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经济学研究范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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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8-105-2

幸福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幸福。通常大多数人认为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对幸福感的研究应该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任务，经济学应该关注生产、消费、商品、通货等客观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的研究，不应该将幸福感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研究的基础恰恰就是每个个体的主观心理的感受，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提高人类的福祉。这样一来，对幸福感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经济学本来的应有之义。

幸福经济学虽然也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它与传统经济学有着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在对人的行为的假设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而幸福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其次，在理论模式上，传统经济学是规范性的，幸福经济学是描述性的。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讲，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但是幸福经济学则研究如何从根本上增加人们的幸福。因此，幸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资源配置与人类需求

经济学研究的动因就是资源的稀缺，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之下如何配置这些资源，从而达到产出最大化。这种产出，不仅是产品和服务，还包括人们在使用了产品和服务之后的心理满足感。而这种心理满足感其实是无法达到最高点的，同时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从某种角度来说，有限的资源和人类无限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不光是人类福利问题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因此，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就是怎样配置有限的资源来使人类的幸福感最大化，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

二、人性假设与有限理性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中求利仍然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动机，但是面对着复杂的环境，以人们对其非常有限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在其进行行为决策时将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都精确地纳入自己考虑的范围的这种理想的“理性”是不可能的，因而人类本质上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有限理性就是指人的行为和实践的理性是有意识的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1.工具理性行动，指的是行动的手段和目标通过理性的计算来决定；2.价值理性行动，行动也是理性的，但是其手段和目标是有既定的价值体系事先决定的；3.情感行动，指的是行动者以自己的感情或情绪状态来选择自己的行动；4.传统行动，指的是行动者参照习俗或惯例来选择自己的行为。这四种行动类型之间互相渗透交叉，其复杂程度不是经济人假设的外延所能覆盖的。经济学研究只有充分地将有限理性作为重要的条件纳入人性假设当中，才具有现实价值。

三、边际规律与自我实现

边际规律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律，而边际递减规律则是边际规律的一个基础规律。所谓的边际递减规律，就是指在对某一事物的正向的动因增加时，就会换来一定效果；但是当这种动因持续地增加时，这种效果的增加却会越来越少，当正向的动因增加到一定的程度时，无论再怎么对这一事物给予正向的动因，效果都不会再增加。而人类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最理想状态却是要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因此边际递减规律使得人类无法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原则从而使其能够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是人类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我实现指的是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当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并表现出来时，人们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当一个人较低层次的需求（如安全感）获得基本满足之后，他便会转而尝试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自我实现），相应地其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也就会随之提高。但是，由于经济学中的边际递减这一重要规律的存在，使得人们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只能成为空想。唯物史观认为，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成长过程，人类只有在对其自身条件有了正确而清醒的认识之后，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才有可能实现其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最终达到自我满足与社会贡献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之中，边际规律这一客观规律会贯穿始终。

四、市场效率与社会规范

根据经济学的有效市场理论，信息的传递是时而充分的，市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都掌握了完全的信息，可以根据信息作出理性决策。然而，有效市场只不过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状态，实际中影响市场效率的因素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规范因素的作用。

社会规范是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维度的基础。以社会规范为标尺，人们才能得出幸福与否的主观结果。社会规范是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而共同有意创造的社会习惯或惯例，其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在产权、消费和分配这三方面，从而与市场效率紧密相关。从这三者入手，优化其关系，改善其质量，不但可以尽可能实现市场效率，而且可以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五、层次需求理论与幸福方程式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求和生理需求；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求，称为高级需求。低层次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求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求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求取而代之。在其需求层次理论中他进一步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指出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求，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求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求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

就我国而言，建国初期，我党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一阶段，物质生活及其匮乏，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追求低级需求的满足即成为衡量城乡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然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不仅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精神文明建设也初具规模，人民群众尤其是城市居民在低层次的需求普遍可以得到较好的满足，该层次的因素对人的激励力度就大幅减弱，人们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根据五层次需求理论，当个人需求得到满足即达到自我实现时，个人将获得完美的巅峰体验，而这种巅峰体验所达到的程度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式来衡量：

从这个公式来看，幸福取决于两个因素：效用与欲望。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越幸福；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小越幸福。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幸福时，我们假定欲望是既定的，即在某一阶段内欲望可以看作是既定的，当欲望既定时，人的幸福就取决于效用。而效用则指的是人从消费某种物品（或劳动）中得到的满足程度。一般情况下，消费的各种物品越多，所得到的效用也越大。因此，在某一阶段内，幸福最大化=效用最大化=收入最大化。

然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个人欲望不可能得到无限的满足，城市幸福感只能是一种从总体意义上而言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无法再不损害别人幸福感的情况下通过资源的重新分配使某人的幸福感得到增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对于幸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分析解读，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幸福感的研究和测量不仅仅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也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经济学对于研究人类幸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幸福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幸福感和国民幸福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手段，将在学术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傅红春.满足与幸福的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刘正山.幸福经济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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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15-02

当前，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的形式主义倾向。这种研究思路把经济学变成了数学，用定量分析代替了定性分析，把严密的科学论证变成了简单的数学推导，使经济学理论变成了一种完全虚构的假说，丧失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从而导致理论研究的混乱和实际操作的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态度，正确处理好经济学和数学、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从而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一、经济学和数学是性质完全迥异的科学体系

科学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特殊的科学属性，这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规定性，该门科学的发展必须遵循与这门科学相适应的内在规律来进行，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经济学和数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结构和研究内容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科学体系，二者的科学特色、科学范畴、研究思路、作用对象和发展规律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和互相利用，但绝不能互相替代。道理很简单，因为两种科学体系的运作方式和发展方向绝对不可能结合为一体，无法想象两种科学体系有朝一日会合二为一，不能改变科学体系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手段的位置，否则就丧失了科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和特殊意义。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学的研究规律时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十分明显，如果没有抽象分析，仅仅以客观的具体事物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就无法揭示社会科学的本质和规律，社会科学也就不具有一般性和指导性的特征，从而也就丧失了科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分析原则和分析规律，才使该科学具有在更高层次上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功能。数学是一种逻辑严密和计算精确的思维工具，运用这一思维工具来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时，可以起到纯粹经济理论研究所无法起到的功效与作用。数学作为一种语言和方法，实现了经济理论的定量化、模型化和简单化，使之能够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经济系统得以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研究，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直接为经济实践过程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诚然，数学语言和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空间，从而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但不宜人为地把这种功效与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更不宜用数学分析来代替经济学的分析。在中国当前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些研究者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不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科学、合理、有限地运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而是数学语言和方法的使用已经远远超越了科学研究的必要程度，把经济学引入数学，甚至把经济学变成数学，从而使经济学完全变成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的公式和模型的堆积。虽然这些抽象、假定、复杂的公式和模型，对经济活动也进行了貌似严密的推导，但不能忘记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数学语言和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只起着辅助的、从属的作用。数学语言和方法只是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只是作为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辅助，必须密切联系社会经济现象的质量来研究其数量表现。

数学毕竟是一门纯粹的逻辑科学，它是以一套初始假设开始并运用逻辑法则来推导结论，如果初始假设是错误的，无论在假设和答案之间利用了多少复杂的数学，其结论和答案都不是令人信服的。本来有些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说明问题，但研究者却故弄玄虚，极力用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数学语言和方法表达出来，而得出的结论却是人人通晓的一般经济学常识。显然，数学公式和模型并不能够全面反映经济学理论活动的真实世界，亦不能反映经济现象的本质内涵，而经济现象的本质内涵只能通过经济规律的运行才能揭示出来。同时，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实践过程是相当复杂和多变的，还可能会受到制度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几乎大部分是无法量化的，它们根本不存在数学关系。事实说明，如果能够科学、恰当地运用数学语言和方法，把经济学和数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活动的进展。相反，如果盲目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企图将经济领域的困惑淹没在无穷的数学演算中，这样既无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对经济实践过程也会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

二、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

任何一门科学只有演化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科学相结合的阶段时，也就标志着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完善化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只有科学、有效地运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才能促使经济学研究朝着定量化、精确化和严谨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科学。不可置否，经济学完善和成熟的最终标志，显然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科学融合。现在问题的争论焦点，不是经济学要不要运用数学方法，而是如何运用、怎样运用的问题。目前在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学语言和方法运用的范围过泛过滥。尽管数学也是反映人们思维的一种语言，但并非所有的经济学范畴都能转化为数学的语言，有些范畴即使勉强转化为数学语言，也不具有可解性。理由很简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学问，如果试图将经济学进行非人性化的解释，就有可能使经济学变成一种完全虚构和僵硬的假说，活生生的社会生产活动就会变得机械化、程序化和公式化。

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事物的质通过属性表现出来，任何质都是具有一定量的质，没有量也就没有质，同时质又制约着量。经济学研究中的质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而量只是手段和方法。质处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作用；量处于从属地位，起着辅助作用。判断事物性质和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只能是事物的质。尽管定量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代替定性分析的。经济学是主人，数学是仆人，主仆关系是不能颠倒的，数学不能反仆为主。另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这种变化不仅包括质的变化，而且包括量的变化，质的变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量的变化则是经常和频繁的。因此，定量分析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进行及时的补充和调整。

马克思不仅通晓经济学理论，而且通晓数学理论，他是把数学方法成功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的最著名的先驱者。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为运用数学而运用数学，而是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有了定型的把握，即已抽象出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范畴体系，并具有数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度量标准，极力探索把理论加以模型化的最佳路径。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其研究的结果几乎都是通过数学方法推导出来的，可以说是成功运用数学方法的经典范例。社会再生产过程本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复杂体，但在马克思的研究模型中，只是表现为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和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的这种数学模型，十分清晰地表明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活动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动态运动规律和条件。这一模型结构的编排，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但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极具科学价值的有机组合，表达了极其复杂的经济关系和深刻的理论内涵。

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经济学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定性分析的层次上，势必导致经济学研究的抽象化、空泛化和一般化，从而窒息理论的发展，使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相反，如果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这种分析则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也会导致经济学研究的简约化、片面化和硬性化。因此，数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必须以经济学所论证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为基础，数量研究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不至于走偏。同理，经济学的定量分析也是有条件的。换言之，有些经济学范畴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有些经济学范畴则不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有些经济学范畴需要进行全面的、一般的定量分析，有些经济学范畴则需要进行个别的、特殊的定量分析。所以，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管实际需要与否，盲目地、无目的地、一味地运用数学语言和方法去解决经济矛盾和问题，很容易使经济学沉湎于方法论的探讨，拘泥于微观经济体的研究，从而忽略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全局方面的把握与变革。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把经济学的研究引入歧途，甚或走入死胡同，最终导致研究成本的增加和研究资源的浪费。

综上所述，滥用数学语言和方法是不能揭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规律的。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的运作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各种范畴盘根错节，如果用变量来代表，必然是一个极其庞大而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研究者为了方便起见，就只好减少变量，建立脱离现实的假设。又由于这些假设只是提示一些研究结果，根本无法说明为什么应用和怎样应用的问题，结果使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越来越差，实践者不敢使用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思路不仅起不到对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概括，反而容易引起经济学理论的混乱不堪。所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要实现自身内容的重大突破与发展，决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上和形式上的数学语言与方法的应用，应当走出数学化的死胡同，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与数学方法的科学结合，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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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药物经济学; 用药；临床

本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国家开始注重以药物的成本和疗效两方面综合评价药物的成本效益[1]，即兴起药物经济（Pharmacoeconomics、PE）。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医疗保健意识逐渐增强，医药费用也日益增大。由于新药的开发和研制的费用巨大，以及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药品的价格飞速上涨已经成为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一种沉重负担。这样合理使用药品就和药物经济学紧密的联系起来，人们渴望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药物经济学使医院合理用药的标准由安全、高效转变为安全、高效、经济。

1 药物经济学的概念

药物经济学( pharmacoeconmics, PE) , 是以卫生经济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一门新型边缘学科。广义的药物经济学主要研究药品供需方的经济行为，供需双方相互作用下的药品市场定价，以及药品领域的各种干预政策措施等。狭义的药物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基本原理，方法和分析技术运用于临床药物治疗过程，并以药物流行病学的人群观为指导，从全社会角度展开研究，以求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现有医药卫生资源的综合性应用科学。

2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与任务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从整个人群来考虑如何合理地分配和使用有限的医生资源和医药经费,努力使药物既安全高效又经济地为病人服务[2]。

药物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鉴别、测量和对比不同药物治疗方案, 医疗干预措施（如手术治疗）所产生的经济效果的相对比值[3], 也可以对比药物治疗与其它治疗方案不同的临床药学（如血药浓度监测）或医疗社会服务（如家庭病床等）所产生的相对经济效果, 为临床合理用药和经济决策的科学化提供客观依据[4]。

3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范畴[4]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包括: ①药物疗法的经济学评价；②新药的定价；③新药利用评价；④药物处方管理；⑤药品方针政策和赔偿问题；⑥药品和疾病的经济学评价等。随着PE在我国的展开,在不断实践中, 其涉及的范围必将得到进步充实和调整。

4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步骤[4]

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步骤包括以下10 个方面: （1）明确要解决的PE 问题。（2）确立研究的目的。（3）确定用于比较项目及其结果。（4）选用正确的PE 分析方法。（5）根据分析结果确定所耗费用。（6）鉴定资源。（7）建立结果事件发生的概率。（8）应用决策分析。（9）进行费用折扣分析或敏感度分析或费用增量分析。（10）发表研究结果。

5 临床用药中PE 研究的指导作用

5．1 更新药物评价观念：本世纪内西方国家对药物评价观念发生3 次大的更新。①60 年代以前评价药物的关键指标是毒性, 即国家规定上市的药品必须保证无毒性。②60 年代~ 70年代, 政府审批新药时, 不仅要求公司提供药物的毒性指标, 同时还必须证明其有临床疗效。③80 年代后期,人们要求对药物的评价必须注重“病人” , 而不是“疾病”或器官。直到现在安全和有效作为药物评价的二个标准。

5．2 完善药疗方案：利用CBA, CEA 比较药物间及药物与其它医疗措施之间的经济效果在保证药疗安全, 高效的基础上, 通过PE 评价对同一药物的不同来源( 国产, 进口) 、不同剂型、不同给药途径。同类药物的不同品种及不同药物配伍方案等进行比较分析, 从中选择比较合理的药疗方案。

5.3 提高药品管理水平：为避免药品采购缺乏科学的规范, 随意性大, 只考虑医院收益, 对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品控制不力, 较少考虑治病成本等, 应根据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的原则制定有关规章, PE 在这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使药品采购、应用更具合理性, 使药疗费用控制更具科学性, 即不盲目引进又不盲目使用昂贵的进口药品。

5.4 促进医院药学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医院以“药物为中心”的药学服务模式, 逐渐转变为药学监护模式, 即以药疗效果为质量标准, 通过CUA, 使用生命质量评价药物的研究逐渐增加。尤其在高血压、心脏病、癌症、风湿性关节炎和艾滋病药物研究中广泛应用［6］。

5.5 加强对新药开发指导：对药品安全性, 疗效和经济性有深刻理解的药师应成为新药研制的参与者。生产厂家可获得具有针对性、目的性及说服力强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数据, 使新药上市后更具竞争力。

5.6 适应医疗体制改革：国外已实行单病种成本核算法。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要求医院重视提高医疗质量、准确诊断、认真研究药疗, 选用高效、低价药品。我国逐步实施医疗保险制度, 费用的控制, 尤其药品费用的控制十分重要。通过PE 研究, 获得PE 评价的第一手资料。以便更好地实施药物管理和使用, 以适应医疗体制改革的需要.

5.7 PE 研究的现状与瞻望：PE 引进我国为时较晚, 直至近年在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上才有所进展, 研究也才刚起步。在药疗费用控制方面开始遴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并制定了公费医疗用药范围。在我国广泛开展PE 的宣传和研究是医药发展的需要。只管治病不考虑费用的观念将彻底改变。通过改革现有公费医疗体制普及PE 基础教育, 积极开展药物治疗的PE 研究并推广其成果, 增强临床用药费用效果意识, 这些都将对抑制医药费用的过速增长起决定作用。确保临床用药安全、高效、经济。

参考文献

[1] 余漩.药物政策分析及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物政策中的应用研究[D].第四军医大学，2007年

［2］ 谢红光, 周宏颧.药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药物流行病学杂志.1995.4(1);1-3

［3］ 李洪莲.利用药物经济学分析药品价值[D].延边大学，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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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070－005

一、引 言

宽泛地说，语言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把语言和言语行为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加以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它同时也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国外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已有50年的历史，源头在北美和欧洲。一般认为语言经济学最早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经济学教授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2］在1965年提出的，到80年代末蔓延到欧洲的瑞士。这一学科的发展有着特殊的理论和社会背景。在理论上它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为基础，认为语言具有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语言学习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入，学习后所带来的收入的提高是预期的经济效益。从社会因素来看，这一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从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开始的，如加拿大和瑞士。这些国家移民涌入较多，如何制定合理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帮助移民进行双语培训是他们研究的初衷。

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祝畹瑾［3］较早地分析了“语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语言不分大小，都能为使用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最早把语言经济学介绍到国内的是语用学家何自然。何先生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经济投入，它可以补充和取代人类的其他本钱，如知识和技能等；学习外语也是一种经济投入，掌握这种语言就是要取得的预期效益［4］。

近十五年来国内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动该学科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稍作梳理、回顾和总结，并就其发展前景略加探讨。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现状

（一）语言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

1.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无论研究哪一门学科，首要任务都是要界定它的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语言经济学就是研究语言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蔡辉［5］认为广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的经济效果，即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狭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语言过程本身，即从经济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刘国辉、张卫国［1］概括了语言经济学发展的三条主线：一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研究语言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二是经济学研究中语言的语用修辞分析；三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语言的结构、现象及相关问题。比较来看，三条主线的内容涵盖了广义语言经济学与狭义语言经济学的共同外延。

2.研究内容

语言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语言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领域的问题［6］，其内容集中在三个范畴：人力资本、公共产品以及社会制度［7］。在理论层面，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1）语言和收入问题

语言和收入具有一种正向发展关系。目前，语言和收入关系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隶属于特定语言种群的某一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如研究受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的关系；二是研究学习第二语言对收入的影响。语言与收入问题是语言经济学中研究得最为成熟的一个领域，历年来成果显著。

（2）语言和经济发展问题

社会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语言的产生、发展和使用都离不开经济动因的驱使，二者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语言产生的最初缘由应该就是经济要求”［8］。语言的强势发展、扩张会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如秦朝的“书同文”政策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强大；同样，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增强当地语言的生命力，扩大它的使用范围。目前世界范围的英语热、我国粤语的北上、当地人的方言情结以及孔子学院在国外的蓬勃发展等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3）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语言经济学研究得较早、较为热门的一个问题，北美和欧洲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初衷就是要为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服务。国家制定语言政策，一是出于经济目的，就是要使语言的社会总价值最大化，使语言政策的费用最小化，从而达到预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出于语言的使用目的，如为了鼓励国内民众积极使用某种第二语言或为了挽救某一濒危的弱势语言。语言经济学通过研究语言变量与经济变量的互动关系，进而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语言资源，为国家或地区制定语言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与理论支撑。

语言的动态发展说到底也是一个语言政策问题，这种研究理念大大拓展了语言政策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苏剑、张雷［9］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语言交际价值Q值是制定语言政策的一条重要的动态标准，投资于何种语言、研发何种语言文化产品是由语言的Q值决定的。

（4）语言经济学自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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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1602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1 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地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2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2.1 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例如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现象描述法和科学抽象法已经初露端倪,而在斯密经济学说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斯密之后,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渐趋精细化。此后,现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大力发展。

2.2 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研究唯一合理的方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但他并不排除抽象法的功能。凯恩斯发展了演绎法并承认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互补作用,他将西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调和起来,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罗宾斯摈弃了历史归纳主义,他指出了经济学不依赖于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他强调抽象在构成特定假设过程中的作用。奥地利学派对特定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归结于经验事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反对方法论的一元性,主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对将自然科学方法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现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对于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注释。

2.3 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杜恒-硅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科学的修正必须能够产生可检验的引申结论。如果新的理论部分性地被证实了,说明修正是“经验前进的”(empirically progressive),我们就有理由舍弃未修正的理论而利用新理论,而不管新旧理论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及“硬核”(hard core)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莱切斯引入拉卡托斯的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2.4 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正是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以及张五常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围绕着“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这几个核心概念,尽管他们之间的许多著作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内在一致性。

3 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给予我国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启示在于:

3.1 “常无”心态面对经济现象

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3.2 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林毅夫(2001)谈到,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一个从“定义提出假设假说借用分析工具验证假说”的往复循环的过程。

3.3 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套套逻辑一般性非常强,但是没有内容;而特殊性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因为加入的限定性条件太多,其结论是没有可能错的,但也正是其过多的条件限制,使特殊性理论失掉了一般性,这样的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张五常 2002)。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林毅夫 2004)。

3.4 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林毅夫 2001)。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2]亓学太.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评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3]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2,(4).

篇6

会计研究领域内的理论与方法的区别，可以从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区别着手研究，这两者一是回答应当如何，二是回答实际如何，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业界的承认。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两个概念在实际上的不同，即在理论研究目标和结果的差异，也就相当于规范性命题与实证性命题之间的差异，但这种研究结论也不能看做是研究方法本身的概念。根据词典中的解释，理论是一种对事实的推测与演绎，并通过抽象与综合所得出的最终结论，这种结论是对现象发生的原因、性质与作用进行分析与评价，是一种理论上的提法与程式。但是，方法仅仅是指一种途径、手段或者步骤，是一种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措施，属于技术和程序领域的范畴。由此看来，理论与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侧重点的不同，方法侧重于过程，而理论则侧重于目标和结果。但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方法是取得理论的必要工具，而理论则是方法运用后的最终结果。在会计研究的理论体系中，实证会计研究理论是对会计实务的一种解释和预测，是一套完整的范式，也可以对会计实务本身进行陈述与归纳，并且可以对会计实务的未来发展趋向进行预测与判断，包括很多中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与之相对应的是规范会计理论，这一概念是在实际的会计实务中抽象出某种概念与原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会计实务更加科学化与规范化，规定了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在逻辑性上进行了一定的概括与提升。

二、会计研究方法的集合

在会计学的研究领域中，研究方法是借鉴经济学中的一些方法，并且对经济学研究有很强的依赖性，可以说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子集。但是，科技研究方法依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种类，包括传统的研究方法与现代方法两类。但从总体上来划分，这些多门类的研究方法可以归为两种：一是纯粹的归纳法，二是纯粹的演绎法。会计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会计方法和规范会计方法两类，它们分别从不同层面回答了会计学的不同质问题，也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与结论。总之，这两个概念存在一定的区别与不同，但是也在很多流派划分理论中被划归为同一阵营，这又表明两者还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随着会计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两者正在密切融合，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区别正逐步缩小。

三、会计方法的研究范式

如果要研究事物的区别，我们就要详细分析事物的本质特征，这也是会计学研究的重要依据。会计研究方法属于技术和程序范畴，讲究科学性与严密性，并且要经过一系列科学的求证过程。在会计学研究中，运用规范会计研究方法可以运用广泛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和求证，就可以得到逻辑化的会计学模型化理论体系。但是实证会计方法则并非如此，它是运用计量经济学对某一事物进行验证，并且运用假设和推理等方法进行哲学思辨，这在数学研究领域属于统计技术的范畴作为演绎法的一个分支，规范会计方法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所形成的方法论，也可以说是演绎法方法论的具体体现。但实证研究方法则属于归纳法的门类之下，但归纳法却不仅仅是实证研究方法一种，它是一个更为广泛的集合。从逻辑起点上来看，规范会计方法是从研究具体问题出发，它的研究结果是要回答某个问题，是一种答复性的问题分析法。而实证会计方法这是先确定某一检验研究目标，并以目标为引领采取具体的研究方法，以证实或证伪两种结论作为研究的途径，并分析最终的研究结果是何种结果。

四、选择工具主义作为会计研究方法

根据上文阐述可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在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不管是证伪法还是科学研究纲领的引导无不如此。那么，随着经济学门类的不断增多，很多经济学流派也在同时兴起，证伪主义又成为了一种较为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面临着不同新兴哲学思想的挑战与入侵，在很多学科门类的交叉点上，成为一个不断变化的研究领域。现如今，会计研究方法并不太侧重于哲学思想的思辨，而是将方法与工具放在首要位置，现代的这种差异可以归为方法论层面的差异，而不单单是对方法论本身的研究与选择。在实际的会计研究中，工具主义也影响着研究过程的方方面面，它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展，是目前为止较为实用和有利的一种研究方法，淡化了哲学思想的辨析和方法论的认识。对于这种发展趋势，我们在认清其优势的基础上，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那就是工具主义过于忽略了科学与研究的理论指导，而且会受到多种门类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实际的会计研究中会出现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弊端，这一问题需要会计研究领域的学者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篇7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篇8

将人之利己性即人利己的经济本性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坚实基点和起点

一门基础性的经济学建立在什么根基之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以什么作为前提？无可回避的，是对人自身经济属性的认识。假如连这个基本的问题都真假难辨，一切都将是枉然。本书系统总结了作者多年来对人作为“经济人”特征的研究，明确提出：根据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来看， 这里，利己性是排他性的，并不包含利己利他的两面性，也无利己会利他的必然性。利己是“经济人”的一元规定性，是理解整个经济学的一把钥匙。

该书坚持认为，人之利己性是人类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本性。针对有些学者借口有人单纯追求货币利益、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眼前利益，因此否定人的利己属性的认识，指出“‘经济人’利己性涵盖十分广泛，并不局限于金钱财富”，“利己性作为个人追求自身最大化利益的表现，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针对一些人在特殊场合出现的“利他行为”，指出“一个人为什么会发善心，对别人产生同情，慷慨帮助别人，不排除就可能出于利己的考虑，并不改变人利己的本性”。“在经济学中，‘自利原则’作为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是不可证伪的，它不仅是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阿基米德支点”，同时也是用于解释人类行为最有效的工具”。针对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从恶的角度看待“经济人”的自利特性，指出“追求自身利益和享受是人的一种固有的本能倾向或行为动机，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既没有先天的美德，也没有先天的恶行。对于利己孰善孰恶的判断，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量”。人类要改变的，不是利己之本性，而是规范利己的行为，改变不平等的经济利益关系。

纵观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人”的研究，该书作者的认识应该比较彻底和到位。

在人之利己性这个维度基础上，强调利己行为之规范性

在肯定人的利己性、保护人的利己权利的基础上，该书进一步指出：经济学仅仅揭示人的“经济人”属性是不够的，必须认真揭示“经济人”心理特征及其产生的行为影响和后果，从而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约束。正是人之利己性的客观存在，才提出了利己行为之规范的问题。否则，如果人是利他的，人类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完善就是一个伪命题，甚至道德劝导也属多余，整个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该书作者明确指出，“当人的利己行为不只跟本人有关，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和关系的时候，必须参加与他人的合作和协作以后。如果没有外在的限制和束缚，往往会出现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而影响和损害他人与社会利益的情况。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事情”。比如，“人们心照不宣地希望：与别人一起劳动的时候，自己劳动的付出比别人少，但得到的比别人多；在与别人交换产品的时候，最好是别人吃亏，自己得益；在与社会协作中，最好别人是诚实守信，而自己如果不被发觉或没有惩罚条款的话，却从欺骗别人中获益；在社会分配问题上，最好是自己占有比别人多得多的资源财富，让别人有求于自己；在权力与义务上，最好是自己拥有的权力很大很大，承担的义务却很小很小……”。

如何在不改变人的利己属性前提下，规范和限制个人的行为，保证人的利己行为不影响、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这就要求在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范围内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构建良好的利益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保证人们自身利益的满足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前提。这也是经济学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第二个维度。否则，光有人之利己性，却缺少行为之规范性，人类经济必然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设计违规成本大于违规收益的制度，确保每个经济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们既要从自己的经济行为中获取利益，又要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为违规行为担负的责任。

宏观调节之有效性将经济学上升到最高层次

该书提出，承认人的利己属性、保护人的利己权利、加之以必须的行为规范，只是满足了微观的基本规定性。但微观上有效的经济活动，在宏观上并非一定有效。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问题市场没办法自行解决，必须依靠第三方的力量，发挥第三方的作用，即通过宏观来协调微观的利益矛盾关系。在本质上，宏观主体对经济调节与管理的职能（在广义上，调节也可以纳入管理的范畴）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微观的东西，而是微观自利的内在要求，是微观自身难以自行和自发解决的难题。

篇9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篇10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21－05

一、语言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

应该说，经济理论是人们对人类相互作用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经济理论仔细分析了社会体制的设计，语言从部分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交流的机制。语言是制定决策和形成判断过程中的核心工具，可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它的范式和本体论基础是什么？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定性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由来，语言经济学者都普遍认为源于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特性，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许多经济学者借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把语言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探讨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所具有的经济势能。最后由格林（Grin，Francois，1996）给出了语言经济学的这一定义，他认为语言经济学就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引入经济活动中来，探讨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并在探究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从此语言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国内的研究也是继承和发展了格林的相关理论，始于21世纪初，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格林虽然定义了语言经济学科，但是后来许多学者对Language of Economics 还是Economics of Language难以作出统一和规范，以至于张卫国借用了法经济学的命名惯例，称之为Language and Economics①。经济学界很少关注语言，或者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思考，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没有弄清楚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没有把一些语言现象上升到理论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2YJA2H200）、2011年度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语言经济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B125-27）和2009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语言技能与劳动收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ZR2009HM006）的研究成果。

篇11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篇12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描述主体、客观世界的基本关系（见图一）。小椭圆表示主体，大椭圆表示客观世界，中间虚线椭圆表示方式、方法，属人的认识范畴。

主体与客观世界是通过“实践”联系的，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实践可以抽象为三个基本过程：1、主体根据自身的经验或间接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经验，产生方式、方法。2、用产生的方式、方法指导在客观世界中的实践。3、主体在客观世界中实践的结果就是实现或未实现主体自身要达到的“目的”或“目标”（“目的”的中间过程）。通俗地讲，这种结果就是成功或者失败。人类的实践就是在三个过程中周而复始地进行。

二、对经济学的理解

其实“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是人类实践的起点和归宿。 所以我们将经济学理解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实践，以便最优实现其“目的”的学说。

这样，经济学成为一门工具性理论。它与社会学的区别在于：社会学研究社会的现象、面貌、本质；而经济学是指导主体实现其“目的”的工具。这相似于物理学与数学的区别：物理学研究物理世界的本质、现象：数学则是工具，专门研究抽象的数量关系。

由于不同类型的主体，其实践的“目的”不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也不同。所以经济学应该按照主体的类型进行分类。主体主要有四类：个人、企业、国家、全世界。经济学相应划分为：个人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家经济学、世界经济学。

个人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人如何取得成功的理论。企业经济学就是企业经营学，是研究企业如何盈利、如何发展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已经研究得很深透，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国家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未引起足够重视，仅有19世纪的德国，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进行过研究，不过其方法主要采用历史的方法，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有待我们深入地研究。世界经济学在当今的政治格局下无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1、目的原理

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必须从“目的”出发进行研究，把“目的”作为起点和归宿。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逻辑严密的科学。而现行的西方实证经济学则犹如茫茫大海中的无头船。它总是试图去实证、预测、描述、模型化，其实意义都不大。因为它忘记了根本――实践的起点和归宿。

具体来讲，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1.弄清楚所要达到的“目的” 。2.在理论上弄请楚能够最优实现 “目的”的理想状况是什么？ 这相当于从“目的”出发去推理一套方方面面的理想标准。3.用理想标准全面评价现状，发现方方面面的差距。4.采用系统化措施缩小差距，最优实现“目的” 。

2、叠加原理

此原理描述了主体获得成功的前夜，各种各样的因素，互相叠加，综合作用，促成成功。而在平时需要大量时间，做大量工作打基础，使各方面各层次发生微小的量变。虽然这种量变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是一种必要的积累，这些微小的量变终会叠加，综合作用，促成成功。不抓量变，质变就是空话，机会来临时抓不住。

在这些因素中，主体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方式、方法尤为重要，真正能够做到“正确”二字的话，成功就会变得很容易，就是一、二个周期就能实现的事。之所以会出现“失败、失败，再失败……直至成功”的现象，就是寻求正确的认识及正确的方式、方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不断反复，多个周期地试验、总结。

四、主体竞争学说

事实上各主体之间是一种有形的、无形的竞争关系。人跟人的竞争，企业跟企业的竞争，国家跟国家的竞争。

从这一角度去看“成功”、“失败”就会更清楚，更明白。大家都做得到，就无所谓“成功”；大家都做不到，就无所谓“失败”。“成功”、“失败”是相对所有的主体而言的。只有踏踏实实不断努力的主体，才能超越别的主体，才能抢占先机，夺取资源，不断走向良性循环，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

五、浅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错误

1.西方主流经济学受到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坚持科学知识内容的客观性，排斥主体性，防止主体对客观认识的扭曲。但是经济学的研究恰恰不能排斥主体性。相反，必须首先按照研究主体所站立场、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进行分类，并且将所要达到的目的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归宿。从目的制定规范，用规范评价现状，改变现状，最优实现目的。

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逻辑严密的科学。不明确立场、目的，经济学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篇13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