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安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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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生态安全是区域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据有关文献报道,我国每年因生态灾害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8•5%~10%,最高可占到当年GDP的14%[3]。1998年我国南北持续3个月的特大洪水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551亿元[11]。我国东部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环境污染,以及我国西部地区的土地荒漠化、气候干旱、沙尘暴等生态环境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学者就开始关注并开展生态安全方面的有关研究,如MarkHalle将人类安全网络系统分为经济安全子系统、政治安全子系统、人口安全子系统和生态安全子系统等[3];CynilObi曾专题研究过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3]。在我国,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等概念和问题,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还把“人地系统动力学和生态安全建设”作为第33届活动的主题,认为,生态安全不仅是当前地学、资源与环境科学,而且也是生态学的前沿任务和主要的应用领域。中国科学院还将“国家生态安全的监测、评价与预警系统”作为2000年的重大项目[6]。2002中国科协年会生态学分会开展了有关“生态安全”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并出版了“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的论文集[10]。可见,生态安全已日益成为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

2生态安全的基本内涵

生态安全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概念。它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其内涵进行了论述和定义。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11]认为,广义的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整体水平的反映。陈国阶[12]认为,广义的生态安全包括生物细胞、组织、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景观、生态区(生物地理区)、陆(地)海(洋)生态,及人类生态,只要其中的某一生态层次出现损害,退化、胁迫,都可以说其生态安全处于危险状态,即生态不安全。狭义的生态安全专指人类的生态安全,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与环境,包括聚落、聚区、区域、国家乃至全球,不受生态条件、状态及其变化的胁迫、威胁、危害、损害乃至毁灭,能处于正常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生态安全的对立面是生态破坏、生态压迫、生态灾难,是生态环境存在的状态或变化偏离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或容忍阈值,对区域、国家的发展造成障碍、威胁,甚至招致生命的损亡,社会经济的崩溃或严重破坏等。苏智先[10]认为,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中的资源与环境要素在其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风险大小。

可见,不同的学者对生态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的看法均有所不同。生态安全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和综合的概念。生态安全是以人类和生物的生存、生活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不同尺度生态系统、不同生物要素(包括人类自身)、资源要素、环境要素以及不同层面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和过程的一种健康与协调的程度和状态。生态安全不仅要求环境资源条件的安全以及生物因素自身的安全,而且也包括生物要素与资源环境要素、生物要素与生物要素之间关系的安全。生态安全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关系安全三个方面的内容(图1)。数量安全主要是指资源的数量、生物种群数量、人口数量等要保持一定的规模,过多或过少都可能会造成生态不安全,如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减少、病虫害爆发、人口膨胀、洪涝等;质量安全主要是指环境的质量、资源的质量、生物的质量、人口的质量等是否达到健康的状态和水平,如环境污染、生物病虫害、生物退化、人类各种疾病等都是生态不安全的表现;关系安全是指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结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与健康,如生态系统结构失调、物种入侵、转基因物种危害、森林破坏、过垦、过牧、过渔、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类战争等都会导致生态不安全。另外,对于一个给定的生态系统,又可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内部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内部组分及其相互作用的有序、协调、健康程度。外部安全是指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和周边生态系统的安全状态。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3农业生态安全的概念与内容

农业生态系统是直接为人类生存和生活服务的一类人工-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因此,农业生态安全是指以人类的健康为最终目标,农业生态系统能够保持持续生产力,不对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并能生产出健康农业产品的一种状态和水平条件。农业生态安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生态安全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时间限制性,而且受外部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社会经济、技术等的影响和调控十分明显。例如,农业生态系统安全受灾害性天气现象(洪涝、干旱、台风等)、光热水土资源、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如化肥、农药、转基因物种等的使用)、市场经济条件(如需求、价格)等的影响很大。农业生态安全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农业环境安全;②农业资源安全;③农业生物安全;④农业产品安全,包括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即所谓的双重安全。其中,农业环境安全、资源安全和生物安全是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业产品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农产品安全是保障人类健康安全的基本要求。

4农业生态安全管理与生态建设对策

4•1加强农业生态安全管理,发展生态产业

农业生态安全管理包括农业环境安全管理、农业资源安全管理、农业生产安全管理、生物安全管理、农产品安全管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安全管理和农村安全管理等内容。因此,必须利用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原理,对不同尺度的农业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的生态规划与生态管理,优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及其抗逆能力[5],充分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功能。同时,必须转变现有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等生态产业,开发环境友好型科学技术,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绿色产品。同时,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废弃物的管理,对农业废弃物实行无害化处理、减量化排放和资源化利用,控制和防止农业外源污染和内源污染,发展循环经济[2]。

4•2加强对资源与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可持续利用

自然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短缺和匮乏是生态不安全的重要体现。因此,对现有资源,特别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一定要合理规划,加强保护、合理使用和管理。同时,对于现有的可再生资源,要加强培育,增强其可再生能力和可持续利用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利用新兴的可再生资源(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沼气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资源(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可降解地膜等)等替代型资源,进而为人类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提供基础保障。另一方面,对已经退化的生态系统,如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湖泊等水生生态系统,必须根据生态学原理,并通过一定的生物技术、生态技术、工程技术等加以恢复与重建,特别是加强对关键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恢复系统生产力,改善和提高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水平,增强其抗逆能力和稳定能力。同时,要加强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酸雨、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对农业生态安全的影响以及防范技术措施的研究[1,9]。

4•3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物安全

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社会经济价值、生活价值和文化美学价值。野生生物种质资源是农业生物物种驯化、改良和优良抗性物种筛选的源泉,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维护和支撑,而且对整个全球的生态安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要求对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特殊生物资源的保护,而且要求加强对农田生物多样性,农业野生物种及其生境的保护,建立农业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种质资源库。同时,要注重农田防护林网和农田景观缓冲区61章家恩等:农业生态安全及其生态管理对策探讨的建设,发展立体种养殖农业,通过增加天敌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控制与生态农业技术方法,减少农业上化肥、农药、饲料添加剂等化学品的投入。由于许多外来入侵物种和转基因生物对农业生态安全可造成直接的威胁,因此加强对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及防范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对生物引种(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转基因生物)、交通运输、国际贸易货物、旅游等要加强立法监管和海关安全检查,并大力宣传,防止盲目引种。另一方面,对现有入侵物种的分布范围和扩散蔓延规律与防治技术要加强研究,并严加控制和管理[1,4]。

4•4加强农业综合抗灾能力建设

自然灾害对农业生态安全的威胁往往是突发性的和巨大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对农业综合抗灾能力(包括抗洪能力、抗旱能力、抗风能力、抗寒能力、抗地质灾害能力、水土保持能力等)的建设,加强对水库、湖泊、塘堰、堤坝、灌渠、农田防护林、三北防护林、大江大河上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坡耕地以及特殊景观地带等的生态环境工程建设,以增强农业生态安全能力。同时,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与农业生态灾害相关的防御体系的建设,以应对突发性灾害事件的发生,切实将农业生态风险降低到最低水平,并防范于未然。

4•5加强农业生态安全体系建设

篇2

1.法律与政策不够健全，缺乏有力的激励机制

目前，我国缺乏全国发展生态农业的纲领性的文件，全国性生态农业建设法规条例还未制定，仅依靠《全国生态农业建设技术规范》等指导性文件进行生态农业建设，政策激励机制不健全，传统生态农业建设无法取得独立的财政扶持，资金渠道有限,建设项目难以全面展开，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而以粮食安全为发展主题的生态农业则更是缺乏规范、政策与相应的激励机制。近年来，国家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实施了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又实施了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订单奖励、农机购置和作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种粮农民的收益，但是，随着土地承包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等因素，种粮效益仍然很低。如以杭州市萧山区普通的粮食承包大户为例，如承包100亩大田，种植一季春粮和一季晚稻，一年的净收入一般只有4万元左右，收入不但低于其他产业，也低于农业中其他如花卉苗木、养殖等行业。同时，对于粮食生产实行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由于政府没有额外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经济效益难以保障，因此农户对生态农业与粮食的协调发展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2.理论技术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农业技术人才

要将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协调起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严密的理论支撑与深入的研究、实践。要将农、林、牧、副、渔业各大类、以及个小类综合起来，需要包括农学、林学、畜牧学、水产养殖、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加工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的支持。而且我国领域广阔，地理环境各不相同，不能简单的将一个地方、区域的经验搬到另一个地方的经验。同时，我国农业劳动人口科技素质偏低,农村科技人员严重缺乏。如杭州市萧山区江东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核心区面积2万亩，有农业企业32家，这些企业普遍反映科技人才难以留住，主要原因是农业工作辛苦、报酬低，企业偏小职业发展空间小，位置偏僻、生活艰苦等。因此，要将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有机结合的效益发挥出来，难度很大，需要不断的摸索、实践与创新。

3.农业经营规模小，市场化水平不高

农村实行，农村耕地平均分配到农民身上。耕地分配到户后，在保证了农民平均分得了一份土地的同时，也影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与经营效益。虽然经过一定程度土地流转，但流转毕竟数量偏少，农户经营规模依然偏小，如经济较发达的杭州市萧山区，到2009年已流转的占总耕地面积的48.2%，其中50亩以上的大户数只为1.1%。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市场化水平还不高，表现为市场主体发育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因此，农业生产整体很难达到规模经济，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水平不高，制约着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规范化、规模化与社会化发展，难以体现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4.农业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技术推广力度有待加强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与广大农民的服务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经费投入不足，如基层工作经费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开展试验示范、检验检测、技术培训、进村入户的日常工作费用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条件建设投入不足，设施设备缺乏，服务手段落后。二是运行机制不规范,如一些地方管理体制不顺，乡镇农技人员在编不在岗，主要精力从事乡镇其他工作，业务工作难以开展；一些地方责任机制不健全，没有把公益性职能细化到每个岗位和人员，很多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农技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三是人员素质亟待提高，基层农技人员队伍老化，专业人员进不来，新生力量补充慢，部分地方已出现人才断档；现有人员培训跟不上，知识更新不及时，业务能力与生产需求有较大差距。因此，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推广力度不够，在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发展中的技术培训、指导力度也欠缺，已很大地影响了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思路与措施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以及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的现实压力下，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今后一个时期，既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也是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由各自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为此，我国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健全法律与相关政策，完善理论与技术体系，培育农业生产主体，推广应用农业技术，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四化”同步发展。

1.健全法律、相关政策与激励机制

我国在粮食生产上的法律、法规与激励政策相对比较健全，但在生态农业发展上还相当欠缺。为此，我国要参考国际上发展生态农业成功的做法，借鉴确保粮食安全的一些有效经验，在深入的客观分析和农民意愿研究基础上，完善推进生态农业以及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法规体系，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规范农业生产者、管理者的行为。要将现代高效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有机结合，与一般的农业相比，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承担着更大的机会成本,弥补的办法就是实施扶持政策，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有力的政策扶持、项目推动和保障措施，提升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的经济效益。

2.完善相关理论与技术体系

要持续快速地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相支撑。为此，需要从学科上加强对生态农业以及与粮食生产相结合的理论的重视，加强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探讨和研究，发挥各门相关学科和理论的优势，促进生态农业这一系统工程的综合发展。基于我国各地的气候特点、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研究相关理论与技术体系时，不能照搬国外，更不能闭门造车，要与各地的实际相结合，要加强产学研三者的结合，要关注实施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加强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意识。要通过科技发展促进经济进步，通过经济效益的提升推动理论的发展；以实践为指向推动理论的完善，以理论为指导推动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实践的深化。

3.积极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实用人才

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人才是关键。要注重提高农业人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加强专业素质和科技素质。一方面要发挥农村现有培训机构、基地作用，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到农村一线开展培训和技术推广，通过系统性和针对性农民素质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和技能培训等，提升农业生产、管理人才专业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农业企业要出台政策、改善环境，让专业人才愿意到农业企业去就业、创业，使专业人才在农业企业中有较大的锻炼空间和发展平台。此外，要充分发挥各级农村实用人才的示范和传帮带作用，使农业生产人员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并涌现出一批有理论、有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为推广、应用农业科技、促进农业企业更好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人才支撑。

4.积极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和节水技术

要加强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集成技术的科技攻关，推广应用优良品种，创新农作制度；推广节约型农业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治等技术；施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推广雨污分流、干湿分离和设施化处理等先进适用的污染防治技术；推广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减少煤电消耗，促进节能减排。同时，要提升农业水利设施水平，完善田间排灌体系，推广应用微灌、喷灌、低压管道输水等节水技术，推进农业用水循环利用。

5.切实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要严格执行

保护基本农田、标准农田以及林地、湿地、水域、海岛、滩涂等各项规定。加强耕地地力培肥，深入实施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工程，强化新垦造耕地和围垦土地的改良和培育。规范农业生产过程，科学评估农业生产及投入品对土壤、水、大气环境的影响，加强耕地质量定位监测点建设和动态管理，开展耕地质量状况监测和评价，建立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和耕地质量长效管理机制。要强化农业执法监管。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加强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6.提升农业市场化、产业化水平

要推进生态农业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发展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流转、完善市场体系尤其重要。一是要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创新农业经营机制，坚持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原则，发展壮大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大户，积极培育适应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二是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加强土地流转的财政扶持力度，落实有针对性的激励与优惠政策；健全市场化运作的土地使用流转机制，改善土地流转的环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业自愿向生态农业、粮食生产集中，提高生态农业及粮食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三是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农产品流通，特别要发展规范绿色市场，促进生态农产品批发、流通，通过绿色产品市场来提升生态农业与粮食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篇3

农民的积极性关系粮食安全

今日中国：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18亿亩地养活13多亿人口的奇迹?

蒋高明：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说到其中的原因，一是靠政策。后开始实行的土地的政策，带来了粮食产量的飞跃。这一政策促进了土地与农民的结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突破了4000亿公斤，比1978年高出1000亿公斤。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二是科技的力量。良种、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对粮食增产功不可没。当然，化肥的使用也贡献了一部分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看到，大部分化肥是可以用有机肥替代的。目前，政府把大量资金补贴到了化肥上、与其如此，不如直接补贴到牲畜的养殖和有机肥上。现在一些大型养殖场的粪便根本没有得到处理，不仅污染了环境，也没有作为肥料利用到粮田里。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三是人的因素。中国的农民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和印度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至今都是最先进的。政策的因素最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具体操作上还有亿万农民的辛勤劳动，才实现了产量上的大跨越。

最后是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气候变暖应该说也贡献了一部分粮食产量，但是反过来，气候变化将来对于粮食生产又会产生威胁，比如说气候变暖对于虫害的控制就增加了难度。因此，气候变化对产量提高的作用还难以达成一致认识。

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耕地的面积的保障加上种地人的因素。因此，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人勤地产”。

今日中国：目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跟几十年前相比，有变化吗?

蒋高明：变化非常明显。现在的老百姓不愿意伺候土地了，根本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

政府不能强迫农民在家种地，这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我大体测算了一下，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比20世纪70年代末扩大了44倍。这就是说，当年农民可以靠种粮养家糊口，现在却基本不可能了，因为粮食价格升高了不到5倍!目前，基本上是老、幼、病、残、孕在家种地，年轻的中坚力量都到城里打工了。如果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至少等于种地半年的收入。此外，年轻的一代在种地的技术上也逊色于他们的长辈，不但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还会影响粮食的质量。

现在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农民与土地逐渐开始分离，这跟让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政策背道而驰。如果我们也像美国一样，由少数大农场主负责农业的生产，假如我们13亿人中有12亿人在求1亿人吃饭，到时候种地的人不会管是不是有人挨饿的，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

今日中国：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呢?’

蒋高明：必须把农业作为一种职业，把农民留在地上，培养技术型农民。但是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政策扶持，让农民在土地上能赚到钱，使得他种地的收入跟在城里打工的收入相近，甚至高于在城里的收入。

目前，我们的粮食安全还面临着来自美国等境外粮食进口的压力。拿美国的大豆为例，进口到中国市场上的美国大豆八九毛一斤，但我们自己的大豆生产出来就要1.5元。如果我们都买美国便宜的大豆会怎样呢?结果是，一旦我们依赖他们的大豆，中国没有大豆可供应，那价格就不会这么便宜了，我们就会非常被动。至于价格，那得看人家的脸色。

今日中国：土地流转政策对粮食生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蒋高明：我对土地流转政策持保守态度。目前我们做生态农业的实验，初衷是把粮食安全考虑在内的；但是如果换成一个企业家拿到了地，他会想，我为什么要种粮食呢?如果生产蔬菜赚钱，他就很可能上大棚种蔬菜去了，而反季节蔬菜大棚造成的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即便他外出打工，他在农村老家还是有几亩土地，每到农忙，很多人都回来播种、收获。如果农民一旦都把土地流转给别人承包，他们将来回到哪儿?

要保证粮食安全问题，现在的种粮土地面积肯定不能再减少，一定要保住；此外，土地的性质不能变，还是要有一定的政策来鼓励农民以种地为主。

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无以为继

今日中国：为什么您认为目前的耕作方式无法在未来保障粮食安全?

蒋高明：人类在新技术的带动下，对动植物是非常粗暴的。由于有了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杀虫剂等新式“武器”，农民越来越懒，地越来越“瘦”。在短短30年间，中国的农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很多的问题，如食品质量安全、动物生长周期变短等，进而加剧农村环境污染、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导致草原退化等环境问题。

多年来，中国粮食的单产产量增长其实不是特别大。在我的老家，1978年的时候，小麦的亩产就达到过1000斤，但到现在亩产却在800斤上下。原因一是上述提到的农民的积极性问题，再者就是农药、化肥等对产量的贡献已经越来越低，甚至起相反的作用。中国生产的化肥是过剩的，每年有六七成的化肥都白白扔到地里了，不但浪费钱财，还严重污染了环境。

如果按照美国和欧洲的路子走下去，中国人吃饭是绝对有问题的。虽然政府部门已经看到了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部分人还是相信金钱万能论，寄希望于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粮食。那时候的问题是，不是生产出的粮食不够吃，而是大的跨国公司垄断粮食不卖，这是最麻烦的。实际上，粮食跟石油一样，是稀缺资源。一旦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中国受制于人的时刻也就到了。

今日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积极性以及促进粮食生产作用显著吗?有无改进的余地?

蒋高明：美国只剩60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是靠机械化和政府的大量补贴来实现的。中国缺少这种高额的补贴。现在政府补贴的金额很少，每亩地几十块钱，还不见得能到农民手里。说实话，政府即便一亩地给农民补贴几百元甚至1000块钱，农民都看不上眼。既然进城打工不到一个月就能赚到1000块钱，你一年才给我这么 多，我何苦在农村待着?所以这是对中国农业非常大的挑战。

目前，政府的很多补贴资金都给了化肥、农药、农膜生产企业以及种子公司等。实际上应该倒过来，只要农民勤勤恳恳在家种地，养了猪、养了牛，能够产生有机肥，那么政府就应该给予补贴。

中国在几年前已经取消了公粮制，我认为这些操之过急。农民没有压力了，反而成了一盘散沙。我有个思路，应该让农民继续交公粮，但国家要高价来收购这些公粮，比如说是市场价的两倍，通过这种方式把补贴直接送给农民。比如说，每亩地要上交200斤小麦，如果农民不种地，他就要去买200斤小麦上交，他们肯定合不得买，因此这就使得农民不得不自己种地。此外，由于农药、化肥的补贴已经没有了，这些农用物资肯定会涨价，老百姓用不起就不用了，干脆直接用自家的有机肥。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行为，在销售价格上给予补贴，才能实实在在地给农民带来实惠。恢复公粮制，一方面可以充实储备粮；另一方面直接惠及农民。这才是真正的补贴途径。

向生态农业逐步过渡

今日中国：循环农业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

蒋高明：提高粮食产量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某些作物的单产量，像袁隆平院士所做的那样，千方百计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同样面积的土地就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还有一种办法是推进“大粮食”计划。我的老师侯学煜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农业，他提出“大粮食”的概念，一切能作为食品的应该都算作粮食。比如说，农业废弃物秸秆就可以转化为肉、奶等粮食。

我认为，单一的农业没有希望，必须是动物、植物、微生物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农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我们祖先的智慧，从现在看仍然是非常高明的。

按照我们的前期试验，全国一共有7亿吨秸秆，如果充分利用起来(喂牛)，相当于得到1亿吨的活牛重，以54％的出肉率计算，等于5400万吨纯牛肉，或2.7亿吨粮食(1斤肉等于5斤粮的营养和热量)，扣除育肥过程中消耗的1亿吨粮，净增加粮食1.7亿吨。

这里还没有考虑60亿亩草原空间恢复生产力带来的粮食节约。我们做过“极端”的试验，如果在草原上自由散养柴鸡，即使没有任何饲料补充，1亩草原上的草籽、草叶、昆虫等也能够满足至少1只鸡生存，且对草原基本没有破坏。这笔账算下来，全国还可以增加31.5亿公斤纯有机鸡肉，相当于0.158亿吨粮食。

上述两项之和就有1.858亿吨，等于全国粮食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7％。没有任何一项常规农业技术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增产效果。有了这些增加的“大粮食”，中国人不仅能够吃饱，还能够吃好。

因此，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得回到循环性的生态农业上来。这样的农业方式应该是有动物和植物共同参与的，虫害的防治由物理的和生物的方式解决，少用或不用化学的方法解决，动物的粪便成为种粮的有机肥料，建立完整的农业循环系统。

今日中国：您在山东运作的生态农场，带来哪些启发?

蒋高明：我们在山东平邑的生态农场，从2007年正式开始运作。短短两年时间，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扣除5个农民工资(共5万元／年)外，目前这40亩地里产出的“钞票”已为老百姓同样土地面积的2倍。今年会考虑再加入100亩，带动更多的农民来致富，让外出的农民不再进城打工，而是在家好好种粮食。村里的养牛户已经达到了十四五户，养牛130多头。收获的秸秆用来喂牛，牛粪用来造有机肥；虫害完全可以用诱虫灯来解决，锄下来的杂草可以用来养鱼、养鸡等。化肥的用量逐渐减少，一户养牛农民化肥用量仅为原来的1／4。大量有机肥还田，地力正逐步得到恢复。

我们的大思路是用“减法”来搞农业，能不用的东西都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农膜和添加剂这六样东西是目前农业不能脱离的，它们把农业搞复杂了。袁隆平的水稻育种技术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在他的基础上，不但能吃饱，还能吃好。

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是要靠市场来驱动的，让农民尝到种地的甜头，这是最终出路。当然这其中还需要有人来组织、管理，来做好市场销售方面的事情。农民生产出来有机产品，需要能销售出去。下一步，我们也要考虑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吸收会员来实现有机农产品与市场的对接。

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平邑县决定拨700万元经费，支持水、电、路的建设，以蒋家庄村为主，辐射周围几个村子。

今日中国：跟欧美很多国家相比，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难点在哪里?

蒋高明：有机农业是全世界农业的出路，包括在欧洲和美国。中国有六七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优势。

虽然目前农村没有人才优势、交通不如城市方便，但如果国家下决心搞，肯定可以搞成。以前在大西北搞原子弹，还不是把人才都吸引过去了?在生态农业的问题上，还是得需要国家投资。此外，现在吸引人才去农村并没有那么难。比如我在山东的农场，很多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都下去了，包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跟农民在一起劳动。

目前，农民用有机的方式生产出粮食，还需要城市的帮助，需要城里人来购买。只有消费和生产的环节实现了有效对接，才能够产生效益。

通过我们的实验，从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生态生产方式，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来恢复地力、建立完整的生态循环。但政府可能接受不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在短期内粮食的产量可能会下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今日中国：中国的有机食品行业会在大城市先发展壮大吗?

蒋高明：大城市的消费水平相对高，另外人们的意识会比较超前。比如说，有机农业在欧洲就发展得相对较快，中国的大城市也应该可以优先实现对有机食品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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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农药是重要的农业投入品，农药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因此，加强农药管理十分必要。现行《条例》是1997年公布施行的，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农药管理工作的需要，亟须修改完善：一是临时登记门槛低，导致低水平、同质化农药供给多，安全、经济、高效农药供给少，需要依法促进农药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农药质量水平。二是农药生产管理存在重复审批、管理分散等问题，需要调整管理职责，优化监管方式。三是农药经营主体规模小、布局散、秩序乱，有的制假售假甚至销售禁用农药，需要依法推动转变经营管理方式，完善经营管理制度。四是农药使用中存在擅自加大剂量、超范围使用以及不按照安全间隔期采收农产品的现象，需要依法加强农药使用监管，促进科学使用农药。五是现行《条例》的法律责任处罚力度不够，需要综合运用民事、行政等多种措施，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严厉处罚，提高违法成本。

为了切实解决上述问题，加强农药管理，保证农药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畜安全，保护农业、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有必要修订《条例》。

问：《条例》在农药登记方面做了哪些修改？

答：《条例》对农药登记制度主要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取消临时登记，明确在我国生产和向我国出口的农药需申请登记，经登记试验、登记评审，符合条件的，由农业部核发农药登记证并公告。二是规定农业部组织成立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负责农药登记评审，并明确了登记评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三是规定申请农药登记，首先要进行登记试验，登记试验报所在地省级农业部门备案，新农药的登记试验须经农业部批准。四是规定登记试验由农业部认定的登记试验单位按照规定进行，登记试验单位对登记试验报告的真实性负责。五是规定了登记试验结束后，申请人应当提交的资料以及农药登记机关的审批时限等。六是规定了农药登记证应当载明的内容和有效期，以及农药登记证的延续、变更程序。

问：《条例》在农药生产管理制度方面做了哪些修改完善？

答：针对农药生产管理存在的重复审批、管理分散等问题，按照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精神，《条例》做了以下修改：一是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明确农药生产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并规定由省级农业部门核发农药生产许可证。二是规定委托加工、分装农药的，委托人应当取得相应的农药登记证，受托人应当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并明确委托人应当对委托加工、分装的农药质量负责。三是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材料进货记录制度，采购原材料要查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和有关许可证明文件并如记录。四是规定农药生产企业应当严格按照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农药出厂销售应当经质量检验合格、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并建立出厂销售记录制度。五是规定农药包装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印制或者贴有标签，并明确了标签应当标注的具体内容，特别要求用于食用农产品的农药的标签标注安全间隔期。

问：《条例》在农药经营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答：针对农药经营主体规模小、布局散、秩序乱，有的制假售假甚至销售禁用农药等问题，《条例》做了以下规定：一是取消农药经营主体仅限于供销社、农技推广站等主体的规定，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对高毒等限制使用农药实行定点经营制度，明确了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经营场所应当与饮用水水源和生活区域有效隔离等条件，以及申请农药经营许可的程序。二是要求农药经营者建立采购台账，采购农药时查验产品包装、标签、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以及有关许可证明文件，并如实记录，不得向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农药生产企业或者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其他农药经营者采购农药。三是要求农药经营者建立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销售农药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企业、购买人、销售日期等内容，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四是规定农药经营者不得加工、分装农药，不得在农药中添加物质，不得采购、销售包装和标签不符合规定，以及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未取得有关许可证明文件的农药。

问：农药的使用直接影响到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在农药使用管理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篇5

中图分类号： S2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7.08.013

农业机械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央和地方农机补贴等惠农政策的连续实施，呈现出由数量快速增长到不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适应农业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新变化。由于农村土地流转步伐加快，出现了农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机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通化县农机装备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由过去千家万户购买小型农机，到现在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购买大中型农机方向转变。农机装备结构得到优化，呈现出大中小型农机装备多元化格局。农机监理工作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新常态。

1农机装备数量快速增长，农机监管难度增加

2016年末，全县拖拉机保有量为8775台，农机具保有量为21817台（套），分布在15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159个行政村。量大面广，农机安全生产监管难度增加。

2农机安全生产监管方式向公益性免费服务管理方式转变

2015年以前，拖拉机和各种玉米、水稻联合收获机办理入户登记、安全技术检验、驾驶技术培训和考核均实行收费，农业机械的安全生产监管以强制性罚款为主，养机户经济负担较重，农机安全生产监管效果不理想，机手有一定的抵触情绪。2015年以后，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落实惠农政策，规定拖拉机和联合收获机落户登记、办理行驶证、落牌照、安全技术检验、驾驶员培训、考核均实行免费办理、同时免费为全县小型拖拉机粘贴反光条，几项合计为农民减轻负担800余元/台。政府财政补贴免费办理牌证照，这项惠农政策的实施，既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又调动了养机户安全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过去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有抵触情绪，到现在主动配合农机监理人员工作，主动接受和配合开展农机安全技术检验，主动办理落户登记、办理牌照和行驶证，参加驾驶培训和考核。农机安全生产监管方式的转变，使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关系明显改善，双方相向而行，农机安全生产形势趋于稳定和好转。

3 农机安全生产纳入政府安全生产管理序列，创建平安农机“打非治违”成为新常态

农机安全生产纳入政府安全生产管理后，县、乡、村各级政府实施一岗双责，层层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实行农机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至上而下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创建平安农机“打非治违”专项治理工作成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新常态。

4 加强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和宣传教育工作，消除农机安全生产隐患

政府为农机安全生产监管提供经费保障，配备农机专用执法车和必要的检测设备，做出经费预算6.5万元/年。2016年农机监理人员每年深入乡村、田间、场院开展农机执法检查93天，排查、整治违规载人、无牌、无证驾驶、违规作业等安全生产隐患322个。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向农机驾驶员和操作手发放安全生产宣传单2000余份、宣传册300余份。

5 县农机监理站与农机大户建立农机安全生产监督反馈机制

县农机监理站积极探索新常态下与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建立安全生产监督反馈机制。建立安全生产信息交流网络化管理。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定期向县农机监理站报送农业机械安全生产动态，县农机监理站及时反馈违法违章情况。

6 严把拖拉机驾驶员考试和拖拉机技术检验关

拖拉机技术检验过去经常是走形式，重收费，轻服务；拖拉机驾驶员培训和考试存在轻培训，考试走过场现象，严重影响拖拉机技术检验质量和驾驶员培训质量。留下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新常态下，通化县农机监理站严把拖拉机技术检验和驾驶员考试关口，在拖拉机技术检验工作中，工作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帮助驾驶员处理；驾驶员考试过程中，在考核实际驾驶技能的同时，考核驾驶员的理论和维护保养知识，全面提高拖拉机技术状态和驾驶员的综合素质，从源头上杜绝农机事故的发生。

7 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履职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