更易受到伤害的弱势一方倾斜。正如加里克利斯所言：“自然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不同。自然的正义是强者比弱者应得到更多的利益，而法律的正义是一种约定，是为了维护弱者的利益。”[4].

（1）关于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制约：立法者的法治意识，法院的能力和地位以及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及自我约束状况。[5]笔者建议，在对《教育法》的修改中，对于诸如降级、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并没有改变学生身份，没有限制其能够享有的包括学习权在内的权利的处理决定，应该规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受教育权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处理决定，应该给予最终的司法救济。理由如下：首先，因为《教育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类决定是终局裁决。其次，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给予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校纪处分，“不仅使受教育者痛失学历文凭，痛失优越的就业条件和收入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追求知识、提升人生境界的权利，这事关教育资源的开发分享，事关社会的稳定”[6]，而且会使其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惨遭损害，这都事关受教育者的基本人权。使这类纠纷免于司法审查，不仅体现不出平等权的精神，而且也有悖于社会公正。再次，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不能免受司法审查。大学自治是从西方兴起的，但西方国家同样对教育进行必要管理和法律约束，许多国家均通过一系列的教育立法来建立完整的教育法制体系以保障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的西方学者指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由西方兴起的大学自治的初衷是针对政府和教会的干预而言，并非针对司法。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高校自主权一方面难以落实，另一方面高校的自律又不够，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事屡有发生。因此，大学自治的实现不能没有司法的保障，而这同时也是依法治教的要求。享有权力和承担责任历来都是相对等的，高校不能只要求对办学自主权的司法保护，从而排斥相应的司法审查。但是，正如前面的诸多论证，司法介入的范围只能是非学术的领域，一方面，学术的专业性不是法院的强项，另一方面，司法的介入也是以尊重学校的基本学术自由为前提的。

4、受教育权救济的其它手段

（1）教育调解制度

调解是指由第三方居中协调，使矛盾的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从而解决争议的行为方式。调解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行政调解，二是司法调解，三是其他社会组织的调解。因为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通常情况下不是独立的调解制度，而是司法裁判和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的前置程序，而民间调解是唯一独立的调解制度。所以，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对相应的教育法律纠纷进行协商以解决矛盾的法律制度。

在教育纠纷的调解中，要达到一个当事人都能满意的结果，调解机构就必须是独立和公正的，其行为也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予以约束。因此，在有关调解的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独立而公正的调解机构以及如何制定合理合法的法律依据。在教育调解制度中，笔者建议建立一种专门的机构切实有效地解决教育纠纷，而《劳动法》中关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可以供教育调解制度借鉴。在《劳动法》中，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工会代表组成，其中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由此，教育调解制度中可以在学校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委员会，该调解机构应当由教师代表、学校管理部门代表以及学生代表组成，由其制订自身的相关活动准则，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纠纷的调解应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持下，由调解委员会独立做出决定。调解的范围应为受教育权者认为学校给予的一切的侵害受教育权人的受教育权的行为，但重点应放在纪律处分等处理决定的纠纷解决上。由于此制度下的委员均来自于受教育者熟悉的环境之中，并可以对一切教育纠纷予以调解，不仅易于被受教育者接受，而且也具有高效公正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使教育管理者和受教育者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法律修养。

（2）教育仲裁制度

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以求得公正、合理、便捷解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仲裁是一种便捷、公正、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专业性强、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化解特定纠纷具有天生的优越性。由于仲裁具有自治性，基于当事人自治原则，法院对仲裁一般不进行深度的干预（除非仲裁违反国家强行法的规定）。相对于以上几种解决教育纠纷的机制，仲裁不仅简便，迅捷，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仲裁具有准司法性以及高度的专业性使其具有很高的公正性。构建教育仲裁制度的关键在于仲裁组织的设立，因为受教育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特点，现有的仲裁机构显然无法受理教育纠纷的相关案件。因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受理教育纠纷的仲裁组织和适用公正、中立的仲裁规则。

教育仲裁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建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通过对英国的教育行政裁判所和仲裁机构、加拿大的教育上诉法庭以及印度的学院法庭等专门解决教育纠纷的机构的考察，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教育仲裁机构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的修改，由政府设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其中，教育仲裁委员会应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至四人和委员若干组成，仲裁委员会主任由政府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或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教育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应有高校教师和学生的代表。高校教师仲裁员按学科分类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选聘具有中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实行固定的任期制，学生代表则由高校学生会来推荐或自愿报名。[7] 另外，教育仲裁规则应基本上同民间仲裁规则相近，以此来保证仲裁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而仲裁规则中的受案范围，可以进行广泛的规定，但教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的主要优势应该是针对因学术权力而产生的纠纷，如学位论文、学业成绩等纠纷。总之，引入发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仲裁机制将是解决教育纠纷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也是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具体化的重要途径。

注释：

[1]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2] [英]戴维斯·M·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

[3]赵利：《当代教育科学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载于《理论纵横》，2005年第20期。

[4]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商务印刷馆，1987年版，第30页。

篇4

高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及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的基本问题，是处理和解决高等教育管理各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由于我国法制发展起步较晚，教育体制改革仍在进行之中，教育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当前我国教育法律制度的局限性以及法律关系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及法律责任的不明和混乱。同时，高等学校作为授权行政主体明显与当前教育体制改革，国办教育向社会化教育体制转变，政府简政放权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权利的方针政策相背离。也正是这种混乱和模糊直接导致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界限不清，给教育管理带来困难。

2.我国教育救济法律制度的缺失

没有保障的权利就是无权利。我国教育救济法律制度的明显缺失注定了公民对受教育权利享有的不充分性。首先，《教育法》第42条受教育者享有权利第四项规定：“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明确规定了受教育者对高等学校处分行为的不可诉性，实际上是剥夺了受教育者的司法保护权利。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关于教育管理争议申诉适用的法律规定。此外，申诉受理机关是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高等学校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由其作为申诉裁决机关有悖于裁决的公正性，是严重违背法治公正的。

3.高校管理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失范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守则、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法律失范和其中越权、违法规范的存在。《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学校可以制定教学管理和学生行为管理的实施细则，但《教育法》及相关的法律却没有对高等学校制定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权限、程序、备案检查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从而为这些规范性文件中的越权、违法规范的存在敞开了大门。学校与受教育者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决定了受教育者不可能对高等学校教育管理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产生质疑。同时，时间上的时效延续，又使这些规范成为教育管理不可辩驳的管理依据。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法制化水平的提高，高等学校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法律的必然冲突就成为教育管理引发争议的另一原因。

二、高校教育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

1.教育理念的法制化

对人的尊重首先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学校教育是对人的教育，必须建立在尊重人的基础。应该明确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法律性质，完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现行的教育法律制度对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法律性质的规定存在模糊，教育管理者责任的确认存在因难，这是当前困扰教育法治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当前的情势下，实际上就是要在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法律行政授权、教育民事权利能力和自成一类特殊法律权利中做出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彻底从国办教育体制下的教育管理制度中解放出来。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学校必须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自身行为也必须合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尊重并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教育者的首要义务。因此，应当将教育关系作为一种法律关系，真正将受教育者作为一个平等的法律主体来对待。这才是一种符合时展要求、体现现代法治意识的教育理念。

2.教育行为的法制化

首先，在对学生行为的评价上，应坚持以法律的评价为主。如果以道德这样一个易流动的概念来评价学生的行为，往往失之偏颇。其次，慎重对待学生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并保障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不能被任意限制和剥夺。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及其授权的机关或组织可以随意分配、处置教育资源，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处置。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更多地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契约行为，不是能够随意处置的。因此，要健全高等教育管理救济法律制度，完善高等教育管理责任制度。首先要将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维护纳入司法保护的范围，贯彻司法最终的法治原则。其次要在健全申诉等非诉讼救济法律制度的同时，结合高等学校教育管理权利的性质，确定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司法救济适用的法律及规则制度，完善教育救济法律制度体系。

3.教育制度的法制化

深入贯彻教育体制改革精神，落实高等学校法人地位，坚持依法治校，加强教育管理，遵守法律保留、法律优先、程序公正、比例合理的法治原则，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加强教育法治建设，完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体系，重点解决好以下几项制度的建设：第一，要建立高等学校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审查制度,确保学校管理依据本身的合法性。第二，要在现行经济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健全高等学校教育投资、资金管理法律制度，确保国拨资金的依法、合理使用。第三，要贯彻落实国家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把督导和评估的结果作为国家对学校进行拨款投资的重要依据，落实民办高等学校与公办高等学校同等法律地位,以适应WTO对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

4.教育管理中法律素质的培养

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需要一个良性的学习型社会作为平台。提高国民素质，也不仅仅是一项政策性的需要，更成为当前构建和谐型社会的迫切需要。公民法律素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涉及公民的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行为等各个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用法律手段调节的领域越来越广泛，要求这些这些专业的学生必须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要提升学生和学校的法律素养，宜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紧密结合的方式。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只有从思想和行为两个维度进行朔造，当代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才能得到切实提高。再次，应该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律实际应用能力。仅仅了解书本上的法律知识还不够，需要给成人教育对象进行一些实际应用能力方面的培养。分析综合能力。要逐渐掌握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和综合，才能做出一个适当的符合法律精神、法律规范的判断。最后，还需要培养逻辑推理能力。人们在思维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规则，否则，其结论会是错误的。法律条文的运用须以正确的判断为前提，特别是当案件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时，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篇5

中图分类号：G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0）12-0086-02

2003年12月，山东某高校学生王某因在学校的一次考试中作弊未被授予学士学位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7年1月4日南京某高校学生傅晨因作弊曾三次状告母校讨学位。近几年来，学生因受处分问题或学位授予问题等问题与校方发生纠纷对簿公堂的事情屡次发生，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给教育界很多警示。这些案件一方面反映出大学生维权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校在管理制度和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的建设上存在种种缺陷。

一、高校学生权利的界定和权利救济的涵义

（一）高校学生权利的界定。高校学生权利是指被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高等学校学生在法律关系中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高校学生一方面因公民身份而享有公民权利，另一方面是因高校学生身份而获得了高校学生权。

高校学生的公民权利，包括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普通权利。我国现行宪法规定我国公民享有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信仰自由，人身权利及自由，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以及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婚姻家庭方面权利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其他法律规定的普通权利主要有民法上的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

高校学生权，是指具有高校学生的特殊身份而享有的权利。高校学生的一般权利在我国《教育法》中作了规定。高校学生的特有权利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规定》的有关规定包括教育教学活动参与权与教育教学资源利用权、获得公正评价权、获得学历学位证书权、获得奖励和资助权以及获得救济权。

（二）权利救济的涵义。权利救济指的是法律意义上的救济，是对遭受损害的权利的一种补救和修正，是保证权利实现的重要途径和措施，缺少救济的权利将是空中楼阁，很难真正实现，正如法谚所云有权利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本文分析公力救济，按照给予救济的机关不同，又可以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行政救济指的是通过专门的行政监督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等行政主体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撤销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进行权利救济，主要有行政申诉、行政复议等；司法救济是指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权利的救济，使被侵害的权利得到恢复的一种救济方式，主要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等。

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必要性

（一）对高校学生权利进行行政救济是保障学生权利的需要。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宪法和法律赋予高校学生的基本权利、民事权利，以及依据教育法律法规高校学生享有的特定权利，作为一种实体权利，有赖于立法者通过法律予以确认，有赖于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予以尊重和保护，并在法治行政和正当程序原则下依靠高校的作为得以实现，更有赖于法律救济予以保障。救济（无论作为手段还是权利本身），不仅是“当实体权利发生纠葛时”为实体权利提供解决纠纷或冲突的途径，而且，由于实体权利的“可诉性”的存在，使实体权利的合法实现或实体义务的普遍履行成为可能。

（二）对高校学生权利进行行政救济是促使高校依法行政的需要。《高等教育法》第十八条规定：“高等教育由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实施。”因此，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授权的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承担着国家教育权的职能，拥有法律法规授权的诸如招生、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行政权力，具有管理学生的法定职权。其招生、颁发“两证”、退学等学籍处理行为和开除学籍等纪律处分行为都会对学生的声誉、入学、毕业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为行政主体的高等学校，按照依法行政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行使职权，是高等学校的职责所在。以权利制约权力，作为控制行政权力的一个基本原理，在高等学校同样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学生通过行政救济，借助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成为促使高校依法治校，合法、合理地行使职权的助推器。

三、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制作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一部分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2005年3月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和规章的相继颁布和实施，为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撑。

（一）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理论现状。理论的发展是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的先导。关于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相关问题，理论界已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但面对高校法治化的迫切要求，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理论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制约了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的建设和实践发展。高校的准确定位是进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前提，但当前学界对高校的法律地位尚未达成共识。在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一些其他理论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有关理论的发展是促进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建设和救济实践发展的基础，这种基本理论的不确定性成为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的极大障碍，因此厘清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有关理论乃当务之急。

（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制度现状。目前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高校学生权利救济作了一些规定，但还不完善。《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新《规定》第五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上述规定为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对些救济途径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能否在高校与学生的纠纷中适用缺乏明确的规定，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对于高校学生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以及申诉与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的关系等方面的规定还不完善，影响了在实践中具体运作。

（三）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实践现状

在教育行政实践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校学生权利的救济还不充分，阻碍教育法治的实现。近年来大学生因权利被侵害，与学校发生纠纷的事件逐年增多，对簿公堂也屡见不鲜。但在大学生诉母校的很多案件中、法院往往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的裁定，使学生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以上情况表明，在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的问题卜还处于见仁见智的状态，有待深入研究。日前，教育行政复议仅仅局限于对教育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复议，据资料表明到目前还没有对高校的处理处分行为直接提起行政复议的先例。

四、完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对策

（一）高校应转变观念，重视学生权利的实现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学生属于从属地位，学生权利常常被漠视。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教育管理者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盲目追求“高校自治”，高校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都以学校和管理者为主体，以学校和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这就一定会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害。所以，高校一定要转变观念，重视学生权利的实现，积极推行学生事务公开制度和听证制度。高校要通过电视、网站以及广播等多种形式和程序公开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教育、改革发展等与学生权利密切相关的重大事务，以及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除党和国家规定的需要保密的事项外，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校改革等过程中来，让学生关注学校的发展，正确对待学校改革中的事物，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权利。

（二）现行高校学生权利救济机制亟待完善

我国现行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主要有校内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三种救济渠道，但都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行完善。

1.学生申诉制度的完善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应成立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合理划分教育行政申诉的管辖范围，规范申诉的程序,完善教育行政申诉听证制度。高校学生对高校作出的纪律处分不服或因高校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提起申诉，受理申诉机构应当是教育行政申诉机构，否则学生遇到类似权利受侵害的情况便不知如何维权。同时，在高校学生行使申诉救济权利的过程中，由于学生处于弱势地位，教育行政机关不应对教育纠纷进行封闭式处理，只告知学生申诉处理结果，不告知申诉处理的程序以及学生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因此，应通过申诉听证会等制度，保证申诉处理的公正、公开，保障学生应有的知情权、申辩权等各项权利。

2.扩大行政复议的范围

国家要对教育行政复议的复议内容、处理程序、受理部门、受理时限、处理结果等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充分履行行政复议职责，遵循公正、合法、及时、准确等原则，应避免各部门相互推诿或官官相护的状况；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对学生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判明其是否合理、合法，处理结果要清楚明了。

3.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在大学生维权过程中的作用

目前理论界认为司法可以干预高校事务的范畴有：入学、转学、退学、毕业、学位授予、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社会活动（涉及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部分）等。因此，法律部门必须明确大学自主管理范畴和司法能够干预的范畴；同时也要明确司法受理部门、具体审查程序、处理时限、最后结果等，都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只有将高校管理的司法审查范围及其学生的权利救济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教育行政诉讼才能对学生权利救济予以最彻底、最权威的保障。

4.正确使用民事诉讼救济手段

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不仅有隶属型的，也有平权型的。当处于纠纷中的校生关系为平权型关系时，这种纠纷则应采取民事诉讼途径，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权利救济。如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教师对学生造成的伤害，学校教学设施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以及因高校的管理活动而侵害到学生的隐私权等。在这些纠纷中，学生对高校提起民事诉讼更能实现权利的充分救济。

（三）建立高校学生教育救济途径之间的合理联系

校内申诉机构受理高校学生的申诉后到期后没有处理的，学生可以向行政申诉机构提请申诉。行政申诉机构受理学生的申诉后，逾期未作处理的，学生可以向其所属的上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复议，或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以下的救济渠道：一是申请教育仲裁；二是对涉及侵犯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三是对高校对其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或作出拒绝发放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的决定不服的，认为严重侵犯其受教育权的，应当向上一级教育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四是学生对高校对其作出一般违纪处分不服的（但未严重侵犯其受教育权的），可向行政申诉机构再次申诉，行政申诉机构作出的处理决定应为终局决定。在建立起规范、有效的法律救济制度后，鼓励学生先穷尽申诉、复议的救济途径，再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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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学生高校的案件频繁发生，这些案件背后蕴藏着高校管理中，如何在高效运行同时保障大学生合法权利的问题。高校如何依法治校已显得至关重要。

一、高校管理中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现象

自从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开了学生高校先河以来，学生诉高校的案件犹如雨后春笋。高校扩招后学校管理机制中引入市场机制，学生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更注重自身与高校之间平等主体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加注重自身权利的维护，要求学校维护自身作为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同时也要求学校维护自身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学生以教育权、知情权、姓名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受到侵犯为由，将学校推上被告席，这些诉讼几乎涵盖了学生管理的各个方面。高校性质向来争论不休，理论界与实务界比较认同的是高校事业单位法人性质，但是高校的一些具体行为也是具有行政被告资格的，高校面临着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高校的纷争将增多，这就要求高校在管理中切实做到依法治校。

二、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高校管理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及细化程度不够

高校管理法律法规是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前提和依据，也是对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规范和监督。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规范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但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的疏漏不断显现出来。如法律法规各层次之间存在矛盾，尤其是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相抵触的现象比较普遍。另外，在法律法规中没有对高校与学生冲突解决途径做一些明确规定，对高校的性质也没有明确定位，对一些具体事项细化程度不够。

（二）学生权利意识提高而高校法治不足

在我国大力推行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背景下，民主与法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学生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民事主体地位。2008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被学生戏称的“卡门事件”正是体现了高校在自身行为方面法治理念的缺乏。

（三）高校管理缺乏正当程序

高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时，尤其是对违纪学生做出处理决定时，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当程序。学生高校案件中，很多案件都是高校没有履行法定程序。如：没有采取合法手段对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告知其行为触犯了学校管理或规定，另外，也没给学生申辩机会对其行为做出解释。学校在处理程序上过于简单，校方自身操作完就结束，省略学生知情权这个环节。除此之外，处理结果出来之后，也没有走合法程序，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学校没有将通知直接以书面形式送达，也没有告知学生在知道处理结果后，多少期限内有哪些救济途径。

（四）高校缺乏完善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在学生与高校的管理纠纷中，需要有健全的权利救济机制来维护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虽然现行申诉机制对于学生权利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法律和规章均没有规定申诉的性质，导致申诉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行使。另外，缺乏申诉程序性规定，没有对行政申诉受理部门、受理条件、申诉处理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申诉结果也没有保障。在实践中，虽然一些学校付诸实行校内调解制度，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其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权利救济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许多学生的被侵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从而使学生与高校的冲突升级。

三、如何平衡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

（一）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

近年来，高校管理中与学生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法律条文作依据，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执一词，法院审理时也必须参照《民法》及《行政诉讼法》等。因此扩大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法律中的规范事项及对其法律规定进行细化则越显关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对已有法律中的某些比较模糊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事项做出司法解释，这样一来，法院在接受案件之后就不会显得没法可依。我国法律存在滞后性，但是高等学校与高校学生都是特殊的主体，因此必须要在完善扩充现有《高等教育法》的基础上，对一些高校与学生的冲突产生一些前瞻性和预测性的规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因此完善教育方面的法律日趋紧迫。

（二）树立“依法治校”理念，规范学校管理行为

高校管理已趋向法治化，但是在实际中，高校领导及各部门，并没有完全做到依法行事，法治理念还需深入贯彻实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这赋予高校自主管理权限，但是，高校必须做到在管理中不与现有法律法规冲突。比如：高校规章制度必须与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而不能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学校要注意更新自身的学生管理规定，及时梳理校纪校规，去除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制定符合法律法规而又具有现实管理意义的规章制度，也就是高校管理制度法治化。在制定章程过程中，可以聘请法学专家对其进行审查，确认没有问题才投入实际操作，以免等冲突产生后学校处于被动地位。

（三）建立高校合理的管理程序

高校在管理中要做到程序合法，规范行使管理权。正当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实体性权利的保障。因此，高校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到以下程序：1.对学生的违纪事项进行调查取证，对事实进行确认；2.学校提出的当事学生违纪的事实证据和处分意见，告知当事学生可以进行申辩和质证，各高校应根据规定，制定本校的《学生申诉委员会工作条例》并依此作为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依据，学校对学生申诉应当出具申诉决定书，送达本人或其人，申诉决定书应包括处分的事实和理由，真正做到程序正当；3.对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告知学生并进行校内备案。

（四）完善学生救济机制

《教育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因此，高校要建立健全校内申诉制度，学校应该在申诉人员组成上经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被选举人中要包括：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真正建立起校内申诉制度，把申诉制度落到实处，保障学生权利。另外，对于学校一些具有行政主体地位而做出的管理决定，应该允许学生进行行政复议，比如在毕业证和学位证的颁发上，学校是被以法律法规形式直接授权或者间接授权其行政主体地位，因此在此事项上产生的冲突要告知学生其行政复议的时间期限。司法救济是大学生权利受到侵害进行救济的最后渠道，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矫正的正义”。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大小直接影响学生权利保护范围大小，因此我国应以法律法规扩大法院的受理高校案件的范围。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可以援引其他法律，比如齐玉苓案则是直接援引了《宪法》和《民法》。

结语

高校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加之学生是特殊的权利主体，正确处理好高校发展与学生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国和谐校园的构建。因此，我们必须平衡两者关系，规范高校管理，也要让学生遵守校规校纪，不能不维权也不能盲目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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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管理者对权利义务界定模糊

高校管理者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对权利和义务界定模糊。有的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过分地突出自身的主导地位，忽略了学生同为法律关系主体这一事实，对学生的管理过于束缚，导致学生权利难以实现。还有的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过分夸大了法律的作用，将法律的强制性与高校的主体地位充分应用到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中，对学生的合法权益视而不见。这必然导致学生权利的受损从而引发高校呵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

（二）教育法律体系不够健全

现存的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并未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缺乏程序性规范和可操作性，高校内部的规章制度与教育法律法规间相冲突的现象屡见不鲜。现存的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属于地方政府规范性法律文件或教育部部门规章，是立法法所规定的位阶最低的法律法规，且不属于立法法所确定的法律渊源。教育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必然会导致学生管理工作出现问题。

（三）高校内部管理秩序有失规范

《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依据规章制度进行自主管理”、“依法接受监督”。高校内部规章制度作为高校自主管理及接受监督的基本依据，是我国教育法制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延伸。杨金德诉上海财经大学一案反映出高校章程缺乏对内部机构和内部管理秩序的规定。法院的审理意见指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是否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的最终决定应由被授权的学校作出，本案中上海财经大学作为被告，其研究生部仅作为被告的内部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研究生部对原告作出只予结业的处理，应认定为超越职权行为，无法律效力。这一案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很多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四）大学生自我意识、权利观念逐渐增强

当前，多数大学生出生于独身子女家庭，他们的自我意识、权利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增强。但大学生的权利意识与其所应承担的义务观念并不对称，他们对于自己权利的关心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对于法律法规等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因此，学生在与高校发生法律纠纷时，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判断高校给予自己处分的公正合法性。现实中大学生对于教育法律法规以及高校内部规章制度的了解有限，因而由于不知法而发生的大学生触犯校规校纪导致遭受处分的事件时有发生，在纠纷发生之后，绝大部分学生都会直言并不知道违纪违法的严重性，甚至会强调自己不了解是否已经触犯法律。高校和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感，也大大提高了法律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二、关于依法加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完善高等教育立法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近年来，我国教育法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虽然成效显著，但我国高等教育法规依然存在内容单薄，实体性规范过多而程序性规范过少，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诉性，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性立法。高校内部规范性文件这一下位法与相关上位法之间的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现象导致保障和救济学生权利的立法精神难以实现，也削弱了法律的功能。为了确保高校和学生及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得到明确的法律规定，亟需进步一完善当前的教育法律体系，尽快制定和出台高等教育法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如《高等学校考试法》、《高等学校法》等，在强调实体性权利的同时强化程序性立法，使我国教育法制体系得以完善且具有更高的法律救济力。与此同时，高校在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时候，应尊重学生这一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在法律法规原则和规定的范围内将规范性与可操作性、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学生权利的法律救济力与高校的管理效率并重，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公正的处理程序，合理完善相关的实体性内容与程序性规定，并将整个工作置身于法律的监督之中。

（二）依法修订高校有关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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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

1 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的涵义与关系

法制化,即指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和主要活动经由法律制度规范、调整和保护,在法律的规范和保护下发展的过程。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是指国家通过教育立法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实行干预和调控,教育行政部门行使管理职以法律为主要依据,教育管理者解决教育问题诉诸于法律。

法治化是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就是要按照国家、教育部门等相关法律规定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简言之,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是制定完整教育法规范体系,健全的法律运作机制以及相关的保障制度。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就是要在运用这些法律来治理事务,法制化是法治化的基础、前提条件,法治化是法制化的具体实践。

2 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的原因

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是社会民主、法制发展的必然。

第一,教育法律思想由来已久。教育法律思想早在古希腊时就有,柏拉图最早在其名著《理想国》中阐述教育法律思想。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各国进入教育立法的时期;1957年德国学者黑克尔撰写的《学校法学》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教育法学著作。我国教育向来强调人治不重视法治,但教育法治思想和法治实践却一直存在。如韩非就曾提出“以法治教”的主张,并从中央到地方设吏师,保证国民的法治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悠久的教育法律思想给教育的法制化与治治化提供了沃土。

第二,教育法制与法治意识日益增强。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推行,教育亦不能像以往一样仅靠行政命令或人治来发展。这样,教育的法制化和法治化就成为政府和全社会关心的重要课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我国教育法制化和法治化经历了起始、发展、深化等阶段,法律理论研究日益丰富,法制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法律实践也逐步得以实施,人民的法治意识日益增强。

第三,学生管理实践中案例频发。在全社会快速推进法治化进程的大趋势下,人们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大学生也不例外,而且更注重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故此近些年大学生为维护自己的权利状告高校的案例时有发生。如: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管理不当,,侵犯其受教育权案;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滥用行政管理权,不颁发毕业证书,拒绝授予博士学位案;2000年余丹丹诉襄樊学院勒令其退学处分无充分理由和法律根据要求案;2000年张某诉华西医科大学不授予其博士学位案;2001年王某诉武汉理工大学不授予其学士学位案;2003年董斐诉郑州大学请同学替考“勒令退学”案等。这些案例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敲响警钟,同时也给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第四,较为完善的教育法体系。随着教育法律研究的不断推进,我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育法体系。它由教育法律体系、教育法规体系和教育规章体系构成。教育法律是指《宪法》中关于教育的条款,我国教育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教育法规则由行政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及地方性法规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等构成;教育规章包含行政规章与地方性规章。较为完善的教育法体系为实施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3 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规、规章与法律存在冲突。地方性法规、规章与国家法律抵触的这种法律规范相互打架的现象,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说的法律冲突。法律冲突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面临的又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过程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但由于在校生结婚给学生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有些高校校规限制大学生结婚;又如《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与《高等教育法》冲突等。

第二,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强。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新思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过去高度强调意志统一、集中统一管理和学生的服从的管理模式已不再适应大众化阶段的高校学生管理形势。但这种传统习惯根深蒂固,导致管理者法律意识淡漠,较少用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管理学生。具体表现在:片面强调严格管理,片面强调学校的权力,从而忽视了学生权利的保护;将法制与严格管理对立起来,认为遵循法治原则,就是放松管理,就会放任学生的某些不良行为,这些认识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

第三,未理清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和学生的关系由原来单一的行政管理关系逐步向复杂化方向转变,而管理者却较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要重新审视高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基于二者关系的复杂性,目前尚未形成能够全面准确描述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观点有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教育契约关系论、行政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并存等,但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维护学生自,强调学生权益,主张司法程序介入高校学生管理,倡导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

第四,管理程序不够规范。现实高校学生管理中,有很多程序不清,不够规范的地方。比如,学校在对学生做出行政处分时,学生的知情权、申诉权、如何调查取证等都没有比较详细、严格的规定,这样都可能造成对学生权利的侵犯。学生寻求救济的途径还很不顺畅,各种救济手段未得到有效的运用,学生遇到问题时诉之无处、无门,造成大学生的权利无法得到及时的维护。

4 改进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的措施

第一,加强立法工作。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育法体系,但在有些方面尚存在空白;另外,教育法规、规章与法律存在冲突。学校内部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冲突是目前侵犯学生权利,引起法律纠纷最主要的原因。从法律的位阶上看,学校内部规章制度的位阶是最低的,其效力也是最低,只要与法律、法规、规章相冲突,均属无效。实践中学校内部规章制度与法律、法规、规章冲突的案件均有,但最多的还是与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冲突最多,这有待于加强立法工作。对学生的管理中, 必须依法制定全方位的规章制度,并对现有的规章和条例进行清理和修订,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改革成果应继承,同时要充分考虑整个社会法治的进步。

第二,提高法律意识。近年来,教育法律纠纷频频见于报端。纠纷的实质是教育者法律意识的淡漠和学生日益崛起的主体权利义务之间的冲突,是关于学生权利的法律规定与学生管理制度中不当因素的冲突,冲突的焦点是学生或学生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或侵害。减少、避免、解决教育法律冲突的必由之路是:教育者和学生都要学习、理解、掌握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条文和实质,按教育法科学地管理和教育学生;依教育法科学的学习。做到教者、学者均知法、守法、护法。

第三,树立服务意识。教育者应该充分认识到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变化,找准与学生的法律关系,适时调整角色地位,保护学生权利,树立服务意识,做好服务工作,热忱为学生服务。大学生智商高,知识面广,观念更新周期短,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教育者要从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观点出发,既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规范、管理、教育大学生,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法律地位,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四,规范高校管理行为。2005年颁布实施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新《规定》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遵循“育人为本,依法建章,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的原则,对原《规定》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新的《规定》把学校管理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于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高校工作职责、范围,管理者的权限、义务,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体系,规范了高校的管理行为,依法行事。

第五,完善学生救济机制。一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禁止侵犯学生权利行为的发生;二是建立学生申诉制度,使学生权利得到救济,三是进一步明确司法审查介入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的权限、程序,在维护高校的自主办学权和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更好地维护学生的各项合法权益。司法审查对大学管理的介入不仅是完全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规范管理权利,更新管理观念,促进高校管理的法制化和法治化。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管理工作的成效,关系到学校的稳定与发展。但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由原来单一的行政管理关系逐步向复杂化方向转变。为适应这种变化,高校必须更新管理理念、改进管理方式和完善管理制度,加强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与法治化,才能促进高校的长期稳定与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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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025-02

目前，全国高职院校共有一千多所，超过了全国高校的二分之一，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学生管理工作是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工作，随着高职院校改革的深入，高职院校的学生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学生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也日渐引起关注，并需要有效解决。

一、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的法律问题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在改革的进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明确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可能存在或者实际存在的法律困境，既是顺应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依法治班的要求，也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管理工作的要求。

1.理论层面：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缺陷。①缺乏系统性，高职院校是一个特殊的大学生群体，高职院校的教育偏重于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对学生工作方面的管理规定，高职院校相对而言，缺乏统一、完整、有序的理论体系。当前，除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对大学生管理有普遍性要求的基本法律外，缺乏一套健全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导致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规定往往只是以零散的文件下发给各个系，有些甚至是学校出现相关问题后，以一种事后救济的方式对学生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出规定，这样很难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学生管理规定。②欠缺可操作性，很多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规定属于粗线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粗陋，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范不够具体，对学校、教师、学生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得不明确，导致学生遇到侵权时，往往不能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抑或学校碰到学生将其告上法庭时，往往显得束手无策或者难以接受。同时导致学校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很大，如高职院校对学生做出开除学籍或者勒令退学的处罚，学生管理规定对此往往缺乏听证程序的规定，有的学校即使有听证的规定，也只是一带而过，在具体应用时，可操作性很弱，很容易侵犯学生的正当权利。

2.实践层面：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侵权。①学生人身安全保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这类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一是因学校的管理行为所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这类事故通常发生在教学过程中或者学生宿舍中；二是学校场所内的其他非学校主体对学生所造成的伤害，例如学校内小卖部的食品经营者出售不合格的食品所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三是学生与学生之间所引发的伤害事故，例如学生之间的打架、斗殴等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事故；四是意外、偶发性事件，例如不可抗力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以及学生自残、自伤、自杀等行为造成的伤害等。这类问题涉及的学生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目前处理这类事件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教育部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②学生人格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学生人格权中的隐私权是近些年来学生特别关注的权利，学生管理工作如果不能较好地处理学生工作需要与学生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学校很有可能要吃官司。有的学校为了监督和管理的需要，侵犯学生隐私权的事件也不少见。2003年8月，上海一名大学生因高中母校公开播放他与女友在教室接吻的录像，因此将母校告上法庭，成为全国首例因侵犯学生隐私母校的案子。学生管理工作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权，例如学校对经济特困学生的资助工作，既要严格审核这些学生是否符合资助的标准，又要兼顾保护这些经济特困学生的信息。

3.教育管理行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不当的教育管理行为，很容易造成对学生正当权利的侵犯。一是学生管理制度。如《奖学金评比办法》、《宿舍管理条例》，一般都是由学校主管部门酝酿拟定，制定前很少倾听学生的真实想法和征求学生的意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公平、公开、公正程度未得到完全保证，个别学生的权利很可能会受到侵害。二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由于学校管理规定的原则性和模糊性，学校的各种决定有很大的弹性。如学校对违纪学生的处分，尤其是开除学籍或者勒令退学的处分，没有听证程序的规定，学生往往没有申诉、辩解的机会，这很可能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

二、应对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策略

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导致的法律纠纷频频出现，关于高职院校的诉案也逐渐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因此需要在熟悉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同时，提出应对策略。

1.完善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规定。①健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规定，高职院校应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制定统一、完整、系统的学校规章制度和各种实施条例，要树立依法治校、依法治班的观念，切实依法管理学生，杜绝单纯以行政手段支配学生、命令学生。要健全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学生行为规范》、《奖学金评比办法》、《宿舍管理条例》等，在制定这些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要贯彻民主精神，倾听学生的真实想法，让学生的诉求得以表达，吸纳一些可以采取和推行的意见，从而使制定出来的学生管理规定既体现学校的人文关怀精神，又体现学校依法管理的工作作风。②细化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规定，原则性和模糊性的学生管理规定为学校滥用学生管理职权提供了空间，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为规范高职院校依法行使学生管理职权，高职院校应细化学生管理规定。明确高职院校对学生的管理权限，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以及怎样管；明确学校、教师、学生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减少学校行使学生管理权力时的随意性。例如学校对学生的奖励规定，要细化认定奖励资格和具体办法的操作步骤，减少实施过程中学生的不满甚至抱怨；学校对学生的处分规定，要在《违纪学生处罚规定》中细化各种处分，尤其是开除学籍或者勒令退学的处分，要有听证的规定，并要细化听证程序，给予学生申诉、辩解的机会。

2.设置专门的学生纠纷解决机构。①成立专门的调解机构，随着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学生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案例不再稀奇，高职院校成为被告也不再是鲜见的事情。但是，从诉讼效果来看，这类纠纷通过诉讼的途径，往往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而且整个诉讼过程的时间拖得太长，这种司法救济在实践中或许并不是最佳选择。高职院校面对这样的挑战，可以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巧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既可以减轻学校和学生的诉讼负担，又可以更高效地解决问题。从国家最新出台的《人民调解法》来看，我国也非常重视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学校专门的调解机构要负责完善校内申诉的程序，让学生知道到哪个主管部门申诉以及怎样申诉，这也是充分发挥调解作用的前提和有效途径。②建立专业的调解队伍，高职院校成立专门的调解机构解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这需要考虑调解机构的队伍建设问题。调解机构的队伍建设问题关乎工作成效，学生管理工作中的纠纷尤其涉及法律问题的纠纷，让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和法律实务经验的人来调解会更合适些。因此高职院校在招聘此类工作人员时，应该倾向于招一些有一定法学专业背景的人承担此机构的工作，这样既可以更好地用法律的眼光依法处理和审视事件，又可以更好地树立调解的威信和认同感。专门的调解机构，要加强分工合作，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要认真研究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现状，完善校内救济制度即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让学生知道如何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救济。③完善配套的权利救济，学校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时，学生有权知悉对其进行纪律处分的事实、证据以及处分依据，有权就纪律处分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进行申辩。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在合法权益受到可能的侵害或者实际的侵害时，依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有关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诉理由，请求处理或者重新处理的制度。学生申诉制度是权利救济制度之一，一套完整的权利救济制度能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提供切实可行的保障，也是最大限度发挥调解作用的前提和有效途径。因此，要完善配套的权利救济，明确赋予学生某些程序性权利，如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等，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调解的作用，解决学校与学生之间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1].论高校学生管理向法治化模式转换的必然性[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7）.

[2]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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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复议是师生权利救济不可替代的手段高等学校内发生学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应回避这种冲突，而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这种冲突，以保障高等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目前由于二次申诉制度的法律性质不明确，导致大量的学生权利纠纷在经过二次申诉后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最终迫使学生不得不走上无限申诉的道路。这种无限申诉即使最终达到了权利恢复的目的，也因为其救济代价太高甚至这种代价超过因权利损害所受到的损失而完全失去救济的意义。申诉制度本身并非一种规范的纠纷解决模式。在这一制度模式下，由于对申诉处理机关的权力和责任界定不明确，因此申诉处理机关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在处理结果上往往选择对其有利的结果。例如在一级申诉中高等学校维持其处分决定的概率要大，而在二次申诉中教育主管部门即使认为高校的处分有失公正，也往往并不做出直接的决定，而是责成高校重新做出决定。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根本无法体现处理结果的公正性，自然也就无法达到解决冲突和纠纷的目的[3]。

2.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是高等学校学术自由权的重要保障高等学校的自治权包括管理自与学术自由权两个方面，其中管理自是学术自由权的基础和保障，没有管理自，高等学校的学术自由权是无法实现的。从这一角度看，行政复议制度对管理自提供保障也就间接地为学术自由权提供了保护。学术自由权，就是国家依法承认和保护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任何人包括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不得侵犯公民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4]。学术自由权可划分为学术研究自由权与学术评定自由权两个方面。学术研究自由权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权，学术研究自由权是人类知识发展与创新的一条必需的途径，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表达是学术发展和进步的必要前提，学术研究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来逐步加以解决，因此，学术研究自由权是绝对排除外在干预的。学术评定自由权，是一种相对的自由权，对其评定对象而言相当于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就有滥用的可能性，因此就需要对这种权力施以某种方式的控制。为了尊重和保障这种自由权，对这种权力的控制就只能作用于其程序而非对其实体进行干预，例如对学术评定的标准、学术评定的裁量及学术评定的结果应当尊重高等学校的自，但对学术评定的法定人数、学术评定的表决方式等程序性问题是可以进行必要约束的，这也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必然要求。

3.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是高等学校行政法律地位定位的必然要求高等学校所承担的教学管理及授权颁发学位证书等行为从性质上看应为行政行为，因此高等学校也应具有行政主体的性质。任何一种权力都存在滥用的可能，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十分必要。相对于外部监督而言，内部监督虽然存在监督力度和效果方面的缺陷，但这种监督也具有内部及时纠错、提高效率和保障权力运行的稳定性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关于行政复议的功能，学界一般认为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内部监督、权利救济与解决纠纷三个方面，且内部监督和权利救济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站在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来看，内部监督对其权利救济也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这种内部救济具有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特点。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可以避免二次申诉流于形式，避免出现无限申诉的现象。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可以有效发挥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学校的内部监督功能。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教育主管部门负有对高等学校进行必要的监管的职能，及时处理发生在高等学校校园内的纠纷也是教育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落实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有利于实现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实行一级复议制度，申诉人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种制度安排既保障了行政复议制度功能的实现，又能有效防止无限申诉情况的出现，对学生救济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教育行政复议制度的完善

1.二次申诉转换为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法是我国有关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法，其他单行法律在引入行政复议制度时，并不需要对行政复议的程序性问题做出重复规定，而只需在单行法律中明确相关争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即可。行政复议属行政司法的范畴，是行政权吸收和运用某种司法权的体现，而司法权须遵循中立的原则，因此不宜由部门规章对其作出规定，因为部门规章往往不能完全排除行业利益的影响，寄希望于部门规章对其作出规定往往是不现实的，现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排除行政复议制度的适用即是明证。上述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项法律条文所设想的纠纷发生的类型与实践背离，因而该条文在实践中失去权利救济的功能。依据该条文规定，当事人只有在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保护其受教育权的申请，而教育主管部门不履行其法定职责的前提下，才可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当学校未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时，学生权利损害尚未发生；而当学校已经做出处分决定时，权利损害已经成为事实，参照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护的规定，学生应当何时申请权利保护呢？如果事后提出，则决定已经做出，权利损害已经发生，教育主管部门是不可能对其实施“保护”的；如果事前提出，则要求学生在“感觉到”学校即将对其做出处分决定而处分决定尚未实际做出的情况下即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保护，学生可以借教育主管部门之手来干涉高等学校对学生管理权的行使，这种申请不具有正当性；即使提出申请，教育主管部门拒绝这种缺乏正当性的保护申请，并不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需要对《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做出修改，明确规定对于高等学校教育法律纠纷，教师和学生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门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学生申诉适用于校内而复议发生于校外，但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受教育权争议。考虑到这两种救济方式各有利弊，应当明确教育行政复议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将不服行政处分纳入行政复议范畴，使其真正成为高校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一条重要的法律救济途径[5]。做出这种规定不与高等学校的管理自发生冲突，原因即在于教育主管部门是教育系统内的管理机构，由该机构直接做出复议决定仍属广义的大学自治权的行使范畴，因此并未危及大学自治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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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教育体制法治化改革以来，教育法律纠纷(特别是大学生维权诉讼)逐渐增多，这其中大多数是由于高校违法行使教育处罚权所致。哈耶克认为，正是由于法治保护私人公民以对抗行政机构侵入私域这种日益发展的取向，所以法治才在当下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因而依法治教成为实现大学生权利“上游保护”的关键一环。

一、良法治教——加快高等教育立法进程

(一)我国高等教育法制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相关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等。在法规层面上也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

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多半是以指导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为出发点，其特征是对于大学生课以较多义务，且规定有着严格的处罚制度。而其所赋予大学生的权利却往往因为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而流于形式。《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章“奖励与处分”第五十条到第六十六条l6个条文中仅有2条是关于奖励，其余14个条文皆是规定处分。如此悬殊比例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期以来高校与大学生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尤为突出。在立法层面上强调教育行政权的配置，许多苛刻的校纪校规弱化了大学生权利；在实践层面上高校对大学生处罚权的恣意行使和维权救济途径的模糊化又使得大学生的权利保护状况更加堪忧。

(二)制定统一的《大学法》重构高教法律关系

从比较法的视野观察，法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大学校长必须依法管理学校，同时法国的教育司法制度相当健全，学生、学生家长和学校的纠纷可以通过教育系统内部的司法制度或教育系统外部的行政诉讼制度来解决。印度《大学法》规定大学内部各权力机构以及大学的实际首脑副校长都必须在法律赋予它(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履行职责。针对此种情形，在权利本位的理念下加快立法步伐是一条必由之路。

首先，制定我国统一的《大学法》。《大学法》主要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应承担的各种法律责任，明确高校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并列举其重要的教育行政权，调整学校与学生、学校与教师的权利义务关系，强化对高校的权利监督及学生的维权救济制度。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大学法》赋予高校更多的学术自由权，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

其次，相应修改并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前面介绍的相关高教法律法规时间跨度较大，为了适应新情况，理应对现有的法律渊源加以整理。比如将高校与大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纠纷明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大学生法定权利进一步细化量化，明确其救济途径和相关部门的法律责任。通过统一的立该非、改、废以减少法律冲突，促进法制统一。

二、法律保留——健全校规备案审查制度

(一)校规校纪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

从许多高校与大学生纠纷的现实案例来看，高等学校对于学生的处罚直接依据往往是校规校纪，而且多半以“通知”、“决定”、“意见”等形式表现。这种现象原因是这我国目前的教育立法只是对高校管理做出笼统的确定，而把具体规则留给教育行政机关或高校自行规定。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赋予高校校长的第一项职权就是“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1990年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条文的说明》中指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是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行政法现，不能也不可能规定得太具体，各地区高教部门和各高等学校可在此《规定》的原则下制定实施细则。由此各高校自行制定校规当属法律位阶中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范畴”。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对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高校在教育行政权中的制定校规校纪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应当遵循和适用“法律保留原则”。

20世纪70年代德国联邦确立的“重要性理论”认为，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干涉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虽然大学生权利保护中的重要事项的轮廓尚不够清晰，但是“重要性理论”至少提供了判断在学校行政领域中应有法律保留适用的思考方向。有台湾学者认为：“举凡教育内容、学习目的、修课目录、学生之地位等有关大学生学习自由之‘重要事项’，皆应以法律明文限制之，或有法律明确之授权。尤其是足以剥夺大学生学习自由之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更应以法律明定其事由、范围与效力，而不得仅以行政命令或各校之学则即予剥夺，此乃法律保留原则之基本要求也。”也有台湾学者提出：“至于影响学生权益甚巨之处置，不能再任由以行政规则订之。如人学、转学、学位之授予、退学、勒令退学等，宜划人法律保留的范围。对这些处置，学生除得寻内部申请途径外，亦得容许司法之救济。”

(二)校规校纪须接受权力机关备案审查

从高校校规校纪的运行状况来看，高校依据校规校纪对学生实施的某些教育处分，已经直接涉及到大学生受教育权剥夺。因而涉及类似烈度的教育处分，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由法律设定。而仅依靠高校的自觉自律无法实现这种理想的规制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制度设计上并没有涉及到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与备案的问题。2005年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或修改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中央部属院校同时抄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及时向学生公布。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规定，指导、检查和督促本地区高等学校实施学生管理。”至此，校规校纪审查备案制度初步建立。

然而笔者认为，考虑到高等学校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法律性质，仅仅依靠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是不充分的，而应当在在制定“大学法”之基础上建立完善起校规校纪审查备案制度。具体设想是规定高校校规校纪的制定与修改须报归口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备案的同时亦要向与行政主管机关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这样不仅强化了权力机关对于高校的直接监督，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高校行政化倾向对于大学生权利保护之负面影响。

三、正当程序——严格处罚程序制度

正当程序原则源自英国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并成为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基石。自然公正原则是英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普通法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原则：1．任何人不能成为与自己有关案件的法官(nomanshallbejⅡdgeinhisOWIIcases)。2．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原则(aman’Sdefensemustalwaysbefairlyheard)正当程序原则包括公平原则、公正原则以及参与原则，它强调行政相对人有知情权、申辩权、申请回避权以及要求举行听证权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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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依法治校”理念的不断深入及学生自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高校在自主办学及日常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愈加凸显。近年来，不少高校学生因不服学校作出的违纪处分决定而寻求法律救济，但由于目前高校学生违纪处分权及其实施中存在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一些受处分学生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因此，应着重围绕“实体”、“程序”两方面加以改进。

一、高校学生违纪处分权的概念

关于“高校学生违纪处分权”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并未予以界定。教育部2005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指出：“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第53条还规定了五种具体的纪律处分形式。学界基于上述规定对“高校学生违纪处分权”作了广义、狭义之分：狭义者专指纪律处分权，是高校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进行惩戒的权能；广义者还包括其他会对学生权益造成强制性不利影响的管理措施，是指高校为维护其良好的学校秩序，根据法定事由和程序对违反学校纪律或达不到学校要求的受教育者进行强制性消极处理的权能。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高校学生违纪处分权”是高校基于日常管理需要，为维护良好的学校秩序，对违反学校制定的纪律性管理规定的学生作出相应处理，限制或剥夺学生某项权益的权能。具体来讲，作出处分的主体是依法律、法规授权拥有该项权能的高校，处分对象是“违纪学生”，处分针对的是学生的“违纪行为”，处分的依据是高校依法律、法规授权所制定的诸如《纪律处分规定》、《违纪处分条例》、《日常行为规范》等学校内部条文性纪律管理规定（以下统称“高校处分规则”），处分具有单方性、强制性、消极性等特征。

二、目前高校学生违纪处分权及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

（一）实体规则方面

1.对作出违纪处分决定的主体授权不明。《教育法》虽明确学校可以对受教育者实施处分，但“学校”是一个抽象概念，具体由谁、由学校的哪个部门来行使这项权利，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而《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仅仅对“开除学籍”处分行为的作出主体作了说明。法律规定不明确就意味着能够作出处分决定的主体只能是学校本身，而作为学校内设机构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院（系）或职能部门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分决定。然而实践中，经常有高校的学生工作部门、教务处或是院（系）以部门名义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

2.对学生应受处分的具体行为及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界定模糊。哪些行为应该处分，应受何种处分？现行法律法规同样未作明确规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只是列举了几种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情形，而将更多的决定、裁量权赋予高校。这种内容不明确、界定不统一、授权不明晰的法律规定使不同高校在制定处分规则、行使处分权的过程中存在很大差异，而执行标准、处罚力度的各不相同也造成了“相同违纪行为不同处理结果”的现实困境。

3.可能侵犯受处分学生的合法权益。对受处分者来说，处分决定本身就是对其个人名誉、身份的一种消极评价，这种评价会因为记录在学生的个人档案中而对其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因为学校行使权利不当而直接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更值得商榷的是，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当宪法及宪法授权的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说明可以剥夺公民受教育权的具体情形时，高校更不能在这一方面发挥自由裁量权，但目前许多高校制定的处分规则都是与之相违背的。

4.受处分学生寻求诉讼救济时无法律依据。《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1、63条也对学生不服处分决定的救济途径作了说明。根据上述规定，学生如果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向学校有关部门及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诉，但并未言及诉讼，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未将高校对学生的处分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据此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还有一部分法院认为，只有当学生向有关部门提起申诉并对处理结果仍不满意时，才能以申诉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此时法官有权审查的只能是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作为第三人的高校的处分行为。在高校处分权由于立法授权不明而导致虽不合理却合法的前提下，作为问题关键点的高校处分权行为，法院却无从审查，使得作为原告的受处分者处于不利地位。

（二）相关程序方面

1.高校制定处分规则的程序存在缺陷。《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8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或修改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及时向学生公布。”上述规定虽未对高校处分规则的制定程序、方式、参与主体等内容作出说明，但从“及时向学生公布”这一要求来看，高校在制定处分规则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作为当事人的广大学生的意见。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高校处分规则“上位法”及“授权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尚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更何况是高校处分规则的制定程序。但在实践中，许多高校仅凭管理者的主观认识或日常管理经验就制定出处分规则，忽视或从未考虑过学生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而“及时向学生公布”这一重要环节也被入学时向每位新生发放一本厚厚的制度汇编所取代。

2.高校作出处分决定的程序存在缺陷。《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5至第59条规定了学校行使违纪处分权的必要程序，如“决定前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开除学籍要由校长会议研究决定，将决定书送达本人并备案”等。但目前高校在处分学生时多采用的是“学校单方设定的内部程序”，并未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受处分者很难真实、充分、自由地表达其意志，为自己申诉辩解。一方面是学校不执行有关规定，另一方面是学生们的程序意识普遍较差，使得相关实践活动严重偏离了立法的预期目的。

3.受处分学生寻求救济的程序存在缺陷。第一，申诉形同虚设。虽然《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明确表示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高校学生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学生享有申诉的权利并就处理期限、受理部门、组成人员、申诉形式等内容作了专门规定，但这些保障机制在实行中却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学校为维护其自身权威和形象，千方百计地维持原处分决定；另一方面，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因顾及高校与其在人事、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密切联系而尽量维持学校作出的处理决定，使这一救济程序基本流于形式。

第二，复议执行力差。虽然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9款将公民的受教育权纳入行政复议范围，但在现实中，行政复议机关一般不受理因行政处分而提起的复议申请，而高校对学生的处分行为同样被排除在行政复议范围之外。

第三，诉讼无章可循。诉讼是当事人寻求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由于缺乏实体法律规定的有力支持，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都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使当事人寻求最后救济的希望也彻底落空。

三、完善当前高校学生违纪处分权及其相关问题的主要法律措施

（一）完善相关制度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第一，整合现有教育法律法规，提高学生管理规定的法律位阶。一是要根据《立法法》对现有教育法律法规进行“法律清理”，在废除、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保留下来的条款进行有效整合，并按照相应的规范体系重新确定其法律效力，防止立法漏洞、规定滞后以及法律法规间的冲突，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法律体系。二是要提高学生管理规定的法律位阶，早日形成完备的专门性法律规范。理想模式是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以法律形式对高校处分权加以界定，对相关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处分的范围和条件、作出处分的程序及其监督审查、受处分学生寻求救济的途径和程序、相关权利的制约及责任的承担等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对高校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作出明确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及越权行为的发生。三是必须将“开除学籍”处分相关规定提高到法律层面。“开除学籍”处分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受教育权，而受教育权是宪法性权利，对限制公民宪法性权利等专属立法事项，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必须由最高权力机关通过法律予以规定。因此，即使在现阶段难以形成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也应将“开除学籍”处分以法律形式加以限定，不应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自行创设有关规定。

第二，赋予学生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将高校学生违纪处分权纳入司法审查范畴是保护学生合法权益最有力的方式，但司法应当尊重高校作为一个独立、特殊行政主体的自治权，不能干扰其正常的工作和管理秩序，因此，在制定具体规则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一要合理限制审查范围，按照处分权影响学生权益的大小加以区分，将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等涉及学生重大利益、足以改变学生身份或是对公民受教育权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处分行为作为审查对象，而对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学校为维护其日常管理秩序而作出的未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行为，法院不应加以干涉。二要严格把握审查深度，一般应以程序性审查为主，必要的实体性审查为辅。法院所审查的只能是高校的处分行为是否经过法定程序、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如程序不合法，应给予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若实体不合法也不应直接作出判决，而应撤销原处分决定，责令高校重新审查。

2.规范高校处分规则。高校处分规则是学校行使处分权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已迫在眉睫，而修改现有规则中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内容是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应严格按照“上位法”的有关规定对现有处分规则进行梳理，不得自行扩大或缩小法律规定的事项特别是扩大处分权的范围。“上位法”只有原则性规定而无实施细则时，高校制定的具体管理规则必须符合“上位法”的原则和精神，不允许出现限制学生法定权利和排除学校法定义务的条款。此外，规则应当明确而具体，不能出现含糊不清、语意不明，需要进行主观价值判断和评价才能确定的内容。

（二）完善相关程序

1.完善高校处分规则的制定程序。第一，加强规则制定过程的监督审查。《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8条明确规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规定，指导、检查和督促本地区高等学校实施学生管理。”建议根据这项规定，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定某个专门机构负责对高校处分规则进行监督审查，在重点审查高校依据自主管理权自行设置的规则条款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规则制定主体的资格和范围、召开听证会及听取专家意见的实施情况等程序性问题进行监督审查。

第二，确保规则制定过程的民主、科学。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必须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学生、教师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此外，还要注重科学性、合理性，积极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组织有关专家和法律工作者对各项规则进行论证，在充分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现学校自身的科学、民主、高效管理。

第三，公开与违纪处分有关的信息。信息公开制度是《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8条的明确要求。高校在平时就应注重对学生进行相关规定的宣传教育，让学生在熟知各项规章制度的前提下预先在思想上设置自我警戒，并明确权利的救济程序、内容等。即使对待违纪学生，高校在处分前也应向其本人详细公开处分所依据的主要事实、理由及相关证据，保障学生的知情权、申诉权。

2.完善高校处分决定的作出程序。第一，成立专门的纪律处分机构。在现阶段法律授权不明的情况下，为统一高校内部不同部门间行使处分权的尺度和范围，高校应当成立由学校领导机构牵头，各院（系）及相关职能处室共同组成的专门性纪律处分机构，代表学校对学生的违纪行为展开调查并依据有关规定作出初步意见。在机构成员的选拔上，应由各部门按比例推选责任心强、师生认可度高、踏实负责的教师及学生代表，实行逐年换届选举，并对经选举后进入该机构的成员进行业务培训。

第二，纪律处分机构“预审”，告知学生参加并认真听取其陈述、申辩。纪律处分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学生的“违纪行为”进行“预审”，除表决程序外，全程必须有学生本人参与并给予其充分、自由的陈述和申辩。在此基础上，全体成员应对“预审”结果进行民主表决，利害关系人还应主动“回避”。此外，对留校查看、开除学籍等涉及学生重大权益的处分，如学生提出请求还应举行听证会，吸纳纪律处分机构成员以外的学生代表、家长代表、教职工代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

第三，校长办公室会议最终决定。纪律处分机构在“预审”后应当形成初步意见，并将有关材料及处理意见上报校长办公室会议，由其进行最后的审核。校长办公室会议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有关规定及程序的应当发回纪律处分机构“重审”；认为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的，应当作出正式、书面的处分决定并及时送交学生本人。处分决定书应当包括处分和处分事实、理由及依据等内容，并明确告知学生寻求救济的具体途径和期限。

篇13

当前，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有1000多所，占全国高校一半多，高职在校生将近800万，占全国高校在校生的一半多，俗称“半壁江山”。高职院校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实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新模式，开拓与创新空间大，深受一线和基层的欢迎。然而，随着高职教育的蓬勃发展，在校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高职院校学生作为高考录取中被排在最后一个批次录取的学生，他们高考分数较低，基础较差，学习积极性不高，上进心不强，生活散漫，不服从学校管理等等。加上现行学生管理理念和手段的落后日益凸显，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各种纠纷不断出现，学生诉校案的频现报端，我国高职院校学生管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一、当前高职学生管理工作中常见的法律问题

(一)从学校层面上看

1.高校学生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没有形成完整、统一、有序的体系。当前，除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就大学生管理对不同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做出了普遍性的要求外，现有的法律法规再也没有针对普通高等学校以外的其他高等教育主体的更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即便有也只是参照普通高校的规定做出一般性的要求，属于宣言性立法，条文过于原则，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范较少，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欠明确，三者各自的权利、责任尤其是学生的责任和权利不明确，还存在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现象，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健全，各高校制定的规章制度又无统一要求，实践中出现各种于法无矩的现象在所难免了。

2.高等学校管理的法律存在缺陷，相关规定过于粗陋，没有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容易导致权利滥用。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规定:“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者作弊的，该课程考试成绩为无效，并由学校视其违纪或者作弊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纪律处分”。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相应的纪律处分是什么呢?“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对学校而言，什么样的情节是严重的，给予什么样的纪律处分，完全就交由学校自己单方面定夺了。而学校在行使处分权方面如果没有明确的规章可循，任由行使自由裁量权，其实是给学校滥用学生管理权提供了温床。

3.高校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违法情况较为普遍。高校的不断扩招，生源质量的不断下降，不可避免地给高校学生管理增加了相当的难度。于是，我们看到，有些高校便制定出了许许多多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如“考试作弊，开除学籍”、“将学位证书与英语四级证书挂钩”、“男女学生同居开除”等等。学校的“土制度”往往只是考虑如何控制学生的行为，方便学校管理，至于学生的权利、尊严，学生的心理成长和精神发展则考虑不多。高校自己制定的这些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校权利而轻视学生权利，权利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严重失衡的现象。权利与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反之亦然。校规中权利与义务设定的严重失衡，说明我们对学生权利的漠视。如果高校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那么发生各种侵犯学生权益的事件就不足为奇了。

(二)从学生的权益层面上看

从实践上看，高校学生管理中常发生的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侵犯学生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人格权公正评价权和婚育权等权益的现象。

1.高校学生管理中涉及学生生命健康权的法律问题。教育部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是目前处理这类事件的主要法律依据。此办法中所列举的学生人身安全伤害的情形主要有:(1)因学校的管理行为所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这类事故一般多发生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宿舍中:(2)学生之间所造成的伤害事故，例如打架、斗殴所发生的伤害:(3)非学校主体基于学校场所所造成的学生伤害，如校内食品经营者出售不合格食品对学生所造成的伤害;(4)意外、偶发性事件.包括了自然灾害以及学生自杀、自伤等等。近年来，学校在教学工作、食物卫生、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引起的人身伤亡事故以及由此引出的诉讼等经常出现，学校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2.高校学生管理中涉及学生受教育权权的法律问题。近几年，不少高校在教学管理、学籍处理、学历和学位授予等方面发生了一些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问题，如为了加强学风建设，有些高校规定在学生中实行“末位淘汰制”;为了严肃考风考纪，有些高校规定，考试作弊的一经发现，给予自动停学一年处罚;有些学校的规定则更为严厉，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即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还有不少学校在诸如谈恋爱、疾病等问题上也是制定十分严厉的处罚措施。如2002年重庆某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2004年成都某高校大学生因在教室“卿卿我我”被开除等案件，学生都将自己的母校推上法庭。北京科技职业学校航空学院大二学生陈平(化名)日前因“男女生交往过密”等6条“罪状”被校方劝退。山东某高校一名大一学生近日被学校作了“退学”处理，学校给出的理由是:该学生患有Ⅰ型糖尿病，不符合相关规定。从这些案例中，涉案学生毫无疑问地指责学校侵犯了其受教育权。

3.高校学生管理中涉及学生人格权的法律问题。近几年来，学生的隐私权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的学校为监督和管理的需要，在校园内安装摄像头，把所拍摄的涉及个人隐私的资料公开播放或随便使用，也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二00三年八月，上海一名大学生因高中母校把他与女友在教室接吻的录像公开播放而把母校告上法庭，成为全国首例因侵犯学生隐私起诉母校案。

4.高校学生管理中涉及学生公正评价权的法律问题。《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但这方面吃官司的高校却比比皆是。如南京林业大学学生张某因学校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书，将学校告上了法庭。日前玄武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张某一审败诉。在成都，放弃读重庆大学而选择读职校，谁知读了3年后却拿不到毕业证。无奈之下，25岁的陈涛(化名)把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告到成都市高新区法院。《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学生在学校规定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德、智、体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高校根据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而没有颁发给学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与相关法律是相抵触的。

5.高校学生管理中涉及学生婚育权的法律问题。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禁止歧视妇女”。《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子女的权利”。2005年1月，北京某高校在读二年级女博士唐某走进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诉说自己的遭遇并寻求法律帮助。今年30岁的唐博士在读博期间经学校批准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几个月她出现了长时间子宫出血，经医院诊断不宜做人工流产，否则将永远丧失做母亲的能力。唐博士所在学校现行研究生管理规定“在校期间不允许生育”。唐博士请求休学生育的申请被校方严词拒绝，最后不得不退学离校。显然，学校的规定跟法律有相悖之处。

二、解决途径

1.从国家立法层面上看，应健全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权的范围和操作步骤，明确高校以及学生在各种事务上的权利与义务，详细规定学校在管理学生问题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或者应当列明哪些事项不允许做。应当从立法上厘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应由法律保留的范围，对于必须由法律做出规定的事项，应当制定详细而具体的规则，从而减少学生管理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对大学生权利的内容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使大学生明白自己的哪些权利是法定的不可剥夺的，从而及时有效地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同时，明确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职权，使高校明白自己的权限范围，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以及怎样管。高校和学生如果都能从法律法规上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对于高校的学生管理来说不啻是一件幸运的事。

2.从高校制定规章制度层面上看，须有法可循，并依法管理。根据《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有关条款规定，高等学校有“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利。学校当然的制定规章制度的权利，但前提必须是“依法”，离开了“依法”，就有可能违法，就会侵犯、损害学生的合法权益。所以，学校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和各种实施条例时，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跟法律法规相违背、抵触。同时，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必须要转变观念，树立法治精神，杜绝单纯以行政手段管理学生、支配学生的惯性思维，切实依法管理学生、处理跟学生之间的纠纷，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的权利，并认真保护学生的权利，体现学校的人文关怀与依法管理相结合。

3.从纠纷解决的手段上看，可以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并充分运用调解手段解决纠纷。多项教育法规中都明确了学生享有申诉权和诉讼权。事实上，高校与学生发生的纠纷，多数是可以应用调解手段解决的。所以，在学校与学生之间能够应用申诉，然后调解的手段解决问题比进入诉讼要更为有效和有利于解决问题。然而，事实是教育法规在规定了申诉权的同时并没有规定学生如何行使这项权力，更没有规定高校在维护学生这项权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职责，因此，笔者认为可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完善校内申诉的程序。让学生感到申诉有门，是充分利用调解手段解决纠纷的前提和有效途径。从最新通过的《人民调解法》来看，我国现在也是极为重视调解工作的。用调解方式解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无疑也是符合这一趋势的。

4.在学生的权利保障方面，应充分尊重学生的合法权益，并建立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高校在实施具体的管理行为中，应重视学生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做出管理行为时，必须遵守相应的程序，如决定前明确告知本人、决定书要及时送达本人、有一定的时限内进行等。规定。同时，应明确赋予学生某些程序权利，如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等。此外，还应明确学生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和途径。司法救济是解决社会冲突与纠纷的最后救济方式、最高救济方式，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学生既可以通过校内救济制度(即陈述权、申辩权、申诉权)、行政救济制度(即行政复议)、教育仲裁制度来解决学生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行使诉讼请求权，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通过司法裁决方式支持其主张的权利。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一套完整的权利救济制度，学生的合法权利应能得到切实可行的保障。

三、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高职院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只有从高职院校学生的实际出发，实现学生管理的法制化，才能有效避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出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培养出高水平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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