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伦理案件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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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project covers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the equipment installation, covering the stages of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Due to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project an increasing demand of the market,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also more and more high, and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itself is complex, so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from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project the features and needs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of the main content is discussed.

Keywords: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G2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关注从建筑物本身扩大到建筑物附属的一些机电设备,要求机电设备也要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外表的美观,这就需要建筑企业在施工过程中要加强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项目管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项目的特点

1.1施工周期特点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施工周期较长,施工活动包括了设备采购开始到设备安装、调试、运行、竣工验收各个阶段,设备正常运行后才算完成施工。

1.2涉及范围广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往往包含了机械设备工程、电子工程、电气工程、自动化、消防、仪表、环保工程等工程项目,设备用于工业、公用或民用,具体到排水、采暖、电气、通风、消防、自动化控制等系统的安装,涉及范围广泛。

1.3对技术有较高要求

由于建筑中的大型工程对各种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机电设备安装的技术也有了要求。现在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广泛采用新技术,安装技术的现代化程度较高,对安装精度的要求也较高。

1.4部门间工作的协调

由于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涉及到各个专业,工作过程较为复杂,安装技术工种和材

料多样,在施工过程中投入的资源也较多,因此需要各部门间的合作和配合,协调安排工程进度、工作顺序、任务交接等,同时需要相关部门有丰富的施工和管理经验。

1.5工程验收的特点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检验主要通过对设备质量的评估、对安装工程的验收和售后服务来进行总体验收。

1.6施工时间特点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施工主要在结构工程结束后和装饰工程开始前这段时间进行施工。

2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项目管理包含的主要内容

2.1项目合同的管理

在机电设备安装前要对项目合同进行评审,评审的内容包括工程的实物量、施工过程中突发事件造成的变更、设备使用、原材料供应、施工质量、工期目标的评估,综合各个要素编制施工图的预算,签订合同以后,办理开工手续。

2.2对施工技术的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的使用和发展速度很快,建筑行业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这就需要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也要重视新技术、新工艺的使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在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中经常出现,这就要求安装人员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能及时掌握新技术、新工艺的使用方法,建立技术管理体系,提高工程质量。

2.3工程质量管理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质量管理受到工序质量、分项工程质量决定,一旦决定了最终质量就不可再更改,因此,对机电安装工程的质量管理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要从工程开始阶段、施工阶段、施工工艺、人员素质、施工方法、施工环境和材料的采购和使用方面进行全方位控制,对质量的管理也要落实到部门和个人,特别是对管理层工作的落实。

2.4安全施工管理

安全问题是施工活动的头等大事,施工企业要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建立科学的安全管理体系。项目部可以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体系,落实生产责任制,项目经理是整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对项目的安全生产负责,生产经理和总工程师是直接负责人,上到项目经理,下到一线工人,都要具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职责要明确,最好有书面形式进行管理,项目质量安全部门具体负责日常安全生产的管理工作。项目部要加强安全技术管理,组织技术人员编制机电安装工程的安全施工设计和专项工程、分布工程的安全组织设计,对重要的单 项工程指定安全技术措施,做出具体的安全施工安排,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性。

2.5对项目进度的管理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项目管理涉及面广,过程复杂,施工过程中的突发事件会影响项目进度,因此要想保证项目按要求标准和进度顺利完工,就要对项目进度进行管理。要对项目进度的总目标进行分析,这样有利于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和对进度目标的控制,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本身的复杂性要求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机电安装项目部门要和土建主体施工、装饰施工加强配合,调整好施工时间,确保工程项目的进度。

2.6加强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影响着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如何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企业备受关注的问题。在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项目中,成本的管理是检验工程项目管理其他工作的重要标准,工程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完善的成本管理与控制体系,以项目经理为中心,具体工作由合同预算部专门负责。加强成本控制首先要制定成本计划,成本计划要考虑到工程部位、成本项目的具体内容,对内容进行分解,寻找降低成本的措施,制定具体的成本计划表和成本控制表,落实责任制,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实际问题对成本控制的措施和方法适时进行调整。对成本项目的收支费用进行详细的记录,按时做好结算,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总结。

2.7竣工验收阶段的管理

竣工验收阶段的财务管理由建设单位做结算报告,报告是以实物的数量和货币的指标是计量单位,综合反映项目从开始到竣工的所有财务状况的总结性文件。项目经理部在竣工结算前要检查项目是否完工、是否经过验收、交工材料是否整理完毕、施工图的预算和调整的工程造价是否编制完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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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onthecaseteachingmethodinsoftwareengineeringmadeapreliminarydiscussion,atthesametime,wearebrieflyintroducedinsoftwareengineeringtotrythecaseinsomeoftheteachingexperience.

Keywords:softwareengineering;caseteachingmethod;DesignAnalysis

1引言

随着计算机应用日益普及和深化，正在运行使用着的计算机软件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急剧膨胀，而且现代软件的规模往往十分庞大，所以指导计算机软件开发和维护的工程学科—软件工程，日益显示其重要地位。然而学习者一般不好理解软件工程的实践性，不能将所学的知识真正应用到软件开发过程中去。如何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呢？我们认为在软件工程中采用案例教学发将会弥补这一缺憾。

案例教学法以对案例的分析解决为主线，通过对案例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自觉主动的学习案例，掌握原理和方法，实行科学的教育思想观念的一种教学方式。它是一种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实现启发式教学，能够极大的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真正的教学相长。它更是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可实施的途径。案例教学法在软件工程教学中的应用将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软件开发中的实际问题，最终提高教学质量，达到学校教育培养的目标。

有鉴于此，本文试对案例教学法在软件工程中的应用作了初步探讨，以期对教育同行和广大学习者有所启发和借鉴。

2案例教学法的含义

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softeaching)可简单地界定为一种运用案例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它是美国当今教育行业中非常盛行而有效的一种方法，在我国正在慢慢推广开来。1910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最先使用案例教学，开创了案例教学的先河。案例教学法于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我国，它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通过案例分析，学生可以获得蕴涵其中的那些已形成的教育原理、教学方法等知识，同时可以提高和发展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例教学获得的知识是内化了的知识，是“做中学”获得自己理解了的能驾驭的知识，不再像传统教学下获得的抽象的、过度概括化的生硬知识，它能立即被用到类似教学实践情境中去解决处理类似的疑难教学问题。所以从美国教育家舒尔1986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重要演讲中发出要发展关于教学的案例知识的呼吁，时至今日，在众多国家的教育研究领域中都能发现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3软件工程案例的选择

概括而言，案例是含有问题或疑难情境在内的真实发生的典型性事件。没有案例，案例教学无从谈起，没有好的案例，便没有有效的案例教学，所以案例的选择在案例教学中至关重要。一个高质量的案例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目的性。案例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案例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原理和概念，提高发现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个好的案例应该使学生在讨论中加深对教材中某一重点或难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能利用课堂学习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案例中所涉及的问题。所以案例的选择一定要围绕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来。如果脱离这两个中心，即使案例再生动，其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

（2）真实性。案例一定是现实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是常见又复杂的问题，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3）启发性。一个好的案例需要蕴涵一定的问题，能启发学生思考，发现多种解决的途径。问题越诱人深入，越能够给学生留下较多的思维空间，教学效果越好。

（4）生动性。案例必须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这样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以便展开深入的思考。

软件工程是采用工程的概念、原理、技术和方法来开发与维护软件，把经过时间考验而证明正确的管理技术和当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技术方法结合起来。它强调使用生存周期方法学和各种结构分析及结构设计技术，所以软件工程案例即是选择一些典型的软件开发系统，介绍其开发和维护的过程。

我们根据讲解软件工程课的具体体会和开发软件的实际经验，撰写了五个案例，开发了《软件工程案例分析》网络课件，详细介绍五个软件系统的开发过程，互动的方式讲述了用软件工程的方法是如何进行分析和设计的，同时在系统开发的每个过程中提出大量的问题供学生思考。案例选择了房产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机票预定系统、计算机储蓄系统四个应用软件系统，同时为了提高学习者理解开发软件的难度，特别介绍L-SIMPLE语言编译系统。采用传统的生命周期方法学，从问题定义、可行性研究、需求分析、总体设计到详细设计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系统中五个案例涉及到当前人们日常生活中关注的几个领域：房产管理、财务管理、计算机储蓄、机票预定，还有计算机的语言编译系统。案例既具有典型性，同时又具有真实性。我们选择四个应用软件和一个系统软件，一方面考虑到目前软件市场涉及应用范围的广泛性，另一方面考虑到软件工程学习者中大部分为计算机专业，对于系统软件也有一定爱好，对于将来开发系统软件作一个铺垫。

4软件工程案例教学的主要环节

案例教学的需要具备三个主要环节：

阅读案例，个人分析——分组讨论，集体交流——总结归纳，消化提升

我们尝试的软件工程案例教学中同样采用了这三个阶段：

（1）阅读案例，个人分析

学生首先对具体案例进行必要的基础知识的了解，认真阅读案例，并且要有个人的研究与分析，用软件工程的传统途径—生命周期方法学作为理论指导，熟悉软件开发过程各阶段的基本任务。

其次，学生需要尽快进入案例情境，了解、掌握案例中揭示的有关事实、情况，自居案例中的教师角色，设身处地地分析思考案例中教师的行为及对策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在案例的分析过程中，要注意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只有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才可能找到问题的合理解决手段。注意区分基本性问题和现时性问题。基本性问题即抽象或一般的问题，常与事实背后的概念、原理、规则等有关，需要通过对案例中所包括的信息进行解释、分析、演绎、推理和抽象以得到概括化的结论。现时性问题即案例中教师所面对的特殊决定、疑难问题等要求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得到解决的那些问题，需将自己已有的知识或过去形成的经验与案例展示的背景材料、内外部因素等整合起来进行综合评判来提出多种经得起别人反驳的见解、对策以及方案。

（2）分组讨论，集体交流

分组讨论是案例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本质上是一种概念或想法的交流。围绕案例的重点，难点，疑点，进行讨论，辩论和争论。每个学生可以自由的抒发己见，相互启迪，互相借鉴，重点是想法的交流。要求每个学生简要介绍自己对软件开发所做的分析设计，并提出自己对该软件开发流程的看法，供大家讨论与切磋，可以按照案例中所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讨论。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进行课堂发言，进行全体学生的交流。本阶段要讨论主要解决两个问题：1、小组讨论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2、按照教学目标，有意引导学生掌握软件工程的生命周期法各阶段所做的具体工作以及进行相关工作的必要性。

为了使分组讨论有效地开展，教师要作好充分的课前准备。除了熟知案例陈述的事实、观点外，还要谙知案例反映或蕴涵的原理、规则等知识，以便引导学生概括出来。要认真学习研究案例后给出的教学指南，具体拟定出课堂教学计划，这要求教师认真思考回答以下问题：希望课堂上发生些什么?如何引导这些情况的发生?讨论如何开展?时间如何安排?自己扮演什么角色?是先得结论再分析，还是相反?并对课堂讨论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预测。教师还要依据课程目标、案例目标及教学计划的具体安排重点分析以下方面的内容：案例中反映的那些重要论题、案例中易得出两可结论的那些材料、案例中反映的情况发生的根源、案例中人物的行为、案例中所反映的而学生可能设想不到的情况等。在讨论掌握上，教师要力保讨论沿预期的轨道进行，把讨论引导到问题的解决上去，并引导出与论题相关的理论知识，力争班上每个学生都至少有一次发言的机会，切实做到有效参与。

（3）总结归纳，消化提升

总结归纳是软件工程案例教学的最后阶段，要求学生要对每个案例写出学习报告。该报告中包含学生在阅读案例中所得到的具体收获；通过分析与设计软件，提出自己所解决的实际问题；对理论上软件工程概念和案例中的实际是否一一相对应；以及对软件工程仍然存在的困惑。通过反思进一步加深对案例的认识，真正作到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

案例教学中，师生都要注意角色转换，如果学生仍然热衷于将自己置身于教学过程之外，只做一名旁观者，案例教学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学生只有真正地深入案例、体验角色，才会有案例情境的“再现”，案例教学的价值才能被体现。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不断变换自己的角色，可充当监督员，激励启发学生，监督案例分析、讨论情况；可充当示范员，向学生演示、讲解、分析案例中的事实、图表、材料等；可充当主人翁，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并在实施中起主导作用；可作仲裁，解决各种争端；可充当交警，使讨论回到预定的轨道上来；等等。

5结束语

传统的“黑板教育学”越来越受到冷落，案例教学已经提到教育改革的重要日程上来。华东师范法学教育系郑金洲曾指出，案例教学并不是单纯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实际上是以教学内容的变革为前提条件的，正是有了形形的案例，才使案例教学成为可能；案例教学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教授法，它实际上也是以学生行为的转变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学生仍然热衷于自己先前的角色，把自己置身于教学过程之外，只是一个旁观者，案例教学也就失去意义。

笔者从事软件工程的教学工作，在软件工程中进行案例教学法的尝试，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在软件工程案例教学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比如在案例中如何体现软件的测试阶段，它需要具体的环境来实现；如何在案例中能够让学生更深入理解软件的维护过程等等问题，都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完善，使案例教学在软件工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参考文献

[1]张海藩.《软件工程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李为民，.如何开展案例教学-哈佛大学商学院琳达教授对新教师利用案例教学的几点忠告》.北京: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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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TU1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建筑行业发展迅猛，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而水电安装工程作为建筑工程环节之一，也得到人们的关注。其完成的程度不仅影响到整个建筑工程的质量，甚至影响到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这就要求人们注意加强水电安装工程技术管理。

一、建筑工程水电安装的现状和问题

1、供排水管安装问题

1.1水管质量、规格问题

建筑过程中提供的水管存在质量问题，如管壁厚度偏薄、镀锌管锌层厚度不够、水管无标签、阀门选型不正确、水管规格与图纸要求不符、管道接口密封处理不到位等情况。

1.2管道设计和施工问题

管道一般隐藏在建筑物墙体内，如果预留位置不标准，预埋时没有按图纸施工，比如管道弯道过多，就会增加管道问题的维修难度。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施工人员责任心不强，马虎了事，施工达不到要求，管道与管道之间的接口不牢等，容易造成管道漏水。

1.3检查口、清扫口、地漏等设置不合要求

如检查口位置设置不合理、清扫口离墙体净距不符规范要求、地漏无水封等。

1.4洗漱及卫生器具排水口问题

主要有排水口设置的位置问题、相关配件的质量问题，同时也包括器具的安装问题等。

2、电气安装问题

在电气安装方面，主要是输电线路的应用和保护问题。其次还存在着插座、开关、配电箱和用电器具的安装接线不正确的问题。

2.1防雷、接地问题

建筑物的防雷、接地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虽然现在各方面都比较重视，在施工中能按要求进行。但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在细节问题上还需要把关和解决。

2.2开关、插座问题

开关、插座是每座建筑物、每个家庭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开关、插座本身的质量问题，材料不合格、规格不标准或指标不合要求。二是设计、安装问题。包括安装位置设计不合理、安装不正确、内部接线位置错误、地线串接不规范等。

2.3照明器具问题

一是器具质量问题，材料不合格、规格不标准或指标不合要求等。二是安装问题。如照明器具中接线不正确、接口不合要求等。

2.4配电箱配电箱安装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配电箱布线不整齐、没有做相关的回路编号、零线和地线没明显区分开等。

二、关于建筑工程水电安装技术的原则

1、安全原则

安全原则是建筑施工过程中首先要坚持的原则，同时，也是水电安装施工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水电安装过程中，首先要使用有质量保证的水电材料和器具。其次，要做好设计和规划工作，严格按标准安装，确保使用安全。

2、适应原则

适用原则即经济适用性，就是要求水电安装必须做到经济实用，既要充分发挥水电装置的使用功能，保证水电装置的适用性，如保证供排水管道畅通无阻，保证用电正常，满足电灯、电视等用电设施的用电量，保证路灯照明度等。同时，又要强调经济原则，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水电系统的配置和安装工作，降低施工成本。

3、节能原则

水电装置的安装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达到节能的目的。在配电系统上，首先要选择抗冲击性强、适用效率高的变压器。其次要选用电导率小、长度短、不需要使用回头线的导线，尽量降低线路的损耗。在照明系统中，可采用声控等方式，减少照明设备的使用时间。屋内的墙壁、天顶的表面要光滑，色彩要浅，可提高光源利用率，达到节能的目的。

三、建筑水电安装工程技术管理

1、制定施工方案

制定出科学的安装方案是整项建筑水电安装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工作环节。在进行实际施工之前，各位施工人员应该就施工图纸进行自审和会审，充分对工程关键点和难点进行重点的审查。工程的施工方案要着重考虑它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方案制定工作要在施工方案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入手，要通过不断的审查和复核确保方案的合理性和施工工程的质量。

2、加强施工图纸的审核

图纸是整个工程施工的前提基础，这就要求在图纸的审核中要严谨、认真。这就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保证设计图纸必须要符合国家有关的要求，及经济和政策方面的政策和规定。以保证安全施工为前提，检查施工的技术设备设计及技术条件是否合格。保证选取设备材料的品种、质量、性能、规格、数量要满足施工的要求。有要求特殊材料的要做好备注。检查水电施工的管线、管道与楼体本身及应用设备是否存在矛盾冲突。检查图纸上的文字标注是否齐全、清楚、明确，对其中尺寸、地标等所有的数据要检查清楚；设备、器具安装是否合理；管道、管线是否存在矛盾等等。分项分点的进行图纸的审核。从小到大，由点到面，保证各项之间无冲突矛盾。技术部门组织图纸的会审，工长参加，会审过程要对其中的所有问题形成详细文字记录。对出现的问题在施工前解决，使图纸达到最佳的待用状态。

提高水电安装人员的素质

建筑施工单位要承担起提高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的责任，组织岗位培训，开展知识讲座，提高技术人员特别是施工人员的技能素质。技术人员和水电安装人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技术水平，增强服务意识。

4、对施工的材料和设备进行控制

材料和设备是工程施工质量好坏的保障，好的设备材料不仅能保证工程质量，还能节省工程的施工时间、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反之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缺陷和遗憾，影响楼体整体的美观，人们的居住心情。这就要求在购进材料和设备时要认真、严谨的进行抽样检查，严把质量关，出厂产品手续齐全，要求产品性能不仅要符合国家的性能标准，还要符合本设计的要求。对于不合格的产品要及时进行处理。

5、保证施工的技术交底、施工人员与技术人员要进行及时和充分的沟通

工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工程的具体要求和工程的方案这些问题都应该要进行充分的考虑，并且要进行全面的交底工作，让施工人员和技术人员都充分了解到工程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明确自己的施工任务和责任，能够确保工程的施工质量。另外在工程施工的难点重点位置，为了更好地确保工程质量，应该要对重点难点位置进行样板的施工，这样就可以提前地发现问题，便于及时地进行处理，避免在实际施工中影响进度和质量。

6、做好施工过程中的技术控制

在具体施工过程中，主要包括：开关插座安装。在进行开关、插座安装时，要严格控制电器的装置标高、位置，同室的开关、插座标高必须保持一致，门后不能安装开关或插座。在同一单位工程中，所有开关的方向应该保持统一，各种开关、插座内的接地线、相线、零线都必须符合用电要求。照明器具安装。在照明器具的安装过程中，照明器具的螺口灯头相线应接在中心触点的端子上，零线则接在螺纹的端子上，灯头的绝缘外壳不能有任何的破损或者漏电现象。吊灯灯具需采用预埋吊钩或者螺栓进行固定。嵌入顶棚的装饰灯具，应固定在专设的框架上，导线不能贴近灯具的外壳。管道安装。安装管道毛坯后，要用专用橡皮塞或其他物品堵住管道口，坐便器、浴缸、地漏等预留排水口也需要用同样的方法堵塞，防止建筑垃圾落入排水管。安装管道、卫生器具时，应对管道内、预留排水口的垃圾杂物进行清理，保持畅通。

四、结束语

建筑工程水电安装工程的技术管理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需要施工人员具备较高的服务意识和过硬的工作技能。在施工过程中，要坚持安全、适用、经济、节能的原则组织施工，严格按程序和工艺操作，才能保证水电装置安装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才能有效发挥水电装置的作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才能为企业带来信誉，赢得效益。

参考文献：

[1]杨磊.建筑工程水电安装技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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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审判对法治建设的危害及伦理学成因

“伪公共伦理”的形成必然会对媒体审判起到推动作用，其对法治建设的危害不言自明。

（一）媒体审判对法治建设的危害

媒体审判最大的特点在于媒体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的独立和公正性，动摇司法权威。1.影响司法独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实践中，司法独立分为两类，即司法理念独立和司法制度独立。媒体审判往往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司法独立。第一，当媒体审判的实现路径为“媒体报道——权力主体介入——影响审判结果”时，其直接造成了司法制度上不独立的现象；第二，当媒体审判的实现路径为“媒体报道——“伪公共伦理”（舆论压力）——影响审判结果”时，其直接体现在司法工作人员司法理念上的不独立。2.妨碍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在整个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出公平、正义。司法公正分为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实质公正目的在于对实体权利和义务作出公正评判，而程序公正目的在于保障程序符合现代法治要求，以最终保障实体公正。然而，不论是媒体将不公正的私人伦理通过“沉默的螺旋”引入公共领域，还是在商业化的驱动下对信息进行非理性的报道，一旦形成了媒体审判的现象，都会影响到司法程序公正，必然导致实质的不公正。3.破坏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通过法的运行，令法律形成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让法律这种治理工具在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形象。媒体审判造成的司法不独立、司法不公正现象必然破坏司法权威，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巨大障碍。

（二）媒体审判的伦理学成因

媒体审判之所以对法治建设构成巨大危害，根源于伦理与法律的天然差异。1.伦理的非制度化和法律的制度化差异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伦理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相关规则。伦理是非制度化的，它主要是内向的，即重在自律，完善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而法律是制度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重在他律。伦理道德规范中最基本的部分，即人们不得不遵守的基本道德会被制度化成为法律。正如“不得故意杀人”与“不得随地吐痰”虽然都是伦理道德规范，但是“故意杀人”明显是最基本的、不得不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因此被写入法律，而“随地吐痰”则仅受内心、舆论等方面的评价，不需立法。当一部分人内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较高时，可能出现对司法审判的不理解，为什么法律对某些自己作出负面评价的事情不予追究，从而产生借助媒体形成舆论，间接影响司法审判的情况。2.伦理评价标准不统一和法律评价标准统一的差异伦理分为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在私域中，人们基于品格、能力、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等，对于事情的评价标准必然有高有低，在公共领域中也存在着公共伦理的“真伪”论辩。法律的评价标准是客观统一的，主要是基于“一般理性人”的标准予以确定。伦理评价标准的不统一可能导致主体对案件的主观性判断，一旦与法律的客观判断结论不同，也可能造成评价主体通过媒体影响司法审判。3.伦理的实质公正追求与法律的程序公正观照的差异伦理必然追求实质公正，虽然法律也以追求实质公正为最终目标，然而更加关注程序公正的保障作用。实质公正毕竟带有模糊性的特点，怎样才是对实体权利做出了有效的保护有时很难判断，比如精神损害的实际弥补、采光等相邻关系的保护等。现代法治建设的要求更关注程序公正的实现，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必由之路，程序公正虽然未必实现实质公正，但可以对实质公正的实现提供巨大保障，抛开程序公正必然无法获得真正的实质公正。伦理的实质公正追求会使人们仅着眼于案件的审理结果是否符合主体的公正判断，忽略法律程序公正的要求，例如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恰恰是因为采证程序的不公正导致其获得无罪的判决。当人们必须承受程序公正以实质公正作为代价这样的法律选择时，是否会产生通过媒体影响司法审判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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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9-110 -03

一、法官伦理是司法伦理的重要组成

司法伦理，是职业伦理的一种，是关于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的规定，是一般伦理范畴及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司法工作者职业生活中的具体化。司法活动的职业性，必然要求有相应的职业伦理与之配适，以满足该行业对于特定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

法官伦理，是司法伦理的一种，是专门针对司法人员中的法官的职业道德的规定。一位名人曾说过“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由于法律判决的做出不得不依赖于法官，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任何一件由法官自由裁决的案件，实质上都是在该法官的道德标准影响下处理的”，[1] 因此在从事司法活动中，尤其是进行法律判决的时候，要做到法律判决的合理合法，就有必要提高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使他们的司法活动能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

法官作为法律的守护神，就司法权的最高屏障地位和法治社会中法律至上的角度而言，法官伦理应是各类型职业道德中层位最高、要求最严、义务性最强的。法官代表着社会公正权力，法官的职业道德将直接关系着人们的利益公正。而且法官的职业活动是代表国家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的结果将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相关利益关系，加之审判结果的广泛社会性，审判的结果还将影响社会中潜在的其他相关利益关系，进而由具体某一个体波及到整个社会整体，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职业道德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法官伦理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一直以来，公正都是人们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之一，一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标志着这个社会的文明发展水平。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司法活动的应然价值目标，也是法治社会的实践支撑。司法公正的实现状况，不仅直接影响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以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发展[2] 。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行为和司法过程，其含义有三：适用法律的平等，诉讼程序上的规范，判决结果上的公平。从理论上讲，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在法律活动中，处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无须通过任何非正当的手段便能依法受到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公正对待。[3] 保持公正是司法的第一属性，没有了公正，司法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保持公正也就必然成为法官在其司法活动中必须具备的伦理素质。公正是法官的基本伦理素质，理想的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缺乏公正意识的法官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官。

自由裁量权以及法治自身难以克服的瑕疵，要求法官有较高的伦理道德水平。自由裁量的存在，法律条文中的一些模糊的表达，有赖于法官个人的把握。[4] 法治活动的运作离不开人的因素，好的法律也不会自动产生效能，需要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的法官来操作。法官的行为要确保司法公正，英国的丹宁勋爵在“通向正义之路”这一著名演讲中曾经告诫读者：“起步伊始，君当牢记，有两大目标需要实现：一是领悟法律乃是正义的，一是务使其得被公正施行”。从实践上看，司法公正的难以实现在于整个执法过程中，法官始终存在着被当事人贿赂的可能性，法外因素始终有可能出现，法官的法律认知能力、法治信念、职业道德和执法勇气常常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法官的伦理对于司法活动保持公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官不仅要具备法律素质，更需要具备职业素质和人文素质。

由此所见，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而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其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水平，因而法官的伦理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

三、我国法官的伦理历史、现状及其原因

（一）中国法官伦理的历史及现状

秦汉以来，古代中国的司法人员倍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儒教伦理在他们定纷止争的实践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如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他直接把孔子的著作《春秋》一书中的微言大义应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再比如明代的海瑞断案时有一句名言“宁屈其富，不屈其贫”，这些都反映了法律审理过程中的道德化思维。而在道德化思维背后所反映出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即他们都把捍卫儒家的经典教义作为司法过程中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法律审理中的信念伦理对中华法系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方面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司法具有注重实质理性的特征。但是，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信念伦理依靠的是人的纯粹的道德理想，而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

从清末到现在，中国构造现代法律制度的努力已近百年，尚没有圆满的结果，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其中，对于西方法律及其运作模式的照搬没有充分考虑我们的传统文化及现实基础，是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个。正如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所说：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产物，它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渊源于传统民族的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由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所决定，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亦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社会转型中，中国固有的法意和法制悉遭批判与抛弃，而引植的西法却又与固有的人生和人心颇多格格不入，以至于百年来的中国法律，多数时候，既缺内在的伦理品质，亦乏外在的逻辑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多元化阶段，以往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而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似乎还没有在这个社会上真正地扎根。目前是很多人价值虚空的时代。当代情况似乎更糟，法官的信念伦理缺失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把效率作为司法的目标，使成本效益的考量进入司法裁判的实践，对法官的职业伦理等许多方面的确都会带来冲击。

在缺乏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下，追逐私利的最大化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然选择，贿赂成为权力设置、资源配置的重要调节器之一，各种权力的寻租现象十分普遍，而司法腐败也仅仅是各种领域腐败现象中的一种。自90年代中期以来，司法腐败似乎在滋生蔓延，且法官违法犯罪的绝对数呈上升趋势。法官伦理建设往往因此失去依托而变得十分脆弱，正面的典型教育和政治教育、作风整顿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道德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双重人格。现实中也往往会出现勇于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个体先进和典范人物，但整个司法队伍在道德上的整体完善、伦理建设上的整体推进却显得不十分理想。

（二）法官伦理问题原因分析

1、法律素质欠缺

法律素质是衡量法官道德水平的首要尺度，法律素质的欠缺将严重影响法官的伦理状况。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步较迟，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法官队伍中的有些法官根本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质，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但他们却在法官队伍中从事着专业要求极高的工作。还有些法官对法律的学习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对条文的理解止于表面，对案件的分析缺乏逻辑分析能力，这些都使得他们在案件审理中难以判断案件的真实情况、难以把握案件的法律适用，最终在定罪量刑上造成错误、偏差。

2、社会生活中逐利思想的影响

在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腐败极易产生的时代，一名法官从进入司法领域、个人提拔晋升到家属就业、子女入学、招工招干或就医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亲历不同行业的腐败，由此感知贿赂的存在和重要。这种状况对法官伦理的负面冲击可想而知。我们可以设想一名受到不公平待遇、靠贿赂才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法官会以怎样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职业，去开展司法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伦理构成，阻碍了法官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使得法官的伦理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3、伦理教育的缺位

法官伦理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长期的教育熏陶。但在当今的法学专业教育中，法官伦理教育未列入法科学生的必修课。法官在职工作阶段也如此。法官在职期间接受的多是对法律法规的更新学习，对于专门的伦理学习不仅少，而且容易走形式。法官伦理教育的缺位，使得法官难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难以抵制不道德因素的影响，进而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4、法外不正当因素的干扰

尽管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享有独立审判权，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良干扰，无论何种形式的干扰都对法官独立审判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一些法官在决定刑事案件最终命运时，难以抵抗金钱与人情的诱惑，从而贪赃枉法、拘私舞弊，滋生了“金钱案”、“人情案”的产生。这些现象的产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

5、制度设计的不合理

尽管法官的选任是按照《法官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的，但法官的职称、待遇、晋升、奖惩及相关法律保障等，却都是按照国家行政公务员的标准进行管理，并没有针对法官职业特点设计的职业化制度。在法官选拔制度上，基层法院从近些年才开始从社会招录，上诉法院的法官却没有完全像域外那样从下级法院或优秀律师中遴选，法官成长过程短平快，对选拔法官的道德考核也流于形式。此外，较低薪酬制度、粗放的监督制度、宽松的职业道德规则也是影响法官法官伦理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构建理想的中国法官伦理

建立中国法官的职业伦理应该包括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从信念伦理角度出发对法官修养、法官理念的导向；一个层面是制度角度出发对法官行为的约束。

（一）信念导向

对法官信念伦理理念的导向，应在法官中立、超然、自勉的职业伦理、职业道德原则的指导下引导法官。确立一整套良好的司法伦理准则，和执行这套伦理准则的机制。司法伦理一定是建立在对于司法官的职业特色清楚意识的基础上的一套行为准则，比如说他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他跟律师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他是不是应该远离商业、远离政治，还有他跟法学学术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他应该怎样避免自己的偏见影响司法决策，如何解决司法拖延的问题，都是司法伦理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

（二）制度规范

法官伦理素质的培养与提高，除了要有自身对于更高伦理道德的追求外，还辅以有关制度性规范，以保障其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巩固和提高。

1、法官的选拔机制

建立法官的选拔机制，可以从源头把握法官的伦理道德状况，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先天伦理素质不足现象的发生。建立法官的选拔机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方面要强化法官的任职条件，另一方面要建立刑事法官的伦理素质档案。

对此，英美法系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都是从有一定资历的、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律师中加以选任的。因此，美国建立了严密的任命法官的公开听证制度，把法官的司法伦理纳入其中，力图通过遴选机制及听证、任命等各种制度确保法官的专业知识和优秀品德，并且对高位级的法官比对低位级的法官要求更苛刻，所以英美国家从法学院学生到律师再到法官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障碍的过程，这种严厉性和漫长性决定了法官具有高尚的品德，也决定了他们地位的辉煌。”[5] 美国在法官任命时实行的公开听证制度，并把法官的伦理素质状况纳入其中，就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2、法官的教育机制

法官的教育机制主要应当包括两部分，即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和法官伦理教育。法官的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和法官伦理教育是一个可以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统一体，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可以使法官增强法律专业技能、提高职业伦理素养，法官伦理教育又可以促进法官更好地学习法学专业知识，从而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目前，我国对于法官的教育主要集中在法学专业知识教育方面，绝大多数法官都能够及时地参加司法领域各种新型法律法规的学习与培训。然而，本应共同进步的法官伦理教育则显得相对比较薄弱，无论在形式抑或规模上，都不及法学专业知识教育。我们应在在校期间及在职工作中大力开展法官伦理教育，使法官伦理素养跟上法学专业知识发展的要求。

3、法官的激励机制

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官都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守护者。在司法文明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法官被赋予了极高的声望，而在我国，法官并无什么特殊地位，其地位在普通百姓看来，同一般的政府官员不无他样，甚至弱于政府官员。与此同时，我国法官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近年，优秀法官大量流失，纷纷走上从政之路或者从事律师职业。故此，我们要建立司法系统自主的财政供应制度，真正实现高薪制，使法官享有与其知识、能力、道德相对应的财富、地位、荣誉和幸福，使法官伦理建设具有完整的精神保障和物质保障。

4、法官的申辩机制

法官伦理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事项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执行机制，我们现在一方面是一些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正，另一方面，法官又动辄得咎，经常受到不正当的威胁甚至惩罚。例如，对于新闻界“曝光”的某些行为，我们惯常的做法往往是不由分说，不顾正当的程序，免去一名法官的职务简直易如反掌。法官的地位如此没有保障，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严格的身份、职务以及收入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机制，让涉嫌违反职业伦理的法官也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可以在人大中设立一个机构以公开的程序审理被追诉的法官，让他们也能够有一个公开申辩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陈淑萍.李军.论司法伦理实现之进路[J].河西学院学报，第24卷第6期（2008）.

[2] 李军.陈淑萍.浅析司法伦理与司法公正[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第20卷第2期.

[3] 李忠建.朱学英.《唐律疏议》 司法伦理思想探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第26卷第2期.

[4] 曹刚.徐新. 法伦理学研究论纲[J]. 伦理学研究，2008， 5，第 3期 （总第 3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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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院改革初期，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 思想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2001年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则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要求的提出，弥补了前期法院各项制度建构和改革理念准备不足的缺憾。同样也正是由于前期的法院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法官思维方式的准确定位，无疑是法官队伍职业化的重要一环。笔者拟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分析入手，对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现状及原因的分析，进而探索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问题，并借拙文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工程添一砖瓦。

一、 法官思维方式的概念

先来了解一下思维的定义。所谓思维，一般意义上应该指依照逻辑推理来观察、认识、判断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语言、文字的等形式加以表现 。

目前许多学者分析论证时往往将法官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式等同起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才被我国法理学理论界学者从西方法学引进并加以阐述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在长期法律实践过程中，随着对法律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系统了解了法律方法之后，逐渐形成的法律思维方法。可以说，法律思维的形成是法制（治）进化的标志，因而它要求人们使用法律思维方式来理解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实。说到底，它就是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职业法律群体的科学思维方式。法官思维方式则是指法官在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中，为了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而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它的践行主体是法官，并不涵盖法律职业群体，这类思维方式会随着法官个体因素的不同、法官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法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思维方式。

二、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的误区及原因

记得有位学者说起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位女法官在审理老年夫妇离婚案件时遇到一个难题，如果严格依法判决，房屋只能判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能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女法官脑海里想起自己是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于是决意将房屋一分为二判给两方当事人。这样的判决，在许多媒体或者老百姓眼里，无疑是公正的合情合理的判决，甚至许多法官也会支持或同意这样的判决。然而这其中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法官的思维有一种平民式的实质性思维倾向。这里所谓实质性思维，又称实质主义思维，指法官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结果，而轻视法律的形式、手段和过程，也表现为注重法律活动的意识形态，而轻视法律活动的技术形式，注重法律外的事实，而轻视法律内的逻辑。与其相对的是形式主义思维。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在法律与情理关系上倾向于情理。有的法官往往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处理案件，其断案的基本方法是“衡情度理”，其判案的基本原则是“法本原情”、“原情论罪”，使每个案件的处理在规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外，考虑了事实的个别性和特殊性。

第二，在法律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则作为依据，运用简约、朴实的平民化而非职业化语言，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这是反形式的思维。有的法官在法律解释中，可以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据目的需要进行“超级自由裁量”。

第三，“民意”重于“法理”，具有平民倾向，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这种民意通常是平民意志。

第四，重实体轻视程序。传统法官对纠纷的解决首先考虑实体目标，而非程序过程。

对上述我国法官思维方式存在的误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首先是泛伦理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受五千年儒家文化伦理思想影响的国家，古代中国人所憧憬的理想秩序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和谐秩序，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法治秩序。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把政治理解和构造为“伦理的政治”，把法律理解和构造为伦理型法律。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并延续至今，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在每一个法官心中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导致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思维方式的泛伦理化。

其次是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谓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凡事（包括法律问题）都仅仅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这里所说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定势化的政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对法律理论和实践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支配着很多人对法律性质、任务的认识，而且对国家法律体制的构造、司法机关的管理方式及工作作风、司法人员的选拔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譬如，在对法律的性质的认识上，强调法的政治性质，而忽视法的其他属性；在对法治的认识上，之所以强调法治，是认为法治是实现某些政治目的和任务的有用工具，而看不到法治的独立自存的价值；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习惯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诸如反腐败、执行难等法律问题；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上，强调其政治素质，而忽视法律专业素质。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是按照法律自身的逻辑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而仅仅从政治的观点和思路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使法律认识和实践蒙上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

第三是诉讼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 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片面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

最后是司法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主要包括法官管理行政化趋势、审判权易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正当干预、法官保障制度不健全及法官遴选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综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观念和制度上缺陷的原因，导致我国法官存在实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倾向，甚至在一些地区可以说是法官思维方式的主流。

三、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及其完善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指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 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的灵魂，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它是促使法官这一群体向职业化迈进的总的指导思想。因此可以说，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同样法官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该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那么，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应是怎样的呢？

简单地说，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应是与大众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 一般认为，法律思维方式相对于大众思维方式有如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只有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思维方式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并作出不规范行为的人，发生纠纷或出现违法行为时，必然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其次，它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社会现象和预测人的行为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律的出台是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克服人性的弱点为目的的，它强调人们思考一切问题应从人性“恶”的角度着眼，并通过法律去规范和约束，以防止各种“恶”的情况出现。

再次，它是一种求实的思维方式。它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这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思维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法官思考的问题总是时过境迁的事实，不能还原，法官也不能大胆设想，只能根据证据来分析、来判定。即法官必须以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它是一种利益性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治国家的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是为维护人的权利而制定的，从而满足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本能，法律本身也强调利益基础上权利义务的对待性。

最后上，它在审判活动中就是一种确定性的单一思维方式。这是指用法律思维方式思考某一问题时，对事实只能作是或否的判断，而不作非此即彼的判断。

既然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是法律思维方式中的一类，那么，它是否有独特之处？一位与海瑞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法官曾经说过，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 也就是说法官思维方式，是根据法律的专门逻辑进行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养成的，它有既不同于大众思维方式、又不同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思维方式的一些特征。

第一、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也有学者将之称为转化性思维方式。

法律术语有三个功能，即交流功能、转化功能和阻隔功能。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官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分析、判断不就更贴近人民群众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法律是一门专门的技术，其中法律术语则是这门技术中的基本因素，是法官区别于他人的基本功，法律术语可以帮助法官之间、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群体之间交流时及时抓住问题的要害，使争议点凸显，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转化功能是指所有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不论是春秋大义还是鸡毛蒜皮，经过法官的思维，都可以转化成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阻隔功能是指法官并不象行政机关公务员，它没有必要通过贴近民众来赢得尊重和信任。相反，他居中裁判的角色要求与民众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会使人们对司法的廉洁性发生怀疑。法律语言还能阻隔非专业思考方式的干扰，法律的发展日益与道德与政治因素相疏离，也主要是由于法律专业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又取决于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的形成。

第二、法官只在程序中思考，严守程序逻辑，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也是法官思维方式重要特征。是指程序在思维中占据优先地位，法官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例如对足球“黑哨”事件，依大众思维会考虑这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裁判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这起事件让法官来思考，则会考虑司法介入的程序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司法程序，追究“黑哨”的法律责任无异于空谈。西方有法谚：法的生命在适用。这其实是和经典作家关于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的表述不谋而合。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

此外，法官依托程序进行思考，只追求程序中的真，而不是客观事实的真。在科学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在找到事物的客观事实后下结论，在没有发现真理的情况下，是不能也是不应当产生结论的。但在法院的司法活动中，即使在影响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查证不清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对案件事实作出最终的判断，因为司法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善，是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法官当然要以合法性来思考问题，才能保证对每个案件均能做出及时的裁断。他只考虑以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不可能追求完完全全的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实际发生的事实不被等同于法庭上的“事实”，法庭上的事实只是法庭上证据证明了的情况。法庭上的形式合理性是最高理性。

第三、法官的思维遵循“保守”和“稳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性。”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形象地说明了法官的思维方式应遵循“保守”和“稳妥”。

一切规则都是昨天制定的，所有案件的事实都是以前发生的，法官从来没有执行过明天制定的法律和见过明天发生的案件。法官对待社会问题也好，对待法律问题也好，其态度是保守和稳妥，如果法官象行政官那样预测未来、设计未来，过于激进地思考问题，这会使整个社会的法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法官的权威来源于理性的思维、超然的态度和独立的地位，他们从事法律活动具有被动性，主要表现为法官以“不告不理”为原则，非因诉方、控方请求不作主动干预。由于法官从事的是根据既有法律判断现存矛盾和冲突的工作，而且他还必须运用法律术语在程序内进行思考。所以法官会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在分析处理法律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的依照遵循先例的原则解释和适用法律，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不是任意改变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言的较为稳妥甚至保守。法官思维方式的这一特性与法律的内在品质──稳定性有着天然的联系。

第四、法官思维方式具有规则性。也就是说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和情理等因素。

由于司法是法官以法律规则为标准而对于人们行为的判断。因此，法律规则及其逻辑当然就成为了法官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规则性思维要求法官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虽然规则性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它与道德思维、宗教思维的情感倾向有着严格的界限。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法官也拥有情感并捍卫感情，但是都需要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来谨慎地斟酌涉及情感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法律家的技术理性中也未完全排斥情感因素，鲍西亚在威尼斯的法律规则之中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说服夏洛克放弃诉讼请求，兼顾了法律逻辑与情感。

第五，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确定性思维，判断的结论问题非此即彼，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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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制教育回顾

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从我国的普法教育开始就一直常抓不懈,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一五”、“二五”、“三五”普法中,学生属于重点对象之一。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了,能够自觉遵守法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学校园里的违法犯罪现象或者大学生的违法犯罪现象有所下降。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社会生活各方面随之发生结构性的变迁,原来相对静止、封闭、有序的生活状态,走向了变动、开放和相对无序的状态,给我们带来更快更多的消息,这些消息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带来众多的诱惑。部分大学校园里的“天之骄子”,由于意志力比较薄弱且个人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还不成熟,致使不良现象和行为甚至违法犯罪现象增多,大学生犯罪案件及犯罪人数自1999年起有所上升。

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分析

大多数学者在对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分析后认为:贫困是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第一原因。但事实上,关键性原因在于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能力低下和心理素质不健全。

马加爵、马瑞丰、李征等人犯下恶性犯罪案件,他们在经济上可能确有困难,但经济困难并不是根本性问题,而是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由于不能正确面对和认识贫困,在思想上产生了误区:因自己贫穷,别人看不起自己,不和别人交往,慢慢地将自己孤立起来;生性多疑,别人的一言一行都认为和自己有关,一点小事就记恨在心,得不到释放,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变态或者扭曲的心理――仇富心理,憎恨有钱人或者因小事产生报复杀人行为。其实,不能正确对待贫困而产生错误认识、不能抵制物质利诱,是实施盗窃行为或者杀人、劫财行为的根本原因。

大学校园里的违法犯罪案件或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一直以来都是以人身伤害案件和盗窃案件为主。随着案件数和违法犯罪人数的上升,以及犯罪情节的严重,特别是伤害类案件手段的残忍,使得许多学者大呼法制教育的失败,最起码是不到位。认真反思总结,并不是因为法制宣传教育的失败或者不到位。从大学生进校的第一天起,法律法规、纪律制度的宣传教育就伴随着学子们一路走过。犯罪案件数量上升或犯罪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安全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包括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方法,已经从培养学生守法意识转变为除培养守法意识外,更注重强调自我保护意识。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是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可这种工作方法或者教学方法的转变,有放弃那些可能违法犯罪者之嫌。

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方法

素养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①,实质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把所学的知识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使大学生具有了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法律意识,但并没有真正形成法律心理和法律道德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形成用法律来分析自己行为、约束自己行为的习惯和能力。法制教育需要两个大环境:一是法制教育的客观环境,即国家必须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有一个能客观公正执法的队伍和公正执法的社会现实;二是法制教育的主观环境,即广大社会成员具有知法、懂法的法律意识,能够守法、用法的法律心理以及能够约束自己遵守法律的法律道德素质。目前,大学生法制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大力加强法制教育,健全法律意识,克服法制教育过程中的“法条解读”现象。法制教育让学生懂法,主要是让学生明白哪些行为是必须做的,哪些行为是法律禁止的,利用案例说法,触类旁通式地触动大学生的情感神经,培养学生知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意识。在今后的法制教育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把法律的真谛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使他们将所学的法律知识变为自己知识体系一部分,从而提高他们内在的素质;使他们用内在素质约束外在行为,从而整体上提高自己知法、守法的水平。

健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的校园伦理关系。随着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办学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招生规模日益扩大,为了适应不断变更的教育体制改革,学校的育人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高校学校教育中,“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是教育的宗旨。教育是核心,管理是保证,服务是拓展。学校必须健全制度,改进作风,做好管理和疏导工作,切实加强学生的管理工作。通过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学生的各种行为,从而形成良好的班风、校风。管理人员应注意深入实际,重视调查研究,切实了解学生的各种困难,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种矛盾。这是从日常生活的“细”处着手,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对思想政治问题,要耐心细致,入情入理。对有犯罪苗头学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更要解决其思想症状,防范其走向犯罪。校园内部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内部管理的加强,是通过强制规范行为增加大学的软实力,即通过校风、教风、学风以及学校的凝聚力、吸引力、向心力,形成和谐的校园伦理关系,即校园心理环境的形成――学校内部与其成员之间的心理互动关系,便于各种问题和矛盾的解决。

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加强健康心理的引导。大学生正处青年时期,其生理和心理日趋成熟。他们感情丰富,心理起伏大,容易冲动,分析判断能力不成熟,自控能力差,做事欠考虑;渴望走向社会却没有完全走向社会,缺乏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很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明确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的真正含义,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方法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首要问题。在学生教育过程中,由于学生不理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真正意义,所以反复对他们强调生活态度和人生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将理论问题通俗化于现实生活当中,才能让学生自己理解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以及人生态度的意义。其次,抓住实例教学时机,培养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关键性事件和社会压力对于心理趋于成熟而未成熟,心理波动很大的大学生来说是关键性因素。因此,在日常教学管理过程中,要抓住“特别”时期的一切“特别”事件,如评奖学金、评优秀、评困难补助、校风学风整顿等事件,以客观公正、严肃认真的管理方式,让学生从大学这个小社会里明白生活的道理,克服心理脆弱现象,提升应对挫折的能力。第三,关注有“问题”的学生,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大学生诸多违法犯罪案件的主要原因在其心理不健康,导致对问题认识有偏差。如因贫困或某些缺陷而自卑,形成怀疑一切,对社会不满的仇视心态,以至于不能自拔,最终走向犯罪。对这类学生的掌握,要求老师及其管理人员深入学生生活,细心观察,以朋友的身份与学生交往,进而促使其主动与老师交谈,克服其心理障碍。或者通过“朋辈心理辅导”方式②,及时掌握有“问题”的学生,以便“对症下药”。因为他们具有空间距离近、交往频繁等特点,通过较有能力的同学了解,会更及时发现问题,尽早解决问题,防止问题激化。

培养良好的习惯。法制教育是意识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要将所学的法律知识内化和融合,并能自觉运用法律分析判断和控制自己行为,即将意识转化为行动,这就需要人的自觉性。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习惯21天就可以养成。对没有自觉性或自觉性较差的学生通过参加一些任务式的组织活动,或者发现学生的兴趣、动机、情感和意志,培养其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自觉性,巩固法制教育的成果。在这个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专业能力、人格魅力是至关重要的,要有能为人师、乐为人师、善为人师和学为人师的精神风貌。

结 语

总之,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教育工程,作为高校应该将其作为首要工程来抓,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更要从行动上把大学生法律素质培养作为首要问题去抓,使我们的“天之骄子”有一个完善的人格,让他们成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作者单位:陕西安康学院;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大学生法律素养教育机制的重构与校园法律优化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JK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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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伦理即为会计道德，是一种非正式的约束，是会计从业人员在会计这一职业领域依靠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以评价的方式来调节社会与人之间的一种道德意识和活动。

学术界对会计伦理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会计伦理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具体构建和实施机制几个方面。理论界对会计伦理的研究虽然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但主要集中在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伦理分析，及会计伦理的基本原则、基本规范体系建设、研究对象等方面，但并未形成一个清晰的结构研究框架，如何基于现有会计伦理中现实问题，基于实践角度对会计伦理进行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还相对缺乏。

一、会计伦理问题

近年来，企业市场上会计造假事情频发，越来越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出现不和谐音符。同时，随着中国企业日益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顺应这一趋势，我国已颁布新的会计准则，新的会计准则中专业判断因素增多，更加注重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因此，会计伦理的研究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成为了会计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会计伦理追求的目标是“会计善”或“会计应该是什么”，会计伦理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主要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强调会计伦理建设将给会计职业判断过程中注入更多的伦理精神和价值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为会计的职业判断增加新的约束，使会计人的职业判断能力得到伦理提升，为新准则的顺利实施和执行提供思想武器。

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以一定的伦理道德预先设定为前提条件，然后根据预设的伦理道德制定出合乎道德、合乎义理的会计准则，而且会计准则是否合乎道德、合乎义理必须用伦理道德标准来评价。当前我国会计准则中伦理意义的模糊乃至缺失，使得会计准则的调整问题更为凸现。

（1）道德失范。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过分关注资金利益，从而使会计人员在领导的示意指示下，做出有悖于会计职责道德行为的事情。这种不坚守职业道德，违背会计真实性原t，伪造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的虚假会计信息，是一种为追求私利的行为。功利主义会计准则价值观成为会计准则不公正性的价值观根源。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的价值取向来看，其显然是偏向于财务资本所有者，资产负债表中没有人力资本的项目就是很好的例证，显然这是有违利益相关者理论的

（2）缺乏公正。由于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完善，致使违法所得远远大于被发现后惩罚所失，难以对违反会计准则行为做到有效的惩戒，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会计信息提供者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会计准则的公正性不仅取决于会计准则本身的公正性，而且取决于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的矫正正义。矫正正义的缺失是我国证券市场中虚假会计信息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会计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1）理论的欠缺。由于历史上国家会计业对会计伦理问题的不够重视，使得理论研究一直十分薄弱。由于我国现阶段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被普遍否定，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和积极的价值引导作用，而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尚未形成，或者说新道德的传播及其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发挥作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在伦理道德层面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也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处于一种规范真空或规范冲突的社会状态中。

在我国社会中应世道德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过时道德还相当活跃地发挥着影响，趋前道德作为道德理想的引导和激励作用还未发挥出来。不良的社会道德背景都极大地促使会计伦理危机恶化，助长了会计失信，侵蚀了会计领地。

（2）自身道德规范。会计人是否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在道德决策中坚持贯彻这种价值观的个人性格特征、道德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道德责任意识的强弱无不影响着影响会计人的伦理行为。因此这需要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能无视道德约束，重利轻义，否则将导致企业违法违规和违背社会伦理的经济案件的发生，这不仅使企业自身陷入困境，而且直接引发了社会动荡。令人忧患的企业伦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会计人员伦理标准的模糊化和道德行为的败坏。因此，现阶段会计伦理建设有待于企业伦理精神的培育和发展。

三、会计伦理建设

（1）建立监督管理体系。从企业自身出发，在争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建立监督管理部门，对会计工作进行监管，对发现的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严惩，并作出引导和规范。

（2）加强会计人员的道德建设。会计伦理机制的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主张强化会计伦理、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非否定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会计伦理的实施应采取会计道德教育、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会计道德评价，会计伦理信息披露，伦理道德鉴证服务等多种形式，藉以培养会计人强烈的伦理意识，引导和规范伦理行为，使伦理规范成为广大会计人的行为指南，从而促使多种会计伦理关系达成和谐稳定的局面，最终使得会计伦理道德水准逐步迈向理想状态。

四、结束语

强化会计职业道德评价体系建设，我们还可以建立企业、企业管理者、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道德信用档案，并采用计算机联网使各地区信息互通，利用市场机制将企业及相关人员违法违纪等会计伦理失范事件在网络和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布， 从而发挥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共同监督。最重要的是会计人员应当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这是是克服、规避会计信息失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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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德育作用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绝大部分心理、生理均未成熟，对事物认识有不稳定性、不全面性和矛盾性，可塑性强，高校浓厚的自由学习氛围，使他们迅速浸染于各种文化与思潮之中，容易出现认识误区，价值观念被扭曲现象。据统计，近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学界公认将大学生德育与专业课相联系，在专业课程中渗透德育是一种有效的开展德育活动的方法，但是，对如何开展这一活动的研究和探索还十分欠缺。随着法律专业具有的应用性、技术性特征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法律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其中模拟法庭作为法律教学的必修课程，由于具有融体验性、实战型、知识性为一体的特征，被认为是一种情境式学习方式，是有利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法律教学中应用的一种教学手段或方法，越来越多的高校法学专业将其从理论课程中分离出来作为专门课程开设。但是，从近年来教学实践和相关著述中可以发现，法学教育理念受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较大，不少人偏重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司法实践能力的培养作用，而忽视其在大学生品行造就方面的功能，教育的失衡，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有必要从加强德育教育功能方面对模拟法庭课程做全面审视和设计。

二、模拟法庭的特点决定其开展大学生德育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模拟法庭对大学生有德育作用是由其本身决定的

法律的适用问题是模拟法庭的核心，而法律本身具有伦理性，法律的适用过程也离不开对其的伦理分析和考量。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社会规范，西方有一句谚语“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它充分说明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二者都包含正义、公正、平等、人权等价值理念，符合道德理念的，往往也符合法律。因此，学生参与模拟法庭，学习法律的过程，也往往是经受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的教育过程，即如何通过正当程序，公正地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地裁判。法律思维有二元性，包括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谌洪果指出“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它的一端便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上层面，联系着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内涵+品格和精神需求，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法时，它的一端便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为理性的安排”[1]。韩宏伟也指出法律思维是以利益衡量为价值尺度的评价性思维[2]。也就是说在学生适用法律解决争议时，其思维过程就存在着以本人价值尺度为标准进行利益衡量，充分揭示和反映出法律适用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倾向。因此，模拟法庭的运行绝不仅仅是法律知识、技能的传授过程，更重要的是法律人应有的道德品格的培养和造就过程。而不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会直接导致学生适用法律上的偏差，不能真正贯彻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

（二）模拟法庭的实践性、情境性使其更有利于吸引大学生兴趣、更具有感染力，在大学生德育上具有明显优势

道德发展有四个阶段：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从前到后一环套一环，其中后三环的发展中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而据调查，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普遍较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行为则比较欠缺[3]。模拟法庭的实践性、情境性为道德实践提供了机会。模拟法庭所使用案例往往是真实发生的或由真实案例改编而来，为学生打开了介入社会的一扇窗，通过对贴近实际、来源于生活的案件的调查、审理和裁判既考察了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亦是为学生提供了了解人性，了解社会，反思三观的机会。同时，在模拟法庭进行过程中，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法庭整个流程，代入感强，印象深刻，这种特有的情境性能够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比枯燥的理论说教或旁观者式的观影更能深入人心，触发思考。

（三）模拟法庭的各个环节尤其是控辩环节的设计

符合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的要求，有利于促进个体道德的发展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冲突的交往和生活情境最适合于促进个体道德判断力的发展。模拟法庭存在控辩双方，两方观点针锋相对，冲突既有书面，亦有口头表达方面的，在各方理由的剖析中，各方道德判断也得到充分展现，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中蕴含的社会普遍道德规范、个人的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和融合。按照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的说法，道德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人，而是个体内部状态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模拟法庭中各方的观点冲突越激烈，越能起到对学生道德发展的推动作用。因此，从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来说，利用模拟法庭对大学生开展德育是具有实效性的。

三、现有教学设计在大学生德育上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高校现有模拟法庭课程的内容设计目的多围绕培养控辩技能等展开，强调对学生文书写作、语言表达等能力的训练，对法律职业道德、社会伦理的教化不够重视。根据柯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模式理论，道德发展有三水平六阶段，大学生应当属于第二水平，即习俗水平，这一水平正是学生了解、认识社会行为规范，意识到人的行为要符合社会舆论的希望和规范的要求，并遵守、执行这些规范的关键时期，也即成为社会人的转型时期，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融入社会，成为有益于社会之人。因此，模拟法庭教学中理当将德育作为其重要课程目的，充分发挥其以案说理的优势，为学生的道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其次，案例选择上没有考虑道德认知发展规律。多数高校忙于建设案卷库，强调案例类型多样，力求拓宽学生的法律知识面和见识，却忽略了案件的伦理性、对抗性。这样的案例用来训练出具有高超的法律专业技能的人才也许没有问题，但是，案例缺乏伦理对抗性，将不利于学生的情感体验与认同，模拟法庭的德育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最后，模拟法庭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设计基本未考虑伦理考察方面。在模拟法庭课程设计中，往往强调学生对程序法、实体法的学习和应用，不注重对案例包含的伦理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证；在成绩评定标准中，基本都把学生的文书写作、口头表达、资料检索、运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表现等做为主要考察项目，对学生在整个模拟法庭中的伦理品格表现如诚信、友爱、互助、协作精神等都忽略不计了。

四、完善现有模拟法庭教学设计，加强其在大学生德育中作用的建议

首先，充分认识法律思维具有两元性，将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纳入模拟法庭课程设计目的中。摒弃忽视法律的社会性、伦理性的做法，也即抛开法律中的意志与情感内涵，单纯从法律规则角度进行推理、解释、论证的做法，强调对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和道德的培养，并将其排在法律技能之前，作为模拟法庭课程的根本培养目的。最终，为大学生有机会进入后习俗水平积极创造条件，即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能从人类正义、良心、尊严等角度判断行为的对错，而不会完全被世俗和法律条文所束缚，学会自主地寻求公平正义的裁判。同时，强调法律的社会性、伦理性，改善学生思维方式，也在进一步激发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积极性、创新性上具有一定作用。其次，根据大学生道德发展阶段合理选择案例。如前所述，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处于三水平中习俗水平阶段，是了解、认同普遍伦理和规范时期的重要时期，因此，应将涉及家庭伦理、职场伦理、社交伦理等基本社会公共伦理的案例作为主要选取范围，特别是与个体道德差异大，容易产生道德上的两难的案例用于德育效果会更好。当然，还必须考虑学生认知情况和能力，不能过于提高案例模拟难度，否则过犹不及，影响体验和认知效果。再次，根据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合理设计课程环节。认知性道德发展模式认为实施德育的方法和策略为：了解当前道德判断水平--运用道德难题引起认知失衡--揭示高一阶段的道德推理方式--引导接受更为合理的推理方式--鼓励道德判断的实施。将上述方法和策略与模拟法庭的各个教学环节相结合，做出如下设计：第一，在案例给学生前，设置考察当前学生对案例相关伦理规范的认知水平环节。设计若干讨论话题或问答题，了解学生相关道德判断发展水平，并充分引发学生对相关伦理规则的产生、发展和具体内容的兴趣。第二，案例进行案情分析时，一并指出其中的道德难题或法律适用可能引发的后果，根据学生所持观点划分小组（原被告角色分配）。充分调动学生查寻资料、组织语言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学生创造性解决道德难题或法律适用难题，并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第三，组织模拟法庭开庭活动时，充分利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四大要素[6]，完成道德教化、法律技能和法律知识的传授。第四，对整个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建议组织学生完成德育小论文，对模拟法庭过程中对道德的认知、体验进行归纳总结，这样更有利于加强学生道德方面的情感体验和认同。总之，模拟法庭可以成为大学生德育活动的重要阵地，设计、组织好模拟法庭的德育活动，将进一步丰富德育形式，提高德育实效，因此，有必要对此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王志敏 孙淑云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谌洪果.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J].法律科学,2003(2).

[2]韩宏伟.法律思维如何型塑——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反思[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15(4).

[3]全思懋、石松、万小羽.当代大学生公民道德发展状况调查[J].青年探索,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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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莫勒斯(Morales)与西佛(sheafor)认为，对人提供照顾(Caring)、治疗(curing)与改变社会(Changing The Society)是社会工作者存在的三个主要使命或宗旨(3C's)。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社会工作的开展，更多的是强调照顾和治疗的“使命”，很多情况下缺乏改变社会的实际机制。在总结最近几年各个领域社会工作开展情况时，我们发现：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社会工作在进行社区发展、社区服务以及进行弱势群体关怀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与法律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凸现出立法的漏洞，有的凸现出法律运行的具体缺陷……这些问题，于一个单纯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可能是难以解答和进行更深层次讨论的；于一个单纯的法律人来说，又是在书本中很难发现的。当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活动的时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社会工作的建构性检视

(一)定义中的建构性取向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会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2001年对社会工作所下的定义指出：社会工作提倡社会转变，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藉以改善人类的福祉。社会工作运用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等理论，在人与环境互动中作出介入。而人权及社会公义等原则乃社会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定义之下，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工作所应该具有的社会作用，而这种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转变社会”和“改善人类福祉”的作用。按照A・T・莫雷尔和B・w・谢福的观点，“社会工作实践由社会工作价值、原则和技术的专业应用所组成，以便实现下述一个或多个目的：帮助人获得有形的服务，对个人、家庭和群体进行辅导和心理治疗，帮助社区或群体提供或改善社会和健康服务，并参与立法过程。”

在这里，莫雷尔和谢福特别提到了社会工作在“参与立法过程”中的目的性取向。此种目的，实际上也即一种建构性的目的，旨在具体的服务和照顾中获得更多的社会建构启示和具体实践。在我们国家，学者对社会工作所做的定义也同样没有忽视社会问题及社会工作的建构性问题。

(二)行动研究理论的视角

行动研究的先驱人物，社会心理学家Kurt Lewin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要获得理论知识，同时还应该透过行动研究形成社会情境中有效的管理或行动策略，以达成预先设定的变革目标。从理论上来说，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而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就社会工作来说，(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目标不仅仅是照顾和治疗，更多的应该体现在社会变革上。照顾和治疗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的目标，而社会变革则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目标。在行动研究理论之下，实践性的行动研究(Practical Action Research)和解放性的行动研究(Eman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对社会工作是十分受用的，特别是其在社会建构目标指引下的具体实践。

实践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发展案主的实践推理能力，经由厘清有意义沟通与对话的条件，生成诠释性理解的知识，这个知识能形成或指导实践的判断。

解放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创造一个有批判性的分析环境，让案主能在完全授权的情况下，超越主观的认知，使获得客观的解放型知识来进行沟通或社会行为，实践进行批判与反思，进一步创造一种可能的改变与进步。而Hart和Bond则将之成为“赋加权力型研究”，指出这种研究与社区发展紧密相关，以反压迫的姿态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摇旗呐喊。研究的目的是结合理论与实践来解决社区的具体问题，研究者协助参与者确认研究的问题，提高彼此相互合作的共识。

在面对具体的案例和案主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基于行动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服务者”、“倾听者”、或救助者。他(她)的“判断”、“反思”将会成为社会建构过程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而且将会对案主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法律问题与社工介入的可能

目前，国外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实务和教学都将社会工作中的法律问题作为一个重点来开展。实际上，社会工作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弱势群体需求评估对立法和政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往往成为司法过程中的重要证据；再次，法律的介入可使社会工作的领域更为广阔。

相比于其他问题，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和证据表达问题又是此领域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台湾学者陈慧女指出：法律与社会工作之实务可以在以下领域展开：社会工作的临床评估；儿童虐待、疏忽、目睹家庭暴力之评估；儿童、少年、成人害被害人之评估；婚姻暴力被害人之评估；害、婚姻暴力、儿童虐待加害人之危险评估；儿童及少年监护权、探视权、收出养之评估；少年犯罪行为之评估；老人虐待与疏忽之评估等。台湾大学《实习过程中与法律相关之注意事项》一文中指出：“社会工作者必须对于法院的运作体系有所熟悉，同时也必须知道在法庭上作证时应有何种适当之举动。社会工作实务者与学生必须假定其所撰写之专业服务纪录、个案纪录、个案报告或联络信函等，皆有可能成为法院传票要求检视之特定文件；也有可能是检察官或律师搜集和检视之文件；且可能在法院里当庭阅读之文件。当我们在撰写上述这些文件时，必须相当留意撰写纪录之内容，以及我们如何责成文字上的表达。”其实，这也就是对社会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除了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困难，还必须要在政策，特别是司法领域承当更高的社会责任。而这一点，可以说，会对那些受到侵害的人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及照顾儿童法律程序》一文指出，在调查过程中或进行个案会议期间，如受虐儿童被评估为需要法律保护，应由社会福利署的负责个案社工或警方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所列相关条文处理。相关机构会提供跟进服务。对于不被评估为虐待儿童，但须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的个案，而该个案并非其它服务机构的已知

个案，家庭服务中心会负责进行照顾儿童法律程序。实际上，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此类儿童保护的案例中，对社工在法律方面的要求显然要更高，而且也更为细化。在美国，1989年的“约西亚儿童虐待案”中的相关事实则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更为清楚的了解。

1982年1月，DSS在知道约西亚遭到父亲的虐待后，工作人员与孩子的父亲进行了面谈。一年之后，DSS又一次接到医生的电话指“怀疑孩子受到了虐待”。而这一次，他们从威斯康星青少年法庭得到指令把孩子暂时交给医院监护。三天之后，DSS特意召集“儿童保护组”开会讨论约西亚的问题，该组由儿科医生、心理学家、侦探、律师、专案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医院员工组成。小组讨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本案虽然最后是由于在DSS是否应该做出救助的问题上产生争议。但在案件诉诸法庭之前和之后的有关争议情况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领域的介入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且，此种“介入”的意义正如对本案提出异议的布雷兰等三位大法官所言：如果DSS的人不能尽责的话，类似约西亚这样的受虐待的孩子的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由此可见，社工的及时介入，以及在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发挥将会极大地弥补司法程序中的某些空白。

三、专家证人制度概述

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制度产生于14世纪的英国，一直以来都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专家证人是指：对该问题或与该问题相关联的事宜所具知识或经验，能令其对该问题或该等事宜的意见可被接纳为证据的人。②专家证人与一般证人，与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都是不同的，而将几者加以区分将会使我们对专家证人制度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专家证人不同于一般证人

一般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而专家证人可以发表意见。一般情况下，对事实的把握是为后边的推论或进一步证明作准备的，而由专家证人所作的意见可以直接作为证据被法官所采纳，对案件产生的影响比一般证人要大。

(二)专家证人不同于鉴定人

首先，主体来源的范围。鉴定主体必须是取得官方资格，或拥有官方承认的某种资格的人。而要取得这种资格，则不仅必须拥有一般人(包括法官)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而且还往往必须通过某种考试或考查才能够实现。而专家证人的选任范围要广泛得多，只要满足“具有相关知识和经验”、“意见有助案件解决”等要件即可。

其次，主体选任的权限。一般情况下，选不选专家证人，选择具有何种资历的专家证人，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法庭不加干涉(除少数情形下由法庭选定外)。而鉴定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案件的需要则需要法庭介入选定。

再次，主体的倾向性。专家证人由当事人聘请或选定，因此专家证人会作出相对倾向于本方的意见。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浓厚的对抗性意见。而鉴定人往往是中立的，采取的是科学的结论和评判。

(三)专家证人不同于专家辅助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体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各方当事人自行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此条规定类似于专家证人的规定，但又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之规定。之所以类似，是因为此类人员是由当事人申请，有一定的自由选任性。但两者又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很多学者将此条规定中的主体称为专家辅助人。

首先，专家证人提供的是意见，并且是结论性的。但专家辅助人进行的是说明，并且还要有“对质”、“询问”等过程。

其次，专家辅助人必须是在“经人民法院准许”的情况下进入到案件审理过程，而专家证人的选任就要更为自由。

因此，专家证人制度是一种极富特点，并且在效率方面极具优势的制度设计方式。对于完善司法程序、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是颇具意义的。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这一制度已经在理论和学术上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如何具体的对其加以操作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四、社会工作者何以成为专家证人

(一)社会工作者能称为专家吗?

以艾滋病检测为例，当某案主来到机构，机构会指派其中一名咨询员全程陪同。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提供免费的检测前心理咨询。第二步：提供免费快速检测。第三步：结果呈阳性的话，7个工作日内陪同到疾控中心进行确认检查。第四步：陪同到疾控中心做免费CD4细胞检查。第五步：CIM细胞低于400的人，陪同到相关医院进行免费体检。第六步：转介并帮助其获得免费抗病毒药物。第七步：提供服药依从性支持。

从整个过程来看，从心理咨询开始到最后的药物依从性支持，整个过程都是在相关的社会工作者辅助和指引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此名社会工作者是最了解案主情况的。而且，不管是到哪一个机构进行检测、体检等，社会工作者都陪同在身边。因此，社会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具备此方面知识的人，同时也是清楚记录整过程的人。而在其他领域，比如儿童保护、家庭暴力等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更能清晰地记录下发生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一般人所不能发现和记录下的。况且，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之前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考察，这使他们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更为清楚、合理地分析具体问题的基本情况。这些记录以及社工的具体分析对于具体司法程序的开展是极具意义的。

(二)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的要求

职业伦理是一个专业在实务工作中的基本要求。对于社会工作这样一个时时刻刻在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来说，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专业职业伦理的建设和倡导，而社会工作在社会建构方面的工作倡导又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指出：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变迁方面首要的努力应着重于：贫穷、失业、歧视及其他形态的社会不公正。当社会工作者必须无决定能力的案主时，社会工作者应采取合理的步骤以保障此案主的利益和权利。社会工作者应采取行动以防止和消除那些源自于民族、种族、国籍、肤色、性别、性倾向、年龄、婚姻状况、政治信仰、宗教或身心障碍所造成的支配、剥削和歧视。《加拿大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伦理守则》指出：法庭许可有裁判权的法官可以命令社工员提供其评估给法庭。当法庭需要该资料时，社工员可以向其解释案主拒绝提供的理由。社工员应该促进社会工作的正义。《台湾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指出：(社工员)应以负责

态度，维护社会正义，改善社会环境，增进整体社会福利。阐明社会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社会工作应增进社会的一般福利，致力于歧视的防止与消除，确保人人可公平的获得所需资源、服务和机会，倡导社会状况的改进。

应该说，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要求都将社会工作者在法律领域的社会责任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这是符合现时社会工作发展要求的。而且，我们发现，像加拿大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对社工作为专家证人作出了直接性的要求。此种趋势将会对各个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与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临床研究为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Lindemann在1944年Coconut Grove大火后，从事的关于火灾后悲伤反应的研究以及Reubin Hill于1949年进行的因战争所造成的家人离散与重聚以及家庭压力的研究。危机处理理论关注人在压力事件之下的危机状态，并试图通过适当的危机处遇方式来预防、重建、改善和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对于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工作，如农村社区发展、青少年教育、流动人口知识普及等都是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发式展开。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具有强烈的紧迫性和危机性。而对于像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就医歧视等情形，社会工作就不仅仅只需提供照顾或心理辅导，它需要的是紧急的处理方式，包括向法官呈递个案记录和进行出庭作证，目的即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主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活动对于受到侵害的案主来说究竟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根据危机处理理论：对个人而言，面对突然压力情境及危机事件，人会经历情感失衡、认知失调及表现出相应的生理症状；对于团体来说，当团体共同遭遇危机时，危机会受环境影响而扩散和蔓延。但这些都不能算作病态。通过良好和有效的危机处理，可以增强对事件掌控及因应的能力，减低心理沮丧的强度，在悲伤过后重新建构好心情，有助于对未来事件处理能力之增强。反之，在严重压力失序和创伤后压力失序的状况下会产生对创伤事件之再经验(如梦魇、幻觉)、逃避和麻痹(避免创伤之勾起、远离人群)、过于敏感警觉(过度失眠、易怒)甚至是忧郁、人格失序、人际问题、犯罪行为及自杀。在失衡状态的期间，人会主动寻求生活的平衡与和谐，评估事件之意义，及检视个人生活中可资运用以因应危机之个人与社会资源。当个人受伤的状况升高时，特别会寻求心理上的协助。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在面对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各种歧视的情形时，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更好的处遇此类的危机。因为，类似于艾滋病感染者这样的群体，他们在受到歧视以后，恐惧和无助将会在群体内蔓延。那么，这个群体将会变得更加脆弱，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危机。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降低个人对压力及无助的感觉，活化社会资源和建构有效因应策略。而在司法过程中，社工作为专家证人的介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活动，它在本质上意味对人之危机的关注和巨大的支持。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种支持将会对法律在大众中的普及以及树立法律的权威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的理论意义

在这里，我们通过相关的理论建构，试图阐明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一名专家证人，加入到诉讼活动或其他更为广泛的司法活动中。而实质上，这样的一种尝试正是建基于司法本身变迁的需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以前的美国，每一个案例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从一系列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规则通过逻辑推理得到。而其后果正如审理Green v.Hudson River Railroad Co.,28Barb.9,22(N.Y.1858)案的法庭所说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只能按照我所发现的法律裁判――我没有特权去偏离源远流长的先例的要求。”这样一种对逻辑机械的运用，势必是片面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扼杀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而正基于此，这种传统在19世纪末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霍姆斯(Holmes)在其1881年出版的《普通法》(The Common Law)中指出：法律的核心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布兰代斯(Brandeis)则将社会科学的材料运用在他的辩论摘要(bfief)中，并且得到了法官对这种做法的认可，继而基于该种材料获得胜诉。实际上，不管是霍姆斯理论的阐述还是布兰代斯实践上的尝试，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将关注点集中在了社会科学知识对司法的作用上。而在我们国家，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法律的解释和推理也在理论界得到了重视。①那么，此处我们所提社会工作者究竟能在这场变革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一)助益性

篇11

莫勒斯(Morales)与西佛(sheafor)认为，对人提供照顾(Caring)、治疗(curing)与改变社会(ChangingTheSociety)是社会工作者存在的三个主要使命或宗旨(3C''''s)。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社会工作的开展，更多的是强调照顾和治疗的“使命”，很多情况下缺乏改变社会的实际机制。在总结最近几年各个领域社会工作开展情况时，我们发现：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社会工作在进行社区发展、社区服务以及进行弱势群体关怀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与法律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凸现出立法的漏洞，有的凸现出法律运行的具体缺陷……这些问题，于一个单纯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可能是难以解答和进行更深层次讨论的；于一个单纯的法律人来说，又是在书本中很难发现的。当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活动的时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社会工作的建构性检视

(一)定义中的建构性取向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会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2001年对社会工作所下的定义指出：社会工作提倡社会转变，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藉以改善人类的福祉。社会工作运用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等理论，在人与环境互动中作出介入。而人权及社会公义等原则乃社会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定义之下，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工作所应该具有的社会作用，而这种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转变社会”和“改善人类福祉”的作用。按照A·T·莫雷尔和B·w·谢福的观点，“社会工作实践由社会工作价值、原则和技术的专业应用所组成，以便实现下述一个或多个目的：帮助人获得有形的服务，对个人、家庭和群体进行辅导和心理治疗，帮助社区或群体提供或改善社会和健康服务，并参与立法过程。”

在这里，莫雷尔和谢福特别提到了社会工作在“参与立法过程”中的目的性取向。此种目的，实际上也即一种建构性的目的，旨在具体的服务和照顾中获得更多的社会建构启示和具体实践。在我们国家，学者对社会工作所做的定义也同样没有忽视社会问题及社会工作的建构性问题。

(二)行动研究理论的视角

行动研究的先驱人物，社会心理学家KurtLewin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要获得理论知识，同时还应该透过行动研究形成社会情境中有效的管理或行动策略，以达成预先设定的变革目标。从理论上来说，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而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就社会工作来说，(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目标不仅仅是照顾和治疗，更多的应该体现在社会变革上。照顾和治疗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的目标，而社会变革则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目标。在行动研究理论之下，实践性的行动研究(PracticalActionResearch)和解放性的行动研究(EmancipatoryActionResearch)对社会工作是十分受用的，特别是其在社会建构目标指引下的具体实践。

实践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发展案主的实践推理能力，经由厘清有意义沟通与对话的条件，生成诠释性理解的知识，这个知识能形成或指导实践的判断。

解放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创造一个有批判性的分析环境，让案主能在完全授权的情况下，超越主观的认知，使获得客观的解放型知识来进行沟通或社会行为，实践进行批判与反思，进一步创造一种可能的改变与进步。而Hart和Bond则将之成为“赋加权力型研究”，指出这种研究与社区发展紧密相关，以反压迫的姿态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摇旗呐喊。研究的目的是结合理论与实践来解决社区的具体问题，研究者协助参与者确认研究的问题，提高彼此相互合作的共识。

在面对具体的案例和案主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基于行动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服务者”、“倾听者”、或救助者。他(她)的“判断”、“反思”将会成为社会建构过程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而且将会对案主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法律问题与社工介入的可能

目前，国外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实务和教学都将社会工作中的法律问题作为一个重点来开展。实际上，社会工作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弱势群体需求评估对立法和政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往往成为司法过程中的重要证据；再次，法律的介入可使社会工作的领域更为广阔。

相比于其他问题，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和证据表达问题又是此领域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台湾学者陈慧女指出：法律与社会工作之实务可以在以下领域展开：社会工作的临床评估；儿童虐待、疏忽、目睹家庭暴力之评估；儿童、少年、成人害被害人之评估；婚姻暴力被害人之评估；害、婚姻暴力、儿童虐待加害人之危险评估；儿童及少年监护权、探视权、收出养之评估；少年犯罪行为之评估；老人虐待与疏忽之评估等。台湾大学《实习过程中与法律相关之注意事项》一文中指出：“社会工作者必须对于法院的运作体系有所熟悉，同时也必须知道在法庭上作证时应有何种适当之举动。社会工作实务者与学生必须假定其所撰写之专业服务纪录、个案纪录、个案报告或联络信函等，皆有可能成为法院传票要求检视之特定文件；也有可能是检察官或律师搜集和检视之文件；且可能在法院里当庭阅读之文件。当我们在撰写上述这些文件时，必须相当留意撰写纪录之内容，以及我们如何责成文字上的表达。”其实，这也就是对社会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除了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困难，还必须要在政策，特别是司法领域承当更高的社会责任。而这一点，可以说，会对那些受到侵害的人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及照顾儿童法律程序》一文指出，在调查过程中或进行个案会议期间，如受虐儿童被评估为需要法律保护，应由社会福利署的负责个案社工或警方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所列相关条文处理。相关机构会提供跟进服务。对于不被评估为虐待儿童，但须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的个案，而该个案并非其它服务机构的已知个案，家庭服务中心会负责进行照顾儿童法律程序。实际上，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此类儿童保护的案例中，对社工在法律方面的要求显然要更高，而且也更为细化。在美国，1989年的“约西亚儿童虐待案”中的相关事实则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更为清楚的了解。

1982年1月，DSS在知道约西亚遭到父亲的虐待后，工作人员与孩子的父亲进行了面谈。一年之后，DSS又一次接到医生的电话指“怀疑孩子受到了虐待”。而这一次，他们从威斯康星青少年法庭得到指令把孩子暂时交给医院监护。三天之后，DSS特意召集“儿童保护组”开会讨论约西亚的问题，该组由儿科医生、心理学家、侦探、律师、专案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医院员工组成。小组讨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本案虽然最后是由于在DSS是否应该做出救助的问题上产生争议。但在案件诉诸法庭之前和之后的有关争议情况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领域的介入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且，此种“介入”的意义正如对本案提出异议的布雷兰等三位大法官所言：如果DSS的人不能尽责的话，类似约西亚这样的受虐待的孩子的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由此可见，社工的及时介入，以及在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发挥将会极大地弥补司法程序中的某些空白。

三、专家证人制度概述

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制度产生于14世纪的英国，一直以来都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专家证人是指：对该问题或与该问题相关联的事宜所具知识或经验，能令其对该问题或该等事宜的意见可被接纳为证据的人。②专家证人与一般证人，与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都是不同的，而将几者加以区分将会使我们对专家证人制度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专家证人不同于一般证人

一般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而专家证人可以发表意见。一般情况下，对事实的把握是为后边的推论或进一步证明作准备的，而由专家证人所作的意见可以直接作为证据被法官所采纳，对案件产生的影响比一般证人要大。

(二)专家证人不同于鉴定人

首先，主体来源的范围。鉴定主体必须是取得官方资格，或拥有官方承认的某种资格的人。而要取得这种资格，则不仅必须拥有一般人(包括法官)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而且还往往必须通过某种考试或考查才能够实现。而专家证人的选任范围要广泛得多，只要满足“具有相关知识和经验”、“意见有助案件解决”等要件即可。

其次，主体选任的权限。一般情况下，选不选专家证人，选择具有何种资历的专家证人，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法庭不加干涉(除少数情形下由法庭选定外)。而鉴定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案件的需要则需要法庭介入选定。

再次，主体的倾向性。专家证人由当事人聘请或选定，因此专家证人会作出相对倾向于本方的意见。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浓厚的对抗性意见。而鉴定人往往是中立的，采取的是科学的结论和评判。

(三)专家证人不同于专家辅助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体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各方当事人自行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此条规定类似于专家证人的规定，但又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之规定。之所以类似，是因为此类人员是由当事人申请，有一定的自由选任性。但两者又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很多学者将此条规定中的主体称为专家辅助人。

首先，专家证人提供的是意见，并且是结论性的。但专家辅助人进行的是说明，并且还要有“对质”、“询问”等过程。

其次，专家辅助人必须是在“经人民法院准许”的情况下进入到案件审理过程，而专家证人的选任就要更为自由。

因此，专家证人制度是一种极富特点，并且在效率方面极具优势的制度设计方式。对于完善司法程序、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是颇具意义的。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这一制度已经在理论和学术上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如何具体的对其加以操作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四、社会工作者何以成为专家证人

(一)社会工作者能称为专家吗?

以艾滋病检测为例，当某案主来到机构，机构会指派其中一名咨询员全程陪同。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提供免费的检测前心理咨询。第二步：提供免费快速检测。第三步：结果呈阳性的话，7个工作日内陪同到疾控中心进行确认检查。第四步：陪同到疾控中心做免费CD4细胞检查。第五步：CIM细胞低于400的人，陪同到相关医院进行免费体检。第六步：转介并帮助其获得免费抗病毒药物。第七步：提供服药依从性支持。

从整个过程来看，从心理咨询开始到最后的药物依从性支持，整个过程都是在相关的社会工作者辅助和指引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此名社会工作者是最了解案主情况的。而且，不管是到哪一个机构进行检测、体检等，社会工作者都陪同在身边。因此，社会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具备此方面知识的人，同时也是清楚记录整过程的人。而在其他领域，比如儿童保护、家庭暴力等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更能清晰地记录下发生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一般人所不能发现和记录下的。况且，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之前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考察，这使他们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更为清楚、合理地分析具体问题的基本情况。这些记录以及社工的具体分析对于具体司法程序的开展是极具意义的。

(二)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的要求

职业伦理是一个专业在实务工作中的基本要求。对于社会工作这样一个时时刻刻在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来说，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专业职业伦理的建设和倡导，而社会工作在社会建构方面的工作倡导又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指出：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变迁方面首要的努力应着重于：贫穷、失业、歧视及其他形态的社会不公正。当社会工作者必须无决定能力的案主时，社会工作者应采取合理的步骤以保障此案主的利益和权利。社会工作者应采取行动以防止和消除那些源自于民族、种族、国籍、肤色、性别、性倾向、年龄、婚姻状况、政治信仰、宗教或身心障碍所造成的支配、剥削和歧视。《加拿大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伦理守则》指出：法庭许可有裁判权的法官可以命令社工员提供其评估给法庭。当法庭需要该资料时，社工员可以向其解释案主拒绝提供的理由。社工员应该促进社会工作的正义。《台湾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指出：(社工员)应以负责态度，维护社会正义，改善社会环境，增进整体社会福利。阐明社会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社会工作应增进社会的一般福利，致力于歧视的防止与消除，确保人人可公平的获得所需资源、服务和机会，倡导社会状况的改进。

应该说，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要求都将社会工作者在法律领域的社会责任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这是符合现时社会工作发展要求的。而且，我们发现，像加拿大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对社工作为专家证人作出了直接性的要求。此种趋势将会对各个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与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临床研究为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Lindemann在1944年CoconutGrove大火后，从事的关于火灾后悲伤反应的研究以及ReubinHill于1949年进行的因战争所造成的家人离散与重聚以及家庭压力的研究。危机处理理论关注人在压力事件之下的危机状态，并试图通过适当的危机处遇方式来预防、重建、改善和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对于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工作，如农村社区发展、青少年教育、流动人口知识普及等都是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发式展开。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具有强烈的紧迫性和危机性。而对于像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就医歧视等情形，社会工作就不仅仅只需提供照顾或心理辅导，它需要的是紧急的处理方式，包括向法官呈递个案记录和进行出庭作证，目的即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主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活动对于受到侵害的案主来说究竟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根据危机处理理论：对个人而言，面对突然压力情境及危机事件，人会经历情感失衡、认知失调及表现出相应的生理症状；对于团体来说，当团体共同遭遇危机时，危机会受环境影响而扩散和蔓延。但这些都不能算作病态。通过良好和有效的危机处理，可以增强对事件掌控及因应的能力，减低心理沮丧的强度，在悲伤过后重新建构好心情，有助于对未来事件处理能力之增强。反之，在严重压力失序和创伤后压力失序的状况下会产生对创伤事件之再经验(如梦魇、幻觉)、逃避和麻痹(避免创伤之勾起、远离人群)、过于敏感警觉(过度失眠、易怒)甚至是忧郁、人格失序、人际问题、犯罪行为及自杀。在失衡状态的期间，人会主动寻求生活的平衡与和谐，评估事件之意义，及检视个人生活中可资运用以因应危机之个人与社会资源。当个人受伤的状况升高时，特别会寻求心理上的协助。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在面对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各种歧视的情形时，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更好的处遇此类的危机。因为，类似于艾滋病感染者这样的群体，他们在受到歧视以后，恐惧和无助将会在群体内蔓延。那么，这个群体将会变得更加脆弱，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危机。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降低个人对压力及无助的感觉，活化社会资源和建构有效因应策略。而在司法过程中，社工作为专家证人的介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活动，它在本质上意味对人之危机的关注和巨大的支持。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种支持将会对法律在大众中的普及以及树立法律的权威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的理论意义

在这里，我们通过相关的理论建构，试图阐明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一名专家证人，加入到诉讼活动或其他更为广泛的司法活动中。而实质上，这样的一种尝试正是建基于司法本身变迁的需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以前的美国，每一个案例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从一系列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规则通过逻辑推理得到。而其后果正如审理Greenv.HudsonRiverRailroadCo.,28Barb.9,22(N.Y.1858)案的法庭所说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只能按照我所发现的法律裁判——我没有特权去偏离源远流长的先例的要求。”这样一种对逻辑机械的运用，势必是片面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扼杀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而正基于此，这种传统在19世纪末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霍姆斯(Holmes)在其1881年出版的《普通法》(TheCommonLaw)中指出：法律的核心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布兰代斯(Brandeis)则将社会科学的材料运用在他的辩论摘要(bfief)中，并且得到了法官对这种做法的认可，继而基于该种材料获得胜诉。实际上，不管是霍姆斯理论的阐述还是布兰代斯实践上的尝试，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将关注点集中在了社会科学知识对司法的作用上。而在我们国家，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法律的解释和推理也在理论界得到了重视。①那么，此处我们所提社会工作者究竟能在这场变革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一)助益性

篇12

   一、家庭暴力的成因第

         一，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原因与我国目前社会机制转型有密切关系。我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正在进行，旧的婚姻家庭观念尚未完全消除，转型期的新的婚姻家庭观念尚未完全形成，造成两种观念的脱节，同时摩擦不可避免并常胜冲突，直接诱使家庭暴力产生。

    第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大，外部环境的压力影响了家庭生活的和谐丁一些人因为不能很好地处理社会压力与家庭生活的关系，导致家庭暴力频发。

    第三，性格是影响家庭暴力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性格乖僻、性情暴躁的人更容易实施家庭暴力，他们一般具有人格或者精神障碍，社会交往能力欠佳，生活封闭，甚至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社会越轨行为。

    二、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

(一)我国家庭暴力的社会现状在家庭暴力中，夫妻间的暴力占绝大多数，而且有上升的趋势。而夫妻间的家庭暴力，又可大体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与性暴力。因此，在家庭暴力当众，妇女为主要的受害者，其次为老人及儿童等。如何通过法律来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

第一，对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缺乏法律规制。我国目前没有有关家庭暴力的系统立法，涉及家庭暴力的法律主要有《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婚姻法》第3条“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条“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并在第6章“人身权利”和第7章“婚姻家庭权益”中作了规定，《刑法》只大致规定了虐待罪、遗弃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相关问题引起不少法律上的争议。

    第二，因为证据的原因限制了对家庭暴力案件的认定。目前我国大多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承担方式，由受害者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由于被害方一般处于弱势，他们在受到伤害后往往没有能力进行证据的保存和收集。

    第三，整体的社会预防体系不健全。反家庭暴力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多方的参与和配合，形成整体的社会预防体系。

    但是我国的这一体系并不完善，社会各方对各自应当履行的职责并未做到尽责尽力，存在诸多不足，如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调解不力；公安机关在遇到涉及家庭暴力的报警时，出警不及时，处置不积极等情况。

    三、对家庭暴力的刑法构想

（一）在刑法中增设家庭暴力犯罪我国现行刑法没有专门规定家庭暴力犯罪，司法实践中只是对照现有罪名对家庭暴力犯罪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理论界对于增设家庭暴力罪还是修改刑法相关罪名规定，各有见解。认为增设新罪名的理由大多为家庭暴力犯罪的主体、量刑均与一般犯罪有别，此外还可能涉及情感、经济、伦理等复杂因素，因此不能一并按一般犯罪处理。认为应修改现有罪名的理由则大多为现有罪名已能够将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纳入，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以修改为妥。

    笔者认为，与其在相关的所有罪名中进行补充、修改，倒不如取消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罪名，另列一类家庭暴力罪，作为类罪，并在该类罪下设置具体罪名。这种立法，将家庭暴力犯罪与一般犯罪相区别，符合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的特征，既可避免定罪量刑的混乱，也更能体现刑法对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重视，从而对家庭暴力实施者起到威慑作用。至于在具体罪名上，应将“婚内”行为界定为犯罪，从而维护妇女的性权利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另外，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刑法规定，增设“暴行罪”，即“实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以解决实践中对故意伤害未遂，但可能具有高度、长期人身危险性暴力行为的放纵问题。

   （二）适当提高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现行刑法中有关家庭暴力犯罪的法定刑过低，大部分为短短几年，这就往往造成犯罪者有恃无恐，被害人得不到保护，甚至导致更加变本加厉的暴力惨剧发生。如《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则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两罪比较，可见在造成相同程度结果下，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

    家庭暴力犯罪不乏长期性、持续性，行为人无视人伦道德和人道主义，严重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人权，对家庭成员造成的是情感上或身体上的严重伤害，如不能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那么这种暴力犯罪将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三）赋予检察机关对自诉案提起公诉的权利现行刑法中的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均被列入自诉罪范围。但由于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在家庭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由于害怕，或由于传统观念“家丑不外扬”的束缚，受害女性均很少主动提出诉讼，甚至拒绝指控。因此，由检察机关采取积极介入的方式，对家庭暴力犯罪提起公诉，才能有效惩治犯罪，为被害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留被害人的自诉权利。毕竟,家庭暴力犯罪与一般的刑事犯罪不同，其涉及亲情、伦理等私法领域的因素，鉴于“私法自治”的原则，及防止国家公权力滥用导致公民权利被侵犯，检察机关在依法提起公诉之前，需获得被害人的同意。

    （四）建立举证倒置制度

家庭暴力犯罪行为一般牵涉到个人隐私，因此，司法实践中存在证据不足、取证难、认证难等问题。根据妇联部门的反映，一般情况下，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来访，工作人员会先查看其身上是否有伤，如有，则尽快向有关机构申请进行伤情鉴定，以保证第一手证据不会灭失。然而，除了伤情鉴定，被害人一般很难再提交非常充足的证据，且证人又多数是家人。由于被害人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从保护其利益出发，家庭暴力犯罪的举证责任不能再按照民事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制度，这势必导致被害人处于被动地位，而行为人的罪行又没有充分证据予以定罪。因此，只要证明受害人身有伤或精神上受到伤害的事实，就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或推定过错责任，即如被告人主张自己没有实施暴力行为的，应由其举出证据证明。

    （五）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引入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制度如美国“国家统一各州法律专员大会”已提议并已经有6个州颁布了《统一州际家庭暴力保护令实施法令》，要求强制性起诉，起诉人自动将对家庭暴力的指控带来，即使没有受害人的同意或即使她反对这样做。如加拿大的“容忍度为零”政策规定：只要是家庭暴力，一经发现，就不分轻重，必须立案；同时，警察有权入室制止。再如挪威1988年的刑事诉讼控诉规则修订案规定，对配偶、儿童和其他关系亲密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即便受暴妇女撤销了先前的指控，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指控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人提起诉讼。

    （六）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于家庭暴力犯罪的逮捕、起诉及审判工作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对犯罪人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实现司法控制“严而不厉、宽严相济”的原则。在逮捕工作上，须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以暴制暴的犯罪嫌疑人慎用或少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则不捕，以教育为主，使其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对于以暴制暴者的量刑，则应注意其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如构成，不应以犯罪处理，如不构成，则须根据情节尽量适用减轻处罚或缓刑，因为此类案件多数是由于行为人遭受长期的家庭暴力无法得到救济而引发的，家庭施暴者的罪过越大，便越抵消了以暴制暴者的主观恶性，因此，在审判过程中需对此类被告人“宽”处理。这样，才能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的精神真正实现在被告人身上，实现社会正义和法律公平。

    如前所述，我国家庭暴力行为中，90%以上是女性。女性是伟大的，她们是母亲、妻子、女儿的共同体，她们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生理、经济、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女性常常遭到歧视甚至家庭暴力，这种暴力既造成妇女身体的侵害，精神上的虐待，甚至还有对生命的威胁，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困扰全球的社会痼疾。因此各国政府都应当充分重视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犯罪的现状，建立多种救济途径和庇护机构，并通过完善的立法、有效的程序，严惩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最大限度地保护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的合法权益。

篇13

列维纳斯是法国近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继承了法国差异性思潮的基本旨趣，但是他更激进地把他者放在哲学的起始点，提出了“伦理学是第一哲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其他哲学问题的起点，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性得以萌生，接着才有关于主体性哲学的问题。伦理学打开了西方整体性思想(暴力)的缺口，在伦理学视域下，列维纳斯对“内在性与外在性、理性与情感、自由与责任、对等(互惠)与付出”等关系进行了深刻的现象学探讨和反思。列维纳斯论证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真正起点是他人的外在性:主体性的基础是他人的外在性，伦理的真正内涵是爱;良知先于理性;责任先于自由;人与人之间不是对等的互惠关系，而是无条件的付出。唯有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具有伦理性，人才是伦理的人。1．外在性与内在性:良知先于理性。西方伦理思想的一个传统是，“它试图证明，遵循理性行动就是遵照伦理行动。”⑥这种伦理路线从斯多亚主义一直到近代的康德达到顶峰。它以纯粹自我为基础，认为纯粹自我的理性判断是普遍可以接受的，理性的普遍性构成了伦理的普遍性。而这种伦理路线实际上是一种“纯粹唯我论”，它以一种“纯粹自我”的目光把他人及其差异性抹杀了。这种从“唯我论”的普遍理性出发的伦理路线构成了对他人的暴力，对差异性、陌生性和情感的模糊性的同化(吸收)或者扼杀。在这个背景下，列维纳斯试图寻求一种整体性思想的缺口，这个缺口的来源就是他人的外在性，列维纳斯将他者(异质性、外在性)作为伦理可能性的基础，突出理性之前的原初伦理经验———良知。首要的，“自我”不是一个坚实的实体，自我单纯的内在意识的出现是因为与他者(外在性)的相遇，主体性的基础是外在性。并不是先有自我意识，然后再发现世界;也不是先有我的道德意识，或者良知，然后把这种良知朝向他人。相反，他人———作为意识的激发者、严格意义上意识的源头———已经先于我的自我意识在那儿了。与他者相遇的“回应”(re-sponse)唤醒了我的意识和良知，而后主体性及其理性结构才得以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自我是在他人和世界之后而在场的，他人的外在性先于我的内在性。人与人之间原初的关系是他人的召唤以及我的回应。这种回应体现为最初的良知的出现，它先于理性。2．非对称的关系:付出高于互惠。基于主体性之上的现代性伦理在处理我和他人的关系上的立足点始终是“自我”:首先是我，然后是他人，从我达及他人。即使是在平等的维度上，也是从我出发的平等。这种平等实质体现为一种互惠性质的经济行为。列维纳斯他者伦理颠覆了这种关系，将优先权给予了他人，将主体性让位于他人的异质性。于是，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等的互惠关系，而是非对称的关系:“主体间相互关系是一个非对称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他者负责，而不期待任何互惠。”⑦与他人的相遇中，自我是被动性的，是被命令、被召唤的。用列维纳斯的话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对称性”⑧。这种非对称的根基是什么?它基于他人的绝对外在性。他人不是与我同等的另一个主体，相反，他人始终先于并且超越于我的意识主体。我与他人的关系“不是可被概念化的关系。概念化就是用思想把自我和他者重新统一于整体性之中。”⑨也就是说，他人始终在我的意识把握之外，我的意识无法用概念去整合他人的异质性，只有他人超越于我的意识把握，他人才真正如其所是，这是我与他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基本品质。进一步讲，这种伦理品质体现为不是把对方平等地看待，而是把对方看作我的主人，他从“高处”临近我。于是，真正的善是我始终把他人看得比我自己重要。⑩与“付出—回报”的对等交换模式相反，我对他人永远都是单向度的回应(负责)，是无限的给予和耐心;反之，对方亦然，我与他人是互为他人的。这种非对称和无限的回应(责任)是一种自我让位、无己的伦理姿态。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索伦•克尔凯郭尔一样，列维纳斯认为，“只有无私的(self－giving)爱才能使得人类成为人类。自我通过爱他人而找到自身，自我通过舍己而成为自身。”瑏瑡3．责任先于自由。他人的外在性和呼唤打破了主体绝对自由的幻想。伦理的基础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他人呼唤的回应。“存在的外在性是道德自身。自由构成了我，但与此同时，也保持着和外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防止存在的整体化。”瑏瑢在列维纳斯看来，伦理只有在“防止存在的整体化”中才获得伦理的本性，即，抵抗暴力，使得暴力成为不可能。而这种整体性的裂口只能在他人的外在性那里才得以实现。我的自由从某种程度上是我对他人暴力的原因，只有对他人无条件的责任才能阻止暴力。在列维纳斯看来，外在性通过他人的面容被揭示，他人的面容显示为一种脆弱和，它以直接迫近的请求和命令召唤我的回应(责任的最原初形式)。他者进入我的同时，质疑了我对这个世界和他人的占有，质疑了我的自由。我成为了他人的人质。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伦理的人的第一要义是欢迎他者，是放弃主体内在性和占有，而不是占有和自由。列维纳斯指出:“对他者的欢迎是去质问我的自由”，“如果我们把质问我的自由这样一种境地称为良知，那么对他者的欢迎就是良知。”瑏瑣这就是列维纳斯所说的作为伦理的人的“为他人而活”的基本内涵。先是欢迎他人、成为他人的人质，然后我的自由才得以可能。“我是负责任的我，他是使我负责任的他，正是在这种他者也因此是我自己的意义的创造中，我的自由，我伦理的自由才形成。”瑏瑤对列维纳斯而言，自我在与他人相遇时才成为自由的，因为自由不是别的，而是我对他人请求的回应。自由源于与他者的相遇。“存在并不是现成地被宣判为自由的，而是被邀请为自由的。自由不是的。”瑏瑥于是，我们从列维纳斯那里看到一条新的路径:(他人)邀请—回应(责任、良知)—(我)自由。列维纳斯他者理论思想始终有一个坚持，那就是对他人的责任(obligation)，也就是内疚感，这种责任和内疚感先于所有的自由。在《整体与无限》一书中列维纳斯曾质问道:“难道自由在自身面前不感到羞耻吗?”瑏瑦也就是说，如果自由仅仅是为自身，那么这种自由始终是带着一种罪责和羞耻的。只有首先对他人负责，自由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现代性伦理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却忽略了使自由成为可能的基础———对他人的责任。

借鉴与反思

列维纳斯一生都在思索着人，为我们提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对他人的责任，就是“为他人而活着”。只有如此，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才具有伦理品质。进一步讲，只有在责任的基础上，具体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公平正义才得以可能。就此意义上，西方解构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称之为“伦理学的伦理”。用列维纳斯自己的话来说，他寻求的“不仅仅是伦理，而是圣洁的圣洁性”瑏瑨。但是作为伦理，它必定对人和社会生活具有引导意义，正如当代著名实践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伦理并非一种在理论上高尚、实践上无益的理性体系。”瑏瑩基于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1．培育“敬畏”的文化土壤。伦理道德不是一种语言表述，更不是空洞的教化，而是行动，是一种生活姿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先需要培育一种文化土壤，这种文化土壤首先是对他人的尊重与敬畏。把对差异性、对他人的敬畏融入到社会文化中去，作为社会个体基本的生活姿态。只有首先对异质性、对他人的尊重，才能真正生发出爱与责任，而不是最后把他人纳入到自己之中，去统治、控制、占有他人，或对他人冷漠。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面对他人，对他人外在性的敬畏，这种敬畏使得社会个体在他人面前保持谦卑与责任。这种文化土壤的培养还体现在宏观上。面对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全球政治呈现出多极化和多文明化，我国要应对多种文化和文明的冲击，就必须“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多种文明和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保持自我文化认同的同时，尊重他者的文化差异，使其如其所是，维护文化的多样性。2．重视情感教育、良知教育。情感教育、道德教育应该先于科学技术和理性教育。道德伦理是情感性的，它不是通过理性计算而得到的，更不是科学技术所能够赋予的。但是，我们时代的教育基调是理性与科学的“知识教育”，教育社会个体按照理性判断去生活，换言之，就是去分析、计算。因此，在道德生活中，在任何一种道德行为发生之前，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先用理性去分析、判断，去思考(计算)我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我有没有必要去做?做了结果会怎样?)，而这直接导致情感和良知的泯灭。根据列维纳斯他者伦理思想可知，良知是直接性的，它先于理性思考和分析;面对弱者的呼唤，首先应该是回应(负责任)，而不是去考量利益得失。以2011年10月广州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为例，那些目击小悦悦被撞倒的行人的共同特征就是理性(考虑)的介入，第一意识地对事态进行利益考量、分析。从事后对那些行人的采访得知，当看到生命垂危的小悦悦躺在地上，他们最初有一丝情感冲动想去施救，可是伴随这种情感本能的另一个更强烈的利害分析意识是，“如果我救了她会不会有麻烦，要是别人把事情推到我身上怎么办?我救了她可能具有哪些风险?”他们会立刻想到社会上发生过的一些案例，比如南京彭宇案;会想到人们常提到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说法。也就是说，在面对一个生命垂危的小女孩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本能、情感和良知被厉害分析意识所掩盖了。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就是先判断、再行动，先分析利害、再行动，是一种理性主义教育。在这种理性主义教育氛围中，人们不自觉地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要分析、计算，动用意识理性地“考虑”。良知的直接性被理性意识掩盖。而任何行动一旦经过思虑后再作出，那么这种行动的真正伦理性就被淹没了。因此，在根本上，要减少这种冷漠，要减少理性对情感的压抑与抹杀，我们就应该反思理性主义教育，要把情感教育、良知教育放在中心位置。3．建立“爱、责任与付出”的家庭伦理关系。我们一直说婚姻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但是我们却忽视了爱是建立在差异性而非同一性基础上的;我们重视家庭关系中双方的权利、平等和自由，却遗忘了爱在根本上是一种付出与责任。爱是超越理性分析的，更是超越平等和自由的，它高于和先于这些。联系到我国当前的婚姻状况:据统计，我国的离婚率逐年上升，2007年离婚登记数为320．4万对，2008年到2010年3年间的离婚登记数分别为356．1万对、404．7万对和451．6万对。瑐瑠当然，导致婚姻破裂的因素有很多，但在社会个体关系的层面上，它反映出我们的伦理道德在家庭关系上的某种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把理性、平等和自由等理念放在了爱之前，而忽略了尊重、付出与责任。基于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建立以“爱、责任与付出”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关系。4．道德为法治提供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治”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声音，这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的法治进程取得了重大发展。虽然也有另一种提倡“德治”的声音，但是它仍然相对微弱。在今天的新形势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关注德治。德治不是与法治相对立的，而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的。根据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伦理为正义奠基，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个体的层面上实现了“为善”，社会的正义才最后具有根基。推而广之，只有我们的社会有了道德基础，法治才能够真正是正义的、是和善的。可是在当下语境下，道德与法律、凭良知行动和按法律办事在很多时候有冲突。比如南京彭宇案，好心施以援手的彭宇反而被冤枉赔偿当事人损失，虽然这其中有着法律不健全的因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对良知行动的不信任，南京彭宇案的判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案法官从“常理”推断认定彭宇不可能因为良知而扶起摔倒的老太太，彭宇只有可能碰倒了老太太才会去扶。这个案件的社会影响使得良知的行动在法律面前失去了支持。于是，该案件助长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凭良心做事是得不到支持的，甚至在法律面前要吃亏。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提高社会个体的道德，而且要在法律上保护和支持这种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