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规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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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45；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2-0011-05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政府逐步从 “经营性政府”转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提供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和公共安全等服务，在公共支出上的投入不断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客观上要求各城市具有相同需求的社会民众享受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但各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却有明显差异，即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受到最多关注和存在较大争议的是城市规模对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以及城市经济发展对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城市最优规模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品供给效率的下降将会直接造成巨量资源的浪费。因此，这两个问题也是城市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希望为此提供一些实证依据。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11 公共支出效率的测度

在城市规模、经济发展与公共支出效率的关系研究中，公共支出效率的准确有效度量是基础。目前影响其准确测度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测度方法局限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不需要提供生产函数或成本函数的形式，也没有考虑随机误差因素的干扰，将产出或投入对生产或成本前沿的所有偏离都视作无效项，故无效项容易被高估。事实上，作为对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度的参数方法，随机前沿方法（SFA，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基于生产或成本函数，设定了非对称无效项的分布，区分和测度了随机误差项和无效项各自的影响，经济涵义明确。Greene [1]

利用随机前沿面板分析方法对191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效率进行了研究。Boetti，Piacenza和Turati[2]利用该方法研究了意大利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支出效率。国内仅有唐齐鸣和王彪[3]采用SFA方法对我国26个省级地方政府1978～2008年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

二是不适当的数据层面。现有地区公共支出效率度量成果绝大多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但在省和自治区层面，中央财政投入和地方财政投入获得的产出很难区分，影响了对地方财政投入效率测度的准确性。因此，更理想的研究层面是市或县，能大大降低中央财政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测算更加准确。

1.2 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

影响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学术界对部分因素的作用已达成共识：如本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对经济资源有效分配的技能越强，政府的运作效率也就越高；政府出于内生的扩张本能而不断扩大，带来过度的行政干预和过多的显性成本，导致政府规模与政府效率负相关；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政府合理配置资源和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现状，提高经济效率。

关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与人口规模问题（如果辖区面积差异较小，即等同于人口密度问题），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认为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拥挤效应”和“网络效应”，因此在城市规模与政府公共支出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出不同的结论。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4]与其他学者对欧洲不同地区上百个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和效率分别进行了评估，发现人口众多会对交通条件、环境污染等方面产生压力，产生“拥挤效应”，从而对政府支出产生负面影响。而Grossman，Mavros和Wassmer[5]通过对美国大型城市的研究认为，管理和监督成本与地区人口呈现负相关，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随着居民规模的扩大而产生规模效应。其他学者对欧洲一些城市的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估进一步验证了Grossman的结论。中国绝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地市、县人口增加产生的“规模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即人口增加有助于降低人均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而王德祥和张权[6]通过对中国126个地级市的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劳动技能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带来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本文认为这些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公共支出效率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城市小于一定规模时，规模效应占优，公共支出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进；城市超过一定规模时，拥挤效应更为突出，公共支出效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另外，王小鲁[7]从经济增长角度研究城市最优规模问题的实证成果也证明了城市的净规模收益（城市规模收益减去外部成本）与城市规模呈现倒U型关系。

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效率具有相互作用：公共支出效率能正向且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已得到学界一致认同，但经济增长对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作用却存在争议。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发达地区拥有提供公共服务更好的技术和制度优势，经济发展对政府公共支出效率有正面影响。Athanassopoulos和Triantis[4]，王德祥和张权

[6]的研究都说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提高城市政府经营效率的有利外部环境。但也有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公共支出效率呈现负相关，比如：De Borger和Kerstens[8]认为富裕地区的政府财政能力较强，容易人浮于事，同时富裕地区的居民对政府进行监管的机会成本较高，导致政府控制成本及居民积极监管的动力都较弱。陈诗一和张军[9]、续竞秦和杨永恒[10]、唐齐鸣和王彪的研究也提供了人均GDP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负面影响的证据。本文认为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普遍薄弱，公共支出投入具有较高回报，随着经济增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回报逐步下降；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制度、技术以及人口素质得到质的飞跃，居民监管的动力和能力也增强了，公共支出效率则会得以改善。因此，地区公共支出效率与经济发展可能呈现正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既缺乏城市层面公共支出效率的准确测算，也缺乏从政府服务效率角度对城市最优规模等问题的定量研究成果。为此，本文收集了2004～2010年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总共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成本前沿模型测度这些城市的公共支出效率；并基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支出效率的二次非线性关系假设，建立了计量模型，验证该假设并得到公共支出效率最大化视角的最优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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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140-02

滇中地区是云南省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2010年滇中四州市以占全省37.58%的人口完成了全省59.07%的GDP，滇中地区无疑是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2010年昆明市人均GDP为33 549元，玉溪市为32 089元，均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倍多[1]。在中国首部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中，滇中地区成为国家层面的18个重点开发区域之一。从地理空间上看，滇中地区属于“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区域。滇中地区的四个城市以昆明市为中心，曲靖市、楚雄市和玉溪市分别位于东北面、西面和南面，在空间布局上已经构成地理学意义上的城市群。

自1996年构建滇中城市群的设想被提出以来，官方和民间都为之付出了很多努力，学者们也对构建滇中城市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一之，2005；①郑继承，2010）、资源环境支撑能力（苏章全等，2010）、竞争力提升（张洪，2004；喻微锋、蒋团标、刘炜，2009；丁文君、王静宜，2009）、城市化空间特征（李泽华、张改枝，2010）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城市群除了应具备地理空间上的属性之外，亦需具备经济上的属性，即在城市群之间经济联系紧密。城市等级体系的科学、合理，有利于城市群内部经济能量的辐射和扩散。因此，本文将从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出发，考察滇中城市群的发展问题。

一、滇中城市群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现状

所谓城市等级规模体系，指的是城市体系中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城市在质和量方面的组合形式，是职能作用大小及其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可采用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人口规模等级体系，城市首位度、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等指标来分析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问题，本文选取前4个指标来分析滇中城市群的等级规模结构现状。

1.滇中城市群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根据《滇中城市群规划修编2009—2030》（以下简称《规划》），滇中城市群的范围包括：昆明市、曲靖市（沾益县、马龙县并入曲靖城市），玉溪市（峨山并入红塔区），楚雄州（南华县并入楚雄市）四州市的行政辖区范围。具体包括昆明市区（盘龙区、五华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呈贡县、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石林县、嵩明县、禄劝县、寻甸县、安宁市；曲靖市区（麒麟区、马龙县、沾益县）、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富源县、会泽县、宣威市；玉溪市区（红塔区、峨山县）、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华宁县、易门县、新平县、元江县；楚雄市区（楚雄市、南华县）、双柏县、牟定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元谋县、武定县、禄丰县。下文中所指的昆明市区，曲靖市区、玉溪市区、楚雄市区均以此为准。从行政等级体系上来看，滇中城市群有地级市3个，民族自治州1个，市辖区，市辖区7个，县级市3个，民族自治县和非民族自治县32个。根据城市体系的层次性，可将滇中城市群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昆明市，是这滇中城市群的核心，是滇中城市群中行政等级最高的城市。第二层次：曲靖、玉溪市和楚雄，作为昆明市的三大腹地。第三层次：宣威市、安宁市和楚雄市3个县级市。第四层次是县城，共32个。从四个层级中城市的数量分布来看，滇中城市群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显然不合理，县级市的数量依然偏少，县城数量较多但规模偏小。

2.滇中城市群的城市人口规模等级体系。根据中外城市人口规模的划分标准[2]，本文按照非农业人口规模对滇中城市群的城市级别进行了统计。2010年，滇中城市群有一个超大城市（昆明市区），一个中等城市（曲靖市区），4个小城市（玉溪市区、楚雄市区、安宁市、宣威市）；除会泽、陆良、陆丰三个县外，其余县城的非农业人口均不足5万。显而易见，滇中城市群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中出现断层，体系结构中缺乏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现有的中等城市、小城市数量过少，县城数量过多，且规模偏小。

3.滇中城市群的首位度和四城市指数。首位度，是指区域内人口居首位或GDP居首位的城市与居第二位的比值，通常用它来反映该区域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首位度=P1/P2

首位度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城市体系中的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但由于涉及的城市仅有区域中的前两位城市，涉及面过窄，不免以偏概全。随后的学者为了弥补首位度计算过于简单的缺陷，改进了指标的计算方法，提出四城市指数：

四城市指数=P1/（P2+P3+P4）

其中，Pi为城市体系中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i位次城市的人口规模，i=1，2，3，4。四城市指数比城市首位度更能全面地反映首位城市与其他大城市的比例关系以及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和其他高位序城市人口规模的集中状况和区域内大城市的发育状况。

本文用非农业人口（以全市为统计口径）的数据，计算了滇中城市群的城市首位度和四城市指数，以期较为全面的反映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比例关系以及城市规模分布的特点。1995年、2000年、2005年、2009年和2010年滇中城市群的首位度分别为2.86、2.93、3.15、7.48和3.96，四城市指数分别为1.45、1.43、1.51、3.51和1.82。

从理论上讲，首位度越接近2，城市规模分布越接近“位序—规模”规律，即表明此时结构正常、集中适当；大于2则有结构失衡、过度集中的趋势。1995年以来滇中城市群的首位度一直都大于2，这说明该区域内首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的规模结构存在不合理的现象。从1995—2009年，滇中城市群的首位度一直在增加，尤其是2005年以后，首位度迅速变大，这表明区内生产要素（包括资本等）在向昆明市迅速集中，区域内最大城市——昆明市和第二大城市——曲靖市的发展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滇中城市群内极化效应明显，两极分化严重。但从2009—2010年，首位度迅速下降，但依然高于2005年的水平，这表明滇中城市群中的扩散效应逐渐在发挥作用，但极化效应的作用仍大于扩散效应。

按照“位序—规模”原理，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应该是1。但1995年以来滇中城市群的四城市指数一直大于1，即首位城市——昆明城市规模的增长速度快于曲靖、玉溪和楚雄城市规模的增长速度，直到2009年，这种差距都在不断扩大。2010年，四城市指数下降为1.82，这表明滇中城市群内其余城市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总体来看，滇中城市群城市非农业人口在首位城市的集中度依然较高，其余城市规模偏小。

二、滇中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不合理的原因

导致滇中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不合理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滇中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城市化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并且地区之间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2010年，滇中城市群平均城市化率为18.14%；2010年，滇中城市群各市（县）城市化率由高到底的排序为：五华区（城市化率达79.09%）、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安宁市、麒麟区（城市化率达33.83%），接着是红塔区（城市化率达29.64%），楚雄市（城市化率达27.16%），其余市（县）的城市化率均在16%以下。

滇中城市群的四个地州市中，玉溪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最高（59.41%），接着依次是曲靖（46.61%），分别高出云南省平均水平23.37%和10.56%；接着是楚雄（34.71%）、昆明（33.47%），都低于云南省平均水平。工业产业占GDP比重最高的是玉溪市，但玉溪市的城市化还处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并未发挥出来；曲靖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三、结论

《规划》要求把滇中城市群建设为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采用‘一核三极多心’多层次的区域城镇等级结构”，这种金字塔型结构在城镇体系中是最为常见的。“一核三极多心”城镇等级体系结构的形成，有利于加强滇中城市群之间的互动作用，有利于昆明充分发挥对曲靖、楚雄、玉溪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同等级的城镇体系的建成，有利于这种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层层传递，最终有利于提升滇中城市群的竞争力，使其成为带动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从滇中城市群当前的规模等级来看，“一核”已经具备；但“三核多心”还需要进一步培育。滇中城市群内，最潜力发展成为大城市的是曲靖市区，如果从城市等级规模发展的合理性需要来看，还需把楚雄市区、玉溪市区也培育为大城市，形成“三极”；然后在昆明、曲靖、楚雄、玉溪这一等级的城市下再各自培育几个中等城市，发展若干个小城市，这需要从政策上进行配合，同时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引导其合理增长。

参考文献：

[1] 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云南统计年鉴 2011[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8-492.

[2] 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9-81.

[3] 陈一之.滇中城市经济圈的构建应尽快提上云南发展战略的议事日程[J].经济问题探索,2005,(2).

[4] 滇中城市群规划修编(2009—2030)[Z].

[5] 苏章全,吴映梅,明庆忠.滇中城市经济圈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综合评价[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8).

[6] 丁文君,王静宜.滇中地区区域竞争力提升对策分析[J].思想战线,2009,(S1).

[7] 张洪.论滇中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战略[J].经济问题探索,2004,(3).

[8] 喻微锋,蒋团标,刘炜.滇中城市群与北部湾城市群比较分析——基于城市流视角的城市群发展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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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52-04

引言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任务。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起着推动作用，城市化的发展会带来人口的集聚，进而带来需求的增加、产业的集聚和服务业的壮大。城市的规模化是实现城市规模效应，从而提升城市吸引力和辐射能力的重要因素，服务业结构和产出效率也会因城市规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通过探讨不同城市化水平、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结构，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服务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推进广东服务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参考。

一、研究回顾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关系已经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研究大多表明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Signalman（1978）认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原因，他通过对工业化国家1920―1970年的劳动力转移情况的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化是促进一个国家从农业型经济向服务业型经济转变的重要因素。Daniels等（1991）对美国大中小城市区域服务业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研究认为，服务业的发展要以城市形成的区域性市场为基础，城市化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的扩张。Black和Henderson（1999）对城市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产业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城市规模、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城市化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而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制造业较发达。因此，达到一定规模后，服务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Abdel-Rahman&Anas（2004）的研究指出，在一个由不同规模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中，城市产业结构随着城市规模而变化，并且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经济效率的差异。江小娟等（2004）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张树林（2007）利用1995―2005年数据进行定量测算，发现我国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城市化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持，而服务业发展及升级是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柯善咨等（2014）研究表明，生产业―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赵维良等（2015）利用我国地级市数据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关系进行检验，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率越高，服务业比重越大。

二、基于城市规模差异的广东省服务业发展研究

（一）数据和变量选择

研究对象为广东省21个地级市，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城市化率的指标选取上，文中除对广东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采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外，其余部分城市化水平用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城市规模也采用市辖区人口来衡量，对于城市规模的划分主要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 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 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采取服务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相关数据采取市辖区数）；服务业结构指标主要是服务业内各行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计算。此外，本文的服务业结构按照功能和作用，划分为生产业和消费业两类。其中生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消费业主要包括：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二）实证分析

1.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分析

（1）城市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广东省城市化水平（UR）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服务业贡献率（SCR）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值的比重表达。1980―2013年广东省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贡献率的情况（如下图所示）。由下图可以看出，1980―2013年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2002年，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服务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城市建设的脚步，通过对广东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这一阶段二者呈现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43；2003―2013年，SCR曲线与UR曲线走势背离，城市化发展迅速，而服务业增长水平开始减缓，2003―2012年广东省服务业的贡献率都低于2002年水平，到2013年服务业贡献率才超过2002年水平。与此同时，近年来，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由2002年的36.2%上升到53.7%，通过对广东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这一阶段二者相关性不明显，相关系数为0.329，这表明近年来广东省城市化的发展背离了科学的轨迹。

（2）城市化、城市规模与服务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分析。按照城市规模的划分方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按不同的规模进行分类，采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对同一类别内的城市化水平进行计算，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特大城市2个，Ⅰ型大城市2个，Ⅱ型大城市10个，中等城市5个，小城市2个；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两个指标，基本按照城市规模的不同呈递减趋势。采用相关分析法检验不同规模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正相关性较为明显，相关系数为0.816，这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步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率方面，不同规模城市的平均城市化率相差较大，标准差为0.41，不同城市规模服务业贡献率相差不大，其标准差仅为0.06，这表明，广东省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化发展的差异程度大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脚步。

2.城市化、城市规模与服务业内部结构相关性分析

采用灰色关联模型深入分析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内在关联，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规模对关联度矩阵进行整理，探讨不同城市规模下的服务业结构。

（1）研究方法。灰色关联分析主要是利用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和相异程度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统计数列的几何关系或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系统中各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如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就越小。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可以知道，关联度越接近1，关联程度越大。一般认为，0≤γi≤0.4，关联程度低；0.4≤γi≤0.6关联程度中等；0.6≤γi≤0.8关联程度较强；0.8≤γi≤1关联程度极强。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市化率与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的分析得到的关联度系数，实际反映出来的是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的协调程度，关联度系数并不会因为城市规模大而高，也不会因为城市规模小而低。通过对关联度系数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比较21个地市级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总体协调程度。清远、惠州和揭阳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发展的关联度最高，2013年三市的市区人口分别为134.2万、138.8万和205.1万，属于Ⅱ型大城市，此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在30%～40.5%之间，城市化率较低；关联度较低的三个城市分别为汕头、佛山和中山，2013年三市的市区人口分别为532.5万人、381.6万人和154.1万人，此外，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都比较高，佛山和中山为100%、汕头为98.6%，这三个城市的城市化率都非常高，但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较低，佛山、中山仍然是以制造业发展为主的城市，城市化率的提高，并未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按城市规模比较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用算数平均数的方法按照不同的城市规模对关联度矩阵进行整理。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650、0.5287、0.6559、0.6791和0.6356，关联程度属于中等。具体观察不同规模城市，按服务业类型区分的话，协调程度也相差不大。其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化与生产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759、0.5612、0.6338、0.6753和0.6099；与消费业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0.5504、0.4853、0.6530、0.6399和0.6698。

第三，按照服务业结构，具体分析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协调程度。总体而言，按照服务业14个细分行业划分，各行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联度系数在0.5265和0.7347之间，关联程度中等以上。最高为房地产业、其次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关联度系数分别为0.7347、0.7119和0.7085；关联度低的分别为卫生、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金融业，关联度分别为0.5265、0.5277和0.5529。如果按照生产业和消费业比较来看，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关联度为0.6493，消费业的关联度为0.6245，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关联度略高。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加速，但时间序列的分析显示，近年来二者相关性越来越不明显，广东省城市化的发展背离了科学的轨迹；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占GDP比重，与城市规模存在相关性，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越高；灰色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不同城市的城市化率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存在不均衡性，在按照城市规模划分的前提下，二者协调程度相差不大；生产业与城市化率的协调程度略高于消费业。

（一）正确处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精细分工和周密协作的基础上，人口必须相对集中，以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和运输，必须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同步实现了城市化，而城市化又带动了服务业发展，实现了服务业水平的跃升。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与城市规模结构有很大的关系，高附加值的、为生产服务和新兴的服务业，往往是和城市规模联系在一起的。正确处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化发展的差异程度大于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未能跟上城市化发展的脚步的问题。首先，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重视城市化水平的量，更要注重质的提高，不能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发展模式，不能不顾实际地通过增加城市数量和扩大城市规模发展服务业，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有关的产业政策，不断提升城市服务功能；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应该进一步补充城市化的发展，实现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实现与城市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促进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大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高，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高服务业比重，将生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嵌入城市发展的等级结构中。中小城市的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低，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业，促进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三）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通过大城市服务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整个广东省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城市的服务业发展速度和总量在中等规模和小规模城市前面，因此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柯善咨，赵曜.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4，（4）.

[2] 崔宏桥，沈颂东.吉林省城镇化与服务业灰色关联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4，（2）.

[3] 程庆生，李昌.我国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管理分析[J].经济纵横，2004，（6）.

[4] 姜达洋.城市化进程中生产业的集聚与扩散现象研究[J].产经评论，2013，（2）.

[5] 邓秀丽.山西省服务业与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关系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

[6] 曾国平，刘佳，曹跃群.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

[7] 黎兵兵，刘春.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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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rail transit is the urban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stage of the objective request, is to improve the high density of urban life, meet the demand of the important way culture is one of the city as a whol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way of concrete. However, urban rail traffic will give the mode of city development bring which influenc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ssue.

Keywords: urban rail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mode and effect

中图分类号： U2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概述

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城市因个人小汽车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高速提升、对道路交通的依赖也带来了城市交通的拥拥挤、秩序的混乱、停车场的不足、环境严重污染、交通事故繁多等一系列问题，部分城市开始越来越注重通过大规模发展大容量城市轨道文通来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

城市轨道交通发达的城市，其轨道交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信息交流工具和文化情感载体，集中承载了地域特色文化和城市个性主题文化，使传统与时尚、科技与经济交融。城市轨道交通所形成的特色文化，为城市凝聚了宝贵的无形资产，间接提高了城市已有各类资产的附加值，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城市轨道交通采用电力牵引，其远行时对环境的影响除噪声、振动及电磁波污染外，对大气的污染很小，是十分清洁的公共交通工具。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经验证实，城市轨道交通的人均能源消耗量远远低于公共汽车、私人小汽车。采用城市轨道交通出行有利于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有利于城市发展、人口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2对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区域联系的纽带和载体，具有快捷、安全、准时、容量大、能耗低、污染轻、舒适性好等优势，不仅可以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带动更多新城镇和新社区创建，而且还可以加快城郊发展步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影响着我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城市文化的融合交流。

2.1城市轨道交通可以推进城市化进程

目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人口、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群和城市带开始崛起。交通设施是城市形态的骨架，具有先行功能、从属功能、引导和调节功能，对城市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某一特定时间，城市交通结构和能力影响了城区内部交通的便易程度，决定了市区关于出行费用和出行时间的空间可达性，交通技术不断创新使得地域空间可达性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空间可达性随交通技术创新的变化。又好、直接影响着土地价格和利用方式，进而导致城市地域功能结构的改变，最终引起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而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又往往进一步强化或弱化交通技术的应用范围和作用强度。

我国人多地少、能源后备不足、环境污染问题已相当严重，在城市交通的发展上不能将占用较大的行车和停车面积的私人机动车辆交通作为未来的主要交通方式。因此，发展以城市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城市公共交通，将成为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选择，这适应了我国城市人口密度高、高峰期对交通需求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的特点。

从城市人口优化布局看，快捷、舒适、准时、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有助于居住区布局于城市边缘区，工作集中在城市中心区，有效降低中心区的人口密度，提局边缘区居住质量。从产业布局看，一个城市总有其优势产业和相对弱势产业，利用便捷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围绕优势产业这一核心，呈带状或环状扩散和转移，可以实现区域内部或区域内外的优势互补利共同发展。从大城市群集聚看，世界大城市群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大城市群必须拥有大容景、无污染、高效率的交通基础设施。城市轨道交通能从整体上提高城际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改善交通条件，可以合理利用环境资源，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发挥区位优势。

2.2城市轨道交通影响着城市的布局优化

城市交通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纽带和命脉，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空间规模和布局。城市的较佳空间规模处于城市交通40分钟可达距离的空间范围内，一般不要超过一小时。在工业时代早期，有轨电车的使用，使得城市以星状方式在水平方向扩展，城市以市中心为原点，向外呈辐射状延伸，水平距离一般可达10~20km，该时期城市中心多为中央商务区(CBD)，城市生活与居住沿交通线集中。大城市的发展需要按照区域承载力，以城市交通为主线，适当扩大和充实城市骨架，不断调节和优化区域功能，从而实现产业区和居住区的合理布局、都市区和功能圈的合理分工。按照现代交通理论研究和国外大城市发展实践，不影响生产和工作的城市最佳范围以40分钟内可达为标准，由此设定大城市客运交通距离的衡量指标为80％~90％的乘客从居住点到达目的地所花费时间单程不超过40分钟。

2.3城市轨道交通引导着城市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城市轨道交通特点是运量大、速度快、准点性强，能够有效满足城市客运交通需求。一方面，在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和人们出行距离逐渐增加的趋势下，客观要求采用地铁交通予以解决城市的正常生产生活问题；另―方面，健全地铁交通网络也是优化城市布局的先导性对策，能带动城市发展的优化与布局，进而促进城市整体功能的不断完善。同时，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现有土地价格的刺激作用，带动沿线房地产开发，增加政府土地税收；利用地铁车辆段上盖物业创造土地，在其上兴建开发保障性住房和商业楼盘，不但可缓解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也为城市在保持总体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提供了更大外发空间，有助于避免城市规模的无序盲目扩张。

2.4城市轨道交通影响着城市经济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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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认为，AT&T这个“百年老店”的存在一直代表着世界电信业的发展潮流，其发展反映出世界电信业发展的大概趋势：从最初的为了打破垄断，在电信行业引入竞争的强制拆分，再到后来的几次并购，反映出电信业推崇规模、竞争能力的发展趋势。就此而言，AT&T是全球电信企业学习的标杆。

他表示，在2000年，AT&T重组形成住宅服务、商业服务、宽带服务和无线服务4家独立的部门，在四个领域之内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2001年和2004年2月，AT&T放弃了其宽带和无线乃至住宅业务，因此我们此时谈论的“标杆”已经并非1984年拆分前的那个AT&T，而是并购了AT&T并沿用其品牌的西南贝尔。

曾剑秋认为:“AT&T从拆分到现在，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电信运营商借鉴，其中最有价值的两条经验就是规模效应的应用以及比较优势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